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高是提前被社会淘汰的小孩待的地方，比起学校它更像一个收容所。”这是学生李维对职校生活的总结。
“职业学校类似于托儿所的存在，从家长的角度，只要不出事，平稳度过这三年就行。”研究职校教育的学者周舟说。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019年，中国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重提“普职比大体相当”。
2018年开始，中国官方接连颁布文件和提交法律修订案，为提振职业教育背书。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制造缺乏增长动力的背景下，官方寄望职业学校培养能推动制造业转型的高级技术工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4月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期间，指示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大国工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作出批示：“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上水平的重要基础”。
而另一方面，在教育资源不平衡和大学扩招的影响下，职业教育的成效颇受质疑。职校学生近20年来一直遭遇歧视，不被社会舆论和就业市场认可。今年又常常见诸报端的“普职比大体相当”（指升入高中阶段的学生在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比例）的提法，引起了不少家长的争论和恐慌，职校学生的现实处境和国家政策的规划之间，有着明显的落差。
这种落差为什么会长久存在？中国的职业教育和社会需求真的能够接轨吗？学生们为什么会选择上职校？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毕业后的出路又在何方？
不得已的选择
李维出生于2000年，在成都长大。2015年初中毕业，因为中考成绩不高，只能上离家很远的一所普通高中，或者读职业高中（简称“职高”）。
填报职校志愿和高中志愿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一座城市的高中排名总是口口相传，也有历年录取分数线作参考；职校的信息则混乱且不透明，李维的分数够得上成都所有的职校，但她并不知道应该报哪所学校。
在中国职高是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以下简称“中职”）的一类，此外还有中等专业学校（中专）、技工学校（技校）等，属于高中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学生毕业后可以获得中等学历。
根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2020年中国有9896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在校生1663.37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39.96%；作为对比，同年中国有1.42万所普通高中，在校生2494.45万人，约占总数的59.93%。
尽管九年义务教育完成后选择继续升学的学生中有四成上了职业学校，但中职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一直很低，中职学生也长期被认为是“成绩差”、“素质低”、“没前途”的群体。即便是官方表述，也承认职业教育存在种种问题。2002年，国务院发布《推进职校教育改革的决定》，承认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基础薄弱，办学条件较差，教育教学质量不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2019年，国务院再次印发《职业教育改革方案》，仍然表示职业教育问题重重，“到了必须下大力气抓好的时候”。
中考后，李维的姐姐陪她去了一所航空类的职校面试，从家里坐地铁出发要三个半小时。航空学校学费很高，16000元人民币一年，但环境很好，教学楼也修得很漂亮。李维到了那里，内心只有抵触。“周围很荒凉，跟学校反差很大。”负责面试的招生办老师告诉李维，三年读完后就可以直接出来实习、工作——这也是职业学校的重要卖点，但她刚初中毕业，从没想过“工作”离自己这么近，只觉得害怕。
