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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CPT? CPT 是Curricular Practical Training 的简称，中文名称叫做课外实习训练，它是允许学生在校外合法打工的工作许可，且工作领域必须和学习领域相关，学生可以边工作边挣学分。

什么是RFE？从2013年开始美国移民局新增加了RFE，全称是Request for Evidence，也就是要求补充材料的要求。 这项政策针对申请工作签证，绿卡以及办理各种身份业务的申请者，目的是“给提交的证明材料不足或者不符合移民局规定的申请者提供二次机会以确保其申请身份的批准可能性”

什么是OPT？OPT 是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的简写，中文名叫做选择性实践训练。它是让外籍学生将所学专业知识运用到校外实践的一种临时工作许可。

OPT分为课程结束前的 OPT 和毕业之后的 OPT 两种。一般来说上学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用 OPT工作，移民条例规定下列三种情况下学生可以用 OPT 实习：

一.放年假期间和学校没有开学的其他时间，但学生必须还在登记注册而且有条件并有意在下学期进行注册上课;

二.学校正在开学期间，学生可以有每周不超过 20 小时的打工时间;

三.完成课程之后的毕业实习。其实，OPT 也就是学生身份到工作身份的过渡阶段，OPT期间，学生仍可以保留 F1 学生签证身份，但必须在毕业之后的 60 天内(学生身份最后一堂课之后开始的 60 天内)申请到 OPT。如果这个期间学生找到合适的工作并与工作单位签订正式的雇佣合同，学生 F1 身份就能转换为 H1B 身份。

每个层次的学位，无论是本科，硕士，还是博士，都有CPT（Curricular Practical Training）和OPT（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统统叫作“实习“。二者的区别是，cpt是给美国留学生学习期间用的，准确来说是为了让美国留学生学习期间完成专业相关的实践。CPT是和课程挂钩的，也就是说审核是与专业学习正相关。

以下是许多留学生在CPT上遇到的大坑：

1.Day 1 CPT项目在读过程中，被学校告知项目取消了

2022年6月Saint Peter‘s University（圣彼得大学）一封email震惊整个MBA项目的国际学生——MBA（工商管理）项目被取消，所有学生被强行转入MSBA（商业分析）项目。因为不少学生是已拥有了MSBA学位，选择MBA作为CPT项目就是为了避免课程重复过度而”降低”挂靠嫌疑,所以学生们不得不紧急转往其他学校——莫名其妙的又增加了一段CPT学校就读经历——有可能会增加RFE（Request for Evidence）的可能。

2.无法进入到H1B高学历抽签池进行抽签

多位美西CPT名校Westcliff University(西崖大学)的学生临近毕业才知道无法进入到H1B高学历抽签池进行抽签。

“并不是所有的美国master学位都能满足H1B advanced-degree Cap(master/doctor学历抽签池)抽签要求”这是一条绝大多数同学不了解的冷知识。

符合H1B Master Cap抽签要求，必须满足以下两点：

· 获得的硕士或博士学位所在的学校是被国家级教育认证机构认可的大学。

· 该大学是公立的或者是非营利的。

这个知识之所以“冷”是因为——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是都是在前200名的院校就读，而全美前260名的大学都是具有认证的公立或非营利性质大学，那么在抽签环节都会自动进入到master cap中。

但对于计划到Day 1 CPT学校就读第一个美国研究生学历的学生来说，这个冷知识是至关重要的。本身H1B的抽签率就持续走低，但进入master/doctor学历抽签池，至少可以让中签的可能提高十几个百分点。所有不建议去Westcliff/Sofia/Monroe等院校去攻读你的第一个硕士项目，除非不在乎H1B中签概率。

3.某CPT大学不容易被RFE（Request for Evidence）

任何一所学校，不论排名高低，也不管是不是Day 1 CPT项目，都无法保证自己的学生不被RFE，因为每一位H1B申请人的学习经历、实习/工作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然后移民局可能会针对任何一段经历要求申请提供更多证明材料。

对于资质正规的学校和项目，学生被RFE与学校没有直接关系，学校也无法通过改进学校自身的招生政策和学术规范，来降低学生被RFE的几率。

CISI询问了包括Trine Univerity, Sofia Univerity, CiAM等多所CPT学校，得到的回复一致为 “学校不统计RFE情况”，那么某某CPT大学不容易被RFE的依据又是什么呢？纯纯的臆想和忽悠。

4.谎称免除申请费和提供奖学金

很多机构都打出了“找我申请可以免除申请费获得专属奖学金”的标语。其实绝大多数CPT学校为了鼓励学生入学，根本就不收取申请费的。 

而很多不诚信的中介却标榜成自己独有的“免除申请费”特权。更有甚者，以虚假的“专属奖学金”骗取学生信任，然后学生入学后才发现学校根本不提供奖学金，所谓的奖学金变成了按学期分期提供的小金额网购礼品卡。

5.隐瞒Cap-Gap规则

有些留学中介不清楚Cap-Gap规则，或者为了怂恿学生进入CPT学校上学，赚取佣金，而刻意隐瞒这一规则，导致学生白白浪费延续合法身份的机会，又损失数千美金学费。

举两个具体实例来解释什么是Cap-Gap规则！

(1)如果一个抽中了H1B的学生的OPT的结束日期恰好在中签结果通知日和H1B生效日(10月1日)之间，那么这位同学的OPT将会自动延期至9月30日。所以中签学生完全不需要通过进入CPT学校去弥补OPT到H1B之间的空白。

(2)如果一个正处于Grace Period期间的F1学生抽中了H1B签证，那么这个学生的合法身份也将可以延续到9月30日。所以也不需要进入到新的program中去维持学生身份。

6.小网红博主的“经验分享”

火爆的小红书平台已成为当下年轻人获取“知识”的重要平台。由于小红书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影响力，一些不良商家和个人可能会利用平台来进行虚假宣传和欺诈活动。

在小红书有很多看似是学姐学长经验贴，其实是留学中介操纵的小软文，利用虚假信息和学生焦虑情绪，以引导“客户”申请佣金更高的学校，甚至购买不必要的咨询服务。

7.宣传免费咨询，却被要求支付上千美元的加急等特殊服务费

很多留学中介狂撒广告宣称免费提供咨询服务，然而一但发现学生的情况紧急或者学生对于申请流程不了解，会以收取加急费或者额外辅助费对学生进行“敲诈”。本身学生来读CPT学校就是迫不得已，还被趁火打劫，真实祸不单行。

8.误入高风险Day 1 CPT学校

2022年8月美国教育部宣布不再承认ACICS(独立学院和学校认证委员会)的资质，随后美国移民局（USCIS）正式确认不再认可ACICS所认证院校——导致持有ACICS认证的北美大学(UoNA,University of North America)处于资质“裸奔”状态，大量学生选择立刻转学。

还有一所北加湾区颇有名气的CPT学校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在2021年因为被内部成员举报学术不端和违法移民法规而被迫向移民局缴纳百万美元“和解金”，随后在2022年中旬被西部学术认证机构WASC决定取消ITU的学术认证资质。2023年2月最新消息，WASC驳回了ITU要求恢复认证的申诉。

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中介为了经济利益依旧在推荐这一类“高风险学校”，却把学生的权益置之不理。提醒同学们擦亮双眼，小心不正规的学校。

9.花8000美金购买Day 1 CPT的保录取服务

你没看错，真的有不少同学被坑八千美金购买CPT学校保录取服务。怎么实现的呢？一方面，高估学校对申请人的预期，另一方面，低估申请人能够展现的能力，反复PUA申请人，使之认为在不借助中介与学校的“特殊关系”就不可能被录取。

10.录取后，原本热情的“中介老师”变得冷漠

申请前的咨询交流还算得上积极和热情，但在使用了中介的referral拿到录取后，再想获得更多帮助突然变得很难，“中介老师”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甩锅或者干脆置之不理。

随着中美关系的日渐紧张，留学生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多，有些不良中介趁机收取高额费用，做出虚假承诺。请各位学生与家长擦亮眼睛，切勿被人利用焦虑恐慌心理上当受骗。

By CISI

2023年3月，硅谷银行（SVB）， Silvergate银行，Signature银行相继破产。美国第一共和银行（FRC）也无法正常取款，之后虽然接受了提款指令，但以前只要几秒钟就能到账，现在也需要48-70小时。  3月16日，11家华尔街大型银行组成财团（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富国银行等），向陷入困境的第一共和银行注入300亿美元资金，以防止地方银行业危机进一步蔓延。

这一系列的金融系统崩溃，让人不禁担忧，银行到底还安全吗？

银行为何资不抵债

跟其他法律主体一样，银行“破产” 的原因就是资不抵债。这通常有两个原因。

首先，由于投资策略，资产价值变动等原因，银行的债务可能最终会超过其拥有的资产价值或其持有的债权价值。在会计术语中，这就意味着其资产价值低于其负债。

其次，如果一家银行在到期时无法偿还债务，即使其总的资产价值可能超过其负债，它也可能资不抵债。这就是所谓的现金流资不抵债，或“缺乏流动性”。

资不抵债本身这个概念不难理解，但是现金流资不抵债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比较陌生。那么现金流资不抵债是怎么发生的呢？下面一个例子告诉大家：

第一步：某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其财务状况良好——资产价值超过负债。即使一些客户确实拖欠贷款，也有一个很大的，资产价值 – 负债价值的空间缓冲，来保护储户免受任何损失。

第二步：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由于一些新闻引起的恐慌， 也许是提现需求短期急速升高)，人们开始从银行取出他们的钱。客户可以要求提现，也可以要求银行代表他们向其他银行转账。相对于银行的总存款，银行持有少量的实物现金，因此这些现金很快就会用完。它们还在央行持有一定数量的准备金，这些准备金可以通过电子方式支付给其他银行，以“解决”客户的电子转账。

这些现金或电子转账离开银行的影响是同时减少银行的流动资产和负债(以客户存款的形式)。这种提款可能会持续到银行耗尽现金和央行储备为止。

在这一点上，银行可能有一些债券，股票等，它将能够迅速出售筹集额外的现金和中央银行储备，以继续偿还客户。然而，一旦这些“流动资产”耗尽，银行将不再能够满足提款需求，也不能再代表客户进行现金或电子支付。

第三步：这个时候，银行账面理论上仍有偿付能力， 也就是总资产依然超过总债务，然而，因为流动性问题，银行已经无法回应任何的提款要求了，因为它实际上已经耗尽了现金(以及现金的电子等价物——央行储备)。如果银行无法从其他银行或者国家中央银行借到额外的现金或准备金，那么它筹集资金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售其非流动性资产，即其贷款账簿。

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银行马上就需要现金或央行储备。但任何考虑购买其非流动性资产的银行或投资者都会想知道这些资产的质量(贷款是否真的会得到偿还?)这需要时间——几周甚至几个月——来审查价值数百万或数十亿的贷款，以评估其质量。如果银行真的不得不匆忙出售，那么说服当前买家购买其无法评估的一系列资产的唯一方法就是提供大幅折扣。

例如，一家银行可能对其贷款账簿估值为10亿。然而，如果被迫迅速出售，它可能只能得到8亿。如果资产价值 – 负债的空间低于2亿，那么这将使银行彻底的资不抵债。

在美国银行破产后存款怎么办

美国银行存款保险规定，每一个存款人在同一家银行普通账户内的存款可以得到25万美元的联邦政府免费保险，同一个人可以在不同银行开设普通账户，不同银行的普通账户保险额也都是25万美元。

举例来说，约翰有50万个人存款，为了分散风险，他在A银行开设了一个普通账户，存入25万美元，在B银行开设了另外一个普通账户，也存入25万美元。根据规定，这两个账户分别得到最高25万美元的免费保险，合计50万美元都得到了保险；存款多于25万美元的话，可以照此办理，依此类推。而约翰如果将全部50万美元都存在A银行的话，万一出现意外A银行倒闭，约翰的50万美元存款中只有25万美元得到保险可以取回来，但另外的25万美元就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一定拿的回来，也可能打水漂了。

负责银行存款保险的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简称FDIC），这是一家联邦机构，FDIC是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依据1933年的银行法（Banking Act of 1933）成立的，目的是保护商业银行客户的存款利益，避免银行倒闭时存款没有保障，由此加强民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从而保护银行体系的稳定。FDIC对存款保险的额度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提高，最近一次提高是在2008年金融风暴后的2010年，根据《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的规定，由此前的1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

FDIC对存款账户的保险是免费的，无需申请，只要客户在FDIC成员银行开户就自动得到存款保护。目前美国绝大多数商业银行都是FDIC成员银行，据统计，截至2019年FDIC共有5256家成员银行，遍布全美城乡各地。

前面提到的FDIC存款保险主要指普通账户，比如支票（Checking）、储蓄（Saving）、货币市场（Money market）、定期（CD）账户等，民众可以在不同银行开设此类账户，数量不限。此外，FDIC也对退休账户的存款保险，金额也是最高25万美元，退休账户与普通账户不同，每个人只能有一个同类型的退休账户，比如一个传统退休账户（Traditinal IRA）、一个401K退休账户、一个罗斯退休账户（Roth IRA）等，不能在不同的银行开设相同类型退休账户，因此，如果退休账户里的存款超过25万美元保险上限，就无法如普通存款账户一样分散风险。

美国民众的金融资产，除了一部分存放在商业银行外，还有一部分用来投资，在证券公司开设账户投资金融产品，这一部分资产并不受FDIC的保护，因此，在发生金融危机时，证券体系的稳定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国会于1970年通过了证券投资者保护法 （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Act）并成立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Corporation ，简称SIPC），这是一家非营利性会员公司，负责证券公司破产或陷入财务困境时努力返还客户的证券和现金，限额最高50万美元（其中现金限额为25万美元）。SIPC是美国投资者保护整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SIPC是根据联邦法律创建的，但它与FDIC不同，不是联邦政府机构。

除了联邦法律规定的存户保护规定外，民众如果握有大笔资产而其金额超过FDIC规定的存款保险上限的话，还有其它一些办法可以保护自己的资产不受损失。比如可以将钱存在现金管理账户（Cash Management Account），或者将钱存在“最大安全”账户（MaxSafe account）内，该账户提供额外保险，允许储户将保险限额从25万美元增加到375万美元。还可以在存款人保险基金（Depositors Insurance Fund，简称DIF）加盟银行开设账户，凡在存款人保险基金加盟银行所属任何一家银行的存款，都会自动获得高于25万美元上限的额外保险。存款人保险基金是私人性质的行业赞助保险基金，成立于1934年，成立以来一直为客户存款提供高于FDIC保险额度的保险。

为什么存款保障有上限，但贷款还要必须还

银行存款与贷款，实质形成的都是债权债务关系。而债权债务按约履行，首先是以双方主体的信用做担保的，其次才是抵押、质押担保，或者第三方履约担保等等。

银行存款的债权人是存款人，债务人是商业银行。

存款的安全性，或者说银行到期支付款项给储户，这首先是由商业银行的信用做保证的。如果银行发生重大风险信用破产，则会动用到第三方履约担保，即银行按照《存款保险条例》投保的存款保险。

在中国，银行存款保险是国家强制商业银行投保的保险，目的是确保储户存款的安全。国家在制定存款保险限额偿付的标准50万元时，考虑的是这个限额可以覆盖99.5%以上的个人储蓄，而且也会考虑银行的投保费用负担问题。

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强调，并不是说银行破产只赔50万元，要完整理解存款保险条例的有关条款：

同一存款人在同一家投保机构所有被保险存款账户的存款本金和利息合并计算的资金数额在最高偿付限额（50万元）以内的，实行全额偿付；超出最高偿付限额的部分，依法从投保机构清算财产中受偿。也就是说，银行破产清算后的财产，会按照法定清偿顺序偿付给债权人（包括储户）。

银行贷款，债权人是银行，债务人是贷款人。

银行贷款，有不同的种类，比如信用贷款、抵押贷款、质押贷款等等。

银行贷款，正常要靠贷款人的信用保证偿还本息。如果贷款人出现问题还不上款，那就要开始第二步，使用抵押、质押的财产偿还，或者找第三方担保方还钱。

但是，如果贷款人倒闭破产，抵押、质押的财产也不够偿付贷款，或者第三方担保方也没有能力偿还的，银行追不回贷款，也只能接受坏账的结果。

所以，出现上述的问题，银行贷款也有可能收不回来。懂点常识的人都该知道，银行的坏账率是什么概念。2019年第一季度，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经过疫情三年，这个数字已经翻了几番。银行危机的本质就是，一家银行没钱的时候其他银行也会一起没钱，以现在金融系统的乱象来看，政府出手似乎是唯一解决危机的方法，但何时连政府都会黔驴技穷，这谁也不知道。

By 月石、信息局、诗涵

奴隶社会，人是人的奴隶，也是资源的奴隶

封建社会，人是人的奴隶，也是土地的奴隶

资本社会，人是人的奴隶，也是资本的奴隶

信息社会，人是人的奴隶，也是信息的奴隶

用算法来裁员，残酷又提升了一个境界

算法招聘不稀奇，现在利用AI算法来自动化处理海量简历筛选，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操作。但算法裁员，对于许多人来说就闻所未闻了。最近，一家海外公司Xsolla通过算法判断出150人是“没有生产力的员工”，然后一口气裁掉了他们。

引起争议的不是裁员本身，而是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标准：Xsolla首席执行官阿列克桑德·阿加皮托夫接受俄罗斯出版物《Meduza》的一次采访中提出，员工的“数字足迹”不符合公司标准。

远程工作时代，加上外部环境急剧变化，处于困境的企业不得不裁员自救，原本无可厚非。但利用AI算法来履行裁员职责，就有待商榷了，因为这牵涉到一系列问题，比如：

靠数字足迹判断员工合格是否合理？算法开除的决定是否符合劳动保护条例？这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打工人必须按照AI的喜好来行动，从而成为算法的奴隶？

算法裁员，究竟释放出了哪些“恶之花”？

边界之问

通过算法来开除员工，听起来着实有些匪夷所思，直到Xsolla创始人阿加皮托夫撰写的内部邮件被公开，人们才知道算法的判断标准是：数字足迹（Digital Footprint）。

信中提到，Xsolla的大数据团队分析了员工在Jira、Confluence, Gmail、聊天、文档、仪表板等应用中的活动，然后将那些行为路径不总出现在工作场景中的员工标记为“没有生产力的员工”。

在技术社会中，想要追踪一个人的网络活动是很容易的。此前，许多企业会通过社交媒体筛选潜在的员工，员工也会经营自己的“赛博形象”以传递好的形象，大家似乎都为企业考察员工的数字足迹投出了一张“赞成票”。

但当事情发生在裁员这一动作下，或许才会发现，数字足迹在职场的应用，正释放出了三个危险信号：

1. 模糊生活与工作的隐私边界。涉及150人规模的员工不知道自己正在被AI跟踪，并且网络活动的“蛛丝马迹”都可能被引入考核标准，还是很让人恐惧的；

2. 算法“黑箱性”缺乏说服力。通过数字足迹的可以分析判断出该人的性格特征，这在招聘时可作为加分项，但裁员需要明确的“不胜任工作”的认定标准，算法“黑箱性”让裁员这件事充满了不确定性，难以服众，容易引发心理失衡的报复事件；

3. 缺乏对“幸存者”指导意义。一次成功的裁员，不仅仅在于将部分员工开除，还要让“幸存者”做好对新任务的准备、了解持续发展的规范，但通过分析数字足迹作出的裁员决定，却无法清晰地体现出被裁和网络活动的因果关系。

一个人可能因为总在工作时间登录社交媒体，被认为效率过低，但这一结果对于需要与用户频繁交流的创意型岗位就没什么价值，也让“幸存者”处于惶惶然不可终日的状态。

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推行永久制的远程办公，与此同时，如何评估员工的工作状态和生产力也成为难题。这个案例也驱使我们思考，个人该向企业让渡多少数字足迹访问权限，将成为未来劳动市场和法律法规的重要议题。

标准之谜

那么，通过数字足迹来衡量员工的敬业度和生产力，到底靠不靠谱呢？

我们知道，数字足迹只能跟踪到软件交互的时间和频率，对于流程化程度高的工作有直接的参考意义，但对于创造性工作就有点无能为力了。

一来，科技企业是典型的知识经济，涉及到大量的创意创新，这是十分个性化的过程。比如乔布斯喜欢打坐冥想，然后做出决策；有媒体报道过，当团队遭遇瓶颈时，张小龙就带着大家一起听摇滚乐；德国作家席勒缺乏灵感的时候，则喜欢吸几口烂苹里的味道……如果让AI来判断，这些都算“不务正业”。

二来，现有算法很难评估OKR与数字足迹之间的因果关系。英特尔公司创始人安迪·葛洛夫发明的OKR目标与关键成果法，已经成为谷歌、Facebook、Linked in、BAT等科技企业广泛使用的工作模式，即先明确努力的方向和目标，过程中员工可以自主探索，只要保质保量地完成预定目标即可。这种方式能最大程度地激活员工的积极性，并且鼓励他们打破常规。这时候，用网络冲浪的蛛丝马迹来衡量员工的表现，是一种既过时又极其无效的标准。

标准的不合理性，也会直接影响裁员程度的正当性。我们知道，为了避免任意裁员，许多国家的法律法规都对裁员的程序公平有着严格限制，依靠AI算法裁员很难避免暗箱操作和违规裁员，正规企业为了避免陷入风险也不会草率上马相关算法。

人性之思

算法裁员，也证实了一个令诸多学者都担忧已久的问题：AI应该增强人性，而不是减少或取代它，是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数字时代，许多劳动者都不可避免地被“异化”，失去了对工作、生活和自我的控制，比如与系统争分夺秒的外卖派送员、被算法支配的网约车司机、沉浸在算法推送中不可自拔的短视频爱好者……本该具备人文关怀的裁员，也开始因算法加入而变得冰冷。

此次Xsolla创始人信中表现出的态度和语气令许多网友感到不满，他给被解雇的员工贴上“没有参与工作和无益”的标签，称“我真的相信Xsolla不适合你”。还分享了一份“被开除者名单”，直言不担心离职员工，也不担心这些措施是否会打击公司前进的士气。

根据算法直接把人裁掉， Xsolla作出如此草率的决定，说明企业本身存在更大的问题。但用技术语言与员工沟通的做法，在科技公司却并不罕见。

2018年就曾发生过某技术总监因不满辞退，怒删9TB关键数据，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25万；2020年63岁的亚马逊司机因算法评分较低而解雇。试图让算法“背锅”，拒绝以人为本的沟通，等待的不是被裁者的“反杀”，就是大众的群嘲了。

在裁员这一环节中，算法能提供的仅仅只是一个参考标准，更多工作则需要人性化的方式来进行。比如裁员沟通，就是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方式。有研究显示，在裁员期间受到管理者积极人际待遇的员工，会较少表现出消极反应，对组织未来目标的认可也会增加。

高质量的对话，可以有效地避免员工的不公平感，从而把裁员的负面效应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裁员活动中最不可控也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展现企业文化和管理者个人素养的标尺。

