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导致的暴力是让人十分失望的。正如查理斯•史林古特（Charles Selengut）在其著作《神圣的怒火：理解宗教暴力》中所言，这种暴力是与宗教发展“不协调”的。首先，宗教信徒一面学着主张爱与和平的教义，另一面磨刀霍霍向同胞，这本身就是伪善的。至于他们所提供的辩解，有时是其主观的臆想，有时是莫须有的借口；无论哪种都不能成为其动手的正当理由。但是整个公元时代人们就是这样不停打仗，其根源也不外乎对其他信仰的仇恨与排斥。与领土争端、民主革命不同的是，人们相信宗教暴力是正与邪的对抗，殊不知正的一方是不会想让其双手沾满鲜血的。
十字军东征就是中世纪拉丁礼教会（Latin Church）批准的一系列宗教战争，其目的主要是从伊斯兰教统治下收回其圣地（一块从埃及一直延伸到叙利亚的土地）。这些土地曾是圣经上的以色列地（Land of Israel）及历史上巴勒斯坦的所在地，不过在当前地图上那里对应的是以色列、巴勒斯坦、西约旦、及南黎巴嫩和西南叙利亚的一部分。圣地本是亚伯拉罕诸教的朝圣地（一部分原因是那里包括了耶路撒冷 – 犹太教的圣城；伊斯兰教夜行登霄之处，即穆罕默德显现神迹之处；基督教历史中耶稣的事工之处）。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发生于1096-1099年；35000个东征者从英、法、罗马帝国、西西里岛和奇里乞亚亚美尼亚（Armenian Cilicia）屠杀了大量犹太人和穆斯林，甚至连躲在棺椁内避难的人也不放过。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则是从1147-1149年发生；这次东征规模更大（二十万东征者），涉及的国家更多；而后来的几次东征更是一次比一次浩大。大型的东征持续到了13世纪才结束，而小规模东征则一直打到了16世纪中叶。学者估测，整个东征害死了170万到300万人；而考虑到那时国家的人口都较少，这个数字已经不可谓不大了。
十字军东征不过是大量的宗教战争之一。法国从1562-1598年的宗教战争，又名胡格诺战争（Huguenot Wars），是一系列罗马天主教和信仰新教的胡格诺人间的战争；战争导致的伤亡约有200万，是欧洲伤亡第二惨重的宗教战争。1529-1559年间的阿比西尼亚-阿达尔战争（Abyssinian-Adal war）则是阿达尔苏丹国（Adal Sultanate）和阿比西尼亚人间的战争；前者不仅想要占领对方领土，还要强制将阿比西尼亚人转化为穆斯林。中世纪时期的印度也出现多次宗教战争：印度教帝国和穆斯林苏丹国间的战争，以及莫卧儿帝国的对外侵略（企图将印度教、耆那教、锡克教徒转为穆斯林）。
即使到了当代，宗教冲突依然存在。2012年印度发生的宗教暴乱害死了97人；1991-1995年的克罗地亚战争、1992-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亦有宗教根源：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在前南斯拉夫争得民不聊生。类似事例还有尼日利亚冲突、黎巴嫩冲突、巴以冲突等，不一而足。人类以神圣的名义自相残杀，还幻想着自己因此得到救赎，是多么可笑而可悲的事情；我们只能认为，这都是人类嗜血本性的铁证。
战争的原因及和解的可能上述冲突中，宗教都是暴力爆发的主要原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种族、历史因素、领土争执等理由也比较常见。对于为什么宗教会被当做这些争执的原因之一，哲学家和神学家有不同看法。神学家赫克托•阿尔瓦罗（Hector Avalos）在其著作《战争文字：宗教暴力的根源》（Fighting Words: The Origins of Religious Violence）中论述道，宗教战争是为了以下（稀缺）资源：
1. 获得上天的旨意
2. 圣地
3. 集体朝拜
4. 神之救济
不是所有宗教信仰都强调上述四点，故分析宗教战争是不一定需要四点都考虑。其中，第一点“获得上天的旨意”极少被用于开战的借口；而争夺圣地、朝拜地（以提高该宗教在地缘政治上的地位）则常被用作战争的理由；考虑到信徒打仗时都相信自己会因此得到救赎，故阿尔瓦罗加上了第四点。但是阿尔瓦罗没有试着解释：为什么宗教战争持续得都那么长；他自己也认为，他想不出一种确切的方式来确认一场战争是否有效地达成了其中的某个目的。考虑到其实很少有宗教战争只提供单一借口，我们可以认为几乎所有的宗教战争都不一定有一个可以或不可以达到的目标，而是一直让战斗持续下去，大家都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达到目的——这和掠夺性、侵略性战争有所不同，因为后者有明确的、可达成的目标，而前者不一定有。
