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它由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参见图1）。这十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各社会阶层及地位等级群体的高低等级排列，是依据其对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所拥有的资源的重要程度来决定的。在这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源，因为党和政府组织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资源；经济资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它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并不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么至关重要，相反，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在抑制其影响力的增长；文化（技术）资源的重要性则在近十年来上升很快，它在决定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资源。

    十个社会阶层的界定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辖市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处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乡科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目前，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这一阶层在趋于等级分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最高或较高的地位等级，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这一阶层的社会态度、利益及行动取向和品质特性，对于正在发生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将要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特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处于政治与社会经济地位不一致的状态，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在改革的后十年，他们仍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并且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较大获益者之一。另外，由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执政党和政府意志的代表和体现，所以，各社会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合作或冲突，经常转而表现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支持或不满。目前，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为2.1%；在城市中的比例为1%－5%；在城乡合一的县行政区域中比例大约为0.5%。

    2、经理人员阶层

    指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中层管理人员。这一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干部）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之间的区分界线还没有完全明晰化，其阶层内部的不同来源的成员，在社会政治态度和利益认同方面还有明显差异。这一阶层的社会来源主要是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原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干部。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这一部分企业干部逐渐从行政干部系列中脱离出来，成为职业经理人。第二部分来自较大规模的私营企业或高新科技产业领域中的私营企业，这些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开始出现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趋势，一些企业主聘用职业经理人来为他们经营管理企业；另一些业主则通过企业股份化而使自己从业主型的创业者转变为职业经理人。第三部分人是三资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经理人员阶层是市场化改革的最积极推进者和制度创新者，他们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现代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这一阶层的成员支配着大量的经济资源，他们都有较高的学历和专业知识水平，同时，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也较高，被称为“老总”。许多大中型企业处于国有或产权不清的状态，实际上是经理人员在支配这些企业的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同时，这一阶层的主导成分与国家权力和海外资本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种状况决定了，经理人员阶层在当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也是主导阶层之一，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影响力——特别是对政府经济决策的影响力，甚至要大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还在继续扩大。这个阶层还在发展之中，在目前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为1.5%，但在地区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这一阶层的成员多数集中在大中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城市。据我们调查，在深圳市这类经济中心城市，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例高达9%，远远超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比例；但在经济不发达的贵州省镇宁县，经理人员就非常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以及这一阶层的经济回报率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

    3、私营企业主阶层

    指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人，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即包括所有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的业主。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之一，而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实践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织者，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在二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员最初主要来自于乡村和城镇社会的较低阶层，但在1992年以后，具有文化专业知识的原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开始大量加入这一阶层，使这一阶层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有了极大提高。但是，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阻碍，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无法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受到很大局限。私营企业主阶层内部拥有资本规模大小不同，他们自身的政治文化素质也有很大差异，因而在社会地位上的地位和声望是很不相同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社会上对他们的评价有很大的争议。

    在人数上，中小企业主构成了这一阶层的主体。就全国而言，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0.6%，但地区差异比较大。在私营经济较发达地区，这一比例可达3%左右；而在私营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该比例在0.3%以下。表1显示了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发展过程与趋势。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他们大多经过中高等专业知识及专门职业技术培训，并具有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专业分工要求的专业知识及专门技术。

    专业技术人员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中等阶层的主干群体，他们既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之一，也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者之一。而且，他们还是社会主导价值体系及意识形态的创新者和传播者，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激励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当代中国社会，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和市场经济理念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的专业技术人员群体显现出从传统知识分子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性的转型，即从以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导构成转变为以现代的专业技能性知识分子为主导构成。这种转变十分有利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保持较优势的地位，并与掌握着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保持良好的关系。

    专业技术人员在中国的阶层结构以及社会中间层中所占比例还比较低，他们主要集中于城镇。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随着教育、科技和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这一阶层将日益壮大。目前，专业技术人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5.1%，但城乡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为10%－20%，而在城乡合一的县（市），其比例仅为1.5%－3%。

    5、办事人员阶层

    指协助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主要由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员等组成。这一阶层是社会阶层流动链中的重要一环，其成员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后备军，同时，工人和农民也可以通过这一阶层实现上升流动。这一阶层也是现代社会的社会中间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大约为4.8%。在城市中，其比例约为10%－15%；而在城乡合一的县（市）中，其比例在2%至6%之间。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会有大量的体力劳动者上升流动进入这一阶层，在未来十几年中，这一阶层的人员比例将会有明显提高。

    6、个体工商户阶层

    指拥有较少量私人资本（包括不动产）并投入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或金融债券市场而且以此为生的人。如小业主或个体工商户(有足够资本雇佣少数他人劳动但自己也直接参与劳动和生产经营的人)、自我雇佣者或个体劳动者(有足够资本可以自己开业经营但不雇佣其他劳动者)以及小股民、小股东、出租少量房屋者等。

    在1949年以前，中国曾经大量存在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但经过50年代的工商业改造和手工业改造，特别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这个阶层在城乡基本消失了，到1978年，全国总共只有15万个个体工商户。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个体工商户首先在各地农村大量涌现，继而又在城镇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所以，完全可以说，个体工商户阶层也是经济改革的产物，这一阶层的规模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而不断扩大。

    在80年代，这一阶层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和城镇的失业待业人员（尤其是返城的知识青年）。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大量国有企业工人和城市居民涌入这一阶层。目前，这个阶层是吸纳下岗工人、失业待业人员和进城农民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支很活跃的力量。调查表明，东部沿海诸省市经济繁荣，个体工商户发展得多，发展得好；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经济之所以发展得慢，个体工商户较少也是一个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服务行业）的发展，这一阶层还有扩充并吸纳劳动力的很大潜力；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将由于有某种特长或因为经营得当而逐渐积累资本，扩大经营规模和范围，从而将上升到私营企业主阶层。

    个体工商户阶层是80年代的改革的主要获益阶层之一。但是，90年代以来，由于一些城市搞所谓的形象工程，大拆大建，把许多较为简易的商业设施拆掉了，把马路市场取缔了，致使不少个体工商户因失去经营场地和经营条件而歇业。另外，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对这一阶层的管理变得日益严厉，向他们征收的税费也有所增加，他们所能分享的利益相对减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80年代，其经济地位与80年代相比也有所下降，所以他们的不满情绪较多。目前，个体工商户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为4.2%，这一比例是根据国家工商部门的登记数计算出来的，但该阶层的实际人数比登记人数多得多。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指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的和体力的工作人员。由于中国目前的商业服务业还不发达，而且产业层次较低，这一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产业工人阶层较为类似。但在一些大城市中，在与国际较为接轨的商业服务业部门中，商业服务业人员的社会经济状况较接近办事人员阶层。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一阶层的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

    目前，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12%。但城乡之间的差异极大，因为这一阶层与城市化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深圳市和合肥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的比例分别为17%和13%，但在城乡合一的汉川市（县级市）和镇宁县，此阶层所占比例仅为3.2%和1.6%。在小城市和乡村当中，商业服务业还很不发达，而且产业层次较低，从业人员还很少，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够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因为中国目前的服务业尚停留在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领域。可以预计，随着旅游业、体育事业、科技教育事业、文化娱乐业以及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这个阶层会迅速发展起来。

    8、产业工人阶层

    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建筑业工人及相关人员。产业工人阶层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随着中国工业化、社会化的继续发展，这个阶层将会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政治、科技、文化素质，其劳动技能也将不断提高，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产业工人阶层内部一直存在着企业所有制和户籍身份制所导致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收入、福利、社会地位、劳动保障等多个方面。近几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深化，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人之间的差异相对缩小，但户口因素的影响仍然很强。“农民工”应该是产业工人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却成了这个阶层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其原因就在这里：他们做的是与城市工人相同的工作，但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所以在工资、劳保和福利等方面的待遇明显不如城市工人。

    除了户籍因素导致的差异之外，单位部门因素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产业工人阶层内部的分化。福利和劳动保障较好的正规部门的工人与缺乏福利和劳动保障的非正规部门的工人，经济效益低的传统部门的工人与经济效益好的新兴产业和国家垄断部门的工人，在社会经济状况方面有明显差异。

    经济改革以来，产业工人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下降，这使产业工人阶层的人员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工人阶层中一部分成员通过接受成人教育和技术培训离开了工人队伍，进入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其他社会阶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工矿企业改革，实行减员增效等政策，导致大批工人下岗，从而在事实上改变了原来那种终身雇佣格局。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在“铁饭碗”被打破以后，处于就业无保障的状况。这使他们在心理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应当指出，这种变化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好的一面是，这促使大多数工人有了学习技术和专业技能并做好本职工作的积极性；不好的一面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阶层长期没有就业压力，因而没有竞争意识，一旦他们的这种既得利益状况被改变，且一时又不能适应这种改变，他们便难免会有牢骚和不满。与此同时，进城的农民大批涌入产业工人阶层，他们成为产业工人阶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整个产业工人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则为22.6%左右，其中农民工占产业工人的30%左右。城乡之间差异极大，不同经济结构的城市之间，不同发展水平的乡村之间，差异也都很明显。

    9、农业劳动者阶层

    这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阶层。该阶层是指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或主要的职业，并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收入来源或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农业劳动者阶层曾经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真正突破者，是农村经济体制的率先改革者，是市场经济的最早实践者和推动者。而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民得到了自主和实惠，解放了生产力，农业连年获得丰收，不仅很快就一举解决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推动了中国整个体制的改革。另外，这个阶层还是通过分化而产生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产业工人等的母体阶层。

    尽管如此，由于这个阶层几乎不拥有组织资源，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往往也低于上述所有阶层，所以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比较低。本来，按照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要求，这个阶层的规模理应进一步分化并大规模缩小，但在目前，这种分化和缩小受到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制度与政策（如户籍制度等）的阻滞。当然，不可否认，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农民阶层的规模已经有了显著的缩小，纯粹的农业劳动者和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民在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经从1978年的70%以上减少为1999年的44%左右。但是，农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也从1978年的28.1%下降为1999年的17.3%，两种比例仍然是很不相称的，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这种不相称状况更为明显。这种状况决定了农民阶层的较低收入水平和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

    尤其严重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农业劳动者阶层是改革和发展的受益阶层，而在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阶层便逐渐成为利益受损的阶层了；特别是在1997年以后，由于大宗农产品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销售困难，价格显著下降，乡镇企业不景气，进城打工变得更加困难，以农业为惟一收入来源和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民的收入，实际上是减少的，而各种税费负担却没有减轻，所以，这个阶层利益受损的状况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很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

    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排除在校学生）。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一批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就业机会不足使许多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劳动力长期待业。城市大批征用农用地，则使大批农民无地可种，而这些农民在城镇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职业。另外，还有不少城乡居民因为残障或长期卧病的困扰而不能就业，他们多数也陷入贫困境地。目前，这几部分人的数量还在继续增加。

    任何社会都会存在部分的失业者，但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构成一个阶层，却是中国目前这一特殊历史过渡阶段的产物。一方面，无业、失业、半失业人群数量比较庞大；另一方面，这些人具有类似的社会经济背景，比如大多是原国有、集体企业工人及其子女，以及无法依靠农业维持生计的中青年农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层中，相当部分人的失业、半失业状态持续数年之久，给他们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失业、半失业人群的这些特征使他们构成一个过渡性的特殊阶层。这一阶层的许多成员处于贫困状态。

By 中国网

“国内早些时候的风投圈，像是一个巨婴国。”一位退隐江湖的知名投资人感慨道。

这个圈子表面风光无限，剥开皮瓤都没熟透：缺少独立思想、模仿抄袭、乱搅行业、长不大……

唯独靠时代红利，赚的盆满钵满。

大家投移动互联网时，盛行的投资逻辑叫押赛道。

何为押赛道？说好听些就是判断出前景不错的方向，投资大量公司，几十个矮子中成一将军，便可把风险对冲掉，还能获得千百倍回报。

“但押赛道说句难听话，不过是看到欧美哪些企业增长迅猛，照猫画虎投几家有着美国企业影子的中国公司，和抄袭无异。”任天扬笑着说。

那时候的投资逻辑，和深度学习的技术原理相似。

设定好目标，采集大量相似样本（项目），加大算力（资金），暴力试错，最后等待一个最优结果出来。

“你说它中间有什么技术含量吗，有是有，但没什么难度，唯一的含量就在调参。在投资上，调参就是做局。”

压赛道式投资，马太效应严重，赢者只有少数人。

直到2016年阿尔法狗出世后，局面大变。

某种程度上讲，AI投融资，应该是国内VC第一次表现得不那么像巨婴的领域。

欧美至今未出现过互联网般成功的AI投资案例。

而国内投资人在没有任何参考坐标的前提下，毅然进入这个领域，掏出全球最多的2000亿去重仓AI。

“往好里想，国内这一批VC不再是巨婴，能勇敢地踏入无人区，并且形成了一套领先世界的AI投资方法论。投资人们也能真正下沉到田地里，去了解传统产业，去学习技术。这非常好。”

“以前的投资人是财务专家、做局专家、运气专家，现在不得不先成为行业专家。”

但坏事是，这次果敢行为背后的试错代价，过于巨大：企业死伤无数、欺骗者无数、投资人和企业之间的矛盾无数……

甚至一度让部分投资合伙人发誓永久性退出人工智能领域。

什么原因？

技术不成熟？产品不落地？赚不了钱？

是，也不全是，上面三个原因只是表象，人人都能以此津津乐道，谈出个所以然。

但背后的本质是“投资人做局”和“创业者破局”的失利。前者在给后者做局，后者觉醒后不断在破前者做的局。

2

受伤的投资人：做了个大局，

投了个寂寞

什么是做局？

这个充满东方智慧和神秘色彩的词汇，经常出现在北京创投圈里。

局，简单来说，就是身边各种资源之间相互关联和作用的一个场景。管理学家宁向东曾总结，人只要想做事，就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局”里。

