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投资人正在逃离AI赛道

“国内早些时候的风投圈,像是一个巨婴国。”一位退隐江湖的知名投资人感慨道。

这个圈子表面风光无限,剥开皮瓤都没熟透:缺少独立思想、模仿抄袭、乱搅行业、长不大……

唯独靠时代红利,赚的盆满钵满。

大家投移动互联网时,盛行的投资逻辑叫押赛道。

何为押赛道?说好听些就是判断出前景不错的方向,投资大量公司,几十个矮子中成一将军,便可把风险对冲掉,还能获得千百倍回报。

“但押赛道说句难听话,不过是看到欧美哪些企业增长迅猛,照猫画虎投几家有着美国企业影子的中国公司,和抄袭无异。”任天扬笑着说。

那时候的投资逻辑,和深度学习的技术原理相似。

设定好目标,采集大量相似样本(项目),加大算力(资金),暴力试错,最后等待一个最优结果出来。

“你说它中间有什么技术含量吗,有是有,但没什么难度,唯一的含量就在调参。在投资上,调参就是做局。”

压赛道式投资,马太效应严重,赢者只有少数人。

直到2016年阿尔法狗出世后,局面大变。

某种程度上讲,AI投融资,应该是国内VC第一次表现得不那么像巨婴的领域。

欧美至今未出现过互联网般成功的AI投资案例。

而国内投资人在没有任何参考坐标的前提下,毅然进入这个领域,掏出全球最多的2000亿去重仓AI。

“往好里想,国内这一批VC不再是巨婴,能勇敢地踏入无人区,并且形成了一套领先世界的AI投资方法论。投资人们也能真正下沉到田地里,去了解传统产业,去学习技术。这非常好。”

“以前的投资人是财务专家、做局专家、运气专家,现在不得不先成为行业专家。”

但坏事是,这次果敢行为背后的试错代价,过于巨大:企业死伤无数、欺骗者无数、投资人和企业之间的矛盾无数……

甚至一度让部分投资合伙人发誓永久性退出人工智能领域。

什么原因?

技术不成熟?产品不落地?赚不了钱?

是,也不全是,上面三个原因只是表象,人人都能以此津津乐道,谈出个所以然。

但背后的本质是“投资人做局”和“创业者破局”的失利。前者在给后者做局,后者觉醒后不断在破前者做的局。

2

受伤的投资人:做了个大局,

投了个寂寞

什么是做局?

这个充满东方智慧和神秘色彩的词汇,经常出现在北京创投圈里。

局,简单来说,就是身边各种资源之间相互关联和作用的一个场景。管理学家宁向东曾总结,人只要想做事,就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局”里。

身边包围的所有资源,都跟你有了关系。有些资源支持你,是“正资源”。

有些资源阻拦你,是“负资源”。

人或企业,之所以被困在一个局里,就是拦你的负资源太多,冲不出去。想办法移走负资源,冲出围城,就叫“破局”。

而一个投资人特意给被投企业和其他投资人,部署一定比例的正、负资源,让企业按照自己的意思走,这是“做局”。

破局本质上是改变资源的性质,让负的变成正的。

投资人做的局,看似给企业布了很多正资源,但在企业的真实发展道路上,可能是“负资源”。

投资人做局:不是你想成为什么,而是我想让你成为什么?

早期,一批刚毕业不久的名校AI博士们,凭借良好的学术背景和大好时代,进入到投资人的视线。

在投资人眼中,自己好比是艺术家杜尚。

只要时代发展足够快,他们给一个物品或一个人,赋予一段故事,一个符号,就能成为无价的艺术品。哪怕是一个小便池。

AI纵使有着无比巨大的市场。

可寻找AI宝藏的路径,没有人知道。每走错一步,都要绕不少弯路。

投资人寻宝的方式依旧沿用了互联网的方法论,形成“低成本复制的规模化”效应。

于是事先预设好目标,根据故事所需的资源,进行资源整合和资源设计,开启做局之路。

“由于只懂技术的年轻创业者,并不懂得如何在AI商业世界行走。所以混迹江湖多年的投资人们,自以为很聪明,把手伸的无比长,主导着公司的战略和节奏。”创业者高松(化名)坦言。

最早期,投资人一致认为AI是个高科技产业,围绕技术大牛来做局,是企业破局的关键。

于是把自己投的很大一笔钱,用在招募大牌科学家上,另一部分钱,把有着学术背景的创始人进行包装。

雷锋网《AI冰与火》系列上一篇文章《AI人才越来越不值钱了吗》中详细分析过,AI科学家其实和互联网大厂,有着天然的耦合性。

但在中小企业和传统IT企业,引入AI科学家所带来的组织矛盾隐患,些许时候要比他能解决的实际业务问题的价值更大。

但错误并不在AI科学家身上,而在大部分企业并不具备消化科学家的组织能力。

讲科学家故事的悖论

那个时期的创业者和投资人,都对AI科学家有着过分的期望和神化,默认有他们驻场,任何目标都可实现,毕竟这批科学家已在细分学术领地里完成过其他人无法实现的成果。

但这时候,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投资人并不能很好的判断,哪些人是优秀科学家。

做局选错主角,后患无穷。

“个别公司引入了三流学者,对外却吹着超一流的牛,全然不知把自己置身于大型打脸现场。而这些不入流的学者在企业吹捧下,会潜移默化地把自己当大师。被同行冷落后,还厚着脸说,我和那帮整天写论文的人有别,我是实干派。”多位学者向雷锋网批评了当下的风气。

不少学者进入工业界后,在高薪资、高话语权、高频吹捧后,变得盲目自大,自我认知障碍。

“有些人完全不知,自己处于一个投资人设计的局里,这个局中,你不过是一个符号,一枚棋子。从公司经营角度讲,多数公司用不着科学家。但有些自大的科学家被捧起来后,又偏偏喜欢刷存在感。高高在上地怼业务部和工程部的高管。自己做不好的事,总认为是业务部给的数据不够,质量不高,配备的人手不行。让公司乌烟瘴气。”

可笑的是,一些所谓的科学家离职后,CEO和投资人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问询圈内人,自己家的科学家到底什么水平。

“还是有那么些企业,在欺世盗名的三流科学家身上栽了跟头的。没栽跟头的企业,做局做的也挺痛苦。”

找到货真价实一流科学家的企业,在庆幸之余,要面临一个难题:怎么用他。

“如果你想让他们帮客户解决实际业务问题,可行性并不高。同时能在学术、工程、产品领域有杰出实战能力的企业科学家,在国内甚至都不超过五个。同样是IEEE Fellow级专家,有些人能拿到三、四千万的年薪,有些几百万,这就是差距。前者真的是凤毛麟角。”一供职于大厂的IEEE Fellow告诉雷锋网。

那怎么办?用于务虚。

只要把明星科学家和明星创业团队的故事讲圆,下一轮会有VC愿意为之买单。

这种手法,在2016年-2018年间效果显著,企业只要把科学家的故事讲好,融资不成问题。

VC尝到甜头后,亲自出马,为所投企业,找FA,约投资人,为下一轮融资画饼造星,同时费尽心思拉拢明星投资人上船。

而被拉拢的明星投资人,也成了局的一部分,能够号召更多人入局。

最后,AI投资成了一场局中局,杠杆撬杠杆,不断循环。

局的尽头还是局。

看不到产品,也不见商业化。

2

创业者冲不破投资人做的局

过高的估值迫使创业者不得不做看似很有想象空间,但又异常形而上的产品和技术,以便支撑下一轮的好故事和高估值。

创业者在不断成长,他们愈发对投资者做的局中局感到不安。

于是想破掉投资者的局,专注真正符合当下商业规律的事情,撸起袖子,挽起裤腿,承接不再高大上的业务,先成外包,成为集成商,去赚些钱。虽很土,收效甚微,但每一步都无比踏实。

当AI创业者真正踏入到局外的土地时,被两股力量挡在了前面。

“一股是投资人,自己辛辛苦苦做的高大上的局,就这么给埋汰了。另一股是行业里的老牌玩家,扎根很深,很难撼动。”一位切身做过局的AI投资人讲述道。

那怎么办,企业祭出两套方法论:一是田忌赛马,二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田忌赛马,用自己的长处对别人的短处,拿自己的最短处,成为别人长处的炮灰。

新兴AI公司相比老牌厂商的优势是什么?很多人说是技术。

不全对,而是高成本优势。

很多人不能理解,高成本何时成了优势?

传统IT公司在ToB/G市场的成功,简单来说,就是把“成本三低”做到了极致:

  • 平均人力成本低
  • 运营成本和销售成本低
  • 产量扩大后的边际成本低

大型IT公司之所以能在定制化赛道里存活,很大部分原因在于人效的极致追求,说得不好听,就是用更低的成本,去省出更多的利润空间。

而AI公司的高成本打法,单从获客角度来说,颇有好处。

一套造价昂贵的系统以白菜价出售,客户新鲜感一来,自然会一试。毕竟AI公司们名声响亮,科技感十足,也能提升自己的技术形象。

AI公司的这种手段,早期卓有成效,收获了第一批客户,也成了他们出去吹案例的资本,但现实情况多是饮鸩止渴。

“AI某小龙,曾为了拿下客户,给销售的激励是每谈下一家公安,就给他发一百万的奖金。于是销售们疯狂地推,不管产品是否好用,不管产品单价是否过于便宜,只要能占一个坑,就是成功。”业内人向雷锋网爆料。

像极了互联网的补贴大战手段。

“高昂的人力成本、研发成本、销售成本、运营成本,每一处成本,肉眼可见远高于老牌IT企业。连自身都做不好降本增效,给别人降什么本增什么效?”集成商项目负责人李成告诉雷锋网。

AI公司把互联网的作风带到传统行业,早期也曾让海康这类老牌公司焦虑过。

海康高管曾讲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我们做不了用1块赚100块的生意,但在用1块赚1块的生意上,没有人能做得过我们。

而这一次,以海康为代表的老牌公司,陷入了迷茫。

“这不是不按套路出牌,而是直接乱出牌,这波操作直接把我们这波老IT人给干懵了。”海康一区域销售负责人笑道。

“虽然AI公司体量都不大,但如果十几二十家公司都这么玩,而且有资本势力撑着,说不准行业里能烧出来个滴滴、美团这样的公司。当时我们确实有担忧,也在思考要不要顺着他们的套路一起下水。”

然而就在老牌IT企业,流纠结入不入场的时候,做局的投资人,按捺不住了。

“眼看自己投的钱,大把花在不是他想要的地方上,哪个投资人不着急?”一位有着切身体会的投资人谈道。

投资人原本想做用一块赚一百块的生意,而AI公司做着花三块只收回来一块的买卖。

虽然一块赚一百很难,但至少和买彩票一样,投入可控,还能买个好盼头。

“投资嘛,本身就是一场赌博。”

如果按现在这样高成本的烧,那就是个没有想象空间的无底洞。

很多投资人反感被投企业做比较重的项目,认为这样走下去顶多能发展成个集成商,虽营收可观,但无法撑起估值,上市非常困难,投资回报率极低。”

所以每当企业的动作有些许变形,投资人们就把手伸入至战略、管理 、人事、财务、公关当中,控制企业走向。

两种经营理念的冲突,在2018年左右开始爆发了。

爆发的结果是,那些没有说服投资人的公司,干脆死在路上,成了第一批炮灰。

而说服了投资人的公司,走向更激进的道路:师夷长技以质疑,做大厂最擅长的硬件。

AI企业自知关公面前耍大刀不可取,但走到这一步,不得不做。

以AI四小龙们为例,做硬件有一合理之处,可让硬件更适配算法,提高产品的综合性能,自主可控。

可弊端是,如果硬件只自给自足,产量显然无法做大,生产成本压根降不下来。

何解?于是先生产一大批摄像机,满足自用后,再找经销商和代理商帮他们去销售剩下的摄像机。

“这就属于不合情了,在太岁爷头上动上了土。出来卖要低调,和经销商一起悄悄赚些小钱,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关键是,你一边卖一边肆无忌惮的喊着要颠覆人家。”一经销商老板吐槽。

“AI公司高调的做法,给我们这些渠道商带来了不少压力,我们的大客户都是老牌头部公司,如果AI公司叫嚣的很大声,会迫使渠道商不得不站队。我们肯定站在大客户这一边,所以只能把AI公司的单子放弃掉。”经销商爆料说,“某小龙至今压着小几亿的货卖不出去,传统产业,讲究个人情世故,大家都容不得高调的人跳出来捣乱。”

AI公司万万没想到,跳出投资人设计的局之后,又跌落至老牌玩家的死局中。

老玩家们趟坑二十几年才扛过来,初出茅庐的创业者显然很难从泥潭从轻松抽离。

而此时,公司内部也在两种局的拉扯中,陷入自己的困局里。

两种局的背后,是这两种经营文化,一种是资本导向的经营逻辑,一种是实打实业务导向的经营逻辑。两者并不兼容。

当两种文化冲突愈发激烈时,派系便会形成,内耗会加重。

这也是引发第二批AI公司死亡的重要原因。

而活着的公司,投资人眼看做了五六年的局,不见开花结果,不得不揠苗助长,把企业推向了似乎更为艰难的IPO之路。

走在十字路口的投资人和创业者,到底该如何达成共识,双双破局?

4

投资人和创业者破局的第一性原理

AI公司的来回拉扯,缘由商业目标的不清晰。

“目标不清晰带来的后果是迈出的步子,分成了两种极端:要么搞浮夸的形而上,只见开花不见果;要么跟风老牌企业曾经验证过的步伐,蜗牛行走。”高松回忆起了那段艰难的创业往事。

两种选择,都有问题。

在《AI商业模式的脱靶、崩塌、救赎》一文中,我们深入分析了未来商业模式的三种范式:

  • 范式一:重定制集成项目实施→ 数字化咨询 → 咨询业务反哺重定制实施 → 与大型客户建立高粘性和系统不可替代性
  • 范式二:重定制集成项目实施 → 进入非标市场的标准市场(AI芯片、自动驾驶) → 形成标准化产品 → 低成本规模化复制
  • 范式三:做AI开源工具,占位国产化高地。

除此之外,人工智能的商业模式路径也可分为四个象限:分别是向下、向上,向前和向后。

向下做重、向上做轻、向前咨询、向后运营

向下,现在90%的AI公司走的模式,即客户需要什么,便提供什么,做高定制的软硬一体解决方案。

这条道路最稳健,虽没什么利润,但营收数字勉强糊口。只不过缺少大的想象空间,30亿市值是第一道天花板。

要突破30亿的天花板,需从定制化的方案中,凝聚抽离出通用的中间件产品。

这条路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和耐心。SAP花了二十多年才走通,从大客定制,不断剥离,让自己成为一家纯软件企业。为此,在二十多年的标准化过程中,还设计出ABAP低代码语言,并且建立起了战略/IT咨询、集成、部署、数据清洗、运维等第三方合作生态,去让自己的标准化软件,有生态去支撑落地。

标准化的过程,从来没有一蹴而就过,时间和技术的投入,充分且必要。国内的投资人是否能够等待二十年?

向上,进入标准化、可规模化复制的领域,比如芯片、开源框架、小微SaaS等,前两项想象空间很大,但难度颇大,风险指数更高。而创业公司在国内做小微SaaS,短时间内来看是个伪命题,头部厂商顶着投资人压力不得不做大客,能说明第一定问题。

这两条道路,是绝大多数企业布局和VC投资的象限。

而向前和向后,鲜有人问津。

向前,则是数字化咨询,从顶层设计出发,反哺解决方案的实施,这一方向,金融和零售领域已出现了一些吃螃蟹者。当然目前中小企业提供的咨询服务,多数在亏钱。但这里咨询的重点,在于对数字化解决方案实施的反哺,而非咨询本身。

向后,则是当前AI行业缺少运营服务商的角色。好比老牌硬件公司是地产开发商,AI软件企业是装修公司,但现在AI行业唯独缺少第三方物业公司,这一模式,雷锋网将在未来的文章中展开讲述。

咨询和运营服务,既不会过重,也不会太轻,离客户很近,且合规性较高。

尤其当今的环境下,一种模式能否做大,很多时候取决于领域本身合规属性的高低。

过去AI最赚钱的两个方向,其一是安防,其二是数据服务。

前者很好理解,涉及到硬件采买,营收额自然高于所有行业,但没有利润。

第二种则是数据服务,模式最轻且营收可观,通过联合多个三方数据机构,做脱敏数据服务的买卖,以兜售用户信用评分卡、用户标签等形式,获得ROI远高于技术实施带来的收益。

这两种模式有个共同的特征,便是在合规的标准线上游走,一种是隐私信息的使用,另一种是脱敏隐私信息的间接买卖。

随着数据安全法的逐步落实,风险指数高的领域,定时炸弹随时会在部分企业头上引爆。

避开一部分可以预见的高风险,是风险投资的基础。

回到向前咨询和向后运营的模式。

“这两赛道不仅相对安全,而且咨询和运营两赛道跑出新晋独角兽的概率很大。”任天扬也强调到,未来赛道里还会催生出一批押赛道的VC,一家机构同时投资多家竞品企业。

“AI投资人要局气,不要鸡贼”

“面对这类鸡贼的VC,创业者要敬而远之。SAP花了二十年才成为了标准化软件公司,人工智能和企业服务都是一条漫长且成功率颇低的道路,需要创与投之间十年如一日互相信任,互相陪伴,相濡以沫,为你带来更多的客户和合作伙伴,而不单纯是财务投资。”

By 杨丽、王亚峰

年轻人为什么“三十而离”

近年来,90后小夫妻已然加入离婚大军。根据中国人口调查机构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90后年轻人的离婚率竟高达56.7%!而且80、90后选择起诉离婚的比例达到51%,起诉后离婚的比例更是达到61%……

为什么年轻人离婚率这么高?老一辈表示难以理解,他们认为年轻人不懂得珍惜家庭,在他们那个年代婚姻就像鞋子,穿坏了只会想着怎么修好,而现在的年轻人只会想到换一双。

其实这种说法已经不准确了,婚姻的结束往往有其内在动因。随着经济的发展,年轻人不必为温饱担忧,更加倾向于追求独立自由、高品质的生活,当婚姻成为对彼此的束缚,两个人过得比一个人还差,为什么要委曲求全?当然,离婚的原因是复杂多变的,综合近些年接手的离婚案件,具体来讲,90后夫妻容易离婚大致有以下5点原因。

一、感情基础薄弱,闪婚闪离

90后的年轻人常会“因爱而结”,当然不排除有些年轻人因为抵不住家长催婚的压力,匆忙进入婚姻。这类婚姻有一个特点,就是缺乏感情基础,对彼此不够了解。我曾收到一个咨询,男女双方都是90后,他们从相识到结婚才不到3个月,婚后迅速因为各种琐事引发矛盾,最终一拍两散。今年民法典推出的离婚冷静期制度,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抑制冲动离婚的现象,当然在结婚前,当事人最好也为自己安排一段冷静期,培养感情再进入婚姻也不迟。

二、性格不合,争吵不断

说实话,要是跟老人家讲这个,他们只会大呼离谱,两个人过日子在于磨合,谁能一下就找到灵魂伴侣?然而他们不理解的是,90后大多是独生子女,是全家人众星捧月长大的,当两个人因为生活琐事发生矛盾,一方自然会想到凭什么家务都要我来做?为什么我要委屈自己去迎合你的想法?此外,随着人口大规模的跨省流动,夫妻二人可能一个来自江南,一个来自塞北,生长环境完全不一样,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差异较大,也容易让双方产生纠葛。

三、婆媳矛盾尖锐

约翰·戈特曼在《幸福的婚姻》,婆媳矛盾的本质,是“两个女人为了得到一个男人的爱而发动的地盘争夺战”。

母亲与妻子之间产生矛盾,这个时候,丈夫应该站出来,去调和双方的矛盾。然而现实中大概率见到的画风是,互相看彼此不顺眼的婆媳,以及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的儿子。刚结婚时还好,当妻子怀孕生子,孩子需要人带吧,婆婆来帮忙,但两代人之间对于育儿的理念差异巨大,孩子哭了哄还是不哄?孩子刚养成的好习惯放在爷爷奶奶手里瞬间打回原样该怎么办?不要以为这些只是小事,积怨最终会在夫妻之间爆发,使婚姻走向瓦解。

四、收入有限,对父母的依赖严重

90后的年轻人大多刚进入社会不久,成婚时往往需要父母扶持,如买房付首付、结婚给付彩礼等,当然这可以理解,毕竟年轻人缺乏经济基础,但是两个人金钱观的差异同样会对婚姻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甚至谁管钱,谁多花一些少花一点都会成为两个人争吵的导火索。

此外,在进入婚姻后,一些小家庭仍需依赖原生家庭的经济帮助,这将直接导致婚姻稳定性的下降。经济能力即话语权,如果两个人不能独自处理家庭内部的大事,不能共担风雨,凡事需要家长各自拿主意的话,分裂的种子便已埋下。以往就有这样的案例,当事人都是90后,离婚时双方父母成了委托代理人,全程陪着孩子对簿公堂,而当事人却很少发言,本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却升级为两个家庭间的恩怨。

