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要离开学术界

有一位博士(博后)问我问题,大概意思是说她现在很迷茫,想问我为什么离开学术界,为什么去工业界?在工业界的体验是什么。

说真的,这些问题真的是小马过河,每个人的体验不一样。我只能写自己的想法。

因此我这篇文章分成以下几个部分:

1.      为什么我离开美国学术圈?

2.      为什么我不早找工作,做了第二个博后?

3.      是谁激发我去做职业生涯的探索的?

4.      为什么我回国之后没有去高校?

5.      我在公司呆的体验如何。学术圈出身的高管与工业界的摩擦缘由是什么。

6.      其他学术圈出来的高管的体验是什么?老板怎么站位?

7.      从长期看,象牙塔与工业界的磨合应该怎么能够产生共赢?

1.      为什么我离开美国学术圈?

我从上中学开始,就立下了远大的学术理想,一直到我33岁做完第二个博后,一直没有改变过,我觉得我只要熬的年头够长,肯定能当教授(当然,这也可能是真的[允悲])。

我28岁就博士毕业了。博士毕业,自己觉得自己论文找教职不太行,就去做了第一个博后。还是后来最火的BCI(脑机接口),觉得自己眼光没问题。

出站了,第一次面试教职,拿了三个面试,一个offer都没有。

于是我回国探亲,当时顺便面试了几个外企。其中有个外企,领导是个外国人,也不知道咋回事,特别欣赏我。我还没回家,路上就给我打电话下offer了,当年(2014年)就给我50万现金(不带期权,全是现金)年薪的offer。

外国领导还专门给我妈打电话,表示招我的诚意。

那时候不是没想过留在北京买房,想想家里的老父亲老母亲,想想我还无存款没买房,我又咬咬牙,拒了50万年薪,直接回美国,做了第二个博后。当时30岁。

干了一年多,又可以找工作了。我就又去找。教职更内卷了。当年拿了五个面试,本来有offer,又被取消了。

我博后老板说,你申请个funding,拿着钱了就肯定能找到教职了。

我真的信了,连续半年时间,早上5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

互联网公司的996我也知道。我只能说,跟我写funding的脑力劳动强度比,真的啥都不算。

互联网公司,有很长时间BB,开会,各种回信息,都不太费脑子。我写funding时候,每一秒都费脑子,而且都是solo作战,很孤独。

没想到,我居然真中funding了。2017年4月某一天,我看见自己funding的排名是18%,我竟然不敢相信是前18%,不是后18%。因为这是跟所有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学术带头人)排名,包括很多senior PI。

我背着funding找工作,又有7个面试,还有两个是五进三的。这下想应该没问题了吧?没想到赶上小年,竟然职位取消了。

我老板说,你再坚持一年,我给你跟卡梅说说,要不你明年在卡梅面试下。

我说我不呆着了。我33岁了,我父母老了,我要回国。我第一次跟老板哭了。他没有办法,说那你回吧。

至于我为什么没回学术圈?因为我在海外这么多年,不仅没有孝敬父母,也没攒下多少钱,我不可能不买房。

国内高校分房的承诺,兑现都要很多年。这些年不能喝西北风。

我就这样离开了学术圈。什么都不懂,无所畏惧,坚信自己。之后,感觉赚钱一帆风顺。

因为外面,再也找不到比学术圈更卷的地方了。

卷完之后,觉得公司里和资本市场那点事,都不是事。

今年,我的房子买完了,也快装修完了。这个房子,100%的钱,都是我赚的。

没要父母一分钱,没要老公一分钱,没有房贷。终于完成了,我今年38岁了。距离博士毕业已经10年了。

为什么说这段呢?因为我刚刚看见几个青椒(我就不说是谁了)的博主,说申请国自然的事情。

我特别希望家人们对青椒有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希望给他们的待遇好一些。

为了科学,他们付出了很多个人生活。承受了别人很多白眼。他们出来学术圈,赚的钱会多几倍。在里面坚持,都是因为理想。

有时候我想想,从28岁到33岁这五年,我那么拼命,比互联网公司996还拼命那么多倍,没有爱人,没有家庭,没有生活,要是拿这个赴汤蹈火的劲头儿做生意,不知道能赚多少钱,我到底后悔不?

