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随便点进一个直播间，关注任意一位秀场女主播，但很难与她们在线下的世界里相遇。在网络的另一端，主播们像住在山洞的蝙蝠，晚上起床，开始直播。白天几乎无法见到她们。大多数时候，只有送外卖和药品的外卖员在她们的出租屋进进出出。有的主播在长达两三年时间，除了拿外卖，丢垃圾，连小区门都没出去过。
长期晒不到太阳，人都有些怕光。因为通宵、失眠，大多数主播身体都不好，有人患上心肌炎，还有的新主播，刚开播一个月，就在家里晕倒。卸下浓厚的妆容和美颜滤镜，现实中的主播气色一个比一个差。
这是王怡霖接触到的底层秀场主播的生存状况。如果不日夜颠倒，挑战自己的生理极限，她们很难在竞争激烈的直播行业中生存。王怡霖是香港大学的博士，今年毕业后将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助理教授。2019年起，她选择中国秀场直播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
如果单看公会的招募启事，当女主播应该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工作。不限学历，对颜值也没有多高的要求，就像一个公会的星探说的那样，“开了美颜，没有丑人”，“是个人就能播”。你不用早起挤地铁，也不用在外奔波。每天工作四个小时，月休五天。只需要化好妆，在家里坐着，陪人聊聊天，说说话，打开直播就能收钱。很多工会，管自己叫“MCN公司”。直播的基地，也叫“网红孵化基地”，很容易让素人产生变成网红明星的遐想。王怡霖看见，有些线下直播室会在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给我变成白富美然后在你未来老公面前抬头挺胸，理直气壮不花他一分钱想买啥买啥！！！”
©王怡霖
这样的工作吸引了很多刚出社会的年轻女孩。这些从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以前可能会流向工厂，现在，她们更在乎能不能被看见，希望能成名快速挣钱，寻找一条更体面的道路。
但真正点进这些直播间，大部分时候，主播都在说，“求求大哥给我点个赞”、“不要走”。花一毛钱，就能获得“0.1元撩主播”的资格。直播间来了一位高等级的大哥，主播们会立马起身欢迎。有时候，突然有人刷了一个价值几千块的礼物，主播会哭得稀里哗啦，不断地说“感谢大哥”，“感谢老铁，我给你鞠躬”。
“给人感觉，就像乞讨一样”。王怡霖说。这些反差和疑惑，也是她想做这项研究的起因，直播是不是满足了这些年轻人的愿望？又对她们的生活造成了哪些影响？到底是什么人在直播，为什么非得直播？封杀平台，鼓励人勤劳奋斗，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这是她想在研究中去展现的问题。
公会不欢迎外人报道这个行业。一个工作人员告诉王怡霖，“这里面发生的事情，如果都让你知道了，把遮羞布给扯下了，我们这个行业就完了。”
2019年3月，王怡霖给20名女主播发去了访谈邀请，但最终只有6位回复了她，都拒绝了更进一步的对话。直到后来，一位即将离职女主播答应了采访。她之所以离职，是因为她和“大哥”之间的关系。
“大哥”支持她一段时间后，就再也没有在直播间里出现。她变得越来越孤独，害怕开播，整个人陷入抑郁状态，严重失眠。刚开始，王怡霖很不理解，直播间的人来来去去，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她没有透露和大哥之间的故事，只是告诉王怡霖，“如果你自己做主播，一定能体会到我的这些感受”。
为了理解女主播们的生活、工作、情感和人际关系，在2019年3月，王怡霖加入成都一家全国排名前十的公会，成为一名全职女主播。
以下是王怡霖的自述：
底层主播
成为女主播的第一步，是懂得如何使用美颜。所有新主播在签约后，都会收到几张“美颜参数调整建议表”：磨平最好不超过60%，让直播画面呈现出一种不失真的美。鼻子直接拉高，头肩比一定要调，瘦脸可以打开40%-80%，这样既上镜，又不会显得有攻击性。“学妹”、“伪素颜”是最能展现幼态、瘦弱、清纯的滤镜，公会的经纪人朵姐说，这样最符合东亚男性的审美。