五、婚外情

其实这个问题不止限于90后,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但是90后对这一点的容忍度极低。60、70后的夫妻一方出轨,另一方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的完整,可能会选择原谅对方;但是对于90后来说,若伴侣出轨背叛自己,那这段婚姻就没有再存续下去的必要了,离婚即为首选。90后年轻人不被传统观念束缚,遇人不淑果断放手,追求自由的生活。

以下是几位“英年早离”的年轻人的心声:

“爱的方式不一定是牺牲,也有彼此成全。”

小宋,男,27岁

我们在国外一起念书,是合租室友,住了两年多,毕业时候领证。回国以后,我们在成都安了家,在两边家里的帮助下购置了婚房,过起了夫妻俩的小日子,那时候我们都才25岁。

刚开始工作挺忙的,而且受行业影响,我们出差的时间都非常多。她做审计,经常一个项目就是1到3个月不等,我做旅游方向的市场开发,出差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频率很高,所以我俩平时几乎见不到面。

没法一起生活是个硬伤,共同话语会慢慢变少,两个人会进入一种陌生,甚至有些尴尬的状态。

以前我们每天有说不完的话,而现在我们只能例行公事的打打视频电话,从一两个小时,到半小时,到十来分钟,再到后来可能就在手机上回复一句:我到酒店了,洗漱好准备睡觉,晚安。

一方面真的是不知道还可以再聊些什么,另一方面也是在频繁的奔波工作中真的感到疲惫,力不从心。渐渐的,我们都发觉,两个人都已经习惯生活里没有对方的日子了,也都达成一种,没必要再继续下去的共识。

那时候朋友都建议我们换工作,尽量稳定,生活在一起。但我们都明白,生活不是两个人待在一起就完事了,还需要物质支撑。如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去放弃一段看得到曙光的事业,不仅对个人发展来说是不明智的选择,对两个人的未来,也没有任何保障。

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分开,彼此祝福,也不再拖欠。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完美的平衡事业与家庭,当它无法两全的时候,我们用年轻的,也许并不成熟的判断选择了各自的事业。爱这件事,并不一定意味着牺牲,成全彼此的追求和信仰也是另一种方式。

02

“及时止损,才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杏,女,26岁

离婚原因很简单,出轨。

年初的时候,他说周末要出差,问我准备做什么,我原本告诉他我要去奶奶家,但那个周末正好有同学到广州出差,我就改陪同学去天河吃饭了,结果在商场门口,一眼就看到了本应在北京出差的他。

第一反应其实没想到出轨,拖着同学陪我在远处等了一会,看看究竟是不是他,看看他要做什么。然后,就撞见了我至今都不想再去回忆起来的那一幕:他等来了一个年轻的小姑娘,见面先是亲了一下,然后搂着那姑娘进了商场。

一瞬间就像是被闪电击中,慌乱,震惊,愤怒,恶心,很多复杂的情绪都涌上来。我们那时候结婚一年还不到,生活上也很和谐幸福,几乎没有争吵,我从来没想到过他会出轨。他不仅背叛了我,更是对我的一种羞辱。

但我很理智,强压着情绪,跟着他们进商场然后拍了照片,等他“出差”回来,全部甩到了他脸上,无可辩驳。他先是吃楞,然后承认,并开始向我道歉解释,那一刻,我竟然有点佩服他的冷静。

他说一直是那个女生主动找他,他说是他的错,以后一定全心全意对我,但是不论他究竟是真诚悔过还是骗我,出轨在我这就是底线,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只有及时止损,才能重新开始。

离婚不可能不伤心,要离开一个已经付诸了全部感情的人,要割裂掉一个那么深层的连结,但感性之外,这件事更应该用理智做判断。我知道有第一次就有无数次,甚至这可能已经并不是第一次,这是一个人骨子里的东西,不可能改变。

我其实挺庆幸自己结婚早的,当我发现问题的时候,一切都还来得及。事实上,每个人在遇到原则问题的时候,都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只是说,年轻一些,也许这个决定可以更加果断决绝,义无反顾。

03

“孩子可能是纽带,也可能是关系破裂的催化剂。”

Catlu,女,28岁

恋爱的时候他什么都宠着我,但结婚后他变得越来越懒。我们的争吵越来越多,感情消耗的厉害,但那时候大家就说,这是正常的情况,婚姻就是这样子。

结婚第二年,两边的老人都在催我们要孩子,我本来是一个不太喜欢孩子的人,但是那时候想,也许有了孩子,他的心就能回来一些吧。他也没有反对,我就自以为,他应该是很期待做爸爸的,然后满心欢喜的备孕,生产。

事实却很打脸,我们的关系在有了孩子之后恶化的更加厉害。其实在我怀的时候他就几乎不管不问,大部分时候都是我妈在照顾我。但我总是不断安慰自己,他看到小生命的时候总会暖化的吧。

宝宝刚出生的时候,我真的有他开始收心的错觉,但那种关怀和喜悦可能也就持续了一个礼拜。然后他还是该吃吃,该玩玩,周末不是打游戏就是在外面玩到很晚回家。

我们之间矛盾也更多了,有时候他嫌孩子吵,就怪我怎么不去哄,我让他去给孩子换尿布,他就说没空你自己不能去换吗。他的态度让我一步步从心寒到绝望,我再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去维系这段婚姻。

提了离婚,千疮百孔。我可以不幸福,但孩子不能在一个不幸福的家庭里长大。

一个新的生命,可能会促进一段婚姻关系,也可能会加速一段关系的破裂。我觉得自己其实很自私,对不起宝宝,他应该是爱的结晶,而从来都不是我用来维系婚姻的工具。如果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请不要随便的让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

04

“睡不到一块去,还怎么一起生活?”

艾斯比,男,25岁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我家这边结婚都挺早的,所以一毕业家里就着急安排起来了。她是比较保守的女孩,拒绝婚前性行为,我也尊重她的选择,这事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真的相爱哪会计较这些。

处了一年左右我们就领证了,婚前我从来没有过越矩行为,但是结婚后,我才开始发觉有点不对劲。她好像对于性生活这件事很抵触,起初我只是以为她不适应,但后来她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辞,“今天身体不舒服”,“我困了想睡了”。

这事对我打击挺大的,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她有心结?我开诚布公的和她谈了谈,结论好像就是,她对这事挺冷淡的,也不太喜欢。具体原因也不知道,更无从解决,那我还能怎么办,只能忍着呗。

可是,忍一辈子吗?我还二十多岁正当年,想想就挺憋屈的。一方面自然是生理不满足,另一方面也会觉得生活少了很多情趣。婚姻生活本来就是细碎的日常,少了夫妻间的这点事,总归是越来越平淡无味。

我把我的担忧和她提过,希望我们能找到个解决办法,结果她反而说我对她感情不够深,说我想法下流,我真的是有心无力,到后来我真的没什么兴致再回家了。

其实我们有差异的地方,不仅是在性的问题上,对感情和婚姻的期待本质上就不一样。我是没有办法过纯靠意念和精神支撑的生活的,我觉得正视性需求很重要,这是夫妻生活里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也有人觉得可以不需要,没有谁对谁错,只是没法一起生活。因为这个原因分开也并不羞耻,我们都需要重新找到各自适合的人。

05

“刚开始就不对的那个人,以后也不会变得正确。”

大灿灿,女,28岁

26的时候,突然有了巨大的年龄焦虑。好朋友接连结婚,身体开始出现各种衰老征兆,而且感觉圈子越来越小,以前认识的差不多都是同龄人,现在都是比我小好几岁的伙伴。

对未来的担忧,让我从一个觉得结不结婚无所谓的人,突然变得很想结婚。我开始接受家里的相亲安排,也就是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认识了我的前夫。

刚见到的时候没什么感觉,聊下来也不抵触,身边的亲朋好友各种助力,我就在焦虑和洗脑之下,稀里糊涂的答应了和他交往。

我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好,但也没觉得有多好,反正抱着还不错、合适结婚的心态,我们就顺理成章的见了父母,求了婚,结了婚。直到拿到证的那一刻我都云里雾里的,一直有一种,自己被推进了一段婚姻的感觉。

我的反弹也在那个时候出现。我结婚了,然后呢?

婚后我们就搬去了新房,如果说起初我只是对他没有爱情的热烈,两个人朝夕相处之后,我甚至有点厌烦家里多出了一个人。我每天回家后,会开始希望他出差加班,反正别回家。

有时候我看着他,想不出来自己为什么要进入这段婚姻。以前未曾得到婚姻的焦虑中,或许还包含希望,而那时候是连希望都没了,只有浓厚的无意义感觉。

不到半年我就提了离婚,没有吵架,没有摩擦,身边的人都不理解,但我真的明白了感情是培养不起来的。在爱情这件事上,刚开始就不对的人,后面也不会变得正确。

而不论是多少岁的女孩,不要受制于年龄和社会的洪流,人生应该追求的是意义而不是完成。

06

“婚前要‘门当户对’,婚后更需要。”

Lina, 女,27岁

我们俩结婚结的早,因为中学就在一起了(对,早恋),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在一起七八年,所以自然的就结了婚。

我们在一个地方长大,背景相似,又一直在一个学校,读书的时候根本看不出两个人有大的差别,在别人眼里就是完美匹配,但是在毕业后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俩的生活逐渐拉开了差距。

一方面是经济差异,行业不同,我不论是工资收入还有个人理财都高出他太多,本来觉得这不是个问题,谁赚不是赚呢,都是为家里好。

可他心理不平衡,常常阴阳怪气的说话,弄得我不舒服,而且还干涉我的工作,不让应酬,出差就连环追踪,特别受束缚。

生活上的节奏也不一样了,我的时间比较自由,但是他是要坐班的,一年五天年假,所以很多时候我只能自己出去玩。一个在玩,一个在家,我觉得很孤单落寞,他还怀疑不断,搞的我像做错了事一样,弄得两个人都不开心。

他总觉得我嫌弃他,而我总因为他误解的这份嫌弃感到失望和难过。也许在传统观念里,男生就应该更强,一旦违背了这个规则,他们的自尊心就会受到挑战,家庭稳定也受到威胁。

在这种不对等的关系里,他不仅没办法支撑我鼓励我,还成为了心理上的负累。如果我可以一个人过的很好,为什么还要继续委屈两个人一起过?

分开的原因从来不是怪他能力不够,赚的不多,只是物质导致的差异,确实会越来越大,延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我来说是隐忍难过的,对他来说也是憋屈痛苦的,分开是最好的选择。

离婚冷静期”使离婚自由逐渐丧失

真正走到离婚这一步,原因太多,新鲜感失去,丧偶式育儿……李婉都经历了。直到去年12月,一条最终的裂缝出现。那天,李婉想借张晓的手机用,张晓拒绝,李婉察觉到不对劲,后来她偷看了张晓的手机,发现了对方隐藏的秘密——张晓出轨了。

最终,夫妻俩50分钟的谈判,以一方遮遮掩掩、另一方不想撕破脸皮而结束。张晓宣布和其他女孩不再有往来,回归家庭,而李婉提出了离婚,张晓同意了。

“两个人都很难过,但都松了一口气。”李婉说。那是个有些微妙的场景,没有和解,但达成了一致。回家的路上,他们还像普通恋人一样牵着手,聊着天。张晓告诉李婉,他是过错方,没有理由不同意离婚。

但至少在这次谈判发生时,李婉还没有完全下决心要离婚。她需要去当地民政局的网站上预约,只有预约成功了,才能在特定日期再去民政局提交离婚材料。李婉把预约离婚到去民政局正式申请的这段时间,视作对这段婚姻的观察期,她深处矛盾之中,一方面,她希望自己马上脱离苦海,另一方面,她又希望对这段婚姻再观望一下,因为牵扯她的已经不只是感情,还有家庭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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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悲喜交加》截图

1月9日,李婉开始了在网上进行第一次离婚预约。在广州民政局的预约系统上,能够约到的号码已经排到了2月9日,而且地点在从化区民政局,较为偏僻,离李婉所在的天河区有40公里。李婉犹豫了一下,也担心张晓以距离太远为理由不去,最终没有预约,但很快,这个从化区的名额也被抢走了。

1月21日,李婉看到2月9日从化区9:00的离婚名额又有了,这次她没有犹豫,直接预约。这期间,每过一段时间,李婉就会登上预约系统去看看,直到31日早晨,她发现2月10日的离婚预约号码还有很多,于是她颤抖着将从化区的离婚预约改到了天河区。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预约终于完成。

预约成功只是开始。据官方给出的《离婚登记须知》,预约成功之后,需要再经历离婚申请、等待初审、进入离婚冷静期、审查材料和离婚登记几个阶段。其中颇受讨论的是“离婚冷静期”,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其中关于“离婚冷静期”的条款是: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条款从今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李婉对离婚冷静期还没有概念,单单是预约离婚的过程,就已经足够让她生气:“我特别希望是这样的:当我想离婚的时候,立马就可以申请到,第二天就去办理,然后再给离婚冷静期。现在的问题是,预约都预约不上,莫名其妙就被强加上了一段冷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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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最完美的离婚》截图

黄牛和“运作”

和李婉一样,在预约离婚这件事上一号难求的人还有很多。

一月底,有媒体报道,广州市在3月1日前离婚的预约名额已经约满,最近一个月“无婚可离”,随后“广州2月离婚名额已全部约满”的话题就引发热议,冲上热搜。当地民政局工作人员向媒体辟谣,称消息并不属实,有许多人网上预约成功后并不到现场办理,导致预约号被占。

每日人物登录广东省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查询发现,广州市的离婚登记申请名额,确实已经约到了一个月后的3月17日,都约满了,没有余号。3月18日当天,只有增城区民政局有少数号,但这个民政局离市中心有段距离,之后的日期也还没有开放预约。

一门离婚生意就此诞生了。有媒体在此前的报道中提到,黄牛可以代抢广州离婚预约名额,600元一单,抢不到不收钱。虽然后来提供代抢服务的黄牛在各大电商平台及社交网络上消失了,但每日人物从一位黄牛口中获知,离婚预约代抢其实至今还在继续,不过“现在风声比较紧”。这名黄牛开出的价格是500元一单,同样担保抢不到不要钱,并承诺可以插队预约,前提是需提供名字和所在区域。

“把自己预约到的号给需要的人就可以,可以让亲朋好友一起预约,家里人就好几个(在做这件事)。另外,有亲戚在民政局里面工作就更容易解决。”这名黄牛说。他还透露,他已经成功帮5个人安排了离婚预约。

去年5月,离婚冷静期条款通过后,网络上也出现过各个省市离婚人数激增的消息。离婚率越来越高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有数据显示,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离婚率从未降过。2019年,离婚率上升到3.36‰。除了因为各种琐事离婚,还有一个时代因素,是和房子有关。

2011年,因为工作的关系,童欣将户口迁到了广州,一年后,她购买了人生当中第一套房,当时这套在番禺区的38平米房产,只需要57万元。2016年,童欣准备结婚,赶在结婚之前,她付清了第一套房的所有房贷,又购买了一套房,当时广州的购房政策是,在无住房贷款的前提下,购房只需要付三成首付。等到2017年左右,童欣购买的第一套房已经从57万元涨到了157万元左右,她将其卖出。

广州房价的大涨让买房投资诱惑力十足。在过去,离异人士购房还可以有首套资格。但最近几年,各地为了调控楼市,出台了购房限制的各种政策。以北上广为例,在北京,如果假离婚买房,需要等待一年,首套首付购买非普通自住房比例40%,而且需要本市无房无贷款记录,要求十分严格。

上海最近刚刚出台了最严格的政策,夫妻离异的,任何一方自夫妻离异之日起3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其拥有住房套数按离异前家庭总套数计算。

至于广州,政策中关于离婚满一年的规定,是这几个城市里较短的。满了一年,且符合无房无贷款,就可以按首付30%买房,这个比例在一线城市里也是最低的。有1套住房且贷款还清的,首付则是50%。

去年6月左右,童欣考虑在天河区的珠江新城再买一套房,房子投资价值不用说,她还同时考虑到了孩子的学位问题。因为此前已经将名下的房子卖了出去,如果离婚一年后买房,她符合首付只付50%的购房条件;如果没离婚,首付比例将会达到70%。

童欣把离婚买房这件事情称之为“运作”。早几年,周围的同事都陆陆续续地已经通过这种“运作”买房,他们的经验告诉童欣,这件事情是可行的。和丈夫的沟通很顺畅,没有异议,去年8月,童欣签了买房的意向合同,9月,他们赶在离婚冷静期生效前办理了离婚。等到今年9月,离婚满一年后,就可以正式办理房子过户了。一位同事也紧跟在他们之后离婚,“政策收紧了就麻烦了”。

童欣去离婚的那一天,和平日没有太大差别,去了一趟民政局,约了父母、孩子一起吃了个饭,吃完饭后又去上班。对于童欣而言,这个过程没有仪式感,更像是办一个普通的手续。“我觉得婚姻应该也是挺神圣的,但生活是很现实的。”童欣说。

好在,童欣没有赶上最难预约离婚的时候,今年,她的新房已经涨了50万左右,她暂时还没决定何时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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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中,男主角和妻子为了买房选择假离婚。图 / 《安家》截图

还要进入婚姻吗?

无论是出于什么理由离婚,对这一代年轻人来说,离婚的难度确实加大了。线上预约的限制、离婚冷静期的实行,让离婚这件事变得越来越难。

龙中美是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的家事律师,从2016年起进入婚姻家庭法律服务领域。在回答关于广州市离婚预约爆满的问题时,她表示每天限制离婚数量是存在的。其实在离婚冷静期实行之前,广州已经开始线上预约离婚,但在离婚冷静期正式实施后,当事人离婚得预约两次,手续更复杂了。

第一次是预约办理离婚登记申请,然后等待30天的离婚冷静期过去。如果没有人撤回这个申请,男女双方必须在第31天至第60天内,再预约去民政局办理正式离婚的手续。

“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能不能约到后来第31天至60天的号?如果约不到,就视为男女双方撤回登记申请了,想离婚只能重新预约,再来一个冷静期。”龙中美说。

对约不到号的恐惧是存在的。在离婚冷静期执行前夕,龙中美和她的团队接到了很多委托起草离婚协议的案件,她记得有一位广州的委托人因为在广州只能够约到一个月后的离婚号,因此在龙中美帮忙起草完离婚协议后,便匆忙飞回了老家河南办理离婚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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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最完美的离婚》截图

去年10月份,龙中美还遇到一个案子,一位丈夫因为妻子多次赌博,欠下巨额债务,丈夫想要协议离婚,但此时离离婚冷静期生效不到两个月,担心约不到号,妻子不愿意离,中间再拖延,离婚只怕更难,龙中美只能帮这位丈夫提起了离婚诉讼。

龙中美认为,一个直观的变化是,30天的离婚冷静期开始后,会导致相当一部分达成离婚协议的人反悔,最终协议离婚无法成功的人们会被导向诉讼离婚,从而导致法院的离婚案件数量增加。

“但更加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离婚冷静期会加重强势方对弱势方的欺压。因为在协议离婚的过程中,男女双方必定是存在多次来回协商、多方博弈的情形。在离婚冷静期之前,双方达成了离婚协议,可以马上到民政局离婚,离婚协议就生效了;现在加入了30天离婚冷静期的变数,协议的强势方反悔更容易了,弱势群体想要离婚成功,要么接受远差于原来的离婚协议方案,要么只能通过漫长的诉讼离婚程序离婚。”

她也表示,自己接触到想要离婚的委托人,男女都有,但女性居多,而提出离婚请求时,往往是女性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龙中美不认为离婚是件坏事。多年以前,她接到过一个案子,当事人是个妈妈,深夜被家暴,又被赶出家门,之后和自己丈夫协商了两个月都无法回家,也不让她见孩子。龙中美介入后,帮助她提起了离婚诉讼,指导她对家暴取证,并查到了男方拥有两套房产的信息,最终案子的结局是达成调解,这位妈妈拿到了一套房子和孩子的抚养权,而这样的结果,是“当事人被赶出家门时想都不敢想的”。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离婚增加了难度,变得不自由了,当一项制度开始宽进严出,只会导致大家开始思考婚姻的必要性,并用脚投票,更加审慎地决定是否进入婚姻。”龙中美说。

就像李婉,未来对待下一段婚姻,也会更加审慎。后来,民政局给李婉发了信息,告诉她离婚预约成功,她猜这条信息张晓也收到了。那次谈判过后,张晓依然没有如李婉所愿回归家庭。李婉彻底被情绪击败了:“我过不下去貌合神离的生活,如果不喜欢了,或者我的爱也被分出去共享,我觉得恶心,我一刻也不想停留。”

