可能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当一个人想起另一个人的时候，对方却能同时感觉到；突然感觉到有人要给自己打电话，结果电话很快就响了……

我们通常称之为“心灵感应”，两个人之间瞬间的信息传递就是如此微妙，只是长期以来，我们要么认为纯属巧合，要么干脆斥之为迷信、伪科学。

心灵感应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是1882年英国“心灵调查协会”的专家弗雷德里克迈雅斯提出的，它被认为是一种不通过感官，而以某种不可见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能力，是一种超感官知觉，又称心电感应。心灵感应常和透视,预知,意念力,转世等类似现象被归为一类， 统称为超心理学。

三十年代的甘兹菲尔德实验很经典。“接受者”躺在睡椅或床垫上，两眼分别罩上半个乒乓球，并通过耳机播放白噪声，以此蒙蔽其感官知觉，放松身心。“传递者”在其他房间试图用意念来将其观察的一幅图片发送给“接受者”。接着，“接受者”被要求从四幅图片中选择一张他们脑中所感应到的。评估者预测会有25%的精确率，但事实上精确率达到了令人讶异的35%。这个比例虽然不比统计学上的理论数据高出很多，但是它或许揭示了心灵感应的确存在。

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和奥秘，人类暂时还无法解释。好在，科学对一切未知的东西，并不轻易否定。

最新的量子物理学研究揭示了宇宙中所有物体之间的相关性。比如两个一起创造出来的电子，假如你将其中一个送到宇宙的另一端，不管距离多远，另外一个电子都会马上与这个电子有相同反应。这是可以解释所有东西如何连结在一起的其中一种解释法。爱因斯坦称之为“魅般的超距作用（spooky actions at adistance）”，现在我们称它为量子纠缠。

对于梦境心灵感应，科学家弗洛伊德（Freud）曾经观察心灵感应对精神分析思想的影响，研究各种场合的梦境心灵感应，相信心电感应的存在。尼古拉特斯拉也表示：“科学家开始研究非物理现象的那一天起，科学会在十年间进步的比之前几个世纪都多。”

梦境心灵感应的研究

据加州塞布鲁克大学（SaybrookUniversity心理学教授Stanley Krippner所说：“大量的传闻和临床资料的存在支持心灵感应影响梦境的可能性。

Montague Ulman博士1960年，开始在纽约布鲁克林迈蒙尼德医疗中心（Maimonides Medical Center）进行一些实验，用来测试人们可以被引导做出随机题材梦境的这个假设。他们在睡觉之前可以选择要做哪种梦，内容不设限，从艺术品、电影、照片或其他东西。实验开始不久，心理学教授Stanley Krippner也加入了Ullman的实验，他的背景令人印象深刻，包括梦境科学研究、心理学与超心理学。他们进行了超过十年的这项实验，并收集了大量的统计结果。

实验中通常有一个“心灵感应传送者”与“心灵感应接收者”。在他们被分配到完全隔离的房间，开始睡眠之前会在实验室先认识一下。心电感应传送者要睡觉的房间里有一个信封，里面有照片或图画之类的东西。接收者在快速动眼期（REM）开始没多久就会被刻意叫醒，让研究人员可以记录梦境报告。

梦境心电感应的实验

有一个梦境心灵感应实验成果非常卓越且让人难以忘记，传送者信封里的目标主题是Edgar Degas的画作“舞蹈学院（School of Dance）”，里面描述几个年轻女性在一间舞蹈教室中。根据Kripper所说，接收者们的梦境报告里包括“我在一间有几个人的教室里，有点像学校”或是“有个小女孩试着要找我跳舞”类似这种内容，这些结果很有趣，某人可以影响另外一个人梦境的这种说法开启了很多可能性之门。虽然我们不知道资讯传送的过程，也无法看到发生在脑与脑之间的传输，我们只能证明这件事的确存在。这在我们进行超自然现象相关科学研究的时候常常发生：我们知道有什么东西正在发生，但不知道如何发生。

另一个由Krippner与Ullman进行的精彩实验是在1970年3月15日。在这个实验中，Holy Modal Rounders摇滚演唱会中的一大群听众被选来送出心灵感应。一个叫做Jean Millay的当地媒体艺术家负责让这些心灵感应传送者做好“目标准备”，由负责该演唱会舞台灯光秀的Lidd Light公司协助她进行这项工作。在大萤幕打出主题影像给这群传送者看之前，她将一份有关方向的简短言语集交给听众。用六台幻灯机打出彩色胶片，内容关于老鹰与他们的筑巢习惯，以及世界上各式各样的鸟类资讯（包括神话中的鸟，如凤凰）。这项工作是在Holy Modal Rounders演唱“如果你想成为一只鸟（If you want to be abird）”时进行的。

自愿参与实验的心灵感应接收者有五个，他们分布在距离传送者半径100英哩内的地方。这些接收者都知道演唱会的位置，并且被告知要在半夜记录他们看到的影像（正是心电感应送给他们的时间）。

根据Kippner所说：“其中一个心灵感应接收者Helen Andrews回报说：好像是神话中的东西，像是狮鹫还是凤凰，第二、三、四个参与者报告‘蛇’、‘葡萄’和‘在火焰中的胚胎’影像，第五个参与者是知名的美国唱片歌手Richie Havens，他回报说，他在半夜闭上双眼，看到‘许多海鸥飞过水面’。Havens和Andrew回报的都与目标材料有直接关系。”

不说话的自闭症患儿更具心灵感应能力

自闭症是一个医学名词，又称孤独症，被归类为一种由于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其病征包括不正常的社交能力、沟通能力、兴趣和行为模式。 自闭症是一种广泛性发展障碍，以严重的、广泛的社会相互影响和沟通技能的损害以及刻板的行为、兴趣和活动为特征的精神疾病。我们所说的自闭症范围广泛。一个自闭症孩子可能能够完美沟通，执行正常的日常生活任务，而其他的孩子几乎不能移动，还有一些人根本不能沟通。而有些这样的孩子被称为自闭症「奇才(savants)」显示非凡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它更常被称为自闭症障碍儿童（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一名自闭症儿童家长的日记中，日记中记录着孩子不到两岁时就能认识26个字母，但平时不说话、爱哭、而且拒绝与他人对视。有的医生根据孩子的症状，在孩子3岁将其诊断为弱智，但家长很不理解，自己的孩子只是性格古怪些怎么可能是弱智呢?到了孩子3岁时，可以认识3000~4000字，爱开玩笑，但更加固执，还常攻击人。更令家长担忧的是，孩子还出现了一些“怪癖”：时常自言自语，喜欢重复公交车报站的声音，还能将站名背得清清楚楚;每天晚上将袜子固定地放在床下;爱看欧洲的言情片，还爱听天气预报。

曾在哈佛大学任教的黛安·鲍威尔（Diane Powell）医生一直对人类的意识感兴趣，特别是对这些有天赋的孩子的特殊能力以及他们如何帮助我们增进对意识奥秘的理解。

鲍威尔博士一直致力于自闭症研究，与重度自闭症患儿“交流”长达数十年，她的工作本身已经显示出有说服力的心灵感应能力证据。以下的视频是她与多名不说话自闭症儿童进行的测试例子。有个特殊的孩子达到了100％的命中率，而全部的孩子的总和命中率达到了90％。鲍威尔在视频中解释说，她想进一步研究这些孩子，去详细记录他们心灵感应的细节。

（点击图片观看视频）

超感官知觉不是伪科学

2004年《自然神经科学》发表过一篇加拿大科学家的论文，该研究清楚地证实了有些视觉信息并没有进入知觉处理，却直接进入了包括杏仁体在内的其他脑区。

　　这篇论文的作者是加拿大心理学家罗纳德·任辛科。他找到40名志愿者，将他们分成两组。这些志愿者被要求观看在计算机屏幕上闪现的一系列图像，每个图像在屏幕上停留大约1/4秒，接着被短暂的空白灰屏所取代。第一组志愿者观看到的图像之间存在细微差别，而第二组志愿者前后看到的图像则是完全相同的。

　　结果显示，第一组志愿者中有12人在504次测试中，有82次报告说，在他们能确认图像发生的是什么变化之前，就已感觉到图像发生了变化，这有点类似于平时我们所说的凭直觉。

　　实验数据显示了这样一种现象，对于这些快速呈现的细微区别，志愿者虽然无法明确指出，但是相当多的人凭借直觉做出了准确的判断。

　　此外，2005年，美国休斯顿莱斯特大学的心理学家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对志愿者处理视觉信息的部分脑区进行刺激，使他们人为地短暂失明。虽然志愿者一时看不到图像，但当让他们判断眼前屏幕上的线条是垂直还是水平时，准确率达到了75%。这些实验表明，我们所意识到的信息，只是大脑接受并处理信息的一部分，只是他们“到达”了意识层面，能够被我们用语言描述而已。

　　有时候的第六感就是“直通车”式的信息处理方式在起作用，让我们能够凭直觉察觉到一些异常。例如，在与人交谈时，我们能够感觉到对方紧张或忧伤的情形，而你无法说出判断的理由，只是“觉得”。虽然对方极力掩饰，但你的感觉系统还是注意到了这些细微的变化，成为了你的直觉。

　　预知危险 为生存进化的“适应力”？

　　能够预知危险也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冥冥中有超自然的“第六感”存在。人类有可以预知危险的能力。比较知名的是，交流电之父尼古拉斯·特斯拉，在泰坦尼克号首航前就预感到危险，而让银行家皮尔庞特·摩根放弃了登船。

　　英国生物化学家罗伯特·谢尔德认为，这种预知现象并不是超自然的能力，可以从生物角度得到解释，它是正常的动物行为，经过了数百万年的演变，是为适应生存的需要而形成的。

　　在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一些对事物直接因果关系的感知能力深深地镌刻在人类的潜意识中，这被生物学家称为“适应力”。通过这种适应力，人们能够做到某种程度的“未卜先知”，从而避免受到伤害。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科学家经研究证实，人类大脑中确实存在着一个具有早期预警作用的特殊区域前扣带皮质，它位于大脑额叶的上半部，沿着区分左右脑的隔膜分布。这个区域可以监控外界环境线索，同时衡量环境变化可能会给人体带来的后果，并调解人们的行为以避免危险情况的发生。还有研究表明，多巴胺在训练人类大脑额叶部的前扣带脑皮质在“应该什么时候发送预警信号”的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

By xinji

现代进化论认为：生命的种族、繁衍、生长、死亡等过程都是基因决定的。基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证自己的存在和延续，基因最关心的是个体的生存和繁殖。

有一些表面的利他行为，比如父母花费很大的代价养育子女等等，我们常常误解为这是个体为了群体利益牺牲自己，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父母养育子女是为了基因能够延续下去，获得进化的机会。

这个真相很残酷，人活着似乎跟其他动物没什么区别，那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陷入了迷茫。当年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时，就遭到很多人的攻击。即使是现在，也依然有很多人不认同进化论。

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人类是进化的产物，但正是由于进化，人类才产生了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可以让人类摆脱基因的控制，帮助我们寻找人生的意义。

一、生命是如何产生的？复制基因与自然选择

1、复制基因。最初地球上只有岩石和一些气体，后来出现了水，这些水汇集起来，形成了海洋。 在火山、闪电以及阳光的作用下，有机物出现了。一些科学机构做过实验，他们模拟地球最开始的条件，结果获得了组成DNA的有机物质。美国宇航局前几年也在火星上发现了有机物质，说明只要满足一定条件，有机物质就会出现。

这些有机物在海洋中自由漂浮，受到太阳紫外线之类的能量影响后，会进一步结合，形成大一些的有机分子。这种结合是很偶然的，也是随机的。在某个时刻，一个能够复制自己的大分子出现了。这个过程当然是很漫长的，就像我们买彩票一样，如果时间足够长，比如说连续买两亿年的彩票，总有几次能中奖的。

对于复制基因来说，只要出现一次就够了，因为复制出来的基因都会继续复制自己。 基因在复制过程中一定会出错的，当然了什么时间出错也是偶然发生的。就像人抄写书本一样，总会出现几个错误的地方。于是，时间一长，原始海洋中就会出现不同种类的复制基因。这些复制基因是地球上生命的祖先，也是人类的缔造者。

2、自然选择。原始海洋中有不同种类的复制基因，这些基因会一直复制下去，数量越来越多。基因在复制过程中需要消耗资源，但海洋中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复制基因为了生 存，不可避免的会争夺资源。在争夺的过程中，复制基因会互相搏斗，当然了它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进行生存斗争，也不会动感情。

在竞争的过程中，那些更长寿、复制速度更快或者精确性更高的基因才有机会存 活。一些品种的基因可能会灭绝。而有些基因复制出错之后，反而变得更强，这些更强的基因会自动的延续下来，并且在数量上成倍的增长。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些基因可能会采用消灭对手的方式来加强自己，将对手直接变成自己的资源。而另外一些基因可能会把自己裹在蛋白质外壳中来保护自己。

经过漫长的时间之后，这些改良过的品种会被积累下来，第一批生命细胞就这样产 生了。生命细胞只是基因为了生存创造出来的容器和运载工具，也就是说生命体只是基因的生存机器。 最原始的生存机器只是一层保护膜，但是竞争并不会停下来，更有效的生存机器会 陆续出现，生存斗争会逐渐激化。生存机器的体积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复杂，数 量越来越多，海洋中的原始资源被消耗完。 这时，一部分生存机器进化出了利用光合作用获取资源的能力，地球上便出现了植 物。另外一些生存机器可以直接吃掉植物来保证自己的生存，这些就是动物。

随着时间推移，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生存的技能会越来越熟练。除此以外，还有新的生存方式出现，比如细菌、病毒。 地球上的生物越来越丰富，复制基因分子之间的竞争变成了生存机器之间的竞争。 为了争夺稀有的资源，吞食其他生存机器，避免被其他生存机器吃掉，基因之间产生了合作，于是就出现了大型生物，最终诞生出了人类。

二、基因是如何控制人类行为的？ 在竞争中，为了生存和繁殖，这些合作的基因需要为生存机器制定策略。动物会一直寻找并捕获食物，避免自己被抓住或者吃掉；气候发生变化时，它们会想办法保 护自己；它们会寻找异性伴侣繁衍后代。

一切生物包括人类的生老病死，都只是 基因制定的生存策略。基因为什么要事先制定策略，而不是随时指挥生存机器的行为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环境一直在变化，基因的反应在时间上是滞后的，它做不到随时指挥生存机器。 比如说树是不能移动的，如果突然有一颗石头砸过来，那么这棵树只能被砸死，基因也就死了。

对基因来说，要在这种情况下生存，生存机器就必须能够抵挡石头的 撞击，但是被撞击的那一刻这个功能是不存在的。 我们遇到的危险和问题都是未知的。你从一棵树下走过的时候，树上可能有一条蛇会攻击你，这种情况基因是不可能事先预知的，它无法知道哪棵树上藏着蛇，也不 知道蛇会不会发起攻击。蛇突然袭击的时候，基因也来不及反应。基因只能预先为动物准备一套神经系统，让神经系统执行基因的策略，让大脑进行判断，下达指令。也就是说，动物的行为只是在执行基因的策略。 基因设置的策略就类似程序员预先写的一段程序，这段程序只是预设了一些目标和 规则，就比如电子游戏，游戏中的人物动作只能按照程序设定运行。经历了漫长的 进化历程，基因为了生存机器会不断提升和改进策略。

人类的生物行为，都是在执行基因的策略。以衰老为例，人体内有很多基因，每一种基因都想要让自己复制，从而得以保存。自然选择会清除掉那些不成功的基因，只留下成功的。 人体中有一种衰老基因，如果衰老基因让人在两三岁时衰老，人还没有生育，它是没有机会复制并遗传给后代的，也就是说它是不成功的。如果它让人在五十岁开始衰老，在这个时间人已经生育过后代，那它就有机会遗传下来，它就是成功的基因。

经过漫长的进化岁月，这种会让我们年老体衰的基因不断积累，越来越多，我们就都得面临衰老和死亡。也就是说，人类的衰老和死亡只是某种基因活动积累下来的副产品。你会发现，人类其实只是基因的临时工具，只要人死在生育了足够的孩子 之后，基因就成功了，而这个人怎么样，基因其实是不管的。

再看养育后代。孩子分别从父母那里继承了50%的基因，也就是说孩子身上有一半的基因跟父母是 一样的。对于基因来说，当然会尽可能让自己的后代存活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血浓于水”的原因。

你身上的某个基因，出现在你同胞兄弟或者儿女身上的几率是1/2，它出现在你第一代堂兄弟身上的几率是1/8，出现在第二代堂兄弟身上的几率是1/32，出现在第三代堂兄弟身上的几率已经降低到1/128。这个比例，已经和同一个基因出现在随意两个陌生人身上的几率接近了。在现实中，亲戚关系越远，感情就会越淡薄，和基因的相似比例是一致的。

人类社会中还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一个家庭中如果有几个孩子，有一个孩子，一般是小儿子常常会得到偏爱。这也是基因选择的结果。父母所获取的资源总量是相对有限的，在远古的时候甚至还会面临食物短缺的风险。基因的原则是尽可能多的 让自己的后代存活，最小的孩子是最弱小的，大一点的孩子一般很快就可以自己寻找食物，有限的食物就会优先用来喂养最弱小的孩子。这种策略形成之后，如果母 亲已经确定自己正在哺育最后一个幼儿，它就可以尽情倾注全部的资源，偏心就是这样形成的。

除了偏心，我们还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女性的生育能力会突然消失，而男性的生育能力是随着年龄逐渐降低的。从自私的基因理论来说，女性到了一定年龄不再生育，而是把资源投注在孙子辈身上，可以让基因更加成功。毕竟年轻女性生下的 后代比年老女性的后代会更加健康，更有利于基因的存活。 还有被女性诟病的男人出轨现象，也是男人的基因中存在“尽可能多地播种”这个原始设定导致的。既然人类的衰老死亡、甚至亲情都是基因保存和复制自己的需要，我们是不是只能生活在基因的安排中，任由基因来决定生活方式呢？

三、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人类这个生存机器的特殊之处在于，我们拥有自我意识。我们可以思考和做出决定，这些决定可以违背基因的策略，我们也因此可以去定义自己的人生。自我意识产生后，生存机器就从基因那里获得了解放，变成有判断能力的决策者， 人类也就可以拒不服从基因的命令，比如，基因希望我们生孩子，但是人类可以采取避孕措施来对抗基因的命令。

在自我意识的作用下，人类产生了一种新的复制基因，这种复制基因就是我们的文化（本书中叫meme迷因）。文化通过我们的自我意识进行传播，它通过模仿进行复制，比如说一首歌、一 本书的内容或者一个信仰。 这种文化基因的复制传播跟基因的复制很类似。对人类来说，文化的复制比基因复 制更加重要，比如说孔子的基因传到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但是孔子的思想却能够一 直保存到现在。

基因在复制自己的时候是盲目的，无意识的，完全按照进化机制进行，只关注眼前 利益。但是人类有预见能力，能看到长远的利益。我们可以控制那些由基因控制的自私行为，表现出真诚无私的利他行为。 比如人类可以控制对野生动物的猎杀行为，保持生态环境。而自我意识薄弱的动物常常会在无节制繁殖之后摧毁整个生态。

纳粹种族理论

纳粹党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制定并阐明了后来称为纳粹主义的思想。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思想家，确信自己已经找到了理解极其复杂世界的关键。他相信一个人的特征、态度、能力和行为是由其所谓种族构成决定的。在希特勒看来，所有种群、种族或民族（他互换使用这些术语）都有其内在特征，这些特征一成不变，代代相传。没有人能够克服种族的先天特质。所有人类历史都可以从种族斗争的角度来解释。

在构建他们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时，希特勒和纳粹借鉴了 19 世纪晚期德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思想。和他们之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样，纳粹认为人类可以分成不同“种族”，每个种族都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从人类在史前时期首次出现就已存在并且通过基因遗传。这些遗传特征不仅涉及外表和生理结构，还会影响内在的精神生活、思维方式、创造和组织能力、智慧、文化品味和鉴赏能力、体力和军事才能。

纳粹还采纳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关于“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对纳粹而言，种族的生存依赖于繁衍能力，积累土地以支持和养活增长的人口，以及维持基因库纯度的警惕性，从而保存“自然”赐予该种族以供其在生存斗争中获得成功的独特“种族”特征。由于每个“种族”都寻求扩张，而地球上的空间是有限的，因此生存斗争就“自然而然地”导致暴力征服和军事对抗。因此，战争 — 甚至是持续战争 — 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一部分。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通过种种对民族外表行为和文化、积极和消极的刻板印象来定义种族，宣称它们根植于生物遗传，不可改变，与时间、环境变化、智力开发或社会化无关。对于纳粹而言，一个种族的成员不可能同化到另一种文化或种族群体中，因为原有的遗传性状无法改变：他们只会通过所谓的种族混合发生退化。

什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2020年的新冠疫情应对中，针对一些国家的医学专家提出的“群体免疫”的概念，有人将它评价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死灰复燃”。这个概念也常出现于中文语境下其他的公共事务讨论中。对许多人而言，字面上的它看似熟悉，却又难以让人给出详细的定义。究竟什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与提出进化论的大科学家达尔文有着怎么样的历史渊源？

最早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系统分析和梳理来自美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所著的《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书。此书由霍氏的博士论文扩展而成，在1955年甫一出版即引得洛阳纸贵，并获得第二年（1956）的普利策奖。虽然该书的影响力被认为稍逊于他的另一部获奖作品《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但它仍是了解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话题最重要的必读书目。本文以这本书的内容为主线，试图寻找这一思潮的历史脉络、发展和没落的过程。或许这将有助于在今天了解这一历史久远但又常被提起的概念。

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泛指在十九世末期在西欧和北美一度流行的，一种将英国博物学家、地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思想中“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理念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论。虽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不同流派在谁是“适者”、社会如何实现“适者”的支配机制等理论细节上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通常认为在人类社会中，“适者”占有更多的财富和权力，“不适者（被淘汰者，弱者）”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符合进化论的思想，有其合理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被用来做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威权和极权主义、人种优化理论、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阶级矛盾等存在合理性的理论依据，其形象是非常负面的。

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是所谓的“达尔文主义（Darwinism）”，最初由英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在他1861年所撰写的书评中提出，用以代指脱胎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的、关于进化或发展的一系列被泛化的概念。赫胥黎积极维护他所理解的达尔文学说，被戏称为“达尔文的斗牛犬（Darwin’s Bulldog）”。但同时，赫胥黎提出的这个概念又不严格遵循达尔文的科学思想，将其拓展到自然科学以外的领域。这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后来得以出现的原因。

崭新的达尔文国度——美国

社会达尔文主义早期在美国得到发展并迅速地壮大。霍夫施塔特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在某种程度上，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可以说是一个“达尔文国度”。

进化论的提出者达尔文来自英国，但美国给了达尔文不寻常地迅速又富有同情心的接纳。查尔斯·达尔文的皇皇巨著《物种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于1859年在英国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此后第二年，它就来到了新生的美利坚。但美国人此时正关注着一次重要的总统选举，国家也处在内战的边缘，因而这本书的出版起先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仅仅在科学界被阅读和讨论。但内战后的短短几年之间，这本书在阅读非常普遍的美国国民中就变得十分流行。到了1870年代，美国科学界和不少公众已然将进化论的思想作为一种事实接受。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在1869年授予达尔文荣誉会员的称号。而他自己的母校剑桥大学十年后才授予他荣誉学位。美国科学家不仅迅速接受了这一科学理论，而且对它贡献颇多。接受过启蒙、并且阅读量巨大的美国民众对部分基于达尔文主义建立起来的哲学和政治理论，给与了热情的欢迎。第一个将进化论的思想系统地应用于其他领域的斯宾塞，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也远远大于他的祖国。霍氏在书中提到一个细节：美国社会改良家亨利·毕彻（Henry Ward Beecher，1813-1887）曾在给斯宾塞的信中写道，“美国的独特国情，让您的作品在美国比在欧洲结出了更丰硕的成果。”

