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间11月14日，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系统的学术工作者举行罢工。 起因是，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UCSC）的研究生助教举行罢工，拒绝教本科生课程，并私自留扣学生成绩，以此来抗议加利福尼亚州生活成本的上涨以及住房的短缺。 他们希望把每月的生活费用调整为1412美元，这大大超出了目前合同上的薪水和福利，相当于要求加薪60%。 根据合同，所有研究生助教平均每年获得的总资助金额是47,000美元，其中包括平均22,000美元的薪水，学费，医疗保险和奖学金的报销，以及各种校园费用。
•100%退还学费（约为$13,000）•100%报销医疗保险（约为$3,000-$ 5,000）•四年内涨薪3%（总工资增长12%）•每年$3,300美元的育儿补贴•每年$300的校园费减免（可抵消额外费用）
为什么他们要求加薪呢？因为钱是真的不够花了。 在目前的收入水平下，绝大多数加州大学的研究生将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支付房租，很多人根本住不起市区。 目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助教平均年收入为24000美元。而市区的年租金中位数为36000美元以上。
加州大学的助教们介绍说，为了获得可负担得起的住房，他们通勤数小时，不得不献血来维持生计，房租占了收入的一多半。 Jacob Kemner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环境研究的博士生，年薪大约为28000美元，他每周捐献两次血浆，大约有200美元的额外收入。 “我通过出售血浆来维持生计，”Kemner说。“我无法有效地开展工作，因为必须花费6到10个小时往返于血浆捐赠中心。”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的助教和二年级博士生Aya Konisha表示，她负担不起住在校园附近的费用，必须乘坐一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学校去。 “我的工资绝对不足以维持生计，”Konisha说，她的房租占了她每月2400美元收入的一半。 “我都是在家做饭吃，而且根本不敢买贵的东西，如果教书上课，就会经常吃不上饭。”
还有参与罢工的研究生表示，他们的合同中禁止他们外出另找工作。 其中一人表示，“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研究生，大学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研究规模。但是，我们系里的一些人年薪高达60万美元，而我们却只能勉强交个房租”。 他目前的房租为1400美元，占月收入的60%，他身边的不少研究生朋友也差不多是这个比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博士生拉斐尔·杰（Rafael Jaime）表示： “我们既是做大部分教学工作的人，又是做大部分研究的人。” 他同时还是U.A.W. Local 2865的主席，该组织代表着约1.9万名助教、导师和其他课堂工作人员。
但是校方强硬的态度，让教职工心碎。 虽然罢工者们在上周四强制关闭了校园，不让工作人员和教职工进出图书馆和食堂，暂停所有学生服务，用最“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让整个UC系统几近瘫痪，但… 但UCSC发言人的硬核声明如下：
“大学支持在校园内发表言论的自由，并支持所有人阐述观点的权利，但是，非常不认同在公共场所表现出违反合约的行为、无视自己的工作职责，包括有意破坏教育活动的行为。这些行动根本无意于加利福尼亚州日益增长的生活成本所带来的挑战，反而牵连所有加州大学系统内的所有学生和教职员工一起面对”
与此同时，圣克鲁兹的罢工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加州系统的教职工学生共计4.8万人开始了罢工活动。 这似乎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大学劳工行动之一，因为在疫情爆发之后，研究生们正努力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安全的工作条件。 加州大学系统表示，从圣地亚哥到伯克利的10个校区将继续开放，学校将继续授课。 这些校区有近30万名学生。但是，以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为代表的参与罢工的学生和员工依旧是整个大学教学系统和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罢工可能会影响几周后的期末考试。
周一，执行副校长兼教务长本Benjamin Hermalin发布通知称，这是一次无期限的罢工，且学校也不知道罢工何时会结束。
根据参与罢工的程度和罢工的持续时间，教学以及研究活动可能会受到影响。目前，校领导已向院长、系主任、教员和研究人员提供指导，以帮助确保学习和研究的连续性。
系主任和教师将共同努力，确保对教学和评分以及研究工作的干扰最小。例如，一些教师可能会提前录制可能在讨论部分涉及的材料，并通过bCourses分享。
在UCLA，社会学101、建筑学和其他热门本科课程被取消。数百名罢工者的声音响彻整个校园内响起：“UC, UC, you can’t hide! We can see your greedy side!（UC，UC，你不能躲！我们看到了你的贪婪面）！”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1岁的学生会主席兼大四学生Chaka Tellem对学者们表示同情和支持。但是，他也不好受，他的宏观经济学和美洲历史课程已被取消。许多学生处在漩涡之中无所适从，他们只是想弄清楚他们的下一节课是否被取消了，期末考试是否会正常举行……
许多中国留学生在UC系统担任助教。许多人都在网上表示校方一直在“剥削”他们。这件事情目前已经对加州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实际影响。
根据我们在UC各大分校的学生反馈，他们的许多作业和考试都迟迟没有批改。许多教授甚至还支持TA的罢工，甚至有的学生因为没有TA，课程也被暂时取消。他们的学术体验已经大打折扣。
现在，如果双方始终僵持不肯让步，恐怕大学的日常事务会全面停摆，届时，会有更多学生的利益受到损害，罢工事件正持续影响更多的学生。
挣的这点钱塞牙缝都不够
加州大学系统的工资是完全公开的:
Compens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人 (teaching assistants, postdoctoral scholars, graduate student researchers, tutors and fellows) 都能挣多少钱.
