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慧娣六十多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她笑容可掬，烫过的头发堆在肩上，戴着一顶俏皮的帽子——这张照片是她的家人为了寻找她，发布在网上的。
她的丈夫和女儿后来看到了她在江边的监控录像。那身影是“很着急、很着急的，打了车，到了江边拼命地跑，头也不回。”她的丈夫齐志明回忆。他快八十岁了，近几个月沉浸在妻子突然投江身亡的悲痛里。他重复最多的是：“想不通。”
与丈夫相伴到老，身边有女儿、女婿和外孙，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陈慧娣却频繁地说“很难受，不想活”。齐志明说，妻子十年前便确诊抑郁症，近几年，在他的注视之下，她的病情日益严重。在更换抗抑郁药品的档口上，陈慧娣“失控”了。
在公共领域，目前少有老年人主动袒露自己有患抑郁症的经历，他们是沉默的。但实际上，老年人是面对抑郁症最脆弱的人群。
国内几家精神健康医疗机构2019年联合公布了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按照较严格的抑郁障碍标准，患病率最高的年龄段是50-64岁，患病比例为4.1%，第二高的是65岁及以上的年龄段，为3.8%。
还有更多中国老年人正默默遭受抑郁症状的困扰，人们窥见的只是冰山一角。
乌云笼罩下的家庭
妻子去世之后，齐志明想，早知如此，无论如何要送她到精神科住院。但女儿说，这是防不胜防的，这样老人会很受罪。
齐志明将信将疑。有的事，他没有机会再问妻子了，现在也无法对女儿开口，显得他要责怪女儿；可是，如果不说，又在心里挥之不去。
在齐志明的印象里，从年轻时候开始，陈慧娣就很容易紧张，婚后，她一直做家庭主妇，属于把丈夫看管得比较紧的人；后来，女儿生了孩子，两人一起接送外孙，那个孩子在身边蹦蹦跳跳，稍微一闪，几秒钟离开了视线，妻子的脸瞬间变了颜色。这画面在齐志明的心底留了很久。
按照他的回忆，五十多岁的时候，陈慧娣开始有了固执的“疑病症”。
陈慧娣觉得自己尿道感染，频繁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什么。她还说自己疼，浑身疼。后来齐志明退休了，陪她看遍了城里的医院，一次在门诊的时候，有病友推荐他们去试一试精神科。她的病随即被诊断为抑郁症的“肢体症状”。
医生开了一剂药，一度“控制得很好”。往后十年间，陈慧娣还不时地去检查，有一次真的查出肿瘤，反而“没什么”，动切除手术的前后，一点也没有闹。只是近两年，陈慧娣说，吃这个精神类药物让自己“心乱”。
她对丈夫说过几次，自己想死。
齐志明知道妻子有病，但还免不了感到她在“作”：“你什么时候想死，我陪你去。我们年轻时就约好的，一起死。”
“你真要自杀，这很不好啊。我们还有孩子、孙辈。你这么搞，我们怎么做？不行，绝对不可以。”他又对她说道。
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几天，终于拜托医生换了“有副作用”的药，开始吃新药，一下控制不住，她跑出去，第一次家里人把她找回来，坐下吃饭。齐志明完全服了软，倾诉了对她的感情。他记得，她也是有回应的。可是，第二天一早的监控视频里，她又跑得那么快，像是很决绝的样子。
郑华也经历过四处寻找家人的苦难。那是她的母亲，那天，他也散发了很多寻找母亲的信息，到处看监控。傍晚，小区里与母亲一起跳广场舞的阿姨给他打电话，让他过去。他感到，有一个猜测在心里逐渐着地。
他的母亲许淑英也离开得那么坚决，把自己反锁在停车场一侧的一个密室里。小区里一起跳舞的朋友组织找她，在附近兜了很久，才发现了这个地方，进而发现遗体。
