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被贩卖焦虑击中了吗

我们经常被商家利用的焦虑有哪些?或者说,你常常因为什么而感到很焦虑?

其实总结一下,最常见的两个焦虑大类,我觉得本质上就是2个:

  • 一个是金钱焦虑
  • 一个是身份焦虑

在这两大类型的焦虑之下,又衍生出更多样式的焦虑。

  • 金钱焦虑。不是有句话毒鸡汤说嘛,你所有的焦虑还不都是因为穷。成年人的世界里,判断成败的标准有很多,但最基本的门槛依然是,有钱!有没有一夜暴富的捷径啊??学啥可以年入百万啊?有什么办法能遏止财富缩水啊?可以说,没钱是最大的焦虑了。
  • 身份焦虑。这个时代,除了最顶层和最底层的人之外,每个人都在焦躁,而焦躁和核心,不仅仅是人们担心的金钱问题,更是背后的身份危机。

“你必须飞速奔跑,才能留在原地。”

简直就像一把刀扎进了中产阶级的心。事实上,如何留在原地,真的是当下中产阶级最大的身份焦虑。飞速奔跑,却寸步难行,名义上中产,实际上感觉和屌丝一样紧巴巴,随时可能滑落底层。

不中产,就屌丝。这中间没有任何缓冲地带。当“中产”二字的标准越来越高,你只有垫着脚,只有向前跑,才能停留在这个尚算体面的阶层。

所以,大多数人的焦虑都脱不开金钱焦虑和身份焦虑这两点。而金钱焦虑和身份焦虑带来的,是各种衍生的焦虑:

1. 竞争焦虑

你们觉得年薪七位数的职业经理人焦虑吗?你们觉得年薪30万的小leader焦虑吗?是的,他们都同样很焦虑,焦虑自己随时被替代,担心自己随时跌回年薪10万的行列。即使他们终日穿着名牌服装却战战兢兢,踏着3000元的鞋却如履薄冰。

我有个同事,有天晚上和我聊,说:安顿啊,我每天一觉醒来就在想阿何会不会哪天把我炒了。我说:嗯嗯,我也这种感觉。

所以,别以为自己在职场上多混了几年就高枕无忧了,你的身后永远都是更年轻、更能干、更便宜、还不油腻的小年轻们在等着干掉你……

2. 年龄的焦虑

女生对年龄的焦虑很好理解,哪个女人不想永远保持年轻貌美、保持少女感呢?与衰老缠斗,可谓是我们女人终其一生的战斗,加油啊各位美少女战士。

男生的年龄焦虑也很好理解,这一天天的,年纪越来越大,会不会一事无成啊?啥时候才能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世界很快就是年轻人的,他们希望自己离开世界中心舞台的时间,尽量延迟一点。

3. 知识的焦虑

我们都经历过十年寒窗苦读,那时候坐在飘着秋叶的窗口,埋头看书一看就是一天,觉得内心丰富极了。可是现在的知识获取,以小时计啊。一本原本应该看10天的书,现在APP上的精华版,5分钟就能看完。

然而即使是这样我们一个月读了100本书,依然觉得知识不够用。我们必须还要买各种课程,订阅各种专栏,手机里必须下载至少3个知识类APP,成为付费会员,才能换得一点心理安慰。

类似这样的焦虑还有很多,比如:

  • 颜值焦虑——这是个以貌取人的世界,我这么丑,连对象都没有,只能孤独终老了
  • 人际焦虑——这社会好复杂啊,人心难测,我该咋办呢?
  • 教育焦虑——养个娃多难啊,我的娃不会输在起跑线上吧?
  • 安全焦虑——天天熬夜加班,会不会哪天我他妈就猝死了啊……

这就是当下时刻围绕在我们身边的焦虑,讲的我自己都觉得心累。这些焦虑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剂剂毒药,让我们很难受,但对商人、营销人却是机会。制造“焦虑”就是他们核心的销售技巧。包括我们做知识付费的,焦虑点就是我们要挖掘的用户痛点和产品卖点。

所以营销人员在策划的时候,首先要去分析产品,其次去分析目标人群,看看目标群体此处正处于哪种焦虑中,把这种焦虑拧出来,去刺激他,打痛他,然后在卖给她一个看上去能解决焦虑的方案。

所谓的制造焦虑,核心是制造“欠缺感”,兜售需求。方法可能有很多,最常用,最管用的招数有以下三个:

1.对比

所以我们第一个制造焦虑的办法就是对比法。没有对比,就没有焦虑。这种方法非常常见,因为它特别好使。

对比法所营造的欠缺感,就是一种“别人有而自己没有”,或者“别人比我的更好”,或者“别人都在做,而你却不在做”的感觉。

我胖,我不焦虑,因为身边的人跟我一样胖。我丑,我不焦虑,因为朋友们颜值在同一条线上。这时候,你说服他们去减肥美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但是,如果你的闺蜜突然去了趟韩国,换了张脸变成了那个经常吃饭的漂亮姐姐,被小鲜肉撩,你是不是瞬间感觉你们的友谊开始有塑料味了?

因为你开始认为你们不再是同一个群体了,那个比你还丑的妹子,现在有帅哥天天送鲜花,你连招呼都收不到,这才是你要开始变美的核动力。所以一个女孩子决心要变美绝对不是为了鸡汤文里面说的,转角遇到更好的自己,其实就是为了转角遇到更好的帅哥。

你们承认不?

同样的,如果你昨天的同事甚至是你的下属,忽然成为了你的上司,或者变为明天的老板,这恐怕是你最不能容忍的事,估计比炒鱿鱼还残忍。你和同事本来是同一个群体,现在他有了更高级的身份,这个身份,足够让你焦虑好几天。

真正的吸引力,不在于饼有多大,而是同等人群中有人吃得比我好。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减少焦虑感,保住自己的身份、地位、面子。

好的,前面我们说过,用对比这一招制造焦虑非常好使,很多商家经常用

用的时候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就是你用来对比的人物、故事或者案例,一定要让用户觉得,正是我所经历过的,和我所处的普通阶层是非常贴近的,甚至还不如我。

千万别动不动就举马云怎样怎样,范冰冰怎样怎样,雷军怎样怎样。你如果说,现实生活中一个大学生是怎样赚到比你工资还多的钱的?一个刚工作两年的同事是怎么做到总监级别的?身边的朋友是怎么在短时间内瘦了50斤的?甚至讲的是你自己一个中专生一开始摆地摊卖手机贴膜,后来通过运营公众号成为了月入10万+,比大学生还牛逼的暴发户的故事,马上就有感觉了对吧?

这就是关于对比这个制造焦虑的方法。下面,我们来说说另一个制造焦虑的方法——

2.恐惧

“恐惧营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可以快速点燃用户焦虑情绪的营销策略。你要科学的去吓唬你的读者。

也就是说:通过制造压力,唤起他们的危机意识和紧张心理,告诉并让用户感觉到,如果不用我的产品,现在或者不久你极有可能你会面临种种威胁、风险,从而改变他们的态度或者行为。

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类似这样的话:“不减肥,你就变成人人都嫌弃的胖子”、“不读书,你就是个没有文化的野蛮人”、“不学习,那么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招呼都不会和你打”、“弹钢琴的孩子数学更好”……

这是因为当人感受到一定程度的恐惧时候,都会激活大脑中的“杏仁核体”,让人分泌更多肾上腺素,而肾上腺素回让人在短期内提高“注意力”和“记忆力”,让人从“放松”的状态脱离出来,更加留意周围的信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说“弹钢琴陶冶情操”的时候,母亲们不会留意文案信息,而一旦说“弹钢琴的孩子数学更好”,就一下子激发了注意力。

3.损失

它其实对应的是心理学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叫损失厌恶。

什么是损失厌恶呢?就是同样一个东西,你得到它时产生的喜悦,跟失去它时产生的痛苦相比,痛苦的感受会比喜悦更加强烈。

举个例子: 你今早出门的时候,捡到了一张100块的毛爷爷,估计今天你整天心情都会很好。但是晚上的时候,你发现你又把这100块弄丢了,这时候你的心情就有点上坟的感觉了。

但事实上,你今天并没有损失一分钱,你丢的钱是你早上捡到的本来就不属于你的钱。但你还是心情跟下雨了似得,甚至开始埋怨自己这么不小心……这两种情况对比,丢失100块带给你痛苦,会比你捡到100块给你带来的快乐,要强烈的多。

这就是损失厌恶。由于这种损失厌恶效应,人们往往不愿意放弃自己拥有的东西,包括觉得自己应该拥有的东西。很多商家就看透了这个心理机制,利用这个弱点搞营销。

商家做的就是利用这个人性的弱点,要让用户感知到,如果不用我的产品,你所拥有的某样东西就会消失。你现在无所作为的状态,就是在失去!

我们再来想象下这个场景:你在公司茶水间正在跟一个同事扯淡呢,忽然她说:我上周买了一只股票,结果大涨,3天就赚你两个月的工资。

而事实上,你同事的薪水还不如你。这时候你就没法淡定了,你会自动把同事口中的炒股高收益率,当成“你本来应该得到”的状态,认为你没去炒股是一种损失,所以真正激励去入坑的,实际上就是这种“失去心理”。

再比如,不参加减肥训练营,你就失去了一个变美的机会。护肤品最常用的:“留住20岁的自己。”比如某针对非本科学历工作者的职业培训:“不要失去,第二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比如一门教你学习英语课程:“不要放弃一个用英语赚钱的机会”。

是不是越看越焦虑?焦虑就对了,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以下是一位职场人处理焦虑的心得体会:

我历数工作十几年的经历,无论媒体工作还是创业,相对都是焦虑的高发领域。但 是相比之下,我是人群里生活比较忙乱、但比较不容易焦虑的人。

我想说一下克服焦虑的经验,那就是:舍弃、看透、冷漠、躲藏。

第一个词是舍弃。

舍弃并不完全等同于流行的“断舍离”,但它们部分重合。我理解的舍弃,是善于挑选一段时间、一个场景内的主要目标,然后把跟目标无关的因素忘记。时间和场景变换,主要目标会变换,这时候就要看情况是否调整主要目标。 最典型的场景是工作和娱乐的变换。在工作状态下忘记娱乐,在娱乐状态下忘记工作,这就是舍弃。

如果事情非常多,场景变换非常快,那么这种舍弃的节奏也随之 加快,但不管是多么微小的间隙,都要舍弃次要目标,寻找主要目标。否则,两个 不同标准会重叠,你会不知道按照哪个标准选择,有个精确的说法叫作“心挂两肠”,焦虑随之而来。 要做到快速取舍,需要慢慢培养一些明确标准,而防止标准的重叠:什么事重要, 什么事不重要;什么事对,什么事错。就像给自己画一条明确的线,线之上的,不纠 结,去做;线之下的,不纠结,不做。当然,这条线并不容画,需要价值观、判断力足够成熟,需要长期的总结和训练。

第二个词是看透。

它有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说,面对一个麻烦,尤其是急切的时候,绝不为其中无法改变的部分费神,只关注其中可以解决的部分。 已经发生或必将发生的事实不可改变,为它付出任何精力都是损耗。

最典型的例子是“迟到”这个场景,我见到太多人,在约会、会议、赶飞机即将迟到的时候张皇失措,不断抱怨司机开错车道,选错路,或者绝望地思考着后果。但这一切都丝毫不 会改变迟到的事实和它的后果。这时候应该做的,是弥补和防备可能的后果,哪怕系好鞋带以便下车后跑得快一些,都更有用。如果一切都已经于事无补,不如安心 看本书,或者处理一些与此无关的工作。记住,不为无法改变的事情伤神,别人可 能会因为你这种时候的状态感到奇怪,但这是这个情景下最正确的状态。

大的一层则是,从总体上认清麻烦不断是自己人生的常态,并且为此做好一切心理 准备。不要为“麻烦出现”这件事耗费心神,不要懊悔,不要叹息不幸——除非这种懊悔和叹息是策略性的,能带来帮助。这样,你可以冷静对待任何麻烦,并且用最快的时间决断最好的应对方式。

第三个词是冷漠。

这一点包含在上一点里,但值得单独拿出来说。 冷漠主要是对自己而言。很多焦虑的来源,是“太爱惜自己”。而化解这个焦虑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简单地问一句”有什么大不了的“。从战术上把一切自己无法改 变、必须承受的后果看成“没什么大不了的”,在我看来是问题发生后唯一正确的心 态,它有些自欺欺人,因为很多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比如破产,甚至死亡。但假如 你曾经试过多问几次自己这个问题,你会发现世界变得不那么可怕了。人可以承受绝大多数坏事,并且能够度过绝大多数危机,失恋、失去工作、失去财产都是并不 致命的麻烦,更不用说你面对的大多数麻烦根本到不了这个层级:诸如一件工作没 有做好、丢了一个钱包这种小事,不是无法弥补的过错。大多数情况下,都还来得及。

