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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百济神州与诺华就PD-1抗体的授权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前者将得到6.5亿美元的首付金额与22亿美元的总交易金额。这笔交易，拉开了2021年中国药企海外授权（License-out）的序幕。
8月8日，荣昌生物宣布与西雅图基因达成全球独家许可协议，后者将开发和商业化ADC新药维迪西妥单抗。荣昌生物获得的潜在收入总额将高达26亿美元，包括2亿美元首付款和最高可达24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数额刷新了中国制药企业单品种license-out交易的最高纪录。

据《财经·大健康》不完全统计，截至9月底，中国药企共发生22起License-out交易，交易额超过35亿美元。项目许可引进License-in交易，共有82起。
授权合作 (License) ，是通过向产品授权方支付一定首付款，并约定一定金额的里程碑付款及未来的销售提成，从而获得产品在某些国家地区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等商业化权益。
引进项目的License-in，曾经助力一批生物科技企业上市。如今License-out背后，是中国本土创新企业展现的创新能力，被国外市场与合作方认可。
资本、行业、政策端人士的共识是“出海潮”将成为趋势，License-out项目会越来越多。

面对多变的支付环境、融资与资本退出渠道，如何在专注国内市场与国际化间抉择、布局国际化战略，如何决定商务拓展（BD）项目、选择合作伙伴等，是中国创新药企业需要进一步摸索的。

–01–

什么是好的商务拓展项目？

“内卷与国际化，这两个关键词我反复听到。”海思科医药集团国际合作部总监周峰感慨。
最先“卷”起来的是抗癌药物的靶点。抗癌药CAR-T细胞疗法中，CD19、CD20、CD22等都是热门靶点，仅CD19临床试验，在国内占比就超过40%。
另一个抗癌新药PD-1上，药企扎堆、同质化程度不输CAR-T。7月5日，乐普生物PD-1普特利单抗上市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这是国内第11款申报上市的抗PD-1单抗。国内已经批准七款PD-1单抗，均获批多项适应症，而且都有新适应症处于上市申请阶段。
西南证券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9月，全球有154个PD-1产品在研，其中85个由中国企业研发或合作开发，占比达55%。

什么是Car-T细胞治疗？

CAR-T细胞治疗是现今炙手可热的免疫治疗方法之一。CAR-T的全称是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immunotherapy）。T细胞受体嵌合型T细胞作为最早的免疫治疗手段，这种T细胞会表达一种T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s ，TCRs），这些T细胞受体可以特异性地识别胞内和胞外的肿瘤抗原。

CAR-T用的T细胞通过人工改造来提高特异性。操作时在从患者体内分离的普通T细胞，并在其中加入嵌合抗体。这个抗体可以特异的识别癌细胞，并激活T细胞来将其杀灭。加入这个嵌合抗体的CAR-T细胞便拥有了精准识别并打击癌细胞的“超能力”。将这样的细胞输入患者体内，就可以帮助患者清除癌细胞。实现了从最开始的基础免疫研究向临床应用的转变。

CAR-T治疗的流程示意，图片来自 CAR T Cell Therapies Are a Growing Area of Research

艾米丽-怀特黑德（Emily Whitehead）是CAR-T治疗的小代言人，这个5岁就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小朋友在化疗无效医生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在六岁时接受了CAR-t治疗，康复后至今没有复发。

图片来自网络

利用CAR-T技术，还有不少“疑似治愈”癌症的例子，在半年或一年的复查后，没有发现癌细胞的死灰复燃。不过是否患者癌症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根治，在余下生命不在复发还需要时间来帮助我们检验。产业界不会错过这个前景大好的技术，诺华（Novartis）立刻将其作为其99亿美元研发预算的优先项目之一，朱诺治疗公司(Juno Therapeutics)以及美国凯特公司(Kite Pharma，Inc.)也投入这个技术的开发中。

一些参与CAR-T项目的公司

现实中还显骨感的CAR-T细胞治疗

虽然CAR-T技术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但是离真正的临床应用还有不少距离。在实现癌症治愈梦想的道路上，有不少的绊脚石有待清除。

首先，CAR-T技术也有副作用，其运用到临床的一个重大风险便是细胞因子风暴（Cytokine storm）。当T细胞杀灭细胞的同时会释放出一类叫做细胞因子的蛋白来号召更多的免疫细胞共同参与这场战争。但是由于CAR-T反应的过于高效，细胞因子的产生量也相当可观，这个“风暴”可能导致患者发生恶心、头痛、高烧等副作用，疏于监护还有死亡风险。

图片来自 What is the Cytokine Storm?

其次，现今技术的运用范围太有限了，对待实体瘤还处于束手无策的阶段。

同时，技术的效率有待提高、操作复杂、个性化程度过高、价格过于高昂、成功运用肿瘤范围还需扩大、肿瘤微环境带来的影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临床试验中患者的多人死亡，FDA一度暂时叫停Juno公司的CAR-T免疫疗法JCAR015临床II期试验，并在近日最终再次由于病人死亡主动放弃了这一项目。这一表现更是增强了大家的疑虑。Kite的axicabtagene ciloleucel也造成过嗜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和心脏骤停导致死亡的病例。

不解决这些问题，CAR-T技术的临床运用和可能的受益人群将十分受限。这也是为什么CAR-T技术公司在上市和融资时风头正劲，但是由于以上叙述的种种原因，现在公司股票的热度已经开始回落。

海外交易的内卷

海外交易也“卷”起来了，需用更多的钱去砸一个项目。不少生物科技公司负责人聚集的微信群里，常常会出现一名成员发出一则新闻，显示某公司签了引进项目的大单，随之而来的是整齐划一的恭喜，然后是签单的公司负责人发红包感谢。
“引进项目就像买东西，同样一个手机，原本6000元能买到，为什么要花1万元买下来，而且还骄傲地说拿下大单。”某业内人士说，用钱压竞争对手为了License-in，“这个风气不太好”。
在他看来，有些公司可能出于战略考虑，引进项目后更能吸引投资，“对于真正想做事情的公司，无形中交易成本整体提高了，造成内卷，恶性循环”。
商务拓展项目永远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周峰认为，首先要看项目是否有好的市场价值，其次要看能否落地、进临床，第三一定是买对的而不是买贵的。
购买、引进项目，是选择将自己核心竞争力较强的领域，与合作方强强联合。
广州领晟医药创始人宋燕，帮助不少企业完成过海外交易，她认为，对于企业来说，好的License-in项目应该是对自身成熟产品、自研管线的补充，“要么你是为了实现技术上的领先，要么希望拿到某一项独特技术的授权，要么扩大自身适应症独特的适应能力”。
如何成功地将项目License-out出去？第一步要看的，仍是产品是否有足够的底气。
宋燕的经验是，首先要看项目本身是否基于最好的靶点，尤其是跨国药企、大公司正在做的，而且进度比较接近的；还要看临床试验是在哪里做的，能否经得起核查，数据的国际化程度如何，甚至是找哪家公司做的临床试验。

意将上市的公司，需慎重考虑海外交易

一单关键的海外项目交易，往往会成为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通过监管机构审评、进入市场的机会显著增加。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统计显示，通过商务拓展项目得到上市申请药物，通过的成功率更高，基本超过50%。
上市公司的商务拓展项目交易，对于二级市场无疑是利好消息。荣昌生物8月8日公布与西雅图基因的License-out交易，8月10日股价达到每股119.6港元，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22.35%，盘中一度达到每股145.5港元的高价。
出价过高的License-in项目，最终也难逃市场规律。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炽认为，随着国内医保政策的变化，交易价格过高的License-in项目，会很难在中国市场得到预期的回报，“会从股价和其他层面上体现出来”。
从2020年12月至2021年9月，至少九家制药公司的科创板IPO被否，上市被拒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其中不乏陷入License-in模式争议的企业，比如亿腾景昂、天士力等。
一些业内人士的观察是，注重自主研发能力的科创板，不欢迎License-in。
在太湖医药创新大会上，上交所的参会人员面对企业的疑问表示：科创板不喜欢纯License-in模式，对于有License-in项目的公司，要看其在共同开发项目中的参与程度。

除了IPO难关，在海外交易的实战中，生物科技公司们还要与诸多大药企“直球对决”。当面临同一个具有潜力的创新药项目，小公司与大药企都想要引进时，资金、人才，甚至谈判话术、对项目的感情都成为决定胜败的关键。
过往十年，中国医药产业成立了1500多家大大小小的生物科技公司。不少生物科技公司的商务拓展负责人的疑问是：公司规模小、海外项目经验有限，甚至资金也只够一个项目的交易，如何拿到心仪的项目？
“有大公司介入时，你要小心一点了。”宋燕说，小公司要展现自己能力，“要表现出在这个赛道你对这款药爱的一塌糊涂”。此外，技术团队的沟通要对等，要有自己的想法，要证明自己在中国市场知道的最多，解决问题能力最强。
兴业证券董事总经理、医药首席分析师徐佳熹则对生物制药企业提出四个标准：研发管线中要有一款至少10亿元国内销售的品种，以200万元养一名销售来算，要有一个500人以上的销售部门；要有足够的临床人员数量、药政能力、市场准入经验；创始人要兼具科学家和企业家的素质；要有持续进入品种的商务拓展能力。
尽管困难重重，宋燕还是认为，“对于创新药企业而言，价值不能仅仅停留在中国内地市场，更要向国际进军。”

–03–

国际化布局要趁早

荣昌生物创始人兼CEO房健民在梳理自己公司十多年的演化进程后，认为“犯了很多错误”。
“早期，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只是说这个药能够在中国上市就不错了，来自资本市场的钱也很少。”房健民回忆2008年创建公司之初，从公司战略到布局，到临床试验，一开始没有按照国际的标准来做，“前几年，我们还在考虑国际化对创新公司的意义”。
随着国内数据的积累，房健民团队觉得适合在美国报临床，开始和美国FDA沟通。“又返回头做一些工作，比如补一些数据来支持美国的临床申报，这是比较浪费的，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2021年3月，荣昌生物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新药泰它西普在国内获批上市；4月，美国FDA授予快速通道资格。
凭借泰它西普上市、与跨国药企海外交易后，10月14日房健民公开宣布，“2亿美元的首付款，我们已经收到了。”
房健民提醒“后来人”为避免日后的麻烦，做创新药，一开始就要把国际化作为主要的内容，不管要不要在美国申报，CMC（药学研究）的工作都要满足美国FDA和EMA（欧洲药品管理局）的要求。
随着国内研发成本的急剧上升、同靶点候选药物竞争白热化、医保谈判降价压力，新药上市后在国内的回报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医保谈判让药企心惊肉跳，过了这一关，进医院又是一个难题，医院总在说总量需要控制，创新药进来意味着将其他药挤出去。”一名药企负责人感慨，“以前认为拿到国内百分之几都是很大的市场，现在发现不够可观。”
国际化不再只是药企、生物科技公司的高目标、高追求，已然成为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市场很大，但是14亿人的市场再怎么样，也比不上70亿大。”徐佳熹说。

By 孙爱民、王小

“职高是提前被社会淘汰的小孩待的地方，比起学校它更像一个收容所。”这是学生李维对职校生活的总结。

“职业学校类似于托儿所的存在，从家长的角度，只要不出事，平稳度过这三年就行。”研究职校教育的学者周舟说。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019年，中国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重提“普职比大体相当”。

2018年开始，中国官方接连颁布文件和提交法律修订案，为提振职业教育背书。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制造缺乏增长动力的背景下，官方寄望职业学校培养能推动制造业转型的高级技术工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4月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期间，指示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大国工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作出批示：“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上水平的重要基础”。

而另一方面，在教育资源不平衡和大学扩招的影响下，职业教育的成效颇受质疑。职校学生近20年来一直遭遇歧视，不被社会舆论和就业市场认可。今年又常常见诸报端的“普职比大体相当”（指升入高中阶段的学生在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比例）的提法，引起了不少家长的争论和恐慌，职校学生的现实处境和国家政策的规划之间，有着明显的落差。

这种落差为什么会长久存在？中国的职业教育和社会需求真的能够接轨吗？学生们为什么会选择上职校？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毕业后的出路又在何方？

不得已的选择

李维出生于2000年，在成都长大。2015年初中毕业，因为中考成绩不高，只能上离家很远的一所普通高中，或者读职业高中（简称“职高”）。

填报职校志愿和高中志愿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一座城市的高中排名总是口口相传，也有历年录取分数线作参考；职校的信息则混乱且不透明，李维的分数够得上成都所有的职校，但她并不知道应该报哪所学校。

在中国职高是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以下简称“中职”）的一类，此外还有中等专业学校（中专）、技工学校（技校）等，属于高中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学生毕业后可以获得中等学历。

根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2020年中国有9896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在校生1663.37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39.96%；作为对比，同年中国有1.42万所普通高中，在校生2494.45万人，约占总数的59.93%。

尽管九年义务教育完成后选择继续升学的学生中有四成上了职业学校，但中职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一直很低，中职学生也长期被认为是“成绩差”、“素质低”、“没前途”的群体。即便是官方表述，也承认职业教育存在种种问题。2002年，国务院发布《推进职校教育改革的决定》，承认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基础薄弱，办学条件较差，教育教学质量不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2019年，国务院再次印发《职业教育改革方案》，仍然表示职业教育问题重重，“到了必须下大力气抓好的时候”。

中考后，李维的姐姐陪她去了一所航空类的职校面试，从家里坐地铁出发要三个半小时。航空学校学费很高，16000元人民币一年，但环境很好，教学楼也修得很漂亮。李维到了那里，内心只有抵触。“周围很荒凉，跟学校反差很大。”负责面试的招生办老师告诉李维，三年读完后就可以直接出来实习、工作——这也是职业学校的重要卖点，但她刚初中毕业，从没想过“工作”离自己这么近，只觉得害怕。

从航空学校面试回家，李维心情低落，什么学校都不想去。一所公办职高给她爸爸打电话，说有“升学班”，只要成绩好就有机会上本科，她答应了。但她后来才知道，会主动打电话招生的职高，都是比较差的学校。很多学生都是被“介绍”进特定职校的——这是一门生意，有的初中班主任甚至会劝成绩差的学生去读职校，“到了那里想怎么玩都没人管你。”

李维已经忘记去职高的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只记得当时自己特别沮丧。那时李维的爸妈刚离婚，一向给李维出主意的妈妈也从家里搬了出去。“选学校的过程我爸妈几乎没有参与，到最后我自己也觉得很累，所以当时我爸跟我讲，我就想，好吧，也许这所会好一点，然后我和我爸都松了一口气。”

“成绩不好只是上职高的原因之一。”研究中国职业教育的学者周舟在江西一所县城职高做过半年的田野调查，她认为农村的小孩读职校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近几年县城的重点高中独大，同时挤压了普通乡镇高中和中职院校。“这导致了学生成绩如果达不到县城最好的高中，只能在职高和乡镇高中做选择，而可能这两者上大学的概率是差不多的，甚至职高上大专院校（大学专科院校，即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的概率可能更高。”

家庭经济条件也是学生选择读职校的重要原因。周舟做田野调查的学校，学生家长大多是工人和农民，也有做小生意的。“有不少学生说选择职高是因为可以早点工作，如果上普高，考不上大学就浪费了三年的钱，考得上大学也是家里一个负担。”周舟分析，尽早进入社会工作，是职校学生的“懂事”。

菠菜在江苏常州读过职高。2012年中考前，菠菜的爸爸就已经替她选好了一所职高，连专业都已经决定好了——“城市铁道运营管理”，毕业后能去高铁当乘务员。中考前的校园开放日，菠菜和爸爸去职高参观，在学校门口迎宾的是两个学姐，长得很好看。菠菜当时觉得，毕业后能做一个高铁乘务员也不错。

直到亲戚开始安慰她——“职高也挺好的，好找工作”，菠菜才反应过来，读职校是一件应该感到羞耻的事情。尽管爸爸始终认为，女生读完职高、找份工作，“安安稳稳”，没什么不好，但成为职校生之后，菠菜迅速经历了这一身份带给她的自卑和挫败。

不过，由于经济发展不同，“读职校”在城市和农村也有着不同的意味。王樵夫在广东潮汕地区一所技工学校教书，学校开在乡镇，学生也都是周边农村的孩子。他说：“农村户口读我们学校是免费的，他们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会来到这里，读职校没什么自卑心理，家长也对学历没太重视。”这所学校的门槛很低，不需要中考分数，有初中毕业证就能报名入学。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2017年，中国有250余万中等职业学校学生领取了国家助学金，其中西部地区学生占一半。

2015年11月19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一群外国记者参观政府组织的一所职业学校，学生们在玩具汽车装配线上工作。摄：Damir Sagolj/Reuters/达志影像

学习是一件羞耻的事

罗拉是自己决定读职校的，2016年他初中毕业，这对他是一场解脱，他庆幸自己可以不再跟应试教育缠斗。“它教学是为了考试，但我学习的目的不是考试。”罗拉认为应试教育花了太多时间教学生做题和考试，这不是他心目中的教育。

罗拉抱着接受另一种教育的心态去了成都技师学院机械系——西南地区最好的中等职业学校之一，但还是受到不小的冲击。入学第一个星期是军训，有一个晚上操演结束，罗拉先回到寝室，坐在椅子上看书。另一个室友回来看到这一幕，非常惊讶，室友后来告诉他：“居然在职校里会遇到一个看书的人。”

罗拉也很惊讶，寝室里年龄最大的同学已经24岁，比当时的他大了10岁，读了一年又退学。许多同学的穿着打扮、行为举止都像“小混混”，这和初中的分别很大。

学习在职校似乎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菠菜读职高的时候，隔壁班有个男生，作派像一个老学究，特别爱学习，下课会问老师问题，在同学眼里是个十足的怪人。

菠菜学习的时候，也总是本能地避开同学。她的专业是城市铁道运营管理，课程很杂，要学机械制图、电路、管理学、心理学。大多数同学都在课堂上玩手机，老师告诉她们，女生毕业后可以去高铁当乘务员、或者去地铁和机场做地勤，男生可以去当地铁司机——这些职业上岗前都会有培训，内容和学校教的东西没有太大关系。

菠菜读初中的时候成绩也不好，但学校管得很严，她从没想到职校的学习氛围这么松散。她不习惯自暴自弃，但对自己的专业和附带的职业前景已经失去兴趣，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迷茫之中开始在视频网站看老师讲高中课程的视频，想着也许还能参加高考。

“他们可能在意的不是学习，他们想要和同伴之间的关系，甚至可能想要从‘混日子’变成一个‘混社会’的状态。”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跟学者马跃2016年发布了报告《中国农村中学辍学调查》，研究了来自四个省份的2.5万名学生，结果显示，来自农村的学生中，初中毕业后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会继续升学（普通高中和中职），而中职学生的辍学率也高达29%-32%，相比普通高中（4.2%-7.4%）高出不少。周舟做田野调查的职高，官方统计的辍学率低于2%，但她认为这个数字明显失实，“学生和老师都说学校里辍学的同学并不少，比如有两个年级，刚入学没多久就有二、三十个人不读了。”

“虽然在学校，但实际上没有在上学的状态，这种学生是非常多的。”周舟说，除了直接辍学的学生，还有很多中职学生处在“混日子”的状态，她称之为“隐性辍学”。“他们可能在意的不是学习，他们想要和同伴之间的关系，甚至可能想要从‘混日子’变成一个‘混社会’的状态。”周舟在学校中发现，学生中常常会讨论谁是“精神小伙”，这是一个流行词汇，指的是混社会的青年。

对于尝试在职校努力学习的学生来说，阻碍是多重的。比如菠菜很难在学校找到学习的地方。每天下午放学，学生必须轮流打扫教室卫生，把桌椅摆放整齐，等待学生会检查，菠菜这个时候就不得不中断自习，离开教室；图书馆的桌椅也很少，而且下午5点就关门；寝室里都是玩游戏和打电话的室友，会玩到半夜。很多职校实行封闭式管理，住宿的学生不能出校门，但学校也没有什么学习空间。

