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家族基金会起源于1900年代初，当时的美国超级富豪，包括摩根、洛克菲勒、卡耐基•梅隆等，为管理和传承家族资产成立了家族办公室。一个多世纪以后，虽然这些家族已经没有超级富豪了，但是这些家族掌控的总资产还是数以百亿计。这些家族之所以能几代传承超越世纪，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家族财富都是通过家族基金会的方式集中管理的。

下面我们以美国盖茨基金会为例，分析美国私人基金会的运作模式。盖茨基金会有两个独立实体：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简称“盖茨基金”），以及比尔和梅琳达盖茨信托（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简称“盖茨信托”）。盖茨基金是一个单纯的慈善运营机构，其唯一职责是完成慈善目标，不持有投资型资产，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慈善捐赠，同时拥有对盖茨信托所管理资产的索要权；盖茨信托的主要目标则是接受捐赠，负责盖茨信托资产的投资和管理，并有向盖茨基金发放慈善款的法律义务。盖茨信托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盖茨家族和美国富豪沃伦•巴菲特的现金及股票捐赠。大家可能还记得，2006年6月26日，巴菲特宣布将1000万股伯克希尔公司的B股股票，捐赠给盖茨基金会信托，构成了美国捐赠史上最大一笔私人慈善捐赠。当时这些股票价值约310亿美元，2006年以后每年7月，按剩余股票价值的5%，转移给盖茨信托。根据2016年年报数据，盖茨信托持有资产约400亿美金，2016年收到捐赠27亿美金，其中21亿美元来自巴菲特的股票捐赠，6亿美元来自盖茨家族的股票和现金捐赠，当年发放给盖茨基金53亿美金用作公益事业。也就是说，2016年盖茨信托资产的13%用于发放慈善基金，87%用于投资。盖茨基金2016年的总慈善收入为53.13亿美金，其中53亿美金来自盖茨信托，其余的来自社会捐赠，花费和捐赠基本持平。

在美国，私人基金会（Private Foundation）可以从纵向按免税类型区分为私人运营型基金会（Private operating foundation）、私人豁免运营型基金会（Exempt operating foundation），以及私人非运营型基金会（Private nonoperating foundation），也可以从横向按法律实体区分为公司型（Corporation）基金会或者信托型（Trust）基金会。私人运营型基金会的主要目的，是在一线从事慈善活动，是三种基金会类型中与公共非营利组织最相似的一种类型。

私人豁免运营型基金会的好处在于其净投资收益可以免税，并且，私人基金会向私人豁免运营型基金会发放慈善基金（grant）时，不必遵循支出义务的相关规定。私人非运营型基金会主要用于向“合格的慈善机构”发放慈善基金。这三类按免税类型区分的基金会有许多区别，我们暂时先介绍最重要的差异之一：上市公司股票捐赠的免税处理。捐赠人向私人运营型基金会捐赠已产生大量增值的上市公司股票，不能免除资本利得税，但如果投向私人非运营型基金会，则可以免除增值部分在出售股票的情况下，需要缴纳的资本利得税。公司型基金会的好处是其灵活性，基金会通过公司章程（bylaw）进行治理，也可以通过董事会投票来修改章程。比如，可以通过修改章程来修改公司的慈善目标、修改董事会成员的遴选方式等等。这样的灵活性，让公司型基金会拥有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但同时也降低了基金会的外部受控性。信托型基金会则相反，通过“不可撤销基金合约”（irrevocable trust agreement）来对基金进行管理，这种不可更改性使信托型基金会成为更严格的基金会管理模式，基金管理人（trustee）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小，相应地，也就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捐赠人最初的捐赠目标。

2  基金会捐赠的税收减免慈善行为的税收抵扣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么，向基金会捐赠所带来的税收优惠如何具体体现呢？首先，如上文提到的，捐赠大幅溢价的股票，以避免出售股票时所需支付的大量资本利得税，是许多人进行股票捐赠的主要原因之一。捐赠股票时，捐赠人可以免交因股票升值而产生的资本利得税，接受捐赠的基金会日后出售股票时的资本利得，是免税的。也就是说，直接赠与股票的效果，比卖掉股票、支付资本利得税、再捐赠现金，要好很多。其次，与通常的慈善捐赠一样，向基金会的捐赠可以从捐赠人的应纳税收入中扣除，现金捐赠的扣除上限为调整后收入（Adjusted Gross Income, AGI）的30%，股票捐赠为AGI的20%，未能在当年抵扣的额度，可以在未来5年进行抵扣。所以，在有大量收入的年份，捐赠出大幅溢价的股票，掌握好节奏，可以做到一石二鸟。

3  基金会税务申报基金会是免税机构，其每年的应纳税收入，通常只是针对利息、股息、资本利得等投资收入，缴纳1%-2%的特许权税（excise tax）。但私人豁免运营型基金会不必为投资收益交特许权税。基金会通过申报990-PF，向美国国税局（IRS）披露其运营情况。这个申报非常重要，是IRS用来判断是否继续给予基金会免税资格的重要依据。

4  基金会运作不可碰触的底线基金会成立并宣布其慈善目标后，有类似目标的民间慈善机构，将开始向基金会提出慈善基金申请。因此，基金会必须有明确的慈善基金发放规则，并由慈善基金专员负责审核申请。基金会因其社会公益属性，才拥有了各种税收优惠，因此，法律从各个方面限制了借基金会之名行私人目的之实的可能性，以保护其公益性。税法对以下5种违规情形征收惩罚性的特许权税。·  

最低慈善款发放规则（Minimal Distribution Rule）：每年发放给“合格慈善机构”的慈善基金，不得少于基金会总资产的5%。若慈善基金发放金额不足，IRS将对不足额征收30%的特许权税。·  

征税支出规则（Taxable Expenditure Rule）：IRS对接受基金会发放慈善款的慈善机构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必须是在IRS备案的公共慈善机构、私人运营型基金会，以及少量外国非营利组织。如果出现向非合格慈善机构捐款的情况，或有政治游说的意图，IRS将对该捐赠额征收20%的特许权税。·  

过度商业持有规则（Excess Business Holding Rule）：如果基金会或关联方（related party）持有超过20%以上某私人企业的股权，即触碰了“过度商业持有”的底线。对于触碰了“过度商业持有”的底线行为，IRS将对超过部分征收10%的特许权税。·  

危险性投资规则（Jeopardy Investment Rule）：为了保护基金会的资产，IRS要求基金会进行“谨慎投资”，严格限制基金会进行危险性投资，包括对期权、期货，或高风险的创业型企业进行投机性投资。IRS将对被认定是“危险性投资”的投资额，征收10%的特许权税（excise tax）。· 

自我交易规则（Self-dealing Rule）：基金会与某些主体间的往来，受到IRS的监控。这些主体包括：基金会主要捐赠人；基金会管理人；拥有超过20%的公司投票权、20%的合伙企业或信托收益权的个人及其家人，以及家人拥有的超过35%投票权的企业、超过35%受益权的合伙企业或信托。与这些主体间的以下交易属于“自我交易”被IRS禁止：出售或租赁、支付过高薪资、借贷、提供劳务或物品等等。一旦出现“自我交易”行为，IRS将按照交易额的10%收取特许权税。

盖茨信托是一种“私人非运营信托型基金会”，通过“非运营”的设计，盖茨和巴菲特可以取得股票捐赠的最大免税处理；通过“信托”的设计，可以保证基金会能够一以贯之地实践其“减少不平等现象的事业”的愿景和使命。盖茨基金是一种“私人运营公司型基金会”，通过“运营”的设计，可以使盖茨信托对盖茨基金的捐赠，用于满足基金的年度捐赠要求；通过“公司”的设计，使其拥有灵活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盖茨基金会的运作模式，已成为业界经典。

在实际操作中，除了使用基金会的形式进行家族捐赠，我们也经常看到通过分利信托（Split-interest Trust）进行捐赠，在指定受益人和慈善机构之间，拆分资产的受益权，既可以进行税收抵扣，又可以继续对资产拥有一定的收益权。另外，将分利信托与捐赠者指示基金（donor-advised fund）结合的方式，能更好地实现捐赠人的慈善目的。

国内为什么更多选择基金会而不是信托？

从公开数据来看，我国家族企业设立的基金会数量明显远高信托。截止至2017年8月10日，全国基金会总数6125家。《慈善法》实施后，基金会总数增长974家，其中非公募基金会增长941家，占基金会增长总数的96.61%。自《慈善法》施行以来，我国共成立慈善信托32笔，不到基金会设立数目的三十分之一。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福耀玻璃实际控制人曹德旺设立的河仁慈善基金会

2009年3月4日，福耀玻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曹德旺将捐赠所持公司29.5%的股权用于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公告指出，曹德旺家族以三益发展、耀华工业村、鸿桥海外三家公司名义，实际持有公司股份总数10.8亿股，扣减应向小股东支付股改追送股份7713万股，实际持有公司股份10.03亿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50.08%。

2010年底，河仁慈善基金会终于获批，成为中国首家以股份运作的慈善基金会。2011年4月，曹德旺正式向河仁慈善基金会注入3亿股福耀玻璃股份。根据上市公司公告，河仁慈善基金会在获赠股权后，持有福耀玻璃15%股份。

同样的，马云也在国内设立了不少用于慈善、公益类的基金会，但是却将个人的公益信托放在了国外。2014年4月25日，阿里巴巴集团赴美上市前夕，马云和蔡崇信通过阿里官方微博宣布，将成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致力于环境、医疗、教育和文化领域，地域涉及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及海外。该基金源于马云和蔡崇信在阿里集团拥有的期权，据阿里官微披露，总体规模为阿里集团总股本的2%。

基金会运营的“马云乡村教师计划”，每年拿出1000万元奖励100名乡村教师，并为乡村教师提供相应的培训；其后基金会又推出“马云乡村校长计划”，将在10年时间投入2亿元寻找、支持中国的优秀乡村校长。

此后，百杰榜披露的数据显示：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和阿里巴巴的股东蔡崇信向新加坡慈善机构捐赠价值240亿的股份，占据了当年海外捐赠的绝大部分。

那么，这些企业家在进行财富管理设计的时候，或出于家族传承（包括家族精神和价值观的传承）或出于慈善公益的目的，为什么在国内更多地选择基金会的模式，而不是信托呢？基金会和信托到底扮演着哪些不同的角色呢？

对此，英国欧华律师事务所季亨卡律师告诉记者，“信托从法律属性上并非是一个独立法人实体，而是依据信托协议所达成的特别安排。基金会则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可以用来持有资产并能有效进行财富保护和传承。从概念上说，基金会是一种介于商业公司和信托之间的存在形态。”

在季亨卡律师看来，“信托和基金会一般都具有实现家族财产隔离、治理与传承、隐私保密、慈善以及节税避税等功能。但相比信托，由于基金会是独立法人，通常被用作家族资产的顶层控股平台，家族通过制定基金会章程和担任基金会理事，牢牢掌握家族财富的控制权，从控制的角度来说，基金会的控制力更强。”

基金会的操作难题

“不过，基金会需要在设立地进行登记，因此从家族财产保密性角度来说可能略逊信托。此外，税务机关通常将基金会按照独立的纳税主体对其投资收益或资本利得征税（虽然适用税率较低），并要求基金会按照一定比例对外进行分配或捐赠，从税务角度来说，由于信托本身不是纳税主体，信托的节税功能更为明显。”季亨卡说。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也曾表示， “公益信托的最大优点是公益财产的捐赠人不须马上将资产转移给基金会或受益人，只须把资产委托给受托人，包括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基金会甚至个人，明确设定信托资产的收益用于公益目的，这样，这笔公益信托资产无须实行财产权转移就锁定了公益目的，而且不涉及纳税。”

公益信托资产独立于委托人，也独立于受益人，还独立于受托人，不会因受托人自身的财产风险而承担连带损失责任，避免了慈善资产管理风险带来的道德压力。

在徐永光看来，公益信托适用于所有愿意通过财产委托做公益的个人或机构，特别是为富人的巨额财产捐赠开辟了通道。假如曹德旺选择公益信托模式，而不是立即把福耀玻璃的股权转移给河仁慈善基金会，就不会发生捐了钱反欠国家税款数亿元的尴尬；陈发树也不必为承诺的股权捐赠难以实行财产转移而蒙受“诺而不捐”的冤名。

的确，记者查询河仁慈善基金会设立的背景显示：按现行《基金会管理条例》，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因此曹德旺要以股权的形式捐给“河仁慈善基金会”就会面临注册、纳税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等诸多体制障碍。为此，2009年4月，曹德旺正式向民政部递交申请书。2009年10月，财政部发布《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股权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规定：企业捐赠后，必须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不再对已捐赠股权行使股东权利，并不得要求受赠单位予以经济回报。此规定一出，股权捐赠大门才正式开启。

然而，涉及股权捐赠的税务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尽管河仁慈善基金会的章程规定，“原始股票转让给本基金会所需缴纳的税款，按合同规定，在过户手续完成后，由本基金会负责缴纳”，然而，由于税法的相对缺失，此次捐赠，曹德旺还是经历了欠税风波。

在业内看来，相较于发展比较充分的基金会，公益信托在制度上有着明显的优势。 “根据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法人。国内企业设立的基金会通常指公益基金会，主要从事家族慈善事业和公益活动，并未涉及家族财富传承私益方面的内容。”

季亨卡律师认为， “基金会可以募集资金并有效运用资金，同时基金会负有相对严格的资金管理和报告义务。不过，现行法律对基金会作出一系列规定，包括必须为特定的公益目的而设立；有规范的名称、章程、组织机构以及与其开展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有固定的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等。对于原始基金更有着严格的规定：全国性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分别不得低于800万元和400万元，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

此外，法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金额的8%。

虽然立法初衷是为了保障基金会对慈善事业的投入，但也使其行为失去弹性。

相对来说，公益信托并没有如此多的规矩，信托原始财产规模没有法律限制，信托也无须取得法人的资格。其受托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使用资金，只要符合资金的使用方向。同时，公益信托的资金管理者为受托者，一般为金融机构或者个人，而无须聘用大量专门人员，从而降低行政和人力成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且其增值保值的能力，远超过一般的基金会。

正因为公益信托的种种优势，国外大的家族都倾向于选择信托模式，这样做的好处是不需要一次性将赠产捐赠给基金会，由其全权负责，而是增加慈善资产的延续性、慈善活动的延续性。然而，在国内，公益信托的设立却在实际操作中遇到很大难题。

首先，就是股权能否作为信托管理财产的问题。有观点认为，由于信托登记制度的不完善，导致股权、房产很难作为家族信托管理的财产。其次就是税务问题，由于设立慈善信托的相关法规尚不健全，企业向公益信托的捐赠无法享受税收优惠。

同时，股权捐赠在国内一直面临的高税收门槛是很多企业选择海外公益信托之路的一个重要背景。在我国，股权捐赠视为销售，捐赠方和受赠方都要缴纳税款。以马云和蔡崇信的海外捐赠为例，如果马云直接将期权或股权捐赠给国内基金会，除了马云捐赠股权本身需要纳税外，就股票的增值部分，基金会在套现用于公益项目的时候还需要缴纳25%的所得税，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然而，对比公益信托发达的国家，税法均对公益信托中的财产及其收益的税收减免作了规定。以美国为例，公益信托财产所产生的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或投资所得，只要所得全部用于公益目的，则全额免税。

设立公益信托的委托人也可以享有一定的税收减免，其中一般公司法人每年最多可扣减应纳税额的10%，自然人每年最多可扣减应纳税额的50%。

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马蔚华在2014年全国两会时曾呼吁，“我国在制定公益慈善法律法规时，有必要引入信托机制，从公益慈善基金管理制度的层面，充分发挥托管人和管理人的角色和作用，以促使公益慈善基金透明、高效、持续发展。”然而，直到今天，信托在家族企业的财富传承、公益慈善方面发挥的作用仍然非常有限。

不过，也有部分律师对国内家族信托的发展持积极态度，Marshell律师就表示，“新公司法已经修改了股权登记的有关规则，新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也不再要求工商部门对股东出资额进行登记，法律不再强制要求对股权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根据新确认的规则，一方面只要公司股东名册作了登记，股权就具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最高法院近日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也明确了工商登记不是股权转让生效的条件，也就是说，未办理股权的工商登记不会导致信托不生效。因此，法律修改带来了家族信托发展的契机，股权纳入家族信托之中的障碍已经扫除。”

海外家族传承的“基金会+信托”模式

诚如季亨卡律师所言，目前国内基金会用于家族传承的案例非常有限，更多还是出于慈善公益的目的。而在国外，通过“基金会+信托” 的模式进行家族传承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拥有非常成熟的机制和相应的法律环境。

以博世集团为例，遵照罗伯特先生的遗愿，博世集团的股权结构被这样安排：博世家族成员持有少量的股权，为博世集团全部股权的7%；博世家族创立的公益基金会持有博世集团约92%的股权，但这部分股权仅仅享有分红权，却不享有投票权，换言之基金会无法介入博世集团的管理；而余下不到1%的股权由博世家族信托持有，但信托拥有93%的投票权，也就意味着博世集团的运营完全由家族信托掌控，而实际掌控信托运行的则有三类人士，包括博世家族代表、博世集团元老和社会贤达。

事实上，纵观很多海外大家族的财富传承设计，都不外是这种模式，即在“基金会+信托”的模式下，基金会持有较多股权，较少的投票权，信托持有较少的股权，较多的投票权。

那么，这样设计的原因和逻辑是怎样的呢？

曾经为犹太家族打理财富多年的加拿大律师辜勤华告诉记者，“一般的情况是，企业家族的实际控制人，通常也是财富传承的设计者，他们在进行财富传承设计时还没有去世，因此不可能把钱全部放在信托里面进行保护，因为财富一旦进入信托，就与它进行了隔离，很难再进行相应的干预。因此，通常的选择是把绝大部分财富（股权）放在基金会里，可以随时进行干预和控制，同时他也可以考察信托管理财富的能力和水平，如果根据信托契约，信托实现不了契约中的回报，他就可以以委托人的权利要求更换信托管理人。”

“在欧美市场上，信托管理人都是明码标价的，不同能力的人管理不同规模水平的财富。同时，更多的投票权放在信托，恰恰是信托管理人通过投票权改善或强化公司治理，进而谋求更多财富回报的重要手段。”辜勤华说。