马克思曾指出：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蠢钝的物质力量。

AI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企业经营的各个关键领域当中，但在直接与人有关的领域，仓促部署AI都是不合适的。刚刚浮现出的算法裁员问题，应该被快速提上技术伦理甚至法律规范的议程。

被算法压榨的人不得不参与内卷

最近，有一个有外卖商家的收入截图火了，一份米线卖价19元，商家拿到手的实际收入只有9元。

那么商家不参加活动行不行？不行！因为店铺排名就会更靠后，以后连生意都没了。

更让该商家郁闷的是，同样一个25元的订单，在各大平台的提点都差不多，有的是21%，有的是25%，有的更高，到底依据是什么呢？他打电话问平台，得到的解释是：系统是按照算法执行的。

算法究竟执行的是什么规则？除了平台之外，没人能搞清楚。这就是平台的算法规则，在古代有”大斗进小斗出”的明剥削，现在就是暗剥削。

有人肯定会说：那别人的生意怎么做下去的？

来看看下面这个场景吧：

这么一个阴暗狭窄又杂乱无章的小巷子，叫“幽灵厨房”。这种餐厅没有招牌，没有门店，没有餐桌，只在各大平台上接外卖的订单，它们广泛的分布在城中村里。

每天中午11点到下午2点，订单像潮水一般涌来，老板（兼厨师）以最快的速度出餐，然后打包（往往是老婆负责）发给外卖员，外卖员再马不停蹄的把午饭送进各个写字楼。

这种”幽灵厨房“之所以能够生存，秘诀在于它们省下了房租和员工开支，可以承受平台确定的价格，不停的以更低价参加平台活动，就会获得平台给的推荐和流量。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后来又产生了一种店铺，其运营成本比这个更低。原来这种新型餐厅直接用几块钱的料理包，看到这个让人醍醐灌顶：我们平时在平台上点的黑椒牛柳/宫保鸡丁/鱼香茄子/糖醋里脊等等，根本不是厨房做出来的，只不过是料理包一拆，再加上米饭，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经济学里有一个著名定律：“劣币驱逐良币”。在铸币时代，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的铸币——“劣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足值货币——“良币”收藏起来。最后良币将被驱逐，市场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币了。

没错，电商和外卖平台的兴起，会让生活变得更方便。但是当线上流量都被平台把持之后，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来了。互联网的崛起使比价变得更容易，当市场出现一款流行新品的时候，第二天在网上就出现同款产品，价格远远低于实体店铺零售价。也就是说无论你生产的是什么产品，总有更低价格的出现。

先有淘宝，后有拼多多。于是不管什么样的产品，总有更低价格的产品出现，低到无底线，市场就形成了“低价是王道”的逻辑。低价者胜出，意味着企业不会有充足的资金投入研发、设计、品牌打造，这就会影响产品的品质和质量，消费者占便宜是天然的心理，这是人的本性，但是商家不能利用人的劣根性去谋利。

从短期来看，消费者捡了价格上的便宜。但是长期看，商家为了利益必然要无止尽的压缩成本，然后被逼采用劣质原材料，于是最终吃到“恶果”的还是广大消费者。算法最厉害的招数之一叫“大数据杀熟”：你越有消费能力，购买同样的东西，你就要比别人花更多的钱。

同样的逻辑：

你越有资金打广告，那么购买同样的广告位，就要比别人花更多的钱。

你越有精力加班，那么给你同样的工资，你就要比别人干更多的活儿。

你外卖送得越快，那么配送同样距离的订单，系统给你的时间就越短。

我们最终将陷入了算法制造的“囚徒困境”：它可以一只手紧抓996，另一只手摇喊大健康；它让我们现在不停的“用命换钱”，以后又让我们不停的“拿钱买命”。

人类将会失去意义，每个人都会变成一个“数据包”

立陶宛学者卡尔波卡斯犀利地分析道：完整而独特的个人被分解、降格为数据的生产者、数据分析的作用对象，或更直白地说，一个数据包。

“一位友好的同事成为了一位服务提供者，一位长期诚信的客户成为了一位拥有高信用分数者，一位善良的护士成为了一位护理提供者，一位学者成为了一位有影响力的学人，一位运动爱好者成为了一位拥有动态绩效曲线者。”进而，我们要么在算法对代码架构的直接控制下，只能做出架构所允许的行为，要么在算法对行为的微妙助推下，做出自认为自主、实则受控制的“最佳”选择，仿佛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容易操纵。

甚至，算法的编写者也受制于技术过程的反馈，并非独立自主、从零开始地设计算法，而是根据算法运行的输出结果而不断调整完善。与此同时，线上与线下的治理逻辑趋于统一，万事万物都将成为算法的数据分析的对象，不再存在互联网、物联网以外的治理领域。于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主体地位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人类不能再宣称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反而沦为算法的仆从、技术的奴隶，人类与技术的平衡向技术方向高度倾斜。

但同时算法必然带有人类的价值观。在定义上，人工智能即是由人设定与制造的智能：简单的算法代码是个决策树，由人类为特定问题的全部细枝末节设定解决路径；复杂的机器学习也仍然需要人类提供数据，并为数据与结果之间的关联赋予意义。更何况，算法作为平台治理的工具，根本上反映了平台的利益与需求，故而有大数据杀熟与灵活用工剥削，甚至将算法作为独立法律主体看待的争论背后，也是平台希望免除自身责任的动力在暗中驱使。

所以，算法本身深深地嵌入了这个社会：“算法被设想为类似莫比乌斯环，既没有纯粹的内在，也没有纯粹的外在”，“算法变得具有交互性，与其运行的更广泛的环境建立一种双向关系：从世界中学习，接着通过分类、排序和筛选反馈给世界，然后再从受其先前输出影响的世界中学习，继而进一步反馈”。人工智能并未统治世界，它仍然属于世界的一部分。

人类与技术、环境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与统治关系，不是要么西风压倒东风、要么东风压倒西风；人类主体地位的消退并非向技术投降，并非复刻人类中心主义而成为技术中心主义，而是真正开启了设想一种更为平等、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伙伴关系的可能性。

正如人类将自然商品化并将其仅仅视为一种资源而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优化一样，通过机器和代码对人类所进行的类似处理也是错误的。事实上，人类控制、奴役人工智能固然不对，人工智能转而控制、奴役人类也并非真正的善，冤冤相报无穷尽也。甚至人类与人工智能彼此孤立、独善其身，也无法实现各自的终极进化与完善。人类与人工智能需要建立一种友爱的伙伴关系，携手进化；同样地，人类与技术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才能使这个世界朝正确的方向前进，止于至善。

由此观之，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所引发的技术中心主义的后人类思潮是误入歧途的。算法与人工智能并未强大到可以取得与人类平起平坐的主体地位，现实的侵权责任法、著作权法稍作解释或调整即足以应对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创作等提出的所谓新问题，只要穿透技术的迷雾，直指其实际的影响即可。毕竟，“无论数字（无身体或无实体）行动者是基于与自然人或法人的相同或相似基础而被赋予人格，还是被认定为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存在，或是被认定为从简单权利和义务（例如保险）发展到更复杂安排（例如产权）的实体，抑或是被认为根本没有明显的人格，它们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具而言之，首先可从算法的输出结果入手，要求公平公正，避免偏见与歧视，不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根据各种标准来划分算法歧视类型，进行分级分类治理。其次可从算法的输入数据入手，一方面要求数据控制者完善其自我治理机制，强化对用户的数据保护，另一方面赋予数据主体以免受算法自动化决策约束权等个人信息权利，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算法权利，增强个人对自身数据的支配与管理。最后辅以适当程度的算法透明，采取分场景、有层次的算法解释权，以及制度化的算法影响评估、算法备案等可行的算法透明措施。但是主张算法所享权利，乃至算法主体地位，则大可不必，这亦非法律的制定、执行与适用者所擅长。

如果已经到了不得不革命性立法的地步，人类的单边立法或许也不一定能够取得人工智能的同意，二者需要斗争或协商才能确定共同的未来何去何从。因此，这样一种技术中心主义的后人类思潮其实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回魂：依旧从人类出发，思考如何将人格赐予机器或防止人格被机器破坏，过分抬高、夸大技术的作用与地位，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样的后人类思潮之下，主客体等级关系的幽魂不散，支配-依附的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只是颠倒了过来罢了。持此论调者无法设想人与技术皆从中心地位退出，卸下彼此不必要的特权，彼此更为平等、合作地相处，致力于共同的解放事业，正如动画中所想象的乌托邦一样。

后人类之上的超人类

然而，平等的后人类主义在揭示了宝贵的洞见同时，也遮蔽了更深刻的反思空间：算法/人工智能与人类/人类智能的关系真的是平等的吗？换个问法：被算法消解主体性的人类，与对算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类，是同一拨人吗？或者更准确地说，被算法计算、管理、控制的人，与设计、拥有、控制算法的人，是同一拨人吗？如果不是，二者真的是平等的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算法治理的服务对象是平台经济及其背后的网络资本，它们决定了算法治理的目标、形式与结果，通过算法治理的技术赋权，以大多数人的后人类主义、去主体性状态为代价，成就了自身的超人类主义、超主体性状态。

即使算法治理在总体上提升了社会福利，并因此惠及被治理的普罗大众，这一后果也是次要的，平台盈利与资本增值作为算法治理的根本目的不会改变。这不仅体现在分配环节，平台资本攫取了新增社会总福利中的大部分，更体现在当平台利益与用户利益、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算法总是维护平台利益，例如在共享经济中对灵活用工者的劳动剥削。

更何况复杂的技术也有利于超人类实现隐身，将他们与后人类的社会矛盾转移、消解为后人类对技术的无知、无力与无可奈何。于是后人类只能责怪自己素质太低、不够努力、跟不上时代，或先进技术太神秘、太狡猾、太不近人情，超人类借此坐收渔利，闷声发大财。超人类甚至可以用信息茧房、数字鸿沟打造新的美丽新世界，让后人类沉迷于滑动手指即可获得并不断自我强化的廉价快乐，从而沉沦为自动打工的生产者与不停剁手的消费者，丧失集体行动乃至独立思考能力，最终以一种类似奴隶支持雅典民主和哲学的方式，支持超人类“参与幸福、共同体事务、超越性追求和其他崇高活动”。

所以，人工智能非但没有通过普遍地赋予或剥夺权利而使人与人之间更为平等，反而以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等各种方式进一步扩大了数字鸿沟，强化并掩饰了现有的政治与经济不平等体系，使少部分人能够以更为隐蔽也更有效率的方式对大多数人进行盘剥与控制。换句话说，被消解或被更大程度上消解主体性的是大多数人，能够影响甚至决定算法的是少部分人，因而在人类与技术相对平等表象之下，是人与人之间深刻不变的不平等本质。

因此，我们对机器人统治人类的担忧或许不无道理，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触摸到了算法时代不平等的大致轮廓。只是我们未必看透机器人背后其实还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资本与少数人，后者才是更加值得害怕的对象。他们通过算法黑箱、技术中立、人工智能主体责任等法律修辞推卸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迷惑大多数后人类去控诉他们无法理解也无法左右，但事实上与之同为工具与奴仆的新兴科技。质言之，算法时代的后人类主义性质只是表象，算法赋权的超人类主义现实才是残酷的真相。大多数后人类成了滋养算法的单向度的数据材料，从而让算法服务于更丰富、更高级、更符合人之为人本质的少部分超人类的生活品质的达成。

By 遥堃、脑极体

“没想到一觉醒来，居然赶上了银行倒闭，人生完整了。”中国医疗初创公司创业者安迪（化名）3月11日午间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他的公司大部分美元资产都存在硅谷银行，主要用于美国办公室人员的工资发放。

另一位业内人士在谈及此次硅谷银行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时对记者透露，有初创企业因此损失上亿人民币。

美国著名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 CEO更是将硅谷银行的后果称为“初创企业的灭绝级别事件”，他称YC 1/3的项目约1000多个创业公司所有的钱都在硅谷银行，下周甚至发不了工资和房租，而保险公司理赔的上限是25万美元。

互联网投资人庄明浩表示，如果说过去的20年，互联网+VC相辅相成的爆发成就了硅谷，这种效用同时造就了SVB这家特殊的“银行”。如今，整个互联网的宏大叙事已经远去，所谓的互联网+硅谷的造富神话也开始成为历史。

一大波风投与创业公司受影响

“没想到连SVB都要遭遇金融信用危机，这可是大多数投资机构和创业公司的首选开户行。”一位科技领域创业者这样感慨。

1983年成立于美国的硅谷银行一度被认为是初创公司的“金主”和“命脉”， 在硅谷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之际，它凭借低息募资、面向大银行尚未重视的中小企业，迅速开辟出灵活的发展路径，成功帮助过Facebook、twitter等明星企业。

appWorks合伙人、具备多年募资经验的詹益鉴总结，硅谷银行之所以能够拥有近一半的初创公司市占率，关键在于其核心产品风险债，可以帮助创业者减少股权稀释，帮助投资人降低现金流风险，只要公司成长与获利能力高于资金成本，实际便能获得投资人、创业公司与风险债发行者三方共赢的局面。

为了让旗下被投公司获得风险债额度，詹益鉴称，许多创投机构会要求被投公司尽早到SVB开设账户、积累往来记录与财务资料，并将投资资金存放到该账户中，降低汇兑费用与手续时间。其后，随着老牌或大型初创机构对SVB的信任与依赖，想在硅谷获得投资或已被投的创业公司，几乎都有SVB账户。

 “我们使用硅谷银行也是因为它的服务好，而且非常便捷。”安迪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但这样的特性使得硅谷银行对于行业的繁荣与萧条周期特别敏感。今日，一段美团曾晒出硅谷银行存款6000多万美元的旧闻被重新提起。有消息称美团创始人王兴今日已回应“我们很多年前就转用大银行了。”第一财经记者就此询问，截至发稿美团公司方面未予以回应。

但安迪所在的企业没有这么幸运。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从昨天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设法转钱出去，但是还没有转出来，银行就先倒闭了，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目前，银行网站的状态显示正在维护中。

不过，因为企业规模不大，安迪的公司存在硅谷银行的美元资金并不多，涉及数十万美元的资金。他还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至少在我的朋友圈就有好多家中国初创公司也把钱存在硅谷银行。”

安迪称，相比一些存款好几亿美元的大型科技公司来讲，自己就是损失了也还不算多，保险公司理赔上限25万美元，风险相对可控。

以流媒体技术公司Roku为例，该公司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披露，该公司在硅谷银行持有近5亿美元现金，占现金流比例超过四分之一。Roku还称，其在硅谷银行的大部分存款都没有投保，不知道公司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收回现金存款。

“元宇宙第一股”游戏公司Roblox在一份文件中表示，其30亿美元现金中的5%存在硅谷银行。

除了互联网企业，加密资产客户也被硅谷银行纳入可接纳范畴，虽然所设敞口并不大。据统计，Blockchain Capital、Castle Island Ventures、Dragonfly 与Pantera 都与硅谷银行有关系。

另据加密货币领域稳定币发行商Circle公司表示，截至1月17日，总部位于美国的稳定币发行人Circle在硅谷银行持有其USDC（市场第二大稳定币）稳定币的部分现金储备。

负面影响还在持续蔓延。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多家LP（Limited Partners，有限合伙人）机构开始询问自己投的基金有没有将钱放在SVB里。有LP发朋友圈称，自己所投的基金连夜发邮件告知没有将钱存在硅谷银行，而那些没有发邮件的，大概率是遇到了麻烦。

恐慌情绪背后

传奇基金经理、潘兴广场创始人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在推文中表示，由于风险资本支持的公司依赖SVB获取贷款和运营资金，因此这家硅谷第一大银行倒闭可能会摧毁经济的关键长期推动力，SVB一旦倒闭，将有更多的银行面临挤兑和倒闭，届时多米诺骨牌会接连倒下。

“大家已经开始把账户转到更大规模的银行，担心小银行爆雷。”一位硅谷的从业者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还有一位正在计划将资金从BOA银行转到Chase银行的硅谷人士对第一财经表示，“Chase的银行工作人员忙疯了，说不少客户连夜开户，预计下周一还将有大量客户紧急把资金转入Chase里。”

回溯这场危机，互联网投资人庄明浩认为，2022年下半年开始的长加息周期令债券价格不断下跌，硅谷银行出现高额浮亏。近日，SVB启动资本动作，出售大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AFS）以换取流动性来支付存款提款。此次出售涉及价值210亿美元的债券，造成18亿美元实际亏损。同时，SVB还将通过出售普通股和优先股等股权融资方式，募集22.5亿美元的资金。CEO贝克尔又向最大客户群风险投资者们争取支持，没想到这些机构转身就劝说被投企业们提前取出资金，进而引发挤兑风险。

庄明浩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很多天使轮与A轮阶段的早期公司没有资产配置的概念，也一般不太会开很多银行的账户，自身业务可能还没赚钱甚至收入都没有，主要依靠VC投资款活着，这种情况不分中美，都会受到硅谷银行事件的巨大冲击。

“从心理上讲，这是一个打击，因为每个人都意识到事情是多么不堪一击。”为初创公司提供税务、会计和人力资源服务的咨询机构Kruze Consulting运营主管Scott Orn表示。

Orn将硅谷银行称为“硅谷皇冠上的明珠”。对于他的数百个客户来说，硅谷银行的撤资可能会使初创公司借钱成本变得更加昂贵。他希望硅谷银行能够度过这个困难时期，甚至有可能被一家更大的银行收购。

目前来看，美国政府已经介入，但对SVB最大客户群——风险投资机构与初创公司的负面影响已经造成，尤其是在资金流动性压力方面。

硅谷技术VC Fusion Fund创始人张璐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说，这一事件对于科技创投领域的资金活跃度影响巨大，尤其对初创企业影响不小，但硅谷技术创新的趋势不会因为资金的问题就出现倒退。

还有用户提议推特应该收购硅谷银行并将它变成一家数字银行，马斯克对此评论称持开放态度。

 硅谷银行的倒闭正值科技行业面临挑战之际。不断上升的利率侵蚀了便宜的资金渠道。根据CBInsights今年1月份发布的数据，2022年美国的风险投资较上年下降了37%。

与此同时，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衰退担忧促使一些广告商和消费者收紧支出，削弱了科技行业的收入驱动力，大型科技企业陷入了大规模裁员，重新关注以“效率”为标志的成本削减计划。

截止发稿时，浦发硅谷银行、再鼎医药、百济神州、北海康成、腾盛博药、加科思也、圣诺医药、基石药业、亚盛医药、德琪医药、康方生物、云顶新耀、潘石屹等都表示硅谷银行的破产不会对其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硅谷银行为何轰然倒塌

美国时间3月10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发布声明，美国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部（DFPI）当日宣布关闭美国硅谷银行，并任命FDIC为破产管理人。为保护投保的储户，FDIC创建了存款保险国家银行（DINB），硅谷银行在关闭时，作为接管人的FDIC需立即将硅谷银行所有受保存款转移到DINB。

3月9日，硅谷银行从开盘价176.55美元暴跌至106美元，并在10日的美股盘前交易中再度暴跌逾60%，随后进入停牌状态。

事件的导火索出现在3月8日，当天硅谷银行大举抛售了210亿美元的债券，造成18亿美元亏损。同时该公司称将通过出售股票的方式筹集23亿美元，以弥补这一笔“债券甩卖”带来的巨额亏损。

此举引发了强烈的市场担忧，银行最害怕的挤兑风潮就此来临。3月9日开始，“硅谷教父”彼得·蒂尔的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对冲基金Coatue Management、著名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 等机构均建议他们投资的公司——硅谷银行的储户们，考虑从该银行尽快按需撤资。

作为硅谷创投圈的“宠儿”，这家银行立刻陷入了更深的流动性危机，继而快速崩盘。硅谷银行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倒闭的最大银行，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大倒闭的银行。

硅谷银行为何“猝死”？其会不会又如当年突然破产的雷曼兄弟公司，酝酿出一场更广泛的危机事件？

硅谷银行成长史

作为硅谷创投圈的宠儿，硅谷银行1983年成立，后发展成硅谷银行金融集团，资产达2120亿美元。按资产总额排序，该银行是美国第16大商业银行。该银行在美国、欧洲、亚洲等国家与地区设立了分公司与办事处。

从商业模式来看，硅谷银行的目标客群有别于其他商业银行，主要服务于PE/VC、高科技企业，以及这些企业的员工等高净值个人客户。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独特的市场定位，硅谷银行一直是硅谷科技和生命科学初创公司中最受欢迎的金融机构之一，曾成功帮助过Facebook、twitter等明星企业。根据国信证券估算，SVB对美国高成长企业的贷款市占率约 46%，是高成长企业贷款市场的龙头。

国信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剑将硅谷银行形容为“创投圈集团”的财务公司——资金以贷款形式投放给PE/VC企业、高科技企业和这些企业的员工，同时也从这些企业和员工处获得存款。

具体来看，硅谷银行的两大主营业务是为PE/VC提供“资本催缴信贷”以及为初创企业提供信用贷款：

• 资本催缴信贷：本质是一种过桥贷款，通常会给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机构提供短期贷款，让它们在等待投资者的资金到位之前先解决资金问题。这类贷款风险较低，期限较短，所以收益率相对不高。

• 初创企业贷款：当初创企业没有盈利和现金流时，它们经常需要向硅谷银行借款来维持业务运营。这些贷款风险比较大，因为没有抵押物，所以硅谷银行通常会向借款企业要求提供3-5%的认股权证。具备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

2022年财报显示，在该行的贷款构成中，资本催缴信贷余额413亿美元，占比高达56%，初创企业贷款占比为9%。

有业内人士将硅谷银行的业务特点总结为“投贷联动”，即股权投资的收益与信贷业务的风险平衡相互抵消，以实现超额盈利。2021年，硅谷银行的股权资产占总资产的1%，却实现了收益5.6亿美元，占非息收入的20%。

安然度过千禧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平稳运行已经40年的硅谷银行，为何在短短数天内崩盘呢？

故事的伏笔在三年前埋下。2020年3月，美联储开启无限量QE，把基准利率降到0左右，在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美国科技公司大量回购和融资，与高科技相关的VC投资也变得非常热门。美国的PE/VC市场快速扩张。

这种情况下，硅谷银行的核心储户——即科技公司们手头拥有大量现金，该行由此吸引了大量存款。该行存款规模从2019年的617.6亿美元跃升至2021年底的1892亿美元（尤其以活期存款为主）。硅谷银行的规模在此期间也快速增长，其资产总额从2019年末的710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末的2115亿美元，其中2020年同比增长63%，2021年同比增长83%。

与此同时，手握大量现金的硅谷银行为了获取更高额收益，选择进行证券投资，主要买入了投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美国国债。这类资产在2020年和2021年实现了浮盈，但并没有被出售。

但问题是，硅谷银行投入在证券上的存款太多了。截至2022年底，硅谷银行买下了1200亿美元的投资证券，其中包括91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组合（MBS）和260亿美元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甚至远远超过了740亿美元的贷款总额。

