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难立”，是当下很多博士生面临的问题。来自学业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使他们成为最焦虑的群体之一。
该不该给“穷”博士生们继续加薪，如何加薪？博士生培养规模的扩大又给这一群体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能否与国际“接轨”？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博士生们和已经是“过来人”的专家。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每每被人提及这个关于薪资的“灵魂拷问”，北京某双一流高校博士生田静（化名）都觉得张不开口——读博期间那点儿补贴与同龄上班族相比，少得有些可怜。
“博士期间一年花费在4万元左右，每月的补助只有学校发的1500元。”田静向《中国科学报》记者“透底”，博士补贴“显然不够”开销，她就到一些机构做研究性项目的兼职，赚一点“外快”。
好消息是，最近她刚入职教育部某研究所，多年孜孜不倦的求学终于觅得了一个不错的归宿。
受学校、地域、专业等影响，我国在校博士生的补贴差异很大。但在接受《中国科学报》科学报采访时，博士们的回答都是“不够花”。
“不够花”的补贴
时晨（化名）是北京某国立科研机构的一名博士生，每月到手补贴“最终能拿到3500元左右”。“我个人平常不会靠家里支援，但周围的博士大多都是不够的，从恋爱到社交，博士花销还是很大的，很多博士属于‘月光族’。”他说。
“博士阶段赚得少，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其婚恋年龄。”上海某研究所博士生高峰（化名）告诉《中国科学报》，自己一个月补贴大概在3000~5000元之间，在学校住宿、食堂、办公室等条件保障下，个人生活没有问题，但离开学校消费就不够了。身边谈恋爱的同学大都需要家里支援，更少有同学成家。
对于成家已经两年的博士生张历（化名）来说，用补贴满足生活基本不可能。作为某“双一流”高校电子工程领域的博士生，“月薪”8000元、每年补贴超过10万元的他可谓是博士生里的“富户”了，不过也饱受生活压力之苦。去年，他和妻子在两家父母的支持下买了房，他的“工资”远低于硕士毕业的妻子，每个月一万多元的房贷大部分也要倚仗妻子。
“当前博士待遇过低，国家或学校需要在经济上给予更多支持，（每月5000元以上）才能满足生活需求和理想追求。”时晨说，科研本身较为枯燥，且读博年限长、压力大，同样会面临成年人需要面对的生活压力。待遇过低会在博士生和已工作的同龄人之间引起巨大的反差，加上严重的科研压力，很容易消磨掉大部分博士生的科研热情，导致其毕业后不会选择留在科研领域。
“如果划一个标准，博士生作为国家科研队伍中最重要的群体之一，承担着大量的基础科研工作，收入水平不应当低于城镇职工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国内某“双一流”高校理工类专业的博士生李宣（化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我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7727元。李宣每月各类补贴加在一起约5500元，略高于这一标准。不过他表示，身边的博士生对补贴不满意的占多数，除了与同龄就业者相比收入差距较大之外，随着博士生扩招，他们对当前及今后职业发展的焦虑感也在逐渐提升。
“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是，现在博士延毕率越来越高，但延期的博士生收入会大幅减少。”他说，“比如，一些人被停发国家补助或导师补助，部分高校博士生还存在延期不提供住宿等情况，这给延期毕业的博士生带来更大的生活压力。”在他看来，至少应当综合考虑延期原因调整补贴。
田静也表示，自己身边也有一些科研“好苗子”，本科或硕士毕业后从事了金融、计算机行业的工作。“从个体角度看，这是‘月亮与六便士’的选择，没有对错，但还是有些可惜。”她感触道，国家应该给予更多支持，才能吸引优秀人才从事科研。
该不该“加薪”？
“喊穷”的博士生们该不该加薪？一些专家认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界定博士生的身份“属性”：是学生还是打工者？