在书中，作者详细介绍了几位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产生及其在美国的成型和传播过程中产生了重要作用的三位主流知识分子：赫伯特·斯宾塞、威廉姆·萨姆纳和莱斯特·沃德。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ser，1820-1903）是英国哲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是整个西方世界十九世纪末期最为知名的知识分子。“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说法，就是斯宾塞在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后，在他的作品《生物学原理（Principles of Biology）》中首先提出的。

斯宾塞的思想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物。他本身是一个土木工程师，出身一个低等中产阶级家庭。他曾经在鼓吹自由市场的杂志《经济学人》工作。英国发达的科学与活跃的思想让他发展出“综合哲学（synthetic philosophy）”的概念，试图整合人类在具体领域内——比如物理和生物学——的知识而产生出一套有机和谐的、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解释世界的宏大理论。除了“自然选择”的概念产生自达尔文，斯宾塞还广泛地阅读了热动力学的有关科学家，包括焦耳，开尔文，亥姆霍兹等人的科学论著，也将“能量守恒”的理论介绍到解释社会的工作中。

斯宾塞发展出一整套极具包容性的“进化”观点，认为物理世界、生物机制、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都处于一种前进的发展——“进化”之中。他认为所有伦理的基础，是人类对于自身所生存的环境的适应（adaptation），而邪恶的根源则是“对环境的不适应性”。最终，会发展出一种适应文明生活的道德体系。因而人类的完美性不仅可能，而且不可避免。在晚期的作品中，斯宾塞呈现出一个极端保守的思想家的论调：他反对国家对于“自然”的干预，反对一切国家对于穷人的救助。斯宾塞认为他们“不适应”社会，应该被淘汰掉。也许令今天的读者无法接受的是，斯宾塞还反对国家邮政系统，国家支持的教育和卫生系统。

斯宾塞的思想最先在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流行起来。在这里，美国文艺复兴和一位神论的兴起已经开始了打破旧有思想，包容新思想的风潮。到了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三十年，想不与斯宾塞的思想打交道而立足于任何知识领域几无可能。所有第一、二流的哲学家都会在某个时间段与斯宾塞有交集。流行杂志中刊载他的作品或者介绍他的文章的那些页，通常会被读到有许多褶皱。当时那一代人，视格兰特将军为他们的英雄，而斯宾塞就是他们的思想家。一时间，斯宾塞对于普通美国人的影响，难以用语言描述。斯宾塞的书，从最早1860年代介绍到美国的，直到1903年，卖出了近三十七万卷。对于一个哲学和社会学的作者来说，这个数字恐怕无出其右者。1901年，美国人口仅为七千六百万。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1840-1910年 ）是美国影响力最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是一位对美国保守主义阵营有长久影响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他在耶鲁大学担任教职长达三十八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学教授，也是当时主流学术界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1881年萨姆纳写了一篇名为《社会学》的文章。在文中，他着重解释了自己所理解的生物学与社会学的联系。萨姆纳在文中认为人类为生存进行的挣扎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生物 “为生存而挣扎” ；第二个层面是 “为生活而竞争” ，主要是人与人的竞争。人必须为生存与自然对抗，获得必要水、食物等生存必需品；反过来，专业催生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因而人类无法摆脱达尔文所描述的 “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规律。人类只能遵循这一规律，从而产生一些“被淘汰者（unfit）”。

美国植物学家、考古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莱斯特·弗兰克·沃德（Lester Frank Ward，1841-1913）是一个与斯宾塞及其门徒的许多理念有分歧的“异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曾担任布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美国社会学学会第一任主席。沃德出身贫寒，是一个靠个人奋斗取得成就的典型。沃德撰写了一列写重要的社会学书籍。虽然在学术界声誉卓著，沃德从未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沃德接受了斯宾塞思想中自由开放的激进成分。由于曾经担任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地质学家，沃德是一个信仰科学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一直试图将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包括实验的实证方法带入社会科学中。沃德则认为人类社会和纯粹自然世界里的进化不完全相同。他相信，在萨姆纳和斯宾塞提到的人类社会的“进化”中，人并不是只能毫无办法的顺从它。因为人有意志，因此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进而引导社会的演进。由具有“科学思维”的社会学不断地、科学地指导的社会和经济，可以设计出一个以机会均等为基础的人人互助的环境，从而促进人类的幸福和自由。沃德提出，“竞争实际上阻碍“‘适者‘生存”。比如人工培育的果树要比自然界中通过竞争生存下来的品质质量要好。他还对自由市场多有批评、对福利国家的概念、妇女平权、废除奴隶制等进步议题则表现出强烈支持。

进化论、道德和社会

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直存在一个道德上的争议。达尔文的学说像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他本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关于道德和同理心的讨论，但他的理论也似乎证明了强权的重要性。达尔文的理论在今天看来毕竟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浸透着马尔萨斯（The Reverend 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国人口学家、经济学家）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哲学家）式的思想。他本人曾经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中曾写道：“我们文明人……为智障、残废和病人建立避难所；我们为穷人立法；我们的医疗人士竭尽所能救助他人直到他们生命最后的一刻……所以文明社会中的弱者也可以繁衍。不会有豢养过动物的人质疑，这对于人类这个物种是有害的。”他也表达过与马尔萨斯的理论类似的观点，比如无法养活自己孩子的人，不应该结婚。达尔文把群体的观念、家庭的道德影响和智慧的利己，作为道德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必须面临他们的传统信仰遭遇的挑战：达尔文主义是否真的使对弱者和穷人的忽视、对慈善机构的抛弃具有合理性？进步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对于“不适者”的淘汰？对一个坚持传统基督教伦理、建立了一个民主和人道主义系统的国家来说，这些问题非常棘手。在十九世纪末期，这方面的讨论在美国十分活跃。

作者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许多人的观点。在“适者生存”的观念流行的时代，费斯克、亨利·德拉蒙德（Henry Drummond，苏格兰生物学家、作家、宗教人士，1851-1897）和克鲁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俄国活动家、作家、革命家、科学家、经济学家等，1842-1921）都强调了社会团结的重要性，将家庭、部落等群体作为生存的单元，而不过度强调个人层面上地竞争。他们认为社会的互助，是自然现象，是进化的一部分。这似乎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终从主流思潮的神坛上走下来，拉开了序幕。

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何衰落

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终还是随着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发展，逐渐从“正统”的理论走向了式微。这个转变开始于近一百年前。作者专门在书中辟出一章，讨论了美国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社会及文化运动，如社会福音运动（The Social Gospel Movement）、国家主义者运动（The Nationalist Movement）、以及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与达尔文主义的关系。

十九世纪末期，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美国的社会问题逐渐变得严重起来：比如市政建设落后、政治腐败等。其中劳资矛盾成为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了社会福音运动。神职人员开始从过往专注于抽象的神学理论，转向关注社会议题，开始批评工业化社会。这场社会运动又深刻地被自然科学家对社会思想的影响所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神职人员接受了进化理论的观点，认为社会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当然，发展的目标还是基督教特有的：神的天国。随着这个运动的发展，它越来越多的推动了市政的社会主义倾向，以及对于工业的管控。

国家主义者运动开始于记者和小说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出版其乌托邦小说作品《回顾》之后。书中描写了主人公沉睡了百年之后，于2000年在同一地点——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醒来，发现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乌托邦的社会。作家贝拉米本人提倡工业的国家化。对将人类社会于生物类比持批评态度。此部作品之后出现了一些列文章和相关的思想者成为贝拉米同道。霍夫施塔特也写道，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一直都认为进化生物学并不能作为竞争个人主义的理论依据。

二十世纪早期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诸多思想与达尔文主义不谋而合。1860年，马克思在阅读了《物种起源》之后，就对恩格斯表示“达尔文的书很重要，为我提供了历史上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基础。”有趣的是，社会主义者秉持了“实用主义”的原则，使用这一理论作为阶级斗争的基础，但不用它来解释个人竞争。

上述的种种改革者都没有看到他们的努力变成完全的现实。自由竞争的次序最终被另一种担忧所取代。民粹主义者，黑幕揭发记者（Muckeracker），基督教布莱恩派（Bryanites）、激进主义者，新自由（the New Freedom，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912年总统选举的主张）的拥趸的影响逐渐成为强音。即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度，十九世纪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也逐渐被二十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所取代。中产积极的沮丧和穷人的需要加速了这种变化。新的秩序正在形成，人们开始讨论新民族主义者，公平交易（the Square Deal，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国内政策项目，旨在保护自然资源、限制企业发展和保护消费者），新自由，新竞争（New competition）和新民主（New Democracy），还有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中产积极开始面临着特大型企业的剥削。而社会上，为工薪阶层福祉而设立的法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知识分子，人道主义者，社会工作者开始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对抗工业的压榨。那时候，各州出现了大量限制童工、有关薪酬等议题的立法。

至此，沃德所期待的，而萨姆纳所反对的人为干预自由竞争的社会形态终于出现了。霍夫施塔特在书中把它叫做，“斯宾塞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个人主义者最坏的噩梦”。

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社会理论的影响

作者还详细分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美国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它对于经济学的影响十分有限。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所发端的学术领域——社会学，也逐渐放弃了这一学说。富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批评。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1866-1951）就评价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达尔文主义的讽刺画，是商人们无情的所作所为的借口。”

当然，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在尤金运动中找到了众多的支持者。然而我们今天知道，到了二十世纪后半页，尤金运动本身也被永远地钉在了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否该为种族主义与军国主义负责？

人们容易把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出现与达尔文联系起来。欧洲与北美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者也确实曾经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论证自己观点正当性的“科学”论据。但霍夫史塔特认为事实上，达尔文对此所负的责任恐怕小得多。不需要他的出现，为上述二者寻找理论借口的论述早就出现了。在美国历史上，种族主义最好的例子是十九世纪在英美知识分子、医生及学术界流行的所谓“盎格鲁-撒克逊主义（Anglo-Saxonism）”。它主要的内容是认为英语国家的民族要优于其他任何种族，而美国在文化上由于继承了它先前的宗主国英国的衣钵，因此也具有优越性。这种观点在当时美国知识分子对北美原住民、墨西哥人的的论述中非常常见。但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最早期的有关文献的作者，都没有受到任何生物学的启发。霍夫施塔特认为它与许多种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一样，是现代“民族主义和浪漫的运动”的产物。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这是十九世纪美国一个响亮的口号和信念。它的有拥趸相信美国被赋予了扩张领土的合理缘由，是天意而不可违背，应该横贯北美洲——这也是美国发动与加拿大的1812年战争的思想基础。它的论点虽然后来借用达尔文的理论以强化自身，但其鼓吹者的一些观点如“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它要么生长要么凋亡”等，都在达尔文出版他的巨著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与其说社会达尔文主义要为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负责，不如说它强化了这两种观点的“正当性”。需要强调的是，在上升时期的美国，持有这些观点的思想者非常普遍。比如美国第26任总统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 1858-1919）就曾深受种族扩张思想的影响。他最著名的作品《西部的胜利（The Winning of the West）》中曾提到早期拓荒者与印第安人的冲突，并将英语人口向 “世界上被浪费的空间”的扩张描述为种族发展的最终的壮举。

受斯宾塞影响很深的哲学家约翰·费斯克在他的《（Outlines of Cosmic Philosophy）》中，接受在野蛮社会中，冲突永恒存在的观点；他也相信这是自然选择的一种途径。但是经过自然选择之后的社会，会通过自然选择凌驾于落后的社会之上。而发起战争的主动权，一般会掌握在弱肉强食的争夺最小化、工业化活动最大化的社会手中。费斯克也相信“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性，接受所谓的“条顿民主理论（Teutonic theory of democracy）”。这一理论也称为“条顿原始理论（Teutonic Germ Theory）”，其内容是宣称民主机制产生于古德国的条顿森林部落之中，后来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带到英国，进而带到美国。只有操英语语言的人群才能将民主体制和自由的思想带到全世界。他将十八世纪英法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英国的胜利、美国击败西班牙获得菲律宾的历史事件解读为英语世界的胜利。

有趣的是反对扩张的和平爱好者，曾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作为自己的论证工具。十九世纪末，美国民主党人曾经在众议院反对吞并海外领地。而这种观点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或者正义的考量，而是认为将海外领地，比如菲律宾这样无法同化的、也许不可能在地方自治方面达到盎格鲁·撒克逊人水平的异邦接纳入美国的政治系统，存在巨大的问题。弗吉尼亚的参议员约翰·丹尼尔在1899年曾经宣称：“有一件事情是无法通过时间或者教育解决的……你永远无法解决种族的不同质量差异问题——这是神创造的，他们在世界上由不同的使命、不同的开化和文明程度。”

霍夫施塔特的隐忧

霍夫施塔特的基本判断是，美国社会曾经在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无情、毫无节制的商业竞争，没有原则的政治斗争似乎符合生存的哲学。这个版本的达尔文主义所流行的基础，是对于没有限制的竞争被广泛的接受。当达尔文个人主义衰落的时候，民族或种族主义者的集体达尔文主义登上了舞台。达尔文主义恰好可以嵌进国际冲突的意识形态中——而这一现象在欧洲以及有很久的历史了。这种理论也为在国际上的扩张提供理论依据。

这种理论一直流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讽刺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国际上被排斥，他们转而用一个声音批评敌人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行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一战后的美国基本消失。从1914年开始，美国的达尔文个人主义的声音与十九世纪后叶相比明显减小了许多。当然，民间依然有人笃信威廉·格莱姆·萨姆纳的文章是经济学的箴言。但在正式的讨论中，这种论调非常少见且被边缘化。当然，作者也谨慎地指出，只要竞争还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现就存在着可能性。

作者在书中写道，不论将来的社会哲学是什么样的形态，大多数人文学者都接受这样的结论：

生物学意义上的“适者生存”，不论其在自然科学上有什么样的价值，在理解社会中都毫无价值——偏离了适用环境的生搬硬套没有道理。

人们实际的福祉是他们的社会组织所决定的，反之则不然。

社会的进步是技术和社会组织的产物，而不是生育或者选择性的清除（如人种优化）造成的。

对于人、企业（组织）、国家之间的竞争的价值判断必须基于社会，而不是生物学的后果。

在自然界，关于生命的自然哲学中，不存在以共同利益为借口、实施本不该存在的道德制裁的情况。

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中国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缘起、演变和现状已有诸多讨论。普遍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始于清末风雨飘摇的旧中国。在战争和外交中屡战屡败的国人忽然发现这个理论足以解释祖国惨遭列强蹂躏的原因：优胜劣汰，落后的就一定挨打。这一理论的引进源自于严复所译《天演论》。它译自赫胥黎的书，讲述的却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此后，举国上下，都信奉强权和实力就是公理的逻辑，认为只有在国力竞争中居于上游者，才能实现复兴，站在“食物链”的顶层。

在当时革命者、思想家的论述中这种思潮十分常见，梁启超是其中一例。他的《现今世界大势论》中就认为十八世纪卢梭所论的天赋人权学说必然让位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只有强者才有生存的权利。如文中所述“……谓天下惟有强权，更为平权。权也者由人自求之自得之，非天赋也。”

这些革命者的思想，显然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以“德行”为核心的教导相背离——这与当时知识界接纳新学、反对传统的风潮颇为贴合。在这种崭新的价值观下，德行的微弱作用全面让位于竞争力。对于国人这种认识，也有反思的声音。美国巴克纳尔大学教授、汉学家浦嘉珉（James Pusey，1941-2019）的《中国与达尔文（China and Charles Darwin）》一书中录有如下一段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的言论：“二十世纪以前，欧洲诸国，发明一种生存竞争之新学说……此种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指出，固适于用。由今视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然而身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评价限于当时的科学认识水平，也无法从根本上对其进行否定。这种理论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安徽的一个年轻人为自己取名“胡适”，取“适者生存”之意（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近几十年来，丛林社会的思维再度被经济高速发展中出现的物质追求的风气加持，使得功利、或者实用主义的风尚日益浓厚。霍夫史塔特也专门在书中用一章的篇幅讨论了“实用主义”在二十世纪以前的美国的思想界和民间盛行的情况。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无论在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判断，抑或是对国际政治事件的评价，国人重“权力”，轻“权利”，信奉“大国博弈”中“零和游戏”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这种观念的体现。有趣的是，不少人对于西方社会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思想史和社会发展状况知之甚少。在物质层面上，改变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腐朽”的教条认识，却对西方社会依然处在二十世纪以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形态的认识，深信不疑。

道金斯说：人类完全没有必要绝望，良好的教育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虽然生来是自私的， 但是人类可以通过教育，把利他主义灌输到人们头脑中。我们通过自我意识了解自己，理解基因的内在动机，这样我们可以有机会去打乱它们的计划，而这是其他物种不可能做到的。 比如说同卵双胞胎如果放在不同的家庭抚养，性格也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因为基因的表达会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同样的基因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塑造出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从自私的基因角度来说，人生没有意义。但是人类的自我意识，让我们可以定义自己的人生。对于每个个体来说，你可以像心理学家阿德勒说的那样，将关注他人，为人类和社会贡献自己力量作为人生的意义。你也可以像陶渊明那样享受 生活，或者把抚养孩子当做自己人生的意义。 总之，人生的意义是我们自己赋予的，人类的进步就在于不仅认识到基因的强大作用，还能通过自我意识改变基因对我们的奴役。

By 逐魂枭、邵鹏

自新冠爆发以来，对于历史上细菌战的关注也持续上升。三份关于侵华日军731部队的报告引发极大关注。他们分别为《炭疽菌实验报告》《鼻疽菌实验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的人体实验报告。△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炭疽菌实验报告》封面图，封面印着“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基地生物战实验室”的字样

　　“我用手术刀把他从胸部到腹部切开，他尖叫得很厉害，他的脸因为痛苦而扭曲了。他发出了难以想象的叫声，后来他停了下来。”（原731部队军医）

　　“我们将致病菌注射到西瓜和麦片里，然后带回研究室。在确认细菌完全增殖之后，让中国人吃下这些东西。”（原731部队卫生兵古都证人）

　　“一对母女被留在毒气室里，医生们透过厚厚的玻璃，为她们的抽搐计时，看着母亲匍匐在孩子身上，试图从毒气中存活。”（原731部队军医）

　　“一九四五年一月，由我亲身参加传染坏疽病的实验。实验目的是要查明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天气下可否用坏疽病进行传染。”（原731部队军医西俊英）

　　“我亲眼看到3个人的手指已经全部黑掉了，剩下2人的手指只剩下骨头了。”（原731部队宪兵班仓员证人）

　　二战结束的第4年（1949年），苏联在伯力设立了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公开审判了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731细菌部队部长川岛清等12名罪大恶极的战犯。审判庭上，这些731部队成员，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秘密中的秘密

　　2017年至2018年，日本NHK电视台陆续播出《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两部纪录片，揭露了日本731部队在中国进行秘密人体实验、研发细菌武器的丑行，并首次公布了731部队成员长达20个小时的认罪录音。

　　NHK披露的录音说：“731部队秘密中的秘密是，我们进行了细菌战攻击的研究，然后进行了人体实验。”川岛清的证言称，二战期间，他们在中国对中国军队使用了细菌武器。为了将感染范围扩散至普通老百姓，731部队还将鼠疫菌、霍乱菌和伤寒杆菌投放在村里的水井、水库。

　　NHK还从收集的数百份资料中发现，从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等地招募的高校医学家主导了人体实验的进展。他们在731部队以“技术援助”为名，进行各类人体实验。

　　《纽约时报》在1995年的报道中称，一位匿名的原731部队军医在采访时承认，他们确实将一名中国人分尸，也曾在河流和水井中投毒。

　　给麦克阿瑟的备忘录

　　令人诧异的是，这些滔天罪行在二战结束后被“封存”，主导这些研究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平静地“享受生活”，直到1959年去世。有些731部队成员甚至摇身一变，成为日本医学界、教育界的骨干。

　　美媒指出，部分原因是战后美日达成的一项秘密交易。美国陆军为换取731部队的研究数据，给予石井四郎等人战争罪起诉豁免权，美国帮助他们掩盖了事实，还给这些战争头目发放津贴。

　　1988年，《洛杉矶时报》在报道中指出，二战结束后，美国急于增强自己的生物武器研制能力，当局曾在1947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否认了各界对“美国掩盖日本731部队罪行”的指控，宣称其为“道听途说和谣言”“没有充足证据”“据称的受害者身份不明”。

　　1947年7月1日，美国国家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二战后成立的高级政府官僚机构）在给麦克阿瑟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日本的人体实验信息是唯一已知的数据来源，这些数据来自科学控制的实验，显示生物武器对人类的直接影响。过去，我们依靠动物实验数据进行评估。但这种评估是不准确的，远不如从人体实验中得到的结果完整。”

　　备忘录还声称，“任何一场对战争罪行的审判都会将这些数据展现在世人眼前，这可能会破坏美国国防和安全利益，我们觉得必须避免审判出现。日本的生物武器数据对美国国家安全非常重要，其价值远远超过了对石井四郎等人进行战争罪起诉所带来的价值。”

　　《洛杉矶时报》援引时任美国德特里克堡陆军发言人诺曼·科弗特的话称，“事实是，我们做出了不起诉的联合决定。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是想完好地保留这些实验信息，不让它们落入苏联之手。”

　　在接过731部队的罪恶黑料后，美国开始了大量的生物武器研究。

　　731与德特里克堡的关系

　　公开资料显示，德特里克堡与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为拿到731部队的实验数据，美国共花费了25万日元；731部队的头目石井四郎后来还当过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

　　1956年，德特里克堡被美国联邦政府指定为进行生物研究的永久性研发基地，目的是使美国的生物战水平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军在德特里克堡开展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实验。

　　美国记者约翰·鲍威尔在《日本细菌战：美国掩盖战争罪》一文中写道，“显然，德特里克堡的研究者从日本同行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美国后来研发的生物武器与日本已开发的武器极为相似，例如用羽毛感染孢子病毒就是石井的想法之一。后来，羽毛炸弹成为美国生物武器库中的基本配置。”

　　鲍威尔称，多年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一直将进攻性生物制剂保存在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实验室里，以备不时之需。围绕德特里克堡，马里兰州还有诸多生物研究实验室，为CIA非法储备生物制剂，比如位于巴尔的摩市的亨廷顿研究中心（The Huntingdon Research Center）。

　　美媒的相关报道印证了鲍威尔的说法。

　　《纽约时报》1975年披露称，美国国防部一位名叫查尔斯·森尼的工程师表示，自己曾参加过德特里克堡陆军实验室对纽约进行的“脆弱性研究”，该研究旨在测试生物战的危险性。他们还在华盛顿一幢大楼的供水系统中秘密放置了一种有色染料，目的是测试在供水系统加入生物制剂后，大楼里的人们能多快被杀死或丧失行为能力。

　　此外，《华盛顿邮报》1977年报道称，CIA在其它国家进行了生物武器实验，比如将猪瘟引入古巴。此前，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下令销毁所有的生物毒素供应，但据相关证词，贝类毒素和眼镜蛇毒液等仍然存在，有些生物制剂甚至还储存在德特里克堡。

　　美国国家档案馆数据库的资料显示，从1946年到1949年，近60份731部队相关采访和研究都是在德特里克堡进行的。

　　2019年7月到8月，德特里克堡内部报告了两次泄漏事故，美国疾控中心（CDC）在现场检查和评估之后，停止了该实验室的研究项目。但关停不久，德特里克堡便“复活开工”。

美国的“秘密武器”并不只是核武器

在讲述二战的各种历史资料里，日本对中国和苏联使用生物武器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页。多年以来，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成功地封禁了对这段历史的讨论。日本政府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发动的细菌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犯罪行为，可能导致大范围疫病的流行，危及无数人的生命安全。美国政府为何也要参与进来，非法地掩盖日本战争罪行的证据呢？如今公开资料显示，华盛顿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们想确保美国能够独自占有某种“极具价值”的军事资料。

