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8日，在从香港返回大陆的两年之后，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在重庆的家中自杀身亡。而他蹊跷的死因，或许可以追溯到一年多之前。
那时，卢作孚为了解决民生公司所面临的困境，向政府提出了公私合营的请求。而中共对此也表现出足够的善意，在新政权看来，民生公司是公私合营的一个标本，希望它的模式将成为今后大规模公私合营的一个范例。然而，当一段表面上看似融洽的关系开始以后，始料未及的变故却一一来临了。船王之死，正表现了资本家们在新时代里的不安，同时也为即将来临的一场风暴拉开了序幕。
事实上，几乎与此同时，上海的一些资本家纷纷以新任上海市长陈毅戏称“空降部队”的方式告别自己的企业。“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更足以见这场运动之激烈和对资本家精神冲击之巨大。”
在度过短暂的蜜月期后，新政权开始与旧阶级分道扬镳。1953年，伴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出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规模改造开始了。到了1956年，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全国范围内达到高潮：原有88000余户资本主义工业，已有99%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全国240余万私营商业户，已有82%实现了改造。
在这一串史书上记载为新政权成就的数字背后，是一个阶级的被迫谢幕。如果说上海滩一幕幕起伏跌宕的人生，是这个阶级落幕时刻的集体演出的话，那么，上海的荣毅仁、汕头的林希之则是这股潮流中一大一小两个典型个体的标本。一个昭示着近代中国最具影响的实业家族商业血脉的断裂；一个尽管对政治一窍不通，但也不可幸免地被时代所裹挟，眼见着自己科学实业梦想的夭折。
仅仅几年时间，那些由上世纪末期开始崛起，或是由更远的时间传承而来的企业、企业家以及工艺的传承、品牌的积淀、世家的血脉，纷纷被剥皮抽筋。直到三十年后，在另一场变革中，中国开始试图重新寻找和接续失去的商脉。
1949年5月，上海，那是张元济一生中最后一次经历兵荒马乱，中共的军队一路攻打过来，已经兵临城外，此时，这座繁华的城里到处都是忧心慌乱的人群。 在霞飞路沙发花园的一栋住宅内，已见惯了兴亡易代、动乱沉浮的他，则平静地观望着外面正在骤然变化的局势。
经年国难，战乱将息，这位坚韧的老人，对于来日已不似青年的兴奋，在颇为有限的余日里，他更倾心于一段和平闲淡的生活。当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惟仍甚望将现有职务早日摆脱，重反故巢。”考虑到他当时的年纪，想必也没人会怀疑这份心愿的真诚。
三年前，自从曾带领商务印书馆创造辉煌的王云五辞去总经理一职投身政界以后，这个位置上便再没能找到合适的继任者。张元济不忍看到数十年事业的倾覆，“遂不得不插身干预”，公司的权力实际上就已转入张元济等五位董事的手中，偌大的一个出版帝国一摊子的事务便压在了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身上。那时，在私下的通信里，他曾向胡适倾诉道：“此中苦况殆不堪为知我者道也。”就中难处大约是外人难以体会的。
况且，无论如何，身体的日趋衰退都是不争的事实，在历经世事沧桑之后，这位老人已太过疲惫，然而也就在此时，其灌注几十年心血所苦心经营的商务印书馆却正面临着一个从未有过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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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元济像 |
出版帝国
那时，张元济比任何人都清楚商务所遭受的危机有多么深重，当然，他也比任何人更加了解一个出版帝国曾经的辉煌，知道它之于时代的分量，它之于自己的意义。虽然一个老人已经极少地直露自己的心怀，但在一个王国败落的暮景里，还有什么比过往的美好更刺痛人心呢。
自从1902年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以来，张元济便一直是商务的灵魂人物，1926年，60岁的张元济宣布退休，不再直接管理业务，但很快又被推选为商务的董事会主席，“仍旧把商务认为他的终身事业”（叶圣陶《我和商务印书馆》）。而也正是因为这位“学识广博”、“眼光远大”的清末维新派人物，让商务印书馆从一家小小的印刷作坊，发展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现代出版企业。
