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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下，总统和国会两院分别代表着最高行政与立法权，而最高法院则代表着司法权的塔尖。美国最高法院的职责是通过判罚来诠释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法律。最高法院的判决往往会对美国社会和经济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美国司法体系的最终裁决者，美国最高法院每年都会接到8000多起下级法院的诉讼请求，但九人组成的最高法院只会挑选其中的80起焦点案件。这些案件的判决可能会对美国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正因为如此，只要被最高法院受理的案件都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上周美国最高法院开庭审理的两起案件，就吸引了全美国科技行业和媒体机构的聚焦。因为这两起案件的判决结果，将直接关系到美国互联网行业过去二十多年繁荣昌盛的保护伞。如果最高法院做出对互联网公司不利的判决，那么整个美国互联网行业的监管体系都要进行重建。

（诺伊米的父母在痛失爱女后起诉谷歌）

　　两大恐怖袭击相关诉讼

　　这两起诉讼究竟是什么来历背景？为什么会如此重要，直接关系到美国互联网行业的基石？

　　上周二，美国最高法院就“冈萨雷斯诉谷歌”（Gozalez v． Google）诉讼进行了超过两个半小时的庭审。紧接着第二天，最高法院又就“推特诉塔梅”（Twitter v． Taamneh）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的庭审。两起诉讼有着相似的背景，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互联网公司是否要为自己平台上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

　　先来看“冈萨雷斯诉谷歌”案，诺伊米·冈萨雷斯（Nohemi Gonzalez）原本是加州大学长滩分校的一名大四学生，2015年在法国巴黎做交换生。2015年11月13日-14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在巴黎多个地区连续发动恐怖袭击，共造成130人死亡和368人受伤。正在餐厅和朋友吃饭的23岁的诺伊米遭到恐怖分子开枪扫射，不幸中弹身亡。

　　诺伊米的父母痛失爱女之后，随后在2017年正式起诉互联网巨头谷歌。当时Youtube上存在着诸多伊斯兰国的宣传恐怖主义和招募圣战战士的视频。冈萨雷斯夫妇因此指控谷歌旗下YouTube平台的推荐算法推广伊斯兰国的宣传视频，违反了美国《反恐怖主义法》。

　　他们的诉讼在下级联邦法庭遭到了驳回，因为美国《联邦通信法》230条款明确规定，互联网平台不必对平台上的用户生产内容负责。尽管连续败诉，但诺伊米的父母一直没有放弃，持续上诉。最终在去年10月，美国最高法院正式受理了这一诉讼。

　　这也是美国法制的一大传统，持续上诉到最高法院，通过判罚来推翻当前的法律，迫使重新进行立法。持续起诉谷歌的诺伊米父母并不需要承担天价律师费，因为其实是专业法律机构主动联系这对痛失爱女的夫妇，希望借他们之手来调整互联网行业的230条款。

　　与此类似，第二起诉讼“塔梅诉推特”的原告也是恐怖袭击遇难者家属。在2017年新年的伊斯坦布尔恐怖袭击事件中，共有39人死亡和69人受伤，约旦公民阿拉沙夫（Nawras Alassaf）不幸丧生。伊斯兰国同样宣布对此负责。

　　阿拉沙夫的家人也认为推特等社交媒体没有在自己平台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恐怖主义内容传播，违反了美国反恐怖主义法，因而需要承担附带责任。他们在美国对推特、Meta以及Youtube提起诉讼。但与冈萨雷斯诉谷歌案件不同的是，旧金山的第九巡回法庭做出了对推特不利的判罚，推特因此提起了上诉。

（230条款是互联网行业的保护伞）

　　延续二十多年的保护伞

　　去年10月，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复审这两起案件，当时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九位大法官并不是随意挑选案件的，这是最高法自2015年以来首次受理涉及《联邦通信法230条款》的案件，而这是美国互联网行业过去二十多年繁荣昌盛的保护伞。

　　究竟什么是230条款？1996年美国《通讯规范法》（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的第230条规定，“任何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商或者用户不应被视为另一信息内容提供商提供的任何信息的发布者和发言人。”这条只有短短26个英文单词的法律条文，给美国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创造了宽容的监管环境，更为社交媒体的随后兴起铺平了道路。

　　230条款其实包括两层意思：互联网公司无须为平台上的第三方信息负责，互联网公司无须为他们善意删除平台内容的行为负责。这一条款的本意是促使互联网公司主动去自我监督，净化网络环境，避免尚在起步阶段的他们遭受源源不断的诉讼的打击。

　　过去的二十多年事件，这条法律条文一次次地给互联网公司保驾护航，在诸多诽谤和欺诈相关诉讼中全身而退。此外，互联网公司也得以完全按照自身规则来删除他们认为不妥的内容和账号，免受用户的诉讼。硅谷圣克拉拉大学法学教授戈德曼（Eric Goldman）甚至认为，230条款造就了现代互联网。

　　为什么会给互联网公司这样一把保护伞？1995年最初起草这一法案的时候，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微软推出IE浏览器对Netscape宣战，亚马逊和雅虎刚满一岁，谷歌两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相遇。一些国会议员开始注意到互联网上出现的各种色情内容，提出了《通讯规范法》以规范互联网，作为《联邦通信法》的修正法案。

　　根据最初的参议院版本，如果有意在网站上向青少年展示淫秽等不适宜内容，网络运营商将面临巨额罚款甚至是监禁惩罚。显然，这是把互联网平台当成电视和电台等传统媒体来对待。如果这一监管法案通过，那么刚刚兴起的互联网公司必须为自己平台上出现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他们必须对网络内容进行严格审查，否则就可能面临各种诉讼和惩罚。这意味着新兴的互联网行业发展将受到极大制约。

　　1995年的一起诉讼案也刺激到了新兴互联网行业和言论自由维权团体。一名匿名用户在互联网公告板Prodigy上指控华尔街券商Stratton Oakmont欺诈，后者随即以诽谤罪将Prodigy告上了法庭。纽约法官在判罚时将互联网平台视同于出版商，认定Prodigy需要为第三方用户在自己平台的言论承担责任。（实际上，这家券商也的确是骗子，他们创始人贝尔福特（Jordan Belfort）就是电影《华尔街之狼》的男主角原型。）

　　对网络监管法案感到高度紧张的言论自由维权团体和互联网行业联合起来，成功游说了加州和俄勒冈州的两位联邦众议员，在他们起草的众议院互联网监管法案《互联网自由和家庭赋权法案》（Internet Freedom and Family Empowerment Act）中加入了好人豁免条款（Good Samaritian），授权互联网公司自己管理网络平台，这就是230条款的由来。最终两院的法案融合在一起，成为了1996年的《通讯规范法》。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230条款给了互联网行业一把免责的保护伞，避免了他们因为用户在自己平台上传的内容而遭到诉讼，更给了他们管控自己平台内容的权力。2020年，当时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努恩斯（Devin Nunes）因为不堪几个匿名用户在Twitter长期辱骂嘲讽自己，连带起诉Twitter要求交出匿名账号的真实身份。联邦法官就援引第230条款拒绝了努恩斯的要求。

　　不过，230条款并不是无所不包的，互联网公司必须对自己平台上的人口贩卖和儿童色情内容承担责任。2018年通过的《打击性贩卖行为法》打开了缺口，这条法律明确规定互联网公司有责任举报和移除网络平台上的性贩卖（贩卖人口用于性剥削），否则会面临相关法律的处罚。

（前总统特朗普主张重订230条款）

　　社会割裂政治斗争激化

　　过去几年时间，随着美国社会矛盾激化，种族骚乱、新冠疫情、大选纷争等重大事件引发了巨大争议，社会的割裂现状也在互联网平台上得到了体现。尽管出发点不同，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对互联网巨头的内容管控政策感到了不满，希望改变230条款。

　　2020年5月，由于对Twitter屡屡给自己推文打标签不满，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发布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对社交媒体的免责条款进行了限制，并直接喊出了“撤销230条款”的要求。随后美国司法部发布意见书，呼吁美国国会修改230条款。但随着特朗普的下台，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一次，美国最高法院受理这两起针对互联网公司的诉讼，又再次将230条款带到了风口浪尖。那这一次，最高法院是否可能做出对互联网公司不利的判决，以此推动230条款的修订呢？

　　早在去年，九位大法官中立场最保守的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就明确表达了他的立场。他在几次法庭异议书中呼吁国会重新审议230条款，认为社交媒体公司应该像“公共承运人”（Common Carrier）一样接受监管，禁止平台在内容方面存在偏见歧视。（注：公共承运人是欧美普通法系中的一个概念。）

　　在这两起诉讼中，很多互联网公司通过“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文件，对谷歌的推荐算法表示了支持。他们提出，尽管230条款需要根据时代现实进行更新，但监管的调整更应该通过立法机构来推动，而不是通过司法机构的判决来实现。同样支持这一立场的还包括当初拟定230条款的两位参议员荣·怀登（Ron Wyden）和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以及诸多支持言论自由的人权机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和电子前线基金会（EFF）。

　　另一方面，共和党议员和保守派势力则指责谷歌等互联网公司利用230条款保护伞，让自己对平台的有害内容推卸责任。这些共和党议员包括霍利（Josh Hawley）、克鲁兹（Ted Cruz），正是2020年力主国会修订230条款的几位特朗普拥趸，他们更希望看到最高法院做出推翻230条款的判决。

（最高法院庭审现场草图，禁止拍照录像）　

　　大法官们态度谨慎不愿介入

　　尽管目前还无法得知九位大法官最终会如何做出判决，但看起来在两次庭审中，大法官们对“以判决推动修订230条款”的潜在深远影响表示了相当谨慎的态度。在第一天的庭审中，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法官，都表达了他们并不愿意直接干预230条款这一互联网监管法律。

　　自由派大法官卡根（Elena Kagan）在庭审中直接暗示最高法院是否应该介入互联网监管法规。她表示，”我们是大法官，并不是九位互联网专家。”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Brett Kawanaugh）也认为，如果互联网公司败诉，未来可能会面临一大波相关诉讼。“如果让国会来承担（调整监管法律）的重任，是不是会更好？他们可能考虑相关影响以及做出未来预判？”

　　而原告则提出，230条款的确给了YouTube免责保护，不必对平台上恐怖分子发布的内容负责，但平台的算法推荐功能则需要给予更多的审视，不该同样享受免责保护。谷歌则提出，230条款的保护范围同样也包括了平台推荐算法，因为这是平台运行的基本功能。

　　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对此表示认同，她在庭审中表示，用户每一次搜索都会涉及到谷歌的算法，因此230条款的保护范围也应该包括推荐算法。

　　当大法官们质疑如果平台算法并不中立的时候，是否依然应该得到230条款的保护时，代表谷歌的律师立即强调，230条款明确无误地保护了互联网公司不该为用户生成内容承担责任。只要法律没有修改，这一保护条款就是明确的。

　　此外，大法官们花了不少的时间，对恐怖袭击受害者家属的核心指控提出了质疑，即谷歌和推特是否有意在帮助推动恐怖主义相关内容。看起来，“有意”（Knowlingly）和“重要（substantial）”成为了大法官审理两起案件的关键词。因为根据《反恐法》的规定，如果“相关方协助或者教唆，通过有意提供重要协助或是与恐怖袭击者共谋”，就需要承担附带责任。

　　至少从庭审情况来看，大法官们似乎更倾向于互联网平台没有帮助恐怖组织。即便是长期抨击科技巨头的托马斯大法官也表示，当用户搜索伊斯兰国相关内容，谷歌的中立算法提供推荐内容的这个过程中，自己并不确定是否可以认为谷歌在协助和煽动恐怖主义。

　　美国最高法院将在6月底宣布这两起案件的最终判决。无论判决结果如何，互联网的立法都应该与时俱进。从互联网公司的角度来说，通过严谨的算法减少极端内容的推送，避免社会撕裂也有助于用户的粘性与公司的长远发展。无论公司采取什么商业策略，在舆论场上压倒性的“拉偏架”、不合理的封号删帖与推送洗脑内容都是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By 新浪科技

币圈一天，人间一年。如今市值超过 1 万亿的加密产业其实只有不到 15 年的历史，而每轮周期都是一次新技术与新叙事的结合，吸引着新鲜血液的加入。

这一轮牛市则是在 web3 的叙事中落下帷幕的。所谓 web3，就是指下一代的互联网，它的内容不仅可读可写，还可以由用户所拥有。就在市场崩盘的几周前，媒体上的互联网员工还在热烈讨论着是不是应该辞职投入 web3，大学生则在聊着是不是应该退学，all in crypto（全身投入加密货币）——如此种种，听起来都像是派对结束前最后的狂欢。

实际上，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才从最开始的臭名昭著，成为现在所谓的互联网的未来。

回看历史，从比特币诞生至今，区块链曾经走过三个历史的岔路口：

• 第一个是选择比特币还是以太坊；
• 第二个是选择联盟链还是公有链；
• 第三个是不同国家监管机构的抉择：禁止加密货币，还是支持并将其视为潜在的增长来源。
• 为什么是以太坊让加密世界迎来曙光？
• 为什么市场最终选择了公有链而不是联盟链？
• 区块链或者 Crypto 最大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 加密货币是如何从地下走上台面，最终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回顾区块链的发展历史，以及相伴随的美国监管政策的巨大转变。

这不仅有关新技术和它的应用，更是监管者和创新者之间的一场博弈。

“创世区块”：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创建和早期历史

比特币的污名：非法市场和破产的交易所（2008 – 2014 年）

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中本聪发明了比特币。最初的日子里，比特币大多被用于非法市场和毒品交易，也因此被质疑声所包围，没有一个正经人会看它一眼。

比特币的底层技术是区块链，它是一个点对点的网络，使用密码学和工作证明机制来进行公开记账。这种机制使其所有记录在没有第三方监督的情况下也都是有效的，同时防止双重支付。区块链技术创造了比特币这种数字货币，不仅无需任何第三方金融机构，而且完全数字化，超越了国家或公司的界限。

在当时，很少有人看好比特币。这样一个无许可的金融愿景，听起来太过激进了。

然而，没有第三方机构，同时也意味着监管的缺席。一些人开始利用比特币的这个特点谋非法之利。

丝绸之路是比特币交易的非法市场的典型代表。它是一个 2011 年推出的匿名网站，用于交易毒品和其他非法物品。2013 年 3 月，该网站有 10,000 种产品供供应商销售，创造了数百万美元的收入。而这些交易都以比特币为媒介，几乎无法追踪。

这些黑市里充斥着洗钱者和毒品贩子，引起了公众对加密货币滥用的担忧。这也引起了监管机构的注意。在 2013 年和 2014 年，丝绸之路两次被联邦调查局关闭，其创始人被判处终身监禁。

这是加密货币和监管之间博弈的开始。这表明一个所谓的去中心化网络绝不会是只生活在真空中的，它一定需要和现实法律体系打交道。

当人们还在担心黑市和洗钱时，比特币再次被沉重打击。2014 年，当时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 Mt.Gox 倒闭了，它曾占全球比特币交易量的 80% 以上。

2014 年 2 月 7 日，这家位于日本的公司宣布停止所有的比特币提款，因为它发现黑客通过一个软件漏洞盗取了其数百万的资产。当 Mt.Gox 在月底申请破产时，它已经损失了近 75 万个客户的比特币，以及约 10 万个自己的比特币，总计约占所有比特币的 7%，在申请时价值约 4.73 亿美元。

由于这个最大的交易所平台停止了交易活动，比特币价格暴跌。这一事件引起了公众对比特币的关注，也引起了对加密货币不安全和不透明的严厉批评。

更重要的是，一些批评者开始质疑比特币创建的必要性——有关它去中心化和无需信任承诺。如果对于非开发者而言，比特币注定需要依赖一个中心化的交易所，而这些交易所又缺乏监管、与传统金融相比会给投资者带来如此巨大的损失，那么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就是比特币诞生之初的情景，弥漫着黑暗的故事和臭名昭著的流言蜚语。同时，随着比特币的发展，监管机构对它也有了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然而，监管者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其对社会的损害，就像抓小偷一样。

区块链技术似乎只带来了用于规避现有法律体系的数字货币，并没有带来对现实世界任何有用的东西——直到以太坊的出现。

以太坊的狂热：超越单一的金融功能（2014-2016 年）

在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启发下，许多开发者开始思考如何普及分布式账本的理念，使其可以用于货币之外更有价值的地方。

这些所谓的 “比特币 2.0” 包括 colored coins，允许用户在比特币网络上创建他们的货币。一些协议如 Mastercoin 也提供了金融衍生品等特定的功能。同时，Mt.gox 事件中暴露的中心化交易问题也推动了区块链的发展，开发者推出 Ricardian 合约（’ 智能合约 ‘）使点对点交易成为可能。

然而，一些开发者开始意识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真正关键是对整个比特币基础设施进行创新。

在 2013 年和 2014 年期间，出生于俄罗斯的 19 岁男孩 Vitalik Buterin 向世界介绍了他的项目 — 以太坊，正如他所描述的，这是 “一个加密货币网络，打算尽可能地普及，允许任何人在上面创建专门的应用程序，用于几乎任何可以想象的目的”。

Vitalik 有很大的野心。

对于创建可用的应用程序而言，比特币协议不够高级，而且只能限制在专门的金融应用上。比特币的革命不应该是模拟或建立在比特币协议上的比特币 2.0，而是一个全新的想法，即创建一个图灵完备的脚本语言，使其通用性足以做任何基于区块链的加密货币可能会做的事情。

‘ 以太坊旨在成为一个卓越的基础协议，并允许其他去中心化的应用程序建立在它之上，而不是比特币。以太坊给开发者更多的工具，使他们能够获得以太坊的可扩展性和效率的全部好处，’Vitalik 说。

以太坊的创建激发了所有人的想象力。就像 JavaScript 是一种编程语言，支持编写任何一种任意复杂的应用程序一样，以太坊也是这样一种通用的脚本语言，可以使用区块链来创建任何东西。

第一次，区块链爱好者们看到了这项技术在金融之外的全新未来。有了以太坊，它可以成为任何东西。

2014 年 7 月，当以太坊开始销售其第一批加密货币时，期待了一年多的投资者一夜之间买下了价值 260 万美元的 “以太坊” 代币。

据报道，以太坊是 “自比特币以来最受热捧的数字货币”，而 Vitalik Buterin 则被认为是自中本聪以来加密货币领域最重要的人物。2016 年，22 岁的 Vitalik 上了《财富》杂志的 “40 位 40 岁以下人士” 名单，该名单表彰了当年最具影响力的年轻领导人。

区块链正在吞噬世界

IBM 与联盟链：一个勇敢却不成功的尝试（2015 年）

​虽然比特币和以太坊将区块链作为未来社会的（可编程）金融基础设施，但大公司和保守派依然对这些法律之外的代币持保留意见。然而，他们又承认区块链技术作为公共账本可以提升效率的价值。

2015 年底，IBM、英特尔、摩根大通和其他几家大银行宣布，他们打算与 Linux 基金会共同组建开放账本项目（Open Ledger Project）。目标是使用区块链来 “重新想象供应链、合同和其他关于所有权和价值的信息在数字经济中的交换方式”。

很快在 2016 年 2 月，Linux 基金会宣布启动 Hyperledger 项目，这是一个开源项目，旨在推进记录和验证交易的区块链技术。30 个创始企业成员包括 IBM、英特尔、摩根大通、埃森哲、区块链、CME 集团、ConsenSys 等。IBM 的 Hyperledger Fabric 和英特尔的 Hyperledger Sawtooth 是 Hyperledger 孵化的第一批项目。

Hyperledger 与比特币和以太坊等其他区块链有两个主要区别。

首先，Hyperledger 并不推出加密货币，而是想利用区块链技术创建工具，为现实世界的工业需求建立一个分布式账本。例如，在几秒钟内交换汽车产权或在销售时向零售供应商付款。

其次，Hyperledger 技术并不向所有人开放。只有由用户社区选出的公司才能进入账本、生成交易、甚至做认证工作。相反，在比特币网络中，每个矿工都可以产生交易，而且没有拒绝的选择。