举个例子吧, 伯克利的助教 (teaching assistants) 在 2021 年最高工资, 一年五万:
作为对比, 伯克利的一个卧室的公寓, 月租金动辄在 2500 甚至更高的价位.
这工资水平, 未必比去开 Uber 挣得多..
但从另一方面, UC 系统给教授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还是很不错的, 看看伯克利这些法学院教授..
补充两句.
不少朋友一看 “一年五万” 就激动了: 这么 “高” 的工资还不满意?
请注意, 我这个图里的工资是从高往低排序的. 整个 UCB 里面能拿到五万工资的 TA 仅有 1 个人, 能拿到四万以上工资的, 仅有 18 个人. 那个表往后翻两页是什么风格呢?
第三页, 也就是在全伯克利 TA 中收入在第 41 到 60 名的水平是这样的:
到第 16 页, 也就是收入第 301 高的 TA 的收入是这样的: 年收入仅仅两万三出头.
而这个数据显示, 伯克利的 TA 有超过 3000 人.
伯克利在加州也算是生活成本较高的城市了, 最低工资 (时薪) 高达 16.99.
一年 23000 的收入, 相当于用伯克利的最低工资工作 34 周, 每周 40 小时的收入.
你们好意思说这收入还行? 虽然读博士不至于能有多少结余, 但是这收入.. 也就是没饿死的水平了。
《自然》杂志揭示博士生的苦难生活
首届《自然》博士后调查发现，由于过长的工作时间，缺乏工作保障，再加上工作中的霸凌和歧视，许多博士后正考虑离开学术界。
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为期两年的计算微生物学博士后研究生涯中，Adrian Cazares 虽然获得了成功，但是也受了苦：“我发了论文，但是却不开心。（博士后）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它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这种压力开始对我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Cazares 在今年 2 月开始第二轮博士后研究。这次的单位是欧洲生物信息研究所的惠康基因组园区（Wellcome Genome Campus）。他参与了《自然》对博士后群体的首次调查，是来自 93 个国家的 7600 多名受访者之一。这项问卷调查的数据采集时间是今年 6-7 月，问卷设计了一系列和博士后生活质量有关的问题，比如心理健康、工作时间以及遭受歧视和骚扰的经历（见“《自然》博士后调查”）。
《自然》博士后调查
今年 9 月，《自然》发布了关于新冠肺炎如何影响博士后及其对未来看法的调查。该系列的第二篇文章对全球博士后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概述。第三篇文章的主题是博士后的生活质量，包括心理健康，以及遭受歧视和骚扰的经历。
最后一篇文章讨论了博士后对他们职业前景的看法。职业未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关键的议题。这项调查是和伦敦的市场研究公司 Shift Learning 联合举办的，相关广告在 nature.com、施普林格·自然数字产品以及邮件中展示。调查语言涵盖英语、中文、西班牙语、法语和葡萄牙语。完整数据可在 go.nature.com/3tmckuq 查阅。
“转折点”
在调查的自由评论部分和后续访谈中，受访者分享了他们所经历的现实，博士后阶段是科研之路的起点，但充满了荆棘。他们的反馈涵盖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高压、长时的工作和与科研圈之外同等研究职业相比更低的薪水，以及普遍存在的工作不稳定性。这些因素都会使博士后的科研道路变得曲折。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的健康心理学家 Renate Ysseldyk 是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R. Ysseldyk et al. Front. Psychol. 10, 1297; 2019）的主要作者，该研究采用访谈和调查的方式研究了女性博士后在学术界面临的挑战。她表示：“博士后是转折点，这是职业的不确定性和私生活的压力产生碰撞的时刻。你来到了这个时刻，必须扪心自问：值得吗？我还能承受吗？”
许多博士后确实向自己发出了这样的问题：51% 的受访者表示，因为和工作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他们已经考虑离开学术界（见“存在危机”）。部分群体更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怀疑。55% 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她们曾考虑离开学术界，而男性中这个比例是 46%。而在自我报告有残疾的受访者中，三分之二的人因为精神问题考虑离开学术界。