美国从未如此不加掩饰地执行双重标准。作为敌人手中一种具有潜在威力的武器，生物武器在进入美国的武器库之后能够成为一种可被接受的、有价值的军事工具。我们的一些军方领导人在对生物武器进行描述时甚至变得情绪激昂起来。在他们的价值观里，生物武器是符合“人道主义”的，因为这种武器提供了取得胜利的捷径，它可以拯救生命，尤其是可以拯救美国人的生命。此外，与那些传统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成本低廉，而且还不会对物质财产造成破坏。

如今我们回首往事，就不难明白为何这段历史多年以来一直被尘封了。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关于这段历史，偶尔会有一些零散的碎片浮出水面，不过每一次都会遭到美国官方的否认，而且通常都伴随着看起来颇为权威的驳斥。

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曾指责美国使用了日本早期生物武器的升级版本。美国不仅否认了中国人的指控，而且还声称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日本曾使用过生物武器。1952年11月的美国《空军》（Air Force）杂志上刊登了约翰·J·德里斯科尔（John J. Driscoll）上校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体现了当时很典型的美国立场：事情最初源于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1949年12月对12名前日本军人的指控，那些日本人受到指控是因为他们曾在二战期间“制备和使用过生物武器”。其实，早在1946年8月，日本生物武器实验项目就已经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排除在审理工作之外”，而苏联人当时也是那个法庭的成员。可是即便如此，在北朝鲜对南朝鲜进行6个月的入侵之后，这些又被旧事重提了。

石井四郎/资料图

事情的真相与上述文字所讲的情况完全不同。事实上，日本生物武器实验项目并没有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排除在审理工作之外”，它只是被“压了下来”。在30年代末，日本的生物武器已经在实验室里发展到了相当先进的程度，那些武器在日本对中国军队和平民的攻击中获得了非常成功的应用。不过，对俄国人进行攻击时取得怎样的效果，目前尚缺乏资料证实。到了1945年，日本已经拥有了一个十分庞大的生物武器库，日本所拥有的细菌、细菌载体和投射载具的数量达到了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匹敌的程度。

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生物武器方面获得毫无争议的领先地位，主要是因为日本科学家在动物和人体上进行了致命的病菌实验。充当人体实验对象的大多是中国人，也有部分俄国人，如一个日本参与者所说，另外还有一些“混血人种”。据估计，至少有3000人在实验中死亡，其中一些是被病菌感染而死，另一些在身体条件恶化后由于不适宜继续参与实验而被杀害。此类传闻多年来从未消失，不过均遭到了日本与美国的否认。

此外，直到最近才获得披露的一些信息显示，在那些人体实验对象中，还有数量不明的被俘美国士兵，他们是在战争爆发初期被日本俘虏的，一直被关在中国东北地区距离日本细菌武器实验室不远的战俘营里。不久前，我们刚刚获得证据：其实美国政府早就知道日本人所犯下的那些战争罪行，美国之所以掩盖证据，其目的在于确保美国能够独占日本的生物武器技术。那些美军士兵在日本实验室里受尽折磨最后死亡，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利益，美国政府并没有为他们伸张正义。

在根据《信息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被解密的包含“顶级机密”的政府文件中，我发现了许多细节，我对当时大量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道德水平产生了质疑。甚至美国的一些医疗专家也参与了证据的掩盖工作，这种对不人道罪行进行掩盖的行为是对他们从医誓言的极大讽刺。

这一切要从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说起。当时，一名叫石井四郎（Ishii Shiro）的日本军医向上级长官提议，日本可以通过成本低廉的生物武器对敌军造成大量伤亡。这位石井四郎后来官至陆军中将，正是这个人，最终建立起了一个可独立运转的、先进复杂的大型细菌和昆虫培养设施，建立起了可供进行人体实验的监狱、实验室和制造细菌炸弹的生物武器库，此外他们还有自己的机场、特种飞机和一个可供处理人体实验对象尸体的焚尸房。

石井四郎中将主导的细菌战当时并未受到人们的注意，有可能因为那些生物武器攻击行动本身未获得预期效果，也有可能因为中国或苏联受害者把疫病的爆发归于自然原因。不过，还是有一些此类攻击行为被中国人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资料显示，受到日本生物武器攻击的中国城市有11个，在1940-1944年期间受到日本人为传播疫病而死亡的中国受害者有700人。苏联方面并未提供任何细节，他们只是说自己是日本生物武器攻击的受害者。

当时有两起事件被报道了出来。中国国民党当局声称，1940年10月27日，日本人向华东地区上海附近的宁波市投掷了生物武器。虽然这起事件并未经科学手段证实，但人们当时观察到的情况是高度可疑的。有人看到盘旋在宁波上空的日本飞机上掉落了一个物体。随后不久，大量跳蚤出现在该地区，有99人感染了病菌，除了一人其他全部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宁波的老鼠并未感染疫病。在当地，人类瘟疫爆发往往是由鼠疫流行所导致的。

1941年11月4日清晨，人们发现一架日本飞机在中国湖南省常德市上空盘旋。那架飞机并未投掷炸弹，而是向下抛洒了小麦和水稻颗粒以及纸张和棉絮，那些东西大多散落在常德市东门区的两条街道上。在接下来的三周里，住在两条街上的6人相继死亡，死者的症状非常像感染了瘟疫。在第六个人死亡后不久，曾受到国联邀请赴印度担任瘟疫专家的陈文贵医生领导一支公共卫生专家组到达了常德。经过尸检后，他发现那些感染人体的病菌是经过人工培养和动物实验后才能产生的。这一次，人们还是没有发现鼠疫的流行。

1945年8月8日午夜，苏军坦克正在跨越中苏边境时，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就在那一段宽限期里，日军毁掉了他们在中国东北建立的生物武器研发生产设施，杀害了剩余的还未使用过的人体实验对象（据说仅处理尸体就花费了30个小时），并把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宝贵的实验设备运往了南朝鲜。据报告，其中一些设备最终被偷偷运回了日本。

1949年12月，在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日军大量恶行被揭发出来，法庭收到的证据显示，中国国民党当局对日本提出的细菌战指控是成立的。军令和铁路运输单据都证实日军曾运输过生物武器物资；此外，其他大量能够证明日军罪行的日本文件也出现在了法庭上。

石井四郎所领导的负责生物武器生产的主要工厂名为“731部队”，关于这家工厂，一些资料是这样描述的：据专家计算……该工厂在一个为期数天的生产周期内可以培养3万万亿个病菌……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从培养基表面刮下来的那层粘稠的、奶油一样的病菌的数量是用公斤来计算的。

据计算，仅仅这个工厂每月的病菌产量就有8吨之多。

此外，石井四郎所领导的机构还从事其他一些与生物武器无关的医疗项目，其中一个被委婉地称为“净水部队”（他的确是研发过有效的净水设备的）。在被日军入侵的亚洲国家，日军强征当地女性“款待”日本军人。在“慰安所”门外往往会排起长队，这就导致医疗卫生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军事医疗人员让那些被关在“慰安所”附属监狱里的女性“感染上梅毒，以便研究预防梅毒的有效办法”。

近期出版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等3部5册档案文献集。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封面图

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另一项被揭发的日军罪行是“冷冻实验”：那些中国人被带到气温在零下4摄氏度的户外，他们手臂裸露在外，然后用鼓风机吹向他们的手臂，直到他们的手臂被完全冻住。冻住的标准是，用铁棒敲击手臂发出的声音与铁棒敲击木板发出的声音相似即可。

然后那些中国人便会被带回室内，各种各样的解冻实验便开始了。据“731部队”监狱人员的描述，那些中国男人和女人，也就是冷冻实验的受害者，他们的骨头会从腐烂的皮肤里穿出来。一些纪录片对此类实验的描述更加触目惊心。

行文至此，能够证明日军上述罪行的证据大多来自中国国民党当局、北京和莫斯科，其中一些日本战俘可能是在压力之下开口的。不过，一些后来逃回日本的细菌战参与者还是打破了保守秘密的承诺。在数百本由日本退伍老兵撰写的回忆录中，仅有几本出自前“731部队”成员之手。秋山浩（Hiroshi Akiyama）在两篇杂志文章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曾做过陆军上尉的木村文平（Bumpei Kimura）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前少校榊亮平（Ryohei Sakaki）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们是如何通过空投老鼠和田鼠（一种与老鼠相似的啮齿类动物）将病菌扩散的，此外他还介绍了石井四郎研发的能够快速繁殖跳蚤的“育婴房”，在那里可以快速生产出数百万只跳蚤。

不过，关于石井四郎的部队所扮演的角色最具戏剧性的证言还是来自吉永晴子（Yoshinaga Haruko）拍摄的曾在东京广播公司播出过的一部一小时长的纪录片。1976年11月19日，《华盛顿邮报》对此进行了报道：在这部影响力并不大的关于日本细菌部队的纪录片中，吉永晴子导演揭开了日本在战时和战后严格保守了多年的秘密。她走遍日本各地，面见了20名曾在“731部队”服役过的老兵……其中有4名老兵同意接受她的采访。吉永晴子发现，那些老兵的证言与苏联军事法庭上对日军提出的战争罪行控告是完全吻合的。

吉永晴子采访过的一些老兵表示，他们曾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报告给了驻在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一名叫江口的老兵说自己是“第二个被叫去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报告情况的人”，他们为他的证言“做了记录”；高桥曾是一名军医和陆军少校，他说：“我1947年去过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两次，调查员让我写一份报告，他们说只要我写下来，他们就会保护我免遭苏联人的报复”；曾当过飞行工程师的熊本说，战争结束后，石井四郎去了美国，他是“带着他的研究数据去的，他为我们大家求了情，希望能得到美国的赦免”。

《华盛顿邮报》曾尝试就上述日本老兵的证言进行求证，该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国防部和司法部的媒体事务官员们说，他们不掌握相关信息，不过他们会进行调查”。两年后，我给这两个部门写了信，询问他们的调查是否已经结束。司法部回复说，这件事不属于他们的职权范围，因此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国防部最初回复说他们找不到《华盛顿邮报》曾有这样一篇报道。在我的一再追问之下，他们让我去国防部下属的影音资料馆查询那部纪录片的情况，而影音资料馆的人对我说他们的馆藏里没有这样一部纪录片。

根据《信息自由法》查询重要资料需要人们具备很大的耐心，而且经常需要运气的配合才能有所收获。我曾就吉永晴子拍摄的日本细菌战纪录片向国防部进行过多次查询，结果一无所获。不过，最后有一位颇有责任感的陆军中尉对我说，他自己也找不到关于那部纪录片的任何资料，不过他发现一份档案与日本细菌战有关。那份档案里有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大部分电报往来记录，其中还有一些与日本细菌战有关的报告（本文稍后会加以引用）。

在这些查询工作中，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很多尚未正式解密的文件曾在50年代美国法律乱局中在由诸多美国政府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被提及过，因此那些文件本身或对文件所包含内容的描述可根据《隐私法》（Privacy Act）通过对那些私人档案的调取来获得。

一旦石井四郎把中国人用作生物武器实验对象的情况获得证实，那么我们便可以确信，他同样也用过美国战俘，也许还用过英国战俘，他甚至还可能用日本犯人也做过实验。也许由于不同种族对某一特定病菌的接触史不同，在某种情况下，不同种族对同一种病原体所产生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直到最近，我才在1949年苏联军事法庭的审判记录中发现了两条线索，其中一条指出：“早在1943年，作为‘731部队’研究人员的皆田就被派往战俘营，以测定美国士兵血液的一些数据以及那些美国士兵对传染病的免疫力”。

由于某些无法说明的原因，那些苏联检察官忽略了这条以及其他几条非常容易吸引人注意力的线索。不过，美国检察官在参加东京审判时的表现也是如此，他们也曾频繁遗漏某些有价值的东西。美国检察官们不但看起来不愿意追查有关美国战俘的报告，而且他们很明显地对与日本细菌战有关的任何事情都缺乏兴趣。

当中国的蒋介石政府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回到首都南京时，他们发现南京还有另一支被称为“多摩部队”（TAMA Detachment）的生物武器研究机构。这支“多摩部队”成立于1939年，最初是作为“731部队”的分支机构而存在，后来发展成了一个有12个部门、1500名工作人员的独立的生物武器研究机构。与“731部队”一样，“多摩部队”也使用在押犯人进行人体实验。南京派出的中国检察官向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了关于“多摩部队”的报告，中国检察官要求必须将“多摩部队”纳入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起诉范围。由于中国人的一再坚持，法庭最终答应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在1946年8月29日的庭审记录中，我发现法官和美国诉讼律师戴维·萨顿（David N. Sutton）之间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戴维·萨顿：敌人的“多摩部队”使用平民进行医学实验，他们用平民来测试人体对有毒血清的反应。这支“多摩部队”是日军最神秘的机构之一，被他们屠杀的人到底有多少目前还无法确定。

庭长：关于用平民来测试人体对有毒血清的反应这件事，你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吗？这是一个新情况，我们从未听说过。你就只提供这一点情况吗？没有其他信息了吗？

戴维·萨顿：目前我们还无法提供更多证据。

日方的一位辩护律师提出反对，他说“戴维·萨顿并没有为自己的指控拿出足够证据，那也许只是一个从事疫苗接种的机构，是为中国平民提供服务的机构”。法庭采信了辩护律师的说法，判定南京方面提出的日本进行细菌战的证据不能被法庭接受，随后法官说中国国民党当局没有对情况进行严格的调查。

这种情况显然是不正常的，如此牵动人们神经的事情法庭竟然没有追究下去，法庭竟然没有亲自安排人员进行调查。而且当时法官本人也是非常吃惊的，他说过“这是一个新情况”这样的话，他还问戴维·萨顿“你就只提供这一点情况吗？没有其他信息了吗？”当时的戴维·萨顿完全可以点燃导火索把事情引爆，虽然法官催促他多说一些，可他很显然不能（或者说不愿意）那样做。

如果说美国政府下辖的某些机构不能或不愿对日本细菌战的情况进行调查的话，其他一些机构却一直在对日军的生物武器项目进行暗中调查，而且这种调查在二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了。目前已经解密的档案是1944年1月28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写给联合情报参谋部（Joint Intelligence Staff ）的一份备忘录：“据1943年12月21日一个可靠的情报来源报告，日军在日本京都有一个细菌战实验室……”，这份备忘录还提到中国此前在这方面发表过的一些报告，而且提到一份未经证实的文件也曾指出“1941年初，日本北海道西南部港口城市小樽附近的捕鱼活动曾一度暂停，因为在小樽大学实验室被洪水冲毁后，一些人工培养的鼠疫病菌已经随着洪水流入大海”。

在最近解密的美国情报部门档案中，我发现了一份在华美军G-2部门撰写的报告，里面提到了一名日本战俘交待的情况：1942年浙江战役期间，日军占领了一片曾遭到生物武器攻击的地区，日军的伤亡人数在很短的一个时间段内急剧增加，疾病以霍乱、痢疾和鼠疫为主。被感染的士兵大量涌入医院……那些被霍乱感染的日本士兵往往由于接受治疗太晚，大多死掉了。这名日本战俘看到，南京水供应与净化部门（也就是“多摩部队”总部——原注）的数据显示，死亡数字在1700人以上……日本战俘认为，实际的死亡数字可能会更高，因为“压低那些令人不快的数字是日军很通常的做法”。

这份在华美军G-2部门的报告在结尾处对那名日本战俘做了一些描述，说他曾在南京和九江日本细菌部队服役，是个“非常聪明、诚实的人……他提供的信息是可靠的”。

美国陆军防化兵部队的威廉·克雷西（William Creasy）少校在二战结束10年之后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陆军早就注意到日本的细菌战动向了。克雷西少校认为，日军对美国使用的纸气球炸弹（二战中日军在日本本土释放携带炸弹的气球，利用高空气流飘到美国本土后落地爆炸）很可能就是一种生物武器。“据美军掌握的情况，日本早在1932年就开始对生物武器表现出兴趣了。1937年，他们已经建立起了生物武器研究和实验机构”，他写道。

我在杜鲁门图书馆查阅到的档案显示，战争刚刚结束，美国政府就开始对日本发动细菌战的情况展开了调查。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杜鲁门总统就派遣了一个科学调查组前往日本，担任组长的是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博士，他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担任校长。1945年10月3日，日本投降后还不到两个月，康普顿博士回到华盛顿，当面向杜鲁门总统报告了调查的初步结果。第二天，康普顿博士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篇长达6页的调查报告。整篇报告信息量很大，其中对日本生物武器情况的分析很吸引人：如果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日本在细菌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能够对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或技术进步有所助益的话……我们的医学专家和细菌学专家们通过与军方医疗机构的紧密合作，正在持续不断地在这方面加紧研究工作。看起来，日本对细菌战已经做了很积极的准备。截至目前，他们一直否认自己有任何发动细菌战或为发动细菌战进行准备的意图，不过我们对他们的否认态度是存疑的，我们正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工作。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调查工作进展缓慢，持续了数月之久。他们最终确定了日本细菌部队中一些高级军官的名字。石井四郎一直声称，他们所有的工作都是防御性的，他从事的是水源净化工作，因为中国人，尤其中共方面的人，一直在污染日军的饮用水水源，而且他也相信苏联人打算对日本发动细菌战。

在面对美国调查人员时，石井四郎最初给人留下了一种很狡猾的印象。他利用了美国调查人员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他把一切都归咎于中国和俄国的共产党人，说他们十分残忍、对人命毫不在意，这些描述其实正适合他自己。在他的细菌战行为无法掩饰时，他又开始为自己寻找借口，希望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合理化。石井四郎坚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共产党的反击，“他们”那样做，所以日本不得不做些事情防止自己在战场上处于弱势。

在最初的几次谈话里，日本人一直想掩盖真相。北野政次（Masaji Kitano）是石井四郎离开“731部队”期间该细菌部队的代理领导者，他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此外，另一个从事细菌战的“100部队”的领导者若松雄二郎（Wakamatsu Yujiro）也是如此，“100部队”主要从事动物疾病的研究（其实他们也用人体进行实验，以便研究家畜传染病对人类的影响）。这些接受询问的日本军官都说，所有记录都已被销毁，所有人员也都已被遣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不是苏联和中国国民党当局，美国的调查工作也许真地会无果而终。苏联和中国国民党当局都拿出了足以给日本人定罪的证据。苏联发表了对两名被俘的日本细菌部队人员川岛和唐泽的审讯记录。这份记录描述了日本细菌战研究机构是如何运转的，他们是如何培养病菌宿主的，两名日本俘虏承认自己做过人体实验，他们还描述了石井四郎是如何通过制造特殊炸弹解决生物武器载具的问题的。关于这些信息是如何传递的，目前仍无法确定。美国方面的档案显示，上述信息先是被送往驻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不久后其下辖的国际起诉科（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才获悉。不过，苏联人对事实给出了另一个版本。根据苏联方面的说法，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拒绝接受中国在“多摩部队”问题上提供的证据之后，苏联诉讼团队把川岛和唐泽提供的书面证据交给了美国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凯南（Joseph B. Keenan）。

如果苏联方面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么很难理解为何约瑟夫·凯南和他的诉讼团队没有立即就日本的生物武器问题展开全面调查。无论哪种情况是真的，很显然上述信息很快就通过高级别情报管道送达了美国高层，而且美国很快就决定对所有与日本细菌战有关的消息进行严密封锁。

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鼻疽菌实验报告、炭疽菌实验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的封面。

在掌握了苏联提供的对川岛和唐泽的审讯记录之后，麦克阿瑟手下的调查人员重新对石井四郎以及其他几个有名的细菌战参与者进行了询问，他们的否认态度很快就瓦解了。于是，在东京和华盛顿之间开始出现多封紧急密电。1947年2月10日，美军远东司令部总司令（CINCFE）对美国陆军部（War Department）说，苏联人正在为获得审问石井四郎等人的许可施加压力。这位总司令说，他不认为苏联人能问出什么新东西，不过他觉得如果对苏联人的审问过程加以分析，也许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线索。

华盛顿回复说，苏联提出提审石井四郎的要求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日本是对中国使用的生物武器，而不是对苏联，整件事情跟苏联毫无关系。不过，如果能够采取某些预防措施的话，美国也许可以借给予苏联提审许可展现出一种“善意姿态”。需要做的是：首先，让最有能力的美国审讯专家对日本人进行重新审问，如果这一过程中美国能发现任何新的或重要的信息，那么就应要求日本人绝不能将这一信息透露给苏联；最后，一定要告诉日本人，绝不能向苏联人提起自己曾被美国调查人员审问一事。

三个月之后（也就是在美国生物武器专家从华盛顿前往日本对重新审问进行指导之后），美国的调查工作出现了重大突破。1947年5月6日，从东京发往华盛顿的一封电报写道：东京这边日本人的表态内容能够证实苏联监狱里日本人的话是真实的……三个日本人都知道人体实验的事，他们对实验进行了描述，石井四郎也默认了这一事实；日本人曾在中国进行过实地试验……报告显示试验项目的规模……1945年8月，他们的“731部队”销毁了400公斤（880磅）干燥处理过的炭疽病菌……石井四郎很不情愿地承认，他上面还有更高级别的领导（也许是将军级别的人），石井四郎主持生物武器研究，那个领导是知晓的，而且是那个领导授权石井四郎这样做的。石井四郎说，如果美国方面能提供书面保证，让自己、自己的领导和下属免遭“战争罪”起诉，那么他愿意对整个项目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石井四郎说，关于如何在战略和战术层面使用生物武器进行防御和进攻，他掌握大量重要的理论知识，这些知识都是通过在远东地区寒冷的气候条件下实地使用最先进的生物武器之后获得的。

美国国会图书馆科学技术部档案室保存的人体实验报告书复印件。来源：新华社

美国国会图书馆科学技术部档案室保存的《炭疽菌实验报告》封面及部分内容。

在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种三方博弈的紧张局面。苏联方面要求，要么在战争罪法庭上把细菌战正式确立为一个问题，让石井四郎等人坐到被告席上去；要么把那些日本人送往苏联受审。麦克阿瑟手下的工作人员一方面与苏联代表周旋、拖延时间，另一方面要求石井四郎把一切都说出来。而石井四郎要求为自己在中国的战争罪行先获得豁免，他只是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非核心的东西，他很聪明地暗示，自己知道该如何在寒冷气候中使用生物武器（也许是在西伯利亚地区？）从那时开始，没有人再提起过中国国民党当局，中国人要求对石井四郎进行严惩的诉求也无人再关心。如果美国认为整件事与苏联无关，那么显然它认为整件事也与中国无关，而是只与美国有关。

美国对麦克阿瑟上面那封报告重要进展的电报进行了回复，这封回电采用了最高保密级别。华盛顿在密电中问石井四郎或其他日本细菌战相关人员是否已经被确定为战犯或已经被纳入即将被确定为战犯的范围。在东京方面，驻日盟军总司令法律事务部的阿尔瓦·卡朋特（Alva C. Carpenter）上校对华盛顿进行了回复，他在回复前与负责战犯起诉工作的国际起诉科（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进行了“协调”。鉴于东京的麦克阿瑟和华盛顿都对日本的细菌战行为有了掌握，卡朋特上校于1947年6月7日向华盛顿发出的电报如下：

“法律事务部关于石井四郎等人的报告和文件都是以匿名信为基础写成的，据说里面包含许多流言和口头证言。截至目前，法律事务部通过对大量与日本在华细菌战有关人员的审问，并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支持对他们提起战争罪指控。那些所谓的受害者的身份是无法确定的。服刑者、农民、女性和儿童都被日本人用来进行生物武器实验的说法是无法证实的。日本共产党声称，“石井细菌战部队”在奉天（即中国沈阳）用被俘美军人员做人体实验，而且还说与此同时日本人在东京和京都也在从事此类研究。石井四郎的部下无一人受到指控或被认为是犯下战争罪的嫌疑人，也不存在足够的证据支持这样的指控。”