这种区块链被称为联盟链，只有被预先许可的节点才能参与进入，通常用于在组织间建立共识的系统。而公有链的代表则是比特币，任何有互联网连接的人都可以访问。

大公司就是这样谨慎地拥抱区块链，同时反对比特币的。

“我对加密货币没有强烈的看法，但我认可区块链作为合同和供应链以及物联网的解决方案”，IBM 研究员 Jerry Cuomo 说。”我认为比特币是区块链的一个有趣的应用，但除此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应用和更广泛的用例”。

然而，与公有链快速增长的市值相反，联盟链营收艰难，逐渐被市场抛弃了。

2017 年，超过 15 个成员减少了对 Hyperledger 的资金支持或离开了项目，其中包括 CME 集团和德意志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所运营商。

2017 年 12 月，比特币价格达到创纪录的 18000 美元，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初创公司的融资迅速增加。与此相对地，联盟链还没有一个成功的大型项目，这或许解释了 Hyperledger 的融资和成员离开的原因。

DCG与公有链：为机构投资者买币打开大门（2012 – ）

​除了联盟链，大公司也在寻找其他方式参与到这个新趋势中。

2015 年，Visa、美国运通和纳斯达克都对区块链表现出兴趣，并投资了相关公司，如 Chain，一个供开发者在区块链之上构建的企业平台。

万事达卡（MasterCard）迈出了更激进的一步。2015 年 10 月，它投资了 Digital Currency Group，一个由 SecondMarket 的创始人 Barry Silbert 主导的、投资比特币和数字货币公司的机构。这是 MasterCard 首次投资数字货币，这也将在日后被证明是一个成功的决定，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数字货币集团（DCG）及其创始人 Barry Silbert 开始站在区块链的舞台上。自 2012 年以来，他们不断建设甚至领导这个行业，不遗余力地说服监管机构和教育公众。

Barry 是如何跳进兔子洞的

作为一个传统金融领域的银行家，Barry Silbert 在 2004 年创立了 Restricted Stock Partners，2008 年更名为 SecondMarket，做用于交易各种类别的非流动性资产的二级市场，包括破产债权、创业股票、私人公司股票和政府借据等等。

直到 2012 年，Barry 才下定决心将他的投资组合扩大到比特币。

Barry 是在 2011 年一篇关于丝绸之路的文章中第一次听说比特币的。作为一个金融科技企业家，他起初并没有从技术角度看待比特币，而是在读了查尔斯的《在困难时期投资的非常规指南》一书后，决定对比特币进行研究。

在后金融危机的阴影下（2008 年的雷曼兄弟和 2010 年的希腊债务危机），Barry 相信会有不相关的另类资产，在可能的另一轮金融灾难中表现良好。

尽管他认为比特币可能是一种有前途的另类资产，但 Barry 仍然对其缺乏监管和许多其他缺陷持怀疑态度。

他花了 6 个月的时间才接受比特币。开始是不屑一顾，然后是怀疑，然后是好奇，在充分研究和实际投资后，终于在 2012 年得出结论：比特币可能真的有潜力拯救世界。

他于是开始做布道者，帮助推广比特币的使用。他尽可能地让朋友和员工使用比特币，比如用比特币购买亚马逊礼品卡。

然而，这显然是不够的。Barry 很快意识到，为了让比特币获得成功，你必须拥有钱包、交易所，以及加密货币生态系统中的许多其他东西。所以他从比特币转向投资相关公司，包括 CoinLab、Bitpay 等等。

对 Barry 来说，用投资 BTC 赚来的钱投资比特币基础设施是最重要和最明智的决定。这不仅因为基础设施对比特币的成功至关重要，而且还因为投资好的数字货币公司不仅可以吃到比特币的红利，还可以分散只投比特币的风险。即使最后成功的不是比特币而是其他币，他也可以因此获益。

吸引大资金：让加密货币投资变得简单和安全

2013 年，Barry 与 SecondMarket 一起创办了比特币投资信托基金（GBTC），参与者还有来自 Social Capital 的 Chamath Palihapitiya、FirstMark 的 Lawrence Lenihan 和前国会议员 Scott Murphy。他们以 100 美元左右的价格购买了 300 万美元的比特币，最终从这笔投资中赚取了数亿美元。

2015 年，SecondMarket 卖给了纳斯达克，Barry 于是辞去了 SecondMarket 的工作，成立了 Digital Currency Group（DCG）。DCG 的目标是投资于数字货币和区块链生态系统中的公司，推动建设一个更好的金融系统。

它最初由两个业务组成：比特币场外交易公司 Genesis 和数字货币资产管理公司 Grayscale Investments，后者管理着 GBTC 以及其他多元化数字货币投资组合。

DCG 的第一轮投资者都鼎鼎有名的大机构，包括投过区块链的 CME Ventures，FirstMark Capital，还有从未接触过区块链的贝恩资本风险投资公司，CIBC，万事达卡，纽约人寿和许多其他传统公司，对他们来说，DCG 是数字货币和区块链领域的第一笔投资。

2016 年，DCG 开始初露锋芒。在当年区块链行业的所有 13 亿的融资中，70% 是由 DCG 投资的公司筹集的。

除了风险投资之外，DCG 更重要的价值是在合规方面为机构投资者解决了难题。

很少有人知道机构投资者买比特币有多难。从注册、购买、转让到存储加密货币，每一步都需要大量的合规工作。然而，DCG 通过 Grayscale Investments 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参与这个行业。

通过投资 Grayscale Bitcoin Trust、Ethereum Trust 或任何其他 Grayscale 产品，企业可以间接、合法、安全地购买数字货币，并获得所需的每项备案或服务。

Grayscale 为传统投资者购买加密货币资产打开了大门。它不仅让投资巨额的加密货币成为可能，而且还提供了活跃的双边市场 OTCQX，供各类投资者购买或出售。

2015 年，GTBC 在 OTCQX 上市，这是美国最规范的 OTC 交易所。自从 2017 年以来，GBTC 连续被评为 OTCQX 市场的表现最出色的前 50 名标的，从 2013 年到 2021 年的回报率高达 26293%。

随着大公司进场，Grayscale 的也迎来了惊人的发展速度，其资产管理规模在 2021 年达到 310 亿，是 2020 年前的 6 倍。

从 DCG 的历史中，我们能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监管和合规对加密货币推广的重要性。之后我们将看到 DCG 及其合作伙伴和投资组合如何继续说服监管机构，以及立法者是如何逐渐改变他们的想法的。

通往主流的道路：USDC、区块链协会和来自委内瑞拉的警示

​USDC 和区块链协会：主动合规和游说，也因此创造商机（2018 年）

2014 年 3 月，DCG 投资了 Circle，这是一家点对点支付公司，用于便捷地交换、存储、发送和接收比特币。

当时，移动支付刚刚开始流行，PayPal 的 Venmo 等很多公司都在做绑定银行账户和用户个人资料的生意。而 Circle 切入了比特币转账的业务，为国际汇款提供了一个更方便的选择。

但与法币的稳定价格相比，用比特币支付的波动太大。不仅如此，法币到加密货币的转换也是一个问题。

这些正是 Circle 想解决的问题。2018 年，Circle 推出了美元稳定币（USDC），这是一种用法币抵押的数字货币，可以在任何时候用 1 个 USDC 赎回 1 美元。

USDC 兼具数字货币的效率和法币的稳定。作为一种可编程的数字货币，它可以无摩擦地流通并安全地转换为法币，推动全球项目和业务的发展。同时，它提供了链上交易、借贷、风险对冲等等功能，给开发者了一个在区块链应用中使用真实世界货币的选择。

不过，所有这些好处都基于它在监管和合规方面的可靠性。因此，从一开始，Circle 就意识到，健全的治理和透明的合规性是其首要关注的问题。

Circle 的前辈 Tether（USDT）就是因被怀疑储备不充足而被调查的。在它的教训之下，USDC 要求保持对应法币的全额储备，并与各种金融机构合作运营。

Circle 与 Coinbase 一起创建了 Centre 联盟，制定稳定币的开放标准，成为发行者的条件包括许可、合规、技术、运营，法币储备的保管等等诸多审核。

在 2020 年和 2021 年期间，随着比特币价格从 7000 美元上涨到 60000 美元以上，合规的稳定币随着机构投资者的涌入而需求大增。USDC 的市值从 2020 年的 5 亿增长到 2022 年的 530 亿，仅次于 USDT。

USDC 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它意识到合规性在所谓的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市场中是多么关键，因为做好了合规，可以大大刺激加密货币的采用率和市场扩张。

除了自己的业务，Circle 也努力说服立法者，呼吁行业制定明确的标准。

2018 年，区块链协会成立，其成员包括 Circle、Coinbase、Protocol Labs、DCG 和 Polychain Capital。这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非营利性行业协会，旨在与政策制定者进行对话，推动区块链生态系统的有意义的变化。

2019 年，Circle 首席执行官 Jeremy Allaire 作为唯一的加密货币行业代表参加听证会，在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前陈述了该行业对监管清晰度的需求。

他的一些观点包括，政府不可能禁止加密货币，因为它们存在于互联网存在的任何地方。其次，明确的法规对加密货币的推广非常重要，政策应该跟上创新的步伐，否则美国会落后，无法获得区块链技术的经济利益。

通过企业家的努力以及他们与政策制定者的对话，从国会到 SEC 的监管机构逐渐改变他们对加密货币的看法。比特币从违法交易的污名中逐渐生长出值得关注的创新，可能会使国家甚至世界受益。

加密货币作为武器：帮助委内瑞拉逃脱美国的经济制裁（2017 年）

国际冲突将加密货币带出了科技金融行业，显示出其政治意义，并让监管机构意识到不得不采取行动了。

委内瑞拉是南美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坐拥巨大石油储量。石油推动了委内瑞拉的崛起，并主要支撑着它的出口和政府收入。

然而，由于糟糕的政策和政治不稳定，该国在恶性通货膨胀、基本商品短缺、严重犯罪和腐败以及其他民生危机中挣扎。2016 年，委内瑞拉经济萎缩了 8%，通货膨胀率高达 481.5%。

美国的制裁使情况更加糟糕。自 2017 年以来，美国宣布在委内瑞拉境内外制裁与马杜罗政权（后来在 2018 年成为委内瑞拉总统）有关的人员、企业和石油实体。

2018 年，美国进一步对委内瑞拉实施更广泛的经济制裁和金融禁运，包括禁止从委内瑞拉出口原油，并将该国的金融系统排除在 SWIFT 之外。

随着恶性通货膨胀和美国的制裁扰乱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加密货币作为一种武器和工具出现。人们用它发送汇款，保护工资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并帮助企业在迅速贬值的货币中管理现金流。

2017 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推出国家支持的加密货币 petro，可以用来向退休人员支付小额款项，并被政府宣传为兑换石油和黄金的货币。

除了 petro，其他主流加密货币也被用来作为日常支付工具。甚至餐馆和超市都接受比特币作为付款方式。

“没有人会告诉你 ‘ 每天晚上做账的时候，我们会把玻利瓦尔（委内瑞拉的基本货币单位）兑换成比特币 ‘，但是这种情况就是正在发生，” 接受路透社采访的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奥尔莫斯说。

2020 年，美国修改了其行政命令，将加密货币加入名单，进一步禁止美国人用前马杜罗政权发行的任何数字货币进行交易。同时，用比特币、以太坊或任何其他加密货币支付的企业也可能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

然而，它能成功吗？

与大银行相反，加密货币是无国界的，去中心化的，是一个不受单一政府控制的虚拟空间。2021 年 6 月，玻利瓦尔的业务在币安上涨了 75%，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其员工分布在 40 个国家，没有总部。

美国政府第一次遭遇自己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制裁被规避，而且还是通过加密货币。

委内瑞拉为美国政府敲响了警钟，加密货币不仅是一种生意或技术，也是一种有可能破坏其在全球舞台上的政治实力的武器。

拥抱监管，争取合法地位：监管大爆发、FTX、Solana 和拜登的大额捐赠者 SBF

​一轮监管打击后，为合法性而战（2019 年）

在 2014 年 Mt.gox 交易所被黑客攻击和 2017 年 ICO（首次代币发行）骗局之后，加密货币世界里越来越多的人在想办法，如何在没有政府的空间里确保基本的规则存在。

加密货币交易所抓住了这个机会。

2019 年 1 月，Binance 与 OKEx 和 KuCoin 等其他交易所一起重新开放了其 IEO（首次交易所发行）的平台，为其平台上的代币提供了额外的安全和可靠性，以进行交易和买卖。

IEO 是 2019 年初最热门的代币筹款趋势。通过佣金和交易费，交易所作为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中介赚取了巨额利润，并在上市新的创业公司代币时扮演了法官的角色。

对交易所面临一个利益权衡：是列出更多的代币以获得高额费用，还是列出更少的代币以获得更高的可靠。虽然 Binance 的首席执行官赵长鹏说，他们一直在努力成为加密货币中最有道德的交易所，但监管机构并不认为一个由利润驱动的私人公司可以承担公共责任。

不出所料，监管机构很快就开始行动了。

2019 年 7 月，Binance 被禁止在美国运营，并开设了 Binance.US 以遵守当地法律。在宣布审查用户账户以确保他们遵守 Binance 的使用条款和了解你的客户（KYC）程序后，它随后表示，”Binance 无法向任何美国人提供服务。”

与此同时，加密货币交易所 Bitfinex 和最大的稳定币 Tether 被纽约的顶级律师指控，调查它是否在发行每一个 tether 代币时都持有一美元的现金。纽约总检察长称，Bitfinex 从 Tether 的现金储备中使用了至少 7 亿美元来掩盖 8.5 亿美元的损失。

加密货币发行人也在担心美国监管机构是否会认定他们的代币是一种证券——那就要受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证券法的强力约束。

2019 年 4 月 3 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框架，其中代币被定为证券的标准是通过 Howey 测试。要被视为实用代币而不是证券，代币必须只用于消费，大大限制了实用代币的用途。根据 Howey 测试，当有资金投资、有共同的企业、有通过努力获得利润的合理预期时，代币被监管机构视为证券。

在监管的严厉打击下，美国的加密货币企业家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合规的价值有多大。他们不断游说监管机构，说明加密货币的好处和其不可逆转的趋势。当他们敦促监管的确定性以确保美国在金融和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时，他们同时也在为自己的合法性而战。

2019 年 7 月底，加密货币行业、金融和法律的代表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介绍了数字货币的类型、基础设施、应用，以及每种货币的潜在好处和坏处。

虽然 Circle 的首席执行官为其在支付系统中的创新而争辩，并呼吁该行业需要监管的清晰度，但参议员主要担心如果将这些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交给华尔街或一些科技公司，可能会给他们机会从普通美国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并会破坏这种关键的公共基础设施。

然而，这并不是说法规只能是非黑即白的，或者法规应该越多越好。相反，当务之急是澄清法规并使其适应一种新的资产，从而为加密货币市场的消费者和企业提供监管的确定性。

特别是考虑到国际竞争，新加坡等一些国家已经将开明的监管作为吸引加密货币企业和技术人才的一种方式。

对于这些无法被禁止的数字资产，美国监管机构开始意识到这是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如果他们作为一个国家，不在这项技术上领先，中国或其他国家就会这样做。

机构投资者涌入，加密货币爆发（2021 年）

经过多年的布道，加密货币爱好者们已经让监管机构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更重要的是，大量机构投资者涌入这个领域，也因此出于自身利益一起加入到游说监管的队伍里。

​

2019 年第二季度，Coinbase 上的机构交易量首次超过零售量。此后的每个季度，该交易所的机构交易量都超过了零售量。

2021 年，随着又一轮牛市的到来，美国的加密货币政策出现了一个积极的转折点。

2 月，美国总统拜登提名 Gary Gensler 为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SEC）主席。在 SEC 工作之前，Gensler 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教授 “区块链和货币” 课程。他被认为是数字货币政策方面的专家，对加密货币比较友好。

不久之后，加密货币行业出现了几个里程碑，这使机构投资者的参与方式拓展到灰度（GBTC 等）产品和 CME 期货市场之外。

4 月，当时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标志着第一家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主要加密货币公司。Coinbase 的上市为传统投资者以间接方式投资数字货币打开了大门，这是加密货币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

2021 年 10 月，第一个正式的比特币挂钩 ETF（交易所交易基金）——Proshares 比特币策略 ETF（BITO）获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作为一个比特币 ETF，BITO 购买并持有比特币以对应比特币的表现，这不仅提供了一个熟悉的方式来获得比特币的回报，而且还提供了 ETF 的流动性和透明度。

除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许多其他政治家和监管机构也专注于加强市场诚信和促进创新。CME 增加了他们稳定的加密货币期货，推出了 ETH 期货和面向小型投资者的微型 BTC 期货。

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与 Bitfinex 和 Tether 达成和解，结束了对稳定币发行商储备的两年密切关注的调查，这对加密货币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和解条款，Bitfinex 和 Tether 将不承认任何不当行为，但将支付 1850 万美元，并在未来两年提供关于其储备的季度报告，这个判决对 Tether 而言是个好事。

迈阿密市长甚至在把他的城市作为加密货币创新的中心来营销，提出要以加密货币支付公共雇员和接受税收。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还赢得了迈阿密热火队主场的冠名权。

随着法规为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准入和确定性，Crypto 在 2021 年迎来了寒武纪大爆发。

许多传统的金融服务公司恢复了自 2017 年 ICO 泡沫破灭以来被搁置的加密货币交易工作，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和纽约梅隆银行。同时，特斯拉、Microstrategy、美图、Paypal、Visa 以及更多的企业和商家采用加密货币作为他们的资产储备。

根据 Coinbase 的数据，机构投资者作为一个整体在 2021 年交易了 1.14 万亿美元的加密货币，高于前一年的 1200 亿美元，是个人投资者 5350 亿美元的两倍多。更重要的是，主流对冲基金也开始向加密货币倾注数十亿美元。

监管机构积极投入精力研究这个新市场，并提出法规，既要规范又要培育一个有前景的行业。

就像社会取得的每一个进步一样，这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新问题的产生，监管机构将始终跟上技术的步伐。

2022 年，随着稳定币 UST 与 LUNA 的崩溃和 USDT 的波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透露计划将其加密资产和网络部门的规模扩大一倍，并表明决心推动更多的加密货币监管，特别是对稳定币的监管。

双赢合作：主流基金投资 FTX 和 Solana

除了推动监管，政府还可以以投资的方式深入参与行业的发展。

在整个加密货币崛起的过程中，美国都进行了深度的参与和培育，最终从这个行业中获益。FTX 就是美国如何通过投资新技术来扩大其主导地位的一个例子。

在 Binance 于 2019 年被美国政府驱逐的同时，另一家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成立，随后在短短两年内超过 Coinbase，成为交易量第二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总部位于巴哈马的 FTX 由 Samuel Bankman-Fried（SBF）创立，他曾是量化交易公司 Jane Street 的交易员。FTX 发展极其迅速，其估值从 2020 年的 12 亿飙升至 2021 年 10 月的 250 亿美元，比 7 月份的最后一轮融资上涨了近 40%。

在 FTX 庆祝融资的同时，Binance 正与监管机构发生纠纷，导致多家欧洲支付处理商停止了与这家加密货币交易所的业务往来，严重影响了 Binance 关键功能的运作。

与 Binance 历史上与监管机构的恩怨相比，FTX 在与监管机构建立关系方面似乎更加游刃有余。SBF 的爸妈就是斯坦福大学的法律教授。

2021 年 7 月，SBF 在被问及政府关系的策略时说，他认为很多监管机构的目标并不是要整垮企业，而是要找到一些方法，帮助行业发展，同时也在他们认为重要的行业中确保他们的控制力。

这正是美国政府所寻求的：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中拥有控制权并培养自己的伟大企业。

随着 Binance 被驱逐并跑到新加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FTX 在与美国监管机构的合作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2020 年，SBF 为拜登捐款 522 万美元，是他的总统选举活动的最大捐助者之一。

