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大学通用申请系统CA（Common Application）数据，2021新学年的中国学生申请人数同比减少18%。但鉴于美国大学新学年国际学生的申请量比上一周期增加了9%，中国学生的下降趋势显得尤为明显。

这并非中国赴美学生人数的首次下降。

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今年3月发布的《2020年在美留学生报告》（2020 SEVIS by the Numbers Report）显示，2020年因受到疫情影响，美国境内约125万国际学生，较去年下降27.2万人，降幅为17.86%。

中国仍是美国最大生源国，但2020年中国赴美留学生人数为382561人，比2019年减少91926人，占比30.6%；印度为美国国际学生的第二大来源国，向美国大学输送了207460名学生，占比16.7%。

“中国学生的兴趣减弱是由于美国对中国学生的签证限制、大流行期间美国反亚裔种族主义的增加，以及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美国《财富》网站认为。

今年4月，美国取消了中国学生返校直飞航班的禁令。“中国学生几乎完全被禁止进入美国境内，因为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领事馆在这几个月里基本上暂停了签证服务。”《财富》称，2020年4-9月，美国向中国学生签发了808个新签证，前一年为90410个。

“哈佛和斯坦福等美国顶尖大学可能不会失去中国申请者。”《财富》网站称，“但其他大学正在苦苦挣扎”，“那些没有全国声誉或国际声誉的学校招收学生的难度要大得多”。以密歇根州立大学为例，该大学2020年秋季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已比2019年减少25%，预计今年将继续减少。

俄亥俄卫斯理大学国际招生主任克罗斯比在接受《财富》财富时说：“今年出现的一个情况是，几乎所有（美国）院校都看到来自中国学生的申请急剧下降。这对他们的收入造成了巨大打击”。

中国学生的兴趣下降威胁到了美国大学主要的收入来源。

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2020年美国接收的国际留学生人数骤降约20%，给美国造成近100亿美元的损失。

据《财富》援引美国商务部数据，2019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40亿美元。中国学生的生活费和学费达到了159亿美元——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美国政府在2020年用于帮助开发COVID-19 疫苗所花费的金额。

为了吸引更多的留学生，美国在当地时间7月27日发布《美国对国际教育的全新承诺》（A Renewed U.S. Commitment to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直言“美国不能缺席世界舞台”，并表示“美国将会主动欢迎留学生赴美留学，积极推动各国与美国间的文化交流。”

据《第一财经》报道，美国开放留学生入境后，中国留学生在上海浦东机场排队值机去美国，有的航班等待值机和送行的队伍长达千米，8月从中国内地经中国香港转机去美国的机票，经济舱2-3万元，商务舱更是达到7-10万元。

美国此次放开留学生赴美的限制，主要是针对持有F/M签证的学生。持有该签证的中国学生，自8月1日起就可以直接从中国前往美国，无需再多花费14天在第三国进行中转。

美国达美航空中国区总裁黄康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中国留学生带来的中美航线爆发，是一个短期的高峰，由于旅游和商务签证还没有放开，以及仍在执行的落地隔离等政策，中美航线长航线的真正复苏预计要到明年。

By 查沁君

近现代史上，阿富汗绝对是超级大国的超级绊脚石，英国、苏联、美国等超级大国都在阿富汗留下了无法言说的伤痛。

1838年—1919年，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三次大举入侵阿富汗，均以失败告终。

1979—1989，红色帝国入侵阿富汗，折腾了十年，筋疲力尽后被迫撤退。

2001年—2014年，美国对塔利班政权的反恐战争，耗资7000亿美元，结果并不理想。

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喜欢搞阿富汗？

在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中，阿富汗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阿富汗是一个位于亚洲心脏地带的内陆国家，北部与3个斯坦国家接壤，东部与中国和克什米尔（巴控）接壤，南部与巴基斯坦接壤，西部与伊朗接壤，占领阿富汗，就占了亚欧大陆几何中心，占领了世界的十字路口。

在苏联没有解体的时候，阿富汗北部的三个斯坦国家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因此，阿富汗与苏联是邻国。

苏联的邻国，一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做敌对国，要么做阶级兄弟。

50年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因为领土问题差点爆发战争，苏联力挺阿富汗，趁机把阿富汗拉进了兄弟阵营。

投入了苏联怀抱，自然要听苏联的话，阿富汗国王查希尔不听话，所以苏联1973年支持国王的堂兄弟达乌德发动政变，废了国王和君主制，建立了阿富汗共和国。

达乌德虽然号称红色亲王，但是他对苏联的爱有所保留，不想完全听苏联摆布。

达乌德的“独立自主”引起了苏联和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强烈不满，苏联决定再次换人。

1978年4月，在苏联的支持下，人民民主党领袖塔拉基领导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推翻了乌达德政权，建立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

塔拉基是极端亲苏分子，对苏联的指示绝无二话，他掌握阿富汗最高权力后，为了感谢苏联“兄弟般的无私帮助”，在短短几个月内与苏联签订了40多个协定和条约，把苏联顾问、专家、军事人员引入党政军要害部门，允许苏联在阿富汗建立军事基地和驻军，实际上把阿富汗变成苏联的第十五加盟共和国了。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塔拉基着手对阿富汗进行苏式改造。

阿富汗虽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并没有统一政权，由于交通不便、民族众多，阿富汗割据势力很强大，农村地区基本被极度分散的部落所控制，中央政府掌握的地方只占30%左右，完全不具备动员能力和激进的全面改革。

阿富汗有3000多万人口，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当暴风骤雨般的社会改造，与沿袭了一千多年的宗教文化和传统习俗相碰撞，就会产生社会无法承受的阵痛。

塔拉基一手推行苏式改造，一手举起屠刀，大肆逮捕和处决反对派。恐惧的人们发动了暴动，反政府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崛起，阿富汗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

02

此时，人民民主党最高层爆发了权力之争。

塔拉基有个副手叫阿明，阿明有气质、有能力，有功劳，有野心。他一面麻痹推崇塔拉基，获取其信任，一面背地里磨刀霍霍，不断拉拢反对塔拉基的人，步步蚕食塔拉基的权力，逐渐架空了塔拉基。

1979年3月，阿明逼迫塔拉基辞去总理职务，7月，逼迫塔拉基辞去国防部长，把塔拉基供成了精神领袖。

阿明

塔拉基十分郁闷，找苏联人告状，请求苏联搞掉阿明。

贸然搞掉阿明显然不明智，苏联还需要考察一段时间。

考察的结果是：阿明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对苏联不忠诚。

又是一个不听话的！

苏联人指示驻阿富汗大使和克格勃人员配合塔拉基，除掉阿明。

阿明这么多年来也不是白混的，斗争水平比塔拉基不知道高很多。塔拉基不仅没有搞死阿明，反而把自己搞死了，阿明和苏联人关系彻底破裂。

阿明强烈反对苏联控制阿富汗的情报系统、秘密警察以及军队，他还向其他国家公布了塔拉基政变的内幕，要求苏联召回驻阿大使，搞得苏联很没面子；苏联则装成一副大国风范的样子，多次邀请阿明访问苏联，并称阿明是苏联人的老朋友，计划用鸿门宴搞掉阿明，阿明不上当。

阿明的政策比塔拉基还激进，他强力推动国家统一，主张用武力打击割据势力，镇压一切反对派。在他的统治下，阿富汗内战愈演愈烈，随时有失控的危险。

苏联人坐不住了，决定以雷霆之势铲除阿明，消灭反政府武装，保证苏联在阿富汗的利益。

苏联军队

对苏联这样的世界大国而言，进攻阿富汗肯定不仅仅是为了搞掉阿明，阿明没那么大脸。

苏联入侵阿富汗有四个主要目的：

一是搞掉阿明，杀鸡吓猴，警告其他卫星国，别动歪心思。

二是稳住阿富汗局势，避免伊朗和阿富汗的穆斯林势力影响苏联南边几个加盟共和国的稳定，因为这几个国家的人也是以穆斯林为主。

三是防止阿富汗倒向美国，阿明为了对抗苏联，准备走美国的门路，苏联自然不会让美国在家门口捡现成。

四是南下战略，占据了阿富汗这个亚洲心脏位置，就可以继续南下印度洋，威胁中东，从侧翼包围欧洲，形成对西方世界的战略优势。

此时苏联的老大是勃利日涅夫，一个有重度勋章控的老男人。

勃列日涅夫

勃利日涅夫统治的18年，是苏联国力的巅峰时期。彼时苏联一心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苏联军力狂飙，世界为之颤抖，美国都不敢与之正面交锋。

以80年代初期的坦克为例，华约70000辆主战坦克往东欧一放，整个欧洲都处于苏联的恐怖威慑之下，根据当时军事专家的估计，莫斯科一声令下，苏军钢铁洪流一个星期就可以荡平整个欧洲。那时，北约的26000辆坦克，无论质量和数量都无法与华约匹敌，只有被碾压的份。

北约与华约对峙示意图

以上只是坦克，至于兵员、火炮、战机、导弹、核武器等，苏联的数量也超过美国。

再举个例子，在著名的“西方-81”演习中，苏联轻松出动了50大军，动用了上万辆坦克，难怪当时毛熊能脚踩西方，拳压东方。

03

苏联敢于对阿富汗动手，不仅是因为自己很牛逼，也是算准了美国不敢出手。

美国在越战中栽了之后，患了轻微的战争恐惧症，在世界舞台上低调了很久，无心也无力操心阿富汗，更何，当时美国正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伊朗人质危机搞得焦头烂额，没空阻止苏联。

勃列日涅夫

12月24日，西方平安夜，宁静而美好的夜晚，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战机轰鸣，昼夜不息。苏军大型运输机往来不绝，将士兵和武器装备源源不断的运往喀布尔国际机场和巴格兰空军基地，27日晚，进驻喀布尔的苏军占领了阿富汗国防部、邮电中心、车站、银行等要地，并出动特种部队进攻总统府，杀了阿明及其全家。

苏军入侵阿富汗

接着，苏军扶持卡尔迈勒傀儡政权上台，塔斯社立即向世界宣布：阿富汗发生政变，苏军应邀开进阿富汗。

28日，早已做好战斗准备的6个苏军师（约8万人），兵分两路，越过边境线向阿富汗发起了钳形攻势，1月2日，东西两路大军会师，短短一周内，苏军就占领了阿富汗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

苏军入侵阿富汗示意图

阿富汗政府军一直在打酱油。

苏军顾问早已深入到了阿富汗军队的营一级，基本上掌控阿富汗军队。入侵前夕，苏联顾问以保养和更换装备为名，将阿富汗军队的重要武器装备和弹药燃料拆的拆、收的收，使阿富汗军队失去了抵抗能力，大部分阿富汗政府军投靠了卡尔迈勒傀儡政权，少量军官和士兵加入了抵抗组织。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克格勃还对阿富汗高级官员们的食物下毒，导致入侵当天大部分阿富汗高官被送进了医院，政府基本瘫痪。

就这样，苏军轻而易举的拿下了阿富汗。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的吗？

苏军的敌人并不是阿富汗政府军，而是阿富汗反政府武装，也就是各部落的游击队。

阿富汗游击队

按西方军界估计，苏军要完全控制阿富汗，至少要出动50万军队。实际上，苏军在阿富汗的驻军长期只保持在10万多一点。苏军人数世界第一，自然不缺人手，只出动10万人是因为苏军的后勤补给只能支持10万人。

阿富汗位于伊朗高原东部，全国4/5的地方是山地，北部和西南部有小块山麓平原。其中部地区多是高山峡谷，兴都库什山脉自东北斜贯西南，南部地区为高原沙漠，自然环境恶劣，交通十分不便。

阿富汗地形

阿富汗没有铁路，没有港口，只有几条公路，驻阿富汗的苏军补给，都是苏联从本国用卡车拉过来的。山地运输的运载量和速度远远比不上平原，更何况上千公里运输线路上，活跃着反政府武装，费劲辛苦拉来一车弹药，游击队一迫击炮过来，全部报销。

阿富汗游击队

为了保护输血大动脉，苏军不得不出动大量直升机和步兵战车为卡车队护航。

脆弱的后勤补给，使得苏军吃不好、喝不好、穿不好，加上高原地区温差大、空气稀薄、高原反应，大量苏军士兵因水土不服而生病，严重打击了苏军士气。

糟糕的地形和交通也不适合大兵团作战，不利于机械化部队发挥威力，先进坦克和装甲车爬不上陡坡，重型火炮在山地环境下仰角不够，自动化武器和机器因风沙天气和山地地形而加速磨损，故障率攀升，事故频发，同时，本已十分脆弱的后勤保障也因此而压力倍增。

04

苏军所面临的不利之处，正是阿富汗游击队的有利之处。

游击队的战斗小组，骑着毛驴、马匹或摩托车，挎着AK47，扛着火箭筒和迫击炮，在大山深处神出鬼没，他们时而装成放羊的牧民观察盯梢，时而隐藏起来打黑枪，时而在交通线上埋设地雷，防不可防。

阿富汗游击队

对付这样的人，用飞机和导弹划不来，只合适出动直升机，它既能快速机动，又能火力压制，还能运送士兵和伤员。这其实和美国当年打越南差不多，只是丛林换成了山地。

米格-24直升机

苏军的米-24直升机（红警中的“雌鹿”直升机）在阿富汗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款战场小能手既能运输，又能火力输出，常常追着游击队扫射，凶猛的火力打得游击队头都抬不起来，出尽了风头。

然而好景不长，游击队很快装备了便携式防空导弹，对苏军的直升机造成了巨大威胁，苏军再也无法像之前一样欢快的追击扫射游击队。

阿富汗游击队装备的毒刺导弹

在游击队装备的便携式防空导弹中，以美国的“毒刺”导弹最为著名。FIM-92毒刺导弹采用红外制导，能跟踪飞机尾气热流全方位攻击，射程4800米，射击高度3000米，飞行速度2倍音速，扛在肩膀上就可以发射，命中率接近80%。

游击队怎么会有这么先进的武器？

想都不用想，肯定是美国在搞鬼。

当年美国打越南，苏联给越共输血，现在苏联打阿富汗，美国能坐视不理？

越战美军

来而不往非礼也！

阿富汗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在全球收购苏式武器，还出重金请相关国家生产苏式武器，转交给游击队。后来，美国又在巴基斯坦靠近阿富汗的边境深山里建立基地，培训和指导阿富汗游击队，传授他们游击战战术，还为阿富汗游击队源源不断的输送武器弹药，并出动侦查卫星，替游击队提供情报。

阿拉伯世界也同仇敌忾，纷纷出钱出人，支持阿富汗游击队。

本·拉登在阿富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年轻而富有的本·拉登也怀揣着热血与激情，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阿富汗战争，并长期活跃在抗苏第一线，直到胜利后才离开。在此期间，拉登并与美国中情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情局甚至称拉登为英雄！

有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鼎力支持，有无数难民为游击队补充兵力，除非苏军杀掉所有阿富汗人，否则这仗没法打。