早在阿尔瓦罗之前，16世纪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培根提出的圣战理由有五点，不过当时他的五点理由只局限于基督教圣战；此处我们将其原话进行适当的重组使其适合所有或者大多数宗教。这五点原因是：
1. 传播宗教信仰
2. 征服原来属于本宗教信仰的地区或国家（即使此地的人们现已转为其他宗教）
3. 将本宗教的信徒从异教徒或叛教者的奴役中拯救出来
4. 收复并净化被污玷污的圣土
5. 报复辱神的行为、对本宗教信徒的压迫和暴行（即使这些罪行已经过去很久了）
培根的第四个原因和阿尔瓦罗的第二个原因相似，不过其他几点则有所不同。总体上看，培根提出的原因要比阿尔瓦罗更“军事主义”——阿尔瓦罗的论述看得似乎更广，他关注圣战战士们想从上天获得什么，也使得其理论很大程度上基于战后神祗可以为人们带来什么结果；而培根的论述和宗教的个人修为关系不大，他将宗教战争与帝国间的征服性战争、为荣誉而爆发的战争一视同仁：其对于捍卫宗教的名誉看得比获得神之救济要重得多。培根的看法更像是从军官、皇帝或宗教领导人的视角来看，并考虑他们可能会认为这场战争之所以是正当的原因；而阿尔瓦罗的看法则展示了战士和百姓心中想通过战争获得的好处 – 这种希冀在人们心中可以是清晰而明确的，也可能是微妙而隐匿的。
总之，培根和阿尔瓦罗都试着分析圣战背后的动机，但只有阿尔瓦罗关注了圣战者内心对死后幸福的希望，或是其活着的时候的灵魂追求。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发现培根的观点缺乏包容性、有敌意——其“叛教者的奴役”“玷污”等带有感情色彩的用语，勾勒出培根对其敌国的怨恨、厌恶，以及其不愿原谅敌人的心情。考虑一下二人著文的背景便可理解其不同态度。培根出生时，十字军东征正进入最后阶段，彼时整个欧洲都在从战乱中恢复过来；而阿尔瓦罗则生于一段较为安定的时期。
对于宗教战争发动的原因，还有其他观点。蕾格娜•施瓦茨（Regina Schwartz）在其著作《该隐的诅咒：一神论的暴力遗产》（The Curse of Cain: The Violent Legacy of Monotheism）中论称：所有的一神论宗教本质上都是充满暴力的，因为其有排外性，从而煽动了对“外人”的暴力。不过，笔者不同意其说法。第一，排外性本身不会导致暴力；第二，即使排外性可以导致暴力，那不止是一神论有排外性；多神论、无神论乃至其他意识形态都有排外性。因此，从排外性这个“因”到暴力这个“果”，中间似乎缺失了一环，那就是狂热与盲信。之前我们提到过，每一个宗教信仰都会有自己专属的“道德泡泡”，这导致了排外性；而狂热则是让人们认为，只有其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只有其自己的崇拜方式是合理的；换言之，其他所有信仰都是假的、错的。仅仅认为对方是错的还不至于导致暴力冲突，但是随之当人们给其他信仰扣上了“邪恶”“异教”“叛徒”的帽子之时，不同信仰之人变成了敌人，变成了其宗教扩张的绊脚石；想要用暴力与战争驱除其他宗教的想法也由之产生。
但仅仅是想法，还不足以让人们下狠心屠杀同胞。然而，圣战者的共同特点是喜欢“站在神的角度看问题”，还以为自己在设身处地地为神祗着想，并且宣称神祗想要信徒们去打仗，即奉神旨意行事。这些愚蠢的信徒殊不知自己的行为不是敬神，而是辱神：既然其神祗有着神通广大、乃至于全知全能的力量，信徒又有什么资格“为神设身处地”？更有甚者，替神祗发言？或是假借神祗的名义破坏和平？信徒的邪恶与自大导致的战争，不应该由一神论背锅。此外，此理论将矛头完全指向一神论，亦让笔者难以苟同。我可以理解施瓦茨这么说的原因：一神论为信徒提供了简单易分析的比较基础；人们不再需要比较“我的信仰vs你的信仰”，而是可以直接比较“我的上帝vs你的上帝”。前者需要对宗教教义和背后的哲学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而后者十分直观，甚至只需要看着其画像就能看出许多不同。可以想象，鼠目寸光而又自大的极端分子们，肯定懒得去分析前者，而是满足于后者了。这也许是施瓦茨的原意，即一神论更容易被极端分子曲解；但是之前已经提到过，这种曲解不仅存在于一神论。不过除了上述两个槽点之外，施瓦茨的理论依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宗教暴力。