从航空学校面试回家，李维心情低落，什么学校都不想去。一所公办职高给她爸爸打电话，说有“升学班”，只要成绩好就有机会上本科，她答应了。但她后来才知道，会主动打电话招生的职高，都是比较差的学校。很多学生都是被“介绍”进特定职校的——这是一门生意，有的初中班主任甚至会劝成绩差的学生去读职校，“到了那里想怎么玩都没人管你。”
李维已经忘记去职高的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只记得当时自己特别沮丧。那时李维的爸妈刚离婚，一向给李维出主意的妈妈也从家里搬了出去。“选学校的过程我爸妈几乎没有参与，到最后我自己也觉得很累，所以当时我爸跟我讲，我就想，好吧，也许这所会好一点，然后我和我爸都松了一口气。”
“成绩不好只是上职高的原因之一。”研究中国职业教育的学者周舟在江西一所县城职高做过半年的田野调查，她认为农村的小孩读职校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近几年县城的重点高中独大，同时挤压了普通乡镇高中和中职院校。“这导致了学生成绩如果达不到县城最好的高中，只能在职高和乡镇高中做选择，而可能这两者上大学的概率是差不多的，甚至职高上大专院校（大学专科院校，即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的概率可能更高。”
家庭经济条件也是学生选择读职校的重要原因。周舟做田野调查的学校，学生家长大多是工人和农民，也有做小生意的。“有不少学生说选择职高是因为可以早点工作，如果上普高，考不上大学就浪费了三年的钱，考得上大学也是家里一个负担。”周舟分析，尽早进入社会工作，是职校学生的“懂事”。
菠菜在江苏常州读过职高。2012年中考前，菠菜的爸爸就已经替她选好了一所职高，连专业都已经决定好了——“城市铁道运营管理”，毕业后能去高铁当乘务员。中考前的校园开放日，菠菜和爸爸去职高参观，在学校门口迎宾的是两个学姐，长得很好看。菠菜当时觉得，毕业后能做一个高铁乘务员也不错。
直到亲戚开始安慰她——“职高也挺好的，好找工作”，菠菜才反应过来，读职校是一件应该感到羞耻的事情。尽管爸爸始终认为，女生读完职高、找份工作，“安安稳稳”，没什么不好，但成为职校生之后，菠菜迅速经历了这一身份带给她的自卑和挫败。
不过，由于经济发展不同，“读职校”在城市和农村也有着不同的意味。王樵夫在广东潮汕地区一所技工学校教书，学校开在乡镇，学生也都是周边农村的孩子。他说：“农村户口读我们学校是免费的，他们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会来到这里，读职校没什么自卑心理，家长也对学历没太重视。”这所学校的门槛很低，不需要中考分数，有初中毕业证就能报名入学。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2017年，中国有250余万中等职业学校学生领取了国家助学金，其中西部地区学生占一半。
2015年11月19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一群外国记者参观政府组织的一所职业学校，学生们在玩具汽车装配线上工作。摄：Damir Sagolj/Reuters/达志影像
学习是一件羞耻的事
罗拉是自己决定读职校的，2016年他初中毕业，这对他是一场解脱，他庆幸自己可以不再跟应试教育缠斗。“它教学是为了考试，但我学习的目的不是考试。”罗拉认为应试教育花了太多时间教学生做题和考试，这不是他心目中的教育。
罗拉抱着接受另一种教育的心态去了成都技师学院机械系——西南地区最好的中等职业学校之一，但还是受到不小的冲击。入学第一个星期是军训，有一个晚上操演结束，罗拉先回到寝室，坐在椅子上看书。另一个室友回来看到这一幕，非常惊讶，室友后来告诉他：“居然在职校里会遇到一个看书的人。”
罗拉也很惊讶，寝室里年龄最大的同学已经24岁，比当时的他大了10岁，读了一年又退学。许多同学的穿着打扮、行为举止都像“小混混”，这和初中的分别很大。
学习在职校似乎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菠菜读职高的时候，隔壁班有个男生，作派像一个老学究，特别爱学习，下课会问老师问题，在同学眼里是个十足的怪人。
菠菜学习的时候，也总是本能地避开同学。她的专业是城市铁道运营管理，课程很杂，要学机械制图、电路、管理学、心理学。大多数同学都在课堂上玩手机，老师告诉她们，女生毕业后可以去高铁当乘务员、或者去地铁和机场做地勤，男生可以去当地铁司机——这些职业上岗前都会有培训，内容和学校教的东西没有太大关系。
菠菜读初中的时候成绩也不好，但学校管得很严，她从没想到职校的学习氛围这么松散。她不习惯自暴自弃，但对自己的专业和附带的职业前景已经失去兴趣，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迷茫之中开始在视频网站看老师讲高中课程的视频，想着也许还能参加高考。
