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博士（博后）问我问题，大概意思是说她现在很迷茫，想问我为什么离开学术界，为什么去工业界？在工业界的体验是什么。
说真的，这些问题真的是小马过河，每个人的体验不一样。我只能写自己的想法。
因此我这篇文章分成以下几个部分：
1. 为什么我离开美国学术圈？
2. 为什么我不早找工作，做了第二个博后？
3. 是谁激发我去做职业生涯的探索的？
4. 为什么我回国之后没有去高校？
5. 我在公司呆的体验如何。学术圈出身的高管与工业界的摩擦缘由是什么。
6. 其他学术圈出来的高管的体验是什么？老板怎么站位？
7. 从长期看，象牙塔与工业界的磨合应该怎么能够产生共赢？
1. 为什么我离开美国学术圈？
我从上中学开始，就立下了远大的学术理想，一直到我33岁做完第二个博后，一直没有改变过，我觉得我只要熬的年头够长，肯定能当教授（当然，这也可能是真的[允悲]）。
我28岁就博士毕业了。博士毕业，自己觉得自己论文找教职不太行，就去做了第一个博后。还是后来最火的BCI（脑机接口），觉得自己眼光没问题。
出站了，第一次面试教职，拿了三个面试，一个offer都没有。
于是我回国探亲，当时顺便面试了几个外企。其中有个外企，领导是个外国人，也不知道咋回事，特别欣赏我。我还没回家，路上就给我打电话下offer了，当年（2014年）就给我50万现金（不带期权，全是现金）年薪的offer。
外国领导还专门给我妈打电话，表示招我的诚意。
那时候不是没想过留在北京买房，想想家里的老父亲老母亲，想想我还无存款没买房，我又咬咬牙，拒了50万年薪，直接回美国，做了第二个博后。当时30岁。
干了一年多，又可以找工作了。我就又去找。教职更内卷了。当年拿了五个面试，本来有offer，又被取消了。
我博后老板说，你申请个funding，拿着钱了就肯定能找到教职了。
我真的信了，连续半年时间，早上5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
互联网公司的996我也知道。我只能说，跟我写funding的脑力劳动强度比，真的啥都不算。
互联网公司，有很长时间BB，开会，各种回信息，都不太费脑子。我写funding时候，每一秒都费脑子，而且都是solo作战，很孤独。
没想到，我居然真中funding了。2017年4月某一天，我看见自己funding的排名是18%，我竟然不敢相信是前18%，不是后18%。因为这是跟所有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学术带头人）排名，包括很多senior PI。
我背着funding找工作，又有7个面试，还有两个是五进三的。这下想应该没问题了吧？没想到赶上小年，竟然职位取消了。
我老板说，你再坚持一年，我给你跟卡梅说说，要不你明年在卡梅面试下。
我说我不呆着了。我33岁了，我父母老了，我要回国。我第一次跟老板哭了。他没有办法，说那你回吧。
至于我为什么没回学术圈？因为我在海外这么多年，不仅没有孝敬父母，也没攒下多少钱，我不可能不买房。
国内高校分房的承诺，兑现都要很多年。这些年不能喝西北风。
我就这样离开了学术圈。什么都不懂，无所畏惧，坚信自己。之后，感觉赚钱一帆风顺。
因为外面，再也找不到比学术圈更卷的地方了。
卷完之后，觉得公司里和资本市场那点事，都不是事。
今年，我的房子买完了，也快装修完了。这个房子，100%的钱，都是我赚的。
没要父母一分钱，没要老公一分钱，没有房贷。终于完成了，我今年38岁了。距离博士毕业已经10年了。
为什么说这段呢？因为我刚刚看见几个青椒（我就不说是谁了）的博主，说申请国自然的事情。
我特别希望家人们对青椒有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希望给他们的待遇好一些。
为了科学，他们付出了很多个人生活。承受了别人很多白眼。他们出来学术圈，赚的钱会多几倍。在里面坚持，都是因为理想。
有时候我想想，从28岁到33岁这五年，我那么拼命，比互联网公司996还拼命那么多倍，没有爱人，没有家庭，没有生活，要是拿这个赴汤蹈火的劲头儿做生意，不知道能赚多少钱，我到底后悔不？