我在连麦的时候，认识了来自东北的小雨，她24岁，住在一个靠近边境的小城市里。小雨认为自己长得普通，但有了美颜滤镜，“和网红没什么区别。”因为当地常住人口很少，她很难遇到有足够消费力的大哥。哪怕通宵直播，获得的收入，被平台和公会抽成，还不够付电费和饭钱。
“我播一晚上挣五十，还不够买脸上这些化妆品的。口红、粉底液、遮瑕膏、眼影、眉笔、眼线笔、腮红…… 这什么不是钱？还有化妆水、 卸妆水、 面霜……以后就开美颜了，不化了，再也不化了！”
一位女主播的化妆品 ©视觉中国
对于另一位底层主播小婷来说，美颜过滤掉的是她在现实生活中的窘迫。28岁的小婷是位单亲妈妈，前夫突然失业，家里的老人又患了重病，她刚生产不久，就必须在家开始直播。她拉高瘦身的系数，遮住自己尚未恢复的身材。
花不到50块钱，就能在网上买一件质感很差，但足够上镜的衣服。她对此很满意，“开了美颜，穿名牌衣服和便宜衣服都差不多了”。直播只需露出一小块地方，是不是大房子，观众也看不出来。小婷曾给我发来一张家里的照片，在镜头之外，角落里堆杂着奶瓶、尿布、玩具、药盒子和塑料袋。那些不能展露的，才是她的真实生活。
和小婷一样，三十岁的主播丽丽也是一位单亲妈妈。她有两个孩子，还因为欠债，被银行列为失信人员。白天，她清晨６点起床，顾不上打扮，就要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晚上，她坐在直播间里，戴上一张滤镜加持的面具，跟“大哥”们调笑、聊天。美颜开得越夸张，她越觉得安全。只有这样，她才能从容地在两个世界之间切换，不至于在孩子老师、家长面前被认出来。
一位正在直播的女主播 ©视觉中国
跟踪主播两三年来，我发现很多女性坚韧得令人吃惊。最触动我的，是一个我长期关注，但没见过面的主播。在个人账号上，她会发布自己坐月子的视频，晒还没满月的孩子的照片。但在直播软件里，每晚都可以看到她画好妆，像个没事人一样直播，连休息日也没有。为了一点点生存空间，她们会特别拼。
我认识的很多女主播，没有一位是成都本地人。她们大多来自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甚至是贫困县。毕业于职业技术学校的女主播，已经属于高学历群体，很多人早早就辍学。她们中，有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女孩，有些是离异后带着孩子生活的单亲妈妈，或是因为投资、创业而负债的女性。
主播工作是她们能力范围的最优选，就像我的经纪人说的那样，“对一个要照顾两个孩子的离婚女人来说，做直播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她可以尽快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
我在公会的线下直播间里，看到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描述着这些女性的共同愿景：“给我变成白富美然后在你未来老公面前抬头挺胸，理直气壮不花他一分钱想买啥买啥！！！”
然而，只有真正踏进这个行业，才会明白，这条所谓能过上体面生活的捷径，不过是场空洞的幻梦。
可供售卖的痛苦
一开始，我的定位是“才艺主播”。我专门学了200首歌，每个进直播间的人，我也会用笔记记下他们点过什么歌，喜欢什么。
工作人员教我在这个行业生存的法则。比如“五敢”：“敢唱”、“敢喊”、“敢调情”、“敢自黑”和 “敢连”（连麦）。
连麦PK是女主播工作的重点。如果只是坐在镜头前，不愿意连麦PK，就会收到经纪人的警告。我被告知，这是把普通观众转化成为忠实粉丝最好的方法。一个玩家也让我“豁出去”，“你以为这样坐着就会有很多人看？”
PK游戏，可以在关注列表里选一个主播，也可以由算法匹配到其他人。接受挑战的两个主播，会被切入同一个直播画面，进行三轮，总计时长三分钟的PK。谁获得的礼物多，谁就是赢家，输家则必须接受惩罚。
PK什么，如何惩罚，主播们都会提前问各自大哥的意见，看看他们想看什么。单纯的才艺比拼不够吸引人。为了刺激男粉丝送礼，有些女主播会加入一些带有性暗示的表演，比如扭腰，亲吻屏幕，晃动胸部，或是用身体摩擦椅子。