还要记住一点:有些痛苦根本无法解决。这也是冷漠的价值:不要呵护自己脆弱的幻想,要让自己承认这个事实。接受它然后想想怎么办,反正你早晚要接受。

第四个词是躲藏。

要给自己准备一个随时可以躲进去忘记一切的庇护场。 简单来说,就是给自己寻找一些可以快速进入又快速出来的状态,这些东西可以是 一本小说、一个歌手、一些游戏画面,或者一个你非常喜欢的 人,一段你难忘的回忆,它们的特点是,你可以在耐心就要失控的混乱时刻,花二 十分钟甚至十分钟躲进去,让自己彻底放空,享受片刻沉浸,用最短时间给自己吸 取最大的耐心和宁静感,然后出来继续面对一切。 很多时候,抽一根烟或者涂一次口红就是充当着这种效果。有些经常焦虑的人喜欢 抽烟,有些女孩每天需要到卫生间补几次口红,这些小举动其实就是躲藏,三五分 钟时间,可以积攒很多能量。 一定要有短暂放空的办法,大多数事情不会被10分钟耽搁,而这10分钟却可以给你 带来处理大多数事情需要的力气和耐心。

判断利弊和得失,判断后果,专注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对问题产生情绪。 理性的养成不能一蹴而就,但如果不断提醒自己,你会发现一切都在慢慢变好。生 活会仍然一团乱麻,但你面对乱麻会更加镇定。

By 七月

年轻人的抑郁不是矫情

学校里的内卷让孩子喘不过气

监控看得到孩子的脸,却读不懂孩子的心。

成都49中高二的小林,最终还是被认定自杀坠亡。或许校方此时能稍稍松了一口气。过去的24小时,成都49中因为消失的2小时视频,引发的全网排山倒海式的质疑和责问,

然而,当公众将注意力集中到小林自杀前的行动路线时,我们是不是更应当感到恐惧,因为这已经偏离了探寻本质和真相的路径。毕竟,360度无死角的视频监控,只能证明孩子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而无法从根本上阻止自杀的悲剧。

我们必须承认,青少年自杀是一个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在中国,15-30岁之间的青年死亡的第一原因不是疑难杂症,而是自杀;在美国,自杀是青年死亡的第三大原因。来自北大的一份自杀报告显示,中学生中有过自杀念头的人数占总样本数的20.4%,进行过自杀尝试的占6.5%。

青少年的自杀问题,已成为无法承受的社会之重。

自杀就像一个暗黑世界的幽灵一样,占据了众多孩子的稚嫩心灵,并残忍戕害了他们年轻的生命,这难道仅仅能归咎于孩子的个体心理差异?原因恐怕没这么简单,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些问题。

1、教育没有带来成长和快乐的人生意义,反倒成为重压和受挫的消极来源。

小林成绩优异,但性格内向,自杀前有自残的表现。心理学研究表明,年轻人的自杀并非不假思索、一时冲动的行为。通常情况是行为人经历心理混乱和外部压力之后的最后结果。而自杀前,行为人都会通过一定方式表现出自杀的意图。

校方虽然无法阻止孩子自杀,但校方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义务,也当然包括心理健康方面的关注和帮助。不能认为学校没有存在对自杀孩子的霸凌行为,并且有过心理健康问卷调查,设置了心理健康诊室、配备了两个心理健康医生,孩子的心理健康就能得到保障。小林的事件恰恰说明,校方的做法仍然流于形式,根本无法防止悲剧的发生。

但这并不是说学校不关心学生,而是无法按照教育的本质去关心学生。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仅存在成都49中的个别现象。在唯分数论和升学论的氛围之下,学校也是身不由己,社会、家长、上级的眼光和舆论,紧紧裹挟着校长和老师,悬在他们头顶的KPI之剑,由不得他们做出偏离考试和题海的选择。在这场教育的混沌中,校方沦为题目的供给工具,孩子沦为失去味觉的鸭子。没人想得起来教育的初心不但是“教书”,也是“育人”。

2、公众的心情同痛失爱子的家长一样,有种无法抚平的疼痛感,而这种痛感也反映出每个家长在孩子面前的无能为力。

孩子只是家长的复制品,而非创作品。

而眼下的真实情况是,有多少焦虑的家长还在打着“一切为了孩子”的旗号,加入买学区房的大军?家长们是不是对追求一部豪车的兴趣远胜过一本经典著作?如果自己不能言传身教,又为何在自己看手机的时候训斥打游戏的孩子?如果家长不能反思和根除自己的自私、狭隘、偏执,如何苛求孩子成长为高尚、积极、乐观的理想人?

但这并不是说家长们不懂得付出,而是无法以爱之真义去影响、塑造孩子的人格。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某位家长的独特个性。在消费主义盛行和物欲横流的时代,家长也是身不由己,社会、他人的眼光和舆论,让家长只能在创造个人GDP的道路上永不停歇,孩子、老子、房子、车子,哪个能让负重的成年人有机会停下来思考人生?在这场内卷的凌乱中,家长自己本身就是物质世界的工具,而孩子则沦为内卷化的牺牲品。

是时候做点什么来拯救孩子们了!

1、减负也要增效。

教育部近日又发出《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意图从减少作业负担开始,为孩子的人格成长腾出时间。

但是此举如果不加必要的辅助措施,加强体育、美育和人格的培养,恐怕到可能成为校外培训机构嘴里的肥肉,苦的不但是孩子,更是家长的钱包。教育部门是否应当对校外机构的培训内容不加以监控管理?

我们是不是该将作业时间用在一些正经的用途上,比如为中国足球篮球培养选拔出几个人才,或者至少让孩子对此感兴趣,不陌生?对书法绘画和音乐,多少有点审美的艺术细胞,不至于高分低能,一问三不知?

2、破除985和211的执念,在于教育机制从“严进宽出”到“宽进严出”。

中国家长对于985和211的执念,无非始于头部高校的就业前景,象征着毕业深造和更可靠稳定的职业“钱”景,有谁真正关心孩子们能获得多少真知和做事的方法以及对抗逆境的解决方案?

高等教育既然能够越来越普及,就应当让所有的社会成员发挥自己的优势,做自己擅长的、感兴趣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即使一个成绩优异的大学毕业生,面对实际工作也会手足无措,原因是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的严重脱节。

踏上工作岗位却进入了“福报之门”

拼多多员工谭某林从家中27楼坠落,死时穿着睡衣睡裤,一双毛拖鞋,父母当时正在家为他烧午饭。他毕业于2020年,刚在拼多多转正。

我们无法判断小谭究竟为何突然离岗回家,选择自杀,也未能完整还原他的生活全貌,但作为经层层筛选,最终入职互联网大厂的应届毕业生之一,小谭曾与入职该公司的其他年轻人一起,深嵌电商巨头拼多多之中。

当创新、自由、尊重逐步剥离,员工们陷于打卡、绩效、和监视之中,除了一笔高薪,我们该怎样定义这样的工作?

「 “谭某林” 」

中午12点半,邻居听到一声巨响,一个瘦小的男孩掉落在院子里。他从27楼坠下,穿着居家的睡衣睡裤,脚上还有一双毛拖鞋。

这是2021年的1月9日,人们很快听说,男孩姓谭,是头一天突然从上海回的长沙老家,只待了一晚上,当天下午本来要坐飞机回上海。他自杀时,父母就在厨房里烧午饭。

消息是傍晚时传开的,“拼多多又一员工身亡”,这是互联网巨头拼多多一周内的第二起年轻员工死亡事件。2020年12月29日,22岁的女员工张某霏在凌晨1点下班的路上猝死,“拼多多压榨员工”的讨论还没有结束,1月9日,虽然原因不明,这个男孩的突然离世引发了新震动,他同样是新员工,同样年轻,去世时只有23岁。

李丁是当天晚饭时刷到新闻的。“长沙”、“2020年7月8日入职”、“技术开发工程师”,餐桌上同事读起男生的信息,李丁渐渐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谭某林”——名字一念出来,巨大的恐惧瞬间攫住了他。

微信、QQ、电话,李丁立刻用所有途径联系室友小谭,都没有回应。

也许还没下班,李丁安慰自己,大学毕业这半年,小谭回消息越来越慢了,有时隔了大半天才回复说自己太忙了。他知道小谭每天11点下班,“之后下班再给他打吧。”

9点、10点……看到新闻的大学室友们都冒了出来,大家都守着电话等待小谭深夜下班。

夜里11点,小谭的电话还没来。有人刷到新闻评论,发现死者是“四川大学计算机系的毕业生”。

男生们的侥幸粉碎了:“是真的。”

他们知道的同学小谭,2019年的暑假在拼多多实习,2020年夏天大学毕业顺利入职,他在拼多多的上海长宁区总部的时间,前后将近一年。

小谭一向很有规划,他的实习、求职都会提前半年做准备,入职拼多多时,他把未来都想好了:两三年后,找个清闲一点的工作,往老家长沙或者其他二线城市跳槽,“其实没有打算干很久的。”

但在公司通告中的小谭,看起来如此手忙脚乱:小谭在元旦前刚刚转正。1月8日,他早上8点多向主管请假,这不是休息日,他没讲什么原因,直接坐飞机回了长沙老家。父亲去机场接了他,当晚他就订了第二天返沪的机票。同学们看不懂他这个忙乱的行程,也不能理解,他规划清晰的人生,为什么提前终止在了23岁。

「 冲向大厂 」

拼多多这份工作,也是很多同龄年轻人的目标规划。这款APP在2015年上线,2018年在美国上市,近两年已经一扫此前“土”、“下沉”、“初创公司”的印象,变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互联网巨头,年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7亿,逼近淘宝。

一位小谭的校友告诉我们,毕业时,大家的求职方向主要是快消、房地产、互联网,而互联网被认为最能带给人成长。早前,2016年时,像四川大学这样的985学校毕业生进入腾讯、阿里都非常容易,但此后形势大变,等这位校友2017年毕业时,已经很难拿到BAT的offer,“这些企业的校招生都来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学校,素质非常非常高”。

“大厂”是一个新的锦标竞赛,优等生们在中考、高考、考研之后,又找到了一个冲刺新目标。

《时尚先生》联系到的数位拼多多年轻员工,求职原因都是类似的:感觉互联网平等、氛围好,知识型学术型人才占比高,光环很明显。从面试开始,就觉得遇到的都是同类人。就像要竞争一所好学校的录取一样,“突然有一家公司能打破阿里的垄断,而且发展得很迅速,所以就想去。”“当时拼多多用户增长非常快,我想看看这是为什么。”

小谭在其中,大概不算最耀眼的。大学同学评价他是“字面意义上的普通学生”——交材料时不会很积极,也不会拖到最后。不算学霸,但成绩也还可以。

这个男孩很瘦,身高1米72,体重还不到50公斤。读书时他喜欢宅在宿舍里,几次拒绝后,同学也就默契地不再拽他参加集体活动。他爱安静,常吃外卖,刚上学那会儿,还喜欢自己打很长时间的星际争霸。

他也是另一层面的好学生。他从高中起就关注计算机和编程,“计算机网络”这样的专业课上他明显更积极,大一做实训课时,同学发现他“做得可high了”,一个人就能做很多东西,计算机专业的同学们早就确定,小谭是能干这行的人。

就业压力是从大三开始的,小谭迅速切换了学习状态。他停掉了游戏,换了一台新电脑。第一个计划是考研,他很快发现自己并不想再读书了。第二个计划是找工作,时间变得更紧张,他直接去找到辅导员,要求进入java协会去做项目。

“他突然转的java语言,不太会,很拼命,一两个月干了很多活儿。”李丁回忆,小谭不喜欢参加任何学校组织,进协会这一步完全是为找实习做准备。只要确定了目标,小谭肯定问题不大,不管在协会,还是后面去拼多多实习,小谭总是“特别能扛”。

大三暑假,2019年7月,小谭拿到了拼多多上海总部的实习offer,这相当于拿到半张提前上岸的船票。这几年大厂的招聘门槛越来越高,工程师们所在的技术岗位,对算法、项目经历、具体学历都有高要求。而像产品、运营这种综合性岗位,名校生们相互厮杀,原本“本科985、海外硕士”这种配置总能轻松入选,在2020年,很多人在简历关就被刷掉了。