还是不后悔。那种严苛的训练，才为我后面的生活铺了一条路。
但是我真的是卷不动了。
我年龄大了，也离父母很远，于是在2017年决定离开美国学术圈。我自问已经算是坚持到自己的极限了。
2. 为什么我不早找工作，做了第二个博后？
我在2014年就得到过几个外企的offer，其中一个外企的领导（老外）不知道为啥，非常欣赏我，当时起薪就是50万（这是八年前，博士刚毕业两年的起薪）。
我当时很动心，因为当时北京的房价还没有涨太高，以这个薪水，三年能买房也不是啥梦想（我家里就是北京人，因此没有房租开销，省吃俭用还说可以的）。但是我思考了一下，还是认为需要更高的平台，因此拒了这个offer（但是还说感谢这个外企领导）。
我指的这个平台就是第二个博后的老板。他在我们这个领域还是有很大能量的，如果我当年不是实在卷不动了，相信现在他肯定帮我找到了好的教职。
我的理念是，捕猎的关键是要能等。不能太早窜出去。
当然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公司是个日企，有比较强的等级制度。我相信我的性格不太合适。现在从后往前看，我的决策还说正确的，并不是因为我在学术圈混出来了，而是因为后来外企都衰落了(这是我当时没想到的)。
如果我当时去了，估计买完房就会被裁员的。
3. 是谁激发我去做职业生涯的探索的？
我2015年参加SfN（世界最大的神经生物学年会）听了一个论坛：alternative career（另外的职业规划）, 其中一个女嘉宾的演讲，我至今记忆犹新。
这个女嘉宾也是生物学博士，博士毕业后，就知道自己不可能走学术路线。她经过思考，认为自己写作能力很强，可以当高级期刊（比如science或者nature）的编辑。
但是进science和nature是相当难的，她需要一个平台和靠山。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大的老板招博后，她就面试去了。
这个大老板不是一般人，是个院士，并且还是诺奖获得者。实验室像工厂一样庞大。有几十个博后，带着上百个博士工作。这个一个庞大的科研组织，大老板本人是无法每天监督每个人的。
她在这个环境下，继续磨练自己的科研写作技能，并且做了几个好实验。最终被这个大老板（也是诺奖获得者）推荐去了nature编辑部。
她利用在nature当编辑的时间，结识了很多世界上的大科学家。要知道，如果有一个人，大科学家们也要讨好的话，那就是nature的编辑。
她读了很多世界上最精华的文献，知道世界上最牛的实验室的最新进展。她还可以出差去各个地区实验室，看看进度，问问大科学家们最近有啥想要投稿的。当然，她会得到最详细的解释，和最热情的款待（毕竟背着nature编辑的身份）。
由于她的人脉，后来纽约大学（NYU）要组建新的脑科学院，需要招揽很多大科学家入驻，就让她当了dean（实际上的系主任）。
我听了这个经历目瞪口呆。我这是第一次见到，一个人没有经过学术圈的阶梯（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到正教授）一步步往上爬，但是能直接做到dean的。
最后她说，我们以往认为博士就应该走学术圈路线，当教授，把不当教授的博士的职业路径叫alternative career。但我认为这样说不对，我们就应该把这些其他的路径叫career，它们也是正经的职业路线，不是没有办法才选择的alternative。
她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回去想了很多。当然没有马上行动。
4. 我为什么回国以后没有去高校？
我刚回国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让我去参加各种“人才计划“，或者拿各种”科研补贴“。这些“科研补贴”看似很多，一百万人民币一类的。
但是我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我不能为了几百万人民币的补贴而随意做职业计划。除非有些人想骗补贴，否则其实一百万人民币要是认真做科研，是不经花的。花完了之后呢？你能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地位嘛？有自己的特殊贡献嘛？