更不利的是，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硅谷银行买入了大量长久期的证券资产，尤其是中长期国债。

2022年3月，美联储启动了力度空前的加息周期，为硅谷银行的扩张故事画上了休止符。随着加息周期的到来，一方面，存款的成本变得更高，难以低成本揽储——该行有息存款成本从2021年的0.13%大幅攀升到2022年的1.13%；另一方面，债券价值会走低，这也就意味着硅谷银行持有的大量证券资产的缩水。

更重要的是，科技初创公司们转而变得需要现金，选择提取存款。年报显示，2022年该行全年存款总额下降了160亿，大约占存款总额的10%，特别是活期无息存款由1260亿骤降至810亿。

这还远远不够，为了填补资金缺口，硅谷银行只能选择卖出此前囤下的巨额证券。 

3月8日盘后，该行发布公告称出售了210亿美元的可供出售资产来重塑资产负债表，税后损失达18亿美元（硅谷银行2022年全年归母普通股东净利润仅15亿美元），同时还出售普通股和优先股募资22.5亿美元。此时，硅谷银行还持有久期更长的高达913亿美元的“持有到期”债券，而这部分债券在整个2022年的价值已经缩水了69亿美元，并且还很有可能持续缩水。

花费如此亏损也要变现反映出了巨大的流动性压力，投资者对于硅谷银行的信心随之坍塌，挤兑风潮到来。周五披露的一份监管文件显示，投资者和储户周四一天内试图从硅谷银行提款420亿美元。

总体来看，“期限错配”是硅谷银行失败的核心原因。其持有资产的期限远远大于利负债期限，银行极易面临“流动性风险”，银行可能无法及时偿还负债，导致资不抵债、银行破产。

“银行最大的风险是挤兑，负债不稳但又利率低位，买一大堆长债很致命。如果没有流动性危机，资不抵债也不一定倒闭。”招商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表示。

是否又是一次雷曼时刻？

对于硅谷银行的雷暴，市场反映出了强烈不安。

3月9日，美股基准KBW银行指数暴跌超8%，创下自2020年6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1.85%，而道琼斯工业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均超过500点，跌幅分别为1.66%和2.05%。3月10日，KBW银行指数再跌3.91%，本周累下跌15.74%，创有记录以来最大周跌幅。甚至在亚洲，MSCI亚太金融指数一度下探2.6%，迈向一年来最大跌幅。

有市场声音认为，突然雷暴的硅谷银行可能又如当年突然破产的雷曼兄弟，酝酿出一场更广泛的危机事件。 

多家券商机构发声为市场降温。比如，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银行团队认为，当前整体情况可能并没有市场担忧的那么紧张：

杠杆方面，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部门在强监管下整体杠杆较低，且资本充足率也相对健康，因此发生大面积的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似乎并不高，上述事件可能无法代表整个美国银行体系。

流动性角度，美国在岸及离岸流动性的收紧也并没有那么显著。在极端假设下，如果后续流动性继续收紧引发更大层面和程度的流动性冲击，美联储可能而且也有充裕的手段提供流动性支持。

对此，钛媒体App也咨询了多位美国私募股权投资者以及国内学者。一部分观点认为，目前来看，硅谷银行的雷暴还无法与雷曼时刻同日而语。

中央财经大学投资学教授李国平向钛媒体App表示：“硅谷银行的雷暴与雷曼公司的倒闭存在着三点区别，规模就不一样（倒闭前雷曼资产规模达到6390亿美元，硅谷银行为2120亿美元），杠杆率不一样（雷曼远高于硅谷银行），影响对象不一样（雷曼影响其它金融机构，硅谷银行影响的是硅谷的实体企业）。”

事实上，硅谷银行的雷暴对于硅谷实体企业的初步影响已经出现。

比如，人力资源初创公司Rippling依靠硅谷银行处理其客户员工的工资支票，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周五表示，尽管硅谷银行的系统显示付款已经处理，但实际上没有款项流向Rippling的客户员工。Rippling迅速与其新的银行合作伙伴摩根大通展开合作，并提交了支票以进行隔夜处理，这意味着客户的员工将在几天内收到工资。

硅谷银行破产对币圈的影响

币圈最大的稳定币发行商之一Circle发推表示其约400亿美元的USDC储备中有33亿美元存放在硅谷银行的消息后，其发行的稳定币USDC价格暴跌，脱锚状态持续扩大，甚至引发挤兑风波。

　　截至发稿，USDC已跌至0.8905美元左右，达到历史新低，24小时跌幅扩大至9.63%，市值缩水至366.8亿美元。

　　与此同时，孙宇晨等大量投资者将大量USDC兑换并赎回。加密货币及股票交易应用Robinhood、加密货币交易所Binance、Coinbase 等平台均宣布暂停USDC的部分服务。

　　受到波及

　　Circle是加密货币领域最大的稳定币发行商之一，USDC是加密货币市场上第二大稳定币，拥有430亿美元的流通供应量。

　　硅谷银行是美国第16大银行，主要为科技行业提供服务，曾参与大量美国初创公司的融资，3月10日，美国监管机构关闭硅谷银行，使该事件成为成为美国金融史上第二大银行倒闭事件。

　　该事件的爆发也使得众多加密金融机构“明哲保身”，Paxos、Binance、Bybit、Tether、Gemini等纷纷发文表示与硅谷银行没有业务关系，对其风险敞口为零。

　　但Circle却被不幸卷入其中。3月11日，Circle发推称，硅谷银行是Circle的六家银行合作伙伴之一，其总共约400亿美元的USDC储备中有33亿美元存放在该银行。

　　巨大的敞口引发投资者恐惧撤离。派盾监测数据显示，3月11日孙宇晨地址从Venus赎回100万枚Binance-Peg USDC，并将至少11360万枚USDC兑换为DAI。同时，Nansen数据显示，自硅谷银行被监管机构关闭以来，USDC已出现约10亿美元的净赎回。

　　市场的悲观情绪使得USDC与美元出现持续性脱锚，价格一度跌至0.879美元，24小时跌幅近10%，市值也一度缩水至366亿美元左右。

　　USDC抛售压力下，机构也纷纷采取措施以降低其影响。

　　Coinbase表示，将在周末“暂停”将USDC兑换成美元，“在兑换活动繁忙的时候，转换依赖于银行在正常营业时间内清算的美元转账”，因此将在周一银行开业时恢复，他同时表示，“用户的资产是安全的，随时可以在链上转移”。

　　Binance表示，由于当前市场的状况，USDC资产大量流入使自动转换的负担加重，所以Binance已暂停USDC到BUSD的自动转换，“这是Binance监控情况时所采取的常规风险管理程序步骤”。

　　Robinhood则宣布暂停美元稳定币USDC的交易和存款。

　　据悉，Circle在3月10日曾销毁价值约16亿美元的USDC，虽也同时铸造了部分USDC以增加流通量，但远远不及其销毁量。

　　另一方面，根据 Circle 的1月份储备报告，该公司持有约98.8亿美元的现金存放在6家受监管的合作银行，包括纽约梅隆银行(47.31, -0.69, -1.44%)、Citizens Trust Bank、Customers Bank、New York Community Bank、Signature Bank、硅谷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Signature Bank的控股公司Silvergate Capital Corporation在3月8日刚刚宣布将关闭运营，并自愿进行清算，随后，Circle表示已切断与 Silvergate Bank 的关系。

　　此外，已经破产的加密借贷机构BlockFi也在硅谷银行中有2.27亿美元的资金。

　　警惕脱钩风险

　　随着挤兑风波的持续，USDC仍面临较大的抛售压力。

　　链上数据监测显示，此前持有1.2亿枚USDC的某巨鲸地址，正在将USDC换成USDT ，亏损达614万美元，但该地址目前仍持有4500万USDC。

　　打着稳定币旗号的USDC，其价格自发行以来整体稳定在1美元左右，2020年3月币圈312大跌的过程中，其价格产生了一定波动，最低价格达到了0.9679美元，而本次事件中其价格已跌破0.9美元，可谓是USDC有史以来的最低价，也成为了其史上最大跌幅。

　　独立国际货币研究员陈佳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下USDC兑美元估值史诗级波动，及大量币圈核心玩家抽离存款，已经造成了行业流动性逃逸，这已经充分证明硅谷银行倒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开启。

　　他认为，这类情况的产生，根本上暴露了币圈稳定币机制设计的问题。

　　Circle官网数据显示，截至3月9日，USDC总流通量为434亿美元，储备量为435亿美元，其中储备银行中的现金111亿美元（占比超过25%），短期美国国债324亿美元。

　　“USDC的底层资产是银行现金存款与美债，但这些资产正在大量被挤兑，所以其估值注定无法稳定。”陈佳分析称，USDC发行方将美元现金和美债等以美元计价资产，存入美国监管认可的银行之中，构成了整个USDC估值体系的支撑和基础，所以硅谷银行事件使得USDC出现系统性估值危机是必然的。

　　因此，USDC的情况是否会持续恶化无疑是当前投资者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结语

无论人们不希望看到雷曼时刻再次重演，硅谷银行的轰然倒塌都必将对科技、股市、币圈等几乎所有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对于中国公司来说，硅谷银行事件必将敲响管理海外账户的警钟，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无论这个篮子看上去多么牢不可破。不可否认的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将会“火烧连营”，由此引发的暴雷事件将会层出不穷。

By 第一财经、钛媒体、新浪财经

最近，李光耀关于俄罗斯的预言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俄罗斯的未来与10年前没什么差别，甚至与20年前苏联解体时相比也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无力控制高加索、哈萨克斯坦的能源资源了。如果无法出口能源和自然资源，它将丧失发展经济和创造财富的能力。

俄罗斯人口正在减少，具体为什么不清楚，但酗酒肯定对此有影响，消极情绪、生育率下降及预期寿命缩短也有影响。普京面临的挑战是让俄罗斯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停止酗酒、努力工作、建立幸福的家庭，并生育更多的子女。

西伯利亚与海参崴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黑龙江的拐弯处将再次有中国人居住。俄罗斯人可能突然认为未来是有盼头的，可能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孩子，扭转人口变化趋势，但我认为近期不会出现这个转变。

如果俄罗斯能改进自己的制度，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俄罗斯的制度运转不灵了……因为已经乱套了。俄罗斯失去了对多个行政区域的控制……它有一个很大的核武库，但其他方面呢？俄罗斯的军队现在已今非昔比……它的人口正在减少……每年，俄罗斯的死亡人数高于出生人数，因为人们对未来持悲观态度。在美国，人们是乐观的，会说我要生孩子。但当你的生活非常艰苦，偶尔石油价格上涨，生活才能改善一下，但好景不长，又回到了原样，你对未来的看法就会有所不同。“（2009年）

（摘自《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出版，2013年）

问：俄罗斯能在一个分裂的欧洲发挥更大的作用吗？

答：我不这么认为。俄罗斯自认是个大国，有九个时区，疆土广袤、资源丰富。过去，苏联是一个安全威胁，但今日的俄罗斯要保持强国地位会有困难。它的人口下降，经济依赖石油和天然气，也没发展出真正的社会经济。人们酗酒，妇女不多生育，都折射出一种普遍的悲观情绪。

（李光耀观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二、李光耀谈中国

“中国有自己的方式”

李光耀在《李光耀观天下》中说：“5000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有中央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中央软弱则意味着混乱和动荡。每个中国人都理解这一点，这也是中国人的根本原则。西方一些人希望中国变成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这不会发生。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大国家，文化和历史都与西方不同，中国有自己的方式。”

在李光耀看来，中国的崛起已令西方和亚洲许多国家颇为不安。中国一再承诺坚持和平崛起，绝不谋求霸权，但关键在于，是否有人相信。对此，李光耀认为，中国会选择低调地强大起来，影响力得到提升，不会恃强凌弱，但同时也会展示力量。

李光耀指出，中国人还意识到，要避免走日本和德国的老路。如果中国卷入战争，其国内就可能出现动荡、冲突和混乱，因而也就可能再次出现衰退，而且或将持续很长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论何时与他国陷入纠纷都会让步。在涉及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时，中国也会坚持原则。

中国的年青一代成长于和平与发展时期，没有经历中国动荡的时代，因此，要让中国年青一代明白中国曾经因为闭关锁国而犯的错误，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必须让他们以虚心和责任心应对未来。中国和平崛起理论的撰写者们清醒地意识到，随着中国的崛起，必须让中国的邻国以及整个世界都明白它的崛起是友好的，不会威胁世界，只会增进世界福祉，并将着力避免破坏和冲突，让邻国和世界放心是中国的责任，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意识到了它的迅速增长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的问题，希望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把震荡减到最小幅度。研究如何弱化其增长引发的负面影响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中国彰显优势的方式肯定不同以往。以当前的东亚为例，中国显然已经在同其邻国的关系中确立了经济主导地位，并利用中国市场准入权以及大规模海外投资实现自身利益。如果哪些国家或企业不认可中国的地位，没有给予中国适当的尊重，则有可能被逐出迅速增长且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2005年）

中国有可能变成一个盲目排外、奉行沙文主义的力量，会因西方试图放缓或阻止其发展而仇恨、敌视西方，也有可能变成一个行为文明、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更具世界特色、更加国际化和外向型的国家，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将取决于中国朝哪个方向演变。（1993年）

中国有长达4000年之久的文化，有13亿人口，他们很多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有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可以使用。他们怎么能不渴望成为亚洲第一，继而成为世界第一呢？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且购买力日益提升，正在把东南亚国家吸收进其经济体系内。日本与韩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吸收进去。中国无须动用武力就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极强的影响力。（摘自《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出版，2013年）

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引领贫困的中国发展成今天的模样，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指日可待。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有可能重走苏联的老路。

李光耀对于印度的预言

长期以来，李光耀一直在观察印度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其口述著作《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对上述问题具有独到的见解。

1、问：印度会崛起为一个大国吗？如果会，什么时候？

早在1959 年和1962 年，尼赫鲁还在位时，我就访问了印度。当时我认为印度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繁荣的社会及一个大国。到20 世纪70 年代末，我认为印度会变成一个军事大国，但经济不会繁荣，因为印度的官僚体制令人窒息。

2、问：印度的民主治理体制给其长远发展前景带来了哪些限制？

印度曾经大搞国家计划经济，国家控制范围太广，致使官僚体制固化、腐败猖獗，以至于浪费了数十年的发展机遇。如果印度实行分权制度，就会使更多的中心城市（比如班加罗尔和孟买）实现更大的发展和繁荣……种姓制度素来与英才管理体制格格不入。 印度的伟大之处还没有充分体现，它的潜力尚未被充分开发和利用。

印度的宪法体制和政治体制存在诸多限制因素，导致印度无法实现高速发展……无论政治领导层希望做什么，必须在中央层面经过一套纷繁复杂的程序，甚至还需要在各邦经历更复杂的审批……印度的发展速度是由其宪法、种族结构、选举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联合政府决定的，而这些因素都会加大决策难度。

但这种状况是其宪法体制的一部分，印度人民现在已经接受，在其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围绕各邦边界、语言隶属、种姓配额出现的推诿现象永远也不会消除，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印度实行充满活力的英才管理体制，妨碍其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

印度的政治领导人是有改革决心的，但印度的官僚体制运作迟缓且抗拒变革，猖獗的腐败与地方上的争斗也不利于改革。此外，民粹主义的民主体制导致执政党出现常态化的更迭，从而弱化了印度政策的连贯性……印度基础设施薄弱、企业面临的行政管理障碍大，财政赤字严重，尤其是各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更严重，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印度进行投资和创造就业。

如果印度所有的部长和高级官员都能像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的共同创办人和前首席执行官纳拉亚纳· 穆尔蒂那样勤勉、刚毅、有担当、具有前瞻性，那么印度就会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只需一代人的时间就会跻身第一世界。然而，穆尔蒂也许意识到了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改变印度的管理体制，都无法使印度像印孚瑟斯那样高效。

3、问：印度的文化给其长远发展前景带来了哪些限制？

印度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在英国殖民统治开始之前，印度这片土地上原本有32 个小国，这些小国恰巧都位于英国人修建的铁路的沿线地区。后来英国人来了，就把这些小国联合起来，建立了殖民统治，把众多小王国纳入其统治之下。英国的殖民统治依赖的是1 000 名英国人和数万名印度人，这些印度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养成了英国人的行为方式。

如果一个社会不重视培养优秀人才，使其获得最好的发展，我是不赞成的；如果一个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你的出身就决定了你在这个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我也是不赞成的。而这两点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印度文明是古老的文明。尼赫鲁与甘地原本都有机会像我服务新加坡一样服务印度，但他们无法消除印度的种姓制度，无法摆脱印度根深蒂固的旧习。

看看印度与中国的建筑业，你就知道做事效率高低的区别了，印度只是讨论来讨论去，到头来却做不成事……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印度是一个多元化色彩非常明显的国家：它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英国殖民统治开始之前的32 个国家构成的，印度方言多达330 种……在中国，90%的人口是汉族，大家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虽然口音不同，但写出来却是一样的。如果你站在德里用英语演讲，那么在印度的12 亿人口中也许只有2亿人能听懂你的话；如果你说印地语，也许只有2.5 亿人能听懂；如果你说泰米尔语，只有8 000 万人能听懂。因此，中印两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比较这两个国家，我们就像在比较橘子与苹果……请不要误解我。印度的上层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上层都是一样的。在印度的婆罗门，也就是僧侣阶级的后代，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上层一样聪明、充满智慧，但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障碍。而且在他们的种姓制度中，如果你是婆罗门，而你同一个非婆罗门结了婚，那么你在这个制度中的地位就会下降，你就被排挤出了婆罗门。

一般来讲，印度的公务员会把自己视为管理者，而不是服务者，他们还没有认同获得利润、变得富有并不是罪恶的事。他们对印度的商业界几乎没有信任。印度商人无权享有国家福利，外国商人更不用提。

4、问：当前，印度经济有哪些优势？

与中国公司相比，印度的公司治理模式国际化水平高、资本回报率高，而且印度资本市场较透明，运作状况良好。

与中国相比，印度拥有比较强大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印度的制度比较强，尤其是法律制度较为完善，有利于为知识产权的形成与保护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

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是26 岁，而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是33 岁，并且印度的人口增速也快于中国的人口增速，这就使印度享有更大的人口红利，但印度必须为其人民提供更好的教育，否则人口因素非但不能带来机遇，还会变成负担。

5、问：长远来看，印度经济面临哪些挑战？ 其长远发展前景如何？

如果印度人无法摆脱固有的思维模式，就会丧失发展机遇……印度必须建设高速公路、引进高铁，并修建更大、更好的机场，还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要成为发达国家，印度必须像中国那样，将其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英迪拉.甘地的儿子去世之后，我对她说：“抓住这个机会，开放印度，改变印度的政策。看看海外的印度人，看看他们在英国、在新加坡、在世界各地都非常成功。是你们的政策和官僚体制限制了他们，束缚了他们。”她告诉我：“我做不了。事情就是这样。印度就是这样。”我觉得在推行改革方面，除了她，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了，她有宣布紧急状态的魄力。既然你有魄力做这件事情，你就应该有魄力改变体制，让印度企业摆脱束缚。因此，听完她的一番话之后，我就认定印度将发展得很慢。也就是在那时，我看到中国正在崛起……因此我知道这场竞赛不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赛，我收回之前对印度的乐观判断。

印度的规章制度错综复杂，官僚主义极其严重，令人感觉如坠雾中，看不到出路何在。

印度可能需要花三五年的时间改善基础设施，否则印度就会在全球经济洗牌中输掉。

印度必须效仿中国高效的办事方式。中国以高效的方式建立了覆盖面广的通信基础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电厂以及水厂，并实施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其制造业吸引了巨额的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经济增长效率较高。印度辉煌的增长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服务产业，而这个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

如果印度的基础设施得到完善，投资将随之而来，印度很快会赶上来。印度需要的是一个更加自由的体制，这会吸引更多的外国企业。这样，印度市场就能达到国际企业的竞争水平。

印度不同的城市之间缺乏快速连通性……一旦印度的公路、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到位并削减繁文缛节，它不仅能在信息技术产业创造就业机会，还能在制造业和其他一切产业全面促进就业。工作机会越来越多，整个国家将焕然一新。

要创造就业机会，改革的重点必须放在制造业上。这需要印度改变劳动法，允许雇主在不需要那么多雇员时裁员，同时需要精简法律程序，降低财政赤字，消除官僚作风，最重要的是完善基础设施。

印度不能仅仅凭借服务业就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国。自工业革命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成为工业强国之前就变成了经济大国。

中印两国都饱受腐败问题的困扰，但印度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比中国更严重，对效率的削弱性更强。

印度首先需要削减繁文缛节，其次需要为私营部门的增长提供更大的动力，再次需要解决基础设施落后带来的挑战，最后需要实现外国直接投资规则的自由化。

目前，虽然印度开始了自由化进程、国有企业私有化，却不允许雇主解雇员工。这样一来，企业如何实现盈利？如何扩大生产规模？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如何改变用人标准？

印度受教育人口的比例较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弱势。印度顶级人才紧缺，大批的工程师和大学毕业生并不具备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所需要的技能，因此仍然找不到工作……印度的同代人中，需要超过一半的人完成小学教育，否则印度就会遭受严重损失。

印度领导人从尼赫鲁和他那一代人开始就一直痴迷于苏联快速的增长和工业化。当然，这也是那个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模式，即资本积累率高、密集上马大型项目、大力发展钢铁事业、制造农业机械。做了这些之后，你就能发展……他们相信这些……当辛格在1991 和1992 年开始搞改革时，印度已经丧失了40 年的发展机遇。要知道，辛格本人也曾是一位计划经济的拥护者。现在，印度面临着打破一切垄断的问题，而印度的工会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希望企业私有化的，因为如果你要高效率地经营这些企业，必须裁掉2/3 或1/2 的工人。

印度的历史使其对外国投资持怀疑态度，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偏向采取内向型政策，注重依赖国内要素。但在一个各国相互依存、技术发展迅猛的世界上，一味依靠自身力量是行不通的……印度的历史给其带来的第二个遗产就是过于注重公平分配……在早期发展阶段，要把发展成果分配出去，就会降低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是实现进一步增长所必需的。财富来自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就意味着敢于冒险……要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环境，唯一的方法就是先把蛋糕做大。过于注重收入均等化不利于激励那些有才华的、勤勉的人力争上游，不利于激励他们努力提升竞争力。

印度选民缺乏经济方面的教育，这就使得印度领导人易于推行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进而扰乱了印度的自由化进程。国家利益常常让位于某些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很多急需的改革因利益集团的反对而陷入停滞。民粹主义的氛围下尤其盛行特殊利益。在过去20 年间，印度实行了多种政策以提供价格低廉的食品、免费的电力以及补贴贷款……它们给整个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福利与民粹主义的区别逐渐模糊。