惩罚也带有很强的侮辱性质。我曾经匹配到跟一位男主播PK，输掉比赛后，他让我照着他说的去做，在镜头往下移动，做点头的动作。乍一听，好像并不过分。但有个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发微信告诉我，那个动作有性意味。直播间的人都在笑我，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傻子。
正在直播中的网络主播 ©视觉中国
有一次，我跟一位大主播PK，她说，如果我玩得起，才会考虑和我成为平台好友。“玩得起”是要求我输掉PK，拿一瓶水往衣服里倒，这个惩罚还有一个名字，叫“高山流水”。为了跟大主播建立联系，我也只能接受。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惩罚，比如在脸上画画、把垃圾袋套在头上、光着脚跳到瓶盖上、喝一口水然后吐出来、用透明胶带拔毛等等。
一名女主播曾跟我抱怨，她碰到一个有恋足癖的大哥。“大哥”是指支撑起主播大部分收入的忠实粉丝。输掉比赛时，大哥想出一个惩罚方式，要求她用脚抓起一个小球。这种奇怪的癖好让她觉得很恶心，但她找不到第二个男人，比这个大哥更能花钱。做完惩罚，大哥就会给她刷一个礼物。
看主播被羞辱，是娱乐的一部分，所以别人才会愿意花几千，甚至几万刷礼物。我采访过一个平台上的玩家，他告诉我，在直播间里，当着其他男玩家的面骂脏话、挑逗女主播，操控她们做自己想让她们做的事情，会让他觉得“很释放，很舒服”。
我发现，很多男性玩家看直播，很多时候并不会直接提太露骨的要求。有的大哥会觉得让女主播直接裸露“没意思”，“显得我特别 low”。性是被高度隐藏的，但又无处不在。什么时候释放呢？其实就是在那三分钟的PK里。欲望被藏在游戏里，玩家们才能堂而皇之获得快感。有的人在直播间里说话很文明，加上微信，就开始骂粗话，要求主播发裸露视频。他们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一面，其实也是东亚人对性的一种拧巴的心理。
很多人会觉得，当秀场主播，好像就是坐在那里，跟大哥谈恋爱，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曾经在平台上刷到过一个女主播的直播间。她说自己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直播时，那位母亲穿着一套小丑的衣服，墙上贴着一个礼物表：小心心（0.1元钱）、加油鸭（1.5元）等，大部分是几块钱的小礼物。有的可以让她呱呱叫十声，有的能让她做20个下蹲。现在想起那个画面，还是会让人觉得很难过。
这种游戏甚至慢慢发展到了线下。在长沙最繁华的五一广场，有很多户外主播。他们既在网上连线，又在同一条街上找主播同行PK。我的合作者，董晨宇老师曾经跟我描述他看到过的一个画面。两个主播站在雨里，一个男的撅着屁股，另一个女的在打他的屁股，打得很响。
在这样一种游戏化的情景中，人会说服自己去做一些突破自己底线的事，甚至没意识到这件事已经对自己产生了伤害。
但这种方法的确能奏效。后来，我也是在PK游戏时遇到了我的“大哥”。那天，我输掉了一场PK比赛，被惩罚打屁股。大哥说，当他看到我脸上痛苦的表情，觉得非常内疚。在那之后，他下定决心，要给我刷礼物，帮我赢下其他PK。
平台流行着一句话，叫“主播的嘴，骗人的鬼。主播的脆弱，是鳄鱼的眼泪”。
英雄救美的爱情游戏
平台消费感情，也制造感情。你很难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种充满戏剧张力的情境：试想一下，当你即将面临着在地上爬、或者跳“怼椅子”热舞的羞辱时，在你面前出现的，是某位公爵，君主，甚至帝王（平台上的身份等级，这意味着他们在平台上花费几十万以上）。多少主播盼而不得的礼物从天而降，他用他的慷慨，换来你的尊严、一天的收入，和一场浪漫体验。我接触过的很多女主播，都曾在这种英雄救美的游戏里，被大哥的男子气概深深感动。