更简单一点来说，基金会解决的是产权传承的问题，而信托解决的是公司家族治理的问题，是公司控制权的集中体现。

在现代公司治理中，美国学者阿道夫•A•伯利加德纳•C•米恩斯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关于控制权曾经有非常精辟的描述，“控制权既不同于所有权，又不同于经营权……”，如同是政治领域中的主权（Sovereignty）概念一样，难以捉摸，很难将权力（Power）严格地分离或明确定义。但在多数情况下，只要确定拥有选举董事会实权的人，也就确定了实际控制权的个人或集团。

从这个角度来看，控制权是决定一个公司政策的广泛权力。

然而，股东作为公司控制人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有时会出现股东控制权被经理人窃取的可能性，即“内部人控制”。那么，信托是否有能力或者如何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就成为一项重要的能力。

在博世集团的“基金会+信托”的模式下，通过基金会章程的设计，可以禁止基金会处分博世企业股权，从而实现企业产权稳定的目的。由于慈善基金会的特征，遭受债务追索的风险也较低，再加上博世家族基金会的资产与博世家族资产进行了隔离，博世集团的产权安全得到了保证。

同时，博世家族信托几乎完全掌握了博世集团的投票权，设计了公司元老们与家族代表、社会贤达共同参与家族企业治理的模式。同时，由于信托严格的契约精神以及诚信义务，家族公司治理能够保证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平衡的状态。

“在这一模式下，基金会持有多数股权，能够更好控制家族主要资产并获得更多的财产收益，实现基金会服务家族的主要目的。它不仅仅是一份产权的完整性，还事关家族精神和家族价值观的传承。”季亨卡业并负有相对更严格的信托责任，而且在信托架构中通常有保护人在旁监察以确保受托人为受益人的利益持有委托人的资产，因此在信托层面享有更多投票权，能从治理角度上更好地提升基金会和信托运作的整体安全可靠性。”

由此，产权设计可以确保家族企业产权独立，进而避免了家族成员的不当干预及成员个人风险对家族企业的影响；家族信托的引入，使得企业拥有科学的治理架构，既能引入外部职业经理人，又能够对企业运营实施有效监督；而家族基金会则可传承家族成就和精神，有助于塑造统一的家族价值观。

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律协（第九届）信托法委员会副主任张远忠告诉记者，“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西方非常成熟的信托法律环境。然而，在我国，很多法律在引进时由于翻译或理解不到位，导致在实际应用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加上部门利益，导致在落地推进上难上再难。而台湾地区对英美法系下成熟的信托法条文的理解上要大大超过我们，所以，台湾地区的信托业相对发达一些。”

“国内的家族信托尚处于起步阶段，结构设计相对简单且信托法律制度不够完善，能否真正达到资产保护与传承、节税避税、隐私保密等实际效果有待实践检验。”季亨卡律师也表示，“股权作为国内企业家财富的主要财产表现形式，由股权所有者将股权让渡给信托受托人的过程中，存在信托财产登记、所有权转移、税务（注入、转让和分配环节潜在的高额税收负担以及未来可能开征的遗产税风险）等诸多法律障碍。此外，与家族信托相配套的法律不够成熟完善，也给家族信托在实践时与有关法律（公司法、继承法、税法、上市规则、信息披露和其他金融市场监管法规）的衔接带来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

慈善基金的新动向

2015年12月1日，扎克伯格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为了庆祝女儿的出生，他和 妻子普利西拉承诺将他们夫妻持有的Facebook股票中的99%（约450亿美元）捐献给 慈善机构，用以发展人类潜能和推进平等事业。 （扎克伯格和妻子普利西拉） 这种举动，得到的除了赞美声之外，还有质疑和批评的声音。比如ProPublica网站 的记者就撰文，批评这对夫妇创建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有限责任公司来打 理他们的捐款的行为，认为这样既可以帮他们避税，又因为其有限责任公司的性 质，可以不用像传统基金会那样披露他们的具体活动。《大西洋月刊》则称其为“不 慈善的慈善”。

对于超级富豪慈善事业的质疑声一直都存在。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约翰·洛克菲勒 基金会就被美国总检察长谴责为“使巨额财富传承下去的无限期计划，完全不符合 公众利益”。 （洛克菲勒基金会） 大多数人对慈善行业的所知不多，通常会简单地把慈善理解为“金主”出钱解决一些 社会难题，或片面地认为是为了避税。但实际真实的慈善的世界远比这个复杂。甚 至很多初次接触这个行业的富豪，会被其复杂性所震撼。而因为对慈善行业的了解不足，而导致大额捐款打水漂的人也大有人在。

曾经的对冲基金管理人、亿万富豪约翰·阿诺德（John Arnold）的想法转变过程， 就非常典型。他热衷研究数据，并在刚接触慈善行业时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最终发 现，这个领域比他预想的复杂得多。他说：“我们原本希望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比 如找到五个最好的社会项目，然后我们出钱，不需要投入太多时间和精力。”但当 他真的开始对每个项目深入研究后，却发现确定哪个项目最有效、最好，是非常不 易的。越是深入研究，就越难做决定。

在美国，慈善行业正在成为一个强大的势力中心，在某些领域，甚至可以影响社会 的议程。慈善事业的崛起，不仅是发生在非营利部门的事，它同时也在其他地方造 成着影响，令这些慈善款项背后的私人力量变得更强。

以比尔·盖茨为例。他的盖茨基金会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帮助他，让他的钱发挥 最大的影响力。盖茨和妻子梅琳达建立基金会的初心之一，是因为1993年夫妻俩去 非洲旅游时，对当地医疗条件的粗陋而震撼，因此决定资助医疗行业，并对这方面 的慈善事务进行了研究，结果令他惊讶。他说，他一直以为很多初级的问题早就被 解决了，但真正进入这行后，才发现仍有很多巨大而显见的问题等待解决。 （盖茨基金会，全名为“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1994年盖茨建立了威廉·盖茨基金会，到了2000年，该基金会和盖茨学习基金会合 并为“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简称盖茨基金会）。

盖茨基金会在慈善行业是 巨人一般的存在，有一千多名员工，至今其规模已达到1200亿美元（包含盖茨夫妇 的其他私人捐赠），如果加上巴菲特捐赠给盖茨基金会的款项，则会达到惊人的 1500亿美元。 （盖茨和妻子梅琳达） 早在2009年3月，盖茨和好友巴菲特向洛克菲勒家族的第三代大卫·洛克菲勒（时年 94岁）发出联名信，希望可以吸引一批志同道合的人进行慈善事业。后来又经过多 次邀请和晚宴会，最终在那年年底，一批美国顶级富豪决定参加盖茨和巴菲特举办 的这个慈善活动。这个活动叫“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活动本身没有法律 约束力，仅是富豪们对愿意在死前捐出至少一半身家用于慈善事业的承诺。而这个 活动的门槛也非常高，只接受超级富豪参加。截至目前，已有约150名富豪加入， 被《财富》杂志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资金筹集活动。 但盖茨和巴菲特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并不只是让这些富豪拿钱，而是帮助这些 “金主”们更有效率地进行捐赠。以下几个问题，是捐赠前必须落实的：捐赠对象是 谁？捐赠的方式和效果如何衡量？捐赠事业，和这些富豪自己余生的规划，要如何 结合？最后这个问题比较抽象，但却是最重要的。 确保这些来自富豪的款项得到部署，并产生该有的影响，是个巨大的挑战，需要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毋庸置疑的是，巨大体量的钱，也随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

学者Kristin Goss的一项分析发现，美国排名前200家的慈善机构里，有近半数都 对制定公共政策表示了兴趣。 而与之相对的，是美国相关机构对教育、科学、基建、环境等等领域的预算逐年下 滑，公共部门正面临财政问题。而公共资源和活力的萎缩，会给私人慈善家带来更 大的权.力。他们可以在教育、科学、环保、医疗等多个领域进行资助。 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如果一个美国政.客，对改善某个社会问题有自己的想法， 那么他可能会试着通过说服一个亿万富翁来实现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游说选民。富豪将在这类问题上越来越占据主导权，相对地，就降低了普通美国民众 的话语权。

学者Martin Gilens将不同收入群体的政策偏好，与华盛顿特区的实际政策结果进 行了对比，得到的结论是，绝大多数普通美国人的政策偏好，对相关机构是否采取 某项政策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而2008年Larry Bartels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收入排名后三分之一的人的偏好，对政策制定毫无影响。越来越多富豪自信自己的能 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来越多的普通美国人开始怀疑自己的意见是否重 要。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这种集体意识的侧面体现。

当然，一味地把这些富豪捐赠人视为无情的黄世仁也有失偏颇，不可否认相当一部 分富豪的捐赠动机里，也有社会责任心、父母的影响等温情的因素。但不得不承 认，一个普通人需要通过一场大变革才能实现的目标，一个富豪可能自己就能完成了。 因此尽管盖茨自谦自己和其他慈善家并没有做出多少贡献，但仍有人批评说，这种 说法是烟幕弹，目的是掩盖战略性的私人资金在公共系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事实。

2010年，美国全国州长协会最佳实践中心和各州教育长官委员会公布了“共同核心 （州立）标准（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的最终定稿，标志着由美国 各州制定全国统一课程标准时代的结束，除阿拉斯加和德州外的其他48个州将采用 并实施统一标准。这项工作得到多个基金会的支持，但这项倡议获得采纳，主要取 决于盖茨基金会。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是盖茨夫妇决定了美国数千万公立学校的儿 童将学到什么、如何学。 （盖茨因“共同核心”项目引争议） 盖茨本人自然也为此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他重申了自己 的观点，说基金会的工作目的，是为政策制定者增加可选项，而不是直接告诉政策 制定者怎么做。

盖茨是成功的例子，当然也有因为经验不足、当了炮灰的富豪。本文开头提到的扎 克伯格就是个例子。2010年起，他出资改革纽瓦克公立学校，试图扭转其全美垫 底的成绩和糟糕的教学情况。四年过去了，扎克伯格的一亿美金捐款全都被花光， 但这个学校的成绩依然毫无起色。 扎克伯格不是这个项目里唯一的出资人，但因为出钱最多、最有名，挨了最多骂， 批评者认为这是自上而下、自大傲慢的教育慈善的又一个反面教材。除他之外，第 二大捐赠者、对冲基金经理比尔·艾克曼（Bill Ackman）也捐赠了2500万美元。艾 克曼认为非营利组织是一门生意，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工具。并且他和很多商界领 袖一样，对公共管理机构不抱希望，认为它们低效、领导力低。但他并不认为慈善 机构可以取代公共管理机构，而只是起到了改善的作用，如果运用得当，可以朝正 确的方向进行推动。

富豪利用慈善事业发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在美国古来有之，但近年来愈演愈 烈，且手段更加复杂。2010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为应对日益增长的赤 字，成立了国家财政责任和改革委员会。虽然该小组由两名公职人员主持，但其中 一些高级职员的薪水，是由非官方慈善机构支付的，比如Ed Lorenzen，就是背靠 黑石集团创始人彼得·彼得森（Peter Peterson）的彼得森基金会。在这个委员会 结束其工作任务后发起的“债务修复运动”，也是主要由彼得森基金会出钱资助的。

美国顶级智囊团近年来纷纷涌入各类亿万富豪，最近最受富豪欢迎的智囊团是美国 企业研究所（AEI），这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保守派政策组织，距今已有75年 历史。这类智囊团在小布什担任总统期间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伊拉克战争背后的新 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部分构想，是在智囊团“新美国世纪计划”（New American Century）制定的。“美国进步中心”（CAP）也是比较有名的此类机构。而慈善事业 在这一结构里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因为亿万富豪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这个方式 为这些智囊团提供资金。

另外这种捐款途径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用来免税。 正是因为做慈善可以带来免税这个巨大的好处，因此很多慈善家都低调行事。像盖 茨这样的富豪，为避免公众的争议，宣布他的盖茨基金会会在盖茨夫妇都过世后的 二十年内停止运营。但实际上这个时间足以让他的三个孩子掌握大量的捐款资源了。

除了盖茨这种方式外，更常见的方式是，慈善家们会通过基金会结构的设计，让自 己的家族一代代掌控基金会。巴菲特的巴菲特基金会、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都 是其中的典型。约翰·安德鲁斯（John Andrus）创立的Surdna基金会，靠着这种方 式，已经运营了一百多年，基金会的董事会仍由创始人的后代控制。 很多超级富豪的野心也没有局限在美国本土，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便是一例。

早在1996年，《纽约时报》就很直白地写道：“尽管其他基金会和 慈善家更乐于帮助穷人和病人，但索罗斯却毫不掩饰地想影响行政议程”，并称其 为“重新定义慈善事业”的人。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Open Society Foundation）的最大关注点总是在海外，一直支持世界各地各类与公共管理机构持 异见的社会群体及活动（此处不方便详细写太多），让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向了青年 活动家、律师、纪录片制作者等等，范围涉及几乎所有大洲。而索罗斯的基金采用 的是永久持有的模式，会一直运营下去。 超级富豪基金会的能力范围如此巨大，且还能得到免税的巨大利好，和美国国税局 （IRS）对慈善活动的宽泛定义有关。捐助一个工人团体，推进关闭工厂的进程， 捐助一个政策团体，得到的税收减免可能都是一样的。 这导致很多美国人已经在争论过会是否应该限制慈善事业的税收减免，因为很多慈 善事业并没有给社会带来足够的价值。

基金会的世界就像一个黑匣子，里面装满了 越来越多的富有免税机构，但这些机构的有效性是不确定的，反倒增加了公共管理 机构的成本。 于是为了改善这个局面，2014年一个名叫“共享洞察力”（Fund For Shared Insight）的基金成立了，而这个基金的成立目的，是帮助各个基金会更好地听取 来自非营利组织的意见。 如今，许多新步入这个行业的慈善家都不愿建立大型基金会，一方面是害怕慈善会 本身耗费的大量管理费用，另一方面也担心基金会自身会变成一个臃肿的机构。 于是乎，互联网等新兴行业的新贵们，为了破局，也加入了这个“慈善战场”。

其中 最典型的是投资人肖恩·帕克（Sean Parker），他和Ron Conway在2015年启动了一 个名为“经济创新集团”（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的组织，并多次在《华尔街 日报》等媒体发文，反对传统的捐赠方式，并主张以黑客精神进行捐赠，迅速部 署、下大赌注、抵制制度化，并直言布隆伯格、索罗斯等人的慈善是通过慈善影响 公共政策，进而扩大影响力，是一种政治宣传。 这些激进的言论招来了很多慈善机构的抵制，但肖恩·帕克的看法其实代表了相当 多科技界、乃至更广范围内财富新贵们的想法。

但与此同时，这些新贵们带来的“没耐心”的资金，其实也会带来相当可怕的后果。 他们通常因为过于自信，而对待解决问题的复杂性知之甚少。一个人能通过软件赚 大钱，不代表他同样明白基础教育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这种巨大的资金注入，配上 不负责任的行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By 钩成

Gary Gensler，这是一个让加密世界为之震动的名字。自今年 4 月就任 SEC 主席以来，他对 Crypto 施以的管制措施，让 Crypto 行情波动频频。

9 月初，有消息称 SEC 对 Uniswap Labs 展开调查。此后，SEC 又以诉讼相威胁，要求 Coinbase 取消其借贷产品的推出。10 月 5 日，Stablecoin USDC 发行方 Circle 表示，已于 2021 年 7 月收到美国 SEC 执法部门的调查传票。SEC 要求 Circle 提供有关「某些资产、客户计划和运营的文件和信息」。Uniswap、Coinbase、Circle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不同程度受到了 Gary 的影响。

今年 4 月，Gensler 履新 SEC 时，曾令不少加密投资者感到了些许的欣慰。与众多对加密世界一知半解的官僚相比，Gensler 被称为是「监管系统中最懂 Crypto 的人」，这位在 MIT 斯担任全球经济与管理实践教授的监管人士，曾在 MIT 开设「Blockchain and Money」课程，这一课程在 Youtube 上已有超过 410 万次播放。

但随后接踵而来的监管大棒，让投资者放弃了这一不切实际的想法。《经济学人》发文称，美 SEC 主席 Gary Gensler 希望开展一场「驯服金融」行动，加强对加密行业的监管，但需要大量资金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Gensler 的监管政策，或许比此前任何一任 SEC 主席都要更为严格。「历史告诉你，在（监管）外面不会持续很久。归根结底，金融与信任有关。」他曾经这样评价加密金融。在他眼中，对整个加密世界施以监管似乎势在必得，」（Crypto）在全球价值约 2 万亿美元的水平和性质上，如果从现在起 5 年或 10 年后还有任何相关性，那就是在一个公共政策框架内。」

失意的加密新贵

作为第一个美股上市的 Crypto 交易平台，Coinbase 的行业地位举足轻重，财报显示，Coinbase 第二季度盈利 16 亿美元。回看 Coinbase 受到的监管，我们不难发现，加密新贵与传统金融的纠纷，已经愈演愈烈了。

8 月中旬，Coinbase 在博客中表示，平台即将在美国 17 州提供以 BTC 为抵押的现金贷款。Coinbase 发言人称新的「借款」功能将在秋季启用。此外，Coinbase 还在计划探索更多的 Crypto，并将支持更多的州。「我们正在美国更多的州积极寻求许可。」

在加密交易领域，借贷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产品，在合规交易平台，投资者可以在像 Gemini 这样的平台上找到类似的功能，它允许用户将他们的 Crypto 借回交易所，以获得远远高于传统储蓄账户的利率。Coinbase 计划推出 Lend 产品，其功能是让用户持有稳定的 USDC 头寸，并获得 4% 的 APY (作为起始利率)。

但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9 月初，SEC 警告称该产品为证券，Coinbase 应叫停这一产品，并指出如执意推出，将面临 SEC 起诉。尽管 Gensler 曾教授 blockchain 课程，但他本人表示从未购买过 BTC 或任何其他 Crypto。他几乎所有的净资产都在股票市场上，这使得股票市场价值增加符合他的切身利益。外界有一种声音认为，SEC 叫停 Coinbase 的计划很可能是该公司的产品威胁到了银行的利益。

针对这一监管举措，Coinbase 起初并未屈服。其 CEO Brian Armstrong 连发 21 条推特回应，向公众抱怨 SEC 拒绝与 Coinbase 就此事进行沟通：「我们致力于遵守法律，有时法律是不清楚的。如果 SEC 想要发布指导意见，我们也很乐意遵循。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拒绝向业界提供书面意见，并关上大门，对外实行恐吓政策。不管他们的理论是什么，这感觉就像是在和其他监管部门抢地盘、争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SEC 也仍未公布 Coinbase 的借贷服务被认定为证券的细则文件。Coinbase 的首席法务官 Paul Grewal 在博客中表示，SEC 认定借贷为一种证券令他感到难以理解，「（SEC）并未指出是如何下出这一结论的。」