2月9日,李婉和张晓拟好了离婚协议,张晓态度分明,要求房子的首付归自己,房子涨价的差价可以补给李婉,孩子抚养费一人给一半。李婉想起过去张晓曾和她说过,真有离婚这一天,要把一切身外之物给李婉,可离婚摆在眼前时,一切都成为了云烟。

By 邬宇琛

婴儿为何会染上毒瘾

根据2012年5月美国医学协会(JAMA)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全美2009年出生的每万名婴儿中就有约34名婴儿对处方止痛药或其他阿片类药物上瘾,此症被称做新生儿戒断综合症(Neonatal Abstinence Syndrome,NAS)。依这个比例,美国每年约有一万名以上婴儿患有这个症状,数量在10年中增加近2倍。

专家表示,这些新生儿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暴露在滥用药物及成瘾的环境中,是社会上最脆弱与无辜的受害者,政府有责任协助他们。研究人员说,2009年治疗这些婴儿的医疗补助成本达7.2亿美元。

该研究的主持人斯蒂芬•帕特里克(Stephen Patrick)表示,在1980及1990年代造成新生儿出现毒瘾症状的原因多数与古柯碱有关,但现在则是与止痛药的滥用有关,如维可汀(Vicodin)及奥施康定(Oxycontin)。研究团队发现,2000年到2009年间滥用麻醉剂的孕妇人数增加5倍,这些孕妇每年在医院生产的婴儿数,每千名中有5.6名。

自2000年代迄今,美国孕妇滥用药物的情况均未见改善,大约有4.5%的孕妇使用非法药物,且药物类型多变。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指出,处方止痛药的滥用已构成主要的健康威胁,而且因此造成的用药过量死亡件数,更甚于海洛因及古柯碱二者相加的件数。问题越来越严重,根据CDC去年11月的报告显示,2007年每10万人中有12人因用药过量死亡,较1991年高出约3倍,很大比例来自处方药。

专家说,许多母亲不明白合法的处方止痛药何以会伤害婴儿,也有些母亲在怀孕时已有药瘾,没办法戒掉。患有新生儿撤药综合症的婴儿往往体型较小,而且有较高的死亡率。医生多半使用治疗海洛因成瘾者的美沙酮(methadone)治疗幸存的婴儿,而且要逐周减少剂量,以避免操之过急造成的戒毒症状。

这些婴儿有时在子宫内暴露在多种药物的环境中,包括烟草、酒精、抗抑郁药及其他精神科药物,因此研究人员需要找到更好的方法来治疗有药瘾的母亲,并且尽早找到治疗成瘾婴儿的方法。

处方药滥用、特别是止痛药滥用成瘾已经是美国的头号毒品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医疗机构发现越来越多的新生婴儿止痛药也上瘾,出现了和大人一样的毒品戒断综合症,这是因为妈妈在怀孕期间的嗜好而无辜受害。
  

过去只有极少数的婴儿患有戒断综合症,现在纽约和全国各地的上瘾的婴儿数量已经像火箭般的垂直上升,大约每隔一小时就有一名这样的婴儿出生。史坦顿岛大学医院出生的婴儿中,患有戒断综合症的新生儿数目自2010年以来已翻了五倍。其他地区也在过去的十年中翻了将近三倍。
  
舒默表示,50年前的毒品问题主要是海洛因,后来转成可卡因,现在则出现了大量的处方药,包括止痛片、镇静剂、抗忧郁剂和兴奋剂等的滥用问题。许多人以为处方药物是安全的,因为这些药是医生开的,或者药店里有售,但是把这些药拿来做医疗以外的用途,或者家里的青少年从父母的药柜里找到随便吃,就会像吸毒一样产生倚赖性。有很多成人为了获得大量的止痛药而不惜走上暴力犯罪的路。
  
史坦顿岛大学医院新生儿科主任、医学博士罗斯(Philip Roth)说,该医院每年大约有3,000名婴儿出生,而每1,000名新生儿中,患有戒断综合症的婴儿数量从2010年的1.3例飙升到现在的8例,主要是美沙酮(Methadone)维持治疗的母亲所生的婴儿,超过50%的情况为母亲使用类鸦片的止痛药处方。
  
患有戒断综合症的婴儿出生后,会像大人戒毒一样的痛苦表现,烦躁、抽搐、呕吐,呼吸和吃东西都有困难。罗斯说,为了减轻他们的疼痛,让婴儿能吃东西和睡觉,医生开始不得不给婴儿打麻醉剂和镇静剂,过一段时间再逐步撤药。
  
布碌崙路德医学中心的妇产科主任、医学博士霍斯金斯(Iffath Abbasi Hoskins)说,看到这些婴儿被毒品折磨的痛苦,真的很可怕,所有的人都感到心碎。从前是因为孕妇吸毒,现在是因为孕妇对药物上瘾,而大约一半的女性是在没有任何准备和计划的情况下怀孕的,因此她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吃的所有东西都会对婴儿产生影响,其实在药瓶上注明、警示是非常有必要的。
  
处方药滥用成瘾已成为一个全社会的问题,无论是城市郊区、穷人富人都有,现在还发展到无辜的新生婴儿,令人悲哀。2000年,全美公立医院用于新生儿戒断综合症相关的费用达1.9亿美元,而到了2009年,这笔费用已上升到7.2亿美元,约3/4的费用是通过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支出的。
  
为了遏制这一严重增长的危机,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应在相关药物的标签上清楚标注、警告孕妇止痛药的危险﹔敦促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服务管理教育医生如何确定成瘾症状、更好的治疗,也呼吁更多的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此症展开研究,以帮助未来的妈妈们免于处方药成瘾的危害。

中国的止痛药用药现状:

和美国滥用的现状不同,中国对于止痛药无论是医生还是大部分患者用药都比较保守:小痛靠忍,忍不了从非甾体类这类产生依赖性可能很小的药物开始;常见的偏头痛、痛经、痛风等,身边以忍为主不肯用镇痛药的大有人在;在欧美国家比例高达 80% 以上的无痛分娩在中国据估计只有不到 10%。当然,这里面有医院技术开展的原因,也反映了人们对止痛药有一些误解:如有人会认为它对智力有害或者认为止痛药都有依赖性,有人认为它只是麻痹神经治标不治本所以没必要用。除上述客观原因外,当面对用药和继续忍痛的选择的时候,即便在知道遵医嘱按病情合理使用止痛药对健康的威胁不大的情况下,很多人依然在“身体感官舒适度”和“可能存在副作用中”选择牺牲舒适度而避免副作用。尤其是身怀六甲的孕妇,情愿自己痛苦也不愿胎儿受到副作用危害。这是个人选择,并没有对错好坏之分,它体现了人们将感官体验摆放的位置高低,美国人群中注重“感官舒适度”的比例较中国高,他们希望能获得更舒适的治疗体验,出于这样的需求,对镇痛的治疗的需要就比较多,进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医生对镇痛药的应用也更为普遍和到位,甚至存在滥用的现象,这和他们日常生活中将生活舒适度放在重要位置的文化习惯有很大关系。

同样,我们注重“避免任何副作用”的价值取向和我们的文化也有一定关系,一方面,“是药三分毒”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对“副作用”谈之色变,另一方面,从关羽刮骨疗伤到刘伯承不打麻药进行眼部腐肉割除,这些忍耐疼痛的行为被称为具有超强的意志力,而能忍痛也仿佛成为了优秀品质之一,可现在医疗水平和当年麻沸散时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忍痛既不是唯一的选择也不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的收益,所以这样过度偏重避免副作用不惜牺牲生活品质的选择有缺陷。

美国人对舒适度的追求一方面促进了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给生活品质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提高,比如洗衣机洗碗机扫地机将人从家务中解放出来,人对止痛的需要也促进了疗效更好、副作用、成瘾性更低的药物的研发和应用,但另一方面,正如在学习方法没有得到最优改进的时候一味追求减负势必会影响学习成绩一样,在更好的满足人需要的药物出现之前,过度的对治疗过程舒适的要求势必会带来更容易滥用的结果。

疾病和治疗,本来也是一个较痛苦的过程,有方式能缓解痛苦是好事,但过度的避免痛苦也会给治疗带来麻烦,不过疼痛本来也是一个很主观的感受,在镇痛效力的选择上,既不能把全部选择权放在没有痛感的医生身上,也不能把全部选择权交给没有处方权不懂相关医疗知识的患者,所以这样滥用的局面一旦产生,估计很难短时间管控好吧,毕竟,对于不得志的、从社会生活中很难得到愉悦的人来说,上瘾药物带来的生理的欣快是很难凭意志戒除的,尤其对于处于孕期身体不适的孕妇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By 吴英、蔡溶

止痛片上瘾成为无情杀手

美国民众滥用药物由来已久,而近年来更为严重,止痛药滥用成瘾已迅速成为美国最严重的毒瘾之一。2011年长岛药房屠杀案,一名处方药物滥用上瘾者David Laffer走进纽约长岛一家药店,开枪打死了4人后,偷了大量的止痛药逃离。

除了抢劫,不少患者常用“逛医师”(Doctor shopping)的方式,不断找医师以重复取得药物;也有非法销售处方药的团伙,找一群隐形的偷运毒品者(drug runner)假装找医师看诊,再以医师开具的处方药物换钱的情况。2014年底,涉嫌滥开处方药致病患死亡的华裔医生李旭辉,被曼哈顿法官重判10至20年有期徒刑。值得一提的是,李旭辉曾为长岛药房屠杀案的行凶者David Laffer“看过病”。

近日,印地安那大学-普渡大学韦恩堡分校(Indiana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 Fort Wayne)的心理学副教授迪金文泰(Jeannie D. DiClementi),先后在新闻网站“对话”(TheConversation.com )上发表文章表明,在近五十年来,吸食海洛因的瘾君子群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变化和医疗政策有关。以下是迪金文泰的文章编译:

早年我作为心理学家,在治疗海洛因上瘾者的临床实践中,经常看到青少年使用海洛因作为药物。通常他们是一些十几岁的男孩,或离家出走或住在寄养家庭,或一直在少管所进进出出,或辍学,然后他们被法院下令接受治疗。很少看到年龄更大的上瘾者。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海洛因“毒潮”已经蔓延到新的区域

根据一项新的研究,因止痛药滥用成瘾入院治疗的年龄组最大是50-59岁,一项不算最新的数据还显示,因用药过量致命的白人的比例增加更快。

海洛因“毒潮”已经蔓延到新的区域。据美国医学协会杂志报导,如今的海洛因瘾君子大多是居住在郊区和农村地区的白人,平均年龄从原来的16岁上发展到现在的23岁,人种比例也从原来的白人/非白人比例持平,到接近90%的上瘾者是白人。

为什么使用海洛因的人口结构突然发生变化?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处方阿片类止痛药,如奥施康定(OxyContin)和麻醉药维柯丁(Vicodin)的数量急剧增加。这些药物可以治疗急性和慢性疼痛,但很容易上瘾。这些人都是处方止痛药上瘾后才开始接触海洛因的。
  

用药过量致命案上升

近几年来,因药物滥用致死人数在快速上升,死亡人数是35年前的5倍之多。2009年,处方止痛药使用过量造成的死亡率首次超过机动车事故死亡率。从1999年到2010年,阿片类镇痛药的销售量增加了4倍,而用药过量致死人数也从约30%提高到60%以上。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现象和医生如何处理疼痛的做法有关。60年代以前,大家没有把疼痛当作很重要的事情。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所工作的一个大中城市的医院系统,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都提倡积极治疗疼痛,为免除疼痛,使用镇痛药就成了人们的首选,限制相应减少,医生被鼓励“更充分地免除病人的痛苦”。

阿片类镇痛药的销售量自然水涨船高。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报告说,2012年美国一年的处方止痛药销售超过2.5亿美元,比13年前增加了300%。

不幸的是,处方阿片药使用量增加,随即出现了过量服用的问题。

为什么慢性疼痛患者最容易上瘾?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报告说,慢性疼痛的患者往往是老年人,他们疼痛的持续时间较长,常有多种疾病并存,较其他年龄段的人群更易诱发疼痛。在患者剧烈疼痛时,阿片类药物往往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

阿片类药物主要有三种作用:镇痛(止痛),镇静和快感。患者的感受不同,取决于他们用药的原由。有些人可能会变得药物依赖,有的会上瘾——他们是不一样的东西。

药物依赖被定义为:当停止使用药物后,会产生戒断症状。而上瘾则以每天必须强迫性服用毒品为特征,服用后会兴奋,而不是止痛。成瘾者很难放弃使用药物,往往在戒断一段时间之后又恢复使用。毒品药物成瘾者会失去处理他们日常生活的能力,对药物的强烈渴求会导致其四处寻找。

虽然阿片类药物有上瘾的风险,但不是所有的病人都会上瘾。例如,患者在接受治疗手术后,服用阿片药物是不太可能会上瘾的,不管剂量如何。这是因为对术后患者,服药的镇静和止痛效果超过了欣快的感觉。

另一方面,患者如果侧重于兴奋的状态,追求服药后的兴奋感,则容易上瘾。

印地安那大学-普渡大学韦恩堡分校的心理学副教授迪金文泰(Jeannie D. DiClementi),先后在新闻网站“对话”(TheConversation.com )上发表文章表明,在近五十年来,吸食海洛因的瘾君子群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变化和医疗政策有关。以下是迪金文泰的文章编译:

药物滥用从何时开始?

作为临床心理学家,与疼痛患者接触多年,我能够观察到止痛药的不同的使用模式。有些人恢复后,比较容易停用止痛药,有些人则会开始找借口服用阿片类药物。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个病患做了背部手术后,医生给他开了一些麻醉药维可汀(Vicodin),以应不时之需。等背部康复,病人回家的时候,还有一些维可汀药物剩余。一天下班后,患者因工作太繁忙紧张,感到头疼。就从药柜里拿出剩下的维可汀,服用后,感到一天的不适全都烟消云散。下一次头痛时,他又想起维可汀了,就这样慢慢上瘾。这名患者,像许多人一样,一开始并没打算滥用药物。

处方止痛药上瘾后,患者要么不断找医师以重复取得药物,要么就到街头,非法购买海洛因毒品。

海洛因的价格相对比较便宜。处方止痛药如80毫克的奥施康定,从街头购买,要价60~100美元,而瘾君子们只需要45~60美元就能得到多剂量的海洛因,而且海洛因的效果也更强,这取决于摄入的纯度和方法,还没有处方药的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又称高限效应。

根据滥用药物和精神健康服务管理局(SAMHSA)的数据,近80%的海洛因使用者,都是处方止痛药上瘾后才开始接触海洛因的,只有3.6%的人是一开始就使用海洛因。海洛因正迅速取代维可丁,羟考酮和其它处方阿片类止痛药,成为瘾君子们的首选。有报导称,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对阿片类药物上瘾,很多人可能会转向海洛因。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华盛顿大学进行了一项海洛因使用者的研究,研究人员发现,典型的海洛因使用者很多是中年白人,男女比例持平。而且很多海洛因上瘾者是从处方止痛药上瘾转变而来的。

止痛药新秀芬太尼与“毒王”卡芬太尼

仅 2016 年一年,美国就有 6.4 万人因药物/毒品过量死亡, 而这6.4万人里,有2万人是因为滥用卡芬太尼致死的, 超越了致死1.5万人的海洛因或其他处方鸦片类药物, 让卡芬太尼成为美国致死率第一的毒品, 让特朗普因此宣布,美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芬太尼是什么?传统毒品是以鸦片为代表的阿片类药物家族。 新型毒品是主要是以冰毒为代表的苯胺类药物家族。 一开始,人们从罂粟里制取出鸦片作为最初的毒品。 后来,又从鸦片中提取了鸦片碱以及一系列衍生物。 先是吗啡、海洛因、可待因、氧可酮等半合成衍生物, 后是左吗南、丙氧吩、美沙酮、哌替啶、芬太尼、卡芬太尼等合成衍生物。


卡芬太尼外观与食盐相似,是阿片类药物家族里最强大的一种, 也就是新闻报道里所说的“类鸦片止痛药”的代表。 芬太尼是常用的止痛药,比如芬太尼透皮贴剂, 而作为毒品的卡芬太尼,药效比芬太尼强100倍。 芬太尼本身比海洛因药效强50倍, 而卡芬太尼的药效比海洛因强5000倍! 可想而知,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毒品。

美国老百姓消费能力强大,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毒品市场。 以前可卡因是美国市场上的主流毒品。因为可卡因需要从古柯叶中提取, 古柯这种植物主要在中美洲种植,毒贩可以通过美墨边界把可卡因送进美国。 但是才几年时间,卡芬太尼就迅速超过了可卡因。 卡芬太尼药效极其强大,最开始时不是给人用的, 而是是给动物园里的大型动物,比如大象做麻醉剂的。 如果给人用的话,20毫克就足以致命, 1公斤的剂量,就可以杀死一个国家的人口。

卡芬太尼药效极其强大,直接使用很可能致死, 因此毒品贩子会把卡芬太尼稀释后重新包装再出售。 比如著名的“中国白(Chinese White)”配方, 是把100毫克卡芬太尼和100克切削剂混合得成的。 虽然同样重量的卡芬太尼比海洛因贵了十倍, 但如果按照“中国白”的配方, 1克卡芬太尼等效于1000克海洛因, 因此卡芬太尼的实际价格只有海洛因的百分之一。

很多贫困的吸毒者,买不起昂贵的海洛因, 但买得起卡芬太尼,卡芬太尼的客户群体越来越大, 很多毒品贩子因此改卖卡芬太尼。 于是,卡芬太尼作为穷人的毒品,在美国迅速流行起来。 像其他商品一样,市场占有率提高,需要供需两方面都跟得上。 卡芬太尼不仅在需求端火爆,还在供给端有了创新。 警方打击毒品交易,可以从很多方面下手。 比如毒品的运输和贩毒的资金。 相对于可卡因和海洛因,卡芬太尼的重量和体积小了很多很多, 可以混在很多货物里,甚至直接走快递运输, 还能使用极小的包装,让“骡子”用身体藏毒。 传统毒品交易,需要大量美元现金,之后毒贩还得绞尽脑汁去洗钱。 而卡芬太尼赶上了网络时代,根本用不着现金, 很多交易环节都是在网络上、甚至是暗网上完成的, 很多时候也不需要银行账户,而是使用虚拟货币, 警方很难发现,毒贩在暗网上使用虚拟货币,做毒品交易。

如果毒品是在美国本土制造的,那很容易被发现。 美国市场上的卡芬太尼,基本上都来源于国外。有的是直接从国外运来甚至寄来, 有的是从墨西哥和美国边界走私来。 美国人认为卡芬太尼的主要源头在中国。卡芬太尼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 中国化工行业不算强,但足够大, 有无数工厂和作坊可以生产卡芬太尼。 美国人认为卡芬太尼之前没有在中国本土流行起来, 所以以前中国政府没有把卡芬太尼作为毒品来管制, 那时候在中国生产卡芬太尼不算严重违法犯罪。 以至于很多毒贩利用中美之间的监管时间差来赚钱。 美国毒贩在网络上下订单,中国的工厂接单生产, 然后用中美之间极其发达的物流体系, 甚至用邮政包裹,把卡芬太尼运输到美国。 或者是中国方面的工厂,不直接生产卡芬太尼成品, 而是生产卡芬太尼的前体,运到墨西哥后再做深加工, 然后运往美国,这种做法更为隐蔽,难以发现。

2016年5月,宾夕法尼亚州国会参议员帕特·图米致函美国国务院, 敦促国务卿克里,就芬太尼类药物问题,向中国“施加更多压力”。 2016年6月24日,美国之音电台网站,刊登了题为 《致命芬太尼困扰美国缉毒局 中国是主要源头》的报道称, 帕特·图米说:“这些药物是非常致命的,我们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 我认为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压力,中国要有所作为。”

2017年2月16日,中国公安部发布公告,将23种“芬太尼”类物质列入严管对象,超过了联合国公约所列管的15种,也超过了美国所列管的20种芬太尼。美国禁毒署表示,中国这一轮严管的“芬太尼”类物质,将很可能给美国国内的毒品打击行动带来巨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积极影响。

2017年10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国家禁毒办召开中美缉毒执法合作案件新闻发布会,媒体是这样报道的:魏晓军表示“中方不排斥也不否认,美国国内的出现滥用的部分新活性精神 物质(主要是芬太尼)有来自中国的事实“

尽管芬太尼类毒品在中国还没有流行起来,但也开始快速增长。2016年我国发现的新精神活性物质仍以卡西酮类和合成大麻类物质为主, 二者分别达890份和503份,占全部样品比例为58.2%和32.9%。 其余样品中,芬太尼类物质有66份。 而2012至2015年间总计仅发现芬太尼类物质6份, 说明芬太尼类物质的生产和走私呈上升趋势。 最后再重申一下,芬太尼类毒品极其危险, 检疫人员需要穿戴防化服后才能处理这些烈性药物。 就连毒贩都一直在警告吸毒者们: “我们再一次强调只有曾经使用过芬太尼的用户才适合购买卡芬太尼。这东西不 是开玩笑的!” 你需要戴上面具和手套来操作这些药物。不小心直接接触到药物可能会导致摄入过量。”

最可怕的问题是,卡芬太尼到达瘾君子手里之前, 经过了很多环节,可能被稀释过很多次, 吸毒者无法知道自己手中的卡芬太尼纯度如何。 卡芬太尼的药效极其强大,20毫克就能致死, 因此只要纯度稍微高一点,就能马上致死。不同毒贩,甚至同一毒贩不同批次的卡芬太尼纯度都不一样,极易过量使用, 因此,卡芬太尼是目前致死率最高的毒品。

By 蔡溶,万金

名校生都在吃的”聪明药“究竟是什么?