20世纪20年代以后，商务开始了它的极盛时代。在当时的出版行业里，它拥有着第一流的编译群体，第一流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且它在海内外一度设有36个分支馆，1000余处办事机构，这个庞大的发行网络遍及全国主要的城市、商埠及海外，“凡华侨群集之处，均有代理书店” 。30年代初，商务年出版图书近千种，占全国年图书品种总量的40% 以上，而据美国学者白鲁恂所言，抗战爆发前夕，商务一年的图书发行量相当于整个美国出版业的发行总量。
然而，商务雄厚的能量并非仅仅施展在了出版领域，其凭借着在其他方面也极具魄力的开拓能力，在当日的中国，更是硬生生地打造出了一个巨无霸的文化综合机构。这个综合体包括一个出版社、一个图书馆、十多个杂志社；包括有最新装备的现代化印刷厂和供应全国的印刷机械器材厂；包括了一个以拍摄科教片、风景片和艺术片的电影厂；还包括大规模的新式益智玩具厂，文具教具科学仪器厂。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先后开设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商业学校，以及面对更广大求知群众的各科函授学校。这便是商务呈现于时代的一个非常奇特而又极为壮观的图景。
如果说，商业上的表现是评价一位工商业者最立竿见影的尺度，那么，以此标准来衡量张元济之于商务的影响，则未必合适，因为作为这个出版帝国的缔造者，张元济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为商务带来的是超出商业之上的气质与情怀。
1902年，张元济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后，一批学有所长的读书人开始陆续落户商务，在其辉煌时代，商务的编译所一度拥有编辑300多人,其中有的人宁可不就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大学教授而愿在“商务”当编辑。胡适曾说，商务印书馆的实力当时国内没有一所大学能及。这批读书人往往都有着自己的文化志向及抱负，使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组织和编制不再仅仅满足于编辑、印刷、出版文化读物的层次上。他们编写教材、更新教育，延聘通儒、整理国故，而在传播西学上的贡献更是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们将编书、写书、出书作为自己影响世道人心的手段，无一日不在为苦难的中国提供最重要的食量——书本。
一位曾供职于商务的出版人陈原，在评价张元济这位前辈时说：“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商务印书馆不仅仅是一个传播媒介，他实际上把它当做他的理想试验场。他的改造社会的试验场。……只有把全民族的素质提高，民智打开，才能从根本上拯救垂危的祖国，所以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的蓝图，……是为变革社会需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那样的蓝图。张设想的实验场是围绕着广义的文化教育而启动的。简而言之，张元济办出版社，确实不是单纯为了出书，他是在办一个旨在名副其实的‘大学校’。“
大厦将倾
到了1949年，那个曾承载着张元济毕生理想的商务帝国，早已被残酷的现实撞击得破败不堪。
那一年的4月22日，张元济约来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们，在自己的家中召开了第487次的董事会议，商讨去年股息发放的事情，然而由于“公司经济不裕”，最终决定改付书券，这是商务经营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其实经济上的“不裕”，已经不是近来才有的问题。两年之前，张元济就曾给胡适写过一封信，提到商务在北平图书馆寄存着九十包的藏文经集，属于极不易得的珍本，那时迫不得已准备将其出售，“以疗商务目前之贫”，所以，请胡适为这套书估算价值。到了1948年，据商务经理李拔可所言，“公司年终负债已达300亿”，“再不努力，前途殊为可虑。”而当时在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营业部工作的戴孝侯，提起当年的困境则说：“解放前夕，国统区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商务机构庞大，人事臃肿，历经‘一•二八’总厂被毁及在抗战八年和太平洋战争中各地分馆遭受房产、设备、存货的损失，元气大伤，加上存书20000多种中70%以上已不合时需，无法销售，更处在入不敷出、朝不保夕之境。同人工资及日常开销需靠多方贷款及变卖产业、原料、物资、勉励支付。”