FTX 也一直在吸引更大的主流投资者。根据信息，其最新一轮融资包括安大略省教师退休金计划委员会、老虎全球管理公司和贝莱德，随着 FTX 的估值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飙升了 25 倍，他们都得到了巨大回报。

一些大型基金也加倍投入。新加坡政府拥有的淡马锡控股公司和红杉资本在 7 月的 B 轮融资和 2021 年 10 月的融资中都有投资。

FTX 在美国的成功表明，加密货币和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零和游戏，而是潜在的双赢合作。

美国的主流投资者也从投资一些成功的加密货币企业和初创企业中获益良多。

USV 是 2003 年成立的美国最好的风险投资公司之一，其 LP（有限合伙人）是美国最大的一些主流投资者，如马萨诸塞州养老金储备，德克萨斯大学/德克萨斯 A&M，以及华盛顿州投资委员会。

USV 比大多数公司更早涉足加密货币。它在 2013 年投资了 Coinbase，在 2021 年直接发行时拥有其 8.2% 的 B 类股份。其他押注加密货币的公司包括 Polygon、Algorand、Dapper Labs、Protocol Labs 和 Multicoin Capital，后者是一个加密货币创业基金，是 Solana 的早期投资者。

据资料显示，Multicoin Capital 与 Race Capital 创始人、500 Startups 和其他早期支持者一起，从 Solana 的投资中获得了巨大收益，其价值约为最初销售价格的 4300 倍，有些获得高达 10 亿美元的回报。

一些代币价格令人难以置信的飙升，解释了为什么更多的风险投资基金想要持有这些资产，传统的风险投资公司，如 Andreessen Horowitz 和红杉资本甚至正在改变他们的法律结构，以持有更多的数字资产。

随着国内加密货币市场的蓬勃发展，美国监管机构越来越清楚，他们应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或监管或投资，以加强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以及技术和经济竞争力方面的领先地位。

2022 年 3 月，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关于 “确保数字资产负责任发展” 的加密货币行政命令。他强调了发展加密货币的战略重要性，以便 “‘ 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持续领导地位将维持美国的金融实力并促进美国的经济利益。

三个历史的岔路口：区块链的价值何在 

​回顾历史，区块链曾经走过三个岔路口。

第一个是选择比特币还是以太坊。

虽然以太坊是受比特币的启发而创建的，但人们对哪一个会在未来蓬勃发展持有不同的看法。历史逐渐表明，与提供单一用途的比特币相比，以太坊引入的可编程资产的活力是无穷的。

换句话说，以太坊为区块链打开了一扇可能性的大门，它的用途和价值远远超过了货币。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所有创新和数字资产，如 DeFi 和 NFT，都是基于以太坊无需许可的数字基础设施实现的。

​第二个是选择联盟链还是公有链。

起初，美国和中国等国家都在努力鼓励和探索联盟链的使用案例，认为这是提高传统行业效率的一种方式。然而，当中国还在坚持联盟链的时候，Hyperledger 项目已经逐渐瓦解，美国市场也明确转向了前景广阔的公有链。

为什么联盟链会失败？

有人可能认为，这是因为区块链技术在供应链等传统行业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应用。但这些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探讨区块链的真正价值到底在哪里。

加密货币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数字化，一个是无需许可，这两个特点让他成为了在数字世界中创造资产的金融基础设施。

通过创造一种新的数字资产，加密货币和代币化经济彻底改变了生产关系（比如 Web2 中的平台与用户），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资本流动。

每个人都可以以无需许可的方式创造或拥有数字资产，并且进行无摩擦的转移，在无国界的虚拟社区中融资。所有这些财富和创新的机会导致了对创新的巨大刺激，也重构着传统的金融体系。

换句话说，区块链的诞生是为了创造新的资产，而不仅仅是改善信息和效率。

区块链的历史也表明，只有当区块链被用于创造资产或改善这种金融系统时才会成为爆发点，比如加密货币和 NFT 的热潮。

就缺乏监管的缺陷而言，在底层无需许可的基础之上，还可以通过 KYC 或其他监管程序尽力防止诈骗行为。同时，虽然起始于数字资产，但今年 x-to-earn 的新风向也意味着，数字货币也在向现实世界渗透。

与此相反，当联盟链在底层就需要许可和监管时，就没有人去用了。这样不能带来更多创新和新资产的产品，最终成为卖给企业和政府的金融服务业务，苦苦挣扎。

例如，当一些公司努力将区块链与现实世界的供应链或房地产相结合的时候，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是 Bored Ape 和它在元宇宙中的原生数字土地。

加密货币只有在成为底层的时候才有意义。将加密货币添加到传统资产之上甚至可能降低其效率。

​最后的岔路口是不同国家监管机构的抉择：禁止加密货币，还是支持并将其视为潜在的增长来源。

一些国家，如马耳他、新加坡和瑞士，是努力成为加密货币中心的先驱者。其他国家则站在十字路口的中间，允许加密货币的发展，同时制定法规以尽量减少风险。

随着加密货币的巨额投资和急剧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这一趋势并做出了决定。美国的监管机构是那些开始改变态度的典范，他们从怀疑到帮助并控制这个行业。例如，在 Tether 和 USDT 的案例中，美国监管机构最终以罚款的方式与 Tether 和解，而不是永远封锁它。

创新者总是勇往直前。只有选择拥抱新事物的人，才会被它选择；只有努力追赶浪潮的国家，才有能力定义它。

By Yikiiiii

众所周知，中国有四个最神秘的陵墓，一个找不到，一个挖不动，一个不敢挖，一个挖了十年。找不到的是成吉思汗墓，挖不动的是武则天乾陵，不敢挖的是秦始皇陵，而挖了十年的是一个较少有人提及的低调大墓。可它却创下了中国考古史上的五个之最，今天咱们就来聊聊秦公一号大墓。

1976年，这座古墓被考古学家发现的故事极具戏剧性。

由于秦国地处西部，现代考古学家欲知秦国人到底属少数民族还是华夏子孙，于是在陕西到处走访考察，然而长久以来“颗粒无收”。

偶然间他们听说，在宝鸡凤翔南指挥村有块土地，无论雨水多寡肥料多少收成都很差，有个人想从这块地上挖点土给土屋补墙，却发现挖出的土颜色不同。

敏感的学者们意识到老百姓说的“颜色不同的土”可能是“夯土”（被打实的泥土），立刻前往该地，果然挖掘出了一座占地近两个标准足球场面积大的、深度达二十余米的巨大古墓葬——“秦公一号大墓”。

陵墓中打实的夯土能够保护墓穴不被渗水。

直播时，记者在挖出的小坑中倒入水试验，水被满满盛着，没有出现肉眼可见的减少。

随着挖掘工作的深入，考古人员们发现这个墓竟然已经有了247个盗洞，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汉代，一直到唐宋和明清时期，让他们不由得心头一凉。

不过幸运的是即便大件青铜器所剩无几，出土珍贵文物依旧达到3500多件，其中还包括最重要的刻有290多个篆文的石磬（古代乐器）。

这让不少网友惊呼出声：被盗了247次还能有3000多件文物，那之前到底是有多少陪葬品啊……简直难以想象。

最关键的，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和文字的解读，学者们终于证明了秦人的族属为华夏子孙，而非少数民族。

由于盗墓情况严重，考古人员在清理棺椁的时候，开棺以后并没有发现遗骨，徒有一个股骨，这让探求墓主人真实身份的难度大大增加，几近于零。

又是一个“意外惊喜”，考古人员们发现刚找到的刻有铭文的石磬上有着关键信息。

铭文上有话——“共桓是嗣”，意思就是“秦共公和秦桓公的继承人”，即秦景公，墓主人的身份终于得知。

1974年，自秦始皇兵马俑被偶然发现之后，考古界就掀起了一阵研究秦史和秦文化的热潮。先秦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00多年的西周时期。

周孝王时，秦人的祖先在首领非子的带领下，居住在西犬丘，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礼县一带。那时的秦人过着畜牧业生活。后来，周孝王看重非子一族养马的特长，封非子为“附庸”。西犬丘就成为了秦人的封地。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秦人“九都八迁”，不断地将都城向东迁移。

从西犬丘，到汧邑，平阳，雍城，摆脱西北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外族的威胁，直到公元前350年定都咸阳，最终建立了统一天下的大秦帝国。如果说，当初在陇东甘肃地区秦国拉开了自身发展的历史序幕，那么后来向关中挺进，尤其定都雍城之后，才真正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强国之梦。而雍城，作为秦国定都时间最长的都城，有“水上秦都”之称，曾经有19位秦国国君再次执政。因此，雍城也成为了上个世纪考古队勘察的重点地点。

雍城位于今天的陕西宝鸡凤翔县。1975年，陕西省考古所的一支考古队带着发掘秦代墓葬的目的，来到了这里。可是他们忙活了整整一年，几乎走过了关中山脉的每个角落，仍然一无所获。就在考古队员有些心灰意冷的时候，凤翔县南指挥村的一个村民悄悄跑来，给考古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他说村子南侧的麦田有一块奇怪的荒地，无论雨季旱季，地上打不了粮食。周围的庄稼都长得很旺盛，只有那块地显得格格不入。这个村民有一次想从荒地里取点土，修补自家院墙，可没想到挖出来的土即坚硬，还夹杂着一些青红色的不明物质。

听了这话的考古队员兴奋无比。他们抄起洛阳铲，就来到了荒地，立马着手勘测。一铲子下去，带出来的全是五花夯土，下面果然有墓，考古队员简直激动得热泪盈眶。

要知道土质是判断墓葬的一个重要指标。原生土，即使经过几千年，土色都是一致的。而五花夯土是由生土和墓内的白膏泥或木炭等结合，经过人工夯打而成，土质坚硬，不同于生土的自然状态。可以说挖出了五花夯土，地下有古墓，就八九不离十了。

很快，考古队员们大致摸清了这个地下工程的形态，可所有人都被这座古墓的规模震惊了。大墓呈一个诡异的“中”字型，有两条东西走向的墓道，和一个长方形墓室组成。全长将近300米。 东墓道长156米，西墓道长85米。墓室 东西长59.4米，南北宽38.5米。主体墓室分三层，呈现一个倒金字塔状，总深24米，相当于一个8层楼的高度。

大墓总面积5334平方米，相当于一个国际足球场那么大。此墓比河南安阳侯家庄商代王陵大10倍以上，比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大20倍，是迄今为止，已经被考古挖掘的最大规模的陵墓。如此规模的古墓，墓主人绝非常人。因为宝鸡凤翔是先秦都城雍城的所在地，此墓又是被发掘的第一座古墓，因此被命名为“秦公一号大墓”。

在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大型的挖掘器械，而且考古是个细致活，陵墓的挖掘工作只能靠人工。就这样，墓葬里的土，靠着工人们，一车车的，如同蚂蚁搬山一样，拉出去。光夯土就挖出了8万立方米。整个陵墓的发掘工作从1976年开始，到1986年结束，耗时10年。可挖掘的过程中，考古人员们还是看到了他们最不想见到的一幕，墓葬周围发现了大大小小240多个盗洞。此墓也没能逃过史上盗墓贼们的黑手。而最让众人感到惊叹的是，随着夯土一点点被移除，墓穴中出现了大量的人骨遗骸。他们各个都是在埋葬之前就已经身首异处。正是这些神秘的尸骸，揭开了古代最为残酷的殉葬制度的面纱，那就是人殉。

● 人殉

考古队员先在大墓第2层台基处，发现了一个狰狞的头骨，他嘴巴大张，好像死前经历过极大的痛苦，在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什么。随后，在头骨发现不远处，又找到了一节折断的胳膊残骸。顿时整座古墓蒙上了一层恐怖的氛围。经过连续几天的工作，在二层台的泥土中一共清理出20具人骨遗骸。这些尸骸都无棺无椁，位置杂乱无章。他们应该就是传说中用来祭祀的人牲。人牲还与人殉有所不同，他们是殉葬制度中最悲惨的牺牲品。顾名思义，就是把人当作牛羊猪等牲畜一样宰杀掉，供奉给祖先的神灵，祈求征战的胜利，保佑国家的长盛不衰。被杀的人牲多是一些战俘和奴隶。然而，这20具人牺牲还不是最让人感到震惊的。

在清理完三层台的泥土之后，秦公一号大墓的全貌展现在众人面前。最底层的中间位置是庞大的主椁室，旁边还有一个副椁室。

在椁室周围摆放了整整166个棺木。棺木被打开后，里面全是蜷缩下肢的殉葬之人。其中有72具殉人被摆放在靠近棺椁室的位置。棺木大而宽厚，被称为“箱殉”。考古人员猜测这72具箱殉应该是身份稍高的姬妾和近臣。在72具 箱殉的外围是94具细长狭窄，质地单薄的棺木，被称为“匣殉”。 匣子中的94人应该是身份较低的丫鬟或者奴仆。在处理这些棺木时，考古人员发现，当时的丧葬习俗是“岁以髹漆”，也就是说死者多少岁，就会在棺木上刷多少层漆。这166具殉葬者，年龄最大的5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十几岁。可他们在棺木中的姿势却十分奇特。全部都是蜷缩着下肢，用布或绳索紧紧捆绑。

但是并没有发现外伤的痕迹，而且形体安详，好像丝毫没有经过痛苦的挣扎。那么这些人在殉葬的过程中是如何集体死亡的呢？后来专家们，在这些骨骸中，发现了严重超标的汞元素和砷元素。砷，是剧毒砒霜的主要成分。也就是说，这些殉葬者，可能是集体喝了含有砒霜的毒酒，毒发时间快，来不及挣扎就死亡了。

人殉制度，起源于原始社会，在奴隶社会达到巅峰。特别是殷商时期最为鼎盛。西周承续殷商，继续实行人殉。到了东周春秋战国时代，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人殉逐步减少，但从未真正杜绝。尤其是由于地处西垂的秦国，依然长期保持着对灵魂的崇拜和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尊卑观念。认为主人去世后，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殉葬者下肢蜷缩的姿势，也代表了他们的奴隶阶级。面对主人，即使到了阴间，也要屈膝下跪。

不仅仅是人殉，大墓东侧墓道的南边，还有一个“车马坑”。2019年3月正式启动了发掘工作。根据勘探资料显示，坑内埋有3列真车活马。活人、活马、真车陪葬，墓主人还真是下得了狠手啊。那么他究竟是谁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 黄肠题凑

时间来到了1986年，经过了10年的挖掘，中央椁室的棺顶才露出土面。与此同时，另外几路考古队已经在宝鸡凤翔县又发现了十几座秦国古墓。秦雍城遗址，包括墓葬和其他居住区遗迹，渐渐地浮现在了世人眼前。而“秦公一号大墓”也在雍城遗址的范围以内，由此推断，它也是一座秦墓没跑了。

考古队员们小心地清理掉椁室周围的青膏泥和积炭，看到了一座如同平顶木屋般的主棺椁，面积约90平方米。主棺椁的西南处还有一个副椁室，是存放大件随葬器物的。整个棺椁全部由一根根四方木头组成，边缘有榫头伸出，全椁没有一枚金属钉。每根木头都是上好的坚硬柏木心儿，规格一致，横截面都是边长21厘米的正方形。专家们都惊呆了，这就是传说中，比金缕玉衣更加奢华的丧葬形式，黄肠题凑！

黄肠题，是古代天子帝王级别使用的棺椁，属于最高等级的墓葬，东汉之后就逐渐失传了。一旦攻破，里面的随葬品必定堆积如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秦公一号大墓周围的盗洞足足有240多个。所谓黄肠题凑的“黄”指的就是材料选择的是上好的黄心柏木。“肠”是指将柏木去皮，只留木心。“题”指的是木头的端头，在棺椁四周形成了榫头，便于多人搬运。因为会黄肠题凑的棺椁，里面陪葬物品的数量不容小觑，重量自然不轻。“凑”则指的是木条严密整齐的摆放形式。它对工艺的要求极高。木头表面必须打磨光滑，稍有不平之处，便不能做到严丝合缝，坚固不摧。秦公一号大墓整套椁具，用了680多根百年以上的黄心柏木。据推测至少需要300亩森林才能凑齐这些木料。恐怕只有天子皇家的财力才能做到了。可雍城是诸侯国秦国的都城，春秋时期，黄肠题凑是周天子专有的葬式，在雍城怎么可能会出现天子墓呢？

让考古队员们感到震惊的还不仅仅是黄肠题凑本身。当一根根椁木被抬出大墓时，一个考古队员，惊奇地喊道，“快看木头上闪着银光啊！” 一开始大家以为木头上应该是被镶嵌了银饰品作为装饰。后来，经研究，考古队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这些木头是经过金属浇灌的。而且被浇灌的金属是铅，锡和白铁的合金。也就是说，在几千年前，古人已经掌握了复杂的合金技术，懂得用浇管金属为木材防腐。更让人称奇的是，椁木上没有任何烧焦的痕迹。理论上，铅，锡和白铁合金的熔点要比木材的燃点高很多，秦人是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将液态金属直接浇灌到木材上的？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
与此同时，当椁木一根根被移除后，众人都傻眼了。光主棺室和副棺室周围就有20多个盗洞。里面的陪葬物品都被偷得七七八八了。通常用来确定墓主人身份的，刻有铭文的青铜器一样都没找到。完了，忙活了10年，难道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

还好此时在棺室中发现了另外一件陪葬物品，揭开了墓主人的神秘面纱。

● 编磬

在前棺室正西的木架上，悬挂着一组石磬。别小看这组石头残片。它们被形象地比喻为中国古代的钢琴，是一种击打传声的乐器。传闻中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就是由编磬演奏的。而秦公一号大墓中出土的这组石磬，最奇特的地方就是上面带有铭文。

其中一句是“天子郾喜，龚桓是嗣”，推测此墓主应该是继秦龚公，秦桓公之后享国40年之久的秦景公。此外，另一句铭文写有“唯四年八月，初吉甲申”，应该对应的就是秦景公四年八月初的甲申日。由此，考古界目前统一的说法是，秦公一号大墓乃是秦景公之墓。

景公在位期间秦国已在雍城雄踞百年，国力日渐强大。在那个事死如事生的时代，按理说，景公墓中应该出土大量的珍宝重器。虽然墓中仍然发掘了3千多件文物，但青铜重器，大件器具都已经被盗墓者洗劫一空了。连被称为墓葬铜墙铁壁的黄肠题凑都能攻破，不得不说古代的盗墓祖师爷们，功力了得啊。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与景公墓中的文物无缘了呢？也不能这么说，事情在1992年出现了转机。

● 盗墓贼之墓

1992年5月，宝鸡市考古队在市区南郊的益门村，发现了两座春秋古墓，将其分别命名为M1，M2号墓。这两座古墓并不起眼，规格十分简陋，尤其2号墓，整个墓葬的面积不足3平方米，葬具只有一副棺椁。可是接下来的发掘让考古队员们又傻眼了。

两座古墓中陆续出土金器、玉器、铁器、料器等珍贵文物200多件。

其中金器最多，占到了半数以上。根据出土文物的样式和纹路，此墓也属于春秋时期的秦墓。可这么多黄金饰品怎么会出现在如此“寒酸”的墓葬中？这与墓主人的身份也太格格不入了。就在这时，考古队员们发现，从益门春秋墓中出土的器物，与秦公一号大墓中的出土文物十分相似。两座墓中都有出土金圆泡，金串珠，鸭首金带扣和鸟首形玉带钩的造型也如出一辙。

部分考古队员们大胆推测，益门春秋秦墓的墓主人该不会就是秦公一号大墓的盗墓贼吧？当然了，这只是一种猜测。

先秦时期，黄金器物的数量十分有限，不是王公贵族是不会将贵重的黄金制品作为随葬品的。而在益门春秋秦墓中出土的所有金器中，最让人叹为观止的就是有“秦剑之星”美誉的金柄铁剑了。金质的剑柄作镂空蟠螭纹和饕餮纹，镶嵌绿松石和料珠，其雕刻技术，镶嵌工艺让人叹为观止。