身边包围的所有资源，都跟你有了关系。有些资源支持你，是“正资源”。

有些资源阻拦你，是“负资源”。

人或企业，之所以被困在一个局里，就是拦你的负资源太多，冲不出去。想办法移走负资源，冲出围城，就叫“破局”。

而一个投资人特意给被投企业和其他投资人，部署一定比例的正、负资源，让企业按照自己的意思走，这是“做局”。

破局本质上是改变资源的性质，让负的变成正的。

投资人做的局，看似给企业布了很多正资源，但在企业的真实发展道路上，可能是“负资源”。

投资人做局：不是你想成为什么，而是我想让你成为什么？

早期，一批刚毕业不久的名校AI博士们，凭借良好的学术背景和大好时代，进入到投资人的视线。

在投资人眼中，自己好比是艺术家杜尚。

只要时代发展足够快，他们给一个物品或一个人，赋予一段故事，一个符号，就能成为无价的艺术品。哪怕是一个小便池。

AI纵使有着无比巨大的市场。

可寻找AI宝藏的路径，没有人知道。每走错一步，都要绕不少弯路。

投资人寻宝的方式依旧沿用了互联网的方法论，形成“低成本复制的规模化”效应。

于是事先预设好目标，根据故事所需的资源，进行资源整合和资源设计，开启做局之路。

“由于只懂技术的年轻创业者，并不懂得如何在AI商业世界行走。所以混迹江湖多年的投资人们，自以为很聪明，把手伸的无比长，主导着公司的战略和节奏。”创业者高松（化名）坦言。

最早期，投资人一致认为AI是个高科技产业，围绕技术大牛来做局，是企业破局的关键。

于是把自己投的很大一笔钱，用在招募大牌科学家上，另一部分钱，把有着学术背景的创始人进行包装。

雷锋网《AI冰与火》系列上一篇文章《AI人才越来越不值钱了吗》中详细分析过，AI科学家其实和互联网大厂，有着天然的耦合性。

但在中小企业和传统IT企业，引入AI科学家所带来的组织矛盾隐患，些许时候要比他能解决的实际业务问题的价值更大。

但错误并不在AI科学家身上，而在大部分企业并不具备消化科学家的组织能力。

讲科学家故事的悖论

那个时期的创业者和投资人，都对AI科学家有着过分的期望和神化，默认有他们驻场，任何目标都可实现，毕竟这批科学家已在细分学术领地里完成过其他人无法实现的成果。

但这时候，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投资人并不能很好的判断，哪些人是优秀科学家。

做局选错主角，后患无穷。

“个别公司引入了三流学者，对外却吹着超一流的牛，全然不知把自己置身于大型打脸现场。而这些不入流的学者在企业吹捧下，会潜移默化地把自己当大师。被同行冷落后，还厚着脸说，我和那帮整天写论文的人有别，我是实干派。”多位学者向雷锋网批评了当下的风气。

不少学者进入工业界后，在高薪资、高话语权、高频吹捧后，变得盲目自大，自我认知障碍。

“有些人完全不知，自己处于一个投资人设计的局里，这个局中，你不过是一个符号，一枚棋子。从公司经营角度讲，多数公司用不着科学家。但有些自大的科学家被捧起来后，又偏偏喜欢刷存在感。高高在上地怼业务部和工程部的高管。自己做不好的事，总认为是业务部给的数据不够，质量不高，配备的人手不行。让公司乌烟瘴气。”

可笑的是，一些所谓的科学家离职后，CEO和投资人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问询圈内人，自己家的科学家到底什么水平。

“还是有那么些企业，在欺世盗名的三流科学家身上栽了跟头的。没栽跟头的企业，做局做的也挺痛苦。”

找到货真价实一流科学家的企业，在庆幸之余，要面临一个难题：怎么用他。

“如果你想让他们帮客户解决实际业务问题，可行性并不高。同时能在学术、工程、产品领域有杰出实战能力的企业科学家，在国内甚至都不超过五个。同样是IEEE Fellow级专家，有些人能拿到三、四千万的年薪，有些几百万，这就是差距。前者真的是凤毛麟角。”一供职于大厂的IEEE Fellow告诉雷锋网。

那怎么办？用于务虚。

只要把明星科学家和明星创业团队的故事讲圆，下一轮会有VC愿意为之买单。

这种手法，在2016年-2018年间效果显著，企业只要把科学家的故事讲好，融资不成问题。

VC尝到甜头后，亲自出马，为所投企业，找FA，约投资人，为下一轮融资画饼造星，同时费尽心思拉拢明星投资人上船。

而被拉拢的明星投资人，也成了局的一部分，能够号召更多人入局。

最后，AI投资成了一场局中局，杠杆撬杠杆，不断循环。

局的尽头还是局。

看不到产品，也不见商业化。

2

创业者冲不破投资人做的局

过高的估值迫使创业者不得不做看似很有想象空间，但又异常形而上的产品和技术，以便支撑下一轮的好故事和高估值。

创业者在不断成长，他们愈发对投资者做的局中局感到不安。

于是想破掉投资者的局，专注真正符合当下商业规律的事情，撸起袖子，挽起裤腿，承接不再高大上的业务，先成外包，成为集成商，去赚些钱。虽很土，收效甚微，但每一步都无比踏实。

当AI创业者真正踏入到局外的土地时，被两股力量挡在了前面。

“一股是投资人，自己辛辛苦苦做的高大上的局，就这么给埋汰了。另一股是行业里的老牌玩家，扎根很深，很难撼动。”一位切身做过局的AI投资人讲述道。

那怎么办，企业祭出两套方法论：一是田忌赛马，二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田忌赛马，用自己的长处对别人的短处，拿自己的最短处，成为别人长处的炮灰。

新兴AI公司相比老牌厂商的优势是什么？很多人说是技术。

不全对，而是高成本优势。

很多人不能理解，高成本何时成了优势？

传统IT公司在ToB/G市场的成功，简单来说，就是把“成本三低”做到了极致：

• 平均人力成本低
• 运营成本和销售成本低
• 产量扩大后的边际成本低

大型IT公司之所以能在定制化赛道里存活，很大部分原因在于人效的极致追求，说得不好听，就是用更低的成本，去省出更多的利润空间。

而AI公司的高成本打法，单从获客角度来说，颇有好处。

一套造价昂贵的系统以白菜价出售，客户新鲜感一来，自然会一试。毕竟AI公司们名声响亮，科技感十足，也能提升自己的技术形象。

AI公司的这种手段，早期卓有成效，收获了第一批客户，也成了他们出去吹案例的资本，但现实情况多是饮鸩止渴。

“AI某小龙，曾为了拿下客户，给销售的激励是每谈下一家公安，就给他发一百万的奖金。于是销售们疯狂地推，不管产品是否好用，不管产品单价是否过于便宜，只要能占一个坑，就是成功。”业内人向雷锋网爆料。

像极了互联网的补贴大战手段。

“高昂的人力成本、研发成本、销售成本、运营成本，每一处成本，肉眼可见远高于老牌IT企业。连自身都做不好降本增效，给别人降什么本增什么效？”集成商项目负责人李成告诉雷锋网。

AI公司把互联网的作风带到传统行业，早期也曾让海康这类老牌公司焦虑过。

海康高管曾讲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我们做不了用1块赚100块的生意，但在用1块赚1块的生意上，没有人能做得过我们。

而这一次，以海康为代表的老牌公司，陷入了迷茫。

“这不是不按套路出牌，而是直接乱出牌，这波操作直接把我们这波老IT人给干懵了。”海康一区域销售负责人笑道。

“虽然AI公司体量都不大，但如果十几二十家公司都这么玩，而且有资本势力撑着，说不准行业里能烧出来个滴滴、美团这样的公司。当时我们确实有担忧，也在思考要不要顺着他们的套路一起下水。”

然而就在老牌IT企业，流纠结入不入场的时候，做局的投资人，按捺不住了。

“眼看自己投的钱，大把花在不是他想要的地方上，哪个投资人不着急？”一位有着切身体会的投资人谈道。

投资人原本想做用一块赚一百块的生意，而AI公司做着花三块只收回来一块的买卖。

虽然一块赚一百很难，但至少和买彩票一样，投入可控，还能买个好盼头。

“投资嘛，本身就是一场赌博。”

如果按现在这样高成本的烧，那就是个没有想象空间的无底洞。

“很多投资人反感被投企业做比较重的项目，认为这样走下去顶多能发展成个集成商，虽营收可观，但无法撑起估值，上市非常困难，投资回报率极低。”

所以每当企业的动作有些许变形，投资人们就把手伸入至战略、管理 、人事、财务、公关当中，控制企业走向。

两种经营理念的冲突，在2018年左右开始爆发了。

爆发的结果是，那些没有说服投资人的公司，干脆死在路上，成了第一批炮灰。

而说服了投资人的公司，走向更激进的道路：师夷长技以质疑，做大厂最擅长的硬件。

AI企业自知关公面前耍大刀不可取，但走到这一步，不得不做。

以AI四小龙们为例，做硬件有一合理之处，可让硬件更适配算法，提高产品的综合性能，自主可控。

可弊端是，如果硬件只自给自足，产量显然无法做大，生产成本压根降不下来。

何解？于是先生产一大批摄像机，满足自用后，再找经销商和代理商帮他们去销售剩下的摄像机。

“这就属于不合情了，在太岁爷头上动上了土。出来卖要低调，和经销商一起悄悄赚些小钱，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关键是，你一边卖一边肆无忌惮的喊着要颠覆人家。”一经销商老板吐槽。

“AI公司高调的做法，给我们这些渠道商带来了不少压力，我们的大客户都是老牌头部公司，如果AI公司叫嚣的很大声，会迫使渠道商不得不站队。我们肯定站在大客户这一边，所以只能把AI公司的单子放弃掉。”经销商爆料说，“某小龙至今压着小几亿的货卖不出去，传统产业，讲究个人情世故，大家都容不得高调的人跳出来捣乱。”

AI公司万万没想到，跳出投资人设计的局之后，又跌落至老牌玩家的死局中。

老玩家们趟坑二十几年才扛过来，初出茅庐的创业者显然很难从泥潭从轻松抽离。

而此时，公司内部也在两种局的拉扯中，陷入自己的困局里。

两种局的背后，是这两种经营文化，一种是资本导向的经营逻辑，一种是实打实业务导向的经营逻辑。两者并不兼容。

当两种文化冲突愈发激烈时，派系便会形成，内耗会加重。

这也是引发第二批AI公司死亡的重要原因。

而活着的公司，投资人眼看做了五六年的局，不见开花结果，不得不揠苗助长，把企业推向了似乎更为艰难的IPO之路。

走在十字路口的投资人和创业者，到底该如何达成共识，双双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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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和创业者破局的第一性原理

AI公司的来回拉扯，缘由商业目标的不清晰。

“目标不清晰带来的后果是迈出的步子，分成了两种极端：要么搞浮夸的形而上，只见开花不见果；要么跟风老牌企业曾经验证过的步伐，蜗牛行走。”高松回忆起了那段艰难的创业往事。

两种选择，都有问题。

在《AI商业模式的脱靶、崩塌、救赎》一文中，我们深入分析了未来商业模式的三种范式：

• 范式一：重定制集成项目实施→ 数字化咨询 → 咨询业务反哺重定制实施 → 与大型客户建立高粘性和系统不可替代性
• 范式二：重定制集成项目实施 → 进入非标市场的标准市场（AI芯片、自动驾驶） → 形成标准化产品 → 低成本规模化复制
• 范式三：做AI开源工具，占位国产化高地。

除此之外，人工智能的商业模式路径也可分为四个象限：分别是向下、向上，向前和向后。

向下做重、向上做轻、向前咨询、向后运营

向下，现在90%的AI公司走的模式，即客户需要什么，便提供什么，做高定制的软硬一体解决方案。

这条道路最稳健，虽没什么利润，但营收数字勉强糊口。只不过缺少大的想象空间，30亿市值是第一道天花板。

要突破30亿的天花板，需从定制化的方案中，凝聚抽离出通用的中间件产品。

这条路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和耐心。SAP花了二十多年才走通，从大客定制，不断剥离，让自己成为一家纯软件企业。为此，在二十多年的标准化过程中，还设计出ABAP低代码语言，并且建立起了战略/IT咨询、集成、部署、数据清洗、运维等第三方合作生态，去让自己的标准化软件，有生态去支撑落地。

标准化的过程，从来没有一蹴而就过，时间和技术的投入，充分且必要。国内的投资人是否能够等待二十年？

向上，进入标准化、可规模化复制的领域，比如芯片、开源框架、小微SaaS等，前两项想象空间很大，但难度颇大，风险指数更高。而创业公司在国内做小微SaaS，短时间内来看是个伪命题，头部厂商顶着投资人压力不得不做大客，能说明第一定问题。

这两条道路，是绝大多数企业布局和VC投资的象限。

而向前和向后，鲜有人问津。

向前，则是数字化咨询，从顶层设计出发，反哺解决方案的实施，这一方向，金融和零售领域已出现了一些吃螃蟹者。当然目前中小企业提供的咨询服务，多数在亏钱。但这里咨询的重点，在于对数字化解决方案实施的反哺，而非咨询本身。

向后，则是当前AI行业缺少运营服务商的角色。好比老牌硬件公司是地产开发商，AI软件企业是装修公司，但现在AI行业唯独缺少第三方物业公司，这一模式，雷锋网将在未来的文章中展开讲述。

咨询和运营服务，既不会过重，也不会太轻，离客户很近，且合规性较高。

尤其当今的环境下，一种模式能否做大，很多时候取决于领域本身合规属性的高低。

过去AI最赚钱的两个方向，其一是安防，其二是数据服务。

前者很好理解，涉及到硬件采买，营收额自然高于所有行业，但没有利润。

第二种则是数据服务，模式最轻且营收可观，通过联合多个三方数据机构，做脱敏数据服务的买卖，以兜售用户信用评分卡、用户标签等形式，获得ROI远高于技术实施带来的收益。

这两种模式有个共同的特征，便是在合规的标准线上游走，一种是隐私信息的使用，另一种是脱敏隐私信息的间接买卖。

随着数据安全法的逐步落实，风险指数高的领域，定时炸弹随时会在部分企业头上引爆。

避开一部分可以预见的高风险，是风险投资的基础。

回到向前咨询和向后运营的模式。

“这两赛道不仅相对安全，而且咨询和运营两赛道跑出新晋独角兽的概率很大。”任天扬也强调到，未来赛道里还会催生出一批押赛道的VC，一家机构同时投资多家竞品企业。

“AI投资人要局气，不要鸡贼”

