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诺宣布倒闭时，我已经赔进去20年来的全部身家，身无分文，孑然一身。
我承认自己在创业风险和家庭安全上考虑不周，严重影响了我的丈夫和孩子，让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都变得艰难。我不仅失去经营12年的事业，背负了几千万投资款的回购债务，我还被投资人执行了限高。不能乘坐高铁和飞机，银行卡、支付宝、甚至时微信零钱都被执行了，我连最基本的人生自由都失去，这就是创业失败的巨大代价！我无数次想重整旗鼓，重新爬起，像那些起死回生的企业家一样，再次翻身。但越折腾，陷入越深，最后只能无望的放弃。面对巨大的失败打击和精神压力，我陷入重度抑郁，接近半年的时间处于严重失能状态，甚至几次产生自杀念头。每当我濒临崩溃，都是我的丈夫，跌跌撞撞地把我从深渊中拽出来。我的丈夫在疫情期间就患上严重的银屑病，精神压力导致他免疫力低下，病情进一步加重。而他，因为舍不得每个月几千块的治疗费而放弃治疗，最终也无可避免的陷入抑郁。两个重度抑郁的中年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希望，没有梦想，我们常常陷入绝望和沮丧当中。
幸运的是，我们身边还有一个4岁的小女儿，她每天都会抱抱我们，亲亲我们，要我们陪她玩，饿了喊我们给她做饭吃。孩子成为我们好好活下去的勇气。春节前我做了子宫手术，4岁的小女儿送我去医院，帮我拿行李，然后一个人去朋友家住了十几天，不哭不闹，让我好好照顾自己。
我的孩子跟着我，承担了很多在她这个年龄原本不该承担的一切。5月，为了全家生计，我的丈夫大马，找到一份离家几百里的工作，住工厂宿舍，周末才能回来看看我们母女。周一早上4点就要起床赶绿皮火车，因为限高，他无法乘坐高铁。他完全是被我连累的。我在疫情期间申请银行贷款以维持公司现金流，大马充当了担保人，当我公司无法偿还银行贷款时，他也一并被执行了限高。我每天都盼着自己能从抑郁症中走出来，重新振作起来，却祸不单行的患上面瘫。6月中的一天早上，我突然感觉自己半边脸失去知觉，眼睛一大一小，喝水也无法兜住杯口，半边脸发肿发胀，去医院确诊为面瘫。经过几个月的治疗，至今没康复，嘴还是歪着的，说话口齿不清，右眼视觉模糊，时常看不清路。这里，也跟买我的课程的家长说声对不起，这几个月没能跟进大家的课后服务，没有及时回答提问，是因为我病了。6月至今，我每周都需要去医院治疗，吃药打针，每个月几千。最糟糕的是，我的医保卡一直无法使用，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支付现金，这让原本手头拮据的我雪上加霜。每次接待我给我治疗的医生，似乎看出了我有什么难言之隐，会给我开特别便宜的药，能给免的治疗费也都给我免掉。虽然她没说，但我感觉到她巨大的善意，让我既感动又委屈—— 一个曾经年流水过亿的女人，如今需要靠别人的善意来救济。
在次期间，我多次给社保局和医保局电话，均无法查明医保卡不能使用的原因，医保局建议我去开户银行查询。10月底，我去特意去广州银行查询医保情况，银行告诉我，我的医保卡被投资机构“文XXX”申请执行划扣和冻结，我交了十几年的医保攒下来的几万块救命钱也被一并执行。这几乎成为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在银行门口顾不上自己的形象，电话里破口大骂“文XXX”的丧心病狂，我甚至想过要冲到他们的办公大楼，死在这个投资机构的门口。后来，我被闺蜜追过来拦截，才避免了做傻事。闺蜜劝慰我，说，不管谁创业失败都会遭受到经济打击，让我想开点。闺蜜只说对了一半。如果我失去的只是金钱，那我也认了。问题是，我失去的还有人身自由，以及无数次被人翻出来嘲笑和谩骂的精神摧残。