小谭被分到拼多多的钱包组,做后端研发。李丁的理解是,在支付部门里写绑卡功能的代码。他记得小谭讲过,刚去时没有活儿干,天天翻公司的知识库学习,“网站后台可能有监控,会限制某个员工翻知识库的数量,他翻多了,就被监控发现了,后来就分到活儿干了。”

每天午休时,小谭都会跑到楼下找一个位置,翻看各种专业博客学习。他很喜欢这份实习工作,比较辛苦,但还能承受,拼多多的研发岗转正概率大,他不需要再焦虑求职了。

这是个令人心动的岗位,一位2021年即将入职的大学生张粒粒告诉《时尚先生》,她认为拼多多有很高的价值,“第一次打开了下沉市场,让农村用户有了消费习惯,帮助了被忽视的群体。”疑似小谭本人的知乎账号,也在2019年5月给一条支持拼多多的回答点了赞,这位叫“猜猜我是谁”的用户2019年也是拼多多的实习生,他很坚定地为公司反黑:“我觉得一个人去一家公司,一定是认同这个公司。至少不作恶,不然为了钱而工作,人生没有意义。”

张粒粒觉得选择是自由的,网上说的300~380小时的工作强度是很大,但哪个大厂的工作不累呢?自己年轻,可能承担这样的工作强度,如果身体实在扛不住,“那就走呗,也不一定非得死磕。”

另一种心动是收入。大四时,小谭收到了拼多多的offer,税前月薪28000元,李丁去了江苏省的一家银行,收入是这个数字的1/3。来自大厂的offer让人完全无法拒绝,“拼多多给的实在太多了。”

「 最后,尊重也消失了 」

我们没能复原小谭入职后的生活,他跟同学们渐渐失去了联系。公司生活像一个巨大的黑洞,运转迅速、紧张、且保密,年轻人的生活彻底被吸入进去。

时间是最先消失的。

2018年入职的周乾,24岁,跟小谭是同一个技术研发职位,也经历了同一个顶头上司。他介绍,多多钱包组这位主管花名叫“克拉”,首创了技术部门的“两班倒”轮班制度:值早班,早7点—晚11点工作;值晚班,晚7点—次日早7点,次日下午3点必须打卡上班。

这种大值班每半个月轮到一次,即便是年轻的应届生,周乾也觉得自己熬不住。晚上值班时,坐在家里的椅子上,周乾会在疲劳中不觉入睡,但此时,一种用来监控平台问题的软件系统还在精密地运转。每当监测到问题,系统会自动预警,这种预警每隔半小时、一小时,就会来一次。

预警分三级,第一级,先打电话给值班员工,三次响铃后,若员工未接,系统自动升级;

第二级,致电主管,若仍无响应,系统再次升级。

第三级,电话会直接打到老板黄峥那里。

运气最好的那次,周乾在值班的晚上连着睡了三小时。值班的巨大精神压力挥之不去,周乾开始习惯性失眠,他总怕晚上被电话叫醒,“不值班的时候也这样,已经控制不住了”,有时家附近的一声野猫叫也会让他深夜惊醒。

多多钱包组是“月双休”,也就是一个月休息两天,工作13天才休息1天。在双十、双十一、双十二几个电商节,基本上三个月都不会有休息时间。周乾体会过连续上十几天班,最后两天坐在电脑前,脑子已经完全转不动了,只能呆滞地做一些机械的事情。

自主性是第二个消失的。

2019年入职的小郭,原本拿的是管培生offer,她一入职被分配去了客服组。三个月轮岗结束时,公司突然告诉她,此前的部门offer临时作废,必须重新面试各部门领导。

管培生们一个一个去面试,部门领导如果提前收满了,后面的人就只能去面其他部门,哪怕这完全不是他们最早应聘拼多多的目标。一些人最终被留在了客服部,一些人直接因此离职。整个过程里管培生没有任何选择权,只有被通知权。

2020年入职的小N,25岁,此前也在几家互联网公司工作过。相比于前几家的自由、开放,拼多多给她一种“信息隔离”的印象。入职三周后,小N才拿到公司内部的数据权限,而此前她一直在做实习生便可操作的简单事务。

同时,小N发现自己无法接触“整块事情”,分到她手里的是很多小流程中最中间的部分,这种碎片、重复的工作内容在加速人的可替代性,“基本上所有人都是主管的工具人”。

接着,亲密感也消失了。

“防员工如防贼”,周乾能体会到公司风格明显变了。2018年他入职时,拼多多的技术文档全部对内公开,员工A可以在文档中看到员工B解决的技术难题。但2019年年会之后,各部门间开始信息隔绝,员工只有查看自己本部门文档的权限。为方便沟通,员工间有时会通过截图共享信息,但若被发现,则需要领受来自领导的“教育”,渐渐地,截图也被禁止了。

在公司层面,员工的亲密往来也是被禁止的,新建的微信群会被拆散,员工之间只能在公司内部通讯软件“Konck”上沟通,所有人都是花名,合作再久可能都不知道彼此叫什么。

最后,尊重也消失了。

互联网公司普遍禁止员工间谈论绩效,而在拼多多,就像中学考试发榜一样,每月的绩效考核都会公开发在员工的邮箱里。

基层员工的绩效全由二级主管说了算。小N意识到,这种做法直接激发了员工想“赢”的心态,越心智不成熟的人,越容易被卷进去。

周乾也曾被这个分数洗脑:领导一边否认他的工作能力,一边告诉他还有努力的机会,有段时间周乾努力工作,绩效分立刻提了上去。可时间长了,他渐渐对这种打分生疑:有的人犯一点小错就会导致绩效分变得很低,有的人好像怎么犯错都无所谓。分高分低完全不透明,全看主管一个人的喜好。

应届生经常是组里背锅的人,周乾说,公司虽然不会让应届生单独负责项目,但不少小组会让应届生背最低绩效。他认识的一位应届生曾连续背了三个月最低绩效,即便如此,主管还在旁边不停“鞭策”:你的产出不如别人。“但其他员工都是工作三年以上的,怎么对比呢?”周乾说。而在拼多多,只要出现两个月绩效垫底,就意味着半年内再无涨薪的可能。

至于假期的消失,是不言自明的事情。

入职第一年,几位年轻人都没有年假。被辞退的拼多多员工“王太虚”介绍,拼多多还曾强制克扣节假日,假期超过三天便会被要求提前返工。

周乾发现,周末加班的薪水并没有加倍,完全跟工作日相同。从每周单休,变成了每月双休,有同事一个月请了两次假,被领导告知“你的工作时间不满足要求”;而另一位最累的同事,每天都从上午十一点工作至凌晨两点。

“就是把你整个人都消磨掉了,你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朋友,连父母都没有了”,周乾说。加班到最后,一些女同事的月经也没有了。

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上海市规定2月10日复工,拼多多年轻员工小刘所在的小组,领导挨个打电话通知大家1月31日大年初七返岗。小刘本来坚决抵制返岗,但是群里很多同事响应得很积极。“最后我勉强拖了几天,还是回来了。没办法,大家都做出的表态让我没办法拒绝。”

当认清这个环境时,应届生会发现自己正处在两难境地。按周乾的说法,在互联网行业,一个默认的规则是刚毕业的人若想跳槽,最好把第一份工作干满两年,这是雇佣方出于员工“踏实”的考虑。否则,除非能力异禀、学校特优,不然连面试机会都争取不到。在一种“没地方可去”的状态中,应届生只能待下去。

去年8月,小谭在跟李丁聊天:“我们pdd这边有个夏日祭,可以看到很多日本小姐姐。”此时他入职刚1个月,李丁感觉他心情不错。

去年10月,李丁问:“你那边是不是要连上13天?顶不顶得住?”小谭回复:“这样需求还做不完,不说了,需求ddl要到了还有好多没做。”

去年11月24日,早上10点半,李丁问:“pdd变成227了?只在公司吃晚饭”他听到传言,拼多多加班时间改成下午两点到凌晨两点。

下午2点,小谭才回复:“227是什么鬼”

对话没头没脑地结束了,之后李丁没再主动联系过小谭,“觉得他在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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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离开拼多多 」

每当要跟同事私聊时,30岁的李常都做一个眼神,示意二人走到楼下抽烟区说话。

2019年上市后,所有人都感受到拼多多的管理越收越紧,李常发现,以往“叽叽喳喳”热闹的氛围逐步消失,她渐渐学会不在工位上和同事多交谈。尽管已经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公司控制员工的程度依然让她感到惊讶。

2019年年会上,COO阿布花了20分钟讲述“打卡的重要性”,称有高管迟到,耍小手段逃避打卡,这属于欺瞒公司。李常感到不可思议,怎么把这种小事能上升到这种危害公司的程度?

11点前、20点后是拼多多打卡时间,开机记录、浏览器记录、聊天记录等也能作为上班证据。有员工发帖记录:“据传有员工替旁边员工开机的行为,高层大怒,决定以后补卡都需要HR查监控来执行,不再认可一切证明。”而当摄像头和打卡器都坏掉时,更荒诞的事情发生了,一名分部员工在脉脉上吐槽,公司此时反过来要求员工提供上班证明,他靠手机刷地铁进出站的时间来证明了清白,但一位开车的同事,因为有天把车停在路边,没有缴费记录,竟被公司记成了旷工。

“公司是非常不信任员工的,一切都会朝着坏的方向去思考。”员工抱怨。

人并非机器,很多员工在高压中开始消极抵抗。

公司反对员工社交,不停解散同事之间的微信群,甚至有行政会冒充应届生加群,再自爆身份威胁群主解散。办公室大群、单身交友群、球类运动群被逐一解散,群主被威胁次数太多,也不敢再建了。员工们私下交流时,要么走出工位,要么不用公司WiFi交流,不在微信上留下任何记录。大家回到了打电话的前互联网沟通方式,甚至用手机流量+钉钉的配置聊天。

偷懒摸鱼也是种抵抗。小刘一开始在拼多多最忙的部门,每周六天,都在夜里十一二点下班。慢慢地,她就学会了“磨蹭的各种本事”。每天下楼去买咖啡是她最放松的时间,咖啡店有APP,原本可以提前点好,到现场直接提走,但小刘每次都到了现场再下单,选口味、付款,磨蹭掉几分钟,“每天等咖啡的时间就是我最放松愉快的时间”。

周乾是跑到了商场上厕所,一蹲就是半个小时。如果不偷懒,他根本受不了这样的工作强度。他去星巴克买咖啡偷懒,迎面撞见过几次领导“克拉”,晚上十点半去健身房,结果又撞上了“克拉”——领导也在偷懒,但周乾没有给上级扣绩效的权力,他只能把自己偷懒的地方越选越偏。

小刘的抵抗,延展到每天不做无意义的加班,每天9、10点钟就回家,代价是绩效持续被打到最低分。但抵抗不能让她躲过被摊派的买菜业务。同一时间,领导要求,她必须把自己的工作时长也列成KPI的一部分,一个人的工作成果要靠时长体现,这让她彻底不能接受,决定离职。

李常也决定不待了,2019年的一天,她上午递交了辞职申请,下午HR就高效地来给她办离职手续,坐在她对面,盯着她把微信通讯录里的同事全部删掉。李常从下午三点一直删到了五点,同时偷偷在另一个群里直播删除过程,群中一位朋友把这个荒诞的故事发了条朋友圈。但作为一个“合格的拼多多员工”,她的第一反应,还是让朋友迅速删了那条吐槽。

两年后回头看,李常觉得这些事很荒谬:外人看脉脉上的拼多多员工吐槽,太匪夷所思了。他查你手机,就让他查吗?“但在拼多多就是这样。”

她曾经在另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工作过几年。领导想给一位同事调岗,同事不愿意,领导就请他吃饭、喝酒,和他解释调岗的缘由。李常觉得这才是正常的,可在拼多多,大家都是被强制调岗位,甚至要求你第二天就去另一个城市。租的房子怎么办?没人关心。

她反思自己也许在拼多多时也被异化了一些,“在这个公司没有一个人去质疑、反驳,你就被同化了,人真的就是被同化了。”李常说起了《1984》,“高度集权制,拒绝信息透露,在这种地方人是很压抑的,就像那本小说。”

但李常很明白,自己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中年人,这些事对她不会有摧毁性的影响。可如果是一名大学生,刚刚毕业,第一份工作就进入这样的工作氛围,“他会非常难”。