还是不后悔。那种严苛的训练,才为我后面的生活铺了一条路。

但是我真的是卷不动了。

我年龄大了,也离父母很远,于是在2017年决定离开美国学术圈。我自问已经算是坚持到自己的极限了。

2.      为什么我不早找工作,做了第二个博后?

我在2014年就得到过几个外企的offer,其中一个外企的领导(老外)不知道为啥,非常欣赏我,当时起薪就是50万(这是八年前,博士刚毕业两年的起薪)。

我当时很动心,因为当时北京的房价还没有涨太高,以这个薪水,三年能买房也不是啥梦想(我家里就是北京人,因此没有房租开销,省吃俭用还说可以的)。但是我思考了一下,还是认为需要更高的平台,因此拒了这个offer(但是还说感谢这个外企领导)。

我指的这个平台就是第二个博后的老板。他在我们这个领域还是有很大能量的,如果我当年不是实在卷不动了,相信现在他肯定帮我找到了好的教职。

我的理念是,捕猎的关键是要能等。不能太早窜出去。

当然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公司是个日企,有比较强的等级制度。我相信我的性格不太合适。现在从后往前看,我的决策还说正确的,并不是因为我在学术圈混出来了,而是因为后来外企都衰落了(这是我当时没想到的)。

如果我当时去了,估计买完房就会被裁员的。

3.      是谁激发我去做职业生涯的探索的?

我2015年参加SfN(世界最大的神经生物学年会)听了一个论坛:alternative career(另外的职业规划), 其中一个女嘉宾的演讲,我至今记忆犹新。

这个女嘉宾也是生物学博士,博士毕业后,就知道自己不可能走学术路线。她经过思考,认为自己写作能力很强,可以当高级期刊(比如science或者nature)的编辑。

但是进science和nature是相当难的,她需要一个平台和靠山。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大的老板招博后,她就面试去了。

这个大老板不是一般人,是个院士,并且还是诺奖获得者。实验室像工厂一样庞大。有几十个博后,带着上百个博士工作。这个一个庞大的科研组织,大老板本人是无法每天监督每个人的。

她在这个环境下,继续磨练自己的科研写作技能,并且做了几个好实验。最终被这个大老板(也是诺奖获得者)推荐去了nature编辑部。

她利用在nature当编辑的时间,结识了很多世界上的大科学家。要知道,如果有一个人,大科学家们也要讨好的话,那就是nature的编辑。

她读了很多世界上最精华的文献,知道世界上最牛的实验室的最新进展。她还可以出差去各个地区实验室,看看进度,问问大科学家们最近有啥想要投稿的。当然,她会得到最详细的解释,和最热情的款待(毕竟背着nature编辑的身份)。

由于她的人脉,后来纽约大学(NYU)要组建新的脑科学院,需要招揽很多大科学家入驻,就让她当了dean(实际上的系主任)。

我听了这个经历目瞪口呆。我这是第一次见到,一个人没有经过学术圈的阶梯(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到正教授)一步步往上爬,但是能直接做到dean的。

最后她说,我们以往认为博士就应该走学术圈路线,当教授,把不当教授的博士的职业路径叫alternative career。但我认为这样说不对,我们就应该把这些其他的路径叫career,它们也是正经的职业路线,不是没有办法才选择的alternative。

她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回去想了很多。当然没有马上行动。

4.      我为什么回国以后没有去高校?

我刚回国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让我去参加各种“人才计划“,或者拿各种”科研补贴“。这些“科研补贴”看似很多,一百万人民币一类的。

但是我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我不能为了几百万人民币的补贴而随意做职业计划。除非有些人想骗补贴,否则其实一百万人民币要是认真做科研,是不经花的。花完了之后呢?你能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地位嘛?有自己的特殊贡献嘛?