我只是创业失败了，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我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创业者，我一直努力工作，超级拼命，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我不仅没有没杀人，没有放火，没有坑蒙拐骗，还为社会创造过700多个工作岗位，为国家缴纳了近千万税金！我带领的团队为社会照顾过近5万个宝宝，服务超过3万个家庭。无数个妈妈和宝宝在我这里被照顾，被温暖，被感动。我没有危害这个社会，更没有要伤害任何人！我只是创业失败了，我就那么该死吗？10月24日下午，我跟执行法官详细了解了“文XXX”的执行申请，表达了对医保卡冻结的复议需求。法官告诉我，“文XXX”不仅申请了冻结我的医保卡，还申请了拘留。是的，一个原本共进退的投资机构，要让一个创业的失败者蹲局子，丧失经济能力、自由能力的同时，还要丧失人权。好在法官有良知，没有同意执行。
我知道，谁的钱都不是打水漂得来的，投资机构也有压力，要对资金方交代。该追的追，该要的要。但我没有过任何逃避责任的想法和行为啊！在公司遭受疫情打击，面临资金风险时，我已竭尽所能，倾尽所有，做了一切我可以做的努力，把全部身家都搭进去了，既没转移资产，也没私藏余粮，投资机构把所有的责任赖在我身上，搞得我身败名裂，走投无路，意义是什么？公报私仇吗？我知道，你们中的某高管跟我有私仇。文XXX机构的某高管刘女士，你是否还记得？疫情前，我们本来可拿到一大笔投资拯救公司，如果你不从中作梗，非要吃股权差价，影响了新一轮资本注入，或者纽诺今天还活着，不是吗？当时我愤怒的呵斥了你的无理取闹，现在，你来落井下石了对吗？还有，文XXX的x总，你是否记得？当公司遭受舆论压力的时候，你告诉我，让我准备15万，就能帮我删掉负面信息。我听到之后惊呆了！你们号称自己是专业人士，请问，你们不懂得投资有风险吗？世界上没有一本万利的好事！你们投资成为纽诺的股东，不知道身为股东的责任吗？和公司共进退，而不是在公司风雨飘摇的时候整死创业者！明明知道创业者已经搭上了全部身家，在想法设法开展新业务，尽量挽救公司，降低投资人的损失。你们背后插刀，穷凶极恶，这就是你们的专业能力吗？你们的行为真的是为资金方负责吗？花着资金方的钱聘请律师，坐在办公室和律师商量怎么整死我的时候很开心吗？看着我的惨状是不是更开心？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资产，没有自由，只有命一条。尽管我时常替自己委屈，替我丈夫和孩子不值，但并不怕你们刁难。既然创业者如此该死，那我更要好好的活着，活给你们看。当然，也不是每个投资方都如此穷凶极恶。其他的投资机构，不仅做了自己该做的，维护了资金方的利益，还给了我中肯的建议。这里特别感谢让总，梁总，陈总、彭总，对于你们蒙受的经济损失，我深感歉意。我不会因为世间有恶意的存在，就失去对这个世界心怀美好。我会好好的活着，继续为这个社会发光发热，创造力所能及的价值。
也感谢所有善良的，善意的，熟悉的，陌生的朋友。谢谢你们，在我最黑暗的时候给了我温暖和光明。（王荣辉）
故事背景：纽诺教育是曾经的托育领头羊
在“每日人物”的采访中，王荣辉自述是新疆人，2000年大学毕业后到深圳工作，创业前曾在一家外资保险公司任人力资源总监。
“2003年非典疫情以后广州房价非常低，我跟我先生两人的收入很高，我们一年半的工资就可以买套房。”王荣辉在接受采访时说，至创业前她已经买了4套房，只有1套房有贷款，剩下都是全款。
2009年，王荣辉决定创业，当时便卖了第一套房子，与人合伙引入了澳大利亚早教品牌亲亲袋鼠，在广州的市中心位置珠江新城开了一所加盟店。
资料显示，亲亲袋鼠早教始于1982年，分布在澳洲、亚洲和欧洲地区20多个国家，全球超300家中心，是一家有医学背景的、侧重神经生理学发展的澳洲品牌的早教中心。
“第一个早教中心，就是为了我的孩子开的，花了300万元就当是给我的孩子一个重新成长的机会，弥补做的不足的地方。”她曾谈起第一次创业时的想法。该中心不仅有早教、托育，还有家庭教育的咨询、诊断评估等服务。