电影《第一滴血3》的背景就是阿富汗战争

这就和中国抗日战争的模式一样：苏军占领城市和交通要道，游击队则控制了大部分山区和广大农村。在阿富汗政府（类似于伪军）的配合下，苏军不断扫荡围剿游击队的根据地，游击队则以山地和农村为依托，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使苏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1989年2月15日，驻阿富汗苏军全部撤回国内。阿富汗战争成了苏联永远的伤口。

By 随风飘荡的海藻

每天，来自全球各地的女孩们可以从跨境时尚电商SHEIN那里，下单超过总价数千万美元的连衣裙、上衣和牛仔裤，这些女孩中又以美国女孩数量为最（根据《晚点latepost》的数据，今年6月，SHEIN月销量超过7000万美元）。

一万多公里之外，穿过浩瀚的太平洋，美国女孩们源源不断的消费欲望，由广州制衣厂工人们争分夺秒地满足，在他们蜂鸣般的缝纫机下实现。

番禺一带有300-400家制衣厂都是SHEIN的核心供应商，从这里赶制好的衣服会连夜集中送到佛山的一座大型仓库，从这里把每一个包裹逐一直送到全球各地SHEIN买家的手中。

南村镇上的一栋五层楼房里有着上百个制衣工人，在三楼的制衣车间内，头顶的大吊扇正在驱散7月的炎热。男工们光着膀子，女工们身着背心，正争分夺秒地完成当日的生产任务。

成百上千个这样的制衣厂星罗棋布在广州番禺区的数个城中村内，而南村是其中最为出名的一个。在南村村口的一家奶茶铺内，几个放暑假的孩子正在逗猫，而他们的父母正在给这些制衣厂做工。连奶茶店的老板都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在赶制“SHEIN”的服装订单。

不过，这里的工厂主和制衣工人更爱用“卓天商务”来谈论“SHEIN”。卓天商务是SHEIN背后的境外运营主体，所有工厂生产的服装最终要交付给它，并远销至海外。

野心勃勃的SHEIN计划在短时间内在销量上超过快时尚鼻祖ZARA。而广州番禺一带如火如荼的跨境快时尚生意揭示了一个真相：快时尚并没有死，只是以更加激烈的形式迭代了。

界面时尚将从“卓天商务”开始，一探SHEIN何以突破全球快时尚供应链天花板，做到世界顶尖的“小单快返”的秘密。

秘密是更自动化的工厂？错

表面上看，SHEIN的服装供应商并没有突破人们对制衣厂的传统认知。

南村一家制衣厂目前仅服务卓天商务一家，每个月产量达到30-40万件，这已经占掉这家工厂的全部产能。

年轻女工小薇在厂里给衣服打边，通俗的说就是根据版型用缝纫机给布匹车边。简单的款式她一天可以做上千件，复杂一点的也能做个三四百件；最多时候，她曾经一天做了八个款式的衣服。

50岁的花姐则负责给衣服缝扣子、上拉链、检查边角是否有多余的线头。她对界面时尚坦言，卓天商务的订单并不复杂，以她十几年的手工经验，每天光是缝扣子也能做个三百来件。

小薇和花姐们的报酬是计件来算的。他们每天要工作10-12个小时，中间有两次短暂的休息时间，晚上经常工作到10点半，每周也只有周日一天不加班。

这种工作强度在SHEIN的核心供应商中十分普遍——可以说，SHEIN模式完全没有脱离对劳动力的依赖。

这样传统的生产模式，却创造出全球顶尖的商品交付速度。

界面时尚综合采访信息及其他媒体报道，SHEIN最核心的快时尚品类的生产周期现阶段为5至7天——这指的是从供应商响应下单到完成产品交付的整个周期。如果遇到爆款追加订单，供应商最快可以在3至5天时间交货。

反观最早提出柔性供应链概念的快时尚巨头ZARA，以它在中国市场对贴牌厂商的要求为例，它的生产交付周期为14天——这指的是从产品下单到送达地区市场门店整个过程。

而SHEIN的销售增速也让同行羡慕不已。

在番禺南村，SHEIN供应商之一胡风向界面时尚透露，在今年上半年的供应商大会上，SHEIN表示2021年全年的销售目标为1000亿元人民币（超过153亿美元），今年前六个月SHEIN就已经完成400亿元的销售目标（约合61.5亿美元）。

考虑到每年第四季度销量通常能够占据全年销售额的一半，SHEIN今年超额实现这一目标不是梦。2021年6月，《晚点 LatePost》的一篇报道称，SHEIN如果在2021年实现120%的增长目标，今年的销售额或许就能超越ZARA。

如此大规模产量和快速生产，却是由大量劳工实现的——乍听之下似乎矛盾重重。

这正是“小单快反”柔性供应链模式的秘密。它的本质不是依赖生产技术创新，它的效率更多是由电商平台前端产生的订单向后方驱动的。

胡风表示，“这种模式要求把订单拆分成小单位，让小工厂去做，也能做得很快，而且实现成本压缩。”

这呈现的结果是，虽然前端的销售额摆在那儿，SHEIN后端供应链因此承担的产能总量庞大；但拆分给海量的SKU之后，每个款式的订单实际上为小单量。

要把这样能够快速反应的中小型工厂组合在一起需要一个大前提：生产要素齐全。

以番禺为中心发散出去，在一个小时的车程范围内，有大量的制衣作坊和中小型工厂，有服装纺织面辅料最大的供应市场中大纺织商圈，有广州服饰批发街十三行，有佛山的仓储基地，有广州白云机场等等。这是广州作为中国服装外贸的前沿阵地，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积累而成的。

而广州番禺又有其独特之处。不管是1990年代兴起的档口批发生意，还是2000年后给淘宝等国内电商做网单，再到现如今给跨境电商品牌做贴牌代工，番禺一带的制衣厂始终保留着传统的小规模制衣生产模式，以及批发时代积累下来的快速生产的服装生产链路。

这正是SHEIN看中的。生产要素健全和生产模式匹配，这为“卓天商务”在番禺搭建供应商生态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几乎所有制衣厂老板都觉得，给SHEIN做衣服跟以前没什么不同。“一直都是这样做衣服的。”他们在采访中不断强调。

在胡风看来，SHEIN在番禺搭建供应链的目标很明确：建成中国的‘ZARA小镇’。

目前，除了三四百家SHEIN核心供应商，广州番禺还有1000多家服装供应商为SHEIN服务。这是SHEIN核心供应商向下管理的结果。

随着SHEIN自主品牌的产能需求不断扩大，广州地区的较大型制衣厂自身的产能已经无法满足其订单需求。

“广州月产能几十万件的传统加工厂已经没有几家了。”胡风告诉界面时尚，因此核心供应商会协同几十家外发工厂，一起完成从SHEIN承接的订单。

“预估在番禺有一半的加工厂产能都分配给SHEIN。”换句话说，SHEIN“相当于养活了整个镇了。”

SHEIN成功搭建的供应链生态也称为后来者争相效仿的典型。这两年如雨后春笋冒出的跨境快时尚电商都纷纷把供应链落地于此。

秘密在自建系统高效管理供应链？是的，但很难模仿

亨利·福特曾经说过，没有人能管理好100万人。管理数量庞大的外部供应商同样很难。

供应链管理根本上要确定需求计划、生产计划和物料采购计划等主要三方面。这些计划不是供应商和采购方的供应链管理部门可以单独决定的，而是需要商品企划、产品开发、供应链中心等多个环节与供应商在充分沟通后才能确定的。因此，供应链管理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且庞大的系统性工作，传统服装供应链管理要投入相当大的人际沟通成本。

更别说像SHEIN这样，除了有直接对接的核心供应商之外，还有上千个外发的合作工厂。这对核心供应商的向下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广州海珠区，一家刚完成A轮大额融资的新兴跨境电商平台正在举办供应商大会。界面时尚看到，这家公司的供应商管理系统的UI界面，与SHEIN的OEM供应商使用的MES工艺管理系统在配色和布局上十分相似。

事实上，许多服装跨境电商都想模仿SHEIN搭建一套类似的供应链信息管理系统，但管彤却觉得“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

过去四年，管彤在多家主要跨境电商售卖自主品牌，他见过大量的供应链管理系统。“SHEIN的是我在中国见过最好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它的系统匹配了它的电商采购模式。”

电商驱动的“小单快反”模式决定了SHEIN有大量的核心供应商和外发工厂。所以，把所有供应商整合在一个供应链生态中高效地协作，十分必要。

同时，每个工厂都要应对大量的订单和SKU。理论上，针对每组订单和每个款式，都会有针对设计、面辅料采购、价格等多方面的沟通。工作量可以说很大了。

因此，好的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应当能够“准确和及时反应信息和数据”。供应链专家谢向风认为，这能够大大降低沟通成本，其最终目的是为供应商创造一个稳定的生产链路——对于贴牌厂商来说尤为关键。

界面时尚此前报道，从2016年开始，SHEIN就朝着这个方向搭建供应链生态。如今，SHEIN的系统研发中心已经开发了一套成熟且复杂的供应链信息系统——这是一个涵盖了针对商品中心、运营中心、生产部等9个不同部门的10套子信息系统。

界面时尚走访的每一家SHEIN制衣厂，乍看之下并无太大不同，都是由板房、车边、剪裁、熨烫等各个环节构成的传统制衣车间。但在这些制衣厂的电脑上，一定有一套“MES工艺管理系统”综合管理着生产的各个环节，是SHEIN生产部门与OEM供应商沟通的重要桥梁。

管彤告诉界面时尚，“每个工厂都必须要用这套系统，你不用SHEIN就不会跟你合作。”这个规矩对于ODM供应商、第三方DTC品牌等各个合作方同样适用，其目的是让所有人都在这个生态系统内，通过及时监控订单的每一个步骤和进展情况，掌握节奏和控制时效。

供应商普遍还反映，SHEIN开发的这套信息系统对用户十分友好。就好比苹果手机的IOS应用系统，用户并不需要知道这套系统背后的开发代码如何，也不必对电脑十分在行，就能在它通俗易懂的步步引导下，快速上手。

拥有一个通俗易上手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在服装行业是长久以来的一个奢侈愿望。管彤认为，这主要就是因为很多供应链系统软件开发者是从传统服装生产的思路去开发的。

而谢向风则认为，其他跨境电商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的思路还是在卖东西，而不是想着怎么打通后端的各个环节，让它不去拉前端的后腿。”

事实上，SHEIN的这套供应链信息系统已经智能化到较高程度，能够把前端销售数据与后端各环节的数据充分共享，也能在应用终端实现数据可视化，大幅提高了供应链各环节的响应速度和工作效率。

例如，在给ODM供应商使用的“SHEIN全球商家平台”系统上，界面时尚记者看到排产管理、图片管理、商品管理、开发管理、订单管理、库存管理等所有供应链环节类目，操作者点击每个菜单进入子页面，都能看到十分直观的可视化数据和图片。

某款连衣裙的备货建议中，系统详细提供了S、M和L码尺码的建议备货下单数。SHEIN信息系统有一套自己的公式算法，以“库存可售天数”“预测日销量”“仅七天销量”作为主要变量，辅以“交货期和备货天数”固定变量，再扣除“库存数量”、“运输途中件数”和“待上架数量”，最终计算出供应商需要的备货下单数。

但对于应用终端的工厂主和工人来说，他们只要关心“备货下单数”就可以了。至于这个数字究竟怎么计算出来的并不重要。

“你看到后台派单，就可以立刻开始工作了。”管彤坦言，“人的作用很小了。”

总体而言，SHEIN打造的供应链生态，是通过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将大量的供应商紧密的组合在一起进行高效协作。原本需要人来进行的判断与沟通，让渡给计算机算法解决，大大提高了流转和生产效率。每个环节的“人”则只要执行系统指令，完成各自生产单元的任务即可。

在这些供应商看来，SHEIN的“小单快反”柔性供应链模式，已经打破了传统由ZARA开创的“快时尚”定义，也不是Asos和Boohoo这类“超快时尚”跨境电商，而是迭代成为“实时反应快时尚”。

人口红利消失怎么办？审时度势的供应商已经把工厂布局到江西

多个供应商都认为，SHEIN下一步的目标是把“实时反应快时尚”的供应链生态复制到其他垂直品类上。

这两年，SHEIN已经开始在平台上销售其它品类产品，除核心的快时尚女装之外，还增加了成本更高的中端成衣线，以及儿童服饰、宠物用品、手机配饰等。而跟随这些垂直品类，SHEIN也开始在其他地方搭建其供应链生态，并纳入到自主开发的信息系统内。

与此同时，即便是集中在番禺一带的女装快时尚供应商，也已经开始出现厂商外溢的现象。

众所周知，广州等沿海地区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只不过，与许多大型成衣供应商向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转移供应链不同，广州番禺的快时尚代工厂商则选择在国内转移。

胡风告诉界面时尚，“像SHEIN这种模式，不要讲东南亚做不了，就算浙江或福建都做不了，更别说跑到东南亚去做了。”

不同于香港溢达和宁波申洲国际这样实现规模化和智能化生产的大型服装制造商，SHEIN的供应商没有雄厚的财力在东南亚进行大规模投资，布局多年组建供应链的同时，对东南亚劳工进行技术培训。

与其选择往国外转移，还不如跟着国内传统劳动力的最新流向顺势布局。毕竟，中国的劳动力有强大的技术优势，而且还吃苦耐劳。胡风表示，“东南亚劳动力是便宜，但其实我们中国工人一个人的效率可能顶他三个人。”

这也是为什么，广州的工厂从2019年开始向中部地区转移，其中以江西、湖北、湖南等地为主。“一些广州的供应商往这些地方去建分厂，或者接了SHEIN的订单后再外发到那边去。”

事实上，从1990年代起，广州番禺地区涌入了大批来自江西和湖北的外来务工人员。不过，随着近几年沿海城市生活成本提高，劳动力价格上涨，许多外来务工人员向老家回流。

女工小薇老家就是湖北的，她跟丈夫现在一起给南村这间制衣厂为SHEIN做衣服。她告诉界面时尚，她刚刚从湖北老家放假回来。因为放暑假，之前在家陪孩子呆了一个月。

还有一些像小薇夫妇这样的劳工索性把孩子接到番禺来过暑假。但更多的情况是，他们夏天回老家之后，就再也不回来了。一些制衣厂厂主告诉记者，这样的年轻劳工不在少数。

沿海地区收入虽然高，但生活成本也高。谢向风告诉界面时尚，现在广州的制衣厂工人每个月收入甚至可以高达12000元，“这要看手脚的，但一般都能在8000到10000元左右。”

胡风则进一步表示，“在广州做衣服一个月赚一万元，在江西赣州一个月现在能赚到4500元，这样的收入在那边能过上不错的生活。”

这因此促成了广州番禺的工厂主跟随这些劳动力到江西、湖北等地建厂。对于广州番禺的供应商而言，这些劳工掌握国内的制衣技术，又有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跟着他们去建厂是比去东南亚建厂更划算的投资。