“他们可能在意的不是学习，他们想要和同伴之间的关系，甚至可能想要从‘混日子’变成一个‘混社会’的状态。”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跟学者马跃2016年发布了报告《中国农村中学辍学调查》，研究了来自四个省份的2.5万名学生，结果显示，来自农村的学生中，初中毕业后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会继续升学（普通高中和中职），而中职学生的辍学率也高达29%-32%，相比普通高中（4.2%-7.4%）高出不少。周舟做田野调查的职高，官方统计的辍学率低于2%，但她认为这个数字明显失实，“学生和老师都说学校里辍学的同学并不少，比如有两个年级，刚入学没多久就有二、三十个人不读了。”
“虽然在学校，但实际上没有在上学的状态，这种学生是非常多的。”周舟说，除了直接辍学的学生，还有很多中职学生处在“混日子”的状态，她称之为“隐性辍学”。“他们可能在意的不是学习，他们想要和同伴之间的关系，甚至可能想要从‘混日子’变成一个‘混社会’的状态。”周舟在学校中发现，学生中常常会讨论谁是“精神小伙”，这是一个流行词汇，指的是混社会的青年。
对于尝试在职校努力学习的学生来说，阻碍是多重的。比如菠菜很难在学校找到学习的地方。每天下午放学，学生必须轮流打扫教室卫生，把桌椅摆放整齐，等待学生会检查，菠菜这个时候就不得不中断自习，离开教室；图书馆的桌椅也很少，而且下午5点就关门；寝室里都是玩游戏和打电话的室友，会玩到半夜。很多职校实行封闭式管理，住宿的学生不能出校门，但学校也没有什么学习空间。
教学内容与社会需求脱节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李维职高学会计专业，老师也不会教电脑上操作的会计软件，而是用手写账本进行教学。她在职高的同班同学之中，几乎没有毕业后去做会计工作的。她从职高考上了一所大专，同样读会计专业，对比之下，她认为职高的教学和管理制度都很不完善。“职高的老师更像大学老师，不会管你，但大学有一个体系支持你学习，职高没有。”李维说，学校连图书馆也没有，想学习也不知道从何学起。
在中职学校教汽车维修专业的老师大钟也承认，教学内容和社会脱节是不可避免的。他以数控机床为例，工厂的设备一直在更新换代，而大部分学校用的都是老旧的设备，学习跟生产是脱节的。“学生学到的永远是过时的知识，但如果你在北京，不会过时太多，在小县城，过时是难以摆脱的。”他说。
成都卫生学校的一则招生广告中写道：“半军事化管理就是可以为提高对这些学生管理教育而可实行的一种管理模式。”
学生“混日子”的另一面，是中职学校普遍推行“军事化管理”。周舟在的学校是一所民办职高，每天的第一节课都是军训。学校聘请了许多退伍军人担任教官，同时还做班主任，这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老师会跟我吐槽说这些教官根本不懂得教育的方法，学生们也会认为教官不是老师。”周舟说，封闭式管理是民办学校的特色，这也和学校的经济考量有关——比如学校的小卖部、食堂都是学校赚钱的渠道。
“职校的老师还会监督学生们的社交账号，比如说在 QQ 看谁和谁是情侣头像，然后去他们的快手抖音里寻找谈恋爱的蛛丝马迹。”周舟认为，虽然普通高中也会有学校纪律，但职校对学生的管理更严苛，这也符合家长的需求。 不少职业学校的都把“军事化管理”作为自己的卖点。比如九江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的招生宣传中写到：“上午、下午、晚自习上课前15分钟，值班教官哨声集合，各班教官清点人数，进行短暂讲评后，列队进入教室。下课后教官整队，依次进入食堂用餐。21∶30后，值班校领导、教官、班主任和国旗班同学进行查寝，检查学生就寝情况。”
成都卫生学校的一则招生广告，这样形容自己的学生：“集聪明、贪玩、任性、厌学、基础差、缺乏自信于一体……半军事化管理就是可以为提高对这些学生管理教育而可实行的一种管理模式。”
王樵夫教书的技校有一条规定，学生上课要先把手机统一放到讲台前的袋子里。作为班主任，他认为严格的管理是必要，因为职校学生年纪小、心智还不成熟，对未来没有规划，“他们玩就是玩，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他说，自己带的班有50多个学生，有四、五个是“问题学生”——经常违反纪律，比如抽烟、打架、谈恋爱，不畏惧老师用严厉的语气。
“这四、五个学生如果没有控制好的话，会把好的学生也带偏。”王樵夫的处理方式是，把他们单独放到教室一个角落，要求他们不要影响到其他同学，如果再违反校规就会叫家长。“家长来也是跟老师说两句好话，说希望孩子继续留在这边，等毕业给他一个毕业证。”王樵夫说，学校一般都会让学生顺利毕业，但也有例外，他们今年已经开除了几个学生。
几个职校生的故事
小白曾就读于电梯工程技术专业。他点了一支烟，徐徐道来：“要谈过去犯的错误，你需要一支烟。”青少年吸烟虽然并不少见，但从道德和学业角度经常被视为“坏”的标志。小白第一次吸烟是在职高的第一天，他的室友递给他一支烟。那年，他16岁。
“是万宝路，”他回忆道，“香港黑帮在《古惑仔》电影里就抽那个。” 小白所在的小团体，成员们都以兄弟相称。后来，他们卷入了几起群架事件，用砖块袭击了校园里的高年级学生。小白被停课，差点被开除。“我不愿意去回想。毕竟，这些都是错误，”他说，“在我们学校里，没有人会学好。我们年纪太轻，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