采访中，有专家认为，博士生的身份仍是学生，所以“补贴”不能完全与工资标准相比较。
“读博是一段学业，选择读博通常是为了更好的理想，或未来更好的生活。这个阶段，最为重要的应当是读好书、提升自己，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价值。”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副教授刘利对《中国科学报》说，“俗话说‘舍得’，有得必有失，在达到未来更高目标的道路上，常需要在某些方面做出‘牺牲’。”
事实上，刘利在读博期间也体会过生活的不易。尽管如此，他依然认为，“国家、高校、导师应当努力解决博士生的基本生活问题。如果国家制定最低标准，相信导师们肯定会响应，但不应把读博士看成工作来对比‘工资’标准。”现在，他尽量给课题组博士生高一点的补贴。
不过，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永谋看来，理想的读博状态应该近似于一种工作或“准工作”状态。这意味着要参照科研人员的待遇来执行，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应该完成特定的助研、助教工作以及基本科研任务。
刘永谋认为，对于今天的博士生，特别是诸如北京这样大城市的博士生来说，每月补贴1500~2000元无疑过低。据北京市2021年最新通知，该市最低工资标准不低于2320元。一些文科博士生的补贴仍低于该标准。
“这些钱刚刚够维持基本生存，现在的博士生一般在25-30岁之间，不可能光‘活着’就了事。”刘永谋说。
此次采访中的其他多位专家也认为，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加薪”是合理的。
“一些博士生期待的四五千元的薪资并不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李锋亮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硕士生毕业后能够得到的月薪是较高的，要想吸引优秀的博士生源，就要减少这些优秀生源就读博士的机会成本。”
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彭湃看来，如果博士生每个月的补贴提高到城镇居民最低工资水平，是“很正常的期望”。在欧洲，一旦成为博士生，就会被作为公共事业单位的正式职位来对待，学校和导师会给学生发放相当于一个全职研究者一半或是3/4的薪水，一般足以补偿住宿、生活等基本支出。在美国博士生还可以获得助研（RA）或是助教（TA）的津贴，同样足够生活所需。
“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博士生教育的问题之一，就是博士生的生活补助金太低，导致博士生的求学压力、生活压力很大。”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向《中国科学报》表示，“所以有人‘戏称’，博士生是中国学生中最焦虑的群体。”
他举例说，压力之下，有的博士生期望早点儿毕业找工作，于是选择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课题做毕业论文；有的博士生则花大量时间去打工挣钱，但很难处理好学业和打工的关系，结果钱没赚到，学问也没做好；还有的博士生因为被导师吩咐做一些无关的课题，难以专心做自己的研究，精神上十分焦虑。
“反观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博士生基本上没有太大生活压力，能够耐心地做自己的学问，不赶毕业时间，六七年获得博士学位也很正常。”熊丙奇说。
“蛋糕”如何做大？
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近40年来，我国博士生基本补贴不断增加。根据教育部和财政部相关文件，1985年，国内博士生每生每月补贴为76元（有工作经验加15元）；1991年提高到90元、100元、110元三档；1994年为190元、210、230元；1996年为240、260和280元。
2009年，在施一公、王小凡、饶毅等科学家的建议下，我国博士生补贴大幅跃升，统一提高到1000元。很多人称，它让博士生工资“从贫困走向了温饱”。