“面对这类鸡贼的VC，创业者要敬而远之。SAP花了二十年才成为了标准化软件公司，人工智能和企业服务都是一条漫长且成功率颇低的道路，需要创与投之间十年如一日互相信任，互相陪伴，相濡以沫，为你带来更多的客户和合作伙伴，而不单纯是财务投资。”

By 杨丽、王亚峰

近年来，90后小夫妻已然加入离婚大军。根据中国人口调查机构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90后年轻人的离婚率竟高达56.7%！而且80、90后选择起诉离婚的比例达到51%，起诉后离婚的比例更是达到61%……

为什么年轻人离婚率这么高？老一辈表示难以理解，他们认为年轻人不懂得珍惜家庭，在他们那个年代婚姻就像鞋子，穿坏了只会想着怎么修好，而现在的年轻人只会想到换一双。

其实这种说法已经不准确了，婚姻的结束往往有其内在动因。随着经济的发展，年轻人不必为温饱担忧，更加倾向于追求独立自由、高品质的生活，当婚姻成为对彼此的束缚，两个人过得比一个人还差，为什么要委曲求全？当然，离婚的原因是复杂多变的，综合近些年接手的离婚案件，具体来讲，90后夫妻容易离婚大致有以下5点原因。

一、感情基础薄弱，闪婚闪离

90后的年轻人常会“因爱而结”，当然不排除有些年轻人因为抵不住家长催婚的压力，匆忙进入婚姻。这类婚姻有一个特点，就是缺乏感情基础，对彼此不够了解。我曾收到一个咨询，男女双方都是90后，他们从相识到结婚才不到3个月，婚后迅速因为各种琐事引发矛盾，最终一拍两散。今年民法典推出的离婚冷静期制度，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抑制冲动离婚的现象，当然在结婚前，当事人最好也为自己安排一段冷静期，培养感情再进入婚姻也不迟。

二、性格不合，争吵不断

说实话，要是跟老人家讲这个，他们只会大呼离谱，两个人过日子在于磨合，谁能一下就找到灵魂伴侣？然而他们不理解的是，90后大多是独生子女，是全家人众星捧月长大的，当两个人因为生活琐事发生矛盾，一方自然会想到凭什么家务都要我来做？为什么我要委屈自己去迎合你的想法？此外，随着人口大规模的跨省流动，夫妻二人可能一个来自江南，一个来自塞北，生长环境完全不一样，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差异较大，也容易让双方产生纠葛。

三、婆媳矛盾尖锐

约翰·戈特曼在《幸福的婚姻》说，婆媳矛盾的本质，是“两个女人为了得到一个男人的爱而发动的地盘争夺战”。

母亲与妻子之间产生矛盾，这个时候，丈夫应该站出来，去调和双方的矛盾。然而现实中大概率见到的画风是，互相看彼此不顺眼的婆媳，以及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的儿子。刚结婚时还好，当妻子怀孕生子，孩子需要人带吧，婆婆来帮忙，但两代人之间对于育儿的理念差异巨大，孩子哭了哄还是不哄？孩子刚养成的好习惯放在爷爷奶奶手里瞬间打回原样该怎么办？不要以为这些只是小事，积怨最终会在夫妻之间爆发，使婚姻走向瓦解。

四、收入有限，对父母的依赖严重

90后的年轻人大多刚进入社会不久，成婚时往往需要父母扶持，如买房付首付、结婚给付彩礼等，当然这可以理解，毕竟年轻人缺乏经济基础，但是两个人金钱观的差异同样会对婚姻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甚至谁管钱，谁多花一些少花一点都会成为两个人争吵的导火索。

此外，在进入婚姻后，一些小家庭仍需依赖原生家庭的经济帮助，这将直接导致婚姻稳定性的下降。经济能力即话语权，如果两个人不能独自处理家庭内部的大事，不能共担风雨，凡事需要家长各自拿主意的话，分裂的种子便已埋下。以往就有这样的案例，当事人都是90后，离婚时双方父母成了委托代理人，全程陪着孩子对簿公堂，而当事人却很少发言，本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却升级为两个家庭间的恩怨。

五、婚外情

其实这个问题不止限于90后，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但是90后对这一点的容忍度极低。60、70后的夫妻一方出轨，另一方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的完整，可能会选择原谅对方；但是对于90后来说，若伴侣出轨背叛自己，那这段婚姻就没有再存续下去的必要了，离婚即为首选。90后年轻人不被传统观念束缚，遇人不淑果断放手，追求自由的生活。

以下是几位“英年早离”的年轻人的心声：

“爱的方式不一定是牺牲，也有彼此成全。”

小宋，男，27岁

我们在国外一起念书，是合租室友，住了两年多，毕业时候领证。回国以后，我们在成都安了家，在两边家里的帮助下购置了婚房，过起了夫妻俩的小日子，那时候我们都才25岁。

刚开始工作挺忙的，而且受行业影响，我们出差的时间都非常多。她做审计，经常一个项目就是1到3个月不等，我做旅游方向的市场开发，出差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频率很高，所以我俩平时几乎见不到面。

没法一起生活是个硬伤，共同话语会慢慢变少，两个人会进入一种陌生，甚至有些尴尬的状态。

以前我们每天有说不完的话，而现在我们只能例行公事的打打视频电话，从一两个小时，到半小时，到十来分钟，再到后来可能就在手机上回复一句：我到酒店了，洗漱好准备睡觉，晚安。

一方面真的是不知道还可以再聊些什么，另一方面也是在频繁的奔波工作中真的感到疲惫，力不从心。渐渐的，我们都发觉，两个人都已经习惯生活里没有对方的日子了，也都达成一种，没必要再继续下去的共识。

那时候朋友都建议我们换工作，尽量稳定，生活在一起。但我们都明白，生活不是两个人待在一起就完事了，还需要物质支撑。如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去放弃一段看得到曙光的事业，不仅对个人发展来说是不明智的选择，对两个人的未来，也没有任何保障。

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分开，彼此祝福，也不再拖欠。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完美的平衡事业与家庭，当它无法两全的时候，我们用年轻的，也许并不成熟的判断选择了各自的事业。爱这件事，并不一定意味着牺牲，成全彼此的追求和信仰也是另一种方式。

02

“及时止损，才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杏，女，26岁

离婚原因很简单，出轨。

年初的时候，他说周末要出差，问我准备做什么，我原本告诉他我要去奶奶家，但那个周末正好有同学到广州出差，我就改陪同学去天河吃饭了，结果在商场门口，一眼就看到了本应在北京出差的他。

第一反应其实没想到出轨，拖着同学陪我在远处等了一会，看看究竟是不是他，看看他要做什么。然后，就撞见了我至今都不想再去回忆起来的那一幕：他等来了一个年轻的小姑娘，见面先是亲了一下，然后搂着那姑娘进了商场。

一瞬间就像是被闪电击中，慌乱，震惊，愤怒，恶心，很多复杂的情绪都涌上来。我们那时候结婚一年还不到，生活上也很和谐幸福，几乎没有争吵，我从来没想到过他会出轨。他不仅背叛了我，更是对我的一种羞辱。

但我很理智，强压着情绪，跟着他们进商场然后拍了照片，等他“出差”回来，全部甩到了他脸上，无可辩驳。他先是吃楞，然后承认，并开始向我道歉解释，那一刻，我竟然有点佩服他的冷静。

他说一直是那个女生主动找他，他说是他的错，以后一定全心全意对我，但是不论他究竟是真诚悔过还是骗我，出轨在我这就是底线，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只有及时止损，才能重新开始。

离婚不可能不伤心，要离开一个已经付诸了全部感情的人，要割裂掉一个那么深层的连结，但感性之外，这件事更应该用理智做判断。我知道有第一次就有无数次，甚至这可能已经并不是第一次，这是一个人骨子里的东西，不可能改变。

我其实挺庆幸自己结婚早的，当我发现问题的时候，一切都还来得及。事实上，每个人在遇到原则问题的时候，都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只是说，年轻一些，也许这个决定可以更加果断决绝，义无反顾。

03

“孩子可能是纽带，也可能是关系破裂的催化剂。”

Catlu，女，28岁

恋爱的时候他什么都宠着我，但结婚后他变得越来越懒。我们的争吵越来越多，感情消耗的厉害，但那时候大家就说，这是正常的情况，婚姻就是这样子。

结婚第二年，两边的老人都在催我们要孩子，我本来是一个不太喜欢孩子的人，但是那时候想，也许有了孩子，他的心就能回来一些吧。他也没有反对，我就自以为，他应该是很期待做爸爸的，然后满心欢喜的备孕，生产。

事实却很打脸，我们的关系在有了孩子之后恶化的更加厉害。其实在我怀的时候他就几乎不管不问，大部分时候都是我妈在照顾我。但我总是不断安慰自己，他看到小生命的时候总会暖化的吧。

宝宝刚出生的时候，我真的有他开始收心的错觉，但那种关怀和喜悦可能也就持续了一个礼拜。然后他还是该吃吃，该玩玩，周末不是打游戏就是在外面玩到很晚回家。

我们之间矛盾也更多了，有时候他嫌孩子吵，就怪我怎么不去哄，我让他去给孩子换尿布，他就说没空你自己不能去换吗。他的态度让我一步步从心寒到绝望，我再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去维系这段婚姻。

提了离婚，千疮百孔。我可以不幸福，但孩子不能在一个不幸福的家庭里长大。

一个新的生命，可能会促进一段婚姻关系，也可能会加速一段关系的破裂。我觉得自己其实很自私，对不起宝宝，他应该是爱的结晶，而从来都不是我用来维系婚姻的工具。如果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请不要随便的让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

04

“睡不到一块去，还怎么一起生活？”

艾斯比，男，25岁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我家这边结婚都挺早的，所以一毕业家里就着急安排起来了。她是比较保守的女孩，拒绝婚前性行为，我也尊重她的选择，这事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真的相爱哪会计较这些。

处了一年左右我们就领证了，婚前我从来没有过越矩行为，但是结婚后，我才开始发觉有点不对劲。她好像对于性生活这件事很抵触，起初我只是以为她不适应，但后来她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辞，“今天身体不舒服”，“我困了想睡了”。

这事对我打击挺大的，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她有心结？我开诚布公的和她谈了谈，结论好像就是，她对这事挺冷淡的，也不太喜欢。具体原因也不知道，更无从解决，那我还能怎么办，只能忍着呗。

可是，忍一辈子吗？我还二十多岁正当年，想想就挺憋屈的。一方面自然是生理不满足，另一方面也会觉得生活少了很多情趣。婚姻生活本来就是细碎的日常，少了夫妻间的这点事，总归是越来越平淡无味。

我把我的担忧和她提过，希望我们能找到个解决办法，结果她反而说我对她感情不够深，说我想法下流，我真的是有心无力，到后来我真的没什么兴致再回家了。

其实我们有差异的地方，不仅是在性的问题上，对感情和婚姻的期待本质上就不一样。我是没有办法过纯靠意念和精神支撑的生活的，我觉得正视性需求很重要，这是夫妻生活里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也有人觉得可以不需要，没有谁对谁错，只是没法一起生活。因为这个原因分开也并不羞耻，我们都需要重新找到各自适合的人。

05

“刚开始就不对的那个人，以后也不会变得正确。”

大灿灿，女，28岁

26的时候，突然有了巨大的年龄焦虑。好朋友接连结婚，身体开始出现各种衰老征兆，而且感觉圈子越来越小，以前认识的差不多都是同龄人，现在都是比我小好几岁的伙伴。

对未来的担忧，让我从一个觉得结不结婚无所谓的人，突然变得很想结婚。我开始接受家里的相亲安排，也就是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认识了我的前夫。

刚见到的时候没什么感觉，聊下来也不抵触，身边的亲朋好友各种助力，我就在焦虑和洗脑之下，稀里糊涂的答应了和他交往。

我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好，但也没觉得有多好，反正抱着还不错、合适结婚的心态，我们就顺理成章的见了父母，求了婚，结了婚。直到拿到证的那一刻我都云里雾里的，一直有一种，自己被推进了一段婚姻的感觉。

我的反弹也在那个时候出现。我结婚了，然后呢？

婚后我们就搬去了新房，如果说起初我只是对他没有爱情的热烈，两个人朝夕相处之后，我甚至有点厌烦家里多出了一个人。我每天回家后，会开始希望他出差加班，反正别回家。

有时候我看着他，想不出来自己为什么要进入这段婚姻。以前未曾得到婚姻的焦虑中，或许还包含希望，而那时候是连希望都没了，只有浓厚的无意义感觉。

不到半年我就提了离婚，没有吵架，没有摩擦，身边的人都不理解，但我真的明白了感情是培养不起来的。在爱情这件事上，刚开始就不对的人，后面也不会变得正确。

而不论是多少岁的女孩，不要受制于年龄和社会的洪流，人生应该追求的是意义而不是完成。

06

“婚前要‘门当户对’，婚后更需要。”

Lina, 女，27岁

我们俩结婚结的早，因为中学就在一起了（对，早恋），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在一起七八年，所以自然的就结了婚。

我们在一个地方长大，背景相似，又一直在一个学校，读书的时候根本看不出两个人有大的差别，在别人眼里就是完美匹配，但是在毕业后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俩的生活逐渐拉开了差距。

一方面是经济差异，行业不同，我不论是工资收入还有个人理财都高出他太多，本来觉得这不是个问题，谁赚不是赚呢，都是为家里好。

可他心理不平衡，常常阴阳怪气的说话，弄得我不舒服，而且还干涉我的工作，不让应酬，出差就连环追踪，特别受束缚。

生活上的节奏也不一样了，我的时间比较自由，但是他是要坐班的，一年五天年假，所以很多时候我只能自己出去玩。一个在玩，一个在家，我觉得很孤单落寞，他还怀疑不断，搞的我像做错了事一样，弄得两个人都不开心。