「抢地盘」的说法空穴来风，今年 8 月时 Gensle 曾公开表示，华尔街最高监管机构需要国会授予其额外权力，以监管庞大且不断发展的 Crypto 市场。他在阿斯彭安全论坛 (Aspen Security Forum) 上谈到加密问题时称，SEC「已经采取并将继续采取行动，让当局走得越远越好。与 Crypto 有关的某些规则已得到妥善解决。」同时他也指出，「我们需要更多的国会权力机构，以防止交易、产品和平台落入监管漏洞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资源，以保护这个不断增长、动荡不安的行业的投资者。」

Coinbase 与 SEC 的博弈在加密世界人尽皆知，许多监管官员都对 SEC 的态度感到震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SEC 的态度都没有如此强硬过了。」杜克大学法学院教授 James Cox 表示。

9 月 20 日，据彭博社报道，Coinbase 已经终止了推出借贷功能的计划。

监管老手 Gensler

Gensler 曾在高盛工作了 18 年，对金融市场的了解远超大多数监管人员。在进入监管系统后，供职履历包括财政部、CFTC、SEC。并在安然公司 (Enron) 倒闭后参与起草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Sarbanes-Oxley)。该法收紧了会计标准，对上市公司施以更为严格的监管，以此来减少诸如安然此类重大风险的发生。

奥巴马政府时期，Gensler 进入 CFTC 工作，他看到了巨大的场外交易市场的风险，迫使其进入更严格的监管框架。Gensler 认为，「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明智的监管，再加上积极的执行机制，我们才能充分保护美国人民，保持我们的经济强劲。」在他的带领下，SEC 进行了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一系列监管措施。

加密新贵与传统金融的博弈正在展开，Coinbase 并不是加密行业第一个受到打压的产品。9 月初，华尔街日报刊文指出，SEC 正在调查 Uniswap，SEC 官员正试图了解 Uniswap 是如何营销的，他们称 DeFi 平台不能免受法律的审查。此外他们还想了解加密借贷的相关信息。

「Code is law.」尽管这句话在加密社区广为流传。但正如克雷格 · 赖特博士反复强调的那样，「代码不是法律，政府不会长期容忍有人试图绕过他们的法律。」在所有代码项目的背后，都有人在编写代码。金融监管部门显然没有站在加密社区的立场上，目前的状况似乎表明，针对 DeFi 的监管正在大张旗鼓的展开。而在 2020 年的 DeFi Summer 之前，这一领域并未被监管所注意。

针对 DeFi 的监管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这对加密社区带来的影响我们仍未可知。曾有投资银行家这样表示，「影响几代人的技术已经出现，这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与公共政策分道扬镳。」而这种与监管疏离的态度则引发他的担心，「我想指出，历史上在公共政策框架之外的金融创新都不会长期繁荣。」

Gensler 并不反对 Crypto 投资，「尽管我对这项技术持中立态度，甚至对它很感兴趣–我花了三年时间 (在大学) 教授相关课程，并逐渐融入其中–但我对于保护投资者的立场并不中立。」但他也警告加密市场投资者，「在许多情况下，投资者无法获得严格、平衡、完整的信息」

「如果有人想投机，那是他们的选择，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有责任保护这些投资者免受欺诈。」但他警告称，投资者保护力度不够。「坦率地说，这个时候更像是西部荒野。」他解释到。

监管舵手，能否掌舵加密行业？

Gensler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学期间，曾加入帆船队并担任舵手。为了能胜任这一角色，他曾成功减肥并控制体重，以此来让船只取得更好的的重量配比。如今 Crypto 的浪潮袭来，作为 SEC 主席的他，仿佛又再一次回到了那个舵手的身份。

比起已运行十余年的 BTC，stablecoin 这一金融创新无疑更加令监管层捉摸不透。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stablecoin 已经变成了一个超过 1200 亿美元的庞大市场，而且其中大部分的增长都是在近一年里完成的。

而针对 stablecoin 的监管政策，同样也是最为复杂且难以捉摸的。在今年 6 月，美联储监管副主席 Randal K. Quarles 在一篇演讲中高度评价了美元 stablecoin，认可 stablecoin 的创新。「我认为我们必须充分考虑 stablecoin 的潜在好处，包括美元 stablecoin 可能为美元在全球经济中带来支持的作用。」而 SEC 对 stablecoin 的态度则有所不同，它对这一创新并未给予正面肯定，并要求对 stablecoin 施以强力监管。

Gensler 认为，当前的 stablecoin 市场就像曾经的野猫银行时代，由于货币种类繁多，他看不到 Crypto 的长期可持续性。在 9 月的一场听证会上，Gensler 向国会议员保证，华尔街最高监管机构正在加班加点地制定一套规则，以监管动荡的 Crypto 市场，同时平衡美国创新者的利益。

在 1836 年至 1865 年期间，野猫银行与州立银行并存，银行会发行可兑换流通金、银币的私人美元，而这些存款的储备由政府债券或房地产票据支撑。在这个时期，大量野猫银行破产，为储户留下了一文不值的「美元」。

（野猫银行时代的私人美元）

但这并不代表政界对 Crypto 的一致观点，其内部也有不一样的声音。美国参议员 Pat Toomey 就曾抨击 SEC 的监管政策。Pat Toomey 在给 Gary Gensler 的致信中表示，新领域的投资者需要明确的规则和指导，而不是严厉的执法和罚款。「我对 SEC 缺乏监管清晰度的担忧得到了包括 SEC 专员在内的其他人的认同。在最近的一项执法行动中，SEC 专员 Hester Peirce 和 Elad Roisman 表示，他们对 SEC 未能解释哪些数字资产是证券感到失望。」他向 Gensler 施压，要求说明 stablecoin 是否符合证券的定义。

金融已经被创新爆发所颠覆，Gensler 必须弄清楚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其进行监管。虽然市场现在可能还不够大，不能算作系统性风险，但监管机构仍需拿出应对风险的计划。「我认为我不会那样做,」Gensler 认为，如果投资者想要了解相关风险，SEC 有责任发布一些信息，供其关注和评论，进行经济分析，并真正了解投资者在说什么。

Gensler 上任以来，加密世界与传统金融的纷争愈发的公开化。或许在短期内，监管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情绪产生负面影响，但长远来看，建立完善的监管框架也许能让 Crypto 世界愈发走向成熟健康。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答案。

By 区块律动

在与10余位东北医生、院长、卫生行政管理者的对话中，我们发现了一股长达20年的“东北医生迁徙潮”。

有人发现，20年前与自己同批进院的20名医生，仅剩下了2名；有人计算，“医院走的医生，都能再开个三甲医院了”；有人预测，“这只是开始，离开东北的医生还在增加”。

“随着东北的衰落，只要南方（医院）来挖人，基本就能把医生挖走。”一位多年参与东北公立医院建设的专家告诉八点健闻。城市衰败的样貌，医院发展的缓慢，纠葛的人情社会，低于物价涨幅的工资……一种无法吞咽的失落感，在东北医生的群体里蔓延。

“离开的原因太多了，留下的理由越来越少。”一位完成了“南北迁徙”的医生说，“到最后，连一个留下的理由都没了。”

走，几乎成了每个东北医生都动过的念头。

有人走成了，“年薪翻了3~4倍，每天拼命让新同事知道我的实力”；有人无奈与家人分离，“一直没回老家，2年没见过妻子和孩子”；有人没走成，“休假去南方找了一圈，都不合适，又回去上班了”。

一些人选择转身，奔向另一种生活。另一些人决定讲着“乌托邦”的故事，留在东北“死磕”。他们有时聚会，讨论那些离开东北的医生的生活；有时互相劝慰“实在干的不高兴，你也像谁谁一样，去南方瞅瞅”。

东北人天生乐观，爱唠嗑、开玩笑。但我们的访谈过程充满了苦笑、叹息还有泪水。有人愤怒，有人悲伤，更多的人牵挂，“我离开后，我的家乡、我们的医院变好了吗？”

流失迁徙进行时

根据丁香人才的数据，从2018年8月~2021年8月10日，通过丁香人才投递的东北三省医生简历数，多达24万份。

从向东北递简历的次数来看，其中辽宁省医生投递简历的次数最高，高达24万次；黑龙江省次之，共12.8万次；吉林省排第三，4.9万次——东北三省相加，占投递简历总次数的74.5%，外地流入极少。

而东北医生的投递方向，意向职位为东北三省地区的占比仅13%，也就是说，其他87%的简历都投向了东北以外地区。

这个“迁徙”求职通道，仅仅是东北医生外流的其中一条。

尚大伟，在吉林一家三甲医院里工作了24年。“向南迁徙”之前，尚大伟是科室的绝对骨干。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尚大伟从东北一家医科大学毕业。在那个年代，硕士生不多，尚大伟在东北医疗圈里是绝对的优质人才。同一批进院的，还有其他20多名毕业生。

“过了20多年，当年一批入院的20几个毕业生，现在就剩2个人了。”尚大伟说，“其他都走了，去哪儿的都有，北上广和南方。”

尚大伟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跟家乡的羁绊很深。目送同事们一一离开，尚大伟“一直坚持到了最后”。终于在3年前，女儿上大学后，尚大伟才痛下决心辞职，南下去了广东。

“骨子里最不想背井离乡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不行，你在这个地方把青春已经撒下了，但不能再把最后的职业生涯再留在这儿。”尚大伟说，那是让人特别失望的感觉。

“医院没有向上的生命力，年轻、年老的医生都在混日子，每个人都很迷茫。”尚大伟的希望是在20年中慢慢消失的。尚大伟强调，“不是非要当科主任，是我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医生？有了正高职称，怎么还让我当个住院医？”

他觉得无可挽回，“医院走的医生加在一起，都可以再开一个三甲医院。”

这种浮动的心态，从医生个人的出走、点状的流失，演化到科室主任，成了人才组团式的流失。

在东北的医疗系统内，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出走的不在少数。

一位在东北工作了40多年的老医生王杰，这些年见证着身边的优秀团队一个个“逃离东北”。

他告诉八点健闻，仅仅过去五年，他所在城市的医疗系统就有20多个团队离开故乡去到南方。“其中包括100多位副主任医师以上的教授和副教授，大多是年富力强的教授。”

他举了几个例子，东北一个省份三甲医院的顶级肿瘤专家投奔到了一线城市的顶级肿瘤医院后，组建了中国最强的结直肠肿瘤中心之一；一个东北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消化窥镜团队，几乎全员去了某中部省份的一家三甲医院。

还有一位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出走南方某大学的附属医院并担任主要管理者。

其他组团去南方、去深圳的更是不胜枚举。

数据显示，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入在2013年开始开始由升转降，自此后，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现象开始明显加速，并在2016年达到一个小高峰。据相关报道统计，2013-2019年间，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规模分别为0.79万、5.22万、25.89万、34.9万、32.23万、32.54万、33.17万。

过去数十年间东北医生的具体外流量已无从考据，仅知道，一次简历的翻阅、某位学科带头人的号召或某个医院同事南下成功的刺激，都在某个时间点一次次加速着这种潮流，让黑土地培育出的一个又一个优秀医生选择与家乡告别。

这场外流，也许在2016年，就在东北人口外流高峰共振时达到最高点。又也许，最高点还未到来。

此刻，依旧不能用静态的视角，去看待东北医生的批量流失。这并非是一个等待解决的结果，而是此时此刻仍在发生、正在发生的一个现象。东北医生，仍在书写这段历史。

走，有万般理由

医生为什么接二连三地走？因为落后、因为衰败，因为有对比。

一位东北的医院管理者，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疲于奔命”维持医院的人才队伍。

当他在职业生涯的暮年来到南方后，对东北与沿海的医疗系统差异，有了更深的体会。

“深圳医院的发展方式，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讲，我觉得做法非常正确。”他告诉八点健闻，“医院所有的经营，比如说设备的购置、基药采购、耗材采购都是政府出钱采购，医院没有了这些负担，或者说没有这些额外的工作，就能一门心思把医疗做好。这是我的感受，在这里真正做成公立医院，它能发挥它的公益性。”

这离不开财政的支持，医院发展迅速后，随后有人才引进计划，“孔雀东南飞”就不足为奇。他发现，在他来这里之前，医院里已经有一大批从东北来的医生“移民”。

东北某地级市卫健委的一位官员，也讲述了自己的观察。

“有一次我在深圳那边待了几天，去旁听当地的会。一个地区要建医院的时候，一般情况，政府投入都会往下砍预算，深圳却是往上加预算。10个亿的预算，它会往上加到15个亿。总的来说，深圳财政预算比较充足，公共卫生收入比较大。”

这种充裕的公共卫生投入，还有做好医疗业务本身的纯粹，对那些有抱负、有想法的东北医生，有着难言的吸引力。

尚大伟离开吉林，来到广东佛山的一家三甲医院。他发现，这家医院有想法，也有能力，去扭转医院本来的困境。

“医院投入资金引进人才，支持这些外来的医生做更多的尝试。”尚大伟不仅获得了比过去多3倍的收入，让他最有成就感的是，自己有施展的空间。

“我刚到时，ICU只有2张病床。现在，我带着ICU和内科团队，共有25张床，7名医生。”尚大伟把此前20年的工作经验，倾囊相授，觉得从没像现在这么快乐。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北紧张的医疗投入与千纠万葛的人情关系。

高春燕曾是东北一家三甲医院的儿科主任，对于东北与南方沿海医疗投入的差别感慨万分。

“做什么创新都需要钱。在东北，医院没有那么多钱，只能望洋兴叹。我去深圳，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缺的是病人。过去我在ICU的时候，设备是借来的，连大夫也是借来的，外科借1个，内科借2个。没有必须的设备来开展工作，领导帮着向各科借。”

研究显示，2008年~2017年间，我国四大经济区域财政医疗卫生服务支出的排名次序依次为——东部区域、西部区域、中部区域和东北区域。东北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支出由 2008 年的 215.12 亿元增长到 2017年的913.02 亿元，10年增长了4.24倍，年均增长率仅为17%，在四大经济区域中增长速度最慢、排名最后。

从医疗卫生服务支出占社会医疗卫生服务总支出的比例来看，东部地区约占 40%左右，而东北地区为 10%以下，依然垫底。

如果说，因为社会经济利益的驱动，导致的流失是客观规律；那么人情社会的纠葛以及政治生态环境的干预，则让人感到分外揪心。

黑龙江一家公立医院的医生，说起东北人情社会里——人情的重要性。

“曾经有一个口腔科主任，个人水平很高，带来收益也很好，但上面就是不给晋升，分配的奖金少，一个月只有2万。但如果你和医院院长关系好，发奖金就多。评职称，晋教高，都需要事先打点，不然评审根本过不去。”

王杰说起这种风气与环境时，语气里也满是痛惜。

“一个医生、一个顶级医学人才，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只有个性才能冲破一切，才能把科研做好，更好地为病人服务。但我们这里有个性的医生，通常不怎么讨人喜欢，很难得到提拔。而且连当选一些专业委员会的职位，都需要看人站队甚至走后门，这导致了我们医学人才的流失和后继乏人。”

而往往这些纠葛与干预，恰恰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曾经我在开展某项新业态的时候，就有不是我们专业口的领导向医院施压，让我接纳某个项目，我拒绝，得罪了很多领导，觉得我不懂政治，影响前途，也让我很不舒服。”某三甲医院的一位科主任，向八点健闻讲起这样一个片段。

“那个时候确实动过想走的念头。”

这样的环境得不到改善，无异于在变相地、主动赶走那些优秀的医生。

一个时代的缩影

东北医生的流失与被虹吸，是中国整体社会资源，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聚集的一个缩影。某种程度上，这决定了这场迁徙潮广阔的地域尺度与漫长的时间尺度。

“现在不是留人才，而是能否留住人的问题。”

王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东北一家历史悠久的三甲医院至今，已经40年，在那个年代，东北的医疗系统人才济济，多个学科在全国排名前列，非常辉煌。

“大约到了90年代初，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王杰时常回忆起，变迁开始的历史节点。由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发力，北上广深等城市的发展，沿海地区的崛起，很多人、包括王杰自己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学成后基本都闻风而去，甚至出国去留学。

发生在王杰身边的“迁徙”，从90年代，一直持续到了今天，20余年里王杰陆续看着人员离开，“我迄今带了五六十个硕士、博士，多数都留在北上广深或者国外。

一位多年与东北医疗系统的公立医院院长打交道的专家告诉八点健闻，“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院长私下会说，这些年，只要南方来人想要，薪资又不差，基本就能挖走。”

院长也会私下会说，“当这种诱惑来临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扛不住，能要求那些优秀的医生扛？”

“人去哪里，医疗需求就在哪里，不仅是医疗教育，各种资源都是如此。”广州艾力彼医院管理中心（GAHA）主任庄一强认为，“医疗只是整个社会现象的一个侧面，这不能怪医生。”

整体社会资源的配置，呈现出“东北低迷，东南火热”的趋势。这个趋势，与全国城镇化的规划也相对一致。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东北地区人口占全国6.98%，下跌1.2%，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的趋势没有扭转迹象。与此对应，我国东部地区，人口呈现正增长。其中全国人口增长较多的地区，前三位都在东部：广东增加2169万人、浙江增加1014万人、江苏增加608万人。

前三位广东、浙江、江苏，恰好是东北三省的医生投递简历最高的三个省份，此消彼长的关系一目了然。

近些年，东北医生青睐深圳。根据数据显示，过去五年，深圳市在卫生健康领域累积投资超过1500亿元，是十二五期间的2.5倍，到2025年，深圳全市床位总数将达到8.29万张，医生总数达到5.5万人。

高速发展，势必对人才需求的激长。

“只有中央政府才会考虑全局，地方政府与地方卫健委，肯定是看局部。像深圳，为了满足它自身的发展需求，势必就会从其他地方挖医生。”庄一强进一步说。

困局无解

2019年，吉林、辽宁、黑龙江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3.93%、16.20%、13.8%，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3个百分点、3.6个百分点、1.2个百分点。