教学内容与社会需求脱节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李维职高学会计专业，老师也不会教电脑上操作的会计软件，而是用手写账本进行教学。她在职高的同班同学之中，几乎没有毕业后去做会计工作的。她从职高考上了一所大专，同样读会计专业，对比之下，她认为职高的教学和管理制度都很不完善。“职高的老师更像大学老师，不会管你，但大学有一个体系支持你学习，职高没有。”李维说，学校连图书馆也没有，想学习也不知道从何学起。

在中职学校教汽车维修专业的老师大钟也承认，教学内容和社会脱节是不可避免的。他以数控机床为例，工厂的设备一直在更新换代，而大部分学校用的都是老旧的设备，学习跟生产是脱节的。“学生学到的永远是过时的知识，但如果你在北京，不会过时太多，在小县城，过时是难以摆脱的。”他说。

成都卫生学校的一则招生广告中写道：“半军事化管理就是可以为提高对这些学生管理教育而可实行的一种管理模式。”

学生“混日子”的另一面，是中职学校普遍推行“军事化管理”。周舟在的学校是一所民办职高，每天的第一节课都是军训。学校聘请了许多退伍军人担任教官，同时还做班主任，这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老师会跟我吐槽说这些教官根本不懂得教育的方法，学生们也会认为教官不是老师。”周舟说，封闭式管理是民办学校的特色，这也和学校的经济考量有关——比如学校的小卖部、食堂都是学校赚钱的渠道。

“职校的老师还会监督学生们的社交账号，比如说在 QQ 看谁和谁是情侣头像，然后去他们的快手抖音里寻找谈恋爱的蛛丝马迹。”周舟认为，虽然普通高中也会有学校纪律，但职校对学生的管理更严苛，这也符合家长的需求。 不少职业学校的都把“军事化管理”作为自己的卖点。比如九江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的招生宣传中写到：“上午、下午、晚自习上课前15分钟，值班教官哨声集合，各班教官清点人数，进行短暂讲评后，列队进入教室。下课后教官整队，依次进入食堂用餐。21∶30后，值班校领导、教官、班主任和国旗班同学进行查寝，检查学生就寝情况。”

成都卫生学校的一则招生广告，这样形容自己的学生：“集聪明、贪玩、任性、厌学、基础差、缺乏自信于一体……半军事化管理就是可以为提高对这些学生管理教育而可实行的一种管理模式。”

王樵夫教书的技校有一条规定，学生上课要先把手机统一放到讲台前的袋子里。作为班主任，他认为严格的管理是必要，因为职校学生年纪小、心智还不成熟，对未来没有规划，“他们玩就是玩，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他说，自己带的班有50多个学生，有四、五个是“问题学生”——经常违反纪律，比如抽烟、打架、谈恋爱，不畏惧老师用严厉的语气。

“这四、五个学生如果没有控制好的话，会把好的学生也带偏。”王樵夫的处理方式是，把他们单独放到教室一个角落，要求他们不要影响到其他同学，如果再违反校规就会叫家长。“家长来也是跟老师说两句好话，说希望孩子继续留在这边，等毕业给他一个毕业证。”王樵夫说，学校一般都会让学生顺利毕业，但也有例外，他们今年已经开除了几个学生。

几个职校生的故事

小白曾就读于电梯工程技术专业。他点了一支烟，徐徐道来：“要谈过去犯的错误，你需要一支烟。”青少年吸烟虽然并不少见，但从道德和学业角度经常被视为“坏”的标志。小白第一次吸烟是在职高的第一天，他的室友递给他一支烟。那年，他16岁。

“是万宝路，”他回忆道，“香港黑帮在《古惑仔》电影里就抽那个。” 小白所在的小团体，成员们都以兄弟相称。后来，他们卷入了几起群架事件，用砖块袭击了校园里的高年级学生。小白被停课，差点被开除。“我不愿意去回想。毕竟，这些都是错误，”他说，“在我们学校里，没有人会学好。我们年纪太轻，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

“差生“是被制造出来的

说到中国教育系统，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恐怖的高考和通过类军事化训练强化记忆的“高考工厂”。但是，鲜少有人关注学生生涯中更早的一次考试。16岁时，学生们参加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中考），这对他们今后的生活轨迹也至关重要。

中考中表现不佳的学生要么辍学，要么选择在职业或技术高中学习。学生命运的区别非常明显。职校生毕业后进入当地工厂工作，为世界各地组装“中国制造”的商品。他们经常被贴上“差生”的标签，最终永远也摆脱不了“低端人口”的地位。

在精英主义者眼里，”优胜劣汰“无可厚非。但事实并非如此。受中国教育制度的系统性影响，人们不把失败归咎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而是将之内化。

尽管不同地区和年份的普通高中录取率会有所不同，但自1993年以来，这一比例在全国整体一直保持在大约50%。换句话说，不管考生如何努力，已经预先确定得分较低的一半人只有进入职业学校的选择。
这个数字对公众来说从来都不是秘密，但大家都默认这个事实，很少挑战其不合理之处。这种集体冷漠令人不安，因为通常不理想的成绩会伴随着许多道德审判。目前，中国家庭大多仍然将学业成功与长期的经济保障联系在一起。尽管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高达95%，职业教育仍然被视为失败的选择。人们可以像衡量成绩一样轻易地判断这些青少年的价值，中国一半的年轻人因为高中录取率而被视为“失败者”。

命运对“不走运”的学生狠狠惩罚

十多年前，小顾杭州农村参加中考，当时班上超过六成的同学去了职业学校。除了少数幸运儿，她的大部分同学都去了职业学校。然而，这在农村地区非常普遍，尤其是在中国西部。
幸运儿会在周围的村庄被谈论。“一个邻村朋友和我在同一所小学和初中读书”，小顾说，“她好幸运，考上了镇上最好的普通高中，而我最后在职高里学电子商务。她说我又笨又懒，不如她聪明又勤奋。我什么也没说。但有时候我觉得她说的对，不然为什么我没考上高中呢？”
使用负面标签的后果非常明显。像顾梦这样的职校学生可能会将这些文化偏见内化，并将其与更成功的同龄人相比下的不足完全归咎于自己。之后，顾梦因扇室友耳光差点被职校开除，问题彻底爆发，她在父母恳求学校并且塞钱之后才被允许留下。她认为自己受到了学校不公平的对待，最终还是选择了退学。

进入职业学校对于年轻人来说，通常意味着首次在不受父母或者熟悉老师监督的环境下学习，不容易进步。相对于学术型高中，就读职业高中会大大降低学生的一般技能，特定技能得不到提高，并且增加辍学率，这在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中尤为突出。这种情况往往会导致学生们最终对他们的教育和未来前景漠不关心。

小许曾经在山东一所职校读建筑工程，他告诉我，只有两成的同学真正在意学业，其余的人上课时间要么用手机聊天，要么睡觉。上课睡觉非常普遍，所以它或多或少被迫接受了。一位职校的女老师坦言：“我们老师也只是混日子。” 针对这些行为，顾梦的学校被认为是杭州一所相对较好的职业学校，学校要求学生上课时交出手机，并在教室里安装监控摄像头，以威慑上课睡觉的学生。
衢州技师学院的一名英语老师哀叹道，“我的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他们沉迷于电子游戏。他们意志力薄弱、感性、无心向学。”
在职业学校，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男性青少年通常与香烟、电子游戏、兄弟帮和暴力挂钩。然而，大多数职业学校将这些视为“正常现象”。2016年，中国西南部一所职业学校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持械群殴，据报道，100多名学生参与该事件，其中三人住院。小顾说，“在桐江(县上的一所地方职业学校)，只要学生不违法，就不会有麻烦。”

对女学生来说，怀孕和堕胎时有发生。虽然普通高中的女生通常是优秀学生模范，得到老师照顾，但职业学校的女生缺乏学校及其家长的类似保护和指导，因孕辍学屡见不鲜。

虽然职业学校毕业生的高就业率表明这些年轻人毕业后可以找到工作，可他们经常发现自己在低端服务行业工作，并且频繁换工作。然而，职业横向流动并不等于向上流动。学生以短期的、能挣钱的逻辑寻找、更换工作，对他们长期的职业发展并无帮助。但他们这样选择的原因是：学历没有竞争力、技能与当地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身上“坏”和“懒”的标签从未褪色。

与德国广受赞誉的学徒制度不同，中国职业学校的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机制缺乏与当地行业的密切合作。虽然从2015年起人社部、财政部曾试图推进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但企业通常不愿意在学徒制上投资太多，因为缺乏短期利益回报。

小许不喜欢建筑工程，所以毕业后他当起了健身教练。相比之下，小白试图遵循传统路径，找与其专业对口的工作。在学校待了两年后，他被派到一家小电梯公司当学徒，月薪不到1500元。杭州的冬天非常寒冷，六个月后，他辞去了工作，永远离开了电梯行业。“我们不喜欢这个专业，但当时别无选择，”他解释道。在父亲的帮助下，他现在在一家当地的电子商务公司工作，该公司在淘宝上销售奶粉、谷物和女士内衣。

“我很努力地工作，每月挣不到3000元。我终于意识到赚钱有多难。在职业学校的时候花了父母这么多钱，我很懊悔。”我问白瑞文他将来想做什么。“我上不了大学，所以我没有办法和那些有前途、可能会给我带来机会的年轻人交朋友。如果可能的话，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他说，“但现在我只想赚钱，一步步地来。”像我外甥和表妹这样的职校学生无法控制他们的生活轨迹，他们无助地被困在与父母一样的阶层里。

中国职校教育的未来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最近谈到全社会都在高度关心的教育内卷，他认为问题出在中考分流过早，建议实行十年义务教育。

　中小学教育的焦虑，主要是职校焦虑。因为面对有一半左右的孩子（北京市2017年为约三分之一）将去上职校的升学前景，绝大多数小学和初中的家长是极不情愿的。

　　孩子为了不进职校，压力之大，甚至有初三学生晚上八点睡觉，凌晨两点起床读书做作业，忙到天亮，吃好早饭赶往学校。

　　平心静气地讲，一个孩子如果不是读书的料，完全可以去职校学一门手艺。但家长却有三重焦虑：

　　第一，一个普通高校的学生可以轻松去读职校的课程，但职校学生要去读普通高校的课程，难上加难。同一年级的各类学校和专业，在学习上是有难易梯度的。家长多不会同意让孩子一开始就选择容易的学校和专业，否则在未来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初中毕业生社会经验匮乏，实际上根本没有能力做人生规划。选择职校学一门技术，同时也就意味着，将来从事其他工作的门槛是很高的。如果没有继续学习的能力，改行的成本之高，难以想象。

　　第三，中国的一些职校，风评十分糟糕，家长并不放心把十五六岁的孩子送入这些学校，他们不担心孩子学艺不成，而是担心孩子“学坏了”。

　　并且，随着科技加速进步，很多好端端的传统职业，忽然消失了。以汽修为例，现在的汽修专业毕业生，谁能保证他的精湛技术在10年之后不会归零？一些新职业出现没几年又消失了，谁能保证中高职教育能够跟上科技潮流？

　　一些号称有经验的小学教师会告诉家长，三年级是个“分水岭”，好的就好上去了，不好的就困难了，因此职校焦虑，基本上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弥漫在家长心中。但实际上，我小学四年级的数学还得过38分，还是百分制。但谁也不好意思把这种个案拿去安慰一个焦虑的家长。

　　中国乃至东亚，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对读书进学十分看重，虽然科举制度已经取消，但很多人把现在的高考约略等同于王朝时期的科举。

　　而王朝时期，通常只有贱民和罪犯才没有资格参加科举，中考分流，实际上等同于剥夺将近一半人的高考资格（尽管中职生也可以参加高考，但实际效果尽人皆知），因而也可以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然而对于延长义务教育到高中阶段，并且缩短基础教育年限，将12年缩短为10年，是不是可行？

　　首先，肯定是财政的巨大投入。

　　目前的“双减”改革，延迟学生离校时间，增加音体美等课程，实际上既增加现有教师的工作量，又增加了音体美老师的岗位需求，向学生提供更多的服务，那么相应地需要更多的财政投入，才能让家长放心，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

　　而如果将义务教育延伸到高中阶段，虽然只是将9年义务教育扩展到10年，表面上只增加了一年。但是，整个的初高中教育将会更加紧凑，不仅对现有教师的教学水平要求更高，而且，需要平白增加一半左右的高中各科教师，所有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需要各方共同出力，但首要的还是需要花钱，花大笔的钱，其他还有校舍的改扩建，教育教学等用具的添置，等等，都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

　　总之，中小学教育的内卷，很大程度上是教育财政的短缺造成的。

　　当然，现在拨给中职学校的经费也不算少，江苏省在2019年就曾经规定，中职学校生均经费将达到普通高中的1.5倍，这部分经费可以转拨给将来的普高，缓解财政压力。

　　其次，还将面对比较庞大的职教利益集团的反对。

　　大幅减少中职学校的招生，必定侵犯中职学校老师和领导以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民间教育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如何将他们的利益受损减少到最小程度，也是改革是否能够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

　　再次，职教改革的难题如何破解？

　　中国人理直气壮办职教，底气之一是德国职教的榜样力量。德国职教模式的拥趸认为，德国工业之所以独步全球，就在于德国有完备的职教系统，很多优秀人才也进入职教系统学习，成为各种企业的优秀技师。

　　窃以为这种看法因果倒置，更贴合实际的表述应该是，正因为德国工业在诸多领域领先于世界，在德国工厂能够挣到足够体面的工资，才吸引了那么多优秀的人才去职校学习，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的情形是反过来的。很多职校毕业的一线员工，即便比较优秀，然而由于中国的市场环境瞬息万变，在产业梯度上的位置也与德国很不一样，难于获得体面而持久的收益，因而职校的吸引力是比较弱的。

　　为了迎头赶上，中国职教通过中考分流，强制性让十五六岁的孩子进职校学习，大部分也是学非所愿，如何让他们去追赶国际先进技术？一个不愿意学习，对学习深怀抵触的孩子，你如何让他取得优异成绩？

　　职教改革的难题就在这里。

　　从来没有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政策。停止中考分流，取消职普比同样如此。你不能指望实行了这项政策，中小学生们就能够充分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个性，发挥聪明才智，最终人才辈出。这个政策只是诸多系统性政策的一部分，实行了它，可以大大缓解中小学生你死我活的学习竞争，也可以大大缓解家长的焦虑。

　　03

　　有人认为，即便拖到高中，你不是还得分流一大部分学生去接受职业教育，与其拖到高中毕业，不如初中毕业就分流，这样既节约教育成本，也节约时间成本。

　　这种看法的问题在于：

　　其一，他不知道如今少子化背景下，孩子教育跟买房子一样，通常情况下，许许多多城市家庭和部分农村家庭里，也是六个钱包在支持一个孩子的教育，为了孩子教育，是不惜血本，无论如何也是劝阻不了的。

　　其二，从青少年的成长规律来看，十五六岁的孩子，根本没有能力规划未来，也没有能力为自己的未来负起全部责任，但偏偏在这个时候，你要让他们通过一场（或几场）考试来确定自己将来干什么，是不是很荒唐，很残酷？

　　而如果在他们十七八岁的时候来做这场决定，显然要更成熟，更从容。因而用时间成本衡量是不妥的。

　　作为孩子家长，从来都是对没有考上高中感到遗憾万分，而少有对没能考上985、211而抱憾终生。为什么？前者主要靠家庭和孩子的后天投入，而后者主要靠孩子的天分。天分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

　　其实也可反推求证，如果现在从小学毕业就开始分流，可以肯定的是，有相当多的青年男女将不得不提前介入到精子和卵子的基因配对。

　　04

　　也有人认为，通过提高职业教育的声望和地位，可以缓解家长和学生进入中职学校的焦虑，从而缓解中小学学习的恶性竞争。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这些年来，政府也为此做了很多努力，比如打开了中职生的学历提升通道；各种补贴也越来越高，甚至不收学费；职业技术院校的学生也可以考公务员；事实上，很多职校毕业的学生，的确比那些同龄的本科同学更好找工作，甚至收入更高……

　　但问题是，对这些正向变化，家长和学生用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不买账。这是什么原因？

　　我认为，还得从传统上找原因。

　　除了上文所说的不能堂堂正正参加高考带来的侮辱感之外，还有一个传统，就是中国人对“读书”一事，寄予了太多的社会内涵。

　　比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无疑，读职校不算正经“读书”，是学手艺做蓝领工人，是劳力者，家长是不甘心的。与之相联系的是，在所有有“编制”的招考中，总是那些正经的“读书”人，占尽优势，他们成为了“劳心者”。

　　而在中国许多地方，对“编制”的推崇无以复加。几年前，我的一个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朋友曾经讲过，在他们老家，有老人家问，你这个单位是不是相当于县团级？言下之意，没有“编制”，没有级别，你啥都不是。

　　所有好的政策，一方面是与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作抵抗，另一方面，好的政策必须要照顾到旧观念的巨大影响，只能是逐渐反客为主。一开始就摆开一副战斗到底的姿态，一定事倍功半，甚至头破血流。

By 来福，方军，冰川思享

平常在网络上，或者媒体上，我们会感觉这世界仿佛有一道玻璃墙，隔在罪犯和大众之间。一旦大众中的某个人犯罪了，TA就会被拎到墙的另一边，被围观、惊叹、鄙视、咒骂、议论······而墙这一边，大众永远是“安全”的，尽管没人知道“大众”里面到底包括了什么样形形色色的人。

接触案件越多，越了解犯罪心理，我便越认为玻璃墙两面的人性是相通的。罪行或许离奇，但作案动机往往代表了人性中普遍的欲望。普通人，如果给予一定的外部条件，也可能成为那些故事中的当事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保持警觉的原因。

残忍取乐

说到这里，今天我要讨论的是一类动机最无法被理解的犯罪：残忍取乐。大家可能听说过香港的hello kitty藏尸案，日本的绫濑少女水泥藏尸案，还有1993年发生在英国的这起案子。

1993年，在英国利物浦，两个10岁男孩从购物中心偷走了一个两岁幼儿，他们带着他走了几公里的路后开始凌虐他。他们把偷来的蓝色颜料泼进他眼睛里，把电池塞进他嘴里，用石头和砖头砸他……最后用一根10公斤重的铁条把他的颅骨打碎，把他的尸体横置于铁轨上。

在这类案件中，谋杀不是主要目的，罪犯追求的是残酷折磨受害人的过程。

我虽然写过各类案件，但这一类却是我一直抗拒的。因为我觉得首先它们是随机作案，其次他们太过残忍却又没有理由，所以哪怕去重新讲述它，也很难有社会意义。

我的想法发生改变，是有一天在游乐场上看到一幕。我看到三个4岁左右的孩子举着充气大锤不断追打一个差不多年纪的小女孩。那个小女孩一直在尖叫躲闪，看上去很恐慌、恼怒，但她越是躲，另外三个孩子就越兴奋，越是盯住她不放。直到有大人站出来阻止才结束这一切。

这是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一幕，我相信那三个孩子这么做并恶意，只是出于“好玩”。

但这一幕让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特殊的场景下，儿童会觉得，对方的恐惧、尖叫、沮丧可以变得“很好玩”？

因此，我们可以不去讲述那些案件细节，但依然有必要去理解这种行为。

“禽兽亦不会这样对待同类”

我先讲一起2006年发生在北京的真实案件。

5月的一个凌晨，17岁的双胞胎兄弟小明、小刚（化名）带着各自的女友一同出门闲逛。当时天上下着雨，几乎没有行人。

在宣武区的一个公交站台上，他们遇到了30多岁的受害人刘女士。

当时受害人拿一把伞、正准备接在外面喝酒的丈夫回家。这四个少年前几天晚上刚刚虐待过一个智障的流浪老太太，便想再玩一次。其中一女孩故意碰撞受害人后，假装自己摔在地上，诬赖是受害人推倒她。