“差生“是被制造出来的
说到中国教育系统，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恐怖的高考和通过类军事化训练强化记忆的“高考工厂”。但是，鲜少有人关注学生生涯中更早的一次考试。16岁时，学生们参加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中考），这对他们今后的生活轨迹也至关重要。
中考中表现不佳的学生要么辍学，要么选择在职业或技术高中学习。学生命运的区别非常明显。职校生毕业后进入当地工厂工作，为世界各地组装“中国制造”的商品。他们经常被贴上“差生”的标签，最终永远也摆脱不了“低端人口”的地位。
在精英主义者眼里，”优胜劣汰“无可厚非。但事实并非如此。受中国教育制度的系统性影响，人们不把失败归咎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而是将之内化。
尽管不同地区和年份的普通高中录取率会有所不同，但自1993年以来，这一比例在全国整体一直保持在大约50%。换句话说，不管考生如何努力，已经预先确定得分较低的一半人只有进入职业学校的选择。
这个数字对公众来说从来都不是秘密，但大家都默认这个事实，很少挑战其不合理之处。这种集体冷漠令人不安，因为通常不理想的成绩会伴随着许多道德审判。目前，中国家庭大多仍然将学业成功与长期的经济保障联系在一起。尽管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高达95%，职业教育仍然被视为失败的选择。人们可以像衡量成绩一样轻易地判断这些青少年的价值，中国一半的年轻人因为高中录取率而被视为“失败者”。
命运对“不走运”的学生狠狠惩罚
十多年前，小顾杭州农村参加中考，当时班上超过六成的同学去了职业学校。除了少数幸运儿，她的大部分同学都去了职业学校。然而，这在农村地区非常普遍，尤其是在中国西部。
幸运儿会在周围的村庄被谈论。“一个邻村朋友和我在同一所小学和初中读书”，小顾说，“她好幸运，考上了镇上最好的普通高中，而我最后在职高里学电子商务。她说我又笨又懒，不如她聪明又勤奋。我什么也没说。但有时候我觉得她说的对，不然为什么我没考上高中呢？”
使用负面标签的后果非常明显。像顾梦这样的职校学生可能会将这些文化偏见内化，并将其与更成功的同龄人相比下的不足完全归咎于自己。之后，顾梦因扇室友耳光差点被职校开除，问题彻底爆发，她在父母恳求学校并且塞钱之后才被允许留下。她认为自己受到了学校不公平的对待，最终还是选择了退学。
进入职业学校对于年轻人来说，通常意味着首次在不受父母或者熟悉老师监督的环境下学习，不容易进步。相对于学术型高中，就读职业高中会大大降低学生的一般技能，特定技能得不到提高，并且增加辍学率，这在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中尤为突出。这种情况往往会导致学生们最终对他们的教育和未来前景漠不关心。
小许曾经在山东一所职校读建筑工程，他告诉我，只有两成的同学真正在意学业，其余的人上课时间要么用手机聊天，要么睡觉。上课睡觉非常普遍，所以它或多或少被迫接受了。一位职校的女老师坦言：“我们老师也只是混日子。” 针对这些行为，顾梦的学校被认为是杭州一所相对较好的职业学校，学校要求学生上课时交出手机，并在教室里安装监控摄像头，以威慑上课睡觉的学生。
衢州技师学院的一名英语老师哀叹道，“我的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他们沉迷于电子游戏。他们意志力薄弱、感性、无心向学。”
在职业学校，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男性青少年通常与香烟、电子游戏、兄弟帮和暴力挂钩。然而，大多数职业学校将这些视为“正常现象”。2016年，中国西南部一所职业学校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持械群殴，据报道，100多名学生参与该事件，其中三人住院。小顾说，“在桐江(县上的一所地方职业学校)，只要学生不违法，就不会有麻烦。”
对女学生来说，怀孕和堕胎时有发生。虽然普通高中的女生通常是优秀学生模范，得到老师照顾，但职业学校的女生缺乏学校及其家长的类似保护和指导，因孕辍学屡见不鲜。
虽然职业学校毕业生的高就业率表明这些年轻人毕业后可以找到工作，可他们经常发现自己在低端服务行业工作，并且频繁换工作。然而，职业横向流动并不等于向上流动。学生以短期的、能挣钱的逻辑寻找、更换工作，对他们长期的职业发展并无帮助。但他们这样选择的原因是：学历没有竞争力、技能与当地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身上“坏”和“懒”的标签从未褪色。
