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育问题的兴起
儿童的生养抚育是关系到人类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家庭作为承担抚育工作的重要场所，成为联结“公”与“私”的场域。通过对“儿童价值”、“养”和“育”的内容与方式的重新界定，社会变迁的结构性力量透过家庭抵达个体。
我们可以发现，当前这种全球范围内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较大规模的精细化育儿模式，并没有很长的历史。在中国，哪怕当前这套理念最坚定的践行者——“70后”、“80后”的父母们，他们自己也并非被这套理念抚养长大。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视角来看，这一现象的兴起，与家庭经济模式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儿童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当前市场力量对私人领域日益加剧的渗透密切相关。
一是家庭经济模式的转型。在前现代的小农社会，家庭作为生产单位，将人类的生产与再生产整合在一起。因此，在前现代社会，并不存在独立的“儿童”概念，儿童照顾模式围绕着成人需求为中心安排，儿童往往被“视而不见”。
伴随着工业化推进，劳动力被商品化，家庭经济模式发生转变：薪资养家理念出现，家庭规模缩小，两性在家庭内部开始出现分工，女性被逐步排除在生产体系之外。这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再生产被逐渐从生产性劳动中剥离，家庭日益被划分进私领域的范畴，成为承担抚育的主体。同时，伴随着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家庭居住的空间安排也出现变化，从原先“家户”式的共同体居住向血缘家庭、核心家庭转变，由此，儿童逐渐进入成人的视野，现代“儿童”观念才开始出现。
二是儿童价值观的转变。在家庭经济模式转型的背景下，儿童从事生产性劳动被逐渐禁止，社会对于儿童的价值判断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19世纪以经济价值为衡量、“有用却廉价”的儿童，变为20世纪“经济上无用”但“感情上却无价”的儿童。随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义务教育的推行以及晚近大学教育的扩张，儿童对成人的依赖周期被不断拉长，与此同时，父亲养家、母亲抚育的这一亲职模式也被不断强化，使得“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出现，母亲投注全部心力在孩子身上。这一照顾方式在制度上与现代家庭性别分工安排相互依存，显示出对儿童照顾从“以成人为中心向以孩子为中心”的转变。
三是市场力量的渗透日益加剧。从亲职和抚育来看，工业社会使家庭的抚育责任私有化，而当前全球范围内消费社会的兴起，又使市场力量裹挟着专家话语对抚育方式进行了全方位的指点。当“生”与“育”的过程在诸多环节上被拆分、进而在各种“科学技术”的话语下被商品化的时候，对一个“理想的照顾者”的要求被层层加码，亲职的内容被不断扩充，从生存照料到认知培育到情绪回应等，由此，履行亲职成为需要学习的技能或是需要购买的服务。
市场使公共领域被边缘化，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并忽略了国家的责任，与此同时，父母乃至祖辈作为抚育实施者的主体被不断施压，而其与孩子之间原有的最本质的意义联系却被渐渐掏空。可见，伴随着这样的历史进程，儿童抚育经历了一个先私人化（抚育责任从共同体到家庭）、后市场化（抚育方式从自然到专业化、精细化）的过程，从而导致当前我们在现象层面感受到的诸多问题。
可见，我们可以尝试着追溯一下“当妈难”问题背后的社会结构线索，一个核心问题是：社会变迁进程中，抚育责任是如何在国家、市场、社会、家庭之间，被不断地重新界定与组合的？这个界定和重组的过程——是如何一步步落实到家庭，进而限定到母亲身上，并且被层层加码的？母亲在其中作为主体的体验又是什么？本文尝试结合自身初步的体验和观察，以及相关文献阅读，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
▍母职的层层加码
（一）现代化转型：职责加码
如果说生孩子依赖于女性独特的生理构造，那么，养育孩子并非母亲天职，而是充满社会建构的痕迹。且不说从前工业到工业时代，即便是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近一百年甚至仅从建国之后的近几十年来看，关于抚育责任的分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中国转型的进程中，社会结构诸要素是如何对抚育职责进行调整，以使其契合社会发展需求的？这个过程对母职的定义和内容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简言之，这是一个对于母亲的“职责加码”的过程。在近一百多年间，中国至少经历了三个有重要特色的阶段：一是清末民初从传统儒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二是建国后“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三是市场转型后以消费主义为中心的当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女性身上所担负的再生产职责一直都在，且随着抚育责任从共同体到家庭的转移而不断加重；与此同时，女性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被逐步纳入现代工业大生产体系，使其成为肩负“生产”与“再生产”双重任务的主体，其间的张力随着市场化转型进一步加剧。