他们以这个借口团团围住受害人，将她挟持到附近一个废弃的拆迁房屋里面，抢走了她身上的100多元和一部小灵通。但是，他们并没有离开。

接下来，他们脱光受害人的衣服，用带钉子的木棍殴打她的头和身体，又用烟头烫、用打火机烧她全身的毛发。他们不顾受害人苦苦哀求，用残忍的手段折磨、侮辱了她一两个小时，将她活活打死。

我相信大部分人读到这类案件时，会和我一样感到愤怒、恶心、心疼，此外可能还会有一丝茫然：这四个少年和刘女士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绝大部分案件中，精神正常的罪犯作案都有动机。举个例子，一个人怕自己的婚外情败露而失去名誉、事业、家庭，他会铤而走险杀死情人。

我自己也写小说，我知道当作家创作小说时，每个人物的行为同样需要合理的动机。所谓合理，是指能让大部分读者看得懂，能理解这些动机背后的理性和逻辑。当然，能理解不代表会产生共鸣，也不意味着赞同。

但是问题来了，你看不出这一类罪行有任何理性可言。如果说是为了财产，他们当时已经抢到了钱和小灵通，可以离开现场了；如果是为了灭口，他们应该杀完人就走，而不是在现场逗留一两个小时慢慢折磨受害人。

被抓后，其中为首的小明和警方有这样一段问答。

他们纯粹以伤害为乐趣，享受看到受害人饱受痛苦、恐惧和屈辱。

因为一般人无法理解这样的残忍， 我们通常会称那些罪犯禽兽、畜生，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和最凶残的动物比较。也就是说，我们放弃了用人类的理性去理解这种行为。

但我记得Hello kitty藏尸案的主审法官说过一句话：连禽兽亦不会这样对待同类。

她是对的。绝大多数动物并不会这么对待同种生物。

有人或许会说，猫在抓到老鼠后经常会玩弄它好一阵再吃掉。但是，猫和老鼠不是同种，是捕食者和食物的关系。

狮子和狮子会打架，但几乎都有可以理解的“动机”，要不是为了争夺领地、猎物，要不是为了争夺交配权。

在这种争夺中，他们会撕咬对手，但极少会用残忍的手段去慢慢折磨、戏弄对手,更不会无缘无故去对待一个对自己的利益没有威胁的同类，因为这种“恶行”不符合动物最核心的本能——种族繁衍。

换言之，残忍取乐的行为既不是理性的，也不符合动物本能。

通过观赏残忍而寻求刺激

事实上，通过残忍来寻求刺激、乐趣的人并不少。如果他们手中握有权力，就更可怕了。

在中央集权的等级社会中，残忍就经常用于统治和娱乐。古希腊西西里岛的暴君法拉里斯最爱创新酷刑。据说有一天，一个铜匠给他献了一个空心的铜牛。把人关进去后，在下面点火炙烤，受害人的惨叫声通过一个特别装置传出来，听上去很像野兽的吼叫。他们以此为乐。

这一类残忍取乐的行为在战争和动乱中更为常见。

BBC曾报道过2002年发生在乌干达（Pajong村）的一起屠杀事件。当时，反叛的士兵闯入一个村庄。据一个妇女回忆，这些士兵踢死了她两岁的孩子。随后，一个女兵走上前，逼迫她亲手把自己5岁的孩子在柱子上撞死。如果她不照做，或者撞的力气不够，士兵就会抽打她。当时留在村子里的几个母亲被迫亲手撞死了共七个孩子。

大家可以想象，这对于这些母亲和孩子来说，是怎样一幅地狱的场景。其实那些士兵完全可以自己动手、速战速决，但是他们似乎很享受戏弄那些母亲，看到她们经历世间最痛苦的挣扎。在日本侵略战争期间或者纳粹屠杀犹太人期间，类似虐杀的游戏数不甚数。

当然，制造残忍的人毕竟只是少数，但那种通过观赏残忍而寻求刺激的行为就更为普遍了。

取乐型残忍的仪式和活动一直都很有流量。大家都知道古罗马角斗场。里面所谓的演出异常残酷，猛兽从圈中放出，角斗士被驱入赛台。兽和人之间必须有一方死亡才可收场。每次演出时，罗马角斗场可以容纳几万名的奴隶主、贵族和自由民同时观看。

中世纪欧洲经常在广场上公开处决罪犯或放火烧死异教徒、女巫，每次都会吸引到大批的民众围观。

如今，残忍和暴力依然是娱乐产业的重要IP。譬如1999年发生香港的Hello kitty藏尸案。三个男性把一个23岁的性工作者囚禁在尖沙咀的一间公寓里，殴打和燃烧她的身体，喂毒品、泼滚油、在伤口上涂辣椒油，并逼迫她发出笑声……他们残忍虐待她几个星期。在她伤重死亡后，他们肢解并煮熟尸体，并把她的头颅缝进一个Hello Kitty公仔玩偶的头部。

那些惨绝人寰的情节在香港被接连改编成两部电影。这些片子的分类都是恐怖片、三级片。我查了下票房也都有几百万。它们鲜有社会意义，纯粹就是为了贩卖感官刺激来追求票房。

当然，还是有许多人不爱看恐怖片，譬如我。但是我发现，残忍的元素就连在老少皆宜的儿童片里都很多。

相信大家都看过Tom和Jerry（猫和老鼠）。Tom猫总是被拧成麻花、切成片、炸飞、压成肉饼、烫平……

我曾经闪过一个念头，那只猫好可怜啊。但好像每次猫被虐的时候，就是大家觉得最好玩的时候。如果不那么残忍，整个情节就似乎没那么好笑了。

对同类残忍是在人类基因里的吗？

当我们难以解释残忍行为的时候，我们会把这类虐待动物或者人的施暴者称作恶魔，以此来撇清他们和大众之间的关系。

邪恶是一个宗教概念。很少有人会问恶从哪儿来，它本身就存在于世间，只要有善的地方，就会有恶，就像光和影子总是相伴。但其实，“恶”这个词没有说出残忍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只要贴上“恶魔”的标签，对其源头的思考也终止在这里了。

因此，有不同的学科都试图从科学上去理解残忍。

60年代起，有不少理论都认为，我们要了解社会和人的特性得从源头思考，追溯到我们以狩猎为生的祖先是怎么生存的。为这个理论做出贡献的大都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也就是我的专业。

基于Man-the-hunter（男人是猎人）的理论呢，2006年，心理学教授Victor Nell提出了疼痛/血/死亡情结（PBD情结）。

他认为，人类祖先从树上下来时，最初是在陆地上采集果实，后来演变为吃腐食。而从几百万年前开始，直立人开始狩猎，主要的食物蛋白质来源自动物。有考古证据显示，当时的直立人不仅吃狒狒、河马这些大动物，甚至很可能吃自己同类。因此，Victor Nell认为，人类身上“残忍”这种特性，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由于当时没有有效的工具，原始人捕食其他大型动物是一项艰辛的工作，过程中会经历紧张，也会受伤。这时，驱使他们去狩猎的就是一种“疼痛/血/死亡情结”。在被捕杀时，猎物会十分恐惧，拼命想要挣脱，鲜血直流，并在受伤和被啃噬时发出呻吟声。

捕食者在体验这一场景时，感受到的是一种多巴胺式的、兴奋刺激的情绪，因为它的身体知道马上就会获得养分。因此，在原始人吃到食物之前，这个捕猎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奖励的体验。这就是PBD情结。

当人类不再茹毛饮血，并发展出社会后，部分残忍被保留了下来。像2006年北京站台的案件中的情节，一个或者几个凶手凌虐一个受害人，这画面很像原始人围猎一个猎物。受害者的痛苦、害怕、绝望、愤怒、挣扎都可以唤起捕食者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兴奋。

Victor Nell的这个理论得到一些考古学、神经科学的证据的支持。

但PBD情结也遭到了许多同行的反驳。一些人觉得他把残忍当成基因，有点像“性本恶”的论调，太悲观主义了。再说，人对待自己的猎物如此不代表会对同类如此，中间好像还是有点跳跃。

目前科学家观察到，唯一会像人类一样残忍对待同类的动物，就是和人类基因最为接近的动物黑猩猩，两者大约98.6%的DNA是重合的。因此有人认为，这再次证明了残忍是深深扎根在人类的基因里的。

但著名的黑猩猩研究者John Mitani博士说过：就算真的如此，我们也不用悲观，因为我们有道德准则，而黑猩猩没有。

这个道德准则既包括正式的譬如法律、宗教，也包括非正式的，譬如约定俗成的习俗、伦理。

一方面人类身上有和黑猩猩相似的基因，另一方面人类千百年来崇尚道德准则。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在人类文化的主题“善恶争斗”中。善恶之争也是宗教、文学、艺术的永恒的主题。

而我们若仔细看取乐型谋杀案的话，这些参与者多半长期活在社会边缘，对社会中的道德准则缺乏感知。

日本绫濑水泥埋尸案的罪犯是一群无业不良少年，很早辍学，平日里就抢劫、勒索、打架，他们的父母压根不敢管；北京的那起案件也是这样，双胞胎和他们的两个女朋友都已经辍学了，他们家境贫寒，父母忙于生计在外打工，平时不对他们进行管束。

这些凶手基本上脱离了同龄人正常的生活轨道，脱离主流社会环境。

这也导致他们进入一个小团体后，更容易被身边的人影响，而更快将道德法律抛诸脑后。

恐惧管理理论

前几年，一些社会心理学家提出，人类的残忍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是几千年前才出现的。他们用“恐惧管理理论”来解释人对其他动物和同类的残忍。这个理论的根基是人类学家Ernest Becker 在1974年写的书《死亡否认》，这本书获得了普利策奖。80年代“恐惧管理理论”就逐步发展起来了。

什么是恐惧管理理论？它认为：人和其他动物一样，本能需求就是生存。但当进化具备认知能力后，我们人类才认识到，死亡是个体不可避免的终极命运。几乎每个人都怕死。为了应对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人类创造出了宗教、集体道德、文化信念等等，这些都属于“世界观防御”。

所以，从西方到东方，在绝大部分宗教里，人死后都不会烟消云散，而是会重生、投胎、灵魂上天堂······这些文化世界观让我们相信，自己和其他动物是不一样的。

当一个群体的世界观被另一个群体的世界观威胁时，残忍和暴力就发生了。所以很多战争是为了意识形态或者宗教信仰开战。文化越强大，战争就越残忍。那时候，残忍就成了一种彰显权力、保卫文化世界观、建立社会秩序的手段。

而在个体的层面，2017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一个实验表明，一个人潜意识里越有死亡焦虑，就越可能去认同杀害动物的行为。

当人们潜意识里有死亡焦虑时，会做不同的事去缓解。篮球运动员可能会在球场上更奋力拼杀。而在这个动物研究中，潜意识受到死亡提示的人，更倾向于去杀害动物。支持这个理论的专家认为，这可能因为他们想证明自己和动物不一样，这样可以感觉自己是特别的，坚不可摧的，不朽的。

同时我发现，虐杀动物的人以及连环杀手，他们在作案前往往因为各自生活的原因，产生一种无力感和自卑感，拼命想要挣脱，想要证明自己有力量。举个例子，杀害章莹颖的凶手克里斯滕森曾对他的女友说过这么一段话：

而一些连环杀手提到，受害人的恐惧、哀求、绝望，让他们感觉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掌控他人生死，他们感觉自己在扮演神的角色。

通过残忍，凶手们是在“错误地”寻找力量，试图建立一个人和人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他们把自己放在其他动物，甚至其他人类之上。

残忍的凶手会有共情能力吗？

无论是PBD情结，还是恐惧管理理论，指向的都是人类的共性。

但是很显然，人和人之间是有着巨大差异的。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当看到同类疼痛、流血、死亡时，大部分人会感觉到紧张、压抑、害怕，而另一些人却会感到刺激和兴奋呢？

如果细看那些残忍取乐的案子，你会发现总有一个带头的主谋。他们是提出作案的人，也是那个一步步把暴力升级的人；在法庭上，通常也是最无动于衷的那一个。这样的主谋中有一些会被诊断为精神病态人格或者反社会人格。

我在这里说的人格障碍不同于精神病。反社会人格患者还是具备认知能力的，有的甚至在事业上可以获得很大的成功。他们主要表现是：行为没有社会责任感，无视他人的权益，没有自省和愧疚之心，没有共情能力，经常撒谎，藐视法律道德。

有不少实验证明人和人确实是不一样的。

譬如芝加哥大学曾做过一个青少年实验，发现那些有行为障碍的孩子，如果看到有人被故意伤害的录像，他们大脑中的奖励路径会变得活跃，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感觉兴奋、愉悦。那些引起别人生理不适的画面，在他们这里可以引起强烈舒适。

2013年重庆发生了一起10岁女童李某摔婴的案件。那个李姓女孩在电梯里抱走了一岁幼儿原原，无缘无故踢打他，把他拖出电梯、带回家，最后把原原放在自家25楼的阳台上，导致原原掉到一楼，摔成重伤。

据记者采访得知，李某在小区里是“恶名在外”。她经常把其他孩子打哭，她会把自己养的蜗牛捏碎，她曾把一条狗从二楼扔下，把一个女孩的头摁在水沟里……她早先就对同学说过，她想把一个婴儿装在包里，从25楼扔下去。

李某家人说她的头部受过伤。不管如何，她和大部分儿童不一样，似乎能够从伤害其他生命的行为中获得某种快感。

其实每次在残忍行为之前，去人性化和物化受害对象往往更先一步发生。譬如，那些虐待动物的人会把这些生命当成可以随意蹂躏的物品；那些强奸虐待女性的人必然在生活中物化女性；种族屠杀前，政治宣传常常先把那个种族去人性化，贬为低等生物。

这些行为其实都在消除一个共情的基础。

科学界普遍认为，共情能力是残忍的克星。共情能力意味着我们有能力辨识到其他人的感受和想法，并以恰当的情感来回应。

和真正有共情能力的人在一起，你会感觉自己有价值，自己的感情和想法被听到，并被尊重。

但人和人之间的共情能力并不是有和无的区别，多数人是在中间地带上。譬如，我见过许多比我更有共情能力的朋友，他们的共情是如此强大，甚至没法去读那些犯罪新闻报道，因为他们会感受到强烈的恐惧和难过。

有一些嗜好残忍的人，他们的共情能力是几乎为0，或者只对亲近的人才有反应。

那么，一个精神病态人格的人是不是不可能具备共情能力？

2013年英国的一个实验发现，精神病态人格大脑中好像有个共情能力开关，他们不会感性触发，只能理性打开。什么意思呢？当他们看到一个人弄疼另一个人时，和对照组相比，他们的大脑毫无反应。但是当实验者让他们想象自己就是那个被伤害的人，当他们努力去体会那种疼痛，大脑那几个区域才会有和对照组一样的活动。

因此，这一类人不是不能体会你在遭受什么，他们只是不想去体会。所以呢，他们往往具有浮于表面的魅力，当他们想要吸引别人时，完全可以猜到对方想什么，假装和你共情，而一转身，他们又可以变得极度残忍。

由于大部分人都具备或多或少的共情能力，所以，发自内心喜欢残忍，能从极度残忍中获取乐趣只是人群中极小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每当有这样的罪案发生，不管在哪个国家、哪种文化中，都会激起公愤，引发全社会的声讨。

那些本性并不残忍的人，为何制造残忍？

好了，今天我尝试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会制造残忍？学术界有各种争论，有的认为人类基因中有残忍的因子，有的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心理现象，有的认为一些个体具有生理、心理问题，譬如大脑损伤、人格障碍。

以上的观点并不是全部的回答。

一部分残忍的罪犯有虐待倾向，享受残忍、暴力，但另一些罪犯在心理医生的测评中精神和人格都很正常。

当他们站在审判席上时，看起来就是一些很普通的人。他们也会懊悔、会哭泣、会叹气，有的甚至在事后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你很难想象这么一个人会对另一个无冤无仇的同类做出那些超越人类底线的事。

那么，那些本性并不残忍的人，又为何制造残忍呢？

原因有各种各样。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案件都是群体行为，而从众心理可以把一些人推向残忍。这个众不是指大众，而是指小团体里的多数人、其他人。这些案件中的不少罪犯辍学、无业、离家出走，脱离主流的社会环境以及道德准则。

他们进入一个小团体，会忍不住服从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去谋求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在这个小团体里，善良、同情心、公正这种品质可能遭到嘲笑，残忍反而是“有趣”而“强大”的。

其次，很多残忍的罪行在发生时，每个参与者只是承担其中一部分行为。在神木少女被逼卖淫并被殴打致死的案子中，六个未成年罪犯在数个小时内，轮流用皮带、拳脚、砖头把一个15岁少女殴打致死。他们中有的人踢了几脚，有的人打了几拳，或许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制造的伤害不致命。但恰恰是这一个个行为叠加起来变成极其残忍的恶行。

因此，从案例来看，不仅是一些有精神、心理、人格问题的人可能制造残忍，另一些各方面正常的人也可能在某些特殊的情境下做出残忍的行为。

嬉戏、玩过界的恶作剧、校园霸凌、囚禁虐待、取乐型谋杀、战争中的屠杀，它们的程度是一点点加深的。

人们对于残忍接受度，以及共情能力的差异，也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像一个旋转调节的灯泡，是从光亮慢慢变成漆黑。

虽然制造残忍的永远只有深色那端的极小部分人，但生性不残忍的人在特殊的情境下，也完全可以变得越来越残忍，这就是人性的黑暗。

By 何袜皮

根据史书记载，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文字记录最早起源于商朝，一直到1950年才全面实行一夫一妻制。那为何在3000年的历史中，一夫一妻多妾制可以一直得到实施呢？

一夫一妻多妾制产生的根源是私有化的产生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一夫一妻多妾制是在甲骨文中，商朝中期的武丁王先后有过三位王后，还有60多位妾。由于更早的历史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但考虑到一夫一妻多妾制产生的根源问题，这一制度的出现只会早于商朝，我个人认为是在原始社会的末期，也就是三皇五帝时期。

原始社会末期因为生产工具的革新使得生产力迅速发展，也出现了社会分工， 男性凭借其先天的身体优势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占据决定性的地位，于是原始的母系氏族社会解体，女性的社会地位也逐渐降低，构建了新的 以男性为主体的父系氏族社会；

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之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产品的剩余，随之 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在社会基础发生变革之后，作为社会主导的男性出于对个人财产继承问题的考虑，出现了婚姻制度，也就是 通过婚姻关系所生育的具有明确父系的男性继承人继承财产，并且所生孩子跟随父姓，所以说 父系氏族社会本质上是男权社会；因为在母系氏族社会中，实行的是原始群居滥交的制度，孩子的父亲或许连母亲都不清楚，孩子也跟随母姓。

私有制的产生，使社会关系中出现了婚姻关系，继而 出现了家庭和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族群，也就是说家庭成为组成社会结构和国家的基础，血缘宗法关系也成为维系社会和国家的纽带。

综上所述， 一夫一妻多妾制是起源于私有制的产生， 而掌握私有财产的是男性，中国社会进入到长达3000多年的男权社会，女性逐渐丧失社会地位和独立人格，沦为男性的附属，这也是制度中坚持“一夫”原则的根本原因。

近代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家庭

为何要坚持一夫一妻多妾制中的“一妻”原则？

我们不难发现，一夫一妻多妾制中是有三个对象的：“一夫”“一妻”“多妾”，那为何又要坚持“一妻”制度呢？

1、中国古代的男权社会，上至国家下至宗族，实行的是 嫡长子继承制，只有正妻所生的长子才能称为嫡长子，也就是所说的“母以子贵”；如果实行多妻制度的话，国家层面容易陷入分裂内乱，民间宗族层面陷入纷争，影响社会安定。