虽说老龄化是全国性的难题，但叠加上人口净流出的影响，东北三省的负担尤其重。

“这就是东北无解的困境，再过20年，东北会有更多老年人，GDP倒数、老龄化排在前几名，负担非常重。”王杰说。

除了老龄化问题对地区医疗资源的一场考验，东北地区公立医院本身的运转也困境重重。

“有些东北省份的公立医院债务特别重，全省排名前位的大型公立医院负债从十几亿到几十个亿，甚至有些医院已经到了快破产的阶段，背着那么多债务需要还，还如何有宽松的环境搞科研看病？”王杰说出了他的担忧与疑虑。

而在重重压力下，东北部分公立医院，尤其是省会以外的其他区域，却在流失中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

大连某三甲医院检验科的许林，也讲述了东北医院面临的困境。

“我们医院还是比较雄厚，走的人没那么多，没出现人才断档，但我在齐齐哈尔三甲医院的同学，医院离职的很多40多岁的人，正是科室的骨干。”许林说，还有一波走的是“下一代的老教授”，这些教授也是中坚力量，比他们老的已经退休，刚招的学生还难担重任。”

东北医疗系统的困境，目前并无好的解决办法。

“富裕的地区不仅会吸引医生，也在吸引更多的高质量医院来落户，这会形成一个正循环。”庄一强指出，这是现阶段医院高质量跨省扩张的一个趋势。人才“劫贫济富”的趋势必然在发生。

“东北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现在的状况甚至会加剧。”

无论“人才流失”困境最终能否反转，但过程中无法让人忘怀的是东北医生们的失落与幻灭，他们的种种希望，都在漫长的等待、兢兢业业地付出、对医学的执着之中，逐渐被浇灭。

在李雪琴的脱口秀里，铁岭是宇宙的尽头——走出去的人，绕了一圈还得回东北。但在很多东北大夫眼里，离开东北，到外面行医，才是去宇宙。

逃离的医生，他们充满浪漫的理想，带着伤痕去流浪。他们从未将自己视为某种胜利逃亡者而感到得意或庆幸，当看到家乡曾经辉煌的医疗系统一点点衰败却没有好转的迹象，他们与留在原地的人共享着同一份悲伤与不甘。

电话那头的佛山深夜闷热异常，谈起家乡医院的细节，2年没回家见妻女的尚大伟，东北口音里满是乡愁：

“离开东北，伤感更多一些，庆幸根本谈不上，谁不想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一点？”

By 李琳，陈鑫

眼前是四川省达州市仙女山的一个千年古刹-云海寺，云海寺目前共有出家修行人30多位，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以四川贵州重庆为主，也有一些来自北方的出家人，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30名僧人中有一半的人具有大学学历，其中包括西南交通大学的博士、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等，好多都是“学霸”，现在这么多的大学生高学历人群，不参加工作，直接剃度出家，在中国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无独有偶，最近小编参加原单位同事家孩子的婚礼，听说一位老同事退休后，剃度出家了，不仅他出家了，而且她的老伴也出家了，他们夫妻俩一个去了峨眉山，一个去了五台山，而且把自己家里的房子也捐出去了。并且他的儿女们特别支持父母的行为，父母的财产他们不要，无偿捐出了。这些儿女说，等他们孩子大了，也会考虑剃度出家的。寺庙外面的人，真的很虔诚。

985女学霸19岁出家

1989年，释正孝同出生于河南，年幼时期她便接触到了佛。她的母亲是信佛的，在母亲的影响下，从小释正孝同便对佛门产生了向往。耳濡目染之下，即使年纪小，对佛法也比较精通。不过彼时她并未想到出家，跟许多女孩一样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好的大学。释正孝同从小成绩不错，高考时，便一举考上了山东大学。

这所大学是985、211，算得上是中国重点大学，可称为高材生的释正孝同却迷茫了。从小信佛的她对身边以及社会上的不良风气都感到困惑和迷茫，相较于毕业之后找个好工作，忙忙碌碌、混混沌沌的度过一生。她更向往的是清静的地方，远离尘世，远离这些不良风气。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在经年累月的接触下，真的选择了在19岁那年出家。

据说她在出家前，还做过一个梦，梦里她是佛祖跟前的弟子。佛祖让她来到人间，只是为了度更多的人，不过这个传闻显然有些不真实，更像是编出来的。她出家更多的应该还是看开了，无论是什么原因，她跳出了当代人同样的人生过程，选择在天台山出家。不过不得不说，虽然出家了，但她依然颇为引人注目。

没有头发没有影响到她的外表，反而更加的清新脱俗，像佛光一样照人。当然啦，释正孝同吸引众多游客也不单单是清纯的外貌，还有她的才气。这位能上985高校的尼姑自然是不一样的，她多才多艺，会跳舞、朗诵、声乐、提琴等等。现如今她成了天台寺艺术团的主持人，这个团是我国唯一一支由僧人组成的艺术团，除去表演一类，她还担任了主持人的身份。

不仅如此，释正孝同的修养还颇好，花在修行上的时间也是大量的。其实人和人的人生本就应该不一样，她有这样的选择，是认为这种方式更适合她。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毕业名校也未必能快乐。只要她自己喜欢这样的生活，不还俗也未尝不可，如今她已经接近三十岁了，却不打算还俗。

她没有忘记初心，默默的完成自己的理想，安静的生活对于她来说才是真心喜欢的。或许出家前，释正孝同也有很多不舍的东西，她也曾迷茫过未来该怎么办。但她都克服了，将不舍的东西舍下，这是信仰的力量。在这个悲哀的时代，能有自己的追求是好事，起码这是自己所愿，是许多人不敢的。而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敢于踏出那一步，也是极其勇敢的事情了。相信无论到底过得如何，释正孝同也不会后悔自己所为。

清华博士不顾父母下跪哀求坚持出家

1980年的时候，张明光出生在河南商丘。他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一年到头来也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他们都用心呵护着自己的儿子，并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好好读书，长大赚很多的钱。

从小就特别懂事的张明光为了缓解父母的压力，曾经主动干一些家务劳动，可却遭到了父亲的责骂。他父亲说，你现在唯一的事情就是好好读书，其他任何事情都与你无关。那么他父亲为何会有读书至上的观念呢？

1966年的时候，商丘的农村被选为知青点。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全国各地的有为青年纷纷上山下乡了。他们的到来，给偏远的农村带来了很多活力，也带来了很多新的观念。由于和普通老百姓吃住都在一起，所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一批普通老百姓。

1977年的时候，国家恢复了高考。那些上山下乡的有为青年们，为了改变命运，纷纷都参加了高考，进入了大学的校园。1980年的时候，这些人正好毕业。由于当时的我国还是计划经济体制，所以国家分配工作，因此这些人都获得了很好的工作。

张明光的父母非常羡慕那些知青们，同时他也深刻地感受到，高考是贫苦人家的唯一出路。因此当他的儿子诞生以后，他们就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一心想要把儿子培养成读书人。

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望，张明光刻苦学习

张明光从小就特别懂事，他深知父母的不容易，也知道父母的期望。为了缓轻父母的压力，也为了将来更好的回报父母，从小他就刻苦学习。

在读小学的时候，张明光的注意力就非常集中。根据心理学研究，孩子的注意力一般在20分钟左右，但张明光的注意力达到40分钟，这也就说明了40分钟的课堂，张明光一刻都不走神。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明光也越来越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观念也发生了转变，由最初的为了父母而读书，变成了为了自己而读书。这种观念的转变，极大地调动了张明光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读高中的时候，张明光的成绩已经名列前茅，是班级的佼佼者。老师们都称他为是读书的天才，考试的神童。张明光的记忆力也特别好，能把老师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也能把做过的每一道题都记下来。

而且张明光的理解能力也特别强，经常能够做到举一反三。通常情况下都是，老师讲完例题以后，张明光自己就能解决所有的变形题，并且还能想出与老师不一样的解题方法。天资聪明，后天又努力，张明光的成绩一路高歌猛进，最后被清华大学录取。

我们都有这样的观念，那就是高中三年是最苦的三年，大学四年就是最轻松的四年，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总之读书是最没有必要做的事情。但是张明光并不想虚度大学的光阴，认为大学才是人生的起点。

因此当同学在玩耍的时候，张明光奔波在图书馆和自习室的路上。当同学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张明光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中。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其他同学只能找一个不好的工作时，张明光却成为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

非常适合读书，也特别热爱读书的张明光又充实地度过了自己的研究生时光，在2004年的时候，成为了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可是在读博期间，张明光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并做出了一个令人不解的决定。

博士毕业以后的张明光，不顾父母的反对，选择出家

有人问张明光为何要读书时，张明光总是说因为不想辜负父母的期盼，而且在读书的时候，才能忘记生活的压力与烦躁。可是当博士毕业以后，张明光不再需要读书，他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转变。

博士毕业的张明光在一家很好的公司找到了工作，工资也比较高，他一个月的工资基本上等同于父母一年的工资。但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张明光有些不适应，他不懂得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也不懂得怎样享受生活。

一年的工作让张明光身心俱疲，甚至让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于是张明光选择辞职，然后出家做和尚。

张明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以后，他的父母都认为自己的孩子疯了，连夜坐的火车就从商丘赶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以后，他们立马就和张明光说，我们含辛茹苦的把你照顾大不容易，现在你也工作了也挣钱了，你也该回报这个家庭了。

不管父母说什么，张明光就是不改变自己的主意，情急之下的父母都跪地求他了。但是张明光说，经过一年的工作，我认为我不适合这个社会，我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我感受不到一丝丝的快乐，因此我决定出家，去感受另外一份开心。

劝说无果的父母怒气冲冲地回到了商丘。在2008年的时候，张明光去到了龙泉寺，成为了一名和尚。在这里他重新感受到了快乐，也懂得了生活的意义。

张明光为何会做出出家的决定？一方面是因为父母替他做了太多的选择，他努力读书就是因为不想辜负父母的期待，并不是因为自己喜爱读书。

另一方面是因为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博士毕业以后的他不需要读书了，他一时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一年的工作并没有改变了他的生活，而是加重了他的压力和焦虑，这些都更让他觉得生活毫无希望，每一天都是一种折磨。

时间已经过去12年了，张明光在寺庙的生活也过得相当不错，他的父母也尊重了他的选择。

宇宙的终点是神学

有人问过香港理工大学前校长潘宗光教授，为什么会学佛，他是这样回答的：

曾经有很多人问过我，作为科学家，又是大学校长，你为什么信奉佛教？我常常想，如果我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可能就没有人提出这个疑问。这反映人们对佛教仍然不大理解。甚至有人会认为佛教是不科学的、消极的、甚至迷信的……通过多年来的学佛，我深刻体会到，佛教不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而是一门深奥渊博的哲学。佛是觉悟了的人，他不是造物主，也不是主宰万物的神，他是众生最优秀的导师。

在科学和佛法的关系之中，潘教授的回答也体现了他求同存异的包容心态。

虽然佛教和科学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在我看来，两者背后都贯穿着对因果的探索和学习。或者说，佛教与科学对因缘的探索是不谋而合的，甚至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会尝试利用自己对科学的认识，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等佛教义理。

潘教授在实际的佛教修行中也切切实实的有所收获，因此，他非常重视佛法的实践维度。

坐禅使我开始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得以拓展心灵空间，处事的态度亦较前客观和包容。
佛家讲因果，我们要教导下一代明白因果规律，有一颗感恩的心。懂得感恩父母，自然会孝顺；感恩师长，自然会尊重；感恩朋友，自然会互相帮助；感恩社会，自然会回馈；感恩国家，自然会承担。我们要种善因，结善缘。把正能量传递给年轻人，鼓励他们多做善事，多帮助他人，多修慈悲。我这里说的不是鼓励年轻人要去信佛，而是运用传统文化的智慧去做人。

By 金刚焰

默沙东这次的成功，是站立在一连串的失败之上。不缺金钱、时间的它，缺的仿佛总是那么一点运气。2021年10月份，属于它的好消息终于到来。

新冠药物和疫苗研发领域，已经有近一年的时间没传来“大爆炸式”的新闻了，直到10月1日，默沙东宣布了其研发的第一款新冠口服小分子抗病毒药Molnupiravir（下文称莫努匹韦）的进展，III期临床中期数据显示，这种药物可降低 50%的住院风险或死亡风险——受试的患者都是处于轻症或中症阶段的感染者。

这意味着，新冠初期的患者，只需要在家里吃口服药，大概率病情发展不到重症，不用去医院，更不会死。

得知这一消息的，最高兴的群体莫过于临床医生。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监护室（ICU）主任彭志勇根据默沙东已公布的数据分析，“新冠肺炎感染者90%都是轻症，那么怎样防止转变为重症，非常重要，可以将病人治疗的关口前移。关键是可以口服，非常便利，不用去医院造成医疗资源挤兑。”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这种药物对终结疫情的作用有限：没有改变感染率和传播率。他们更看重疫苗。

不过，到目前为止，新冠疫苗也尚未彻底终结疫情。上一个抗击新冠领域震惊世界的喜讯，是在去年中旬，美国Moderna公司宣布新冠肺炎三期试验疫苗有效性为94.5%，让人们仿佛马上看到了新冠疫情将终结的希望。

随后的一年，随着Delta病毒等变体的出现，短期内靠疫苗终结疫情，已成为奢望。

人们接受和新冠病毒长期共存，药企努力将新冠肺炎转变为一场普通流感，更靠谱和现实。

想象一下，接种疫苗的人，即便极少数被突破感染，已大概率成不了重症；那些不接种疫苗感染上新冠的患者，在轻症阶段，吃几天口服药，也不用住院就恢复了——那新冠肺炎还有什么好怕的？

默沙东终于加入了将新冠疫情流感化的“大家庭”。在寻找新冠防治方法的路途上，它总是未占得先机。

此前，它是第一个宣布放弃新冠疫苗研发的大药企；与此同时，将重心投入治疗轻症的莫努匹韦和治疗新冠重症的cd24FC；在收购cd24FC半年后，又因为FDA要求更多病人的试验数据，而宣布终止研发。

仅剩的这一个莫努匹韦，最终留了下来。

由于数据良好，这款药物的III期临床试验提前结束。默沙东宣布，正计划尽快向FDA提交治疗紧急使用授权的申请，并将向世界各地的其他卫生监管机构寻求紧急使用授权。在尚未取得任何国家卫生监管机构审批的情况下，默沙东已计划冒险提前生产这种药物，预计2021年底的产量可供1000万个疗程使用。

此前，因为一款疫苗，让晚于默沙东119年成立的Moderna市值达近2000亿美元——几乎是一个默沙东。这对于一个百年药企巨头来说很难想象。

不过，即使在巨大的投入之后，也可能颗粒无收。因为研发新药是充满冒险的旅程，而在这场旅程中，已经有近10款疫苗、3种中和抗体疗法在不同国家地区获批上市，背后是千亿美元的投入，还有大家没听说过也永远不会听说的失败。

–01–

上半场：

新冠研发竞赛，上百家公司的角逐

疫苗研发，永远是大瘟疫流行的首选研究领域。这也是全球药企最早、最激烈的竞争，从2020年1、2月即已开启。

短短半年，到2020年8月，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已有超过170款新冠候选疫苗在研发进程中，其中30款已进入临床研究阶段。

其中，有5款进入或宣布在该月进入临床III期。这也是后来我们熟悉并最为常用的几个：科兴中维的灭活疫苗、国药集团和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灭活疫苗，美国生物科技公司Moderna的mRNA疫苗、辉瑞联合德国生物科技公司BioNTech开发的mRNA疫苗、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开发的腺病毒载体疫苗。

到2021年3月，包括以上5款的近10款新冠疫苗已在多个国家或地区经审批上市。人类抗击新冠的战役，第一次有了巨大转机。

至此，在之后推出的新冠疫苗，地位多少会有些尴尬：继续研发，意味着更多的资金和人力投入，而未来的市场有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回报难以预期；而停止研发，则表示前功尽弃，前期巨额投入只能当作沉没成本。

赛诺菲即为放弃者之一。

它在全球疫情早期即开始布局疫苗研发，其中包括与一家美国公司合作研发的mRNA疫苗，还有一款重组蛋白疫苗。不过两款都进展缓慢。其中后者原计划于2021年第二季度上市，但进展不顺，在2020年底宣布推迟到2021年年底。

2021年2月，面对先机已失的新冠疫苗市场，赛诺菲相关负责人曾给自己和公众“打气”：如果病毒持续变异，它将来推出的疫苗可能仍然非常有用，因此会继续研发。

不过到2021年9月28日，在临床I 期/II期研究中期结果取得良好数据之后，赛诺菲宣布，停止mRNA新冠疫苗的III期实验。理由是：由于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mRNA新冠疫苗将供应充足”，该款疫苗已经错过投放市场的最佳时机。

也有不少药企的放弃源自试验数据不佳。

2021年1月，默沙东宣布将停止两种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这是因为，在研发八个月后，I 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与已获批的那些疫苗相比，这两种疫苗引发的免疫反应较差。

在那5款疫苗上市后，陆续又有20款左右的疫苗在不同国家地区获批上市。不过，它们的覆盖率和带来的资金回报，通常并不如最早抢占先机的那些。

据海通国际统计，截至2021年6月1日,全球共有102个新冠疫苗在研,其中34个产品到达临床3期,47个到达临床2期，185个疫苗在临床前阶段。

这些仍在疫苗研发跑道上的团队，包括近期刚宣布放弃mRNA新冠疫苗的赛诺菲。它还将继续推进重组蛋白新冠疫苗的研发。这项研发计划目前已进入III期临床试验，预计在今年年底获得数据。

同时，针对变异毒株，多家疫苗研发企业还在进行新的试验。

–02–

药物研发：

在希望和失望之间

自一年多前疫情初起，太多治疗新冠重症的“神药”，曾经反复给人希望，又让人失望。

2020年1至3月，即已有多家药企开始投入新冠治疗药物的研发。目前进度比较快的主要分为两种：中和抗体，与小分子抗病毒药物。

吉利德的瑞德西韦算是走的最快的。而这之后，还有其他药物与瑞德西韦的联合疗法获批。这些药物主要用于治疗新冠重症患者，不过疗效存在争议，其效力还远远不足影响疫情走向。

由于新冠疫苗大规模上市，需要入院的病人数量急剧减少，由此而生的药物市场预期萎缩，如今的药物研发赛道并不如疫苗赛道拥挤。不过，其中竞争也堪称激烈。也有多家药企曾报以巨大希望，又在此折戟，或者重焕斗志。