与德国广受赞誉的学徒制度不同，中国职业学校的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机制缺乏与当地行业的密切合作。虽然从2015年起人社部、财政部曾试图推进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但企业通常不愿意在学徒制上投资太多，因为缺乏短期利益回报。
小许不喜欢建筑工程，所以毕业后他当起了健身教练。相比之下，小白试图遵循传统路径，找与其专业对口的工作。在学校待了两年后，他被派到一家小电梯公司当学徒，月薪不到1500元。杭州的冬天非常寒冷，六个月后，他辞去了工作，永远离开了电梯行业。“我们不喜欢这个专业，但当时别无选择，”他解释道。在父亲的帮助下，他现在在一家当地的电子商务公司工作，该公司在淘宝上销售奶粉、谷物和女士内衣。
“我很努力地工作，每月挣不到3000元。我终于意识到赚钱有多难。在职业学校的时候花了父母这么多钱，我很懊悔。”我问白瑞文他将来想做什么。“我上不了大学，所以我没有办法和那些有前途、可能会给我带来机会的年轻人交朋友。如果可能的话，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他说，“但现在我只想赚钱，一步步地来。”像我外甥和表妹这样的职校学生无法控制他们的生活轨迹，他们无助地被困在与父母一样的阶层里。
中国职校教育的未来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最近谈到全社会都在高度关心的教育内卷，他认为问题出在中考分流过早，建议实行十年义务教育。
中小学教育的焦虑，主要是职校焦虑。因为面对有一半左右的孩子（北京市2017年为约三分之一）将去上职校的升学前景，绝大多数小学和初中的家长是极不情愿的。
孩子为了不进职校，压力之大，甚至有初三学生晚上八点睡觉，凌晨两点起床读书做作业，忙到天亮，吃好早饭赶往学校。
平心静气地讲，一个孩子如果不是读书的料，完全可以去职校学一门手艺。但家长却有三重焦虑：
第一，一个普通高校的学生可以轻松去读职校的课程，但职校学生要去读普通高校的课程，难上加难。同一年级的各类学校和专业，在学习上是有难易梯度的。家长多不会同意让孩子一开始就选择容易的学校和专业，否则在未来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初中毕业生社会经验匮乏，实际上根本没有能力做人生规划。选择职校学一门技术，同时也就意味着，将来从事其他工作的门槛是很高的。如果没有继续学习的能力，改行的成本之高，难以想象。
第三，中国的一些职校，风评十分糟糕，家长并不放心把十五六岁的孩子送入这些学校，他们不担心孩子学艺不成，而是担心孩子“学坏了”。
并且，随着科技加速进步，很多好端端的传统职业，忽然消失了。以汽修为例，现在的汽修专业毕业生，谁能保证他的精湛技术在10年之后不会归零？一些新职业出现没几年又消失了，谁能保证中高职教育能够跟上科技潮流？
一些号称有经验的小学教师会告诉家长，三年级是个“分水岭”，好的就好上去了，不好的就困难了，因此职校焦虑，基本上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弥漫在家长心中。但实际上，我小学四年级的数学还得过38分，还是百分制。但谁也不好意思把这种个案拿去安慰一个焦虑的家长。
中国乃至东亚，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对读书进学十分看重，虽然科举制度已经取消，但很多人把现在的高考约略等同于王朝时期的科举。
而王朝时期，通常只有贱民和罪犯才没有资格参加科举，中考分流，实际上等同于剥夺将近一半人的高考资格（尽管中职生也可以参加高考，但实际效果尽人皆知），因而也可以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然而对于延长义务教育到高中阶段，并且缩短基础教育年限，将12年缩短为10年，是不是可行？
首先，肯定是财政的巨大投入。
目前的“双减”改革，延迟学生离校时间，增加音体美等课程，实际上既增加现有教师的工作量，又增加了音体美老师的岗位需求，向学生提供更多的服务，那么相应地需要更多的财政投入，才能让家长放心，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
而如果将义务教育延伸到高中阶段，虽然只是将9年义务教育扩展到10年，表面上只增加了一年。但是，整个的初高中教育将会更加紧凑，不仅对现有教师的教学水平要求更高，而且，需要平白增加一半左右的高中各科教师，所有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需要各方共同出力，但首要的还是需要花钱，花大笔的钱，其他还有校舍的改扩建，教育教学等用具的添置，等等，都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
总之，中小学教育的内卷，很大程度上是教育财政的短缺造成的。
当然，现在拨给中职学校的经费也不算少，江苏省在2019年就曾经规定，中职学校生均经费将达到普通高中的1.5倍，这部分经费可以转拨给将来的普高，缓解财政压力。
其次，还将面对比较庞大的职教利益集团的反对。