我自我评估,我去国内的顶级高校(比如清北这些),我是卷不动的。顶级高校,现在真的青年教师,是进行国际评审的。

什么叫国际评审呢?拿清华来说,如果你申请在清华当教授,清华是要把你的简历和paper发给9所世界排名比清华高的大学(比如哈佛,耶鲁,斯坦福这些),其中至少5所回信说它们肯定会雇你,清华才会雇你。

也就是说,清华雇人的标准,tenure的标准,和升迁的标准,已经与世界一流大学匹配了。我相信北大啊,浙大啊,这些本领域顶级大学也是类似操作。

另外,我在这些顶级大学认识的青年教师(我师兄师弟还是有不少教授的),都跟我说了这样一个情况:青椒科研时间是非常少的。要填各种表,要开各种会。每天白天要在开会中渡过。只有晚上有一点点科研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国内很多好的paper(发science,nature那些),还是在做给欧美科研界打工的项目。比如说,大的数据采集,结构实验,大的连接组等等。中国人做这些数据密集型的项目,才能发好paper—-因为这样全世界就可以看到我们公布的大数据了。实际上,欧美人有时候估计把这些数据密集型项目让给我们,拿中国的科研经费,做世界共享的数据库,何乐而不为呢?

而欧美人就踩在这些数据库上去做真正的创新项目。

中国的青椒,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也不是不想改变。但是压下来的科研任务太重了,没有时间细想,如果不做就会“非升即走”。另外,受过良好科研训练的青椒,时间都被用来开各种无聊的会,很多大的实验,是让青涩的博士生去扛。

博士生还没有毕业,如何去跟世界级的科学家拼科研上的创新思想呢?除此之外,我认识的青椒能坚持下去的,多半老婆是白富美,或者老公是高富帅,还要补贴家里。青椒很多本身需要寻找经济能力比自己强的另一半才能支撑家庭、生育儿女,或者只能先选择不结婚。

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银发父母”(silvering parents)的问题都十分严重,很多学术圈的人都是接近四十才有孩子(或者四十以上)。

所以,在顶级大学,生存压力是有点大的。

那有的同学可能问,你可以去一般的985或者211,找个普通的教职啊,混着教书也可以。

这确实不是不可以,但是我感觉不能发挥我盛年时期的能量。国内因为高等教育资源非常不平衡的问题,随着大学层级下降,学生的科研能力呈指数下降(没有侮辱任何人的意思,就是客观情况)。

到了普通的211,孩子们几乎自主科研能力为零吧,要从头手把手教。当然每个孩子都不会承认这一点,都会觉得自己很牛(我年轻时候也有这个阶段,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我没有其他意思,只是从科研上客观叙述,这些孩子带起来就很难了。

这还说比较好的情况,更现实的问题是,根本没有那么多博士生。随着学校等级的下降,博士生越来越少,而招博士生的老板越来越多。往往一个系有20个老师有博导资格,但是只有一个博士生。当然那个博士生就被系主任薅走了。

此外,随着大学等级的下降,学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我在清华的师弟,哪怕不想继续做研究了,只要顶着清华博士的名号,基本都有大厂接着。

随着学校层级的下降,找工作难度也是指数级上升。孩子们没法潜心科研,因为前途渺茫。

因此,在这些大学,只有不图名利,好好做教学一条出路。但是我觉得我还没到那个岁数,不想过一成不变的日子。

我想过,等我五六十了,已经有一些财富了,我哪怕不要工资,不要编制,免费在大学里义务教书都可以(只要还有人要我),但是我才三十多,现在去混日子,不行。

有人可能说,你去混一下,拿国家工资拖个底也可以。但我这个人一向自负:我觉得一两万,两三万的工资,以我的能力,怎么都能赚回来,何必占着茅房不拉屎,抢夺机会呢。

我有幸,能考上清华,用纳税人的钱把我培养成材,我就应该学会不再吃奶,独立行走。高校是做贡献的地方。这点道理,我还懂。

5.      我在公司呆的体验如何,学术圈高管与工业界摩擦的缘由是什么。

每个人在公司高层,都会参与人事的斗争。但是这些斗争都是极其主观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我在这里,不想谈我和公司其他高管的斗争和对错,因为我不能保证我的立场就是对的,人家就没有道理。那样显得给人泼脏水,不太好。