最近一次博士生“涨薪”是在2017年。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提高博士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的通知，我国中央高校博士生从每生每年12000元提高到15000元，地方高校博士生从每生每年不低于10000元提高到不低于13000元，使得平均每人每月补贴再增长约250元。
当前，从全国整体来看，国家对于博士生的补贴额度远远大于各校的补助水平。同时，国家奖学金额度也是博士生的重要“经济来源”，每生每年3万元。但其每年仅能覆盖1万名博士生，很难满足庞大的博士生招生规模的需求。
随着近年来高校扩招，我国博士生招生人数出现突飞猛进的增长。根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我国博士生招生11.60万人，在学博士生46.65万人，毕业博士生6.62万人，博士培养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一。
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提高博士生的补助？很多专家认为，做大博士生补助的“蛋糕”，不能仅靠国家财政兜底。
目前，我国博士生补助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国家基本补贴，学校、导师补贴，奖学金，以及SCI论文或项目补贴。近年来，许多高校为招揽一流博士生来校做科研，都纷纷“放大招”，提出更具吸引力的待遇。
例如，去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挂出从博士阶段开始每人每年保底收入10万元（助研费+助教费+奖学金）的招生公告；南开大学表示每年将在国家拨款的基础上，增投自筹经费1亿余元，在校顶尖博士生每年可累计获得各类奖助金超过10万元；清华大学也表示，要确保博士生每年最低资助标准不低于5.1万元。此外、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都对博士生奖助学金进行了调整。
在给研究生补贴方面，刘利表示，国家关于科研经费管理的改革也做出了“松绑”，导师更有机会给予研究生更高的补助。
“比如，导师对于横向课题经费支配的自由权就很大，在发放工资时，他们可以尽可能多地考虑学生利益；即使是规定一定比例的纵向课题，有时候也可以提出劳务费不封顶的要求，用来发劳务。”彭湃也表示。
与此同时，彭湃表示，博士生教育实质上有一定的雇主和雇员的性质在其中，存在一定的利益纠葛，在工科等应用型学科中尤其如此。因此，仍然需要通过制度规定增加导师的份额。
在他看来，针对一些应用性的学科，还可以尝试纯项目制的导师制模式。“比如有的导师开公司，或者能筹集到经费，就可以用项目里的钱招博士。”他说，“与欧美国家不同，当前我国的博士生招生是‘计划制’，导师的招生名额和方向等能够转换的空间不大，导师难有资助积极性。”
“就像一个企业生产产品一样，导师自己招生和培养的学生也会有一定的学术标准，并且有很多的质量管控手段，如论文抽检、论文外审等，约束力也会一样强。”他补充说。
除此之外，专家还建议从其他社会渠道筹集经费，从而做大这块“蛋糕”。
“尤其要提高行业、产业与企业对博士生教育的投入。“这样也能吸引优秀博士生毕业后去行业、产业与企业就业。”李锋亮说，“政府财政支持可以向基础学科、‘冷门绝学’以及去中西部就业的学生倾斜。”
彭湃也表示，重要的是让那些有意愿投入到博士生教育里的个人或企业参与进来。我国曾开展的委托培养制度（由委托单位资助学生）并没有过时。现在很多企业都有研发需求，可以给导师设立项目，从项目支付一部分补贴给博士生。
不只为“体面”生活
专家表示，解决博士生待遇的问题，扩大博士生补贴结构多元性，不只是为了让博士生有一个“体面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改革学术资源配置体系。
刘永谋认为，博士生每月补贴“额度”不能简单地从“让他们吃饱吃好、安心读书”的角度考虑，而应该与他们所要承担的基本教学科研任务紧密相连。