所以说，实行一妻原则的最重要原因是 配合嫡长子继承制的实行，确保权力交接的稳定，维护男权社会的统治。

嫡长子继承制的示意图

2、中国古代的婚姻结合讲究“门当户对”，将两个出身、地位、价值观相当的人结合在一起。坚持“一妻”原则 是出于对其他和自己实力相等的家族的重视，也是中国古代礼法制度践行的表现之一。

这也算作是古代的礼法制度对于女性的些许尊重，当然这些尊重是来源于女方家庭或家族的男性地位。

举案齐眉作为中国古代婚姻的典范之一，仍不难看出女性的地位低下

中国历史上促使一夫一妻多妾制实行的原因还有哪些？

上面两个小节，论述了一夫一妻多妾制度中坚持“一夫”和“一妻”原则的原因，那么在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中，还有哪些因素促使这一制度一直施行呢？

1、 国家政策。古代王朝的基本国情是地广人稀，就国家政策而言，大范围的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可以 迅速增加人口，然后通过人口福利开垦农田、发展经济、招募兵员、发掘人才等，这对于古代中国的历代王朝是十分有利的事情。这也是能够长时间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度的根本原因。

清朝康熙年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促进了人口的繁衍和农业的繁荣，也开启了中国的赋税制度

2、 男性的好色和占有欲。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普遍人性，在古代社会中属于男权至上的社会，男性在掌握绝对权力之后，其本身的劣根性就暴露无遗了，好色就意味着一个正妻不足以满足男性的欲望；而男性也有着强烈的占有欲，一般不会和其他人分享女人，于是将看上的女子收入妾的行列。

男性基因中存在的好色和占有欲的劣根性，在男权社会中无限放大，是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的重要原因。

3、 民族和宗族延续的需要。在中国古代社会，医疗水平相对低下，人均寿命较低，又实行近亲通婚的制度，新生儿的存活率也比较低，古人为了保持民族和宗族人口的延续性，就本着“广撒网多捕鱼”的原则多纳妾，多生育，以延续后代。

4、 战争原因。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是处于常年战争的，战死人数不在少数， 为了得到充足的男性兵员，只能通过大范围的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以获得男性兵员参加战争。

秦赵长平之战遗址中的累累白骨

5、 社会伦理。古代中国长期处于儒家学说的影响之下，受“男尊女卑”等思想影响深重；同时古代还盛行“多子多福”的说法；受这些 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封建伦理观念的影响，也是这一制度实行的原因之一。

6、 女性的现实需要。在古代能够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家庭一般是条件较好的中上等家庭，而 部分女性为了获得较为优渥的生活条件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也不惜委身为妾，这也是原因之一。

另外一点， “妻”的位置也不是一直不变的，如果正妻去世、无子、犯错等，身为妾都有翻身上位的可能，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的后宫中屡见不鲜。所以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男女有别”，男人求功名，女人搞宫斗，本质都是为了权力。

为什么西方不流行一夫一妻多妾制

中国的妾是由周礼时代贵族嫁娶中女方陪嫁同族的姊妹/姑侄演变而来的。在天子称为媵，大夫称为妾。后来媵妾渐渐不分。“妾”的甲骨文上面是把刀，下面是个女，也就是说，它本意指的是有罪受刑的女子，即女奴。

中国法律中对一夫一妻的规定是很严格的，一般是严禁在同一时间有两个“妻”的，但对“妾”则不加限制。红楼梦里平儿这类“通房大丫头”，实际上就是未正式迎娶的“妾”。

而在西方，基督教之前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它们实行的实际上也是一夫一妻制。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圣奥古斯丁说，一夫一妻制是“古罗马以来的风俗”，是罗马文明对基督教文明的优秀贡献之一。
但在这些文明中，一个家庭的男主人与其女奴发生关系，也是不被禁止的。古罗马社会对这类关系的限制仅仅是：从宗教和情感关系等方面不会危及现有家庭的完整性。
中世纪的国王和贵族也有许多情妇和私生子，说明稳定的婚外情和婚外性行为也是经常发生的：著名的“诺曼征服”发起者威廉一世本人就是一个私生子。

那么这些文明的一夫一妻制与中国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到底有多大不同呢？其实差别也只有一点：中国的纳妾是要经过正式婚嫁仪式的，虽然这个仪式不如纳妻正式，但好歹是有个仪式。而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不管是长期稳定地跟女仆上床，还是包养情妇，都没有这个受民俗认可的仪式。
罗马法曾规定一个男子可以有一个妾，但其子嗣的法律地位是私生子，继承权极为有限。但仅仅一个仪式的差别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费孝通《生育制度》一开篇就讲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类的婚姻制度虽建立在情感与性爱的基础之上，其目的却不在于完成情感与性爱，而是为了确保有一个稳定的、抚育后代的社会机制。
因此，不同社会形态中婚姻制度的差异，归根结底是这个社会自我再生产其组成分子机制上的路径差异。

中国的这种正式纳妾制，其本质上的社会作用是让妾正式成为家庭中发挥母亲作用、抚育后代的一员，其后果是妾生子和妻生子在情感联系上更加密切，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也较小，比如庶出的皇子仍然有资格继承王位（当然每个朝代有不同）。
与此相匹配的继承制度，是一种建立在内婚制基础上的继承制度。（内婚制，即建立在某种族群认同上的通婚制度。这种认同可以是宗教认同、种族认同或亲缘认同，典型如慕容复与王语嫣的表兄妹婚配就是一种内婚制）也就是社会提倡的道德规范是一个大家族，嫡出和庶出子女均有继承权，同时继承后不分家（当然从实践上讲，分家现象大量存在），依然共同劳作，维护大家族的继续存在。

如果要保障嫡出和庶出子女都有继承权，又不至于因为不公平的继承权产生太多矛盾，那么最直接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让嫡出和庶出子女从小在一起生活，让他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差距变小，以借此培养感情。
不光正式纳妾，包括早婚和童养媳制度也是如此：其社会效果都是让嫁入大家族的年轻女子对家族共同生活产生依赖，减少分家的可能性。
自明清以来，社会趋于稳定。虽然明清交替之际的战争极其惨烈，但实际上仅限于一小段历史之内，这与魏晋南北朝和唐后期-宋代长期的战乱状态有本质区别。再加上美洲高产量农作物的引进，其后果是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可耕地资源迅速减少。再加上中央政府对基层的管理长期处于极端简陋粗疏的水平（所谓皇权不下县），使得农村生活面临这样的尴尬局面：一方面，可耕地面积能扩大的程度有限；另一方面，农村生活内部秩序实际上依赖的是高度自生化的博弈，说白了，农村常发生的占地、抢水源等涉及司法权威的内容（想想戚继光看到的浙东村民大规模械斗），地方官不敢管也没能力管，最多依靠几个“乡绅”调停一下，认可既成事实。这必然会逼着农民自发团结在本族大姓周围。
一方面是单位面积生产率长期稳定导致人均可获取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是农民为了应付生活博弈需要自发提高生育率，两个机制相加，构成了黄宗智所谓的“内卷化效应”。

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hifford Geertz）《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

反过来对比西欧，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自古罗马时代起，今天西欧民族的鼻祖日尔曼人就形成了所谓“欧洲婚姻模式”。凯撒和塔西佗都发现了这个现象：日尔曼人主要是以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一夫一妻少子）为单位组织生活。

这种核心家庭的婚配模式，导致的后果是西欧民族相对世界上其它民族结婚年龄晚，生育率低，未婚、未生育女性占人口比例高。这不是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的现象，而是自古以来如此。
欧洲这种婚配和家庭生活模式，其代价是人口增长的缓慢，但其收益则是财富数量的集中、人均可支配资源的增长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实际上欧洲早期也有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是宗教带来的结果。虽然早期也有，但这种制度在西欧完全确立，还是离不开基督教的长久努力。那么，为什么基督教会产生这种倾向？

一种说法是，这是因为这种制度除了符合禁欲主义的方向以外，对于天主教会也是有利可图的。

之所以有利，恰恰就是因为一夫一妻容易导致绝嗣的特点。一旦夫妇绝嗣，教会常常会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甚至是唯一会精神和生活上照顾他们的人。这些人的财产自然而然就会通过遗嘱而流入到教会手中。支持一夫一妻制，与支持女性财产权，与反对离婚，与反对寡妇改嫁给亡夫的亲戚，这些教会的方针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把财产持有者往没有继承人的方向引。

实际上欧洲教会改革之中，很多问题都和财产权密切相关。比如说为什么天主教的神父不能结婚。其实一开始，神职人员都是可以结婚的。之所以后来不再允许结婚，其根本原因在于，古代教会掌握有大量财产，而有子嗣的神职人员总是试图将自己掌握的教会职位和财产交给自己的子女。这就在教会内部形成了大量的腐败、寻租、财产争夺，甚至还有神职人员自己就搞一妻多妾。尤其是很多神职人员的子女并不从事神职，而变成了世俗的大地主。这不但在声誉上对教会是个打击（争夺财产权和纵欲显然不会让教会显得高大上），更是在经济上对教会产生了严重的威胁（所有这些不事生产的神职人员都是需要由教会财产来养活的，如果教会财产被非神职人员继承走了，神职人员吃什么、喝什么呢）。因此禁欲主义才开始受到教会的重视。

一夫一妻制下人口增长放缓这是没有问题的。人口增长放缓了，人均可支配资源也就提高了。而在19世纪之前，欧洲长期处于战争和动乱中，男性战死率很高，底层女性无法得到婚配的大有人在。据经济学家统计，工业革命前10%-25%的女性没有结婚。屌丝基因都灭绝了，人均资源和人口素质当然容易提高了。
同时，对西欧贵族而言，一夫一妻制使得他们的财产在少数几个孩子中间继承，人均财富相比父辈减少不多；而对中国贵族而言，嫡出和庶出孩子都有继承权，财富集中起来非常困难。
比如，屋大维曾经号召贵族集团多婚多生，好分散他们的财富，但是遭到了贵族集团自发的抵制。

当然，在西欧内部这个状况也不太相同。比如实行限嗣继承的英国，贵族头衔和封地只能在父系直系亲属间继承（有嫡长子就是嫡长子，没有就是兄弟），这使得财富一直很集中，也就造就了强大而稳定的贵族阶级。而欧陆国家实行分家继承，贵族力量实际上没有英国强大。所以英国更容易走君主立宪道路而欧陆国家更容易出现君主集权。
与中国相比，我个人觉得，这有可能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前，西欧的地理环境和耕作技术使得它们能养活的人数比较少，而且西欧战争形态长期以来是以少数贵族为军队主力的精英战争，战争频率（相对）高而战争烈度低（近代国家出现之前）。跟中国不同，平民不是在短期内大量死亡，而是长期缺乏高生育率所需要的大量粮食作物与（一段时期内）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
有趣的是，不同社会形态的自我生产方式跟社会习俗、文化环境、宗教信仰和法律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了固定而强大的模式。虽然经历了工业革命和人权革命这样的重大变革，这些习惯依然以某种形式存在在社会中。比如今天的欧洲女性结婚率依然比较低，而中国社会依然对未婚女性存在高度歧视（比如剩女问题）。社会形态好像有自我意志和自己的生命一样，在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它吸收并自我复制、自我扩张那些增强了自己旧有再生产模式的因素和制度，抵制那些与自己旧有再生产模式不符的因素和制度。

By 小屋住不下、冷哲

2021年8月，上海南汇一位14岁的女孩跳楼自杀。

临走前还为父母留了一份三页长的遗书。

她踩着自己房间的榻榻米跳下去的，半夜，还在榻榻米留了纸条

作为父母的一定悲痛无比，这个孩子平时很乖巧，她把自己的所有财产整理好放在桌子上，一共3万压岁钱。把学校里借书的明细也写好叫父母去还，并且不会让家里房子变凶宅，会让自己死在外面。

她说妈妈爱的是那样的自己，达不到就不是妈妈爱的孩子。

01

绝望的信

这是第一句：人生一趟，遇见你们我很荣幸，若有来生，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分明是个头脑清晰，思想成熟的孩子

后面的内容，我大概能明白事件背后的故事。

这位少女，也许成绩并不是特别突出，但她一直有在努力，并非像她父母想得那么懒惰，但这并不能让她的成绩立马有很大的提升。

也许她是少了一点天赋，也许她只是少了一点运气，但不管原因是什么，重要的是她没有冲进班级前十的结果。

父母只会由果推因，只要成绩没能达到期望，那一定是女儿做得不够，女儿用命才得来的成绩，在父母看来，实在过于轻松，不论女儿如何解释。

在这个只强调结果的时代，彷佛一切的理由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因为没有对生命个体感受的尊重，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爱与共鸣，女儿也只不过是他们用来和亲戚们攀比的工具。如若未能满足那些可悲的虚荣心，便失去了爱的价值。

父母对少女的管教极为严厉，遵循“严格出孝子”的理念，平日里少不了无情的谩骂，句句诛心，如此情景周而复始，负面情绪在少女弱小的心灵不断堆积，直到出现道道触目惊心的裂缝。

遗书简朴而真实地陈述了肉体的苦楚：巴掌打在脸上最疼，然受是手指，再是手臂、最后是大腿，打在背上还行，被皮带或电线抽在腿上最疼，然后是背上，最后是双臂。说明平日里她少不了家庭的暴力。

而比起这个，更让她更难忍受的，是被剥夺的自尊。

有时候，因为表现不够让父母满意，她会被罚穿着妥协站在屋外，面对眼中带着鄙视、潮落、惋惜、或是怜悯的邻居与路人，生理的疼痛还未缓解，转眼间便又迎来了心在滴血的声音。

她常常失眠，头靠在柔软的枕头上，耳畔的尖叫与谩骂声始终挥之不去，它似乎成了一道诅咒，让少女畏惧明天的到来。孤单的房间，只剩下痛苦的回味，多少个难以安睡的夜晚。

一个14岁的孩子拥有如此巨大的绝望，直面成年人都颇为惧怕的死亡。

网上传播的遗书，与其说是告别世界，更多的是对父母的控诉。

遗书女孩在做这个选择之前经历了什么？

在忍受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女孩才写下了遗书。

父母对孩子的过度控制，是一种无法消散的阴影，让孩子选择了死亡。

别让孩子死于过度控制
什么是过度控制？
在女孩的遗书中她说自己曾经考过全班前10，年级前20，拿过满分，但父母还是不满意，不准她玩，也不准她买喜欢的东西。

女孩说：”我真的尽力了”，意思就是“我真的累了，毁灭吧”。

活在监控下的00后

一位一年级女孩儿的妈妈，在家里安装了一个云台摄像头，可以360°旋转，实时录音录像。
即使人不在家，也可以通过手机随时监视孩子，有没有按时看书、坐姿是不是端正、做作业是不是专心？
否则直接通过对讲大声呵斥：“你在看什么书？怎么又看动画片？”
完全满足了父母所谓的对孩子保护和指导的需求，但光是听起来就让书单君一阵恐惧。
父母为什么喜欢过度控制？父母需要控制孩子，让自己拥有价值感。
朗朗在自传中写过，父亲二胡拉得很好，但因为时代原因未能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便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郎朗身上。
朗朗成名后，便有了各种以严厉为名而被遮蔽的虐待事件传出。其中最令人咋舌的是，一次郎朗放学太晚，耽误了练琴，父亲竟逼他“自杀”。
“你都上哪儿去了？回来这么晚！你这个没信用的家伙。你把自己的生活毁了！你把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毁了！”
他拿出一瓶药性很强的抗生素，逼郎朗吃下去。“把这些药都吞了，吞下去你就会死，一切都会结束。”
父母成年却未成熟，把孩子作为愿望和需求的容器。一旦不被满足，就引起巨大的攻击性行为，所以才有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共生绞杀”。

青少年自杀的事件近年来逐渐增多

2020年，一个十八岁的在校男生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小斯的遗体在达州市渠县的渠江河面上被找到。

小斯的遗体被打捞上岸后，立即被送往了殡仪馆，随后，其父母先后赶到现场。夫妻俩都没说话，沉默片刻后皆嚎啕大哭。

自杀前某天傍晚，小斯的QQ空间突然出现很多类似遗书的心声。

他说：“分离时不会有不舍，我的尸体，不用埋了，要么烧了，要么扔了，别把我拿回去。心烦！

其中还夹杂着如哪吒般剔骨还肉的情绪：“我恨他们！”“我感觉不到父母对我的爱”。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我们眼前逝去，悲痛的同时，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才能逼得一个十八岁的孩子留下如此“生无可恋”的遗言。

2012年7月8日，13岁的青岛女孩孙正雯从青岛双威商务楼跳楼身亡。随后孙正雯的遗书曝光。

遗书开头，孙正雯说自从上初中1年零1个月以来，父母已经私拆了笔友写给她的私人信件和她的私人日记，“印出来差不多有词典那么厚了”。

不仅如此，父母对孙正雯还“又打又骂，搜我书包，搜我房间”。

爸爸面对女孩的质问的时候还说，“呸，我看是揍的轻”，以致于孙正雯的朋友们让她问：我真的是你们亲生的吗？

对，就是这样的父母。

他们不在乎孩子，只在乎自己。

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孩子好，但其实缺失在弥补自己内心的不安，向孩子发泄自己对生活的不满。

比孩子更焦虑的父母

一份网传的“幼儿园孩子”的作息表，就已经让人感觉到了满满的焦虑，早7点到晚11点，比996还可怕。

父母都来自复旦，都是500强外企的董事、经理。

这个还在幼儿园的小朋友自己，每年英文阅读量超过500本，每天写3篇英语日记，4岁开始学钢琴，围棋拿到证书。

甚至一位母亲带着孩子大冬天在研究生考试的考场外等候了1个多小时，只为了让刚刚5岁的儿子提前感受考研的气氛。

这位妈妈还美其名曰：孩子还有5840天就要考研了，不到16年了，是时候来感受一下氛围。

其实仔细看看近些年屡屡曝出的学生因为学习压力与情绪问题造成的恶性事件。

其背后的起因往往不是孩子自身，他们内心的不安大多来自于家长的焦虑，对孩子出人头地，带领全家”阶级跃迁“的极度渴望。

不成功就不配活着

郑爽的母亲刘艳，因为自己无法成为演员，推动着她控制女儿郑爽的人生，“这辈子必须成名！”。
如愿成名日入百万后，母女间控制与顺从的关系开始失控。
刘艳甚至是愤怒，感到命运不公，
“老天爷也瞎了眼，不爱干的人给她整到那个位置，爱干的人就没有干成，羡慕嫉妒恨。”
而郑爽在公开场合扇自己耳光、疯言疯语、再到代孕，都成了一个母亲为自己孩子亲手投下“毒”的结果。

如果你只爱成功的我，你能控制的我，那就不是爱
父母常常将过度控制说成是“爱”。
蒋勋在《孤独六讲》中，刺透了这种关系的本质：
“伦理本身有着一个最大的掩护——爱，因为爱是无法对抗的，我们可以对抗恨，很难对抗爱。”

以爱之名的过度控制便是最难对抗的。孩子不傻，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真的被爱。

武志红说：“没被爱照见，存在本身就是错误的。”
在遗书女孩的自述中，她认为父母爱的不是她，而是一个满分、一个排名，一个完美的他物。
我们可以看到永远否定的父母和吞没的父母，却惟独看不到无条件爱的父母。

女孩的一切期盼，显然都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她选择了一条回不了头的路。

试想一下如果你在每天996以后，还要跟成天盯着你绩效的上司同吃同住，每天一大早起来就是“你的KPI还没有完成，别人都比你更努力，你怎么还没有紧迫感？”，你会不会想自杀？