「 23岁的告别 」

2020年12月10日,拼多多上线了“多多钱包”功能,这是APP自己的支付服务。新闻介绍,这个业务将为一个突破口,帮助这家互联网巨头布局“流量+金融”模式业务。

这是小谭从实习期就参与的业务,作为拼多多官方推荐的支付工具,人们很有可能会在今年的春晚中看到以冠名方出现的“多多钱包”的身影。

在新产品测试、上线的过程中,小谭具体做了什么,他有什么变化,如今无从得知。一个月后的2021年1月9日,小谭跳楼当天傍晚,拼多多官方在那份公开通告中,以分数的形式,提到了小谭的工作:

“公司系统显示,谭某林绩效平均分80分左右(100分制)。”

小谭的新闻被报道后,关于拼多多的批评持续发酵,他曾在知乎上点赞过的前实习生“猜猜我是谁”,也有了让人意外的转变。在“网传拼多多员工因在网上发布同事被抬上救护车的照片,被管理层逼迫主动辞职、赶出公司?事件真实性如何?”的帖子里,“猜猜我是谁”不再帮公司反黑,他愤怒地回答:

“真实无误,我就是当事人朋友。”

“拼多多公关十分无耻,收买了脉脉和b站,知乎可能是最后一方净土了。”

“本来也是拼多多前员工,离职时见证了公司丑恶的嘴脸。”

但这些喧闹都已经和小谭无关了。朋友李丁仍然难以接受小谭突然的离去。在学校,小谭平时夜里11点就熄灯躺下,早上很早就醒来。他身体单薄,养成了规律作息,吃水果、注重养生的习惯。拿到offer后,小谭加大了锻炼身体的强度,他开始夜跑,买了单杠,还买了俯卧撑的器械,吃蛋白粉,想练肌肉。

拿到offer后,两人聊过买房子的事情,小谭“觉得上海很难买房,羡慕爸爸在长沙很容易就买”。李丁不知道毕业后的好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男孩不是一个善于向外界吐露烦恼的人。他的微信没有朋友圈,QQ空间也只有高中的时候,最新一条已经是2016年了。

小谭喜欢日本漫画,学了一学期日文,李丁有一段时间看到小谭在电脑上读日文小说。而小谭的微信名、在拼多多的花名,都是“东云”。

在古日语中,“东云”指的是:从黑暗向光明过渡的黎明前,被染成茜草色的天空。

毕业时,他们都理所应当地会认为,未来正在自己眼前展开。2020年6月,大学生活的最后时光,小谭这个“老油条”连毕业照都逃了过去,李丁帮他打包了很多快递,目的地是上海。离开的那天,李丁送他出宿舍大院,在场的还有另一位室友。李丁抱了小谭一下,仍然感到他很瘦。

他们和23岁的小谭永远告别了。

就算生在美国的亚裔孩子,照样逃不了内卷命运

Katherine Tong坐在教堂的长椅上,听一位父亲为他自杀的儿子念悼词。她当时想:“感谢上帝,我们一家人还好”。万万没想到的是,六个月之后,她的继子Evan在自己的房间用一氧化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才只有17岁。她知道儿子很抑郁,但很快就打消了对他可能自杀的疑虑。当这个念头在她脑海里闪过的时候,她心里告诉自己:“不,他永远不会那样做。”对于Tong家来说,就像亚裔社区的许多人一样,自杀和精神疾病仿佛离自己很远。实际上,他们从不谈论。但是,讳言沉默却让年轻人赔上了生命。根据国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NCDCP)的死亡率数据,虽然亚裔年轻人的自杀率没有高于全国总体水平,但这一数字却从2011年到2015年逐渐上升。

同时,在2015年,20至24岁亚裔美国人死亡事件当中,自杀是主要原因,占该年龄组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在所有种族中最高。社会科学专家和教育家把这个惊人数字归咎于文化污名和社会压力,始于家庭,分布于整个社会。

长期以来,亚裔美国人的年轻人一直被标签为美国教育程度最高、成就最高的群体之一。除了渴望获得学术和专业成就外,他们还对自己的身份、歧视以及传统的东西方视角之间的矛盾感到缺乏安全。

同时,由于文化污名化以及亚洲家庭和社区对心理健康的了解不足,年轻人无法寻求帮助。亚裔美国人的专家和心理健康倡导者正在尝试对亚裔社区进行自杀预防教育,并克服了不愿寻求帮助的情况。但心理治疗师会告诉你:“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没有任何区别。”

被撕裂的心


在2014年陷入严重忧郁并有自杀倾向之前,Eric Lu是亚裔父母心目中的典型“金童”。他考上了哈佛大学、进了医学院,并准备开始有前途的职业医生。Eric出生于台湾,三岁时与父母一起移居德州。像许多其他二代亚裔一样,他从家人那里学到了传统的亚洲价值观,这与他从学校和同龄人那里获得的美国观念相矛盾。“直到长大后,我才醒觉从来没有真正尝试发展自我”,他说。他试图学习灵活适应,并且“学会了顺应大流的心态”。通常这样还都过得去,无论是与家人在一起还是在学校里跟他主要是白人的同学们相处。

但他和他的父母都没有想到,这种“双重身份”有一天会让他陷入严重的抑郁,甚至有了轻生的想法。


在哈佛医学院的第一年,他首先开始发展自己的“自我”:他发现了自己的激情所在——电影制作,并决定离开医学院去追求成为电影制作人的目标。他的父母大加阻拦。他们无法接受儿子放弃他已经取得的光荣成绩、并押赌注在一个不稳定的事业上。在Eric两年的休学当中,一家人每天都要为他的择业吵上两三个小时的架。

父母威胁要把他赶出家门、并停止经济支援。他说,“我感到非常撕裂……非常悲伤,非常生气,非常矛盾,非常压抑。”这位藤校毕业生说:“这是我唯一一次不从甚至反对他们。我一直很听话:我拉小提琴,在SAT上考高分,然后去了哈佛。我每走一步,都是满足了他们的愿望清单上的一项。”

他终于屈服于父母,并于2014年回到波士顿,继续在医学院读书。此后不久,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他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成绩也开始不及格,情况变得更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他老是在考虑从他17层公寓的阳台上跳下去。尽管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Eric的经历代表了亚裔学生在专业方面的普遍焦虑。美国“虎妈”Amy Chua所著的《虎妈战歌》一书,因其亚洲式的强迫性教育方式而受到了广泛关注,这种养育方式使她的孩子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今,在虎妈走红大约七年后,年轻的亚裔仍然因为必须表现出而感到精神压力。印第安纳大学最近的一项心理学研究比较了亚裔和白人自杀前的情况,发现25岁以下亚太裔年轻人受到学校因素影响的数字是白人的两倍。领导这项研究的Y. Joel Wong教授说这与「家庭完美主义」有关,即父母和孩子对学业成功寄予厚望。

但在很多时候,压力不仅来自亚裔社区,还来自外部世界。“模范少数民族”神话是亚裔尤其是二代年轻人所面对的最普遍的刻板印象之一:即亚裔被认为在其他族裔同龄人中勤奋,受过良好教育且收入丰厚的成就者,另一方面这个标签也意味着他们在处理社会关系时总是沉默、服从和软弱。

哈佛大学倡导华裔心理健康的George Qiao说,“这意味着永远不许失,而即使成功也被看作应该的,没人认为你值得庆祝。”他认为,模范少数民族的角色偏见会加剧紧张关系和自我怀疑,对此他深有体会。他是洛杉矶公立高中的全A学生,在那里,他的非凡成因为他的种族打了折扣:“上高中时,我从来都不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人们会说,哦,你又考全A?那是因为你是亚裔天生的嘛,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大四学生Katherine Xie深有共鸣,她在高中时也曾经历过抑郁和自杀尝试。谢说,从她的非亚裔同龄人的观点和媒体的普遍刻画来看,她承受了很多来自外部的精神负担:「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像机器人一样」——非常聪明、非常努力,但是不懂分享甚至拥有自己的情感。

这种先入为主的、错误塑造的「身份」可能是脆弱和破坏性的。一旦一个人没有在学习考试方面取得成功、或仅凭学习成绩无法在社会中创造价值,那么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就会瓦解。Wong说:“这对亚裔学生的破坏力超过一般的同龄美国人。”在身份迷失和刻板印象中,许多年轻的亚裔感到强烈的孤立感和不安全感,使他们与社会隔离。Qiao说:“亚裔缺乏安全感是很普遍的……有一堵墙将我与白人隔开。与此同时,我又抛弃了我本应拥有的许多遗产。”

华裔美国人歌手Larissa Lam是UTalk励志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该节目鼓励美国年轻人讨论生活问题。她说,她看到许多亚裔青少年因孤独而遭受情感困扰。“感到双重的压力,一面是不够美国,一面又是不够亚裔”,她说,“这种孤独、不适应或缺乏归属感,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


深深的沉默

高中毕业前四天,Xie超剂量服药并因此被送到了医院。她已经忍受了四年的抑郁症了。她当时不知道可能的后果,“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她说,“当时我没有任何健康的方法来应对这些极端的情绪。”


她记得自己14岁时第一次告诉父母自己的内在压力。她希望他们允许她接受药物治疗,但是这个想法激怒了她的父母。“那是不真实的,克服它。” 这对中国移民告诉孩子。他们感到愤怒和失望,因为孩子无法独自应对挑战和辛苦。

一家人再也没有谈到过她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反,Xie如父母建议的那样,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在人前很好地掩饰了自己。她在学校的GPA是4.0,获得了全国奖项,并被康奈尔大学录取。但是抑郁症依然存在。她用割伤自己把情绪上的痛苦转变为身体上的痛苦,并转而依赖于几乎夺走了她生命的药片。


2016年,Xie把自己的故事发表在网络杂志《Mighty》上,文章获得了两千多个赞,亚裔年轻人纷纷踊跃留言,倾吐自己与家人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斗争。一则评论非常具有的代表性:多少次当我提出需要帮助、并且有挣扎的迹象,他们却只跟我说“你没事”。

Luke Tang心理治疗师Sandra Yi-Lopez说:“如果从文化上讲精神疾病是不可接受的,那就非常危险。” 她说,年轻人在无法表达自己的情感时,通常依靠毒品和酒精来解决精神问题,“特别是在一种视饮酒为常态的文化当中,比如韩国文化”。拒绝倾听并理解孩子的精神挣扎,并不是简单意味着亲子关系疏远。相反,这是一种在亚裔美国人社区共同价值观里的根深蒂固的禁忌。沉默是亚裔移民的一种应对机制,他们做出了很大牺牲来到美国,克服了困境,人生经验强化了他们对于隐忍的价值认可。“寻求心理健康治疗,被认为是一种性格缺陷”,Xie说。

沉默的另一个原因是“面子”文化,在亚裔社区事关社会尊重。“不要把脏衣服公开乱丢”是许多亚裔孩子听过的家训,就是面子的一种。分享负面情绪和精神困扰,以及询问一位亚裔的心理健康,被认为是不礼貌的,会让某人没面子。

更具有破坏性的是亚洲文化里对自杀的强烈耻感和污名。Katherine Tong说,自从儿子Evan自杀以来,有些人不再跟她家来往了,“他们只是不想跟我们联系,因为怕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家庭。”其结果,许多家庭和个人都隐藏了真实的感情,他们不去咨询或接受专业治疗。对于遭受精神困扰的年轻人来说,这是致命的。


这促使Eric Lu导演了一部有关亚裔美国人家庭自杀的纪录片;他已在2015年成为电影制作人。他听到了哈佛大二学生Luke Tang的故事。Luke在2015年9月自杀身亡,令他的家人和朋友完全没有想到。Eric说,他与Luke有很多共鸣。他说:“每一部分,真的每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讲这个故事,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像Luke或我这样的人,他们可能还难以挣脱痛苦。”


在片长26分钟的纪录片《寻找卢克(Finding Luke)》中,Luke的父母努力想搞懂,为什么这会发生在他们心爱的儿子身上。通过与Luke的挚友交谈、并阅读他的日记,父母逐渐意识到了在儿子生命的最后阶段的抑郁的信号,这些信号本可以早点得到识别和治疗。

缓慢的进展


Eric希望通过这部电影,他可以与他人(尤其是青少年及其父母)进行对话,创造机会让人们启齿,谈论更深层的、精神的困扰。自2017年4月起,该纪录片已在全国14个城市放映过至少19场。每次放映之后,都会为社区提供现场讨论和专业咨询服务。正如Eric如所预料的那样,这部电影帮助许多亚裔年轻人及其家庭迈出了第一步,以应对心理健康和自杀问题。“很多人问我:什么是抑郁症?我该如何帮助我的孩子缓解抑郁症?”他计划将电影带到更多的地方,甚至像中国这样的亚洲国家,在那里人们仍然讳谈自杀问题。

Tong家和Toh家正在与美国自杀预防基金会和当地的自杀预防组织合作,他们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亚裔家庭与子女一起应对心理健康。他们说:“父母表达爱心非常重要。父母应该告诉孩子:我希望你努力奋斗并尽力而为,但是无论你做得怎么样,我们都依然爱你。

说是这么说,可又有多少家长能做到呢?