新加坡有三所印度人的学校，他们还要开更多，被我拒绝了。你要么上新加坡学校，要么回印度，因为即便他们（印度人）留下来成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并服务新加坡，他们也不乐于融入新加坡，原因就在于他们接受的教育都是以印度文化为导向的……这些学校的教材都是以印度为导向的，学的知识都是印度式的，培养的情操以及其他一切都是印度式的。这就是问题所在。

刚刚独立之际，印度有很多一流的大学。如今，除了屈指可数的几所顶尖大学（比如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依然能在世界顶级大学排行榜上占据一席之地，其他学校都无法维持高水准。在政治压力下，印度大学根据学生的种姓或学生与议会成员的关系确定录取配额。

6、问：在今后10 年中，印度经济前景与中国相比如何？

不能把印度和中国相提并论，它们是不同的国家。这是否意味着印度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呢？不！印度的角色比东南亚国家联盟所有成员国的集体角色还重要！

中印两国的制度不具有可比性……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印度的3.5 倍（根据2016年的统计，中国是印度的5倍。库叔注）。印度的增长率是中国的2/3。但印度是个大国，在印度洋地区是一股起到平衡作用的力量。

印度的经济总量能增长到中国的60%~70%……根据目前的预测，其规模不会更大了。但即便经济总量只有中国的60%~70%，印度的人口总数到2050 年将超过中国人口总数，加在一起也是相当可观了，而且印度社会顶层有一些非常有能力的人才。

然而，为什么中国的和平崛起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担忧，而印度的发展则不会呢？是因为印度是一个存在多种政治力量的西方式民主国家、形成了一个内部相互制衡的体系吗？很有可能是这样，尤其是印度政府往往是由一二十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印度有能力以更好的方式在其国境之外更远的地方投射军事力量，但其他国家并不担心印度有侵略意图……当前，印度并不像中国那样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而且在其基础设施达到一流国家的标准以及进一步推进经济自由化之前也不会构成这样的挑战。其实，美国、欧盟与日本之所以会支持印度，是因为它们想要一个更加平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印度能与中国分庭抗礼……如果印度遥遥领先于中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到时美国和欧洲会支持中国吗？我对此表示怀疑。美欧对中国的发展依然有恐惧症，且不说它们对中国政府实行出版物审查制度强烈反感，仅仅是对某些政治事件的记忆就加强了它们这种恐惧。

我不确定印度是否想从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中分得一杯羹，因为印度害怕同中国竞争。中国曾向印度提出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但印度没有答应，因为如果印度同意了，中国商品就会进入印度，同印度本国商品竞争。

只要存在自由市场的讨价还价，印度就必须学会出价比中国更高。中印两国不会打响战争。中国有冒险精神，比如，中国到了尼日尔，中国愿意拿自己的钱和劳动力冒险，依然认为这样做是有价值的。中国到了安哥拉和苏丹，中国还想同伊朗合作，中国正在和中亚的共和国交朋友。中国想要一个从哈萨克斯坦到中国的数千公里长的输油管线，而且乐于修建这样一条管线。这就是自由市场的竞争。我认为这并不是说“如果你同意把东西卖给印度，我就会打败你”，而是“无论印度卖给你什么，我会提供给你更多”。中国将根据规则出牌，而且坚信胜券在握。

7、问：印度的民主模式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意义有多大？

如果印度比中国取得的成就更大，那么意义就很大了，但实际并非如此。

导致经济状况较差的政治体制终将被抛弃，取而代之的将是有助于提高效率的政治体制。

民主不应该被用作惰性的挡箭牌。实行威权主义的政府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的例子很多，民主国家经济发展成就斐然的例子也很多。无论一个国家是搞民主治理还是搞威权统治，真正的问题在于该国的政治体制能否在促进经济增长、为所有人创造就业的政策上达成共识，能否确保得到基本完整的、一以贯之的落实。

虽然在早期发展阶段，中国较为迅速地推行改革，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长远来看，印度可能凭借民主与法治体制占有优势。

如果中国的政治架构不进行调整以适应高增长率引发的社会变化，那么印度就会占据优势，因为从长远来看，印度的政治体制更加灵活。

8、问：在亚洲，印度会成为中国的战略性对抗力量吗？

我希望印度尽早崛起为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经济大国，其中也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如果印度无法崛起，那么亚洲将会湮没。

“李光耀强调了印度在这个地区存在的必要性，这种存在可以以多边安全机制的形式出现，也可以提出亚洲版的门罗主义，以阻止亚洲地区可能出现的侵略行为。他说选择印度作为中国的对抗性力量比较理想，因为印度的外交政策一直建立在平等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强权关系上。他为印度设想的角色是亚洲的‘守卫者’，他敦促印度更加积极地关注东南亚小国的安全、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20 世纪70 年代末西方大国撤走之后，桑纳达·K· 达特瑞对李光耀在东南亚问题上的观点做出的评价。）

韩国太小，越南太小，东南亚太分散，你需要另外一个大国维持平衡。

谁是对抗性力量？日本不是……日本和美国加在一起会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同中国抗衡，但由于美国在一两百年后主导亚洲的能力可能降低，那么在亚洲国家中谁又能同中国抗衡呢？印度正是最佳选择。

印度军队（尤其是海军）成功实现了现代化，有能力维护自身安全。虽然中国在缅甸和巴基斯坦各建一个港口，但印度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印度洋地区。

从地理角度上看，印度不适合太平洋地区。但美国和中国的角力场将是太平洋及印度洋，中国已经将其海军力量转移至印度洋，以保护其来自海湾地区的石油供给和来自非洲的大宗商品。在印度洋上，印度是重要力量之一，如果印度站在美国一边，美国将具备很大优势。因此中国必须加以应对，在缅甸和巴基斯坦修建港口。

在东南亚地区，印度并没有产生很大的经济影响或地缘政治影响，因为这个地区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身上，中国是东南亚地区投射权力最多的国家。

9、问：美印关系前景如何？

美印两国不会立即缔结战略伙伴关系以包围中国，即便两国形成了这种关系，印度仍将保持独立地位，仍将在中印利益交叉点上捍卫自身利益，并同中国合作。

李光耀的一生

李光耀先生在生前大概也能想到，他去世后会有舆论浪潮大举扑来，但无非就是褒扬、恶评、持中之论、就事论事之论这几类。

晚年，李光耀已从儿孙辈那里了解到社交媒体的威力，以至于感叹儒家价值观过时了。在信息时代，父亲、爷爷必须向儿孙辈学习，听取他们对新事物的看法。他也知道，对社交媒体的控制，远不如他执政时对新加坡报章的控制那么方便，因此在社交媒体中大家谈论起他时，想必会更加直诉胸臆。

但他已不必在乎这些，因为从从政之初起，他的所做所言就充满争议。 不过就以下事实而言，应该争议不多： 

首先，他是最晚辞世的二战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是亚洲现代史中的传奇人物之一。在他和他的同事的领导下，新加坡从英国的殖民地成为了自治邦，在加入马来西亚又被逐出之后，新加坡共和国于1965年正式成立。李光耀被普遍认为是新加坡的国父，尽管与他交恶的一批早年激进派战友并不这么看。 

他是新加坡经济奇迹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也是新加坡政治模式的主要创立者和主要诠释者。 

无论从东方风范还是西方风范来看，他都是一位好丈夫。他和妻子、剑桥才女柯玉芝之间的伉俪情深已成佳话。在自己的家庭内，他也是一位严厉的父亲。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在某种程度上是李光耀的一件重要“作品”，本来在剑桥大学攻读数学专业的李显龙是奔着当世界一流数学家去的，但在李光耀的教诲和引导下，李显龙决定放弃数学从政。 

意志坚定也好，冥顽不灵也好，总之李光耀是根据自己的人生信条强硬地度过了他的政治人生。他不相信人性本善，他相信马基雅维利主义，他相信只有“管用”的东西才是好东西。 

1976年12月20日，李光耀（右下）在新加坡富勒顿广场发表讲话

“新加坡模式”中的李光耀印记 

把一个国家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强烈的个人印记的国家，把民众的生活细节都用一些“完美尺度”规范起来，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国家领导人历史和现实中还是有一些的，但其中多半是被一边倒的恶评和嘲讽所包围的负面案例。

李光耀的个案有所不同，他在新加坡留下的强烈个人印记与好大喜功无关、与脑残治国无关，他有缜密的理性计算，有科学主义加传统伦理作为合法性依据，有他对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忠诚和责任感。 

李光耀的政治信念，就是要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安全、团结、富裕、有序的社会，这大概就是他希望新加坡人拥有的核心价值观。他的继任者吴作栋提出还要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优雅社会，这个提法李光耀也是支持的，因为他本人被英国人视为绅士。不过他喜欢的还是那种一丝不苟、一丝不乱的优雅。

他领导下的新加坡无疑有很多成功之处。新加坡在1970年代末成为亚洲“四小龙”，目前已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经济活力的国家之一，国际评估机构也屡屡把新加坡评为“最佳商业城市”，对新加坡的经济自由度给予肯定。 

新加坡的经济成功自然引起了对其成功因素的探究，新加坡贸工部就曾经总结出一整套新加坡过去“成功、恰当的”战略，包括：一、好政府；二、大举投资于基础设施；三、大力发展教育与职业培训；四、把自由市场机制和私营企业视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五、灵活可变的具体政策；六、强迫储蓄带来的高储蓄率；七、欢迎跨国公司。 

在上述“成功战略”中，明显具有东方特色或“亚洲价值观”特色的只有第一条中的“好政府”（强大、威严但廉洁的政府），其他大多是从西方经济学中搬来的。可以说新加坡的成功战略就是威权政府加自由市场，是一种“共同体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一种“非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东方式的资本主义”。 

新加坡模式是以“效率”和“实用”来作为衡量标准的。新加坡并不排斥西方的市场、制度、语言、资金和技术，因为这些都是“有用”的。但有一条，只有“好政府”才能让这些东西真正有用。李光耀曾明确提出：“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

“好政府”自然要由“好人”来领导。如果说“好政府”强调的是政府的优良素质，那么“好人政府”则直接强调政府必须由既贤且能的“好人”来治理。在儒家文化话语系统中，它还可以叫作“君子政府”、“贤王政府”。这个“好人”统治者既是谦谦君子，又是铁腕人物，是既“贤”且“王”，“内圣外王”。这便是“儒式政治”， 它有两大特点：一是“君子施仁政”；二是“什么都要管”，管是因为关心你，怕你学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管出来的好秩序。 

当然，新加坡的威权体制主要是通过领袖人物和统治集团成员的个人品格与能力来获得权力的合法性，是以“威”立“权”，而不是以“权”立“威”。为了管好新加坡的官员，李光耀想尽办法，包括严刑峻法、包括高薪养廉，但他并不认为自由言论、政党竞争对培养出一个廉能政府、“君子政府”有太大的帮助，它们的消极作用大于它们的积极作用。

“君子”之上便是“贤王”，按儒家的说法，这位“贤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李光耀在新加坡的地位如同一位“贤王”，他威严、廉洁、勤奋、好学博识；为了和不同语文的群众打交道，他刻苦学习马来语、淡米尔语和多种华语方言；他是新加坡发展的设计师，亦试图充当“新加坡人”的设计师，可以说事无巨细都要管。

李光耀认为他与新加坡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他不曾说过“我是新加坡人民的儿子”这样的话（也许他更乐意把自己看作是新加坡人的“严父”），但他曾经对新加坡选民说过，无论谁来统治新加坡，他要么全力以赴，要么干脆放弃。他说：“新加坡是你们的生命所系，也是我的生命所系，我用了毕生精力来建设它，只要我还执政，任何人休想破坏它。”

除了力图建设“好人政府”，李光耀也非常关注新加坡公民的工作能力和价值观念，因为新加坡唯一的资源优势是人。李光耀一直鼓励人民做“好公民”，即献身国家，勤奋，苦干，不要无事生非、空谈政治和权利。他把新加坡人只分为两种：“努力工作者”和“懒惰者”。 

因此，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新加坡官方自认为的“新加坡模式”就是“好政府”+“好公民”+“好政策（灵活的、“管用”的政策）”。 

为了国家能够生存下来并走向富裕，李光耀希望新加坡人民成为工作狂，他本人就是一个工作狂，没有浪漫的爱好，只保留极少量理性的“对工作有益的”业余爱好。李光耀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也是走这种路线，他曾说自己的两子一女（李显龙、李显扬、李玮玲）的学业成绩很相似：“科学和数学成绩优异，华文中等，画画、歌唱、音乐和手工都不好。”李光耀的子女们继承了父亲的不苟言笑，也像父亲一样经历了新加坡典型的精英教育模式：在新加坡读最好的中学，然后到西方学习除 “画画、歌唱、音乐和手工”之外的经世致用学科。 

李光耀把他的个人修养哲学与“育儿”思路也贯彻到他对新加坡人民的要求上和对新加坡的 “精神文明建设”上。有中国领导曾说要学习新加坡的“社会秩序”，因为“他们管得严”。而新加坡的“精神文明”也主要就是体现在“管得严”，以至于社会环境整齐有序但单调沉闷，以至于西方人创造了一个新词“Singaboring”，它由“新加坡（Singapore）”和“烦闷的、无聊的（boring）” 组合而成。 

新加坡还以严刑峻法规范国民的几乎所有行为，从垃圾的置放，到泊车的位置，到商店招牌的挂法，到房屋每5年的粉刷，到水泥墙上的爬藤，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都有规则，所有的植物和鸟类，都是按照政府的训令栽种或栖居在规定地点的。新加坡公共场合的整齐有序主要靠一系列的罚款规定来维护，新加坡被外人称为“A Fine Society”，它有两重含义，即：是一个好（Fine）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罚款（Fine）的社会。当然，能把受刑者屁股打得血肉模糊的鞭刑，也是一个从前现代穿越而来的威慑力量，让所有酒后想在公共草坪上撒尿的人在拉开拉链时会突然不寒而栗。 

这个社会是由李光耀一手打造的，并且有着鲜明的李光耀个人印记，因为李光耀真诚地、热诚地希望新加坡公民的个性和观念最好都能和他一样。

2004年8月12日，新加坡，新任命的总理李显龙在就职仪式上跟父亲李光耀握手，总统纳丹在一旁观看

“亚细亚形态”下李光耀的选择 

《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亚洲传统社会具有以下共性：社会动员程度低，强调集体主义，血缘关系比政府更为重要，是一个“内向性”社会。马克思在分析“亚细亚社会”时也谈到它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个人对社会不是独立的。 

在这种“社会先于个人”或“个人对社会不是独立的”的社会形态下，其政治特色是什么？克拉克•内尔教授认为有以下几方面：恩庇─侍从关系下的社群主义；人格主义，即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主要来自其贤明正直；尊重权威；一党独大；国家相对于社会更为强势。 

在亚洲传统的乡村社会，权威实际上是建立在家庭、家族关系的基础上的，乡民最常见的权威，便是家长和族长（或酋长）。在东南亚的马来乡村，一个地域性的族群往往是由一个或多个血亲集团主要靠互相通婚而形成，族群的最高权力由酋长掌握，但酋长本人也必须符合一些特定资格，除拥有能力外，他还必须道德高尚，对集体事务非常负责。显然，整个族群、社会的命运都系于统治者是否贤明，但在子民无权监督统治者的体制下能否有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这就要靠神或“天道循环”来安排了。 

尽管新加坡早已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并进而成为发达国家，但其国民的传统文化仍具有上述“亚细亚社会”特征，这是李光耀提倡威权政府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现实基础。 

这位“新加坡之父”论证说，传统社会华人害怕卷入政治，习惯于生活在单一的权威之下，只求立业、齐家、安享天伦之乐而已。新加坡也有许多马来裔国民，李光耀认为，“无论马来人还是华人都没有数人头（即投票）的习惯，他们习惯于听从长者的意见，……我认为这种现象要持续一段时间”。 

李光耀还认为，一人一票制度在欠发达地区和欠教育地区有严重弊端。他说，在多数人是半文盲的地区，人们对胡萝卜的反应比对大棒的反应更为强烈，因此政治家在选举期间自然不会用大棒来赢取选票，这就导致谁出价高谁就当选；当一个清醒的政治家要求以较低报酬努力工作时，一人一票制度便要出来反对，而少工作却得高报酬带来的必然是破产。李光耀政府反对滥发福利，甚至认为福利过滥是英国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虽然新加坡人的福利已具有一定水准，但许多项福利都是从个人的国家强迫储蓄──公积金中定时取出的，等于没有完全免费，每个人还得努力工作才能享受得起这份福利。

李光耀关于一人一票水土不服的观点是针对一个“半文盲社会”说的，但新加坡自建国起教育就已逐渐普及，现在也不是“欠发达”地区，那么他的观点是不是要修改？ 当然我们也看到即便是像法国、希腊、意大利这样的教育发达国家，选民们还是更喜欢承诺高福利的候选人。那么这究竟是教育程度问题还是基本人性问题？

与同样采取威权体制的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相比，新加坡的经验显示了它的价值。在苏哈托时期，印尼权钱交易严重、朋党横行、收入严重不均，新加坡通过威权政府鼓励私人资本，印尼则通过威权政府庇护官僚资本和总统子女把持的垄断企业。现已停刊的《远东经济评论》曾评论说：印尼的排华骚乱含有“阶级冲突”的意味，印尼学者也承认，暴乱指向华人，是因为在华人身上看到了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以及印尼的政治体制问题，这表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脱节了”。 

威权统治在新加坡和印尼有着不同的表现和成效，新加坡的成功之处可能正是在于“政府与社会的紧密结合”（尽管是一种父子型的结合），政府的普遍惠民政策使得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比较融洽，公众因此也就大致默认了政府的威权统治。李光耀否认新加坡政府实行的是极权统治，他认为在华人的传统中，统治者必须贤明，但他们是世袭的，而“每5年我都必须面对一次选民”。 

李光耀的政治─社会理念被新加坡官媒和西方媒体表述为是一种“亚洲价值观”，但他本人极少使用这一概念。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是一套具有“亚细亚社会”底蕴的官方政治─社会理念，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国家与社会先于个人，强调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坚持集体主义的人际伦理； 

（二）强有力的施行仁政的“好政府”，这是政府对人民安分守己、尊重权威的回报； 

（三）维持有秩序的社会，有了秩序才有效率和安定的生活； 

（四）家庭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人们工作的动力和目标； 

（五）崇尚和谐与协商，没有非黑即白的强烈对抗意识，重视通过协商取得共识。 

以上理念很难说是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统治层的异想天开、自作主张，这些理念确实深深植根于新加坡所处的亚洲社会的传统，它们和新加坡多数国民的价值观也是比较匹配的。 

也要看到，李光耀和新加坡领导层并没有把“亚洲价值观”作为惟一的治国哲学，西方的法治精神、市场经济理念、欧洲的社会主义理念在李光耀执政时代都有体现。

“亚洲价值观”这套话语是在与西方的价值观论战过程中才放大到众所周知，是在特定场合下的一套东西方对话用语，甚至也可以认为，对话的另一方——西方社会也参与了“亚洲价值观”话语的建构，这套话语是它们在批判、怀疑某种非西方发展模式时所树立的一个靶子。 

与其说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是以“亚洲价值观”来治国，不如说是以一套东西文明交融的、以实用主义为指导的杂交型理念来治国。 

新加坡与西方关于价值观和治国理念的辩论早在1970年代就已开始。当时新加坡遭到西方民权派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指责，他们认为新加坡领导人的经济战略是 “亲资本主义的和讨好跨国公司的”，对工人的工资则实行严厉的控制，并且认为新加坡的精英统治违背了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而更不能为批评者所接受的是在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令》下，当局不经法院审判就可以对公民实行长期关押。 

1976年，在英国工党和荷兰工党的鼓动下，社会党国际革除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成员资格。人民行动党的反应也很强硬，为了解释其意识形态立场，人民行动党出版了《管用的社会主义：新加坡道路》一书，重申了它独立的、实用主义的治国理念。 

当时李光耀、人民行动党与西方辩论的焦点是“何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欧洲人的发明，但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虽然也自称信奉社会主义，但颇有自己的主见。1977年李光耀在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时说他赞成那些老式社会主义者，他们是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严格分开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是人人机会平等而无论其出身如何，这就是老式的社会主义；而现代欧洲的社会主义的主调却是多党制、高福利、人权至上。

在冷战结束后的上世纪90年代，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与西方社会就“亚洲价值观”展开交锋的最激烈的年代，“亚洲价值观”成为国际热词。这种情况到了马来西亚1998年发生反体制的“烈火莫熄”运动和印尼发生苏哈托下台事件之后才有所降温。 

“亚洲价值观”指导下的高压严苛治国模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东亚社会的转型它受到许多质疑和挑战。 

在上世纪90年代，有论者感叹威权体制下新加坡人的生活乐趣似乎也只剩下了购物，遇上高兴的事用购物来庆祝，遇上郁闷的事用购物来排谴。当时我说“说不定哪天我们也这样”。 

旅居新加坡的西方人士对新加坡怀有这样的矛盾心理：“让孩子在这里成长，我会感到放心，但作为成年人要长年生活在这里，我承认有点犹豫。” 

李光耀按他心目中的“完美社会”蓝图来打造新加坡并希望新加坡人接受和感恩，但新加坡近三十年来的国会选举中，反对党都能获得约1/3或1/4的选票，说明有相当一部分新加坡人对此并不接受和感恩。

当然笔者从新加坡人那里也听到了一种解释，那就是新加坡人投票给反对党是为了警告执政党不要太骄傲从而怠慢了对人民的服务，新加坡人并不希望换反对党来执政，因为前景可能更加不好。那么难道新加坡人连试一试的想法都没有吗？新加坡人笑答不可能有，因为新加坡人有“怕输”的文化。这也许不一定是真实的答案，新加坡人也许不是害怕反对党上台国家会输，而是真的从未设想过反对党有可能上台执政，那么输不输都是额外的问题 了。 

李光耀似乎布置下了一个人民行动党的铁桶江山。但外界仍然会问：新加坡今后仍将长期是人民行动党执政、将长期奉行李光耀的政治理念吗？ 

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在为威权体制辩护时还谈到一个理由，就是新加坡在自治、建国之初曾经经历了动荡的内部和周边环境，新加坡随时可能发生内乱、被吞并，存在重大的国家生存危机和安全隐患，这种风险在新加坡经济腾飞之后依然存在，新加坡“不是建在石块上的坚实堡垒，而是美丽但脆弱的玻璃屋”，因此要“小心照顾它”，不能争吵不休导致“家无宁日”，这种争执将摧毁“我们美丽但脆弱的家园”。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还备有一套论辩逻辑，那就是文化决定论。1994年李光耀与《外交事务》主编对话时提出“文化就是命运”的观点，换言之， 就是文化是存在本质差异的，不同的文化之下政治体制也可以是不同的。如前所述，李光耀的治国理念（或“亚洲价值观”）是“亚细亚社会”形态下的产物，不过这个判断是面向过去而言的，但面向未来时也许并不一定如此。

同样是东亚有代表性的政治家，韩国的金大中对李光耀的“文化决定论”进行了质疑。金大中在《文化是命运吗？》一文中批评以李光耀。金大中说：“我也相信文化的重要性，但我不相信它能够决定一个社会的命运，也不相信它是不可改变的。” 