而这把金柄铁剑最有价值的还不是金，而是铁。要知道，金的熔点是1064℃，铜的熔点是1083℃，而铁的熔点为1535℃。 冶炼金属，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温度。在奴隶社会，人们所使用的燃料，大都是木材。木材燃烧的温度低，熔点高的金属根本不能熔化，无法冶炼。相对来说，金和铜的熔点要比铁低很多。所以历史上也是先后冶炼出了金和铜 ，后冶炼出了铁。铁器的出现是人类征服自然，打开能源开发之门的标志。可见，昔日的秦国早已掌握了最先进的金属冶炼技术。

除此之外，益门春秋秦墓中还出土了9件料器，也就是用加颜料的玻璃制成的器皿或者工艺品。其中由近千颗珠子串成的黑色料珠串，绿色料珠串，和褐色料珠串，精美绝伦。深埋地下几千年，仍然光泽依旧。远在五六千年前，埃及人首先发明了烧制玻璃的技术，后来传遍欧洲大陆。最初人们认为中国的玻璃也是从西方传入的。

可是专家对益门春秋墓中料器鉴定后发现，这些料器使用的是铅钡玻璃， 与西方的钠钙玻璃不同。所以说先秦烧制玻璃的技术是自成系统发展而来，并非舶来品。木材的金属浇灌技术，冶铸技术，烧制玻璃的技术，先秦可谓是掌握了古时候罕见的各种黑科技。怪不得有传闻说，秦国统一天下，背后有外星人的神助攻。

秦公一号大墓的墓主秦景公，作为秦国的13代国君，在位期间将秦国势力不断地向中原地区推进，为日后秦始皇一统六国奠定了基础。秦公一号大墓的发掘也占据了考古学上的五个之最，是迄今为止中国已被发掘的最大墓葬；主椁室的“黄肠题凑”是迄今为止发掘的周、秦时代的最高等级葬具；椁室外侧的墓碑是中国墓葬史上最早的墓碑实物；墓中出土的石磬是最早刻有铭文的石磬。可以说秦景公墓葬的规模，以及黄肠题凑的棺椁都是按照周天子的等制来完成的。原来早在景公时期，作为诸侯国的秦国就已经把他们雄霸天下的野心刻在了骨子里。

By 第一新闻、陕西日报、小乌

日本二次元圣地秋叶原，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打工者和派遣员工找不到工作，尤其是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这导致秋叶原从事身体交易的女孩子的数量增多了。疫情之下，一些女大学生就被迫坠入风尘，由美就是其中一个。

一、从女大学生到“卖春难民”

由美是静冈县人，高中毕业考入了日本一流的私立大学——驹泽大学。

第一年，就要缴纳学费、设备费及其他费用合计125.7万日元（约8.3万人民币）。

四年下来，光是学费就要412.5万日元（约27.4万人民币）。

因为父母离异，母女相依为命，家里根本没钱供她上大学。

像很多贫困学生一样，由美办了助学贷款，共440万日元（约29万人民币）。

当初，她满怀憧憬，“去东京这种大城市，想到毕业后找到好工作就能还钱了！”

走出校门后，却发现现实很残酷。

她收到了还款计划书：每月还2.6万日元（1700多元人民币），一共还20年。

看起来不多，但实际上对年轻人来说，就是一座山。

因为，即使是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大部分大学生毕业后新入职，月薪也就是20万日元左右（1.3万元人民币）。

在东京，一般房租要七八万块。

东京各地的房租水平

据统计，生活费、水电暖费、买衣服等等，七七八八，男性一月的生活花费在9.5万日元左右，女性还要再稍微高一点点。

算下来，哪怕扣扣索索，一个月开支也要16万日元左右。

这样，工作一个月下来，兜里也就所剩无几了。

由美只好打两份工。

白天，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

下班后，到居酒屋做兼职，一小时1000日元（约人民币60多元），常常得干到凌晨12点。

日复一日，劳累不堪。

难道就没有更赚钱的工作吗？

在网上搜索了一阵后，她发现的确有，那就是风俗店。

“工作简单”，挣得还多。

在一番思想斗争后，由美在周末兼职做起风尘女子。

“外卖式”风俗店关于在读大学生的广告

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又打乱了由美的所有计划：店里，没有了客人。

收入大幅减少，但贷款一分也不能少还，房租该付还要付。

万般无奈下，由美只好求助于曾经的老主顾：一位40岁有家有业的大公司职员。

由美背着风俗店偷偷联系了这位熟客。

两人每月见面2次：她差不多能拿到8万日元，刚好抵消房租等基本开支。

可随着疫情恶化，男子主动断了往来，因为“要是感染后，被家里和公司发现就麻烦了” 。

现在，由美只好转投“外卖”服务。

可如今不但客户少了，同行为了争夺为数不多的客户，单价也从一次2万日元降到了1万日元左右。

生意更是惨惨戚戚。

为省钱，她白天跟互联网公司的同事说不吃午饭减肥，也没买什么新衣服。

如果紧急状态再不解除，马上就要还不起贷款，沦落成“难民”了。

二、还有人被迫投身AV行业

像由美这样陷入困境的女孩，不在少数。

日本全国紧急状态，原则上风俗业要全部歇业。

比如，大阪的著名风月场——飞田新地在4月初宣布歇业。历史上，它只歇业过两次：一次是昭和天皇大丧，一次是去年的G20峰会。

但像这次这么长时间的歇业，历史上也是头一次。对风俗业的女孩来说，是一个巨大冲击。

歇业中的飞田新地

很多从事风俗业的女孩，为了生计，只能更进一步：工作内容比较接近的AV行业，就成为了首选。

大阪一家AV企划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从2月中旬开始，打电话咨询的人就逐渐增多，3月份人数更是暴增，每天都有新人面试。

最近，更是1天面试3个人，而在平时最多一星期只面试3到4人，有时候只有1人。

至于为何选择AV行业，一位22岁的陪酒女孩说道：因为疫情，挣不来钱，生活都难以为继。

店铺停业之后，自己只能通过电话联系接“外卖”的单子，但这个风险太大，这个时候还出来玩的人是什么情况也不清楚，太危险。

相比之下，男优（男演员）起码管理更严格，更有保障，也会更安心。

实际上，因为各行各业很多店铺歇业，大学生的兼职工作机会也少了很多。

日本著名搞笑艺人冈村隆史日前就在节目中调侃：“等到疫情过去，会有可爱的女孩子去做风尘女的，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忍耐，存钱到那时候去。”

这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冈村虽然道了歉，但他也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三、风俗业对政府来说是块不小的蛋糕

在大家印象里，日本是当之无愧的“情色大国”。

到处可见的色情杂志，游走于歌舞伎町的案内人，庞大的AV产业……

日本的风俗业可以上溯到奈良时代（公元8世纪左右）。

不过，1956年，日本颁布了《卖春防止法》，彻底禁止包括“公娼制”在内的一切卖春行为。

那为什么日本今天的风俗业，还如此发达？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风俗业不等于“卖春”。

现在的日本风俗业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就是有店铺的风俗营业，另一种则是无店铺的“外卖服务”。

有店铺的类型又能分为6种营业方式。这些店就不再只是陪喝酒聊天那么简单的服务，而会提供各样尺度不同的服务，只要办理了相关手续，就能大大方方开门营业。

但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能发生直接行为，这被叫作“本番禁止”。可实际上，共同泡泡浴却是可以的……

法律摆在那里，实际上，又会出现灰色地带。

毕竟，房间内又没有装摄像头监控，很多时候只要价格谈得好，店家为了吸引客户，风尘女倒也乐意敞开自己的怀抱。

一位现役风尘女子接受采访，介绍疫情对风俗业的影响

这两年，日本老司机们流行起新口味：无店铺类型的“外卖服务”。

日语叫做デリヘル，专指没有提供房间，女孩直接到客人定的酒店或者住所进行服务。

原则上这种外卖服务也不能真枪实战，但因为是在客户指定的地方进行，比在风俗店内被追踪的概率还要小很多，因此，很多女孩为了吸引客户成为回头客，也就从了。

这属于女孩的自愿行为，如果不幸被查到，店家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不知情。

因此，这类服务现在是红红火火。

那么，日本的风俗产业到底有多繁荣？

有组数据显示，这一行从业人数超30万人，年产出约5兆日元（3300多亿人民币），每天营业额峰值时突破150亿日元（近10亿元人民币）。

为日本贡献了0.4%的GDP。

2018年的市场规模，面积越大规模越大

英国《金融时报》曾估计，日本风俗业的年营业额与日本的年度国防预算相当。

四、更诱惑着年轻女孩

就像由美一样，日本风俗业不少女孩还是在读大学生。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钱。

和中国不一样，孩子上大学，学费、生活费基本都是父母掏。

在日本，大部分都是要靠孩子自己去挣。

因为经济不景气，日本父母给予孩子上学的援助，从1994年的12.49万日元，锐减到2016年的8.57万日元。

生活费平均每天只有七八百日元，而在日本一碗拉面往往就要600~900日元。

父母的支援越来越少，为了生活只能自己出来打工

所以，很多日本大学生就要去申请奖学金。

日本的奖学金分3种：

一种是类似国内的赠与型奖学金，这个钱后期不用还。

第二种，不要支付利息，但后期需要归还本金。

第三种，除了要还本，还要还息，而且借贷时间往往长达二三十年。

其实，第二、第三两种说是奖学金，从本质上说更像是助学贷款和商业贷款。

而恰恰第三种（类似商业贷款），还本还息，是最常见，也是最容易申请到的。

据统计，日本51.3%的大学生都借过高额贷款。

一个日本女大学生的账单

一上大学，就背上了高额贷款，还本付息。不能按时还的话，还要罚滞纳金。

连续3个月不还，就会影响征信，个人生活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连续9个月没还，法院将督促还钱。

从2004到2014年的10年间，在日本，被法院督促的事件增加了40倍。

如果不打工，完全无法生活。

日本大学四年打工学生的比例高达70%以上

而女孩就被逼走上了风俗路。

东京池袋的20岁女孩菅野舞，就是这样。

她被父母遗弃，在孤儿院长大。靠着自己努力，考上了私立大学，贷款成了上大学的唯一希望。

和国内大学提供价格低廉的宿舍不同，日本大学宿舍很少，就算有大多也很破旧，而且还很难申请到。

所以，绝大多数学生都要自己在外租房。

比如，菅野舞就在大学附近租了房子，每月房租7万日元。

为还贷款、付房租，她不得不一边上学，一边兼职打工。

白天在一所小企业做数据录入员，一小时工资1000日元。

然后，在晚上，接着干“外卖”业务。

她也曾经找过男朋友，但因为在风俗店工作的事露馅后，就和男朋友分了手。

“虽然我不喜欢这份工作，但这确实能让我快速挣到钱。”菅野舞无奈地说道。

因为，风俗娘的收入十分诱人。

在便利店等地方打工，一小时可能只有1000日元上下，也就是人民币66元左右。

但转身进了风俗业，1小时能赚1~5万日元不等（人民币660~3300元左右），“时薪”立马翻了好几倍。

如果愿意再加点特殊服务，收入又会迈上一个台阶。

五、也有女性想通过风俗业翻身

况且，如果能进一步发展，“钱途”也不错。

风俗店很多姿色漂亮的女孩会转投AV影视业，如果发展顺利，成为头部AV女优的话，年薪就不菲了。

而且还有机会脱离苦海，进军娱乐圈。

去年隐退的吉泽明步，就是业内少有的常青树。

在参加综艺节目时，她大方承认自己一年收入最少时也有3000万日元，巅峰时有5000万日元。

而在日本公司，正式员工平均年薪才400万日元左右，非正式职员可能就200万日元出头。

她一年就赚了别人一二十年的钱。

在日本，女人去工作，大部分也是非正式职员。

这些以兼职、派遣、研修等名义上班的女性员工，拿的收入更低，也没有多少社会保障。

蓝色为兼职工作比例，可以看出女性占据大部分

很多女性就希望，在风俗业打个翻身仗。

但实际上，哪有那么容易？

一个留日女学者的思考

在我去日本留学之前，就有国内男性朋友和我开玩笑，就说要我帮他们买正版DVD，当然我的回答肯定是“滚”。不过到了日本之后我自己也很好奇，某天去一个影音店，就看见角落有个成人影片的corner，里面也有几个男性顾客。然后我就很天然呆地准备去晃一下，但是当我走近那个corner的时候，我的电波就突然感到一股寒意，就是里面的人，还有外面周围也有人用很奇异的眼光在看我。

　　当时我也没有时间细想，但是动物的本能第一时间告诉我，这样不行，于是我就赶紧假装在地上找掉了的东西，然后就逃跑了。事后想想就是，这个店里可以有个光明正大的成人影片柜台，但是按照社会的标准，我这种外表看上去很规矩的女子大学生，是绝对不应该走过去的。

　　再有一次就是在秋叶原，我当时去看一部动画电影，出来的时候大概晚上七八点钟吧，发现一个二十出头的男生在跟踪我。这里我要澄清一下绝对不是我神经过敏，因为作为一个刑侦小说爱好者，我还是用了一些方法测试，可以肯定我一定是被“尾行”了。不过当时我也不慌，因为也不算太晚，路上人还不少，而且我当时还在练空手道，对自己逃跑的速度也有一定的信心。

　　于是我就想了一下他为什么跟踪我，然后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晚上有点冷，所以我披了一个很大的斗篷，基本把我的衣服都遮住了，就露出裙子的一点蕾丝边，其实那个裙子本身整体很普通，但是这样一遮就产生了一种错觉。我估计十有八九这个男生误以为我是女仆店的店员，所以可能是想跟着到店里看看。结果后来看到我进了车站他就很落寞而安静地走了。就真的很落寞，让我当时甚至感到有一点抱歉，没有能够帮助到他。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学校离得不远，所以我会和一些同学或者舍友去新宿喝酒，然后每次都会被前辈指点，这条巷子不能进去，那条路必须拐等等。有不同的需求就要走不同的路，乱走就可能会撞到让大家彼此都尴尬的场景。我到现在还觉得，新宿的歌舞伎町就是日本式暧昧的和谐社会的象征。

　　这种暧昧当然可以带来和谐，但是它又会带来另外一种混乱。比如前面说的这两个争论，一方说反对对女性的性剥削，应该消灭性交易，另一方认为是这歧视女性性工作者，妨碍个人自由。结果在大家吵架的时候，真正造成问题的人消失了。

　　关于新的AV法案，没有人出来讨论到底怎么样才能真正防止小姑娘被奸商欺骗，到底怎么样能够防止成人电影的拍摄中出现暴力。而在“爸爸活”的争议里，那个最开始挑事儿的男性也隐身了。大家都在传递自己的一个形而上的理念，但是真正的问题就被模糊掉了。

　　这让我想起日本历史上另外两个著名的关于妓女的学术主题。

　　一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强征慰安妇问题。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觉得妓女涉及人身买卖，是东方腐朽文化，必须废除掉，于是发布了对娼妓和艺伎的解放令，给了这些女性人身自由。但是有了人身自由，明治政府没有给她们新的生活出路，于是日本的风俗业又蓬勃发展，加上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新富阶层的需求越来越多，于是日本政府干脆又让风俗业合法化，便于管理和收税，甚至还大规模组织女性到海外从事卖春活动，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积累资金。而受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一边消费乡下来的年轻小姑娘，一边讨论女性独立问题和性交易剥削问题，两边都不耽误。

《伊豆的舞女》剧照

　　到了对外侵略战争时期，军国主义政府就搞出慰安妇制度，这种明明是对女性最极端的压榨行为，不过当时的日本统治者和媒体都很有“文化”，整出一套很厉害的说辞。大意就是虽然你们妓女是道德败坏的，是导致家庭和社会不稳定的罪魁祸首，但是即使是你们这样的下等人，也可以通过主动向军人献身，为大东亚圣战服务，从而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实践自由意志。

　　这个逻辑今天的日本右翼还在用，说中国和韩国批判日本强征慰安妇，说日本政府迫害女性，这是对战争时期伟大的日本女性的侮辱，因为她们是自愿的。这里一说女性的自由意志，军国主义政府就可以隐身了。

　　而日本投降之后，立刻又活学活用这套逻辑。1945年8月18日，日本刚刚投降第三天，内务省就给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发指令，要建立针对美军的特别慰安设施，美其名曰保护日本的良家妇女，保护日本的血统纯洁和护持日本的国体。招募以前的风俗业从业者、家里没饭吃的良家妇女，还有单纯以为是招服务员而被骗来的小姑娘，给美军服务，最多的时候有7万人。

　　后来到了1946年，美军下令叫停这个事情，不是因为美军良心发现，而是因为太过分了，导致性病蔓延，为了美军的身体健康，日本政府在美军的逼迫下，开始逐步制定法律，目标是废除官方风俗业，取缔私人地下风俗业。最后在1956年的时候制定《卖春防止法》，彻底禁止了性交易。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今天日本性交易的法律很严格，不是出于什么东方文化，而是美国的需要。

　　不过，一方面是美军要求日本打击风俗业，但另一方面，美国大兵当然又不可能修仙。于是，日本政府除了容忍美军的强奸活动之外，还在各种城市划出所谓的“红线区域”，大量女性在这里进行兼职或者全职卖春，主要服务对象是美军和一些日本的上层人士。美军以前在南太平洋(2.750, 0.00, 0.00%)地区，把当地的女性称为“潘潘”，现在就用来指代为他们服务的日本女性。这就是我说的关于妓女的第二个学术主题。

　　过去，当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学术界还占有比较强的地位的时候，人们对“潘潘”的研究和理解主要是阶级分析，讨论的是在战后日本要啥没啥的情况下，妇女作为劳动阶级的最底层，为了家庭的生计，不得不忍受美军的性剥削。不仅如此，当时的日本社会，也把对生活的不满，还有对美军的恐惧，发泄在这些女性身上，她们经常会被警察驱赶逮捕，被右翼黑社会伤害，还有面对一些媒体和闲人的指责。这些研究主要批判的就是美国占领军的霸权主义，还有日本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残余思想对妇女的压迫。

　　到了后来，欧洲后现代的女性主义研究逐渐兴起，就把研究视野从分析当时社会的背景，转向关注不同个体的复杂体验。这种研究就认为，过去强调妇女作为被压迫阶级的惨状，否定了妇女在面对生存困难时的主动性，也是一种对“潘潘”的歧视。

　　这类研究就强调“潘潘”对日本社会的作用，比如分析潘潘的服饰文化体现出东西方的文化交融，同时影响了日本后来的通俗文化，把性变成一种对抗世俗秩序的手段。又比如认为潘潘改变了美军对日本的印象，对美日关系有积极影响，还有的认为“潘潘”改变了日本人对“混血儿”的看法，对于抵制军国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有积极作用，而且促进了日本的堕胎合法化。总之就是要表达出，这些我们认为很可怜的女性，其实她们为社会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结语

实际上，日本现在对风俗业者的歧视仍然十分普遍。

比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政府给每个日本公民补贴10万日元，一开始就把风俗从业者排除在外。

面对舆论压力，政府又加入了风俗从业者。

但这10万日元，对风俗业者来说，就是水中月，看得见，拿不着。

10万日元申请书，以家庭为单位填写

因为，这次这笔钱是以家庭为单位登记，需要把具体身份信息和希望汇款的银行账户上报当地政府办事窗口。

但在东京工作的大部分风尘女子都来自外地，而且不少是和家里有矛盾，或者像菅野舞这样从小无依无靠的人。

而且，疫情中，返乡的长时间交通，本来就是冒险。

所以，风俗女真正拿到10万日元的，少之又少。

曾经，看似彻夜笙箫，如今，惨惨戚戚。

但只要读懂背后的故事，我们都无力去嘲笑、批判。

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名句：

每逢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By 正解局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最大的收获首先是国家和民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外汇存底长期居世界第一位）。

二是建立了中低端制造业在全球最完整的供应链。并让发达国家甚至世界都对我们的供应链产生了巨大的依赖，就如养了一只能下金蛋的鸡。但现在这只鸡可能要飞走了。

美国CNN报道：

2022年5月12日，亚洲东盟十国首脑已经齐聚华盛顿，准备出席美国东盟峰会，白宫称，本次峰会将是东盟成立45年以来首次所有领导人齐聚华盛顿的盛会，东盟首脑将与美国正副总统、国务卿、商务部长，贸易代表，以及各大企业高管会面。