三周以后的6月27日，卡朋特上校再次向华盛顿发去电报，他在电报中说已有“强有力的详细证据”证明日本使用过生物武器。然后，他又写道：“从国际起诉科的上述观点的确可以得出日军在石井四郎的领导下违反陆战规则的结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起诉科建议对他们提起诉讼”。卡朋特上校解释说还需要更多证据，通过彻底调查让事情水落石出。他用律师的口吻最后写道，提起诉讼是困难的，这是国际法庭在提供证据方面的规则所导致的一个难题。

华盛顿很显然从卡朋特上校那里听到了自己想听的东西。“匿名信”、“据说”、“流言”、“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无法证实”、“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起诉科建议对他们提起诉讼”……所有这些用词后来都出现在了给予石井四郎豁免待遇的正式文件中。

限于篇幅，我无法在本文展示更多文件和电报的内容，读者可能会在那些文件和电报中发现更多的细节。有证据显示，日本生物武器项目比当时美国调查人员想象的要庞大得多。美国太平洋战区医疗情报官员发现，日军在频繁使用一种非常先进的“净水设施”，其中包括很小的便携式实验装置。当时美军医生们不理解隔离服等日本装备的用途。40年代中国华中战场上爆发的不同寻常的疫病如今看起来已经不像当时那么难以理解了。

1947年7月1日，爱德华·怀特尔（Edward Wetter）和H.I.斯塔布菲尔德（H.I. Stubblefield）在为少数军方和国务院高级官员撰写的一篇备忘录中表现出了罕见的坦诚态度。

他们报告说，石井四郎等人非常配合，他们正在撰写大量报告，而且他们已经同意提供“8000多张经过生物武器实验后人类和动物尸体组织的照片”。他们指出，人体实验的效果要比动物实验好得多。他们指出，据判断苏联仅仅掌握“一小部分技术方面的信息”，由于“那些日本人受到战争罪行指控会导致数据被所有国家获取，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必须尽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还强调，日本人所掌握的实验数据“对美国自己的生物武器研究项目具有重要价值”，而且“日本实验数据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价值极大，其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战争罪行诉讼本身”。

1947年7月15日，“国家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SWNCC）的塞西尔·胡伯特（Cecil F. Hubbert）对爱德华·怀特尔和H.I.斯塔布菲尔德的备忘录进行了回复，他同意二人的观点，但也提出警告，那样做未来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因为“在德国的‘国际军事法庭’已经把石井四郎等人所做的那种人体实验判定为战争罪”。他接着指出，美国“目前正在德国纽伦堡对一些德国一流科学家和医生提起诉讼，因为他们曾在人体上进行实验，对实验对象造成了很多痛苦，并导致了实验对象的死亡”。胡伯特还警告称，如果苏联方面要求对日本战犯进行交叉审查的话，整件事可能会被暴露，届时局面将无法收拾：要知道，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即苏联人在奉天地区进行独立调查可能会发现美国战俘曾被用来充当以生物武器研究为目的的人体实验对象，而且那些美国实验对象已经因此死亡……

虽然存在上述风险，不过胡伯特还是同意怀特尔和斯塔布菲尔德的观点，他主张采取保密措施并给予那些日本细菌战参与者战争罪行的豁免权。他写道：“目前手中的数据……并不足以证明石井四郎等人犯下了战争罪”。

美国安排了大量医疗人员对日本人提供的资料进行了评估。华盛顿派往日本进行实地评估的第一批专家之一就是诺伯特·费尔（Norbert H. Fell），他于1947年4月初启程前往日本。6月底，诺伯特·费尔医生回到华盛顿。来自东京方面的说法是，应该向费尔医生开放所有的相关电报记录，因为“他是掌握最新第一手资料的调查专家”。

埃德温·希尔（Edwin V. Hill）医生是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一位医学博士、基础科学带头人，他在报告中提到了石井四郎等人保留的一部分技术数据。他写道，此行赴日的目的在于获取更多资料，以便对日本人已经提供的材料进行证实，“我们对他们从中国转移到日本的那些病理资料进行了检查，并获取了对理解病理数据有价值的记录等说明性材料”。

埃德温·希尔等人与19名日本生物武器专家进行了谈话，证实了许多以人类和动物为实验对象的独立实验结果，此外还涉及一些与植物疾病有关的工作。他们还对石井四郎的净化流程以及通过飞机喷洒病菌气溶胶的系统进行了调查。石井四郎等人向美国专家们描述了炭疽杆菌、肉毒杆菌、布鲁氏菌的人体实验细节，包括被感染的人数和最终死亡的人数。

埃德温·希尔在报告的结尾指出，日本人所提供的材料是极为珍贵的，是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他甚至代表石井四郎等人求情：此次调查收集到的证据极大地弥补和扩充了我们此前在这一领域的知识。日本科学家向我们提供的数据需要我们自己耗费无数美元和多年时间才能取得。我们获得了大量关于人体对病菌易感性方面的数据。我们在自己的实验室中是无法取得那些数据的，因为这需要进行人体实验，而进行人体实验会在良心上对我们造成不安。获取那些数据仅需25万美元，与其研究成本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所获得的病理数据是那些实验的价值所在，我们希望对自愿提供这些数据的人给予方便，使其免遭麻烦，我们应尽一切努力防止数据落入他国之手。

1947年10月，德特里克堡基地派出调查日本细菌战的希尔博士在调查报告中，对花25万日元的记载。来源：新华社

埃德温·希尔在报告中提出“应给予方便，使其免遭麻烦”的那些日本生物武器研究人员不仅让人体实验对象感染上病菌以研究死亡的比例，而且有时候为了获得更详细的科学数据，他们还有意杀害实验对象。在一群人体实验对象被感染之后，随着感染情况的发展，日本人会在感染的不同阶段挑选出一些直接杀死然后进行解剖，这样他们就可以对不同感染阶段的情况进行研究。

很显然，我们在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专家们从日本同行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不过我们还不知道日本人提供的数据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相关研究项目的进展，美国专家们只是说那些数据是“无价的”。据说美国后来使用的生物武器与此前日本人研发的生物武器至少是非常相似的。让羽毛沾染病菌是石井四郎的发明，而此后羽毛炸弹就成了美国生物武器库中的标准配备。已故的西奥多·罗斯伯里(（Theodor Rosebury）医生指出，“如果要了解生物武器会对人体产生怎样的效果，我们就必须从人体上直接获得数据”。他还进一步指出，那些偶然被感染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对研究工作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从现有的档案中，我们无从得知是否有人知道那些被当作人体实验对象的中国人、俄国人、“混血人种”以及美国人的名字，他们的生命因大剂量的病菌感染、长时间的X光照射或活体解剖而残忍地结束了。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石井四郎以及许多其他“731部队”的高级官员都完整地活过了自己的一生，只是在老年时期患了一些自然产生的疾病。其中有一些，比如一位叫北野的将军甚至在写作本文时仍然非常健康，他目前正在日本的家里安享自己的退休生活。

1969年11月2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将放弃使用生物武器，他说：生物武器可以产生大规模的、无法预测的、潜在的、无法控制的恶劣影响。它能够造成疫病流行，且危及未来世代的人类健康。因此，我决定美国放弃使用致命的生物武器以及其他所有生物战手段。

几个小时之后，华盛顿的官员们就开始对总统声明的适用范围加以限定。就在当天，时任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就对参议员小查尔斯·马迪亚斯（Charles Mathias, Jr.）说：“这不会对国防部的基础研究项目造成重大影响”。

一年后，《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称，美国军方想要继续进行的一些国防研究项目涉及“研发和制造致命的生物制剂以及反制这种制剂的手段。‘这听起来与我们曾做的那些事情已经非常相似了’，一位官员私下说道。

在随后的几年里，许多迹象显示五角大楼对生物武器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科学》杂志的一篇报道中，萨缪尔·古尔德哈勃（Samuel Goldhaber）指出，美国打算保留一定规模的“防御性”的生物武器研究项目，虽然白宫已经声明此类项目将完全公开透明，但军方随后却说该项目属于军事机密。为完成该项目，需要把240名平民和190名军方人员从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研究中心转移到美国陆军位于犹他州的达格威试验场（Dugway Proving Grounds），在那里可以对防御性的生物武器研究活动进行集中保密管理。

美国陆军最初宣布，德特里克堡要么被关闭，要么被改建为普通医疗研究机构。虽然人们提出许多建议，如改建为癌症研究中心，但美国陆军方面显然找不到愿意承担维持该机构运转庞大资金的机构。

问题最终得以解决，是因为美国陆军方面改变了想法，他们决定继续在德特里克堡维持一个小规模的“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机构，并把其他设施租给政府部门。美国农业部已同意在德特里克堡设立一个专门研究植物疾病的部门。不过当时有人指出，美国农业部并未设立什么“新”的部门，他们只是接手了原来美国陆军早已在进行中的植物病原体研究项目。

1972年8月初，苏联卫生部长鲍里斯·彼得罗夫斯基（Boris V. Petrovsky）访问德特里克堡，并被允许参观原来被用于进行最机密的生物武器研究工作的区域。工作人员对随行记者说“入口处的警卫如今已经撤掉了”。1977年11月，我本人亲自造访了德特里克堡，发现警卫仍在。

在阅读了两天与该机构早期历史有关的解密档案之后，工作人员要求我与该机构一位负责人见面，那位负责人很详细地询问了我为何会对生物武器感兴趣。对德特里克堡的参观的确是允许的，不过他们对我本人以及两位同行研究者开放范围进行的限制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在一间办公室的墙上看到了使用该设施的机构名单，大多数都是军事医疗研究单位，其中一些隶属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这家研究机构是在尼克松总统宣布生物武器禁令后该设施的官方管理机构。当时，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领导官员是丹·克罗齐耶（Dan Crozier）。

1978年，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由于坚持保留一种天花病毒培养体而卷入了一场争端。由于预计天花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根除，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各国仍保留天花病毒的实验室都应彻底销毁该病毒或把该病毒转移至联合国指定的四个地点进行保存：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位于莫斯科的天花病毒预防实验室、位于伦敦的圣玛丽医院以及位于东京的日本国家医学研究所。

美国军方的医学研究人员表示，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希望能继续保留天花病毒培养体的理由十分充分。由于疫苗非常有效，如今很难再使用天花病毒制造生物武器。不过，一旦天花根除，疫苗将不复存在，未来人类将对这种病毒失去免疫力。到那时，天花病毒将有可能重新成为生物武器的制造原料，恐怖分子或外国势力将可能用它对美国进行攻击。

因此，美国陆军方面因诊断需要不得不保留天花病毒培养体。据一位军方知情人士说，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不愿意依赖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因为把病毒培养体送到那里保存后，随着时间流逝，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许会无意间损毁那些培养体。陆军方面其实是过虑了，因为天花病毒培养体对于血清学检测或疫苗生产来说都不是必须的。

除了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美国还有一家机构拒绝配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那就是位于马里兰州罗克韦尔的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ATCC）。该机构称，希望自己保留天花病毒培养体，而且仅出于存档目的，以防样本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丢失。

奇怪的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和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都认为，在其他国家自愿放弃天花病毒样本的时候，美国却需要三份天花病毒样本。我们有一天会看到，也许在美国某处还秘密保存着一份天花病毒样本。

如今已曝光的资料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多年来一直保存着有毒物质、细菌和病毒，不过大多都是少量的处于即时可用的状态。70年代初，在尼克松总统宣布生物武器禁令之后，中央情报局为自己所有的“可供支持行动”的库存编制了目录。可是在1975年8月23日的一篇备忘录中，我们看到在接到销毁令6年之后那些库存仍然存在，就在中央情报局设于德特里克堡的特别行动小组那里。

在天花病毒样品的问题上，很显然情况是不正常的。军方人士认为，天花病毒目前不是生物武器的原料，但未来也许会成为生物武器的原料。他们错误地主张，为了避免美国未来受到该病毒的攻击，美国有必要保留天花病毒的培养体。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似乎已经把天花病毒视为生物武器的一个选项，而且显然正因为他们认为天花病毒具有这一价值，他们才非法地保存该病毒达6年之久。值得指出的是，在德特里克堡扮演攻击性武器研究机构的角色终结之后，中央情报局在1975年仍然在德特里克堡存储天花病毒以及其他可用于攻击目的的生物样本。如果中央情报局关于天花病毒知道一些我们普通人（包括非军方医疗人员）都不知道的东西，那么上述奇怪情况也就不奇怪了。存在如下可能性，即我们的生物武器专家们已经发现了或制造出了天花病毒的一种变体；他们认为，即便当今人类已经对天花病毒存在广泛的免疫力，但这种天花病毒变体仍然具备成为生物武器制造原料的潜在价值。

在德特里克堡表面看起来即将关闭时，其非军方工作人员开始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一名记者对进入新的民间机构或联邦政府机构的昔日生物武器研究人员进行了追踪，这名记者问他们在做什么。一些人在接到他的电话时非常不悦，拒绝回答。其中一个人竟然发起火来，声称什么也不会告诉他，即便自己桌子上的铅笔是什么颜色也不会告诉他，甚至桌子上有没有铅笔也不会让他知道。从那些人的表现来看，这名记者猜测，他们仍然在从事生物武器研究工作。

对于反对生物武器的人们来说，一个很大的困难在于，生物武器研究是很容易打着普通医学研究活动的幌子获得合法身份的。石井四郎用“净水部队”和“疫苗生产机构”来遮掩自己的行动。即便生物武器攻击已经完成，有时也会被认为是瘟疫的自然爆发而被忽略过去（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了）。一些人否认日本的细菌战暴行，为其进行遮掩已经50年了。更可怕的是30多年来，美国正在做同样的事情，美国一直掩盖日本发动细菌战的证据而且还掩盖自己也在从事生物武器研究的事实。我们还需要多久才能知晓美国研发和使用生物武器的全部真相呢？这世界上还有多少国家正在做着同样毁灭人类的罪恶呢？

By John W. Powell，马力（译）

什么是暗网?

如果互联网是一座冰山，那么我们普通人能接触到的，只是作为冰山一角的表层网络。而隐藏在水下的，标准搜索引擎无法进入的部分，被称为深网和暗网。

据一些非正式数据统计，暗网的数量是明网的 400-500 倍，占全部网络信息的 90% 以上。

「深网」与「暗网」和互联网冰山

传说，作为互联网的阴暗面，在暗网上可以买到想买的一切。色情片、开房信息、人肉搜索、违禁药品等等，这些都在暗网公开售卖。你甚至可以买到枪支，更有极端传言，暗网可以雇凶杀人。

总之，暗网就像互联网的黑市一般，只要通过特殊的浏览器就能进入其中只要你付得起钱，就能买到想要的一切。

枪支在暗网上明码标价

这几年暗网的概念越来越被人所熟知，全球都在严厉打击暗网。

但当所有人都以为这个网络上的黑市离自己颇为遥远的时候，恐怕怎么也没想到，原来有一个微缩「暗网」就躺在自己的手机里，藏在自己常用的一个 App 中。

这个 App 的名字叫做 —— 闲鱼。

闲鱼是阿里巴巴旗下闲置交易平台

日活超过 500 万(2017 年公开数据)

很难相信对不对?

但是当你掌握闲鱼名为关键词的「钥匙」后，你会发现，平时你在上面浏览到的数码产品、闲置衣物等等，也只不过是其表层网络。

越是深入闲鱼，摸清它的机制，就越是发现这个平台出售的商品，触目惊心。

01

第一层：假货与诈骗

这是普通人能接触到的、闲鱼最浅显的阴暗面，你甚至用不到什么特殊的关键词。因为闲鱼的假货，可以公开叫卖。

最简单的就是球鞋。因为《蜘蛛侠：平行宇宙》大火的 AJ1 芝加哥在毒 App 上被炒到高达两千多元的价格。

毒APP是一款全球限量高端球鞋交易社区

但是如果你在闲鱼搜索「AJ1 蜘蛛侠」，就会发现整个商品页面最高的价格也不过 500，甚至许多低至两三百，只有毒平台十分之一的价格。

闲鱼上的同款球鞋

这些鞋大部分来自莆田 —— 中国最大的假鞋市场 —— 商家会直接说明采用原厂材料与工艺，大部分会声称自己的产品是「公司级」，意味着与正版相差无几。

这些商家的服务可谓无微不至，为了照顾到客户，寄出时甚至会带「毒三件套」，也就是自制的毒平台的防伪扣、鉴别书和加固盒。

当然，如果你在底下问一句「是否是正版」，商家就会回复你「私聊」——这是通行于整个闲鱼的暗语，一旦有什么不便公开说的话，就从评论区进入私聊，甚至互相留微信交流。

同时你还会被其他人骂作「憨憨」，毕竟正常人不应该相信这个价格还能买到正品。

卖家公开回复为 A 货

这类 A 货交易其实算得上非常良心，因为卖家起码没有骗人，一分钱一分货，大喇喇告诉你是 fake，买家毕竟有知情权，买假货也是个人意愿。

但是在数码领域，水就深了不少。一个超低售价的数码产品，很有可能只是钓鱼的工具。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公开报道过的「中关村套路」。

比如你在闲鱼搜索 iPad Pro 10.5，地点筛选为北京，就会有某些商品以年会、生日礼物等为由用超低价格进行售卖，成色要么全新要么 99 新。256G 的 iPad Pro 10.5 仅售 2600 元，只有市场价的一半，不免让一些学生党心动。

一个典型骗子卖家的描述

这款数码产品的全新价格约 6000 元

这些商品通常只接受面交，看似更加令人放心。等到交易时，就会把你带到中关村的某个小店，先让你签下一个合约。

接下来，卖家会告诉你机器需要解锁，你不得不再付一笔解锁费。紧接着，又会告诉你这是个合约机，需要你每月再支付一笔费用。算下来，最后得用市场价甚至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买下一个二手物品。

等意识到这是个骗局时已经来不及了。商家会以已经签了合约为由，不买不让出门。因为上当者多为学生，缺乏社会经验，最后只能以就范告终。由于是面交，增加的费用不走闲鱼，追诉无门，只能吃个闷亏。

百度贴吧里网友受骗的真实案例

如今在百度搜索「闲鱼+中关村」就有无数此类新闻弹出，甚至连《中国消费者报》也报道过。

虽然见诸报端以后闲鱼对此类诈骗进行了打击，情况好了不少，但仍有少数人以此为生。好在经常混迹闲鱼数码圈的用户早就对这类骗局了然于胸，一旦出现，就会在评论区抵制，并举报。

这类骗局在闲鱼老玩家眼里已经不再新鲜

闲鱼本身只是一个二手闲置交易平台，并非捡漏宝地。天上不会掉馅饼，低到离谱的价格背后必然暗藏玄机。

只要不贪小便宜，就不会上当。但如果认为能识破骗局就算玩透了闲鱼，可就大错特错了。

02

第二层：软色情

关于闲鱼涉嫌软色情服务的报道已经屡见不鲜。

就在去年，《现代快报》的微信公众号就披露过闲鱼上的「原味」交易。

原味交易其实在互联网由来已久，最早起源于同为阿里系的淘宝。原味一般是指女性使用过的贴身衣物，主要以内衣、丝袜和高跟鞋为主，主要是用来满足一些「恋物癖」的特殊嗜好。

在平台整顿前，只要在闲鱼上搜索「内衣」、「丝袜」等关键词，就会出现许多以性感美女为封面的商品条目。这些看似是二手交易的物品，点进去的留言却清一色是男性，并且对商品统一的要求是「使用过」、「没有清洗」、「贴身穿着」等等。

甚至在最初，直接搜索「原味」二字就能出现这些售卖信息。

在意识到用户的行为已经游走在法律边缘以后，闲鱼立即做出了整改，一旦查实就封店、封号处理。如今再在闲鱼搜索原味或者丝袜，已经显示属于违规词汇：

但是这种封禁并没有真正杜绝这类交易的发生。商家们与平台斗智斗勇，开发了许多新的词汇用来规避。这就是进入闲鱼暗网所需要使用的「关键词」。

比如，搜索「私物」这个关键词，算法就会亲自为你补全一堆暧昧的词汇：

然后曾经消失不见的、暗含「色情交易」的商品页面，就又出现在了眼前：

虽然相比过去更加隐蔽，但顺着商品点进去，依然可以发现许多猫腻。文案中还会特别提到「喜欢的小哥哥们下手」、「你懂的」这些隐晦信息，来暗示这就是「原味」交易，与之前并无本质区别：

更隐晦的闲鱼卖家

一条「你懂的」宝贝描述页

而这个卖家的主页上显示，她通过了闲鱼的实名认证，已经拥有 177 粉丝，65 个超赞，41 个商品，这些商品多数以「贴身衣物」为主。

除此之外，在其 36 个评价中，不难看出都是男性主顾：

点开这位卖家的评价页面

随机看了两条评价详情

算法的神奇之处就在这里。一旦你点进了这个商品链接，下面就会给你推送无数个类似的商品条目，而有些条目之隐晦，关键词之独特，不禁令人称奇。

这类在违法边缘的交易行为虽然在道德上站不住脚，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但接下来的关键词，则直接指向了在线招嫖。

03

第三层：视频和性交易

最近 91 大神夯先生偷拍 100 名女性并上传视频获利被判刑的新闻引起不小轰动，这类违法行为对广大女性的人身安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而类似视频的售卖可谓屡禁不止，只是没想到就连闲鱼上也有类似交易。

当你点开几个原味售卖的链接以后，算法就会推荐到更多令人瞠目结舌的商品。在有些商品中，标题美其名曰美女学习资料，同样配以诱惑性的图片，实则赤裸裸售卖黄色资源，公然违法：

而在这些推送中，「新茶」、「喝茶」这两个词汇频繁出现，尤为引人注目。

一开始还搞不明白，喝茶怎么会跟这类交易联系在一起，还以为这是「茶叶骗局」的一种。直到看到搭配的封面，才隐约了解到这两个关键词背后的含义。

赃密显然是「脏蜜」的谐音，在百度百科中是「外围女」的别称。配合富有「性暗示」的图片，答案不言而喻。

有不少媒体曾爆料，「喝茶」是一种暗语，实际上是「嫖娼」，而「新茶」就是发布招嫖信息。

诸多媒体曾曝光违法服务中的相关暗语

在点进其中一个页面后，不出所料，算法就会推荐更多类似的信息。有的封面直接放上「美女」，有的则更加隐蔽。但无一例外，都会标上一个昂贵的售价做出区分，怎么看都和真正的喝茶不相干。

在佩服这些人造词能力的同时，不禁感叹，茶文化到底得罪谁了，诈骗犯用卖茶叶骗人，现在又有人用喝茶、新茶来招嫖?

不难看出，虽然有诸多关于闲鱼暗含疑似色情交易的新闻，隔一段时间就能看到一次，且闲鱼确实有加大力度封堵(一举报一个准)。但因为某些不知名的原因，官方似乎永远难以将其根除。

被封号者往往只需要换一个马甲，再运用丰富的想象力编造出新的暗语，平台方的封堵就永远是滞后的。尤其是像「喝茶」这类大众词汇，也难以封禁。

当然，这些信息或许也只是虚假消息，就跟数码产品一样，都是「仙人跳」。但无论怎么说，这类信息也不该在平台上出现。

04

第四层：违禁药品

如果说第三层还有仙人跳的可能性，第四层就开始变得危险起来。一些我国明令禁止售卖的药物，也能在闲鱼上架。

在闲鱼上搜索「xbqm」，就会在页面上看到一大堆白色粉末状的药物。

xbqm 这个关键词甚至算不上暗语，只不过是「西布曲明」的拼音首字母缩写。

多数人对西布曲明这个名字不太了解，但一定知道曾经一款大热的减肥药 —— 曲美。在 2010 年之前，国内有相当数量的减肥药都含有这种成分。根据华山医院内分泌科副教授闻杰介绍，这是一种神经中枢的食欲抑制剂，对心脏方面可能会有一些不良反应，会有一些影响。

西布曲明 97 年在国外上市，2000 年获准在我国上市。

在《药监局叫停 15 种减肥药 因含西布曲明》的报道中，根据国家药监局曾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从 2004 年到 2010 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共收到西布曲明相关不良反应报告 298 例。2010 年欧洲药品管理局发现大约 17 例死亡案例，疑似与西布曲明有关，其中 6 例死于心脏问题，另外 1100 多例报告说，服药后呈现不良反应。

早在 2010 年 10 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便发布通知，决定停止西布曲明制剂和原料药在我国的生产销售和使用，以上销售的药品由企业负责召回销毁，产品涉及曲美、奥曲星、曲婷、诺美婷等十几个品牌。

也就是说，这个早已被国家禁止销售，并且已经验明对心脏具有隐患的药物，还可以在闲鱼上搜索到。

除了这类对身体有隐患的减肥药物之外，闲鱼上甚至还可以看到三唑仑——也就是传说中的「迷魂药」。

三唑仑原本是一种用来治疗失眠的药物，但是却被一些人利用在「迷奸」女性上。震惊亚洲的韩国胜利案件中，李胜利的夜店里就是将这类迷魂药偷偷放入女性的饮品中。

而在闲鱼上，有些产品页面商家还会非常露骨地描写出使用方法。

像三唑仑等具有迷幻作用的精神类药物，各种形式的关键词太多，并无法在闲鱼上直接搜索到。但是，通过搜索某些可以令人「上头」的药物链接，根据算法推送，就经常能刷到这类药物了。

而最令人胆寒的是，这类可以轻易被搜索到的，能令人「上头」的药物，已经一只脚迈入了毒品的范畴。

05

第五层：Kush

闲鱼上公开售卖大麻，你敢相信吗?