他总觉得我嫌弃他，而我总因为他误解的这份嫌弃感到失望和难过。也许在传统观念里，男生就应该更强，一旦违背了这个规则，他们的自尊心就会受到挑战，家庭稳定也受到威胁。

在这种不对等的关系里，他不仅没办法支撑我鼓励我，还成为了心理上的负累。如果我可以一个人过的很好，为什么还要继续委屈两个人一起过？

分开的原因从来不是怪他能力不够，赚的不多，只是物质导致的差异，确实会越来越大，延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我来说是隐忍难过的，对他来说也是憋屈痛苦的，分开是最好的选择。

“离婚冷静期”使离婚自由逐渐丧失

真正走到离婚这一步，原因太多，新鲜感失去，丧偶式育儿……李婉都经历了。直到去年12月，一条最终的裂缝出现。那天，李婉想借张晓的手机用，张晓拒绝，李婉察觉到不对劲，后来她偷看了张晓的手机，发现了对方隐藏的秘密——张晓出轨了。

最终，夫妻俩50分钟的谈判，以一方遮遮掩掩、另一方不想撕破脸皮而结束。张晓宣布和其他女孩不再有往来，回归家庭，而李婉提出了离婚，张晓同意了。

“两个人都很难过，但都松了一口气。”李婉说。那是个有些微妙的场景，没有和解，但达成了一致。回家的路上，他们还像普通恋人一样牵着手，聊着天。张晓告诉李婉，他是过错方，没有理由不同意离婚。

但至少在这次谈判发生时，李婉还没有完全下决心要离婚。她需要去当地民政局的网站上预约，只有预约成功了，才能在特定日期再去民政局提交离婚材料。李婉把预约离婚到去民政局正式申请的这段时间，视作对这段婚姻的观察期，她深处矛盾之中，一方面，她希望自己马上脱离苦海，另一方面，她又希望对这段婚姻再观望一下，因为牵扯她的已经不只是感情，还有家庭和孩子。

▲ 图 / 《悲喜交加》截图

1月9日，李婉开始了在网上进行第一次离婚预约。在广州民政局的预约系统上，能够约到的号码已经排到了2月9日，而且地点在从化区民政局，较为偏僻，离李婉所在的天河区有40公里。李婉犹豫了一下，也担心张晓以距离太远为理由不去，最终没有预约，但很快，这个从化区的名额也被抢走了。

1月21日，李婉看到2月9日从化区9：00的离婚名额又有了，这次她没有犹豫，直接预约。这期间，每过一段时间，李婉就会登上预约系统去看看，直到31日早晨，她发现2月10日的离婚预约号码还有很多，于是她颤抖着将从化区的离婚预约改到了天河区。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预约终于完成。

预约成功只是开始。据官方给出的《离婚登记须知》，预约成功之后，需要再经历离婚申请、等待初审、进入离婚冷静期、审查材料和离婚登记几个阶段。其中颇受讨论的是“离婚冷静期”，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其中关于“离婚冷静期”的条款是：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条款从今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李婉对离婚冷静期还没有概念，单单是预约离婚的过程，就已经足够让她生气：“我特别希望是这样的：当我想离婚的时候，立马就可以申请到，第二天就去办理，然后再给离婚冷静期。现在的问题是，预约都预约不上，莫名其妙就被强加上了一段冷静期。

▲ 图 / 《最完美的离婚》截图

黄牛和“运作”

和李婉一样，在预约离婚这件事上一号难求的人还有很多。

一月底，有媒体报道，广州市在3月1日前离婚的预约名额已经约满，最近一个月“无婚可离”，随后“广州2月离婚名额已全部约满”的话题就引发热议，冲上热搜。当地民政局工作人员向媒体辟谣，称消息并不属实，有许多人网上预约成功后并不到现场办理，导致预约号被占。

每日人物登录广东省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查询发现，广州市的离婚登记申请名额，确实已经约到了一个月后的3月17日，都约满了，没有余号。3月18日当天，只有增城区民政局有少数号，但这个民政局离市中心有段距离，之后的日期也还没有开放预约。

一门离婚生意就此诞生了。有媒体在此前的报道中提到，黄牛可以代抢广州离婚预约名额，600元一单，抢不到不收钱。虽然后来提供代抢服务的黄牛在各大电商平台及社交网络上消失了，但每日人物从一位黄牛口中获知，离婚预约代抢其实至今还在继续，不过“现在风声比较紧”。这名黄牛开出的价格是500元一单，同样担保抢不到不要钱，并承诺可以插队预约，前提是需提供名字和所在区域。

“把自己预约到的号给需要的人就可以，可以让亲朋好友一起预约，家里人就好几个（在做这件事）。另外，有亲戚在民政局里面工作就更容易解决。”这名黄牛说。他还透露，他已经成功帮5个人安排了离婚预约。

去年5月，离婚冷静期条款通过后，网络上也出现过各个省市离婚人数激增的消息。离婚率越来越高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有数据显示，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离婚率从未降过。2019年，离婚率上升到3.36‰。除了因为各种琐事离婚，还有一个时代因素，是和房子有关。

2011年，因为工作的关系，童欣将户口迁到了广州，一年后，她购买了人生当中第一套房，当时这套在番禺区的38平米房产，只需要57万元。2016年，童欣准备结婚，赶在结婚之前，她付清了第一套房的所有房贷，又购买了一套房，当时广州的购房政策是，在无住房贷款的前提下，购房只需要付三成首付。等到2017年左右，童欣购买的第一套房已经从57万元涨到了157万元左右，她将其卖出。

广州房价的大涨让买房投资诱惑力十足。在过去，离异人士购房还可以有首套资格。但最近几年，各地为了调控楼市，出台了购房限制的各种政策。以北上广为例，在北京，如果假离婚买房，需要等待一年，首套首付购买非普通自住房比例40%，而且需要本市无房无贷款记录，要求十分严格。

上海最近刚刚出台了最严格的政策，夫妻离异的，任何一方自夫妻离异之日起3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其拥有住房套数按离异前家庭总套数计算。

至于广州，政策中关于离婚满一年的规定，是这几个城市里较短的。满了一年，且符合无房无贷款，就可以按首付30%买房，这个比例在一线城市里也是最低的。有1套住房且贷款还清的，首付则是50%。

去年6月左右，童欣考虑在天河区的珠江新城再买一套房，房子投资价值不用说，她还同时考虑到了孩子的学位问题。因为此前已经将名下的房子卖了出去，如果离婚一年后买房，她符合首付只付50%的购房条件；如果没离婚，首付比例将会达到70%。

童欣把离婚买房这件事情称之为“运作”。早几年，周围的同事都陆陆续续地已经通过这种“运作”买房，他们的经验告诉童欣，这件事情是可行的。和丈夫的沟通很顺畅，没有异议，去年8月，童欣签了买房的意向合同，9月，他们赶在离婚冷静期生效前办理了离婚。等到今年9月，离婚满一年后，就可以正式办理房子过户了。一位同事也紧跟在他们之后离婚，“政策收紧了就麻烦了”。

童欣去离婚的那一天，和平日没有太大差别，去了一趟民政局，约了父母、孩子一起吃了个饭，吃完饭后又去上班。对于童欣而言，这个过程没有仪式感，更像是办一个普通的手续。“我觉得婚姻应该也是挺神圣的，但生活是很现实的。”童欣说。

好在，童欣没有赶上最难预约离婚的时候，今年，她的新房已经涨了50万左右，她暂时还没决定何时复婚。

▲ 电视剧中，男主角和妻子为了买房选择假离婚。图 / 《安家》截图

还要进入婚姻吗？

无论是出于什么理由离婚，对这一代年轻人来说，离婚的难度确实加大了。线上预约的限制、离婚冷静期的实行，让离婚这件事变得越来越难。

龙中美是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的家事律师，从2016年起进入婚姻家庭法律服务领域。在回答关于广州市离婚预约爆满的问题时，她表示每天限制离婚数量是存在的。其实在离婚冷静期实行之前，广州已经开始线上预约离婚，但在离婚冷静期正式实施后，当事人离婚得预约两次，手续更复杂了。

第一次是预约办理离婚登记申请，然后等待30天的离婚冷静期过去。如果没有人撤回这个申请，男女双方必须在第31天至第60天内，再预约去民政局办理正式离婚的手续。

“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能不能约到后来第31天至60天的号？如果约不到，就视为男女双方撤回登记申请了，想离婚只能重新预约，再来一个冷静期。”龙中美说。

对约不到号的恐惧是存在的。在离婚冷静期执行前夕，龙中美和她的团队接到了很多委托起草离婚协议的案件，她记得有一位广州的委托人因为在广州只能够约到一个月后的离婚号，因此在龙中美帮忙起草完离婚协议后，便匆忙飞回了老家河南办理离婚手续。

▲ 图 / 《最完美的离婚》截图

去年10月份，龙中美还遇到一个案子，一位丈夫因为妻子多次赌博，欠下巨额债务，丈夫想要协议离婚，但此时离离婚冷静期生效不到两个月，担心约不到号，妻子不愿意离，中间再拖延，离婚只怕更难，龙中美只能帮这位丈夫提起了离婚诉讼。

龙中美认为，一个直观的变化是，30天的离婚冷静期开始后，会导致相当一部分达成离婚协议的人反悔，最终协议离婚无法成功的人们会被导向诉讼离婚，从而导致法院的离婚案件数量增加。

“但更加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离婚冷静期会加重强势方对弱势方的欺压。因为在协议离婚的过程中，男女双方必定是存在多次来回协商、多方博弈的情形。在离婚冷静期之前，双方达成了离婚协议，可以马上到民政局离婚，离婚协议就生效了；现在加入了30天离婚冷静期的变数，协议的强势方反悔更容易了，弱势群体想要离婚成功，要么接受远差于原来的离婚协议方案，要么只能通过漫长的诉讼离婚程序离婚。”

她也表示，自己接触到想要离婚的委托人，男女都有，但女性居多，而提出离婚请求时，往往是女性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龙中美不认为离婚是件坏事。多年以前，她接到过一个案子，当事人是个妈妈，深夜被家暴，又被赶出家门，之后和自己丈夫协商了两个月都无法回家，也不让她见孩子。龙中美介入后，帮助她提起了离婚诉讼，指导她对家暴取证，并查到了男方拥有两套房产的信息，最终案子的结局是达成调解，这位妈妈拿到了一套房子和孩子的抚养权，而这样的结果，是“当事人被赶出家门时想都不敢想的”。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离婚增加了难度，变得不自由了，当一项制度开始宽进严出，只会导致大家开始思考婚姻的必要性，并用脚投票，更加审慎地决定是否进入婚姻。”龙中美说。

就像李婉，未来对待下一段婚姻，也会更加审慎。后来，民政局给李婉发了信息，告诉她离婚预约成功，她猜这条信息张晓也收到了。那次谈判过后，张晓依然没有如李婉所愿回归家庭。李婉彻底被情绪击败了：“我过不下去貌合神离的生活，如果不喜欢了，或者我的爱也被分出去共享，我觉得恶心，我一刻也不想停留。”

2月9日，李婉和张晓拟好了离婚协议，张晓态度分明，要求房子的首付归自己，房子涨价的差价可以补给李婉，孩子抚养费一人给一半。李婉想起过去张晓曾和她说过，真有离婚这一天，要把一切身外之物给李婉，可离婚摆在眼前时，一切都成为了云烟。

By 邬宇琛

根据2012年5月美国医学协会（JAMA）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全美2009年出生的每万名婴儿中就有约34名婴儿对处方止痛药或其他阿片类药物上瘾，此症被称做新生儿戒断综合症（Neonatal Abstinence Syndrome，NAS）。依这个比例，美国每年约有一万名以上婴儿患有这个症状，数量在10年中增加近2倍。

专家表示，这些新生儿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暴露在滥用药物及成瘾的环境中，是社会上最脆弱与无辜的受害者，政府有责任协助他们。研究人员说，2009年治疗这些婴儿的医疗补助成本达7.2亿美元。

该研究的主持人斯蒂芬•帕特里克（Stephen Patrick）表示，在1980及1990年代造成新生儿出现毒瘾症状的原因多数与古柯碱有关，但现在则是与止痛药的滥用有关，如维可汀（Vicodin）及奥施康定（Oxycontin）。研究团队发现，2000年到2009年间滥用麻醉剂的孕妇人数增加5倍，这些孕妇每年在医院生产的婴儿数，每千名中有5.6名。

自2000年代迄今，美国孕妇滥用药物的情况均未见改善，大约有4.5％的孕妇使用非法药物，且药物类型多变。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指出，处方止痛药的滥用已构成主要的健康威胁，而且因此造成的用药过量死亡件数，更甚于海洛因及古柯碱二者相加的件数。问题越来越严重，根据CDC去年11月的报告显示，2007年每10万人中有12人因用药过量死亡，较1991年高出约3倍，很大比例来自处方药。

专家说，许多母亲不明白合法的处方止痛药何以会伤害婴儿，也有些母亲在怀孕时已有药瘾，没办法戒掉。患有新生儿撤药综合症的婴儿往往体型较小，而且有较高的死亡率。医生多半使用治疗海洛因成瘾者的美沙酮（methadone）治疗幸存的婴儿，而且要逐周减少剂量，以避免操之过急造成的戒毒症状。

这些婴儿有时在子宫内暴露在多种药物的环境中，包括烟草、酒精、抗抑郁药及其他精神科药物，因此研究人员需要找到更好的方法来治疗有药瘾的母亲，并且尽早找到治疗成瘾婴儿的方法。

处方药滥用、特别是止痛药滥用成瘾已经是美国的头号毒品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医疗机构发现越来越多的新生婴儿对止痛药也上瘾，出现了和大人一样的毒品戒断综合症，这是因为妈妈在怀孕期间的嗜好而无辜受害。
　　