大幅减少中职学校的招生，必定侵犯中职学校老师和领导以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民间教育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如何将他们的利益受损减少到最小程度，也是改革是否能够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
再次，职教改革的难题如何破解？
中国人理直气壮办职教，底气之一是德国职教的榜样力量。德国职教模式的拥趸认为，德国工业之所以独步全球，就在于德国有完备的职教系统，很多优秀人才也进入职教系统学习，成为各种企业的优秀技师。
窃以为这种看法因果倒置，更贴合实际的表述应该是，正因为德国工业在诸多领域领先于世界，在德国工厂能够挣到足够体面的工资，才吸引了那么多优秀的人才去职校学习，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的情形是反过来的。很多职校毕业的一线员工，即便比较优秀，然而由于中国的市场环境瞬息万变，在产业梯度上的位置也与德国很不一样，难于获得体面而持久的收益，因而职校的吸引力是比较弱的。
为了迎头赶上，中国职教通过中考分流，强制性让十五六岁的孩子进职校学习，大部分也是学非所愿，如何让他们去追赶国际先进技术？一个不愿意学习，对学习深怀抵触的孩子，你如何让他取得优异成绩？
职教改革的难题就在这里。
从来没有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政策。停止中考分流，取消职普比同样如此。你不能指望实行了这项政策，中小学生们就能够充分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个性，发挥聪明才智，最终人才辈出。这个政策只是诸多系统性政策的一部分，实行了它，可以大大缓解中小学生你死我活的学习竞争，也可以大大缓解家长的焦虑。
03
有人认为，即便拖到高中，你不是还得分流一大部分学生去接受职业教育，与其拖到高中毕业，不如初中毕业就分流，这样既节约教育成本，也节约时间成本。
这种看法的问题在于：
其一，他不知道如今少子化背景下，孩子教育跟买房子一样，通常情况下，许许多多城市家庭和部分农村家庭里，也是六个钱包在支持一个孩子的教育，为了孩子教育，是不惜血本，无论如何也是劝阻不了的。
其二，从青少年的成长规律来看，十五六岁的孩子，根本没有能力规划未来，也没有能力为自己的未来负起全部责任，但偏偏在这个时候，你要让他们通过一场（或几场）考试来确定自己将来干什么，是不是很荒唐，很残酷？
而如果在他们十七八岁的时候来做这场决定，显然要更成熟，更从容。因而用时间成本衡量是不妥的。
作为孩子家长，从来都是对没有考上高中感到遗憾万分，而少有对没能考上985、211而抱憾终生。为什么？前者主要靠家庭和孩子的后天投入，而后者主要靠孩子的天分。天分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
其实也可反推求证，如果现在从小学毕业就开始分流，可以肯定的是，有相当多的青年男女将不得不提前介入到精子和卵子的基因配对。
04
也有人认为，通过提高职业教育的声望和地位，可以缓解家长和学生进入中职学校的焦虑，从而缓解中小学学习的恶性竞争。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这些年来，政府也为此做了很多努力，比如打开了中职生的学历提升通道；各种补贴也越来越高，甚至不收学费；职业技术院校的学生也可以考公务员；事实上，很多职校毕业的学生，的确比那些同龄的本科同学更好找工作，甚至收入更高……
但问题是，对这些正向变化，家长和学生用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不买账。这是什么原因？
我认为，还得从传统上找原因。
除了上文所说的不能堂堂正正参加高考带来的侮辱感之外，还有一个传统，就是中国人对“读书”一事，寄予了太多的社会内涵。
比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无疑，读职校不算正经“读书”，是学手艺做蓝领工人，是劳力者，家长是不甘心的。与之相联系的是，在所有有“编制”的招考中，总是那些正经的“读书”人，占尽优势，他们成为了“劳心者”。
而在中国许多地方，对“编制”的推崇无以复加。几年前，我的一个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朋友曾经讲过，在他们老家，有老人家问，你这个单位是不是相当于县团级？言下之意，没有“编制”，没有级别，你啥都不是。
所有好的政策，一方面是与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作抵抗，另一方面，好的政策必须要照顾到旧观念的巨大影响，只能是逐渐反客为主。一开始就摆开一副战斗到底的姿态，一定事倍功半，甚至头破血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