随着内战的不断持续，商务的境况也更加恶化。1949年，张元济写给友人严景耀的一封书信中说：“战事延长，遍地烽火，人方救死不暇，诗书自非所亟。一二月来，全馆几无营业可言，累卵之危，不堪设想，正不知何以度过此难关耳。”
在战乱期间因时局的牵累，商务的凄惨处境并不算意外，可是到内战结束以后，这种糟糕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甚至更加令人绝望了。一直以来，教科书都是商务最大的业务，商务的董事陈叔通甚至直言：“商务发财主要靠教科书”。1949年以后，中共宣布废止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并实行“教科书国营”政策。这对商务印书馆可谓致命的打击，原有小学课本存货全部作废、就地切毁、卖作废纸。当然，更为严重的是教科书编辑出版权的丧失。“教科书国营”制度刚开始，即便因国营力量一时薄弱难以完全承担起编辑全套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商务向政府推荐的大量教材被采用的也已极少。而1950年底，自从专门负责中小学教材出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以后，商务便彻底退出了这个市场。
然而，还不仅仅只是教材，中共建国以后，商务其他种类的书也因“太缺乏时代性”而失去了不少读者。自建馆以来，商务一直奉行“在商言商”的经营原则，而这在49年以后重视政治的文化环境里，便显得不合时宜了。1950年，商务的董事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本馆创办以来，已有五十余年，因为历史的因袭，以致规模较大，分支机构众多，且前此业务向来避免和政治接触，以致在时代转变以后，公司业务远跟不上政治。”
而由于经营困难，入不敷出，此前，商务强大的营业力量的标志——遍布各地的庞大网络，如今，反而成了不堪负担的累赘。1949年3月，总管理处以“密启函”通知各地分支馆采取“应变”措施，指示分支馆开支超过营业收入30%者，应立即“裁员减薪”。而在总馆的五百余名职工，其工资已按7折减发。
这种减薪的措施，遭到了工会的反对，而一时间紧张尖锐的劳资纠纷又益发让张元济焦头烂额了。商务的工会组织曾是上海的四大工会之一，而中共又时时在背后支持发动，所以向来有运动的传统，后来位居中共高层的陈云，其革命生涯就是从商务的工运开始的。张元济对工运、劳资纠纷向来的态度是“和平改革，勿伤元气”，然而，到了1949年，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处于地下的共产党如今已取得政权，工会代表在和资方交涉中态度也强硬起来。
1949年6、7月间，张元济与工会多次交涉，一再提及的减薪事宜及业务改进方案，工会方面一直未予接受，职工们并在公司大楼贴出红色大字通告，发泄不满。9月，即便在政协开会期间，上海的来信依然会不断地送到张元济下榻的六国饭店，报告事态的进展，那时，商务的劳资纠纷已让张元济绞尽脑汁。9月13日，他又收到商务总经理陈夙之的来信，“知职工会指责改组案，异常蛮横……然同人无能相助者”。看后，他一夜都未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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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印书馆早期会员合影 |
求援碰壁
那时，张元济的心力全被这些苦恼的事务所牵缠，而年过八旬的身骨，依然忙碌不已。据他的家人回忆，张元济每日天不亮就起身，盥洗完毕后就坐到他卧室兼工作室的一张方桌前开始工作，批阅公文、写信、查资料，总之写个不停。天亮时则打开百叶窗，熄了灯，伏在书桌上继续写。八点一过，商务印书馆的通信员便会骑自行车送来一大叠书信文件请他阅看。如果其中有急件，他就让师傅等着，立即书写回复意见后带回馆中，其余的就留下一一阅看、写复信。下午四时，通信员再来一次，把书写得密密麻麻的信件、批复意见取回。直到1949年底他中风卧床以前，张元济几乎天天如此。
1949年7月19日，张元济又将商务的董事们召集到自己的家中，上海解放近两月以来，这是商务召开的第一次董事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了一些改革措施，并且鉴于目前的困境，拟定了以下计划：邀请沈雁冰出任出版委员会会长；就公司财政困难情形上呈陈毅市长，请政府监察并予以指导；关于职工待遇事宜，与工会协商，如不能获得决定，再请上级机关调处。
7月27日，张元济与公司总经理陈懋解联署上陈市长呈文，报告了商务历年经营出版事业的经过及现在业务、财政困难情形。文中说：“敝公司创业以来，亦思于文化教育之事，有所效力。今处此危殆之境，除至不得已时召集股东讨论最后解决办法，并公告社会予以支持外，不敢不先沥陈于钧座之前”。最后恳请政府“垂念此五十年稍有补助文化教育之机关，予以指导，俾免颠覆”。