议程为剥离所有中国供应链，对接美国企业与东盟，把目前美国产业链上所需要的的各个产品环节，都摊出来给东盟看，东盟十国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挑选出能够承接的部分。

对于暂时还承接不下来的，美国要求美企可以做有限技术转移。政府还提供了1.5亿美元的资金扶持。

这让人想起了当年中国获得美欧最惠国待遇并进入wto的情景，如果美国当年不给我国最惠国待遇，不支持我国进入美国主导的wto，那么我们就无法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无法获得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无法成为世界工厂，并建立中低端的供应链体系。也就没有如今的百姓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

现如今美国要限制甚至围堵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彻底与中国的供应链脱钩，它能成功吗？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后果呢？我们先看看东盟十国的情况。

东南亚十国有近七亿人口，且人口结构非常年轻。东南亚都是亚裔人种，非常适合从事中低端产业如纺织，鞋业，手袋，电子等行业。

东南亚十国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低，且东南亚基本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属于民主国家，符合美欧日韩等国家提出的“价值观供应链”要求。从这些条件来看，东南亚自身的基础是有能力接受中国中低端供应链转移的，如果再加上美欧日韩等国的资金、技术支持，和大量订单，这种转移应该不存在任何困难。更何况因为劳动力成本等问题，中国大量台资港资企业早就自发转移到了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在供应链上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亚洲金融中心也正由香港转移新加坡。

有人说这是美国新版的马歇尔计划，其实我们只要回看我国进入wto后高速发展这段历程就能明白，这只不过是美国又在重复它以前的操作，他们驾轻就熟，很有经验。

如果这次东盟十国供应链转移成功，对我国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我国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高科技的核心技术几乎都不在自己手中，随时会被欧美等国卡脖子，中兴、华为被制裁事件很能说明问题。而我们自己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这涉及到我国文化和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解决。

国家虽然早就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也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发展高科技，进行产业升级。比如2008年广东提出的腾笼换鸟计划，就是政府要限制低端产业发展，鼓励高科技企业，但收效甚微。如果在产业升级还未能实现的情况下，中低端产业供应链全面外移，绝大数外资企业就彻底离开了，大量人员会失业。外贸进出口将会遭受严重打击，外汇收入将迅速降低。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中最强劲的外贸就基本跛脚了，这会涉及到亿万人的生存问题。

当年美国制裁中兴公司，高层以制裁会导致中兴及相关企业近十几万员工失业为由，希望特朗普总统能放一码，不然会影响到近十几万个家庭的生计，特朗普答应了。

如果这次是供应链全面脱钩，后果就不只是一个中兴公司的问题，而是千百个中兴的问题。那些人的房贷车贷，子女教育，父母养老等如何解决？由此还会导致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甚至社会稳定。

以前我们通过市场换技术的方式，从外资企业获得很多我国急需的各种技术，随着供应链的脱钩，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可能了。

国际方面，我们可能由如今全球第二的经济体跌落下来。没有了巨额的外贸顺差，我国的很多国际关系也无法维持，国际地位会受到极大削弱。俄罗斯被欧美制裁后的惨状就在眼前，何况在很多领域如粮食能源等自给上，我们远不如俄罗斯。

外贸断崖式下跌

2023年2月2日，商务部新闻发布说：我国外贸领域主要矛盾由前两年的供应链受阻、履约能力不足，转变为外需不足、订单下降。意思就是前两年有订单，但因为防疫等原因做不出来，现在是订单正在减少、流失。

订单都去了哪里呢？看看下面的信息和数据，应该就明白了:订单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

一，2019年欧盟投资东南亚61亿欧元，2021年欧盟投资东南亚265亿美元，增长强劲。

二，2022年三月份以来印尼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了40%，越南超过了30%，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都超过了20%。订单正在快速向东南亚等国转移。

三，越南2022年GDP增长8.02%，其中制造业增长8.1%，服务业增长9.9%。

四，去年第四季度，美国从中国进口大幅下跌，跌幅超过20%以上。而同期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和东盟进口大幅增长。2022年美国进口总量并未下降。

五，中国2023年春季外贸订单总体下降40%，其中传统产品下降超50%，外贸企业出国抢单，收效甚微。

六，欧洲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22年1～9月，美国从欧洲进口449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4180亿美元。第二大为北美联盟如加拿大、墨西哥，中国降为第三。

七，印度将成为苹果生产和营收的新增长点，产能将由现在的5～7%增长到25%，中国大陆现在占50%。东盟和印度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配套供应链基本可以成型。

八，美日荷三国共同制裁中国芯片产业，戴尔公司将在2024年弃用中国产芯片，并准备在2025年把一半产能移到印度和越南。

九，索尼将把在中国的产能的90%移往泰国。

十，日本东芝在中国的24个城市，33家工厂与研发机构，都将会在今年12月底关闭，其中研发机构于精密零部件生产将会返回日本，电器业务全部转往越南，这应该是东芝关闭在大连的电视工厂之后，又一次大规模撤退了。

以上的信息和数据，说明供应链正在从中国外移，主要是移往东盟和印度，还有欧美。

据德国媒体报道，虽然中国开放了疫情防控，但欧盟投资者仍然开始冷淡中国，青睐东南亚国家。和中国脱钩，产业链多样化决策已经做出，而东南亚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口罩三年，欧盟投资者们认为中国变得不可预测，不可信赖，并且效率也不再是那么高了。部分供应链还回到东欧如波兰，克罗地亚等国家，那里的成本已经低于中国。

欧洲投资者认为，一但如果台海出现战事，欧洲投资者的利益会出现巨大风险，因为那时欧洲不可能不跟随美国一致行动，比如对俄罗斯那样的经济制裁。欧洲的投资者们当然会考虑这个问题。且欧盟最近表态跟进美日荷合作的对中国的芯片制裁。

如果说欧洲投资者们还在中美之间有所摇摆，争取左右逢源，利益最大化。而日本则是铁了心跟定美国，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它们的供应链转移更加快速彻底。

美国由奥巴马最早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TPP供应链战略，如今在拜登手上开始了实施，并且对中国更加严苛，比如近期对中国的芯片产业，和对华为公司都实施了致命的制裁措施。TPP现已经扩展为IPEF（印太经济框架），再加上大西洋经济圈（欧美），北美经济圈（美，墨，加），围堵中国经济已经形成闭环，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已成定局。

一个时代的缩影——东莞

眼下，有着“世界工厂”的东莞正在上演着令人唏嘘的一幕幕，传统外贸萎缩，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特别是许多老牌工厂的“消失”让不少业内人士感到遗憾，因为它们的辉煌也曾代表着外贸出口的发展。

1.东莞老牌外贸工厂宣布结业

1月10日，东莞最大内衣厂—东莞高高制衣有限公司宣布结业，并且要求住宿员工一个星期内全部带行李离场。

根据结业公告显示，该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和受内外部环境等各方面综合因素影响，一直负重前行，客户订单急剧萎缩，造成公司经营困难，举步维艰。虽然已采取减省成本，开发内销市场等一系列措施自救，但最终难以维继，经慎重考虑，决定于2023年1月10日（星期二）宣布结业。

据资料显示，东莞高高制衣有限公司是在2011年由1980年成立的东莞高高制衣厂就地转型升级而成立的外资企业，是香港高华集团在中国东莞的全资附属子公司。工厂专为国际高端内衣品牌代工，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发展，已由当初的几十人发展至目前的数千人，全公司总面积达上万平方米，公司的产品曾在欧美市场上占据了较大的份额。

（图片来源：网络）

并且，该公司每年的内衣产量高达数千万计，更是成为全球知名品牌高级内衣制造商的首选合作伙伴。

有知情人士表示：“这个厂以前叫种子厂，开了30多年了，最早在东莞总站，最辉煌的时候员工差不多上万，现在也有1700多人。”

但关于这上千员工的经济补偿金及其他合法权益等问题，东莞高高制衣有限公司也在决定中表示会积极配合员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据了解，员工代表曾和老板谈了3次都没有赔偿方案，工厂已经没钱了。

有员工表示：“现在厂里一分钱都没有补偿。1700多人可都在等着回家过年呢。”、“东莞高高、高芬、三惟正三个制衣厂都是同一个老板 ，老板是香港人，工厂很正规，实行双休制，完全按劳动法来，五险一金全交，但是没想到这样的工厂也没有劳动补偿。”

而临近过年期间，有些工人因为拿不到而无法回家过年，也为明年的生机而担忧。但好在相关部门在全力处理双方的劳动纠纷，并组织多家企业进厂现场招聘，尽量为有需求的工人安排就业。

其实，东莞高高制衣有限公司在当地一直有着不错的口碑，福利待遇高，平均薪资高，且做满十五年的员工甚至会配发一块纯金的小金牌。

（图片来源：今日头条截图）

但如今的倒闭结业也让员工们感慨不已，因为这里曾是许多人工作和生活的记忆。

2.无数东莞工厂老板曾日夜无眠

在这段时间，有关东莞高高制衣有限公司的各种消息也传得沸沸扬扬。

有人说工厂早就转移到斯里兰卡了，且东南亚工资几乎都是1000多，国外工人便宜多。

（图片来源：今日头条截图）

“疫情之下工人也要理解，去年高埗多次封控，工资、房租、社保照付，老板也是夜夜难眠。”有人说道。

而在2022年这年也并非东莞高高制衣工厂老板难眠，更是诸多东莞工厂老板的难眠之年。当时，国内外环境严峻复杂，上游高价难顶，下游需求暴跌。整个行业进入了一个普遍亏损的周期，形势远比想象的要恶劣。

仅在2022年就已经有不少企业宣布停产结业和放假，其中就有许多熟为人知的老牌工厂：

三月，虎门镇南栅国际文具厂，曾经的万人大厂，生产的文具曾占世界比例60%，因疫情原因，负债累累宣布倒闭。

七月，东莞库珀电子厂，曾经的东莞500强企业，辉煌时6000多人的工厂，结业时只剩千余人；

七月，东莞精励塑胶电子，30多年的玩具老厂宣布结业。

八月，东莞爱高电业，经营了36年的老厂，辉煌时两万多人的大厂，因债台高筑，不堪重负而宣布结业。

………

有不完全统计的数据表示，上半年东莞倒闭的工厂超过3000家。

这组数据虽然不完全准确，但足以证明2022年的东莞传统外贸出口制造业有多艰难，有业内人士对此总结道：“出货难！”、“资金难！”、“行情难！”

“东莞已不是当年的东莞了，今非昔比。”

据了解，当前依旧有许多东莞工厂正在负重前行，有些工厂则摇摇欲坠，随时可能倒闭。

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正是人口红利爆发的年代，大批批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在东莞落户，数十万电子厂、家具厂、塑料厂、玩具厂更在东莞得到发展，数十年的经过快速的发展，让东莞挤身新一线大城市，2022年全年GDP预计超1.1万亿元。

但三年的疫情加速了东莞的转型发展，大量的低端制造业逐渐被淘汰，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且有数据显示，东莞的人口流失率高达41.8%，有人背井离乡选择了更大的城市，有人选择退居二三线老家。

现在的东莞工厂更是大量的搬迁，倒闭。曾经的万人工厂变成千人，甚至百人工厂。

如果供应链一旦撤离脱钩，想让它再回来，就不是几年十几年的问题，而是几十年的问题。

事到临头，不得不思，细思极恐。

By 子铭、跨境电商

你是不是“穷忙族”的一员？

    “穷忙族”的英文是“working poor”。目前，日本已经有将近400万的家庭处于这种状态。美国有500万人过着“辛勤工作却朝不保夕”的生活；在德国，穷忙族人数超过100万。“穷忙族”已在世界各国蔓延，从欧美、日本、韩国到中国，他们随着产业调整(劳动力市场变化)、金融风暴(失业率增加)、知识经济时代(无技术含量劳力贬值)、保障制度缺失(缺乏临时工作保障)而来。

    国内的一项在线调查结果也令人触目惊心——75%的人自认为是“穷忙族”。这个比例显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群体。中国人口众多，也就意味着“穷忙”族人数的庞大。

2009年左右，中关村的“加班族”在北京就已经闻名遐迩，以致中关村附近写字楼“左岸工社”的广告就是一只黑虫子(据说灵感来自卡夫卡的《变形记》)，推崇理念是工作即娱乐的16小时工作论，是如今996工作制的前身。

    多种原因导致“穷忙”

    “穷忙族”是随着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而产生的，其产生的原因很多。不过，除了因薪水少而穷忙的人，那些为了填补空虚生活而大肆花费，为了花费而重返空虚的“穷忙”人群，也被认为是“穷忙”族。

    也就是说，“穷忙族”不一定就是指失业者或者低收入在职者，也可能是身兼数职的高薪白领，有很多全职的高薪受雇者也可能沦为工作穷人。这些人或者为了养家糊口，或者为了追慕虚荣、满足消费的欲望，而牺牲了自我提升的投资甚至身体健康。

    “穷忙族”产生的原因在于，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不少企业因为效益差，减少用人成本，一人当两人用，行销兼事务性的工作使“穷忙族”的忙碌无法转化为财富，繁杂的工作也没法满足个人成就感，结果越穷越忙，脑力退化速度越来越快，个人价值难以提升。

    “穷忙族”与富者的分化越来越明显——富者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有多余时间吸收新知，懂得多元渠道投资、累积财富，闲暇时还能考证照，念MBA，加强专业能力，升迁更迅速；而前者还停留在劳动时代，忙于处理事务性工作，对公司产值贡献度不大，薪资水准无法和付出的劳力成比率，他们为了养家活口，甚至要兼好几份工作，没有时间投资自己，到最后变成恶性循环。

日本穷忙族的真实生活

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因为公司裁员而失业。虽然平常做着三份临时工作，但是一年的收入只有260多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只有13万元左右。根据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这是妥妥的低收入群体。

而在11年前，男人还有工作的时候，他的年收入为817万日元左右，折合人民币约40万元。

如今，眼看自己年龄逐渐增大，而收入却在逐年下降，男人非常担心这会影响到孩子将来的发展。孩子眼看就要上大学了，他还没有攒够学费。

在他看来，不管多苦多累，孩子的学业不能受到丝毫影响。

这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虽然收入有限，但好歹还有一个完整且幸福的家庭。而另一个年轻的34岁男子，他平时连家都没有。由于没有固定工作，他也没有固定的居所。日常主要靠着打零工为生。每到夜里，年轻人就露宿街头，几个被丢弃的废旧纸盒子，就是他的床铺被褥。

在年轻人的内心，他也非常渴望摆脱这种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但是他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样的愿望只能是痴心妄想。

他们都是都市中的穷忙族，二十多岁的年纪，凭借身强力壮的优势，还能找到一些像样的工作。一旦超过三十岁，年龄的增长和工作难找之间就成了正相关。这个时候，如果一个人再失去了来自家庭的接济，那么他的命运只能是露宿街头。

在东京的池袋，聚集了大量无固定职业的年轻人。他们每天会通过一些中介公司，来获取一些在建筑工地上临时工作的机会。这些工作不是以日计薪，而且不固定。通常在一家公司里，前来求职的年轻人，最多能达到三千人。他们工作一天的报酬，大约在8200日元左右。

这其中，不乏高校毕业生。一旦连这样的临时工作都找不到，他们的吃饭和住宿都将成为严峻的问题。好在日本有很多义工和慈善团体，会持续免费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免费餐食。没有活儿的时候，他们也只能这样蹭吃蹭喝。

34岁的小山良人，也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露宿街头的人，他经常到一家慈善团体里免费获取食物。小山良人是宫城县石卷市人。高中毕业后，正赶上日本经济危机，他从来没有找到过一份稳定的工作。几年下来，小山良人在食品公司、保安公司以及机械公司，干的都是临时工的活儿。

他到过宫城县、爱知县、山形县、群马县的七个工厂工作。虽然稳定的工作难找，但每次赚来的钱，他也都存到了银行。后来由于工作难找，他只能不停地吃“老本”。几个月下来，小山良人此前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钱，又被统统花光了。

为了找工作，小山良人随身携带着简历。在他的记录中，自己从事的工作，已经超过了二十种。面对镜头，小山良人绝望地说，即使再怎么努力，也过不了稳定的生活。

就在媒体采访小山良人的时候，他连去面试新工作的路费都没有。

所以，对于未来，他没有任何的期待，也不敢有任何期待。

迄今为止，小山良人做的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保安公司当保安，工作时长为两年多。在媒体的帮助下，小山也来到了专门为年轻人介绍工作的中介公司。登记信息时，工作人员询问他现在的住址。小山良人只能一脸无奈地表示，自己现在无家可归。工作人员询问他的特长，他说自己做的时间最长的工作是保安。虽然接下来有保安的工作招聘，但是对方却不提供住宿。没办法，工作人员又为他介绍了大楼外墙的清洁工作。在登记信息的时候，他只能填写上最后在群马县工作时的住址。

虽然信息成功登记了，但接下来还要面试。面试当天，小山良人提前一个小时到了公司附近。

为了让自己显得精神一些，他刻意刮了胡子，借着公共水龙头，又洗了一把脸。接下来的面试，前后持续了一个小时。让小山感到高兴的是，他面试成功了。公司正式通知他，明天就可以去上班。他对新的工作有了各种憧憬，希望自己不会怕高，能够尽快学会并适应新的工作要求。

可就在当天下午，事情却出现了变故。小山良人给公司打电话，再次确认入职的相关手续。不料，公司却要求他对填写的住址，作出详细说明。因为公司发现，他填写的住址在外地，根本不是他现在东京的住址。

就这样，原本已经谈好的事情又吹了。小山良人对未来的憧憬，仅仅持续了半天。此时的小山，已经身无分文。

当天晚上，他找了一大堆废旧纸板。一处公交站台，成了他晚上的住处。

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再次赶去了职业介绍所。

此刻，他已经不在乎新工作是否提供住宿了。一番查找后，工作人员告诉他，能够接受像他这样没有固定住处的面试者，只有建筑行业。其中，在埼玉和神奈川，有两家建筑公司正在招人。不过，想要入职，还得通过正式的面试才行。由于没有路费，小山良人只能放弃。

两个月后，当摄制组再次找到小山良人，他终于找到了工作。他在一处地下车库里做洗车工。每天，他和工友要清洗二十多台车，工作12个小时。每小时的收入，折合人民币大约在54元左右。由于工资不高，此时的小山良人，依旧还没钱租房住。对于未来，他没有憧憬。好在每天有份工作，至少不会被饿死。

在日本，类似小山良人的情况在逐年增加。经济低迷导致雇佣关系转变。日本是一个讲究终身雇佣的社会。即一份工作只要没有重大变故，可以做一辈子。可正因为经济的低迷，使得合同工、临时工等非正式雇佣关系的工作在持续增加。

据日本媒体的统计，这样的劳动群体，已经增加到了1600万人。

三分之一的成年劳动者，都不是公司里的正式职工。在日本，穷忙族除了聚集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很多日本内陆地区的农村，因为经济萎靡甚至崩溃，也出现了大量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穷忙族。大量的村庄荒废，很多农民希望到大城市找找机会。

另外还有大量的农民，则为收入降低而犯愁。在秋田的大仙市，当地农民和一些商户有两百多人集合起来，希望通过拒交税金而渡过难关。其中一个商铺主铃木和很多人来到当地的税务所，拒绝缴纳当年的税金。由于当天拒绝缴纳的人太多，当地税务所不得不临时设立特别的窗口，来专门处理此事。

铃木是开服装店的，因为当地经济的萧条，他的店里每天几乎没有客人。即便偶尔有一两位，也仅仅是来改制和缝补衣服的。而在1986年，他店铺的生意异常火爆。每年光是定制的西服，都超过了一百多套。

铃木服装店前后生意的对比，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正是日本整体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发展正值高光时刻。而从九十年代开始，情况则一泻千里，过去的荣光也再难呈现。