郑华的父亲是因癌症过世的。母亲五十多岁的时候，有一年一直在辛苦地照顾自己丈夫。他去世了，她比较伤心。这一段时间，她也开始去医院查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毛病——局部地区疼痛、身上哪里有“胀气”、头晕。
她有一回在小区里，带着郑华的孩子玩耍，摔了一跤，在家休息，逐渐变了一个人。
郑华说，妈妈原本非常外向，发病后，变得胆小、不肯出门、不愿意打开手机。
这时候，唯一能说动许淑英出门的由头是去看病。郑华说，母亲一生经历很多事，是比较强势的个性，但在疾病的折磨下，她会对医生反复说“求求你”，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
医生嘱咐郑华，要找人陪着许淑英，防她想不开，但许淑英不愿意主动和人说话。因为整夜睡不好觉，她的身体也变得虚弱。所以，后来只能找一些老家的亲戚出来，轮番在家里照顾她。
发病是周期性的，多数在春天，一发两三个月。最严重时，郑华半夜里经常听到母亲爬起来，在关着灯的客厅里来回走，熬过一夜。无法表达的痛苦
下班回家的郑华遵从医生指导，试图在家营造一些快乐的氛围。比如，他们夫妻俩晚上逗孩子玩，会故意笑得比较响。但发病的母亲看上去没有任何反应。
他说，自己也不能对母亲倾吐遇到的苦恼，只能强挨着，时不时地尝试和她交流。“妈妈。”他对她说，“抑郁症是一个病，坚持吃药，（发病的）时间很快会过去的。家里还有孩子。我需要你，不能没有你。”母亲对这些话，似乎也没有什么反应。
在疾病中，她只会反复念叨：“我现在的脑子像是透明的，外面讲话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她说，自己已经很多天没有睡好觉了，感到身体很胀，很疼。
到了恢复阶段，她逐渐能睡着了。去参加家族聚会的时候，她的兄弟姐妹们会提醒她：“要注意吃药哎，要听医生的话哎，你发病的时候都不认识（搭理）我们了。”许淑英不接这种话，更不主动提起；旁人问些问题，她也不正面回答，好像忘记了一般。
没犯病时，她能组织其他老年人一起旅游，常去跳广场舞，不像患病的人。
又是一年发病，许淑英一早跑出去，寻了短见。“那天是非常、非常难受的。”郑华回忆，“家里的亲戚都从老家赶来了，有的亲戚还冲我吼。”更多人问的则是：是家里遇到什么问题吗，是媳妇和婆婆吵架了吗？
往后的一段时间，郑华总准备着很多母亲和一家在一起的照片，预备给亲戚们看，他想证明，并不是他和妻子不照顾她，不和她谈心。
“家里有一个人患抑郁症，所有人都是苦不堪言的。”郑华反复地自白。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姜楠研究老年精神病问题有十个年头，同时给老年人做一些心理咨询。
姜楠说，老年人的世界并没有那么好进入，在精神疾病的防治中，年轻一些的社工想和他们说话，会遇上一些壁垒：身体开始衰弱的老人，并不如想象的愿意接受建议，听取社工、或者家里小辈倡导的“科学”。和其他年龄段相比，老年人更有主见，也有其他年龄段的人不容易进入的社会结构。比如，社区里想组织一些能活跃身心的活动，“一般需要找（在老年人中）说话有分量的人去组织”，社工只能从中协调。但是老年人在参与活动之后，退出的相对会少。
有一些老年抑郁症患者发病的诱因是家庭失和，与子女关系紧张，而在另一些家庭里，尤其在华人重视家庭的气氛之下，子女会把老人当做孩子照顾起来，要为他们的病负责。
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子女会向老人灌输自己对抑郁症的认识，但老人并不接受。姜楠表示，如果情况严重，第一要引导老人去就医，如果需要药物治疗要遵循医嘱；平时更倡导鼓励他们走出门，感受不同的乐趣，让有抑郁倾向的人有动力改变。
即便是同龄伴侣之间的沟通，也可能隔着一堵墙。齐志明记得，从前，自己的妻子时不时说自己一晚没睡，很痛苦，可是，自己明明看见她睡了五六个小时——他会把她的睡相拍下来，放给她看。