放过自己，放过孩子，才是最好的出路。

By 曾敏敏

陕西靖边，一名叫马某宽的男子，只是因为不满母亲大小便失禁，导致家里臭烘烘，就将母亲王老太拉到了废弃的墓穴活埋。

是的，是在母亲还有生命，意识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活生生地埋掉。

难以想象，这位本就腿脚不便的老母亲，在被亲生儿子推入两米深的大坑，再将一铁锹一铁锹的黄土重重倒下来时，那种痛彻心扉、欲哭无泪的心情。

难以想象，就算有一万个理由，一个儿子，竟会做出如此泯灭人性、丧尽天良的丑事。

三天三夜，可怜的老人没有喝一口水，吃一口饭，就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墓穴里，度过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72小时。   

或许，是出于生而为人最基本的求生欲，或许，是儿子未将填埋的黄土踩实，靠着透进黄土的稀松空气，老人竟奇迹般活了下来。

让人惊愕的是，从5月2日案发，到5月5日民警破案抓获马某宽，他始终没有一丝悔意，“处理掉”母亲后，他还若无其事地跑到周边乡镇打工。

直到警察逼问出了他活埋母亲的地点，他才有了一些“后悔和担忧”。

但与儿子的毫无人性相比，在被救援人员救出时，她还不停地替儿子开解：“我自己爬进去的”。

经过治疗后，身体情况稍微好转，就在不断念叨：“希望儿子不要被判得太重。”

据调查，5月2日晚，趁天色渐黑，马某宽曾用一辆人力车将母亲拉走，谎称要雇车把母亲送到了甘肃省庆城县的亲戚家中。

但5月3日凌晨2点，他却独自一人回到了家中，在媳妇的再三追问下，才告诉妻子将母亲活埋的事实。

据他供述，活埋母亲的想法，他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早就蓄谋已久，事发前，他曾多次到事发地捡柴火，熟悉地形。

其实，让这个儿子如此厌弃，想要像垃圾一样扔掉的老人，此前，还一直在照顾另一个身体不好的儿子，只是2019年底摔倒后导致无法行走，才和马某宽一起生活。

就像靖边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杨利军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案件本身不复杂，主要是嫌疑人泯灭人性，有违道德伦理，让人难以接受。”

她含辛茹苦养你长大，你冷酷无情将她活埋，马某宽亲手导演了一出现实版农夫与蛇的故事。

东野圭吾说：“世上两件事不可以直视，一个是太阳，另一个是人心。”

虎毒尚不食子，人恶却会弑母，人性里那些阴暗和曲折，总会如幽灵般，出没在忽明忽暗的人生。

羔羊尚知跪乳，乌鸦亦求反哺，但现实生活中，有些儿女，却将利益和金钱，看得比亲情都重。

当利益被奉为圭臬，当亲情被连根拔起，那么，人与人之间，便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交换，这个世界，便只剩下弱肉强食。

更残酷的是，当父母的满腔爱意遭遇子女的冷血无情，对子女毫无防备的他们，更容易被子女处心积虑的暗箭射中。

所谓我爱你如命，你却恨我入骨，人世间最悲哀的事，莫过如此。

2017年5月，陕西渭南发生了一起儿子杀害亲生父母的事。

罪犯杨某，大学毕业步入社会后，屡遭挫败，他想前想后，觉得自己是因为没钱，才会被人小瞧。

为了赢得别人的认可，为了所谓的面子，他急中生智，想了一个好主意。

在为父母买了多份保险后，他把父母请到了渭南来，想要导演一场杀害父母骗取保费的大戏。

他把买来的亚硝酸盐拌到牛肉中，故意夹给父母吃，但舍不得吃的父母，又把肉夹了出来，让给他们最爱的儿子吃。

如此爱自己的父母，恐怕是人，都会心软，但心肠恶毒的杨某，不仅没有感到丝毫惭愧和悔恨，而且一招不成又想了一招。

趁父母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他又跑到厨房，借给父母倒水的名义，偷偷把亚硝酸盐再次放进了水里。

然后，这个被父母爱了32年的独子，眼看着父母把毒水喝下去，又看着他们无比痛苦地在自己面前挣扎死去。

最后，他非常平静地拧开了厨房的液化气罐，伪造了父母煤气中毒的现场……

（图片来源：微博）

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写道：“一个忘恩负义的孩子，比毒蛇的牙齿更让人痛彻心扉。”

对于含辛茹苦抚养他长大，眼泪巴巴盼他幸福的父母来说，死在最爱的儿子手中，心中的痛，又岂是撕心裂肺足以形容。

《十宗罪》中说：“人性之中有着冰山一样的冷漠和残忍。”

当良善被侵蚀，当罪恶占上风，曾在父母的爱里恣肆过的人，却往往是一副冷酷面容。

在医院工作的朋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夜里，他们急症室接收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经过全力抢救，老太太终于暂时脱离了险境，但仍需要住院治疗。

但就在医院通知家属去办入院手续的时候，他们得知要交5000块钱，老太太的5个儿子，却都犹豫了，只有一个勉强愿意交钱，其他的都说没钱。

虽然医生明确告知，入院治疗效果会更好，老人的病还没到不可挽救的地步。

但他们一致的意见却是，老人年龄大了，根本没必要治，交5000不一定治得好，而且交完这次，肯定还有下次，还不如直接拉回家等死。

最后，那个愿意交钱的儿子，在媳妇和兄弟们的阻挠下，也妥协了。

医院无奈，只好停止治疗，朋友去给老太太拔针，她紧紧地拽着朋友的手不肯拔，那种乞求又无奈的表情，她说一辈子她都忘不了。

面对死亡的恐惧和疾病的折磨，谁都会害怕，哪怕是垂垂老矣的人，如果还有生的可能，谁又愿意回去等死，谁又愿意在疾病的折磨中，痛苦死去。

看过《今日说法》的一期节目《母亲的呼救》。

重庆万州，一位生了7个儿女的老太太，却被冻死在儿子家门口。

自从老伴去世，因为生活无法自理，她便被4个儿子轮流照看，他们约定，每人养一个月。

但其实，他们谁都不想照看，哪怕多照看一天，都感觉是吃了莫大的亏，两个女儿倒是愿意照看，但儿子们却觉得没面子。

于是，老人就像一个被推来搡去，谁都不愿意沾手的烫手山芋一样，在4个儿子间艰难生活。

到了大儿子照看的日子，她就被扔到了大儿子家门口，但大儿子却故意躲避，不让母亲进门。

无奈之下，老人又去找二儿子，但二儿子却觉得没到他照看的日子，还是不开门，就这样，在新年的第二天，老人竟被活活冻死在了他家门口。

更可气的是，老人去世后，为了母亲的丧事，4个儿子还在互相扯皮，谁也不愿出这份钱。

看惯了太多这样的事，现实生活中，很多老人便宁愿选择自己去死。

针对老人自杀的现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曾有研究：在我国农村，每10万老人，就有40至50人自杀，个别地区，80岁以上的老人，每10万人中，就有600人自杀。

不管是被强行拔掉针管，逼迫致死，还是自己平静地选择死亡，其实，没有一个老人，会真地想要去死，只不过对于他们来说，相比死亡，活着太难了。

有人说：“中国父母，是最好的演员。”

天底下，有多少厌弃憎恨父母的孩子，就有多少深深爱着孩子的父母，中国父母有多爱孩子？

为了不给孩子添麻烦，总是把“我很好”挂在嘴边，然后一个人，在孩子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将苦难和孤独消化。

为了让孩子过得更好，恨不得与时间赛跑，与岁月抗争，赚得多一些，再多一些，好贴补孩子的生活。

为了让孩子赢得未来，宁愿自断臂膀，忍受委屈，哪怕是用自己的命，去换他的命，也会义无反顾，心甘情愿。

张泉灵在《奇葩说》里曾说过：有一次，她去敬老院采访，发现很多老人身上都有股“老人味”，便问她们多久洗一次澡，老人的回答却是这样的：“尽量不洗澡，年龄大了，怕洗澡摔倒拖累儿女。”

很多父母都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拼尽全力照顾孩子，年老的时候，却害怕自己会拖累孩子。

不计付出，不求回报，这个世界上，又有哪一种爱，能像父母对孩子的爱这样，无私无畏，一往而深。

看过一个视频，针对“假如爸妈得重病，超过多少钱你会放弃治疗？”这一问题，记者分别采访了孩子和父母，两代人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有句话说的好：“父母的心在孩子上，孩子的心在石头上”，父母对孩子的爱，永远要比孩子对父母的爱多太多。

父母这个词，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词，只是叫一声，也会触动心弦，喉间哽咽。

每一个为人子女的人都要知道，你的屎尿屁臭，他们曾为之欢喜，你的蹒跚呢喃，他们曾为之雀跃。

如今，他们老了，你也不该嫌弃他的臭烘烘，不该嘲笑他的傻乎乎。

父母之爱子女，则为之计深远，子女之爱父母，则是做人之根本，身为子女，一辈子都亏欠的人，就是父母，怎么做，都不够，怎么爱，都不过。

高亚麟说：“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父母不在，我们直面死神。”

　　

养儿防老变成养儿啃老

　　“傍老族”、“啃老族”，在当下社会已不鲜见,这不仅是家庭小事,更是一个沉重的社会话题。最近,北京父母状告“啃老”独子和山东拟立法禁止恶意“啃老”的新闻,再次把“啃老族”推到风口浪尖。“想‘啃老’,没那么容易”,这是社会发出的强烈信号,更是希望以此刺激那些“啃老”的青年,走出父母庇护的翅膀,学会在社会打拼自立。

　　都说“养儿防老”,可如今有的成年人却游手好闲,赖在家中坐等父母供养,着实成了“养儿啃老”。更有甚者,对养着自己的父母非但不感恩,稍有不顺便恶语相加。

　　最近,北京一对被独生子“啃老”7年的父母,将儿子小徐诉至海淀法院,并申请强制赶其出门。该案吸引了众多的眼球。父母因为“啃老”问题与孩子对簿公堂,足可见其“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和心痛。

　　悲情,绝望父母告亲儿

　　据媒体报道,小徐大学毕业后,一直赋闲在家,不是上网就是睡觉,滋润地过起“啃老”的日子。刚毕业那会,父母催促小徐找工作,但他老说工作难找。无奈,父亲老徐通过同学的关系,把儿子安排到其公司。可小徐工作了3个月,就辞职不干。此后,老徐又帮着联系过几家单位,但小徐总说“没意思,不想干”,老方一帖。

　　更夸张的是,去年,小徐认识了一名女网友,竟然带回家长期同居。面对父母的劝说,他振振有词:“没工作也有权利恋爱……作为父母,你们有义务养我。”

　　时光荏苒,转眼7年过去,可29岁的儿子仍坦然赋闲在家,老徐夫妻忍无可忍,将小徐诉至海淀法院。法院执行判决过程中,小徐百般阻挠,还对父母吼道:“你们就是想逼死我,我让你们断子绝孙!”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但这是对未成年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而小徐完全有劳动和独立生活的能力,长期在家“啃老”,于情、于理、于法都难容。

　　“想‘啃老’,没那么容易了。”法律界人士认为,海淀法院的判决不仅直接表明立场,也是给家长和孩子上了一堂普法教育课:父母拒绝“啃老”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这场父母与儿子的“啃老”拉锯战告一段落,却不禁引人深思。

　　啃老,已成为一个沉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有的家长出于对子女无私之爱,默默承受子女的“啃老”;而另一方面,一些年轻人以就业压力太大等借口,心安理得待业在家,不思进取。

　　无独有偶,山东拟立法规定禁止恶意“啃老”,引发公众关注和热议。有人认为,立法容易,实施则难,被“啃老”的父母极少会拿起法律武器,与孩子对簿公堂。但大多数网友认为,立法禁止恶意“啃老”,为那些默默被“啃”的父母撑了腰,至少发出法律“信号”,警示“啃老”族生活最终还需自食其力。

　　悔恨,盲目溺爱终害己

　　最近,某网站联合北京大学发布今年的《90后毕业生饭碗报告》,对35万余份来自90后就业情况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很多毕业生坦言,比起潇洒的学生时代,毕业后的日子更加苦逼,吃穿住行之外,保持“月光”已算庆幸,仍有30%的人不得不“啃老”。

　　客观而言,刚毕业的年轻人有可能一段时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有时需要父母提供帮助,这无可厚非。但如果以现实压力为理由,长年不愿出去工作,依赖父母生活,那就另当别论。身为父母,更不能任由孩子如此。

　　反观小徐的案例,老徐夫妻也是后悔莫及。夫妻俩对小徐从小就百般疼爱:小徐小学时当过班长,听说其任务太重,老徐的妻子跑到学校找班主任,要求别让儿子当班长;小徐考上当地一所大学,住校不到一个月就提出和宿舍同学相处不好,他们便让小徐回家住。正是溺爱纵容,使小徐的行为不断“升级”。

　　其实,“啃老”事例中,很多父母起初是心甘情愿被“啃”。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家住杭州市小营街道的小叶,大学毕业3年。刚开始,小叶也投过简历、找过工作,但总是不满意。后来,她索性闲在家中,靠父母生活,谈恋爱的开销也由父母资助。面对亲友的劝说,小叶很坦然:“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与其勉强干不喜欢的工作,不如嫁个好丈夫,反正现在父母养得起我。”

　　而小叶的父母也不以为然,觉得女儿“啃老”无所谓。“工作可以慢慢找,急不来的。”小叶的母亲已经退休,父亲经商,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错,认为养女儿不算负担。

　　工作难、收入低、物价高、压力大……这些已成为“啃老族”们自我安慰的通用理由,而更多父母的宽容,助长了他们“啃老”的底气。然而,如此无条件纵容,伤害的不仅是家长,更是孩子。孩子无压力地生活惯了,当生活的风雨来袭时自然束手无策,最后只会失去独立生活能力。

　　宁波市海曙区某社区曾做过一次调查,社区2000余户居民中,有18位大学毕业生过着“啃老”生活,他们都是大专以上学历,毕业后不找工作就在家呆着,短的半年多,长的两三年。

　　“我们是一个老社区,很多家庭的经济条件一般,所以孩子‘啃老’,对父母来说有不小的压力。”社区党委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些孩子觉得,自己读大学时父母每月也给一两千元生活费,如果工作收入不高,还不如在家休息。而家长方面,有的是出于对孩子的溺爱,怕孩子吃苦;有的虽然想让孩子工作,但孩子不愿意,也不忍相逼;还有个别家长觉得孩子找的工作不理想、不体面,不如不做。等孩子“啃”得时间太久了,不能自食其力了,很多家长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感悟,该放手时就放手

　　“其实,让孩子工作,重要的不在于收入多少,而是让孩子学会在社会上生活,了解社会,面对风雨。如果长期赋闲在家,会失去为生活打拼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宁波天封社区曾做过帮助“啃老”青年融入社会的公益项目,社区党委书记李缇虹认为,对未就业在家的孩子,要区别对待,有的的确是惰性使然、不愿吃苦,而有的则是在等待一个机会和转折点,重要的是社会和家庭要给予及时、正确的引导。

　　社区一位青年大学毕业后两年,一直待业在家沉迷网络游戏,靠父母供养。社区慢慢引导他到周边一些企业实习工作,虽然小伙每次都因为不适应干不久,但他逐渐体会到工作赚钱不容易。现在,他发挥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成为网络游戏职业玩家,每月有2000余元收入。

　　对这样的孩子,迈出第一步,就可能改变一生。

　　精神上不“断奶”、经济上就难以独立。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朱力分析,“啃老族”中绝大部分人从小受到父母的百般呵护,从没受过委屈,社会适应能力较差。大多数父母在抚养孩子过程中,更关心孩子生理性健康,如衣着是不是能避寒保暖,膳食是不是营养可口,而忽略了孩子人格是否成熟等精神健康,不注重孩子的独立性、自我奋斗、家庭责任观的培养。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导致孩子“在父母面前永远是孩子”的依附心理，结果父母想养儿防老却被养儿啃老，极端的孩子还要致父母于死地。

By 水木君说

2021年10月28日，在成立了十七年零八个月后，Facebook正式宣布战略转型。曾经的大拇指标志被撤下，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类似于“无穷”的新标志和一个新名字——Meta。

一个新的元宇宙纪元正式拉开帷幕。

Facebook硅谷总部更换公司图标与名字，图片来自于Twitter 

扎克伯格所想要的元宇宙里有什么？

Facebook要转型元宇宙应该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重塑品牌也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毕竟Facebook作为旗下的一款社交产品，这个名字早已经不能覆盖这些年扎克伯格带领团队正在做的事情。如果说过去几年还是扎克伯格在筹备和试错的探索阶段，那现在，扎克伯格无疑是已经下定了决心并规划好了公司的未来，同时认为当下就是一个最合适的出击时机。

告别Facebook，拥抱元宇宙，是扎克伯格为公司的下一个十年所下的重大赌注。而从今天Connect大会上扎克伯格的讲述中，我们也对他所想建立的元宇宙世界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首先，我们再回顾一下元宇宙的概念。简单来说，所谓的元宇宙，就是现实世界里的所有事物都可以投射在在虚拟世界之中，现实世界里赚的钱能在虚拟世界里再赚一遍，甚至边界和规模比现实世界更大。

而扎克伯格所设想的Meta也完全就是如此，它早已脱离了社交这个领域，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数字虚拟新世界。在他今天的阐释中，我们能看到Meta将在社交、游戏、工作、教育等各个领域发力，把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囊括其中。

· 社交：自定义空间与虚拟形象，在VR里用Messenger视频电话

大会一开始，扎克伯格就为大家介绍了旗下Horizon平台添加的VR新功能——Horizon Home。

你可以在VR中随心所欲地构建你的“家”。比如把你和朋友的聚会空间设计成太空舱，每个人的虚拟形象也可以自由定义和选择，你可以“捏”一个自己、一个个性张扬的卡通人物、甚至是一个机器人形象。朋友们能一起聚会、看电影、玩游戏，也可以一起通过Horizon Venues功能去参与一场身临其境音乐会或虚拟演出。

此外，Facebook进一步更新了 Quest上的 Messenger 功能，进一步拓展了现实与虚拟世界之间的社交联结。现在你可以在Horizon中直接拨打 Messenger 电话给朋友，并在虚拟世界中与在现实世界的他们对话。

· 游戏：《侠盗猎车手》上线Oculus，游戏边界进一步扩大

扎克伯格表示，对于元宇宙各项功能的实现现在仍然还处于早期阶段，但游戏无疑是目前最能被普通消费者理解和接受的切入口。

此前，Quest上的Beat Saber、Population等VR游戏取得了很多人的喜爱，而现在Meta将进一步扩大其平台上VR游戏的阵容。继上个月刚刚上线了《生化危机4》之后，今天，扎克伯格宣布著名大IP《侠盗猎车手：圣安地列斯》也即将第一次以VR形式在 Oculus Quest 2上推出。届时，玩家们将在在以洛杉矶和拉斯等城市为原型开放世界中穿梭，更加有身临其境的刺激感。

此外，扎克伯格也展示了更多关于在元宇宙进行游戏的愿景，并不只是局限于某一个游戏本身，而是将其嵌入日常生活。比如通过增强现实与朋友玩国际象棋、一起跟朋友击剑、通过 VR 与朋友打篮球等等。这些带有游戏性质的健身功能将很快上线Oculus，让你能够新世界中通过与 AI或朋友对抗来进行锻炼。

关于更多即将推出的游戏功能，扎克伯格表示Oculus 将在 2022 年举办一场专门的游戏展示大会。

工作：Slack、Dropbox等上线Horizon，推出Workrooms企业模式

在工作方面，在不久前Facebook推出了Horizon Workrooms 的功能，虽然引起了不少关注，但很多人认为目前只是噱头缺乏实用场景。

但Meta此次又推着元宇宙办公概念再往前走了一步。为了让你在VR世界里的工作更加便捷、高效，扎克伯格今天宣布将在 Horizon Workrooms中集成更多可用于多任务处理的2D应用程序，包括 Slack 、Dropbox、Mural、Pluto TV等。而未来，一些 Oculus 应用也将模糊 VR 和 2D 应用之间的界限，例如，Horizon Workrooms将在不久后支持 Zoom 的通话。