这其中又以江西近几年的发展最为成熟。

谢向风就是老江西人。他曾任职于SHEIN供应链中心，负责成衣生产工作，对接和管理外部供应商。现如今，他过起了广州番禺和江西两地跑的双城生活，正是因为他管理的工厂建在江西赣州。

相比其他地方，江西的优势还在于物流方便。“江西赣州车程也就五个小时，我们利用晚上的物流时间发裁好的布料过去，早上就能收到货，中午就可以开工了。”

By 黄姗, 许悦

《传习录》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王阳明的弟子薛侃有一天在花园中除草时，大概是疲惫不堪，所以哀叹道：“为什么天地之间，善难培养，恶难铲除？”

王阳明当时就在花园中赏花，听到薛侃的叹息，发现说教的机会已到，接口道：“你既没培养善，也没有铲除恶。”

薛侃莫名其妙，因为他劳碌了大半天，铲除了很多棵草，而且他经常浇灌花朵，这怎么能说是没有培养善，没有铲除恶呢？

王阳明发现了薛侃的疑惑，却没有继续深入这个话题，而是转到另外一个问题上去了：“你呀，如此看待善恶，因为从形体上着眼，错误在所难免。”

薛侃这回如坠云里雾里，更不知王老师的话是什么意思了。

王阳明马上解释说：“天生万物和花园里有花又有草一样。哪里有善恶之别？你想赏花，花就是善的，草就是恶的。可如有一天，你要在门前搞个草坪，草又是善的，草里的花就肯定被你当成恶的了。这种‘善恶’都是由你的私意产生，所以就是错误的。”

薛侃吃惊地问：“这不就是无善无 恶了吗？”

王阳明正色道：“天下任何事物本来就没有善恶，它所以有善恶全是你强加给它的。我问你，黄金是善还是恶？”

薛侃搓着手兴奋地说：“黄金这样的好东西，当然是善的。”

王阳明问：“这要看黄金在什么地方。它在你手上，肯定是善的，可如果它在你胃里呢？”

薛侃摇头道：“那这就是恶的了。”

王阳明又问：“粪便是善的还是恶的？”

薛侃肯定地回答：“那玩意儿肯定是恶的。”

王阳明说：”那如果它在农田里作肥料呢？”

薛侃思考了一会儿，说：“老师您的这种观点听上去很有趣，可没有实用性啊，这种观点能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吗？”

王阳明说：“当然有用，它能让你获得幸福。”

薛侃请教。

王阳明就解释说：“人为什么会常常感到不幸福？表面看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总受到束缚，精神也不能自主，我们受到了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实际上，我们之所以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是因为我们和外物产生了对立。我们所以和外物产生对立，是因为我们总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外物，于是，就有了是非好恶之情。当我们对外物有了是非好恶之情，就是给外物贴上是非善恶的标签。一旦你给它们贴上标签，它们就有了生命，反过来干扰你。也就是说，我们被客观条件所限制，全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

薛侃茫然。

王阳明就举例子说：“比如你刚才对野草发出的感叹，你就是给它贴上了‘恶’的标签，对于‘恶’的东西，人人都会动气，一动气，心情就受到干扰，你心情不好，还谈什么幸福！不仅仅是 被你评价为‘恶’的事物会对你产生干扰，就是被你评价为‘善’的事物也会对你产生干扰。比如被你评价为‘善’的黄金，表面上看是你喜欢它，你拥有它，实际上，当你喜欢上它时，它已经控制了你，时刻干扰你。它在你手里，你就过度兴奋，可当它遗失时，你必然过度地忧伤，你已经成了它的木偶和奴隶，你如果被这样一个‘善’的东西所左右，失去自主力，也是没有幸福可言的。”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善恶之分，那岂不成了不必奋斗就可衣食无忧的和尚？薛侃就问王阳明：“您说的无善无恶和佛家的无善无恶有什么区别吗？”

王阳明严肃地说道：“当然有区别。佛教把‘无善无恶’看得太重，总拿出来讲，而且他说完‘无善无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比如他说粪便没有善恶，哪怕床边就有一堆，他也不扫除。而我们心学说‘无善无恶’，是不要刻意为善，更不可刻意为恶。”

薛侃好像有所领悟，点头说：“既然草不是恶的，那么，我就不拔除了。”

王阳明吸了口气，说：“我才说完这是和尚的意思，你怎么就来实践了？如果草有妨碍，你就应该把它除掉。”

薛侃被王阳明弄得晕头转向说：“这样不就是在有意为善、有意为恶了吗？”

王阳明说：“我说不刻意为善去恶，并非说全无‘好恶’，如果全无好恶，没有是非之心，那连和尚都不如，你就会成为一个麻木不仁之人。所谓‘不刻意’，就是说‘好恶’全凭天理，再无他意，就是不要刻意和事物对立。你现在是为了保持花园，花园里有草，这就妨碍你了，它妨碍你，你就该把它拔除。如果没有拔除干净，你也不要放在心上。比如你今天拔了一天草，可还没有拔完，那你也不要晚上想着草，一想草，就会想到它是恶的，如此，你就和草对立起来，它主导了你的情绪。你不能控制情绪，自然会被情绪所控制。”

薛侃这次好像真的明白了，说：“看来，善恶全然与事物无关了。”

王阳明说：“当然。善恶在你心中，遵循天理即为善，为气所动即为恶。”

By 心学王阳明

宗教导致的暴力是让人十分失望的。正如查理斯•史林古特（Charles Selengut）在其著作《神圣的怒火：理解宗教暴力》中所言，这种暴力是与宗教发展“不协调”的。首先，宗教信徒一面学着主张爱与和平的教义，另一面磨刀霍霍向同胞，这本身就是伪善的。至于他们所提供的辩解，有时是其主观的臆想，有时是莫须有的借口；无论哪种都不能成为其动手的正当理由。但是整个公元时代人们就是这样不停打仗，其根源也不外乎对其他信仰的仇恨与排斥。与领土争端、民主革命不同的是，人们相信宗教暴力是正与邪的对抗，殊不知正的一方是不会想让其双手沾满鲜血的。

十字军东征就是中世纪拉丁礼教会（Latin Church）批准的一系列宗教战争，其目的主要是从伊斯兰教统治下收回其圣地（一块从埃及一直延伸到叙利亚的土地）。这些土地曾是圣经上的以色列地（Land of Israel）及历史上巴勒斯坦的所在地，不过在当前地图上那里对应的是以色列、巴勒斯坦、西约旦、及南黎巴嫩和西南叙利亚的一部分。圣地本是亚伯拉罕诸教的朝圣地（一部分原因是那里包括了耶路撒冷 – 犹太教的圣城；伊斯兰教夜行登霄之处，即穆罕默德显现神迹之处；基督教历史中耶稣的事工之处）。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发生于1096-1099年；35000个东征者从英、法、罗马帝国、西西里岛和奇里乞亚亚美尼亚（Armenian Cilicia）屠杀了大量犹太人和穆斯林，甚至连躲在棺椁内避难的人也不放过。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则是从1147-1149年发生；这次东征规模更大（二十万东征者），涉及的国家更多；而后来的几次东征更是一次比一次浩大。大型的东征持续到了13世纪才结束，而小规模东征则一直打到了16世纪中叶。学者估测，整个东征害死了170万到300万人；而考虑到那时国家的人口都较少，这个数字已经不可谓不大了。

十字军东征不过是大量的宗教战争之一。法国从1562-1598年的宗教战争，又名胡格诺战争（Huguenot Wars），是一系列罗马天主教和信仰新教的胡格诺人间的战争；战争导致的伤亡约有200万，是欧洲伤亡第二惨重的宗教战争。1529-1559年间的阿比西尼亚-阿达尔战争（Abyssinian-Adal war）则是阿达尔苏丹国（Adal Sultanate）和阿比西尼亚人间的战争；前者不仅想要占领对方领土，还要强制将阿比西尼亚人转化为穆斯林。中世纪时期的印度也出现多次宗教战争：印度教帝国和穆斯林苏丹国间的战争，以及莫卧儿帝国的对外侵略（企图将印度教、耆那教、锡克教徒转为穆斯林）。

即使到了当代，宗教冲突依然存在。2012年印度发生的宗教暴乱害死了97人；1991-1995年的克罗地亚战争、1992-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亦有宗教根源：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在前南斯拉夫争得民不聊生。类似事例还有尼日利亚冲突、黎巴嫩冲突、巴以冲突等，不一而足。人类以神圣的名义自相残杀，还幻想着自己因此得到救赎，是多么可笑而可悲的事情；我们只能认为，这都是人类嗜血本性的铁证。

战争的原因及和解的可能

上述冲突中，宗教都是暴力爆发的主要原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种族、历史因素、领土争执等理由也比较常见。对于为什么宗教会被当做这些争执的原因之一，哲学家和神学家有不同看法。神学家赫克托•阿尔瓦罗（Hector Avalos）在其著作《战争文字：宗教暴力的根源》（Fighting Words: The Origins of Religious Violence）中论述道，宗教战争是为了以下（稀缺）资源：

1. 获得上天的旨意

2. 圣地

3. 集体朝拜

4. 神之救济

不是所有宗教信仰都强调上述四点，故分析宗教战争是不一定需要四点都考虑。其中，第一点“获得上天的旨意”极少被用于开战的借口；而争夺圣地、朝拜地（以提高该宗教在地缘政治上的地位）则常被用作战争的理由；考虑到信徒打仗时都相信自己会因此得到救赎，故阿尔瓦罗加上了第四点。但是阿尔瓦罗没有试着解释：为什么宗教战争持续得都那么长；他自己也认为，他想不出一种确切的方式来确认一场战争是否有效地达成了其中的某个目的。考虑到其实很少有宗教战争只提供单一借口，我们可以认为几乎所有的宗教战争都不一定有一个可以或不可以达到的目标，而是一直让战斗持续下去，大家都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达到目的——这和掠夺性、侵略性战争有所不同，因为后者有明确的、可达成的目标，而前者不一定有。

早在阿尔瓦罗之前，16世纪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培根提出的圣战理由有五点，不过当时他的五点理由只局限于基督教圣战；此处我们将其原话进行适当的重组使其适合所有或者大多数宗教。这五点原因是：

1. 传播宗教信仰

2. 征服原来属于本宗教信仰的地区或国家（即使此地的人们现已转为其他宗教）

3. 将本宗教的信徒从异教徒或叛教者的奴役中拯救出来

4. 收复并净化被污玷污的圣土

5. 报复辱神的行为、对本宗教信徒的压迫和暴行（即使这些罪行已经过去很久了）

培根的第四个原因和阿尔瓦罗的第二个原因相似，不过其他几点则有所不同。总体上看，培根提出的原因要比阿尔瓦罗更“军事主义”——阿尔瓦罗的论述看得似乎更广，他关注圣战战士们想从上天获得什么，也使得其理论很大程度上基于战后神祗可以为人们带来什么结果；而培根的论述和宗教的个人修为关系不大，他将宗教战争与帝国间的征服性战争、为荣誉而爆发的战争一视同仁：其对于捍卫宗教的名誉看得比获得神之救济要重得多。培根的看法更像是从军官、皇帝或宗教领导人的视角来看，并考虑他们可能会认为这场战争之所以是正当的原因；而阿尔瓦罗的看法则展示了战士和百姓心中想通过战争获得的好处 – 这种希冀在人们心中可以是清晰而明确的，也可能是微妙而隐匿的。

总之，培根和阿尔瓦罗都试着分析圣战背后的动机，但只有阿尔瓦罗关注了圣战者内心对死后幸福的希望，或是其活着的时候的灵魂追求。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发现培根的观点缺乏包容性、有敌意——其“叛教者的奴役”“玷污”等带有感情色彩的用语，勾勒出培根对其敌国的怨恨、厌恶，以及其不愿原谅敌人的心情。考虑一下二人著文的背景便可理解其不同态度。培根出生时，十字军东征正进入最后阶段，彼时整个欧洲都在从战乱中恢复过来；而阿尔瓦罗则生于一段较为安定的时期。

对于宗教战争发动的原因，还有其他观点。蕾格娜•施瓦茨（Regina Schwartz）在其著作《该隐的诅咒：一神论的暴力遗产》（The Curse of Cain: The Violent Legacy of Monotheism）中论称：所有的一神论宗教本质上都是充满暴力的，因为其有排外性，从而煽动了对“外人”的暴力。不过，笔者不同意其说法。第一，排外性本身不会导致暴力；第二，即使排外性可以导致暴力，那不止是一神论有排外性；多神论、无神论乃至其他意识形态都有排外性。因此，从排外性这个“因”到暴力这个“果”，中间似乎缺失了一环，那就是狂热与盲信。之前我们提到过，每一个宗教信仰都会有自己专属的“道德泡泡”，这导致了排外性；而狂热则是让人们认为，只有其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只有其自己的崇拜方式是合理的；换言之，其他所有信仰都是假的、错的。仅仅认为对方是错的还不至于导致暴力冲突，但是随之当人们给其他信仰扣上了“邪恶”“异教”“叛徒”的帽子之时，不同信仰之人变成了敌人，变成了其宗教扩张的绊脚石；想要用暴力与战争驱除其他宗教的想法也由之产生。

但仅仅是想法，还不足以让人们下狠心屠杀同胞。然而，圣战者的共同特点是喜欢“站在神的角度看问题”，还以为自己在设身处地地为神祗着想，并且宣称神祗想要信徒们去打仗，即奉神旨意行事。这些愚蠢的信徒殊不知自己的行为不是敬神，而是辱神：既然其神祗有着神通广大、乃至于全知全能的力量，信徒又有什么资格“为神设身处地”？更有甚者，替神祗发言？或是假借神祗的名义破坏和平？信徒的邪恶与自大导致的战争，不应该由一神论背锅。此外，此理论将矛头完全指向一神论，亦让笔者难以苟同。我可以理解施瓦茨这么说的原因：一神论为信徒提供了简单易分析的比较基础；人们不再需要比较“我的信仰vs你的信仰”，而是可以直接比较“我的上帝vs你的上帝”。前者需要对宗教教义和背后的哲学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而后者十分直观，甚至只需要看着其画像就能看出许多不同。可以想象，鼠目寸光而又自大的极端分子们，肯定懒得去分析前者，而是满足于后者了。这也许是施瓦茨的原意，即一神论更容易被极端分子曲解；但是之前已经提到过，这种曲解不仅存在于一神论。不过除了上述两个槽点之外，施瓦茨的理论依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宗教暴力。

其实我提出的两个反驳施瓦茨的论点也可以直接用来解释宗教战争的发生。极端分子可以对其自己和其他宗教信仰进行统一的（过度）概括，并将分歧夸大传播，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秘密；利用大新闻煽动了大家的仇恨与怒火之后，这种不合逻辑的狂热就为神棍所利用了。人就是这样愚蠢，愿意相信像“要真正成为其宗教的一份子，就要杀掉其他宗教信徒”这样的蠢话。这当然不是宗教所宣扬的包容；如果分歧真的存在，总有比动手更好的解决方式。但是神棍们可以将群众的情绪玩弄于股掌中，让其认为对外宣战是正当的、正义的；而其“敌人”与其可能只是井水不犯河水，或恪守着包容与和平的守则。

