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John B. Calhoun，大学教授，负责以人口密度为课题进行实验。他在大学的实验室里制造了一个小小的老鼠居住地。在为期28个月的观察期内，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本应繁衍到50000只老鼠的居住场，老鼠的总量却未能突破过200只。由于没有充分的贯彻和研究，这个现象一直在他头脑中围绕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老鼠数量的增长，是人为因素，还是自然因素？
2019年4月，纽约时报发布的一篇名为《减少互联网是唯一的答案》（The Only Answer Is Less Internet）将西方主流媒体对互联网行业的批判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此之前，仅2019年4月一个月，西方主流媒体就出现了 20 篇左右泛互联网行业负面评论（非新闻）。撰文媒体覆盖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VICE、Buzzfeednews、NBC、哈佛商业评论、《财富》、The Verge 等不同类型媒体。而事实上，这种舆论批判的议程设置自 Facebook 剑桥咨询事件后已经持续一年左右。与大多数并不直接阅读外文媒体的人群中的认知相反，互联网行业本身，早已不再是早年西方话语体系下自由与民主的象征，而成为了某种抽象的万恶之源。
我并不完全认可《减少互联网是唯一的答案》这一文章中所描述的全部逻辑，但我们不妨从这种惊世骇俗观点的解释来引入本文的叙事。首先，从一个直观的例子开始说——互联网与隐私。2018 年百度 CEO 李彦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无意中说出的“隐私换便利”，时至今日，这几乎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与之相反，技术乐观主义者所描述的“技术是好技术，被商业公司用坏了”的说法反而愈发站不住脚。当下，互联网产品及企业对用户隐私的侵犯深入至商业模式和产品体验两部分。这也使得民众对隐私的诉求在两条路径上成为不合理与不可能。
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网络普及使信息格差增加”都是一件不曾预料的事情，到今天为止许多观点依然认为“是否能连接互联网本身”是影响信息格差与数字鸿沟的最重要因素。为此，世界各国政府、慈善机构、商业组织扶持了海量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终端发放福利（免费的手机与电脑）。在 2018 年皮尤针对美国人的一项调研中显示，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青少年中智能手机的普及率都接近 100% [1]，但这并没有对他们的学业或就业产生促进作用。不仅仅是智能手机，即便拓展到当今已彻底“沦为”生产力工具的 PC，使用率对就业与学业也无直观影响[2]。除皮尤的这份调研外，杨百翰大学选举和民主研究中心（2019）[3]，离异或单亲家庭中31.9%的青少年每年在屏幕上花费的时间超过3个小时，而这一数据在双亲和睦的家庭中为15.1%。在已婚的白人家庭中，54.7％的青少年每天花在屏幕上的时间不到一小时，在同一类别的黑人家庭中，这个数字是28.4％。白人双亲家庭中，每日使用社交媒体1.5小时以上的青少年占17.2%；而黑人双亲家庭中，这一数字上升到32.1%。这些结果与 Common Sense Media 在 2019 年[4]、美国西北大学在 2011 年的近似研究[5]相互验证。也即，互联网对于原本就处于经济弱势的人群来说，正面作用远没有负面作用来的显著。
另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是，在中国，对于一个身边没有父辈直接管教的留守儿童来说，再严格的防沉迷系统也是失效的。因为这本质上陷入了一种对抗思维，而一家企业、一个平台、乃至一个政府是不可能与千千万万个儿童的“战斗”中取得胜利的，只有他们的家长可以。这种对同一媒介不同使用方式的鸿沟，被称为“三级数字鸿沟”，这一概念最早被荷兰特温特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Jan van Dijk在2002年提出。该概念关注在可以同样流畅熟练使用互联网的情况下（已越过前两道数字鸿沟），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网络习惯所导致的自我构建。在这一方向上，有许多论文验证了在相对富裕的人群中互联网的作用更积极，而在相对贫穷的（但可使用互联网）人群中互联网的作用更负面。在此不做更多引用。
中观层面，互联网对全球的链接构成利用信息格差进行剥削的基础条件，这一现象在美国与欧洲之间十分明显。我们都知道，互联网服务与商品具有地域上的无边界性，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在过去30年中并不存在“互联网海关”。而这导致了一种现象，即一个地区的互联网公司，可以绕过税收、法律、经济政策等一切构建现代社会的元素，在另一个地区经营。用一个不严谨的例子来说，在过去任何企业如想面向欧洲用户做广告，其广告交易行为必定发生在欧盟境内，因为广告公司必须在欧洲诸国境内持有广告媒介资产（如日报社、电视台、广告牌等）。随着广告交易的发生，广告公司必定按各国法规规定缴纳对应数额的税金。而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企业可以在任何地点通过 Facebook 和 Google 向欧洲用户投放广告，广告的实际交易地可能是广告主自身所在地（通过所在地的 Google 代理），亦有可能是 Google 或 Facebook 的默认属地美国。也即是说，一家中国公司向欧洲投放广告，广告交易所产生的 GDP 及相关税利归属于中国或欧洲。