“你有dealer(供货商)么?”

“你是说卖车的,还是卖药的?”

“当然是后者!”

每年期末季来临,以上的对话会频频出现在美国高校中。

进入12月,各高校陆续迎来期末季,你能闻到空气里充斥着咖啡的味道;你能看到图书馆、教室等地但凡有桌子和椅子的地方全部人满为患;当然,最明显的还是布满在每个学生脸上的“放飞自我”——描眉、剃须再也顾不上了,满脸写着的只有熬夜后的“疲惫”二字。

与国内高校期末季不同的是,我们通宵开夜车备考复习,靠的是大量的咖啡和红牛;而美国学生还靠嗑药。

曾经以为嗑药这件事只会发生在小混混、玩咖这类人身上,迷幻剂、摇头丸,还有party上的大麻和笑气,这些东西是与学霸无缘的。但为了考试成绩,好学生也会嗑药。从申请大学的SAT考试、到常春藤学霸们为了维持GPA4.0的期末考,一种被称为study drugs/smart drugs(聪明药)的药物在学生中广为使用。

“聪明药”真的有那么神?

Yaming高中就来到美国读书,一直读到硕士毕业。他说,当年自己半路来到美国,语言是最大的障碍,课业成绩因为语言受了不少影响。备战SAT时,压力太大一度得了失语症。

有一次,他和几位同学一起完成小组项目,作为期末考试的一部分内容。大家忙了一整天,沟通、争吵、妥协,每个人都精疲力尽。突然,有位美国同学大吼一声“受不了了!”然后拿出一粒药吞了下去。

Yaming说,那时他才知道原来班上“本土”的学霸们服用这种“聪明药”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聪明药”其实不是某一种药,而是有Adderall(安非他明)、Ritalin(利他明)这类神经兴奋剂。这类药物主要是用来治疗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处方药,也就是说必须有医嘱才能获得。

“聪明药”在学生们中成为抢手货,主要是因为它能在短期内让人提高注意力、头脑飞快运转,并且不觉得疲惫。对大考当前的学生和为GPA拼命的学霸们来说,吃了它简直是有如神助!

而且,虽然是处方药,想弄到手也并非难事。他们要么从朋友那里获得药物,要么从学生药贩子(drug dealer)那里花钱购买(一片6-10美金),再不然就在家长和医生面前伪装症状(表现出注意力不集中、多动等症状),骗取处方。

Yaming说,自从知道了“聪明药”的存在,从SAT备考到大学、研究生每次期末季,它早成了自己不可或缺的物品。

其实,无论在是高中还是大学、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聪明药”早已成为一部分欧美学生的“考试神器”。

在一些高校,甚至三分之一的学生曾使用过、15%的学生有成瘾现象,

在美国的常春藤高校里,聪明药的使用更是高达20%。

英国《每日电讯报》曾在2013年的一篇报道到里提到,剑桥大学有十分之一的学生曾经使用过利他林这类药品;

巴黎、伦敦……精英学校、好学生们为了成绩、升学“心甘情愿”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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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高校中药物泛滥的情况,甚至有牛津大学的教授提议,像运动员做尿检一样,应该在考前对学生也进行药物抽检。

《纽约时报》曾花了很大篇幅去报道到学生中使用聪明药的现象,他们采访了16岁到26岁的40多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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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访谈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

1、当学生在备考需要“开夜车”用功,或是考试时为了提高注意力,大家会定期用药。而且越是学霸、越是富人区名校的学生为了扛得过压力、配得上名气,越会依赖这类药物。

2、每个人都知道这种药的副作用,但为了成绩大家都觉得值得一试。

Adderall、Ritalin这类药物的确对提高注意力方面的确有所帮助。据服用者说,吃了药以后不饿不困,考试熬夜复习就只眯了两个小时还是特别精神;而且注意力高度集中、大脑运转飞速,学习效率猛增。

可吃药的副作用学生们当真承受得起么?

从戒毒到猝死,“聪明药”的副作用你真的承受不起

“聪明药”也被学生们戏称为“大脑伟哥”,看上去所向披靡,救万千学子于考场苦海中,可药效之后呢?

荣誉学院的那位学霸告诉我,服药后他的确会出现口舌干燥、手指颤抖、抖腿等现象,有时还会头晕;而且大脑高强度集中后,一旦药效过去,带来的是成倍的疲倦与虚脱。

最严重的一次,他曾在48小时内只睡了4小时,凭着药物撑过考试,本想大睡补觉,可挺了一天药效过后还是无法入眠,就是那种“身体很疲倦、大脑跑火车”的感觉。最后只能去校医院让医生开安眠药。

“聪明药”的副作用远非学霸口中说的那么轻松!

美国禁毒署将Adderall、Ritalin这类处方兴奋剂列为二类受管制物质,它们均属于成瘾性最强的药用物质,在依赖性和生理伤害方面都要高于摇头丸,级别接近可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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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脑扫描图中可以看出,红色部分是服用安他非明后大脑的活跃区域,几乎是“全面红”。

这相当于一根弦儿蹦紧到极致,其实非常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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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恐怖的是,如果长期服用这类药品,不仅会成瘾。这是真正的毒瘾,无药可医,只能强制戒毒才能康复。

听朋友讲过她越南室友的故事,曾经也是学霸一枚,考到更好的研究生院学霸遍布,心力不济开始服药。某次服用后室友心脏开始疯狂跳动,眼前出现幻觉,身体也跟着抽搐,后来被送往急诊室抢救,最终在戒毒康复中心住了半年。

虽然目前医学界对安他非明这类成瘾药品的副作用还在研究当中,但有一些共识已经达成。

滥用安他非明这类药物,轻则呕吐、眩晕,长期服用会造成成瘾、情绪波动、抑郁,甚至让大脑认知和记忆受阻、引发心脏骤停。

简单概括就是,这种“聪明药”服用不当是会出人命的。ADHD患者服用这类药品都是在医生监督下使用,从周期到剂量都是严格控制的。而为了拿它搏成绩的学生们显然不会如此谨慎。

那些嗑药的孩子都说“我们别无选择”

据统计,在美国使用“聪明药”的群体中,将近70%的人有高中学历,男性使用者略高于女性,在18-25岁这个年龄段的人使用最多,学生是“聪明药”的第一大客户群。

为什么是他们?从统计的数据来看,大部分学生是出于对考试、作业的需要,也有部分学生出于好奇、“有趣”而尝试。

Kris是西班牙裔美国人,前不久刚以全额奖学金成绩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项目提前录取。“聪明药”是他的老朋友了。Kris有一个和他年龄相差一岁的妹妹,从谁吃最后一块蛋糕到入学考试,俩小从小至今的竞争就未停止过。

当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地私立中学,获得全额奖学金。一年后妹妹也考入他那所学校,但只拿了半奖。这成为妹妹的“耻辱”。Kris就是从那时开始定期服用“聪明药”的,被同学追在身后也就算了,就连亲生妹妹也对他“紧咬不放”。而Kris的父母,一个是广告公司的副总,一个是医生,典型的美国中产家庭,对孩子之间的竞争他们视为“良性”、“有益”。

初中加高中几年他们兄妹关系一直很紧张,直到妹妹作为学校优秀毕业生代表致辞(Kris没有)才算“雪耻”,俩人的关系渐渐缓和。可即便关系修复了,也无法让兄妹俩停止考试前必服“聪明药”的习惯了。

美国中产家长鼓励竞争(有时甚至是超出孩子承受范围内的竞争)、Peer pressure(同辈压力)——无论是同学之间还是年龄相近的兄弟姐妹之间——是促使美国学生服药的原因。

除此之外,美国的学霸真的很有野心,他们想赢,而且对赢的定义是“全面开花”。

我认识的另一位加拿大学霸Beth,和她相识两年多,几乎没见过她吃午饭。当我们一伙儿中国人正儿八经坐下来吃午饭时,她一手拿着土司、一手在纸上演算题目。

大学三年她同时修了3个学位、春假会去乌干达做志愿者、每周有4小时跟着博导泡在实验室;同时Beth还是一个乐队的爵士鼓手,顶着一头绿色的半寸吐着深红色的唇膏定期演出。

她3个学位的成绩都是全A,本校的博导想在她毕业后直接招她进组做博士。她说,对不起,我的dream school是耶鲁的MD(Medical Doctor)+PhD(Doctor of Philosophy)双博(八年完成两个博士学位)。

Beth完全不介意别人知道她定期服用“聪明药”,对周围那群有头脑的小伙伴来说这属于“常规操作”。Beth说,想要取得我现在的成绩,即使这三年每天我只睡5个小时,也完全不够。说我不用药别人也不会相信。

对于Kris和Beth这样的学生来说,为了保持成绩、升入名校,服药别无选择。

校园药物泛滥,家长可以做什么?

滥用药物是美国学校和家庭教育的一大难题,每年政府、教育机构、医疗机构都会投入很大精力对家长、孩子进行成瘾教育。

药物滥用在我们国家青少年中不是普遍现象,所以家长向来缺乏这方面的重视和知识。但把孩子送出国门的家长(包括陪读家长),面对嗑药“成风”、“毒品”泛滥这样的大环境可以做些什么?

美国专攻青少年成瘾课题的专家Drs. Ron and Cherie Santasiero给家长们提供了一些建议:

首先,身为家长自己要警醒,药物成瘾这件事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成瘾不“歧视”,它跨越社会阶层、经济实力等,即便你的孩子在私立学校、很好的公立学校也可能发生滥用药物情况,所以要对环境保持警惕。

其次,积极参与孩子的生活。

除了“紧抓”课业成绩外,孩子结交的朋友、参加的俱乐部、体育队队友……你都应该心中有数。滥用药物往往从熟人开始,第一根烟、喝的“咳嗽糖浆”、那些同龄人口中的Brain food离你的孩子尽在咫尺。

第三,抽出更多精力去关注孩子的精神健康。

对孩子的精神变化更敏感一些,比如,当他突然很沮丧、或者对一直热爱的事情突然没了兴趣时,我们要耐心了解情况、鼓励孩子向自己倾诉各方面的压力。

当寻求的帮助需要专业人士时,我们要鼓励孩子主动就医,不要让他们把看心理医生不当一回事而误入歧途。

第四,身为家长自己要了解成瘾的迹象。

如果你辨别成瘾时会出现的状况,也就能更好识别孩子是否有药物上瘾的可能。

最后,当你怀疑时,请坚持给孩子进行药检。

在美国的CVS或沃尔玛药店都能买到药检用品(Drug test kits),如果你已经有所怀疑,可以对孩子“采取行动了”。

此举肯定会遭到孩子的反对和抗议,让他们对你产生负面情绪,但如果孩子真的非常异常,为了他们一生的幸福,这种负面情绪家长应该承担。

希望你和孩子都能安全、顺利地度过每一个期末季!

By 金婉霞,唐闻佳

中国房地产税时代即将到来

10月2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公布了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试点实施启动时间由国务院确定,试点期限为五年,目前尚未公布哪些城市成为试点地区或详细的税率。 试点地区的房地产税征税对象为居住用和非居住用等各类房地产,不包括依法拥有的农村宅基地及其上住宅。土地使用权人、房屋所有权人为房地产税的纳税人。 

10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想推进实施房地产税,但遭遇到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阻力,人们担心该税导致房产价格下滑,或市场出现恐慌性急售。

上海房产税正在进行

个人住房房产税认定通知书曝出

近日,微博上有律师大V爆料,上海房产税正在进行,并贴出了一张带有税务局公章的上海市个人住房房产税认定通知书。

通知书显示,新购住房应征税的面积(建筑面积)83.7平方米,新购住房单价为32670.48元/㎡,税率0.4%,房产税按7折税率征收。按照给出的公式计算如下:

32670.48 X 83.7 X 0.004 X 0.7 =7656.65

其实,上海试点房产税至今已有10年。2021年最新的房产税通知,与此前通知内容并无区别。

不过,本次上海房产税全面开征,也预示着距离全国统一征收房产税的日子不远了。届时,随着房产税的全面开征,拥有多套房源的炒房客要哭了!

2

上海VS重庆

房产税可以降房价吗?

对于很多买房人而言,最关心的莫过于,房产税可以降房价吗?

2011年,把上海和重庆作为房产税试点。

但是,10年过去了,上海房价均价从2万涨到了8万,重庆房价从6千涨到了1.8万。

所以,别做梦了!房产税,肯定降不了房价!

总体上来说,上海模式以多套房为主要征收对象,对炒房行为起到了一定抑制的作用。重庆模式以高端豪宅为重点征收对象,较为符合重庆市“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房地产调控理念,对高档住宅豪宅成交形成有效制约。

但无论是上海版的房产税,还是重庆版的房产税,都对当地房价没有起到任何遏制作用。

上海房产税征税细则

重庆房产税征收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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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的终极疑问

说到房地产税,很多人可能还是一头雾水,完全懵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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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房地产税?

房地产税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指一切与房地产经济运动过程有直接关系的税。在中国包括房地产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投资方向调节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

房地产税不是房产税,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房产税它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一般会按房屋的计算税收余值或者是租金收入为计税的依据进行收税,是向产权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只是房地产税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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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出台“房产税”?

那么,为什么要出台房产税呢?主要有4大原因:

一、房价过高

现在很多地区的房价和之前相比,可以说是非常之高了。以五线县城为例,15年之前,房价平均价格只有2000-3000元/平之间,但是从16年开始,房价就上涨,到2020年,均价已经达到了8000元,好的小区甚至过万都是难事。房产税的出台,对于控制房价,是一种有效的措施。

二、打击炒房客

房产税的出台并不是以征税为目的。一些炒房客合伙来到一个地方炒房,整栋整栋的买,抬高当地房价,一旦房产税出台,就会迫使他们卖出手里多余的房源,价格也不会太高,让那些想买房却因为价格的刚需用户,可以买到房子。

三、一定的财政收入

如今大城市的土地资源是越来越稀缺,可以用来开发的土地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房产税和空置税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要知道,土地拍卖是很多政府财政收入的大项,一旦土地拍卖少了,收入少了,需要有其他的来补充。

四、释放更多房源

目前我国的很多城市空置率过高,一些大城市甚至达到了20%以上,意味着一个小区里面,一个单元10户有两户是空的,剩余的8户里面可能4户都是租房的。这就体现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房子分布不均。因此,房产税的出台,可以释放出大量的闲置房源。

以上四点可以说是出台房产税的很重要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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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税对购房人有何影响?

对于房地产税,老百姓会问两个问题,即还要不要买房?

房产税主要还是解决国家、地方的财税关系,也不是为了打压房价,即使客观上可能有这个作用。

房产税对于刚需来说,几乎没有影响。

但对于多套房的人来说,住房持有成本增加,多套房的房东也会因为潜在收益减少而抛售房产,促使市场上流通的二手房增多,压低房价。

但也只是有一定作用,上海和重庆的房价也并没有因房产税而大幅下跌。

虽然对刚需影响不大,但是对炒房客还是有一定杀伤力的。

随着市场上购房市场热度减少和存量房源的增加,客观上也会使得租赁市场的压力减少,进而促使租金下降。

未来,不管征收不征收房产税,依旧是稳字当头,房价既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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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何时会全面征收呢?

在2020年初,央行发布了城镇家庭负债统计报告,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们国家96%的城镇家庭都已经有了房子,其中拥有一套房子的城镇家庭占比为58.4%,拥有两套房子的城镇家庭占比为31%,拥有三套及以上房子的城镇家庭占比为10.5%,户均超过1.5套。

根据“七普”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我们国家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4%,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因此可以计算得出,目前仅城镇家庭拥有的房子就已经足够城市中所有的人居住,并且还会有一些剩余。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整体住房并不短缺,存在的是结构性失衡:个别大城市商品住房供应严重不足,而部分家庭则又占据了过多房子。

房产税征收,不动产登记先行。不动产登记体系全面运行后,谁有多少套房子一清二楚,这为房产税的出台提供了基础。

今年4月份,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表示,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但无疑这是个巨大的工程,立法难度很大。距离全国推行房产税,还是很长一段时间。

以下是网友热议的核心问题:

1、房产税和土地税的区别。由于购买房产时的价格里有相当比例属于土地出让范畴,实际也是摊到个人头上类似税费的部分,那么“根据用户交某项税的金额再交一次比例税”这种做法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2、房产税和财产税的区别。房产归属于固定资产,属于个人物产的一部分。那么,对房产征税相当于对个人名下的某部分资产按比例每年征税。这种做法在法理上是否合适,未来会不会继续进化,演变出“存款税”,“证券持有税”,“贵金属及文玩持有税”,“知识产权红利税”等等。

3、房产税和集体土地自建(统建)房屋之间的关系。确定商品房属于征税范围,那么以企业为主体的宿舍、公寓,农村集体用地自建房,以及其他构建物是否会同步纳入征税范畴,如何核定其边界。

4、对于有房产但没有现金支付的失业、离退休人群,移居海外但依然持有房产的人群如何实现征税,如果不征税的话如何处置,公摊面积如何界定。如果以抵押、征收的形式,如何确保普通人的生存居住权。对于按时缴纳房产税的用户,如何确保他的合法权益。

5、房产税的基数(即房产价值)如何界定。同小区内二手房交易价格差距较大,价格变化频繁,应当以什么为标准进行衡量。

6、如何保障在房产税推出后维持租房市场价格持续稳定,使这部分税费不被转嫁到租房者头上。

房产税为什么降不了房价:

关于房产税,关于两个方面基本已经达成了一致的认识:

1、土地为国家所有,房价包含了土地款,但土地是租的,不是业主的财产,租的东西收财产税,于理不合。

2、房产税是为了弥补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时的亏空,也就是补充地方财政,和抑制房价关系不大。

现在没买房的年轻朋友们抱有着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房产税会导致房价大幅下跌。其实房产税对房价毫无意义,不可能真的降房价,甚至会推高房价,导致严重的两级分化。

首先,我们先回忆一下土地财政怎么来的。现在叫土地出让金,这个说法不太准确,本质上就是以前的土地批租,在我们国家,城市土地是全民所有制,归全民所有,但全民所有需要一个管理者,就是政府。政府具备管理权,全民拥有所有权,土地是没有卖这么一说的。中国房产改革源自上海,当年是朱前首辅在上海主政的时候搞的房产改革,基本点有这么几条:(1)土地无偿划拨;(2)全民交公积金,不管要不要买房,只要在企事业单位工作,都要交公积金;(3)购房者在购房时交纳一定的费用,最早的时候还可以买债券,几万块钱先给政府,政府用几年再还给你;(4)搞一部分土地进行批租,盖高档商品房卖给境外商人和部分已经富裕起来的人。

所谓土地批租出来的商品房,一开始面向的就是富人,而不是普通人。普通人的住房依然是政府解决,只不过从原来的无偿分配,变成了全民交公积金+购房者一次性付费,这个模式下,是政府拿着交上来的公积金去盖房子,盖好之后需要买房的人在买房时再多掏一次钱。应该来说是很合理的,因为已经有房的人也应该交公积金,毕竟当年的房子是基本无偿给他们的,从公平的角度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政策应该来讲是执行的不错,但后来跑偏了。

为什么跑偏了呢?因为国营企业没有了,只是整个经济体制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的必然转向。

本来应该是补充的面向富人的商品房,从边缘位置走到了舞台中心,成为了房地产市场的主力;本来应该是面向广大普通人的经济适用房直接消失了。

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因为在国营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国企的社会职能被一步步剥离,简单讲就是教育、医疗和住房,这所谓的新的三座大山从国企身上搬走了,但我们作为一个现代社会,不可能向几百年前一样不搞教育医疗住房,这些功能被剥离以后,肯定要有人负责的,那便是地方政府。

80年代末搞住房改革,当时的政府只需要考虑住房问题,政府需要做的是找一块地,把房子盖起来,然后公平分配给需要的人。盖房子是一个生产行为。因为要购买建筑材料和支付工人工资,所有收取公积金用以支付购房的支出。

21世纪后的住房市场,不是难在盖房子这么一个生产行为。而是作为地方政府,它要负担起居住者的教育和部分医疗。

说的更直白点,需要给中小学老师发工资,仅这一项,很多地方政府就办不到(贪污有钱干正经事没钱)。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需要钱支付公务服务,而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能拿到的税很少,地方政府需要去搞钱维持日常运转。

第二,我们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房产税会导致两级分化。

我们已经了解到地方政府需要搞到钱去支付公共服务的成本,因此,地方政府要开源,要收钱。这是个客观规律,无法改变。

土地成本难以为继,地方政府比我们清楚,长效机制必须设立。

但如果我们收的房产税是真的房产税,不是上海重庆现在这种挠痒痒的试点,那么必然会出现严重的两级分化。

因为政府收的钱,大部分是用来支付公共成本的。但公共成本是有质量的区别的,100亿购买的公共服务和100万购买的公共服务是完全不同的。

房价越高的地方,房产税就越高,地方政府能够支付的公共成本质量就越高,你的中学老师可能是北大清华毕业的,警察可能一天N巡逻,三甲医院可以建几所。

房价越低的地方,房产税就越低,地方政府能够支付的公共成本质量就越低,你的中学老师可能是专科师范毕业的,警察一年见不到几次,还都是老大叔。

那么,你作为一个购房者,在你能力允许的情况下,你会去哪买房呢?