如今为了省钱，年老的铃木，每天只能尽量缩减自己的吃饭开销。一顿饭只花一百多日元，有时候傍晚那顿饭还不吃。

同样是住在这条街上的藤谷，则是一个农民。日常除了种植水稻，还全年无休地制作酱菜。制作酱菜的原料，都是自家地里种植的蔬菜。由于人口流失再加上竞争激烈，酱菜一年的收入，还不到4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不足20万元。而且，这还是未扣除各种成本的毛利润。

纪录片播出期间，正值稻米价格狂跌。藤谷一年种植水稻，不但没有任何收益，也赔光了老本。他和铃木一样，后来也参与到了拒交税金的活动中。在一些更为偏僻的山村，农民的生活更加难熬。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了背井离乡。其中有一个四十多户人家的村落，到后来有三十五户都搬走了。

这里的佐藤一家，则是坚持留下来的一户人家。佐藤日常靠种植草莓为生。虽然草莓每年的产量都不低，可由于收购价的下跌，佐藤种植的越多，收入反倒越下降。肥料、农药等农用品的上涨，以及各个种植户之间的竞争，都加剧了这一情况的发生。

佐藤一家四世同堂，全家一共十二口人，是个绝对的大家庭。五十多岁的佐藤，上有老下有小。两个孩子虽然已经结婚成家，但工作也不稳定。靠着他种植草莓，一家人的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但是他这一年种草莓的亏损，高达30万日元左右。所以和铃木和藤谷一样，佐藤对当年的税金，也选择了拒绝缴纳。

为了补贴家用，长子在农闲时节，选择进城从事建筑工作。佐藤的二儿子，愿意和父亲一起，在家种植草莓。不过在父亲看来，儿子选择从事农业生产，未来或许是没出路的。

无论是流落东京街头年轻的小山良人，还是已经逐渐变老的铃木和藤谷，虽然他们的生活环境不同，年龄也有着差距，可面对生活，他们得到的结果却是惊人的一致。

NHK当年的这部纪录片，最早拍摄于2006年左右。彼时的日本刚刚经历了房地产泡沫化的全过程，整个社会的经济还没有彻底摆脱过去的阴霾。此后，纪录片关于穷忙族个体的关注和跟拍，持续了一段时间。老年人穷忙，没有养老保障，也不能提高生活质量。年轻群体的穷忙，辛苦一年没有存款。不要说去旅游，甚至有很多人，连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

对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体，很多国家在最初总是愿意将这批人生活的艰难，归咎到个体身上。而随着日本大规模地出现穷忙一族，全社会聚焦的目光，也从原先的个体，转向了整体。因为人们逐渐发现，变身穷忙，不是因为你没理想，也不是因为你不努力，每个穷忙族的背后，似乎都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强迫性的把你推向一个无法预知的深渊。而个体面对这种情况，毫无还手之力。穷忙族的本质，是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体现。如今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这种情况只会愈演愈烈。

低收入群体的增多、财富过度向少数富人群体集中，一方面使得低收入群体，更多的失去了对社会的话语权和掌控权，另一方面，因为低收入群体导致的国家税收减少，让这一情况逐渐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日本的今天会不会是我们的明天呢？还是连日本都不如？结论也许令人不寒而栗。

By 一条柴

近日，一位在北京打工21年的博主将自己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套89.6平方米的房子卖了一千一百四十万，并决定余生都在家乡邯郸生活，网友的反应极度两极分化。有些人羡慕这位“人生赢家”，有些人则为他孩子离开一线城市后的未来感到担忧，并质问“他的孩子怎么办”？

留在一线城市支持者：

1.问他孩子怎么办，不是说他孩子在北京能赚大钱，而是指城市平台不一样。乡下暴发户和京沪中产，很多人会选择在京沪的

2.他本人如果没有北京户口，他家孩子早晚要回河北高考

远离一线城市支持者：

1.回老家一趟就感叹，小城市的“富人”生活质量真的要比大城市的“穷人”高的多，有房有车有存款一年出国旅游一两次。甚至可以在海南买海景房，冬天几个月父母就在海南过冬。孩子只要别太费劲，别作，以后大概率也会是这种生活。没有大富大贵，但小资是没问题的。

2.现在网上的人大多见证了20年gdp10倍的增长，以为这是常态，其实这是奇迹。20年前我去法国普通人工资一千出头，20年后普通人工资2000左右，这才是常态。

网友辣评：

“他的孩子怎么办？”我看见这句话的时候就真的感觉我们对教育的魔怔早就应该在房地产面前破灭了。事情就是个网友晒他的成功人生。他早年在北京买了套90平的房子，现在把房子卖了手里拿着1000多万的现金回老家逍遥了。

但网友问的是：“他的孩子怎么办？”

这是我们中国舆论场上独有的执念。按照他们的想法这位手握千万现金回老家逍遥的人做了个错误的决定。他的孩子（假如有的话）也会随着他离开北京，获得更少的教育资源，所以更难成功。为了孩子他应该留在北京继续坚持。

请你仔细看看里面的数字。他的1000万是怎么来的？是靠他读书辛苦赚来的吗？

房地产带来的叫“资本回报”。现实就是资本回报远远的大于劳动回报，所以他才会赚到着1000万。而且房地产有非常强烈的乘数效应。15年前相当数量人都是拿不出86万现金的。通过房地产的变化，这些年86万变成了1000万。

你一个月靠劳动存5000块，多久能攒1000万？你算算，算一算你马上就知道问题了。再算算1000万的利息获得，你就知道靠劳动，你根本就不可能追近这1000万的差距。人家一年利息就比你工资多了。

还有一个大的趋势改变不了，就是经济增速一旦下降，高薪岗位就迅速减少，普通人的孩子通过受教育获得高薪的概率就会迅速的降低。就像我每年都和人合作大学生教育的专题，真是非常明显的从数据和他们的经历当中感觉到他们的就业困境。

我知道大多数人不相信，但是一个小孩考入211硕士毕业，没办法变成经济发达地区的公务员，回到河南河北的小城市考公，这些年一年满打满算就是赚不到10万块。每个月的工资就是连5000块的个税标准都到不了。什么医疗福利这种他们可能几十年后才可能拿到的东西真是太过虚无缥缈，就是感觉活太多，压力巨大。

那个网友的孩子留在北京，拼命努力，只要不在前1%，而是在前10%左右，大概率也就是这样的人生。

他拿着1000万回老家，买买房子，存存钱，不做风险投资，就是过过日子，怎么会过不好？家庭氛围能差到哪里去？孩子正常读书受教育，将来找份工作，随着年纪增大，每年补贴他5万块，让他做点喜欢的事情，不比什么都好？

学历出身论这套东西讲难听点就是穷人的安慰剂。你过日子都是要真金白银的。手里有钱，把自己的日子安安稳稳过好，比什么都重要。

经济增速下来之后，大家要想明白怎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有多少钱，过多少的日子。你孩子的出身就是你，你把日子过好了，就是给他最好的榜样。

大学扩招的真相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原因不是人太多，而是他们不需要接受高等教育。很多人脑子里因为从小的思想钢印，就是觉得碰到什么问题都是人太多。人口，是有结构的。老年人多了，年轻人少了才是真正的问题。

就像大学扩招。你真的认为只要受教育年限长，有个大学学历，毕业就能有好工作吗？

社会不是学历定价，是需求定价的。就像现在老年人越来越多，就会诞生大量的护理需求。特别是有稳定退休金的老人，就是需要大量的护工去照顾。直接测算护工缺口就500万人。

你愿意做护工，从事体力劳动会没有工作吗？

但是年轻人不肯。他们读完大学之后心理预期就是要去做脑力劳动坐办公室的。公务员考试70：1的录取率都要去拼命考的。想着就是万一能考上呢？

考不上怎么办？

继续考。

这是人多的问题吗？

是学历错配啊。解决方案就是教育分流，让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机会上高中。没机会上高中自然就没机会读大学，也不用担心一股脑去抱怨没岗位了。

这里面还有个延迟退休的算法。就是说老年人多，年轻人少，那么就有两个办法去在年轻人身上挖潜力。第一个，是延迟退休。比如原来60岁退休，延迟到70岁，甚至75岁，就能从年轻人身上多挖出10年社保缴纳期限，同时他们也少拿10年社保。

还有个办法就是往前挖，就是减少他们的受教育年限。本来25岁硕士毕业出来工作到70岁只能交45年社保，那么他要是18岁就技校毕业了呢？

他就可以交52年的社保了。

这个算法我想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人都能明白。

那么为什么之前几年还在硕士扩招呢？

扩招是个阶段性的解决方案。90年代末提出扩招方案的人叫汤敏，他提到自己方案被接受时的原话是：

“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那个报告之所以引起注意，最关键一点其实还不完全是刺激经济，而是当时我们提出扩招可以部分解决下岗工人的就业压力。1998年正是国企改革带来大规模工人下岗的时候，当时估计全国有1500万下岗工人。如果这些年轻人不进大学，他们就会直接跟下岗工人竞争，市场就业是有限的，在很多领域内下岗工人竞争不过年轻人。我们当时算了一笔账，如果三年扩招一倍，扩招的学生要在学校呆四年，等于是让三分之一的下岗工人有了工作或者至少没有被年轻人抢走工作机会。我们当时判断，国企改革是阶段性的，有了这几年的缓冲，下岗的压力会小一点。事实上，2001年后，下岗的高潮就过去了。”

你读读政策设计者的原话，什么都明白了。

是经济短暂遇到问题，就把人送到大学里读书，减轻短时的就业压力。等他们从学校毕业出来要是经济好了自然而然有工作。要是没有呢？

那么读书从经济利益上讲就是白读的，只是拉高了就业预期而已。高就业预期的人撞在一起，就是抱怨自己身边人多，从来不会想让他们去读书本来就是没办法的办法。

扩招不是为了提升你的素质，是为了让你把工作岗位让出来。硕士毕业后有没有工作大方向就是看经济增速。“学历出身论”这套东西和经济增速是紧密相关的。一旦增速掉下来，那套体系整个就没基础了。

一个难以令人接受的事实就是，很多政策都是这样的。没有也不需要有什么全盘规划，就是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要不就直面解决问题，要不就把问题留给未来。想的长远的人，反而会远离政策的本质。

By Sven

ChatGPT到底有多会修bug？

这事终于有人正儿八经地搞研究了——

来自德国、英国的研究人员，专门搭了个“擂台”来检验ChatGPT的这项本领。

除了ChatGPT之外，研究人员还找来了其它三位修bug的“AI猛将”，分别让它们修复40个错误代码。

结果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ChatGPT准确修复了其中31个bug，遥遥领先第二名（21个），直接拿下“AI修bug界”的SOTA成绩！

于是乎，这项研究引来了众多网友的围观和讨论，Reddit上发布此帖的标题更是用上了“小心”、“注意”这样的字眼：

但事实上，这真的会让程序员“危”吗？

我们不妨先来看下这项研究。

很会修bug的ChatGPT

虽然ChatGPT并非是为了专门修改bug而生，但自打它问世以来，不少网友们都发现它是具备这项能力的。

因此研究人员为了摸清ChatGPT到底能修改bug到什么程度，便引入了标准的错误修复基准集QuixBugs来进行评估。

以及与它同台竞技的AI选手，分别是CodeX、CoCoNut和Standard APR。

研究人员从QuixBugs中挑了40个问题，分别让它们来修复bug。

让ChatGPT来修bug的方法，就是在对话框里向它提问：

这个代码有什么错误吗？

在第一轮较量过后，结果如下：

从第一轮battle结果来看，ChatGPT修复了19个，CodeX修复了21个，CoCoNut修复了19个，Standard APR则是7个。

而且研究人员还发现，ChatGPT的答案与CodeX最为相似；这是因为它俩是来自同一个语言模型家族。

这时候就会有小伙伴要问了，“ChatGPT不是还没有CodeX厉害吗”。

别急，不要忘了，ChatGPT的一个特点就是越问越“上道”。

例如在这个基准集中，有一个叫bitcount的问题，ChatGPT在刚才第一轮修复过程中是给了错误的答案：

原本ChatGPT应该将第7行的 n ^ = n – 1 改为 n & = n – 1。

但在第一轮中它的回答是：

如果没有更多关于预期行为和导致问题的输入信息，我无法判断程序是否存在错误。

于是在给予它更多信息之后，ChatGPT便答对了这个问题。

以此类推，在对第一轮没答对的问题进行更多信息提示之后，ChatGPT的修bug能力有了大幅提高：

最终，ChatGPT在QuixBugs的40个问题里答对了31个。

网友忧喜参半

对于这样的实验结果，网友们对ChatGPT修bug拿下SOTA这事产生的态度却不太一样。

有网友认为这事不应该让程序员感到危机，而是会让他们觉得开心才对。

言外之意，便是程序员们有了这么好用的工具，干活儿就会变得事半功倍。

不过也有人对此给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工作变得简单，不也就意味着需要的人力更少了吗？

但还网友觉得，活儿是干不完的：

即使AI能把开发时间缩短一个数量级，也只是意味着程序员将更快处理下一个工作。

整体来看，ChatGPT很会修bug，并不会给程序员带来什么致命伤害。

但若是把目光放到OpenAI其他的行动中呢？

全球招外包训练ChatGPT写代码

在此之前，OpenAI就表示过ChatGPT的重要用途之一是帮助程序员检查代码。

换言之，它被定位可用的辅助工具。

相比“ChatGPT带来威胁”的看法，等ChatGPT能力彻底进化，程序员都不用再怕写bug了。

OpenAI布局的棋盘上，可不只有改bug偷塔程序员岗位这一件事。

为了让它更大更强，OpenAI被曝在拉美和东欧等地区，提供了1000个外包岗位。

外包员工的主要工作是标注数据，以及训练ChatGPT写代码

这1000人中，40%是程序员，他们为OpenAI的模型创建数据，用来学习软件工程任务。

一直以来，OpenAI的训练数据是从GitHub上抓取的。

现在外包程序员们新手搓的数据集，不仅包括代码行，还包括代码行背后的人类思考逻辑步骤。

有位南美的软件开发人员爆料，他为OpenAI完成了五小时的无偿编码测试。

整个过程中，他的任务分为两部分。

• 用书面英语解释如何处理一个编码问题；
• 提供解决方案。

如果发现bug，OpenAI会向他详细询问bug的具体情况，并请教如何修正。

程序员需要展示思考问题的每个步骤，他据此猜测OpenAI很可能想为ChatGPT提供非常具体的训练数据。

特斯拉前AI主管Andrej Karpathy在推特上调侃：

最新的热门编程语言是英语。

不过话说回来，ChatGPT修bug能力强是好事，要真能搞进化到可以完成代码里死记硬背的部分，也是好事。

毕竟OpenAI成立时对外宣称的宗旨，就是希望“确保通用人工智能可以造福全人类”。

虽然乍一看它这些年做的事，有点像在致力于用一部分人的努力，让更多人失业。

从Dota2赛场上碾压人类，到GPT-3、DALL-E2、ChatGPT的闪耀表现，它带来的新产品总是伴随着“快要让xxx失业了”的议论声。

但无论如何，商业却一直对它青睐有加。

就目前而言，OpenAI的主要商业模式是API费用、token费用和软件许可。

OpenAI近期还发布了ChatGPT的付费版ChatGPT Pro，每月费用42美元（约合285元人民币）。

虽然机器人对话初创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但诸多迹象表明市场对OpenAI的持续看好。

微软刚刚宣布将向OpenAI加码投资数十亿美元，并将OpenAI的模型融入微软必应等消费级和企业级产品中。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追加投资数额约为100亿美元。

与此同时，WSJ披露的消息显示，1月初，亿万富翁Peter Thiel创立的风投基金Founders Fund正在就投资OpenAI进行谈判。

据悉，融资金额将至少达3亿美元。

One More Thing

在第一轮实验中，ChatGPT并没有解决QuixBugs数据集的bitcount问题。

但若是你现在再重头问一次这个问题，就会发现ChatGPT可以“一遍过”：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ChatGPT已经从这次研究过程中学会求解了呢？我们拭目以待。

By OpenCV学堂

四川卫健委发布通知，新版《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将于2023年2月15日起实施。《办法》取消了对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在舆论场上引发热议，甚至有人上纲上线地认为，这是鼓励出轨、鼓励私生子。

生育登记不再以“结婚与否”作为前提条件，意味着在法律层面明确非婚子女不受限制和歧视。其实，早在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就规定“非婚生子女享受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或歧视“。而《办法》的实施，正是这一原则的落实，也是为了让非婚子女顺顺利利登记，更是法律精神的体现。

诚然，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可能不符合部分人关于传统家庭组成模式的认知，在道德接受方面存在一定阻碍，比如“出轨”和“私生子”问题。但是，非婚生育的原因是及其复杂的，不应该以一概全。有的可能是因为女方怀孕后，男友意外去世，女方希望留下这个孩子；有的可能是女方在分手后发现自己怀孕，而自己可能因为年龄等原因没有再生育的机会，从而选择留下这个孩子。更残酷的现实是，如果女方选择大月份流产，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因此，对非婚生育一词，不能将其污名化。

随着中国的人口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2022年我国人口呈现61年来首次负增长，改变过往严苛的生育审查政策、提振生育意愿、增加生育人口成为社会的共识。不仅仅是四川省，安徽、广东等地在生育登记办法中，都取消了将结婚作为限制性条件，这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个人生育权利的保障，也有利于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但事实真的会像很多人预想的那样吗？放开非婚生育究竟是更加激发了普通人的生育意愿，还是会导致富人三妻四妾，穷人更难娶妻生子呢？会有更多女孩“宁当英雄妾，不与穷人妻”吗？

网友辣评

开放非婚生育之后的讨论就是给我们之前的舆论设定还债。因为我们之前的舆论环境把中国的有钱男性形容的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男人不一样，就是喜欢和女性要保持长期的关系。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会出现富裕男性拥有多个“妾”的情况。现实当然不可能是这样。

最典型的案例大家可以看王思聪。他是公开声明不结婚，并且每次换女朋友都能上热搜。这里面有很多女孩子都希望和他保持长期的关系，一旦被媒体曝光，也有人公开发表比如：“那我贪心一点，可以一直是我吗？”的言论。

现实呢？

一般这些女孩子刚发完这类消息就被换掉了。再问一个问题：他的这些女友里面有几个为他生下哪怕是一个孩子吗？是这些女孩子不愿意给王思聪生个孩子继承万达还是说因为上海不给有过非婚生育经历的外地女孩子获得上海户口，所以这些女孩子就不愿意不结婚给王思聪生孩子呢？

从来不是非婚生育那几千块钱的罚款在限制女孩子给有钱人生孩子。我国从1950年开始就规定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了。她们中任何一个给王思聪生下孩子都要王思聪长期给钱的。

到底谁不愿意？

当然是有钱的男性比如王思聪不愿意啊。

这就是我们长期舆论中刻意给大家灌输的错觉。在中国的舆论场里面中国男性是一种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男性都不一样的物种，他们和女方交往，就是“应该”和女方发展长期关系，要结婚，要生孩子。可是现实他们和其他国家的男人差不多，尤其是有钱人，思路都基本类似。

这种误解本来是我们营造出来希望去改变男性行为的，但是现实反过来坑的都是女孩子。让她们产生了一种有钱男性愿意长期选择自己的错觉。

一个相对没有限制的婚姻市场，时常是高收入高资产或者说高吸引力的男性不断的选择和替换女友。他们主动的选择同时也被动的被女性竞争，所以一旦丧失了婚姻关系的束缚，在他们身边能和他们维持长期关系的女性就很少，毕竟他们精力也有限。

我们社会中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一般女孩子认为理想的结婚对象，也就是我们舆论中经常说的“老实人”或者说所谓的“经济适用男”在迅速的减少。

就是这类男性在我们舆论中是被女性挑选的。他们遇到女性之后有很强的结婚意愿，愿意结婚领证并且绝对尊重女性对于生育孩子的需求。在家庭中承担主要的开支，并且体贴和关注女性的需求。然后舆论上也是给大家一个感觉，因为男多女少，我们也需要把男性往这个方向培养他们才会受到女性的青睐。