对于这一点，当前仍存在诸多问题。刘永谋表示，首先，各高校对博士生应该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其次，很多博士生对自己任务的理解，就是发表拿到学位要求的规定数量核心期刊论文，并完成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别的事情，从理论上说都可以不管”。此外，导师带博士生基本没有额外的补助，对于自己要做什么、学生要做什么也是模模糊糊。“总之，三方都是糊里糊涂、差不多就行的状态，均靠在实践中把握。”他补充说。
反观国外，他表示，博士生招生主要遵循“市场规律”，学校有多少钱、教授有多少项目，就招多少学生，每年学校和教授自主调整。我国博士生的工资改革同样要有通盘的考虑。
“近些年来，文科博士点扩招得厉害，很可能与扩招文科博士不需要建实验室、不需要其他硬件投入，一张床、一台电脑就可以‘开工’有关。”刘永谋说，博士生增加了，经费进口却没有什么变化，当然没有钱发给博士生。国家应该考虑社会需求，严格控制文科博士点和博士生的数量。
彭湃也表示，不同学科存在补贴差异很正常，应“具体学科具体对待”。如在人文学科知识生产中，主要的工作是导师在做，博士生尚处于入门状态，补贴可以适当低一些。但对于工科等学科，博士生基本上是全职劳动，就应该高一些。
熊丙奇也表示，尽管当前我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博士生规模，但不等于世界第一的质量。“提高博士培养质量，改善博士生求学期间的生活待遇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应围绕‘加薪’探索博士生培养的新机制，建立更完善的学术管理机制。”他说。
日本博士的日子也不好过
日本人早就不愿意读博了，多花几年读博再进公司，无论是工资还是资历都比不上现在就入职的“老员工”。
正在京都大学读土木学博士的杨瑞已经连续两年没有日本籍的同学了。
两年前，杨瑞所在实验室里唯一的日本人——博士助教去了其他大学当副教授，此后，杨瑞的博士生同学全是留学生，再也没有日本人：“日本人早就不愿意读博了，本科毕业直接去企业工作赚得最多。”他说。
杨瑞面临的博士学生“国际化”是日本大学当下的普遍情况。
根据文部科学省（MEXT）的《学校基本调查》，2020年日本本土博士升学率为9.4%，比40年前（1981年）的升学比下降了一半（18.7%）。作为诺贝尔得奖大国，极速下降的升学率直接影响到了学界研究能力。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吉野彰。在诺贝尔奖颁发历史中，日本是欧美之外获奖最多的国家，达28人，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的获奖次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图片：CFP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数据显示，2000年，美国的学术论文数量（304,782篇）位居世界第一，其次是日本（97,048篇）。可到了2018年，学术论文数量前三名分别是中国（528,263篇）、美国（422,808篇）和印度（135,788篇），日本则下降到第五名（98,793篇）。
2006年，日本论文达到数量峰值11万篇，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而这些衰退，都和这20年来的“博士远离”（博士離れ）趋势密不可分。
对此，《东洋经济》曾指出，如果“博士远离”的情况持续下去，“日本这个自然资源匮乏、经济发展历史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国家将毫无未来可言。”
被社会“厌弃”的博士
“博士远离”的大趋势要追溯到博士生尚且“充足”的上世纪90年代。
那时，日本政府出于缩减预算和消除“博士过剩”的考虑，出台了1万名博士后民间支援计划，鼓励博士生毕业后进入企业工作，而非留在学术界。受政策影响，日本新入学博士生人数于2003年达到顶峰1.8万，随后持续下跌。不想进军企业却无法留在学术界的现状，削减了人们对读博的热情。
九州大学硕士毕业生山崎帆就从未考虑过读博。因为不愿让家里出钱，山崎在2016年本科毕业后没有直接读硕士，而是花了一年多打工以挣取硕士期间的学费（每年约55万日元）与生活费。硕士毕业后，27岁的她进入一家私企从事对外业务。
山崎告诉笔者，她对工作很满意，目前也没有其他打算：“我读的是政治学，本科和硕士学到的东西在工作上已经够用了，大部分企业不需要博士，更不需要文科博士。作为女生，我这个年纪读博似乎也不合适。”