陈慧娣看了，只是笑笑，不答复。齐志明感到理解不了她。
叩开老年“心门”
在对往事漫无边际的追问之中，齐志明感到，自己才应该患上抑郁症。他对妻子的回忆是矛盾的，一时想起她在小区里其实比自己更活跃，遇到谁都熟悉，对谁都打招呼，不像自己总是待在家，哪里也不去。
但是，“想死”的事，她对他提的都不多，估计她知觉到了丈夫嫌烦；更多的时候，她只是打电话向自己的姐妹倾诉。
让老年人逐渐打开内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姜楠说，在新加坡做相关的社会工作，靠的首先是一些搞“社区送温暖”似的笨办法：在社区里邀请不愿出门的老年人参加活动，“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平常对他关心，比如送老人喜欢的食物、上门打扫卫生。”
有一些需要心理咨询的老年人会主动给姜楠打电话——有的倾诉日常的愁烦，比如家庭矛盾，也有的在说自己躯体层面的症状。有一些人是在诊所看病时，被推荐给她打电话的。也有一些子女找到她，说自己的父母亲变得过于暴力，无法沟通，想通过心理咨询的方式解决问题。
还有些人，是社区筛查出有抑郁症状的独居老人。有些老人会在社区的反复关心下走出家门，但也有的“岿然不动”；有的老人参加几次咨询，就不继续来了。姜楠坦言，失败是常见的。
与她谈话的老年人中，约一半的人有抑郁症状。她可能会发现一些明显的生活际遇上的诱因，也可能是更偏向生理层面的变化，比如女性到了绝经期、遭遇慢性疾病的恶化以及药物的副作用等。
姜楠在不同国家工作过，提到好几种诱发抑郁症的常见社会性因素。例如，有一些工作上成绩很好的人退休之后，猛然失去了权力、社会资源，会感到失落、感到自己突然变成了社会的负担；或者是家庭出了问题，因配偶去世而痛苦，或者与小辈失和争吵；或者在社会变化之中，“三观”动荡又无可解释，变得愤怒，溢出戾气。
纯粹听老年人倾诉苦恼，有可能并不通往任何地方。姜楠推荐的一种心理治疗模式是怀旧治疗法，即鼓励老人倾吐自己的人生故事。这是较易于在社区开展的疗法。
美国长期护理监督员项目（Long-Term Care Ombudsman Program）是一个由政府授权的志愿者项目，帮助老年人选择、监督养老院。该项目的官网总结道，怀旧治疗可以帮助老人重新自我定义，而不是一开口就谈自己的身体缺陷；老人由于身体条件变差，可能正经历自尊心受挫，怀旧治疗可以帮他们重拾自尊心；通过回忆过去，老人也能在别人的帮助下，修复一些隐隐作痛的旧伤。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主任李霞有一个病人，退休前是一名干部，他也“情绪不好”。李霞最近看国际局势变动，就问他，怎么会是这样呢？能不能写一写自己的看法，让医生了解下？
病人认真写了，分析了一遍新闻里的外国人，某甲是这样的，某乙是那样的；写完又非常沮丧，循着抑郁症的惯性，说自己写得不好。但是，他愿意和医生一直这么笔谈。
这样的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李霞认为，应该是平等的，当然不可能仰望着病人，但也不会把他们当小孩般照顾，还是要像两个成年人一样，互相尊重，而当他们说，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自己不会好了、永远都要如此……这是他们的真实感受，是要倾听的。
这也包括“疑病症”病人的感受。李霞的另一个病人，总是觉得自己腰间有一种勒紧的感觉——检查不出什么，但是，病人诉说，有一天拿着手机，给人看核酸检测结果，不知为什么，显示不出来。病人怒了。他对医生回忆：“我一生气，就感觉那根带子勒得我好紧、好紧的！”
他被一根情绪的“带子”勒住，体会到的是一种真实的气愤。
面对阴翳之处
对于一些困在情绪之中的老人，眼前的生活已是一团乱麻，有的牵着烟雾重重的过去——是难以面对，不可改变的过去。