我自我评估，我去国内的顶级高校（比如清北这些），我是卷不动的。顶级高校，现在真的青年教师，是进行国际评审的。
什么叫国际评审呢？拿清华来说，如果你申请在清华当教授，清华是要把你的简历和paper发给9所世界排名比清华高的大学（比如哈佛，耶鲁，斯坦福这些），其中至少5所回信说它们肯定会雇你，清华才会雇你。
也就是说，清华雇人的标准，tenure的标准，和升迁的标准，已经与世界一流大学匹配了。我相信北大啊，浙大啊，这些本领域顶级大学也是类似操作。
另外，我在这些顶级大学认识的青年教师（我师兄师弟还是有不少教授的），都跟我说了这样一个情况：青椒科研时间是非常少的。要填各种表，要开各种会。每天白天要在开会中渡过。只有晚上有一点点科研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国内很多好的paper（发science，nature那些），还是在做给欧美科研界打工的项目。比如说，大的数据采集，结构实验，大的连接组等等。中国人做这些数据密集型的项目，才能发好paper—-因为这样全世界就可以看到我们公布的大数据了。实际上，欧美人有时候估计把这些数据密集型项目让给我们，拿中国的科研经费，做世界共享的数据库，何乐而不为呢？
而欧美人就踩在这些数据库上去做真正的创新项目。
中国的青椒，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也不是不想改变。但是压下来的科研任务太重了，没有时间细想，如果不做就会“非升即走”。另外，受过良好科研训练的青椒，时间都被用来开各种无聊的会，很多大的实验，是让青涩的博士生去扛。
博士生还没有毕业，如何去跟世界级的科学家拼科研上的创新思想呢？除此之外，我认识的青椒能坚持下去的，多半老婆是白富美，或者老公是高富帅，还要补贴家里。青椒很多本身需要寻找经济能力比自己强的另一半才能支撑家庭、生育儿女，或者只能先选择不结婚。
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银发父母”（silvering parents）的问题都十分严重，很多学术圈的人都是接近四十才有孩子（或者四十以上）。
所以，在顶级大学，生存压力是有点大的。
那有的同学可能问，你可以去一般的985或者211，找个普通的教职啊，混着教书也可以。
这确实不是不可以，但是我感觉不能发挥我盛年时期的能量。国内因为高等教育资源非常不平衡的问题，随着大学层级下降，学生的科研能力呈指数下降（没有侮辱任何人的意思，就是客观情况）。
到了普通的211，孩子们几乎自主科研能力为零吧，要从头手把手教。当然每个孩子都不会承认这一点，都会觉得自己很牛（我年轻时候也有这个阶段，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我没有其他意思，只是从科研上客观叙述，这些孩子带起来就很难了。
这还说比较好的情况，更现实的问题是，根本没有那么多博士生。随着学校等级的下降，博士生越来越少，而招博士生的老板越来越多。往往一个系有20个老师有博导资格，但是只有一个博士生。当然那个博士生就被系主任薅走了。
此外，随着大学等级的下降，学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我在清华的师弟，哪怕不想继续做研究了，只要顶着清华博士的名号，基本都有大厂接着。
随着学校层级的下降，找工作难度也是指数级上升。孩子们没法潜心科研，因为前途渺茫。
因此，在这些大学，只有不图名利，好好做教学一条出路。但是我觉得我还没到那个岁数，不想过一成不变的日子。
我想过，等我五六十了，已经有一些财富了，我哪怕不要工资，不要编制，免费在大学里义务教书都可以（只要还有人要我），但是我才三十多，现在去混日子，不行。
有人可能说，你去混一下，拿国家工资拖个底也可以。但我这个人一向自负：我觉得一两万，两三万的工资，以我的能力，怎么都能赚回来，何必占着茅房不拉屎，抢夺机会呢。