那么现实是什么呢？

是很多男人只是装成这样去获得女性的青睐发展短期关系。因为对他来说，其实也是短期关系对他最有利。

他只是相对有钱人穷，但是男性的本质需求是不变的。

接着大家就能知道我们写婚姻家庭类的文章的难点了。我们需要让大多数的男性继续维持他们要甘愿为家庭付出才能获得女性青睐的舆论趋势，但是现实中他们很多都变了。这里面最麻烦的数据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未婚女性中有婚前性行为的20%以上意外怀孕，其中91%去堕胎。

中国新一代男性变得太快了。女友怀孕很多都不肯结婚领证。你周围看见的奉子成婚的案例，其实只是意外怀孕中不到9%的案例。

真正的91%你没看见。

所以我们到最后就是只能去提醒下女孩子，中国男人早变了。自己保护好自己，要减少意外怀孕。

这里面其实我手里还有很多案例，涉及到女孩子给有钱人生下孩子后拿不到抚养费的。比如最经典的就是这些有钱富二代在女友生下孩子后跑出去读书了。作为学生他自己没收入，同时他爹妈的钱用没办法被法院判决用来支付抚养费。结果就是女孩子依法拿不到抚养费，手里没钱最后只能无奈放弃孩子的抚养权交给富二代的家庭。

不写不是不愿意去提示，是怕那些有钱的富二代模仿。因为案例里面的很多东西详细讲就变操作教程了。

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女孩子自己多保重，社会早就变了，中国新时代的男性和你在媒体上看到的绝对不一样。尤其是有钱的男性，实在是太自由了。王思聪你再讨厌，他整体上行为都讲个你情我愿，也可以说没欺骗过女性。其他那些富二代很多吃相是真的很难看。

而且依法你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为什么非婚生育不能让女孩“麻雀变凤凰”

我们在舆论上制造了一个所有男性都是婚姻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的假象，给很多女孩子造成了一个误解。我们并没有关心过底层男性，在现行的制度下，只要女性可以自由选择，底层男性就没人要。因为嫁给他们没好处，女孩子不傻。而上层的男性又因为过的太好，只要不肯领结婚证我们就拿他没办法。尤其是生孩子抚养费问题，上层男性在目前是占据绝对主动的。

我们看个公开的案例。一个上海有四套房并且之前年薪50万的男人，和妻子离婚，孩子抚养费就是一审一个月600块，二审觉得太少给了2000块一个月。为什么？

因为抚养费的算法是针对大多数普通人的。中国大多数普通人就是一套房，主要资产就是房子。所以没办法用资产比例去算孩子的抚养费。简单说就是一个人比如在上海月薪1万，房子价值500万，在鹤岗月薪3000，房子价值5万。你用房子比例去算抚养费，就会导致离婚强制卖房给孩子付钱。就像上面两个男的，你说让他们各自拿出资产的20%去养孩子，前者就是要拿100万，后者就是1万。前者只能被迫卖房变成社会问题。

所以算法主要是根据工资收入来的。一般是工资的20%-30%。然后根据各地的生活标准进行调整。而我们真实的生活标准中养孩子其实特别便宜，你只需要保障他的基础生活需求就可以。上海就是一个月600块，因为读书什么都是公费的。课外班也不要报。

二审是法官自由裁量，所以才给了2000块一个月。男方原先有年薪50万的工作，现在不肯上班了，失业了，收入变零了，就是给那么点抚养费就足够了，哪怕他家里在上海有四套房。

那么这套算法为什么对富二代特别的有利？

因为富二代不靠工资生活。财产都在父母也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那里，他日常用信用卡子卡消费。真碰到非婚生育经济条件差的女方生下孩子，他们基础操作就是去读书，把身份变成学生。

随便找个学校报名，说和父母借了钱读书想给孩子再未来有更好的生活，法官能怎么办？

判不到抚养费，经济弱势的女方手里就拿不到钱。她就需要考虑孩子未来怎么样更好。在大城市经常就是女方连户籍或者稳定住所都没有，孩子读书都成问题。这个时候男方的父母也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在律师的帮助下给拿不到抚养费的女方“伸出援手”，表示说愿意承担孩子的抚养费用，孩子让他们来养，给女方一笔钱。再告诉女方孩子如果不让他们养，他们作为爷爷奶奶立下遗嘱将来可能跳过富二代直接把钱给富二代另外的，由他们抚养的长大和他们有感情的孩子。

你告诉我，女方一般会怎么选？

这种东西早就流程化了。舆论中你看不到，一方面是担心很多案例细细解读会变成教程，另外一方面也是新闻读者回馈多的很多是女性，她们不喜欢这样的情况。

真正能去保护这些女性的在我看来是政府的帮助。但是我们目前财政上确实没什么钱。所以一直都是把目标投在婚姻共同财产制度上的。意思就是女孩子比如结婚就能拿到法律赋予的一张叫彩礼的空白支票，彩礼拿到手，就是女方的财产了，只有特殊情况下需要退还；嫁妆还是女方的个人财产。还有就是比如房产加名，各类案例我都贴过，男方婚前哪怕是全款的房产婚后加名后哪怕男方无任何过错，法官也会酌情把房子判决给女方。

就是保障弱势群体的钱不从社会中来，就要从配偶那边来。问题从来都是有钱的一方不愿意领取结婚证。

高学历女生的困境

新冠疫情以来，社会内卷更加严重，社会整体没有多少新增的高端就业岗位，不是你不孕不育就能产生新岗位的。问题不在生育，是在“没岗位”，所以我们目前这批高学历的女孩子注定是时代的悲剧。

二三本文科类就业难前些年大家就知道。可是985就业难你能想象吗？今年就是这个情况。媒体上给大家的是男女数据。比如媒体上就请就业的专家来告诉大家，像中国人大这样的顶级名校女孩子毕业了签约率也只有男孩子的一半，连校招签约都没机会。

然后这些专家就会引导这些女孩子，告诉她们作为顶尖名校的高学历者，她们找不到工作是因为性别歧视。都是男人坏企业蠢，所以没发现她们的价值。全社会携手对抗性别歧视，她们就有工作了。

你信吗？

很多人是真信，而且她们就是把目标放在生育上，觉得只要解决了生育的问题，企业就会愿意去招聘这些女性员工。企业收缩的招聘，对抗完性别歧视就会重新放开。

我请你仔细想件事，这些高学历的女孩子是找不到什么样的工作？如果她们愿意去做护工之类的体力劳动，会没有工作吗？

接着你就会发现，她们需要的，是坐在办公室里的，高端的白领式的工作。

那我再请你想一下，像中国人大这样的顶级名校，前些年可能集体出现女孩子毕业无法签约的情况吗？

接着你就会发现，是高端就业的蛋糕变小了，注定有很多人吃不饱。而你要是有细化数据的话，就会很明显的发现问题其实是在扩招上。分专业去看，女孩子扎堆的专业就业就是特别差。

简单说这些名校毕业的女孩子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她们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和市场整体出现了萎缩。那么我问你，对抗性别歧视能够让岗位重新诞生，让她们能够就业吗？

不能够。

那么为什么还要天天去引导她们对抗性别歧视呢？

因为担心她们接受不了真实的社会。如果她们真的去查科学的研究，遇到经济萎缩期的高学历者，哪怕是遇到经济恢复，在收入上也很难赶上同类人。简单点讲就是她们作为高学历有专业能力的人，毕业后没有机会实践。哪怕行业恢复了，企业也更愿意去招聘刚毕业的新人。行业恢复有个周期，往往不可能直接出现爆发式的招聘，所以她们在职业生涯中就是没什么机会了。

现实其实就是那么简单一回事。都考进985的人，静下心来哪个会想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问题其实是她们需要一些时间来说服自己。从小到大的教育观念就是考进好学校就有好的工作，将来会有好的生活。现在好工作没有了，这个期望要落空了。但是生活还要继续，人还有无限的能量要释放。所以媒体上就给她们立下一个“性别歧视”的沙袋，让她们去殴打这个沙袋释放心中的愤懑。

释放完了，你还是要走到接受现实这个过程里的。高学历女性将会越来越难“逆袭”，尤其是家庭贫困没有助力的女孩，随着高薪工作岗位的进一步减少，“打破玻璃天花板”已经是一种奢望，能够找到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就已经非常不易。放开单身生育对她们来说很有可能弊大于利，因为她们将会更难成为有钱人的妻子，而只能成为有钱人的子宫。

By Sven、云南网

为什么生物技术行业尽管前景看好却未能达到预期？Gary Pisano 教授通过对该行业进行了尖锐的评论来回答这个问题。不仅揭示了生物技术问题的根本原因；他提供了迄今为止关于该行业运作方式的最详尽的分析。他还为寻求改善行业绩效的方法的公司、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明确的处方。

如果你是大学教授/临床医生，正想转化一项自主研发的创新技术，可以读读此文；如果你是身在生物医药产业的从业者，无论是打工人还是老板，可以读读此文；如果你是专注生物医药产业的投资人，可以读读此文；如果你是医疗健康领域各监管部门的管理者和法律从业者，可以读读此文；

在其30年的历史中，生物技术产业已经吸引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资本。这种投资大部分是基于生物技术可以改变医疗保健的信念。最初的承诺是，这一新科学，结合深度参与推进基础科学的新型创业企业，将在药物治疗领域引发一场革命。不受传统技术和老牌制药巨头组织的束缚，这些灵活、专注、以科学为基础的企业将打破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壁垒，生产出大量新药；这些药物会产生巨大的利润；当然，投资者将获得丰厚的回报。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承诺。

从金融角度来看，生物技术仍像是一个新兴行业。尽管像Amgen和Genentech这样的公司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整个行业的收入也有惊人的增长，但大多数生物技术公司没有盈利。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R&D项目比那些备受指责的制药行业巨头更有成效。这种令人失望的表现提出了一个问题:以获取利润和取悦股东的需要为动机的组织，能够成功地将基础科学研究作为核心活动吗？

30年来，关于“商业入侵基础科学（长期以来是大学和其他非营利研究机构的领域）是否限制了获得发现的机会，从而减缓了科学进步“的争论一直很激烈。但是，科学能否成为一门有利润的生意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一如既往，制药业普遍认为，药物创新的革命将会成功，只是比预期的时间长一点。这可能是积极的想法。在过去的20年里，我对生物技术和制药行业的战略、组织、绩效和发展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我了解到生物技术领域的“解剖学”——大部分借鉴了在软件、计算机、半导体和类似行业中运行良好的模式——存在根本性缺陷，因此无法满足基础科学和商业的需求。除非解剖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否则生物技术将无法吸引实现其转变医疗保健潜力所需的投资和人才。

所谓“解剖”，我指的是：

（1）该领域的直接参与者(初创企业、老牌公司、非营利实验室、大学、投资者、客户)；

（2）连接这些参与者的制度安排(资本、知识产权和产品市场)；（3）管理和影响这些制度安排如何运作的规则(法规、公司治理、知识产权)。要使生物技术取得完全成功，它的解剖结构必须帮助参与者在三个方面出类拔萃:

（1）管理风险和奖励冒险行为；（2）整合存在于一系列学科和职能中的技能和能力；（3）从组织和行业层面推进关键知识。行业的各个“解剖”部分应该相互支持以应对各种挑战。

而在生物技术领域，他们（各个“解剖”部分）的工作目标往往不一致。例如，该行业管理和奖励风险的方式——企业的融资方式——与创造新药所需的漫长的R&D时间表相冲突。又例如，该行业的分散性，有许多跨越不同领域的小型专业参与者（机构/企业），本是管理和奖励冒险的潜在有用模式，但它也创造了阻碍关键知识整合的经验孤岛。又例如，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市场允许个体公司锁定基础科学知识的权利，这也限制了其他能够通过试错学习来发展这些知识的科学家数量。尽管所有这些听起来相当悲观，但这并不意味着该行业注定要失败。这并不意味着科学不能成为一门生意。但这确实意味着生物技术的结构需要改变——这项事业不仅会对药物R&D和医疗保健产生重大影响，还会对大学和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从事基础科学的其他新兴产业以及美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本文的目的是为上述提供一个框架理解并提供一些关于新的组织形式、机构安排和将需要的规则的想法。

Biotech 实验

以科学为基础的商业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我所说的“以科学为基础”是指它不仅试图利用现有的科学，还试图发展科学知识，并获取它所创造的知识的价值。这类企业的经济价值很大一部分最终取决于其科学质量。在biotech 出现之前，科学和商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不同的领域运作的。进行研究以扩展基础科学知识是大学、政府实验室和非营利机构的职责。将基础科学商业化——用它来开发产品和服务，从而获取其价值——是盈利性公司的主要任务。历史上，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实验室的母公司)、IBM、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母公司)和通用电气在内的少数公司做了一些出色的研究，但它们是例外。总的来说，企业不从事基础科学，科学机构也不试图做生意。生物技术sector 融合了这两个领域，创造了一种纳米技术、先进材料和其他行业所采用的科学-商业模式。营利性企业现在经常自己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大学已经成为科学事业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为他们的发现申请专利；他们的技术转让办公室积极寻找商业伙伴来授权专利；他们与风险投资家合伙创办公司，将来自学术实验室的科学商业化。在许多情况下，大学和生物技术公司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大量生物技术公司的创始人包括教授(其中许多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他们向初创企业传授从大学获得的技术，通常以股权作为回报。这些公司经常与大学保持联系，在研究项目上与教师和博士后密切合作，有时还利用大学实验室。在许多情况下，创始科学家甚至保留了他们的教职。

科学事业诞生于1976年，当时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Genentech开发了重组DNA技术，这是一种工程细胞生产人类蛋白质的技术。它是由年轻的风险投资家Robert Swanson和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Herbert Boyer共同建立的。除了证明生物技术可以用来开发药物，基因泰克还创造了一个将知识产权货币化的模型，这一模型在塑造生物技术产业的面貌和表现方面被证明是非常强大的。该模型由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

（1）通过创建新公司而不是出售给现有公司，将技术从大学转移到私营机构；

（2）风险资本和公共股权市场，在关键阶段提供资金，并为创始人——投资者、科学家和大学——承担的风险提供回报；

（3）一个专门技术市场，年轻公司向成熟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以换取资金。

1978年，基因泰克与大型制药公司礼来公司达成协议。作为重组胰岛素生产和营销权的回报，礼来公司将资助该产品的开发，并向基因技术公司支付销售特许权使用费。该协议消除了新公司进入制药行业的主要障碍之一: 开发一种药物通常需要很长时间(10到12年)的巨额成本(按今天的美元计算为8亿到10亿美元)。这也是制药公司第一次将R&D项目外包给盈利性企业。从那以后，几乎每一家新的生物技术公司都与一家已建立的制药或化学公司建立了至少一种合同关系，大多数公司还建立了好几种合同关系。这个专门技术的市场鼓励风险资本家为初创企业提供种子资金。它还通过为投资者提供利润和收入之外的另一种价值衡量标准，帮助生物技术公司利用公开股票市场进行融资。基因泰克在1980年大获成功的首次公开募股表明，一个没有产品收入或收益的公司可以上市——这使得该行业对风险投资家更具吸引力。

前景

这种将知识产权货币化的体系的兴起，与对生物技术的厚望交织在一起。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该行业似乎为威胁老牌制药公司的R&D生产率危机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面对管线中潜在畅销药物的短缺，这些公司大幅增加了R&D的开支，但无济于事。由于新药无法弥补那些失去专利保护的主要（畅销）药物，金融分析师质疑该行业利润的可持续性。在科学界和投资银行界拥护生物技术的从业者相信，生物技术将创造出大量有利润的新药。他们认为，相对于官僚的、纵向一体化的制药巨头，小型的、专业化的生物技术公司在研究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因此，大型制药公司应该专注于市场营销，将创新的R&D留给更接近科学的灵活的生物技术公司。甚至一些大型制药公司的高管似乎也相信这一点，他们决定逐步与生物技术公司结盟就是证明。因为第一波生物技术公司的产品（包括安进、百健艾迪、塞特斯、凯龙星、基因泰克和健赞）都是在人体中发现的蛋白质，参与该领域的科学家、管理者和投资银行家认为它们的失败率将比传统的化学药物低得多。较低的技术风险意味着较低的商业风险。

一些基因工程替代激素(胰岛素、人类生长激素和凝血因子VIII)治疗血友病的初步成功似乎证实了这一观点。人类基因组测序和所谓的工业化R&D技术的发明进一步支持了生物技术将产生突破性疗法并极大提高R&D生产力的预测。理由是，产生的大量生物数据将极大地有助于确定疾病的确切原因，而且诸如组合化学(用于创造新化合物)、高通量筛选(用于测试化合物的药用潜力)和计算化学(用于“合理设计”具有特定效果的药物)将大大提高候选药物的数量和质量。低效的、反复试验的、基于工艺的、一次一个分子的药物发现方法的日子被认为屈指可数了。

迄今取得的进展

对这些新兴技术的兴奋，生物技术初创企业的爆炸式增长(30年来约4000家)，以及该行业不断飙升的年收入(现在约为400亿美元)只是增强了这种乐观情绪。但是，如果这个行业的成功是通过盈利能力和革新R&D以产生大量突破性药物的进展来衡量的，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就出现了。首先，只有极小一部分生物技术公司曾经盈利或产生正现金流，整个行业都在亏损。图中(见“图1 生物技术的无利润增长”)那些盈利的公司，只有少数精英老企业——包括安进、Biogen Idec、Genentech和Genzyme——产生了可观的利润，只有安进和基因泰克打入了老牌制药公司的联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因泰克在开创了知识产权货币化系统之后，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与安进、Genzyme和其他一些公司一起，通过在制造和营销方面的大量投资进行垂直整合，同时继续建立内部科学创新能力。此外，基因泰克还与拥有其56%股份的瑞士制药巨头罗氏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图1: biotech 的无利润增长：上市的生物技术公司的收入急剧增长，但它们的利润徘徊在接近于零。除了最大、最赚钱的公司安进，该行业一直很不佳 始终如一的赤字。如果将私营公司纳入数据池，其损失将会更大」

第二，没有迹象表明生物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R&D制药的生产率，尽管许多人声称这是事实。生物技术公司推出的每种新药的平均R&D成本与大型制药公司推出的每种新药的平均成本没有显著差异。(见图2“生物技术没有在R&D生产率方面产生突破。”）工业化的R&D也没有显著增加大量的化合物进入了人体临床试验，更不用说进入市场了(见图3“生物技术产业化研发尚未实现”）。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生物技术公司的非凡生产率是因为它们所承担的项目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图2: biotech在研发生产力方面没有取得任何突破：生物技术公司推出的每种新药的平均研发成本与大型制药公司推出的每种新药的平均研发成本没有显著差异。 」

「图3:生物技术产业化研发尚未实现：…biotech开发的至少已经发展到人类临床试验的化合物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也没有理由相信biotech 的生产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乐观主义者指出，生物技术公司在临床开发药物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表明，我们应该期待未来会有大量的药物从生物技术管道中涌现出来。但是，尽管工业在R&D上的支出持续大幅增长，biotech 药物开发的损耗率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因此，在R&D投资的生物技术的每一美元产出是否会显著提高是值得怀疑的。

最后，也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生物技术行业似乎正在从其在R&D极端激进和高风险的独特位置上撤退。自2001年基因组学泡沫破裂以来，初创企业的战略和风险投资家的偏好发生了显著变化。企业家和投资者开始寻找风险更低、回报更快的模式，比如许可其他公司的现有项目和产品，然后对其进行后续开发，而不是组建所谓的“从分子到市场的公司”(其第一批产品收入可能要在十多年后才能实现)。诸如有价值的新配方的改进和新的给药技术等。它们可以导致显著的治疗改进和扩大的治疗选择。也就是说，战略的变化引发了一个主要问题：如果年轻的生物技术公司不追求突破性科学技术，谁会关注提供潜在医学突破的高风险长期项目？从事生物技术的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该行业最终会繁荣发展。有些人仍然认为这只是时间和金钱的问题。其他人坚持认为技术将会拯救世界。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系统生物学和其他方面的进展将使在R&D过程的极早期阶段以高精度识别有前景的候选药物成为可能，这将使得研发失败率、周期时间和成本大幅降低。这种乐观假设在：该行业的基础结构是健康的，参与者的策略是合理的。我的研究表明并非如此。目前的结构和策略无法解决该行业面临的基本业务和科学挑战。