以从传统儒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阶段为着眼点，1929~1933年的国共《劳动法》顺应中国早期现代工业的性别特征，一方面继承了清末以来对女性生产和再生产双重任务的整合，在现代化转型中，选择性地赋予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同时保留女主内的职责分配；另一方面，通过妇女劳动保护框架——雇主责任制和只提供给女性的带薪生育假、托幼服务和禁忌劳动，从而在事实上将女性转化为劳动力市场上的次级劳动力。由此，这为女性的双重任务排出了优先等级：无酬照顾为主，赚钱为辅；搭建出现代职业妇女的母职基本模式。对于父职，则侧重于其养育者的身份和权威，隐晦地勾勒出与现代母职二元对立和二元互补的现代父职模式：赚钱为主和很少照顾子女的缺席父亲。由此，为现代化的父职与母职奠定了基调。
建国后，在“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的大规模实践对女性处境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在意识形态及初步公共托幼体系的支撑下，女性实现普遍就业。通过对妇女解放的重新论述，国家对女性自身的价值、母爱的职责和范畴，以及儿童的属性都进行了再定义，儿童抚育从再生产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变成光荣的生产任务、国家和集体的责任。
公共化的再生产体系不仅提供了对幼儿的实际照料，而且还为传统以家庭内照料为职责的母亲，需要进一步承担公领域的“工作”职责时提供了价值观的支持，以其从工作中获得的自我尊严、成就感，弥补了因传统母亲角色压力带来的负疚。但另一方面，除女性在外从事生产劳动时被置换出的抚育任务外，她们剩余的家内职责并没有被免除，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策略，造成生活用品和服务设施普遍供应不足，家庭成员的衣食等生活消费品基本上依靠女性的无酬劳动来弥补。宋少鹏指出，这是国家有意识地把性别化分工编织进大生产体制的结果，以期快速实现工业化。
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公私分离”型的结构，这是一种将“私”嵌入“公”中的“公私相嵌型”。这一结构使家庭的实质被掏空，成为公共目标的辅助部分。其对于市场转型之后女性处境的深刻影响在于，正因为对妇女家内责任的刻意保留，1990 年代急剧市场化转型时，国家从与再生产有关的福利中撤离并私人化这一领域时，鲜有遇到抵抗而顺利地实施了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但是，妇女的家内责任，却使工人阶级妇女和中产阶级妇女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不利的地位，成为“劣等”的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曾因公私相嵌的结构被极度挤压的“私领域”，市场转型之后被抛出“公领域”之外，致使妇女的家内责任被自然化甚至被美化。因此，要全面理解母职双重任务的加码逻辑和张力，还需要看到两种经济体制之间的历史延续性。
由此，中国产生了世界上最庞大的职业妇女队伍，也拥有庞大的工作母亲群体。转型之后，单位制解体，公共托幼体系瓦解，在上述的历史延续性下，再生产职责被重新私人化，毫不含糊地落在母亲身上。较之计划经济时代，转型后的“工作母亲”失去国家的依托，还进一步面临着市场化对其双重身份提出的挑战：一方面，在“工作者”的身份上，高度市场化的劳动分层将其视为次等劳动力，难以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和升迁机会；另一方面，在“母亲”身份上，消费主义带来的文化转型，使其不仅要承担起对幼儿的照顾，而且必须成为符合现代性标准的全知全能的“教育妈妈”。由此，母职的双重任务被进一步加码。
双重任务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使女性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回家还要面临着“第二轮班”，常常陷入“天人交战”的困局。从主体体验来说，在双重身份之间的连续切换，不仅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体力，其更让人心力交瘁之处，在于女性需要随时在应对工作与家庭事务所需的两套不同的文化逻辑之间切换。遵循“利己”和“利他”两种基本原则，原本被分隔在两个空间（工作场所/家）与不同性别个体（男性/女性）身上实现，但如今却要在“工作母亲”身上整合起来，这成为她们体验到工作和家庭拉扯时内在焦虑的文化根源。