我有幸，能考上清华，用纳税人的钱把我培养成材，我就应该学会不再吃奶，独立行走。高校是做贡献的地方。这点道理，我还懂。
5. 我在公司呆的体验如何，学术圈高管与工业界摩擦的缘由是什么。
每个人在公司高层，都会参与人事的斗争。但是这些斗争都是极其主观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我在这里，不想谈我和公司其他高管的斗争和对错，因为我不能保证我的立场就是对的，人家就没有道理。那样显得给人泼脏水，不太好。
我只谈一些各个方面大家都认可的道理。这些道理，我用一个故事举例是最为恰当的。我去年看了一本书，叫《CreativeSelection: inside Apple’s design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Steve Jobs》。这本书的作者是苹果的早期工程师，Ken Kocienda。
里面讲了这么一个故事，Ken负责第一代苹果手机的触屏键盘代码（当时苹果手机还是一个秘密项目，对公司内的人都保密，当时项目代号为purple）。触屏键盘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你按的是“n”，但实际上你的手指头是很大的，你很可能是按的N旁边的任意一个字母，比如b（在键盘N的左边），或者m（在键盘N的上边），或者J（在键盘N的上边）等等。因此，当你想打“apple”这个词的时候，你可能实际打出来的是“sookw”（这几个字母都在正确的apple的拼写的不远。
Ken需要写一个纠错算法，让用户打了“sookw”的时候，显示出来是“apple”。但他不是算法专家，他应该怎么解决这么问题呢？
他找到领导，问我能不能去问NLP（自然语言处理专家），领导说你可以问，但是你不能明着问，现在这个项目还是保密期。
Ken只好找了个公司内的专家，拐弯抹角的问。专家给他讲了半天2-gram，3-gram的概率，以及构建电子词典等等NLP的算法。Ken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理解，一无所知。
没办法，他回家一个想了一个新的思路。能不能通过打字的路径来猜测词？虽然“sookw”跟“apple”差的很远，但是在键盘上的运动路径是很像的。如果他构建了英文大多数常用词在键盘上的运动路径，纠错算法不就有了吗？
于是他就按这个思路搞，于是很快就做完了键盘算法，实际上成了巨大成功，他在苹果也升职了。
通过这个故事，我想生动的告诉你们：Ken这种人，是很受工业界领导喜欢的。而我们学术界的大多数人，受的训练，是NLP专家的那种训练。
也就是说，学术圈的人不是不能解决问题，但是“解决问题”这四个字，在学术圈的人的脑海里，是彻底解决问题，不能留下隐患，但是在工业界老板的脑海里是“你给我把这个问题迅速hack了”。 当然一般工业界老板，不会用“hack”这么精准的词，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你认为的解决是从机理上解决，他认为的解决是“能用就行”，最好能赶快品牌宣发，最好能赶快上市。这就是认识上摩擦的最根本的第一来源。
老板会认为花三年用NLP算法解决键盘纠错的人是书生，只有Ken这样能迅速花两个月hack出来的人才是可堪大用。
这是我所认识的所有从学术圈到工业界的横跳的人，都会面临的认知差异。这个差异从陆奇这样的大牛人，到达摩学院的大牛，到我们公司的技术高管，再到我自己，凡是我听过的故事，见过的人，这个认知差异上的摩擦都是主旋律。
当然除了这个摩擦，还有一个次级摩擦，就是公司技术型人才与销售型人才的互相不信任。虽然嘴上不说，但是紧张的氛围总是在的。技术型人才，会觉得销售型领导都是土鳖。销售型领导，会觉得技术团队，都在靠我们辛辛苦苦赚钱养着，也不知道每天在搞什么，脸上带着那种“咱们也不懂，咱也不敢问”的轻蔑。
这种互不信任的气氛，在很多大公司都有。一旦领导不管，一失控，就山头林立。别说干出成绩，别说不被排挤了，哪怕想要不成为矛盾的中心，你都要小心谨慎：所有销售型领导，公司人力，公司大大小小混饭吃的人，都觉得学术圈出来的肯定好欺负：江山不是你帮老板打下来的，你就是一个象牙塔来的专家，读书多社会经验不多，一旦有矛盾，转移到你身上，是最保险的。