进展相对较快的是中和抗体领域。

截止目前，中和抗体已成为新冠治疗的主要手段。其原理是，通过抗体与新冠病毒结合，阻断病毒与人体细胞结合，进而抑制病毒进入细胞进行复制。

在2020年9月，据Antibody Therapeutics数据库统计，全球共有98个靶向新冠病毒S蛋白的中和抗体项目。

而一年后，一共只有三款中和抗体疗法已经FDA批准获得紧急使用授权。分别是再生元、君实&礼来以及GSK。

一年里，一些项目终止了。比如赛诺菲和再生元于2020年3月开始的抗炎药 Kevzara 用于治疗新冠住院患者的 II/III期临床试验。到当年9月，由于数据不理想，两家企业宣布决定终止进一步试验。

而已获得FDA授权的药品，有些也可谓命运跌宕起伏：礼来和君实生物合作研发的双抗体疗法药品，在今年6月底曾因疗效欠佳被美国卫生部门宣布暂停分发。不过后来，德尔塔毒株蔓延开来，它因对这一毒株疗效不错，被恢复使用。到9月16日，FDA又宣布扩大这类药品的禁忌使用授权，用于个体暴露后预防。

在中国，研发中的新冠中和抗体药物约在10款左右。包括君实生物和中科院微生物所联合开发的JS016、腾盛博药的两款中和抗体BRII-196和BRIII-198、迈威生物的MW33等等。

不过，中和抗体药物的成本与定价较高，还需要静脉注射，因此普及受到较大限制。

与中和抗体药物相比，莫努匹韦这样的小分子抗病毒药物成本较小，价格也相对低，不少在研剂型为口服，更有利于大规模推广。其实，本次因莫努匹韦的巨大进展而扳回一局的默沙东，在新冠药物赛道也曾有放弃。

2020年11月23日，默沙东以4.25亿美元首付现金收购美国小型生物技术公司昂科免疫，并将其旗下的药物CD24Fc更名为MK-7110。该药物能抑制人体细胞死亡引起的炎症反应，之前用于治疗GVHD（骨髓移植病人常发的移植物抗宿主病）的临床一、II期试验效果良好。

当时，那款药物在新冠重症病人中的III期试验数据振奋人心。

美国政府负责新冠疫苗研发和生产的“神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的首领蒙舍夫·斯劳伊认为它将成为新冠肺炎治疗的新标杆，而默沙东的首席免疫学家佩尔穆特（Perlmutter）说这些数据给人“月亮上跳舞的感觉”。

而在新冠药物研发的进程中，意外因素总不期而至。

2021年4月15日，默沙东宣布终止对这款药物的研发。原因是，由于FDA要求临床方面的更多研究，需要更多的重症病人数据，因此该药物上市时间“不会早于2022年上半年”。

而莫努匹韦，是默沙东在新冠治疗领域布局更早的一颗棋子。

这种药物由美国埃默里大学药物开发研究所牵头，本为对抗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试验证明，它有望成为对抗冠状病毒的广谱药物。2020年3月，这种药物在体外试验中显示出对抗新冠病毒的良好效果后，Ridgeback公司从该大学取得这种药物的许可，默沙东随后与之共同研发，并于次月开始临床I 期试验。

在多种新冠抗病毒药物中，莫努匹韦是进展最快的一个。不过，默沙东最初对这种药物的期望，曾经不止是现在的早期、轻中度患者。2021年4月，因疗效不显著，默沙东宣布终止其用于住院患者的研究。

目前，在抗病毒药物赛道上，进度紧随默沙东之后的是辉瑞。

新冠疫情初起时，辉瑞在与BioNTech合作研发mRNA疫苗的同时，还开始了两种治疗药物的研发。

在研发用于治疗轻症患者的口服抗病毒药PF-07321332的同时，辉瑞重拾了为2003年SARS病毒设计的一种抗病毒药物PF-07304814，用于治疗入院患者。当年有初步成果后，甚至还没来得及动物实验，这款药物就因SARS疫情消亡而失去了用武之地，从此被搁置。2020年9月，经过进一步研发后，这款药物才开始进入临床试验。

近日，辉瑞公布，这两款药物都已进入了临床试验的中后期。

如今，全球有多款小分子口服抗病毒药物正在研发中。

其中，已进入临床III期试验阶段的，包括中国创新药企业开拓药业的雄激素受体拮抗剂普克鲁胺，罗氏与一家美国公司合作研发的RO7496998，以及日本盐野义制药公司的一款药物等等。

–03–

下一步：

疫情真正结束出现曙光了吗？

莫努匹韦的意义，一线的公卫医生最有体会。

“它主要是可以减少轻症变成重症的比例，从而减少轻症的住院比例甚至随后的死亡率。我觉得这个意义很大。”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监护室（ICU）主任彭志勇根据默沙东已公布的数据分析，“因为新冠肺炎感染者90%都是轻症，那么怎样防止转变为重症，非常重要。”

彭志勇还尤为看重这款药的便利性：“最大的进步是使用很方便。”他分析，现有的其他新冠治疗药物都要经过静脉或肌肉注射，所以一般必须在医院进行。而在一些欧美国家，绝大部分轻症病人都在家中，情况变严重了才会去医院。如果在家能用上这种口服药，可以把治疗关口前移，减少医疗系统负担。

而病毒学家则各有看法。

 “（这款药）进一步降低重症死亡的机会，新冠也继续向普通感冒化迈进。”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说。

“可能可以成为新冠病毒感染治疗的一个选项。”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陆蒙吉说，“这款药的定价不低（注：莫努匹韦一个疗程价格为700美元），不可能像感冒药一样存放在家里，也不可能没有医院管理随意服药。”一直以来，他最为关注的还是疫苗接种的覆盖率。

在莫努匹韦被尝试应用于新冠治疗之前，曾有病毒学家曾质疑其安全性，指出它可能诱导基因突变、导致出生缺陷。

默沙东近日公布，它的试验数据显示不会有这种情况，但为了安全起见，参加试验期间的男女都要避免孕育。虽然这一风险至今尚未完全排除，默沙东还是力推这种药物上市，这是它在新冠领域中，唯一的一种药了。

抗疫过程中，疫苗和药物都十分重要。疫苗效力的提升和接种普及率的提高，能减少病毒的传播；而药物即使只是治疗轻中症，也能减少重症比例，降低医疗系统的压力。

新冠病毒仍在变异，疫情远未终止，人们期待用效果更好的疫苗和更有效的药物，真正终结疫情。未来上市的新冠疫苗和药物，或许会给人类带来新的机遇，也为研发团队带来巨大的回报。不过，对研发团队而言，最大的胜利或许总是只发生在前几名身上。

时间紧迫的研发，压力下的抉择，无数希望和失望，还有放弃，同样的故事还会继续上演。

By 方澍晨

现在很多饭店的高汤、火锅店的锅底是用食品添加剂做出来的，这些香喷喷的东西吃多了会对人体有害，但滥用食品添加剂已经成为餐饮业的潜规则。

　　香精是化学合成的

　　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销售的火锅飘香剂中有相当一部分产自本地。 配料厂没有挂牌

　　昨天下午，根据网上的信息，记者来到平度市香店街道办事处工业园内，找了半个多小时没找到生产“一滴香”的某食品配料公司。记者随后拨通了该公司的电话，听说要购买 “一滴香”，工作人员变得非常小心谨慎。“你说的事，我不是太了解，你要是购买，可详细询问我们的销售人员。”随后根据这名工作人员提供的电话，记者与一名姓王的销售人员取得了联系。

　　“我们这里没有悬挂厂牌，所以有点难找。我们有‘一滴香’现货，我告诉你详细地址你来看货吧。”10分钟后，在这名销售人员的电话指引下，记者终于在一处较为偏僻的地方找到了这家公司。 每公斤45元到65元 “你是哪里人，要‘一滴香’干什么啊？”在这家公司门口，这名销售人员显得非常紧张。在和记者简单聊了一会后，对方逐渐打消了顾虑。

　　“我们这里生产的‘一滴香’是用国外进口的多种名贵香料制成，绝不含有任何化学成分，而且对人身体没有任何危害。除了用‘一滴香’，火锅最好用火锅飘香剂，香味更是浓郁。”这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一滴香”添加剂是他们公司的主打产品，分为水溶性和油溶性两种款式，价格从每公斤45元到65元不等。

　　“质量能保证吧，能不能到你们车间去看看？”记者问。“不能，公司有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到车间。再说我们公司是一家正规公司，在质量上不可能有问题，你就放心吧。”当记者询问制作“一滴香”具体是用什么香料加工而成时，这名销售人员含含糊糊称自己不清楚。

　　自称产品供不应求

　　“你闻闻，非常香。你就放心用吧，绝对没问题，要不你先带回几瓶试试，用得好再来购买！”这名销售人员从一个塑料包内拿出了一些样品，请记者当场验货。记者各打开一瓶“一滴香”和“火锅飘香剂”闻了闻，尽管这两瓶添加剂很香，但带有一股刺激性气味。“是不是很香，现在周边多个县市的饭店都用我们的货。”这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生产的“一滴香”和“火锅飘香剂”供不应求，主要销往青岛市内和周边县市。

　　厂家承认是化学合成香精

　　随后，记者上网查到了青岛另一家食品配料有限公司，电话采访了该公司的徐经理，他说，他们生产的火锅飘香剂、一滴香等香精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他承认这些香精是用化学方法合成的，不过都是国家允许使用的原料加工的。“一滴香销量很好，很多火锅店都在用，连我们去吃火锅都会吃到。”徐经理给了记者销售部门的电话，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一滴香”500克装一瓶是34元钱，要是量大的话价格还可以优惠。

　　厨师向记者揭秘 增香剂制成香锅底

　　“秋天到了，又到了要喝滋补汤的时候了。很多饭店说的高汤根本不是用大骨慢火炖出来的，而是用食品添加剂调制的。”干了快10年厨师的王先生向记者揭秘。

　　王先生说，通常情况下的高汤需要使用筒子骨、老鸭、母鸡等来熬制，还要使用一些天然香料，一般要熬制四五个小时。有些酒店为了节省成本和时间，就使用“一滴香”等增香剂来加工，滴上几滴就可以让

　　清水变成高汤，像做佛跳墙、鲍鱼、燕窝等很多高汤都是添加剂调制出来的。

　　“酒店使用食品添加剂较多，主要用的是增香剂、辣椒精、肉香王等，特别是火锅行当中最集中，红汤中要使用辣椒精、一滴香、火锅飘香剂，这样调制出来的汤料又辣又香，比真正用辣椒熬出来的汤料还要香辣。”

　　不敢吃红汤火锅

　　“一瓶子500克的火锅飘香剂可以调制500斤火锅汤料，用起来又省事省力，还节约成本，火锅店当然喜欢用了。”王先生说，其实不光他工作过的火锅店，很多火锅店都是这么做的。

　　王先生向记者坦言，他在火锅店工作期间，从来不吃红汤火锅。后来，王先生离开那家火锅店，直到现在他也不敢吃红汤火锅，每次去吃火锅，都是点名要清汤锅底，“很多食品添加剂中含有工业用香精，像魔精人吃了就会上瘾，因为里面含有罂粟籽成分，做菜时加的量也没有尺度，长期食用会伤害肠胃，还可能致癌。”

　　香精煮出香酱货

　　王先生说，除了汤料要经常使用食品添加剂外，加工酱货、烧烤更离不开各种增香剂、着色剂，“现在有一种泰国卤汁做酱货味道非常好，但是一斤要85元，有些酒店为了省钱就买比较便宜的肉骨王、猪肉精、一滴香等来加工酱货。“有时候我们吃的一道菜就要用10多种添加剂调制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同样的原料，家常做法香不过饭店做法的原因。”王先生说，类似“一滴香”等食品添加剂在青岛餐饮业已经使用了好几年了，而且都形成了产业链，“卖货的也知道其中的风险，有些添加剂你不是熟客根本就买不到。”

　　配料是啥说不清 火锅飘香剂卖得很火

　　9月17日上午，记者以一家火锅店老板的身份探访了抚顺路蔬菜副食品批发市场、南山市场。可能是最近央视等媒体曝光了“一滴香”等食品添加剂，市场上加大了检查力度，面对记者的询问，很多店家显得非常警惕，声称自己早就不卖“一滴香”了，但是“一滴香”的“姊妹”火锅飘香剂等屡见不鲜。

　　在一家调味品店，记者说明来意后，女店主让伙计从二楼上拿来了两瓶火锅飘香剂，“这种火锅店用得很多，效果很好，我们卖得很火。”火锅飘香剂是用不透明塑料瓶装着的，很多瓶子上的配料标签标得很含糊，配料只简单地写着“食用油、食用香精”；有的还带有QS标志，但是却没有相关的认证号，还有的干脆都不标这些内容。

　　这些飘香剂是用什么做成的？对人体有没有害？记者问经营业户，大部分业户闪烁其辞，不愿意透露太多内容。有一家经营食品添加剂种类较多的业户，店老板特意提醒记者，使用火锅飘香剂一定不要超量，每次用量是0.1%到0.3%。

　　违禁调味品也敢卖

　　在抚顺路蔬菜批发市场的一些调味品摊位上，记者发现了王先生报料的“魔精”，这些“魔精”都摆在很不起眼的位置上。业内人士说，这种“魔精”吃了之后会上瘾，这种东西是用罂粟籽做的，但成分含量不大。经销的业户告诉记者，这种“魔精”销量还不错，很多火锅店都愿意要这种货。“这种东西吃了会上瘾吗？”记者问，个别业户笑而不答默许此事。

　　“魔精”又叫“灭活罂粟粉”，不止奇子香一个品牌，还有“鲜香”等。所谓的“灭活”，是指经过钴-60对罂粟籽辐射，使其失去生物活性，丧失生长发芽的能力。专家介绍，消费者应该慎用这种调料，不然可能会上瘾。记者了解到，在2005年，国家卫生部、工商总局就发布通知，规定罂粟籽仅允许用于榨取食用油脂，不得在市场上销售或用于加工其他调味品。

　　摊主给香精打包票

　　记者又赶到了南山市场，在一些调味品店里，记者很轻易地找到了飘香剂、增香膏等。“你用了这种飘香剂，火锅汤料会很香，客人也喜欢吃，吃完了还想吃。要是不香的话，你拿回来，我给你退货。”一家店主这样给记者打包票。在另外一家调味品店里，记者看到了一家本地生产的火锅飘香剂，500克价格是40元，“你开火锅店用价格低的就可以了，这种本地的浓度很大。”记者随后以25元的价格买了一瓶火锅飘香剂。

　　两小时香味不散

　　这种火锅飘香剂真像那些摊主说得那么玄乎吗，真得会很香吗？昨天下午，记者在办公室做了一个小小的试验，刚打开火锅飘香剂的盖子，一股浓重的怪异香味就传出，在装有300毫升水的瓶子里倒入了四五滴飘香剂，黄色的飘香剂像一层花生油飘浮在水上，轻轻摇晃瓶子后，奇特的香味就弥漫出来了。“这种味太熟悉了，我们去吃烧烤就是这个味。”“台东那边的麻辣烫也是这个味。”大部分同事在仔细闻了闻这种香味后认为，确实是火锅店里的汤料味。

　　水瓶里的火锅飘香剂慢慢地跟水溶合在一起，清澈的矿泉水变得混沌起来，瓶子的香味很“冲”。当记者把火锅飘香剂展示给大家看的时候，很多人不由得担心起来，“真是没想到连火锅汤料都可以调制出来，看来以后吃火锅就要清水锅底了。”两个小时后，因为飘香剂的味还没有散去，有些同事反映闻起来有些恶心。记者倒掉了这些矿泉水，不过拧盖子的大拇指上还有一股猪大油的味，洗了三遍气味才淡了。

现在最广泛使用的“一滴香”是一种食品添加剂。主要成分是酶解肉膏、水解植物蛋白、氨基酸等。单纯从成分上很难断定这瓶一滴香是否属伪劣产品，但通过化工合成或用劣质香油精都能做出这种一滴香来。经分析，“一滴香”是通过化工合成，营养价值不高，长期过量食用将危害人体健康。

成分

标明其主要成分为乙基麦芽酚、丙二醇、食用香料等。包装上同时注明“不可直接食用”。

从包装上的标注来看：

乙基麦芽酚是一种常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是主要用于饮料增香，根据GB2760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不能添加到新鲜菜肴中。乙基麦芽酚过量食用对人肝脏有影响，骨骼和关节提前脆变癌变等疾病。严重的还可能导致头痛、恶心、呕吐、呼吸困难，甚至能够损伤肝、肾，对人体有较大的危害。

类型

乙基麦芽酚分纯香型及焦香型两类。

纯香型

其水果香味突出。添加进各种不同的水果、凉果制品、天然果汁，各种饮料、冷饮品、酒类、乳制品、面包糕点、酱油、中成药、化妆品及各种烟用香料，能明显提高果鲜味，抑制苦、酸、涩等味，获得最适宜的水果香甜鲜味，同时，获得极佳的口感。尤其是用其配制各种烟用香精香料，添加香烟中，使烟味更加醇香芬芳，吸后减少口腔、咽喉的干燥涩苦味，口、喉觉得圆滑舒适。

焦香型

有极浓醇的焦糖香味，对各种食品原有的香甜鲜味有极强的增效作用。适用于肉制品、烧腊品、罐头、调味品、糖果、饼干、面包、巧克力、可可制品、麦片、槟榔、凉果蜜饯制品及各种饲料等。尤其添加进各种肉类制品，能和肉中的氨基酸起作用，明显提高肉香鲜味。因而，当今各类食品行业应用越来越广泛。

危害

2010年3月，相关部门出台的《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食品添加剂的生产、销售、使用究竟该如何规范，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饭店往往为了追求味道而滥用添加剂，超量添加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中国质量报》曾报道称，食品专家基本可以断定“一滴香”是通过合成反应及化学品直接调和的方法做出来的，营养作用十分有限，而服用过量化工合成物质对人体危害很大，这些化学合成的添加剂进入体内后，由肝脏进行分解，长期食用更会损伤肝脏，因此，长期过量食用“一滴香”有损健康。

“一滴香”已成规模使用

经过对上海市一些饭店调查后发现，“一滴香”在行业内的名气真是相当响亮。不少店主并不避讳使用这种食品添加剂，反而觉得用这种东西调制出来的汤底，更容易得到顾客的认可。