 Oculus支持的应用程序 

此外，新的业务产品将为Quest 设备带来Quest for Business工作功能，包括使用工作帐户登录 Quest 2，并为企业提供帐户管理、IDP 和 SSO 集成、移动设备管理等。这项功能将于今年开始测试，2022 年进入公测阶段， 2023 年全面上市。

而在个人的Horizon Home中，Facebook也在日常休闲、社交的功能外添加了个人办公空间的功能，你还可以自定义设计你的工作空间，同时也可以使用Slack、Dropbox等集成功能。

教育：打造沉浸式学习体验，设立1.5亿美元内容开发基金

除此之外，扎克伯格认为元宇宙的到来也将重塑未来的教育方式。VR、AR将成为一种强大的教学工具。

Facebook希望在元宇宙中建立一个强大的学习生态系统，并为此设立了一个1.5亿美元的专项基金。首先，它将创造一种沉浸式的教育体验。比如你想学习行星知识，戴上AR眼镜后，巨大的行星就会出现在你面前，你可以把它们拉近拉远、清晰地看到它们的纹理和特点。你想学习古代建筑知识，你可以直接“穿越”到那个时代，亲身体验、见证伟大建筑的是如何建成的。

此外，Facebook还将着力培育教育领域AR/VR内容创作者，目前他们正在与 Unity 合作，向人们传授创建教育性 VR 内容所需的技能、工具等，并与多家大学、非营利组织和教育机构达成了合作。

元宇宙画卷为谁展开？

关于谁能够参与到元宇宙、元宇宙如何运转、它的商业模式又是如何的问题，扎克伯格也在今天的大会中进行了阐释——“未来我们元宇宙将尽可能服务更多的人，包括普通人（People）、创作者（Creators）以及商业机构（Business）。”

首先，普通人层面很好理解，就是未来使用元宇宙各项服务的用户。但这个用户群体将比Facebook以前的用户群体更加广泛，同时提供的功能也远远超出了社交的范畴。人们可以在其提供的功能框架下自行选择工作、游戏、社交、学习、娱乐，当然其中每个板块都蕴藏着商业机会，比如数字广告、产品销售、门票等等。

当然，Facebook也知道想要建立一个如此庞大的生态系统，全靠自己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它将囊括更多的创作者和开发者，来一起搭建Meta的宏伟蓝图。

今天，Facebook 宣布推出 Presence 平台，旨在帮助开发人员在 Quest 平台上构建混合现实。Presence Platform 包含三个产品：用于开发混合现实体验的 Insight 软件开发工具包（SDK）；可以更轻松地向应用程序添加手部交互的 SDK；可以帮助构建语音输入体验的 SDK。

此外，Facebook还搭建了一整套完整的职业培训课程和认证路径。此前推出的Facebook AR Curriculum 计划，目前已经有超过 2.2万名创作者注册报名。今天，Facebook宣布公司计划将原课程其扩展为Spark AR Curriculum，并出台正式的 Spark AR 认证计划。

参与培训和通过考核的开发者将获得 Spark AR 认证，并颁发Spark AR 创作者证书，未来他的作品将很可能成为元宇宙的一部分，并与Facebook共享收益。目前，Spark AR的第一次考核将于 11 月举行，新的注册将很快对公众开放。

肯定也会有很多人关心，未来的企业在元宇宙中如何赚钱呢？在此次大会中，Facebook也给出了一个香薰店在未来元宇宙中运转的示例。它能够把现实世界的店铺概念进行拓展，比如做一个大花园、蝴蝶在身边翩翩起舞，然后把需要售卖的商品嵌入其中，更加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硬件新进展：新一代高端头显和首款AR智能眼镜

元宇宙世界要想繁荣，首先是需要更多人能够进入这个世界，硬件设备则是一切的基础。虽然今天备受瞩目的新一代Quest并没有出现，但Facebook也分享了他们在硬件设备上的最新进展。

首先，Facebook 宣布了一款全新的名为Project Cambria的高端虚拟和增强现实耳机。它拥有更纤薄的光学器件以及更加智能的传感器和重建算法，能够让你的虚拟分身与元宇宙中的其他用户保持自然的眼神交流，准确地反映佩戴者的面部表情、拥有全彩色混合现实能力等，进而为用户在虚拟空间中交互时提供更真实的体验。

关于此款头显的最终定价和发布时间，此次并没有有透露太多信息，扎克伯格只是表示计划在明年发布，并且价格不便宜。

 Cambria头显能够准确反应佩戴者面部表情、眼神等 

此外，Facebook 还宣布了代号为 Project Nazare 的旗下首款增强现实智能眼镜。在一个简短的模拟概念中，扎克伯格讲述了一个典型的场景：用户带上眼镜后，Whatsapp应用程序悬浮在眼前，你给朋友发送了信息，邀请他们参与到你的游戏中，接受邀请朋友的AR虚拟形象不久就将出现在你的房间之中。

不过扎克伯格也表示，它们的目标是想把Nazare 打造成跟日常眼镜差不多的重量和大小，但Nazare目前还没有达到正式发售的标准，可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跟大家正式见面。

从此次硬件设备的进展中我们也能窥见，元宇宙基础硬件设备的轻量化、智能化和普及率仍然横梗在Facebook元宇宙道路上的大石。虽然扎克伯格今天给我们畅想了元宇宙美好的未来画卷以及巨大的市场空间，但如何让人们愿意接受并走入元宇宙是他们下一步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这种梦想与现实的纠缠似乎也体现在了Facebook今天的股价上（其股票代码将从12月1从 FB 更改为 MVRS）：一度上涨了约4%，最后又回落到1.5%。人们在扎克伯格放出的一个接一个的产品愿景中心潮澎湃，但冷静之后又觉得元宇宙离自己还是那么遥远。

元宇宙的规划早在2018年就开始

最新披露的文件显示，Oculus高管Jason Rubin早在2018年就曾提出元宇宙计划，并将其转发给相关高管和董事会成员，这推动了Facebook随后的并购和转型。这个文件详细描述了Facebook开发虚拟现实市场的必要性，概述了构建虚拟世界的战略。第一张幻灯片中写道，“我们认为，打破消费者对VR的冷漠的正确方法是，提供他们所期望的媒介——元宇宙。”

这份三年之前的文件为Facebook的野心奠定了基础。周四，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演讲，最终宣布了新公司的名称——Metaverse。在这个演讲上，扎克伯格描绘了和目前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一个世界。

扎克伯格告诉观众，公司将元宇宙视为下一个科技前沿——人们将在这里生活、工作和娱乐。元宇宙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成为主流。就在几天前，Metaverse在其盈利报告中宣布，Reality Labs硬件部门将在第四季度成为直接向公司汇报财务情况的部门。

元宇宙概念的初稿

这份在2018年发给Andreessen的论文现在看起来就是历史的初稿。它想象着用户漂浮在虚拟广告的数字世界中，满是人们购买的虚拟产品。在虚拟世界里会有人结婚，人类由此会尽可能花更少的时间在现实世界中。

Andreessen是这篇论文重要的收件人之一，因为他从2008年以来一直在Facebook董事会任职，而且在这一特定领域具有影响力。Andreessen是Oculus的早期支持者，并且投资了Roblox，一个专注于构建自身元宇宙的年轻人游戏平台。

2014年，Facebook以20亿美元收购了Oculus。据文件显示，截至2018年6月，该公司的VR耳机已累积每月25万名活跃玩家。但尽管为早期冷启动内容投入了数亿美元，这些设备还没有受到非核心玩家的欢迎，普通消费者正在等待虚拟现实“完全成熟”的那一天。

Rubin认为，市场完全成熟就是元宇宙成功的那一天，只有大规模的发行能够引起目前对VR还抱有怀疑态度的人的注意。

开放合作共建元宇宙

Rubin现在是Metaverse的内容副总裁，当时他预测，Facebook可以在4年内单独完成该项目。Facebook可以有效地将谷歌、苹果、索尼、HTC和Valve等竞争对手排除在虚拟现实市场之外，索尼专注于Play Station 5，HTC对其潜在的硬件合作伙伴感到不满，谷歌和苹果在虚拟现实领域中还没有真正深入，且谷歌的Daydream平台上线一年后就关闭了。

但是现在看来，4年时间过短，需要更多时间，且需要和业界、专家等保持合作。Rubin认为不要用其他平台积累和留住用户的方式来构建元宇宙，计划是让元宇宙具有互动性和开放性，而不是只限制一家公司参与。Facebook必须与更多公司合作，而不是拥有和控制整个元宇宙系统。

收入主要来自沉浸式广告

关于商业模式，元宇宙的收入将主要来自于广告，这也是Facebook最了解的市场。比如说可口可乐、宝洁、Gucci等品牌都可以在元宇宙里投放广告宣传自身品牌，由于元宇宙里有深度的沉浸感，Rubin预计1亿元宇宙用户可以带来比10亿用户的真实世界更多的收入。

但要建成这种规模的沉浸世界和用户群体，Rubin建议Facebook需要有一个100多人团队的游戏工作室，来创建一个大型多人在线游戏。Facebook内部没有一个团队具备交付大型、技术挑战性强、令人敬畏的游戏产品的经验，因此建议收购外部公司。Rubin最终推荐了《孤独回声》的幕后工作室Ready at Dawn。Facebook在2020年6月完成了这项并购交易。

By 硅星人

西班牙《趣味》发表了题为《大麻：真相与谎言》的文章，文章写道，大麻是世界上消费范围最广的非法毒品。在西班牙，15岁以上的人当中有27%承认自己吸食过大麻；很多国家都种植大麻。在我们的社会，虽然属于非法物质，但大麻享有一定的接受度。支持大麻合法化的人强调的是一些科学家和患者所说的治疗作用。但反对大麻合法化的人则对大麻危害健康的副作用发出警告。那么，消费大麻是有利健康的吗？它是如何改变我们的机体的？它能缓解病情吗？都是谁在吸食大麻，又是怎样消费大麻的？下面我们就来回答关于这个具有对立的两面性的毒品的一些关键问题。

　　大麻如何影响我们？

　　1.如何影响大脑？

　　吸食大麻可能会改变脑部的结构和功能。多项研究证明，吸食大麻对大脑具有影响神经的作用，特别是青少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心理学教授珍妮弗·T·斯奈德说：“这些变化主要与认知缺陷有关，会增加发生心理问题的风险。任何一个吸食大麻的人脑细胞功能都会改变。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异表现在这些变化的规模和与负面效应之间的关联。”此外，吸食大麻还会改变感官知觉，降低短期记忆力、注意力和运动技能。

　　2.如何进入大脑？

　　当大麻通过血管进入大脑时，其活性成分四氢大麻酚(简称THC)就会与名为CB1受体的神经元蛋白结合。和其他毒品一样，大麻会刺激大脑特殊区域内释放多巴胺，而THC会刺激内源性鸦片样物质的释放。意大利卡利亚里大学生物医学教授瓦尔特·弗拉塔说：“多巴胺的增多和鸦片样物质的释放会致人兴奋，并刺激人更多地吸食大麻。”

　　3.会致人成瘾吗？

　　毫无疑问，吸食大麻会致人成瘾，这是大麻引发脑部功能紊乱的结果。弗拉塔说：“长期大量吸食大麻会导致负责成瘾和戒断状态的大脑结构的分子元素发生变化。”实际上，在长期吸食大麻的人当中，突然中断服食的习惯会造成类似于戒断综合征的症状，包括易怒、失眠、厌食、多汗和恶心等。

　　4.哪个年龄段的人在这些影响面前更为脆弱？

　　吸食大麻的影响是因人而异的，越年轻的人越危险，因为他们的大脑灰色物质在生物学上还没有发育成熟。斯奈德说：“青少年的大脑在10-20岁之间经历快速的发育变化，海马体和额叶皮层等区域在这一阶段在毒品消费面前尤为脆弱。”这些区域的正确发育对采取决策等执行功能和记忆力具有关键作用。她说：“有可信的数据显示，在18-24岁的成人当中，由于大脑的这个迅速成熟过程，抽大麻对认知功能和其他记忆进程的影响可能更严重。”在这方面，怀孕期间吸食大麻可能会对胎儿的大脑发育产生负面影响。

　　5.对两性的影响一样吗？

　　几乎没有什么研究对大麻在男性和女性中间的不同影响进行分析，但斯奈德认为，吸食大麻对两性的形象的确存在差异。她说：“由于在大脑结构和功能发育方面存在性别上的本质差异，特别是在一些记忆能力方面，因此抽大麻很可能对男性和女性的大脑影响也有所不同。”

　　6.与精神疾病之间有什么关系？

　　关于吸食大麻是否造成精神分裂和精神失常问题，科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论。但大部分专家一致认为，毒品对于有精神障碍病史的人的确会产生负面影响。弗拉塔说：“个体的精神状况和特质至关重要。”他认为，最可能的情况是大麻本身并不会导致精神疾病，但却会与基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于较敏感的人群。长期消费大麻也有可能会患上精神疾病。斯奈德说：“开始吸食大麻的年龄越小，罹患精神疾病的风险越高，受到的危害越大。”

　　7.如何影响到头疼和心脏健康？

　　加拿大神经学家伊丽莎白·勒鲁指出，大麻素在头疼中所起的作用是争论的焦点。勒鲁和她的团队对139名丛集性头痛患者进行了研究，他们当中近半数是大麻消费者。研究的结论是，大麻对此类头痛的疗效有限。研究显示，有吸食大麻习惯的丛集性头痛患者中，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吸食大麻之后感到有所好转，因此专家并不建议使用大麻疗法。

　　关于心脏健康，《美国心脏病协会杂志》刊登了一篇研究报告将某些心脏疾病与吸食大麻联系在一起。法国图卢兹大学医院开展的这项研究对法国成瘾监测网络2006-2010年记录下的所有案例进行了跟踪，发现与大麻有关的并发症中2%与心血管系统有关，特别是心脏病发作。科学家发现了35例严重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与大麻有关，几乎所有人都是35岁以下的男子。科学家怀疑实际数字可能更多，因为大部分并没有记录在册。专家提醒有心脏病患者，吸食大麻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严重损害。

　　8.会影响我们的驾驶能力吗？

　　抽了大麻之后，很多人开车时都会试图放慢速度以缓解不断袭来的松弛感。但随着驾驶员面临的任务逐渐复杂起来，例如红绿灯、十字路口或会车的时候，这种“虚假控制”的能力就会减弱。加拿大安全驾驶专家米歇尔·贝达德说：“大麻对驾驶能力具有削弱作用，但远低于酒精，可能也低于人们日常服用的很多药物，如止痛药和苯二氮卓类药物。”

　　9.大麻与其他毒品混合会怎样？

　　吸食大麻最娱乐性的方式就是与其他物质混合，例如酒精和烟草，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斯奈德说：“酒精和尼古丁、大麻等毒品混合可能会加剧负面影响。”贝达德也持相同看法。

　　最流行的毒品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非法毒品的消费量超过大麻，大麻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大麻是西班牙人最喜爱的非法毒品，但也是引发争议最多的。在法律界致力于加强禁毒力度的同时，很多消费者却在开发新的消费方式并要求大麻合法化。

　　10.如何服用？

　　最常见的服用方式是抽吸，但其他方式在新老消费者中间也越来越流行。大麻料理在美国成为时尚，很多人用大麻作为烹饪食材。

　　11.为什么要吸食？

　　西班牙国立远程教育大学心理学教授埃米利奥·安布罗西奥说：“与其他任何毒品一样，年轻人和其他人群吸食大麻是因为能够从中获得满足感和愉悦感。”毒品通过血液进入大脑后就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毒品引发的生化反应会减少神经活动，随后产生放松、兴奋和愉快的感觉，对时间的感觉发生改变。如果是多人吸食，则会大笑，滔滔不绝。

　　12.在西班牙种植大麻是合法的吗？

　　西班牙法律不允许种植大麻。根据西班牙刑法，种植大麻将面临1-3年有期徒刑。

　　13.谁在吸食毒品？

　　15-64岁的西班牙人中27.4%的人承认自己曾吸食过大麻，9.6%的人在过去一年里吸食过大麻。大麻消费者中男性多于女性，比例为2.7:1。欧洲毒品监控中心在2012年度报告中指出，过去十年大部分国家的大麻消费都有所增加，西班牙是大麻消费最多的欧洲国家。

　　14.在青少年当中是什么情况？

　　在14-18岁的西班牙人中大麻是消费最多的毒品，据调查，26.6%的人在过去12个月内吸食过大麻。开始吸食大麻的平均年龄是14.9岁，男性当中更为普遍。2.7%的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吸食大麻。在吸食大麻与学习成绩的关系方面，调查显示，吸食大麻会导致成绩下降。44%的大麻消费者考试不及格，在不吸食大麻的学生中间，这一比例是27.9%。另一方面，69.4%的人认为大麻比较容易获得，还认为吸烟要危险得多。安布罗西奥说：“很多西班牙年轻人对于大麻的风险不甚了解。”

　　15.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问题吗？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事务办公室估计，2013年全世界有大约1.8亿大麻消费者，这就意味着大麻是消费范围最广的非法毒品。在欧洲，有8050万15-64岁的人曾经吸食过大麻，相当于这一年龄段每4个人当中就有1人吸食过毒品。欧洲毒品监控中心指出，令人担忧的是，大约300万欧洲人仍在每天吸食毒品，占成年人口的1%左右，已经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16.大麻从哪里来？

　　大麻在全世界很多地区的不同环境下都可以种植，也有野生大麻。联合国毒品和犯罪事务办公室估计，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大麻。向欧洲毒品监控中心提供信息的30个欧洲国家中有29个在本国境内发现了大麻作物。瑞士和俄罗斯是欧洲主要的大麻叶来源国，进口大麻主要来自非洲和美洲。阿富汗已经取代摩洛哥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大麻生产国。

　　有治疗效果吗？

　　中世纪的阿拉伯医生已经认识到大麻具有治疗效果，我们已经证实，大麻素有助于治疗多发性硬化症、某些类型的疼痛和恶心。它的抗癌能力尚未得到临床验证。

　　17.已经证实大麻素对哪些疾病具有疗效？

　　大麻素对于治疗多发性硬化症和某些类型的疼痛有一定的效果。尚在研究阶段的数据显示，大麻素对某些癌症和脑外伤造成的损害可能有一定的疗效。此外，它还有助于缓解化疗患者的恶心和呕吐症状，以及与厌食症、恶病质、艾滋病和肌肉僵硬有关的症状。

　　18.四氢大麻酚(THC)能治疗癌症吗？

　　有研究证实(大部分是用动物进行的研究)，有些大麻素可能具有抗癌效用，但并不表示吸食大麻就能治疗癌症。在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在人身上所做的临床试验中，对9名胶质母细胞瘤患者进行颅内投药后，在抑制肿瘤生长和提高存活率方面有所改善。但由于样本较少，还不能就此得出THC有助于治疗胶质母细胞瘤的结论，需要更多的研究和临床试验。

　　19.大麻如何缓解呕吐和恶心？

　　几个世纪以来，大麻作物都被用来控制这两个症状。加拿大神经科学和应用认知学研究中心的琳达·帕克说：“大麻素的成分(如THC)能够减少大脑某些区域的血清素释放，如引发恶心感觉的岛叶皮层。这正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试图验证的一个假设。”但不只有THC能够缓解恶心症状。大麻中的其他非精神活性物质如大麻二醇和大麻二醇酸也能抑制恶心。