By 武奋丰、李颖迪、刘敏UCA

全职炒币的心路历程

在资产焦虑的大背景下,财务自由成了每个年轻人的渴望。相比股市的入市即亏钱,币圈似乎更容易触及这代表终极梦幻的词语。

比特币自2009年诞生以来经历过6次大涨,从最初0.0025美元到现在5、6万美元,缔造了无数币圈传奇。

  他们中有人踏准了时代的脚步,身段轻盈,被回报了上亿财富;有人躬身入局,执迷不悟,被亏得倾家荡产;还有人走下神坛、有人跑路……

  比特币制造了多少关于财富的神话,就制造了多少同等的灾难。

  今天要说的,正是那些经历过大涨大跌年轻人的故事。

刚过27岁,威廉已过上半退休的生活。


2019年底,威廉从深圳回到厦门,住在一套普通但能看到海的公寓中。出门是公园,每天散散步,上OKEx看行情、进行交易,发微博或写公号,认真地做着FIRE青年。


所谓FIRE(Financial Independence and Retiring Early),意思是财务独立、提前退休


FIRE青年也称火青年,因为选择的方式不同,所以细分为肥火、穷火、咖啡师火、海岸火等。肥火生活俭朴,通过投资、理财,退休后储蓄仍在增加;贫火则只能过极简生活;咖啡师火只做兼职;海岸火则是赚够了钱,偶以兼职为乐。


威廉是名副其实的“肥火”。现在,他最大的烦恼不是买房、不是996、也不是讨厌的领导,只剩下“被父母催婚”


每天都有粉丝在微博下面留言问他,今天父母催婚了吗?如果答是,立刻便有几十个赞。2020年,陈威廉的微博共被浏览2.3亿次。


点燃这把火的是数字货币交易平台OKEx。


4年前,威廉刚毕业就入了币圈,结果就在那一年遇到了比特币牛市,直接让他的资产翻了三四十倍。


中间他也经历过低谷、有过巨额亏损,但依然撑了下来。2019年初,比特币交易回暖,陈威廉突然发现,自己已成了虚拟货币投资的头部意见领袖。


在币圈,威廉是出了名的“死拿”,只储蓄、不投资,可搬砖、不当老板。太多人在问:“啥技术含量都没有,陈威廉凭什么赚到一个亿?”


“保持信心,保持冷静,按现在的行情,每年资产翻10倍,还是挺容易的。”陈威廉如是说。


以下是关于这位FIRE青年的真实故事:

父母贷款20万给我投资,半年我就亏了10万

我用来投资的第一桶金是父母背着我从银行贷款来的,一共20万元。

他们觉得,最多一年,我就会被社会好好教育一番,把钱赔光,然后乖乖回去上班。但没想到,我恰恰就是靠这一笔钱,最终成为了日赚10万元并提前退休的FIRE青年。

2016年,我从厦门集美大学的应用物理学专业毕业。

当初选择这个专业并不是因为我多么热爱物理,纯粹是因为高考成绩一般而被调剂过来的。但这门专业特别强调数学,现在想来,这或许给我日后的投资打好了一些基础。

读书那几年,我一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我崇尚“打工无用论”,成天和同学们念叨给人打工没意思、没前途,还不如自己干点什么。

但我自己也拿不准,到底自己能做点什么。像所有对梦想有着憧憬、一腔热血无处挥洒的年轻人一样,我什么都敢于尝试一番。

我创过业,和另一个同学一起说服了个泉州老板投资我们做外卖水果APP。不过这个产品很快就因为用户量太小、送货范围只限于学校、以及我们意志不坚定,没坚持过一年就倒闭了。

我还去深圳华强北倒卖过数码产品和美妆,从博主手里进货、再自己找渠道卖出去赚差价。但也因为不会经营、看不准市场,最后买来的货都砸在手里。

一来二去,毕业不到半年时间,爸妈给的20万元已经被我赔了一半。

也许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也没太受打击,依然拿着剩下的10万元找机会,什么流行、就往那里钻。

恰好在那时,比特币开始火了,深圳这儿也开始流行矿机。

挖矿是获取比特币的方式之一,但用普通电脑挖矿,10年也未必能挖到一个,矿机则虚拟多台电脑同时挖,效率高多了,可耗电量惊人,有的矿机一个季度就要烧掉1千多度电。

我不懂比特币,更不懂矿机的原理是什么。只不过是看别人玩,我也跟着玩。当时我心想,不管怎样,只要挖到比特币的价值高于电费,就有得赚。

就这样,我算是第一步入了币圈。

2016年,矿机还比较便宜,才3千多元一台,很快就炒到3万元一台,即使如此,我挖矿1个月~2个月也能回本。比特币的总量是固定的,传说只有2100万,到后来,矿越来越难挖,2018年后,矿机的收益就很低了。

现在回想起来,赚钱真的需要天时,踩对了时间点,你的财富是能够跟着运势一起上升的。如果我晚两年毕业,或者晚两年才遇到比特币,或许就不是现在这副光景。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先寻觅合适的合约交易平台,按合约交易量、交易深度、合约技术几个层面来评估,然后把挖到的比特币都放在上面交易。

没想到,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真能变成真金白银。看到钱账后,好像有什么东西刺激到我,一下就点燃了我继续投资的斗志了。

就这样,我把爸妈贷款来的剩下10万元,全部换成了比特币。

一入币圈我就赚疯了

入币圈后才发现,这个世界里真是什么牛鬼蛇神都有。

有很多从2013年就入圈的大神,还有不少人动不动就曝出自己上亿的身家。这对一个刚毕业、没参加过正式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刺激,仿佛你跟着他们一起聊天,都能闻到钱的味道。

但外界对比特币的舆论一直报以怀疑的态度。主流投资圈一直认为比特币是泡沫,觉得它早晚会破裂。

然而,2017年5月12日,全球近100个国家使用微软系统的电脑同时遭到WannaCry(意为想哭吗)或WannaDecryptor(意为想解锁吗)的电脑病毒袭击,至少4.5万台电脑中招。当时黑客承诺,可以帮受害者付费解锁,但只收比特币。

我心想,“如果是泡沫的话,黑客为什么会要呢?”这更坚定了我对比特币的信心。

当时到处躲在聊创业风口,我觉得,比特币就是我的风口。

为了搞明白比特币投资,我开始恶补所有和区块链相关的知识,加了不计其数的虚拟货币投资群,看着那些“老师”“大牛”买买买。

2017年是虚拟货币的大牛市,买什么虚拟货币都赚钱,随便选一个,哪怕是空气币、山寨币,投几万,一觉醒来,发现它已涨了十倍。

那时真是疯了,一年之间,以太坊的价格翻了两三百倍。因为风投找不到方向,很多热钱转到虚拟货币来,一些著名的风投人也跟进了。

我生活很俭朴,平时不怎么花钱,一赚钱,就立刻再投进去。为了记录自己的投资和收益,我还专门做了一个公号,当时反响也不错,没几篇文章粉丝量就攀升到10万。

入币圈不到一年,2017年底我的资产总值已达三四百万元。年底,我提现了50万,还了欠父母的钱,还给爸爸买了一辆奥迪A4。

那年回厦门过春节,老朋友、老同学听说我混得不错,都来问:该怎么玩虚拟币啊?

我也跟着飘了,感觉自己无所不能似的。很快,现实就让我栽了一个大跟头。

年轻人手里的钱来得太快,早晚会出大事

赚到三百万后,我开始琢磨,怎么更快、效率更高地赚更多的钱,也把目光投向除了比特币以外的其他虚拟货币。

年轻人手里的钱来得太快,早晚会出大事。

我的第一个跟头,来自于随意听信别人,最后成了“韭菜”。当时Algo市场很火,就是首次发行虚拟货币时,发币商会在市场中融资,小散户可以找人代投。

我听别人介绍,跟风投了几个项目,结果马上就成了“被收割的韭菜”——代投人却跑路了,我损失了20个以太坊,按照当时的价格换算,相当于20万人民币 。

遇到这种事,报警也没用,因为没凭证,很难立案。虽然我也跟着进入一些维权群,可代投人早已销声匿迹,大家除了声讨一下、解解气,都找不到真正的惩罚手段。

当时我安慰自己:我是靠信任才在币圈里赚到钱,即便被骗了也算是成本之一。

反正币圈骗人的事层出不穷,但骗人者基本赚够就跑了,所以未来决定不轻信别人投这些“空气币”,但对比特币依然抱有信心。

没想到,第二个跟头很快也来了,这次不是我轻信了别人,而是整个虚拟货币的“熊市”来了。

2017年做虚拟货币的人越来越多,市场中出现了各种“空气币”,我隐约觉得市场有点不对劲,但还是被钱冲昏了头,没想过收手。

2018年虚拟币几乎毫无征兆地忽然集体下跌,最惨时许多虚拟币直接归零,连比特币都从两万美元一枚跌到了三千元美元——85%的市值都消失了,当年虚拟货币的K线图,全程向下,几乎没有任何反弹。

图 | 2018-2020年比特币行情走势

2018年春节回家,面对老同学的询问,我都只能强颜欢笑,说自己亏得不多,但实际上,我手里的资产只剩下不到一百万了。

过完年,我把剩下的虚拟货币全部换成了比特币。我心想,比特币每隔4年会有一次减半,新增比特币少了,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则比特币的单价必然会抬升。

我想,大不了熬两年,熬到2020年减半后再说。我退出了所有比特币投资群、也不怎么更新我的公号了,与此同时,我开始疯狂投简历,打算在“熊市”期间好好找一份工作干着。

没想到2019年3月比特币忽然又开始拉盘了,全线持续上涨。

我这正找着工作,忽然看到有戏,也停止了投简历,再度关注比特币投资群。

可没想到,那些资产过亿、动辄几百万收益的大神们全都不见了,连我在微博上、公号上99.9%的老粉丝也都不在了,再发信息,都是一批新粉丝在回应。

币圈就是这么残酷,新陈代谢特别快。随着市场回暖,突然发现,我居然成了虚拟货币投资的头部意见领袖。

2019年,我的微博又增了10万粉。

有人身价过亿,也有人黯然离场

为什么这些大拿不见了?大多因为他们在熊市时玩期货、加杠杆。

这些大拿之前最看不起我这种“死拿”——抓住比特币、不做交易不投机,在他们看来,我没有把利益最大化的能力。

其实我也尝试过一次期货。2018年,我看市场实在不好,又急于收回一点成本,就开始做别的虚拟币。

其中一个币,我看它价格一直在跌,没想太多就买它继续下跌,做了杠杆。没想的几分钟后,它的价格突然涨了上去,等我退出来,它又跌回去了。

回头再看K线表,就在那一瞬间出了根针,似乎是特意要爆我似的。

这笔操作我亏了三四万元,虽然不多,却及时提醒我,要克制自己的赌性。

我这个人原本赌性就不强,此外没有做交易需要的那种嗅觉:一是波动发生前,能提前有预感,二是波动发生时,能迅速做出正确反应。

在我看来,这些大拿们推崇的投资策略,算不上能力,无非就是赌博的一种。

我不投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天生运气差,不论抽大奖、抽小奖,从来没中过,甚至连刮刮乐都没刮到过奖。

10个做交易的,9个最终都会“死”。

赌能让你在牛市都能输到没底裤。去年比特币牛市,大连一位网友却因为玩期货赔了2000万。

后来媒体曝光出来,他因为负债无法偿还而选择一家三口集体自杀。男方先杀了才3岁的女儿,与妻子留下遗书,然后投海,妻子淹死了,他却获救了。

在币圈,这样的悲剧太多了。

为什么这么有戏剧性?因为虚拟货币的杠杆高,比如比特币最多可加100倍。好多新手买0.5个比特币,加20倍杠杆入场操作,价格稍有波动,他就赔干净“爆仓”了,比坐过山车还刺激。

再加上一些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一旦出现暴涨、暴跌的行情,很容易宕机,导致你错过最佳的交易时间,严重的话甚至出现穿仓的情况。更有甚者,打着交易所旗号,实际为性质恶劣的“杀猪盘”,存在恶意拔网线、吃客损盘、盈利不能提币等等问题。

虽然我也曾踏空过一个增值百倍的虚拟币,但我不后悔,因为我“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

人赚的每分钱,都是对这个世界认知的变现,所亏的每分钱,都是因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有缺陷。

当财富大于认知时,社会有100种方法收割你,直到你的认知与你的财富匹配为止。换言之,即使我抓住了那个增值百倍的虚拟币,赚到了钱,将来也会亏出去。

在币圈这些年,我见过许多大神靠投机赚过大钱,当时五体投地,可他们现在去哪儿了?