个别小店使用“一滴香”作为调味品，制作米线、火锅、麻辣烫等食品，其标榜的“鸡汤”、“大骨汤”实际都是用这种食品添加剂调制而成的。这类“一滴香”产品功效十分厉害，打开瓶盖后，甚至整个办公室走廊内都飘散着浓重的异香。

这种俗称“一滴香”的食品添加剂，价格在20元到100元不等，鸡肉味、鸭肉味、牛肉味、羊肉味等应有尽有，通常都是一些饭店和面馆来购买这种添加剂，一瓶20块钱的“一滴香”小饭店可以使用一个月，只要按照上面的说明来使用，控制用量，不会对人体有害，但是“一滴香”加得越多香味越浓，所以饭店老板买回去到底加多少，谁也不知道。一般酒店、饭店里面，他们做餐饮类的，人家吃得越香越好吃。

开饭店的没有几家不用增香剂的，“一滴香”的用途最广泛，用得最多的是煲汤店，其次是火锅店，炒菜和各类酱卤制品也用。如果开的是一家火锅店，那就用“火锅飘香剂”，一瓶一斤装的才30元，可以勾兑出500斤左右的火锅汤。

乙基麦芽酚本身无害，早在40年前就被世卫组织认定为合规的食品添加剂。只要用量符合标准规定，乙基麦芽酚是安全的。

但是为什么“一滴香”却臭名昭著？主要还是量的问题。如果长期、过量食用添加了“一滴香”的食物，肝脏等器官都会有极大的负担，甚至有可能引起肾脏衰竭。“一滴香”是明令禁止添加到新鲜菜肴中的。

像芝麻油这种在日常菜系中广泛使用的食用油，实际上也是不允许过量添加的。其实今年不止安徽出现食用油中添加“一滴香”的情况，河北、重庆、广东也同样出现过。河北的小磨香油、重庆的食用植物调和油、广东的花生油，都被检测出乙基麦芽酚不符合标准的问题。

为什么要违规超量使用乙基麦芽酚？答案多简单：便宜啊！香啊！

在食用油中加入成本很低的乙基麦芽酚，可以让普通油变得色香俱全，从而冒充高档油。有些更过分的，甚至用最低廉的色拉油加上色素和香精，摇身一变就成了芝麻油。

价格便宜的芝麻香食用植物调和油占了市场的销量大头，其成本可能5元/斤。而餐饮企业也会更加倾向于选择这些低成本的芝麻调和油。要知道纯芝麻油的批发价都要19元/斤，但因为价格高销量一直平平。

同样的道理出现在了各种增香增色的食品添加剂上。其实哪怕就是“一滴香”也是合法的，不过要严格尊重它的用量和适用范围。

这种香飘一百米的神奇物质，虽然合法合规，安全剂量下也没有副作用。但尤其是不能用在新鲜菜肴中，因为其可以去除原料的杂味，掩盖异味。所以会出现有些餐饮食肆的原材料不新鲜甚至变质了，无节制添加“一滴香”去盖住臭味异味。

在路边摊上的麻辣烫、烧烤、粉面小吃上，商家肆无忌惮地超量使用，当然就有可能演变成食品安全事故。如果真的严查的话，市场上还有能吃的东西吗？猪喂瘦肉精，鸡喂抗生素和激素，鱼用孔雀绿，龙虾用洗虾粉，炸油饼油条用泡打粉，辣椒粒放苏丹红，还有地沟油和各种非法添加剂。

在现在这个世道下，能吃一口“无添加”的食物，真不是易事啊。

By 欧界

1985年4月，医学家们在英国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疾病，专家们对这一世界始发病例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研究发现多数病牛中枢神经系统出现变化，行为反常，烦躁不安，对声音和触摸，尤其是对头部触摸过分敏感，步态不稳，经常乱踢以至摔倒、抽搐。但发病初期无上述症状，后期才会出现强直性痉挛，粪便坚硬，两耳对称性活动困难，心搏缓慢(平均50次/分)，呼吸频率增快，体重下降，极度消瘦，以至死亡。

1986年11月该病首次在英国报刊上报道。自此之后的10年，这种病迅速蔓延，英国每年有成千上万头牛患这种神经错乱、痴呆、不久死亡的病。此外，这种病还波及世界其他国家，如法国、爱尔兰、加拿大、丹麦、葡萄牙、瑞士、阿曼和德国。据考察发现，这些国家很多都是因为进口英国牛肉引起的。

经解剖发现，病牛中枢神经系统的脑灰质部分形成海绵状空泡，脑干灰质两侧呈对称性病 变，神经纤维网有中等数量的不连续的卵形和球形空洞，神经细胞肿胀成气球状，细胞质变窄。另外，还有明显的神经细胞变性及坏死。不过，医学界一直未能找到导致这种病的根源，因此，疯牛病的病原也就难以确定。

直到多年以后，科学家才发现疯牛病是由于一种蛋白质病毒感染导致的。

这种病毒就是朊病毒（Prion Virus）。

朊病毒是一种蛋白质病毒，说是病毒，其实它并不符合病毒的定义，甚至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命。

这种病毒导致的疾病，叫朊病毒朊病毒病（Prion Disease），是一种由细胞型朊蛋白（PrPC）构象发生改变所形成的致病型朊蛋白（PrPSC）大量沉积在细胞中而引起的一种致命性神经退行性疾病，致死率高达100.0%。

简单地说，朊病毒不是病毒，而是一种特殊的变异的蛋白质，基本上和正常的蛋白质没有多大区别。

事实上，每个人或者动物体内都会产生一些特殊变异的蛋白质，只是在一般情况下，会被人体清除。

但这种蛋白质则非常特殊，它会感染正常的蛋白质，使其被同化，变成和它一样的变异蛋白。

而普通的病毒有DNA病毒和RNA病毒，其中RNA病毒的变异率更高。

病毒无法仅靠自身生存，一定要依附一个宿主。这个宿主可以是一个简单的细菌，可以是一个细胞，可以是一个生物体，也可以是人类这样复杂的生物体。病毒类似于寄生虫，不依附于其他生物就没法存活、没法繁殖、没法复制。

但朊病毒的感染机制却全然不同，它并不是通过DNA或者RNA信息复制，这种蛋白质病毒其实是没有遗传物质的，仅通过同化宿主的蛋白质进行传播。而且朊病毒对多种因素的灭活作用表现出惊人的抗性。对物理因素，如紫外线照射、电离辐射、超声波以及160～170℃高温，均有相当的耐受能力；耐高压，消毒用的高压灭菌设备也不能灭活。对化学试剂与生化试剂，如甲醛、羟胺、核酸酶类等表现出强抗性，并且能抵抗蛋白酶K的消化。

同时，常规药物对朊病毒也无效，因为在本质上，朊病毒就是一种普通的病毒，只是折叠方式与其他蛋白质不同。即使有能杀灭朊病毒的药物，也同时会杀灭人体正常蛋白质。在朊病毒面前，普通病毒简直脆弱的不堪一击。因此，目前没有任何治疗手段可以阻止已感染朊病毒的扩散。

朊病毒的复制方式十分有趣。如果病毒是恐怖组织，那么普通的病毒就是想通过多生孩子，复制出更多的子孙，从而入侵正常人类社会。而朊病毒则是进入正常人类社会后，把普通人同化成恐怖分子，从而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朊病毒攻击的是生物的中枢神经系统，被感染生物会出现脑神经细胞死亡和组织空洞化，原本的中枢神经系统不再发挥作用，而生物的行为则会被受感染而变异的神经系统而控制。

是的，听起来就像丧尸。

那么这种病毒最初是怎样传播的呢？其实是养牛场惹的祸。

牛是草食动物，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如蛋白质摄取补充、必须氨基酸平衡，将其它动物的肉和骨头的混合物（包括牛）加入饲料中，而来源可能包含病死动物。病死动物若包含朊病毒，带病原体肉骨粉污染了饲料后，牛长期食用就可能感染狂牛症。朊毒体只是一个蛋白质，生物体内免疫机制无法区分它和一般蛋白质的差异，又会累积在生物体内，累积多了就会发病。

病毒肆虐，看似天灾，其实都是人祸。如果不是养殖主为了提高产肉比，用了病死的动物尸体长期喂牛，疯牛病是不会传播开来的。

朊病毒导致的疾病，在不同物种，表现的症状也不同，类似的病还有羊搔痒症、人类库贾氏病、狂鹿症等等。

1996年，英国首次发现新型库贾氏病确诊病例，截止2009年10月，全球共发生216个病例，主要集中在英国，约占全球病例的79%。

人一旦感染原病毒，就会出现视觉模糊、言语不清、痴呆、肌肉痉挛、坐立和行走困难等症状, 最后大脑被彻底溶解而死亡。

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针对朊病毒病的上市药物，人们发现的对该病有积极作用的药物或者化合物都具有强毒性，不适合用于朊病毒病的治疗。

发病快、死亡率高（100.0%）、攻击中枢神经系统、可长期潜伏、感染途径多、全身各组织均可分布，朊病毒的这些特性，无疑使它变得极度危险。终极病毒这个称号，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恰当，但却很好地体现了它的危险性。

目前朊病毒主要有两种传播途径，一是消化道传播，二是医源性传播，如器官移植等。所以我们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1、发现畜物感染了朊病毒之后应该及时的进行消灭，将其深埋地下，千万不能吃其肉类，更加不能让到市场上售卖。对于感染了这种病毒的病人来说，应该适当的进行隔离治疗，避免和人有过于亲密的接触。

2、平时一定不能够吃来源不明的食物，应该保持饮食的卫生和安全，特别是在购买肉类食物的时候，一定要买有食品安全部门认证的肉类，而不要因为贪便宜去购买有可能受污染的食物。

3、在进行神经外科手术的时候，应该严格按照流程进行消毒，以尽量清除医疗器具上的病毒和细菌，这样能够大大降低患者感染朊病毒的概率。

只有严防死守，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种可怕病毒的传播，因为一旦这种病毒泛滥，人类的历史可能都会就此终结。

2018年美国凯斯西保留地大学研究人员利用基因技术改造大肠杆菌，使其能产生人类朊病毒，最终得到一种新的、具有高度破坏性的人类朊病毒。

凯斯西保留地大学医学院教授伊里·萨法尔说：“这项成果代表一个分水岭。此前我们对大脑中朊病毒的认识有限。能在试管中合成人类朊病毒，将使我们对其结构和复制方式有更深入的了解，这对开发抑制剂至关重要。”

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种与朊病毒病有关的辅助因子：神经节苷脂ＧＭ１。它在细胞间信号传递中起调节作用，能触发朊病毒的传播。这一发现有助于找到抗击朊病毒病的新方法。相关论文2018年发表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

最让人担忧的是，新冠疫苗也许与朊病毒有关。（以下内容未经证实）

诺贝尔奖得主Luc Montagnier宣称，新冠病毒RNA里面含有激活朊毒体的基因系列，这个信息最早来自一位叫J Bart Classen的免疫学家兼执业医生。

J Bart Classen于2021年1月18日在“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上发表一篇名为 “COVID-19 RNA based vaccines and the risk of prion disease” 的文章，指出RNA疫苗中有些富含UG和GGUA核酸系列的片段，与TDP-43或FUS 蛋白具备高亲和力，可能促进这两个蛋白的病理性折叠，从而引发朊毒体的形成，导致接种者在中长期发生神经退行性病变，如出现老年痴呆等症状。

另外，mRNA病毒表达的刺突蛋白与Ace2受体结合后，将会引起细胞液锌浓度的增大，可能加重TDP-43蛋白的病理性折叠。

所谓朊病毒（朊毒体）不是真正的病毒，它是一组病理性折叠蛋白，也是疯牛病，羊瘙痒症，以及阿兹海默症（老年性痴呆）的元凶。朊病毒可以通过输血，食用病畜肉类等方式传染。

虽然J Bart Classen医生因为自己的反疫苗立场，遭受大量的抹黑与攻击，但他的学术资质无可置疑。不过，这个研究应该算比较早期，在证据准备上还不算充分。

然而，现在诺贝尔奖得主，兼病毒领域之权威Luc Montagnier教授公开响应J Bart Classen医生的主张，有关朊病毒与疫苗的关系，似乎应该敲起人类的警钟。

By 山在动

“路边的树那么绿了，不知不觉又错过了一个春天”。

投完春招的最后一个简历，海归文文已经预料到结果。

“估计又没戏了，小树都长嫩芽了，我还是颗粒无收”。

文文是海归硕士，回国一年多没交社保，算是保住了应届生的身份。

“好像也没什么用，去年秋招就没收获，今年春招，许多大厂网申结束得比想的还早，可能是今年找工作的人太多了”。

其实，招聘市场早在去年就成为了“修罗场”。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向国内岗位投递简历的海归人员，较上一年猛增33.9%，增幅远高于2019年和2018年。而应届留学生，准备回国就业的人数，比2019年猛增67.3%，增幅是海归总体的2倍，供应在增多，坑位却在减少。

像文文一样等待就业的海归被戏称“海带”，一直没找到工作的自称“海废”。

豆瓣甚至成立了“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16400多名海归加入小组，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吐槽求职艰难。

《财经故事荟》也采访了多名海归人员。国外知名大学美女硕士，连投100份简历，没找到一份工作，痛哭质疑自己是失败者；在美国拿到工作签的海归小夫妻，回国后却双双失业，成了无收入的“家里蹲”；悉尼大学硕士，曾在国外工作并取得优异成绩，却在回国面试时遭HR质疑，入职后被当做实习生，仅工作一天便离职。

海归硕士投100份简历零回应，痛哭质疑自己是lose

“明明可以靠颜值，却偏要去拼实力”。朋友们经常和李冉冉开玩笑。

94年的冉冉是东北人，在浙江长大，天然的好嗓音，姣好的容貌，超强的表达能力，命运没曾亏待过她。

大学本科，她选择了艺术院校的传媒专业，原本可以靠自身优势进入媒体圈，但她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工作，更不打算靠颜值吃饭。

几番考量之下，这个英语基础不是很好的女孩，选择了出国留学，她雅思考了6分，拿到了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录取通知。

悉尼大学校园

“很多人对这个分数不屑一顾，但我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整整一年我都在刷题，没有周末，没有休息，早上6点起床，晚上12点睡觉”。

除了承受学习的艰辛，冉冉还背负了巨额的出国留学成本，

一对一的雅思辅导班学费是10万元，悉尼大学一年的学费是20万，生活成本费15万左右，还有一些其他支出，累计花费百万之巨。

有数据分析，在主流留学目的地中，美国每年的留学费用约35—50万，英国约20—35万，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约18—30万。

“但凡留学的，大多家庭都是投入了上百万吧，如果是想收回’投资’，让孩子赚回来，恐怕得等10年”。

冉冉不想留在国外，她也不着急赚回学费，但她渴望工作，目标就是进入互联网大厂。

《2020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海归在回国就业的职业选择上，更偏爱金融、互联网、文娱等行业。其中互联网行业吸引了22%的海归求职者，占比最高。

然而，一场突然爆发的疫情，让冉冉的毕业之路徒增变数。

2020年1月国内爆发疫情，澳洲政府不让中国留学生入境。熬到3月，学校通知可以开学，但必须在他国入境。

冉冉飞往泰国曼谷隔离15天，又通过新加坡中转到悉尼。可万万没想到，大费周折到了悉尼，只上了一天课，澳洲便爆发疫情。4月8日，她又买了一周仅有一次的高价机票飞回国内，在家上网课。

过程虽艰辛，总算是毕业了，可之后的求职路，却不太顺利。

正好赶上2020年秋招，冉冉非常自信，海投了近百份简历，却只有区区10家给出回应，而在群面时，却一个也没成功。

猝不及防的打击让她很崩溃，从自闭到社恐，甚至不愿意出门，开始怀疑出国的决定，一向自律的她开始暴饮暴食，吃火锅，吃甜品，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哭。

“那段时间，特别憔悴，出门也不化妆，整个人都垮掉了”。

这样的日子，整整持续了三个月，“我不甘心就这样窝在家里，承认自己是失败者”。

于是，她拖着行李箱，一个人来到上海，开始参加社招。

在上海10天，冉冉面试了20多家企业，最后收到4个offer，但没有一个合意的，“都是特别小的企业，工资标准也特别低”。

冉冉的期望薪资是8K-12K，但这些企业大多只能给到6K。

上海之行，虽没找到工作，终归让冉冉恢复了一些自信。

她开始分析总结找工作失败的原因，“优秀的人太多了，今年仅应届毕业生就有874万人，招聘市场饱和，企业并不看重海外留学经历，反而更看重工作经验”。

失望之下，就在她打算放弃“大厂目标”时，一位朋友通过内推的方式给她介绍了某互联网大厂的机会。

面试了三次，前后历时3个月，等待的煎熬，让她万分焦灼。

有一天，她实在没忍住，在父亲面前崩溃大哭，“我不明白，自己付出那么多，为什么没有收获”。

父亲很心疼女儿，但也只能安慰她，别着急，慢慢找。

直到今年的3月份，冉冉终于“苦尽甘来”，收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厂offer，是她非常喜欢的公关岗位，每天要接触不同的人，面临新的挑战，学习新的知识，冉冉一刻也不敢松懈。

工作压力很大，996的强度也不小，但与之前找工作的迷惘和焦虑相比，都不算什么了。

小夫妻加州拿到工作签，回国却成“家里蹲”

“你知道美国加州的工作签有多难拿吗？为了回国，我们都放弃了。”

提起这段经历，林曼曼语气低沉，透着失落和不甘。

1992年出生的林曼曼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瓦尔帕莱索大学，本科选择了音乐教育，研究生则读了艺术管理。

瓦尔帕莱索大学校园

读书的地方，华人很少，饮食不习惯，曼曼总想着早点毕业回国。可一次加州之旅，改变了她的想法，“第一眼便喜欢上这里，决定先留下来工作”。

毕业后，林曼曼很快在加州的一家华人报社找到记者工作，老公也在一家公司找到数字运营岗位。

“10万人，也就几个人能拿到工作签，但我和老公都拿到了”。

一切都在向好，他们甚至有了在加州买房的计划。

2019年底，林曼曼的父母来美国看望刚结婚的小两口。可武汉突然爆发疫情，回国的机票很难预定，父母只好匆忙回国。

父母前脚刚走，林曼曼就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本应开心的消息却让她很崩溃。

疫情之下，父母无法前来美国照顾她，刚找到工作的她，也不想失业。

随后，加州也爆发了疫情，公司通知在家办公，怀孕的曼曼正好线上采访写稿，工作总算保住了。

一个人的孕期，曼曼挺着大肚子自己买菜做饭，一直熬到孩子顺利生产。父母也来不了美国，他们只能花高价雇佣阿姨，阿姨每月工资6000美金，额外还要另收20%的小费。

这笔支出让小家庭压力山大——曼曼和老公的月薪也就6000美金左右。

此前，曼曼因为在家办公，工资已经减半。怀孕8个月时，因经常请假产检，公司让她休息，便没了收入来源，全靠老公一个人勉强支撑。

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打算回国，孩子满月后，曼曼还出去看房子，计划在加州买房。