但是，即便如此，当今的大多数母亲也已很难接受仅仅以“母亲”作为单一身份认同，尽管她们普遍将照顾者的身份置于优先，但很少完全放弃工作。一些研究中提到，为摆脱这种文化不适，母亲们会尝试采取一种不同于男人“理想工作者”的标准来投入工作；哪怕一小部分选择了离职以符合社会对“密集母职”期待的母亲，她们还是要以兼职工作或参与志愿者的方式，来逃避社会对“传统家庭主妇”的负面标签，以获得正向自我认同。
简言之，纵观这一百年的历程，国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建构现代化的家庭和亲职框架后，国家将女性纳入生产体系，在其传统的照顾职责之外增加了工作职责，为后续计划经济时期鼓励女性全面参加劳动奠定了基础。随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在社会化育儿体系上的先予后取，对“工作母亲”无异于釜底抽薪，使得“工作者”和“母亲”双重身份的冲突加剧。当前，随着数十年来市场改革的逐步深化，母亲的双重身份又在各自的维度上，被资本的力量推动着进一步精细化，其间的张力被进一步深化。
（二）市场化转型：精细加码
“70后”、“80后”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第一代，他们的童年还有着计划经济的影子，大多数人按照“自然成就的方式”长大。而今，“大转型的孩子们”有了自己的孩子，转型的深入使市场力量渗透到其作为工作者和作为父母的各个环节。他们不仅要面对竞争激烈的职场对其专业化程度的期待，还要面对专家话语对其抚育方式的全方位指点，在纷繁复杂的各类亲职产品中疲于选择和奔波。资本的力量使这双重角色的任务线、任务环节、履行细节被不断拓展，呈现出一种“精细加码”的逻辑，加重了女性的负担及内在的冲突，使母职的体验日趋繁琐细密，并蕴含着大量张力。
一方面，在作为“母亲”的任务线上，主导话语中对理想化的母职建构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国家话语日益隐去，而消费市场协同专家技术话语在父权制下对母职进行不同线索上的横向拓展，为母职加码。主流媒体在不同历史阶段提供了不同的理想母亲形象，从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话语、90年代的素质话语转变为当前多话语并存。当前的母亲处于“儿童首要且最佳的养育者”、“未完成的母亲”、“工作与育儿之间的超级母亲”、“独立自主的母亲”这四者交织的多面向状态中，折射出置于母亲身上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
其中，科学的母职、消费的母职以及在双重职责中以孩子和家庭为重的母亲角色重叠，显示消费市场和父权制的共同建构，满足了国家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对于提高人口素质、促进消费及公私领域性别分工等需求。这种建构呈现一种主体性受挤压的、技术专家宰制的、美化的、中产阶级的、消费的母职经验以及勇于展演的、受到严密监控的母亲身体。
它着重强调、呈现出的是浪漫化的、选择性的，着力于凸显其中美好的、理想的一面，并简化母亲所遭遇的困难与解决之道，同时淡化、琐碎化，甚至完全忽略作为母亲所承受的矛盾、压力与痛苦。以此协助维持并再制新自由主义的、后工业社会的、晚近资本主义的、科学论述的父权体制。
除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全方位建构外，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母职的精细化程度还围绕着儿童成长的诸多环节被纵向展开，尤其体现于教育领域。“教育拼妈”和“父亲缺席”并存，既是“男外女内”性别分工在教育领域的表现，也从加大教育权重的角度，对母职及观念意识进行重构，加大了一个理想妈妈标准对女性自我的挤压，强化了母职中限制性的一面。城市家庭中的母亲角色突破了私领域内照料子女的传统内涵，母亲教育职责陡增为一种“经纪人化”的新特征。
其有趣之处在于：母职之密，始于抚育私人化，但当其密到极致时，竟又与公领域关联上了。一个成功的母亲经纪人需要扮演家庭、学校与市场之间的枢纽，意味着她需要用到自己在工作中培养出来的谈判沟通能力及社会资源。中产阶级父母更多地帮孩子与正式机构打交道，利用自己在社会中的结构优势，为孩子争取到起跑的先机。这种能力是局限于私领域的传统家庭主妇所不具备的。从这个意义上，当今的合格母亲，需要拥有一种在“公”与“私”之间自由穿梭的能力，对母职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这样一种精细化的趋势，还体现在抚育文化当中，成为母职中最前沿的要求。在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新的文化观念里，孩子不再是二元对立模式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孩子，而是理应受到尊重的“小大人”，“如何养育孩子”上升成为一个具有道德意义的问题，父母的权威不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成为被反思、质疑的对象，由此，抚育中蕴含的张力凸显。