如果你在闲鱼搜索「Kush」，将会出现许多提到「og」、「ak」等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商品条目。点进链接，清一色是「上头」、「机长」等奇怪的暗语。

实际上，kush 就是美国俚语里「大麻」的意思。

OG Kush，又叫 OG 库什，是当今大麻世界最流行的品种之一。一种说法是 Chemdawg 和印度库什大麻杂交的品种，但可以确定的是自 1995 年从佛罗里达州的早期大麻店帝国基因科技引入加州洛杉矶后，迅速成为大麻网红。

AK，也称 AK-47，也是大麻的品种之一，是一款杂交品种，混合了哥伦比亚、墨西哥、泰国、阿富汗的大麻基因，室内培育花期非常短，只有 53-63 天。自 1992 年被创造出来以后，AK-47 已经是世界上非常流行的大麻品种之一。

据统计，美国大麻品种多达 1700 多种，无论是 OG 还是 AK，都是这些瘾君子中相当受欢迎的产品。

那么飞行员和机长又是什么意思呢?

在网络上，大麻还有个称呼是「燃料」，而「飞行员」、「机长」则是吸食大麻者之间的称呼。吸食者称为飞行员，贩卖者则称为机长。含义也非常简单粗暴，就是吸食这些药品以后，可以「上头」，犹如坐飞机一般。

虽然大麻具备一定药用价值，但是在我国规定大麻属于毒品，吸食大麻属于违法行为，如果进行售卖，则是妥妥地犯罪。一直以来我国对于大麻的打击都是相当严格，未曾想到居然有人在闲鱼公开售卖。

总之，越是深入探索闲鱼、了解其使用机制，越是触目惊心，让人觉得平台深不可测。本来是好奇发现了其中某个不起眼的链接，却随着不断地深入，发现更多令人胆战心惊的世界。

闲鱼是最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社交电商平台。

作为一个已经拥有超过 3 亿用户的庞大社区，在二手平台的表面下，实际上暗流涌动。一切你能想象得到的交易，都可能在闲鱼上发生。

前些日子，一篇名为《闲鱼的转让理由是一门人类学》爆红网络，大家开始注意到闲鱼上那些精彩的故事文案——这是在淘宝、京东、拼多多和小红书上永远见不到的东西。

因为基于算法推荐，使用闲鱼的人往往只会看到自己需要的一些商品。大部分人可能只热衷于淘一些二手的数码产品，却不知道在算法的幕布之下，这个平台所售卖的商品远超想象。

每个人使用的闲鱼就像一座孤岛。

在上面交易二手数码、图书、化妆品的人，恐怕一辈子都不会知道，暗地里，闲鱼还隐藏着一些疑似非法的交易。

这些违禁品出售的背后，折射出二手交易平台野蛮生长的缩影。闲鱼等二手平台也曾数次曝出有非法信息，但这样的屡禁不止，是运营者的纵容、还是监管的缺失?无论如何，闲鱼本应成为大家互相置换闲置物品的良性平台，而非灰产的聚集地。

By IC实验室

自2019年新冠爆发以来，人们很难理解美国怎么会连几个月的隔离都坚持不住，底层白人的生活如此会如此窘迫。也许看了《女佣的故事》这本书（已改编为Netflix美剧《女佣》），就能理解美国每年福利支出高达5000亿的情况下，底层穷人的生活为何还是这么挣扎。为什么一个努力的人无法凭勤劳的双手脱贫致富。

《女佣的故事》这本书是美国人底层白人女性斯蒂芬妮·兰德所著。这本书有着大量的细节描写，真实反映了美国底层白人如何在福利制度中挣扎着讨生活的情形。一出版就成了《纽约时报》2019年的年度畅销书，受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大力推荐。

我想大部分看了这本书的人都会一边庆幸，一边深刻体会到贫穷带来的那种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感觉。

庆幸自己拥有相对安定的生活。感受时时刻刻绞尽脑汁计算开支，没有一分钱盈余，举目四望，无人能对自己伸出援手，还要带着个孩子四处找一个栖身之所的巨大压力。

斯蒂芬妮是一个单身母亲。27岁那年，她邂逅了甜品师杰米，在对方没有准备好做父亲的时候就冒失地怀了孕，并且打定主意要把孩子生下来。

杰米反复要求斯蒂芬妮打胎无果后，开始对她拳打脚踢，恶语相向。孩子出生后又扬言要抢走孩子的抚养权，让斯蒂芬妮再也见不到孩子。

在斯蒂芬妮的据理力争下，她取得了女儿米娅的抚养权，并成功地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一团糟。

不得不说，即便在怀孕前，斯蒂芬妮对自己的生活也十分缺乏规划。她和杰米都出身于底层的白人家庭。斯蒂芬妮高中毕业，曾想着申请副学士学位（类似国内大专）然而直至27岁，她一没有付诸行动，二没有存下一分钱学费。

在单身的岁月里，斯蒂芬妮在各个咖啡馆当零工，有钱就在下班后去酒吧喝一杯，跟男人约会。

及时行乐，没有存款，这就是许多美国底层穷人的现状。

然而这种脆弱的平衡非常容易打破，比方说生一场病，或者生一个孩子。

因为没有存款，按月付房租的斯蒂芬妮成了流浪汉大军中的一员。她的所有亲人都和她有着几乎同样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也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帮她一把。

她的父母早就分开了。她在父亲那里只住了几个星期，父亲就大呼负担不起，让她带着孩子搬走。

她的母亲和一个只比她大7岁的年轻英国男子结婚了，平时住在伦敦。

斯蒂芬妮的母亲只在女儿搬到救济所的时候来看过她一次。那天中午他们去快餐店吃饭。斯蒂芬妮点了一个平时吃不起的汉堡，母亲竟然要跟她AA。女儿的账户里一共只有10美元，母亲竟然接受了生活窘迫的女儿用全部存款来支付一个汉堡的钱。

为了生活，斯蒂芬妮申请了政府的临时救济住房，这种房子的居住时长只有90天，时间一到，她就必须立刻搬离。刚生完孩子的一年，是斯蒂芬妮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年，她和一个只会哇哇大哭的宝宝在各个救济住房、临时收容所中颠沛流离。

这种房屋虽然是免费的，但房子既小又破，又没有尊严。

住在里面的人不可以邀请访客，晚上实行宵禁，不能饮酒。政府会随时派人来抽查看看家务情况，检查住户有没有按时洗衣服，有没有把房子弄得一团糟，还会随机对租客进行尿检，看看他们有没有喝酒有没有嗑药。

这种地方，不能被称为家。

斯蒂芬妮一直都有在工作，她把米娅送到政府补助的日托之后，就去为别人打扫房子，收拾庭院，赚钱支付各种日常开销。从一开始到处给人打工到找到家政服务公司，根据公司指派任务上门做清洁，斯蒂芬妮从没停止过劳作。

有时她不得不当一个狠心的母亲，无视生着病的女儿，将其送到日托，自己再出门工作。

钟点工的工作强度很大（比国内强度大，因为房子普遍很大），非常肮脏又没有尊严，有时要清理粪水四溅的马桶，有时要清理用过的安全套，但斯蒂芬妮没得选。

公司向客户收取20-23美元每小时，却只给她8-10美元一小时。通常她第一个小时的收入都要花在油钱上。

没错，美国再穷的人也大多有车，车是他们唯一可选择的代步工具。除了大都市，美国大部分住房分散得很开，可能在一个街区走上10分钟，只有10户人家。公共交通也不发达，一到周末和节假日，公车可以达到1小时一班，有时还延迟。同时几乎没有人用自行车或者电瓶车代步。

没有车可以说是寸步难行。穷人为了工作，哪怕是很便宜的二手车也必须搞一辆才行。但有了车，油钱和汽车养护又是一大开销。身心疲惫出了事故又是一笔天文数字。

很多时候斯蒂芬妮辛苦工作，都只够支付油钱和有线电视费、电话费这些必须的开支。为了活下去，她申请了7项政府补助。包括育儿补助、最基本的医疗补助、社会保障补贴和食品补贴券等。

听上去很美好，但实际这些福利对穷人，尤其是还有自尊心的穷人并不友好。

首先，每一样申请都要穷人花时间去政府机构排队递交申请材料和表格，来证明他们到底有多贫穷。很多福利项目，比如政府补贴的租房项目，需要排上几年的队，根本无法及时帮到真正需要的人。

作为一名单身母亲，斯蒂芬妮要花很多时间为此奔走。而这些时间，原本可以用在工作上。

其次，她和女儿的食物主要通过使用政府发放的食品券来支付。结账的时候常常要因此遭受收银员和周围的人的白眼。

美国每年花在社会福利上的支出高达5000亿美元，纳税群体早就对此怨声载道。

每当看到穷人用食品券买了稍微奢侈一点的食物，比如披萨之类的，人们就会怒目而视，仿佛自己的钱被人浪费了。

在中产阶级的抗议下，一些食物被取消了用食品券购买的资格。比如斯蒂芬妮给女儿米娅喝的全脂牛奶，就不能再用食品券购买了。她要么选择自掏腰包，要么就只能买淡如白水的脱脂奶。

第三，基本的医疗计划覆盖面很小，斯蒂芬妮几乎不敢生病。因为长期做清洁工作，斯蒂芬妮的身体长期受到病痛的折磨。她常常因为疼痛在凌晨三四点醒来。她很羡慕雇主家随处摆放的止痛药，而她的医疗计划只允许她服用止不了痛的布洛芬。（可能产生了耐药性）

第四，福利计划也成了穷人头顶的天花板。这大概是美国福利制度最悲哀的地方。斯蒂芬妮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她努力打几份工，争取改善自己和女儿的生活。可是她发现但凡她的收入增加一些，政府就会收回一些补贴。比方说穷人赚1000美元，政府补贴700，则一个月有1700美元可供开销，但是当穷人通过工作收入达到1200美元后，政府会相应地收回一些补贴，可能一个月反而就只有1500美元可以花了。

这也就意味着，很多时候努力和不努力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努力了还更糟。

三代贫穷的原生家庭，每个人都疲于奔命，艰难自保

作者兰德并非孤儿，她有祖父，还有父母，只是父母各自组建了家庭，并且祖孙三代都过得不宽裕。母亲为了梦想去了欧洲，跟只比女儿大九岁的男友威廉在一起，无暇顾及她。久久没回来的母亲，回来时还带着自己的男友威廉，为了表明自己要“划清界限”，甚至连女儿想单独跟她相处片刻，说几句知心话都成为一种奢望。

她的父亲也另外组建了一个家庭，她的继母有三个儿子，不希望她去打扰他们的生活，因此某天在父亲家附近的丹尼斯餐厅吃完饭后，她的父亲就对她说“自己照顾自己吧。”

她外公曾经是个房地产经纪，在经纪衰退后过得很艰难，在她和米娅遭遇车祸后，他开着车去接她们回家，甚至连付加油费的钱都不够。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她还有过一个叫特拉维斯的男朋友，他们有一个属于自己家的马场，靠给人养马，照顾马匹为生。她搬去跟特拉维斯住之后，终于暂时摘掉了“单身妈妈”的耻辱头衔，而特拉维斯和女儿米娅的快乐相处，也让她感到欣慰，只是虽然特拉维斯需要兰德给他帮忙，但很少给她钱，她就连给汽车加油的钱都没有，每次跟他讨点钱，都会招致一场争吵。为了不问他讨钱用，她去清洁公司找了份兼职，但这引发了特拉维斯的不满——因为要出去兼职，她在马场干的活就少了。

在她在清洁公司的工作步入正轨，有了点自己的收入之后，她与特拉维斯的关系却破碎了。起因仅仅是她在劳作了一天后下班回到家，做完晚饭，打扫、给孩子洗澡之后，跟在看电视的特拉维斯说“能不能请你把垃圾给倒了？”他的回答竟然是一句冷冷的“我觉得你该搬走了。”

在她伤心欲绝之时，特拉维斯竟然又接着神采奕奕地看电视，还跟着电视节目“笑了起来”，可见这个男人并没有真正的爱过她，或许他跟她有过短暂的激情，但最终，他只是享受她的照顾和不用付钱的帮工，在她没有办法顾及那么多的情况下，他毫不犹豫地就把她推了出去，哪怕此举让她不得不偶一次面临深渊。

穿梭在贫困、中产、豪富等各阶层之间的作者，看到了差距也看到了成功者背后的悲欢和无奈

作为一个具有超强战斗力，工作能力和态度一流的清洁工，作者得到了公司和客户的认可，因而获得机会去为各类难缠以及要求苛刻的客户家里做清洁工作，她像一个隐形的幽灵一样穿梭在格式各样的房间里，有寸土寸金，洗手间比她的居所还大的超级豪宅，也有普通中产的公寓，跟她一样的单身妈妈的普通住所。

她通过清理房间以及跟房主人打交道的机会，看到表面风光背后的悲欢与无奈，并根据主人的特征给住所悄悄地起了名字：色情之家的男女主人长期分居，貌合神离，通过自慰满足自己，梦想着各自的理想伴侣。悲伤之家的男主人是个老鳏夫，独自居住在靠海的小别墅里，又老又病地等待死亡，浴室的柜子里存放着他爱妻以及大儿子的骨灰盒。大厨之家的厨房里堆满了各种美味高级的食物，这让兰德十分羡慕，然而主人身体也有问题，经常大剂量地吃镇痛药；她的大多数客户都需要上班，为了维持自己的体面生活，通勤1-2小时也很正常；她的大部分客户，虽然过着比她富裕的生活，但身体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大部分也都需要靠镇痛药、抗抑郁和助眠药支撑自己，没有人的生活是完美无缺的。来自不同阶层的他们，都被生活透支了，在黑暗和病痛中挣扎着，艰难前行。

美国不仅阶级固化，还阶层跌落

虽然美国的社会阶层之说一直颇受争议，甚至有人否认美国存在社会阶层之分。但，绝大美国民众所认为的社会阶层，大致可分成三个阶层，分别是上层、中层和底层。社会学家丹尼斯·盖伯特、威廉·汤玛森、乔瑟夫·希吉和詹姆士·汉斯林又将美国的社会阶层细分为六个，分别是：上层阶级，由富裕且有权势的人组成；上层中产阶级，由受过高等教育且薪资优渥的专业人士组成；下层中产阶级，由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业务员以及办公室助理组成；劳动阶级，由工作内容大多是重复规律的蓝领阶级职员组成；最后是较低的阶层，再分为劳动贫穷阶级和下层阶级。

判断阶层固化的标准，就是看阶级的社会流动性，也就是父母的经济水平和子女的经济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最高为1，就是彻底固化，没有人能离开父母的经济阶层。最低为0，也就是没有社会阶层固化，子女和父母的经济阶层没有任何相关性。

这张图，统计的是“子女一代和父母处在同一个阶层的可能性”，系数越高，表明社会流动性越差，一个人要脱离自己的家庭出身向上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小。美国的系数是0.47，看上去似乎还好。但是实际情况确是，从1976年以来，美国顶端1%的人的财富仅占全国财富的9%，到2012年时则超过了40%。美国的智库皮尤中心也做过一个社会流动性研究项目，他们的发现是：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真正实现了收入增长和阶层跨越，跳出父母阶层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有16%的人，收入和财富比父母在同样年龄时要少，也就是向下坠落，掉到了下一个阶层。如果是出身底层，要连升几级进入中上阶层，这样的跨越，英语里叫rags to riches，大致意思是“白手起家”，也可以说是“寒门出贵子”，更贴切一些的翻译，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屌丝逆袭”。只有4%的人，能够实现这样的逆袭。

这种阶层固化就像一个魔圈，出生的家庭意味着你未来的成长高度。这种阶层固化就像泾渭分明，清与浊之间被划分的格外鲜明，并且很难超越。

《女佣的故事中》兰德出生的家庭，严格来算，甚至够不到下层中产阶级，顶多也只能算是劳动阶级，在父母离婚后，隐隐有向再下层滑落的趋势，兰德生下女儿后，在父亲家暂住，突然多出的两个人，父亲最终忍不住痛哭，可想而知兰德与女儿的出现，让父亲承受了非常大的，甚至是他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

书中也提到过，兰德出生的家庭中，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可以得到满足，但是，也仍然负担不起子女高昂的教育费用，超高的大学费用更是无法支付，所以兰德从11岁就开始了自力更生，那时刻的她就觉得金钱能够给予人安全感。

这一点，在美国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帕特南所著的《我们的孩子：处于危机中的美国梦》提到过：今天美国最重要的鸿沟是阶级而非种族，最要紧的地方是家里。

在过去的25年中，美国一直努力营造的接受教育、努力工作、购房置业、事业成功的“美国梦”，真的成为了一种梦。实际情况是，比起富人家庭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穷人家的孩子，父母很难给予思维和行为上的正确引导，更无法提供足够的教育投入。这一情况就直接导致了穷人家的孩子一起步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阶级固化导致的是社会整体经济水平不平衡，再有就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而身为女佣的兰德，做着非常非常多的工作，目的却是去证明自己是个穷人。

美国单亲妈妈越来越多

在美国1200万单亲家庭中，孩子80%由母亲照顾，单亲妈妈家庭的贫困率（两口之家年收入14570美元以下）高达42%，是总体家庭平均贫困率的将近3倍，极端贫困率（两口之家年收入7800美元以下）亦达22%。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家政工作者基本上都是女性，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单亲妈妈。兰德也曾对此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家政工作的时间很灵活，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孩子上学的时间，回家后你还可以照顾孩子。而这个工作一般人也不愿意做，只要你愿意跪下来擦马桶，你就永远可以找到工作。何况，没有人比单身妈妈更绝望。”

极低的收入意味着兰德需要社会福利资助，所以，她的生活充斥着无穷无尽的检查：收容所有宵禁，要进行尿检；福利工作人员需要证据来证明她的车不是什么好车；随时接受工作人员不定时地住所检查。

用食物兑换券去超市买东西，对于兰德来说，更像是一场劫难。她需要迎接纳税人的责难，认为他们交税的钱都用来养了一群好吃懒做的穷人，她还要接受收银员的沉默打量评判。

兰德在书中写道：社会上似乎总有些人寻找机会去批判，斥责穷人，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不配接受救济。

没人关心这些生活在对底层的人们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接受施舍就意味着，他们不仅需要面对经济的无力，还要接受社会各个阶层的苛责，毕竟，在纳税人的眼里，他们国家的乞食者。

在美国，每一个在贫困线挣扎的单亲妈妈，拼命工作，找不到爱和理解的生活，重重压力和疲惫掏空了她们。

以前是谈恋爱男人给钱，现在谈恋爱男人不给钱

曾经有人埋怨过《女佣的故事》中的兰德。被第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抛弃，应该自强不息，而不是急着去找寻下一个男人。

放在美国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兰德的做法，其实并不难理解。她需要一个家，更加需要一个比起收容所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这很现实，同样也是兰德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女儿米娅有妈妈兰德的爱护，我想兰德也需要有一个男人的爱护，好让正在经历着没有收入，没有居住地的母女得以有一处遮风挡雨的地方。

就在父亲无力承担她们母女的生活之后，兰德自己也知道以她此时的状况，在婚恋网站上找男人，显得太操之过急。事实就是如此，特拉维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

很显然，特拉维斯仅仅只是需要一个在他生理需求时，能够满足他，并且可以义务帮助他完成马场繁忙工作的劳动力。

导致两个人走向分手，也因为兰德开始女佣工作，不再当免费的劳动力。

繁重的劳动开始，兰德打扫的诸多中产阶级家庭状况，也让她真正思考努力工作背后的现实，政府压根不希望穷人太过努力工作，安于现状远比改变现状要安乐得多。

高阶层普遍抑郁，活成行尸走肉

兰德的女佣工作，让她领略了美国上层阶级的“脏衣服篮”，她擦洗过呕吐物、霉菌和血迹，在一个被她称为“色情之家”的房子里，丈夫的卧室里永远放着色情杂志和润滑剂，妻子的卧室里放着一大堆爱情小说。“悲伤之家”中失去妻子和儿子的垂暮老人，躲在偌大的房间里，独自煎熬。这些人的家里尽管有着两三个超大的卫生间和豪车，但他们的生活依然有着各种隐晦和辛酸。

在经历了富人的生活后，兰德说：“我希望能还清欠款，我希望有自己的房子，但我仍然希望保持简单的生活方式。如果我有钱把孩子们送进大学，不用再担心金钱的问题就好了。”

同时，兰德的收入，曾几次差点越线，每个月多挣几美元意味着她会失去上百美元的福利收入：“我工作得越多越努力，反而要接受惩罚。比如，为什么州政府要求你的存款少于1000美元？他们并不鼓励人们存款。有些人尽管工作非常辛苦，但却无法给冰箱里填满食物，而富人却越来越富，同时宣称穷人抢走了他们口袋里的钱。我们却以为富人会做出最好的决定，我去给他们的房子打扫卫生之前也是这么想的。”

这就是美国社会的另一个问题，拒绝努力。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理查德·里夫斯的著作《囤梦者》阐述过这个问题。美国正在成为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美国富有阶层收获了经济发展中的实惠，而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却停滞不前。

里夫斯表示，上层中产阶层与低阶层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体现在家庭结构、居住社区、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等各个层面。处于收入阶梯顶端的人们越来越有效地将自己的地位传承给子女，从而降低整体社会流动性。结果不仅造成不同阶层的经济鸿沟，还迫使美国社会成为一个阶级越来越明显的社会，跨越阶层显得越来越难。

这其实从两个方面也能看出这一阶层之间的差距。

1）美国城市的富人区和贫民窟

美国很多城市，贫民窟、平民区和富人区有严格的区分。

富人区的治安状况很好，犯罪率极低，基本是零概率，当然房价也会很高；贫民窟则几乎每到夜晚就变成战场。中上阶层的人一辈子也不会去贫民窟；从小在贫民窟长大的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去富人区，甚至连接触另一个阶层人的机会都没有。

居住在不同区域，人们所接触到的生活方式、居住环境，都是不一样的。甚至连超市里，水果蔬菜的摆放都完全不一样。

2）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

美国的学校分为公立和私立，公立为各个州政府提供教育经费，私立的则完全属于自主盈亏，教育水平完全不在一条水平线上。这种差距，从名校的分配上就可以看出来，八所常青藤名校，只有伯克利一所是公立大学，其他七所全部是私立。

《女佣的故事》中，兰德为了工作，只能将女儿送进接受政府补助的公立日托所，那里的环境正如兰德自己形容的那样：那里的环境冷冰冰的，人员拥挤，而且工作人员永远都表现出对自己的工作厌恶无比。