2021年日本就业季，学生们在求职 图片：CFP
山崎所说的博士就业限制问题，是日本的普遍现象。
MEXT在2017年进行的《学校基本调查》显示，日本博士毕业生就业率为67.7%，远低于大学生就业率（本科、硕士）的76.1%。MEXT下属的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NISTEP）的《关于民间企业研究活动的调查报告2017》则指出，每年只有约10%的企业会聘用博士。2018年《博士人才追踪调査》报告也显示，仅有26%的博士会到私企就职。
“日本的企业都是以‘资历’排位，大家也很少换工作。多花几年读博进公司，无论是工资还是资历都比不上现在就入职的‘老员工’。如果真的有博士需求，公司会资助员工们去读在职博士。”山崎说。
“为爱发电”做科研
在博士学历并不受欢迎的现状面前，日本人的读博动机少了几分赚钱的“杂念”，更多是对学术的热爱。
荻原诚是东京大学物理系一名博士二年级学生，在东京大学读完本科与硕士后，想继续做物理学研究的他选择了读博。平时，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博士期间每月十多万日元的奖学金，然而，荻原诚向笔者坦言，这些钱根本无法和他已经就业的同学的工资相提并论。
“去企业就职的东大（本硕）毕业生，一般工资都能拿到20万到100万（日元）一个月（约合人民币1.2万至6万元），我们虽然可以拿奖学金，但钱还是太少了，在东京只能维持基本生活。”
OPEN WORK调查显示，2019年东京大学毕业生平均年收入为729万日元。其中，刚毕业的20~29岁年龄段平均年收入为507万。图片：DODA
荻原诚所说的博士奖学金大多来自MEXT下属的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设立的特别研究员制度，旨在“为优秀的年轻研究者提供自由创新、自主选择研究课题、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机会”，每月为博士生提供约20万日元（约1.2万人民币）的研究奖励。
可这一奖项的录取人数和录取率都在逐年降低：2013年，录取人数为815人，占申请人数的25.8%；到了2017年，这一数值变成了692人和20.7%。对此，大阪大学研究生院医学系教授仲野彻表示，这是由于国家在学术上的预算已经越来越少。
九州大学即将毕业的政治学博士山田翔太就没有荻原那么幸运了，在三年博士期间，他只拿到了每年50万日元（约3万人民币）的奖学金。“钱真的很少，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安慰。不过我也坚持过来了，因为我就想做学术研究，接下来我会去大学里做教职。”他说。
然而，山田的教职之路或许并不能让他摆脱“高学历贫困”的现状，迎接他的，是日本日益严重的“大学贫困”。
日本学生在参加高考 图片：CFP
“大学贫困”20年
2017年，东京大学物理工学专业的讲师渡边悠树一条有关“科研经费买不起圆珠笔”的推特引发了公众注意。
渡边悠树表示，自己正申请用科研费买一支笔，却被学校告知，他应该“避免用研究经费买笔和其他物品，因为即使是用于计算，这支笔是否真的用于研究值得怀疑。”
在随后的回应推特中，渡边再次抱怨了科研经费的紧张，还讽刺地表示“发推特用的是自己的手机和流量，不是学校发的电脑和wifi。”
2019年，日本包括“大学运营费交付金”（即政府发放给大学的科研、运营补贴）在内的科学技术预算为4.2万亿日元，与2000年相比几乎没有增加，已被德国超越，远低于中美——和2000年相比，美国增加了1.3倍，中国则增加超过8倍。
2000年至2018年，各国科学技术预算数据 图片：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
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O）的研发支出排名里，日本以1712.94亿美元位列第三，与靠前的美国（5815.53亿美元）与中国（4651.62亿美元）差距不小，人均研发支出更是下降到全球16位。
拮据的科研经费背后，是日本自本世纪初兴起的“大学法人化”改革与削减公共开支政策。
2004年以前，日本国立、公立大学能定期从政府获得研发资金。2004年，政府对国立、公立大学的财政进行“大学法人化”调整，让大学独立于政府，赋予其更多自由研究的权力。