回头来看,没有一个做交易的比“死拿”的混得好。

在币圈,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不管你怎么努力,很难跑过比特币。意思是,比特币上涨的受益,总是大于投资的收益。

2021年,一枚比特币的价格已达4万美元,相当于一辆特斯拉,11年涨了4500万倍。这个回报还不够吗?虚拟货币本身就是一个金融市场,在金融市场里做金融投机,听着我就觉得有点违和。

在我看来,这已经不是在做生意了,完全是赌博。我的操作原则很简单:进赌场可以,但只在赌场卖水,绝不下场赌博。

现在牛市来了,币圈花样很多,比如今年的Defi(质押借贷)、公链、挖矿等等。但我不打算花太多精力挨个去投资或者搬砖了,一是门槛太高、过于占据时间成本,二是目前市面上大多项目都是概念,可能一个看不准,投资收益率直接为负,到头来白忙一场。

所以我充其量在交易平台了解一下,中心化交易所的好处就是,会把市场上零零散散的项目先筛一遍再上线,等于变相帮我提高了效率。

手握1亿元,一点都不着急结婚

从长远看,比特币大概率是会继续上涨的。

全球疫情爆发后,各国央行都在注水。钱多了,自然会往虚拟货币市场里挤。

美元加入虚拟货币市场是件大事——过去10年美股市场就是虚拟货币的未来走向,稳得住得话,一年10倍回报还是有保障的。

所以看大行情,不要被短时间的波动迷惑,多做低成本、低收益的事。比如行情出现剧烈波动时,不同平台的价格不同步,可以赚个平台差价,此外坐等行情上涨。

币圈突然成功的年轻人非常多,越年轻,就越容易成功。

年轻人更能接受虚拟货币。年轻人从小到大的主要消费都是虚拟的,比如在网上充值、交纳会员费等。好多00后的人只会扫码付账,连钞票都没用过,不知道手握百元大钞的感受。

钱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串数字而已,和比特币没什么区别。

但年轻也最容易成为他们暴亏的基础,也正是因为没拿过大钱,无法冷静对待突然起来的涨跌,容易让赌性冲昏头脑,酿成大错。

对于新进圈的币友,我的建议就是趸货、趸货、再趸货,千万别赌,逢赌必输。人都会瞬间上头,但市场总在犒赏冷静者,也总在惩罚冲动者。

就算是现在想要入局比特币,也需要合理评估适合的交易平台,尤其是风控方面的能力。

这些年,我用过的交易所不下10个,总结下来相对负责的交易所的标准就是:技术过硬、交易深度好、风控体系完善、平台负责任。

我也经常会给交易所的人给一些用户的修改意见。比如说,某交易平台最近在内测一个叫统一账户的新功能,用户无需资金划转、提高资金利用率,号称至少领先行业一年。

对方给我开了模拟账号提前体验,让我帮忙找找bug。因为“吐槽”多了,交易平台直接给了我一个“产品体验官”的title。

对于这种能够得到正向反馈的交流,我是比较高兴的。从这些沟通当中,你就能辨别一个交易所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究竟是想割韭菜还是真的做事情。

2019年底,我手上的资产已经接近1亿元,进入了FIRE青年的行列。当时我做了个决定——离开深圳,搬回厦门住。反正我不用上班,住哪儿不重要,回厦门生活反而更舒适。

整个2020年,我的资产又增加了10倍。

至于催婚梗,我今年27岁了,对未来也没什么计划。父母总在催婚,我大概会按他们的意愿走完这必经的一步吧。

我年龄也不算大,30岁结婚不算晚吧。

跟暂时被幸运女神频频眷顾的威廉相比,李朋曾经的财富自由就像一场梦。

  听说我对他“暴富之路”感兴趣,李朋约我在诺金酒店附近的酒吧见面。

  他点了一杯麦卡伦威士忌,问我还要点什么。我说我不太懂酒,他就给我来了杯一样的。点完以后,李朋告诉我,懂酒的人都把麦卡伦叫做“纯麦威士忌中的劳斯莱斯”。

  著名评酒人 Michael Jackson 在《Malt Whisky Companion》一书中,也将麦卡伦评价为最高等级的单一麦芽威士忌。

  我一无所知的样子切中了他的表达欲。还没来得及打探他的故事,他就先给我科普了十几分钟的威士忌常识。

  “但我更喜欢日本威士忌,它是一种特别的存在”。

  在李朋介绍下,我知道了威士忌受气候、橡木和酵母的影响,风、空气也让口感发生微妙的变化。

  他滔滔不绝的样子,让我想起来GQ条漫里新晋中产的讽刺总结:

  痴迷于一切对于细节的追求。

  对服装面料、酒和牛排的产地、烟草雪茄的种植地甚至打火机点燃那一刹那发出的声音,都能成为他们执着的嗨点。

  他们对精致把控的颗粒度随着财富的增长而被无限细化。

  任何有可能影响他们享受更好的生活品质的污点都被认为是无法容忍的,就算选择一款羊绒衫,他们也一定要搞清楚羊绒含量、羊绒产地和生产工艺。

  他们无法容忍自己穿着99%含绒量的羊绒衫,唯恐剩下的1%羊毛会损伤到他们每天都做过精油护理的肌肤。

  “不过看你第一次喝,就先从麦卡伦开始吧,等你喜欢上威士忌的话随时来我酒店喝,我私藏了很多日本威士忌,最近这玩意儿价格被炒的老高呢”他的炫富技巧已臻化境。

  “你还有一家酒店?”当我和朋友圈打听周围的暴富年轻人时,有人给我推荐了李朋,但我其实不太清楚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只知道他89年生,在最近一两年内赚了很多钱,多到我难以想象。

  “不,我只是长期住酒店的总统套而已”。

  李朋谈女朋友之后需要稳定的住所,于是大手一挥长租了诺金酒店顶层888平米的总统套房。

  他不想买房,怕锁住现金流影响投资,也不想租房,还麻烦人上门保洁;更没有做好和女朋友结婚过日子的打算。

  诺金总统套房门市价5900元一晚,开窗就是长安街繁华的无敌夜景,李朋和女朋友已经住了2年,花进去五六十万。

  “但我觉得他们的服务匹配得上这个价格,而我省出的时间可以做更多有价值的事情”。这些年李朋的观念早已转变,认同极了富人们所言的“有钱就要用来买时间”。

  但其实,他在赚钱这件事情上,似乎并没有花太多时间。

  16年以前,他还是混迹北京的泯然众人中一员:刚毕业,只身从老家厦门来到大城市打工,住在天通苑不到3000的群租房里,在互联网公司做着一份普通工作

  再继续追问之前的生活,他面露尴尬,压了口酒匆忙带了过去。

  聊到创业的故事他又恢复了神采奕奕,大谈15年之后和朋友辞职做电动车充电桩的项目。

  找融资时,受到国内新能源汽车在短期内很难大面积普及的影响和资本风口的转移,他没干一年,就因为资金困难而退出项目。胜在年轻,他似乎怎么折腾都有用不完的精力。

  2016年比特币开始流行,李朋经朋友介绍正式进入币圈。

  他每天研究理论看相关操作,除了吃饭睡觉全部精力都用来学习知识。

  赶上行情低谷,很多人预测未来会大涨,于是李朋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直接压上了老家拆迁所赔的全部身家。

  一年后,比特币迎来诞生以来第一个大牛市。行情暴涨,他资产瞬间翻了十倍。

  守财

  穷人乍富的过程用来形容李朋多有贬义,事实上他也确实很努力。

  全职炒币需要付出的精力不亚于二次高考。每天对新技术、新战略,他花了以往任何过程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似乎早为承接这一份财富做足了准备。

  但我好奇的是,

  白手起家的年轻人抓住了时代的红利,他们会产生怎样的心理变化?

  李朋给自己设了一条止盈线。“有涨的一天,就有跌回去的一天,如果你贪图更多,就有可能全盘皆输”,在翻了十倍以后,他清空了仓位,拿着这笔钱创办了区块链基金。

  “要把这笔钱留下来,而且要让更稳定的事业保证它越滚越大”。

  这样的远见突破了他原生阶层的桎梏,李朋有超出年龄的成熟。

  用他的话说,2017年的行情轮动,让他实实在在在见识了太多惨痛经历,他不得不如履薄冰在币圈谨慎前行:“钱来得快,没得也快,都是因为贪心。每一个贪心的例子都会告诫你,不要陷入赌徒心态”。

  在他的朋友里,有人一暴涨就开心地去提了一辆自己中意的“比卡丘黄”劳斯莱斯,结果一周后就失联了,据说债主到现在还在找他。

  还有一个朋友,证券公司的分析师“吴老师”。

  吴老师有自己的币圈交流圈,偶尔会发一些他根据二级市场技术分析判断出来的大盘趋势,据说准确率挺高的,有些群友就买了吴老师的“私人服务”,每个月缴纳近1000元人民币,加入他的付费群。

  数字货币交易和传统的股票等二级市场交易有所不同,其背后并无公司资产、收入和增长性等价值支撑,是一种简单直接的投机买卖。

  但与传统二级市场类似的是,二级市场的“技术分析”方法,如K线形态、价格和动量指标(如MACD、RSI、KDJ)等对数字货币交易也适用。于是投资者们认为,现有二级市场的方法一样可以对数字货币的价格作出“预测”。

  吴老师自以为掌握了二级市场的方法论,但他最终还是没办法拯救贪心的自己。

  币圈比股市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存在一种“加杠杆的合约交易”,这是一种将收益与亏损放大几十倍到上百倍的交易方式

  在传统股票市场,想要进行类似的交易需要20万以上的资产证明。但在币圈,杠杆合约零门槛。

  有人套现信用卡,有人了身边亲朋好友的钱、有人借了小额贷款,都是为了能够拿到更高的杠杆,来换取更大的收益。

  当然,一点的风险都会成百倍的放大,让人瞬间“爆仓”。

  吴老师也不例外,为了能够尽快补上他之前炒币欠下的债务,他还在收费群里向几个网友额外借了一部分钱,承诺用1.5倍利润奉还。挺过一轮,到了19年1月,吴老师又爆仓了。

  据币coin数据显示,2020年1月7日数据波动,半小时全网总计爆仓4,617.98万美元,爆仓人数1233人,人均爆仓近4万美元,“吴老师”赫然在列。

  他从神坛上指点江山的大V,顷刻之间沦为人人喊打的骗子,半小时之内,他本金、银行贷款还有那些从付费群用户手里腾挪出来的钱,全部清零。

  “飘了又跌了,人就失联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梭哈

  有人说,如果你想毁掉一个年轻人,莫过于让他试试看一夜暴富。

  这件事情上,章军主动过找到我,说也想和我聊聊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他就是李朋嘴里说的那一类,典型的“飘了的年轻人”。

  他把我约在三里屯一家咖啡馆。

  见面的时候一点看不出他“飘”的痕迹:穿着灰色的优衣库休闲帽衫、略显陈旧的黑色双肩包以及crocs洞洞鞋。他不知道我已经到了,还低头看着电脑,锁着眉头,在键盘上噼里啪啦,标准程序员的样子。

  留言里,他介绍自己曾一个多月赚了2000万多,又在两三个月内迅速赔光。对于亏损他轻松的口气,让我以为千万财富对他来说不过是寻常的数字。但其实他来自四线城市的农村,父母也不过是普通的火车站司机和超市售货员。

  对于他怎么经历暴富又跌入谷底的故事,还要从18年说起。

  那时年近而立、完全不懂投资的章军见周围人都说美股行情不错,也生怕落下自己似的,赶紧也跟开了账户。

  拿着上百倍的杠杆,大家都在疯狂博弈。章军不以为然,但直到他亲眼看着相熟的发小一夜之间赚了50万之后再也坐不住了。

  巨大的利益面前更能见人性的撕扯。

  “哪怕你一次不为所动,两次蠢蠢欲动,到了第三次就很难抵抗诱惑了”。

  章军就这样坐在了赌桌的一方。

  一开始,他看了一些美股的基本盘和各季度财报,并且提前一周把自己的投资方案都做好。“钱来的太容易了”,小试牛刀下,期权的高杠杆能力让他

  “几乎每天都在赚钱,而且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赚200万刀”

  这些钱或许是大部分人好几年都赚不出来的,章军回忆,“如果能够保持这个状态,估计很快就财富自由了”。

  他喜欢球鞋,为了庆祝自己即将迎来的财富自由。章军火速在家里内嵌了展示鞋柜,摆满了AJ、NIKE和adidas各种配色的球鞋。

  “但其实我也没想过财富自由意味着什么,可能就是生活不用发愁了,想买点啥买点啥,然后全世界旅游走走吧?”