出于心理咨询的需要，姜楠不可避免地要调停一些家庭矛盾。遇到一些态度蛮横的老人，姜楠会选择直说：“如果你一直保持这样的抵触态度，别人都会觉得难受。别人对你不好，你也感觉不好。这是一个恶循环。要想有积极健康的生活，首先自己要有积极向上的态度。”
有一个老人，他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大堆不便宜的电子产品，站在路边塞给过往的行人，仿佛一种行为艺术，意思是钱哪怕被大风刮走，也不留给儿子；他又日常站在自家的窗边喊叫，对世界陈说着，儿子媳妇都不孝顺，这种生活无法继续下去——结果，居委会还是找老人的儿子来管。老人把家门锁了，在屋里砸东西、丢东西。儿子带警察破门而入，把他送进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他是一个鳏夫，和儿子一家关系失和，他又不擅长照顾自己，苦撑着独居在老房子里。送入医院时，老人的营养状态很不好，还有其他疾病，终于在精神病专科医院的病房里，他挂上了营养液和消炎药，医生也使用了一些镇静类药物。
抽丝剥茧一般地，老人可以和人正常交流之后，“我们为他搞过家庭访谈。”李霞说。刚开始，在一条沙发上，老人坐在一端，头别过去，儿子坐在另一端，头别过去，很尴尬。
说来说去，儿子想送父亲去养老院。老人不想离开老房子，但是，站在儿子的立场上，“老人的大脑能力是下降的，好好给自己做饭，把自己生活安排好，都需要很高的能力”，李霞说，还要有人监督老人吃药。老人逐渐失去自理能力，但儿子、媳妇都要上班，可能顾不过来。
这原来是生活里一道难解的题，是平常人家都要苦恼的事，但令人遗憾的是，老人出现了抑郁症的症状，小辈们还可能有额外的社会负担，比如被左邻右舍视为漠视老人、不守孝道。
“家庭访谈”到最后，老人妥协了，去养老院。李霞听说，现在他过得不错，“在养老机构里当上了类似老年队长”。
生活仿佛激流，汹涌而去，那些矛盾与冲突如河流底下累累的顽石，是不会被轻易冲走的。
孟和也快要八十岁了。他对记者回忆，第一次被诊断为抑郁症，是五十多岁。孟和曾是一名工程师，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海潮”中从体制内出走，创办公司后很快受挫。他最潦倒的时候摆过地摊。
二三十年过去了。他近些年又偶尔发病，一部分是被久远的愧疚感缠绕着，孟和心里想，自己要是没有离开体制，退休金该是很高的。
于他而言，来自外界的慰藉并没那么易于获得。老人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特殊的脆弱。孟和加入过中学同学微信群，和大学同学微信群，现在全退群了。他说，中学群里有几个成功过的人，话里话外地“显摆”，总是他们在说，普普通通的大多数沉默着。孟和的大学同学们见识更广一些，各自经历不同，线上线下，无休止地辩论社会时事。对于同样的一桩旧事，他们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孟和逐渐与他们疏远了。
他还会被往事中悲哀的部分包裹起来，想起那失败的一跃，感到自己对不起家人，也有人对不起他。于是，他还要回到当初的错愕之中，想说一句，“我没有做错什么”。
孟和说，他近些年在学习的是：“接受不可改变之事。”
他有时候很羡慕一些年轻人，他们还有机会早些领教这些生活的道理。对于他来说，“看太少了，太晚了”。
与死亡念头搏斗
七十多岁之后，孟和又几次爆发了抑郁症，大约两年一回。他形容自己抑郁的时候，脑袋里全是负面的想法。有时候，思绪的“引线”是做了个梦，梦到了一个过去的人，然后，他凭空找回了从前他们交往中遇到的矛盾，继而是难言的恐惧和焦虑——抑郁中的人，思维能力低下。孟和脑中放着个灰暗的、不合逻辑的、慢镜头的电影。