过去只有极少数的婴儿患有戒断综合症，现在纽约和全国各地的上瘾的婴儿数量已经像火箭般的垂直上升，大约每隔一小时就有一名这样的婴儿出生。史坦顿岛大学医院出生的婴儿中，患有戒断综合症的新生儿数目自2010年以来已翻了五倍。其他地区也在过去的十年中翻了将近三倍。
　　
舒默表示，50年前的毒品问题主要是海洛因，后来转成可卡因，现在则出现了大量的处方药，包括止痛片、镇静剂、抗忧郁剂和兴奋剂等的滥用问题。许多人以为处方药物是安全的，因为这些药是医生开的，或者药店里有售，但是把这些药拿来做医疗以外的用途，或者家里的青少年从父母的药柜里找到随便吃，就会像吸毒一样产生倚赖性。有很多成人为了获得大量的止痛药而不惜走上暴力犯罪的路。
　　
史坦顿岛大学医院新生儿科主任、医学博士罗斯(Philip Roth)说，该医院每年大约有3,000名婴儿出生，而每1,000名新生儿中，患有戒断综合症的婴儿数量从2010年的1.3例飙升到现在的8例，主要是美沙酮(Methadone)维持治疗的母亲所生的婴儿，超过50%的情况为母亲使用类鸦片的止痛药处方。
　　
患有戒断综合症的婴儿出生后，会像大人戒毒一样的痛苦表现，烦躁、抽搐、呕吐，呼吸和吃东西都有困难。罗斯说，为了减轻他们的疼痛，让婴儿能吃东西和睡觉，医生开始不得不给婴儿打麻醉剂和镇静剂，过一段时间再逐步撤药。
　　
布碌崙路德医学中心的妇产科主任、医学博士霍斯金斯(Iffath Abbasi Hoskins)说，看到这些婴儿被毒品折磨的痛苦，真的很可怕，所有的人都感到心碎。从前是因为孕妇吸毒，现在是因为孕妇对药物上瘾，而大约一半的女性是在没有任何准备和计划的情况下怀孕的，因此她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吃的所有东西都会对婴儿产生影响，其实在药瓶上注明、警示是非常有必要的。
　　
处方药滥用成瘾已成为一个全社会的问题，无论是城市郊区、穷人富人都有，现在还发展到无辜的新生婴儿，令人悲哀。2000年，全美公立医院用于新生儿戒断综合症相关的费用达1.9亿美元，而到了2009年，这笔费用已上升到7.2亿美元，约3/4的费用是通过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支出的。
　　
为了遏制这一严重增长的危机，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应在相关药物的标签上清楚标注、警告孕妇止痛药的危险﹔敦促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服务管理教育医生如何确定成瘾症状、更好的治疗，也呼吁更多的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此症展开研究，以帮助未来的妈妈们免于处方药成瘾的危害。

中国的止痛药用药现状：

和美国滥用的现状不同，中国对于止痛药无论是医生还是大部分患者用药都比较保守：小痛靠忍，忍不了从非甾体类这类产生依赖性可能很小的药物开始；常见的偏头痛、痛经、痛风等，身边以忍为主不肯用镇痛药的大有人在；在欧美国家比例高达 80% 以上的无痛分娩在中国据估计只有不到 10%。当然，这里面有医院技术开展的原因，也反映了人们对止痛药有一些误解：如有人会认为它对智力有害或者认为止痛药都有依赖性，有人认为它只是麻痹神经治标不治本所以没必要用。除上述客观原因外，当面对用药和继续忍痛的选择的时候，即便在知道遵医嘱按病情合理使用止痛药对健康的威胁不大的情况下，很多人依然在“身体感官舒适度”和“可能存在副作用中”选择牺牲舒适度而避免副作用。尤其是身怀六甲的孕妇，情愿自己痛苦也不愿胎儿受到副作用危害。这是个人选择，并没有对错好坏之分，它体现了人们将感官体验摆放的位置高低，美国人群中注重“感官舒适度”的比例较中国高，他们希望能获得更舒适的治疗体验，出于这样的需求，对镇痛的治疗的需要就比较多，进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医生对镇痛药的应用也更为普遍和到位，甚至存在滥用的现象，这和他们日常生活中将生活舒适度放在重要位置的文化习惯有很大关系。

同样，我们注重“避免任何副作用”的价值取向和我们的文化也有一定关系，一方面，“是药三分毒”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对“副作用”谈之色变，另一方面，从关羽刮骨疗伤到刘伯承不打麻药进行眼部腐肉割除，这些忍耐疼痛的行为被称为具有超强的意志力，而能忍痛也仿佛成为了优秀品质之一，可现在医疗水平和当年麻沸散时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忍痛既不是唯一的选择也不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的收益，所以这样过度偏重避免副作用不惜牺牲生活品质的选择有缺陷。

美国人对舒适度的追求一方面促进了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给生活品质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提高，比如洗衣机洗碗机扫地机将人从家务中解放出来，人对止痛的需要也促进了疗效更好、副作用、成瘾性更低的药物的研发和应用，但另一方面，正如在学习方法没有得到最优改进的时候一味追求减负势必会影响学习成绩一样，在更好的满足人需要的药物出现之前，过度的对治疗过程舒适的要求势必会带来更容易滥用的结果。

疾病和治疗，本来也是一个较痛苦的过程，有方式能缓解痛苦是好事，但过度的避免痛苦也会给治疗带来麻烦，不过疼痛本来也是一个很主观的感受，在镇痛效力的选择上，既不能把全部选择权放在没有痛感的医生身上，也不能把全部选择权交给没有处方权不懂相关医疗知识的患者，所以这样滥用的局面一旦产生，估计很难短时间管控好吧，毕竟，对于不得志的、从社会生活中很难得到愉悦的人来说，上瘾药物带来的生理的欣快是很难凭意志戒除的，尤其对于处于孕期身体不适的孕妇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By 吴英、蔡溶

美国民众滥用药物由来已久，而近年来更为严重，止痛药滥用成瘾已迅速成为美国最严重的毒瘾之一。2011年长岛药房屠杀案，一名处方药物滥用上瘾者David Laffer走进纽约长岛一家药店，开枪打死了4人后，偷了大量的止痛药逃离。

除了抢劫，不少患者常用“逛医师”（Doctor shopping）的方式，不断找医师以重复取得药物；也有非法销售处方药的团伙，找一群隐形的偷运毒品者（drug runner）假装找医师看诊，再以医师开具的处方药物换钱的情况。2014年底，涉嫌滥开处方药致病患死亡的华裔医生李旭辉，被曼哈顿法官重判10至20年有期徒刑。值得一提的是，李旭辉曾为长岛药房屠杀案的行凶者David Laffer“看过病”。

近日，印地安那大学-普渡大学韦恩堡分校（Indiana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 Fort Wayne）的心理学副教授迪金文泰（Jeannie D. DiClementi），先后在新闻网站“对话”（TheConversation.com ）上发表文章表明，在近五十年来，吸食海洛因的瘾君子群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变化和医疗政策有关。以下是迪金文泰的文章编译：

早年我作为心理学家，在治疗海洛因上瘾者的临床实践中，经常看到青少年使用海洛因作为药物。通常他们是一些十几岁的男孩，或离家出走或住在寄养家庭，或一直在少管所进进出出，或辍学，然后他们被法院下令接受治疗。很少看到年龄更大的上瘾者。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海洛因“毒潮”已经蔓延到新的区域

根据一项新的研究，因止痛药滥用成瘾入院治疗的年龄组最大是50-59岁，一项不算最新的数据还显示，因用药过量致命的白人的比例增加更快。

海洛因“毒潮”已经蔓延到新的区域。据美国医学协会杂志报导，如今的海洛因瘾君子大多是居住在郊区和农村地区的白人，平均年龄从原来的16岁上发展到现在的23岁，人种比例也从原来的白人/非白人比例持平，到接近90%的上瘾者是白人。

为什么使用海洛因的人口结构突然发生变化？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处方阿片类止痛药，如奥施康定（OxyContin）和麻醉药维柯丁（Vicodin）的数量急剧增加。这些药物可以治疗急性和慢性疼痛，但很容易上瘾。这些人都是处方止痛药上瘾后才开始接触海洛因的。
　　

用药过量致命案上升

近几年来，因药物滥用致死人数在快速上升，死亡人数是35年前的5倍之多。2009年，处方止痛药使用过量造成的死亡率首次超过机动车事故死亡率。从1999年到2010年，阿片类镇痛药的销售量增加了4倍，而用药过量致死人数也从约30％提高到60％以上。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现象和医生如何处理疼痛的做法有关。60年代以前，大家没有把疼痛当作很重要的事情。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所工作的一个大中城市的医院系统，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都提倡积极治疗疼痛，为免除疼痛，使用镇痛药就成了人们的首选，限制相应减少，医生被鼓励“更充分地免除病人的痛苦”。

阿片类镇痛药的销售量自然水涨船高。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报告说，2012年美国一年的处方止痛药销售超过2.5亿美元，比13年前增加了300％。

不幸的是，处方阿片药使用量增加，随即出现了过量服用的问题。

为什么慢性疼痛患者最容易上瘾？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报告说，慢性疼痛的患者往往是老年人，他们疼痛的持续时间较长，常有多种疾病并存，较其他年龄段的人群更易诱发疼痛。在患者剧烈疼痛时，阿片类药物往往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

阿片类药物主要有三种作用：镇痛（止痛），镇静和快感。患者的感受不同，取决于他们用药的原由。有些人可能会变得药物依赖，有的会上瘾——他们是不一样的东西。

药物依赖被定义为：当停止使用药物后，会产生戒断症状。而上瘾则以每天必须强迫性服用毒品为特征，服用后会兴奋，而不是止痛。成瘾者很难放弃使用药物，往往在戒断一段时间之后又恢复使用。毒品药物成瘾者会失去处理他们日常生活的能力，对药物的强烈渴求会导致其四处寻找。

虽然阿片类药物有上瘾的风险，但不是所有的病人都会上瘾。例如，患者在接受治疗手术后，服用阿片药物是不太可能会上瘾的，不管剂量如何。这是因为对术后患者，服药的镇静和止痛效果超过了欣快的感觉。

另一方面，患者如果侧重于兴奋的状态，追求服药后的兴奋感，则容易上瘾。

印地安那大学-普渡大学韦恩堡分校的心理学副教授迪金文泰（Jeannie D. DiClementi），先后在新闻网站“对话”（TheConversation.com ）上发表文章表明，在近五十年来，吸食海洛因的瘾君子群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变化和医疗政策有关。以下是迪金文泰的文章编译：

药物滥用从何时开始？

作为临床心理学家，与疼痛患者接触多年，我能够观察到止痛药的不同的使用模式。有些人恢复后，比较容易停用止痛药，有些人则会开始找借口服用阿片类药物。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个病患做了背部手术后，医生给他开了一些麻醉药维可汀（Vicodin），以应不时之需。等背部康复，病人回家的时候，还有一些维可汀药物剩余。一天下班后，患者因工作太繁忙紧张，感到头疼。就从药柜里拿出剩下的维可汀，服用后，感到一天的不适全都烟消云散。下一次头痛时，他又想起维可汀了，就这样慢慢上瘾。这名患者，像许多人一样，一开始并没打算滥用药物。

处方止痛药上瘾后，患者要么不断找医师以重复取得药物，要么就到街头，非法购买海洛因毒品。

海洛因的价格相对比较便宜。处方止痛药如80毫克的奥施康定，从街头购买，要价60～100美元，而瘾君子们只需要45～60美元就能得到多剂量的海洛因，而且海洛因的效果也更强，这取决于摄入的纯度和方法，还没有处方药的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又称高限效应。

根据滥用药物和精神健康服务管理局（SAMHSA）的数据，近80％的海洛因使用者，都是处方止痛药上瘾后才开始接触海洛因的，只有3.6％的人是一开始就使用海洛因。海洛因正迅速取代维可丁，羟考酮和其它处方阿片类止痛药，成为瘾君子们的首选。有报导称，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对阿片类药物上瘾，很多人可能会转向海洛因。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华盛顿大学进行了一项海洛因使用者的研究，研究人员发现，典型的海洛因使用者很多是中年白人，男女比例持平。而且很多海洛因上瘾者是从处方止痛药上瘾转变而来的。

止痛药新秀芬太尼与“毒王”卡芬太尼

仅 2016 年一年，美国就有 6.4 万人因药物/毒品过量死亡， 而这6.4万人里，有2万人是因为滥用卡芬太尼致死的， 超越了致死1.5万人的海洛因或其他处方鸦片类药物， 让卡芬太尼成为美国致死率第一的毒品， 让特朗普因此宣布，美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芬太尼是什么？传统毒品是以鸦片为代表的阿片类药物家族。 新型毒品是主要是以冰毒为代表的苯胺类药物家族。 一开始，人们从罂粟里制取出鸦片作为最初的毒品。 后来，又从鸦片中提取了鸦片碱以及一系列衍生物。 先是吗啡、海洛因、可待因、氧可酮等半合成衍生物， 后是左吗南、丙氧吩、美沙酮、哌替啶、芬太尼、卡芬太尼等合成衍生物。

卡芬太尼外观与食盐相似，是阿片类药物家族里最强大的一种， 也就是新闻报道里所说的“类鸦片止痛药”的代表。 芬太尼是常用的止痛药，比如芬太尼透皮贴剂， 而作为毒品的卡芬太尼，药效比芬太尼强100倍。 芬太尼本身比海洛因药效强50倍， 而卡芬太尼的药效比海洛因强5000倍！ 可想而知，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毒品。

美国老百姓消费能力强大，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毒品市场。 以前可卡因是美国市场上的主流毒品。因为可卡因需要从古柯叶中提取， 古柯这种植物主要在中美洲种植，毒贩可以通过美墨边界把可卡因送进美国。 但是才几年时间，卡芬太尼就迅速超过了可卡因。 卡芬太尼药效极其强大，最开始时不是给人用的， 而是是给动物园里的大型动物，比如大象做麻醉剂的。 如果给人用的话，20毫克就足以致命， 1公斤的剂量，就可以杀死一个国家的人口。

卡芬太尼药效极其强大，直接使用很可能致死， 因此毒品贩子会把卡芬太尼稀释后重新包装再出售。 比如著名的“中国白（Chinese White）”配方， 是把100毫克卡芬太尼和100克切削剂混合得成的。 虽然同样重量的卡芬太尼比海洛因贵了十倍， 但如果按照“中国白”的配方， 1克卡芬太尼等效于1000克海洛因， 因此卡芬太尼的实际价格只有海洛因的百分之一。