  直到有一天在美股群里和朋友交流,对方给了一句“忠告”:“那些财富自由的人往往都是抓住了时机”,这句话成为了持续到现在他都没有摆脱的梦魇。

  隔天晚上,章军在开盘后满脑子想的都是“抓住时机”这句话,一股热血上头,他把之前所有的投资收益都all-in在做空亚马逊

  “我的直觉是那天晚上它会大跌”。

  尽管章军在几天前看完财报时,还强烈看好亚马逊

  听完朋友那句“抓住时机”,加上那段时间正逢中美贸易战僵持不下,“亚马逊不可能不受影响”,章军决定放手一搏。结果一开盘,亚马逊就爆拉,直到收线时,亚马逊涨了近4个点。

  在期权的加持下,章军的亏损被放大了十倍,损失了40%的收益,近800万元人民币。

  重头再来

  和所有赌徒心态作祟的人一样,一开始他们其实只想补上漏洞。

  刚开始,章军反复跟自己说,这都是账面上的数字,调整好战术,以后还会赢回来的。但18年整体波动很大,能“赢回来”的概率越来越小了。

  那段时间,女友就发现章军状态不对,眼神经常涣散,有时在床上24小时都不说一句话,只刷手机。

  实际上,那时候的他一直神经紧绷得看盘。A股和美股两边看,几乎日夜不停地在炒短线,想把亏的1000万给补回来。

  他去翻看了越来越多的投资策略,每天研究宏观经济,想抓住下一个填补漏洞的时机。每天晚上都睡一个小时,然后定闹钟起来看盘,手机也被他摸的发烫,耗电量最多的不是微信,是炒股软件。

  但心态似乎再也找不回来了。

  为了凑足“子弹”,尽快补上漏洞,章军甚至卖了自己工作几年才买下的一套房。那些提前一周凭理智做好的投资方案,临到交易的前一秒,就被奇怪的情绪打翻了,感性冲动下赌博成分变得越来越高,

  “原来想的是,能赚就好,但一旦出现亏损,满脑子都是想补上那个漏洞”。

  “就像是你玩线上德州和线下德州是完全两种感觉,在线上的时候你不需要看对方的表情,只要跟着感觉走就好了,但线下的实战有太多会影响你决策的心理因素,发牌时说的话,推筹码的动作,看牌时的表情,都会影响你的打法。”

  后来的那段时间,也不是总在亏损,章军的心情变得起伏不定。偶尔能赚回一两百万,但大部分时候市场瞬息万变,刚看到涨势准备提出来还没来得及动手,又立马阴下去。

  他也不想再尝试其他的赚钱手段,因为在股市上,

  “钱来得太容易了,哪有别的地方比这里来钱快?”

  来钱快的后果就是不断的沉溺其间。章军的亏损越陷越深,他越想翻盘就越急,越急就越亏,直到2018年底,所有本金和利息加起来一共近2000万,全部吐回去了。

  桌上的咖啡已经喝完,但章军没有再续,只是要了一杯清水。

  “亏完2000万我才开始冷静下来”。

  钱来的太容易,让他觉得赚钱一点也不辛苦,后来他才知道,原来那笔钱也根本不是他能力所及。

  2019年,章军退出了那个曾经让他血脉膨胀的股票市场。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好几个月不出门。

  逼仄的空间更让他有安全感,有时候会看书、健身平静自己,但也有时候也会幻想曾经那么触手可及的人生。他的内心不断撕扯,和欲望反复斗争。

  终于在30岁生日的那一天原谅了自己,他说他失去了财富,但也得到了能够让自己真正三十而立的其他东西。

  之后,他重新开始寻找自己的定位,和朋友创业做了美股分析的论坛,想把自己的经验用更有价值的方式传递出去。

  我问他,那最有价值的经验是什么呢?

  “千万不要飘”,章军说。

By 界面

被迫转行的酸甜苦辣

抗疫还没有结束,大多数人便迎来了生活给予的重击——部分公司开源节流,员工只享受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业务迟迟不能推进,线下门店不能全面开张,收入大规模缩水;扛不住的公司一复工便停工,因为公司倒闭了…… 

时代的“灰”落到每一个人头上,打乱了大部分人的计划——花呗到期;房租待缴;房贷要还;孩子教育不能缺;父母医药费不能拖……生活,似乎一下子乱了节奏。 

但对于成年人来说,现实并不允许他们被失意的情绪打乱,他们必须找到解决办法,就像罗永浩一样, 为了还创业遗留的6亿债务,先尝试电子烟,后入局“鲨鱼皮”公司,最后成为带货主播。 

没有人向生活“投降”,正如Tech星球采访5位疫情之下的普通人,他们或作外卖骑手、或成为跑腿小哥、或成为了微商、或卖保险,他们期待靠这样的方式尽可能弥补疫情带来的损失。这是普通人的故事,也是大多数成年人面对困难勇敢的选择。 

赔光200万曾想自杀,重新振作卖保险

费登刚,工作24年。 

原职业:个体加油站站长 

现职业:保险业务员 

我是个体商户,今年54岁。疫情爆发前一直全权管理亲戚家的小型加油站,扣出去成本费用,月均净收入最少1.5万元。 

腊月十二七,新冠疫情的新闻铺天盖地在各大微信群转发,那时自家加油站还能维持正常营收。农历正月初四,山东省严格管控路面交通,每天也就一两个顾客,都是过路客。一星期后,居委会通知每户只允许外出一人,加油站停工,关门前我拢了拢年后11天赚的钱,抽屉里一共2348.5元,放进裤兜,锁上大门回家。 

大约半个月后,市区一家准备年后开张的大型海鲜酒楼倒闭了。我是投资人之一,背着家人投了200万(我的一大半积蓄),饭店没开起来钱也飞了。 

积蓄没有了,工作也没了,我还要背负两套房子的房贷、车贷,这些加起来月付2万多,再加上 父亲食道癌每月医药费8000多。 这边银行催还款,那边医院催缴费、日常开支……54岁的我体会到中年危机的痛苦。 

刚开始,我每日酗酒到不省人事,清醒时计划了无数种自杀方式,甚至拟定好车祸路线,想让保险公司赔付巨额补偿金。 

这样的日子持续到疫情第二个月,一天我酒醒后出门买酒喝,还在上大学的小女儿突然喊住我“爸,昨晚你喝醉了,一直在自己屋里念叨出车祸保险公司能赔100万,我听到了。我想有爸爸,这是我一年攒下来的2000块钱,你拿去花吧”。扭过头,我哭了。 

我决定不再浑浑噩噩。开始拜托其他朋友帮忙介绍线上工作,最终选择做保险员。线上学习、寻找客户,一个月加上新人双倍提成等各种奖励机制,能赚将近1万。 

这份“巨额”工资对我而言,就像天上掉馅饼。一开始做保险员没几个单子,销售话术背的滚瓜烂熟,但是打电话就忘词,没头没脑上来第一句就问对方“你买保险吗”,我尴尬对方也尴尬。后来带我入职的经理教给我准确的销售方法,也手把手带我卖了几单。慢慢找到推销方式后,我签过1万多的大单子,也卖过29元的小单子。昨天,刚发了第一个月工资,到手工资8400多,这钱比我当时经营加油站赚的轻松得多。 

疫情对整个经济造成的损害是巨大的,也极大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但是我也感谢它,因为它我知道了家人对我有多么重要,我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现在的我好像重生了一样,觉得只要活着,一切皆有可能。 

4月份开始复工的企业越来越多,加油站也打算重新开张。保险当然也要继续做,我还要晋升等级发展团队,拥有属于自己的保险业务团队。干一行爱一行嘛。 

送外卖10天瘦了6斤

徐宏,工作3年。 

原职业:体育赛事运营 

现职业:外卖送餐员 

我是大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毕业之后来了上海,之前是班里最胖的,健身让我减肥成功,我就爱上了健身,所以就加入了体育赛事这个行业。 

我们平时的工作就是组织各地体育局的比赛,这个工作强度并不高,但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全年170多天都在出差,可以见到不同的风土人情,收入相对于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属于中上水平。 

我们之前是服务政府部门的,他们现在都忙着抗疫,再加上,体育总局也没有明确开工时间,本来说是6月1日,现在好像又推迟到了7月1日。 

疫情打乱我整个计划,本来今年我打算用3、4、5月份的工资购买一个大件的,但是现在显然泡汤了。我们现在只发上海最低标准的基本工资2480元,公司给我们凑了个整,发2500元。 

开工遥遥无期,我得赚钱。我决定在抖音上记录疫情这段时间的生活,我立下一个目标,一年后我生日那天,我在抖音上的直播收入要1万元,虽然现在我直播一天也就赚四五十块钱。 

为了省钱,我每天吃饭基本只花7块钱,节流也要开源。我决定找工作,但投了十几份简历,没有一个面试,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赚钱的难处,于是我决定去送外卖。 

从工资上来讲,这不是最优选择,尽管快递员一个月有1万左右工资,但是要求6点半到仓库,一周干满七天,一个月30天,没有休息,所以我就去送外卖了。 

送外卖真的是一个很累的活儿,我做了10来天,瘦了3公斤。有一天,我送了26单,那天我的微信步数是1万6000步,骑行加跑步有90公里。 

你看到很多外卖小哥都是跑着的,因为他很害怕超时,而每一单都存在超时的可能性,我有一次因为一单超时,后面大部分单子都受了影响。 

每份工作都不容易,有一天我只送了5单,收入才47块钱,那天我车子还坏了,这些收入还不够拖车,但我还是给自己买了鸡腿吃,因为难过的时候,要对自己更好一点儿。 

我父母并不知道我在送外卖,但我的老板现在知道了,他给我点了一份鸡,让我补充一下营养。现在我每天都在抖音发状态,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一天失业了,下岗了,这段时间,算是一次预演吧,送外卖的收入虽然不高,但是正经送的话,一个月8000应该没问题。 

健身教练做便利店员,脚底板痛到怀疑人生

黄子诚 

原职业:健身教练4年 

现职业:便利店员工 

我是一名健身教练,已经做了4年了。本该按照法定节假日正常开工,但疫情被滞留在老家千佛山两个多月,健身房频繁往后推迟开工时间,但该花的钱却一点儿都不少。 

疫情期间,我需要正常支付月均7000多房贷,同时,因为房子还未交付我仍在外租房,房租、房贷加起来我,每个月都有将近1万的固定支出。 

每个月这么多支出,我基本没啥积蓄,所以我不顾父母反对,2月底回到了杭州。回杭州后,我身边的同事有选择做滴滴司机、跑腿小哥等兼职,我决定找灵活性、流动性强的工作进行过渡,等待健身房复工通知的到来。 

综合考虑下,我最终选择去离家较近的全家便利店做兼职员工。因为我特地打听到全家便利店每天都会处理临期食品,比如面包、盒饭,凭内部员工福利能节省一大笔饭钱。 

我本来以为这工作很容易操作,不就是收银、摆货、点货、清点仓库嘛,但事实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我需要正确识别香烟品牌、并熟知每件商品的摆放位置,还要非常细心,比如,要及时发觉顾客微信付款失败,要现金找零,这些都太考验我这个粗枝大叶的健身教练了。 

第一天的7个小时工作结束后,脚底板痛到让我怀疑人生。要知道,我还没有满27岁,而且已经做了4年的健身教练。 

第二天结束工作后,我就冒出了辞职的念头。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念给会员上课的时光,健身教练的工作虽极其耗费体力,同样也没法坐着休息,但可以随意活动,时不时能和会员聊天分散注意力。

但我不能辞职,还有每个月1万多的支出,我得硬着头皮继续撑下去,我知道目前只有这份工作最合适自己。便利店店长和同事也很照顾我,他们会不定期、不定量的给我店里的临期食品,甚至之后某一天我拿回家10个饭盒。一个饭盒均价十几元,全天工作15元/小时的工资加上临期食物,我的吃饭基本有了保障。 

便利店每月给正式员工规定会员卡的销售任务,虽然没有强制我售卖会员卡的数额,但是四年多健身教练积攒下的沟通技巧、千人千面的交流方式,让我顺其自然的在一天内推销出10张会员卡。 