恰恰就是这次看房，险些发生意外。

美国人对疫情防控意识淡薄，几乎无人戴口罩。曼曼看房回来就开始发烧，她和老公吓坏了，以为感染了新冠病毒。直到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一切正常，才松了一口气。

但老公每天要出门上班，阿姨也要回家，他们都有可能把病毒带回来传染宝宝，曼曼每天都处于恐惧中，再加上产后恢复不好，这让她情绪低落，每天都止不住眼泪，一度怀疑自己患上了产后抑郁症。

曼曼不是孤例，《2020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分析，国内疫情管控效果更好成为留学生选择回国的首要因素。

终于熬不住了，小两口决定回国，2021年1月份，他们耗费10万块，买了高价机票匆匆回国，却没能顺利回家。

同机乘客中，发现四个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很不幸，他们是密接者。就这样，又隔离了快一个月，曼曼才看到早已急白了头的父母。

但曼曼没想到的是，更大的考验在后头——原以为回国之后，就能顺利找到工作，毕竟两人都有工作经验。

可投出的简历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工资低的我们看不上，工资高的看不上我们”。

《2020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近9成留学生回国后选择就业，薪酬福利成为最看重因素。海归求职者的期望薪资主要集中在8000—10000元/月与10000—15000元/月，而全平台求职者，薪资更多集中在4000—6000元/月，这也成了许多企业不选择海归人才的原因之一。

曼曼和老公也想进大厂，毕竟大厂工资高，甚至可以仰望“财富自由”，可大厂用人标准也高。其他一些小企业给出的薪资待遇，每月只有五六千元，“和之前的工资差距太大了，我们还要养孩子，压力真的很大”。

可不降标准，就找不到工作，还要面对亲戚朋友的问询，“同龄的朋友，大多已经有车有房有稳定工作，出国几年回来我们竟然成了’海废’，什么也没有”，曼曼半是戏谑，半是无奈。

“最可怕的是，简历接连被拒后，我连每月8000元的工资都没信心投了，感觉与国内严重脱轨”。

曼曼说，五一之后，老公打算先找一份工作，就算薪资低也要先做着，毕竟这么多年在国外工作生活，要先慢慢适应国内节奏。

有数据分析，在求职的海归中，31%需要4个月以上才能找到工作，对于这个时间，曼曼也有心理准备。

“如果实在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也有可能在疫情彻底结束，再回美国”，但疫情什么时候才能彻底结束，曼曼不知道。

名校海归成了“实习生”，上班仅一天便离职

“我肯定是留在国内，再也不出去了”。

北方女孩吕楠楠性格爽朗，个性风风火火。

94年的她，高中就去澳洲读书，一直读到悉尼大学研究生毕业。她曾半工半读了3、4年，在澳洲一家传媒公司负责演唱会活动宣传，月薪不算高，也有1万多人民币。

触动楠楠回国的转折点，是一次意外事件。

租住在楠楠对面小区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女孩，突然跳楼自杀了，这让楠楠感觉很悲凉，人在异乡独自打拼的孤独，她也不想再品尝了。

2020年7月，楠楠花费4万元高价，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不久之后，就开始在北京找工作。

一线城市，是楠楠就业的底线，她海投了上百份简历，工作地点都是北京。可惜，近百份简历只收不到20%的回复，而且都是不太满意的公司，“当时心态就崩了”。

与一些对薪资期望很高的海归不同，楠楠更在意公司是否“内卷”，公司前景如何，是否有晋升机会。

但一些大厂，并不太在意海归身份的光环加持，尤其对应届生，给出的待遇标准极低，还有很多HR认为，应届生就不应该提高标准。

一次面试，一位HR问她，“作为一个应届生，你凭什么提这个条件？”

吕楠楠很不爽，有着四年半工半读经历的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新人，也不想从零开始。

多次碰壁之下，她妥协了，接受了作为实习生入职宣传策划岗位的条件。可仅仅入职一天，“周四办理入职，周五晚上就离职啦”。

“骨子里还是不行，没办法做一些端茶倒水，没有挑战性的无脑工作”。

离职之后，楠楠又接到了一个0ffer，同样也是企宣岗位，她很喜欢这个企业的文化氛围。

这一次不是实习生岗位，但她也收敛了很多，放低了姿态。

“我不愿意从新人做起，但也不会忍受自己犯低级的错误，所以拼命努力，提高硬实力。”

与国外比，国内的节奏很快，工作也很累，楠楠不太在意996，虽然国外不用996，但她“现在很踏实，也很安心，毕竟在国外，死了都没人知道”。

结语

几位海归人员在讲述求职经历时，都曾提到“迷茫”、“崩溃”，而在豆瓣的“海联盟小组”，焦虑、抑郁、痛苦、绝望，也是大多数“海带”的现状。

很多海硕留贴，本以为镀金之后，会有更高的竞争力，可四处碰壁后才发现，还竞争不过国内的985、211本科生。

相关调研报告也显示，86%的受访企业认为，海归对自我评价过高，眼高手低，还有52%企业认为海归薪资要求过高。

事实上，很多海归已将薪资标准一降再降，还有海归放弃找工作，准备创业，甚至打算在疫情缓解后，再度回流国外。

以下是留美海归小A的心声：

回来之后一定要接地气！一定要尽快适应！不要经常把中国和美国相比较！

首先你要学会服从，老板说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哪来的那么多想法。这一点其实挺不舒服的，因为在国外都是支持你要有想法，鼓励你做出新的东西出来。把老板交给你做的事情做好了就已经很不错了，你的”瞎操心“在领导们看来就是你好烦啊，我事情那么多哪有时间跟你唧唧歪歪的。那么多想法你算老几？你咋不去创业啊？

其次你要学会忍受，老板心情不好的时候骂你两句都是应该的，因为你的薪水里面已经包含了被骂的那块精神补贴。举个我的例子吧，刚进公司，老板早上6点问我要刚建立的邮箱因为要我翻译份邮件 尽管迷迷糊糊的还是睁大眼睛反复确认了邮箱没给错误，早上老板来气呼呼的说你赶紧把邮箱弄好，我发送不成功。麻溜的去找IT，反复确认没问题，忐忑的带了人过去说没问题呢，不然看看您是不是发错邮箱了。老板大吼：我怎么可能错 哪有这时间让你们检查我电脑呀！去检查她的去！吓坏了的孩子们哆嗦着研究了很久，给已发送成功的证据给她看，又大吼：你这慢性子的真让人急人！结果我发现领导把p和q拼错了，她再次白眼加上加吼：我们是不是八字不合呀！ 我惊恐地内心一阵阵抽搐。

后来又听她吼过各种人，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位。我跟同事倾诉后，她的回答是：“你懂的，xxx样的领导只是脾气大了点，她还不算最奇葩的。你要记住她的错就是你的错，对错不重要，抱紧大腿才重要。”

By 魏一然

有消息人士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杂志发送了贺建奎（He Jiankui）的一份未发表的论文手稿的副本，该手稿副本描述了制造去年在中国出生的首批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一对称为露露（Lulu）和娜娜（Nana）的双胞胎女性婴儿—的实验过程。这份手稿显示了他在制造露露和娜娜时忽略了伦理规范和科学规范。2019年12月3日，《麻省理工科技评论》首次公开了该手稿的摘录。

这篇未发表的论文手稿标题为“Birth of Twins After Genome Editing for HIV Resistance（基因组编辑后抵抗HIV的双胞胎出生）”，共有4699个英语单词，由中国生物物理学家贺建奎撰写。《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还接受到第二份讨论了关于人类和动物胚胎的实验室研究的论文手稿。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收到的这些手稿文件中的描述性文字表明贺建奎在2018年11月下旬对这两份手稿进行了编辑，并且它们似乎是他最初提交的用于发表的论文手稿。在经过至少两个著名期刊Nature和JAMA的评审后，他的论文手稿仍未发表。

这份关于这对基因编辑双胞胎的论文手稿的正文写着可以“控制HIV流行病”的医学突破的说辞。它声称使用一种“新型疗法”在让这两名女性婴儿对HIV产生抵抗力方面取得“成功（这个单词不止一次使用）”。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它很少尝试证实这对双胞胎确实对这种病毒具有抵抗力。这份论文手稿的正文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该手稿中其他地方存在的表明这种基因编辑出错的数据。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与四位专家—一名法律学者、一名试管婴儿医生，胚胎学家和基因编辑专家—分享了这些未发表的论文手稿，并询问他们的评论意见。他们的观点都认为这一做法很不科学，其中包括：贺建奎和他的团队提出的关键主张得不到数据的支持；这对双胞胎婴儿的父母迫于压力才勉强同意参加这项基因编辑实验；所谓的临床益处实在令人怀疑；这些研究人员在完全了解自己进行基因编辑的效果之前就着手制造活的基因编辑婴儿。

由于这些手稿文件关乎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即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变人类遗传的能力，因此《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在此公布这份关于这对“基因编辑双胞胎”的论文手稿的摘录，以及这些专家的评论，并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些摘录按照它们在这篇论文手稿中出现的顺序进行排列。

1.为什么这份论文手稿没有医生名单？

这份论文手稿以作者名单开头—共有10位作者，其中的大多数来自中国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的实验室，还包括帮助招募艾滋病夫妇的一家艾滋病支持网络组织的负责人Hua Bai和美国生物物理学家Michael Deem。目前，赖斯大学正在审查Deem在这项基因编辑实验中扮演的角色。

参与这项重大计划的人数很少，原因之一是缺少一些人的名字，尤其是治疗患者的不孕不育科医生和分娩婴儿的妇产科医生。隐藏他们的名字可能是试图掩盖患者身份。但是，也不清楚这些医生是否理解他们正在帮助制造首批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立即就产生了这份论文手稿是否值得信赖的问题。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Hank Greely说，“对于这份论文手稿报道的任何内容，我们没有或几乎没有独立的证据。尽管我相信这些婴儿很可能是经过DNA编辑后出生的，但针对这方面的证据非常少。鉴于这种情形，我不愿意承认贺建奎是一名诚实的研究员。”

2.这些研究人员自己的数据不支持他们的主要主张

这份论文手稿的摘要列出了这个研究项目的目标—培育出抵抗HIV感染的人—以及取得的主要成果。它指出，贺建奎的研究团队“成功”地能够“复制” CCR5基因中一种已知的突变。一小部分自然出生的具有这种突变（称为CCR5Δ32）的人免受HIV感染。

但是这种摘要远远超出了这份论文手稿中的数据所能支持的范围。具体来说，正如稍后将看到的那样，该团队实际上并未复制这种已知的突变。相反，他们构建出新的突变，这种新的突变可能导致HIV抵抗性，但也可能不会导致HIV抵抗性。根据这份论文手稿，他们从未对此加以验证。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新基因组学研究所基因组编辑科学家Fyodor Urnov说，“他们声称复制了这种流行的CCR5突变，这是对实际数据的公然歪曲，只能用一个术语来描述：蓄意捏造。这项研究表明贺建奎的研究团队未能复制这种流行的CCR5突变。胚胎编辑将帮助数百万人的说法既荒谬又可笑，就像1969年的月球漫步‘为数百万寻求在月球上生活的人带来了希望。’”

Eugin集团科学总监Rita Vassena说，“在阅读这份论文文件时，我希望看到一种反思性的、深思熟虑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方法。不幸的是，它读起来更像是一个寻找目的的实验，试图找到不惜一切代价在人类胚胎中使用CRISPR/Cas9技术的合理理由，而不是一种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认真、经过深思熟虑、循序渐进地编辑人类基因组的方法。正如目前的科学共识所表明的那样，在现阶段，在注定会导致怀孕的人类胚胎中使用CRISPR/Cas9是不合理和不必要的，不应当继续下去。”

3.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不会控制HIV，尤其是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这份论文手稿的摘要末尾和正文开头是这些作者为他们的研究寻找合理理由的地方。他们提出基因编辑婴儿可以使得数百万人免于感染HIV。《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评论者将此说法称为“荒谬”和“荒唐”，并指出，即使CRISPR方法能够制造出对HIV有抵抗力的人，但在HIV肆虐的地方，比如非洲南部，这种方法也不太可能行得通。

Rita Vassena说，“这项研究提供的对人类胚胎进行编辑和随后植入以产生妊娠的证据并不充足。正如这些作者所声称的那样，认为经过基因编辑的胚胎可能有朝一日能够控制‘HIV流行病’的想法是荒谬的。事实证实公共卫生措施、教育和广泛使用抗病毒药物可控制HIV流行病。”

Hank Greely说，“这是‘控制HIV流行病’的一种可行方法，似乎很可笑。如果世界上的每个婴儿都获得这种突变（极不可能），它将在20至30年内开始实质性地影响HIV感染，届时我们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来遏制这一流行病，以及现有的方法即便还不够充分地遏制，也会极大地延缓它。相比于2012年，2017年中国的新增HIV感染病例增加了64％（如果是真的话），这是因为基数很低的缘故。中国的HIV感染率远低于西方国家。这种局势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更加严重。但是，就此认为这种高科技应对措施可能对这些国家有帮助，这是不合情理的。”

4. 这对双胞胎婴儿的父母可能出于错误原因想要参加基因编辑实验

与某些解释相反的是，在这对基因编辑双胞胎女性婴儿的DNA上使用CRISPR并不是要阻止她们从被感染的父亲那里感染HIV。如这份论文手稿所描述的那样，这是通过精子洗涤（sperm washing）这一成熟技术实现的。相反，这种基因编辑实验的目的是让她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对HIV具有免疫力。因此，这一实验并未为她们或她们的父母提供明显的即时医学益处。这对夫妇为何会同意参加？原因之一可能是为了获得生育治疗。

Rita Vassena说，“我担心这对夫妻中的丈夫接受这种实验性基因组编辑的原因在于他是HIV阳性的，这是因为人们可以想象这对夫妻承受的不必要的情绪压力使得他们同意接受一项对患者本身及其子女的健康无任何改善但可能会带来负面后果的实验。值得记住的是，HIV感染不会像遗传病那样世代相传；胚胎需要‘抑制’这种感染。因此，采取预防措施，比如用适当的药物控制患者的病毒载量，以及在体外受精期间小心处理配子，可以非常有效地避免HIV传染。当前的辅助生殖技术可确保HIV阳性的男性和女性安全地生育后代，避免水平传播（伴侣之间）和垂直传播（父母与胚胎/胎儿之间），从而使得在这些情况下无需编辑胚胎。实际上，这对参与这项实验的夫妇确实接受了这样的辅助生殖措施，包括对精液进行长时间的清洗，以清除所有可能携带HIV的精液。更长时间的精子洗涤已在全球体外受精实验室和数千名患者中使用了近二十年。根据我们和其他人的经验，这对父母及其未来的孩子都是安全的，并不需要侵入性地操纵胚胎。”

生殖内分泌学家Shane Grove Fertility说，“在中国，HIV阳性会招致重大的社会歧视。尽管有强烈的家庭和社会义务要有一个孩子，但HIV阳性患者没有机会获得不孕不育治疗。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开展这项临床研究存在问题，并且它针对弱势患者群体。这项研究是为一种社会问题提供基因治疗吗？这对夫妇没有受到不适当的强迫吗？”

5.这项研究中的基因编辑与赋予天然HIV抵抗力的突变不同

在这项研究中，这些研究人员描述了CRISPR实际上给这对双胞胎带来的改变。他们从体外受精的胚胎中取出了一些细胞以研究它们的DNA，发现旨在让CCR5基因失去功能的基因编辑确实站稳了脚跟。

但是，尽管他们“期待”这些编辑通过让这个基因失去活性而赋予HIV抵抗力，但他们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一点，这是因为这些编辑“类似于”自然发生的CCR5Δ32突变，但并非完全相同。再者，仅有一个胚胎中的CCR5基因的两个拷贝都被编辑；另外一个胚胎中的仅有一个拷贝被编辑，这充其量只能给予部分HIV抵抗力。

Hank Greely说，“‘成功’在这里显得很浮躁。没有一个胚胎出现这种存在于在数百万人中的CCR5Δ32缺失突变。相反，这些胚胎/最终的婴儿出现了新的突变，它们的作用尚不清楚。同样地，对HIV的‘部分抵抗力’是什么意思？如何衡量这种部分抵抗力？是否足以证明将携带人类中从未见过的CCR5基因形式的胚胎植入到子宫中以进行可能的分娩？”

6.可能还存在其他不想要的CRISPR编辑

CRISPR并不是一种完美的工具。试图编辑一个基因有时会在基因组的其他地方产生其他意想不到的变化。在这项研究中，贺建奎的研究团队讨论了他们对这种不想要的编辑（称为‘脱靶’突变）的搜索，并说他们只找到了一个。

然而，这种搜索并不彻底，这份论文手稿还掩盖了一个关键点：这些研究人员从早期胚胎中提取的任何用于测试的细胞实际上都没有对这对双胞胎的身体做出贡献。剩下的将发生增殖并成长为这对双胞胎的细胞也可能具有脱靶效应，但是在开始怀孕之前无法知道这一点。

Fyodor Urnov说，“这是对实际数据的严重歪曲，同样只能被描述为公然的谎言。从技术上讲，在不破坏胚胎的情形下，不可能通过检查胚胎的每一个细胞来确定编辑后的胚胎是否‘没有显示任何脱靶突变’。对于整个胚胎编辑领域来说，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这些作者在此掩盖了这个问题。”

7.治疗这对夫妇的医生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各种新闻媒体的报道都指控贺建奎的研究团队通过更换血液样本来欺骗医生，而且并非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参与了制造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如果确实如此的话，这就是个问题，这是因为医生有责任做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事情。