这么多博士后质疑自己留在学术界的能力，关于这一点，Ysseldyk 并不感到意外：“这就是我的感受。”她感到自己的博士后研究和母亲的职责无法协调，“我觉得自己的事业很失败，而且还是个不负责的母亲。”在 2019 年的那项研究中，Ysseldyk 和同事发现，女性博士后在养育后代方面有普遍的忧虑。一些人担心成家会让她们的科研 “落后于人”。她说：“对女性来说这是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尤其是她们在请产假的时候。她们不能再进行研究，但她们的科研成果却总要和同事相比较。”
即使是对于那些还没有为人父母的博士后来说，这个职位也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计划。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的地质学家 Kathryn Cutts 在今年 5 月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为此她需要搬家。这是她第四轮博士后，也是在巴西的第二轮。来自澳洲的 Cutts 表示：“我很享受做博士后，我可以在全世界各地转。”但是在多年居无定所，没有固定职位的生活后，她感觉人生岌岌可危。她说，当你是博士后时，“有时你想要组建家庭安定下来，但是要拿到大学的永久职位，你必须得有漂亮的科研履历。因此就有发论文的压力。”
得克萨斯大学休士顿医学中心的博士后癌症研究员 Natalie Sirisaengtaksin 表示，她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博士后想要离开，“追根究底，还是和导师有关。如果不是我的导师，我可能已经离开学术界了。”据她的观察，一些博士后被压榨得太厉害，连自己的生活都顾不上了。她说：“我们有一个博士后支持群体，每个月都会聚一聚，讨论我们的问题。”这个组织的一些前成员为了改善精神状况选择离开学术界。
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对于许多博士后来说，获取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在调查中，只有十分之四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度感到满意。但是对许多人来说，长时间的工作让他们无法再顾虑其他事情。
31% 的受访者指出，他们的合同规定一周工作至少 40 小时，但是合同不过是一张纸。31% 的受访者表示每周的工作时间至少超出合同规定 10 小时。8% 的人表示他们每周要加班 20 小时甚至更久。几乎所有（97%）受访者都要在周末和节假日加班，49% 的人表示他们在职业生涯中已经这么做至少 20 次了。
Anna Coussens 此前是德国的科研支持团体全球青年学会（Global Young Academy）的执行委员，现为澳大利亚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医学研究所（WEHI）的免疫学家。她曾在英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在那儿工作的时候她必须要签署一个弃权声明，在声明中她必须要同意合同之外的加班。即使没有签署这样的弃权声明，博士后们也必须得这么做，“每个人都知道要无偿加班。”
精神健康的代价
长时间的工作、压力和不确定性对精神健康产生了严重危害（见“学术界毁了我的人生”）。差不多一半（49%）的受访者因为工作相关的抑郁和焦虑想要寻求帮助。大约四分之一（23%）的受访者获得了支持，更多的受访者（26%）表示，他们曾想寻求援助，但没有付诸行动。
某些群体遭遇的不幸更大。女性受访者（27%）比男性受访者（16%）更有可能寻求帮助。学科之间也有差异。生态和演化领域中 23% 的受访者，以及生物医学领域中 20% 的人称他们已经获得了精神健康方面的帮助。但是，在化学领域中只有 13% 的人得到了帮助，在工程学领域这个数字是 11%。
和其他调查中的某些群体相比，博士后似乎不愿意因为精神健康问题求助。在 2019 年《自然》对博士群体的调查中，36%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因为博士学业导致的焦虑和抑郁问题寻求帮助。今年，学术通讯机构 Cactus Communications 曾对处于各个职业阶段的 1.3 万名研究者进行调查，其中 37%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因为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求助。
“学术界毁了我的人生”
在首届《自然》博士后调查的自由评论区，受访者表露了他们的不满和幻灭。
在巴西，博士生要在街上卖吃的才能养活自己，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办法获得奖学金或工作。一位来自巴西的生物信息研究者
每次一个老年男性合作者过来，我都被要求出去和他吃饭喝酒，但是我的男性同事却不需要这么做。这个男人强迫我告诉他我住哪儿，还一直强求开车送我回家。一位来自英国的生物医学工作者
作为在美国的拉美裔博士后，我常常从 PI 口中听到种族歧视言论。我的研究从来没有受到承认。这是我最糟糕的体验。一位目前在欧洲工作的生物科技研究者
博士后工作缺乏稳定性，这是这个群体焦虑和抑郁的主要来源。你无法为 2-3 年后的生活做安排，你总是在找新的住所。一位来自丹麦的物理学研究者