我只谈一些各个方面大家都认可的道理。这些道理,我用一个故事举例是最为恰当的。我去年看了一本书,叫《CreativeSelection: inside Apple’s design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Steve Jobs》。这本书的作者是苹果的早期工程师,Ken Kocienda。

里面讲了这么一个故事,Ken负责第一代苹果手机的触屏键盘代码(当时苹果手机还是一个秘密项目,对公司内的人都保密,当时项目代号为purple)。触屏键盘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你按的是“n”,但实际上你的手指头是很大的,你很可能是按的N旁边的任意一个字母,比如b(在键盘N的左边),或者m(在键盘N的上边),或者J(在键盘N的上边)等等。因此,当你想打“apple”这个词的时候,你可能实际打出来的是“sookw”(这几个字母都在正确的apple的拼写的不远。

Ken需要写一个纠错算法,让用户打了“sookw”的时候,显示出来是“apple”。但他不是算法专家,他应该怎么解决这么问题呢?

他找到领导,问我能不能去问NLP(自然语言处理专家),领导说你可以问,但是你不能明着问,现在这个项目还是保密期。

Ken只好找了个公司内的专家,拐弯抹角的问。专家给他讲了半天2-gram,3-gram的概率,以及构建电子词典等等NLP的算法。Ken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理解,一无所知。

没办法,他回家一个想了一个新的思路。能不能通过打字的路径来猜测词?虽然“sookw”跟“apple”差的很远,但是在键盘上的运动路径是很像的。如果他构建了英文大多数常用词在键盘上的运动路径,纠错算法不就有了吗?

于是他就按这个思路搞,于是很快就做完了键盘算法,实际上成了巨大成功,他在苹果也升职了。

通过这个故事,我想生动的告诉你们:Ken这种人,是很受工业界领导喜欢的。而我们学术界的大多数人,受的训练,是NLP专家的那种训练。

也就是说,学术圈的人不是不能解决问题,但是“解决问题”这四个字,在学术圈的人的脑海里,是彻底解决问题,不能留下隐患,但是在工业界老板的脑海里是“你给我把这个问题迅速hack了”。 当然一般工业界老板,不会用“hack”这么精准的词,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你认为的解决是从机理上解决,他认为的解决是“能用就行”,最好能赶快品牌宣发,最好能赶快上市。这就是认识上摩擦的最根本的第一来源。

老板会认为花三年用NLP算法解决键盘纠错的人是书生,只有Ken这样能迅速花两个月hack出来的人才是可堪大用。

这是我所认识的所有从学术圈到工业界的横跳的人,都会面临的认知差异。这个差异从陆奇这样的大牛人,到达摩学院的大牛,到我们公司的技术高管,再到我自己,凡是我听过的故事,见过的人,这个认知差异上的摩擦都是主旋律。

当然除了这个摩擦,还有一个次级摩擦,就是公司技术型人才与销售型人才的互相不信任。虽然嘴上不说,但是紧张的氛围总是在的。技术型人才,会觉得销售型领导都是土鳖。销售型领导,会觉得技术团队,都在靠我们辛辛苦苦赚钱养着,也不知道每天在搞什么,脸上带着那种“咱们也不懂,咱也不敢问”的轻蔑。

这种互不信任的气氛,在很多大公司都有。一旦领导不管,一失控,就山头林立。别说干出成绩,别说不被排挤了,哪怕想要不成为矛盾的中心,你都要小心谨慎:所有销售型领导,公司人力,公司大大小小混饭吃的人,都觉得学术圈出来的肯定好欺负:江山不是你帮老板打下来的,你就是一个象牙塔来的专家,读书多社会经验不多,一旦有矛盾,转移到你身上,是最保险的。

这就是很多学术圈大佬在企业背锅的原因:在企业上层,其他人都经历过专业的甩锅训练,只有你,没有甩锅过,只读了个PhD。

6.      其他学术圈出身的高管体验是什么?老板怎么站位?