那位曾下定决心，让我不再输掉PK的大哥，花了好几万，参加平台的抽奖游戏，抽中了价值4880元的一等奖“私奔到月球”。他告诉我：“其他主播有的东西，我也希望你能拥有，成为第一个送你这份礼物的人。”
直播画面 ©王怡霖
那天晚上，我坐在那里，什么话也不用说，看着一个个特效在面前绽放，体会到了心动的感觉。公会里有一句话，叫做“没有哪个女主播能抵挡大哥的浪漫，也没有哪个大哥能抵挡幸运抽奖的浪漫假象”。即使到最后，我只收到了这些大礼的20%，其他收入都进了平台和公会的口袋。
但这个爱情游戏残酷的地方在于，大哥们不会只喜欢一位主播，他们的新鲜感只能维系几个月，有些更快的，一两个月就没了。
刚开始，我以为女主播靠过硬才艺就能留住人。后来发现，只要胆子大，玩得开就能挣钱，但是直播越久，我越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控制得了的。
如果发现大哥热情减退，主播们常用的一招，就是用各种方式“卖惨”，包括上传自己生病的照片，在朋友圈写伤感小作文，输掉PK时做最狠的惩罚等等。我的一位大哥曾在采访中说，每次看到女主播哭，他都会感到尴尬、内疚。“我会给她送礼物，直播间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大哥，我不想在别人面前丢脸，也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没钱在平台上玩”。但他也讨厌主播的眼泪，“她们在逼我”。
如果发现大哥关注其他人，很多主播会注册匿名小号，跟踪她们的大哥。每天截屏保存大哥主页信息的财富值，如果数字有变动，就能推测大哥在“别的女人”那里花了多少钱。
就像妻子发现丈夫的外遇证据一样，她们会和大哥闹翻，或者要求大哥送更贵的礼物作为补偿。来自上海的25岁大主播佳佳，故意一周不直播，拉黑大哥的账号，让他知道自己吃醋、生气，回来哄她。更极端的时候，她连续三天不间断地直播，用这种挑战身体极限的方式，逼她的大哥回到直播间——刷够礼物，大哥就有权让女主播休息。有的女主播，经受不住连续直播，会在镜头前晕倒，给男性玩家最强烈的情绪刺激。
男粉丝给主播送花 ©视觉中国
很多主播会不知不觉陷入情感的纠葛中。瑶瑶是跟我同期入职的一位主播。她21岁，长得很可爱，以前是专门教小孩跳舞的舞蹈老师。瑶瑶开播没多久，认识不到一个月的大哥，就给她送了两万元的虚拟礼物。为了让瑶瑶登上平台的城市热搜小时榜，大哥还会设闹钟，在小时榜更新之前给她送礼物、做数据。
平时在直播间跳舞，有人会对瑶瑶说一些冒犯的话，大哥就申请成为管理员，把那些人都踢走，当瑶瑶的守护者。在大哥的支持下，瑶瑶月收入很快达到三万。
第三个月，这个没有过什么恋爱经历的女孩沦陷了。大哥到她的城市出差，两个人约在线下见了面。不知道大哥已经有家庭的瑶瑶，成了被动的第三者。
和大哥发展线下关系，大部分都不会长久。瑶瑶很快发现，失去了直播平台那些模仿贵族等级的身份再造，大哥只不过是个普通生意人。虽然有老婆孩子，但长期出差，让他非常孤独，在酒店、宾馆休息的时间，只能靠看直播来打发。
大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喜欢她。瑶瑶之所以能收到的那些大礼，是因为大哥沉溺于平台的抽盲盒、玩转盘活动。平台用游戏的形式，掩盖了它的赌博性质。抽中礼物是一重快感，送给喜欢的主播，换来她们的殷勤，这又是第二重快感。
另一方面，主播和大哥的感情是建立在直播间的环境中。大哥们都不喜欢私下转账，更愿意在直播间当众送礼，他们需要有其他男性玩家见证，被围观、被崇拜，树立一个成功男性形象。
直播间里，大哥送给瑶瑶一个200块钱的礼物。但她不会知道，大哥背后是不是花了2万才抽奖抽到的，这个礼物的价值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但在现实里，瑶瑶收到一根口红，这个礼物明摆着就是两三百块钱。没有观众，快感大打折扣，送礼的人觉得没劲儿，收礼的人也没劲儿。
最后，两个人分开的主要原因，是大哥不愿意放弃他的家庭。瑶瑶一直觉得自己的鼻子不好看，为了挽回大哥，她尝试过整容。还曾在大哥生意做得不顺利的时候借钱给他。有一次，瑶瑶问我，是不是怀了他的孩子，就能留下大哥。趁着大哥睡着，她用他的手机，给大哥的妻子发短信，宣告主权。但这除了惹怒大哥，没有其他作用。