通过装神弄鬼式的欺骗，这些居心叵测的极端人士让自己在民众前显得如同神祗的下属一般，从而让人们不想，也不敢质疑领导人做决定的的动机或合法性；人们以为自己是捍卫信仰的英雄，却实际上是在和平中制造流血的元凶。事实上，想把对金钱和土地的贪欲伪装成宗教圣战，这对神棍们来说再简单不过了；有了这种搬弄是非的技巧，信徒也不再怀疑战斗的目的，而战利品与夺得土地，则成了（以神的名义）战斗的合理回报。总之，当人们以宗教名义打仗时，他们坚信自己在捍卫其道德原则，但其实际行为却是在破坏这种原则。

对教义的野蛮解读

直到20世纪，宗教暴力都是以战争的形式体现。然而世纪之交前后二十年里，宗教战争似乎是被宗教恐怖主义所取代。随着冷战的发展、国家们勾心斗角、争夺霸权之时，恐怖主义也渐渐登上了世间舞台。本文将不会详细探讨冷战对恐怖主义崛起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宗教冲突之所以渐渐从战争转为恐怖主义，其背后原因很复杂。可能是全球化让国家间变得更加互相依赖（在一个资本主义交易系统中更是如此），使得国家间的宗教战争变得不切实际。除此之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兴起的原教旨主义及其获得的广泛资金支持可能也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温床。当然，还是那句话，本文不会细致解释每一种因素的影响；笔者在此欲分析的，是人们为什么会曲解教义而导致恐怖主义倾向。

对于任何宗教信仰，信徒都可以自由选择要为之付出多少精力。宗教信仰虽然可以很主观（给人以内心的平静和对死后幸福的保障），但更深的信仰可以带来的好处让人们有为之付出更多的动力，因为全心全意地相信教义、并履行教典上的指令意味着该人是一个好的信徒。“付出更多”可以有多重形式。有些人会选择避世修行、打坐冥想，以引导其精力和能量用于修身养性、净化心灵，或是助人为乐。还有的人更愿意“走出去”，将其时间精力用于传教和散播其宗教所珍视的价值观。而对极端分子而言，上述方式都不可接受；相反，他们专注于世俗的追求，比如因过往的仇恨而报复社会，或抱着唯我独尊的态度，将抱有其他信仰的人视为活该死去的草芥。这些疯子认为，死亡即是和平，不仅浪费自己的生命、对社会没有建设性的贡献，还以神祗之名引起他人痛苦——这是其信仰明确禁止的。让人费解的是，虽然和平与包容是几乎所有宗教信仰的核心信条，恐怖分子却选择性忽略了这些教义，违背其神祗的旨意同时还自以为在为神祗服务。

我们只能说，他们自私地认为战争即和平，橄榄枝即流血，混乱即大治。其野蛮行径满足的是人类初级的、兽性的破坏本能。更关键的是，他们思维简单而有时天真，通过幼稚的方式企图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行善，而且更没有自知之明，全然不知自己已经算不上信徒的一员，不过是扭曲圣言的小丑。

因此，和上文提到的宗教战争的发生原因类似，是人们的自大让其将圣训理解为杀人的指令。加之上一些人的兽性与天真，让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恐怖主义的出现，不仅让抱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受到了威胁，还让无宗教人士，乃至其自己宗教（或者说，恐怖分子自称隶属的那个宗教）的成员，都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

宗教是善还是恶？

我们已经讲到了宗教的种类、出现的原因、相关的暴力事件。考虑这些，宗教总体上对社会是好还是坏呢？如果宗教带来了安定与和解，那它毫无疑问是好的；反之亦然。但我们需要认清这些，说到底是人的本性使然，而不见得是拜宗教所赐。上面已经说过，虽然圣训明确地宣扬包容与和平，但历来人们反复地向教典上洒满鲜血，还自称是在洗掉其上的尘垢——然而那原本是一尘不染的。如果我们想自相残杀的话，那任何东西都可以被用作武器。

By 蓝鹰

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３日，著名作家、“山药蛋派”鼻祖赵树理死于山西太原。赵树理是山西沁水人，曾任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著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福贵》《蟠龙峪》等。

赵树理（1906年—1970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中国现代小说作家，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赵树理曾担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协会主席，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在文革中成为“周扬树立的黑标兵”，遭到长期的批斗，1967年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被押着游街示众，曾被打断肋骨，又在批斗台上被推下，跌断髋骨，1970年6月23日被“隔离审查”，9月17日继续接受批斗，9月22日病危，9月23日被迫害致死，终年64岁。

赵树理之死

2006年9月24日，是人民作家赵树理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赵树理辞世已经36年了，央视一套5月播出了18集电视剧《赵树理》纪念他。

一书成名

我最早知道赵树理，是读了他的《小二黑结婚》。小说中的二黑与小芹恋爱，被村里垂涎小芹的恶霸金旺嫉恨。金旺勾结他的堂弟兴旺借口捉奸，将二黑和小芹捆了送到区上，企图借刀杀人。没料到区政府却支持了二黑和小芹的婚事，而将金旺和兴旺押起来，并调查他们横行霸道的罪行。这种美好战胜丑恶、正义战胜邪恶的大团圆的戏剧性结局，真是大快人心。

这部小说写成后，得到了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的赞赏，由他推荐给刚成立的新华书店出版发行，在各解放区引起巨大反响。这篇小说后来被当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实践成果，受到领导文艺工作的周扬的大力赞扬。

后来知道，这部作品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1943 年春天，赵树理在辽县（后更名为左权县）工作时，听到了村里的一件事：有一个民兵小队长和一个女青年谈恋爱，遭到村里坏人的嫉恨。那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开了斗争会，用腐败的罪名斗争他，竟然把他打死了。赵树理参与处理了这件事情。当时这样的村干部不少，差不多都是流氓出身。因为在抗战初期，老实的农民对抗日新政权还不摸底子，不敢出头露面，这些流氓分子便乘机表现积极，常被认为是积极分子，提拔为村干部。他们表面上说的是新政府的话，行动上办的是恶霸的事，和旧政权、旧乡绅一个样。所以，人民并没有真正掌握政权。赵树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在5月份完成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反映了出来：像金旺、兴旺这样的坏人，如果掌握了权力，就会变本加厉地压迫百姓，对社会形成很大的破坏。同样的主题，还表现在他后来创作的《李有才板话》中。小说中，能够对金旺、兴旺们有所制约的，就是抗日政府共产党新政权。

赵树理和段二淼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在20多年后的“文革”期间，赵树理竟有了和那个民兵小队长相类似的遭遇。在纪念赵树理百年诞辰的时候，我不由得感叹，作家当年对社会问题是何等的敏感。

运动开始

赵树理的厄运开始于1966年。8月9日，《山西日报》用了一个半版刊登了韶宝、宏光《从赵树理的作品看他的反动实质》的批判文章。接着，赵树理的家乡晋城县、长治市、晋东南地区就开始了对赵树理的揪斗，然后全省的造反派组织拉着赵树理，到全省各地城镇乡村去游斗。

但此时的赵树理，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赵树理传》中记载了他当时的情况：按照《十六条》的说法，他以为“此次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事，文化界、文艺界的人更应该是无一例外。”他甚至在批判他的大字报上表明自己的态度：“污垢沾身久，未能及早除，欢迎诸同志，策我去尘污。”但他没料到，“上面 ”早给他定了罪：一是和彭德怀一样反动，二是周扬树立的黑标兵，三是反动作家权威。所以，在晋中剧校斗争他时，他就把写着“黑帮分子赵树理”的牌子从脖子上摘下来扔到一边。这个举动，招致了造反派对他三天三夜的批斗，逼他承认是“黑帮”。

8 月下旬，赵树理被揪到长治批判，有人写大字报揭发他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满，有改朝换代、再造江山的野心，还想和毛主席争高下。证据是赵树理写的诗：“任它冰封与雪飘，江山再造看今朝，钻林不作银蛇舞，也与天公试比高。”这是赵树理1961年2月间在大庆参观时，有感于中国终于有了大油田而做的《油田远眺》。这首诗并未发表，知道这首诗的只有平日交往不错的朋友和同事。现在，却有人拿这首诗来攻击他了。这当然是邀功请赏的卑鄙行为。赵树理对安慰他的人们说：“ 我是为这种故意牵强附会、望文生义的坏风气生气。这样下去，不知有多少人要无故蹲文字狱。不过也没有什么，我有态度，我将到一定时候表态。”几天后，他将一首诗贴在那张大字报旁边：“革命几十年，真理从未违。纵虽小人物，错误也当批。”赵树理从前曾经说过，他是懂得鲁迅笔法的。这首诗的鲁迅笔法，大家当然看得出来，好心人自然更加为他担心了。

赵树理的老同学们曾说他是个“天真的人”，执拗的人。他认准的事不会轻易改变，他认准的理也不会轻易放弃。1955 年11月，赵树理在潞安县琚寨乡和剧作家张万一看了一场戏《柳毅传书》。这是一出传统戏，说的是洞庭龙宫中的龙女和书生柳毅的爱情故事。但是，在当时突出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下，这出戏被改编成地主压迫农民，农民心怀愤怒却苦无对策，柳毅揭露剥削关系，领导农民清算地主。龙女和柳毅的爱情也因此建立在了受压迫的阶级感情基础上。看完戏后，别人问他戏怎么样，他突然反问：“柳毅入党了没有？”又说：“如果还没有，该讨论他的入党问题了。”张万一等人明白了他的意思，不禁大笑。他却说：“柳毅同志历史清白成分好，立场鲜明觉悟高。”他说，《柳毅传书》这个戏，故事完整，情节优美，一定要塞进阶级斗争的内容，这叫强奸民间故事。

赵树理的天真源自于人格的善良，他性格的执拗源自于对真理的追求。然而在那场“文革”中，他的天真和执拗，却被“革命者”看作是“顽抗”，招来更残酷的批斗。

遭受冲击

1967 年6月，赵树理在太原五一广场被揪斗时，遇到大雨，又被打断了肋骨。1969年，在晋城被揪斗时，批斗者用三张桌子垒起来搭成一个高台，逼迫赵树理跪在上面低头认罪，又突然把他推下去，摔断了髋骨。据一些回忆文章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在哪一次批斗会上被打断了肋骨，大家都无法准确地知道，因为赵树理在批斗会上挨打是经常的。

被打断肋骨、摔断髋骨的赵树理，因为是“反动作家”而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至今，许多人都记得，当年赵树理在三儿子的搀扶下，艰难地挪着脚步前往医院看病的身影。肋骨被打断，得不到治疗，发炎化脓，引起了肺部的感染。他患了肺气肿，连呼吸都十分困难。到1968 年七八月间，赵树理还能在家居住，但是得时刻听从造反派组织的“命令”，按时接受对自己的批斗。1968年8月，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山西省文联后，赵树理就和省文联的其他“黑作家”、“走资派”及其他所谓有问题的人，在文联被集中监管，不许回家，一日三餐要家人送去，即所谓的住“牛棚”。

到了1969 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似乎象征着“文革”要胜利结束。年底，“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和“复课闹革命”已经展开，许多工厂开始招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已经开始，社会生活似乎要进入正常。就在从前的被揪斗对象和百姓们都稍微感到松一口气时，对赵树理的迫害却加重了。

1970 年6月，江青在一次会上又点名要求批判赵树理。6月25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批判，并抽调人员组织了写作班子，编写了赵树理的“黑材料”，下发各地，供各单位批判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军管组成立了“赵树理专案组”，23日，赵树理被投入监狱。从7月开始，山西各报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工农兵群众批判赵树理的文章，到了年底，《山西日报》发表的批判赵树理的文章已达70余篇，仿佛代表了“无产阶级”对赵树理的无比仇恨。

然而，此时赵树理的情况又怎样呢？一个署名奋飞的人，记录了他在1970年四五月间，去工农兵医院看病时偶遇赵树理的情景：

“ 我无意识地朝我前面的那个小本子扫了一眼，忽然发现姓名栏内工工整整写着‘赵树理’三个楷书小字。‘啊，这不是作家赵树理吗？’我……抬起头来向屋内四顾环视……便发现在靠门的一张长椅上，坐着一位面容清癯、脸色蜡黄、身体十分瘦削而且有些佝偻的老人……他腋下倚着双拐，而且不住地咳嗽。他上衣的口袋里装着一个空纸烟盒，每当他吐痰时，就把那纸盒抖抖索索地掏出来，小心翼翼地把痰吐到里面（生怕流到外面惹人嫌厌），然后再装回口袋里……我又挪了一步靠近他，俯下身来问他道：‘您……怎么了？’他用陌生疑问的眼光看了看我，惨然一笑说：‘没什么，黑夜下床不小心跌坏了腿……肺气肿的老毛病又犯了……’说完就又不住声地咳嗽，同时埋下眼睛不想再说话了……医生拿起我前面的那个病历本，像喊前面无数个患者似的，漫不经心地喊了声‘赵树理——’但话音落到‘理’ 字的时候，便有些不一样了。他用惊奇的眼光看着被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搀扶过来的病人，用特别和气的声音拍着面前的黄木凳说：‘坐下，坐下 ’……医生用听诊器仔细地检查了患者的心肺，并让他躺在诊床上，把肝区和腹部扪触叩击了一阵。病人一定是感到非常痛苦，他头上冒出大颗汗珠，嘴唇发青，不停咳嗽，但他拼命咬着牙，一声没有呻吟……医生急匆匆跑上三楼去了，半天才回来。他显得很失望，用遗憾的声音对病人说：‘你的病需要住院，可是现在没有床位……请你把住址告诉我，一旦有床位，我就通知你。’医生拿过一张纸，病人感激地望了望他，用抖抖索索的手在上面写下‘南华门16 号’几个工工整整的楷书小字……赵树理同志被那位穿蓝制服的中年人（后来人们说，那是他在晋南工作的大儿子）吃力地搀起来，拄着双拐，蹒跚着艰难地顺着楼梯‘走’下去了……‘这就是写《小二黑结婚》的作家赵树理。’医生一边翻着我的病历，一边抬起眼睛望着楼梯口对屋里的人说……除了游街时的一瞥不算，这就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作家赵树理。过了不久，我便从人们的风传中听到了他的死讯……”

溘然长逝

新华社记者田培植、贾福在《社会自有公论——读赵树理同志的一篇遗稿想到的》一文中，记载了最后一次批斗赵树理大会的情景：“1970 年，在林彪、‘四人帮’的同伙陈伯达直接插手下，对赵树理的迫害愈演愈烈。他再次被关进“牛棚”。这一年的9月17日，赵树理已经奄奄一息，但仍旧免不了批斗的遭遇。他又一次被揪到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上。这时，他已经站不起来了，坐在椅子上，连坐也坐不住了，又从椅子上滑倒在地下……”