这就是很多学术圈大佬在企业背锅的原因：在企业上层，其他人都经历过专业的甩锅训练，只有你，没有甩锅过，只读了个PhD。
6. 其他学术圈出身的高管体验是什么？老板怎么站位？
在我所知道的半径范围内，其他学术圈出身的高管一致反应，国内的民企是不可能给你时间安心做科研，或者科研转化的项目的。
受我的专业所限，我认识的人多在教培领域，计算机领域，互联网公司，部分人工智能技术公司，和小部分医药公司。有一些其他领域，比如移动通讯类的公司，像华为的研发部是啥样，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能说，在我知道的事情里，在我认识的人里，民企老板能够坚持长期稳定投资一个科研或科研转化项目，坚持两年以上的为0%，能坚持一年的不足20%。
民企老板目前对人民币的站位还是“只许进，不许出“。当然这我是可以理解的，一般这一代民企老板还是过过苦日子的，哪怕家财万贯，公司财务支出良好，对于几千万研发投入，也是要晕过去的。
如果研发投入占到了公司利润的8%-10%以上，你已经能从大老板的脸上看见心疼的表情，和一种壮士断腕的决绝。
大老板曾经亲口说：“不要进行内容创新，那就是花钱做东西给别人抄。” 相信这种站位，在民企的其他老板中也是相当盛行的。
因此总结来说，公司对你的期待是这样的：
1. 以科学家的身份给公司站台（当然如果公司的产品非常好，这倒也不算尴尬。产品不好的就有点尴尬。好在我前公司的产品还都是非常好的）
2. 产出几个迅速能成型的东西。
3. 但是成型的东西不能完全靠自己创新和生产，要产出idea给业务部门做。这种在公司叫“赋能”。赋能的意思是，你不能独立产出产品，这样你影响了业务部门，而是要把你的算法和想法，无偿给业务部门用。当然，结果很可能是遭到业务部门唾弃。
满足以上要求后，你还要学会甩锅，和一些爪牙猎犬一般的HRBP打周旋，这样才能生存下去。
7. 从长期看，象牙塔与工业界的磨合应该怎么能够产生共赢？
我上面的那些话，并不是想说任何人坏话，这个生态是大家共识的。我们在学术界受的训练就是1-2年做一个大的项目。如果你在公司这样搞，老板嫌你浪费时间，其他业务领导觉得你老黄牛大傻子。这是他们的角度，从他们的立场来说，没啥问题。
另外，公司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听你解释原理的。他们只有用眼睛看见demo，才能明白你要做什么，看不见demo，你说得再清楚，他们也不会花时间听的。
目前的生态就是这样，在生态没有改变之前，就要么自己跳出来学会商业思维，要么带着半熟的项目进入公司，要么赶快融入公司环境。只有这三条路。
对于比较成熟的研究者来说，带着“半熟项目“进入公司，也就是说demo已经出来了，老板已经能用眼睛看见了，这个时候要期权要福利，再进入公司。
当然，如果你的半熟项目，是前景非常好的，建议你在签期权协议的时候，找一个靠谱的律师看一下。期权协议是可以挖坑的，大笔的期权交易，雇律师不亏。
对于刚刚毕业的博士生来说，进入公司，则记住我说的下面几条：
1. 老板是视觉动物，不能讲理念，直接给demo
2. Under promise, over deliver（尽量少承诺，尽量多产出）
3. 不要鄙视业务领导，不要鄙视销售型人才。他们不是真土鳖，是深入市场，了解市场脉络的人。你能从业务领导那里学到很多。多结交业务领导，问问门道。
4. 面对HRBP类的狗腿子，少说一个字是一个字。不论参加什么公司的团建，什么公司的拓展，什么心理课程，都不要对HR吐露真心说实话。永远提防HRBP。你基本可以认为他们就是公司的东厂。你看明朝那些大臣，怎么应付东厂，你就怎么应付HR。
就像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位美国的女士所说，终有一天，工业界的工作，对于PhD来说，不仅仅是alternative career，就是career本身。
By Tu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