很多贫困的吸毒者，买不起昂贵的海洛因， 但买得起卡芬太尼，卡芬太尼的客户群体越来越大， 很多毒品贩子因此改卖卡芬太尼。 于是，卡芬太尼作为穷人的毒品，在美国迅速流行起来。 像其他商品一样，市场占有率提高，需要供需两方面都跟得上。 卡芬太尼不仅在需求端火爆，还在供给端有了创新。 警方打击毒品交易，可以从很多方面下手。 比如毒品的运输和贩毒的资金。 相对于可卡因和海洛因，卡芬太尼的重量和体积小了很多很多， 可以混在很多货物里，甚至直接走快递运输， 还能使用极小的包装，让“骡子”用身体藏毒。 传统毒品交易，需要大量美元现金，之后毒贩还得绞尽脑汁去洗钱。 而卡芬太尼赶上了网络时代，根本用不着现金， 很多交易环节都是在网络上、甚至是暗网上完成的， 很多时候也不需要银行账户，而是使用虚拟货币， 警方很难发现，毒贩在暗网上使用虚拟货币，做毒品交易。

如果毒品是在美国本土制造的，那很容易被发现。 美国市场上的卡芬太尼，基本上都来源于国外。有的是直接从国外运来甚至寄来， 有的是从墨西哥和美国边界走私来。 美国人认为卡芬太尼的主要源头在中国。卡芬太尼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 中国化工行业不算强，但足够大， 有无数工厂和作坊可以生产卡芬太尼。 美国人认为卡芬太尼之前没有在中国本土流行起来， 所以以前中国政府没有把卡芬太尼作为毒品来管制， 那时候在中国生产卡芬太尼不算严重违法犯罪。 以至于很多毒贩利用中美之间的监管时间差来赚钱。 美国毒贩在网络上下订单，中国的工厂接单生产， 然后用中美之间极其发达的物流体系， 甚至用邮政包裹，把卡芬太尼运输到美国。 或者是中国方面的工厂，不直接生产卡芬太尼成品， 而是生产卡芬太尼的前体，运到墨西哥后再做深加工， 然后运往美国，这种做法更为隐蔽，难以发现。

2016年5月，宾夕法尼亚州国会参议员帕特·图米致函美国国务院， 敦促国务卿克里，就芬太尼类药物问题，向中国“施加更多压力”。 2016年6月24日，美国之音电台网站，刊登了题为 《致命芬太尼困扰美国缉毒局 中国是主要源头》的报道称， 帕特·图米说：“这些药物是非常致命的，我们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 我认为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压力，中国要有所作为。”

2017年2月16日，中国公安部发布公告，将23种“芬太尼”类物质列入严管对象，超过了联合国公约所列管的15种，也超过了美国所列管的20种芬太尼。美国禁毒署表示，中国这一轮严管的“芬太尼”类物质，将很可能给美国国内的毒品打击行动带来巨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积极影响。

2017年10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国家禁毒办召开中美缉毒执法合作案件新闻发布会，媒体是这样报道的：魏晓军表示“中方不排斥也不否认，美国国内的出现滥用的部分新活性精神 物质(主要是芬太尼)有来自中国的事实“

尽管芬太尼类毒品在中国还没有流行起来，但也开始快速增长。2016年我国发现的新精神活性物质仍以卡西酮类和合成大麻类物质为主， 二者分别达890份和503份，占全部样品比例为58.2%和32.9%。 其余样品中，芬太尼类物质有66份。 而2012至2015年间总计仅发现芬太尼类物质6份， 说明芬太尼类物质的生产和走私呈上升趋势。 最后再重申一下，芬太尼类毒品极其危险， 检疫人员需要穿戴防化服后才能处理这些烈性药物。 就连毒贩都一直在警告吸毒者们： “我们再一次强调只有曾经使用过芬太尼的用户才适合购买卡芬太尼。这东西不 是开玩笑的！” 你需要戴上面具和手套来操作这些药物。不小心直接接触到药物可能会导致摄入过量。”

最可怕的问题是，卡芬太尼到达瘾君子手里之前， 经过了很多环节，可能被稀释过很多次， 吸毒者无法知道自己手中的卡芬太尼纯度如何。 卡芬太尼的药效极其强大，20毫克就能致死， 因此只要纯度稍微高一点，就能马上致死。不同毒贩，甚至同一毒贩不同批次的卡芬太尼纯度都不一样，极易过量使用， 因此，卡芬太尼是目前致死率最高的毒品。

By 蔡溶，万金

“你有dealer（供货商）么？”

“你是说卖车的，还是卖药的？”

“当然是后者！”

每年期末季来临，以上的对话会频频出现在美国高校中。

进入12月，各高校陆续迎来期末季，你能闻到空气里充斥着咖啡的味道；你能看到图书馆、教室等地但凡有桌子和椅子的地方全部人满为患；当然，最明显的还是布满在每个学生脸上的“放飞自我”——描眉、剃须再也顾不上了，满脸写着的只有熬夜后的“疲惫”二字。

与国内高校期末季不同的是，我们通宵开夜车备考复习，靠的是大量的咖啡和红牛；而美国学生还靠嗑药。

曾经以为嗑药这件事只会发生在小混混、玩咖这类人身上，迷幻剂、摇头丸，还有party上的大麻和笑气，这些东西是与学霸无缘的。但为了考试成绩，好学生也会嗑药。从申请大学的SAT考试、到常春藤学霸们为了维持GPA4.0的期末考，一种被称为study drugs/smart drugs（聪明药）的药物在学生中广为使用。

“聪明药”真的有那么神？

Yaming高中就来到美国读书，一直读到硕士毕业。他说，当年自己半路来到美国，语言是最大的障碍，课业成绩因为语言受了不少影响。备战SAT时，压力太大一度得了失语症。

有一次，他和几位同学一起完成小组项目，作为期末考试的一部分内容。大家忙了一整天，沟通、争吵、妥协，每个人都精疲力尽。突然，有位美国同学大吼一声“受不了了！”然后拿出一粒药吞了下去。

Yaming说，那时他才知道原来班上“本土”的学霸们服用这种“聪明药”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聪明药”其实不是某一种药，而是有Adderall（安非他明）、Ritalin（利他明）这类神经兴奋剂。这类药物主要是用来治疗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处方药，也就是说必须有医嘱才能获得。

“聪明药”在学生们中成为抢手货，主要是因为它能在短期内让人提高注意力、头脑飞快运转，并且不觉得疲惫。对大考当前的学生和为GPA拼命的学霸们来说，吃了它简直是有如神助！

而且，虽然是处方药，想弄到手也并非难事。他们要么从朋友那里获得药物，要么从学生药贩子（drug dealer）那里花钱购买（一片6-10美金），再不然就在家长和医生面前伪装症状（表现出注意力不集中、多动等症状），骗取处方。

Yaming说，自从知道了“聪明药”的存在，从SAT备考到大学、研究生每次期末季，它早成了自己不可或缺的物品。

其实，无论在是高中还是大学、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聪明药”早已成为一部分欧美学生的“考试神器”。

在一些高校，甚至三分之一的学生曾使用过、15%的学生有成瘾现象，

在美国的常春藤高校里，聪明药的使用更是高达20%。

英国《每日电讯报》曾在2013年的一篇报道到里提到，剑桥大学有十分之一的学生曾经使用过利他林这类药品；

巴黎、伦敦……精英学校、好学生们为了成绩、升学“心甘情愿”中招，

对于这种高校中药物泛滥的情况，甚至有牛津大学的教授提议，像运动员做尿检一样，应该在考前对学生也进行药物抽检。

《纽约时报》曾花了很大篇幅去报道到学生中使用聪明药的现象，他们采访了16岁到26岁的40多名学生。

从访谈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

1、当学生在备考需要“开夜车”用功，或是考试时为了提高注意力，大家会定期用药。而且越是学霸、越是富人区名校的学生为了扛得过压力、配得上名气，越会依赖这类药物。

2、每个人都知道这种药的副作用，但为了成绩大家都觉得值得一试。

Adderall、Ritalin这类药物的确对提高注意力方面的确有所帮助。据服用者说，吃了药以后不饿不困，考试熬夜复习就只眯了两个小时还是特别精神；而且注意力高度集中、大脑运转飞速，学习效率猛增。

可吃药的副作用学生们当真承受得起么？

从戒毒到猝死，“聪明药”的副作用你真的承受不起

“聪明药”也被学生们戏称为“大脑伟哥”，看上去所向披靡，救万千学子于考场苦海中，可药效之后呢？

荣誉学院的那位学霸告诉我，服药后他的确会出现口舌干燥、手指颤抖、抖腿等现象，有时还会头晕；而且大脑高强度集中后，一旦药效过去，带来的是成倍的疲倦与虚脱。

最严重的一次，他曾在48小时内只睡了4小时，凭着药物撑过考试，本想大睡补觉，可挺了一天药效过后还是无法入眠，就是那种“身体很疲倦、大脑跑火车”的感觉。最后只能去校医院让医生开安眠药。

“聪明药”的副作用远非学霸口中说的那么轻松！

美国禁毒署将Adderall、Ritalin这类处方兴奋剂列为二类受管制物质，它们均属于成瘾性最强的药用物质，在依赖性和生理伤害方面都要高于摇头丸，级别接近可卡因。

从大脑扫描图中可以看出，红色部分是服用安他非明后大脑的活跃区域，几乎是“全面红”。

这相当于一根弦儿蹦紧到极致，其实非常脆弱。

更恐怖的是，如果长期服用这类药品，不仅会成瘾。这是真正的毒瘾，无药可医，只能强制戒毒才能康复。

听朋友讲过她越南室友的故事，曾经也是学霸一枚，考到更好的研究生院学霸遍布，心力不济开始服药。某次服用后室友心脏开始疯狂跳动，眼前出现幻觉，身体也跟着抽搐，后来被送往急诊室抢救，最终在戒毒康复中心住了半年。

虽然目前医学界对安他非明这类成瘾药品的副作用还在研究当中，但有一些共识已经达成。

滥用安他非明这类药物，轻则呕吐、眩晕，长期服用会造成成瘾、情绪波动、抑郁，甚至让大脑认知和记忆受阻、引发心脏骤停。

简单概括就是，这种“聪明药”服用不当是会出人命的。ADHD患者服用这类药品都是在医生监督下使用，从周期到剂量都是严格控制的。而为了拿它搏成绩的学生们显然不会如此谨慎。

那些嗑药的孩子都说“我们别无选择”

据统计，在美国使用“聪明药”的群体中，将近70%的人有高中学历，男性使用者略高于女性，在18-25岁这个年龄段的人使用最多，学生是“聪明药”的第一大客户群。

为什么是他们？从统计的数据来看，大部分学生是出于对考试、作业的需要，也有部分学生出于好奇、“有趣”而尝试。

Kris是西班牙裔美国人，前不久刚以全额奖学金成绩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项目提前录取。“聪明药”是他的老朋友了。Kris有一个和他年龄相差一岁的妹妹，从谁吃最后一块蛋糕到入学考试，俩小从小至今的竞争就未停止过。

当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地私立中学，获得全额奖学金。一年后妹妹也考入他那所学校，但只拿了半奖。这成为妹妹的“耻辱”。Kris就是从那时开始定期服用“聪明药”的，被同学追在身后也就算了，就连亲生妹妹也对他“紧咬不放”。而Kris的父母，一个是广告公司的副总，一个是医生，典型的美国中产家庭，对孩子之间的竞争他们视为“良性”、“有益”。

初中加高中几年他们兄妹关系一直很紧张，直到妹妹作为学校优秀毕业生代表致辞（Kris没有）才算“雪耻”，俩人的关系渐渐缓和。可即便关系修复了，也无法让兄妹俩停止考试前必服“聪明药”的习惯了。

美国中产家长鼓励竞争（有时甚至是超出孩子承受范围内的竞争）、Peer pressure（同辈压力）——无论是同学之间还是年龄相近的兄弟姐妹之间——是促使美国学生服药的原因。

除此之外，美国的学霸真的很有野心，他们想赢，而且对赢的定义是“全面开花”。

我认识的另一位加拿大学霸Beth，和她相识两年多，几乎没见过她吃午饭。当我们一伙儿中国人正儿八经坐下来吃午饭时，她一手拿着土司、一手在纸上演算题目。

大学三年她同时修了3个学位、春假会去乌干达做志愿者、每周有4小时跟着博导泡在实验室；同时Beth还是一个乐队的爵士鼓手，顶着一头绿色的半寸吐着深红色的唇膏定期演出。

她3个学位的成绩都是全A，本校的博导想在她毕业后直接招她进组做博士。她说，对不起，我的dream school是耶鲁的MD（Medical Doctor）+PhD（Doctor of Philosophy）双博（八年完成两个博士学位）。

Beth完全不介意别人知道她定期服用“聪明药”，对周围那群有头脑的小伙伴来说这属于“常规操作”。Beth说，想要取得我现在的成绩，即使这三年每天我只睡5个小时，也完全不够。说我不用药别人也不会相信。

对于Kris和Beth这样的学生来说，为了保持成绩、升入名校，服药别无选择。

校园药物泛滥，家长可以做什么？

滥用药物是美国学校和家庭教育的一大难题，每年政府、教育机构、医疗机构都会投入很大精力对家长、孩子进行成瘾教育。

药物滥用在我们国家青少年中不是普遍现象，所以家长向来缺乏这方面的重视和知识。但把孩子送出国门的家长（包括陪读家长），面对嗑药“成风”、“毒品”泛滥这样的大环境可以做些什么？

美国专攻青少年成瘾课题的专家Drs. Ron and Cherie Santasiero给家长们提供了一些建议：

首先，身为家长自己要警醒，药物成瘾这件事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成瘾不“歧视”，它跨越社会阶层、经济实力等，即便你的孩子在私立学校、很好的公立学校也可能发生滥用药物情况，所以要对环境保持警惕。

其次，积极参与孩子的生活。

除了“紧抓”课业成绩外，孩子结交的朋友、参加的俱乐部、体育队队友……你都应该心中有数。滥用药物往往从熟人开始，第一根烟、喝的“咳嗽糖浆”、那些同龄人口中的Brain food离你的孩子尽在咫尺。