1970 年9月6日，他抄了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交给女儿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能看到党的领导，就替我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的。”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也许知道，为了不给他人留下任何话柄，不给家人带来任何不测，他只能用毛泽东的词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来表示自己的心迹了。毛泽东的《咏梅》是仿陆游的《咏梅》而作，反其意而用之。陆游的《咏梅》末句为“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也许才是赵树理心底的声音吧。

1970 年9月18日（有文章说是17日），山西省革委会召开了批斗赵树理的大会。会场在山西省当时最大的能容纳5000人的湖滨会堂，参加人数号称万人。有回忆文章说，会前有人说，“赵树理病势沉重，已经不能动弹。但是一个青云直上的掌权者下令说，他动不了，爬也要爬到会场去。”批斗会开始仅几分钟，被拖在台上的赵树理就因身体极度衰弱昏倒在台上，接着被押解回监狱。

赵树理的女儿赵广建在《回忆我的父亲赵树理》中说：“9月18日，已经濒危的父亲又被拉到万人大会上批斗。这时他已经站立不住了，大会开始了没几分钟，父亲就一头栽倒在地上。眼看父亲是不行了，可那些人仍然强行让父亲写所谓的检查。五天以后，父亲的‘检查’写到中途就含恨死去了。”

这次批斗彻底击毁了赵树理的信念。我听一位熟悉赵树理的老人说，“文革”初期，赵树理对批判他并不以为然，还持乐观态度。他说“文革”是胡闹，社会不会总是这个样子，认为党中央不能让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对于红卫兵的揪斗，他说，那是娃娃们不懂事。所以在揪斗会上，他有时还开导红卫兵们。他的三儿子三湖回忆说：“他好像一点也不在乎，每次游斗回来，总是阴郁地发表一通观感：‘市容很成问题，垃圾到处都是……唉，看来国家很困难。’”1966 年冬天，他三次写了检查《回忆历史，认识自己》，对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检查自己的创作。他说：“我以为这过程可能与打扑克有点相像。在起牌的时候，搭子上插错了牌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打过几圈来就都倒正了。我愿意等到最后洗牌时，再被检点。”老作家西戎曾回忆说：“有一天他被揪斗后回来，坐在火炉边，笑着幽默地说：‘会上有人说我反党，说我是敌人，还问我是不是。我说：你们把我当敌人，我可把你们当同志，不然我不真成了敌人了？’”他对女儿说：“相信党，相信群众。现在确有困难，但这对我们每个人的革命意志都是个很好的考验和锻炼，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好处，个人受到一点冲击和委屈不该有什么怨言。”但是，他的这种乐观，被这次声势浩大的批斗会给彻底击毁了。

四天后的1970年9月22日下午，赵树理在狱中突然浑身颤抖，双手乱抓，口吐白沫，嗓子里胡噜作响。经专案组批准后，他被送到医院。23日凌晨2时45分，在忍受了4年多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折磨，在离他64岁生日仅差一天之时，赵树理终于撒手人寰，含冤去世。(胡晓青)

“文革”中的赵树理

1966年5月，晋东南专区上党梆子剧院来电话， 请赵树理到长治参与修改汇演剧目《两教师》。赵树理 同陈奇、潘公展、张仁义、李振杰等5人组成创作组， 先下陵川、晋城两县几所农业中学采访，为修改剧本 积累素材。此时，诬蔑建国以来文艺被一条“反党反社 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林彪同志委托江 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已经中央批 准转发全党(4月10日)，全国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 《海瑞罢官》和声讨“三家村”的文章，火药味越来越 浓，一场把矛头直指广大革命领导干部和文艺界专 家、权威的浩劫，已初见端倪，赵树理对此虽五更深的认识，但已有所预感。所以，他身背马搭子，内装茶壶 茶碗、香烟和中药丸，每到一处落脚，总先翻开马搭 子，摆出茶壶茶碗，吆喝一声“开茶馆喽!”然后招待大 家喝茶。很有些以阿庆嫂自勉的意味。1966年6月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赵树理等在晋城 农村听到关于这张大字报的广播后的第二天即接到 通知：解散创作组。他返回晋城没几天，随他而来的李 振杰向他来辞行。他递给李一杯茶水说：“‘LLJ雨欲来 风满楼’，我的茶馆也给刮塌了。小李子，先饮下这一 杯离别酒，等雨过天晴，再请你来品茶。”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公开载文诬蔑周扬 是“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大红伞”、“总头目”，预示 着受周扬赞誉的赵树理在劫难逃。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决定》号召全国人民“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 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于是，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便在全国普遍发动起来。同一天，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揭批赵树理“问题”的座谈 会，第二天《山西日报》便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权威”，打倒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赵树理》的大字标题，报导了这次揭批会。8月11日，省文联机关 开会揭批赵树理，同日《山西日报》发表长篇文章，全盘否定他的创作。接着，8月13日、18日、31日，10月 26日，该报连续发文批判赵树理，从而掀起了山西省第一次批赵高潮。

孩子是天真的。晋城师范学校的红卫兵娃娃们， 首先主持召开批斗赵树理的大会。他们把戴着高帽挂 着“黑帮分子赵树理”大牌子的赵树理，押到台子上， 后面跟着宣传部长、文化局长、剧团团长等一串所谓 “黑爪牙”。不料，上台后赵树理突然把大牌子、高帽子 撂到地上，昂然挺直了高大的身躯，闹得会场哑然无 声，人们无不瞠目结舌。造反派头头见势不妙，只好高 喊：“打倒黑帮分子赵树理!”并以势压人，喝道：“造反 派说你是黑帮，你公然对抗，这是反革命行为!我问你 是不是黑帮?你的作品是不是大毒草?”赵树理根本不 理他们的碴，气得“小将”暴跳如雷。半天赵树理才慢 悠悠地说：“说我是黑帮，我不敢当。我人长得黑，可心 不黑，也没帮没派。我的作品尽是‘豆芽菜’，连‘西红 柿’都够不上。要说是大毒草，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种 呢!”闹得批斗会全场哗然，难以为继。主持者只好草 草收兵，然后分三班轮番作战，想以疲劳战术逼迫赵 树理承认。到第二天，赵树理感到体力不支，便低声跟 娃娃们说：“你们说是，那就是?”并规规矩矩写到纸 上，立为字据。造反派拿过“字据”夹到语录中，高声朗 诵：“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的语录，“欢 庆”初战告捷。赵树理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红卫兵 又押他参加“欢庆胜利大会”。当他们发现自己被捉弄 之后，只好狂呼口号。

1966年8月中旬，赵树理被揪到长治晋东南地委 招待所“交待”问题。他看到一张万余言的揭批他“问 题”的大字报，于是就在大字报边上题诗曰：“尘埃由 来久／未能及早除／欢迎诸同志／策我去陈污。”反映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对运动的善良愿望。8月下旬， 晋东南地委开会开始揭批赵树理。一天，赵树理看到 —、·张《请看赵树理的野心》的大字报，正被人围观。原 来这张大字报说他对无产阶级专政极端不满，有改朝 换代、再造江山的“野心”。结尾道：“如予不信，有诗为 证：‘任它冰封与雪飘，江山再造看今朝，钻林不作银 蛇舞，也与天公试比高。’这是赵树理亲笔写的，铁证 如山，赖是赖不掉的。”读罢大字报，他很气愤。这 首诗是他所写，但那是1964年3月参观大庆油田， 目睹石油工人顶风雪冒严寒，改天换地大打石油 翻身仗的情景，有感而作。现在这位熟人竟不顾事 实，无限上纲，有意置他于死地，令人发指。赵树理 不觉慨叹：“如此牵强附会，望文生义，任其下去， 不知有多少人要无故蹲文字狱。”激动之余，又赋 诗——首，写在大字报旁边。诗曰：“革命四十载，真 理从未违，纵虽小人物，错误也当批。”这是以鲁迅 笔法，在回敬那位卖友求荣的“小人物”。是年冬， 赵树理被迫写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的检查，约 23000字，一方面，严于解剖自己；另一方面，历数 每篇作品创作的背景和由来，用事实驳斥厂林彪、 四人帮一伙随意加在他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的罪 名。检查结尾说：“在起牌的时候，搭子上插错了牌 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打过几圈来就都倒正了。我愿 意等到最后洗牌的时候，再被检点。”这话虽有几 分书生气，但也反映了赵树理对党的事业充满信 心。

1967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评反革 命两面派周扬》的长文，这是为江青《纪要》作注脚的 文章，文中大淡“黑线专政”史，随意给周扬罗织罪名， 并以周扬划线，诬蔑赵树理等为“资产阶级权威”，意 欲一律打倒。1月8口，《光明日报》发表了《赵树理是 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标兵”》，文章在罗列赵树 理一系列“罪”名后，结尾处气势汹汹地说：“现在是彻 底揭露和批判周扬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的‘标兵’的时候了。只有把这些资本主义、修正主义 的货色彻底砸烂、彻底消除，才能为无产阶级文艺的 健康发展扫清道路。”9日，《解放军报》以第四版整版 刊登了3篇“批赵”专文，并加编者按胡说道：“赵树理 二十几年来创作的历史，就是他挥舞黑笔反党反人民 的历史，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为反革命修正主 义集团创造复辟舆论作准备的急先锋。”2月1日，江 青攻击根据赵树理的《三里湾》改编的电影《花好月 圆》“坏透了”。在江青一伙的策动下，批判赵树理的恶 浪漫及全国。

山西的“造反派”自然心领神会，不甘人后。1967 年2月，赵树理被从长治揪回太原，名目繁多的造反 派组织走马灯一样轮番批斗他。有一次，“造反派”问 他：“你是哪一类干部?”赵树理答：“说我是一、二类干 部，我自己觉得不配。说我是三类，你们不会答应。说 是四类吧，我自己不会承认。我看算三类半吧。”搞得 批斗者无可奈何。

“造反派”管这种批斗会叫“拚刺刀”会，蛮横逼迫 被斗者认“罪”服“批”。赵树理偏偏不买帐，一次他对 “拚刺刀”的造反派说：“拚刺刀，得双方都有刺刀。现 在只是准你们讲话，不叫我说话，这叫什么拚刺刀？这是捅刺刀嘛!”说完，做了一个“捅”的手势，弄得“造反 派”哭笑不得。有人高叫“赵树理，你再不老实，判你30 年徒刑。”赵树理笑曰：“30年以后，还不一定有我老赵 呢。”

有一次，一伙“造反派”开来一辆卡车，把赵树理 拉到一个地方批斗，下车就叫他承认“锻炼锻炼”是一 株大毒草。赵树理向他们阐明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 没说几句，就有人吼道：“赵树理，你别‘下车尹始，哇 啦哇啦!”’他纠正说“不是‘下车尹始’是‘下车伊始’。 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那意思是……”，那位 念白字的造反派有些心虚地说：“不管下车什么， 你必须老实交代，新农村有‘小腿疼’、‘吃不饱’这 佯的人吗?”“有!”“你见过？”“见过!”结果招来 一阵拳脚。

1967年3月，康生、江青一伙煽动“抓叛徒”活 动，许多历史已有正确结论的老干部、老党员被打 成所谓“叛徒”，残酷迫害，无情打击。赵树理也进 过国民党“自新院”，但他并未暴露自己的党员身 份，没有出卖同志，这时，也被加上“叛徒”罪名。 月，江青又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于是，武斗逼 供成风。此时，赵树理被触及皮肉已成家常便饭， 也弄不清哪一次肋骨被打折，留下了不治的隐疼。 尽管处境恶劣，可赵树理并未屈服，是年春夏之 交，一伙造反派要他交代如何“利用小说反党”的问 题，时值《讲话》发表日期前后，引发了赵树理的一片 真情，他倾吐了听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时所受到的激励和鼓舞，坚信自己“还会有提笔 的机会”，但表示“不写小说了，要写戏剧!”因为“农民 文化程度不高，劳动也太繁忙，……看小说是比较困 难的。如果写成剧本，剧团在农村公演，让老老少少都 能看，这有多好。”在如此困难的时候，他心中仍然惦 记着亿万农民群众，耿耿此心，纸笔难表。

1968年，两派武斗升级，社会秩序混乱。赵树理却 比较乐观，常常在批斗之后，一回家就学代数、几何， 画国画、叠灯笼。吃饭前，常以碗筷充锣鼓敲打一阵， 唱一段上党梆子。兴头来时，就拎起鸡毛掸子当马鞭， 在地中间跑圆场，逗得小外孙也在他屁股后边转。弄 得老伴啼笑皆非，叹道：“斗成你这样，还把你高兴的!” 其实，他这是苦中作乐，是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无声 抗议，坚信邪不压正，光明总会到来。他曾对女儿广建 说：“我们党倒霉就倒在这一文一武身上!”(指江青、林 彪)并经常劝慰广建说：“小鬼，不要软弱，相信党，相信 群众。现在确实困难，但这对我们每个人的革命意志 都是个很好的考验和锻炼，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好处， 个人受到一点冲击和委屈不该有什么怨言，，”赵树理 对个人受冲击不大介意，但对国家命运却很关心。每 次坐车游斗回来，总是忧郁地发表一通观感：“市容很 成问题，垃圾到处都是……唉!看来国家很困难。”

1968年秋天，军宣队、工宣队进驻省文联，被集中 监管，不得回家。秋后，次子赵二湖赴山西洪洞插队， 要见父亲一面，竟不准许。事后，赵树理对三子赵三湖 说：“咱们都是从农村来的，一辈子不应该忘记农村!”