同年，政府开始了“学术资本主义”改革：削弱对大学管理层的补贴，“大学运营补贴（大学運営費交付金）”每年减少1%；同时引入“竞争性资金”，即各大学的各学科进行研究课题申报，MEXT会挑选出“最有竞争力”的项目，以“科学研究基金”等项目的名义发放额外补贴。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国立、公立大学而言，大学运营补贴一直是维持运营的重要资金来源。据《东洋经济》报道，运营补贴占综合性大学、有附属医院的国立大学总收入的30%左右，占没有附属医院的国立大学总收入的一半。而大多数大学都会把这笔钱分发给教员，作为教职人员的人工费以及内部科研费用。
从2004年到2016年，运营补贴从12415亿日元下降到10971亿日元，不少国立、公立大学也因此陷入“贫困恶性循环”：大学没钱聘用年轻教师，从而难以维持学术竞争力，而这进一步加大了获得“竞争性资金”的难度。
图片：CFP
此外，私立大学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补贴总额维持不变，但学校数量却在不断增加，这导致每所大学的每年平均补贴从1980年的8亿日元下降到了2013年的5亿日元。为了提高竞争力吸引学生，许多私立大学要求教师提供更多的学生服务（如开展学术研讨会、课后助教答疑、求职咨询等），压缩科研时间。
下降的经费补贴影响着大学科研人员对科研的投入能力，根据MEXT的追踪调查，在“大学法人化”以后，大学科研人员花在研究上的时间减少了25%，占比不足工作时间的35%。NISTEP2017年的调查也显示，有89%的一线科研教师表示“研究时间的减少导致他们有挫败感和紧张感。”
2016年10月31日，日本各地国立大学的34名理学院院长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削减大学运营和教学人员的补贴。该声明强调，政府过多关注“有竞争性”的研究，一些易出成果、易被社会理解和实用的研究更容易获得资金，而那需要基础学科、长期研究的项目则陷入僵局。
在这一联合声明的新闻发布会上，东京大学理学系研究科长福田裕穂表示：“基础研究资金几乎为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削减预算。大学能提供给每位教员的研究经费只有50万日元，除去支付电费、复印费和其他费用，几乎就不剩什么了。”
东京大学 图片：CFP
然而，这番抗议并没有引起实质性的政策改变。从2017年起，MEXT将每年预算缩减的1%中的一般投入“机能强化经费”改革，用于研究设备的维护，但规定不能作为人事费支出，“大学贫困”依旧存在。
为了自救，不少大学不得不自发从外部进行“学术众筹”。就东大而言，政府的运营补贴已经从21世纪初的1000亿日元下降到了2018年的760亿日元，与之相对，东大通过私企、大学基金会、企学合作等方式获得了620亿外部资金，占总收入的30%。
在东京大学就读机械工学的博士徐川也向笔者证实，为了获得研究经费，教授主动去企业谈项目拉外部资金很常见。
“除了向JSPS申请课题获得经费，我的导师还会和外面的公司谈，承接公司的研发项目。例如，一家做自动驾驶的外包公司，需要将通过车身摄像头和激光雷达收集到的数据给匹配起来，它就将数据匹配的工作交给了我们实验室，以便快速解决工程技术的实际应用问题。一般来说，这种项目不太涉及学术领域的突破，比做科研、写论文简单。项目的细节部分会让学生做，导师基本就等个结果。被分配到任务的话，学生每个月能拿到10万块（约人民币6000元）补贴，算是实验室的重要资金来源了。”
2021年7月13日，日本东京，日本机器人企业ZMP在新产品发布会上展示了新设计的移动机器人。图片：CFP
在荻原诚看来，科研经费不断被缩减，是日本社会特别是政治家“蔑视科学的结果”：日本社会从来不给予高学历人才应有的高评价，企业不愿意录用，博士们只能留在学术圈。可即便如此，政府也不愿增加科研经费，年轻教职（讲师）往往收入低且是定期雇用制，职业生涯极不稳定。
衰落且动荡的学术界
荻原所说的不稳定是经费削减带来的另一个恶果：由于资金的连续性无法得到保证，不少大学缩减科研人员招聘，采用定期雇用（即非终身制合约）的情况越来越多。
2020年，MEXT《学校基本调查》中的“博士后就业途经调查”显示，有71.2%的博士后在第二年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只有13%成为了大学教职（讲师）和研究所研究员。此外，大学的非终身教职岗位正在不断增加。