你会发现，彼此仅存的那些温存、浪漫，都随着直播平台环境的消失而消失了。对于年轻女孩而言，什么是好的亲密关系，这些认知都会被改变。瑶瑶就曾告诉我，她可能没办法再喜欢上现实生活中的男孩了。
公会向来不支持主播和大哥私下见面。他们最清楚，秀场直播玩的就是人性游戏。有人贪婪、有人寂寞、有人好色、有人爱面子，主播其实就是利用这些人性的弱点去变现。公会的人常告诫主播，“一旦见了面，你们的关系就完了”。
大哥是谁？
在现实中见到大哥，我才发现他们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出于调研需要，我与十多位长期在平台进行直播打赏的大哥们线下见了面。有的是我直播间的粉丝，有的是直播姐妹介绍来的。当然，他们并不都是消费金额惊人的大哥，但都在直播平台上投入巨大，特别是时间和情感上的付出。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一个川渝地区小镇上与我见面的男性。眼前这个中年男人，正在市场流动摊位上吆喝卖橘子，卖一会儿，就要换一个地方。他身上的T恤洗得发白变薄，露出几个洞眼。
大哥结过婚，他的妻子以前因为打麻将欠钱，为了躲债，跟别人跑了。如今，他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快上中学的孩子。白天，从老家弄些货卖，有时是橘子，有时是核桃。晚上，就到当地一个厂里开车拉货。
我离开之前，大哥扯下几个袋子，一个个装满，让我拎回家吃：“你一定要拿着，我也没什么给你的”。
我总想起他给我装橘子时的样子，很难将他跟平台上那个讲粗话、刷礼物的大哥联系在一起。他有好几个号，在平台上消费过一两万。
在地铁上写田野笔记时，我非常难过，觉得生活这么困难的人，怎么还能诱导人家在直播间里消费？
后来，有很多主播都知道这位大哥不容易，也会劝他别花钱，在直播间里陪着就行了。但当厂里发工资的时候，大哥还是会在直播间里，一晚上花出去几百上千块钱，给几位喜欢的主播一人刷两辆跑车。他对此很骄傲：“你看我这个人就是‘雨露均沾’。”那个阔绰的瞬间，对他来说，就是很重要的。
对于这个生活在欠发达地区的单亲爸爸来说，每天面对的不是打工挣钱，就是两个孩子，生活得很孤独。在平台上，大哥才学会，原来喜欢别人不只是挣了钱拿回家，还可以送花、刷礼物。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浪漫关系。实在没钱时，他也会待在直播间里，陪她们聊天，维持秩序。
一位女主播房间里的毛绒玩偶 ©视觉中国
我接触的大部分大哥，都是从事建筑类行业。工程款一般是滞后的，突然拿到一笔钱时，钱的真实价值变得模糊，他们不会珍惜，而是立马花出去。还有人晚上在工厂里值夜班，或者跑长途，业务压力大，但也有一些空闲的时间。他们都是从周边的乡镇来到大城市，又没办法融入城市的生活。
有大哥跟我吐槽过他们的婚姻和家庭。养孩子压力大，老婆强势，丈母娘又嫌弃他挣不到什么钱。另一位大哥刚成立公司，为了拿下一个成都的项目，天天跟一位很难说话的中间人周旋，“我感觉我自己活得像狗”。
需要满足别人、讨好别人的大哥，在直播间里，从“乙方”变成了“甲方”，获得他们渴望的关注和尊重。平台会根据玩家的消费水平制定身份等级，只要花的钱多，就能脱离平民身份，进入贵族体系，成为骑士、伯爵、帝王。
接触久了就会发现，大哥们其实很脆弱，“玻璃心”，一不小心就会得罪他们。有的时候，在直播间里突然来了个高级别的玩家，主播开始转移注意力，跟新来的人寒暄，有的大哥就会吃醋，“你看，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
下播之后，我发现一个大哥把我拉黑了。他觉得自己没送礼物，受了冷落。主播得时时刻刻哄着他们，“哥哥明天再来”，“不要走，爱你哦”。
回想起在直播间疯狂刷礼物的日子，大哥们到头来都会后悔。我的一位大哥在平台上消费过几十万，因此欠下巨债。在与我最后一次见面时，他给我看了一篇控诉直播平台的小作文，将他所有的失败都归因于被诱导进行直播打赏，特别是直播抽奖。