　　20.其治疗作用会带来副作用吗？

　　大麻素研究专家瓦尔特·弗拉塔说：“如果剂量控制得当，用大麻来治疗恶心和呕吐的人不应该出现成瘾的问题。”他指出，不管怎样，对大麻的依赖是此类患者面临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问题。与治疗用途有关的风险取决于使用剂量、个体情况和使用背景。毒品研究专家费尔南多·考德维利亚说：“低血压和焦虑的症状是相对频繁出现的。”大麻还会造成近期记忆的改变、冷漠和精神运动性迟缓，这些症状在治疗停止后会消失。

　　21.该如何确定剂量？

　　以色列阿德尔森成瘾性疾病生物学中心的优素福·萨尔尼领导的研究成果证实，低剂量的THC对啮齿类动物有神经保护作用，保护它们的大脑免于因脑损伤而受到长期伤害。科学家在脑损伤前后给动物注射了低剂量的THC(一支常规大麻烟的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之间)并与没有接受治疗的老鼠进行比较，发现注射了大麻的老鼠学习和记忆测试的结果要好得多。

　　虽然只在动物身上得到了证实，但科学家认为，对于癫痫病等脑损伤风险较高的患者，低剂量的THC应该具有一定的预防作用。萨尔尼说：“高剂量也能起到保护作用，但效果不是很好。”

　　22.科学研究已经达到什么程度？

　　弗拉塔说：“对大麻素的基础研究在美国和欧洲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但欧洲还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最近20-25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发现了我们称之为“内源性大麻素系统”的关键成分。萨尔尼说：“由于大麻对我们机体的几乎所有系统都有效果，因此大麻医学在未来10年将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应用研究，但法律上的限制是所面临的重大障碍，还有来自制药企业的阻力。萨尔尼说：“制药企业对于研发很难得到专利保护的成分不感兴趣。”虽然专家一致认为有必要对某些大麻素的抗癌效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但尚不清楚我们已经是时候在人身上进行验证还是要继续在实验室中用动物进行研究。

　　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分子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卢恰诺·德彼得罗塞利斯说：“虽然有证据显示，大麻的多种成分可能具有显著的抗癌效果，但我们对于这些物质及其影响和行动机制的认识还相对有限。”他认为，基础研究还应该继续进行下去。

各類毒品所具之基因毒性與致癌性一覽表

濫用藥物種類	基因毒性	致癌性
鴉片類 (海洛英、嗎啡)	致突變性 DNA斷裂 染色體異常	食道癌 尿道癌
古柯鹼	致突變性 微小核 染色體異常	肺癌 氣管上皮細胞癌
大麻	染色體異常	與菸酒併用，增加口腔癌、咽喉癌、肺癌比率
安非他命類	致突變性 染色體異常	尚無定論

药品与毒品的界限：

全世界每年新发癌症病人700万，其中至少有400万人忍受着癌痛的折磨，而晚期癌症病人疼痛则高达60-90%，有的甚至是剧烈的或是难以忍受的疼痛。为治疗常人难以想象的癌痛，吗啡、羟考酮等阿片类药物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然而不少患者担心，阿片类药物是从罂粟中提取，长期服用会像毒品一样成瘾，不肯轻易尝试。

“同样是吗啡，药品和毒品的区别就在于是否真正有止痛的需求以及是正规使用还是滥用”。只要严格按照医生指导服用，采用阿片类药物的控缓释制剂镇痛，患者基本不会出现“成瘾”问题。因为癌痛患者不仅具有镇痛的需求，而且控缓释制剂没有即释吗啡制剂引起的血药浓度峰值，不会有欣快感。

杨金凤教授介绍，导致癌痛的原因主要有癌肿本身可导致的疼痛、手术及放化疗引起的疼痛、癌症引起其它各种疼痛综合症加重以及心理因素加重疼痛刺激等。尤其是癌症患者在患病过程中经受着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刺激，躯体的疼痛和严重的失落感，使病人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发生急剧变化，对死亡的恐惧和复杂的心态都会加重疼痛程度。当出现中重度癌痛时，患者往往疼痛剧烈，不能忍受，睡眠受严重干扰，可伴有植物神经紊乱，并且影响食欲。

阿片类物质是从阿片(罂粟)中提取的生物碱及体内外的衍生物，与中枢特异性受体相互作用，能缓解疼痛，产生幸福感。用于癌痛治疗的阿片类镇痛药主要包括可待因、双氢可待因、氢吗啡酮、羟考酮、美沙酮、吗啡、芬太尼、舒芬太尼、哌替啶(杜冷丁)和曲马多等。

吗啡来源于罂粟，而最早罂粟的种植者们就是取其良好的止痛作用而作为药材来种植的。现代医学已将吗啡类药物不断提纯、改进，已能做到使吗啡类药物在人体内缓慢有序地释放（控缓释制剂），极少产生欣快感，能够克服心理成瘾性,尤其是采取口服或透皮方式给药,癌症患者出现精神依赖性 (以往称为成瘾 )的危险性很小。只要癌症患者疼痛病因得到控制、疼痛消除，随时可以停用阿片类镇痛药。她说，当吗啡日用量为 30mg～ 60mg时 ,突然停药一般不会发生意外。对长期大剂量用药的患者逐渐减量停药也不会发生意外。逐渐减量停药的具体做法为:在最初的两天内减量 25%～ 50% ,然后每两天减量 25% ,直至日用量为 30mg～ 60mg时停药。不过在逐渐减量过程中，还要注意观察癌症患者有无疼痛症状出现。若出现比较严重的疼痛症状,应进一步缓慢减量,避免停药太快出现疼痛症状及戒断症状。

以下是吸毒治癌结果不幸上瘾的案例：

2014年，43岁的平湖新仓人阿珍在一间租房内被民警抓获，她被带进了独山港派出所，经审讯，阿珍一五一十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原来已进入癌症晚期的她为了减轻病痛折磨染上了毒品，而为了便宜购得毒品她竟为毒贩介绍起了“客户”。

　　得了癌症染了毒品

　　阿珍高中毕业后，就一直在一家企业里上班。后来，因家庭矛盾与丈夫离了婚，成了一名单身母亲，此后一直租住在钟埭街道白马堰的一处租房内。2011年，阿珍的右小腿突发病痛，去医院检查后发现患有骨胶质瘤。阿珍进行了3个月的药物治疗，可她慢慢觉得疼痛愈发严重，这些药物无法有效缓解痛处。阿珍的朋友圈里有一个吸毒的，两人关系不错。“你试试看，我保证绝对有效。”一次偶然，这名吸毒人员建议阿珍利用冰毒来止痛。没想到这一试，就把阿珍带进了毒品的深渊。

　　阿珍从网上购买了一些工具，自己制作冰壶，几年来，每次疼痛来袭，她都用打火机和冰壶以烫吸的方式吸食冰毒。女儿知道母亲吸毒后，几次劝阻，但看到母亲痛苦的样子后又于心不忍。今年10月初，阿珍被上海某医院确诊为癌症晚期。病情加重后，疼痛更加强烈，阿珍几乎每天都要吸食。

　　还给毒贩介绍“客户”

　　阿珍的冰毒是从一名40多岁外号叫“光头”的外地人手里购得的，虽然认识这人已有多年，但至今阿珍仍不知道这人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经常出没在我市当湖街道六店大桥一带。每次购买阿珍都会与其通话洽谈好毒品数量，刚开始阿珍都要跑到六店大桥一带与“光头”当面进行交易。时间久了，两人关系熟了，“光头”有时会直接将毒品送到阿珍的出租房内，阿珍也会将钱直接打到“光头”的银行账户里。而通过“光头”，阿珍还认识了30多岁的山东人“阿刚”、40多岁的安徽人韩某等多名毒贩。

　　最近几个月，病痛发作愈发频繁，毒瘾也越来越大，阿珍因购买毒品经常入不敷出。“光头”等人告诉阿珍，只要帮他们介绍更多的“客户”，多拉一些生意，他们就给她购买毒品时更多的优惠。此后，阿珍便开始网罗身边的吸毒人员，将“光头”等人的毒品推销给这些毒友，有时还带毒友去跟毒贩当面交易，几乎成了一名毒品“中介人”。这样以来，阿珍每次向毒贩购毒时，总能以相同的价格买到更多的毒品。

麻醉药品埃托啡成为毒品

　　2018年，徐州破获江苏首例贩卖麻醉药品埃托啡案，目前已查实套购出的药品2500多片，抓获了涉案人员10余人。4元钱一片，用于缓解癌症病人痛苦的麻醉药品埃托啡被一帮药贩子盯上了。雇用癌症病人，一起演戏骗取同情，从管理松散的医院开得埃托啡，转手卖给吸毒者，中间竟能赚取数百元差价。

　　新闻名词·管制药品埃托啡

　　麻醉类药品埃托啡片是国家管制类药品，可用来减轻癌症患者的痛苦，而对普通人来说，该药是比吗啡还要厉害的“毒品”。常人只要服用4片就能成瘾，一片埃托啡片可以制成125克吗啡、小半瓶杜冷丁。

　　江苏首例贩卖麻醉药品埃托啡案

　　蹊跷！5个癌症病人开走2555片埃托啡

　　今年4月份，徐州公安局鼓楼分局接到群众举报，在该市鼓楼区某医院里，存在大量开出麻醉药品埃托啡舌下含片的情况。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鼓楼刑警大队禁毒中队民警对该院的相关医生进行调查，但是经过民警的初步检查，未有发现异常。为了防止打草惊蛇，鼓楼分局刑警大队禁毒中队民警决定，联合徐州市药监、卫生等部门以常规巡查方式，继续对鼓楼区内所有的医院精麻药品日常登记管理进行仔细监督检查。

　　经过工作，执法人员终于发现了蛛丝马迹。在涉事医院里，自2016年以来，有5位癌症病人累计开出埃托啡2555片，其中，3位癌症病人的埃托啡计量明显超出药品每天规定的上限，民警遂将医院和3位癌症病人纳入侦查范围。

　　办案民警通过对其中两位癌症病人的调查，发现这两位病人的老家在河南濮阳，这个地方正是精麻类药品涉案重点地区。在警方的进一步侦查中，几名癌症患者背后的“黑手”很快浮出水面——来自河南濮阳人袁氏兄弟，他们一手操作患者套购药品。

　　戏精！雇用癌症病人，演苦情戏博同情“套片”

　　从2016年开始，袁氏兄弟俩就开始组织相关人员到徐州作案。两人走访了徐州多家医院后，发现鼓楼区某医院管理松散，能轻易套购出目标药品。随后，兄弟俩在河南当地，以每天工资200—300元的价格，雇用到多名癌症病人。到徐州后，在兄弟俩的安排下，病人以治疗癌症，缓解疼痛住院。在治疗中，病人以身体疼痛为由，要求医生大量开出埃托啡片。在拿到药品后，再交给兄弟俩。仅在鼓楼这家医院里，5名患者就累计开出了2500多片埃托啡。

　　办案民警调查发现，套购出来的埃托啡被加价转卖，最终药品都到了吸毒人员手中，这种作案方式在河南当地俗称“套片”，相比一般贩毒案件手法更隐蔽。

　　除了病人直接“套片”，袁氏兄弟等嫌疑人还会扮成病人家属，在医院悉心照料病人，喂药、打饭，购买高档水果和食品，这样赢得医生及病友好感。他们还会在医生面前和病人上演“苦情戏”，病人常常“痛不欲生”，“家属”则向医生“哭诉”，一旦医生动了恻隐之心，“家属”就趁机要求给病人大量开出埃托啡片。

　　更有甚者，嫌疑人对医院医护人员直接采取利益输送，让对方违规开出相关药品。

　　暴利！全国各地开药，4元的药片卖到400多元

　　警方查明，袁氏兄弟等人作案地点遍布全国各地。该团伙分工明确，有专门负责联系医院的，有专门带着癌症病人前往治疗开药的，还有的专门负责向外面倒卖药品的。

　　紫牛新闻了解到，该团伙从医院开出的埃托啡片价格在每片4元左右，进入袁氏兄弟等人的销售网络后，药品卖到中间商手中，每片价格达到了200多元，最高的卖出400多元一片。由于袁某某贩卖埃托啡片并非直接出售给吸食者，而是进入中间商环节，经过层层转手，最终卖到吸食者手中时，价格还会更高。

　　因为案情重大，徐州警方经过了5个多月的侦查，逐渐掌握了该团伙的作案规律和活动轨迹。11月下旬，专案组赶赴河南濮阳、安阳，江苏南京、常州及徐州周边市县区，安徽马鞍山，展开了抓捕行动。截至目前，警方已抓获袁某某为首的各类涉案人员10余人，收缴未来得及贩售的埃托啡片558片。

　　追问

　　医院被轻易“套片” 监管该担何责?

　　紫牛新闻了解到，埃托啡片是国家特殊管理的麻醉药品，不得用作海洛因成瘾脱毒治疗的替代药，对该麻醉药品有着严格的管理条例。医院和病室的贮药处均须加锁，处方颜色应与其他药处方区别开。各级负责保管人员均应遵守交接班制度。

　　本案中，一些治病救人的医疗机构居然被犯罪嫌疑人钻了空子。民警表示，这也暴露出目前一些医疗机构对特殊药品管理的漏洞以及监管的缺位。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规定，医疗机构需要使用麻醉药品的，应当经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批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对执业医师开具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处方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于该类药品，本身就应该进入监管部门重点关注的药品序列，如果稍加留心，就能发现端倪。犯罪嫌疑人能轻易“套片”，表明这些监管部门的日常监管存在漏洞。同时，医疗机构为患者开出大量埃托啡片，除了反映医疗机构未能严格执行特殊药品管理的规章制度外，也反映出相关药品源头管理存在疏漏，为其流通提供了药源基础。

为什么有些人更容易上瘾？

为什么有些人更容易酗酒成性或吸毒上瘾？是其个人身体原因，还是受其成长环境影响所致？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一个人对酒精或毒品上瘾，与其成长环境有关，但同时也与其体内的一种基因突变脱不开干系。

        研究人员2019年在《酒精中毒：临床和实验研究》杂志上发表研究报告称，他们对480名童年生活环境不佳的健康青年人进行分析后发现，一个人的基因构成与童年时期的不利生长环境会相互作用，具有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COMT）基因突变的人更容易受到早年生活压力的影响，诸如父母离异等童年时期的生活逆境，会让他们变得敏感脆弱，进而更倾向于从酒精或毒品中寻求慰藉，并沉溺其中。

        COMT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人体内的酶，也是中枢神经系统外多巴胺的主要降解酶。多巴胺是一种神经递质，可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多巴胺与上瘾有关，饮酒和吸毒都会增加这种物质的分泌，使上瘾者感到开心兴奋。

        领导该项研究的俄克拉荷马大学医学院威廉·R.洛瓦洛博士表示，早年生活逆境并不能让每个人都变成酗酒者或吸毒者，但确实有些基因会在对环境作出反应的过程中让携带者处于危险境地。他们的新研究就表明，有COMT基因突变的人在成长过程中会有较高的成瘾风险，而对这种遗传因素的深入理解，将有助于开发更有效的预防和治疗酒精或毒品成瘾的方法。

By 何冰

教授现在正是创投圈炙手可热的人物，大把VC跑到高校、研究院所去围堵教授，纷纷递上天使轮估值数以亿记的投资计划书。然而，尴尬的是，教授却不愿全职创业，不全职就算了，还要占大股，占大股就算了，一些教授还很多个公司，一个技术搞个公司。尽管如此，VC们还是表示情有可原的理解，列出了种种理由教授不全职的原因，以及拍着胸脯做着教授未来会全职的承诺。本人对不全职创业一直以来抱有很大的质疑，某种程度上是我个人投资的红线问题，然而时下流行的方式，却又让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是不是我已经out了？

1. 教授创业的常见模式
在我所见的教授创业的项目中，常见模式是这样的：一个教授在某个技术方向研究多年，积累了深厚的技术成果（是否达到产业化另说），成立一个公司。人员组成上，教授牵头，博士打阵，董事长基本是教授，有些CEO也是教授，有些CEO可能是教授带的某个博士（往往这个博士商业经验不足，也是刚出茅庐），研发团队基本也都是教授的弟子组成，或者加几个这个方向的产业人士；从股权结构上，一般都是教授控股，或者是第一大股东，然后博士CEO占几个点的股份，或者最多十几个点的股份，设一个股权池，将其他人的股权放股权池里，正常的话，还会又10-15%的股份是给学校/研究院，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有的也没有学校啥事）。从日常工作上，一般日常经营和研究工作都是博士CEO牵头，教授挂名挂帅，从技术上进行指导，整合一些教授的产学研资源，拉一些政府或者社会课题，先养着团队，用学校现成的实验室资源做前期的研究工作。一般情况下，教授既要兼顾学校的教学任务，又要承担一些必要的研究课题，还有很多社会活动，能花在公司的时间有多少，可能因人而异，难以确定。总之，基本上日常的工作肯定还是团队成员。

2. 教授创业的优势
教授创业当然有很多的优势。首先，技术优势。能做到教授，尤其是知名高校强势专业的教授，基本上在某方面的研究和技术已经达到了国内甚至国际先进水平了。且教授还因为指导博士继续研究，以及跟同一方向的交流，还能持续推动技术的进步。其次，现成的实验室资源优势。很少有教授创业不利用学校现成的实验室资源的。一般来说，这些前沿技术的实验设备都造价高昂，创业公司很难负担。使用实验室现成的设备仪器，对于节省成本开支来说，确实十分有价值。第三，免费或廉价劳动力资源。教授带的在读博士去研究这个创业方向的课题是自然不过的事情，这么多博士硕士帮着去做研究，成本还贼低（一个在读博士，每个月可能也就不到万元的成本，其中多数还是学校和国家承担），必然能为公司省去大量成本。第四，拿项目的优势。有些院校在某个细分领域是有极强的品牌效应的，以院校的名义去拿项目，以公司的身份去签合同，比一家创业公司的名义去拿项目要容易的多。尤其当拿的项目是一些研究性项目，对象是国有企业、政府、军方时，以院校名义去拿就更容易了。第五，获取信息的优势。一般来说，教授作为业内权威，受到很多业内公司的认可和尊崇，极容易获得更多前沿的技术和市场信息，业内公司也更愿意交流和探讨。坦白说，上述说到的很多种优势，其实有点从道德上不太好说的地方，比如实验室设备/在读博士，本质上有点用公家的东西做自己的事情。但作为投资，在商言商，大家也都理解，也就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甚至某种程度上，作为投资人可能还是欢迎和认可这种做法，毕竟这些方式，对于公司来说既能省成本，又能开拓客户。当然，上面说的只是一种常见现象，并不是说所有的教授创业都这样，也有很多教授创业就是切割的干干净净创业，所以大家也不要误会。

3. 教授创业的常见问题
然而，硬币都是两面的。教授创业同样面临着大量的问题。首先，研究思维和商业思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我个人认为，做学术的研究，追求的是将一个很细分前沿的问题，做到国内最先进，国际最先进，是探究理论的可行性，而无需考虑用户、成本、市场需求等问题。而商业思维是要求在有限的资金、时间、人力、物质条件下，针对市场的需求，寻找一种更先进、更高效、更低成本、更易接受的解决方案。简单说，学术研究考虑的是学术的先进性，商业研发考虑的是产品市场的适配性。学术研究更纯粹，限制条件更少；而商业研发需要受到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正因为这两种思维的不同，我们会看到，在一些科学家创业的过程中，他会十分在意去追求技术的先进性，会在很细微的事情上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沉浸到细节中去，然而其实客户并不需要那么先进的技术，也并不在意科学家所关注的细节，而是你能不能更低成本更高效的解决我的问题。