根据内阁府数据显示，国立大学里39岁以下的终身教职岗比例，从2007年的23.4％下降到2016年度的15.1%。34岁以下年轻教员比例更是从从8.5%变成了4.5%。另一方面，非终身教职人数增加了25%，达到64%。
对此，仲野彻教授曾在大阪大学医学系发起过“常任轨制度试行”，即先聘用年轻研究员为固定任期的教职，若干年后由同行对其研究成果进行评判，若通过则授予其终身教职。这一制度已在欧美广泛采用，MEXT也曾提议，但目前日本很少有大学采用：因为下跌的运营经费，绝大多数国立大学没有能力在不削减其他终身教职的情况下，增加新岗位。
图片：CFP
任期成为了阻碍学术发展的另一动因。一方面，作为助教或讲师的青年研究员因难以获得稳定工作而缺乏科研动力；而另一方面，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们也开始丧失学术竞争动力。
“当他们评上副教授或者教授，基本就是学术界天花板了。终身教职的待遇也好，地位也高，或许真是没有什么奋斗的必要了，对研究也不那么上心，反而更喜欢去和企业谈谈项目。”徐川说，这是大学里的普遍现象，这些教授的工作“特别像HR”：“（他们）只管招人（进实验室），而你只要活着就行，他每隔几个月会来问一下研究进展。”
对于教授们的“怠工”，京都大学的杨瑞也有同样看法，这和京都大学“自由的学风”很是吻合：“教授们没有绩效考核，没有产出要求，系里论资排辈也没有竞争压力。几乎每个老师手下都有四个硕士两个本科生，就算没有博士，能干活的人也很多。前前后后加起来三年时间，完成一个项目绰绰有余。”
学术界的停滞不前，直接影响了日本大学的世界排名，2016年，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HE）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东京大学排在第31位，京都大学第88，后者2017年甚至跌到了第91。2021年，东京大学位列第36名，京都大学则上升至54名。
各国博士毕业人数对比 图片：日经中文网
“超级全球大学”成泡影？
大学声誉的下跌引起了政府的警惕。
2013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在2023年前10所日本大学排入世界前100名的目标。为此，有13所大学被指定为 “超级全球大学”，每所大学每年的预算拨款最高可达5亿日元。然而，这一数目仍然达不到基础科研要求，以东京大学为例，其年度预算就超过了2000亿日元。可直到今年，除了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日本没有其他大学入选THE前200名。
持续的危机感让政府将视线转向了大学基金。在美国，哈佛、耶鲁和斯坦福等大学都拥有价值数万亿日元的基金，用于科研经费、改善研究人员的待遇。2018年，哈佛大学的大学基金投资收益达到2000亿日元，占该校总收入的35%。
今年1月，日本政府启动了10亿日元大学基金，从今年10月起进行基金投资，该基金将从4.5万亿日元（政府投资与财政拨款）开始逐步将扩大到10万亿日元，其利息将用于支援大学科研。该基金负责人、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的喜田昌和理事告诉NHK，政府在7月下旬已经将收益率定为4.38%，以保证每年可向大学拨款3000亿日元。
早稻田大学在研究机器人 图片：CFP
比起见效缓慢的国家政策，一些大学早已展开自救。为了加强研究开发能力，东京大学从2016年开始了任期改革，向每人提供2年300万日元的补贴，并立下了在2021年之前将300名规定任期教职人员转化为终身制教职的目标。由于运营补贴紧张，这些补贴都来自东大的外部资金：即企学合作资金、东京大学基金投资的收入。
然而，在仲野彻教授看来，竞争力下降并非增加资金就能迅速弥补的：“研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常年的资金匮乏已经让不少国立大学处于破产边缘，它需要很长的恢复时间。”
在荻原诚看来，“博士远离”的社会趋势非常不好，一个蔑视科学的社会，会让“日本的科技、国际竞争力越来越低”。
他告诉笔者，离毕业还有一年，他已经决定去应征企业的科研岗了：“我不想留在学术界，这里待遇不好，研究总是过劳，还有各种职场骚扰，得抑郁症的人不在少数。我想去企业继续物理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