长期观察、研究非西方国家政治的美国学者亨廷顿曾说过，李光耀治理新加坡是“在沙滩上作画”，将会“人亡政息”。而美国《新闻周刊》1996年的一篇文章发问说：李光耀这位“亚洲价值观”的年迈战士如果离世，他的继承人能否照旧行事？

2015年3月，李光耀这位现代亚洲的传奇人物真的走了，《新闻周刊》的这个问题成了许多媒体纷纷提出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在李光耀生前，在吴作栋和李显龙时代，新加坡已经在缓慢改变；但是在李光耀身后，新加坡的改变仍然将是缓慢的。固然是李光耀选择了威权体制作为他的治国纲领，但新加坡人不是也选择了李光耀吗？ 

说李光耀是在“沙滩上作画”的亨廷顿已在2008年去世，无法活得更长一点来见证他关于李光耀“人亡政息”的预言。假设亨廷顿足够长寿，关于新加坡他将会看到什么？无疑，新加坡政治不会因为李光耀的去世或李显龙的退休而突然有什么改变，但新加坡无疑也一直在改变中，世界也会一直在变化中。

By 上观、礼伟、以以

近年来，印尼的网红营销一直在上升。印尼社交媒体渗透率相对较高，再加上印尼人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是推动这一增长的因素之一。此外，市场上品牌数量的增加使消费者更难决定购买什么。社交媒体名人或有影响力的人的推荐已经成为客户决定购买决定的主要因素。

Whatsapp的渗透率约为89%，是印尼使用最多的社交网络。然而，所有其他广为人知的社交媒体平台，如Instagram和Facebook，在那里也享有很高的渗透率，使印度尼西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交媒体市场之一。

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印度尼西亚受访者平均每天使用互联网的时间约为8小时36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平均每天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为3小时17分钟。这些数字表明，互联网已经很好地融入到该国人口的日常活动中。

作为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印尼的总人口超过了2.7亿，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网红营销市场。此外，到2026年，印尼社交网络用户数量预计将超过2.6亿，这表明了这种营销策略的潜力。越来越多的社交媒体用户为来自不同阶层和细分市场的潜在影响者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同时也为品牌营销活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受众。

据估计，到2026年，印度尼西亚的社交媒体用户数量将从2022年的约5000万增长到约2.68亿。截至2021年7月，Facebook在印度尼西亚的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约为70%。

因此，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有前景的网红营销市场，自2017年以来，印尼在网红营销上的广告支出不断增加。有影响力的人在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参与和互动中架起了桥梁。印尼的食品和饮料品牌是利用网红营销最多的品牌。这些品牌已经在所有社交媒体平台上看到了这种营销方式的积极影响。印度尼西亚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受众对网红营销内容的反应相对较好。印尼消费者最常见的反应是搜索有影响力的人代言的产品的更多信息，访问该品牌的网站或应用程序。
2022年，印尼网红营销的广告支出约为1.533亿美元。预计这一价值将持续增长，到2027年将达到约2.845亿美元。

根据2022年对社交媒体影响者进行的一项调查，约79%的印度尼西亚受访者表示，当接触到影响者营销内容时，他们会搜索更多信息。2022年，印尼社交媒体活跃用户数量达到1.914亿人。
印度尼西亚网红依靠几个因素作为其定价策略的基准。这些因素包括他们内容的质量和他们的粉丝数量。截至2022年9月，在印度尼西亚的Instagram、TikTok和YouTube上，有159个创作者账户拥有超过1000万的粉丝。其中34个是Instagram账户，30个是YouTube账户，95个是TikTok账户。衡量网红质量的其他措施包括他们的帖子收到的评论和点赞的数量。

然而，印尼品牌在考虑与哪些网红合作时也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其中一些指标包括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网红认知水平、网红关注率、网红可信度以及网红参与度。这些指标有助于品牌了解哪些影响者最受受众信任。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在印度尼西亚，以绩效为导向的营销活动比以意识为导向的营销活动更常见，占整个营销活动的57%。虽然Facebook、Instagram和YouTube被认为是印尼网红最喜欢的平台，但Instagram是网红营销活动使用最多的社交媒体平台。

美妆产品备受青睐

近日，印尼纯素美容品牌Base宣布获得600万美元（约合4351万人民币）A轮融资，由Rakuten Ventures领投，Antler、East Ventures、Skystar Capital和Pegasus Tech Ventures等老股东跟投。本轮资金将用于拓展产品线、提升新技术、升级产品等方面。

据《美妆头条》新媒体观察，上个月，印尼电商平台 Social Bella 也宣布获得了 5000万美元融资（约合人民币3.63亿元），该平台主要为印尼当地客户们提供包括化妆品、护肤品、护发品、香水和美容工具等产品。

美妆领域接连获得资本认可，证明了印尼美妆市场的巨大潜力。

01 市场潜力巨大，获资本青睐

公开资料显示，Base成立于2019年，坚持精简护肤的理念，最初以DTC模式发家，现在注重线上线下全渠道业务融合。目前产品线已经扩张到洗面奶、爽肤水、保湿霜、精华、防晒、涂抹式面膜等六个类别，共16种产品。

在印尼纯素美容品牌Base和电商平台 Social Bella 获巨额融资的背后，实际上证明了整个印尼的美妆市场。

据悉，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为第四人口大国，平均年龄为28.3岁美妆需求旺盛。受疫情影响电商平台普及，再加上年轻消费群体的扩大，美妆市场潜力巨大。根据GlobaData的推测，在2023年印尼的美妆市场可以达到105.1万亿印尼盾（约合507.6亿人民币）。并在2018年中，印尼的化妆品市场就已经达到了70.3万亿印尼盾（约合362.6亿人民币）。其中增长最大的是护肤行业，以9.6%的年复合持续增长。

无独有偶，Euromonitor的一项研究也表明，与其他行业相比，美妆个护行业在整个疫情期间保持弹性增长。在护发、身体护理和护肤品类巨大增长的推动下，印尼的美容市场到2025年预计将达到约100亿美元（约合710亿人民币），且每年的增长率约为6%。

除此之外，印尼GDP在以每年5%左右的增速稳步增长，被称为“世界未来第六大经济体”。在这一串串数据的背后，美妆市场蕴藏着极具开拓空间的消费力，自然得到了资本的重视。

一位长期跟踪美妆头条的资本人士向美妆品牌透露到，印尼人不仅多还年轻、爱上网爱社交的属性使得当地美妆市场增长迅速，敏锐的资本市场自然觉察到了这一机遇而快速涌入。而国际资本的加入又催生了当地美妆产业的快速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加速美妆市场崛起。

02 提早布局，外资品牌不断加码

实际上除了资本，巨大的市场也吸引了很多国际大牌入驻印尼，众多外资美妆品牌也早已提前布局，把目光投向了印尼美妆市场。

早些年，欧莱雅就在东南亚的印尼投资1亿欧元建起了其在全球最大的工厂,最高年产能达到5亿件。除此之外，欧莱雅还专门研发力适合印尼女性的产品，并采用小包装策略，迎合当地消费者。

爱茉莉太平洋的足迹更是遍布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五个国家，此外还专为东南亚女性推出了符合当地气候和文化的产品，并于去年进军东南亚网购商城“Shoppy”，希望借此打入印尼等市场，雪花秀也在印尼开设了东南亚最大旗舰店。

前不久，宝洁还宣布将与Shopee合作，在马来西亚和越南地区推出增强的虚拟家庭购物体验。宝洁还表示，这一举措将在7月和8月逐步印尼等国家推行，增强东南亚地区国家的购物体验。

此外，近几年在资生堂、雅诗兰黛等各大美妆企业财报中，东南亚市场（包括印尼、泰国等国家）成为新的增长亮点，被频频提起。雅诗兰黛就曾在财报中指出，亚太地区是其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

年轻人口红利、日益普及的移动互联网趋势以及不断提升的电商渗透率，让印尼美妆市场的吸引力进一步放大，致使各大全球化妆品公司运用各种手段扩大各自在印尼的影响力，以期可以分到蛋糕。

03 跳出内卷往外卷，东南亚成出海第一站

印尼作为全球化妆品的热门市场之一，不只是成为众多外资品牌重点开发的“未来市场”，就连其归属地东南亚都成为本土美妆品牌的掘金地。

根据谷歌、淡马锡和贝恩联合发布的《2019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e-Conomy SEA Report 2019），东南亚经济未来将以年均5%的速度增长，预计2030年将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某跨境电商平台负责人透露到，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东南亚市场成为了跨境卖家们争夺的重点市场，在众多品类之中，化妆品占据重要地位。在此情况之下，美妆头条记者就发现，多个本土美妆品牌都把东南亚美妆市场作为出海第一站。

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完美日记就把有着广阔发展机遇的东南亚当作出海首站，设计海外官网出道即销量霸屏，先后夺得多个市场销售第一。花知晓也将出海重心放在了东南亚美妆市场，并在去年一举拿下双十一、双十二东南亚区域美妆品类销量亚军。此外，珂拉琪也已入住东南亚最大电商平台Shopee。伽蓝、上海家化、玛丽黛佳等品牌也都认为东南亚是其真正迈出“打开海外市场第一步”的不二之选。此外，一叶子、佰植萃、稚优泉、橘朵、御泥坊、诗佩妮、她素等多个本土美妆品牌出海足迹也都涉足东南亚。

作为第一批出海的新锐彩妆品牌之一，ZEESEA滋色品牌方告诉美妆头条记者，早在2020年，ZEESEA滋色就已开启“品牌出海”战略，多平台布局，先后在日本市场、北美市场取得较不错的成绩，目前东南亚作为新兴市场，也是其战略要地之一。

另外根据东南亚消费人群，ZEESEA滋色做不同的产品线区分，如唇部彩妆，会偏向丰唇、浓烈的色彩，而泰国则是一些日常、百搭的色彩更受欢迎。除了形成差异化的品牌特色，ZEESEA滋色还通过第三方平台、线下渠道、独立站形成一个流量闭环。在线上TikTok就主要针对东南亚地区用户，线下则选择印尼KK等知名连锁店。

新生代潮流国货彩妆INTO YOU负责海外运营的人员也告知记者，东南亚市场经济水平的增长进一步加速了当地消费者对于快消品的需求，在此情况之下，美妆品类受到欢迎，这是品牌选择东南亚市场的主要原因。其次，东南亚目前彩妆风向标的审美和风格与国内较为相似，人群适配度高，再加上出口成本对比出口发达国家来说成本更低，自然成为品牌关注的重点市场。在东南亚运营渠道上，INTO YOU重点以线上为主，主要集中在shopee电商平台。不过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线下渠道，如彩妆集合店、药妆店、大型商超等。

除此之外，多个美妆品牌也表示，扎推出海究其根本有两个因素。第一是因为近两年国内电商增长率减缓且流量越来越贵。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基于国内美妆当下的供应链与营销手段都占有优势，为了能让品牌业绩更上一层楼，出海就成为了很多美妆品牌的第一选择。

据《2021美妆行业趋势洞察报告》显示，国货美妆出海增长同比超10倍。从线上走红再到如今的集体扬帆出海，国货美妆纷纷跳出内卷往外卷，通过多渠道高密度的点位覆盖和差异化的服务去深耕东南亚美妆市场，围绕用户定制本土化产品以抢占当地用户心智，完成自己的“出海之路”。

管理咨询公司护肤专家刘雅尼则向记者表示，印尼美妆市场确实正在高度增长，同时中国电商在这近几年已经总结出了新的电商销售模式，从人群需求-种草-拔草，已经有了高度的经验值，这些是足以支撑国内品牌出海的优势。但唯一有个劣势是在于印尼是世界上最多的穆斯林国家，穆斯林人口超过2亿。在2019年10月17日，印尼的清真法正式生效。因此，出口印尼的化妆品和护肤品要获取清真认证证书，这样才会更受印尼消费者的欢迎。因此在原料原料、生产和检测过程以及品牌包装，需要因地制宜进行升级，才有机会做出更好的成绩。

诚如刘雅尼所说，在出海东南亚这件事情上伴随着机遇的是更多的挑战。毕竟东南亚作为一个多元化市场，每个国家的语言、宗教文化、政策都不相同，这就导致各细分品类竞争程度不一。所以在走出国门之后，怎么更好落地生根形成本土化就成为了众多美妆品牌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

作者：界面财经

在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下，总统和国会两院分别代表着最高行政与立法权，而最高法院则代表着司法权的塔尖。美国最高法院的职责是通过判罚来诠释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法律。最高法院的判决往往会对美国社会和经济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美国司法体系的最终裁决者，美国最高法院每年都会接到8000多起下级法院的诉讼请求，但九人组成的最高法院只会挑选其中的80起焦点案件。这些案件的判决可能会对美国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正因为如此，只要被最高法院受理的案件都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上周美国最高法院开庭审理的两起案件，就吸引了全美国科技行业和媒体机构的聚焦。因为这两起案件的判决结果，将直接关系到美国互联网行业过去二十多年繁荣昌盛的保护伞。如果最高法院做出对互联网公司不利的判决，那么整个美国互联网行业的监管体系都要进行重建。

（诺伊米的父母在痛失爱女后起诉谷歌）

　　两大恐怖袭击相关诉讼

　　这两起诉讼究竟是什么来历背景？为什么会如此重要，直接关系到美国互联网行业的基石？

　　上周二，美国最高法院就“冈萨雷斯诉谷歌”（Gozalez v． Google）诉讼进行了超过两个半小时的庭审。紧接着第二天，最高法院又就“推特诉塔梅”（Twitter v． Taamneh）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的庭审。两起诉讼有着相似的背景，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互联网公司是否要为自己平台上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

　　先来看“冈萨雷斯诉谷歌”案，诺伊米·冈萨雷斯（Nohemi Gonzalez）原本是加州大学长滩分校的一名大四学生，2015年在法国巴黎做交换生。2015年11月13日-14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在巴黎多个地区连续发动恐怖袭击，共造成130人死亡和368人受伤。正在餐厅和朋友吃饭的23岁的诺伊米遭到恐怖分子开枪扫射，不幸中弹身亡。

　　诺伊米的父母痛失爱女之后，随后在2017年正式起诉互联网巨头谷歌。当时Youtube上存在着诸多伊斯兰国的宣传恐怖主义和招募圣战战士的视频。冈萨雷斯夫妇因此指控谷歌旗下YouTube平台的推荐算法推广伊斯兰国的宣传视频，违反了美国《反恐怖主义法》。

　　他们的诉讼在下级联邦法庭遭到了驳回，因为美国《联邦通信法》230条款明确规定，互联网平台不必对平台上的用户生产内容负责。尽管连续败诉，但诺伊米的父母一直没有放弃，持续上诉。最终在去年10月，美国最高法院正式受理了这一诉讼。

　　这也是美国法制的一大传统，持续上诉到最高法院，通过判罚来推翻当前的法律，迫使重新进行立法。持续起诉谷歌的诺伊米父母并不需要承担天价律师费，因为其实是专业法律机构主动联系这对痛失爱女的夫妇，希望借他们之手来调整互联网行业的230条款。

　　与此类似，第二起诉讼“塔梅诉推特”的原告也是恐怖袭击遇难者家属。在2017年新年的伊斯坦布尔恐怖袭击事件中，共有39人死亡和69人受伤，约旦公民阿拉沙夫（Nawras Alassaf）不幸丧生。伊斯兰国同样宣布对此负责。

　　阿拉沙夫的家人也认为推特等社交媒体没有在自己平台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恐怖主义内容传播，违反了美国反恐怖主义法，因而需要承担附带责任。他们在美国对推特、Meta以及Youtube提起诉讼。但与冈萨雷斯诉谷歌案件不同的是，旧金山的第九巡回法庭做出了对推特不利的判罚，推特因此提起了上诉。

（230条款是互联网行业的保护伞）

　　延续二十多年的保护伞

　　去年10月，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复审这两起案件，当时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九位大法官并不是随意挑选案件的，这是最高法自2015年以来首次受理涉及《联邦通信法230条款》的案件，而这是美国互联网行业过去二十多年繁荣昌盛的保护伞。

　　究竟什么是230条款？1996年美国《通讯规范法》（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的第230条规定，“任何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商或者用户不应被视为另一信息内容提供商提供的任何信息的发布者和发言人。”这条只有短短26个英文单词的法律条文，给美国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创造了宽容的监管环境，更为社交媒体的随后兴起铺平了道路。

　　230条款其实包括两层意思：互联网公司无须为平台上的第三方信息负责，互联网公司无须为他们善意删除平台内容的行为负责。这一条款的本意是促使互联网公司主动去自我监督，净化网络环境，避免尚在起步阶段的他们遭受源源不断的诉讼的打击。

　　过去的二十多年事件，这条法律条文一次次地给互联网公司保驾护航，在诸多诽谤和欺诈相关诉讼中全身而退。此外，互联网公司也得以完全按照自身规则来删除他们认为不妥的内容和账号，免受用户的诉讼。硅谷圣克拉拉大学法学教授戈德曼（Eric Goldman）甚至认为，230条款造就了现代互联网。

　　为什么会给互联网公司这样一把保护伞？1995年最初起草这一法案的时候，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微软推出IE浏览器对Netscape宣战，亚马逊和雅虎刚满一岁，谷歌两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相遇。一些国会议员开始注意到互联网上出现的各种色情内容，提出了《通讯规范法》以规范互联网，作为《联邦通信法》的修正法案。

　　根据最初的参议院版本，如果有意在网站上向青少年展示淫秽等不适宜内容，网络运营商将面临巨额罚款甚至是监禁惩罚。显然，这是把互联网平台当成电视和电台等传统媒体来对待。如果这一监管法案通过，那么刚刚兴起的互联网公司必须为自己平台上出现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他们必须对网络内容进行严格审查，否则就可能面临各种诉讼和惩罚。这意味着新兴的互联网行业发展将受到极大制约。

　　1995年的一起诉讼案也刺激到了新兴互联网行业和言论自由维权团体。一名匿名用户在互联网公告板Prodigy上指控华尔街券商Stratton Oakmont欺诈，后者随即以诽谤罪将Prodigy告上了法庭。纽约法官在判罚时将互联网平台视同于出版商，认定Prodigy需要为第三方用户在自己平台的言论承担责任。（实际上，这家券商也的确是骗子，他们创始人贝尔福特（Jordan Belfort）就是电影《华尔街之狼》的男主角原型。）

　　对网络监管法案感到高度紧张的言论自由维权团体和互联网行业联合起来，成功游说了加州和俄勒冈州的两位联邦众议员，在他们起草的众议院互联网监管法案《互联网自由和家庭赋权法案》（Internet Freedom and Family Empowerment Act）中加入了好人豁免条款（Good Samaritian），授权互联网公司自己管理网络平台，这就是230条款的由来。最终两院的法案融合在一起，成为了1996年的《通讯规范法》。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230条款给了互联网行业一把免责的保护伞，避免了他们因为用户在自己平台上传的内容而遭到诉讼，更给了他们管控自己平台内容的权力。2020年，当时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努恩斯（Devin Nunes）因为不堪几个匿名用户在Twitter长期辱骂嘲讽自己，连带起诉Twitter要求交出匿名账号的真实身份。联邦法官就援引第230条款拒绝了努恩斯的要求。

　　不过，230条款并不是无所不包的，互联网公司必须对自己平台上的人口贩卖和儿童色情内容承担责任。2018年通过的《打击性贩卖行为法》打开了缺口，这条法律明确规定互联网公司有责任举报和移除网络平台上的性贩卖（贩卖人口用于性剥削），否则会面临相关法律的处罚。

（前总统特朗普主张重订230条款）

　　社会割裂政治斗争激化

　　过去几年时间，随着美国社会矛盾激化，种族骚乱、新冠疫情、大选纷争等重大事件引发了巨大争议，社会的割裂现状也在互联网平台上得到了体现。尽管出发点不同，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对互联网巨头的内容管控政策感到了不满，希望改变230条款。

　　2020年5月，由于对Twitter屡屡给自己推文打标签不满，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发布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对社交媒体的免责条款进行了限制，并直接喊出了“撤销230条款”的要求。随后美国司法部发布意见书，呼吁美国国会修改230条款。但随着特朗普的下台，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一次，美国最高法院受理这两起针对互联网公司的诉讼，又再次将230条款带到了风口浪尖。那这一次，最高法院是否可能做出对互联网公司不利的判决，以此推动230条款的修订呢？

　　早在去年，九位大法官中立场最保守的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就明确表达了他的立场。他在几次法庭异议书中呼吁国会重新审议230条款，认为社交媒体公司应该像“公共承运人”（Common Carrier）一样接受监管，禁止平台在内容方面存在偏见歧视。（注：公共承运人是欧美普通法系中的一个概念。）

　　在这两起诉讼中，很多互联网公司通过“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文件，对谷歌的推荐算法表示了支持。他们提出，尽管230条款需要根据时代现实进行更新，但监管的调整更应该通过立法机构来推动，而不是通过司法机构的判决来实现。同样支持这一立场的还包括当初拟定230条款的两位参议员荣·怀登（Ron Wyden）和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以及诸多支持言论自由的人权机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和电子前线基金会（EFF）。

　　另一方面，共和党议员和保守派势力则指责谷歌等互联网公司利用230条款保护伞，让自己对平台的有害内容推卸责任。这些共和党议员包括霍利（Josh Hawley）、克鲁兹（Ted Cruz），正是2020年力主国会修订230条款的几位特朗普拥趸，他们更希望看到最高法院做出推翻230条款的判决。

（最高法院庭审现场草图，禁止拍照录像）　

　　大法官们态度谨慎不愿介入

　　尽管目前还无法得知九位大法官最终会如何做出判决，但看起来在两次庭审中，大法官们对“以判决推动修订230条款”的潜在深远影响表示了相当谨慎的态度。在第一天的庭审中，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法官，都表达了他们并不愿意直接干预230条款这一互联网监管法律。

　　自由派大法官卡根（Elena Kagan）在庭审中直接暗示最高法院是否应该介入互联网监管法规。她表示，”我们是大法官，并不是九位互联网专家。”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Brett Kawanaugh）也认为，如果互联网公司败诉，未来可能会面临一大波相关诉讼。“如果让国会来承担（调整监管法律）的重任，是不是会更好？他们可能考虑相关影响以及做出未来预判？”

　　而原告则提出，230条款的确给了YouTube免责保护，不必对平台上恐怖分子发布的内容负责，但平台的算法推荐功能则需要给予更多的审视，不该同样享受免责保护。谷歌则提出，230条款的保护范围同样也包括了平台推荐算法，因为这是平台运行的基本功能。

　　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对此表示认同，她在庭审中表示，用户每一次搜索都会涉及到谷歌的算法，因此230条款的保护范围也应该包括推荐算法。

　　当大法官们质疑如果平台算法并不中立的时候，是否依然应该得到230条款的保护时，代表谷歌的律师立即强调，230条款明确无误地保护了互联网公司不该为用户生成内容承担责任。只要法律没有修改，这一保护条款就是明确的。