2011年，王荣辉从职场离开全职创业。由于第一家门店运营状况良好，账上的钱能够再开一家新店，于是当年她开出了大概1500平方米左右的第二家分店。“本来钱是够的，但装修超预算了，所以我就卖掉了一套小公寓，卖了60多万。”
至此，王荣辉为创业卖掉了两套房。但在2013年，三个中心中的一个都被关掉了。据21世纪经济报道，关闭是因为与特许经营商的纠纷，王荣辉也与最初的合伙人分手。目前，她曾经的合伙人仍在经营早教中心，但已更换了品牌名。
不过，王荣辉很快转型成了托育园。不同于早教业务大多在周末上课，工作日场地和师资会有闲置，托育班可以在任何时段为0-6岁的孩子提供托管服务，让其父母安心工作，因此一经推出大受欢迎。
2015年9月，王荣辉首次启用纽诺教育品牌。次年1月，其成立广州纽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并卖掉第三套房子，用来拓展更多托育园。
这期间，纽诺不仅拓展了更多的托育园，还抓住自媒体崛起的机会，在微信公众号上做运营、在线讲课，培育母婴专家的个人IP，成为第一批吃到知识付费红利的人。
此外，纽诺教育还开拓了托育师培训、国际睡眠师培训等衍生业务。纽诺教育还研究过to B模式，即向大型企业提供集中式托育服务。但国内这类园区较少，且对区域资源要求较高，并未成为纽诺重点业务。
天眼查显示，2017年3月，纽诺教育获得文投创工场、毅聪资本的1000万Pre-A轮融资；2018年4月，获得了文投创工场、创玺企业管理、安赐资本6500万元的A轮融资；然后2019年4月获得广发证券、广州市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数千万的B轮融资。
据王荣辉介绍，当时纽诺教育在珠三角扩展到近40家，估值达5个多亿，成了全国最大的托育直营连锁品牌。伴随而来的，还有王荣辉身上的各种光环和荣耀，她也因此受邀到处演讲。
彼时“前来合作的风投非常多，我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不过随着疫情到来，资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其中，疫情前谈的一笔投资，眼见疫情形势不明朗，就暂停了投资。疫情期间谈的一家机构，签了TS、做了几轮尽调，投资协议改了好几版，但最后资本还是没进来。
融资断档，加速了疫情爆发后纽诺教育的崩盘。
疫情之下接连溃败
疫情影响了纽诺教育的正常运营，旗下的几十家保育园关园停课6个月，机构里500多名老师以及3000多名孩子全部因此受到影响。
更要命的是，疫情停课还引来一波退费潮，“前后退费超过3000万，同时还有物业租金2000多万，老师工资社保2000多万。我不仅把全家的积蓄拿出来，还个人担保找银行贷款1000多万。”王荣辉说。
据报道，2019年，纽诺教育营收约1亿元，亏损约1000万元，账面上有3000万元现金流，还完成了和资方签订的业绩对赌。
有分析认为，空有规模而无利润，给了王荣辉某种错觉。因此在疫情之初，她还怀抱信心。在2020年3月做了一场线上直播，在直播间里她预测疫情结束之后，30%的托育企业将面临倒闭危机。
因此，为了能扛过去，王荣辉一边找融资，一边向亲戚、朋友借钱，从银行贷款，最后还把天河区自主的房子卖掉，集资了上千万现金来保障公司运转。
当时投资方曾提出，疫情期间可以把店关掉，把家长的钱都退了，保留口碑待疫情过后再开园，到时候还能继续融资，顶多稀释一些股份。
王荣辉并没有听从这个建议，不想主动关掉园区。随后疫情出现反复，超出了她的预期。
“我自己过于乐观，我觉得疫情是会消耗掉一部分资金，但我们还是有能力在疫情结束、恢复营业的时候，快速地将现金回流回来，恢复正常。”她在采访中反省，自己对疫情过于乐观，对于疫情对资金的影响的判断不够。
此外，她还认为自己在退费决策上有“失误”。据悉，2020年，纽诺教育停课半年，从7月份开始出现大量退费，既有家长主动退费，又有孩子长大了离开要去上幼儿园。