也就是有钱人聚集在一起,挤不进去的,就在“贫民区”待着。

确实有可能一部分房子价格会下降,不过你但凡是有一点能力,你都不会去买,你就是买了便宜的房子,你也会天天想着换到“富人区”。

这是在市场经济下的客观规律。

我们现在基本是三级财政:县、县级市、地级市、省、中央。

中央是不负责基础教育成本的,省也不负责。

县市负责中小学教育成本

省负责高等教育成本(普通本专科)

中央负责顶级教育成本(985)

房产税肯定是县市负责征收,中西部绝大部分县,根本收不上来几个钱,结果就是越来越穷,人往外跑的越来越多,最后变成小号底特律。

而像大城市的市区,长三角珠三角的县市,就会成为大多数人挤破头要进去的地方。

这种情况下,你觉得房价会降吗?降了的房子有意义吗?现在鹤岗就有几万块的房子,你会去买吗?

By 网易房产

社交媒体的加密梦究竟能否实现

长久以来,海外社交巨头们对于加密领域惊人的执着。

海外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 最新动向显示,其已在部分地区推出其 Novi 数字钱包的小型试点,旨在推出其规划已久的、一种以稳定币作为支付工具的新用例。

Facebook 对此尝试已久,去年 6 月,Facebook 发布了名为「Libra」的数字通证,计划向数十亿的潜在用户提供数字交易和支付服务,并推出为此推出名为 Calibra 的数字钱包。但囿于监管压力,2019 年一系列场面激烈的国会听证会之后,该项目几乎停滞。

今年 5 月,Facebook 将数字钱包「Calibra」更名为「Novi」,以进行品牌重塑和平台隔离,通过强调项目的独立性,来适应当地的合规需求,让该项目继续发展下去。

本月,Facebook 宣布 「all in」元宇宙后,Novi 的发展再次受到关注,数字钱包或将成为元宇宙的入口。Facebook 称:「通过 Novi 数字钱包,用户可以即时、安全且免费地发送和接收资金」。

比较客观的分析认为,通过在大型社交平台的网络系统置入数字钱包,或将能够带来关联于社交平台的稳定币产品的大规模采用,这可能会为市场带来新的用户需求、商业模式乃至金融现象。

海外社交巨头们区块链之路,向来备受关注。

海外社交巨头们的加密梦

在数字通证方向,Facebook、Twitter 等海外社交巨头动作频频。

7 月份,扎克伯格表示「我预计人们将从主要把我们视为一家社交媒体公司,转变为视我们为元宇宙公司」,他还称「在很多方面,元宇宙是社交艺术的终极表达」。10 月,Facebook 宣布将在未来五年内于欧盟内创造 1 万余就业岗位,并计划改名,彰显出转向「元宇宙」的坚定信心。

Facebook 的元宇宙构想中,该宇宙的关键特征在于开放性与互操作性,并让公司平台、开发者、创造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和谐合作,推动业务进一步增长。

这种规划并不意外,实际上,Facebook 在这一赛道动作频频。9 月份,Facebook 推出了 5000 万美元基金用于帮助构建元宇宙;10 月份,Facebook 又推出新的 1000 万美元创作者基金,激励人们在其 VR 平台 Horizon Worlds 上进行体验,并让更多人参与到内容创作与贡献中。

该项基金的使用规划能够展示出 Facebook 的元宇宙框架的一部分:基金将在未来一年内被用于社区竞赛、支持创作者、为开发人员提供资金三个方向,来协助其与 Epic Games 及 Roblox 等游戏巨头展开竞争。

在被普遍认可的元宇宙基本要素定义中,一个完备的元宇宙包括去中心化、体验层、发现层、空间计算、分布式、创作者经济、人机互动、基础设施等部分。Facebook 作为传统互联网社交巨头,本身已经拥有了元宇宙的优良基因。此外,在 VR(虚拟现实)与 AR (增强现实)早有投资布局,已经满足了体验、互动、设施等多个部分。

而在主流的元宇宙平台构建体系中,要让以上几部分统一成为生态体系,区块链技术是不可缺少的。具有强金融属性的区块链技术几乎能够覆盖以上所有要素,在构建经济系统上不可或缺。因此,Novi 的数字钱包,或许就是 Facebook 元宇宙中最为重要的拼图之一。

在官方介绍中,Novi 的主要作用是为用户提供普惠式金融服务,能够便捷地添加、发送、接收或提取资金方面,且没有隐藏收费。在 Novi 钱包内,Facebook 同样设计了类似稳定币机制,不过,由于其推出的 Diem 暂未获得监管机构支持,在测试中,使用了稳定币 Paxos Dollar 来使用,这与加密钱包的设置类似。

Facebook 拥有超过 30 亿的用户,其元宇宙的构想足以让整个市场密切关注。

此外,社交巨头同样注意到了 NFT 对于社交领域可能带来的机会。8 月份,Facebook 曾表示,正在考虑构建与 NFT 相关的产品和功能,Novi 钱包可以用于存放 NFT ,让元宇宙的基础设施有所完善。

当然,同一时期,其他海外社交巨头也在跟进。Twitter 可以说是进展速度最快的巨头之一。

前段时间,另一个海外社交巨头 Twitter 刚刚更新了「小费」的进化史。

9 月份,Twitter 推出了基于闪电网络的比特币小费支付功能,该功能目前已对 IOS 用户开放。Twitter 的比特币支付思路有 2 种:第一种,通过包括 Square Cash App 和 Go Fund Me 在内的支付选项菜单,将允许用户向比特币地址发送小费或以传统方式汇款。另一种是通过 Strike,直接使用建立在闪电网络之上的支付应用程序。

Twitter 更为明确的抓准了「大型社交平台」的应用方向。在最新测试版中,Twitter 正将这种支付功能进行延伸,让用户使用比特币来「打赏」内容创作者,增加社区互动。此外,Twitter 还在进行初步的市场教育,比如告诉用户什么是比特币闪电网络(Bitcoin Lightning Network)、什么是托管钱包和非托管钱包,如何将 Strike、Blue Wallet 和 Wallet of Satoshi 作为托管钱包的例子,等等。同时,该平台支持使用 Strike 生成比特币闪电网络发票,以便打赏功能能够更好地进行。

Twitter 的比特币小费同时还强调了社区属性,并对 NFT 的扩张做出快速反映。在打赏钱包推出之后,Twitter 同期还提出了「探索 NFT 进行身份验证」的计划。Twitter 官方曾经公开了「Twitter NFT」的设想。与其他 NFT 产品思路类似,Twitter 允许用户连接比特币钱包,即可在平台上跟踪和展示其 NFT 的所有权。该 NFT 还具有强烈的社交色彩。官方表示,「Twitter NFT」可以以徽章的形式出现,经过验证的用户可以使用。

Twitter 对于 NFT 的偏好更加有迹可循,六月底,Twitter 曾发布了名为「The 140 Collection」的系列 NFT,这 140 件 NFT 在 OpenSea 交易量曾突破 500 万美元,对于传统机构来讲,具有一定的启示。

除此之外,传统互联网巨头也有其他的区块链结合方式。巨头微软近期宣布加入「Decentralized Identifier」(DID)赛道 。微软的思路在于,采用基于区块链的技术,比如比特币、以太坊的技术,将分布式 ID 验证应用于微软身份验证应用程序(DID)。与传统身份识别不同的是,分布式身份识别将不受中心化机构所控制。有分析认为,依托于互联网原有资源优势,DID 协议或将成为 DID 赛道的有力竞争对手。

美国跨国娱乐巨头 AMC 对区块链热情高涨,该公司甚至希望直接发行自己体系内的通证。AMC 首席执行官 Adam Aron 近期就表示,AMC 正在探索成功发行通证的可行方法。

这家企业长期以来便看好数字资产,早在两个月前,该公司就有计划在今年年底前接受比特币支付电影票,并完善相关基础设施。随后,该公司在加密支付上还陆续计划加入 ETH、LTC、 BCH、DOGE 等,而使用这些通证,或将还能给予用户一定的优惠。

有趣的是,AMC 正是今年早些时候 MEME 行情的参与者之一。今年年初,美国社交媒体 Reddit 股票论坛 WallStreetBets 出现了「美国散户对战机构空头」事件,AMC 即为受到散户投资者关注的股票标的之一,并被加上了特殊的 Meme 属性。

一些难题、进展、与总结

海外社交巨头们的不懈追逐之下,「传统社交巨头 + 区块链」发展已有起色。但由于涉及用户面过广,这些巨头们同样面临着一些难题。

尽管 Facebook 试图与 Diem 保持独立,但是美国参议员仍在呼吁 Facebook 停止推出 Diem 和 Novi,并尝试组织 Diem 被推向市场。主要原因在于,参议员们仍然对 Facebook 的数据管理存疑,认为其在保护用户数据或管理支付网络难以被信任,且该平台稳定币的推出可能会给金融稳定带来风险。而这种封面态度是继 Libra 之后长久存在的,或许在短期仍难以解决这些问题。

再以 AMC 为例,这家娱乐巨头同样或将面临着长期的合规难题。在美国,上市公司发行通证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近期,美监管层对于通证发行的审查仍在不断增加,这种尝试尚前途未明。

另一方面,一些第三方机构看到了社交巨头们的流向,正在尝试补足这种需求。很多区块链产品更为完善的第三方服务机构正在推出类似的产品,满足在传统互联网社交平台上满足加密用户的相关需求。

这些具有创意的用例正在增多:10 月中旬,元宇宙游戏 CryptoVoxels 是一个构建在以太坊上的虚拟世界,其官方最近计划在推特、Facebook 等开通入口,使得用户可直接进入。近期,一第三方插件也提出了 NFT 头像功能,在用户连接钱包后,用户同样可以在 Twitter 个人设置界面中,直接将钱包所持的 NFT 设置为头像,并获得相关的链上持有认证。

无论如何,传统的互联网巨头们用户量巨大,一旦与加密世界有所联通,对于金融服务和数字资产都将影响巨大,这一领域值得长期关注。

By Blocklike

环境工程为什么是天坑专业

环境专业,包含环境工程、给水排水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专业,几乎每个高等院校都开设。课程主要包括数学(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化学 (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微生物、毒理学)、力学 (流体力学、工程力学、结构力学)、电学(泵与风机、电工学原理、仪表自动控制)、软件(C#/C++、AutoCAD、revit)、水(水污染控制、给水处理、水文学、 建筑给排水)、大气污染控制、固体废物污染控制、噪声污染控制,配套的实验课以及毕业设计。 数理化生,无所不包。

对大多数本科生来说,大多数课根本就不可能学明白。而环境专业的工作岗位,对专业知识的要求并不高,往往其他专业的人培训两个月就能成为一名称职的环境行业员工。数理化生,学了一堆,都没学精, 入职全扔,这就是环境专业的现状。

环境行业之所以薪资低,根本的原因是,环境从业者不是生产资料,至少不是主要生产资料。环境行业真正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各种能解决问题的设备、工艺、耗材。人是为它们服务的,人并不那么值钱。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计算机、金融、互联网行业如此高薪,那是他们一根根头发丝、一个个脑细胞换来的。虽然环境人也加班,但那是在做体力活。 所以环境行业真正高大上的方向是科研,是研发出能切实解决环境问题的设备、工艺、材料。但是,能从事该方向的人少之又少,多数的教授、研究员研究的东西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东西研究不出来。倒是发起文章来一套接一套——思路不清晰,掺杂石墨烯;投稿不顺畅,涂点钙钛矿。

可能有人会说,国家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环保事业终于迎来真正的春天。确实,不可否认,我们国家的环境确实发生很大改善。主要的原因,是工业化进程进入尾声,经济发展战略发生调整,基础设施大规模推进的同时强调绿水青山。说白了,环境行业一直在吃政策的福利。环境保护是必须的,但无论怎么鼓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都不要忘了环境保护不是国民经济的中心。况且,拿自己短短的几年青春,赌时代趋势,值得么?

以下是一位环保专业人士的心声:

作为在环保行业工作的人,我对设计院和设备商的命运还算略知一二,其他的不敢妄言。就设计院来说,最坑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论资排辈的体系,职称要看年限,资格要看年限,工资、年假都是跟年限挂钩的东西(国企)。在这个地方,你再牛也牛不过老家伙们,就算人家没你强、做的没你多、每天混吃等死,可就是比你拿得多

再说注册这东西,也是需要年限的。本科毕业本专业工作5年,相关专业6年,也就是说不是你有兴趣有能力就能考的。而且这考试也略奇葩,同样是注册公用设备工程(给排水),我们部门做工程的人考出来的很少,哪怕那些大家公认设计很牛的人,但是做课题的人就轻轻松松。人家是考试型选手,而且空闲时间比你多

而我们设计呢作为画图狗、文本狗和出差狗,常年累得要死要活,钱还没别人拿得多,你说坑吗?坑,为什么?性价比太低。

那不坑的呢?也有,如果你有实力创业,如果你的导师业界地位显赫,你又是他/她的爱徒,如果你有给力的关系,那这条路对你来说就很平坦,钱自己会朝你聚集过来。但这些其实主要关乎你的情商和人际资源,而并不太关乎环境专业。

1.与政府的环保局关系或者说是个人关系在行内关系广非常重要,这种关系比专业知识还有用!个人建议家里或者自己有关系就去政府所属的环保局下属监测站!检测站!检测站!重要事情说三遍
2.个人交际能力强,能观察细微东西的个人建议去面试环保工程公司,你的职责就是销售,业绩压倒一切
3.相关环境检测的公司,待遇工资一般,上升速度比较慢,本人就在这种公司工作,简单来说钱少活多,只凭着个人能力才接触到答案上所说,一般情况从实习到领队这个位置,通常也要个3~5年工作经验,做到领队收入才能提高
4.不建议不支持去大型或私人企业下做相关环保工作,这是一个不赚钱只花钱的职位,不仅没前途还招老板恨


上两张工作照


高空作业


环保这行致富的人当然有,但熬了几年熬不下去的人更大有人在,整个项目下来,首先看关系,多少市环保局局长主任股长跳到私人环保公司的,为什么?自己脑补。

保护环境的环保设备质量?我就呵呵了,任你效果多好对环境多好,有毛线用,一个月烧你几万几十万的电费维护费谁给?叫公司老板给?

如果你是个妹子就别选环境工程专业了,公司宁可要男学渣不要女学霸,工作环境恶劣实在没几个女生受得了。

我刚工作进了一家小私企,主要接工业废水。公司规模小,整个技术部一共八个人,没有对岗位职责明确规定。所以往往一个工厂水样寄来检测数据实验小试出方案都一人全包,处理工艺等你摸个几套你就知道来来回回就是那几个,技术部实则毫无技术可言。你以为环保这个行业真的是造福于社会造福与人类的伟大行业吗?别想了一切都是为了赚钱。不扯到市政方面的废水,就说工业私企废水吧,做的都是拿钱走人。取水样加点自来水稀释检测为求暂时达标,投标项目猫腻层出不穷,很多条款明明确确就是为某家公司量声定做的,废标也不怕,花钱让几家进来走个过场呗。

环保行业由于跟国家和当地政策直接挂勾,普通人能做的改变和力量实在甚微,政府还要考虑城市产值生计就业率税收等,抓太严自己不好过,放松了不好对社会交代,永远是个难题。所以环境永远是个“嘴上说想要,钱不愿意掏”的行业。

By 李四

生物制药明明前景广阔,为什么学生物却是个坑?

为什么生物是个坑?主要有环境、学科自身、从业人员三方面的原因

先说环境。生物相关专业的工业界职位实在是太少了,换句话说其实生物根本没有形成成型的工业界,只有少数几家生物制药和生物信息学的公司,再就是试剂和仪器公司。这里面原因有很多,很大一部分是学科自身的原因下面细说,再一个就是生物产业毕竟面对的是人,风险比一般产业高得多,所以不可能想互联网那样快速更新和发展。另外,几乎所以的企业都会有IT部门吧,但不可能有生物相关部门。这也就是说,学生物的人如果要找对口工作,几乎就只有大学和研究所了,这也就造成了很多万年博士后的场面。

再说学科特点。其实上面的问题学理科的都会遇到,但为什么偏偏生物最坑呢?其实说起来都是理科,某种程度还是有层级的,大概可以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这样排,这里面前面的是后面的基础,而越靠前理论就越严密和越完善。生命科学,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基本还处在瞎摸的阶段,生命体实在太复杂了,究竟是哪个基因,哪个蛋白,哪个回路在起作用,怎么起作用,基本只能靠经验来猜,而没有严密的模型可以预测。很多人搞模式生物,但且不说从模式生物到另一个模式生物再到其他所有生物的巨大差异,单是这些模式生物本身离研究明白都还差得远。所以现在的生物研究,在水平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就是在大量重复劳动的基础上碰运气,而且运气真砸你头上让你发了CNS(cns代表国际最高水平的《细胞》(Cell)、《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杂志),很多时候其实还是没有完全搞清楚。而更多的时候是没运气,怎么做也做不出来,毕业成问题。这也就导致了现在的生物学研究很难投入到真正的工业生产中。偏偏生物由于实验科学的性质,需要大量劳动力,也导致了学生找很多,工作不好找的问题。

最后讲个人。在所有理科中,不客气的说,生物系的学生基本是数理和计算机基础最差的,很多学校的生物系连线性代数都不开,统计也只学应用性的数理统计,计算机能学个皮毛就不错了。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是学生没法转行,只会动手做实验。学数理的发现本行不行可以去转经管,计算机,相对要容易得多。而相反的,学生物的人还要面临从数学物理计算机转行过来的人。说真的,生物那点东西,自己看看书用不了多久都能明白个大概,况且即使生物系自己的学生到用的时候也得查书,可是计算机数学这些东西可不是一下就搞得定的。比如生物信息学,数理生态学,生物物理学这些发展很快的领域里,明显生物科班的人没有优势。就更不用说像庄小威那样做显微镜的了。而往往这些学科才是带动生物科学发展的,学生物的人却只能跟在后面拾人牙慧。

以下是一位生物学博士的“万言劝退书”:

对于有些专业来说,不读到博士几乎就等于没读,比如我们生物专业,如果读到硕士毕业,只能每天背个包挨个实验室敲门推销试剂,或者在流水线上做质检,在可口可乐之类勉强与生物擦个边的公司给博士打下手。要想做研发,土博士都没人理你,海龟博士铺天盖地的。所以选择有些专业就意味着除非转行,否则一定要从一而终,读到博士才能在本专业内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philo和sophy这两个来源于希腊语的词根本意分别是“爱”和“智慧”。在西方国家,花白头发的博士生并不罕见,而这类无止境地追求自身更高精神境界的勇士,才最配被授予荣耀的博士学位。或者说,读博士的目的应当不仅仅局限于为了找份更有技术含量报酬更高的工作。实际上如果我真的如愿去音乐学院读博士,我不会仅仅问“博士毕业之后能做什么”,我更看重的是学习的过程,会为我这如同空气和水一样重要的爱好(实在不仅仅是一种爱好)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会让我的一生拥有怎样一个精神境界和视野,会给我的后代,给整个人类社会留下点什么无价的财富。可惜的是,在大学无异于职业技能培训所的中国,绝大部分博士生,包括现在上了生物学博士这条船的我,对于博士学业的意义,只能问出这样一个问题:毕业之后我能干什么?