到了大学，美国大学的学费普遍都很高，这与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未来步入社会后参加工作有着很大的关系。还有美国大学的录取制度，不看考分，只看综合素质，所谓的综合素质，就是各种社会参与活动，而这些活动，比如我们常说的兴趣班，都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很显然，这些并不是一个普通家庭收入能够支付得起的。

比起高收入家庭对孩子投入的教育经费和教育资源，普通人家的孩子根本没有办法通过自己努力好好学习、熬夜通宵做作业、或者凭借自己聪明才智所能够改变的。一点点弥补差距的机会都没有。

《女佣的故事》表面上叙述了一个美国单亲妈妈在社会底层的挣扎和奋斗，实际上，它囊括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女性贫困、家庭暴力、住房危机、医疗制度、贫富差距、不稳定就业、昂贵的教育、社会福利制度等等。

它真实反映了美国将近三千万人倚靠政府救济补助的生活，不被社会阶层所理解，一度被认为是寄生虫，吸血虫的低收入阶层，实际上绝大部分人即使拼尽全力地奋斗，也依旧无法跳出安在自己身上的贫穷二字。美国梦对穷人来说已经成了美国噩梦。

By 浮生掠影

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道说道它——《东城梦魇》。

Mare of Easttown 

这位主演，相信每个看电影的人都再熟悉不过。《泰坦尼克号》的女主萝丝，凯特·温斯莱特，奥斯卡与金球奖的双料影后。

曾经她年少成名，大家都称赞她的美貌和肉体。现在她愈发沉淀，磨炼出的演技是如此精纯。

在这部剧里面，鱼叔经常会忘记她是当年风靡全球的梦中情人。

眼前看到的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中年女警，在棘手的工作和不堪的生活中忧心操劳。

女警名叫梅尔。人到中年，事事不如意。离婚、丧子，工作不顺心，一重一重的打击不曾停止。

凯特在里面是真·素颜出镜

更过分的是离婚后，家人反而都站在前夫那边，相处和谐，其乐融融。

甚至对于前夫的新女友，也要违心地表示“我很喜欢”。

她的状态极其糟糕。

平日里不修边幅，简单套着格子衬衫和素色大衣，乱糟糟的头发随便扎着，眼角疲惫地耷拉着。仿佛是寻找出口一样，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

小镇原本就不大，梅尔几乎认得镇上每一个人，而且工作能力强，办事效率高，可以说是镇上的顶梁柱。

但也有一件至今无法解决的麻烦，就是一年前的少女失踪案。梅尔已经查遍了所有的线索，但还是一无所获。

就在一筹莫展之时，小镇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名叫艾林的少女，被发现死在了小树林里。全身赤裸，断了一根手指，头部严重受创。

艾林是一个未婚妈妈，只有17岁。没有经济能力，孩子的爸爸则是个渣男，不愿承担过多责任，而自己的父亲同样吝啬得要命，对艾林不管不顾。

面对急需做手术的孩子，她束手无策。

这天，艾林跟网友在树林约见。没想到对方竟然是渣男和新女友假扮的，就是为了把她叫出来殴打、羞辱一番。

而这件事情发生的当天晚上，艾林就死在了树林里。

梅尔全力投入到这个案子中。在多方调查之下，从艾林的闺蜜那里获得了一个关键信息——艾林孩子的爸爸，可能另有其人。

但具体是谁，也没有准确把握。

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会不会跟这场谋杀案有关？

有几个人物嫌疑比较大。

渣男前男友，表面上有杀害艾林的动机，当天还约了艾林去树林见面。而且他也没有不在场证明。

小镇上的神父，是最后一个跟艾林通话的人。他在调至这个小镇之前，曾有过性侵少女的指控，更加让人觉得可疑。

还有让人细思极恐的，艾林的叔叔。

他在艾林的母亲死后，曾经照顾过艾林很长时间，两人的关系变得很亲密。当被警察询问的时候，他开始含糊其辞，一副逃避的姿态。

这件案子还没查到凶手，又发生了一起女孩失踪案，让整个小镇陷入了恐慌之中。

更可怕的是，这个女孩的失踪跟一年前的案子十分相似。都是问题少年，都是瘾君子，都被发现在小网站上有过卖淫的可能性。

是谁绑架了她们，会不会是同一个人？而这个人，又跟艾林的死有没有关系？

从悬疑上来看，《东城梦魇》有着极佳的叙事范本。

一桩案件，人人都有参与，人人都显得可疑。但如果去仔细研究他们的作案可能性，又多多少少有些无法实现的客观条件。不在场证明、凶器来源、犯罪动机，构成了一张丝丝入扣的逻辑大网。在真相揭开的一刻，让人大吃一惊。

但如果去细数这网中的每一条丝线，却又发现这是刚好适合的那个答案。

以此可见，《东城梦魇》在悬疑方面处理得确实优秀。但，如果只把它当做是一部烧脑爽剧，那就太小看它了。

鱼叔看完全剧，又仔细咂摸几遍后，越来越觉得它内容丰富。

首先，在主要的破案叙事线之外，填充了大量看似跟案件无关的内容。

梅尔儿子自杀，留下年幼的外孙，而戒毒成功的儿媳又来索要抚养权；好闺蜜发现了丈夫的婚外情；还有一位瘾君子，为了吸毒到处坑蒙拐骗，甚至诈骗姐姐的朋友。这些内容总结起来，就是小镇居民压抑的生活状态。

其次，故事并没有随着案件的结束而停止。

本剧将着重点其实并不在案件本身，而是放在了每个被案件涉及的居民身上，描述他们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尤其是主角梅尔，如何在中年危机里挣扎，一步步重新建立自我与外界的关系。

因此，在悬疑之外，《东城梦魇》更是一部美国“锈带”小镇的影像拓印。

锈带，指的是美国那些曾经依靠重工业获得繁荣，后来又随着第三产业兴起走向衰败的地区。

因为转型困难，工厂倒闭，曾经的机器布满了铁锈，因而得名锈带。

这种“锈感”，被真实地表现在了剧中。

整部剧中每一帧画面、每一寸光影，都带着浓重的后工业时代烙印。所有的一切都看起来灰蒙蒙的，好像覆盖着一层被当年工业发达时扬起的尘土。

房屋稀稀拉拉，半新不旧。道路和公共设施看起来也破败不堪，好似在弃用的边缘。

生活习惯上，人们也十分守旧。按时前往教堂做礼拜，聆听神父的布道。

相比与大家对美国城市的主流印象——光鲜亮丽的纽约，坐拥好莱坞的洛杉矶，风景宜人的旧金山。锈带小镇是如此的疲惫、闭塞、荒凉。他们不至于贫困，没有落魄到需要做流浪汉的地步。他们也并不富裕，大部分人的收入仅仅够维持生活。

这是一群在国家变身成发达国家的时候，被遗留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居民。

中产阶级的美好生活与他们无关，阶级的跃迁已经是痴人说梦，他们自己也早早地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日复一日的枯燥之中，他们的精神实在难以抵御贫瘠与乏味的折磨。最终只能诉求于酒精、毒品、性，换取片刻的慰藉。

也因此，我们在整个故事中看到的人物，生活状态都十分混乱。

梅尔作为主角更是一个典型的范本，勾勒出这一群体的中年危机。

她的脸上既紧绷又疲惫，跟家里所有人的关系都剑拔弩张。

下班回到家，第一个动作一定是去拿啤酒。从不离手的电子烟，是她苦闷生活中的片刻松弛。

酒吧里来搭讪的男人，意义就是能带来一点放纵与放空的喘息。

当然，最能体现这种贫瘠的还是年轻人。

他们从一开始就是野蛮生长，尽管心智依旧稚嫩，但行为却已迈入了成人的模式。

从没受到过所谓的精英教育，辍学的情况屡见不鲜。就连艾林17岁就未婚生子，大家也早已司空见惯，丝毫不觉得奇怪。

他们的日常就是谈情说爱，浑噩度日，而为了尽快筹钱摆脱困境，去网上卖淫成了最快的捷径。

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艾林的好闺蜜和渣男前男友。

闺蜜在艾林死后，一厢情愿地想做“她以为艾林会希望的事”。而前男友则自以为是地想要“促成父母的愿望”。

两人一起烧毁艾林的日记，从而破坏证据，严重干扰了警察查案。

他们根本无从理解世界的严肃性，用一种无知者无畏的“少年意气”惹下各种祸端。

也是因为上面这种种问题，小镇居民在案件侦破后的生活重铸，就成了无比重要的一环。

《东城梦魇》没有将其处理成虚假的大团圆，没有让整个小镇从此欣欣向荣。只是用平淡又存有余味的手法，讲述了他们的蹒跚和坚持。

这种生活化的、静默的疼痛，才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揮之不去的男性暴力

《東城梦魇》非常細膩地展示了，近二十年來衰敗美國城鎮的典型沉闷气氛，那是铁锈带的藍領勞工階層，因生活困頓失落，從而持續發酵的負面男性氣質（或者說是傷痕）。

有兩種「男性罪惡」彌漫在影集中：一方面，隨著兇案調查的進展，觀眾注意到覬覦少女的男性欲望始終陰魂不散。原本深受敬重的教區神父，原來過去曾有與未成年少女「權勢性交」的骯髒醜聞；而Mare的前夫，一位看似熱心教育的高中老師，也被指控與死者可能有不正常師生關係；當然還有影集前半那位神秘的變態疑犯，他開車在街上物色年輕妓女，將她們綁架到家中密室恣意性侵。

另一方面，小鎮中還有一種陽剛的暴力氛圍。比如死者Erin的父親，成日烂醉在家，脾氣火爆，很多蛛絲馬跡都可以拼湊，他大概有家暴傾向。也像Erin剛分手的不良少年前男友，動輒口出惡言、拳腳相向，在命案發生前也不斷因為兒子醫藥費用，而對死者粗魯霸凌。

還有當神父「醜聞」的流言傳開後，人們毫不掩飾將嫌惡化為私刑，在街頭「审判」在法律上只有輕微嫌疑的神父……。在這個看似普通的小鎮，隱藏著失業、酗酒、毒癮、青少年色情、肢體暴力等等問題，人們分享著似曾相識的自暴自棄跟憤怒厭世。

集体抑郁下的個人悲劇

尽管主角Mare精明而堅強，但在幹練警探、單親母親、小鎮風雲人物等身分背後，她從來也沒有擺脫整個小鎮深入骨髓的「陰鬱」。數年前，Mare的長子受到毒癮與精神病的影響，先是偷窃跟勒索，後來直接在家中閣樓上吊；在Mare更年輕時，她深深崇拜的警察父親，也因為婚姻不諧，選擇丟下家人自殺离世。

所以本劇另一重要主題是，Mare對於心理創傷的拒絕承認。她對兒子自殺的過往絕口不提，對童年時母親的冷漠無法忘懷，過分压抑的情緒最終導致了婚姻破裂。此外，由於父親、兒子都死於自殺，她也一直察觉抑郁症在發作边缘，因此Mare最為恐懼的是，家族的精神病基因，會不會在未來毀滅親愛的孫兒。

本劇給予這位颇有脾气的Mare相當心理深度。她絲毫不是討喜、可愛的「正常人」，甚至還有道德瑕疵。為了避免孫子在有毒癮、前科的单亲家庭長大，因此Mare從警局庫房偷出海洛因，栽贓多次进出戒毒所的兒子的女友。

當她聽到街坊留言，她也不顧情面，當著前夫未婚妻、兩人女兒的面前，大聲質問「你是否與Erin有性關係」。在工作上，Mare更難相處，對於郡裡派來協助辦案的聯邦警探，再三擺出老鳥姿态百般刁難。

觀眾不難注意到，正義感強烈的Mare，精神非常緊繃，對待陌生人充滿敵意。我們也納悶，為何Mare如此不快樂？事實上，這部影集的背景就是整個絕望社區，小鎮上多數其他角色，經濟上相較Mare更窮困、家庭更破碎、社會支持更稀薄。

像是Mare兒子的女友最後放棄监护权官司，因為她必須同時做两个兼职，最後在過勞疲惫中，再次選擇使用毒品，失去了為人母親的法律資格。還有在影集最後，Erin命案的核心人物，由於自己「沒有家庭」、「中年仍寄居在老父家中」，因此他寧可頂替真兇入獄，反正他的晦澀人生早就沒有希望。

所以，當高中剛畢業的女兒想留在家人身邊，考慮放棄名校入學錄取之時，Mare堅定地要求，女兒一定要離開故鄉──東城這個地方就是，铁锈带上沒有未來、「白垃圾」們陷入集體消沉的晦暗小鎮。

誰該為了「罪惡」负责？

「是誰那麼沒有人性，幹下這些綁票、兇殺？」影集中，Mare的老母親，看著電視裡失蹤的三個女孩這樣問。仔細看這個故事，「罪惡」很可能不是個人因素，而是美國社區的結構性失能。

影集巧妙聯結了東城小鎮與「窮困的那一半美國」。少女為何染上毒癮？其實，來自於美國穷人普遍的毒瘾问题。少女為何街頭賣淫？半世紀來，美國家庭結構日趋破碎（整部影集中，沒有一個完整家庭），失去双亲支持又急需用錢的底层少女，就只有出卖身体一条路。

最後凶杀案水落石出（保證猜不到誰是犯人），但是觀眾只要仔細想想，真正原因還是在于，這個「伟大」國度枪支太過泛濫，讓那些冲动起意的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隨手取得毁灭性的杀人工具。

本片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Mare在酒吧邂逅一位外地來的文学教授，两人一拍即合。但到了影集結尾，帥哥教授結束聘期，兩人如同成熟大人那樣冷靜告別。有些觀眾可能抱怨，為何帅哥教授戏份如此稀少？這個安排是有深意的──教授是潦倒作家，辗转在那些「沒聽過，你編的吧」的三流野鸡大學，担任聘期只有一年的約聘教授。這又反映出美國當代高等教育崩潰的問題，無論是小城裡的蓝领勞工，或是教授代表的白領知识階層，那半個「贫困美國」（事實上是七、八成的普通百姓），都滑向了毫无希望的深渊。

在今天貧富差距严重恶化、中产阶级沒落的全球性歷史條件下，許多本來骄傲的美國平民，都与剧中的小鎮一樣，落入了自閉、絕望、憤怒、攻击性抑郁的綜合症狀。也就是這些源自外在的集体情緒，最終造就了《東城梦魇》所描寫的社會性悲劇的根本源頭。

By 独立鱼电影、林运鸿

2021年，医疗AI企业迎来了上市大关，3月，科亚医疗向港交所递交IPO申请；6月，鹰瞳科技紧随而来；8月，由科创转投港股的推想医疗递表；9月，数坤科技提交了招股书。

但全力商业化两年的成绩单依然难过二级市场的法眼：

7月，依图科技的IPO状态变成了“终止”，8月，依图医疗团队被深睿收购。9月，最先冲刺的科亚医疗上市状态变成了“失效”，11月，成功着陆的“医疗AI第一股”鹰瞳科技上市即破发。

医疗AI是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技术第一次与医疗的碰撞，但五年来，这个不赚钱的赛道经历了短暂辉煌后便一路低迷，如今，这项前沿技术最显眼的标签只剩下了“烧钱”。

互联网技术起步期烧钱并非什么新鲜事，但面对坚固的医疗堡垒，企图接近诊疗核心的医疗AI之路显然要比互联网医疗更崎岖，过去两三年里，医疗AI企业在商业化的战场上处处碰壁，又处处逢生，像是褪去华服后换上一件普通衣裳，重新站在了医院和资本面前。

这一次，人们会相信医疗AI企业重新讲述的故事吗？面对中国医疗体系这样一个庞然大物，AI如何改变医生、说服医院？

从医生到基层医生再到辅助工具

AI究竟能取代谁？

现在头部医疗AI公司正急于上市解渴，但当年创业者和资本都徜徉在AI取代医生拯救负重前行的中国医疗的愿景中时，钱，恰恰是最不是问题的问题。

据统计，2020年中国医疗AI市场整体规模约为265亿，而从2015年风口突起至今年上半年，医疗AI总融资规模就超过了350亿。

如果不考虑后来的回报率和泡沫，而聚焦到医疗AI产品本身，350多亿、无数AI巨擘、众多三甲医生和从业者，耗时6年，为什么没能将取代影像科医生，哪怕在一个病种上战胜医生呢？

时间拨回AI和医疗还没有深入交锋的2017年，当时的热门话题还是AI能不能取代医生，这一年过后，2018年医疗AI融资额比从前翻了两倍，达到了76亿，融资次数达到了91次。外界、投资人甚至创业者自己对以“人机大战”的故事为模板创作出了医疗版的AI故事：升级版的alphago使用的这项强人工智能技术，既然能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柯洁，那它没有理由不能战胜医生。

但AI迈出的第一脚就踢到了医疗的铁板——数据，影像数据算是标准化程度最高的领域之一，但每家医院信息系统中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因此，一家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只能去磕一家或几家医院，通过付费购买或者科研合作的方式，从医院获得数据，作为交换，他们会让合作的医院作为“样本医院”免费使用产品。

直到2021年2月，中华医学会放射学会、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等联名发表的《胸部CT肺结节数据建构及质量控制专家共识》仍将国内肺结节数据集情况概括为各家公司“各自为战”，数据集中度低，且“质量参差不齐，容易影响产品质量，甚至带来风险”，要知道肺结节是医疗AI应用最早最成熟的病种。

即便获得了一些质量还可以的影像数据，机器“学习”过程依然是道难关。围棋输赢是有标准的，但疾病诊断却很难有一个金标准，业内人士孙涛比喻，“很多病人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得了什么病，找8个专家可能给出了8种诊断，而医生解决不了的问题，依靠医生经验衍生出来的AI更解决不了”。

这时，AI取代医生的故事已经圆不上了，真正来到医疗领域，通用型AI面临的不仅是要不要落地的问题，而且是如何见缝插针落地的问题，依图医疗的前商务经理李梅告诉八点健闻，“做一个产品，最理想的肯定是先做商业战略分析，找到医疗痛点，再对症下药，但实际落地时，仅仅是哪里有医疗资源和数据，就先做哪个了”。

然而，获取数据成本高昂，而且是排他性的，这就使得作为数据来源的医院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标准。理想情况下，顶尖医院数据质量好，诊断也更准确，从中训练出的产品“可以当做一个年轻的小医生，至少要比基层医生水平要高一些”。于是，故事就变成了“提升基层诊疗水平”。

但即便证明了一款AI软件对肺结节的检出率达到99.999999%，而某位医生诊断准确率不超60%，那AI是不是可以替代这位医生呢？答案是否定的，软件不可能独立地直接面向患者，“机器本身的诊断结果肯定是需要医生盖章的，从伦理上讲，一旦出了问题要追责，你不可能去追一个机器的责任，最后都是需要找医生”。

在基层医院市场，“谁来对诊断结果负责”的问题更加凸显。某头部医疗AI公司负责肺结节筛查的产品经理张力告诉八点健闻，“大医院的医生有能力鉴别，但是很多县级医院的医生根本不会自己看，直接照抄AI软件的结果。即使AI的准确率已经很高，但一旦出错就麻烦了，这一点实际上是厂商非常害怕的。”

“AI之于医生，就像会计有了Excel，你能说有Excel就不需要会计了吗？”，行业内最好的产品相当于一名5年资医生，而这些相当于“小医生”的医疗AI软件，现在的定位重回辅助类工具，医疗AI的流行故事也变成了要嵌入临床场景，要助力精准医疗、分级诊疗，要琢磨“医生需要什么样的工具”？

基层医院里的新故事

      工具能卖多少钱？

 “有没有好产品是一回事儿，产品值多少钱是另外一回事儿”，尽管并非所有医疗AI公司都能拿得出一款相当于“5年资医生”的顶尖产品，但重复布局、激烈内卷的市场竞争决定最终提供给买方的产品只能是质优者。

如果Excel付费才能使用，它在中国能卖多少钱我们不得而知，但作为“低配版新手医生”的医疗AI软件，在中国医院中能做些什么却是可以想象的，而这决定了医疗AI行业的天花板有多高。

在医疗AI公司的设想里，“低配版新手医生”既能帮三甲医院减负，又能帮基层医院提高诊断质量。

大三甲的确需要提高效率，但却不一定需要多么智能的AI软件。当李梅向医院院长展示了依图炫酷的智能系统时，令院长们眼前一亮的往往是技术水平最低的“分诊导诊”系统，这些流程优化类的项目虽然技术水平低，但定制化程度高，因此交付价格更高。

“医院里对AI阅片的认可度不高，药监局发证的标准也没有确定，那时的公司应该放低姿态开拓一些更容易盈利的产品来渡过难关”，孙成所在的图玛深维，曾是获得软银和经纬中国青眼的医疗AI先驱，但最终因资金链断裂而于19年底破产。

随着2020年三类证的获批及近两年的市场教育，医疗AI进院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上至三甲，下至地方，都开始接纳AI产品。

在基层，医疗体系正在推动分级诊疗，“训练三甲数据，赋能基层医生”的新故事又有了想象空间。

站在医院管理者的角度，如果有钱，当然愿意为医院“增加AI元素”，一家医疗AI公司的市场人员在县级医院推广时发现，向院领导强调邻县医院已经采购这种新产品，是一个更见效的销售逻辑。

基层科室—医生诊疗能力—信息化基础，是基层应用AI的硬件基础，就像想用Excel，既得需要有会计，还得需要有电脑，而如果要推基层市场，医疗AI公司就得参与培训医生、布局算力。

现在的医疗AI软件价格对于一些地方三甲医院而言尚可接受，安德医智负责东北市场的一位销售经理告诉八点健闻，经过这几年的推广和教育，现在三四线城市也接受人工智能了，三四线城市三甲医院成了兵家必争的新战场。

但提升算力仍然是不可以避免的应用成本，“你若要想用我的AI，得先买台二三十万的服务器来提升算力”。

但实际上，面向大三甲开发的AI软件并没有瞄准当下的基层市场，基层医院主要聚焦常见病，还没有建立起心脑、癌症等疾病的应用场景，更关键的问题是，基层医院没有支付能力。

要应用先得造场景，要卖货先得教育市场，医疗AI的市场扩容的确需要下慢功夫，行业只能一边挣扎着生存一边期待新的市场不断兑现，但，创业公司等不了，资本也等不了。

前浪和资本

谁推动了谁？

即便所有AI细分赛道都面临着落地难的窘况，医疗也一定是最先被牺牲和淘汰的板块。今年8月，上市失败的依图，将自己的医疗板块卖给了深睿，转身增加了自动驾驶业务。

即便李梅自认依图的产品位列第一梯队，而且商业化收入并不比同行差，但“当面临到上市、抉择的时候，老板先砍的还是自己吃不透的领域”。

资本的话语权，显然要比公司大得多，创业公司的发展态势未必符合技术规律但却必须符合资本勾勒的脚本。李梅后来明白了，“投资跟产品是两条线，资本不管产品好不好用，只要能讲通故事，在某个时间段内能创造利润，就能往下走”。

如今业内人士提起曾经的医疗AI独角兽图玛深维，皆是一声叹息，这家曾经获得软银和经纬中国青睐的行业先驱，最终因资金链断裂而于19年底破产，孙成回忆，公司最后两三个月工资都没发下来。一家小设计公司因10万块设计费用至今仍在坚持起诉图码。

风口上的医疗AI公司，曾靠着纯互联网式的打法热闹一时。那是靠公关稿拉投资的“to PR/to VC”时期，公司卖力宣传，砸钱办展会请专家。孙成记得，那时投资人会要求什么阶段要实现规模多少、用户医院要多少家，公司在这样的催促下盲目地跑马圈地、急速扩张。

但彼时，医疗AI连三类证都没有，医院认可度也不高，大笔砸钱却没能实现商业化收益。

孙成有些后悔，图码当时或许应该放低姿态开拓一些更容易盈利的产品，但徜徉在独角兽美梦中的管理层并未意识到危机，他们拒绝了一些小投资机构，接受了一家国企的2亿融资，但只出不进的财务状况使得这笔投资最终流产，昔日的独角兽很快便消失在了医疗AI的版图中。