第三，抽出更多精力去关注孩子的精神健康。

对孩子的精神变化更敏感一些，比如，当他突然很沮丧、或者对一直热爱的事情突然没了兴趣时，我们要耐心了解情况、鼓励孩子向自己倾诉各方面的压力。

当寻求的帮助需要专业人士时，我们要鼓励孩子主动就医，不要让他们把看心理医生不当一回事而误入歧途。

第四，身为家长自己要了解成瘾的迹象。

如果你辨别成瘾时会出现的状况，也就能更好识别孩子是否有药物上瘾的可能。

最后，当你怀疑时，请坚持给孩子进行药检。

在美国的CVS或沃尔玛药店都能买到药检用品（Drug test kits），如果你已经有所怀疑，可以对孩子“采取行动了”。

此举肯定会遭到孩子的反对和抗议，让他们对你产生负面情绪，但如果孩子真的非常异常，为了他们一生的幸福，这种负面情绪家长应该承担。

希望你和孩子都能安全、顺利地度过每一个期末季！

By 金婉霞，唐闻佳

谷歌的威胁分析小组(TAG)分享的一份新报告强调了针对YouTube创作者的正在进行的钓鱼运动，这通常导致频道被破坏和出售，用于传播加密货币诈骗。

TAG将这些攻击归yin于一个俄语论坛中招募的一群黑客，他们通过提供虚假的合作机会来黑进创作者的频道。一旦被劫持，YouTube频道要么被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要么被用来传播加密货币诈骗：

“大量被劫持的频道被重新命名，用于加密货币骗局直播。在账户交易市场上，根据订阅用户的数量，被劫持的频道从3美元到4000美元不等。”

据报道，YouTube账户被使用cookie盗窃恶意软件的黑客攻击，这是一种虚假软件，配置在受害者的电脑上运行而不被检测到。TAG还报告称，黑客还更改了YouTube频道的名称、头像和内容，以冒充大型科技公司或加密货币交易所。

据谷歌称，“攻击者直播视频，承诺提供加密货币赠品，以换取初次付款。”作为反制措施，该公司投资了一些工具，用于检测和阻止网络钓鱼和社会工程电子邮件、cookie盗窃劫持和加密骗局直播。

鉴于正在进行的努力，谷歌自2021年5月以来已成功将Gmail钓鱼邮件的数量减少了99.6%。该公司补充道：“随着检测工作的增加，我们发现攻击者已经从Gmail转移到其他电子邮件提供商(主要是email.cz、seznam.cz、post.cz和aol.com)。

谷歌已将上述调查结果分享给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以进行进一步调查。

据报道，一个名为CoinMarketCap的加密货币价格跟踪网站泄露了超过310万名(3,117,548)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

据Cointelegraph报道，专门追踪网络黑客的网站Have I Been Pwned发现，被黑客攻击的电子邮件地址在各种黑客论坛上被交易和出售。

CoinMarketCap承认泄露的数据与他们的用户群存在关联，但坚称在他们的内部服务器上没有发现黑客入侵的证据：

“由于我们看到的数据中没有包含密码，我们认为它很可能来自另一个平台，那里的用户可能在多个网站上重复使用密码。”

By Cointelegraph中文

10月2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公布了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试点实施启动时间由国务院确定，试点期限为五年，目前尚未公布哪些城市成为试点地区或详细的税率。 试点地区的房地产税征税对象为居住用和非居住用等各类房地产，不包括依法拥有的农村宅基地及其上住宅。土地使用权人、房屋所有权人为房地产税的纳税人。 

10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想推进实施房地产税，但遭遇到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阻力，人们担心该税导致房产价格下滑，或市场出现恐慌性急售。

上海房产税正在进行

个人住房房产税认定通知书曝出

近日，微博上有律师大V爆料，上海房产税正在进行，并贴出了一张带有税务局公章的上海市个人住房房产税认定通知书。

通知书显示，新购住房应征税的面积（建筑面积）83.7平方米，新购住房单价为32670.48元/㎡，税率0.4%，房产税按7折税率征收。按照给出的公式计算如下：

32670.48 X 83.7 X 0.004 X 0.7 =7656.65

其实，上海试点房产税至今已有10年。2021年最新的房产税通知，与此前通知内容并无区别。

不过，本次上海房产税全面开征，也预示着距离全国统一征收房产税的日子不远了。届时，随着房产税的全面开征，拥有多套房源的炒房客要哭了！

2

上海VS重庆

房产税可以降房价吗？

对于很多买房人而言，最关心的莫过于，房产税可以降房价吗？

2011年，把上海和重庆作为房产税试点。

但是，10年过去了，上海房价均价从2万涨到了8万，重庆房价从6千涨到了1.8万。

所以，别做梦了！房产税，肯定降不了房价！

总体上来说，上海模式以多套房为主要征收对象，对炒房行为起到了一定抑制的作用。重庆模式以高端豪宅为重点征收对象，较为符合重庆市“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房地产调控理念，对高档住宅豪宅成交形成有效制约。

但无论是上海版的房产税，还是重庆版的房产税，都对当地房价没有起到任何遏制作用。

上海房产税征税细则

重庆房产税征收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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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的终极疑问

说到房地产税，很多人可能还是一头雾水，完全懵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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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房地产税？

房地产税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指一切与房地产经济运动过程有直接关系的税。在中国包括房地产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投资方向调节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

房地产税不是房产税，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房产税它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一般会按房屋的计算税收余值或者是租金收入为计税的依据进行收税，是向产权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只是房地产税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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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出台“房产税”？

那么，为什么要出台房产税呢？主要有4大原因：

一、房价过高

现在很多地区的房价和之前相比，可以说是非常之高了。以五线县城为例，15年之前，房价平均价格只有2000-3000元/平之间，但是从16年开始，房价就上涨，到2020年，均价已经达到了8000元，好的小区甚至过万都是难事。房产税的出台，对于控制房价，是一种有效的措施。

二、打击炒房客

房产税的出台并不是以征税为目的。一些炒房客合伙来到一个地方炒房，整栋整栋的买，抬高当地房价，一旦房产税出台，就会迫使他们卖出手里多余的房源，价格也不会太高，让那些想买房却因为价格的刚需用户，可以买到房子。

三、一定的财政收入

如今大城市的土地资源是越来越稀缺，可以用来开发的土地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房产税和空置税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要知道，土地拍卖是很多政府财政收入的大项，一旦土地拍卖少了，收入少了，需要有其他的来补充。

四、释放更多房源

目前我国的很多城市空置率过高，一些大城市甚至达到了20%以上，意味着一个小区里面，一个单元10户有两户是空的，剩余的8户里面可能4户都是租房的。这就体现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房子分布不均。因此，房产税的出台，可以释放出大量的闲置房源。

以上四点可以说是出台房产税的很重要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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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税对购房人有何影响？

对于房地产税,老百姓会问两个问题，即还要不要买房?

房产税主要还是解决国家、地方的财税关系，也不是为了打压房价，即使客观上可能有这个作用。

房产税对于刚需来说，几乎没有影响。

但对于多套房的人来说，住房持有成本增加，多套房的房东也会因为潜在收益减少而抛售房产，促使市场上流通的二手房增多，压低房价。

但也只是有一定作用，上海和重庆的房价也并没有因房产税而大幅下跌。

虽然对刚需影响不大，但是对炒房客还是有一定杀伤力的。

随着市场上购房市场热度减少和存量房源的增加，客观上也会使得租赁市场的压力减少，进而促使租金下降。

未来，不管征收不征收房产税，依旧是稳字当头，房价既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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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何时会全面征收呢？

在2020年初，央行发布了城镇家庭负债统计报告，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们国家96%的城镇家庭都已经有了房子，其中拥有一套房子的城镇家庭占比为58.4%，拥有两套房子的城镇家庭占比为31%，拥有三套及以上房子的城镇家庭占比为10.5%，户均超过1.5套。

根据“七普”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我们国家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4%，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因此可以计算得出，目前仅城镇家庭拥有的房子就已经足够城市中所有的人居住，并且还会有一些剩余。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整体住房并不短缺，存在的是结构性失衡：个别大城市商品住房供应严重不足，而部分家庭则又占据了过多房子。

房产税征收，不动产登记先行。不动产登记体系全面运行后，谁有多少套房子一清二楚，这为房产税的出台提供了基础。

今年4月份，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表示，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但无疑这是个巨大的工程，立法难度很大。距离全国推行房产税，还是很长一段时间。

以下是网友热议的核心问题：

1、房产税和土地税的区别。由于购买房产时的价格里有相当比例属于土地出让范畴，实际也是摊到个人头上类似税费的部分，那么“根据用户交某项税的金额再交一次比例税”这种做法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2、房产税和财产税的区别。房产归属于固定资产，属于个人物产的一部分。那么，对房产征税相当于对个人名下的某部分资产按比例每年征税。这种做法在法理上是否合适，未来会不会继续进化，演变出“存款税”，“证券持有税”，“贵金属及文玩持有税”，“知识产权红利税”等等。

3、房产税和集体土地自建（统建）房屋之间的关系。确定商品房属于征税范围，那么以企业为主体的宿舍、公寓，农村集体用地自建房，以及其他构建物是否会同步纳入征税范畴，如何核定其边界。

4、对于有房产但没有现金支付的失业、离退休人群，移居海外但依然持有房产的人群如何实现征税，如果不征税的话如何处置，公摊面积如何界定。如果以抵押、征收的形式，如何确保普通人的生存居住权。对于按时缴纳房产税的用户，如何确保他的合法权益。

5、房产税的基数（即房产价值）如何界定。同小区内二手房交易价格差距较大，价格变化频繁，应当以什么为标准进行衡量。

6、如何保障在房产税推出后维持租房市场价格持续稳定，使这部分税费不被转嫁到租房者头上。

房产税为什么降不了房价：

关于房产税，关于两个方面基本已经达成了一致的认识：

1、土地为国家所有，房价包含了土地款，但土地是租的，不是业主的财产，租的东西收财产税，于理不合。

2、房产税是为了弥补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时的亏空，也就是补充地方财政，和抑制房价关系不大。

现在没买房的年轻朋友们抱有着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房产税会导致房价大幅下跌。其实房产税对房价毫无意义，不可能真的降房价，甚至会推高房价，导致严重的两级分化。

首先，我们先回忆一下土地财政怎么来的。现在叫土地出让金，这个说法不太准确，本质上就是以前的土地批租，在我们国家，城市土地是全民所有制，归全民所有，但全民所有需要一个管理者，就是政府。政府具备管理权，全民拥有所有权，土地是没有卖这么一说的。中国房产改革源自上海，当年是朱前首辅在上海主政的时候搞的房产改革，基本点有这么几条：（1）土地无偿划拨；（2）全民交公积金，不管要不要买房，只要在企事业单位工作，都要交公积金；（3）购房者在购房时交纳一定的费用，最早的时候还可以买债券，几万块钱先给政府，政府用几年再还给你；（4）搞一部分土地进行批租，盖高档商品房卖给境外商人和部分已经富裕起来的人。

所谓土地批租出来的商品房，一开始面向的就是富人，而不是普通人。普通人的住房依然是政府解决，只不过从原来的无偿分配，变成了全民交公积金+购房者一次性付费，这个模式下，是政府拿着交上来的公积金去盖房子，盖好之后需要买房的人在买房时再多掏一次钱。应该来说是很合理的，因为已经有房的人也应该交公积金，毕竟当年的房子是基本无偿给他们的，从公平的角度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政策应该来讲是执行的不错，但后来跑偏了。

为什么跑偏了呢？因为国营企业没有了，只是整个经济体制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的必然转向。

本来应该是补充的面向富人的商品房，从边缘位置走到了舞台中心，成为了房地产市场的主力；本来应该是面向广大普通人的经济适用房直接消失了。

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因为在国营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国企的社会职能被一步步剥离，简单讲就是教育、医疗和住房，这所谓的新的三座大山从国企身上搬走了，但我们作为一个现代社会，不可能向几百年前一样不搞教育医疗住房，这些功能被剥离以后，肯定要有人负责的，那便是地方政府。

80年代末搞住房改革，当时的政府只需要考虑住房问题，政府需要做的是找一块地，把房子盖起来，然后公平分配给需要的人。盖房子是一个生产行为。因为要购买建筑材料和支付工人工资，所有收取公积金用以支付购房的支出。

21世纪后的住房市场，不是难在盖房子这么一个生产行为。而是作为地方政府，它要负担起居住者的教育和部分医疗。

说的更直白点，需要给中小学老师发工资，仅这一项，很多地方政府就办不到（贪污有钱干正经事没钱）。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需要钱支付公务服务，而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能拿到的税很少，地方政府需要去搞钱维持日常运转。

第二，我们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房产税会导致两级分化。

我们已经了解到地方政府需要搞到钱去支付公共服务的成本，因此，地方政府要开源，要收钱。这是个客观规律，无法改变。

土地成本难以为继，地方政府比我们清楚，长效机制必须设立。

但如果我们收的房产税是真的房产税，不是上海重庆现在这种挠痒痒的试点，那么必然会出现严重的两级分化。

因为政府收的钱，大部分是用来支付公共成本的。但公共成本是有质量的区别的，100亿购买的公共服务和100万购买的公共服务是完全不同的。

房价越高的地方，房产税就越高，地方政府能够支付的公共成本质量就越高，你的中学老师可能是北大清华毕业的，警察可能一天N巡逻，三甲医院可以建几所。

房价越低的地方，房产税就越低，地方政府能够支付的公共成本质量就越低，你的中学老师可能是专科师范毕业的，警察一年见不到几次，还都是老大叔。

那么，你作为一个购房者，在你能力允许的情况下，你会去哪买房呢？

也就是有钱人聚集在一起，挤不进去的，就在“贫民区”待着。

确实有可能一部分房子价格会下降，不过你但凡是有一点能力，你都不会去买，你就是买了便宜的房子，你也会天天想着换到“富人区”。

这是在市场经济下的客观规律。

我们现在基本是三级财政：县、县级市、地级市、省、中央。

中央是不负责基础教育成本的，省也不负责。

县市负责中小学教育成本

省负责高等教育成本（普通本专科）

中央负责顶级教育成本（985）

房产税肯定是县市负责征收，中西部绝大部分县，根本收不上来几个钱，结果就是越来越穷，人往外跑的越来越多，最后变成小号底特律。

而像大城市的市区，长三角珠三角的县市，就会成为大多数人挤破头要进去的地方。

这种情况下，你觉得房价会降吗？降了的房子有意义吗？现在鹤岗就有几万块的房子，你会去买吗？

By 网易房产

长久以来，海外社交巨头们对于加密领域惊人的执着。

海外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 最新动向显示，其已在部分地区推出其 Novi 数字钱包的小型试点，旨在推出其规划已久的、一种以稳定币作为支付工具的新用例。