毕竟我们的国情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生存的压力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压倒一切的。生存问题得不到一个足够强有力的保证,谁都不会去考虑更高层次的需求,包括对什么事物的热爱。我有个在美国读过硕士的朋友告诉我,他的室友有个绝对强大的老爸,财产足够他坐吃一辈子而不空,但是他就是不读大学,而是做了一个快乐的厨师。而我在美国做学术民工时所见到的美国学生,包括来自一些发达国家的学生,基本上家境都比较殷实,另外一方面,在美国博士毕业之后的收入,通常来说并不比硕士乃至本科毕业的高太多。所以那些欧美国家的学生,基本都是在一种不着急毕业了挣钱的情况下,怀揣着对学术由衷的热爱,把科研当成爱好来做的。既然是爱好,就不大可能以牺牲睡眠,必要的社交生活,以及最重要的健康,这样的代价,去谋求更上一层楼。所以通常来说天黑之后老外实验室基本都关灯了,如果没关灯的话在里面埋头苦干的基本上是来自中国、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再就是晚上在黑灯瞎火的地方只要不张嘴绝对隐形的那种老黑……而也只有把科研当成爱好而不只是任务或者通向未来的一个台阶,才有可能真正做得好科研。做任何一件有挑战性的事情,由衷的热爱都是绝对必须的先决条件。否则,普通人绝无可能面对无穷无尽的困难,而依然保持足够强大的动力。

所以我们来回答当前我们国家国情下的这个问题吧:博士毕业之后能干什么?其实大家都知道,无非以下这么几条路。其中涉及到的详情,我只能说生物医药领域的,其它领域的,请各个领域的朋友们补充。

1.出国做博士后作为学位,博士到顶了,可是之后还有圣斗士,壮士,烈士。

博士毕业之后还有不少人去企业,而做完博士后的人留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可能性则更高一些。基础研究领域包括高校和科研院所,也不排除一些特别强大的医药和生命科学类企业中的上游研究。但这种研究在西方国家比较常见,在国内还是凤毛麟角——国内能够做点像样研究的企业都不多,从数量上说占多数的都是些倒买倒卖试剂的皮包公司,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做完博士后,基本上就要把整个人生献给科学事业了。当然也有少数不得志的,一辈子做博士后,那点工资也够养家糊口……这条路适合真心热爱做科研,生命中没有什么爱好能够压倒科研,为了科研可以牺牲很多东西乃至包括家庭的那些人。正是这些人为全人类的进步提供了最大的动力,他们的自我牺牲值得崇敬。只是,绝大部分人是达不到这一境界的。

2.直接留在高校和科研院所

因为没有博士后经历,即使是国外名校博士毕业回到国内,也得爬几年才有可能爬到副教授职位。国内博士毕业的,即使是名校比如咱交大,要想直接留在一流大学或者去一流科研院所,那对不起,只能从食物链的最底层开始爬。我们实验室几位近几年博士毕业的青椒(青年教师),包括两位交大毕业的,只能从讲师开始干起。跟我们学生做几乎同样强度的实验,晚上和周末经常加班干活(对学生来说是常态,生物实验不像写电脑程序,有些实验扔下来休息一天可能就报废了,得从头开始重新做起),还要负责实验室琐碎的事情,还要给本科生上课。就这样累死累活,每个月到手才4000。当我知道这一事实的时候我简直忍不住要爆粗口了,要知道现在上海的公交司机每个月到手都能有4000!交大本科毕业起薪都能有三四千,工作到正常博士毕业的岁数七八千总有了。吭哧吭哧读到博士毕业,在高校里做了个听起来很不错的老师,收入只能跟开公交的持平?去二三流大学收入会高很多,因为人家求贤若渴,而一流大学根本不怕没人来。即使爬到食物链的上层(需要有国外访学经历、领导过一定级别以上的课题、发表过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论文,才有资格去竞争晋升的名额),做了教授,据说在咱生物学领域做基础研究的(也就是没有很多来自企业的横向课题,而是主要靠国家的经费生存的),算上正常额度的灰色收入(不能说太细了,但这种“正常额度”内的还算是很厚道的了,而且对低到令人发指的工资来说简直是必须的),每月收入也就刚过万。这就是悲惨的现实。诸君莫怪很多教授搞三产,捞“超过正常额度”的外快,这实在并不是道德败坏到溃烂,而是为生存压力所迫——教授的尊严何在,应有的体面生活何在?

3.去企业

国内目前一般的生物医药行业企业,刨去那些倒买倒卖试剂的皮包公司,给博士的待遇都要比高校讲师高得多。起薪就翻个倍达到8000左右,很快可以过万。至于皮包公司,小庙也容不下胖和尚,总不能让博士去推销试剂咯。但生物学博士去企业的这个收入,跟其它很多专业的比起来,实在是太寒碜了。做实验最辛苦,毕业难度名列前茅,毕业后收入在博士中几乎垫底(可以跟文科博士抱团痛哭了),这就是生物学博士被称为失足青年的原因。不过好歹月收入万把块,如果配偶收入也还可以,在上海是勉强可以生存下去了。就整个博士群体而言,在国内工作的待遇也还是偏低的。

4.其它零碎的出路

比如我今后的去向,做本专业英文SCI杂志的编辑,或者去果壳网之类的科普网站/杂志写科普文章。后者倒是我的兴趣和长处之所在,据说待遇也还可以。或者创业。不过本专业创业的难度是极大的。比如做药的话,要知道一个药从实验室开始研究到最后能获准上市至少十年,而且在实验室或临床实验的某个阶段被砍掉的概率至少在七八成。没有哪个创业者能够承担这样的成本和风险。做试剂的话稍微好点,但要搞出自己拥有专利的试剂谈何容易,大部分还是落得个倒买倒卖的下场,走入同质化低价竞争的死胡同。所以除非博士阶段做出过惊天地泣鬼神的原创性成果,而且很快就可以产业化,自己在生物医药领域创业几乎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5.转行

好吧,可是如果毕业之后转行的话,为啥要读博士?不过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走这条路总比饿死好点吧。怎样的人适合读博士?回答这个非常宽泛的问题前,请允许我讲个我自己的故事。记得2005年初,我在选择本科毕业论文导师(通常也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导师)时,从我大三起带我做PRP的老教授向李老师推荐我,说这孩子对科学有非常纯真的热情和兴趣,思路活跃有灵感,就收了他吧。李老师刚归国,原本不想招太多人,但在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面前还是答应了。读研前两年,我也确实没辜负老教授的期望,甚至李老师送我出国交流前,还表示希望把我培养成他的接班人。后来发生的转折,我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先按下不表。我要说的便是那“热情,兴趣和灵感”。确实,在我刚涉足科研领域时,这三个词放在我身上,我是不用谦虚的。大二暑假里我就从“鸽子每胎生两个一定是一雌一雄”的传言中,结合专业课上学到的皮毛知识,萌生了自己立项做PRP(participate in research program)的想法。于是我扣开老教授的办公室门说明想法,他同意给我指导,但项目由我自己申请。获批三千块经费后,我跑上图去查文献,拉拢了几个同学,靠在我寝室的床上把整个宏伟的蓝图描绘得天花乱坠(就跟现在那些创业公司骗风险基金似的)。然后在老生物楼(现在的本科生物理实验楼)一间实验室堆放废旧仪器的角落里,打扫干净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瓶瓶罐罐和基本的仪器设备是从各个实验室化缘而来的,要用稍微高端点的仪器就要跑上跑下借用。鸽子呢,正好学校里就有,用经费换了超市购物券打点好管鸽子的大爷,就可以去抓几只鸽子,拿几只鸽子蛋。再买了点最便宜的试剂,几个人就开始干活了。2006年交大110周年校庆征文,我以此段经历为材料写的《老生物楼309,我的科研之梦开始的地方》获得一等奖。特等奖获得者全是老者,而我是一等奖中唯一的学生。那篇文章确实是我饱含热泪写出来的,因为写作的时候老生物楼已经在施工改造了,那亲手拼凑起来的小角落,已经与那只从我们手中逃脱而弄得满屋子“鸽”飞蛋打的鸽子一样,成为了永远的回忆。当时我是学院历史上第一个自己申请PRP课题的,跟绝大部分做PRP的同学不同——他们基本上是去为师兄师姐们刷瓶子装枪头混报告的。后来我自己也带过PRP本科生,试着让他做实验,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教他做比自己做更累,而关键是他做出来的数据不敢用啊,用了能发论文能毕业吗?生物学实验是门手艺活……PRP那两年中,我们自己动手把论文上的文字变成手艺活,艰难也可想而知。不过我们都乐在其中。这其实是最本真的科研——完全由纯真的好奇心驱动,不受任何诸如考核、毕业等要求和标准的污染,没有任何功利性目的。每个周末我们当中的上海人不回家,泡在实验室,是自觉自愿的。当时我跟我妈说,我觉得就算在实验室里扫地的时候也很开心。

可惜的是,这种纯真的状态在我去美国做学术民工之后就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当年我的热情,兴趣,灵感,莫非是虚假的?绝不是!现在我恍然大悟,破灭的并不是我的兴趣、灵感和热情,而是科研本应有的纯真的,不带功利性目的的环境。当然,如果没有那段血泪民工史,我的这些财富还不至于这么快这么彻底地化为泡影。

长长的故事讲完了……就是希望那些觉得自己对科研很有兴趣或者被老师这样夸赞的,对科研殿堂充满美好憧憬的弟妹们,要多长一个心眼,要看看自己是不是拥有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些资质。这些才是科研工作者真正必需的。我把读博士等同于做科研了,因为不管毕业之后怎样,读的过程中每个人必然要自己做科研。当然我只能描述生物医药类(或许可以旁通到化学化工类)研究的情况,其它学科的,作作参考就好。

1.极强的自制力因为极少有人会从骨子里热爱做科研,胜过喜爱花前月下饕餮大餐环游世界以及一觉睡到中午……所以没日没夜没周末缺假期(实验学科的博士生暑假能有一两周假期就不错了,还得看老鼠的脸色),在实验室埋头苦干,必须有极强的自我约束力。靠老板管是没用的,如果处于老板不在就乐翻天的状态,基本上也就只能混毕业了。

2.狭窄的兴趣和有限的社会活动

经常要进城看音乐会?每天晚上要陪女朋友?得了吧。在实验学科读博士,过的绝不可能是正常人过的日子。除非你禀赋惊人又运气好到爆,否则想天一黑就离开实验室该干嘛干嘛,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为这里有博士毕业必在SCI杂志发表一定数量和质量论文的规定。也就是说,虽然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探索未知世界,未知世界的面目不可能在几年前就确定,但一个博士生在四到六年的时间内,必须把未知世界探索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并且取得一定质和量的成果。翻译一下,就是必须做到一定量的实验,以保证去掉必然会存在的“此路不通”之后剩下的都还够。再说得形象点,就好比把一个猎人赶进从没人进去过的原始森林,规定他几天后出来必须带多少大小以上的禽畜,至少总共多少公斤。现在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论文造假层出不穷了吧?知道为什么纽约大学动物房的耗子们被淹死之后,自然科学界的博士们纷纷转帖向这些要延期毕业了的同行们默哀了吧?所以,如果不愿冒造假被抓的风险,又没有惊人的禀赋和好到爆的运气可以用idea击败审稿人(这样也还是必须做实验的),那就用工作量堆呗。

3.说得不好听点,要非常偏执不近人情

比如什么呢?比如我做学术民工时的那个老板,每天午饭就用微波炉热份冷冻垃圾食品,拿在手里满实验室转悠,逮着谁做实验不够好就骂;每天半夜两三点回家早上八九点来实验室,周末晚一两个小时来同样时间走;一坐在实验台前就快乐得哼小曲儿,回到家除了睡觉吃饭就是偶尔看电视(自己告诉我们的,还很骄傲地说他老婆非常好把所有的事都包了)。这个太极品了?那说说我现在的老板吧,他说他就是觉得坐在办公室里才安心了,幸福了,回到家就无聊得要死,呆不住。他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是不是跟大部分人“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么点追求不一样?为全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正是这样一些怪才,然而对于他们的家人来说就是噩梦。

4.家里有一定的财力,另一半非常任劳任怨

第一条是保证博士生熬白了头发终于毕业开始挣钱时,爸妈还不等着他供养,最好还已经准备好了房子,免得博士生还得工作好几年到快要四十岁了才能结婚。第二条是保证博士生能有比较稳定的感情,因为有时候被耗子虐得想跳楼,心爱的人会是最温暖的慰藉,但绝大多数伴侣做不到任劳任怨

5.脸皮要厚,心脏要坚强

被老板骂得狗血喷头实属正常,实验一次成功可以马上去买彩票了。漫漫五年左右的岁月,没这两条属性怎么行?没有也得练出来!

6.不要往上比,要往下比

高中同学聚会,当年考试分数被自己永远秒杀的傻不拉几只会踢球的哥们,带着娇妻抱着宝宝开着宝马,饭桌上充斥着育儿经,股票基金,年终奖,IPO等等话题。此时,兜里只有几百块钱孑然一身来赴宴的博士生,须秉持“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吃的赶紧多捞几口”的原则,在心中默念“我毕竟比华联生活中心卖鸡蛋灌饼的幸福多了”

7.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

俗话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大多数人是考霸而不是学霸。学霸的逻辑思维能力,是他学到这个境界的必要条件之一。像我这种高等数学课从不拉下一节,作业从来都自己试图完成,但几乎什么都没搞懂过然后毫无悬念地挂在高树上了的人,就是吃了神药每天24小时学习,都未必能博士毕业。因为根据我常年观察,除非是极品天才,人的语言文字能力(与形象思维关系不小)和逻辑思维能力极难两全。人的天赋一部分是由大脑结构决定的,这里面又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扔不掉,也拿不来。当然也有后天因素,但像我这样一直努力学数学却从来没学好过,从未感受到过数理学科任何一丁点美的,读理工科博士可以,但从入学起就扔掉以后搞科研的念头吧!干脆地、彻底地,啪地一下把那个气球戳破掉。别像我似的,两年前(读博士的第三年)还跟导师说我想毕业后去美国做博后,他莞尔一笑,你生活在火星上吗?人对自己有个清醒的,准确的,客观的认识,由此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扬长避短,是很关键的。那么,对所有的专业来说逻辑思维能力都很重要吗?文科我不敢说,但听说也需要相当程度的逻辑思维能力。当然不是狭义地指数理方面那种线性的思维能力,具体也说不太清楚,请文科的朋友来补充。

理工科方面,大家知道,生物学是最偏文科的一门。尤其本科时候学的那些东西,生物化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发育生物学等等,没有一门需要用到比四则运算更加复杂的数学。对不起,四则运算只是算术,还不是数学。算术之外说穿了都是文科那种要背的东西,在背的基础上再去融会贯通。即使到了硕博士搞科研阶段,如果不是搞生物信息学、生物工程等少数分支,就算在Nature上发文章,最高级的数学也只是用到方差计算等一些最基础的概率与统计而已。而且我相信至少在近几十年内,生命科学不可能发展成一门以数学为主要工具的,模型化的,线性的自然科学。因为生命现象和活动的随机性、复杂性和动态特性太强,数学工具用来描述这些现象和活动,至少以目前数学的发展水平来看,是达不到足够的准确度的。就是这样一门不能再“文科”一点的理工科,搞研究缺乏逻辑思维能力还是不行。

比如,我每次组会上拿出来的ppt,老板的评语总是“像散文”,在美国时的导师的评语是“像小说”,那已经是我尽量简洁表达的产物了。我绞尽脑汁学人家的样弄出来的图表,总是连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但对于逻辑思维能力强的人来说,表达实验结果天然地就是用图表比较爽,要他们用文字描述清楚反而得费不少功夫。所以大家都觉得写论文比做实验痛苦,写完中文还得翻译成英文更痛苦。唯有我觉得直接用英文写论文好轻松,不开夜车两天足够搞定一篇SC。只是我写出来的论文还是像文学作品,现场感描述得很生动而缺少逻辑性。我更主要的问题是,得费好大的功夫折腾出一些勉强算是实验结果的东西,才够我写一次文章。可是对于理工科研究生来说,没有做出质和量都在一定档次以上的实验结果,你写个啥?写文章再轻松有个啥用?再比如,设计实验思路,我觉得自己一步步走得已经很逻辑了,老板的评语是“顺序都不对,你不知道做这个实验之前必须先做哪几个实验,出现了问题应该按照什么样的顺序去找问题”,而这种正确的顺序我怎么都学不到位,因为我根本就不擅长那种一步步推导的线性思维。

设计实验不行,解决问题不行,表述结果也不行,光会写文学作品那还读个啥理工科博士?即使动手能力强做得好实验有什么用?生物学实验本身都是民工也能做得好的,只要培训足够长的时间。而博士的价值在于把握研究方向,设计实验思路,解决问题,以及销售自己的成果。除非导师每一个实验步骤都给你设计好,每一个结果会给你检查,你只需要像机器人一样干活,否则逻辑思维能力差的人即使再努力也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理工科博士生,继而在科研领域做出大的成就。逻辑思维能力特别差的,像我这种,甚至可能遭遇生存危机,绝非危言耸听。

好在我毕业后还有本专业文字工作的饭碗可以端端,可以让我扬眉吐气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否则简直是绝望了。我都不知道我高考的时候“理智地”报了理工科中最偏文科的生物学,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或许如果我报了数学、计算机、机械动力这一类我小宇宙爆发也还是理解不能的天书学科,大二的时候就会因为挂科太多而被劝退,或许我就横下一条心去学音乐了,整个人生道路就完全不同了。祸兮,福兮?

现在想这些也没用了,到了一定的岁数渐渐就信命了,就淡定地接受上帝的安排了。就是希望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只要你学理科,逻辑思维能力一定要好,否则就现实一点早点工作算了。已经读博士了的能下船就下船,下不了的就早作毕业后尽快逃离学术圈的准备,别弄到太被动了。

2. 有极清晰并且得到严格执行的(阶段性)人生目标

我认识一个学霸,快30岁了博士毕业才初恋然后很快结婚,是不是跟“正常人”不大一样?如果不是取向异常,那就是阶段性人生目标非常清晰而且得到严格执行。我妈有个同事的儿子也是这样,读博士阶段坚决不谈恋爱。追求他的姑娘其实不少,据说不乏非常优秀的。但他就是铁了心这几年要过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学业当然是完成得非常漂亮。等到毕业,就娶了一位苦苦等了他很多年的姑娘,几乎都没经过恋爱阶段。在他读博士期间这位姑娘多次表白,他很简单地回答,你愿意等就等,不愿意拉倒……这样执行人生目标,或许有点残忍。然而不得不承认,最能做得成大事情的恰恰有不少是这种理性得可怕的人。

读博士最理想的状态,确实是不要有爱好,不要有很多朋友,不要谈恋爱,成天像个机器人泡在实验室或者图书馆。某位教授的原话如此,而且我觉得他说得很到位:这可不是为了考研几个月不打游戏那么简单,这可是在昔日同窗纷纷踏入婚姻殿堂的几年中,一直要忍受孤苦伶仃的滋味啊。如果一位男博士的女朋友,能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部分的晚上要等到男朋友干完了活十点十一点甚至更晚才能见个面抱一抱,大部分周末都没法拉他出去逛一逛吃个饭买点衣服,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正戴着手套在虐待耗子(或者被耗子虐待)连电话都没法听短信都没法及时回,又穷得连送她一根最便宜的施华洛世奇项链都要咬咬牙,就这样陪他一起走过了这么多年的话……那么恭喜这位博士生,他要么是找到了一位也是没日没夜泡实验室的同行,一生中每天都可以回到家继续讨论学术问题;要么是找到了一位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好姑娘。

怎样读博士?老规矩,我在这里所能谈论的只能是生物医药领域的科研情况(还不包括生物信息学这种双手不沾鲜血的专业),顶多能够延伸到化学化工这一类同为劳动密集型学科的失足青年专业。但是这些劳动密集型专业博士的读法,稀释一下之后多少也能用于其它专业吧。不管做什么事情,如果你决心把它做好,做到自己的极致,把自己的价值发挥到极致,而不只是走个过场踏个台阶拿块敲门砖,那你就必须从一百分的天赋、精力、热情和毅力中拿出一百二十分来,不是么?