“大家都是快速的试错，图玛的初心就是想在风口赌一把，上场就是赌的心态，赌场上愿赌服输，大浪淘沙掉一批，剩下的企业扎扎实实地理解行业，并且愿意长期投入做好这个行业”，孙涛认为这对于行业发展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所有医疗AI企业4、5年前站在同一起跑线，2年前隐约分出先后。如今，几年前涌进来的资本到了收获期，数据安全法即将落地，今年或许是数据类公司IPO的唯一窗口期，第一梯队拿了证急忙赶赴上市，而第二梯队还在为拿证奔波。

技术水平更高一筹的医疗AI赛道本应是企业争相涌入的蓝海，但落地难的现状让资本和企业在市场里越来越沉不住气，而红海市场盈利模式比较明确，退回红海用低技术高收入的订单攒钱不失为一个优质选择，而现实也的确如此，已经从蓝海急转掉头回红海的公司要比医疗AI公司活得好。

但AI公司向后走，就相当于为了卖智能后车镜，非得造辆车一同卖给医院，但毕竟不是造车的，要么造了一辆不好用的车，导致智能车镜用不上，要么设计出一辆很好的车，但是成本太高。

广东省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磁共振室主任肖俊强直言，“影像科医生当然是需要AI，好的AI可以很好的辅助诊断，而国内影像AI最大的问题是资本没有耐心”。

“如果说资本的退出节奏打乱了公司发展规律，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可能一个好的产品从此就消失了”，孙涛为断臂求生的高科技企业感到惋惜。

上市成功或许会为医疗AI行业带来更多的资金和话语权，但高度重合的产品线让各家在上市完成后还得再来一轮PK，只是细分成不同赛道后，竞争变得有序起来了。

夹缝中求变

哪儿有市场就钻哪儿

医疗AI做的是增量市场的生意，科技本打算征服医疗，但反被吞噬，在这个过程中，AI医疗已悄然变成了医疗AI，而最能体现他们互联网基因的便是这套“2B2C”的话语体系，只不过面临医疗这座大山，他们还要面向医院、设备厂商、政府、公关、投资人、二级市场………几乎可以“to”一切，这是公司必须学会的生存法则，“哪儿有市场就看哪儿，不可能说放着赚钱的院外场景不做，就只盯着医院”。

如果医疗AI所能提供的最好产品无法在院内获得足够的营收，再怎么死磕医院影像科也没用，企业要生存，资本等不起，初创公司也不得不开拓新的渠道和市场。

医院之外， 政府买单的早筛市场，和体检中心、药方、保险公司合作的“2B”市场，搭载GPS大放设备的“2P”市场，为企业贡献了招股书中最有想象力的部分。

据亿欧智库统计，2021年，多数AI软件厂商都找到了搭载硬件厂商入院的新模式，硬件厂商向企业贡献了占 60%-70%的销售额。

据36氪报道，数坤和科亚与设备厂商的合作一次性就获得了上千万的收入，且“在数坤整个的收入结构中，卖器械厂商的商业化收入占比约在5成左右”。

虽同为器械，但几十万的医疗AI产品与几千万的大放设备并不在同一个对话等级，“如果一个软件死磕医院，或许能啃下来100万，但是要做硬件集成，人家一定会把AI利润压到最低，可能只卖几十万，还不如直接找医院合作，跟设备厂家谈利益分配、做软件适配的过程并不会比医院更轻松”。

多位行内人士对八点健闻分析，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是，GPS通过合作的方式引入AI模块是为了节省研发成本，“并不存在AI软件与设备叫板的情况，设备想这款搭软件就搭，不想搭就卖别人家的了，远远没轮到AI软件提要求的地步”。

“2G”市场不稳定，“2B”“2P”市场竞争激烈独占期短，这些一锤子买卖很难形成企业的护城河，一个更大更有未来的持续性的市场是患者付费的“2C”市场，但医疗AI早期创业者张辉告诉八点健闻，“即便主打面向患者，AI也绕不过医院、体检中心等中间渠道”。

“医院毕竟是一个需要自负盈亏的机构”，张辉对八点健闻分析，若是患者自费，“帮医院减轻负担与跟医院分摊利润是两条线，医院收了费为什么要分给AI公司呢”，未来如果要走医保渠道，唯一的可能是“AI证明自己可以帮医保省钱”。

且对于一款医疗软件来说，入院形成患者付费场景并不轻松，科亚的深脉分数产品经医院需向地方政府部门申请物价编码后，才终于进入了河北、安徽、山东等多省定价项目目录。

院外，鹰瞳跟体检公司爱康可以按人头分成，但红利期还能持续多久尚未可知。

对于企业来说，耗费人力物力开拓出来的市场通道，可能是为后来者做嫁衣，让竞品有了迅速跟进的捷径。

无论如何，医疗与AI的市场边界正在被打破，已经落入口袋、写在账面上的收入，为各医疗AI公司提供了上市的可能，上市所带来的钱和资源，会帮助它们进一步开拓市场。

中国医疗到底需不需要AI?

噱头、泡沫、故事、生意之外，一个触及底层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医疗到底需不需要AI?

这个答案对于影像科医生来说是毋庸置疑的。

青海省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张春红医生在使用了一台具有AI摆位功能的产品后称，“解放了双手，提高了效率，且图像质量确实有提升”。

 “以前处理一个冠脉要一个多小时，现在三五分钟”，多位影像科医生对其所使用的部分医疗AI软件表示了认可。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医疗发展部李鹏则希望借助医疗AI技术，建立一个省市基层联动的眼底阅片网络，以提高诊断的准确率和基层诊疗能力。

如果AI的确能帮到医院，医院并不会吝啬，“大部分医院会拿出1~2%的收入来进行信息化改造，这笔投入是巨大的”。

从需求角度而言，医疗与AI团队几乎是天然的同盟，医院里还有无数的病种可以AI化，还有无数的流程和重复性工作需要AI帮忙处理。

但适用性高的AI一定是定制化研发，一位北方地区医院采购负责人告诉八点健闻，该院耗资82万采购的儿童骨龄智能辅助诊断软件在诊断上“有一些问题”，这个参照南方地区身高作为标准的软件并不适合平均身高突出的当地。

“这就像考北京卷，却一直按上海卷复习”，这样的可迁移性、解释性和适用性问题更需在产品升级和政策互动中给出一个衡量标准，医疗AI软件对于监管而言同样也是一个新课题。   

“今年下半年，大陆对香港上市的数据类公司加强了监管，对数据的整理、收集、脱敏和应用提高了门槛”，张辉分析，数据监管升级，加剧了AI企业上市的不确定性，但其影响却不止于此，对于依赖数据而生的AI企业来说，未来获得、处理、应用数据的时间、人力和财力成本会进一步提高。

医疗的公益性决定了医疗服务行业很难像互联网那样赚到大钱。AI需要不断升级以向医生、医院、市场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像智能电话手表，以前功能单一只能打电话的时候卖得很贵，也无法大规模商业化，而现在它功能又多又便宜，大家对它的核心功能认可度自然高了，也就更容易市场化，医疗AI软件也是一样的，当基本功能并不足够吸引人，价格又贵，大家就对它的要求就高一些”。

因此，在研发成本降下来和大规模商业化拐点到来之前，细致地切入临床场景的定制化研发，仍然需要一个基本盘持续为它输血，像商汤及BAT等大型互联网公司可以用其他业务弥补暂时高投入低收益的医疗板块，设备厂家可以用软件模块撬动设备更新换代从而获得更大的边际收益。

唯独医疗AI创业公司，他们或许在上市后，可以稍微喘息一下，构思如何讲好新时代的商业故事，但医院想要能更智能、病种更多元的软件，企业生存需要更丰富的管线，这一关过后头部各家依然需要在商业化鏖战中，为产品升级造血。

比尔·盖茨有句名言，“人们永远会高估一两年的发展，而低估了未来10年的发展。”这似乎契合了医疗AI的发展轨迹，它曾在最初的一两年里被高估，却很快认清现实，但在下一个10年，它会真正改变医生的诊疗习惯吗？

By 于焕焕、张宇琦

2019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在中美贸易战、上市公司频频爆雷之下，昔日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首富”，如今变成了“首负”，包括上海“资本大鳄”戴志康、重庆首富尹明善、河南首富朱文臣等，他们有的自首，有的濒临破产……

一、证大公司控制人戴志康自首

2019年，上海证大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下称“证大公司”）实际控制人戴志康向公安机关自首。

上海警方9月1日通报了上述消息。通报称，证大公司法人代表戴志康、总经理戴某新等人于8月29日“投案自首”，并称其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设立资金池、挪用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且已无法兑付。

通报还指，证大公司旗下的“捞财宝”平台及“证大财富”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目前，戴志康、戴某新等41人被刑拘，相关涉案资产被查封。

根据“捞财宝”的官网数据，捞财宝累计交易额为313.5亿元，截至2019年7月末，待偿余额为49.96亿元，涉及2.8万人。

此前，有证大公司的理财经理对财新网表示，证大公司线上和线下渠道全部投资人的投资余额约有98亿元。另据“券商中国”援引清算人员的估算指，证大公司未偿付金额高达198亿。

曾经“叱咤”黄浦江多年的地产大佬戴志康，因P2P爆雷倒下了。

8月12日，证大公司旗下的资产端公司、主营借贷咨询业务的上海证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被曝暂停业务、解散数千名员工；同日，捞财宝公告称停止新增业务和停止债权转让服务。

现年55岁的戴志康，于1992年创办了证大集团，业务涵盖金融投资、房地产开发、文化艺术等板块，他被外界称为“私募教父”、“地产大佬”、“资本大鳄”。

1998年、1999年，戴志康开始进军房地产领域。上海浦东是其房地产业务的发家之地，从1998年到2001年，戴志康在上海浦东低价购入2,000多亩土地。

戴志康曾以92.2亿元（人民币，下同）拿下外滩地王8-1地块，成为上海有史以来最昂贵的政府出让地皮。然而，拿下了“地王”的上海证大当时账上仅有5亿元，投标书显示，其银行存款加净资总额也不过30亿元，因此被外界质疑为“蛇吞象”。

据《理财周报》报导，因为这块地皮，戴志康、SOHO潘石屹、复星郭广昌、绿城宋卫平、万达王健林等五名地产大鳄曾展开一场明争暗斗。五大地产家族卷入的一场5,000亿现金流之战，离不开其背后庞大的银行团支持。

2011年底，证大因“受困于资金链”将外滩地块出手给了复星和SOHO中国。之后，这两家地产公司围绕着这一地块发生纷争。随后郭广昌和潘石屹对簿公堂，最终在2015年9月，以SOHO中国作价42.47亿元出售股权而告终。

2015年2月，戴志康突然宣布退出房地产产业，以总价12.507亿港元将其和女儿持有的42.03%股份全部卖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控股有限公司。

戴志康能在上海地产界风生水起，全靠前央行行长戴相龙做后盾。并指戴志康是戴相龙家族千亿美金资产的白手套之一。戴志康依靠戴相龙在上海做房地产和证券起家，由于有黄菊和吴邦国、韩正等人在上海的支持，戴志康很快成为上海地产界的大享。

二、力帆已走到开始变卖家产的窘境

尹明善出生于1938年1月，曾坐牢18年，47岁下海经商，54岁创建重庆力帆集团（下称力帆），他从摩托车起步，逐渐扩展至汽车领域。2010年11月，力帆成为大陆首家上市A股的民营乘用车企业，72岁成为重庆首富。

据企查查显示，尹氏家族四人持有力帆控股100%股权，其中尹明善持股26.5%，其妻陈巧凤及儿子尹喜地、女儿尹索微分别持股24.5%。

根据2018福布斯富豪榜数据显示，尹明善家族的财富价值达到了125亿元，排名第279名。

近年来，力帆新能源汽车销量、业绩不好。公开数据显示，2015至2018年力帆新能源汽车销量分别为14,874辆、5,550辆、7,738辆和10,166辆。而2019年前5个月，力帆新能源车销量仅为1,011辆，同比暴跌57.77%。

2016至2018年，力帆连续三年扣非净利润亏损。截至2018年，力帆流动负债账面余额高达187.80亿。其中短期借款91.61亿元，同期流动资产为134.29亿。同时，公司财务费用2018年达到12.42亿，同比暴涨91.66%。

近年来各地纷纷出台“禁摩令”。2019年前5个月，力帆摩托车销量为24.49万辆，同比跌幅18.33%。

为了缓解财务危机，力帆开始“变卖家产”。2018年底，力帆以6.5亿元的价格，将所持力帆100%股权转让给车和家。此外，力帆还将原15万辆乘用车项目的生产基地以约33.15亿元作价卖给重庆两江新区土地储备整治中心。

财报显示，2019年一季度，力帆营业收入约为22.47亿元，同比降低31.07%；净亏损9,720万元，同比下滑257%。

今年5月5日，三十多家力帆汽车经销商，聚集在重庆力帆中心门口，身着写有“力帆还钱”的T恤维权。

7月17日，力帆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的6.16亿股股份被轮候冻结，冻结期限为3年。

7月26日力帆公告，公司近12个月未披露的累计涉及诉讼（仲裁）涉案金额已达14.23亿元。

在经历了产量下滑、债务高企、卖厂卖地、股份被冻结……如今，步入耄耋之年的尹明善，似乎已无力挽救力帆的败局。

三、罗干侄子罗韶宇陷入债务危机

重庆富豪罗韶宇系东银系“创始人”。一年多前，东银控股旗下两家上市公司陷入危机。

2017年，东银控股两笔债务发生逾期违约，其所持迪马股份和*ST慧业（智慧农业）两家上市公司股份随后被各地法院轮候冻结。

逾期的债务主要涉及到两笔债务，合计金额13亿元。一笔是来自*ST慧业控股股东江动集团的金额为9亿元的质押担保贷款，另一笔债务是迪马股份的控股股东东银控股的4亿元的逾期贷款。

江动集团99.3%的股权为罗韶宇夫妇所有，罗韶颖（罗韶宇之妹）持有江动集团0.7%的股权。换句话说，江动集团是由罗韶宇家族100%持有。

据悉，约有三十多家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涉及与东银控股的债务问题，其中主要的七八家银行就涉及了上百亿贷款。

罗韶宇1969年12月28日出生在重庆，父母原是重庆兵工长安厂的职工。罗韶宇的父亲罗刚是罗干之兄（也有说是堂兄）。正因为有当年罗干这把保护伞，罗韶宇在重庆可谓呼风唤雨。

1997年，罗干升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后，罗韶宇开始在金融业强制推行把普通运钞车换成防弹运钞车，于是罗家“第一桶金”就是生产防弹运钞车。开始他们用旧车改造成防弹车，经常出现运钞车转弯时翻车现象。

1997年10月，罗韶宇母亲彭启惠担任法人代表的广州和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1996年创立），与罗韶宇共同出资组建了重庆中奇特种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简称“中奇汽车”）。“中奇汽车”是迪马股份的前身。主营防弹运钞车和警用车。当时罗韶宇仅出资3万元，占303万元注册资本的1%。

1998年12月，罗韶宇把原本属于中奇公司的钱算在自己头上，作为现金增资，使他个人在中奇公司的股权由1%增加为33.3%，一年增加了三十多倍。

由于罗干主管政法委，间接管理各地银行的安全工作，指定购买中奇汽车的防弹车。

熟悉罗韶宇的证券行业人士都说，他是个赌性很强的人，很早就开始了炒股，特别是有罗干这层关系，凭借权力、信息和黑箱作业，在运作迪马股份的同时，他还鲸吞了江苏国有企业——位于江苏盐城的江动集团。江动集团1959年开始生产柴油机。

2000年7月，重庆“中奇汽车”整体变更设立迪马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迪马股份生产的防弹运钞车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2001年公司销售收入47,322.76万元，净利润4,725.01万元。

2002年7月，迪马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每股15.8元的发行价公开发行2,000万A股。迪马在二级市场融资共3.16亿元，由此，年仅33岁的罗韶宇步入了亿万富翁行列。

罗韶宇多年前常住在重庆南山密林深处倚山而建的一栋别墅，紧闭的黑色大门上方镶嵌着“1997”字样。此处警卫甚为森严，距离别墅区大门岗亭约30米就会触发警告。

上世纪80年代，罗韶宇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重庆天府可乐办公室任职。

罗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经过短短的几年，就摇身一变成为重庆最大民营企业“东银集团”的掌门人。

赚了大钱的罗韶宇家族2000年前后开始向香港布局。而在香港布局中，一个重要的公司则是“东银国际”。

罗韶宇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罗刚至少曾在4家香港公司以董事身份出现。罗韶宇则至少在17家香港公司及注册非香港公司中担任董事或股东。

通过对罗韶宇家族掌握的数十家香港公司和离岸群岛公司进行了交叉比对后发现，罗韶宇的父母罗刚与彭启惠及罗韶宇、罗韶颖（罗韶宇之妹）均出现在香港一家公司的股东及董事会名单中。

罗韶宇家族在2017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以92.5亿元身家位列223位。同年11月3日，东银控股陷入债务危机。

2017年欠下的债务，在今年1月，东银控股与债权人对债务重组达成共识，加之引入华融资产“救场”，债务重组进入实质性阶段。

四、河南富豪朱文臣辅仁药业爆雷

宋河酒业的控股方是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文臣，现年53岁，河南鹿邑人，上世纪90年代创办辅仁集团的前身河南三维药业，后通过兼并重组壮大。上市公司辅仁药业的前身是民丰实业，2006年朱文臣的辅仁堂制药借壳民丰实业上市，目前主营化学药、中成药等，主要经营主体为控股子公司辅仁堂制药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开封制药公司。

2012、2013年，朱文臣连续两年以76亿和80亿的财富位列胡润富豪榜河南首富，其手上的上市公司辅仁药业为河南龙头药企，宋河酒业则是当地知名酒业。

2018年，朱文臣虽不再是“河南首富”，但身价依然高达14亿美元，排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1650位，河南省第五。

今年7月26日晚间，辅仁药业因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共证监会立案调查。此前的7月16日，朱文臣被郑州高新区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人员，这已经是朱文臣在这半年里接到的第23个限制消费令。

为何被查呢？据辅仁药业2019年一季度报告显示，其账面货币资金期末余额高达18.16亿元，却拿不出 6,000万分红。这一分红式“爆雷”事件，震惊资本市场，也引发外界对其业绩的质疑。

辅仁药业还称，截止7月19日，辅仁药业及子公司拥有现金总额1.27亿元，但其中“受限金额”高达1.23亿元，可动用的“未受限金额”仅377.87万元。

截至8月17日披露的公告显示，辅仁集团持有辅仁药业45.03%股份100%被冻结。从6月1日至今，辅仁集团持有辅仁药业股份已经被冻结17次。

此外，宋河酒业的多类资产连续10余次被抵押用来进行融资。

据棱镜报导，“宋河（酒业）没有任何理由不行，（大家）怀疑朱文臣在转移资产。”当地知情人士指出。

比较讽刺的是，辅仁药业在上市10年后最大的新闻竟然是被上交所点名：“上市十年没有分过一分钱红利”。

此外，2016年，朱文臣曾经被合作伙伴的妻子举报，《中国经营报》等媒体曾报导称，举报信涉及十项内容，其中包括财务造假问题。按纳税额计算，开封制药集团的收入和利润水平与报表上的相差甚远，涉嫌虚报利润14亿元。

五、东方金钰面临破产危机

靠着赌石发迹并坐上云南首富宝座的赵兴龙，被称为“赌石大王”、“翡翠大王”。2003年赵兴龙成立了云南兴龙实业，隔年又通过借壳多佳股份上市；2006年，多佳股份正式改名为“东方金钰”。

2007年，赵兴龙家族就以27亿身家出现在胡润百富榜单中，当时52岁的赵兴龙成为云南首富。2013年，赵兴龙家族再次以35亿元资产成为云南首富，排名全国富豪榜第573位。

据《中国经营报》报导，2014年3月至2015年2月，昔日的“私募一哥”徐翔与时任东方金钰董事长赵兴龙合作，进行东方金钰定向增发股票，2014年5月成立了瑞丽金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赵兴龙持股51%，徐翔以朱向英名义持股49%，作为增发对象。

截至2015年8月18日，瑞丽金泽持有的东方金钰股票市值51.49亿多元，按照投资比例，赵兴龙所持股份账面浮赢18.65亿多元，徐翔所持股份账面浮赢17.9亿多元。

徐翔出事后，东方金钰股价一路下跌。2016年赵兴龙宣布因“个人原因”辞职，由其子赵宁担任董事长。2017年，赵宁以70亿元的财富成为云南首富。

赵宁上任后，曾夸下“将东方金钰市值从100亿元人民币变为100亿美元”海口。但没想到事与愿违，公司深陷债务危机。

东方金钰称，2018年以来，公司融资渠道受限，出现流动性困难。2019年上半年债务状况未有根本性改变，公司资金面继续紧张，控股股东股份遭冻结、部分被划转，公司部分账户被冻结，部分资产被拍卖或处置，融资依然困难。

今年1月18日，东方金钰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共证监会立案调查。

根据东方金钰2019年度第一季度财报显示，该公司目前负债总额为94.51亿元，负债率高达82.3%。截至4月18日，到期未清偿债务40.61亿元。8月15日，公司市值只有40亿元。

7月29日晚，东方金钰公告称，东方金钰及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东方金钰珠宝实业有限公司（简称“金钰珠宝”）被债权人（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截至7月15日，金钰珠宝未能向首誉光控清偿的到期债权总额为4,326.6万元。

8月28日，东方金钰发布了2019年半年报，报告期内，东方金钰营业收入49,636.10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77.75%；利润为负50,010.36万元，相比去年同期下降1,438.79%。

有着A股“翡翠第一股”之称的东方金钰，目前正面临破产的危机。

六、山西首富李兆会破产

22岁继承山西海鑫百亿家产的李兆会，年仅26岁就因重仓民生银行暴赚几十亿而闻名，一度被认为是成功接班的“富二代”代表人物之一，是山西最年轻首富和第一个百亿富豪。

但是，李兆会的海鑫于2015年破产，他本人陷入涉及总计2.16亿元的追偿权纠纷案，被列为失信人，限制出境。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曾经的“天之骄子”沦落至此？山西海鑫又如何走向了破败局面？

太原中院公布200名“老赖”名单，前山西首富李兆会名列其中

新官上任   兢兢业业出成效

2003年1月，李兆会从父亲李海仓手里接手海鑫钢铁集团，担任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接班初期，李兆会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改往日贪玩的习气，全身心投入工作之中。

据一位海鑫钢铁的董事回忆，李兆会上任后玩命地学习钢铁行业知识，而且很快弄懂了企业内部的运营，并很有悟性地了解了“董事长”的角色：30%的时间是从决策者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剩下70%的时间是在应付朋友和处理一些琐碎事。

李兆会上任的第一年正值“非典”疫情流行，煤价高涨，用电受到限制，运输也非常紧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好几个月都处于连轴转的状态，要经常出差，回来后还要没完没了地部署工作。

2003年，海鑫钢铁的资产总值达到50多亿元，上缴利税超过10亿元，是历史上发展最快和最好的一年。

2004年，海鑫钢铁的资产总值更是达到70多亿元，上缴利税12亿元，还成为当年度中国民企中的“第一纳税大户”。当年8月，海鑫钢铁还在即将兴建的跨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原材料招投标中一举中标。

凭借这番亮丽的业绩，李兆会让公司内外的质疑者哑口无言，甚至把自己和家人吓了一大跳。上任仅一年的他就稳住了局面，赢得各方夸赞，之后他便开始模仿一个“少主”的样子打造自己的王朝了。

管理失衡  内斗成为家常便饭

李兆会这个不满22岁的小伙子，虽然执掌海鑫集团却似乎并不喜欢实业。李兆会接班初期，为防止李兆会因没有经验而导致决策空白或混乱，海鑫钢铁内部成立了一个“总调度室”，实行集体决策和集体领导。总经理李天虎和副董事长辛存海掌握实际决策权。但这种局面维持的时间极短，李兆会先后将创业元老、海鑫集团副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辛存海调离权力核心。