其次，从实验室产品到交付客户的产品路径还很长很长。一个产品在实验室做出来测试能ok，到能批量生产，还有一个巨大的鸿沟。实验室产品是在理想条件下去做，大概率是教授亲自下场；然而到批量生产，就是工人下场了；且实验室环境和工厂环境的复杂度完全不一样；实验室产品做一个产品出来，理论上就ok了，但工厂产品，你要考虑批量生产的质量稳定性、良率；实验室产品你不用考虑成本，但批量生产你还得考虑成本问题……批量生产到交付客户，又是一个巨大的鸿沟。如果是标准化的简单产品，反复跟客户打磨可能还好；但如果是复杂产品，又如果是客户某个生产过程中的一环，那么你的产品是否能适用于客户生产流程，是否能与客户其他设备协同对接，是否能match好，这来来回回改和调整，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重要的是，谁愿意给你做小白鼠，耽误他的生产时间，给你不断去实验去调试？我个人觉得，从实验室产品到客户使用满意，少则半年时间，长则两三年时间。所以，当教授们说这个产品我们在实验室已经做出来了，各项参数都测试十分满意，实际上，这个产品到客户能用起来，还前路漫漫呢。这里面要经历规模生产的折磨，要经过寻找种子客户的大海捞针似的搜寻，还要跟客户反复的沟通与磨合，这个过程可能是1-2年时间。

第三，很多教授在商业世界都显得太“单纯”。某种程度上，大多数教授所面临的环境还是相对简单，遇到过的事情少，遭受过的挫折更少，他们对于人性的阴暗面，商业的复杂性，人情世故等方面，都显得严重不足。

第四，很多教授往往都自视甚高，难以听进意见。教授们长期以来都是天子骄子，一路顺利，在学校、在外面，都是被人尊重、捧着的对象，对学生也基本都是一言九鼎不容置疑的状态，长此以往，在学术上成功所带来的别人的尊重，会让教授们形成强大的ego，看不到自己的短处，不容他人质疑自己的意见，难以听取别人的意见。尤其当创业团队都是自己带的学生时，公司成员更不敢对教授提出反对意见，对教授的话唯命是从，使得整个公司都是教授一个人在指挥，难以形成各抒己见，各管一块的局面。

第五，很多教授都没有市场拓展思维，商业拓展能力严重不足。教授们往往花更多时间在学术研究、技术研发上，在商业化方面的欠缺，一方面体现在商业化意识不足，一方面体现在商业化能力不够，如何去抓用户需求，如何去开拓客户，如何将用户需求抽象成产品解决方案，如何建立销售体系，如何去跟客户谈合作，如何谈返点谈分佣，如何去吃饭喝酒送礼……商业化意识不足，说实话很难去补；商业化能力不够，至少还可以通过好的团队来去补足。

第六，教授创业基本不能破釜沉舟，自身待遇优厚，动力不足，选择多，后路多。教授创业，一般还继续兼着学校的老师，研究院的课题组长，还承担着国家的研究课题，还任着某某公司的顾问，一年各种学校的收入、外面的收入加起来也不少。这些身份优势和福利让教授去放弃，全职创业，往往很难做到。更有甚者，我们还经常见到一些教授名下十几个公司，不同的技术成立一个公司，让一个团队去运营，去拿VC的钱，却依然还有不少VC投。然而创业成功本就是一个极低概率的事情，中间的困难重重，如果后路很多，很容易中间打退堂鼓。

说实话，风险投资这个事情，本质上就是VC出大钱买创业者的能力和时间，创业者出小钱和全部精力去博未来的收益。有一句话叫，创业者敢all in，投资人才敢跟。但如果你外面一堆事情，这个公司败了就败了，对你来说无所谓；但对投资人来说却是0和1的事情，两者所承担的风险收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好像一个美女，长的确实是国色天香，你愿意为她付出所有，她却同时谈着五六个男朋友。

第七，很多教授创业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如何认定实际控制人是问题。如前所述，由于教授的权威性，团队成员又很多都是其下属或学生，所以造成基本上控股股东是教授，具体干活的人却拿的股份很少。我经常看到，教授拿50-60%的股份，CEO拿10%左右的股份，还有其他一些核心人员拿两三个点的股份，院校还得拿15%左右的股份。具体干活的是CEO和核心团队，教授只是在公司成立前期出技术出资源。一方面，这类公司如何认定谁是实际控制人？公司融资到后面，是会有很多限制性条款和责任承担的，比如业绩承诺/对赌/回购，到底是谁来承担？是教授还是CEO？另一方面，公司从成立到上市，坦白说前期的技术已经越来越不重要，后期市场、财务、融资、管理缺一不可，技术在天使阶段，重要性可能占50%，到后面可能也就10%，但是你回过头来看，我市场这么重要，公司订单都是我拿的，我才两三个点的股份，你心里乐意吗？第三方面，即使是CEO，如果最开始10%多的股份，几轮融资之后，可能就几个点的股份了，然而每天忙上忙下的是CEO，殚精竭虑的是CEO，承担风险最大的还是CEO，但获得最大收益的却不是他。更别说其他核心人员了，大家的股份可能被稀释到一两个点了。大家一看蛋糕一分，教授拿了最大的一块蛋糕。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时候心里的不平衡自然就会日渐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公司内部矛盾，火山爆发；如果不能妥善解决，那么要不就是中饱私囊，要不就是率队离开另起炉灶了。

4. 教授创业的成功率
教授创业的成功率一定高吗？实际上并不是这样。2019年8月的时候，《科学与金融》杂志发表了对布拉德利·拉尚（Bradley R. Larschan）博士采访，探讨科学家创业的热门话题。拉尚是世界领先的技术转移公司美国巴士底有限公司CEO，拥有30年知识产权及科技成果全球转化经验，被评选为“全球知识产权策略领先人物”。他认为：

• 术业有专攻，科学家所擅长的是创造那些能够改变人们生活、工作和娱乐的技术，这是他们的天赋，不排除有例外，但总体而言，他认为科学家应该专注于科研工作。
• 美国高校教授创业公司失败率高达96-97%。教授所创造的技术无法真正成为能帮助人们的产品，相反，随着公司经营受挫，技术也常常丢失。不懂管理是最致命的问题。
• “巴士底项目”对科学家的初创企业不感兴趣。因为这类创业项目的失败率太高。他希望世界因新技术而受益，受益的方式就是将新技术带到一家在相关领域的成熟型企业，创造新一代的产品。

我在之前的分析文章中曾经分析过，中国的天使投资的成功率也在3%左右，其实跟教授创业的成功率没什么太大差异。也就是说，教授创业的项目，并不比天使投资人投资的项目成功率高。

5. 个人对教授创业公司的一些建议

• 本人十分鼓励将科技成果转化，然而转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创业，也可以技术转让、授权等，这都是科学技术赋能生产力的表现形式，不一定非得创业。
• 如果一定要创业，那么建议就全职全身心的创业，在学校保留编制，但不承担教学科研任务，全身心的出来干一把。不要多头兼顾，什么都想要，往往什么都抓不住。
• 如果教授不能全职全身心的创业，那就不要做大股东了，做一个小股东，将技术作价入股投入到公司。不要想着都是你的，你的学生今天可能信你认你服你，但当公司做到一定程度，经历的挫折事情多了，就不一定了，人都是会变的。不要将任何人当傻子和棋子，任何付出跟回报都是成正比的，当不成比例时，就是矛盾爆发之时。
• 创业者可以将股份分为资金股、技术股、能力股，比如资金股占20%，技术股占20%，能力股占60%，假设资金投入100万，那么资金股那20%根据初期大家出资划分；技术股占20%，技术股那部分根据技术贡献大小划分；能力股占60%，那么CEO，CTO、CMO等人员，按照能力评估和预期分这部分股份，这种分配方式能做到责权利统一，避免未来公司在股权架构、利益分配上出现重大矛盾。
• 创业是木桶理论，不是最开始有个好技术就能干成，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技术、市场、产品、财务、管理缺一不可。初期技术可能占的权重大，但越到后面技术的权重越小。
• 尽管这两年硬科技投资在风口上，然而并不代表教授创业成功率就变高了。我们更应该穿越周期，以长期的眼光来看待教授创业，一时的热闹不代表长期的热闹；个体的繁荣也不代表集体的繁荣。
• 不顾估值、不顾股权结构是否合理、不顾全职兼职、不顾技术理想照进商业现实的时间周期去投资，迟早是要交学费的，不可不慎重。投超前10年的技术会死的很惨，投超前3年的技术会过的很好。
• 投资是一个长周期反馈的事，尽管今天的行为明天很难判断对错，但假以时日总会得到验证。从历史中学习总结变与不变的规律，能让我们少犯错。中国过往20年的投资历史，美国过去40年的投资历史，其实已经有很多经验和总结，只是我们总是相信这次不一样，我投的这家公司不一样。但其实横向看天下大道相通，纵向看历史总是相似。
•  投资中有很多红线，是不能去踩，不能去碰的。这是很多前辈们以血淋淋的代价买回来的经验和教训，也是历史中对人性的多次挑战后得到的经验与教训，不要用利益去挑战人性。

By 李刚强

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它由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参见图1）。这十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各社会阶层及地位等级群体的高低等级排列，是依据其对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所拥有的资源的重要程度来决定的。在这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源，因为党和政府组织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资源；经济资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它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并不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么至关重要，相反，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在抑制其影响力的增长；文化（技术）资源的重要性则在近十年来上升很快，它在决定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资源。

    十个社会阶层的界定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辖市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处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乡科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目前，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这一阶层在趋于等级分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最高或较高的地位等级，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这一阶层的社会态度、利益及行动取向和品质特性，对于正在发生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将要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特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处于政治与社会经济地位不一致的状态，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在改革的后十年，他们仍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并且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较大获益者之一。另外，由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执政党和政府意志的代表和体现，所以，各社会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合作或冲突，经常转而表现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支持或不满。目前，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为2.1%；在城市中的比例为1%－5%；在城乡合一的县行政区域中比例大约为0.5%。

    2、经理人员阶层

    指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中层管理人员。这一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干部）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之间的区分界线还没有完全明晰化，其阶层内部的不同来源的成员，在社会政治态度和利益认同方面还有明显差异。这一阶层的社会来源主要是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原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干部。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这一部分企业干部逐渐从行政干部系列中脱离出来，成为职业经理人。第二部分来自较大规模的私营企业或高新科技产业领域中的私营企业，这些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开始出现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趋势，一些企业主聘用职业经理人来为他们经营管理企业；另一些业主则通过企业股份化而使自己从业主型的创业者转变为职业经理人。第三部分人是三资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经理人员阶层是市场化改革的最积极推进者和制度创新者，他们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现代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这一阶层的成员支配着大量的经济资源，他们都有较高的学历和专业知识水平，同时，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也较高，被称为“老总”。许多大中型企业处于国有或产权不清的状态，实际上是经理人员在支配这些企业的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同时，这一阶层的主导成分与国家权力和海外资本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种状况决定了，经理人员阶层在当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也是主导阶层之一，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影响力——特别是对政府经济决策的影响力，甚至要大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还在继续扩大。这个阶层还在发展之中，在目前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为1.5%，但在地区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这一阶层的成员多数集中在大中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城市。据我们调查，在深圳市这类经济中心城市，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例高达9%，远远超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比例；但在经济不发达的贵州省镇宁县，经理人员就非常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以及这一阶层的经济回报率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

    3、私营企业主阶层

    指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人，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即包括所有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的业主。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之一，而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实践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织者，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在二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员最初主要来自于乡村和城镇社会的较低阶层，但在1992年以后，具有文化专业知识的原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开始大量加入这一阶层，使这一阶层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有了极大提高。但是，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阻碍，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无法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受到很大局限。私营企业主阶层内部拥有资本规模大小不同，他们自身的政治文化素质也有很大差异，因而在社会地位上的地位和声望是很不相同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社会上对他们的评价有很大的争议。

    在人数上，中小企业主构成了这一阶层的主体。就全国而言，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0.6%，但地区差异比较大。在私营经济较发达地区，这一比例可达3%左右；而在私营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该比例在0.3%以下。表1显示了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发展过程与趋势。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他们大多经过中高等专业知识及专门职业技术培训，并具有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专业分工要求的专业知识及专门技术。

    专业技术人员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中等阶层的主干群体，他们既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之一，也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者之一。而且，他们还是社会主导价值体系及意识形态的创新者和传播者，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激励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当代中国社会，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和市场经济理念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的专业技术人员群体显现出从传统知识分子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性的转型，即从以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导构成转变为以现代的专业技能性知识分子为主导构成。这种转变十分有利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保持较优势的地位，并与掌握着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保持良好的关系。

    专业技术人员在中国的阶层结构以及社会中间层中所占比例还比较低，他们主要集中于城镇。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随着教育、科技和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这一阶层将日益壮大。目前，专业技术人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5.1%，但城乡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为10%－20%，而在城乡合一的县（市），其比例仅为1.5%－3%。

    5、办事人员阶层

    指协助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主要由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员等组成。这一阶层是社会阶层流动链中的重要一环，其成员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后备军，同时，工人和农民也可以通过这一阶层实现上升流动。这一阶层也是现代社会的社会中间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大约为4.8%。在城市中，其比例约为10%－15%；而在城乡合一的县（市）中，其比例在2%至6%之间。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会有大量的体力劳动者上升流动进入这一阶层，在未来十几年中，这一阶层的人员比例将会有明显提高。

    6、个体工商户阶层

    指拥有较少量私人资本（包括不动产）并投入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或金融债券市场而且以此为生的人。如小业主或个体工商户(有足够资本雇佣少数他人劳动但自己也直接参与劳动和生产经营的人)、自我雇佣者或个体劳动者(有足够资本可以自己开业经营但不雇佣其他劳动者)以及小股民、小股东、出租少量房屋者等。

    在1949年以前，中国曾经大量存在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但经过50年代的工商业改造和手工业改造，特别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这个阶层在城乡基本消失了，到1978年，全国总共只有15万个个体工商户。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个体工商户首先在各地农村大量涌现，继而又在城镇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所以，完全可以说，个体工商户阶层也是经济改革的产物，这一阶层的规模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而不断扩大。

    在80年代，这一阶层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和城镇的失业待业人员（尤其是返城的知识青年）。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大量国有企业工人和城市居民涌入这一阶层。目前，这个阶层是吸纳下岗工人、失业待业人员和进城农民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支很活跃的力量。调查表明，东部沿海诸省市经济繁荣，个体工商户发展得多，发展得好；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经济之所以发展得慢，个体工商户较少也是一个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服务行业）的发展，这一阶层还有扩充并吸纳劳动力的很大潜力；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将由于有某种特长或因为经营得当而逐渐积累资本，扩大经营规模和范围，从而将上升到私营企业主阶层。

    个体工商户阶层是80年代的改革的主要获益阶层之一。但是，90年代以来，由于一些城市搞所谓的形象工程，大拆大建，把许多较为简易的商业设施拆掉了，把马路市场取缔了，致使不少个体工商户因失去经营场地和经营条件而歇业。另外，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对这一阶层的管理变得日益严厉，向他们征收的税费也有所增加，他们所能分享的利益相对减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80年代，其经济地位与80年代相比也有所下降，所以他们的不满情绪较多。目前，个体工商户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为4.2%，这一比例是根据国家工商部门的登记数计算出来的，但该阶层的实际人数比登记人数多得多。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指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的和体力的工作人员。由于中国目前的商业服务业还不发达，而且产业层次较低，这一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产业工人阶层较为类似。但在一些大城市中，在与国际较为接轨的商业服务业部门中，商业服务业人员的社会经济状况较接近办事人员阶层。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一阶层的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

    目前，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12%。但城乡之间的差异极大，因为这一阶层与城市化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深圳市和合肥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的比例分别为17%和13%，但在城乡合一的汉川市（县级市）和镇宁县，此阶层所占比例仅为3.2%和1.6%。在小城市和乡村当中，商业服务业还很不发达，而且产业层次较低，从业人员还很少，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够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因为中国目前的服务业尚停留在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领域。可以预计，随着旅游业、体育事业、科技教育事业、文化娱乐业以及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这个阶层会迅速发展起来。

    8、产业工人阶层

    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建筑业工人及相关人员。产业工人阶层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随着中国工业化、社会化的继续发展，这个阶层将会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政治、科技、文化素质，其劳动技能也将不断提高，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产业工人阶层内部一直存在着企业所有制和户籍身份制所导致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收入、福利、社会地位、劳动保障等多个方面。近几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深化，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人之间的差异相对缩小，但户口因素的影响仍然很强。“农民工”应该是产业工人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却成了这个阶层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其原因就在这里：他们做的是与城市工人相同的工作，但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所以在工资、劳保和福利等方面的待遇明显不如城市工人。

    除了户籍因素导致的差异之外，单位部门因素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产业工人阶层内部的分化。福利和劳动保障较好的正规部门的工人与缺乏福利和劳动保障的非正规部门的工人，经济效益低的传统部门的工人与经济效益好的新兴产业和国家垄断部门的工人，在社会经济状况方面有明显差异。

    经济改革以来，产业工人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下降，这使产业工人阶层的人员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工人阶层中一部分成员通过接受成人教育和技术培训离开了工人队伍，进入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其他社会阶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工矿企业改革，实行减员增效等政策，导致大批工人下岗，从而在事实上改变了原来那种终身雇佣格局。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在“铁饭碗”被打破以后，处于就业无保障的状况。这使他们在心理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应当指出，这种变化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好的一面是，这促使大多数工人有了学习技术和专业技能并做好本职工作的积极性；不好的一面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阶层长期没有就业压力，因而没有竞争意识，一旦他们的这种既得利益状况被改变，且一时又不能适应这种改变，他们便难免会有牢骚和不满。与此同时，进城的农民大批涌入产业工人阶层，他们成为产业工人阶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整个产业工人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则为22.6%左右，其中农民工占产业工人的30%左右。城乡之间差异极大，不同经济结构的城市之间，不同发展水平的乡村之间，差异也都很明显。

    9、农业劳动者阶层

    这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阶层。该阶层是指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或主要的职业，并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收入来源或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农业劳动者阶层曾经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真正突破者，是农村经济体制的率先改革者，是市场经济的最早实践者和推动者。而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民得到了自主和实惠，解放了生产力，农业连年获得丰收，不仅很快就一举解决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推动了中国整个体制的改革。另外，这个阶层还是通过分化而产生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产业工人等的母体阶层。

    尽管如此，由于这个阶层几乎不拥有组织资源，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往往也低于上述所有阶层，所以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比较低。本来，按照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要求，这个阶层的规模理应进一步分化并大规模缩小，但在目前，这种分化和缩小受到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制度与政策（如户籍制度等）的阻滞。当然，不可否认，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农民阶层的规模已经有了显著的缩小，纯粹的农业劳动者和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民在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经从1978年的70%以上减少为1999年的44%左右。但是，农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也从1978年的28.1%下降为1999年的17.3%，两种比例仍然是很不相称的，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这种不相称状况更为明显。这种状况决定了农民阶层的较低收入水平和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

    尤其严重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农业劳动者阶层是改革和发展的受益阶层，而在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阶层便逐渐成为利益受损的阶层了；特别是在1997年以后，由于大宗农产品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销售困难，价格显著下降，乡镇企业不景气，进城打工变得更加困难，以农业为惟一收入来源和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民的收入，实际上是减少的，而各种税费负担却没有减轻，所以，这个阶层利益受损的状况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很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

    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排除在校学生）。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一批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就业机会不足使许多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劳动力长期待业。城市大批征用农用地，则使大批农民无地可种，而这些农民在城镇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职业。另外，还有不少城乡居民因为残障或长期卧病的困扰而不能就业，他们多数也陷入贫困境地。目前，这几部分人的数量还在继续增加。

    任何社会都会存在部分的失业者，但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构成一个阶层，却是中国目前这一特殊历史过渡阶段的产物。一方面，无业、失业、半失业人群数量比较庞大；另一方面，这些人具有类似的社会经济背景，比如大多是原国有、集体企业工人及其子女，以及无法依靠农业维持生计的中青年农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层中，相当部分人的失业、半失业状态持续数年之久，给他们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失业、半失业人群的这些特征使他们构成一个过渡性的特殊阶层。这一阶层的许多成员处于贫困状态。

By 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