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 开，“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 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会后，在所 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指引下，在林 彪、江青一伙的操纵下，全国的所谓“斗、批、改”运动 沿着“极左”道路越滑越远。一些抵制他们极左路线的 革命干部和专家、权威，遭到更加残酷的迫害。赵树理 首当其冲。是年，在军、工宣队监管下，赵树理竟被做 为“清队”的靶子，抱病被拉回晋城批斗，强迫他站到 三张摞起来的桌子上，低头认“罪”，后被推下去摔碎 髋骨。从此，赵树理不能自理，辗转呻吟，度日如年。秋 后，有一位故乡的文化人来太原看望赵树理，他撑着 伤病之躯，嘱咐这位同志：“晋城、阳城一带流行的上 党秧歌(即泽州秧歌)，群众喜欢唱，喜欢听，能不能考 虑配上丝弦，把这个地方小剧种扶植起来。”

1970年四五月，长子赵广源路过太原。见父亲病 得不成样子，扶他到省委机关对门的医院诊治。大夫 一查认为：“需马上住院治疗。”可院方却以“没有床 位”顶回。医生只好安慰他道：“请你把地址告诉我，一 旦有床，我就通知你。”然而，在那反常的年代，同许多 善良人们的愿望相反，林彪、江青一伙对病人膏盲的 赵树理的残害却愈演愈烈。6月23日，奄奄一息的赵 树理被押进太原钟楼街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军管专 案组”进行隔离审查。6月25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开展 群众性大批判的同时，写出“高”质量的文章。省里当 即抽调人马组成写作班子，整理编写了大量有关赵树 理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材料， 供各地各单位批判之用。7月24日，《山西日报》头版 头条发表省革委会大批判写作小组的大块文章《把一 贯鼓吹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家赵树理 彻底批倒批臭》。第二天该报又发表了当时已成为中 央要员的大寨带头人的文章《赵树理是贫下中农的死 敌》。于是，在山西全省又掀起一次批赵高潮。据不完 全统计，从1970年7月24日至年底，仅《山西日报》 就载批赵文章76篇，到处都是批赵专栏，连穷乡僻 壤，也涂满了“砸烂赵树理的狗头”的标语和漫画。 对于一个作家的批判竟达到如此精心策划、大动 干戈的程度，实属罕见。说明赵树理的言行已成为林 彪、江青一伙推行反革命极左路线的严重障碍，是他 们的眼中钉肉中刺，非置于死地而后快。可是，历史的 发展不会按照他们一伙的如意算盘去捏弄，而是取决 于民心的向背，对此，赵树理充满自信，他说：“对我 们，社会自有公论。”事实验证了他的论断，晋城一位 小学教师趁批斗发言之机，把一小瓶“竹叶青”酒塞到 赵树理的衣兜中，有人秉承上面的旨意，三次跑到赵 树理的故乡召开批判会，却开成三次“摆功会”，全力 “诱导”也无济于事；一位小爬虫到赵树理下过乡的地 方拼凑批赵材料，惹恼了川底村的郭先老汉，老汉气 愤地说：“赵是保国忠良，怎么保国忠良没好下场哩!”

1970年9月6日，几经周折获准探望父亲的赵广 建，来到关押赵树理的山西省高级法院的一间小屋 里。见“父亲在伏案认真地抄写着什么，我轻轻地走过 去一看，原来是毛主席的诗词《卜算子·咏梅》。父亲用 一只手按着被打断了两根肋骨的侧胸，忍着极大的疼 痛，艰难在坐在桌前恭恭敬敬，一笔一划地抄写着，汗 水从他布满皱纹的额头沁出来，滴在纸上，他却抄得 那样虔诚，那样聚精会神，仿佛在用整个生命书写着 自己的信仰和寄托。看到这个情景，我积悲难禁，一下 子哭出声来。父亲回头一看是我，叫我靠到桌前，双手 捧着那首刚刚写好的《咏梅》递给我，庄重严肃地对我 说：‘小鬼，如果将来有一天能看到党的领导，就替我 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我的……”’这次会面赵树理与 女儿长谈了数小时，详细地回顾自己的家世、历史和 创作生涯。临末惋惜地说：“近些年来，我几乎没有写 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

1970年9月17日，赵树理被揪到太原工农兵(即 湖滨)会堂批斗，因病体不支，晕厥倒地。9月23日凌 晨2时45分，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刹那，这位忠诚的 共产党员、杰出的人民作家，终于含冤逝世。 赵树理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作家，在国内 外享有盛名，影响深远。他继承了鲁迅革命现实主义 传统，继承了我国古代和民间的优秀文艺传统，吸取 了世界文艺名著的有益成分，创造出一种有独特艺术风格，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真正为老百姓所喜闻 乐见的文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真正解决 了革命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的作家。他的创作 堪称我国农村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的壮丽史诗。他把农民的口语加工提炼为鲜 明、准确、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为我们写下了第一 流的作品，不愧为一位“当代语言艺术大师”。 文如其人，诚如周扬同志所说，赵树理“文好人也 睁”。他像农民一样纯朴、憨直，而又机智诙谐；他大智 若愚，才华不外露；他克己奉公，对人民忠心耿耿。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 庄丛中笑。”这是赵树理临终前手书的毛主席《咏梅》 同中的两句，其优美而富有哲理的意境，是赵树理人 陪和信念的生动体现。历史验证了他的预言：严寒终 悔过去，春天必将到来。赵树理逝世后6年，祸国殃民 的林彪、江青之流先后垮台，形势好转。

1978年10月17日．赵树理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仪式由全国文联副主 席周扬同志主持，中国作协副主席刘白羽同志致悼 词，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文 化部和山西省的领导人及首都、山西文艺界知名人 士、生前好友及家属参加。悼词对赵树理的文学业绩、 创作道路、道德情操和政治品格都做了公正的评价。 从此，冤案彻底昭雪，名誉得以恢复，遗作得以刊行、 再版。1980年10月，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赵树理文集》 4卷。1986年9月开始，北岳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了 董大中、郜忠武、李士德合作编辑的《赵树理全集》1至 5卷。1986年4月24日，在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修建了赵树理陵园．永远纪念这位人民作家。

By 王晓易

1986年4月，世界经历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核电事故，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一个反应堆发生了爆炸，50多吨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并随风扩散，远至法国都受到了影响。

当年的12月份，调查人员冒着危险来到灾难现场时，看到一幕怪异的景象：一堆灼热的熔岩状物质一路烧到事故发生地的地下室，最后在那里凝固。因为独特的形状和颜色，这个庞然大物被命名为“大象腿（Elephant’s Foot）”。

虽然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温和，事实上人们在它上面检测到的辐射量相当高，几秒钟内就可以致人于死地。更可怕的是，直到今天“大象腿”对人仍然有致命的威胁。

这一切要从大爆炸事件说起。1986年4月26日清晨，前苏联最大的核电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巨大爆炸，导致了这场灾难。

救援人员清理放射性材料

在一次安全设备测试中，由于操作不当，第四号反应堆内的铀堆芯出现过热，温度超过了2912华氏度（约1600摄氏度）。随后一连串的核反应引起了反应堆的爆炸，瞬间冲破了周围1000吨的混凝土和钢盖。

爆炸导致反应堆1660个压力管全部破裂，从而引发了第二次爆炸和火灾。最终使第四号反应堆具有放射性的堆芯暴露于外界，远至瑞典也检测到了过高的放射性物质。

检测第四号反应堆的辐射水平

接下来的时间里，核电站数十名工人和工程师因为暴露在辐射中，几周内便死亡了。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控制爆炸和火灾，比如25岁的瓦西里·伊格纳坚科（Vasily Ignatenko），他在进入辐射区域三周后死亡。

甚至在事故发生几十年后，还有无数人因此患上了癌症等绝症。居住在爆炸地附近的数百万人也遭受了长期的健康缺陷，至今仍能在切尔诺贝利感受到辐射的影响。

研究人员对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后续影响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野生动物在周围的红森林中再现，这种现象无疑是令人震惊的。

红森林的辐射标志

研究人员试图去评估这场灾难的更广泛影响，包括在核电站地下室发现的“大象腿”，那么这奇特的化学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

第四号反应堆过热时，熔化了其核心的铀燃料，产生的蒸汽炸毁了反应堆。热量、蒸汽和熔化的核燃料结合在一起，形成了100吨灼热的化学物质，从反应堆喷涌而出，并通过混凝土地面到达地下室，最终在那里凝固。

这种致命的熔岩状混合物因其形状和结构而被称为“大象腿”。

“大象腿”

“大象腿”中核燃料只占了很小的比例，其余部分是沙子、融化的混凝土和铀的混合物。这也被称为含燃料的类熔岩物质(LFCM)，目前科学家仍在继续研究。

这个奇特的结构是在切尔诺贝利灾难发生几个月后被发现的，据报道它现在仍然灼热无比。这些几英尺宽的化学物质存在很强的辐射，能够造成严重的副作用，甚至在几秒钟内就会致人死亡。

研究人员第一次测量时，“大象腿”的辐射水平高达1万伦琴每小时，这意味着一个小时的暴露量相当于450万次x光胸透。在这种环境中暴露30秒就会出现眩晕疲劳，2分钟会导致人体出血，5分钟或更久就会导致48小时内死亡。

尽管存在这些有风险，调查人员仍然设法记录并研究了它。他们发现这个大家伙相对致密，无法钻孔，但当调查人员用AKM步枪射击时发现它并非刀枪不入。

其中一个团队制作了简陋的轮式相机，可以在安全距离内拍摄大象的脚。不过早些时候的照片显示，研究人员在近距离拍摄照片，辐射专家阿图尔·科尔涅耶夫（Artur Korneyev）就是其中之一。

科尔涅耶夫和他的团队的任务是定位留在反应堆内的燃料并确定其辐射水平，他说：“有时我们会用铲子，有时我们会用靴子把放射性碎片踢到一边。”

现在“大象腿”发出的辐射已不如从前，但它仍然会对附近的人构成威胁。为了在不危及自身健康的前提下展开进一步研究，科研人员正试图在实验室中按照“大象腿”的化学组成制作复制品。

2020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一个团队用贫铀成功构建了大象腿的微型模型，贫铀的放射性比天然铀低40%左右，通常用于生产坦克装甲和子弹。

对于正试图避免再次在无意中制造出这种放射性物质研究人员来说，这个复制品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不过研究人员也提醒说，因为这个复制品与“大象腿”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任何基于它的研究都应该有所保留。

俄罗斯弗鲁姆金物理化学和电化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安德烈·谢耶夫（Andrei Shiryaev）把这种模拟比作“做真正的运动，玩电子游戏。”

“毫无疑问，对模拟材料的研究很重要，因为这更容易，而且能够满足大量实验的需求。”同时他也表示“人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仅对模拟物进行研究的意义。”

据《科学》报道，乌克兰基辅核电站安全问题研究所（ISPNPP）的Anatolii Doroshenko近日在拆除反应堆讨论会上说，传感器追踪到一个人们无法进入的房间流出不断增加的中子，这是一种裂变反应的信号。“有很多不确定性。”ISPNPP的Maxim Saveliev说，“但我们不能排除事故的可能性。不过，中子数量正在缓慢上升，这表明管理人员仍有几年时间找出遏制威胁的方法。”

核废墟中自我维持的核裂变，或者说临界状态，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1986年4月26日，当该核电站4号反应堆的部分堆芯熔化时，铀燃料棒、它们的锆包层、石墨控制棒以及倾倒在堆芯上试图灭火的沙子一起熔化成熔岩。放射性物质流入反应堆大厅的地下室，并硬化成所谓的含燃料材料（FCM），其中含有约170吨放射性铀，占原始燃料的95%。

一年后，相关部门建设了一座钢筋混凝土“避难所”存放4号反应堆“遗体”，它让雨水可以渗入。因为水减慢了中子的速度，从而增加了它们撞击和分裂铀核的几率。但暴雨有时会使中子计数飙升。

1990年6月的一场大雨之后，一位科学家冒着暴露于辐射的风险，进入受损的反应堆厅，在FCM上喷洒了硝酸钆溶液，这种溶液可以吸收中子。他和同事们都担心FCM可能变成临界。几年后，相关部门在“避难所”的房顶安装了硝酸钆喷洒器，但喷雾不能有效地渗透到一些地下室。

2016年，一座耗资15亿欧元的新安全设施封闭了“避难所”，以便稳定并最终拆除反应堆。新设施还可以阻挡雨水，自从被安置以来，“避难所”大部分区域的中子数一直稳定或在下降。

但在一些地方，相关数字开始慢慢上升，例如305/2号房间在4年里，中子数几乎翻了一番。ISPNPP的模型表明，燃料的干燥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子在裂变铀核时更有效。“这是可信的数据，只是还不清楚机制是什么。”Hyatt说。

这一威胁不容忽视。随着水不断退去，人们担心“裂变反应会呈指数级加速”，Hyatt 说，这会导致“不受控制的核能释放”。

应对新威胁是一项艰巨的挑战。305/2号房间的辐射水平使人们无法靠近并安装传感器，也无法喷洒硝酸钆，因为它被埋在混凝土下面。一种想法是开发一种机器人，它可以长时间承受强辐射，在FCM上钻洞，插入硼柱，吸收中子。与此同时，ISPNPP还打算加强对其他两个领域的监控。

不过，复燃的核裂变反应并不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保卫者面临的唯一挑战。由于被强辐射和高湿度包围，FCM正在瓦解——产生更多的放射性尘埃，使拆除“避难所”的计划复杂化。

By Natasha Ishak，唐一尘

抚育问题的兴起

儿童的生养抚育是关系到人类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家庭作为承担抚育工作的重要场所，成为联结“公”与“私”的场域。通过对“儿童价值”、“养”和“育”的内容与方式的重新界定，社会变迁的结构性力量透过家庭抵达个体。

我们可以发现，当前这种全球范围内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较大规模的精细化育儿模式，并没有很长的历史。在中国，哪怕当前这套理念最坚定的践行者——“70后”、“80后”的父母们，他们自己也并非被这套理念抚养长大。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视角来看，这一现象的兴起，与家庭经济模式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儿童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当前市场力量对私人领域日益加剧的渗透密切相关。

一是家庭经济模式的转型。在前现代的小农社会，家庭作为生产单位，将人类的生产与再生产整合在一起。因此，在前现代社会，并不存在独立的“儿童”概念，儿童照顾模式围绕着成人需求为中心安排，儿童往往被“视而不见”。

伴随着工业化推进，劳动力被商品化，家庭经济模式发生转变：薪资养家理念出现，家庭规模缩小，两性在家庭内部开始出现分工，女性被逐步排除在生产体系之外。这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再生产被逐渐从生产性劳动中剥离，家庭日益被划分进私领域的范畴，成为承担抚育的主体。同时，伴随着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家庭居住的空间安排也出现变化，从原先“家户”式的共同体居住向血缘家庭、核心家庭转变，由此，儿童逐渐进入成人的视野，现代“儿童”观念才开始出现。

二是儿童价值观的转变。在家庭经济模式转型的背景下，儿童从事生产性劳动被逐渐禁止，社会对于儿童的价值判断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19世纪以经济价值为衡量、“有用却廉价”的儿童，变为20世纪“经济上无用”但“感情上却无价”的儿童。随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义务教育的推行以及晚近大学教育的扩张，儿童对成人的依赖周期被不断拉长，与此同时，父亲养家、母亲抚育的这一亲职模式也被不断强化，使得“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出现，母亲投注全部心力在孩子身上。这一照顾方式在制度上与现代家庭性别分工安排相互依存，显示出对儿童照顾从“以成人为中心向以孩子为中心”的转变。

三是市场力量的渗透日益加剧。从亲职和抚育来看，工业社会使家庭的抚育责任私有化，而当前全球范围内消费社会的兴起，又使市场力量裹挟着专家话语对抚育方式进行了全方位的指点。当“生”与“育”的过程在诸多环节上被拆分、进而在各种“科学技术”的话语下被商品化的时候，对一个“理想的照顾者”的要求被层层加码，亲职的内容被不断扩充，从生存照料到认知培育到情绪回应等，由此，履行亲职成为需要学习的技能或是需要购买的服务。