那时，当年曾在商务服务过的一批旧人以及曾经与张元济私交甚密的友人，如陈云、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等，都已在新政权身居要职，张元济也曾一再致书请求他们帮助商务度过难关。9月，张元济北上参加政协会议期间，趁机向沈雁冰提出邀请担任商务的出版委员会会长以董理全局。沈回复说“甚愿南下，重回本馆，但此间有关涉文艺职，甚难脱身”。他推荐了郑振铎。张元济“再三致意，渠终辞”，也不敢过于勉强。在离京南下的前一天，张元济偕商务的另一位董事陈叔通专门拜访了沈雁冰，“复申前请，沈坚辞”。在张元济返沪后，沈雁冰数次致信，又坚辞商务出版委员之一席。而此后不久，这位曾在商务由练习生而至《小说月报》主编的沈雁冰，出任了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
商务出身的人中身份最特殊、职位最高的是陈云。9月25日，张元济到朝阳大街117号财政管理处去访陈云不遇，留下了一封信就出来了。
11月10日，张元济在给另一位商务旧人新任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的信中写到：“鄙公司两遭兵燹，旧有工人大多失业，嗷嗷待哺，殊堪怜悯。若辈均有多年之经验，任其废弃,亦属可惜。贵署如有添募工人之举，可否酌量收用，俾得一吃饭之所。”
11月21日，张元济又写信向郭沫若求助说：“商务印书馆荆棘丛生，几濒绝境，……贵会如有文学艺术大宗著作，可否畁予发行，稍获馈贫之粮，庶免覆巢之惨。”
不久，他得知中央政府决定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又于12月8日写信给陈云说：“敝公司从事有价证券之承印已历多年，虽总厂迭遭摧毁，而胶版方面尚具相当设备承印印花邮票税票等项，其成绩深为各方所赞称。”并表示：“极愿承揽此项证券工作”。
以张元济的地位和名望，一再出面请求昔日下属向商务伸出援手，没有什么比这更反应出商务的困境了。很长时间里，商务都是靠变卖纸张、机器、地产在勉强维持，到了1949年年底，尚留的各项物资皆是生产所必需，已无可变卖，在各地分馆厂，虽还有不动产多处，但一时也无人问津，且远不济急。于是，11月30日，张元济签署了商务董事会《上陈市长节略》，请求人民银行贷款二十亿，藉资周转。
12月初，张元济来到汉口路建设大厦的上海市政府拜访陈毅，将《上陈市长节略》亲自呈上。陈毅看后，说：“如果说人民银行没有二十亿，那是骗你的。我不能骗你老前辈。只要打个电话给人民银行就可以送给你，你老这么大年纪，为了文化事业亲自跑到这里来，理应借给你。”然而，他接着又说：“我想还是不借给你为好，二十个亿搞到商务一下就花掉了。还是从改善经营想办法，不要只搞教科书，可以搞些大众化的年画，搞些适合工农需要的东西，学中华（书局）的样子，否则不要说二十亿，二百亿也没用！要你老先生这么大年纪，到处轧头寸，我很感动，不过，我不能借这个钱，借了是害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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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商务印书馆印刷车间 |
人民出版事业
仅是那艰难的生存就已让张元济殚精竭虑了，向着既往磅礴瑰丽的梦想而复兴的路则更加黯淡无望，其实自新政权建立之后，等待着商务的就是一个已经注定的前景。
1949年10月9日，政协会议期间，两位商务的旧人郑振铎、胡愈之曾来拜访张元济，在谈到未来的出版趋向时，胡愈之说：“将来大约注重分工合作，出版、印刷、发行固须分工，即出版亦须分别部门各专一类。”而不久之后，胡愈之便就任新设立的出版总署署长，因而他的这些话自然代表了新政权下出版事业未来的方向。
出版与宣传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共把书籍期刊的出版发行视作“国家建设事业及人民文化生活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治工作”，革命年代如此，取得政权后就更给予特别的关注，希望“把全国出版事业在统一的领导之下组织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需要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则在1950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开始陆续出台。大会上，胡愈之发表了题为《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的主旨报告，正式明确了中国出版新的方向，即“人民出版事业”的道路。