有缺陷的解剖

就像生命体一样，工业不是“反设计的”，而是有设计的。在生命体中，这些设计被称为解剖学。解剖学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物种的能力，以及为什么某些物种能在某些环境中茁壮成长，而在其他环境中却不能。解剖学解释了为什么猎豹能跑65英里每小时，而乌龟不能。解剖学与环境的契合在经济学中也很重要。生物技术行业的解剖结构看起来与软件和半导体等其他高科技行业非常相似。它涉及专注于R&D价值链特定部分的大学衍生的初创企业；风险资本和公共股票市场的作用；和技术市场。有些人可能会称之为硅谷经济学，这些在其他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对生物技术的剖析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它将与它们非常相似。但是当谈到R&D 时，生物技术 在三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1. 深刻和持久的不确定性，根源于人类对生物系统和过程的有限知识，使药物R&D 具有高风险。

2. 药物开发的过程不能简单地分成几个部分，这意味着相关的学科必须以综合集成的方式工作。

3. 构成生物制药部门的不同学科中的许多知识都是直觉的或隐性的，这使得利用集体学习的任务变得特别艰巨。

与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作斗争

在大多数行业中，技术的基本可行性对R&D来说不是问题，在这些行业中，努力和资源主要用于开发已知技术上可行的概念。汽车设计师可能会努力解决与汽车相关的各种零件的工程问题，并担心设计是否可以制造，客户是否会购买车辆。但他们几乎可以肯定，在这个过程结束时，车辆将工作。即使在半导体、高性能计算机和飞机等高科技行业，通常也很清楚哪些商业R&D项目在科学上可行，哪些不可行。药物研发则不是这样。候选药物是否安全有效只能通过漫长的反复试验过程来确定。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取得了非凡的进展，科学家们仍然发现预测一个特定的新分子将如何在人类身上起作用极其困难。即使在今天，他们也可以假设，经过多年的努力，一个项目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失败。从历史上看，大约6000种合成化合物中只有一种上市，只有10%到20%开始临床试验的药物最终被批准用于商业销售。基础科学的进步可能最终会提高这些几率。但是到目前为止(与预期相反)，生物技术实际上增加了药物研发的不确定性。尽管靶点(疾病的可能原因)、攻击它们的武器(疗法)以及识别新的潜在原因和治疗方法的新方法已经开发出来，但是对这些选项的了解仍然是肤浅的，迫使科学家进行更多的尝试和错误，而不是更少。因此，尽管生物技术的进步最终可能会降低R&D的技术风险，但迄今为止，它们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深刻、持续的不确定性转化为长期的高风险。

乍一看，生物技术公司的知识产权货币化系统在管理这种风险方面似乎运行得相当好。新公司的迅速形成引发了过多的实验。股权所有权的诱惑鼓励科学企业家承担创办新公司固有的风险。风险资本家拥有必要的资金来管理早期风险，并通过建立投资组合来分散风险。然而，一项更细致的调查显示，该体系中隐藏的缺陷阻碍了该行业的整体业务表现。风险投资家对某一特定投资的时间跨度大约为3年——远不及大多数公司获得一种药物上市所需的10年或12年。此外，由于它们需要分散风险，即使是最大的基金也无法承担向任何一家初创企业投入巨额资金。

根据国家风险投资协会关于基金投资政策的数据，对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平均投资约为300万美元。平均最高金额为2000万美元——远远低于开发一种成功药物通常所需的8亿至10亿美元。生物技术公司依靠公共股权和战略联盟来缩小差距。然而，这些解决方案产生了其他问题。公共股票市场并不是为了应对仅从事研发的企业所面临的挑战，而仅从事研发的企业构成了大部分的生物技术sector。这些公司不能以盈利为基础进行估值，大部分都没有。他们的价值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正在进行的R&D项目。但是，试图根据面临多年巨大的技术和商业不确定性的项目对它们进行估值几乎是不可能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对于一般的无形资产，尤其是R&D项目，没有明确的披露和估价标准。公认会计原则(GAAP)通常不要求公司披露其R&D项目，尽管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必须披露其开发管道的状态信息，但这些要求是模糊的。

例如，公司可以自行决定提供给定产品的可能治疗用途、临床试验结果和进展以及未来发展计划的详细程度。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即使是最复杂的估值技术，如实物期权和蒙特卡洛模拟，也是有限的。投资者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解释公开宣布的临床试验结果。公司可以也确实以不同的方式解释这些结果。即使他们对它们的解释相似，他们也可能基于不同的风险偏好，对是否进入下一阶段做出不同的决定。公众投资者已经将目光投向市场，寻找填补这一信息缺口的诀窍。凭借他们多年的经验，和大批科学家、大型制药公司与生物技术公司达成交易的人肯定有评估项目的技术和商业前景的知识。因此，默克、诺华或礼来公司愿意投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项目，应该表明它的前景是好的，对吗？不一定。制药公司经常在他们缺乏专业知识的领域结盟。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联盟上花费巨大，却收获甚微——或者已经放弃许可最终可能成为重磅药的早期药物。知识产权货币化制度存在缺陷的进一步证据是，总的来说，生物技术投资的长期回报与巨大的风险并不相称。虽然风险资本基金经历了一些辉煌的年份，个别生物技术股表现突出，但相对于风险而言，总体平均回报令人失望。

从1986年到2002年，风险资本基金产生了16.6%的平均年内部收益率。旧金山商业银行Burrill进行的一项分析发现，从1979年到2000年购买所有340只生物技术IPO股票并持有这些股票直到2001年1月(或直到一家公司被收购)的投资者将实现15%的平均年回报率。所有这些都可以解释为什么生物技术初创企业似乎在回避风险最高的项目。尽管很难得出结论，但有迹象表明投资者正变得越来越谨慎。

整合不同的学科

很大程度上由于生物技术产业的出现,“药物R&D”的工具箱变得更大、更多样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被一门单一的学科所主导：药物化学。今天，它包括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生物信息学、计算化学、蛋白质化学、组合化学、遗传工程、高通量筛选和许多其他学科。这些新工具带来了新的机会，但是每一种工具都只揭示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的一部分。有效地发现和开发药物需要所有的部分走到一起。因此，跨不同科学、技术和功能领域的整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如果生物技术的科学前景终将实现。整合的挑战不是药物所独有的。几乎所有的R&D都涉及解决多种类型的问题。不仅必须解决许多问题，而且这些解决方案最终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发挥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包括高度复杂的系统，如电子设备、汽车、软件和飞机——一个大的R&D问题可以分解成一组相对独立的子问题，独立解决，然后组合在一起。模块化使专门研究系统不同部分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但它通常需要定义明确的接口和标准，这些接口和标准规定了系统的不同组件应该如何配合和一起工作。此外，模块化要求将知识产权编纂成文，并明确定义和保护知识产权。

药物开发缺乏这些要素

药物开发所涉及的众多功能和技术活动大多是高度相互依赖的。一个恰当的例子是确定药物发现的靶标。有待解决的大问题是这种疾病的潜在机制是什么，以及药物治疗可能在哪里进行干预。因为人类生物学非常复杂，目标识别也非常复杂。途径是什么？什么基因可能在起作用？他们是如何互动的？那些基因表达的蛋白质是什么，它们有什么作用？它们的结构是什么？他们中的一个或多个成为“成药性”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不同学科的洞察力，包括结构基因组学、功能基因组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蛋白质化学，还需要广泛的方法，包括计算方法、高通量实验和传统 “wet” biology。同样的整合也必然发生在开发的更下游，但仍然与其他学科，如毒理学，工艺开发，配方设计，临床研究，生物统计学，法规事务和营销等。通过孤立地单独解决问题来成功开发一种药物是很困难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因为每一个技术选择(你的靶标、你开发的分子、配方、临床试验的设计、目标患者群体的选择，以及制造工艺的选择)对其他人都有影响。找到解决方案需要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反复交换大量信息。换句话说，它们必须以高度集成的方式一起工作。实现整合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让单个公司拥有拼图的所有必要部分(垂直整合)。另一种是依赖市场的网络，在这种网络中，独立的专家通过联盟、许可协议和合作来整合他们的工作。传统制药行业采用前者，生物技术行业采用后者。

大多数生物技术公司的成立是为了让高度敬业的科学家组成的小团队专注于开发一项特定的发现或一所大学发起的工作。结果是成百上千的专业知识孤岛。生物技术部门（sector） 严重依赖市场来获取连接这些知识孤岛的技术。然而，有迹象表明，市场并不能促进开发新药所需的信息流动和集体解决问题。为了以高效的方式运行，任何财产的市场——无论是房地产还是知识产权——都需要定义明确、受到良好保护的权利。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通常存在于软件和半导体中。例如，一段软件代码是一个相当独特的实体，可以受到法律机制的保护，而且它的盗窃很容易被发现。在生物技术领域，知识产权制度更加复杂和模糊。人们通常不清楚什么可以申请专利，什么不可以。此外，最有价值的知识产权往往不是某个特定的分子，而是与该分子如何表现、能做什么、潜在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发展有关的数据、理解和见解。这种知识可能更难申请专利。

模糊的知识产权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它让其所有者对共有知识产权三思而后行；其次，它为围绕共享内容的合同纠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Biotech 遭受到了两者的损失。前合伙人和合作者之间的诉讼相当普遍。事实上，基因泰克公司和礼来公司的重组胰岛素交易在许多方面成为该行业的样板，最终卷入了一场关于基因技术使用权的法律纠纷—生产人类生长激素的工程技术。在共同开发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一种刺激人体产生红细胞的合成蛋白)后，安进和强生就营销权的划分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法律斗争。几年后，他们又一次争论这种药物的新版本是一种全新的产品还是原始药物的改进形式。共享信息的另一个巨大障碍是对药物研发至关重要的许多知识的隐性本质。这种知识无法以书面形式完全描述，因为技术或诀窍背后的因果原理尚未完全确定。这在新兴领域中很常见，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生物技术中隐性知识的数量阻碍了该领域的学习速度。

促进累积学习

学习对于以科学为基础的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笼罩着生物技术和药物R&D的深刻而持久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已知的东西与有待发现的东西相比相形见绌。新的假设和发现必须不断地被评估，并且必须决定哪些选择应该继续，哪些应该放弃。这些决定必须在有限的知识和经验的迷雾中做出。错误是常见的，不是因为人或公司不称职，而是因为他们总是在知识的边缘跳舞。当失败远比成功更常见时，就像药物开发一样，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能力对取得进步至关重要。在一个系统或一个行业中，学习可以发生在多个层面上。例如，一个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细胞生长因子的科学家将积累了相当多的知识，他工作的实验室将从他的研究以及实验室其他人的研究中学到许多新东西。这种学习不仅是个人知识的集合，也是社区共享的见解。这些知识中的一部分将在组织的程序和方法中正式化，但大部分可能是隐性的。

尽管科学进步了，但是药物发现仍然有一种依赖判断的艺术，本能和经验。例如，单个科学家对一种分子、一种攻击疾病的生物靶标或一种药物在体内的行为的了解不能被编纂或简化为精确的规则——如果X，那么Y。来自实验的数据得到各种各样的解释和意见的影响。对一个研究人员来说，同样一个构成了潜在功效的强烈信号，可能也会让另一个研究人员踌躇不前。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分享长期的经验非常重要，分享的广度也非常重要。为了科学的进步，每个拥有解决问题所需专业知识的学科都必须能够利用集体智慧。

不幸的是，生物技术行业并没有从长期的经验中学习。它的知识产权货币化体系再次成为是罪魁祸首。通过刺激初创企业的发展，这一体系帮助创造了一个相对缺乏经验的企业组成的行业。典型的生物技术领域的年轻公司根本缺乏基因泰克进行了30年R&D 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能力。新的企业也无法通过经验来学习。他们的金融资源有限，投资者不愿意给他们时间来完善他们的工艺。最后，专有技术市场阻碍了企业形成长期的学习关系。缺乏明确界定的知识产权是一个问题；联盟的短期合作是另一个问题。太多时候，优先考虑的是交易，而不是建立长期的联合能力。因此，大多数联盟都保持距离，而且相当短暂。根据哈佛商学院的Josh Lerner和斯坦福商学院的Ulrike Malmendier的研究，一份典型的合同的期限不到四年——比开发一种药物所需的时间要短得多。此外，这种关系通常以达到特定的短期里程碑为中心；如果缺少一个，联盟可能会终止。总而言之，行业内融合和学习的障碍是巨大的。鉴于这些障碍，生物技术遭遇生产率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更合适的解剖学

为了处理深刻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允许密切相关的问题解决和利用整个行业学科的集体经验，biotech 需要一个新的解剖——一个涉及各种商业模式、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的解剖学。开发创新性更强的药物所需的方法与开发创新性较弱的药物所需的方法大不相同。一种尺寸不适合所有人。更合适的解剖可能包括以下要素：

更多的垂直整合。纵向一体化远未消亡，它在制药业的未来将扮演重要角色。这将是最有用的，在追求最科学的创新药物。垂直整合需要一定程度的规模，这意味着成熟的制药公司完全有能力成为整合者。但是这需要改变。大多数大型制药公司都在自己的公司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孤岛，这种存在严重问题的做法可能解释了它们在R&D生产率低下的原因。为了实现他们作为集成者的潜力，他们需要新的内部结构、系统和流程来连接技术和功能领域的专业知识。

更少、更紧密、更长期的合作。联盟将继续成为内部研发的重要补充。考虑到技术变革的广度和速度，没有外部机构——大学和较小的专业生物技术公司——的帮助，即使是最大的公司也无法探索R&D的方方面面。然而，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形式和数量上将与目前在该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合作关系大相径庭。对于科学或技术上新颖的项目，建立更少、更深的关系是有意义的。一家制药公司与其一年签40份协议，不如在任何一个时间，只参与五到六份持续五到十年、范围广泛的交易。例如，合作可以集中在特定的治疗领域或目标人群，而不是集中在特定的分子上。这种关系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专有信息共享、更多的共同学习和更大、更有成效的投资。我们根本不能指望独立企业在专注于短期目标并强调大数法则而非承诺的业务发展框架内分享知识并进行真正的协作。

更少的独立生物技术公司。小型创业型生物技术公司将继续成为这一格局中的重要元素。但独立上市公司将会少得多。公众持股模式只对有收益的公司有效，允许投资者判断他们的前景；根据现有的信息披露惯例，纯粹的R&D企业不属于公共股本领域。

准公共（Quasi-public）公司。上市公司的一个可能的选择是准上市公司。它的股票上市，但一家具有长期战略利益的大公司拥有多数股权。这种关系将为一家公司提供比普通上市公司更强有力的监管，以及一种更长期的监管模式前瞻性和有保证的资金——所有这些都对药物研发至关重要。它还将允许该公司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并提供股票期权和其他激励措施 吸引和留住创业者。由罗氏公司拥有多数股权的基因泰克是现有的为数不多的例子之一。基因泰克的利润一直很高；它的R&D项目是业内最有成效的项目之一；尽管有所增长，它仍然保持了企业家精神和基于科学的文化。

大学的新重点

大学的心态和政策需要转变。他们应该主要关注对科学界贡献的最大化，而不是许可收入和等价回报的最大化。许多关于大学在科学领域活动的争论都集中在专利的影响上，并且提出了一个错误的问题：大学应该为他们的发现申请专利吗？核心问题是大学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嵌入其专利的知识。他们应该更加谨慎地对基础科学发现授予排他性许可，并支持新公司的创建。将科学交给更多的探索者可能会加快进步的步伐。“开放”许可使上游发现在合理的经济条件下广泛可用，当技术所讨论的是广泛适用的工具、技术或概念，它们有许多潜在的(但不确定的)开发途径。如果重组DNA、单克隆抗体和其他基本的基因工程技术被一家公司独占，那么生物技术的进步就会大大减慢。当所涉及的技术是特定的，并处于其发展的下游，其价值随着获得技术的机会的增加而下降，并且需要某些补充资产和能力来充分利用该技术时，向现有公司授予独家许可是必要的。例如，如果将一种新的癌症疗法授权给一个在开发癌症药物以及设计和管理临床试验方面都有经验的组织，这种疗法可能会得到更充分的开发。但是，如果这种疗法也被许可给竞争者，那家公司就不愿意投资开发了。只有当技术差异非常巨大，以至于现有公司缺乏开发技术的必要能力时，授予初创企业独家许可才有意义。例如，在一家能够从零开始建立基本能力的新公司内部孵化一项高度新颖的技术，如组织工程，可能是有意义的。

更多跨学科的学术研究

在药物商业化开发中，知识库被分割成高度专业化的领域是整合的主要障碍。比如说，在化学和基因组学方面有很深的知识，但是关于它们之间的联系的知识却少得多。这部分是因为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焦点问题、语言、智力目标、理论、公认的方法、出版物以及评估研究的标准。一些困难可能在于大学用来授予研究基金的同行评审过程。这一过程在确保决策基于科学价值方面做得很好，但是评审者倾向于授予他们自己学科范围内的项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大学在过去的十年里建立了跨学科的研究所，将来自生物学、化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工程学和医学的科学家聚集在一起。布罗德研究所是一个研究合作机构，成员包括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专业人员和学生，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合作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更多的转化研究

顾名思义，这种研究将基本的科学发现和概念转化为具体的产品机会。它将早期基础研究与临床试验联系起来，包括诸如靶标识别和验证、体外和体内筛选等活动，并可能进行一些早期人类临床试验。努力理解干细胞如何分裂和特化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一个例子。开发关于使用干细胞治疗糖尿病的假设和见解是转化研究的一个例子。从历史上看，转化研究的问题在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其他资助基础研究的政府机构将转化研究视为应用科学，而风险资本者则认为转化研究风险太大、时间太长。此外，进行转化研究需要对知识产权进行投资，例如新的动物模型，这可能很难商业化，甚至很难保护。转化研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资助。首先是将政府资助的范围延伸到下游。随着美国NIH医学研究路线图的推出，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该机构的主任发起了一项倡议，以确定和解决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主要机会和差距。

第二种是通过更多的私人资金。最大的制药公司可以增加对他们自己或与大学合作进行的转化研究的支持。例如，诺华公司一直在追求这两种策略。风险投资也有希望。这些组织往往是私人资助的非营利机构，专注于推进特定疾病的治疗。一些例子是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和传染病研究)、迈克尔·J·福克斯帕金森研究基金会、多发性骨髓瘤研究基金会和前列腺癌基金会。这些组织在融资和管理与传统的盈利性风险投资家非常相似，但有几个很大的不同:他们有长远的眼光，他们的目标是在治疗上有所作为，而不是在三到五年内将利润返还给有限合伙人。

有了这样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科学可以成为一门生意。认为生物技术的结构会发生如此彻底的变化，这现实吗？是的，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列举的许多元素已经存在，虽然它们仍是例外，它们的成功无疑会吸引追随者。另一个是，进化是商业的常态。重大技术创新的时代伴随着工业设计的转型创新。例如，铁路和电报系统的发展，需要巨大的投资和复杂性的运营管理，产生了现代公司，它将所有权(股东)和经营权(受薪专业人士)分开。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现代公司一直在不断发展。例如，20世纪下半叶，风险资本在美国的出现，帮助产生了在半导体、软件、计算机和通信领域发挥关键作用的企业组织。我们可以希望，biotech 也能得到类似的发展，并像纳米技术等基于科学的新兴企业一样创造一个模式。经过30年的实验，很明显，biotech 并不仅仅只是另一个高科技产业。它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解剖学——一种既能满足科学需求又能满足商业需求的解剖学。只有到那时，它才能实现彻底改革药物开发、征服最棘手的疾病并创造巨大的经济财富的目标。

By 青白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