在中国同性恋博士后群体得不到什么支持。一位来自中国的卫生保健研究者
我现在面对的性别歧视比我上学时候的任何阶段都多。我担心这会让我处于比同时期来实验室的男博士后更不利的位置。将来我们会同时找工作，我的产出看起来没有他多。一位来自美国的生物医学研究者
我的导师没有给我什么支持，还要求我拿着很低的工资干很长时间的活，对此我很不开心。我非常积极参与本地的博士后协会的工作，我想要改变未来博士后的条件。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生物医学研究者
学术界毁了我的人生。我的同龄人要么都结婚有孩子了，要么连本科毕业的都挣 6 位数的工资。我还是单身，没孩子，但有抑郁和焦虑，而且还很穷。一位来自美国的生物医学研究者
博士后群体踌躇的一个可能原因在于，精神卫生援助并不总是容易获取。在今年的调查中，只有 27% 的受访者认同“我所在的大学/机构提供足够的精神健康支持”。不到五分之一（18%）的受访者认同“我的大学为博士后群体提供相衬的精神健康服务”。
Ysseldyk 指出，因为博士后常常处于教职员工和学生之间的灰色地带，他们可能没有资格享受其他人能获得的服务，“这是博士后掉入的另一个体制的坑。”
Cazares 认为，他的精神状况在博士后研究的高压环境中遭受了打击，最严重的时期发生在在利物浦大学的那段时光里。该校并没有对此作出评论。对于他来说，推特是焦虑的一大来源。关于经费、论文和奖项的无穷无尽的讨论让他感到不自在，让他觉得落后于人，“每个人都在分享成功，但是很少有人[博士后]在讨论竞争和失败，实际上后者更加普遍。我们必须要思考自己的言论对别人的影响。”
在上一篇文章里，受访者形形色色，遍布全球，流动性强。61% 的受访者在国外工作，近 20% 的受访者称自己属于少数族裔。博士后群体的流动性有助于科研创新，但是也造成了摩擦。一位来自非洲的遗传学家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知名科研院校里做博士后研究，TA 在留言区表示：“作为少数族裔很难在学术界如鱼得水。人们总是认为你很懒，不聪明，或是因为种族多样性的目标才被雇佣的。”
四分之一（24%）的受访者表示曾在目前的博士后研究中遭遇歧视或骚扰（见“骚扰和歧视”），这个比例略高于我们在去年对博士生的调查。国际博士后（25%）更有可能比本国博士后（21%）遭遇骚扰或歧视。34% 的受访者称自己是少数族裔（另有 22% 的人不是），他们表示自己曾经经历歧视或骚扰。女性受访者（30%）比男性（18%）更有可能报告歧视和骚扰的经历。
权力的不平衡
在被问及所经历的不公对待时，大多数人（65%）提到了权力的不平等或霸凌，40% 的人报告了性别歧视，24% 的人报告了种族歧视。和《自然》之前的调查结果类似的是，在报告了性别歧视的受访者中，十分之一是男性。
少于一半的女性受访者（47%）认为，她们所在机构在提高男女平等方面已经做得足够多。有一个博士后在留言区写道，她给学校提的关于改善工作环境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但是后来提了相同建议的男同事却得到了称赞。另一个人的留言强调，女性常常因为和工作质量无关的问题被严厉批判，“因为年龄和体型的问题无法得到晋升。”
令人不快的行为常是高层做出的。在曾遭遇歧视和骚扰的受访者中，57% 的人表示迫害者是导师或 PI。一名来自法国、目前在美国东海岸某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细胞生物学家在评论区写道：“没有什么能保护你免受 PI 的歧视和骚扰，这需要改变。”四分之一的人表示施暴者是组里的其他博士后。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所在机构在支持性别平等方面做出了足够的努力，在种族平等方面这个比例是 38%。
一些博士后在积极推进改革。瑞士弗里堡大学下属阿道夫·梅克尔研究所（Adolphe Merkle Institute）的化学家 Philip Scholten 加入了一个博士后组织，他们对该机构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问题进行了评估。该机构的人数不多，但背景多样。Scholten 表示：“这个机构里有不同国籍的研究者，他们带来了多样性，但是欧洲还是存在种族不平等和种族主义，而在学术界这个问题常常被忽视。”他还补充道，我们应该和这些阻碍做出更多的斗争。
来自墨西哥的 Cazares 指出，他从未在英国感受到任何种族歧视或偏见，“利物浦和剑桥很开放。”他说他也在帮助其他博士后获得舒心的感受，“如果我看见别人落伍了，或因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沮丧，如果他们也在做同样的研究，我会和他们联络，建议合作而不是竞争。”
如本调查一再强调的那样，许多博士后在苦苦挣扎。承认困境是前进的一大步。Cazares 说：“如果你告诉别人你也曾失败，他们会感觉好很多。”
对寒门子弟来说，读博士做教授从而获得高薪与社会地位的康庄大道已经一去不复返。这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美国高校系统的错。在生存面前，改变世界的口号多么无力和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