在我所知道的半径范围内,其他学术圈出身的高管一致反应,国内的民企是不可能给你时间安心做科研,或者科研转化的项目的。

受我的专业所限,我认识的人多在教培领域,计算机领域,互联网公司,部分人工智能技术公司,和小部分医药公司。有一些其他领域,比如移动通讯类的公司,像华为的研发部是啥样,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能说,在我知道的事情里,在我认识的人里,民企老板能够坚持长期稳定投资一个科研或科研转化项目,坚持两年以上的为0%,能坚持一年的不足20%。

民企老板目前对人民币的站位还是“只许进,不许出“。当然这我是可以理解的,一般这一代民企老板还是过过苦日子的,哪怕家财万贯,公司财务支出良好,对于几千万研发投入,也是要晕过去的。

如果研发投入占到了公司利润的8%-10%以上,你已经能从大老板的脸上看见心疼的表情,和一种壮士断腕的决绝。

大老板曾经亲口说:“不要进行内容创新,那就是花钱做东西给别人抄。” 相信这种站位,在民企的其他老板中也是相当盛行的。

因此总结来说,公司对你的期待是这样的:

1.      以科学家的身份给公司站台(当然如果公司的产品非常好,这倒也不算尴尬。产品不好的就有点尴尬。好在我前公司的产品还都是非常好的)

2.      产出几个迅速能成型的东西。

3.      但是成型的东西不能完全靠自己创新和生产,要产出idea给业务部门做。这种在公司叫“赋能”。赋能的意思是,你不能独立产出产品,这样你影响了业务部门,而是要把你的算法和想法,无偿给业务部门用。当然,结果很可能是遭到业务部门唾弃。

满足以上要求后,你还要学会甩锅,和一些爪牙猎犬一般的HRBP打周旋,这样才能生存下去。

7.      从长期看,象牙塔与工业界的磨合应该怎么能够产生共赢?

我上面的那些话,并不是想说任何人坏话,这个生态是大家共识的。我们在学术界受的训练就是1-2年做一个大的项目。如果你在公司这样搞,老板嫌你浪费时间,其他业务领导觉得你老黄牛大傻子。这是他们的角度,从他们的立场来说,没啥问题。

另外,公司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听你解释原理的。他们只有用眼睛看见demo,才能明白你要做什么,看不见demo,你说得再清楚,他们也不会花时间听的。

目前的生态就是这样,在生态没有改变之前,就要么自己跳出来学会商业思维,要么带着半熟的项目进入公司,要么赶快融入公司环境。只有这三条路。

对于比较成熟的研究者来说,带着“半熟项目“进入公司,也就是说demo已经出来了,老板已经能用眼睛看见了,这个时候要期权要福利,再进入公司。

当然,如果你的半熟项目,是前景非常好的,建议你在签期权协议的时候,找一个靠谱的律师看一下。期权协议是可以挖坑的,大笔的期权交易,雇律师不亏。

对于刚刚毕业的博士生来说,进入公司,则记住我说的下面几条:

1.      老板是视觉动物,不能讲理念,直接给demo

2.      Under promise, over deliver(尽量少承诺,尽量多产出)

3.      不要鄙视业务领导,不要鄙视销售型人才。他们不是真土鳖,是深入市场,了解市场脉络的人。你能从业务领导那里学到很多。多结交业务领导,问问门道。

4.      面对HRBP类的狗腿子,少说一个字是一个字。不论参加什么公司的团建,什么公司的拓展,什么心理课程,都不要对HR吐露真心说实话。永远提防HRBP。你基本可以认为他们就是公司的东厂。你看明朝那些大臣,怎么应付东厂,你就怎么应付HR。

就像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位美国的女士所说,终有一天,工业界的工作,对于PhD来说,不仅仅是alternative career,就是career本身。

By Tu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