　　此外，大法官们花了不少的时间，对恐怖袭击受害者家属的核心指控提出了质疑，即谷歌和推特是否有意在帮助推动恐怖主义相关内容。看起来，“有意”（Knowlingly）和“重要（substantial）”成为了大法官审理两起案件的关键词。因为根据《反恐法》的规定，如果“相关方协助或者教唆，通过有意提供重要协助或是与恐怖袭击者共谋”，就需要承担附带责任。

　　至少从庭审情况来看，大法官们似乎更倾向于互联网平台没有帮助恐怖组织。即便是长期抨击科技巨头的托马斯大法官也表示，当用户搜索伊斯兰国相关内容，谷歌的中立算法提供推荐内容的这个过程中，自己并不确定是否可以认为谷歌在协助和煽动恐怖主义。

　　美国最高法院将在6月底宣布这两起案件的最终判决。无论判决结果如何，互联网的立法都应该与时俱进。从互联网公司的角度来说，通过严谨的算法减少极端内容的推送，避免社会撕裂也有助于用户的粘性与公司的长远发展。无论公司采取什么商业策略，在舆论场上压倒性的“拉偏架”、不合理的封号删帖与推送洗脑内容都是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By 新浪科技

币圈一天，人间一年。如今市值超过 1 万亿的加密产业其实只有不到 15 年的历史，而每轮周期都是一次新技术与新叙事的结合，吸引着新鲜血液的加入。

这一轮牛市则是在 web3 的叙事中落下帷幕的。所谓 web3，就是指下一代的互联网，它的内容不仅可读可写，还可以由用户所拥有。就在市场崩盘的几周前，媒体上的互联网员工还在热烈讨论着是不是应该辞职投入 web3，大学生则在聊着是不是应该退学，all in crypto（全身投入加密货币）——如此种种，听起来都像是派对结束前最后的狂欢。

实际上，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才从最开始的臭名昭著，成为现在所谓的互联网的未来。

回看历史，从比特币诞生至今，区块链曾经走过三个历史的岔路口：

• 第一个是选择比特币还是以太坊；
• 第二个是选择联盟链还是公有链；
• 第三个是不同国家监管机构的抉择：禁止加密货币，还是支持并将其视为潜在的增长来源。
• 为什么是以太坊让加密世界迎来曙光？
• 为什么市场最终选择了公有链而不是联盟链？
• 区块链或者 Crypto 最大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 加密货币是如何从地下走上台面，最终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回顾区块链的发展历史，以及相伴随的美国监管政策的巨大转变。

这不仅有关新技术和它的应用，更是监管者和创新者之间的一场博弈。

“创世区块”：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创建和早期历史

比特币的污名：非法市场和破产的交易所（2008 – 2014 年）

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中本聪发明了比特币。最初的日子里，比特币大多被用于非法市场和毒品交易，也因此被质疑声所包围，没有一个正经人会看它一眼。

比特币的底层技术是区块链，它是一个点对点的网络，使用密码学和工作证明机制来进行公开记账。这种机制使其所有记录在没有第三方监督的情况下也都是有效的，同时防止双重支付。区块链技术创造了比特币这种数字货币，不仅无需任何第三方金融机构，而且完全数字化，超越了国家或公司的界限。

在当时，很少有人看好比特币。这样一个无许可的金融愿景，听起来太过激进了。

然而，没有第三方机构，同时也意味着监管的缺席。一些人开始利用比特币的这个特点谋非法之利。

丝绸之路是比特币交易的非法市场的典型代表。它是一个 2011 年推出的匿名网站，用于交易毒品和其他非法物品。2013 年 3 月，该网站有 10,000 种产品供供应商销售，创造了数百万美元的收入。而这些交易都以比特币为媒介，几乎无法追踪。

这些黑市里充斥着洗钱者和毒品贩子，引起了公众对加密货币滥用的担忧。这也引起了监管机构的注意。在 2013 年和 2014 年，丝绸之路两次被联邦调查局关闭，其创始人被判处终身监禁。

这是加密货币和监管之间博弈的开始。这表明一个所谓的去中心化网络绝不会是只生活在真空中的，它一定需要和现实法律体系打交道。

当人们还在担心黑市和洗钱时，比特币再次被沉重打击。2014 年，当时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 Mt.Gox 倒闭了，它曾占全球比特币交易量的 80% 以上。

2014 年 2 月 7 日，这家位于日本的公司宣布停止所有的比特币提款，因为它发现黑客通过一个软件漏洞盗取了其数百万的资产。当 Mt.Gox 在月底申请破产时，它已经损失了近 75 万个客户的比特币，以及约 10 万个自己的比特币，总计约占所有比特币的 7%，在申请时价值约 4.73 亿美元。

由于这个最大的交易所平台停止了交易活动，比特币价格暴跌。这一事件引起了公众对比特币的关注，也引起了对加密货币不安全和不透明的严厉批评。

更重要的是，一些批评者开始质疑比特币创建的必要性——有关它去中心化和无需信任承诺。如果对于非开发者而言，比特币注定需要依赖一个中心化的交易所，而这些交易所又缺乏监管、与传统金融相比会给投资者带来如此巨大的损失，那么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就是比特币诞生之初的情景，弥漫着黑暗的故事和臭名昭著的流言蜚语。同时，随着比特币的发展，监管机构对它也有了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然而，监管者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其对社会的损害，就像抓小偷一样。

区块链技术似乎只带来了用于规避现有法律体系的数字货币，并没有带来对现实世界任何有用的东西——直到以太坊的出现。

以太坊的狂热：超越单一的金融功能（2014-2016 年）

在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启发下，许多开发者开始思考如何普及分布式账本的理念，使其可以用于货币之外更有价值的地方。

这些所谓的 “比特币 2.0” 包括 colored coins，允许用户在比特币网络上创建他们的货币。一些协议如 Mastercoin 也提供了金融衍生品等特定的功能。同时，Mt.gox 事件中暴露的中心化交易问题也推动了区块链的发展，开发者推出 Ricardian 合约（’ 智能合约 ‘）使点对点交易成为可能。

然而，一些开发者开始意识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真正关键是对整个比特币基础设施进行创新。

在 2013 年和 2014 年期间，出生于俄罗斯的 19 岁男孩 Vitalik Buterin 向世界介绍了他的项目 — 以太坊，正如他所描述的，这是 “一个加密货币网络，打算尽可能地普及，允许任何人在上面创建专门的应用程序，用于几乎任何可以想象的目的”。

Vitalik 有很大的野心。

对于创建可用的应用程序而言，比特币协议不够高级，而且只能限制在专门的金融应用上。比特币的革命不应该是模拟或建立在比特币协议上的比特币 2.0，而是一个全新的想法，即创建一个图灵完备的脚本语言，使其通用性足以做任何基于区块链的加密货币可能会做的事情。

‘ 以太坊旨在成为一个卓越的基础协议，并允许其他去中心化的应用程序建立在它之上，而不是比特币。以太坊给开发者更多的工具，使他们能够获得以太坊的可扩展性和效率的全部好处，’Vitalik 说。

以太坊的创建激发了所有人的想象力。就像 JavaScript 是一种编程语言，支持编写任何一种任意复杂的应用程序一样，以太坊也是这样一种通用的脚本语言，可以使用区块链来创建任何东西。

第一次，区块链爱好者们看到了这项技术在金融之外的全新未来。有了以太坊，它可以成为任何东西。

2014 年 7 月，当以太坊开始销售其第一批加密货币时，期待了一年多的投资者一夜之间买下了价值 260 万美元的 “以太坊” 代币。

据报道，以太坊是 “自比特币以来最受热捧的数字货币”，而 Vitalik Buterin 则被认为是自中本聪以来加密货币领域最重要的人物。2016 年，22 岁的 Vitalik 上了《财富》杂志的 “40 位 40 岁以下人士” 名单，该名单表彰了当年最具影响力的年轻领导人。

区块链正在吞噬世界

IBM 与联盟链：一个勇敢却不成功的尝试（2015 年）

​虽然比特币和以太坊将区块链作为未来社会的（可编程）金融基础设施，但大公司和保守派依然对这些法律之外的代币持保留意见。然而，他们又承认区块链技术作为公共账本可以提升效率的价值。

2015 年底，IBM、英特尔、摩根大通和其他几家大银行宣布，他们打算与 Linux 基金会共同组建开放账本项目（Open Ledger Project）。目标是使用区块链来 “重新想象供应链、合同和其他关于所有权和价值的信息在数字经济中的交换方式”。

很快在 2016 年 2 月，Linux 基金会宣布启动 Hyperledger 项目，这是一个开源项目，旨在推进记录和验证交易的区块链技术。30 个创始企业成员包括 IBM、英特尔、摩根大通、埃森哲、区块链、CME 集团、ConsenSys 等。IBM 的 Hyperledger Fabric 和英特尔的 Hyperledger Sawtooth 是 Hyperledger 孵化的第一批项目。

Hyperledger 与比特币和以太坊等其他区块链有两个主要区别。

首先，Hyperledger 并不推出加密货币，而是想利用区块链技术创建工具，为现实世界的工业需求建立一个分布式账本。例如，在几秒钟内交换汽车产权或在销售时向零售供应商付款。

其次，Hyperledger 技术并不向所有人开放。只有由用户社区选出的公司才能进入账本、生成交易、甚至做认证工作。相反，在比特币网络中，每个矿工都可以产生交易，而且没有拒绝的选择。

这种区块链被称为联盟链，只有被预先许可的节点才能参与进入，通常用于在组织间建立共识的系统。而公有链的代表则是比特币，任何有互联网连接的人都可以访问。

大公司就是这样谨慎地拥抱区块链，同时反对比特币的。

“我对加密货币没有强烈的看法，但我认可区块链作为合同和供应链以及物联网的解决方案”，IBM 研究员 Jerry Cuomo 说。”我认为比特币是区块链的一个有趣的应用，但除此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应用和更广泛的用例”。

然而，与公有链快速增长的市值相反，联盟链营收艰难，逐渐被市场抛弃了。

2017 年，超过 15 个成员减少了对 Hyperledger 的资金支持或离开了项目，其中包括 CME 集团和德意志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所运营商。

2017 年 12 月，比特币价格达到创纪录的 18000 美元，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初创公司的融资迅速增加。与此相对地，联盟链还没有一个成功的大型项目，这或许解释了 Hyperledger 的融资和成员离开的原因。

DCG与公有链：为机构投资者买币打开大门（2012 – ）

​除了联盟链，大公司也在寻找其他方式参与到这个新趋势中。

2015 年，Visa、美国运通和纳斯达克都对区块链表现出兴趣，并投资了相关公司，如 Chain，一个供开发者在区块链之上构建的企业平台。

万事达卡（MasterCard）迈出了更激进的一步。2015 年 10 月，它投资了 Digital Currency Group，一个由 SecondMarket 的创始人 Barry Silbert 主导的、投资比特币和数字货币公司的机构。这是 MasterCard 首次投资数字货币，这也将在日后被证明是一个成功的决定，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数字货币集团（DCG）及其创始人 Barry Silbert 开始站在区块链的舞台上。自 2012 年以来，他们不断建设甚至领导这个行业，不遗余力地说服监管机构和教育公众。

Barry 是如何跳进兔子洞的

作为一个传统金融领域的银行家，Barry Silbert 在 2004 年创立了 Restricted Stock Partners，2008 年更名为 SecondMarket，做用于交易各种类别的非流动性资产的二级市场，包括破产债权、创业股票、私人公司股票和政府借据等等。

直到 2012 年，Barry 才下定决心将他的投资组合扩大到比特币。

Barry 是在 2011 年一篇关于丝绸之路的文章中第一次听说比特币的。作为一个金融科技企业家，他起初并没有从技术角度看待比特币，而是在读了查尔斯的《在困难时期投资的非常规指南》一书后，决定对比特币进行研究。

在后金融危机的阴影下（2008 年的雷曼兄弟和 2010 年的希腊债务危机），Barry 相信会有不相关的另类资产，在可能的另一轮金融灾难中表现良好。

尽管他认为比特币可能是一种有前途的另类资产，但 Barry 仍然对其缺乏监管和许多其他缺陷持怀疑态度。

他花了 6 个月的时间才接受比特币。开始是不屑一顾，然后是怀疑，然后是好奇，在充分研究和实际投资后，终于在 2012 年得出结论：比特币可能真的有潜力拯救世界。

他于是开始做布道者，帮助推广比特币的使用。他尽可能地让朋友和员工使用比特币，比如用比特币购买亚马逊礼品卡。

然而，这显然是不够的。Barry 很快意识到，为了让比特币获得成功，你必须拥有钱包、交易所，以及加密货币生态系统中的许多其他东西。所以他从比特币转向投资相关公司，包括 CoinLab、Bitpay 等等。

对 Barry 来说，用投资 BTC 赚来的钱投资比特币基础设施是最重要和最明智的决定。这不仅因为基础设施对比特币的成功至关重要，而且还因为投资好的数字货币公司不仅可以吃到比特币的红利，还可以分散只投比特币的风险。即使最后成功的不是比特币而是其他币，他也可以因此获益。

吸引大资金：让加密货币投资变得简单和安全

2013 年，Barry 与 SecondMarket 一起创办了比特币投资信托基金（GBTC），参与者还有来自 Social Capital 的 Chamath Palihapitiya、FirstMark 的 Lawrence Lenihan 和前国会议员 Scott Murphy。他们以 100 美元左右的价格购买了 300 万美元的比特币，最终从这笔投资中赚取了数亿美元。

2015 年，SecondMarket 卖给了纳斯达克，Barry 于是辞去了 SecondMarket 的工作，成立了 Digital Currency Group（DCG）。DCG 的目标是投资于数字货币和区块链生态系统中的公司，推动建设一个更好的金融系统。

它最初由两个业务组成：比特币场外交易公司 Genesis 和数字货币资产管理公司 Grayscale Investments，后者管理着 GBTC 以及其他多元化数字货币投资组合。

DCG 的第一轮投资者都鼎鼎有名的大机构，包括投过区块链的 CME Ventures，FirstMark Capital，还有从未接触过区块链的贝恩资本风险投资公司，CIBC，万事达卡，纽约人寿和许多其他传统公司，对他们来说，DCG 是数字货币和区块链领域的第一笔投资。

2016 年，DCG 开始初露锋芒。在当年区块链行业的所有 13 亿的融资中，70% 是由 DCG 投资的公司筹集的。

除了风险投资之外，DCG 更重要的价值是在合规方面为机构投资者解决了难题。

很少有人知道机构投资者买比特币有多难。从注册、购买、转让到存储加密货币，每一步都需要大量的合规工作。然而，DCG 通过 Grayscale Investments 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参与这个行业。

通过投资 Grayscale Bitcoin Trust、Ethereum Trust 或任何其他 Grayscale 产品，企业可以间接、合法、安全地购买数字货币，并获得所需的每项备案或服务。

Grayscale 为传统投资者购买加密货币资产打开了大门。它不仅让投资巨额的加密货币成为可能，而且还提供了活跃的双边市场 OTCQX，供各类投资者购买或出售。

2015 年，GTBC 在 OTCQX 上市，这是美国最规范的 OTC 交易所。自从 2017 年以来，GBTC 连续被评为 OTCQX 市场的表现最出色的前 50 名标的，从 2013 年到 2021 年的回报率高达 26293%。

随着大公司进场，Grayscale 的也迎来了惊人的发展速度，其资产管理规模在 2021 年达到 310 亿，是 2020 年前的 6 倍。

从 DCG 的历史中，我们能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监管和合规对加密货币推广的重要性。之后我们将看到 DCG 及其合作伙伴和投资组合如何继续说服监管机构，以及立法者是如何逐渐改变他们的想法的。

通往主流的道路：USDC、区块链协会和来自委内瑞拉的警示

​USDC 和区块链协会：主动合规和游说，也因此创造商机（2018 年）

2014 年 3 月，DCG 投资了 Circle，这是一家点对点支付公司，用于便捷地交换、存储、发送和接收比特币。

当时，移动支付刚刚开始流行，PayPal 的 Venmo 等很多公司都在做绑定银行账户和用户个人资料的生意。而 Circle 切入了比特币转账的业务，为国际汇款提供了一个更方便的选择。

但与法币的稳定价格相比，用比特币支付的波动太大。不仅如此，法币到加密货币的转换也是一个问题。

这些正是 Circle 想解决的问题。2018 年，Circle 推出了美元稳定币（USDC），这是一种用法币抵押的数字货币，可以在任何时候用 1 个 USDC 赎回 1 美元。

USDC 兼具数字货币的效率和法币的稳定。作为一种可编程的数字货币，它可以无摩擦地流通并安全地转换为法币，推动全球项目和业务的发展。同时，它提供了链上交易、借贷、风险对冲等等功能，给开发者了一个在区块链应用中使用真实世界货币的选择。

不过，所有这些好处都基于它在监管和合规方面的可靠性。因此，从一开始，Circle 就意识到，健全的治理和透明的合规性是其首要关注的问题。

Circle 的前辈 Tether（USDT）就是因被怀疑储备不充足而被调查的。在它的教训之下，USDC 要求保持对应法币的全额储备，并与各种金融机构合作运营。

Circle 与 Coinbase 一起创建了 Centre 联盟，制定稳定币的开放标准，成为发行者的条件包括许可、合规、技术、运营，法币储备的保管等等诸多审核。

在 2020 年和 2021 年期间，随着比特币价格从 7000 美元上涨到 60000 美元以上，合规的稳定币随着机构投资者的涌入而需求大增。USDC 的市值从 2020 年的 5 亿增长到 2022 年的 530 亿，仅次于 USDT。

USDC 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它意识到合规性在所谓的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市场中是多么关键，因为做好了合规，可以大大刺激加密货币的采用率和市场扩张。

除了自己的业务，Circle 也努力说服立法者，呼吁行业制定明确的标准。

2018 年，区块链协会成立，其成员包括 Circle、Coinbase、Protocol Labs、DCG 和 Polychain Capital。这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非营利性行业协会，旨在与政策制定者进行对话，推动区块链生态系统的有意义的变化。

2019 年，Circle 首席执行官 Jeremy Allaire 作为唯一的加密货币行业代表参加听证会，在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前陈述了该行业对监管清晰度的需求。

他的一些观点包括，政府不可能禁止加密货币，因为它们存在于互联网存在的任何地方。其次，明确的法规对加密货币的推广非常重要，政策应该跟上创新的步伐，否则美国会落后，无法获得区块链技术的经济利益。

通过企业家的努力以及他们与政策制定者的对话，从国会到 SEC 的监管机构逐渐改变他们对加密货币的看法。比特币从违法交易的污名中逐渐生长出值得关注的创新，可能会使国家甚至世界受益。

加密货币作为武器：帮助委内瑞拉逃脱美国的经济制裁（2017 年）

国际冲突将加密货币带出了科技金融行业，显示出其政治意义，并让监管机构意识到不得不采取行动了。

委内瑞拉是南美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坐拥巨大石油储量。石油推动了委内瑞拉的崛起，并主要支撑着它的出口和政府收入。

然而，由于糟糕的政策和政治不稳定，该国在恶性通货膨胀、基本商品短缺、严重犯罪和腐败以及其他民生危机中挣扎。2016 年，委内瑞拉经济萎缩了 8%，通货膨胀率高达 481.5%。

美国的制裁使情况更加糟糕。自 2017 年以来，美国宣布在委内瑞拉境内外制裁与马杜罗政权（后来在 2018 年成为委内瑞拉总统）有关的人员、企业和石油实体。

2018 年，美国进一步对委内瑞拉实施更广泛的经济制裁和金融禁运，包括禁止从委内瑞拉出口原油，并将该国的金融系统排除在 SWIFT 之外。

随着恶性通货膨胀和美国的制裁扰乱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加密货币作为一种武器和工具出现。人们用它发送汇款，保护工资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并帮助企业在迅速贬值的货币中管理现金流。

2017 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推出国家支持的加密货币 petro，可以用来向退休人员支付小额款项，并被政府宣传为兑换石油和黄金的货币。

除了 petro，其他主流加密货币也被用来作为日常支付工具。甚至餐馆和超市都接受比特币作为付款方式。

“没有人会告诉你 ‘ 每天晚上做账的时候，我们会把玻利瓦尔（委内瑞拉的基本货币单位）兑换成比特币 ‘，但是这种情况就是正在发生，” 接受路透社采访的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奥尔莫斯说。

2020 年，美国修改了其行政命令，将加密货币加入名单，进一步禁止美国人用前马杜罗政权发行的任何数字货币进行交易。同时，用比特币、以太坊或任何其他加密货币支付的企业也可能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

然而，它能成功吗？

与大银行相反，加密货币是无国界的，去中心化的，是一个不受单一政府控制的虚拟空间。2021 年 6 月，玻利瓦尔的业务在币安上涨了 75%，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其员工分布在 40 个国家，没有总部。

美国政府第一次遭遇自己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制裁被规避，而且还是通过加密货币。

委内瑞拉为美国政府敲响了警钟，加密货币不仅是一种生意或技术，也是一种有可能破坏其在全球舞台上的政治实力的武器。

拥抱监管，争取合法地位：监管大爆发、FTX、Solana 和拜登的大额捐赠者 SBF

​一轮监管打击后，为合法性而战（2019 年）

在 2014 年 Mt.gox 交易所被黑客攻击和 2017 年 ICO（首次代币发行）骗局之后，加密货币世界里越来越多的人在想办法，如何在没有政府的空间里确保基本的规则存在。

加密货币交易所抓住了这个机会。

2019 年 1 月，Binance 与 OKEx 和 KuCoin 等其他交易所一起重新开放了其 IEO（首次交易所发行）的平台，为其平台上的代币提供了额外的安全和可靠性，以进行交易和买卖。

IEO 是 2019 年初最热门的代币筹款趋势。通过佣金和交易费，交易所作为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中介赚取了巨额利润，并在上市新的创业公司代币时扮演了法官的角色。

对交易所面临一个利益权衡：是列出更多的代币以获得高额费用，还是列出更少的代币以获得更高的可靠。虽然 Binance 的首席执行官赵长鹏说，他们一直在努力成为加密货币中最有道德的交易所，但监管机构并不认为一个由利润驱动的私人公司可以承担公共责任。

不出所料，监管机构很快就开始行动了。

2019 年 7 月，Binance 被禁止在美国运营，并开设了 Binance.US 以遵守当地法律。在宣布审查用户账户以确保他们遵守 Binance 的使用条款和了解你的客户（KYC）程序后，它随后表示，”Binance 无法向任何美国人提供服务。”

与此同时，加密货币交易所 Bitfinex 和最大的稳定币 Tether 被纽约的顶级律师指控，调查它是否在发行每一个 tether 代币时都持有一美元的现金。纽约总检察长称，Bitfinex 从 Tether 的现金储备中使用了至少 7 亿美元来掩盖 8.5 亿美元的损失。