采访中王荣辉表示，家长不论什么原因要求退费，他们都退。在不少机构分期半年退7成的情况下，纽诺在去年11月份以前都按83.8%来退，且在15天完成。退费过快的消耗掉了现金流，她称“今天的这种局面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据其助理透露，纽诺从2021年开始资金链出现问题，改为分期退。到现在连员工工资都发不下去，退费也无法给出承诺。
在王荣辉声称的1亿元债务中，家长已经提出退费的大概有300多万，没有申请退费、还在托育的家长缴费大概是600多万。拖欠员工的工资不到200万，其个人无限连带担保的银行贷款1000多万。剩下大约7000多万是欠投资人的，已经有投资方提起诉讼。
“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资本，签了比较不利于自己的回购协议。”这让王荣辉认为，创业法律、财务方面的能力和创业能力一样重要。
对于未来的规划，采访中王荣辉表示，老板和老师之间，感觉自己更擅长做老师，“我卖我的课程，讲我的课。”
因此在发文的第二天，王荣辉就直播销售财商课。不过，此举却被批评借助“卖惨”收割流量。
创业故事的另一面
在王荣辉早期合伙人的口中，纽诺教育的创业故事还有另外的版本。
据其前创业合伙人李晓艳爆料，直至2016年为止王荣辉经营的保育园，仍然处于较为初级的发展模式，没有系统的发展规划。
随后王荣辉找到了新疆老乡、大学师妹李晓艳，帮助其孵化项目，重新寻找商业定位，梳理产品体系和课程体系，帮她从BAT挖人搭建核心团队。
这时李晓艳的身份是联合创始人，并带领王荣辉一起见了朋友圈中信任她的投资人和投资机构。
但在拿到第一笔两家机构的天使投资资金后，“王荣辉的态度立刻发生了变化，承诺给我的股份以及找我一起帮忙孵化项目和融资时谈的合作条件全部通通不予兑现，并且用了让我至今都无法忘记的卑劣手段让我从这个项目出去。”
李晓艳直指王荣辉并没有她自己说的那么努力、单纯，曾用各种手段排挤、踢走包括她在内的数个一同创业的合伙人。
天眼查信息显示，王荣辉确实与早期合伙人存在股权纠纷。其名下有10家公司，其中5家公司已经注销，而其担任法人的广州纽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有股权冻结、合同纠纷、经营异常等。
对于李晓艳的说法，王荣辉一口咬定对方只是财务中介（FA），因此按照行业惯例，支付了投资额5%的费用，而非20%股权。其他的几位合伙人，王荣辉认为他们只是员工。
但失去这些帮手，让王荣辉的创业事业有些“独木难支”。按她自己的话说，“除了早教机构初期是合伙制，后来就是我一个人当老板，其他是投资人（给钱，但不参与具体事务），这可能也是我抗不下去的原因。”
最后，她总结道，创业一定要找志同道合、每个人都独当一面人成为合伙人，而不应该一个人当老板。当遇到麻烦，只有自己一个人冲在前面，非常孤独。
近期，王荣辉的视频小店还上架了一款售价1999元的家庭终生会员产品。据悉，用户购买该产品后，可以享受到包括所有家庭教育父母课程终生免费、每年2场会员私密直播、终生会员微信群、五大测评在内的服务。而这款产品还打出了“王荣辉老师亲自群运营”以及“仅限500名”的卖点，不过该产品目前已售仅45件。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1月，王荣辉曾向红星资本局表示，股东会已经决定走破产程序。“股东会对我之前的处理已经很不满了，我借了50万元去把员工所有的社保都补缴上了，其实我承担的已经远远超过我应该承担的，也超出我个人的能力了。至于员工的工资，可以走法律程序。”
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王荣辉想要和罗永浩一样上演“真还传”的大结局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