李兆会成为董事长后，鲜见他到工厂巡视，倒是李海仓的五弟李天虎显示出企业管理的才干。在叔侄俩发生矛盾之后，李天虎被赶走，海鑫的局面更加每况愈下。随后，李兆会请来了自小与自己关系最近的“六叔”李文杰，此后很长时间内李文杰都是海鑫钢铁的实际掌舵人。2009年之后，李文杰逐渐从海鑫的管理层消失。

更不乐观的是，在停工前的最后一年多，李兆会已经不再信任他的叔叔们，而是安排他的妹妹李兆霞管理海鑫集团。但李兆霞目前已在上海结婚生子，回公司的时间很少，只在出现重大问题时才会露面。实际上，在海鑫走下坡路期间，很多“亲近”的人都在忙着为自己赚钱，没有人再顾及企业利益，最终海鑫集团倒下了，成为家族企业传承失败的一个典型案例。

经营不善   涉嫌造假 问题接踵而至

市场分析认为，海鑫这个山西曾经最大的民营企业，有多个原因导致其倒闭。

首先李兆会太年轻，接班时就自称压力太大。李兆会曾在接班时说，“公司是我父亲的，不能让它败在我手里。”十年后终于还是败在了他的手里。正如李兆会自己所说：“现在财富对我来说是种压力，我明白海鑫有9000多人等我开饭，我一个决策失误，会砸掉许多人的饭碗。这个压力对我太大了。”

李兆会的父亲李海仓生前良好的人脉关系也断送在李兆会手里。海鑫集团创始人李海仓精明能干，眼光长远，又善于与各种人交往。在世期间，李海仓和当地官员经常来往，把政商关系处理得头头是道，为地方政府税收、就业、政府面子工程出力、出汗、出钱。而接班人李兆会，海外留学背景，含金钥匙出生，经常看不起地方政府官员，当地的政府官员想见他都找不到人。

涉嫌造假也显示出海鑫集团内部危机重重。据从税务、工商等部门获取的会计报表等资料显示，海鑫集团涉嫌造假账、偷逃税款以及向关联公司输送利益转移资产。其中“造假账”的指控依据来自两份山西海鑫国际线材有限公司会计报表，各项数据存在巨大差异。以2013年4月为例，海鑫国际线材公司会计报表上的高线平均售价为每吨2934元，而其市场报价为3550元到3620元之间;会计报表上的棒材平均售价为3097元，但其市场报价(大同地区)在3550元-3580元之间。

海鑫的破产现在不能排除人为故意的嫌疑，它长期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销售产品给自己的关联公司，涉嫌偷逃税款，转移资产，最终难以为继。这债务问题还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远离主业   大局恶化 银行抽贷雪上加霜

公司核心管理层地动山摇、涉嫌造假的危机出现，李兆会本人并不在意，反而很少在公司出现。他远离钢铁主业，频频活跃于资本市场。10年时间，海鑫的钢铁生意日渐没落，但在钢铁圈之外，李兆会却“玩”得风生水起。

2004年11月，海鑫旗下的山西海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5.9亿元的价格，受让中色股份所持民生银行1.6亿股，并在2007年上半年的牛市高点抛售，套现超过10亿元。此举将李兆会推上了当年胡润百富榜第78位，成为最年轻的山西首富。在这之后，李兆会先后在资本市场买入山西证券、兴业证券、银华基金、中国铝业、益民商业、鲁能泰山等多家上市公司股票，但大多数是快进快出，均无法再现当初民生银行的成功。海鑫集团在停产后，也曾几番尝试复产，但终究无果。

除此之外，钢铁行业经济环境的恶化也成为加速海鑫集团倒闭的原因。2014年钢铁行业就已经进入寒冬，2015年依旧如此。据中钢协统计，1月至4月，会员钢铁企业实现销售收入下降15.76%，企业遭遇大面积亏损，甚至一些民营钢企都难以为继。陷入经营困境的海鑫集团也不例外。

在行情不好的情况下，银行还要抽贷，企业境况更是雪上加霜。银行正因为钢铁行业吸收资金过猛，最先开始从钢铁贸易商抽贷，后来又对生产商抽贷。自海鑫集团全面停产后，资金漏洞再难以东挪西补。海鑫债权人超过4000户，这些债权人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包括平安银行南京分行、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江苏银行上海分行、杭州银行上海分行等。另一方面是与海鑫有工程合作的大大小小的建筑队、工程公司、供货商等。面对海鑫兵败如山倒的债务压力，银行不抽贷才怪。

负债累累  最后一根稻草压垮海鑫集团

对于海鑫钢铁的真实负债，新华社引用公开数据称，海鑫钢铁现有负债及对外担保数字约为104.59亿元，而整个集团的账面资产仅100.68亿元，这意味着其负债率超过100%。事实上，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因2014年初一笔30亿元的逾期贷款未能及时归还，“潘多拉的盒子”悄然揭开，海鑫钢铁的6座高炉，终于被迫全部熄火。

这个曾拥有9000多名员工、纳税额占全县60%的“万亩钢厂”。目前凄凉一片，集团门外的墙上密密地贴着法院的多份公告，集团大楼里则空空荡荡，敞开着的办公室里随处可见各种关于海鑫破产的文件、报告。而与集团大楼隔路相对的万亩钢厂，更是一片死寂。

值得思考的是，不少上市公司高管热衷于伪市值管理，炮制各种概念题材拉升股价，做大公司市值。甚至有的公司高管无心公司主营，成为股权投资和精美PPT专家。忽悠式重组、无实质内容的跨界并购、伪市值管理、诱导散户高位接盘的高送转游戏，使得金融脱实向虚现象愈演愈烈，远离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资本市场助力实体经济的本源。

富豪或毁于靠山倒塌，或毁于盲目扩张、或毁于组织内斗、或毁于接班失败。荣华富贵几年之间便成过眼云烟，富豪变老赖的教训适合每个人。

By 矿治园、古清

见过私人养老院、私人机场，你见过私人监狱的吗？

在私人监狱，罪犯可以根据交钱多少来享受不同待遇，是不是匪夷所思？

在美国，监狱还真的能自己开，而且特别挣钱，8年前，监狱行业总收入轻轻松松就拿到了50亿美元。

监狱里的暴利

在美国开监狱到底有多挣钱？答案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首先就是霸王合同，虽然关押的人都是依照官方程序进来的，给官家办事，但是在这份合同上，私人企业却是合同的最终受益者，美国政府只是待宰的羔羊（当然官商勾结，钱进了官员的腰包）。第一个霸王条款是政府必须保证私营监狱的入住率，根据2011年双方签订的协议，这个入住率定在了90%，也就是说私营监狱有多少床位，政府就得送多少人进来；

第二个霸王条款

是进来的人还得经过同意，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有重大暴力犯罪的人不要；

第三个霸王条款如果私营监狱经营不善倒闭了，那么政府就要负责在背后托底，必须无条件地购回监狱。

签订了合同，那就意味着私人监狱不愁没有犯人，而且外面的犯人越多，监狱的收益就会越好。

因为这源源不断的一个个人，就是一个个生产线上“不能”疲倦的奴隶。

为了让这些奴隶的生产合法化，私人监狱企业家们想出来一种解决使命意义的口号：为了帮助囚犯更好地适应自由社会的生活，所以大力开展职业培训和监狱再就业。唬住了媒体人的笔，就有了鲜亮的外壳，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开工了。

只要有单子来者不拒，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到知名企业IBM、微软、波音，既能做麦当劳的制服，也能制作电路板。甚至还有给医药公司做人体实验的。有收益的企业自然要交税，私营监狱又想了法子，先是让政府给自己免税后再利用法律漏洞变身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使得公司收入的90%必须分配给股东，当然不用交税。

因为没有工会的参与，被关押的人也没有话语权，效应是蹭蹭蹭地上涨。

一个被关押者依靠政府补贴就有18美元的净收入，而这还没算上工业收入，于是仅仅20年的时间，行业老大CCA的收入就暴涨500%，经济危机之后，各大行业战战兢兢，唯有私人监狱行业势头不停，并在2011年获得50亿美元收入。

私人监狱，美国监狱系统不可或缺的“伙伴”

提到监狱，多数人的意识中这是政府机构，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公务员行业的。

但是在美国监狱却是私人企业家眼里的大肥肉，因为美国要关的人实在太多了。世界人口中，美国占了5%；世界监狱人口中，美国占了25%；过去30年美国的人口增长不到30%，监狱人口增长却达到了800%；每100个美国成年人就有1个进过监狱，每38个美国成年人中就有一个被关押过。美国吃牢饭的人有220万人，如果把监狱当作一座城市的话，这座监狱之城凭借人口能稳进美国前五。

美国怎么会有这么多在关押的人呢？

这还要从上世纪80年代的大毒枭时代说起。哥伦比亚是一代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天地，他曾被《财富》评为全球七大富翁之一，豆瓣评分最低9.1分的美剧《毒枭》就是以此人为原型。

得益于当时的环境，哥伦比亚成为毒品的代名词，离哥伦比亚很近的美国就成了毒品的销售市场。

美国的街头巷尾都是半公开化的毒品买卖，一些毒贩子还占据了美国的街区，枪战、谋杀都是家常便饭，可能昨天还笑呵呵的邻居第二天就暴尸街头，人心惶惶。

有数据统计显示平均每个星期就有250多起案件。

为了急速处理态势，政府部门见着可疑人员就抓，抓了就关起来，一时之间监狱人满为患，没有地方关人了，但是又绝对不能放过一个。没办法只能赶紧建新监狱，但是光申请就得等4年，这还没算上盖楼的费用。

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主席汤姆愁苦不已，他找来自己的朋友多克托·克朗兹

和唐·赫托想法子解决困境。

讨论中他们发现只要引入商业化，不仅能解决问题还很挣钱。

当机立断，三人合伙成立了CCA。

第一单生意是跟得克萨斯州的移民局签的，不错的买卖。

不过万事开头难，拿下这单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必须在3个月时间解决监狱床位问题。这么点时间盖楼是不可能的，思来想去他们决定租旅馆，安保人员也是临时找的、基础生活设备也是着急忙慌备的，但也还凑合，这第一单算是接下来了。有了第一单，就有第二单、第三单……第n单。看此趋势，美国私人监狱入局企业增多，私营监狱也成了美国监狱系统的重要伙伴。

多多益善的私人监狱

当监狱变成一门生意，那么效益就是最大的驱动力。增加收益减少成本，是最基本的要求。

于是他们跟政府部门要求的是犯人必须没有重大疾病和强烈的暴力倾向，给囚犯的工资也极其低，一个月最多只有20美元收入，比一个美国自由人的时薪都低。中国有句俗语，“肥水不流外人田”。美国的私人监狱运营者将这句话运用到了极致。

他们在监狱开店，一日三餐必须自己购买；想要过中上等的生活，明码定价；开放地下黑市，枪支毒品贸易不断；管理松散，以暴力名义淘汰不合格“员工”，死因大多为自杀。

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国际销售副总裁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也进过美国监狱，因为在美国系统之外，出狱之后他揭露了美国私人监狱的“噩梦”生活。2013年4月14日，皮耶鲁齐像往常一般走下飞机，迎接他的不是以前的工作人员，而是恭候多时的FBI探员。

因为被美国恶意打击，皮耶鲁齐在美国私人监狱度过了艰难的5年。“我穿着橘黄色的球服，手脚都被铁链束缚着，压在胸前的铁链让我呼吸困难。”

“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变成了动物……没有自由，不能反抗。”

皮耶鲁齐在《美国陷阱》里提到美国私人监狱的模式：在监狱里，没有东西是不要钱的，喝水的买塑料杯子，有电视机，但是是无声的，必须花钱买耳机才能听声音。一日三餐很简单，两片面包还有一份不知道是什么的糊糊，五颜六色的，没有味道，没有气味，成本绝对不会超过1美元。

为了保证政府能够源源不断地送来劳动力，私人监狱的企业们都要跟政治家们搞好关系。

私人监狱行业的巨头CCA是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的长期且重要的捐助者，这个委员会里的人都是能够影响州会和国会立法的政界大佬。2010年，亚利桑那州不顾外界反对，强行颁布“非法移民新法案”，在该方案中指出，只要警察怀疑某某人非法移民，不用经过审判就可以关押。这些不公平积聚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2012年，CCA的亚当斯县惩教中心250人发生骚乱导致一名警卫死亡，20人受伤。私营监狱爆发的暴乱终于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在奥巴马政府治理期间宣布逐步取消私营监狱。

但是这一切在特朗普上任之后被全部推翻。

把省钱作为头等任务的特朗普决定把监狱业务外包给更便宜且能赚钱的私营监狱，而且特朗普大力推行的非法移民无限期关押政策，使得监狱来源不断。

于是，在奥巴马期间处于颓势的私营监狱在特朗普上任之后局势逆转。特朗普上任第二天，私营监狱两大巨头CCA和GEO的股票就分别上涨了43和22个百分点。

特朗普由此举措，跟CCA和GEO长期的投入很有关系，两者都是共和党背景，与特朗普同属一党。

2010~2015年，光是政治游说就花了1460万，特朗普就职典礼还给了50万美元，对于民众反对的移民政策，CCA更是充当特朗普忠实的发言人和追随者。截至今年7月，美国移民局抓捕了53000人，仅仅一个路易斯安那州每天就有1000人入账，这些人70%最后被拘留在私营监狱。

逃不出去的监狱系统

对于这些大人物来说，小人物根本不需要在乎。被关押的人，一些是已经经过法院宣判有罪的，一些是因为交不起保释金被困的，而后者占大多数。

数据显示，在各地监狱，有三分之二的是没有被定罪的，每年因为保释金，刑事司法系统就有20亿美元的利润。因为丢了工作，没有及时支付545美元孩子养护费，这位美国母亲已经在监狱里待了6个多月，还未释放，除非能够得到机构的援助。

每天凌晨1点，23岁的耶西卡和35名“室友”就会被警卫们叫醒，开始忙碌的工作，准备早餐，大约8点才能准备完毕，然后开始分发餐点、打扫卫生，虽然一天有3美元收入，是其他人整整3倍，但是耶西卡不知道还要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待多久，好好工作是应该的，不会因此得到释放的机会，反而会干得更多。

Yazmin和女儿Mariee一起被关进了南得克萨斯州的一所监狱，没想到第二天女儿就因为呼吸系统疾病没有得到及时救助离开了这个世界，也许在到达之前她们对未来满是憧憬，却不知道有些美好只能想象。

私人监狱如何兴起？

美国私人监狱可以盈利主要是以下一些因素导致的。

居高不下的监禁人数

在美国，监狱是可以私人开设的，它们和联邦和州政府运营的公立监狱一起组成了美国的惩教系统。

这并非新兴产业，早在2000年，美国私人监狱就已经发展壮大。2006年，美国私人公司经营的监狱就达到了264家，一些罪行较轻的犯人会被移送私人监狱看押，从而缓解公立监狱的压力。31个州和联邦监狱系统当中有87359名服刑人员关押在私人监狱，占联邦服刑人数的8.3%。

遍布全美的CCA设施

（图片来自http://www.corecivic.com/）

这背后的隐秘是，美国人口虽只占世界人口5%，囚犯数量却占全球在押人口的25%

早在2004年，美国司法统计局

数据就显示，美国监狱在押囚犯的人数达到了210万人，比一年前增加了4.8万人，增幅为2.3%，即每138名美国居民当中有1人在坐牢。从2003年年中到2004年年中，在押犯大约以每周900人的速度在增加。

不同州之间差别也比较大

（数据来自：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而到了近几年，美国各类犯罪频发，美国涉枪犯罪持续高发，监禁率更是居高不下。2016年，美国全年共发生枪击事件58125起，共造成15039人死亡。也正是在这一年前后，美国监禁率跃居世界第二，受过监禁的人数高达7000万。

也就是说，每三个成年美国人就有一个坐过牢。

2006年加利福尼亚州立监狱的内景

（图片来自Wikimedia@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到了2018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加大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在押人数更多了。当年全美国每日平均在押人数已高达44631人，这不仅接连刷新特朗普上台以来每日拘留移民人数的最高纪录，也超过了奥巴马政府期间每日监禁的记录。

居高不下的在押人数，既反映美国治安形势有所恶化，也深层次透露出美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以牺牲民众为代价的利益博弈。

监禁人数不断上升，首先乐开花的利益集团，那就是开监狱的。

圣昆廷州立监狱

一座早期私有化私监狱的老建筑

(图片来自wikimedia@Frank Schulenburg)

2017年，美国监禁人数比1970年增长了7倍，特朗普大肆抓捕非法移民反倒是让开监狱的企业股价大涨，大赚一笔。那究竟私人监狱从何而来？

私营监狱兴起

美国私营监狱出现于18世纪。当时美国出现了一些管理犯人的现代监狱，几乎同时私人经营监狱也出现了。

这些私人监狱除了依靠从政府那里获得一些拨款来盈利以外，还从事将犯人作为廉价劳动力出租的业务。1885年，美国13个州开始将监狱劳动力出租给私人公司。1905 年罗斯福总统签署禁止使用监狱犯人劳动力的法律。这掐断了私人监狱的财路，后来几经周折，监狱最终让位于州政府和联邦政府。

（图片来自《摩登时代》）

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发起反毒品战争，美国联邦和各州立法机构开始加强犯罪惩罚力度，开展多次禁毒行动，抓获大批罪犯、吸毒人员和毒品走私分子。抓来的人肯定要判刑和服刑，政府不得不建造了大量监狱来关押他们，但是建设监狱的速度远远比不上罪犯增加速度，囚犯的关押环境非常差。而且毒贩不同于一般罪案，资金支持和精神状态都相差很大，关押起来可能也需要更多的成本

（图片来自《摩登时代》）

此后媒体发现了这个问题，曝光很多囚犯被迫关押在拥挤的牢房里，生活环境恶劣，在美国社会掀起了舆论漩涡。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犯人家属于是起诉这些监狱条件不达标，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

受理上诉的联邦法院命令加州和德州等41个州采取措施降低看押囚犯的密度，以便达到相关法律规定。

这没问题，大不了多建设新监狱就是了。但当监狱管理部门试图申请更多拨款来建监狱时，更广大的纳税人不同意了。他们质疑国家的资金使用有效性问题，税收没有用来改善教育、医疗、福利等民众所需，反而用来造监狱监禁民众。

联邦监狱年费用

（图片来自Wikimedia@FRED）

1978年，加州甚至发生了纳税人抗税事件，反对当局挪用税款兴建监狱。

一边是法院的命令，一边是民众的反对，很多州政府无奈，思来想去——把监狱外包吧，谁爱开谁开。

1986年田纳西州颁布《私人监狱签约外包法》，正式为私人建立监狱打开绿灯。1987年，德州也修改法律，允许私人企业建立监狱来承接政府外包的监狱服务。

私人开监狱成为新兴行业，在这个商业浪潮当中催生了CCA（美国惩教公司）。此后GEO集团和管理培训集团MTC进入监狱行业淘金。

CCA下属的德克萨斯州伊甸园拘留中心

（图片来自Wikimedia@WhisperToMe）

1984年，美国移民局开始跟两家私人监狱公司签署看押非法移民的合同。到80年代中期，一共有9个州开始通过监狱私有化法律。

1989年里根政府出现财政赤字，为了省钱，大肆将监狱服务外包，促进私营监狱产业发展。

和所有产业领域一样，私人监狱也确实比公立监狱省钱。当时美国政府统计显示，政府建造一座公立监狱通常需要5到6年，而私人公司的私人监狱从破土到完工只需2到3年。再算上人工成本，私人监狱比公立监狱节省经营费用10%-20%。

但是，随着1994年CCA公司在纽交所上市，受到资本干扰的企业高层也想赚取更多利润，他们就开始插手政治，干扰司法独立了。

现代监狱都是功能齐全的综合建筑，建一座的成本可不低

（图片来自google map）

监狱干政

2011 年，CCA 实现收入 17.3 亿美元

，纯利润 1.6 亿美元。但这还远远不够，资本的逐利性让私人监狱总是想争取更多犯人。

私人监狱逐渐形成游说团体显然有碍于司法独立，所以2016年美国司法部长公开质疑私营监狱存在的正当性，并且认为监狱应该由政府运营，外包监狱职能的做法是错误的。没多久司法部又再次放出消息，逐步取消与私人监狱的合作，受此消息影响，CCA和GEO都股价下挫，暴跌近50%，收盘仍下跌超过30%。

这被认为是对两大私人监狱集团的重大打击。

大起大落了一把

但是没过几个月，特朗普上台了。据《纽约时报

》报道，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第二天，美国监狱巨头CCA和 GEO 的股价分别窜升 43 和 22 个百分点。私营监狱行业居然迎来了春天。

在特朗普的力推下，各州与监狱签订合同，规定州政府一定要保证监狱最低入住率达90%以上。如果没有达到，空床由政府买单。州政府当然也想省钱，但这就要求犯人只能多不能少，扭曲了司法的本意。

特朗普改变了CCA和GEO的命运…

如今美国的私营监狱里面生活着大量囚犯，这群人吃喝拉撒睡还有平时的劳动，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监狱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完整而且交织复杂的产业，这当中牵扯到建筑商、食品商、钢铁制造商甚至包括制造业。

对于私人企业而言，监狱劳动力就像一块金子，不会罢工、没有工会组织、没有健康福利、没有失业保险、没有语言障碍，是最好的劳工。有媒体曝光，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如苹果公司

和戴尔，都直接或者间接雇佣监狱囚犯获取了成本优势，提高利润。

当然，在更不发达的国家对监狱劳动力的使用更加普遍

（图片来自wikipedia@Roosewelt Pinheiro / ABr）

在从监狱劳工获利的上下游产业的支持下，监狱产业进一步做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集团，整个利益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政府的政策。

上文提到的美国惩教公司CCA一直都是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the 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的主要捐助者。这个委员会里面聚集一大批州议会和国会的议员，监狱集团可以通过这个委员会进行游说活动，影响州和国会立法。

AICE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水晶城，它是非盈利的，但在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等的报道中，称其为赋予企业利益巨大影响力的组织。

（图片来自Wikimedia@Thomson200）

那些跟监狱集团往来密切的官员，为了保护私营监狱集团的利益，也都会颁布一些政策或者修改法律来帮助监狱集团更好获利。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特朗普的顶层呼声下，联邦政府和各州都借机收紧移民政策，扩大因涉嫌非法移民而被判监禁的人数，增加刑期，为监狱提供更多关押时间更长的犯人。

2010年，亚利桑那州，不顾联邦政府的反对和民众抗议，出台CCA推动的严厉的非法移民新法案。该州认为只要警察怀疑某人是非法移民，哪怕不经审判也可以收监。雇佣非法移民违法，哪怕用汽车搭载也是违法。

如果那些非法移民跨国这堵墙，就把他们关进另一堵墙里。

（图片来自Wikimedia@Sgt. 1st Class Gordon Hyde）

这些规定在法理上站不住脚，但从私营监狱的利润角度看，就很好解释了。

除了通过立法交流委员会间接影响政策制定和法律颁布，监狱企业每年会直接给两党政治活动提供数百万美元资金。2010年到2015年间，CCA和GEO集团在政治游说上共计1460万美元。2017年1月，这两家公司还给特朗普就职典礼捐了50万美元。

所以特朗普上台以来，私营监狱投资前景确实被华尔街看好。并且近两年美国加大打击非法移民数量，同时修改了非法移民遣返和审判的程序，原来走快速遣返程序的非法移民平均关押时间是11.4天，而走常规程序的非法移民平均关押时间是51.5天。很多非法移民的关押时间都人为被延长了。

只要有利可图，只有你想不到的罪恶，没有办不到的罪恶。

By 地球知识局

参考文献：

1. Ryan, M. . (1996). Private prisons. 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 and Research, 4(3), 92-107.

2. Khey, D. N. (2015). Privatization of Prison. The Encyclopedia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3. 连春亮. (2016). 美国监狱私营化争议的焦点——王廷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