而在“人民出版事业”这一概念的统摄之下，于是，我们看到，这次大会以及在此之后陆续颁布的一些政策条例，则包含了这样一些色彩鲜明的内容：比如，统一全国新华书店，加强专业化和企业化经营，实行出版、印刷、发行分工和出版专业化，对私营出版业的整顿和改造；加强对稿源控制，取消私营出版业时事政治类读物的出版权、教科书编审权和出版权；出版业均必须定期编制选题计划、编辑计划及出版计划，呈报当地出版行政机构，对出版物内容的审定，在不违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无害于人民的原则下均准予印行；统一调配纸张，实施加工订货等等。
出版、印刷、发行分工及出版专业化的政策，对于编、印、发三位一体的商务印书馆可谓是迎头痛击，然而，为了获得政府帮扶，摆脱经营困难，又必须走上“人民出版事业”的道路。在此环境下，商务的调整改造首先从发行部门入手，1950年底，出版总署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三联书店、联营书店等五家单位的发行机构，以公私合营方式合并成立了当时仅次于新华书店的全国第二大发行系统——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从此，商务不再管发行，亦不参与发行机构。
而按照出版总署出版专业化的要求，此前出版门类极为完备商务印书馆此后的出版方向也被调整为：以出版实用科学书籍为主，兼及儿童书和辞书。文史方面，基本上不再出版新书，文史旧存稿分别转移给有关出版社，重印书只限于四角号码新词典等语文工具书。当时，高教部教材编审处在编写和翻译高等学校的教学用书，考虑到教材的特点：如公式多、插图多、表格多、外文多、符号多等等，没有排印科技书籍经验的一般印刷企业不容易很好地完成出版任务，于是，出版总署决定在过去有很好的教材出版经验的商务印书馆与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建立约稿和订货关系，承担高等院校工科基础课和基础技术课教材的大部、理科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四种专业教材的全部以及部分文史教材的出版印制。
就这样，经过政府主导下的初步调整和改组，商务印书馆实现了自身的变革：在稿源、纸张等均有政府控制分配的体制下，通过接受加工订货，商务逐步被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而在国家“出版专业化”政策的主导下，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版几乎完全停顿，西学译著锐减，过去一直走多元化出版战略的商务印书馆，开始服从于“分别部门，各专一类”的出版方针。
而那时，几位商务元老的人生也谢幕在这样的时刻，商务的命运就显得更加悲凉了。 1950年5月，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的高凤池病逝。次年偏瘫了一年多的张元济，似乎预感到生命之火将息，便自撰讣告，也预备着与世长辞。而转眼1952年元月商务董事会自选的公司经理谢仁冰，在奔波劳累中，突然脑溢血而弃世。数日之后，全国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五反运动”，在物色谢仁冰的继任时，公司中竟无人愿意代表资方出面。一切都与原来不同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公私合营
在“人民出版事业”的旗帜下，像商务一样的私营出版企业，其生存空间已是越来越逼仄，已走到绝境。 1952年2月12日，徐善祥写信给陈叔通，谈起商务的困境：“目下燃眉之急为经济问题。中图公司已积欠商务贷款二十四亿之巨。电函交驰，昨始得到复信，谓中国经济之窘，与商务相同，不特贷款无法照付，且因流动资金缺乏，非增资不可。故此惟一之来源，希望已绝。人民银行，照原约本可借款八十亿元，现虽亲借五十亿元，但沪行已得总行命令，不准放款, 历与蹉商，迄无所得。”难题何止这些，转瞬又是发薪日期，在三反期内不能拖欠分文，而且人民银行的五亿短期借款也即将到期，商务“真所谓罗掘已空，山穷水尽”。徐善祥最后说，在此“贷款无着”、“借款不到”、“旧货卖不出”、“薪工不能欠”的四重难关之中，“惟有不悼冒昧”，“肯祈婉商胡愈之署长转商人民银行总行通融借款”。
陈叔通将徐善祥的信函转给胡愈之，胡回复说：“因目前值三反运动，人民银行放款甚紧。至商务印书馆经济情况，总署在三反运动期间，更属爱莫能助。”这样，摆在商务面前的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停业；如果不愿停业的话，就只有无条件地进行公私合营。
或许，商务的董事们对于公私合营早已有心理准备。1949年，政协会议期间，张元济就曾邀请陈叔通、胡愈之、叶圣陶、章锡琛等几人，商谈争取公私合营的办法，似乎当时已感到了难以为继。