这比实体贸易中的任何一种避税模式都要精妙，因为它实质上让一次关于欧洲民众的销售行为，在物理空间上与欧洲完全不发生关系。虽然税收在大众语境来说并不是一个十分讨喜的词语，但不得不重申的一点是：目前这个地球上的大多数国家，依然需要依靠税收来维持其对国民的安全保障、福利供给和基础设施供给。Facebook 和 Google 可以轻易的收割欧洲用户的注意力，并产生经济价值，而这些价值最终却主要流向其它地区不是在欧洲本土。无论这是否是互联网公司的原意，但这客观上构成了数字时代的新型经济殖民，削减欧盟诸国社会福利的资金来源，而欧盟境内的国民却很难注意到这一点。
2.4未能呈现真实的世界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2006 年上线的 Twitter 都是一个值得被载入传媒史的产品。与Facebook不同，它开创的“广场式社交网络”品类在之后的十年中革命性地影响着全球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生态。无论是 Twitter 还是微博，广场式社交网络首次赋予个体人类不通过任何中介机构向大众发声的权利，由此所诞生的自媒体这一概念一度成为全球传统媒体的威胁。Twitter 在其发布框中嵌入的文案“What’s happenning ?”有着极强的隐喻，而事实上，最初的大多数推文也确实都包含 What Where When Who Why How 的新闻六元素。由此带来的，一个朴素的幻象是：任何记者都不可能比事件当事人更快、更准确、更真实的描述事件的发生。它在后续演变成了一种新媒体与自媒体对大众的承诺，并以此作为武器与全球不同地区的传统媒体展开竞争。
换句话说，严肃媒体因无法与个体发声者比拼“真实感”和“速度”，而个体却因为带有了媒体属性而被迫要求任何发言都要有“真实度”和“专业性”。广场式社交并非是惟一一个对媒体行业带来伤害的产品形态，另一个则是推荐算法。在传统媒体或者是 1.0 时代的网媒，编辑的作用不只是审核稿件，更重要的是将恰当的内容放在恰当的位置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编辑对稿件拥有增删改权利的基础。因为整体版面有限，编辑才得以拥有权利砍掉那些质量不够的稿件；因为版面尺寸有限，编辑才得以拥有权利砍掉稿件中的冗余信息；因为版面的位置有优劣之分，编辑才得以有权利将稿件及新闻事件本身三六九等。但在千人千面的算法时代，版面不再掌握在编辑的手中。这使得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编辑只在行使其审阅稿件的底线权利，机械的以一些编辑规范来保障出稿的安全性。这使得编辑在媒体行业中的地位处于长期稳定下行周期，某种程度上也是目前媒体行业文章质量长期稳定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人民群众喜欢的，你算老几。”，是反驳编辑理应拥有议程设置权限的主流观点之一。但事实正如前文中数字鸿沟部分所谈及的那样，当数字素养低于某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人们会主动筛选出更为低质量的内容以满足短期的多巴胺刺激。这是非人类 AI 编辑所无法抗衡的。从另一个角度说，千人千面的算法使得针锋相对的观点统一在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统一舆论场之下，长期来看会加剧人们的偏见与固有印象。用美国的媒体生态来举例，在过去美国传统媒体呈现出典型的左右分野，以华尔街日报、CBS、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左派媒体与华盛顿邮报、FOX为代表的右派媒体会基于各自的立场对同一事件给出不同的解读，这使得两种立场长期处于一种慢性交锋竞争的状态。而在新媒体环境下，你很难说清楚 Google News、Apple News 或者 Youtube 的政治立场是怎样的。事实上，他们会完全依照读者的喜好为其呈现出最符合读者调性的报道。
在 2019 年的香港运动中，有香港家长发现使用自己的帐号登录Youtube和用自己孩子登录的 Youtube 所看到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善意的猜测 Google 对此完全没有干预，因为事实上这正是一个“中立”的推荐算法所追求的——为读者呈现它想看到的东西，并告诉他这就是全世界。在过去，即便是一个常年订阅纽约时报的人，也有可能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去主动打开 FOX 新闻听听“对面”的说法。但在算法驱动的舆论场下，虽然立场两端的观点依然存在，但实际上失去了交战的场所。不同的新闻被完全分发给完全不同的人，形成相互隔离且愈发极端的舆论场。这种隔阂几乎出现在每一个由算法驱动的互联网产品，而非仅仅局限于媒体类App中。在抖音、快手、微视中，我们看到大量彼此完全没有交集的群体，并且每一个群体都能找到极为广大的受众。比如大多数人提起直播带货，想到的都是李佳琪。但与李佳琪主打一线城市市场不同的，快手的带货网红辛有志凭借亲民的调性将一个又一个城里人完全没听说过的品牌与产品卖出远超李佳琪的成绩。这种人以群分的现象并非互联网诞生之后才产生的，但互联网尤其是推荐算法确实促进了这种现点。