现实中的他，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做，开着电视，但不看。几个月后，他又逐渐好转。
孟和一直在进行药物治疗，吃久了药，对它们都很熟。药物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也一直监控着自己的情绪。
李霞形容，抑郁症和高血压一样，只是一个平常的病。但是，“高血压从哪里来？也是没有（明确）答案的。”
根据不同的基因，不同的人患上高血压或抑郁症的概率不同，有一些遗传史的，到了比较脆弱的年龄，更需要注意。而无论禀赋怎么样，都应当早预防、早介入。
抑郁的老年人，状态好一点的时候，可以自己对抗一度在心里扎根的负面念头。
有一个老人来看李霞的门诊，申诉儿媳对自己不好，想到儿媳就生气。经过治疗，他后来又说，儿媳只是不会说话。“你看，她还给我买过一件衣服的。”
一旦进入较为严重的抑郁症阶段，那扇“心门”的背后是自杀的念头，而且更难打开。有一些自杀倾向明显的老人住进老年科的病房，李霞仍然苦恼如何获取他们的信任。接受采访时，她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老太太——吞下过输液用的塑料小件，还把被单撕成过一条一条的。等到病房里的其他人都睡下，她才开始干这些事。
医生问她为什么要这样，老人说“吃着玩的”。面对这样的病人，李霞也会感到无力：“怎么去救治她，她都不要信你，连一句实话都不说，想死也不告诉你。”
她说，到了这一步，病人的想法很简单。他们想的是，告诉别人，他们不就要阻止自己去赴死吗？
那是几年以前的事。最近，老太太来找李霞复诊，病情变得比较稳定，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李霞表示，通过对一些医院的观察，有的老年精神科病房存在一些病人不愿意出院的问题，医院里条件齐全，医保兜底，在一些地方，老年精神病科逐渐被经营成养老院一般，医护的工作能力久久得不到提高。
另一方面，真的需要救护的老人，又可能有一些不配合的家属。病人可能是非常抗拒住院治疗的——那个时候，他们思考如何求死。几位家属则在争论。比如，老人的一个孩子想送入院，另一个从国外赶回来，把家人和医生都骂一顿，说国内的兄弟姐妹没照顾好爸妈，送去住院是想要“甩锅”。
“你们商量好了吗？”李霞免不了问。
那些让家属们看了难过的治疗办法，比如约束，“所有约束都很烦的，每两小时要巡视，怕他们挣扎，压到血管”；还有电疗，都是微量电流，在老年病房里，要考虑到老人的血压问题，也很繁琐。这一切，是与病人的死亡念头搏斗，是为了病人能冷静下来，重新开始交流。
李霞会建议家属，必要的话，寻求警察的帮助，因为，重度抑郁症和心脏衰竭一样，是危及生病的疾病。病人想死，只是一时一刻，如果治疗得当，可以悬崖勒马。
齐志明对这类送院治疗没有什么了解，隐约听说过“电击”，觉得可怕；妻子去世之后，他有时会想，如果知道，“哪怕难受，也要给她送到医院去”。
现在，对亡妻的思念和困惑，成了齐志明“藏在心里的东西”。
近八十年的人生，他已料理过不少人的后事，甚至一些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原以为已经看淡了，都是自然规律。但是，等到自己老伴走了，他仍然非常难受。
“我爱她，爱得可以说很深吧。”他说。
妻子死后，他“拼命做梦”，梦见的都是他们年轻时候的事，一些美好的事，像要用力抓住那些回忆。
抑郁症常常被认为私人的、丢人的，并且是自己胡思乱想出来的病，不仅患者很少得到家人的理解，还有可能被扣上故意做作、无理取闹的帽子，也很少接受妥善的专业治疗，尤其是中老年人本就缺乏关怀，长期拖着不治疗就会给身体和精神健康埋下巨大隐患。在中国，给抑郁症“去罪化”急需提上日程。
By 明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