1951年底，已经预感到大限将至的张元济，写信给陈叔通说：“倘能达到公私合营，实为大幸。”次年元月，陈叔通回复张元济，商务印书馆的公司合营只是个时间问题，“三月或可能改为公私合营”。收到信后，仅过了十天，已感到体力渐差、精神涣散的张元济似乎有些焦急，便又写信给陈叔通，这封信即作即辍不知几次才写成，他说：“商务公私合营，弟亦极愿于吾身亲见之。来信三月云云，转瞬即到，然消查公股，公家尚无丝毫象征，京沪各方至今无公文一纸，未知何故？”
就在那时“五反运动”开始了，陈毅曾向有关方面打过招呼，不让商务印书馆派人来张元济这里影响他养病。虽然张元济并没有受到这次运动的搅扰，但商务公私合营的事情却被迫延迟了。直到1953年10月，张元济读到《人民日报》鼓励私人资本与国家经济合作的社论，又“怦怦欲动”。于是，张元济分别致信陈叔通和史久芸，认为“本馆改为公司合营之时机，业已来临。”并请史久芸先向出版管理局提出口头要求，予以尽先公私合营。
11月3日，商务印书馆正式向出版总署提出公私合营申请书。由于当时高等学校教学用书迫切需要成立专业的出版机构，出版总署便有意将商务印书馆改组为高等学校教学用书的专业出版机构。于是，出版总署会同高教部于1954年1月16日、1月28日两次邀请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代表举行会谈，商讨出版社的名称、今后的专业方向、业务范围、组织机构和领导关系、资产负债和股权清理、人事安排、筹备工作等协商公私合营的具体事宜。
那时，张元济卧病在床，便委托陈叔通为资方的全权代表，并一再让资方代表抱定“领导被领导”的五字原则，不要提过分要求。于是，会谈很快便有了结果：商务印书馆全面公私合营，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鉴于商务在海外的影响，同时仍保留商务印书馆的名称。商务印书馆原有北京及上海两个印刷厂、以及海外机构由新机构统一管理，仍沿用原有名称，不加改变。高等教育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高等学校及中等技术学校教学用书，而商务印书馆现有的出版物，如一般科技读物、工具书、古典书籍及其他不属于高等教育方面的书籍，继续以商务的名义出版。考虑到商务的传统，新机构成立后，仍暂兼营印刷和海外发行业务。关于组织机构及领导，则在高等教育部和出版总署的领导下，由公私双方各推荐董事若干人，组织新董事会。
会谈结束的当天，陈叔通便写信给张元济：“五十七年事业可有交代，实即有了结束。以后公以文史馆馆长之例，为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之例，切勿过问。”
1月29日，出版总署正式批复接受商务印书馆全面公私合营的申请，并由出版总署和商务印书馆共同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筹备处，成立北京、上海工作组，以上海工作组为重点, 核实资产，定于1954年4月1日前完成商务印书馆全面公私合营的手续。
一九五二年三月下旬，上海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五反”动员大会，会场设在天蟾舞台，广播电台转播了大会实况，各商店、临街的住户把收音机置于窗口收听。陈毅市长作动员报告时，会场内肃静无声，会场外连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倾听。上海的资本家都感觉到一股寒气由四面八方袭来，都感受到新政权强大的震慑力。
“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我家一位邻居的亲戚是上海某大纱厂“五反”工作队的队长，他多次向我们讲述了上海“五反”运动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残酷景象。
上海市政府抽调国家干部和工人、职员中积极分子，组成一千多个“五反”工作队，经短期培训后，进驻私营工厂、商店。工作队进驻后，进行调查情况，搜集材料，对私营工商业户分类排队，确定重点。
运动一开始，工作队发动工人、职员，对资本家进行揭发，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上海沪江纱厂的老工人秦妈妈，这样控诉总经理徐义德：“我们工人劳动一个月，只拿那么一点点工佃（钱），住的是草棚棚，穿的是破布衣，饥一顿饱一顿。可是徐义德这个资本家呢？住的是花园洋房，吃的是山珍海味，自己不劳动，还整天动脑筋剥削我们。资本家和工人，到底啥人养活啥人！”在工作队的启发下，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认为，资产阶级是一帮专吸工人血汗的剥削者、寄生虫。
经排查，上海有各类工商企业十六万户，列入“五反”运动的资方对象多达六十余万人，列为犯有“五毒”行为而被整治的工商户比例高达八成五以上。
“五反”运动期间宣布了“十大纪律”：私营工商企业的资方必须彻底坦白交代其“五毒”罪行，不得借故停工、停业、停薪、停伙，不得威胁工人、店员，不得借故抽逃资金、隐藏物资、烧毁账簿，搞攻守同盟。