Jeanne O’Brien说，“无论CRISPR是否用于基因组编辑，体外受精程序都遵循相同的步骤和时间线。这些进行体外受精的中国医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名父亲的HIV感染状况，或者这些胚胎是经过基因修饰的。贺建奎只需要一名愿意在授精时注射CRISPR的胚胎学家。他的言辞似乎表明进行体外受精的医生似乎没有参与随后选择要植入的胚胎的决定。这是对参与体外受精的医生的一次警钟：科学技术将继续发展，绝望的不孕不育夫妇可能会忽略未知的风险或相信该技术已被证明是安全的。一旦我们这些治疗不孕不育的医生有意识地移植了经过生殖系编辑的胚胎，我们实质上就是在向父母和未来的孩子确认这种基因修饰的安全性。有可能知道这一点吗？”

8.这份论文手稿歪曲了基因编辑婴儿的出生时间

到目前为止，一些媒体报道和熟悉这项研究的人士已经确定，这对双胞胎出生于十月，而不是十一月。为什么贺建奎的团队给出了错误的日期？这可能是为了保护这对夫妇及其双胞胎的匿名性。在一个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每个月可能会有一万多对双胞胎出生。伪造日期可能是为了让重新鉴定他们的身份的企图变得更加困难。

9.不清楚是否有存在适当的伦理审查

这篇论文手稿对伦理进行了非常简短的讨论。它说该研究计划已经在中国临床试验登记处进行了登记，但是实际上这种公开登记仅在这对双胞胎出生后才进行。

Hank Greely说，“何时登记的呢？答案是在2018年11月8日，即这对双胞胎出生后不久和宣布她们出生之前，这可能是为了增加发表的可能性。这不是正常的登记。也许已经获得了伦理批准，不过医院已否认了这一点。谁在说实话？不确定我们是否会知道。针对全面的伦理审查，‘我们被告知’这个短语并不是强有力的证据。这份论文手稿也没有讨论中国禁止HIV阳性父母接受辅助生殖服务的禁令。据报道，为了进行必要的HIV检测，贺建奎让其他男性假装是预定的父亲。这份论文手稿没有谈及这一点。在我看来，这很可能是真的，真是混账。如果确实是真的话，这意味着他欺骗了中国的监管程序。”

10.这些研究人员并未在制造活的基因编辑婴儿之前测试HIV免疫是否有效

在这项研究中，贺建奎的研究团队概述了他们从这对双胞胎那里收集血液的计划，以查看他们编辑过的细胞是否真正地抵抗HIV。在制造这两名经过基因编辑的女性双胞胎婴儿之前，他们本可以尝试提前了解这一点。在植入胚胎之前，他们可以将它们冷冻，同时在实验室对细胞进行相同的编辑并测试HIV对这些细胞的影响。

Fyodor Urnov说，“这就表明这个研究团队把他们的利益置于这对捐献胚胎的夫妇和他们未来孩子的利益之上。这份论文手稿中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新的CCR5突变形式可阻止HIV感染的基本预期。在植入胚胎之前确定这一点至关重要。他们可以使用一种已知的检测方法进行检测：在实验室中对免疫系统细胞进行相同的基因编辑，然后用HIV感染它们。只有携带阻止HIV感染的CCR5变体的细胞才能存活下来。这个研究团队选择不进行这项检测。相反，他们利用携带完全不确定功能影响的CCR5突变形式的胚胎培育出婴儿。这些研究人员赶时间吗？还是他们根本不在乎吗？无论作出何种解释，这种对基本伦理规范和研究准则的严重违反都与犯罪行为相去不远。”

11.一名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可能帮助贺建奎证明他的实验是合理的

这份论文手稿的结论包含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题外话，为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由，该理由将这个研究项目与非洲HIV流行病的核心地带联系了起来。感染HIV的非洲母亲的许多未感染儿童都患有一种称为‘HEU’的综合征，这使得他们更容易患上各种儿童疾病。这些作者说基因组编辑可能是对抗HEU的‘新策略’。

这个想法没有任何证据，但是有一些关于贺建奎从哪里得到这一点的线索。在一封他于11月22日发送给马萨诸塞大学生物学家Craig Mello（他当时是贺建奎的一家公司的顾问）的电子邮件中，他感谢Mello对这一主题提出的建议，并在他的电子邮件附上了上述同一段文字。

这是否意味着作为2006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Mello对这份论文手稿做出了重要贡献？Mello很早就被告知有关这个双胞胎项目的消息，但Mello的一名发言人说，他从未就如何撰写这篇论文给贺建奎提出建议。但是，根据贺建奎的电子邮件，任何这样的互动都意味着不被承认。他再次写信给Mello，“我不会告诉别人你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12.这个研究项目还有其他的支持者，但缺少一些关键信息

这份论文手稿最后感谢了一批人，根据贺建奎的说法，这些人针对这篇论文正文的初稿给出了直接的反馈或者给出了其他的建议。在对“编辑”这篇论文的正文表示感谢时，他提名了加州大学的研究员Mark Dewitt。Dewitt没有回复贺建奎发送过来的电子邮件，但早些时候描述了他自己的角色，称他已对这个研究项目提出警告。斯坦福大学伦理学家William Hurlbut说，他曾向贺建奎提供伦理意见，但他不知道这名中国科学家制造了基因编辑婴儿。

贺建奎还感谢英国马生殖专家W.R. “Twink” Allen，以及Allen当时的学生Jin Zhang，也就是John Zhang，他现在是纽约新希望生育中心的负责人，该中心是纽约最大的生育中心之一。据报道，Zhang在去年年底计划与贺建奎合作，为基因编辑婴儿开设医疗旅游业务。 在这些名字中，只有Allen的研究之前从未因与这项CRISPR婴儿研究存在关联而被引用。针对通过电子邮件与他联系的尝试，Allen没有给出回复。Zhang一直没有透露自己的角色，他告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他不熟悉这份论文手稿。他在10月份告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我从未见过它。”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拥有的这份关于基因编辑双胞胎的论文手稿版本缺少科学论文中通常存在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披露。首先，它没有提供有关谁资助了这个项目或者这些作者在研究结果中有什么经济利益的信息。它也没有详细介绍每个作者作出的科学贡献。这意味着这篇论文的正文并未明确描述唯一的非华裔作者、赖斯大学的Michael Deem发挥的作用（特别是是否与患者进行任何实际接触）可以决定着Deem或他所在的大学可能面临的惩罚。Deem的律师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包括要求提供他过去声明的副本，以尽量减少他在这项研究中的作用。赖斯大学表示，它针对此事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13.这些研究人员忽略了有关基因编辑不一致的证据

这份论文所附的数据，即所谓的‘补充’材料是贺建奎先前公开显示的表格。这些数据显示当他的研究团队试图测量CCR5基因发生了何种编辑时，在这对双胞胎的胚胎和出生后的组织中发现的DNA序列读出值，即DNA图谱（chromatogram）。

包括Musunuru在内的一些观察者都说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这些胚胎是“镶嵌的”，这意味着胚胎中不同的细胞被不同地编辑。他说，在这些DNA图谱中可以看到多个基因编辑的存在，即在给定的DNA位置上的重叠信号中记录了几个不同的读出值。

这些数据的言下之意就是这对双胞胎的身体可能由用不同方式编辑的细胞的组成，或者根本就不是。Musunuru指出，这意味着仅她们的某些细胞可能具有抵抗HIV感染的基因编辑。这也意味着一些细胞可能具有未检测到的“脱靶”编辑，这可能会导致健康问题。从贺建奎对动物胚胎的实验中可了解到，这种镶嵌问题是众所周知的。这个研究项目的秘密之一是，如果胚胎有这种缺陷，贺建奎为何选择继续利用它们开展实验。

在这份论文手稿中，贺建奎没有解决这个秘密。它仅说，“对所有样品中的CCR5基因进行了深度测序，以检查基因编辑的镶嵌性（mosaicism）。”没有对他的团队发现的东西进行解释，也没有承认这些数据似乎显示出镶嵌现象或这是一种问题。

By 生物谷

很多人对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有很大的误区，这些误区归 纳起来大概有下面几种：首先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都是中国人自己挣的，应该给中 国人自己花，比如从国外购买大量设备或者物资把中国物价打下来。其次是认为即 便不愿意花在国人身上，也不应该买美国国债送给美国人花，应该进行海外并购， 购买工厂等资产进行美元增值。最后是认为即便你投资能力很差，投资赚不到钱， 你买点黄金矿山石油等战略资源储备起来总可以吧，也犯不着把中国人辛辛苦苦赚 来的美元反手再借给美国政府让美国人消费。 这种思维的核心观点是，中国人用民工的血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给美国代工，赚一 点微薄的美元，这些钱又被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强制中国买美国国债回到美国了，所 以美国空手套白狼弄来了大量物资过的很滋润，中国人除了一堆国债债权什么都没 捞着，过的很辛苦全因为政府无能，被人忽悠去买美国国债了。网上很多伪专家都 是这么说的，也忽悠了很多愤青，今天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科普，让你真 正了解中国为什么必须购买美国国债。

一、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都是中国人赚的

很多人有个误区，中国的外汇储备都是中国人的血汗钱，都是中国人自己赚的，这 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当然，这看起来理所当然，这个基础常识错误，也正是很多人 后面一系列判断错误的根源。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看一组数据：

这是中国官方宣布的1978年到2013年的外汇储备，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1990年之 前，中国的外汇储备极度可怜，区区几十亿，遇到一点风浪就变成负的了，那个时 候中国的基础还没有打好，说通俗点，你想当欧美的血汗工厂赚血汗钱都没资格， 1990年之后开始走上正轨，中国开始稳定的赚钱了，外汇储备逐年增加，大概一年 增长个100多亿美金吧。

突变发生在2001年，这一年外汇储备增长了500亿美金， 2006年之后出现直线上升，一年增长接近5000亿美金。 我们都知道万事万物都是循序渐进的，即便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基础建设太落后，改 革开放20年才储备1500亿美金，2006一年就多了5000亿美金，这个速度肯定不正 常，那么2001年发生什么呢？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根据WTO 协议，中国将会开放诸多领域的市场并且允许外资进入，例如汽车银行等，对于中 国这种开放的姿态以及展示的市场前景，大量外资一夜之间开始纷纷看好，外国对 华投资额开始激增。外国人持有的是美元，进入中国办厂或者合资用的是人民币， 那么这些美元就只能通过央行进行兑换。天量的外资进入就形成了天量的外汇占 款，这些美元换成了人民币进入了中国市场进行流通，美元只是暂存于央行，将来 某一天外资退出的时候，这些人民币是要再兑换成美元撤离的。 这些外资带来的天量投资带来了天量的生产能力，天量的生产能力导致中国的出口 顺差飞速增加，但是这些赚的钱，很大一部分，那也是资方，也就是外国人的，他 可能拿这些钱继续扩大投资，但是将来总归有一天，他会撤离的。 所以，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全部都是中国人自己赚的，里面有一部分，而且是很大 一部分，是外国投资引来的外汇，这笔美元只是暂存在央行，其所有权并不归属于 中国。

中国每年的巨额出口顺差，赚的钱也并不全是中国的，相当大一部分，都是 属于外国资方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排斥外国资方，相反还要拼命引资，没有这些 外国投资，中国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高度。

二、能否进行海外投资进行美元增值

很多人问了，这些美元只是暂存在你这里，你别买美国国债啊，拿去海外投资啊， 实现资产增值。 这法子不仅国家想过，而且还试过，大家应该都对前几年的国家战略，那就是鼓励 企业走出去，鼓励海外并购有印象，那也是国家逼的没办法了，手里捏着一大把美 元，每年以一个恐怖的速度增加，这些美元还不是自己的，放手里逐年的贬值，只 能鼓励企业走出去，如果这些企业出去能获得资产投资受益，那是再好不过了。 于是乎，中石油走出去了，中海油走出去了，中铁建走出去了， 在各个领域各个触角都进行了市场并购的尝试，花了大把美金，不敢说100%输，九 负一胜的战绩还是有把握的，这些中字头老大哥在国内垄断舒服惯了，去海外接受 市场残酷磨练，尤其还是带着行政任务一窝蜂出去的，为了花美金而花美金，忽视了很多市场风险。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中铁建的高铁技术，很骄傲认为高铁走出国门很有赚钱把握， 但是这些高铁打不进欧美市场，于是一些有建设高铁需求，但是风险极大外国人不 愿去的市场，中国愿意接。比如利比亚存在战争隐患，跨国公司评估风险较大，不 愿意接这种活，中国接了，结果战争爆发了，技术人员紧急撤离，修了一半的设施 以及大量的机械设备全部仍那不要了，一把就损失了接近200亿美金，这不是外国 人的外汇占款，是实实在在属于中国人的200亿。

中铁建这个损失太大，是个意外，毕竟战争也有可能不爆发，中国绝大部分投资亏 损，都是损公肥私型，例如中石油花30亿美金买的油田，几年之后评估价值只剩十 几亿，后来查处某某受贿上亿强行通过这种，毕竟是国企，花国家的钱不会有人太 过计较。 那么这些美金不给中字头，给私企行不行？

首先外汇储备是国之重器，政府不可能放心给私企替国家花，放心的只有挂着私企名头的”赵企“。如果是盈亏自负的话，私企是不带政治任务的，他们也想走 出去，但是走的很谨慎，没有90%把握不会出国门，毕竟中国私企还很弱小，离开国门的保护，大部分都是无法存活的，所以私企的美元投资有，但是很少，投资速 度很慢很谨慎，完全无法抵消中国飞速增加的外汇储备，政府也知道国企投资不靠 谱，但是私企投资太慢，也就捏着鼻子让国企出去试一下了，既然失败了，也就死心不走这条路了。

三、能否买黄金石油等战略物资进行储备

既然投资不行，那我们蠢一点，买黄金石油矿石等物资，囤积在国内行不行，反正 我就是不借给美国人花。 这个更不行了，相反，如果中国真这么做了，那么这个提议的人就是卖国贼，会以 爱国名义毁灭整个中国。 首先要记住，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是自己的，绝大部分的美金所有权是外国人的，只 不过因为在中国投资，暂存在中国央行的。这个巨大的外汇储备，不能算是你的储 蓄，相反，应该算是央行欠下的外债，外国投资者一旦撤离，这些钱都是要还回去 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07年年末的《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在2007年，中 国政府拥有1.528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同时外国在华资产为1.2664万美元。07年之 后外汇每年都增长5000亿美金左右，大家可以结合我第一张图，算一下这个比例问 题，新增的5000亿，绝大多数，肯定还是外资的。

为了应付随时可能流出的外资，央行手里必须储备大量的流动性，确保任何时候央 行都有足够的美金应对任何形式的提款要求，确保不出现挤兑现象。以07年的数据 为例，假设央行头脑发昏拿自己1.5万亿美金去买了8000亿美金的黄金石油运回 国，一旦被美国政府察觉到你外汇储备不足，暗地里组织欧美几百家大型跨国公司 在某个时间点统一要求提现，导致你剩余的7000亿外汇储备瞬间降低到3000亿以下 甚至给你打到更低，那剩余的外资就会极度恐慌，他们来华投资是为了赚美元，一 个外国人要人民币没用啊，就像我现在给你日元，你不还是要兑换成人民币才有 用，所以他们就会拼命出逃引发恶性连锁反应，绝对可以把你的外汇储备变成负 值。

你以为这就算完了?还没结束，一旦央行被挤兑，拿不出美元，就像当年亚洲 金融危机的泰国一样，央行被宣布破产了，会引发全体国民极度的恐慌，拿人民币换美金的有，换黄金的也有，不信任本国银行的也有，总之，全国经济都会像当年 亚洲金融危机时候泰国那样崩溃，如果要制止，只能抛售当初储备在国内的黄金石 油换美金来应付提现要求，但是你当初买了那么多，短期内想变现哪有那么简单， 全球都找不到买家，不趁机压价是不可能的，7折出手都算良心价，想给你把价格打到5折，也不是不可能，这种时候中国就真被剪羊毛了，一夜返贫，诸多社会矛 盾在经济繁荣发展的时候都会弥补掉，经济大幅衰退的时候都会爆发出来，越乱中 国经济越差，越差就越乱，恶性循环，最终的残局，会是噩梦一样的景象。

四、那应该怎么处理手头的外汇储备

既然大量的美元储备不是自己的，放手里也贬值，投资不行黄金石油也不能买，那 该怎么处理呢，那就只能贷给别人了。 贷给谁呢？借给个人是肯定不行的，这么大体量的美元贷款个体是肯定消化不了 的，安全性和流动性也没有保障，借给银行也是不行的，任何银行都是会倒闭的， 一旦倒闭就鸡飞蛋打，中国承受不起这种外汇损失。那么如果要借，就只能借给美 国政府了，15年来，美国国债的平均债息大约在5.5%左右，而CPI约为2.2%。也就 是说扣除通货膨胀，投资美国国债的原始收益依然在3%以上。美国国债也不是100% 保险的，万一美国政府完蛋了美债也作废，但是哪一种资产是100%保险的？

退一万步说，如果美国政府完蛋了，美债不要就不要了呗，中国做老大哥也不是不行，这么多美债就当战争费用了便是。 最重要的是，购买美国国债不仅具有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还具有核捆绑效 应。国债是一国信用的体现，如果中国国债暴跌崩盘了，会极大挫伤民众对中国国力的信任，市场避险情绪会激增，不能短期解决的话，会引发很严重的经济后果， 美国国债同理。 所以只要中国自己不出现问题，如果美国想采用上文那种私下撮合几百家外资甚至 更多短期抽离中国外汇这种阴谋的话，中国完全可以立刻抛售相应规模的美国国债 来应对提现要求，这种流动性危机就被对冲掉了，甚至可以说转嫁掉了，你小规模 抽离我就小规模卖美债，你大规模抽离我就大规模卖美债，反正不卖我也没钱，任 何人都不可能对我大量抛售美债说三道四。我美债短期卖多了肯定有损失，但是你 短期抽离太多外资，损失比我大多了，因为你抽离步骤更繁琐，看谁玩的过谁呗。

所以，各国政府例如中国、日本等，都争相购买美国国债，在诸多选择里面，无论 是安全性、增值保值性还是流动性，美国国债优势明显，也许买美债有很多问题， 但是在一篮子烂苹果里面，他是最不烂的那一个，中国曾经做过多渠道尝试，最终 还是回到买美债这条路上来，不要怀疑国家智囊团的智商有问题。 所以，为了在外汇储备激增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保护中国的利益，买美国国债，是保 护中国外汇储备最佳的选择。

By 紫色的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