这便是元叙事存在的意义，一个虚构的美好故事，让我们能够跨越时间空间为之努力，并使得彼此陌生甚至有一定利益冲突的群体之间形成合作。尽管我们可能永远达不到童话故事中所描述的 Happy After Ever，但这并不妨碍所有人都在这一过程中收获一些好处。互联网毫无疑问是全球化元叙事中的一部分，它起源于冷战时代人们渴望将世界联合起来的冲动（苏联也有一个针对共产主义阵营的计算机网络计划）。互联网实现了全球化，但最终却成为了全球化的自反性。正如我们之前所讲到的，互联网在几个关键的领域出现了与最初承诺的反向效果，让我们意识到了“全球化”故事背后的真实。在物流网络、金融网络之后，信息网络的补全让我们已经达成了此前全球化描述的链接一切的场景，但我们并没有获得全球化故事中所许诺的完美世界。也由于我们已经连接了一切，“连接一切”的故事便不再具有感召力。在更务实的角度上，如果互联网技术革命的结束是正确的，那么它还将直接作用于宏观经济周期，而经济下行周期总是在历史尺度上为人类带来灰暗的色彩。
在过去，治安事件按照概率均等的分布于 B 国 50 倍大的国土上，并以地方报纸、广播、电视等渠道传播，依照治安事件的等级只影响那些与事件相关或地理位置相近的公民。只在一个治安事件演变为地区无法解决的问题（极恶性治安事件）时，才被其它区域公民注意。在网络环境下，由于传播速度的提升与门槛的降低，B国内任何一地发生治安事件均会被视为全国新闻受到全体 B 国公民注意。由于人们往往在治安问题上带有强烈的共情能力，大众会将每一个发生在其它地区的治安问题当成是与自己相关的问题，从而忽略了 B 国的犯罪率可能一直很低且与 A 国水平相当，这会使得 B 国在治安领域的公信力以 50倍于 A 国的速度流失。如果你觉得这个例子并不存在于现实，那么不巧，
用更通俗的话来说，2019 可以说是人工智能的凶年。AI 这一词汇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与一年前相比急转直下。我们开始讨论推荐算法带来的信息茧房、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换脸 App 的滥用、智能推荐广告对我们隐私的剥削、智能课堂对小学生的控制、脑波监测让心理罪成为潜在的可能。如果我们用 AI 反过来来规制人类道德，你应该能够想到会发生什么。我们已经在过去几年里享受了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给我们带来的便利，虽然不乏少部分现代卢德分子在看到科技企业推出的一个又一个默认勾选的“霸王条款”时，干脆放弃了这种便利，但这毕竟是少数人的选择。为了应对公众的舆论与政策的监管，大多数科技公司都正在寻找“既能维持好处又能减少害处的”的 AI 之道。能找到隐私与效率之外的中间道路自然是好的，但如果这条路在技术上是真的不存在之路，我们是否能退还 AI 在过去 5 年中给我们社会带来的效率提升？从结论来说，这几乎不可能。此时就会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们会逐渐习惯科技所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那些仅与道德所冲突的“负面”。
我们的孩子可能不再认信息茧房有什么问题、可能觉得摄像头是安全的象征、可能会觉得智能广告是天经地义甚至理应如此。马克思称这一现象为“人的异化”，孔子则称之为“礼崩乐坏”。但孔子所谈之“礼”为周礼，是指西周时期等级森严的分邦建国制度以及其附属的一系列繁文缛节，在我们当下看来是十足的“糟粕”。正因为 2700 年前礼崩的发生，中华文明才得以有发展至今的机会。在“人的异化”中也提到，这一现象随阶级诞生而诞生，直到私有制、阶级与国家的完全消失才会消失，这意味着我们在历史的漫长时期中除了习惯异化别无他法。拜道德的模糊性所赐，我们可以将一些美德传颂千年而不去理会其背后所蕴含的实际标准完全不同。尽管从每个前朝人来看，下一个朝代都发生了“礼崩乐坏”，但中国从未丢掉“礼仪之邦”的帽子。某些模糊的、深刻的、民族性的道德被深深地刻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中，而绝非那些落在白纸黑字上的繁文缛节。比如，元代的孝与当今的孝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即便在元代，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精确的执行《二十四孝》，但如果你将《二十四孝》写进 AI 的代码里，它就会被精确执行。而且当今 AI 所能影响与控制的人类数量可能比地球诞生以来读过《二十四孝》的总人口数都要多。这意味着，一个被精确写入某种价值观或道德的 AI，会成为一个自实现的“道德机器”。像一颗大头钉，将我们社会的道德进化树永恒的钉在当下。这或许是可能的，但却是可怕的，比向技术归还它们赠予我们的便利更为可怕。
JUST 的思路是这样的：肉，说白了就是肌肉和脂肪细胞的组合。只要有动物的细胞，再加上有足够供细胞生长的营养，管它是在动物体内、还是在人工培育的设施中，细胞都是一样地长成肉。动物只是肉成长的“载体”，如果我们在实验室里、在培养皿里也能提供类似动物给细胞提供的环境，肉还是一样的肉，只不过是我们人来自己“造”出来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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