工作队与职工代表一起，通过清查财务账目，查缴“五毒”证据；又成立了检举联络站，发动员工检举揭发资本家的罪行；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攻势下，大多数资本家不得不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为。同时，工作队也召集同行的资本家一起开会，让资本家互助互评、互相检举揭发。
对于有问题的人，还要采取隔离审查。有一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在金城大楼七楼穿着单薄的衣衫裤，在初春的严寒日子里，被审问和拷打了五天五夜，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运动进入到高潮，政府逮捕和法办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当工作队采用抄家、吊打、连续审问等过激行动后，一些资本家吓破了胆，在工作队员面前全身发抖。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在运动中走上绝路。
这一年的三、四月，上海出现了资本家喝硫酸、饮毒药、跳楼、投江、上吊等自杀高潮，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发神经病的高潮。这是因为除了“五反”以外，还要催逼交纳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有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交不清欠税。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
在那恐怖的几个月里，老百姓天天都在传说着上海资本家自杀身亡的消息。
南京路上的冠生园食品店，原是上海几十年的老店，老板冼冠生是爱国资本家，他因受不了“五反”运动的折磨，就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还有一位绸缎庄老板，自知难逃法网，就在上海国际饭店享用了最后一餐，从二十四层的屋顶花园上跳了下来，以图一死了之；但是，当他跳下来时，不偏不倚，正好跌落到一辆在等客的三轮车的软垫上，这位从天而降的胖子，其冲击力把三轮车夫弹了起来，撞上国际饭店大理石墙面，立时脑袋开花，一命呜呼；而这位要自杀的老板却并没有死掉。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行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面对如此情景，上海市长陈毅有一次在广播里不解地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当时，陈毅经常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
短短几个月，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好几千人，几个火葬场来不及烧化自杀者的尸体，整个上海滩一片恐慌。为防止自杀蔓延，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均派兵巡逻；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均有解放军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
仅仅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上海的“五反”运动就取得了全胜。十一月，人民政府在私营企业中分批建立了工人监督，并且开展了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和工时改革。
“五反”运动中，全上海的资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几乎是人人过关，个个挨整。“五反”运动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钱人”、“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变得遭人唾弃。资本家不得不由反抗、惧怕转变为服从、认命，不得不由抵触、抵制转变为接受改造，资本家的地位也变为低人一等，由此开始了其漫长而苦难的岁月，他们凄凉地说：“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此一蹶不振，走向了衰落。
By 刘永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