Facebook 对此尝试已久，去年 6 月，Facebook 发布了名为「Libra」的数字通证，计划向数十亿的潜在用户提供数字交易和支付服务，并推出为此推出名为 Calibra 的数字钱包。但囿于监管压力，2019 年一系列场面激烈的国会听证会之后，该项目几乎停滞。

今年 5 月，Facebook 将数字钱包「Calibra」更名为「Novi」，以进行品牌重塑和平台隔离，通过强调项目的独立性，来适应当地的合规需求，让该项目继续发展下去。

本月，Facebook 宣布 「all in」元宇宙后，Novi 的发展再次受到关注，数字钱包或将成为元宇宙的入口。Facebook 称：「通过 Novi 数字钱包，用户可以即时、安全且免费地发送和接收资金」。

比较客观的分析认为，通过在大型社交平台的网络系统置入数字钱包，或将能够带来关联于社交平台的稳定币产品的大规模采用，这可能会为市场带来新的用户需求、商业模式乃至金融现象。

海外社交巨头们区块链之路，向来备受关注。

海外社交巨头们的加密梦

在数字通证方向，Facebook、Twitter 等海外社交巨头动作频频。

7 月份，扎克伯格表示「我预计人们将从主要把我们视为一家社交媒体公司，转变为视我们为元宇宙公司」，他还称「在很多方面，元宇宙是社交艺术的终极表达」。10 月，Facebook 宣布将在未来五年内于欧盟内创造 1 万余就业岗位，并计划改名，彰显出转向「元宇宙」的坚定信心。

Facebook 的元宇宙构想中，该宇宙的关键特征在于开放性与互操作性，并让公司平台、开发者、创造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和谐合作，推动业务进一步增长。

这种规划并不意外，实际上，Facebook 在这一赛道动作频频。9 月份，Facebook 推出了 5000 万美元基金用于帮助构建元宇宙；10 月份，Facebook 又推出新的 1000 万美元创作者基金，激励人们在其 VR 平台 Horizon Worlds 上进行体验，并让更多人参与到内容创作与贡献中。

该项基金的使用规划能够展示出 Facebook 的元宇宙框架的一部分：基金将在未来一年内被用于社区竞赛、支持创作者、为开发人员提供资金三个方向，来协助其与 Epic Games 及 Roblox 等游戏巨头展开竞争。

在被普遍认可的元宇宙基本要素定义中，一个完备的元宇宙包括去中心化、体验层、发现层、空间计算、分布式、创作者经济、人机互动、基础设施等部分。Facebook 作为传统互联网社交巨头，本身已经拥有了元宇宙的优良基因。此外，在 VR（虚拟现实）与 AR （增强现实）早有投资布局，已经满足了体验、互动、设施等多个部分。

而在主流的元宇宙平台构建体系中，要让以上几部分统一成为生态体系，区块链技术是不可缺少的。具有强金融属性的区块链技术几乎能够覆盖以上所有要素，在构建经济系统上不可或缺。因此，Novi 的数字钱包，或许就是 Facebook 元宇宙中最为重要的拼图之一。

在官方介绍中，Novi 的主要作用是为用户提供普惠式金融服务，能够便捷地添加、发送、接收或提取资金方面，且没有隐藏收费。在 Novi 钱包内，Facebook 同样设计了类似稳定币机制，不过，由于其推出的 Diem 暂未获得监管机构支持，在测试中，使用了稳定币 Paxos Dollar 来使用，这与加密钱包的设置类似。

Facebook 拥有超过 30 亿的用户，其元宇宙的构想足以让整个市场密切关注。

此外，社交巨头同样注意到了 NFT 对于社交领域可能带来的机会。8 月份，Facebook 曾表示，正在考虑构建与 NFT 相关的产品和功能，Novi 钱包可以用于存放 NFT ，让元宇宙的基础设施有所完善。

当然，同一时期，其他海外社交巨头也在跟进。Twitter 可以说是进展速度最快的巨头之一。

前段时间，另一个海外社交巨头 Twitter 刚刚更新了「小费」的进化史。

9 月份，Twitter 推出了基于闪电网络的比特币小费支付功能，该功能目前已对 IOS 用户开放。Twitter 的比特币支付思路有 2 种：第一种，通过包括 Square Cash App 和 Go Fund Me 在内的支付选项菜单，将允许用户向比特币地址发送小费或以传统方式汇款。另一种是通过 Strike，直接使用建立在闪电网络之上的支付应用程序。

Twitter 更为明确的抓准了「大型社交平台」的应用方向。在最新测试版中，Twitter 正将这种支付功能进行延伸，让用户使用比特币来「打赏」内容创作者，增加社区互动。此外，Twitter 还在进行初步的市场教育，比如告诉用户什么是比特币闪电网络（Bitcoin Lightning Network）、什么是托管钱包和非托管钱包，如何将 Strike、Blue Wallet 和 Wallet of Satoshi 作为托管钱包的例子，等等。同时，该平台支持使用 Strike 生成比特币闪电网络发票，以便打赏功能能够更好地进行。

Twitter 的比特币小费同时还强调了社区属性，并对 NFT 的扩张做出快速反映。在打赏钱包推出之后，Twitter 同期还提出了「探索 NFT 进行身份验证」的计划。Twitter 官方曾经公开了「Twitter NFT」的设想。与其他 NFT 产品思路类似，Twitter 允许用户连接比特币钱包，即可在平台上跟踪和展示其 NFT 的所有权。该 NFT 还具有强烈的社交色彩。官方表示，「Twitter NFT」可以以徽章的形式出现，经过验证的用户可以使用。

Twitter 对于 NFT 的偏好更加有迹可循，六月底，Twitter 曾发布了名为「The 140 Collection」的系列 NFT，这 140 件 NFT 在 OpenSea 交易量曾突破 500 万美元，对于传统机构来讲，具有一定的启示。

除此之外，传统互联网巨头也有其他的区块链结合方式。巨头微软近期宣布加入「Decentralized Identifier」（DID）赛道 。微软的思路在于，采用基于区块链的技术，比如比特币、以太坊的技术，将分布式 ID 验证应用于微软身份验证应用程序（DID）。与传统身份识别不同的是，分布式身份识别将不受中心化机构所控制。有分析认为，依托于互联网原有资源优势，DID 协议或将成为 DID 赛道的有力竞争对手。

美国跨国娱乐巨头 AMC 对区块链热情高涨，该公司甚至希望直接发行自己体系内的通证。AMC 首席执行官 Adam Aron 近期就表示，AMC 正在探索成功发行通证的可行方法。

这家企业长期以来便看好数字资产，早在两个月前，该公司就有计划在今年年底前接受比特币支付电影票，并完善相关基础设施。随后，该公司在加密支付上还陆续计划加入 ETH、LTC、 BCH、DOGE 等，而使用这些通证，或将还能给予用户一定的优惠。

有趣的是，AMC 正是今年早些时候 MEME 行情的参与者之一。今年年初，美国社交媒体 Reddit 股票论坛 WallStreetBets 出现了「美国散户对战机构空头」事件，AMC 即为受到散户投资者关注的股票标的之一，并被加上了特殊的 Meme 属性。

一些难题、进展、与总结

海外社交巨头们的不懈追逐之下，「传统社交巨头 + 区块链」发展已有起色。但由于涉及用户面过广，这些巨头们同样面临着一些难题。

尽管 Facebook 试图与 Diem 保持独立，但是美国参议员仍在呼吁 Facebook 停止推出 Diem 和 Novi，并尝试组织 Diem 被推向市场。主要原因在于，参议员们仍然对 Facebook 的数据管理存疑，认为其在保护用户数据或管理支付网络难以被信任，且该平台稳定币的推出可能会给金融稳定带来风险。而这种封面态度是继 Libra 之后长久存在的，或许在短期仍难以解决这些问题。

再以 AMC 为例，这家娱乐巨头同样或将面临着长期的合规难题。在美国，上市公司发行通证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近期，美监管层对于通证发行的审查仍在不断增加，这种尝试尚前途未明。

另一方面，一些第三方机构看到了社交巨头们的流向，正在尝试补足这种需求。很多区块链产品更为完善的第三方服务机构正在推出类似的产品，满足在传统互联网社交平台上满足加密用户的相关需求。

这些具有创意的用例正在增多：10 月中旬，元宇宙游戏 CryptoVoxels 是一个构建在以太坊上的虚拟世界，其官方最近计划在推特、Facebook 等开通入口，使得用户可直接进入。近期，一第三方插件也提出了 NFT 头像功能，在用户连接钱包后，用户同样可以在 Twitter 个人设置界面中，直接将钱包所持的 NFT 设置为头像，并获得相关的链上持有认证。

无论如何，传统的互联网巨头们用户量巨大，一旦与加密世界有所联通，对于金融服务和数字资产都将影响巨大，这一领域值得长期关注。

By Blocklike

– Coinbase 最近几个月重新启动了游说活动，成为加密行业在华盛顿的“最大花费者”之一。

– 除了与法律和游说公司签订一系列新合同外，Coinbase 还花费了 62.5 万美元用于内部游说活动，这些活动自 2016 年以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 开展新一轮游说活动恰逢该公司与联邦监管机构接连出现龃龉，与此同时国会也对加密货币高度关注。

最新披露的游说信息显示，最近几个月，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大举加强了游说工作。

事实上，2021 年第三季度的游说披露显示，Coinbase 已成为加密货币领域最大的“花费者”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该交易所在 9 月份重新注册了内部游说计划。根据 10 月 20 日披露的信息，Coinbase 第三季度的游说支出达到了 62.5 万美元。

Coinbase Q3。图片来源：参议院游说披露报告

这笔钱来自一家在 2015 年短暂注册以进行游说的公司，据报道，该公司在 2016 年初终止注册前，全年仅花费了 5.5 万美元。

随后，Coinbase 与游说公司 Franklin Square Group 签约数年，并于 2021 年早些时候加入了 Steptoe & Johnson 律师事务所。但 2021 年第三季度也出现了与许多新公司游说的合同，据报道 Coinbase 在这些公司上的支出为 17 万美元。

Coinbase 的内部游说业务加上这些合同，Coinbase 报告第三季度的游说支出为 79.5 万美元。

Coinbase 发言人告诉 The Block：

“特别是 2021 年，展示了加密经济在美国各地呈指数级增长，美国人民非常关心他们所持有数字资产的未来。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的公共政策机构正在成长，以应对这一时刻，并在关键的监管辩论中传达他们的观点。”

《游说信息披露法》（Lobbying Disclosure Act）要求提交这些文件，但在其考虑游说的内容和谁需要注册的问题上，其范围相当有限。它适用于与国会议员及其工作人员以及行政部门高级官员的任何接触。值得注意的是，它只涵盖了一小部分金融监管人员。

与此同时，游说活动被定义为“对接触和支持这种接触的努力进行游说，包括准备和计划活动、研究和其他背景工作，这些工作在进行时旨在用于接触，并与他人的游说活动进行协调。”

在这个范围内，79.5 万美元并不能涵盖 Coinbase 在更广泛政策上的全部支出，包括专注于这一领域的全职员工。

游说之路重启背景

该公司在华盛顿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作为美国最受瞩目的上市加密公司，Coinbase 已经成为主席 Gary Gensler 领导下美国证交会（SEC）的一个核心问题。Gensler 急于将 SEC 的注册扩展到加密货币交易所。

果不其然。9 月初，Coinbase 首席执行官 Brian Armstrong 在 Twitter 上攻击 SEC 针对公司计划推出的产品“Coinbase Lend”的“所作所为”。

Coinbase 当时撰文称，SEC 针对其贷款业务 Coinbase Lend 发出 Wells 通知，这是 SEC 对在美上市公司进行民事诉讼前发出的非正式提醒。Coinbase 表示，此前近六个月以来，Coinbase 一直在积极与 SEC 就 Coinbase Lend 进行主动报备，以便让其客户通过 Coinbase Lend 赚取利息。Coinbase 称 Coinbase Lend 不符合证券条件，也不是投资合同或票据，仅是用户借出其 USDC 来赚取利息。但 SEC 还是认为这是一种证券，并打算对其提起诉讼。

随后 9 月 20 日，Coinbase 只得宣布取消推出加密借贷项目（USDC APY）的计划，并停止了这个项目的等待名单。

显然 Coinbase 并不甘于一直处于被动境地。正如披露的信息所显示的，仅仅几周后 Coinbase 就开启了一系列新的游说合同和注册。今年夏天早些时候，该公司在合规和政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新招聘，包括任命 Faryar Shirzad 担任首席政策官。

就在上周，Shirzad 公布了该公司正在大力推动成立一个专门负责数字资产的新监管机构。拟议中的机构也是 Coinbase 新的游说努力的核心目标。

Coinbase 希望美国政府建立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来监督加密货币行业，建议国会通过立法来监管数字资产市场（MDA），并为这些实体创建注册程序。Coinbase 还提议加密行业为加密业务建立一个自律组织（SRO）。该提案提出了四个“监管支柱”来指导这一过程，即在行业特有的框架下监管数字资产、创建新的监管机构、为加密业务建立欺诈保护和披露要求以及促进互操作性。根据该提案，去中心化交易所（DEX）不符合 MDA 的条件，监管机构将有权批准比特币和以太坊以外的任何加密货币在美国上线或交易。Coinbase 希望国会制定新的法律，而不是依赖于“1930 年代起草的法律”，因为它“无法理解这场技术革命”。

Shirzad 表示，Coinbase 已经与国会办公室举行了 30 多次会议，还与“机构和行政部门”举行了多次会议。Shirzad 称，国会已经对 Coinbase 的提案表现出兴趣，但强调潜在立法的时间表仍不清楚。当被问及 SEC 对该提议的看法时，Shirzad 表示，Coinbase 已经联系了 SEC，而SEC“表示有兴趣听取（Coinbase）的意见”。

By Kollen Post，念银思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