加密货币发行人也在担心美国监管机构是否会认定他们的代币是一种证券——那就要受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证券法的强力约束。

2019 年 4 月 3 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框架，其中代币被定为证券的标准是通过 Howey 测试。要被视为实用代币而不是证券，代币必须只用于消费，大大限制了实用代币的用途。根据 Howey 测试，当有资金投资、有共同的企业、有通过努力获得利润的合理预期时，代币被监管机构视为证券。

在监管的严厉打击下，美国的加密货币企业家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合规的价值有多大。他们不断游说监管机构，说明加密货币的好处和其不可逆转的趋势。当他们敦促监管的确定性以确保美国在金融和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时，他们同时也在为自己的合法性而战。

2019 年 7 月底，加密货币行业、金融和法律的代表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介绍了数字货币的类型、基础设施、应用，以及每种货币的潜在好处和坏处。

虽然 Circle 的首席执行官为其在支付系统中的创新而争辩，并呼吁该行业需要监管的清晰度，但参议员主要担心如果将这些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交给华尔街或一些科技公司，可能会给他们机会从普通美国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并会破坏这种关键的公共基础设施。

然而，这并不是说法规只能是非黑即白的，或者法规应该越多越好。相反，当务之急是澄清法规并使其适应一种新的资产，从而为加密货币市场的消费者和企业提供监管的确定性。

特别是考虑到国际竞争，新加坡等一些国家已经将开明的监管作为吸引加密货币企业和技术人才的一种方式。

对于这些无法被禁止的数字资产，美国监管机构开始意识到这是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如果他们作为一个国家，不在这项技术上领先，中国或其他国家就会这样做。

机构投资者涌入，加密货币爆发（2021 年）

经过多年的布道，加密货币爱好者们已经让监管机构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更重要的是，大量机构投资者涌入这个领域，也因此出于自身利益一起加入到游说监管的队伍里。

​

2019 年第二季度，Coinbase 上的机构交易量首次超过零售量。此后的每个季度，该交易所的机构交易量都超过了零售量。

2021 年，随着又一轮牛市的到来，美国的加密货币政策出现了一个积极的转折点。

2 月，美国总统拜登提名 Gary Gensler 为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SEC）主席。在 SEC 工作之前，Gensler 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教授 “区块链和货币” 课程。他被认为是数字货币政策方面的专家，对加密货币比较友好。

不久之后，加密货币行业出现了几个里程碑，这使机构投资者的参与方式拓展到灰度（GBTC 等）产品和 CME 期货市场之外。

4 月，当时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标志着第一家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主要加密货币公司。Coinbase 的上市为传统投资者以间接方式投资数字货币打开了大门，这是加密货币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

2021 年 10 月，第一个正式的比特币挂钩 ETF（交易所交易基金）——Proshares 比特币策略 ETF（BITO）获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作为一个比特币 ETF，BITO 购买并持有比特币以对应比特币的表现，这不仅提供了一个熟悉的方式来获得比特币的回报，而且还提供了 ETF 的流动性和透明度。

除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许多其他政治家和监管机构也专注于加强市场诚信和促进创新。CME 增加了他们稳定的加密货币期货，推出了 ETH 期货和面向小型投资者的微型 BTC 期货。

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与 Bitfinex 和 Tether 达成和解，结束了对稳定币发行商储备的两年密切关注的调查，这对加密货币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和解条款，Bitfinex 和 Tether 将不承认任何不当行为，但将支付 1850 万美元，并在未来两年提供关于其储备的季度报告，这个判决对 Tether 而言是个好事。

迈阿密市长甚至在把他的城市作为加密货币创新的中心来营销，提出要以加密货币支付公共雇员和接受税收。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还赢得了迈阿密热火队主场的冠名权。

随着法规为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准入和确定性，Crypto 在 2021 年迎来了寒武纪大爆发。

许多传统的金融服务公司恢复了自 2017 年 ICO 泡沫破灭以来被搁置的加密货币交易工作，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和纽约梅隆银行。同时，特斯拉、Microstrategy、美图、Paypal、Visa 以及更多的企业和商家采用加密货币作为他们的资产储备。

根据 Coinbase 的数据，机构投资者作为一个整体在 2021 年交易了 1.14 万亿美元的加密货币，高于前一年的 1200 亿美元，是个人投资者 5350 亿美元的两倍多。更重要的是，主流对冲基金也开始向加密货币倾注数十亿美元。

监管机构积极投入精力研究这个新市场，并提出法规，既要规范又要培育一个有前景的行业。

就像社会取得的每一个进步一样，这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新问题的产生，监管机构将始终跟上技术的步伐。

2022 年，随着稳定币 UST 与 LUNA 的崩溃和 USDT 的波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透露计划将其加密资产和网络部门的规模扩大一倍，并表明决心推动更多的加密货币监管，特别是对稳定币的监管。

双赢合作：主流基金投资 FTX 和 Solana

除了推动监管，政府还可以以投资的方式深入参与行业的发展。

在整个加密货币崛起的过程中，美国都进行了深度的参与和培育，最终从这个行业中获益。FTX 就是美国如何通过投资新技术来扩大其主导地位的一个例子。

在 Binance 于 2019 年被美国政府驱逐的同时，另一家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成立，随后在短短两年内超过 Coinbase，成为交易量第二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总部位于巴哈马的 FTX 由 Samuel Bankman-Fried（SBF）创立，他曾是量化交易公司 Jane Street 的交易员。FTX 发展极其迅速，其估值从 2020 年的 12 亿飙升至 2021 年 10 月的 250 亿美元，比 7 月份的最后一轮融资上涨了近 40%。

在 FTX 庆祝融资的同时，Binance 正与监管机构发生纠纷，导致多家欧洲支付处理商停止了与这家加密货币交易所的业务往来，严重影响了 Binance 关键功能的运作。

与 Binance 历史上与监管机构的恩怨相比，FTX 在与监管机构建立关系方面似乎更加游刃有余。SBF 的爸妈就是斯坦福大学的法律教授。

2021 年 7 月，SBF 在被问及政府关系的策略时说，他认为很多监管机构的目标并不是要整垮企业，而是要找到一些方法，帮助行业发展，同时也在他们认为重要的行业中确保他们的控制力。

这正是美国政府所寻求的：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中拥有控制权并培养自己的伟大企业。

随着 Binance 被驱逐并跑到新加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FTX 在与美国监管机构的合作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2020 年，SBF 为拜登捐款 522 万美元，是他的总统选举活动的最大捐助者之一。

FTX 也一直在吸引更大的主流投资者。根据信息，其最新一轮融资包括安大略省教师退休金计划委员会、老虎全球管理公司和贝莱德，随着 FTX 的估值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飙升了 25 倍，他们都得到了巨大回报。

一些大型基金也加倍投入。新加坡政府拥有的淡马锡控股公司和红杉资本在 7 月的 B 轮融资和 2021 年 10 月的融资中都有投资。

FTX 在美国的成功表明，加密货币和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零和游戏，而是潜在的双赢合作。

美国的主流投资者也从投资一些成功的加密货币企业和初创企业中获益良多。

USV 是 2003 年成立的美国最好的风险投资公司之一，其 LP（有限合伙人）是美国最大的一些主流投资者，如马萨诸塞州养老金储备，德克萨斯大学/德克萨斯 A&M，以及华盛顿州投资委员会。

USV 比大多数公司更早涉足加密货币。它在 2013 年投资了 Coinbase，在 2021 年直接发行时拥有其 8.2% 的 B 类股份。其他押注加密货币的公司包括 Polygon、Algorand、Dapper Labs、Protocol Labs 和 Multicoin Capital，后者是一个加密货币创业基金，是 Solana 的早期投资者。

据资料显示，Multicoin Capital 与 Race Capital 创始人、500 Startups 和其他早期支持者一起，从 Solana 的投资中获得了巨大收益，其价值约为最初销售价格的 4300 倍，有些获得高达 10 亿美元的回报。

一些代币价格令人难以置信的飙升，解释了为什么更多的风险投资基金想要持有这些资产，传统的风险投资公司，如 Andreessen Horowitz 和红杉资本甚至正在改变他们的法律结构，以持有更多的数字资产。

随着国内加密货币市场的蓬勃发展，美国监管机构越来越清楚，他们应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或监管或投资，以加强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以及技术和经济竞争力方面的领先地位。

2022 年 3 月，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关于 “确保数字资产负责任发展” 的加密货币行政命令。他强调了发展加密货币的战略重要性，以便 “‘ 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持续领导地位将维持美国的金融实力并促进美国的经济利益。

三个历史的岔路口：区块链的价值何在 

​回顾历史，区块链曾经走过三个岔路口。

第一个是选择比特币还是以太坊。

虽然以太坊是受比特币的启发而创建的，但人们对哪一个会在未来蓬勃发展持有不同的看法。历史逐渐表明，与提供单一用途的比特币相比，以太坊引入的可编程资产的活力是无穷的。

换句话说，以太坊为区块链打开了一扇可能性的大门，它的用途和价值远远超过了货币。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所有创新和数字资产，如 DeFi 和 NFT，都是基于以太坊无需许可的数字基础设施实现的。

​第二个是选择联盟链还是公有链。

起初，美国和中国等国家都在努力鼓励和探索联盟链的使用案例，认为这是提高传统行业效率的一种方式。然而，当中国还在坚持联盟链的时候，Hyperledger 项目已经逐渐瓦解，美国市场也明确转向了前景广阔的公有链。

为什么联盟链会失败？

有人可能认为，这是因为区块链技术在供应链等传统行业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应用。但这些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探讨区块链的真正价值到底在哪里。

加密货币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数字化，一个是无需许可，这两个特点让他成为了在数字世界中创造资产的金融基础设施。

通过创造一种新的数字资产，加密货币和代币化经济彻底改变了生产关系（比如 Web2 中的平台与用户），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资本流动。

每个人都可以以无需许可的方式创造或拥有数字资产，并且进行无摩擦的转移，在无国界的虚拟社区中融资。所有这些财富和创新的机会导致了对创新的巨大刺激，也重构着传统的金融体系。

换句话说，区块链的诞生是为了创造新的资产，而不仅仅是改善信息和效率。

区块链的历史也表明，只有当区块链被用于创造资产或改善这种金融系统时才会成为爆发点，比如加密货币和 NFT 的热潮。

就缺乏监管的缺陷而言，在底层无需许可的基础之上，还可以通过 KYC 或其他监管程序尽力防止诈骗行为。同时，虽然起始于数字资产，但今年 x-to-earn 的新风向也意味着，数字货币也在向现实世界渗透。

与此相反，当联盟链在底层就需要许可和监管时，就没有人去用了。这样不能带来更多创新和新资产的产品，最终成为卖给企业和政府的金融服务业务，苦苦挣扎。

例如，当一些公司努力将区块链与现实世界的供应链或房地产相结合的时候，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是 Bored Ape 和它在元宇宙中的原生数字土地。

加密货币只有在成为底层的时候才有意义。将加密货币添加到传统资产之上甚至可能降低其效率。

​最后的岔路口是不同国家监管机构的抉择：禁止加密货币，还是支持并将其视为潜在的增长来源。

一些国家，如马耳他、新加坡和瑞士，是努力成为加密货币中心的先驱者。其他国家则站在十字路口的中间，允许加密货币的发展，同时制定法规以尽量减少风险。

随着加密货币的巨额投资和急剧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这一趋势并做出了决定。美国的监管机构是那些开始改变态度的典范，他们从怀疑到帮助并控制这个行业。例如，在 Tether 和 USDT 的案例中，美国监管机构最终以罚款的方式与 Tether 和解，而不是永远封锁它。

创新者总是勇往直前。只有选择拥抱新事物的人，才会被它选择；只有努力追赶浪潮的国家，才有能力定义它。

By Yikiiiii

众所周知，中国有四个最神秘的陵墓，一个找不到，一个挖不动，一个不敢挖，一个挖了十年。找不到的是成吉思汗墓，挖不动的是武则天乾陵，不敢挖的是秦始皇陵，而挖了十年的是一个较少有人提及的低调大墓。可它却创下了中国考古史上的五个之最，今天咱们就来聊聊秦公一号大墓。

1976年，这座古墓被考古学家发现的故事极具戏剧性。

由于秦国地处西部，现代考古学家欲知秦国人到底属少数民族还是华夏子孙，于是在陕西到处走访考察，然而长久以来“颗粒无收”。

偶然间他们听说，在宝鸡凤翔南指挥村有块土地，无论雨水多寡肥料多少收成都很差，有个人想从这块地上挖点土给土屋补墙，却发现挖出的土颜色不同。

敏感的学者们意识到老百姓说的“颜色不同的土”可能是“夯土”（被打实的泥土），立刻前往该地，果然挖掘出了一座占地近两个标准足球场面积大的、深度达二十余米的巨大古墓葬——“秦公一号大墓”。

陵墓中打实的夯土能够保护墓穴不被渗水。

直播时，记者在挖出的小坑中倒入水试验，水被满满盛着，没有出现肉眼可见的减少。

随着挖掘工作的深入，考古人员们发现这个墓竟然已经有了247个盗洞，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汉代，一直到唐宋和明清时期，让他们不由得心头一凉。

不过幸运的是即便大件青铜器所剩无几，出土珍贵文物依旧达到3500多件，其中还包括最重要的刻有290多个篆文的石磬（古代乐器）。

这让不少网友惊呼出声：被盗了247次还能有3000多件文物，那之前到底是有多少陪葬品啊……简直难以想象。

最关键的，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和文字的解读，学者们终于证明了秦人的族属为华夏子孙，而非少数民族。

由于盗墓情况严重，考古人员在清理棺椁的时候，开棺以后并没有发现遗骨，徒有一个股骨，这让探求墓主人真实身份的难度大大增加，几近于零。

又是一个“意外惊喜”，考古人员们发现刚找到的刻有铭文的石磬上有着关键信息。

铭文上有话——“共桓是嗣”，意思就是“秦共公和秦桓公的继承人”，即秦景公，墓主人的身份终于得知。

1974年，自秦始皇兵马俑被偶然发现之后，考古界就掀起了一阵研究秦史和秦文化的热潮。先秦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00多年的西周时期。

周孝王时，秦人的祖先在首领非子的带领下，居住在西犬丘，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礼县一带。那时的秦人过着畜牧业生活。后来，周孝王看重非子一族养马的特长，封非子为“附庸”。西犬丘就成为了秦人的封地。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秦人“九都八迁”，不断地将都城向东迁移。

从西犬丘，到汧邑，平阳，雍城，摆脱西北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外族的威胁，直到公元前350年定都咸阳，最终建立了统一天下的大秦帝国。如果说，当初在陇东甘肃地区秦国拉开了自身发展的历史序幕，那么后来向关中挺进，尤其定都雍城之后，才真正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强国之梦。而雍城，作为秦国定都时间最长的都城，有“水上秦都”之称，曾经有19位秦国国君再次执政。因此，雍城也成为了上个世纪考古队勘察的重点地点。

雍城位于今天的陕西宝鸡凤翔县。1975年，陕西省考古所的一支考古队带着发掘秦代墓葬的目的，来到了这里。可是他们忙活了整整一年，几乎走过了关中山脉的每个角落，仍然一无所获。就在考古队员有些心灰意冷的时候，凤翔县南指挥村的一个村民悄悄跑来，给考古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他说村子南侧的麦田有一块奇怪的荒地，无论雨季旱季，地上打不了粮食。周围的庄稼都长得很旺盛，只有那块地显得格格不入。这个村民有一次想从荒地里取点土，修补自家院墙，可没想到挖出来的土即坚硬，还夹杂着一些青红色的不明物质。

听了这话的考古队员兴奋无比。他们抄起洛阳铲，就来到了荒地，立马着手勘测。一铲子下去，带出来的全是五花夯土，下面果然有墓，考古队员简直激动得热泪盈眶。

要知道土质是判断墓葬的一个重要指标。原生土，即使经过几千年，土色都是一致的。而五花夯土是由生土和墓内的白膏泥或木炭等结合，经过人工夯打而成，土质坚硬，不同于生土的自然状态。可以说挖出了五花夯土，地下有古墓，就八九不离十了。

很快，考古队员们大致摸清了这个地下工程的形态，可所有人都被这座古墓的规模震惊了。大墓呈一个诡异的“中”字型，有两条东西走向的墓道，和一个长方形墓室组成。全长将近300米。 东墓道长156米，西墓道长85米。墓室 东西长59.4米，南北宽38.5米。主体墓室分三层，呈现一个倒金字塔状，总深24米，相当于一个8层楼的高度。

大墓总面积5334平方米，相当于一个国际足球场那么大。此墓比河南安阳侯家庄商代王陵大10倍以上，比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大20倍，是迄今为止，已经被考古挖掘的最大规模的陵墓。如此规模的古墓，墓主人绝非常人。因为宝鸡凤翔是先秦都城雍城的所在地，此墓又是被发掘的第一座古墓，因此被命名为“秦公一号大墓”。

在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大型的挖掘器械，而且考古是个细致活，陵墓的挖掘工作只能靠人工。就这样，墓葬里的土，靠着工人们，一车车的，如同蚂蚁搬山一样，拉出去。光夯土就挖出了8万立方米。整个陵墓的发掘工作从1976年开始，到1986年结束，耗时10年。可挖掘的过程中，考古人员们还是看到了他们最不想见到的一幕，墓葬周围发现了大大小小240多个盗洞。此墓也没能逃过史上盗墓贼们的黑手。而最让众人感到惊叹的是，随着夯土一点点被移除，墓穴中出现了大量的人骨遗骸。他们各个都是在埋葬之前就已经身首异处。正是这些神秘的尸骸，揭开了古代最为残酷的殉葬制度的面纱，那就是人殉。

● 人殉

考古队员先在大墓第2层台基处，发现了一个狰狞的头骨，他嘴巴大张，好像死前经历过极大的痛苦，在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什么。随后，在头骨发现不远处，又找到了一节折断的胳膊残骸。顿时整座古墓蒙上了一层恐怖的氛围。经过连续几天的工作，在二层台的泥土中一共清理出20具人骨遗骸。这些尸骸都无棺无椁，位置杂乱无章。他们应该就是传说中用来祭祀的人牲。人牲还与人殉有所不同，他们是殉葬制度中最悲惨的牺牲品。顾名思义，就是把人当作牛羊猪等牲畜一样宰杀掉，供奉给祖先的神灵，祈求征战的胜利，保佑国家的长盛不衰。被杀的人牲多是一些战俘和奴隶。然而，这20具人牺牲还不是最让人感到震惊的。

在清理完三层台的泥土之后，秦公一号大墓的全貌展现在众人面前。最底层的中间位置是庞大的主椁室，旁边还有一个副椁室。

在椁室周围摆放了整整166个棺木。棺木被打开后，里面全是蜷缩下肢的殉葬之人。其中有72具殉人被摆放在靠近棺椁室的位置。棺木大而宽厚，被称为“箱殉”。考古人员猜测这72具箱殉应该是身份稍高的姬妾和近臣。在72具 箱殉的外围是94具细长狭窄，质地单薄的棺木，被称为“匣殉”。 匣子中的94人应该是身份较低的丫鬟或者奴仆。在处理这些棺木时，考古人员发现，当时的丧葬习俗是“岁以髹漆”，也就是说死者多少岁，就会在棺木上刷多少层漆。这166具殉葬者，年龄最大的5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十几岁。可他们在棺木中的姿势却十分奇特。全部都是蜷缩着下肢，用布或绳索紧紧捆绑。

但是并没有发现外伤的痕迹，而且形体安详，好像丝毫没有经过痛苦的挣扎。那么这些人在殉葬的过程中是如何集体死亡的呢？后来专家们，在这些骨骸中，发现了严重超标的汞元素和砷元素。砷，是剧毒砒霜的主要成分。也就是说，这些殉葬者，可能是集体喝了含有砒霜的毒酒，毒发时间快，来不及挣扎就死亡了。

人殉制度，起源于原始社会，在奴隶社会达到巅峰。特别是殷商时期最为鼎盛。西周承续殷商，继续实行人殉。到了东周春秋战国时代，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人殉逐步减少，但从未真正杜绝。尤其是由于地处西垂的秦国，依然长期保持着对灵魂的崇拜和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尊卑观念。认为主人去世后，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殉葬者下肢蜷缩的姿势，也代表了他们的奴隶阶级。面对主人，即使到了阴间，也要屈膝下跪。

不仅仅是人殉，大墓东侧墓道的南边，还有一个“车马坑”。2019年3月正式启动了发掘工作。根据勘探资料显示，坑内埋有3列真车活马。活人、活马、真车陪葬，墓主人还真是下得了狠手啊。那么他究竟是谁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 黄肠题凑

时间来到了1986年，经过了10年的挖掘，中央椁室的棺顶才露出土面。与此同时，另外几路考古队已经在宝鸡凤翔县又发现了十几座秦国古墓。秦雍城遗址，包括墓葬和其他居住区遗迹，渐渐地浮现在了世人眼前。而“秦公一号大墓”也在雍城遗址的范围以内，由此推断，它也是一座秦墓没跑了。

考古队员们小心地清理掉椁室周围的青膏泥和积炭，看到了一座如同平顶木屋般的主棺椁，面积约90平方米。主棺椁的西南处还有一个副椁室，是存放大件随葬器物的。整个棺椁全部由一根根四方木头组成，边缘有榫头伸出，全椁没有一枚金属钉。每根木头都是上好的坚硬柏木心儿，规格一致，横截面都是边长21厘米的正方形。专家们都惊呆了，这就是传说中，比金缕玉衣更加奢华的丧葬形式，黄肠题凑！

黄肠题，是古代天子帝王级别使用的棺椁，属于最高等级的墓葬，东汉之后就逐渐失传了。一旦攻破，里面的随葬品必定堆积如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秦公一号大墓周围的盗洞足足有240多个。所谓黄肠题凑的“黄”指的就是材料选择的是上好的黄心柏木。“肠”是指将柏木去皮，只留木心。“题”指的是木头的端头，在棺椁四周形成了榫头，便于多人搬运。因为会黄肠题凑的棺椁，里面陪葬物品的数量不容小觑，重量自然不轻。“凑”则指的是木条严密整齐的摆放形式。它对工艺的要求极高。木头表面必须打磨光滑，稍有不平之处，便不能做到严丝合缝，坚固不摧。秦公一号大墓整套椁具，用了680多根百年以上的黄心柏木。据推测至少需要300亩森林才能凑齐这些木料。恐怕只有天子皇家的财力才能做到了。可雍城是诸侯国秦国的都城，春秋时期，黄肠题凑是周天子专有的葬式，在雍城怎么可能会出现天子墓呢？