1.从入学那一刻起就牢记,你什么都不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出色地完成了本科毕业论文,得到了“优”的评价,甚至发表在了SCI杂志上,所以你很牛?是的,在本科生当中你很牛。可是当太阳又一次升起之后,现在你是博士(硕士)生了。你的参照系底部从你家那幢楼的底层,上升到了金茂54层的凯悦大酒店大堂,并且住在87层行政层的那些顶级大牛也在同一个参照系里面。并不因为你年轻,你缺乏经验,你偶尔疏忽会犯错,你就可以花光了口袋里的资本而继续赖在酒店里,你会被直接从窗口扔出去。学术研究的现状,尤其在中国,就是这样残酷:做不好实验,发不了论文,你就滚蛋,没人会救你。你不再可以只把自己跟你家隔壁的小明,乃至楼下那双颊还泛着红晕的阿芳去美滋滋地比。不管你是谁,你有什么历史,你在有影响力的杂志上发了论文,名字在第一位,才有人鸟你。否则你房间里的被子还得自己叠,给钱都没服务生睬你。当然这是指学术圈至少中上游流域的情况。

如果你希望毕业之后做一条下游的鱼,戴一顶教授的高帽子,成天拉一帮人吃吃喝喝搞一些名字很漂亮,其实就是一包草的“课题”,养两三个学生成天在实验室打DOTA,发中文核心期刊综述(不用做实验,零打碎敲摘抄别人的论文就可以凑出一篇。据说有些二三流大学博士毕业就真是不需要英文SCI,搞个中文核心就可以,或者只要求发英文SCI而不限影响因子,那印出来只能当草纸用的英文SCI杂志也确实是有的),或者你就是这样一位教授的DOTA学生,那你就不必那么谦虚了。可是,有点志向的人们,你们愿意做这样一种腐烂得恶臭的鱼?你以为你在本科阶段就已经有了满脑袋的灵感,好像比老板的还多,所以你很了不起?等你读到了博士,发现自己本科阶段苦读文献坚持操练实验技术,终于掌握了的“复杂技能”,不过是博士们每天干一直干到要吐的重复劳动,发现自己引以为傲地写成了一本书那么厚的毕业论文,里面没有一个字可以发表到影响因子10分以上的SCI杂志上,你就知道,原来本科时候的自己就是渣渣。站在一个小圆圈的边界上,你不知道大圆圈可以有多大,所以现在我告诉你,你的小圆圈什么都不是。这要比你自己过几年才终于发现这一事实,要好得多。

我本科做毕业论文之前带一帮人做PRP的时候,自我感觉是最好的。我简直就是一个导师。我在动手做第一个实验之前,就靠在寝室床上把宏伟蓝图描绘得让在下面听的几个同班同学一愣一愣的。那时候上个厕所都会产生新的灵感。我觉得自己牛逼到了迪拜塔顶了。结果玩了一年多的鸽子和鸽子蛋,练就了以后当家下厨杀鸡的本事,却没能把文章发到哪怕是中文核心期刊上。连个确定的结果都没拿到,因为有个跑PCR的技术“难关”,尝试了各种方法,包括偷用我本科毕业论文导师买的顶级的罗氏Taq酶,跑一次PCR,8个样品就花掉1000多块,还是攻克不了。几年后我知道PCR,只是比装枪头略微高级一点点的基础技能,要用到的时候五十个样品一字排开呼啦啦地跑,而且在生物公司里为客户做检测的大专文化程度技术员,做PCR比我们这些博士生牛多了。

本科的时候这样自认为牛X不要紧,成了博士生之后,尤其是头一两年中,还这样那就惨了。以为老板的想法也没什么牛的,好像还是自己上厕所的时候迸发出来的灵感更有可能做出大文章?你还不知道没有足够的文献积累,没有在这潭泥浆中摸爬滚打好几年,你迸发出来的灵感确实有可能做成了大文章,而你导师的想法做到一半就死了,但这种概率,我觉得不比我们全都要在几天之后分解成游离原子和分子状态的概率来得大。你吃个饭迸发出十个灵感,激动得要死,被老板嘲笑得无地自容,你很愤怒。但老板只提出了一个想法,两年后师兄把它发到了Nature上,而你的十个想法没有一个能够做下去的。你傻眼了?

所以,切记,当你开始学术生涯的时候,扔掉你本科时候热得烫手的GPA和牛逼闪闪的论文,从零开始,跟着你的导师慢慢学。前提是你的导师确实是有学术水平的。如果不幸撞上了一个不学无术只会喝酒骗钱的,又没法转导师了,怎么办?我的导师说得好,教科书和论文(当然不包括中文论文和印出来只能当草纸用的英文SCI)是最好的老师,在他们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有一篇论文一本教科书写的东西我自己也不懂,那我也是它的学生。所以只有一类人可以不鸟我这一段长篇大论,那就是禀赋异于常人,并且敢于跟老板拍桌子说,我不鸟你的idea,但你还是要给我经费做实验的牛人。

2.你是木头人,你是机器人读了博士,夸张点讲,你就不是人。人都有七情六欲,人都喜欢睡懒觉,人都喜欢吃好吃的,人都喜欢扔下工作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你工作了,你抑制自己这些本能的动力或许来自于绩效考评,来自于下个月的零花钱额度,来自于老板那双贼溜溜的眼睛。可是大部分博导并不会像企业老板那样对你严加看管,或者即使管你,毕竟跟劳务聘用关系基础上的约束力不是同一个等级的。那读博士的时候你要强制自己尽量远离这些本能,就只能靠前面两篇文章所说的极强的自制力等品质。不要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我就玩这几天,耽误几天的实验,没事。读博士最理想的状态是你的脑袋里始终充满了学术那些事,从睁开眼睛到睡着都这样,那你才能保持对学术最高程度的敏感性。先不说有些实验在有些步骤上一旦停下来就算彻底报废了,所以你必须每天守在实验室。就是有些可以在某个步骤停下来,然后过几天重新启动的实验,你的敏感性降低了,你做实验的手感减弱了,你的脑袋里还残留着度假期间的欢愉,心时常从实验室飘到那美丽的沙滩,那你不把实验搞砸了就算撞大运了。所以读博士期间,能不回家就不回家,能不旅游就不旅游,能不腐败就不腐败,能不逛街就不逛街。君不见我们实验室漂亮的师妹们,几年来买衣服都是利用实验间隙上淘宝,进城逛个商场早已成了奢望。上海同学最好周末就别回去孝敬父母了,前几年我经常就是这样的,三个礼拜一个月回一次家。不要觉得博士学制有四年,然后还可以延期两年,好像时间非常宽裕。我很快就要进入第六个年头了(扣除在美国交换的一年),博士资格面试的情境还恍如昨日呢。

博士毕业了做科研,如果能混到个PI(principal investigator 学科带头人)的位置,不要以为自己爬到食物链顶端了就可以休闲养生了。高处不胜寒啊。你在跟全世界的同行竞争杂志上那两三页纸的位置,那个位置就是你和你学生们的命根子。在美国,系里公用的共聚焦激光显微镜只要10美元一小时,一个楼层就有两台,所以几乎任何时间都可以去用,你在国内是400人民币一小时加200开机费;人家只要在晚上八点前把DNA样品放到楼下一个窗口,贴上自己实验室的条形码,第二天一早就有测序结果发到你的邮箱,你在国内要打电话联系皮包公司来取样然后过几天才拿到结果;人家一幢楼里从早到晚不间断地有学术报告,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做个讲座根本就是家常便饭,去听报告经常还有免费的食物供应,你在国内来一个老外教授就像过节了似的;人家凭一个学生ID可以想下什么文献就下什么文献,你在国内要下一些文献只能找在海外的师兄帮忙,隔了时差给你发过来;人家跑完胶在凝胶成像仪上按个按钮,直接在旁边的打印机上把图打印出来,看到好的文献在电脑上按个按钮,直接在大堂里的打印机上免费彩色打印,人家的实验记录本是活页的,装订得像时尚杂志一样漂亮,而你在国内实验室那台像蜗牛一样慢的打印机,没墨了还得打电话让外地口音的大妈来换墨盒;人家一个系十个实验室就有四位秘书和一位主管秘书全职服务,大到申报和报销经费小到个人要订个机票都帮你办了,实验室订工作午餐自己垫付了,把收据交给秘书一小时之后就能拿回现金,你在国内一个课题结题要由一位青椒带动几乎全体博士生,像四大里面突击搞审计那样折腾,然后一天跑个四五趟财务处,去欣赏窗口里面那张长满麻子像铁板一样硬的脸,有时候还要长途跋涉到市区里面去欣赏另外一些面孔。以上这些“人家”都是我亲眼所见,亲手所做。可正如上文所说,你在金茂凯悦酒店里,不因为任何理由而会有人对你施恩。所以你要在中国读博士,要在中国做PI,很多方面要比在国外辛苦得多。但你是木头人,是机器人,你不知道辛苦,不懂得艰难,不理解辛酸,不需要休息,你唯一的任务就是埋头苦干。如果你的人生哲学并不是事业至上,并不是不计一切地投身于工作甚至连付出健康的代价都在所不惜,那就至少不要做科研梦了吧。

博士还是可以读,但委屈一下自己,在这几年中不要做自己了。或者,如果你觉得自己真正的事业并不在你的专业你的工作上,那也一样。实际上每个人人都会为了自己所认定的事业而付出他所能付出的全部心血、精力,时间和代价。比如我有时候会因为躺下去之后,突然闪现写作灵感而半夜里起来,查找多资料来写一篇关于音乐或者别的什么的长文。但我现在不会为了做科研而这样了。如果你的情况跟我相似,那就不要硬逼着自己走学术道路了,你真心不适合。事业并不仅仅包括那份供你养家糊口的工作,事实上仅仅以养家糊口,名利双收,拓展人脉以及晋升职位为目的的工作根本谈不上是事业(career),那只是职业(job)。事业必须是没有上下班的界限,没有退休的概念,少了它你的灵魂就会枯竭的那块玉石。

如果你的事业在别处,那就现实一点,尽量混个毕业找份工作,去支持自己一辈子的事业吧!要想读好博士,光把自己当成渣渣,并且成功变身木头人机器人,还不够。那两条我个人觉得最基础,但还有一些Tips也很重要。

1、做实验要高度专心。我导师规定手机不得带入实验室,一开始我觉得过分,后来自己吃了苦头,已经自觉养成习惯了。生物学实验是细致到家的手艺活,一个半秒钟的疏忽就可能让几十甚至上百小时的劳动成果完全报废。不像编程,打错了字改正一下就行,哪怕全部写完了再debug也能挽救。而有些生物学实验会仅仅因为一次走神就做砸了,必须重新来过,如果浪费了实验动物,可能还要等很久才能订得到下一批,代价会非常惨重。比如给一排ep管加试剂,标准做法是加完一管就把管子往上移一格,以防一走神忘记自己加到哪一管了。尤其往大体积比如一两百微升的溶液里加一微升的酶,全都是无色透明溶液,根本无从确认有没有加过酶。加两倍的酶可能就会影响实验结果了,漏加当然不用说了。(忍不住吐槽劳动密集型实验,这种机械的事情,不识字的农妇都做得来。完全可以实现自动化,可是博士生比机器便宜得多啊)如果一边做实验一边听音乐,像我这种只要喜欢的音乐一响起来,可能连别人跟我说话都直接从同一个耳朵出去的人,那完了。心里发一声感叹“真好听啊”,加完一排样品,才意识到忘记把加完了的管子往上移一格,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漏加或重复加。继续做下去吧,要冒几天之后结果出来才知道加错了的风险。从这个步骤开始推倒重来吧,不甘心。最后基本上还是乖乖取出冻存的备份样品(什么东西都要留备份,留后路,非常重要!),把耳机放回办公桌,重新加样。所以从几年前开始,我就习惯了进实验室不带任何会导致自己分心的东西。可是脑袋里储存的音乐删不掉,有时候几个小时坐下来受不了了,脑袋里突然蹦出一句什么旋律,完了……

2、文科做研究当然也需要专注,但假如必需临时放下手头的事离开,只要把当前的想法简单记下来回头继续,已经写下来的东西总不会丢掉。总不至于像实验那样,一旦回不到原来的点就要把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努力全部推倒重来吧。

3.底子不够厚就老老实实照规矩来,别乱创新

Protocol上的繁琐步骤,老板的奇异规定,师兄师姐的古怪经验,可能照着做很麻烦,但别轻易地扔了它们。手艺活靠的就是经验,很多经验可能看起来没道理甚至违反常理,但在你成熟到可以向别人系统地传授经验之前,别人的经验就是王道,至少在你尝试过,并与自己的想法系统地比较过之前。科学研究需要质疑精神,需要创新,但是盲目质疑,就跟反右时我外公仅仅因为给员工分发福利就被打成右派一样是犯罪,而缺乏根基只靠拍脑袋的创新就跟钢产量两年赶英三年超美一样是胡闹。尤其在刚开始读博士时,你是渣渣,渣渣还质疑啥,创新啥?

4.读文献,读文献,读更多的文献!

二战美国海军名将“公牛”哈尔西被问到准备如何对日作战时回答,杀日本鬼子,杀日本鬼子,杀更多的日本鬼子!读文献也一样。夸张点说,读多少好文献决定了毕业时能发多少好文章。没有通读几百篇英文文献,不要跟别人说你博士毕业了。文献当然没文学作品美丽,实际上简直是丑陋,八股文字读得让人很反感。但这些“日本鬼子”必须杀掉。惭愧,虽然我读英文文献比大部分理工科学生轻松得多,地铁上半小时足够我把一篇四五页的英文文章从头看到尾还不用字典。但我没读过多少文献,反正肯定没有我博士期间读过的五线谱的页数多。所以我做实验有如盲人摸象。设计实验不知道一条好的实验思路是怎样的,需要哪些理论和实验基础,到了每一个阶段通常应当怎样走。具体的实验方案方面,也没有足够的文献积累可供参考。慢慢地我才懂得,因为偷懒而省下一个小时的文献阅读时间去玩,几乎一定会付出几十倍的时间去做徒劳无功的实验。另补充一下,把文献从头读到尾是很愚蠢的做法。除了必需精读的几篇顶级综述,以及为了学习论文写作而解剖的几篇研究论文,大部分论文只要读通abstract,扫一眼图和表格,把自己用得到的实验方法摘录下来,再看看人家引用的参考文献有哪几篇可以为我所用,就够了。能用一句话概括论文的核心 idea和结论就记在本子上,否则就划出来留待日后翻阅。

5.重视实验记录做实验的时候用到的试剂仪器和方法,当时可能早已司空见惯,懒得重复写在记录本上。但做完实验写论文时,要写实验材料和方法,就想不起一年前做实验时候的一些细节,当时所用的试剂早已用完了包装扔掉了,当年的测序报告可能已经找不到了,这下傻眼了。我就吃够了自己散文式实验记录的苦头,有时候偷懒没把具体信息写全,甚至先做了实验回头再写,记忆已经有误。实验结果也要妥当有序地存放好,电子数据一定要备份,免得电脑失窃或坏了之后欲哭无泪。

6.重视做简报的技能

我在美国时第二个导师传授了我很多经验,包括:做简报一定要以观众为中心,他们看得懂才算数,文字要少图表要多,严格控制在每张PPT一分钟然后按总时间决定slides数量,slides之间要有承上启下的衔接,演讲前最好背出讲稿尽量多看观众(我那次把整个半小时的讲稿,以PPT里的一点图表和文字为依托,硬是全部背出来的,所以跟听众交流比较多,系里的师生反响特别好)。她说,一个好的科研工作者除了做得一手好实验,还要是一个优秀的销售。能不能拿到足够的经费,很大程度上看你能不能成功地把自己的成果卖出去,尤其在美国(在中国可能主要得靠酒量)。但不管怎么说,即使博士毕业之后不搞科研,在博士毕业答辩的现场作一次精彩的展示,毕竟是给自己好几年的苦读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工作中这个技能也非常重要。

7.尽量多帮助实验室里的每一位成员

生物医药行业不仅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且非常接近流水线生产的形式。不是说日本那种每个研究生负责一项技术然后真的以流水线形式生产论文,而是说这个领域内的技能种类实在是太多了,一个人不可能精通所有的技能,大家互帮互助是团队存在之最重要的意义。光说实验领域,怎么着也能数出至少一百种,比如分子克隆(这其中的倒平板、转化、涂板、挑克隆、抽质粒、酶切、连接等步骤已经打包了,否则能数出上千种吧),PCR,Western,Southern,CoIP,流式细胞,共聚焦显微镜,显微注射,动物解剖,血涂片制作和血象观察统计,实验动物的各种注射(尾静脉,腹腔,皮下等等),各种生理指标的观测,实在是太繁杂了。像琼脂糖凝胶电泳,SDS-PAGE这种天天做的事情已经都不能列为技能了,这都成本能了。每个实验室可能用得到的就得有几十种,而每个人在博士阶段可能用得到十几种。如果想要在每一种技能上都成为专家,估计可以读一辈子的博士了。所以大家互帮互助,各自多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大家都做不了就求助于楼上楼下其他实验室的兄弟姐妹们。大家都是失足青年,抱起团来特别有爱。在实验技能之外还有文字技能呢,比如我就经常帮人家修改论文,换取别人帮助我一起做实验。一定要记住,试图靠一己之力完成劳动密集型专业的博士学业,除非你禀赋异于常人,否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国读博士在这个系列的最后,我想就我在美国做学术民工的所见所闻,谈谈在国外生物医药领域读博士的情况。我在那边时间不长,也不是拿学位的性质,所以描述未必准确,还请在美国读博士的朋友们补充指正。另外,欧洲和澳洲的情况我不了解,请相应的朋友们帮忙补充,谢谢。

首先要岔开了说下目前在中国读博士的现状。在中国读博士,实在是不得已的下下策,除非能进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这类体制接近国外研究机构的异类,那还稍好一些。如果我本科时的数学物理等公共课能不挂掉那么多,凭专业课成绩和GT分数早就出国读博士了,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曲曲折折。中国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对博士毕业条件的规定实在是荒唐。虽然在前文中我说过,因为国情不同,如果在我国也像美国那样对博士毕业条件不作硬性规定,而由答辩委员会对博士学习期间,实际所受学术训练的质和量,以及学生实际学术水平进行考察来决定(我在美国就见过没有第一作者SCI论文而毕业的哈佛生物学博士来应聘博士后)。那样的话,先不说国内大部分导师有没有这种考察能力,此制度本身必然导致更大范围内更严重的学术腐败。但并不是说除了这种当前情况下最合理的方式,就不可以有其它辅助方式。以其为单一标准,比如交大规定理工科博士必须发表影响因子总和大于三分的至少两篇文章,这种强奸学术的规定,逼迫学生要么抓住狗熊将其痛打一顿让它承认自己是兔子,要么就尽量规避风险,尽量在别人走过的老路上试图挖点残羹剩饭吃。因为创新程度越大必然意味着风险越大,意味着出成果所需时间越长。没有人会愿意拿无法顺利毕业为赌注,去赌自己可能在创新的领域中作出大成就。只有我在前文中反复提到的“少数秉赋异于常人而且运气特别好”的人可以例外。这种规定,与其贼兄盗弟——高校教师和院所研究员晋升的规定中,关于发表论文质和量的部分一样,是我所知道的学术规定中最荒谬,危害最大的。它们不仅给博士生和青年教师施加了无谓的压力,催生了一大堆在世界范围内臭名昭著的,印出来只能当草纸用的中国式SCI/EI论文(包括我自己的在内),而且使我们这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受到极大的损害。昨天排四重奏时我跟Patrick聊天,他是赛诺菲中国(制药)的部门总监。他说据他在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几个地方——美国,法国,日本和中国——的观察,中国科研人员所做的具有真正原创性意义的研究,是最少的。这种原创性意义不仅不可能用SCI论文数量来衡量,而且SCI论文影响因子和被引用次数也不是准确的标准,因为写论文的时候尽量引用自己人的论文,不管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在文中具有参考意义,这是很自然的。中国人多嘛,所以中国人的论文被引用次数上升很快有此一个原因。相对地,做出一个成果所需的时间倒是一个更有规律性的标准。CNS(Cell,Nature,Science)上的文章,鲜有在一两年之内就做出来的,而那种印出来只能当草纸用的杂志,里面的文章多是同一个课题组一年能灌好几篇的水文。一项真正有意义的原创性工作,除非得到上帝赐予的灵感从而一次尝试就成功,必然要经历艰苦的摸索,反复的尝试,再加上经验,灵感,日复一日枯燥难耐的工作,才能诞生。

中国的博士培养制度,为啥不允许培植这类珍贵果实的土壤存在?我们的博士学制一般是三到四年,交大去年才延长到四年,又规定延期不得超过两年,像我这样出国交流休过学的,还不能对休学的时间相应给予补偿。去掉疲于对付各种课程(只有赵立平教授的课是真正有意义的,其它都是枉然浪费时间)而无法投身实验室的第一年,论文投稿准备答辩的最后一年,只剩最多四年。等到导师摸清了学生的特点而给了他合适的课题,学生也锻炼出了堪用的能力,课题做到能判断可否继续下去的程度,又是一到两年过去了。最后只剩一两年时间,想做原创性研究?连失败一次的机会都没有。

学不学生物,你决定好了吗?