他在作文中写，原本自己是个“阳光健康”的男性，开了两家公司。出差的时候，朋友跟他推荐了直播平台，说是可以看球赛，还有女主播唱歌。他觉得好奇，就下载了软件，点进去一看，别人都在刷礼物。主播教会他充值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没钱花的时候，为了维护在平台上的成功男士的形象，大哥还会借钱消费。软件里嵌入了微型贷款的业务，很容易就能借到钱。
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公司倒闭，他也欠了债，只能到处打工。每次见面，我都会请他吃饭。平时，他总舍不得在吃饭上花钱，有时候一天就只吃一碗重庆小面。冬天就两套衣服来回换，一凑近就能闻到羽绒服已经穿得带味儿了。
最开始，他还是戒不掉直播。于是跟妻子撒谎，让她给钱应酬，再拿这些钱刷礼物。直到最后跟他关系好的主播也相继停播，最后才把账号卖了。
大哥每天都在后悔，为什么不把心思放在公司运营上，如果几十万还在，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不一样？
绝望劳动
田野调查结束后，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时，老师问我，是不是把这一行写得太灰暗了？在我成为女主播前，我也对那位因抑郁、痛苦而离职的同行有过类似的疑问：至于吗？
王怡霖的博士论文 ©王怡霖
入职五个月，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起初，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以为只要多认识一些行业内的人，能不能留下大哥无所谓。哪怕一天收入就三毛钱，我也不会太过焦虑。但是，当支持者慢慢变多，我也开始收到“跑车”、“私奔到月球”的礼物，那一刻，自己就像是个明星，觉得飘飘然。这些东西都会放大人的欲望。
下播之后，我躺在床上，耳朵刚被那些低音炮网络神曲轰炸了几个小时，隐隐发痛，听力下降，大脑却变得更活跃。我也开始失眠，被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淹没：明天那些人还会不会来？还能不能收到礼物？无论获得了什么，有多么开心，一觉醒来，一切都可能随时失去。
和很多主播一样，我也开始自觉延长直播时间，从开始的五个小时，延长到七个小时，不间断地唱歌、聊天，从那时起，我患上了慢性咽炎，到现在都一直影响着我。
因为直播时间够长，我还拿到了公会的月度“直播之星”。奖品不是现金，而是直播间的一个虚拟“城堡”礼物。按照分成规则，我只能拿到20%。也就是说，我拼死拼活加班，公会还要从我的奖励里分走大部分钱。
下播不意味着工作结束，我从靠背椅挪到床上，继续打开软件，和玩家维系感情：“大哥起床了没？吃饭了吗？今天有什么安排？我下午三点开播，你要不要来？”
曾经无法接受PK羞辱游戏的我，也开始教刚入行的新人，怎么能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呢？你不去做怎么可能会有机会？在这个环境中，人会渐渐被异化。
那段时间，有朋友问我，做主播快半年的时间，怎么没见你搞学术，发论文？
做这行久了，人的注意力、精力，都会被平台吞噬，对真实的生活提不起兴趣。我每天都会感到巨大的空虚感，但还是不受控地打开直播平台，连看本书来充实自己也做不到。很多主播告诉我，以前还会刷剧、看综艺，做了主播后，再也没看过了。四五个月后，尽管我播得不错，但我还是意识到，这种生活不能再过下去了。
我和主播佳佳生活过一周，她是我们当中播得最好，最挣钱的明星主播。七天里，她从来没有跟我一起到房间睡觉，每天结束直播，就在地上坐着，要么呆呆看着窗外直到天亮，要么一直在刷同等级主播的直播间，学习别人是怎么做的。哪怕是休息日，脑子里也都在想这些。我参加女主播的聚会，发现大家都拿着手机和大哥聊天，或是看别的直播。
很多主播一天到晚待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在我跟踪她们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除了拿外卖，有人连小区也没出去过。我关注的一个主播，长期在社交软件上发到医院打点滴的照片。