让考古队员们感到震惊的还不仅仅是黄肠题凑本身。当一根根椁木被抬出大墓时，一个考古队员，惊奇地喊道，“快看木头上闪着银光啊！” 一开始大家以为木头上应该是被镶嵌了银饰品作为装饰。后来，经研究，考古队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这些木头是经过金属浇灌的。而且被浇灌的金属是铅，锡和白铁的合金。也就是说，在几千年前，古人已经掌握了复杂的合金技术，懂得用浇管金属为木材防腐。更让人称奇的是，椁木上没有任何烧焦的痕迹。理论上，铅，锡和白铁合金的熔点要比木材的燃点高很多，秦人是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将液态金属直接浇灌到木材上的？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
与此同时，当椁木一根根被移除后，众人都傻眼了。光主棺室和副棺室周围就有20多个盗洞。里面的陪葬物品都被偷得七七八八了。通常用来确定墓主人身份的，刻有铭文的青铜器一样都没找到。完了，忙活了10年，难道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

还好此时在棺室中发现了另外一件陪葬物品，揭开了墓主人的神秘面纱。

● 编磬

在前棺室正西的木架上，悬挂着一组石磬。别小看这组石头残片。它们被形象地比喻为中国古代的钢琴，是一种击打传声的乐器。传闻中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就是由编磬演奏的。而秦公一号大墓中出土的这组石磬，最奇特的地方就是上面带有铭文。

其中一句是“天子郾喜，龚桓是嗣”，推测此墓主应该是继秦龚公，秦桓公之后享国40年之久的秦景公。此外，另一句铭文写有“唯四年八月，初吉甲申”，应该对应的就是秦景公四年八月初的甲申日。由此，考古界目前统一的说法是，秦公一号大墓乃是秦景公之墓。

景公在位期间秦国已在雍城雄踞百年，国力日渐强大。在那个事死如事生的时代，按理说，景公墓中应该出土大量的珍宝重器。虽然墓中仍然发掘了3千多件文物，但青铜重器，大件器具都已经被盗墓者洗劫一空了。连被称为墓葬铜墙铁壁的黄肠题凑都能攻破，不得不说古代的盗墓祖师爷们，功力了得啊。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与景公墓中的文物无缘了呢？也不能这么说，事情在1992年出现了转机。

● 盗墓贼之墓

1992年5月，宝鸡市考古队在市区南郊的益门村，发现了两座春秋古墓，将其分别命名为M1，M2号墓。这两座古墓并不起眼，规格十分简陋，尤其2号墓，整个墓葬的面积不足3平方米，葬具只有一副棺椁。可是接下来的发掘让考古队员们又傻眼了。

两座古墓中陆续出土金器、玉器、铁器、料器等珍贵文物200多件。

其中金器最多，占到了半数以上。根据出土文物的样式和纹路，此墓也属于春秋时期的秦墓。可这么多黄金饰品怎么会出现在如此“寒酸”的墓葬中？这与墓主人的身份也太格格不入了。就在这时，考古队员们发现，从益门春秋墓中出土的器物，与秦公一号大墓中的出土文物十分相似。两座墓中都有出土金圆泡，金串珠，鸭首金带扣和鸟首形玉带钩的造型也如出一辙。

部分考古队员们大胆推测，益门春秋秦墓的墓主人该不会就是秦公一号大墓的盗墓贼吧？当然了，这只是一种猜测。

先秦时期，黄金器物的数量十分有限，不是王公贵族是不会将贵重的黄金制品作为随葬品的。而在益门春秋秦墓中出土的所有金器中，最让人叹为观止的就是有“秦剑之星”美誉的金柄铁剑了。金质的剑柄作镂空蟠螭纹和饕餮纹，镶嵌绿松石和料珠，其雕刻技术，镶嵌工艺让人叹为观止。

而这把金柄铁剑最有价值的还不是金，而是铁。要知道，金的熔点是1064℃，铜的熔点是1083℃，而铁的熔点为1535℃。 冶炼金属，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温度。在奴隶社会，人们所使用的燃料，大都是木材。木材燃烧的温度低，熔点高的金属根本不能熔化，无法冶炼。相对来说，金和铜的熔点要比铁低很多。所以历史上也是先后冶炼出了金和铜 ，后冶炼出了铁。铁器的出现是人类征服自然，打开能源开发之门的标志。可见，昔日的秦国早已掌握了最先进的金属冶炼技术。

除此之外，益门春秋秦墓中还出土了9件料器，也就是用加颜料的玻璃制成的器皿或者工艺品。其中由近千颗珠子串成的黑色料珠串，绿色料珠串，和褐色料珠串，精美绝伦。深埋地下几千年，仍然光泽依旧。远在五六千年前，埃及人首先发明了烧制玻璃的技术，后来传遍欧洲大陆。最初人们认为中国的玻璃也是从西方传入的。

可是专家对益门春秋墓中料器鉴定后发现，这些料器使用的是铅钡玻璃， 与西方的钠钙玻璃不同。所以说先秦烧制玻璃的技术是自成系统发展而来，并非舶来品。木材的金属浇灌技术，冶铸技术，烧制玻璃的技术，先秦可谓是掌握了古时候罕见的各种黑科技。怪不得有传闻说，秦国统一天下，背后有外星人的神助攻。

秦公一号大墓的墓主秦景公，作为秦国的13代国君，在位期间将秦国势力不断地向中原地区推进，为日后秦始皇一统六国奠定了基础。秦公一号大墓的发掘也占据了考古学上的五个之最，是迄今为止中国已被发掘的最大墓葬；主椁室的“黄肠题凑”是迄今为止发掘的周、秦时代的最高等级葬具；椁室外侧的墓碑是中国墓葬史上最早的墓碑实物；墓中出土的石磬是最早刻有铭文的石磬。可以说秦景公墓葬的规模，以及黄肠题凑的棺椁都是按照周天子的等制来完成的。原来早在景公时期，作为诸侯国的秦国就已经把他们雄霸天下的野心刻在了骨子里。

By 第一新闻、陕西日报、小乌

日本二次元圣地秋叶原，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打工者和派遣员工找不到工作，尤其是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这导致秋叶原从事身体交易的女孩子的数量增多了。疫情之下，一些女大学生就被迫坠入风尘，由美就是其中一个。

一、从女大学生到“卖春难民”

由美是静冈县人，高中毕业考入了日本一流的私立大学——驹泽大学。

第一年，就要缴纳学费、设备费及其他费用合计125.7万日元（约8.3万人民币）。

四年下来，光是学费就要412.5万日元（约27.4万人民币）。

因为父母离异，母女相依为命，家里根本没钱供她上大学。

像很多贫困学生一样，由美办了助学贷款，共440万日元（约29万人民币）。

当初，她满怀憧憬，“去东京这种大城市，想到毕业后找到好工作就能还钱了！”

走出校门后，却发现现实很残酷。

她收到了还款计划书：每月还2.6万日元（1700多元人民币），一共还20年。

看起来不多，但实际上对年轻人来说，就是一座山。

因为，即使是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大部分大学生毕业后新入职，月薪也就是20万日元左右（1.3万元人民币）。

在东京，一般房租要七八万块。

东京各地的房租水平

据统计，生活费、水电暖费、买衣服等等，七七八八，男性一月的生活花费在9.5万日元左右，女性还要再稍微高一点点。

算下来，哪怕扣扣索索，一个月开支也要16万日元左右。

这样，工作一个月下来，兜里也就所剩无几了。

由美只好打两份工。

白天，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

下班后，到居酒屋做兼职，一小时1000日元（约人民币60多元），常常得干到凌晨12点。

日复一日，劳累不堪。

难道就没有更赚钱的工作吗？

在网上搜索了一阵后，她发现的确有，那就是风俗店。

“工作简单”，挣得还多。

在一番思想斗争后，由美在周末兼职做起风尘女子。

“外卖式”风俗店关于在读大学生的广告

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又打乱了由美的所有计划：店里，没有了客人。

收入大幅减少，但贷款一分也不能少还，房租该付还要付。

万般无奈下，由美只好求助于曾经的老主顾：一位40岁有家有业的大公司职员。

由美背着风俗店偷偷联系了这位熟客。

两人每月见面2次：她差不多能拿到8万日元，刚好抵消房租等基本开支。

可随着疫情恶化，男子主动断了往来，因为“要是感染后，被家里和公司发现就麻烦了” 。

现在，由美只好转投“外卖”服务。

可如今不但客户少了，同行为了争夺为数不多的客户，单价也从一次2万日元降到了1万日元左右。

生意更是惨惨戚戚。

为省钱，她白天跟互联网公司的同事说不吃午饭减肥，也没买什么新衣服。

如果紧急状态再不解除，马上就要还不起贷款，沦落成“难民”了。

二、还有人被迫投身AV行业

像由美这样陷入困境的女孩，不在少数。

日本全国紧急状态，原则上风俗业要全部歇业。

比如，大阪的著名风月场——飞田新地在4月初宣布歇业。历史上，它只歇业过两次：一次是昭和天皇大丧，一次是去年的G20峰会。

但像这次这么长时间的歇业，历史上也是头一次。对风俗业的女孩来说，是一个巨大冲击。

歇业中的飞田新地

很多从事风俗业的女孩，为了生计，只能更进一步：工作内容比较接近的AV行业，就成为了首选。

大阪一家AV企划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从2月中旬开始，打电话咨询的人就逐渐增多，3月份人数更是暴增，每天都有新人面试。

最近，更是1天面试3个人，而在平时最多一星期只面试3到4人，有时候只有1人。

至于为何选择AV行业，一位22岁的陪酒女孩说道：因为疫情，挣不来钱，生活都难以为继。

店铺停业之后，自己只能通过电话联系接“外卖”的单子，但这个风险太大，这个时候还出来玩的人是什么情况也不清楚，太危险。

相比之下，男优（男演员）起码管理更严格，更有保障，也会更安心。

实际上，因为各行各业很多店铺歇业，大学生的兼职工作机会也少了很多。

日本著名搞笑艺人冈村隆史日前就在节目中调侃：“等到疫情过去，会有可爱的女孩子去做风尘女的，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忍耐，存钱到那时候去。”

这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冈村虽然道了歉，但他也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三、风俗业对政府来说是块不小的蛋糕

在大家印象里，日本是当之无愧的“情色大国”。

到处可见的色情杂志，游走于歌舞伎町的案内人，庞大的AV产业……

日本的风俗业可以上溯到奈良时代（公元8世纪左右）。

不过，1956年，日本颁布了《卖春防止法》，彻底禁止包括“公娼制”在内的一切卖春行为。

那为什么日本今天的风俗业，还如此发达？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风俗业不等于“卖春”。

现在的日本风俗业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就是有店铺的风俗营业，另一种则是无店铺的“外卖服务”。

有店铺的类型又能分为6种营业方式。这些店就不再只是陪喝酒聊天那么简单的服务，而会提供各样尺度不同的服务，只要办理了相关手续，就能大大方方开门营业。

但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能发生直接行为，这被叫作“本番禁止”。可实际上，共同泡泡浴却是可以的……

法律摆在那里，实际上，又会出现灰色地带。

毕竟，房间内又没有装摄像头监控，很多时候只要价格谈得好，店家为了吸引客户，风尘女倒也乐意敞开自己的怀抱。

一位现役风尘女子接受采访，介绍疫情对风俗业的影响

这两年，日本老司机们流行起新口味：无店铺类型的“外卖服务”。

日语叫做デリヘル，专指没有提供房间，女孩直接到客人定的酒店或者住所进行服务。

原则上这种外卖服务也不能真枪实战，但因为是在客户指定的地方进行，比在风俗店内被追踪的概率还要小很多，因此，很多女孩为了吸引客户成为回头客，也就从了。

这属于女孩的自愿行为，如果不幸被查到，店家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不知情。

因此，这类服务现在是红红火火。

那么，日本的风俗产业到底有多繁荣？

有组数据显示，这一行从业人数超30万人，年产出约5兆日元（3300多亿人民币），每天营业额峰值时突破150亿日元（近10亿元人民币）。

为日本贡献了0.4%的GDP。

2018年的市场规模，面积越大规模越大

英国《金融时报》曾估计，日本风俗业的年营业额与日本的年度国防预算相当。

四、更诱惑着年轻女孩

就像由美一样，日本风俗业不少女孩还是在读大学生。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钱。

和中国不一样，孩子上大学，学费、生活费基本都是父母掏。

在日本，大部分都是要靠孩子自己去挣。

因为经济不景气，日本父母给予孩子上学的援助，从1994年的12.49万日元，锐减到2016年的8.57万日元。

生活费平均每天只有七八百日元，而在日本一碗拉面往往就要600~900日元。

父母的支援越来越少，为了生活只能自己出来打工

所以，很多日本大学生就要去申请奖学金。

日本的奖学金分3种：

一种是类似国内的赠与型奖学金，这个钱后期不用还。

第二种，不要支付利息，但后期需要归还本金。

第三种，除了要还本，还要还息，而且借贷时间往往长达二三十年。

其实，第二、第三两种说是奖学金，从本质上说更像是助学贷款和商业贷款。

而恰恰第三种（类似商业贷款），还本还息，是最常见，也是最容易申请到的。

据统计，日本51.3%的大学生都借过高额贷款。

一个日本女大学生的账单

一上大学，就背上了高额贷款，还本付息。不能按时还的话，还要罚滞纳金。

连续3个月不还，就会影响征信，个人生活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连续9个月没还，法院将督促还钱。

从2004到2014年的10年间，在日本，被法院督促的事件增加了40倍。

如果不打工，完全无法生活。

日本大学四年打工学生的比例高达70%以上

而女孩就被逼走上了风俗路。

东京池袋的20岁女孩菅野舞，就是这样。

她被父母遗弃，在孤儿院长大。靠着自己努力，考上了私立大学，贷款成了上大学的唯一希望。

和国内大学提供价格低廉的宿舍不同，日本大学宿舍很少，就算有大多也很破旧，而且还很难申请到。

所以，绝大多数学生都要自己在外租房。

比如，菅野舞就在大学附近租了房子，每月房租7万日元。

为还贷款、付房租，她不得不一边上学，一边兼职打工。

白天在一所小企业做数据录入员，一小时工资1000日元。

然后，在晚上，接着干“外卖”业务。

她也曾经找过男朋友，但因为在风俗店工作的事露馅后，就和男朋友分了手。

“虽然我不喜欢这份工作，但这确实能让我快速挣到钱。”菅野舞无奈地说道。

因为，风俗娘的收入十分诱人。

在便利店等地方打工，一小时可能只有1000日元上下，也就是人民币66元左右。

但转身进了风俗业，1小时能赚1~5万日元不等（人民币660~3300元左右），“时薪”立马翻了好几倍。

如果愿意再加点特殊服务，收入又会迈上一个台阶。

五、也有女性想通过风俗业翻身

况且，如果能进一步发展，“钱途”也不错。

风俗店很多姿色漂亮的女孩会转投AV影视业，如果发展顺利，成为头部AV女优的话，年薪就不菲了。

而且还有机会脱离苦海，进军娱乐圈。

去年隐退的吉泽明步，就是业内少有的常青树。

在参加综艺节目时，她大方承认自己一年收入最少时也有3000万日元，巅峰时有5000万日元。

而在日本公司，正式员工平均年薪才400万日元左右，非正式职员可能就200万日元出头。

她一年就赚了别人一二十年的钱。

在日本，女人去工作，大部分也是非正式职员。

这些以兼职、派遣、研修等名义上班的女性员工，拿的收入更低，也没有多少社会保障。

蓝色为兼职工作比例，可以看出女性占据大部分

很多女性就希望，在风俗业打个翻身仗。

但实际上，哪有那么容易？

一个留日女学者的思考

在我去日本留学之前，就有国内男性朋友和我开玩笑，就说要我帮他们买正版DVD，当然我的回答肯定是“滚”。不过到了日本之后我自己也很好奇，某天去一个影音店，就看见角落有个成人影片的corner，里面也有几个男性顾客。然后我就很天然呆地准备去晃一下，但是当我走近那个corner的时候，我的电波就突然感到一股寒意，就是里面的人，还有外面周围也有人用很奇异的眼光在看我。

　　当时我也没有时间细想，但是动物的本能第一时间告诉我，这样不行，于是我就赶紧假装在地上找掉了的东西，然后就逃跑了。事后想想就是，这个店里可以有个光明正大的成人影片柜台，但是按照社会的标准，我这种外表看上去很规矩的女子大学生，是绝对不应该走过去的。

　　再有一次就是在秋叶原，我当时去看一部动画电影，出来的时候大概晚上七八点钟吧，发现一个二十出头的男生在跟踪我。这里我要澄清一下绝对不是我神经过敏，因为作为一个刑侦小说爱好者，我还是用了一些方法测试，可以肯定我一定是被“尾行”了。不过当时我也不慌，因为也不算太晚，路上人还不少，而且我当时还在练空手道，对自己逃跑的速度也有一定的信心。

　　于是我就想了一下他为什么跟踪我，然后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晚上有点冷，所以我披了一个很大的斗篷，基本把我的衣服都遮住了，就露出裙子的一点蕾丝边，其实那个裙子本身整体很普通，但是这样一遮就产生了一种错觉。我估计十有八九这个男生误以为我是女仆店的店员，所以可能是想跟着到店里看看。结果后来看到我进了车站他就很落寞而安静地走了。就真的很落寞，让我当时甚至感到有一点抱歉，没有能够帮助到他。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学校离得不远，所以我会和一些同学或者舍友去新宿喝酒，然后每次都会被前辈指点，这条巷子不能进去，那条路必须拐等等。有不同的需求就要走不同的路，乱走就可能会撞到让大家彼此都尴尬的场景。我到现在还觉得，新宿的歌舞伎町就是日本式暧昧的和谐社会的象征。

　　这种暧昧当然可以带来和谐，但是它又会带来另外一种混乱。比如前面说的这两个争论，一方说反对对女性的性剥削，应该消灭性交易，另一方认为是这歧视女性性工作者，妨碍个人自由。结果在大家吵架的时候，真正造成问题的人消失了。

　　关于新的AV法案，没有人出来讨论到底怎么样才能真正防止小姑娘被奸商欺骗，到底怎么样能够防止成人电影的拍摄中出现暴力。而在“爸爸活”的争议里，那个最开始挑事儿的男性也隐身了。大家都在传递自己的一个形而上的理念，但是真正的问题就被模糊掉了。

　　这让我想起日本历史上另外两个著名的关于妓女的学术主题。

　　一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强征慰安妇问题。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觉得妓女涉及人身买卖，是东方腐朽文化，必须废除掉，于是发布了对娼妓和艺伎的解放令，给了这些女性人身自由。但是有了人身自由，明治政府没有给她们新的生活出路，于是日本的风俗业又蓬勃发展，加上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新富阶层的需求越来越多，于是日本政府干脆又让风俗业合法化，便于管理和收税，甚至还大规模组织女性到海外从事卖春活动，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积累资金。而受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一边消费乡下来的年轻小姑娘，一边讨论女性独立问题和性交易剥削问题，两边都不耽误。

《伊豆的舞女》剧照

　　到了对外侵略战争时期，军国主义政府就搞出慰安妇制度，这种明明是对女性最极端的压榨行为，不过当时的日本统治者和媒体都很有“文化”，整出一套很厉害的说辞。大意就是虽然你们妓女是道德败坏的，是导致家庭和社会不稳定的罪魁祸首，但是即使是你们这样的下等人，也可以通过主动向军人献身，为大东亚圣战服务，从而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实践自由意志。

　　这个逻辑今天的日本右翼还在用，说中国和韩国批判日本强征慰安妇，说日本政府迫害女性，这是对战争时期伟大的日本女性的侮辱，因为她们是自愿的。这里一说女性的自由意志，军国主义政府就可以隐身了。

　　而日本投降之后，立刻又活学活用这套逻辑。1945年8月18日，日本刚刚投降第三天，内务省就给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发指令，要建立针对美军的特别慰安设施，美其名曰保护日本的良家妇女，保护日本的血统纯洁和护持日本的国体。招募以前的风俗业从业者、家里没饭吃的良家妇女，还有单纯以为是招服务员而被骗来的小姑娘，给美军服务，最多的时候有7万人。

　　后来到了1946年，美军下令叫停这个事情，不是因为美军良心发现，而是因为太过分了，导致性病蔓延，为了美军的身体健康，日本政府在美军的逼迫下，开始逐步制定法律，目标是废除官方风俗业，取缔私人地下风俗业。最后在1956年的时候制定《卖春防止法》，彻底禁止了性交易。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今天日本性交易的法律很严格，不是出于什么东方文化，而是美国的需要。

　　不过，一方面是美军要求日本打击风俗业，但另一方面，美国大兵当然又不可能修仙。于是，日本政府除了容忍美军的强奸活动之外，还在各种城市划出所谓的“红线区域”，大量女性在这里进行兼职或者全职卖春，主要服务对象是美军和一些日本的上层人士。美军以前在南太平洋(2.750, 0.00, 0.00%)地区，把当地的女性称为“潘潘”，现在就用来指代为他们服务的日本女性。这就是我说的关于妓女的第二个学术主题。

　　过去，当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学术界还占有比较强的地位的时候，人们对“潘潘”的研究和理解主要是阶级分析，讨论的是在战后日本要啥没啥的情况下，妇女作为劳动阶级的最底层，为了家庭的生计，不得不忍受美军的性剥削。不仅如此，当时的日本社会，也把对生活的不满，还有对美军的恐惧，发泄在这些女性身上，她们经常会被警察驱赶逮捕，被右翼黑社会伤害，还有面对一些媒体和闲人的指责。这些研究主要批判的就是美国占领军的霸权主义，还有日本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残余思想对妇女的压迫。

　　到了后来，欧洲后现代的女性主义研究逐渐兴起，就把研究视野从分析当时社会的背景，转向关注不同个体的复杂体验。这种研究就认为，过去强调妇女作为被压迫阶级的惨状，否定了妇女在面对生存困难时的主动性，也是一种对“潘潘”的歧视。

　　这类研究就强调“潘潘”对日本社会的作用，比如分析潘潘的服饰文化体现出东西方的文化交融，同时影响了日本后来的通俗文化，把性变成一种对抗世俗秩序的手段。又比如认为潘潘改变了美军对日本的印象，对美日关系有积极影响，还有的认为“潘潘”改变了日本人对“混血儿”的看法，对于抵制军国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有积极作用，而且促进了日本的堕胎合法化。总之就是要表达出，这些我们认为很可怜的女性，其实她们为社会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结语

实际上，日本现在对风俗业者的歧视仍然十分普遍。

比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政府给每个日本公民补贴10万日元，一开始就把风俗从业者排除在外。

面对舆论压力，政府又加入了风俗从业者。

但这10万日元，对风俗业者来说，就是水中月，看得见，拿不着。

10万日元申请书，以家庭为单位填写

因为，这次这笔钱是以家庭为单位登记，需要把具体身份信息和希望汇款的银行账户上报当地政府办事窗口。

但在东京工作的大部分风尘女子都来自外地，而且不少是和家里有矛盾，或者像菅野舞这样从小无依无靠的人。

而且，疫情中，返乡的长时间交通，本来就是冒险。

所以，风俗女真正拿到10万日元的，少之又少。

曾经，看似彻夜笙箫，如今，惨惨戚戚。

但只要读懂背后的故事，我们都无力去嘲笑、批判。

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名句：

每逢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By 正解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