其实我提出的两个反驳施瓦茨的论点也可以直接用来解释宗教战争的发生。极端分子可以对其自己和其他宗教信仰进行统一的（过度）概括，并将分歧夸大传播，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秘密；利用大新闻煽动了大家的仇恨与怒火之后，这种不合逻辑的狂热就为神棍所利用了。人就是这样愚蠢，愿意相信像“要真正成为其宗教的一份子，就要杀掉其他宗教信徒”这样的蠢话。这当然不是宗教所宣扬的包容；如果分歧真的存在，总有比动手更好的解决方式。但是神棍们可以将群众的情绪玩弄于股掌中，让其认为对外宣战是正当的、正义的；而其“敌人”与其可能只是井水不犯河水，或恪守着包容与和平的守则。
通过装神弄鬼式的欺骗，这些居心叵测的极端人士让自己在民众前显得如同神祗的下属一般，从而让人们不想，也不敢质疑领导人做决定的的动机或合法性；人们以为自己是捍卫信仰的英雄，却实际上是在和平中制造流血的元凶。事实上，想把对金钱和土地的贪欲伪装成宗教圣战，这对神棍们来说再简单不过了；有了这种搬弄是非的技巧，信徒也不再怀疑战斗的目的，而战利品与夺得土地，则成了（以神的名义）战斗的合理回报。总之，当人们以宗教名义打仗时，他们坚信自己在捍卫其道德原则，但其实际行为却是在破坏这种原则。
对教义的野蛮解读直到20世纪，宗教暴力都是以战争的形式体现。然而世纪之交前后二十年里，宗教战争似乎是被宗教恐怖主义所取代。随着冷战的发展、国家们勾心斗角、争夺霸权之时，恐怖主义也渐渐登上了世间舞台。本文将不会详细探讨冷战对恐怖主义崛起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宗教冲突之所以渐渐从战争转为恐怖主义，其背后原因很复杂。可能是全球化让国家间变得更加互相依赖（在一个资本主义交易系统中更是如此），使得国家间的宗教战争变得不切实际。除此之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兴起的原教旨主义及其获得的广泛资金支持可能也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温床。当然，还是那句话，本文不会细致解释每一种因素的影响；笔者在此欲分析的，是人们为什么会曲解教义而导致恐怖主义倾向。
对于任何宗教信仰，信徒都可以自由选择要为之付出多少精力。宗教信仰虽然可以很主观（给人以内心的平静和对死后幸福的保障），但更深的信仰可以带来的好处让人们有为之付出更多的动力，因为全心全意地相信教义、并履行教典上的指令意味着该人是一个好的信徒。“付出更多”可以有多重形式。有些人会选择避世修行、打坐冥想，以引导其精力和能量用于修身养性、净化心灵，或是助人为乐。还有的人更愿意“走出去”，将其时间精力用于传教和散播其宗教所珍视的价值观。而对极端分子而言，上述方式都不可接受；相反，他们专注于世俗的追求，比如因过往的仇恨而报复社会，或抱着唯我独尊的态度，将抱有其他信仰的人视为活该死去的草芥。这些疯子认为，死亡即是和平，不仅浪费自己的生命、对社会没有建设性的贡献，还以神祗之名引起他人痛苦——这是其信仰明确禁止的。让人费解的是，虽然和平与包容是几乎所有宗教信仰的核心信条，恐怖分子却选择性忽略了这些教义，违背其神祗的旨意同时还自以为在为神祗服务。
我们只能说，他们自私地认为战争即和平，橄榄枝即流血，混乱即大治。其野蛮行径满足的是人类初级的、兽性的破坏本能。更关键的是，他们思维简单而有时天真，通过幼稚的方式企图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行善，而且更没有自知之明，全然不知自己已经算不上信徒的一员，不过是扭曲圣言的小丑。
因此，和上文提到的宗教战争的发生原因类似，是人们的自大让其将圣训理解为杀人的指令。加之上一些人的兽性与天真，让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恐怖主义的出现，不仅让抱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受到了威胁，还让无宗教人士，乃至其自己宗教（或者说，恐怖分子自称隶属的那个宗教）的成员，都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
宗教是善还是恶？我们已经讲到了宗教的种类、出现的原因、相关的暴力事件。考虑这些，宗教总体上对社会是好还是坏呢？如果宗教带来了安定与和解，那它毫无疑问是好的；反之亦然。但我们需要认清这些，说到底是人的本性使然，而不见得是拜宗教所赐。上面已经说过，虽然圣训明确地宣扬包容与和平，但历来人们反复地向教典上洒满鲜血，还自称是在洗掉其上的尘垢——然而那原本是一尘不染的。如果我们想自相残杀的话，那任何东西都可以被用作武器。
By 蓝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