大哥在主播身上花的钱多了，也会索求回报。有一位支持我的榜二大哥，一连好几天都不来我的直播间。他明明知道，那段时间我直播的数据多么惨淡。后来，我忍不住问他，到底要我做什么？他回复我：“你那么聪明，肯定知道的，哥哥就看你的表现。”他希望能来我的城市见面，或者让我飞到他的城市陪他。
前期，我在公会线下演播室直播时，有人送了我一个小礼物，发来私信：“等会儿接你下班。”平时，主播为了吸引来自附近的流量，会开启定位。玩家就能看见，双方的距离显示1000米、500米，还是100米。
公会的线下直播间 ©王怡霖
有的玩家能在直播间看到主播背后的窗口，根据广告牌或者街景推断主播的位置。在我直播时，看到过一条弹幕：“我知道你在XX写字楼的第几层，那里面全是主播。”那一刻，我很害怕，我根本看不见任何人，但他们却知道我的具体信息。
如果玩家痴迷于平台的抽奖游戏，欠了钱还不上，最后都会算到主播头上。一些人会找到主播讨债，他们会觉得，“我是为了给你抽盲盒，刷礼物，才在上面花了钱”。实际上，主播只能从这里礼物中得到20%～30%，最高也不超过50%。我认识的一位主播，为了躲避大哥上门讨债，注销了账号，搬了家，一连换了六个直播平台，最后只能躲到一个国外的非法平台。
在平台卧底五个月后，为了能和访谈对象见面，深入了解他们的真实线下生活，我辞职离开了这个行业。我可以自由选择，其他主播们却退无可退。在微信朋友圈，我常常看到那些主播朋友们不断地停播又复播。她们都跟我提到过，不想再当秀场主播，又找不到其他的路可走。
这些女孩们学历不高，只能找到前台这类工作，3000块钱工资，连负担自己的生活开销都成问题。
一位女主播转行到直播带货行业，加入选品团队。她很快发现，这份工作比秀场主播还累。每天要把直播过的几千个商品输入系统，写评价，想文案，记录每种商品的优惠机制。厂家寄来的样品，都要自己先尝试，各类防脱发的洗发水，一瓶瓶往头上抹。入职后，工资从原本许诺的一万变成了五千，比她当主播时还低。一切合作都是不规范的，连份合同也没有。
每次做直播行业调研的分享，总有人批评秀场直播，认为应该取缔这些平台。但我发现，这类直播平台至少是合法的，受到监管。如果她们没办法在绿色平台上生存，就会被挤压到非法空间。
我认识的一位主播，因为播得不好，被介绍到一个赌博的灰色平台。只有通过特定的链接，摁掉提示有病毒的弹窗，才能下载那个软件。她的工作是负责直播足球比赛，玩家买球、充值，都会专人对接。没过多久，她就接到了“警局”的电话，说她从事非法活动，必须配合清查资金。她一着急，到处借钱，给对方转去了十来万。等到发现是电信诈骗，也不敢报警，不敢求助，“人家会说你自己也不干净”。
所以，在论文里，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叫“绝望劳动”。主播们必须在各种嵌套的不确定中，不断地有策略地挑战平台规则，甚至采用自我伤害的手段来获得有限的生存空间。她们剥削自己，伤害自己，同时也获得一些受人关注和喜爱的“高光时刻”。当她们希望开始新的生活，却发现秀场直播已经是最好，收入最高的选择。我希望“绝望劳动”这个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们所处行业以及人性、欲望的复杂性。
做这个研究，我常常有种无力感。几年过去，很多女主播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个行业。对她们来说，直播行业还能提供一种妄想。就像一位在家带孩子的主播给我展示的那样，她的大哥一月内在直播间里花了9万。她能从其中获得30%，相当于一笔巨款。
在她小时候，因为家里困难，高中还没读完就辍学了。如今她年过三十，没有什么过硬的技能，为了照顾孩子不能离家太远，生活处处受限。
对这些主播而言，想打破这种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只能等待天降“神豪”，在这场赌局里开出一个大奖。
By 谷雨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