在奉行“以好奇心为导向”的学习理念和尊重孩子自由的平等理念的前提下，致力于建构“影子权威”及民主化的亲子关系，从而保障在家教育顺利进行。而这种策略，需要父母（尤其是母亲）付出大量“爱的劳动”，以在规范与自由、权威与天性的内在张力之中拿捏分寸，这为更进阶版的“密集母职”提供了注解。
另一方面，在作为“工作者”这条任务线上，近年来，女性在个体化进程中“为自己而活”的理念被广泛接受，女性对自我形象与个人发展产生相当的需求和期待。对于母职而言，与传统母亲形象中的不修边幅、为孩子付出而忽略自身需求不同，一种现代的、强调个体意义和个人价值的新母职规范正在逐渐形成。
但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女性对个体自主的追求，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同样极易陷入父权体制建构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泥潭。从“铁姑娘”到“贤内助”到“时尚女”，尽管中国女性随着改革重新获得了长期以来失去的性别角色，同时呈现多元化的形象，但这三种形象背后仍未摆脱父权体系建构的社会迷思，并未获得真正的自主。商业利用使得“辣妈”这一概念作为女性主体性表达概念的意涵迅速下降，被泛化为一个全能妈妈的概念，失去了女权或母权的意涵，而仅仅是一个消费的主体，在没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有可能造成对女性更强的压迫。
可见，在讨论母职的“精细加码”时，消费主义的影响不容忽视，而中国当前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极度不平衡的状态，加重了消费主义对母职各方面的商品化渗透。阎云翔指出，在中国，由国家推动的私人生活的崛起带来的是一种“不完全的个体化”，片面地强调个人的权利与利益，而不重视对他人的义务，且没有公共生活的能力，完全依赖集体和国家。由此导致后集体化时代，国家的全面撤出为社会生活、道德留下大片的真空，私人生活在消费主义、市场经济和其他价值观的侵入下发展，但公共生活却迅速衰落。在这一背景下，“消费”本身被建构成一种社会认同方式，市场化的逻辑渗透于母亲履行亲职和实现自我的各个环节，并依据所其消耗的资源（时间、金钱）形成“鄙视链”，增加了抚育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并对亲子关系的实质产生了挑战。
▍“超级妈妈”迷思与抚育内卷化
在上述现代化转型、市场转型带来的母职加码逻辑下，女性成为母亲后的身份和职责受各种外部力量驱使而被不断扩充，对女性主体造成挤压；与此同时，在私领域不断强化的话语将母亲们所面临的集体困境转化为个人问题，使女性在应对被加码的重重职责之间的张力时，缺少国家与社会的想象力，普遍致力于从私领域解决，致使当前中国的抚育方式向私人领域高度内卷化。
精细育儿成本高昂，当前内卷化的抚育模式主要通过家庭内部的代际合作实现。出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对女性劳动力的全面解放，男女平等就业的文化更为突出，降低了母亲就业时的道德压力。与此同时，独生子女政策加剧了儿童中心主义，使精细化抚育模式亦得到普遍认同。由此，工作-家庭这双重任务在当前国家/市场、传统/现代意识形态交织的局面下皆被强化，城市女性的应对中出现“超级妈妈”策略，即视工作与家庭皆为必选项。该策略以扩大的家庭为单位，通过居住安排、育儿网络以及时间分配策略，形成家庭内部的协作育儿机制，以缓解密集育儿需求所产生的冲突。在这种协作育儿中，家庭内部形成“严母慈祖”的分工和权力格局，以共同承担密集母职。
可见，中国语境下的“超级妈妈”不仅是母亲对自身的压榨，其背后还有更大一部分是家庭内部微观支持系统的调动，其实质是家庭中所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都向下集中，形成家庭内部资源的代际挤压，这种成本，又尤其落在祖辈中的女性身上。
面对冲突和挤压，母亲们的应对大体从自身和私领域的支持体系着手，或是通过改变对工作、对母职的期待进行自我调节；或者是通过引入家庭及亲属网络，激活微观支持机制。当前，仅有非常少的尝试，例如通过网络平台或社区内非正式的妈妈群体等，求诸社会的力量。我们也可以看到，社区中的各类“妈妈帮”、“妈妈团”正在兴起，社会的力量似乎正在萌芽，但在这些细微的努力中，仍缺少政府的正式支持以及父亲们的参与。
总体来说，在中国的母职实践中，都存在对“家”、“国”想象缺乏的问题，这与西方女性母职实践大为不同。在西方，母职实践更多地受性别意识与相关的配套措施左右，而在中国，对国家与社会的集体责任的普遍忽视，使得“家庭结构”与“家庭支持系统”成为左右中国女性实践的关键因素。但这种私领域内的尝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构两性在母职实践中的角色分工，和“家”、“国”在母职实践中的责任分工。这些都构成本文讨论的“当妈难”问题的深层根源。
By 文化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