市场使公共领域被边缘化，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并忽略了国家的责任，与此同时，父母乃至祖辈作为抚育实施者的主体被不断施压，而其与孩子之间原有的最本质的意义联系却被渐渐掏空。可见，伴随着这样的历史进程，儿童抚育经历了一个先私人化（抚育责任从共同体到家庭）、后市场化（抚育方式从自然到专业化、精细化）的过程，从而导致当前我们在现象层面感受到的诸多问题。

可见，我们可以尝试着追溯一下“当妈难”问题背后的社会结构线索，一个核心问题是：社会变迁进程中，抚育责任是如何在国家、市场、社会、家庭之间，被不断地重新界定与组合的？这个界定和重组的过程——是如何一步步落实到家庭，进而限定到母亲身上，并且被层层加码的？母亲在其中作为主体的体验又是什么？本文尝试结合自身初步的体验和观察，以及相关文献阅读，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

▍母职的层层加码

（一）现代化转型：职责加码

如果说生孩子依赖于女性独特的生理构造，那么，养育孩子并非母亲天职，而是充满社会建构的痕迹。且不说从前工业到工业时代，即便是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近一百年甚至仅从建国之后的近几十年来看，关于抚育责任的分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中国转型的进程中，社会结构诸要素是如何对抚育职责进行调整，以使其契合社会发展需求的？这个过程对母职的定义和内容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简言之，这是一个对于母亲的“职责加码”的过程。在近一百多年间，中国至少经历了三个有重要特色的阶段：一是清末民初从传统儒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二是建国后“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三是市场转型后以消费主义为中心的当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女性身上所担负的再生产职责一直都在，且随着抚育责任从共同体到家庭的转移而不断加重；与此同时，女性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被逐步纳入现代工业大生产体系，使其成为肩负“生产”与“再生产”双重任务的主体，其间的张力随着市场化转型进一步加剧。

以从传统儒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阶段为着眼点，1929~1933年的国共《劳动法》顺应中国早期现代工业的性别特征，一方面继承了清末以来对女性生产和再生产双重任务的整合，在现代化转型中，选择性地赋予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同时保留女主内的职责分配；另一方面，通过妇女劳动保护框架——雇主责任制和只提供给女性的带薪生育假、托幼服务和禁忌劳动，从而在事实上将女性转化为劳动力市场上的次级劳动力。由此，这为女性的双重任务排出了优先等级：无酬照顾为主，赚钱为辅；搭建出现代职业妇女的母职基本模式。对于父职，则侧重于其养育者的身份和权威，隐晦地勾勒出与现代母职二元对立和二元互补的现代父职模式：赚钱为主和很少照顾子女的缺席父亲。由此，为现代化的父职与母职奠定了基调。

建国后，在“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的大规模实践对女性处境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在意识形态及初步公共托幼体系的支撑下，女性实现普遍就业。通过对妇女解放的重新论述，国家对女性自身的价值、母爱的职责和范畴，以及儿童的属性都进行了再定义，儿童抚育从再生产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变成光荣的生产任务、国家和集体的责任。

公共化的再生产体系不仅提供了对幼儿的实际照料，而且还为传统以家庭内照料为职责的母亲，需要进一步承担公领域的“工作”职责时提供了价值观的支持，以其从工作中获得的自我尊严、成就感，弥补了因传统母亲角色压力带来的负疚。但另一方面，除女性在外从事生产劳动时被置换出的抚育任务外，她们剩余的家内职责并没有被免除，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策略，造成生活用品和服务设施普遍供应不足，家庭成员的衣食等生活消费品基本上依靠女性的无酬劳动来弥补。宋少鹏指出，这是国家有意识地把性别化分工编织进大生产体制的结果，以期快速实现工业化。

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公私分离”型的结构，这是一种将“私”嵌入“公”中的“公私相嵌型”。这一结构使家庭的实质被掏空，成为公共目标的辅助部分。其对于市场转型之后女性处境的深刻影响在于，正因为对妇女家内责任的刻意保留，1990 年代急剧市场化转型时，国家从与再生产有关的福利中撤离并私人化这一领域时，鲜有遇到抵抗而顺利地实施了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但是，妇女的家内责任，却使工人阶级妇女和中产阶级妇女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不利的地位，成为“劣等”的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曾因公私相嵌的结构被极度挤压的“私领域”，市场转型之后被抛出“公领域”之外，致使妇女的家内责任被自然化甚至被美化。因此，要全面理解母职双重任务的加码逻辑和张力，还需要看到两种经济体制之间的历史延续性。

由此，中国产生了世界上最庞大的职业妇女队伍，也拥有庞大的工作母亲群体。转型之后，单位制解体，公共托幼体系瓦解，在上述的历史延续性下，再生产职责被重新私人化，毫不含糊地落在母亲身上。较之计划经济时代，转型后的“工作母亲”失去国家的依托，还进一步面临着市场化对其双重身份提出的挑战：一方面，在“工作者”的身份上，高度市场化的劳动分层将其视为次等劳动力，难以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和升迁机会；另一方面，在“母亲”身份上，消费主义带来的文化转型，使其不仅要承担起对幼儿的照顾，而且必须成为符合现代性标准的全知全能的“教育妈妈”。由此，母职的双重任务被进一步加码。

双重任务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使女性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回家还要面临着“第二轮班”，常常陷入“天人交战”的困局。从主体体验来说，在双重身份之间的连续切换，不仅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体力，其更让人心力交瘁之处，在于女性需要随时在应对工作与家庭事务所需的两套不同的文化逻辑之间切换。遵循“利己”和“利他”两种基本原则，原本被分隔在两个空间（工作场所/家）与不同性别个体（男性/女性）身上实现，但如今却要在“工作母亲”身上整合起来，这成为她们体验到工作和家庭拉扯时内在焦虑的文化根源。

但是，即便如此，当今的大多数母亲也已很难接受仅仅以“母亲”作为单一身份认同，尽管她们普遍将照顾者的身份置于优先，但很少完全放弃工作。一些研究中提到，为摆脱这种文化不适，母亲们会尝试采取一种不同于男人“理想工作者”的标准来投入工作；哪怕一小部分选择了离职以符合社会对“密集母职”期待的母亲，她们还是要以兼职工作或参与志愿者的方式，来逃避社会对“传统家庭主妇”的负面标签，以获得正向自我认同。

简言之，纵观这一百年的历程，国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建构现代化的家庭和亲职框架后，国家将女性纳入生产体系，在其传统的照顾职责之外增加了工作职责，为后续计划经济时期鼓励女性全面参加劳动奠定了基础。随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在社会化育儿体系上的先予后取，对“工作母亲”无异于釜底抽薪，使得“工作者”和“母亲”双重身份的冲突加剧。当前，随着数十年来市场改革的逐步深化，母亲的双重身份又在各自的维度上，被资本的力量推动着进一步精细化，其间的张力被进一步深化。

（二）市场化转型：精细加码

“70后”、“80后”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第一代，他们的童年还有着计划经济的影子，大多数人按照“自然成就的方式”长大。而今，“大转型的孩子们”有了自己的孩子，转型的深入使市场力量渗透到其作为工作者和作为父母的各个环节。他们不仅要面对竞争激烈的职场对其专业化程度的期待，还要面对专家话语对其抚育方式的全方位指点，在纷繁复杂的各类亲职产品中疲于选择和奔波。资本的力量使这双重角色的任务线、任务环节、履行细节被不断拓展，呈现出一种“精细加码”的逻辑，加重了女性的负担及内在的冲突，使母职的体验日趋繁琐细密，并蕴含着大量张力。

一方面，在作为“母亲”的任务线上，主导话语中对理想化的母职建构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国家话语日益隐去，而消费市场协同专家技术话语在父权制下对母职进行不同线索上的横向拓展，为母职加码。主流媒体在不同历史阶段提供了不同的理想母亲形象，从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话语、90年代的素质话语转变为当前多话语并存。当前的母亲处于“儿童首要且最佳的养育者”、“未完成的母亲”、“工作与育儿之间的超级母亲”、“独立自主的母亲”这四者交织的多面向状态中，折射出置于母亲身上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

其中，科学的母职、消费的母职以及在双重职责中以孩子和家庭为重的母亲角色重叠，显示消费市场和父权制的共同建构，满足了国家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对于提高人口素质、促进消费及公私领域性别分工等需求。这种建构呈现一种主体性受挤压的、技术专家宰制的、美化的、中产阶级的、消费的母职经验以及勇于展演的、受到严密监控的母亲身体。

它着重强调、呈现出的是浪漫化的、选择性的，着力于凸显其中美好的、理想的一面，并简化母亲所遭遇的困难与解决之道，同时淡化、琐碎化，甚至完全忽略作为母亲所承受的矛盾、压力与痛苦。以此协助维持并再制新自由主义的、后工业社会的、晚近资本主义的、科学论述的父权体制。

除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全方位建构外，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母职的精细化程度还围绕着儿童成长的诸多环节被纵向展开，尤其体现于教育领域。“教育拼妈”和“父亲缺席”并存，既是“男外女内”性别分工在教育领域的表现，也从加大教育权重的角度，对母职及观念意识进行重构，加大了一个理想妈妈标准对女性自我的挤压，强化了母职中限制性的一面。城市家庭中的母亲角色突破了私领域内照料子女的传统内涵，母亲教育职责陡增为一种“经纪人化”的新特征。

其有趣之处在于：母职之密，始于抚育私人化，但当其密到极致时，竟又与公领域关联上了。一个成功的母亲经纪人需要扮演家庭、学校与市场之间的枢纽，意味着她需要用到自己在工作中培养出来的谈判沟通能力及社会资源。中产阶级父母更多地帮孩子与正式机构打交道，利用自己在社会中的结构优势，为孩子争取到起跑的先机。这种能力是局限于私领域的传统家庭主妇所不具备的。从这个意义上，当今的合格母亲，需要拥有一种在“公”与“私”之间自由穿梭的能力，对母职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这样一种精细化的趋势，还体现在抚育文化当中，成为母职中最前沿的要求。在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新的文化观念里，孩子不再是二元对立模式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孩子，而是理应受到尊重的“小大人”，“如何养育孩子”上升成为一个具有道德意义的问题，父母的权威不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成为被反思、质疑的对象，由此，抚育中蕴含的张力凸显。

在奉行“以好奇心为导向”的学习理念和尊重孩子自由的平等理念的前提下，致力于建构“影子权威”及民主化的亲子关系，从而保障在家教育顺利进行。而这种策略，需要父母（尤其是母亲）付出大量“爱的劳动”，以在规范与自由、权威与天性的内在张力之中拿捏分寸，这为更进阶版的“密集母职”提供了注解。

另一方面，在作为“工作者”这条任务线上，近年来，女性在个体化进程中“为自己而活”的理念被广泛接受，女性对自我形象与个人发展产生相当的需求和期待。对于母职而言，与传统母亲形象中的不修边幅、为孩子付出而忽略自身需求不同，一种现代的、强调个体意义和个人价值的新母职规范正在逐渐形成。

但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女性对个体自主的追求，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同样极易陷入父权体制建构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泥潭。从“铁姑娘”到“贤内助”到“时尚女”，尽管中国女性随着改革重新获得了长期以来失去的性别角色，同时呈现多元化的形象，但这三种形象背后仍未摆脱父权体系建构的社会迷思，并未获得真正的自主。商业利用使得“辣妈”这一概念作为女性主体性表达概念的意涵迅速下降，被泛化为一个全能妈妈的概念，失去了女权或母权的意涵，而仅仅是一个消费的主体，在没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有可能造成对女性更强的压迫。

可见，在讨论母职的“精细加码”时，消费主义的影响不容忽视，而中国当前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极度不平衡的状态，加重了消费主义对母职各方面的商品化渗透。阎云翔指出，在中国，由国家推动的私人生活的崛起带来的是一种“不完全的个体化”，片面地强调个人的权利与利益，而不重视对他人的义务，且没有公共生活的能力，完全依赖集体和国家。由此导致后集体化时代，国家的全面撤出为社会生活、道德留下大片的真空，私人生活在消费主义、市场经济和其他价值观的侵入下发展，但公共生活却迅速衰落。在这一背景下，“消费”本身被建构成一种社会认同方式，市场化的逻辑渗透于母亲履行亲职和实现自我的各个环节，并依据所其消耗的资源（时间、金钱）形成“鄙视链”，增加了抚育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并对亲子关系的实质产生了挑战。

▍“超级妈妈”迷思与抚育内卷化

在上述现代化转型、市场转型带来的母职加码逻辑下，女性成为母亲后的身份和职责受各种外部力量驱使而被不断扩充，对女性主体造成挤压；与此同时，在私领域不断强化的话语将母亲们所面临的集体困境转化为个人问题，使女性在应对被加码的重重职责之间的张力时，缺少国家与社会的想象力，普遍致力于从私领域解决，致使当前中国的抚育方式向私人领域高度内卷化。

精细育儿成本高昂，当前内卷化的抚育模式主要通过家庭内部的代际合作实现。出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对女性劳动力的全面解放，男女平等就业的文化更为突出，降低了母亲就业时的道德压力。与此同时，独生子女政策加剧了儿童中心主义，使精细化抚育模式亦得到普遍认同。由此，工作-家庭这双重任务在当前国家/市场、传统/现代意识形态交织的局面下皆被强化，城市女性的应对中出现“超级妈妈”策略，即视工作与家庭皆为必选项。该策略以扩大的家庭为单位，通过居住安排、育儿网络以及时间分配策略，形成家庭内部的协作育儿机制，以缓解密集育儿需求所产生的冲突。在这种协作育儿中，家庭内部形成“严母慈祖”的分工和权力格局，以共同承担密集母职。

可见，中国语境下的“超级妈妈”不仅是母亲对自身的压榨，其背后还有更大一部分是家庭内部微观支持系统的调动，其实质是家庭中所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都向下集中，形成家庭内部资源的代际挤压，这种成本，又尤其落在祖辈中的女性身上。

面对冲突和挤压，母亲们的应对大体从自身和私领域的支持体系着手，或是通过改变对工作、对母职的期待进行自我调节；或者是通过引入家庭及亲属网络，激活微观支持机制。当前，仅有非常少的尝试，例如通过网络平台或社区内非正式的妈妈群体等，求诸社会的力量。我们也可以看到，社区中的各类“妈妈帮”、“妈妈团”正在兴起，社会的力量似乎正在萌芽，但在这些细微的努力中，仍缺少政府的正式支持以及父亲们的参与。

总体来说，在中国的母职实践中，都存在对“家”、“国”想象缺乏的问题，这与西方女性母职实践大为不同。在西方，母职实践更多地受性别意识与相关的配套措施左右，而在中国，对国家与社会的集体责任的普遍忽视，使得“家庭结构”与“家庭支持系统”成为左右中国女性实践的关键因素。但这种私领域内的尝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构两性在母职实践中的角色分工，和“家”、“国”在母职实践中的责任分工。这些都构成本文讨论的“当妈难”问题的深层根源。