By 交大bbs

程序员为什么难过35岁这道坎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35 岁变成了一个很“残酷”的年龄。35 岁的中浪,稍不留神,就可能被前浪和后浪拍打在沙滩上,连浪花都不剩。

中年危机已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但对程序员这个群体来说,35 岁的危机感似乎格外重一些。

“因为程序员的工资普遍高于其他行业,一旦这个行业不要你了,(薪资)可能会面临断崖式下跌,所以才会有危机”,资深程序员赵可(化名)说。

35 岁是一道界限分明的职场分水岭,最尴尬莫过于“高不成、低不就”。如果到了 35、40 岁还没晋升上管理层去,就会面临失业、被社会淘汰的风险。一位 35+程序员在求职网站自述,他在今年年初被裁后的 2 个月里,疯狂海投简历、面试,只拿到了 6 个非大厂 offer,最终他决定平薪入职其中一家。

打击面并不仅限于职场。 在某社交平台上,一位程序员愤愤表示,新认识的交友对象对“程序员到了 35 岁就退休”的定律感到介意,以致于感情快告吹了。

越临近 35 岁,焦虑感越发强烈起来。打开不少社交平台的相关话题页,你很容易被各种忧心忡忡的情绪所感染,35+程序员懊恼失业,就连 20+的年轻人也开始担忧未来会失业…

我产生过年龄上的焦虑,首先觉得自己没有财务自由,也不是老板,随时会面临各种选择,跟年轻时的状态确实不一样了。

当到 35 岁时,我确实感觉到,自己和更年轻的同学间有些不同。身体的能力没有以前充沛了,感觉没以前那么能熬夜了,学习新事物的速度也慢了一些,可能需要更规律的管理时间以保持充沛精力投入工作。

尤其当我成立了家庭,有了孩子后,需要承担的角色和责任更多了,一开始觉得有转变的时候,内心其实还是有点慌的。

就像懂得所有道理却还是过不好生活。中年焦虑“魔幻”之处在于当你置身其中时,你明知道它是正常现象,却很难逃离负面情绪的“手掌心”。

35 岁不转管理“混吃等死”?

“我没焦虑过,因为我在 35 岁之前就转型管理了”,70 后技术人陈岳(化名)自 2006 年开始转做架构师,兼做技术研究。在陈岳看来,较早转型让他“跳”过了 35 岁这道槛。

35 岁以上的程序员都去哪了? 经常有人发出这样的灵魂拷问。很多人会选择在 35 岁的当口转型以渡过中年危机。

一般来说,35+程序员的职业路径主要有三个大方向:技术专家、技术管理、跨行业就业(非技术向)。

转做技术管理,大多数程序员都会走上这条路。

在国内科技公司,大龄程序员想要一直做研发需要运气和实力。公司得提供这样的岗位,还要有足够的开放度允许他们长期写代码。而 35+程序员也要证明自己写的代码对公司有利,年轻人还替代不了。

另一方面,技术做久了,升到管理层,也是正常的职场晋升流程。

柳疏桐(化名)从 2016 年开始逐渐转向管理,到 18 年年底才完全从一线工作中解放出来。“那个时候我是技术骨干,同时还要周旋在各项管理会议里,大家很多事都需要等我做完才能往下推进,渐渐地我就成了团队的‘瓶颈’,这促使我下定决心把一线研发工作下放到团队中去”。

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程序员都适合做管理。

二者在思维和工作性质上有很大不同,程序员主要与机器打交道,通过程序驱动机器运作、服务,做管理多和人打交道,得擅长对技术方向做把握、协调、判断、决策。

从技术到技术管理,要跨过的“坎”不少。

刚转到管理时,柳疏桐有挺多地方不适应。“主要还是改不了程序员那套习惯,很多事愿意亲力亲为,参与细节,对别人不放心,我自己做最放心。一开始感觉在向务虚的方向走,感觉写的代码少了就和技术脱钩了,时常感到焦虑”。

经过 2 年多磨合,柳疏桐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技术 Leader 了。与工程师对自己负责,对程序负责不同,他意识到,舍得权力下放,推动整个技术体系前进,带动团队成功是从技术开发者进阶到技术领导者必须要面对的事。

38 岁的赵可刚刚渡过“管理小白”的阶段。加入一家创业公司 3 年后,今年年初,他被提拔到前端组负责人,手底下管着十几个人。

开始管人后,要给团队制定 kpi 和 deadline,以前习惯了和同事平级交流,赵可对“下命令”这事感到很别扭。日常工作也变得手忙脚乱,“天天觉得特别忙,在做这件事,马上就有人来找我,还没处理完呢,另一个人又来找我”;“以前核心代码都是我写的,我来处理可能只需要 1 天就解决了,交给别人可能需要 1 个礼拜”…..

花了一年多时间,通过看管理书,听管理课程,赵可才慢慢培养起了管理思维。

另一个程序员经常纠结的问题是,去大厂做管理还是去小厂做管理?

一般大厂不太可能空降“管理者”,它更看重对团队、业务的熟悉度及对公司的忠诚度,因此多倾向于内部孵化技术管理者。如果一个从大厂出来的程序员在小厂呆了几年后再想回去做管理就很难了。因此有不少从大厂出来的程序员选择去中小创业公司做技术 Leader,有些人不止自己去还带着自己原来的团队一起加入。

“35 岁不转管理就‘混吃等死’”,很多程序员觉得到了 35 岁、40 岁,再不转管理就来不及了。

对此,苏锐认为这一说法不成立。“多大年纪都可以转管理,转管理岗是一个挺大的角色转换,工作的重点会从自己产出变成支持团队去产出,需要对团队的成员、团队与团队之间提供支持,做桥梁。能否胜任这些工作与年龄无关,而与你是否愿意去做,是否擅长去做有关。”

现实情况下,技术管理岗位相比普通程序员岗位要少得多,所有人都去做高管显然不切实际,市场空间小且需要在技术和管理能力上具有相当的竞争力。

在这种背景下,程序员到了 35+还在一线写代码的人一定大有人在。实际上,如果热爱技术工作,就算到了 35 岁不转管理,坚守在一线岗位也未必就发展不好。

到底要不要转型,当你做决定的时候,可以先思考下这两个问题,一是想转到什么岗位及评估自己是否具备该岗位所需的技能;第二,是否热爱这个行业,并愿意始终在这个行业学习。

“最愁 35+技术 Leader 不写代码”

转向技术管理后,一个最直接的变化是,代码量越来越少了。

InfoQ 接触到的几位技术管理者都表示,做了管理后,多数时间花在管理上,写代码的频次和数量与以前相比大大减少。

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抛弃”代码。他们仍然关注新的技术趋势,当有新技术(产品)出来时也会抽空直接上手“跑一跑”。

作业帮 NLP 技术负责人蒋宏飞喜欢在周末或者晚上有空档时就一些新出的算法模型开源代码进行分析并跑跑尝试一下。“这个过程有点像小孩拆玩具再组装起来的感觉,你在研究一个东西,完全沉浸在里面了。不掺杂任何功利和紧迫的东西,那一刻我感到特别放松”。

对很多技术管理者来说,偶尔研究下新出的技术,既能让自己保持技术敏锐度,同时也能更好地帮助作技术判断和决策。

近期,一则阿里巴巴 CEO 张勇对 35 岁程序员的看法流传网络。张勇表示,不会对程序员限制年龄,对 35+还在写代码的程序员表示鼓励。但他同时表示,“现在我最不发愁的事情不是 35 岁以上的员工写代码,而是 35 岁的员工不写代码”。

张勇的表态引起热议。那么,35 岁+的程序员到底要不要写代码?各个层级的技术管理者是否必须要保持一定的代码量?

蒋宏飞觉得,技术管理者不能失去技术敏感度,否则管理可能会“变形”。新技术点、新模型,新框架能否在业务场景中形成新应用或改造升级旧应用,能否结合业务场景改造现有技术并推动业务升级,这些都考验着技术管理者的判断能力。固步自封和盲目跟风都不可取,不能产生业务价值,团队成长也会成问题。

陈岳强调了对风险控制的重要性。当生产运作遭遇突发风险时,亟需快速定位症结所在。如果技术 Leader 不写代码,对内部结构、上下游关系了解不够细致,一旦出了问题,可能不知道从何处着手解决。

“如果一个技术 Leader 完全不写代码,并不一定会对他开展管理工作有影响”,在创业之初,苏锐还会贡献一些代码,随着技术团队扩大,他现在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产品、市场上。但他仍然会从工程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也为他开展市场工作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代码留给技术人的是观察世界和思考世界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道’,真正优秀的技术人会将这种‘道’吸收进而内化成为自己的一项能力。而代码水平是‘术’。即便管理工作多用“道”,也许术的部分有些生疏,但本质上计算机的逻辑没有变,并不妨碍成为一个优秀的技术人”,苏锐说。

35 岁+管理者代码量的问题或许很难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或者标准,因为公司类别、规模、岗位等的不同,对管理者的要求也必然不尽一致。

从公司规模的角度看,大公司的技术 Leader 不写代码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平时可能很少见哪个大公司的 CTO 还在写代码。对他们来说,设计和把控技术方案更重要。

而对于中小公司,尤其是初创团队而言,不太可能单纯只招一个只负责管理而不能从事技术工作的人。自 2017 年创业以来,刘洪清目前仍是公司核心产品 JuiceFS 存储系统的主要代码贡献者。他的技术团队目前不到 10 人,除每天早上花一个小时左右开会外,剩下的时间,刘洪清几乎全都扑在产品研发上。

在以业务为导向的应用型公司,企业运营、战略管理可能比写代码更为重要。而若是纯技术型公司,技术 Leader 最好需要保持一定的代码量。

涛思数据创始人陶建辉今年 52 岁了,仍在一线写代码,据他介绍,他现在平均每天花 12 个小时写代码,最高 14 个小时。陶建辉是公司核心产品物联网大数据平台 TDengine 的主要代码贡献者,已为其写了 5 万多行代码。

他认为,代码是底层技术公司最重要的工作和价值所在,如果 CEO 不亲自写代码会失去对产品的把握,“如果 CEO 不写代码或者不懂代码,那我觉得这个公司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公司”。

互联网不需要中年人

回过头来反思一下,为什么 35 岁成了程序员的职场终点?

表面上看,这是个人的职场发展遇到了困境。更深层次的原因与当前激烈的就业环境不无关联,这里面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倒逼”的结果。

华为劝退 35 岁员工,强制退休补偿 45 岁员工;腾讯裁撤 10%高管,劝退 35+员工…如今的快速迭代的互联网和职场环境,都在向中年人传递出一个信号 —“你老了”。正如马化腾所说,或许你什么错都没有,就错在太老了。

“不要 35 岁以上的中年人,再便宜也不要”。虽没有明文,但 35 岁定律已是国内科技互联网公司招聘标准里的“潜规则”。

图源网络

年轻人能修 996 福报,对薪资要求不高,中年人精力和体力双下滑,家庭负担拖累成长空间,对薪资要求还高。于是“橄榄枝”更多伸向了年轻人。

一个员工,若活到 35 岁还没有猝死,那他就是公司的负资产了。在 996 相关话题的讨论区,有网友代入「老板思维」后如是说。

残酷吗?挺残酷。有些三天两头将企业社会责任挂口头的 CEO、CHO,嘴上也会说「残酷」,可一看公司财务报表,会「身体很诚实」地在辞退信上大笔一勾。

前两天,某科技公司老板说「80 后的人真的该退出 IT 行业了」,引发挺多人关注。

据曝出的截图显示,这位老板在微信群内发飙,说自己「见不得下了班要给老婆孩子做饭的男人」。

接着,他对这类顾家男喊话:「请离开,你已经不适合在一个创业团队呆着」,「我给你时间,找个新工作,请你滚!」

大概是霸总体质太上头,他还直接要求员工们中秋节回去多想想,「节后,开始清理所有跟公司达不成‘共识’的人!」

可能是那堆感叹号不足以泄恨,他又顺手挑了个「典型」,直接将人给开了。

疑似被开员工则曝光了此事,说「半夜娃尿床突然发现被优化了」,称自己去年 10 月入职销售,在各种困难下,拿下了公司第二的业绩,合同业绩 150 万-200 万,回款 100 万。

他还透露,公司实行大小周,底薪 4500 元。

你 25 岁时天天 996 无所谓,但你不可能永远 25 岁,你会有家庭和孩子。

可永远有人 25 岁。这事让我想起了这句话。很多人到中年的员工,看到的可能是上面那句。

许多老板,看到的或许是下面那句。他们还会将它提炼为一句:职场没那么多人情。

但没人情跟没人性,是两码事。我反对将此类事件带入「资本家嗜血论」的阶级斗争模型里去置评。

可有些老板非要将「压榨」两个字往自己脑门上拍。

连员工「下了班要给老婆孩子做饭」都见不得,还直接用上「滚」和一堆脏口,确定不是找骂?

你要员工把公司当家,可你有把员工当家属吗?在互联网大厂,让员工 996、大小周好歹是用高薪酬做「对价补偿」的。

塔勒布说的「现代化大公司创造出的新奴隶制形式」,早就落地开花。可这次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涉事公司,给足了员工被虐的价码吗?

挡住大龄员工求职的主要就是在招聘过程

一位运维工程师在脉脉上讲述他电话面试阿里的经历,“刚开始聊的挺好的,当听到我的年龄是 35 的时候,感觉面试官比我还紧张了”。最终,不出意料,他收到了拒绝邮件。

InfoQ 查询 Boss 直聘发现,有些公司在招聘 JD 上直接写明了年龄范围 。某软件公司招高级程序员的任职要求之一是“3 年以上经验,40 岁以下”。某教育公司的招聘 JD 上要求道“ 18 年毕业的-35 岁以内都有的聊”,HR 备注卡年龄的原因是因为“年龄大职级可能 hold 不住” 。

截图来自 Boss 直聘

到了 35+的年龄再去找工作,市场的期待值也会变高。

有程序员表示,猎头找他的理由很直接“你的年龄也不太年轻了,想邀请你过来,希望你带一个团队”,聊的话题也基本围绕过往的管理经历。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程序员们担忧过了 35 岁再不转管理就来不及了。这就好比很多人 30 多岁了被催婚,传统的观念总认为,到了某个年龄,就意味着必须要到达一个阶段。

“我之前去面试国内某大厂,一面时被提问的所有问题我都答上来了,最终面试的人明显比我要年轻很多,面完之后,他说让我等一等他就走了,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那年,我三十四,面试官看起来也就二十七八岁。我当时猜测他可能‘嫌’我岁数大,觉得 30+的人水平应该更高”,胡伟(化名)向 InfoQ 讲述自己上一份面试经历。

现在做了技术 Leader 的胡伟似乎也成了当年那个“拒绝”他的面试官。

“现在招聘看简历,如果是 32 或 33 岁以上的,我就不会再看了。因为他们要求的工资待遇比较高,我们创业公司可能承受不了。另一个是好不好管的问题,像这个年纪,一般已做过一些管理岗位,价值观已基本定型了”。

“但每当我直接 pass 这些 30+候选人的简历时,我心里其实还是有一个坎儿的。反射到我自己的经历,也会同样感到不舒服。但这确实是正常现象”。

胡伟的矛盾,反映出了市场的选择。这可能不能简单称之为“偏见”或“歧视”。

不同企业对不同技术岗位有着差异化的需求和成本上的考量。如果一个技术岗对技能的要求并不高,考虑到性价比,企业更愿意少花钱招一个合适的人。如果 30+的工程师还在做基础工作,那与年轻人相比显然不具备竞争力。而那些技能要求高、犯错成本高的岗位,企业会更倾向于花更多的钱找一个有经验的人。

蒋宏飞在招人时发现,其实市场上很缺人,但又有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并不矛盾。“很多程序员的简历上写着做过很多项目,但真聊起来发现他做的并不深入。行业真正需要的是经验丰富、能实际解决问题的人才”。

从另一个角度看,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也并非全都是坏事。它能鞭策程序员不断提高自己,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国外程序员从不谈中年危机,35 岁退休是中国特色?

与国外相比,国内的互联网公司似乎更崇尚年轻文化。

从平均年龄上看,国内的互联网员工要比国外更年轻。

今年 3 月脉脉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人才流动报告》统计,19 家企业的人才平均年龄为 29.6 岁,其中滴滴算是“最老”的,员工平均年龄为 33 岁,最年轻的是字节跳动和拼多多,人才平均年龄仅为 27 岁。

另据美国调查机构 PayScale 数据,截止 2018 年年底,苹果员工平均年龄 31 岁,谷歌员工平均员工 30 岁,Facebook 和 LinkedIn 员工平均年龄为 29 岁。

值得一提的是,Facebook 是一家极其奉行年轻文化的企业,这家公司简直就是年轻人的天下,年轻就是王道”是 Facebook 的用人准则。

而在脉脉研究院所统计的 19 家公司中,有 9 家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低于或者与 Facebook 持平。其中不乏网易这种 20 多岁的“中年”公司。

图片源自脉脉数据研究院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国内的公司里,似乎很少见到中年的程序员,但国外就能见到很多中年程序员。

有数据为证。

2019 年搜狐科技《中国互联网简史》报告显示,国内近一半的程序员年龄在 25-29 岁之间,其次为 30-34%,占比 24.6%,35 岁-39 岁的程序员占比 6.1%,而 40+的仅占 1.2%。

2019 年,Stack Overflow 对全球(中国参与者较少)近 9 万名开发者的调研报告显示,国外 20-34 岁程序员人数占比最高,35 岁以上的程序员占总数的 25.7% 。

上周,已经退休的 64 岁 Python 之父 Guido van Rossum 因为觉得退休生活太无聊了,而重返职场成了微软“打工人”。前段时间美国一位数据科学家 Gene D’Angelo 在社区表示他已经 74 岁了,从事编程 57 年,至今仍没有退休的打算。

国外 IT 行业对于大龄程序员也有着较高的包容度。此前,同样 60 多岁的 Java 之父 James Gosling 曾自述在求职时感受到的善意“我们虽然不愿意招你这个年龄的程序员,但可以对你特殊考虑”。

而且在海外程序员眼里,中年危机压根并不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陶建辉此前在美国留学,后又先后在美国 Motorola、3Com 等公司从事技术工作。他介绍,在美国、欧洲的科技公司,无论规模大小,40-50 岁的程序员工作状态非常好,在他们的观念里,程序员并不一定非得带团队,做管理晋升到 CTO、CEO 级别才能证明人生是正常,圆满的。“在美国,从来不讨论 35 岁程序员的问题,美国程序员没有年龄危机,大家只是把它当做一份正常的工作”。

35 岁中年危机,难道是中国特色?

刘洪清向 InfoQ 表示,这种差异与两个国家的 IT 行业的发展历史有关。美国的 IT 行业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开始发展,而中国差不多晚了 20 年。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国内年长的程序员的数量肯定要少很多,中国四十岁以上的第一代程序员,相当于美国六十岁以上的那一代。

自 1994 年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开始,从 PC 到移动互联网,中国出现了三次大的互联网浪潮,带动国内 IT 行业在最近 10 年-20 年间获得了井喷式增长,程序员数量也迎来爆发。这促使整个从业者群体的年龄结构更加年轻,再加上管理层的“空白”,公司需要有经验的程序员去做管理。

图为华为 1996 年招聘启事,要求所有岗位应聘者年龄在 35 岁以下。图片来源:微博 @程序员的那些事

到这里你可能就明白为什么中年危机会聚焦在 35 岁了。在中国,时代的红利已经让最早的一批程序员(70 后)实现了财富自由,他们用不着焦虑。而随着产业壮大,时代红利渐消怠,80 后成了第一批遇到这个问题的群体。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而更有年龄优势的 90 后,00 后正在快速成长,80 后程序员的焦虑感可能更重。

陶建辉认为,“35 岁现象”出现的根源在于中国的 IT 水平还相对落后,国内在操作系统、中间件、内核软件、数据库等底层技术上与国外差距大,做移动应用的公司较多,软件开发门槛低,甚至有些程序员从培训班出来就能写,对高级人才需求不足。

“中国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软件公司开发的软件,真正走向全球。如果国内做基础开发的公司越来越多,那可能不会再有 35 岁程序员的问题”。

结语:如何打破 35 岁定律

35 岁定律就像一把高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而不落的状态最“折磨”人。但时间永在流逝,没有人能避免 35 岁的来临。

如果一个程序员随着年龄的成长,每天还只是在重复做着基础工作,那么当 35 岁来临时,危机大概率也会找上门。

如果真的热爱技术,希望在技术领域长期发展下去,就要持续学习,以让自己在技术上有积累,有系统化的理解和认知。如果有志向转型管理,那也要做相应的准备,注意培养自己的管理思维。而对于那些觉得干这行不是特别突出,竞争力相对较弱的普通程序员来说,提早准备 Plan B ,探索第二职业,谋求合适的时机转型 ,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据了解,在美国、欧洲等国家,为减少经验干扰和就业歧视,求职简历上不允许写年龄,也避讳问年龄,涉及年龄是违法行为。这就意味着,求职者全靠作品说话。

对 35 岁以上员工“一刀切”可能会令企业与那些真正富有经验累积的优秀人才失之交臂。我们呼吁,国内互联网科技公司在招聘技术人员时不要太限制年龄,例如在招聘 JD 里不写年龄规定,面试环节尽量不问年龄。就像招聘时不问肤色、种族一样,年龄也应该逐渐避免成为干扰因素。

克服 35 岁现象,除了个人努力突破职业瓶颈外,还需要良好的舆论环境,不要“妖魔化”35 岁。

By 刘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