By 文化纵横

真正的奴隶制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

第一，罗马奴隶主是否能随意殴打和杀戮奴隶？

安东尼·庇护的法令告诉我们：“ 毫无理由地杀害自己奴隶的人，如同杀害他人的奴隶一样，应受同样处罚。”不仅不能随意杀别人的奴隶，也不能随意杀自己的。

那么随意殴打呢？

安东尼皇帝的另一道诏令告诉我们：“主人对于他们奴隶的权力不应受到减损，而且任何人的权利都不应受到剥夺。但是，奴隶如果有正当理由请求援助，以反对虐待、饥饿或不可忍受的侮辱，我们不应该拒绝给予援助，这对所有主人来说也是有利的。因此你应调查从犹里·萨宾家里逃避到皇帝塑像那边去的那些奴隶的诉怨，如果发现他们受到了太苛刻的待遇或重大侮辱，应命令把这些奴隶出卖，使他们不再回到他们主人的权力之下。如果萨宾耍刁而规避我的宪令，他该知道，我将严厉地处罚他的违抗行为。”

也就是说，和我们想象的不同，根据罗马帝国的诏令，奴隶主不得随意殴打杀戮奴隶，否则奴隶就会被转卖他人，奴隶主也会受到皇帝和各级法院的惩戒。

如果奴隶犯了罪，能否不经过法律审判而直接由奴隶主处死呢？

哈德良皇帝的律令着重提出了这一点：“禁止奴隶主不得长官的命令随便杀死哪怕是犯了罪的奴隶。”

此外，主人是否能够随意遗弃失去劳动力的奴隶呢？答案也是不行的，克劳狄乌斯皇帝规定：如果主人选择遗弃奴隶，则奴隶被视为自由人，自动拥有人身自由。

主人能否把奴隶派去斗兽场之类的地方消费掉他们呢？答案也是不行的，彼得罗纳法规定：“未经长官允许，奴隶主不得将奴隶送入斗兽场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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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人身安全角度上讲，由于罗马帝国让步给了罗马的奴隶更多的权益，罗马的奴隶在造反积极性上先天的就比“律比畜产”的中国奴隶要弱一些。这倒不是谁更先进，只是单纯地利益交换而已。

由于采用共和制（包括元首制和拜占庭时期也有很重的共和成分），罗马人比重视刑法的中国人更加重视民法，也更加擅长法律意义上的妥协和让步。因此对于管理奴隶的要求和办法就比中国人更弹性一些。我在此再次强调，这并非是谁先进谁落后，而是双方的执政理念大不相同。

其次是管理模式，和我们现在想象的奴隶披着沉重的枷锁工作不同，罗马的奴隶主们非常精通人性和管理之道。

就像管理一个企业一样，罗马奴隶主将奴隶分为三等类型，也就是进一步细化成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管理奴隶，这一层人员是负责主导庄园各部门运转的。他们掌握着利益的运转，因而更需要对庄园拥有热情。在个人能力上，他们工作经验丰富，学历也较好，因而更能让其他奴隶们信服。他们应当拥有一些与庄园绑定的资产，拥有一定的福利，庄园最好还要帮助他们解决家庭问题。对于这些核心管理人员，奴隶主常常主动关心他们，并且和他们畅谈未来。

第二等级，技术奴隶，这一层负责庄园的技术升级和利益获取。他们是庄园的创新灵感，因此要给予精神的尊重。他们在生活上比其他奴隶更为优渥，偶尔享有休憩的机会，甚至在庄园内还有一些特权。奴隶主常常和他们开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在庄园内部也因为自己的技术而往往有较高的心理地位。

第三等级，普通奴隶，他们在心理和经济上属于最差的地位，但是确实是庄园的基础。他们往往干着一些对健康不利的工作，缺乏自由的时间。但是他们缺乏技术，也没有知识可供出售。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刚过二十二岁的年龄，年轻的体魄和敏锐地头脑。他们在进入庄园的时候，往往会着重提出自己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奴隶主们尤其看中这一点。对于普通奴隶，奴隶主们往往非常和气，偶尔也会邀请一些代表参与活动，让奴隶们体验一下上层社会的感觉。

大家可以把奴隶主换成老总，把奴隶换成员工庄园换成企业重新读一遍，笑。所以管理学的逻辑是非常精妙的，也是不被生产力发展所能随意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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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赘述，已经可以看出，罗马人的奴隶首先与很多人常识中的奴隶是不同的，其次罗马人管理奴隶的方式与大家的想象也是不同的。如果真是每天生死随由奴隶主控制，没吃没喝还要工作，怕不是一天八百次斯巴达克斯起义，罗马帝国早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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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罗马帝国法律意义上的奴隶究竟是怎么一种存在呢？

根据乌尔比安《论萨宾》的内容“根据市民法的规则，奴隶什么也不是。但是，根据自然法，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根据属于自然法的规则，一 切人都是平等的。”

首先，奴隶在自然法的规则上，是与奴隶主平等的存在，即人格平等。

查士丁尼在《法学阶梯》中则进一步解释：“奴隶身分产生于万民法制度，某人因此而处于受他人所有权支配的、违反自然法的地位。”提出这是一种违反自然法的制度。

那么奴隶如何给自己赎身呢？

乌尔比安对此也进行了解释：“首先，当奴隶不能自己拥有钱财时，似乎还谈不上‘用自己的钱’赎买。但是，当不是用赎买人自己的钱进行买卖时，在是否应认为用自己的钱进行赎买问题上应当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因此，无论是使用归卖者所有的特有产，还是使用外来赢利，无论是通过朋友的帮助，还是通过他人的无偿赠与，无论这种帮助或者赠与是采用延长租期、承诺、委托等方式给予的，还是采用自己承担债务的方式接受的，均应当认为是在用自己的钱进行赎买。因此，只要某人用自己的名字进行赎买就足矣，即使他一点儿没花自己的钱。

即奴隶可以用自己存的钱进行赎买，对于奴隶自己存钱一事上，司法机关应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罗马对奴隶的管理制度本身就是允许财务奖励的。如果没有钱，可以依靠他人赠予或借贷，无论何种方法，只要凑够了钱，并且主人同意，就可以并应当让奴隶成为自由人。

此外，由于奴隶在人格上与主人平等，因此在特殊情况下，奴隶也可以向国家控诉主人违法。

而到了拜占庭时期，对奴隶制的让步则更加明显，譬如在《法律选编》中增加了许多新的可以给予奴隶自由的办法，以避免因为贫穷而无法赎身。譬如“给主人出殡”和“经主人允许后出家”等等，都是可以成为自由人的新办法。由于这一时期奴隶主要都是家庭奴隶，和主人的家庭关系匪浅，甚至有一些关系更类似于“家臣”，因此法律也允许奴隶成为主人子女的教父（并且会给予其自由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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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罗马人的奴隶制是很有趣的。

第一，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奴隶起义和抗议不断改变的，它逐步赋予了罗马奴隶基本的人身安全、财产自由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我赎出权以及不完全的人格和尊严权力；

第二，它的管理方式更类似公司的管理体制，是依靠奖励和区别对待等方式组成的生产模式，而不是单纯地依靠武力进行残酷的强制劳役；

第三，罗马人的奴隶制也并非是国家的主要生产劳动力来源，从共和国到帝国，再到拜占庭帝国时期，罗马人的主要劳动生产力来源都是自耕农。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罗马人的奴隶制度更有弹性和妥协的色彩，是通过逐步让步来不断给予奴隶更多权益的。当然，我们还要认识到，古代的制度是有其局限性的，奴隶主和奴隶相比掌握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因此双方也是绝不对等的！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绝不能够把法律条文的要求情况等同于社会的现实情况，罗马帝国的奴隶制显然要比法律备注的要求更为残酷一些。

对于东方的奴隶制，我了解不甚多，但至少有两点可以确信。

第一，在东方，奴隶制也绝非是生产力的主要成分，我们的生产力应当也是一样依靠自耕农群体的。

第二，东方的奴婢制度个人权益提升可能并没有罗马明显，到唐朝时期奴婢的地位仍然是“律比畜产”。来自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法律从一开始就没想过国家政府可以和奴隶阶级这种低下的阶级进行谈判，所以黄巢起义同样以极其强硬的手段杀到“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但不管怎么样，到了宋明时期，大规模的国营奴婢工场应当都逐步取消了，奴隶制也不再是政府首要愿意采用的几种生产制度之一了。不管是采用暴力手段还是温和手段，中国和罗马都在古典时代即将落幕的时候，把奴隶制逐步清除出了主要的几种生产模式。

至于在美洲采用的黑人奴隶种植园，这个嘛……我只能说它和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其实挂不到一块儿去，这个只能请懂行的人进行介绍了。

毕竟北美洲小屋里的汤姆叔叔可绝对想不到，一千多年前自己有个罗马奴隶同行在得到释放后还能自由自在的婚配受教育，并且他儿子还是统一了罗马帝国的皇帝戴克里先。

By 清蒸韭菜馅汤圆

世人皆怕黑天鹅事件，概率虽小，可一旦发生，就会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因为它是小概率事件，所以让人防不胜防。

但总被视而不见的危机，其实更应该让我们感到害怕，这种危机叫灰犀牛。比起黑天鹅，更可怕的是灰犀牛，因为它不但破坏力很大，发生的概率也很大。

灰犀牛

黑天鹅与灰犀牛是互补的两个概念。

大多数天鹅都是白色的，黑色的天鹅很稀少，所以黑天鹅事件是发生概率很小，极其罕见的危机。

而灰色的犀牛非常常见，他们行动缓慢，却有极强的攻击力，所以灰犀牛指大家习以为常，但却忽视掉的风险，即大概率危机。

灰犀牛事件的发生是有预兆的，就像一只在远处跑来的灰色犀牛，我们早已看见它，但因为它的行动缓慢，所以不以为意。

直到这只灰色犀牛来到我们的眼前，我们再也避无可避。

黑天鹅事件难以预测，我们对它一无所知，自然无力阻止，充其量通过分散风险来减少损失。

而灰犀牛事件是早就有预兆，那只犀牛还在远处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它了，完全可以提早避开。

但却因为它离得还很远，行动也不快，所以往往人们会选择忽略它。

结果本来可以规避的风险，因为一时的大意，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次贷危机与灰犀牛

2008年的次贷危机，大家应该都不陌生，那就是一个典型的灰犀牛事件。

互联网泡沫和”9·11事件”发生之后，美联储为了提振市场，开始降息。市场的货币宽松，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房地产牛市开启，大量家庭举债入场。

2002年的时候，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警告市场，靠债务堆积起来的房地产牛市无法持久。

这时，灰犀牛还在远处，或许其他人也已经看见了它的身影，但却不以为然。

资金继续流入房地产，住房贷款被开发成MBS（住房抵押贷款债券），进入金融市场，房地产的牛市也带来了金融界的狂欢。

但有能力买房的人和有资质借款的人总是有限的，如果没有新的人入场，房地产牛市持续不了多久，也没有足够的原料来炮制MBS。

于是抵押贷款公司和商业银行找上了信用较差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次级贷款者，这些次级贷款者中甚至有无业游民。

难道贷款抵押公司和商业银行全是傻子，完全不知道无业游民可能还不上贷款吗？

他们的想法是，只要目前没有大面积违约的现象就可以了，灰犀牛尚在远处。

这些低信用等级的贷款，经过投行的巧手包装之后变成MBS，投行虽然知道这些贷款违约的概率很大，但也只是给它们买了个保险而已，这样的MBS在评级机构那里拿到了高评级。

评级机构如穆迪之流，难道不知道这些贷款中有大量次级贷吗？

他们当然也知道，但他们怕自己不给投行满意的评级，投行就会去找其他竞争对手评级，加上房地产眼下不太可能崩盘，又有保险来保证履约，所以也是心存侥幸认为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虽然灰犀牛一直都在靠近，但离自己尚且有一段距离，所以大家都听之任之。但不断靠近的灰犀牛，总有一天会来到跟前。

2006年次级贷的违约率慢慢升高，违约的人房子被没收，并且拍卖。随着拍卖的房子越来越多，房价也越跌越惨。

靠债务尤其是次级债，撑不起房地产的楼市。次贷危机最先影响到的是美国的房地产，然后是放房贷的金融机构，又通过MBS传导到保险公司、投行、基金。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开始席卷全球。一个本可以规避的风险，最后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

当下的两头灰犀牛

无视灰犀牛的靠近，就会遭受灰犀牛带来的重击。当下，中国经济就有两头攻击力十足的灰犀牛在慢慢靠近。

一头是房地产，另外一头是债务危机。

如果要说，以后房价还会不会继续上涨，肯定是会有很大争议的。虽说政策要求“房住不炒”，但也允许“因城施策”。

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进行一些调整，某些城市会出现上涨，但是上涨的幅度肯定不能太大，不然就跟政策背道而驰了。

房价的调控政策之所以要抓这么严，就是因为政府非常清楚房地产是我们面临的一头巨大的灰犀牛。

如果放开楼市，我们的经济增速又能提上去了，地方的卖地收入也会增加。但任由房价上涨，房价终究会涨到头。

我们现在的国民收入，根本撑不起房价，房价之所以能继续涨，更多的是投机导致的。如果房价涨到头，就会引起抛售，导致房价崩盘。

而房子是国人最主要的资产，如果房价崩盘，多少人的财富要大幅缩水。而且，很多人都是贷款买房，人家的房贷还没还完，房子就大贬值，这实在是难以接受。

如果我们发生房地产危机，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政府才愿意牺牲经济增速，牺牲卖地收入，来躲避那只灰犀牛。

所以，大家不必再期待房地产牛市再次到来，炒房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政府决心躲避那只灰犀牛，房子就没有什么投资价值。如果政府放弃躲避那只灰犀牛，你就有可能跟它正面交锋。

而另外一只灰犀牛——债务危机，离我们也不算太远。

自从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各个部门的负债都大幅增加。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08年中国非金融机构的负债对GDP的比率是140%，到了2017年，上升到了260%。

居民负债与GDP的比率也从2008年的18%上升到了2017年的48.97%，上升速度超过了非金融机构。更能反映居民负债严重程度的居民负债率（家庭债务/家庭可支配收入）在2017年已经高达112%。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普遍都负债累累。

企业的债务繁重，身上的负债还会产生利息，压力很大。但现在经济增长缺乏动力，企业所处的生态也在恶化，盈利能力没有提升，反倒下降。

所以，企业债务违约增加。虽然央行一直想给企业注入流动性，但借来的钱终究不是自己的，借款如果没能改善经营的现状，借钱终究也只是增加负债而已。

企业状况的恶化，最终也会影响到个人，背负债务的个人，如果失去收入也会违约。

所以，在债务违约这头灰犀牛面前，企业和个人都应该尽量减少负债。企业不要盲目扩张，个人不要大力举债。

灰犀牛的攻击力很强，但在它靠近我们之前，就早已有预兆。

面对灰犀牛，我们不要无视它！

By 财小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