3月初,健身房的企业门店和其他非企业门店开始陆续复工,我也选择暂时辞职回到健身行业。 

这份经历对我来说很重要,它让我体会到灵活就业的重要性,兼职期间,如果学员有需求,我下午3点下班后去其他门店给学员上课。辞职之后,我常驻的乐刻黄龙万科精品店仍没有开门,3月28日我去到了附近另一家开门的分店,选择驻店模式积累新会员。 

所以,我计划一方面在接下来的过渡阶段,去不同的门店积累更多会员,另一方面继续准备国家健康师的考试。 

调酒师转行第一天,没有抢到外卖订单

赵小涵 

原职业:调酒师3年 

现职业:外卖小哥、微商 

决定去送外卖之前,我兜里连买包烟的钱都没有了。 

我的正式工作是一名调酒师,酒吧刚装修好开业半个月,就因为疫情原因停业。中间有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没什么收入。老板砸了几十万在这个店,成本收不回来,他也很困难,就一直没发工资。 

眼看花呗账单还款日要到了,之前我短暂送过一个半月的外卖,刚好有一台电动车,我就去注册骑手送外卖,想着赚点钱。 

第一天,我在外面跑了6个小时,一个外卖订单都没抢到。我想过可能要面临的诸多困难,包括超时、迷路、被客人投诉等,但谁知道,连单都抢不到。 

我的感觉就是,骑手要比外卖订单多。很久没送外卖了,业务有点生疏,每次一点开刷新,订单就没了。一开始我还骑着车换换位置等订单,后来就干脆停在花果园(贵阳最大的楼盘之一,人口密集)路边,没有订单提醒的时候就看看小说,刷刷视频,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这直接打击了我挣钱的积极性。 

第二天,我才发现有个叫“优先派单”的功能,开了这个功能后,我跑了二十多单。一般外卖订单均价在5块左右,跑了7小时,我赚到了130多块。这个价格并不高,前阵子出门打摩的,我突然反应过来,也许当时去跑摩的会赚更多。 

我家住在五楼,我舍不得买电线从楼上接电,给电动车充电。一开始我用一楼住户的插板,后来人家把电断了,我也没办法送外卖了。当时我老板退了一层门面租金,补发了工资,我才勉强维持住开支。 

一个朋友知道我要去送外卖之后,跟了我一天,拍了一条短视频,很多人看完之后表示很心疼我,要给我介绍好工作,或许觉得我很心酸。但我觉得没必要感觉到心酸,谁说送外卖就心酸了?谁不是自己凭本事在努力,在赚钱呢? 

停业这段时间,我还做起了微商,卖鞋。有时候一天会发十多条朋友圈,也确实挺打扰人的。有很多人屏蔽了我,前阵子一个群里的朋友出去聚会,我问下来,发现有二十多个都把我屏蔽了,有些还是直接删除,都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真的很心酸,但也能理解。毕竟我原来对待微商的态度也是这样。卖鞋生意并不稳定,第一周朋友们照顾,生意最好。现在一个星期也没有一单,快两个月了就挣了一千八左右。 

现在酒吧终于又开业了,但都没什么客人。我跟老板,每天都坐着大眼瞪小眼,想了各种办法拉客人,都没什么用。现在也就是看能撑多久是多久吧。 

唯一就是希望一切都快点恢复正常,我想多挣点钱。挣钱真的很困难,人也一定要有存款,这是这次疫情让我学会的东西。 

当你只有一种技能的时候,就理解了副业的重要性

周康康 

原职业:健身教练 

现职业:外卖员送餐员 

我来北京三年了,一直做健身教练,我们这个行业,这两年一直不好做,去年9月连那么出名的浩沙都出现问题了,后来,就陆陆续续听到很多健身房倒闭的消息。 

健身房倒闭这件事儿,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奇怪。事实上,商业化的健身房对资金链要求非常高,资金不充足的话,就会断掉,我觉得疫情期间,估计会有30%-40%的健身房倒闭。 

为了保证现金流充足,健身房一般会压一到两个月的工资,再加上疫情,我去年12月,今年1月、2月、3月的工资都没有发。我们的工资构成是底薪+课时费+卖出去课的业绩提成,现在是连底薪都没有。本来健身房说2月底复工的,但后来就再也没有提过,估计老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复工。 

这个行业,本身对吃得要求就很高,我在北京房租+吃,一个月要花5000元,虽然也有存款,但去年刚刚付了20万首付买了房子,因为疫情,房子钥匙都没有拿到手呢,所以还没有开始还房贷,这是我觉得唯一比较幸运的一点儿。 

公司迟迟不开工,我觉得不能就这么傻等下去,我就想出去做工作,但我只能找一份兼职,因为健身房还要每天内部拍摄视频发到抖音上,持续维持客户资源。再加上自己也要训练,必须得保证自己肌肉不流失,比如一些健身教练在送外卖的时候,看到小区里的健身设施,时间空余的话,还会蹬腿练习呢。 

最初,我想送快递,但我到快递公司去问,市面上主流的快递公司都问过了,他们告诉我只招全职,不招兼职。后来,我就选择了更机动灵活的外卖。第一天跑了8小时,才14单,现在慢慢熟悉一点儿还比较好,但送外卖的钱基本上也只够吃饭的。

本来,我计划今天买一个20万左右的车,并且结婚的,现在计划全部都被打乱了。而且明显感觉到送外卖的人越来越多,外卖也越来越难送。 

疫情期间,我最大的感触是你发现当你只有一种技能的时候,理解了副业的重要性。

中年再就业三大坑 – 微商、保险和直销

为啥保险业务都是已婚主妇、为啥微商都是宝妈、为啥直销都是学历文化低的?因为这个行业对人的把握很精准,知道哪些人会愿意且狂热的进入。

这首先得从三者的共性来看,以为既是共性又是相同的本质。

— 共性1:都传递快速暴富思想

— 共性2:都没有进入门槛

— 共性3:都可以利用闲暇时间不耽误生活与本来的工作

人性的弱点是什么?贪婪,想要不劳而获,想要自己虽然起点比别人低但是仍然有捷径成为人上人,想要不费事随随便便就可以躺赚。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回头看共性的三点就更容易理解了,不耽误原本的的状态、没要求就能年入百万千万,谁不心动呢。再看看保险微商直销都会告诉你啥。

某保险代理招聘海报。通常会邀约去听事业分享会,保险是至高无上的事业,不仅能帮助他人,自己没学历没能力不要紧,你一样可以成为年薪百万的大咖。

那个微商界与阳阳姐缺过喜提整个地球的名场面。微商为啥总是各种喜提,因为他总是告诉各种人在微信里动动手,做下转发分享就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甚至锦衣玉食的生活。

再看看那些各种直销事业会,不也是叫出各种年薪百万千万的前辈来告诉你直销好、事业好、产品好,并且这些人还出奇的传奇,一般都是学历低、欠债多、家庭事业失败后进入直销事业的,他都行,你怎么就不行?

这些不也就回归到人性的弱点上,贪婪,期望不劳而获吗?

所以回头来看,那些做保险、做直销、做微商的又都是哪些典型的人群?

第一类:在家多年的中年妇女、宝妈等,远离了职场后想再次经济独立在社会上却机会了或者时间经理不允许。他们往往前期在职场层级也不太高,是职场的底层员工,本身视野格局就比较低,远离职场后更是缺乏对职业、对价值的系统性思考。

第二类:学历较低的小年轻。这类人群常常学历低、年轻,做着一些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赚着很少的钱,但是内心却又大大的报复,现实又让自己看不到未来。这种落差感加上本身自己学历层次较低,特别容易被这些职位的“没有门槛”“年薪百万”所吸引。

第三类:在职场上郁郁不得志却又想暴富。他们往往因为自己工作不顺心,得不到认可赚不到钱,就特别信息网换个跑道来实现,而这类人群一旦钻入牛角尖或者在自己对职业发展认识较浅时候,就容易被代入。

这些人群都缺乏理性底层的特征。所以我说,微商报销直销们最厉害的不是事业做得多大,而是对人性的把握以及人群的精准识别。

如果中年妇女、小年轻们能进入到这个领域有所成就,实现自己梦想,那也是正确的路。但是没有人会告诉这些从业者们,每年有几百万人进入直销、进入保险、进入微商,但是同样有几百万人出来,这其中从业者并没有获得什么,因为是没有工资的,但是却贡献了不少,做保险你得自己买保险、得给家人买保险、做直销你得自己信任产品消费产品、做直销你的囤货。

那些在台上闪闪发光的草根走上顶尖的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就算真的存在他的成功也不是偶然,也不是如果招揽你进去宣传那样的容易,同样需要沟通表达、演讲呈现、组织协调、领导力,同样需要人脉资源、逆商、情商、智商、同样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你能达到你就是万中选一,你在任何领域都能发光发热都能够成为金字塔顶尖,你达不到换了个跑道也注定无法成功,跑道是换了只是对基础的知识技能要求换了,但是深层次和高段位的能力素养要求不变。

本想赚钱的,进入后一场梦,自己却还倒贴钱,与其说这些是在招揽伙伴、员工不如说是就是招中短期的客户而已,用完后就换下一批薅。

By 王琳 李晓蕾 周逸斐

中年失业人生难

对一些中国工人来说,庆祝35岁生日感觉像是一种“诅咒”。

进入2020年以来,就业市场竞争激烈,越来越多的招聘广告将年龄限制在35岁,这让许多接近中年的人对未来感到不确定。

关于对就业职位(包括公务员职位)年龄歧视的抱怨充斥着社交平台,一些媒体甚至为这一趋势起了个名字:“35岁现象”。

40多岁的黄先生是众多35岁以上的中国工人之一。去年,他在广东省的一家小型服装厂倒闭后,现在在菜市场和路边摊之间来回奔走,试图卖掉他剩下的上万件服装。

“我已经接近50岁了。我要去找工作吗?不。外面没有适合我的岗位。找工作太难了。”黄先生说。“只要看看广州那些服装零售店的生意有多糟糕,你就会知道目前的服装行业有多差。

在知乎平台上,有一个名为“一个40岁的失业者该如何生活?”的问题,自2019年以来,该页面的观看量已超过2700万次。在一篇又一篇的帖子中,用户们分享了自己中年找工作的沮丧心情。

而且这种情况似乎在2020年更加严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去年3月份失业的35岁及以上人口中,目前仍有近三分之二在寻找工作。

从2月到9月,在求职网站智联招聘上,35岁以上提交简历的人数同比增长15%,是35岁以下人数的两倍多。

在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如零售和批发业,提交简历的人特别多。

研究显示,其结果是,在35岁以上的求职者中,有近一半因收入下降而从中高收入群体降至低收入群体。

超过7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面临着偿还抵押贷款以及子女教育和医疗费用等其他成本的压力。该研究还估计,以目前的消费水平,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只能支撑3个月。

对一些中国工人来说,庆祝35岁生日感觉像是一种“诅咒”。

进入2020年以来,就业市场竞争激烈,越来越多的招聘广告将年龄限制在35岁,这让许多接近中年的人对未来感到不确定。

关于对就业职位(包括公务员职位)年龄歧视的抱怨充斥着社交平台,一些媒体甚至为这一趋势起了个名字:“35岁现象”。

40多岁的黄先生是众多35岁以上的中国工人之一。去年,他在广东省的一家小型服装厂倒闭后,现在在菜市场和路边摊之间来回奔走,试图卖掉他剩下的上万件服装。

“我已经接近50岁了。我要去找工作吗?不。外面没有适合我的岗位。找工作太难了。”黄先生说。“只要看看广州那些服装零售店的生意有多糟糕,你就会知道目前的服装行业有多差。”

在知乎平台上,有一个名为“一个40岁的失业者该如何生活?”的问题,自2019年以来,该页面的观看量已超过2700万次。在一篇又一篇的帖子中,用户们分享了自己中年找工作的沮丧心情。

而且这种情况似乎在2020年更加严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去年3月份失业的35岁及以上人口中,目前仍有近三分之二在寻找工作。

从2月到9月,在求职网站智联招聘上,35岁以上提交简历的人数同比增长15%,是35岁以下人数的两倍多。

在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如零售和批发业,提交简历的人特别多。

研究显示,其结果是,在35岁以上的求职者中,有近一半因收入下降而从中高收入群体降至低收入群体。

超过7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面临着偿还抵押贷款以及子女教育和医疗费用等其他成本的压力。该研究还估计,以目前的消费水平,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只能支撑3个月。

职场对女性更残酷

在北京工作的李云离职后没有立即找工作,而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陪孩子,这期间朋友也时不时的投简历找工作,发现现在的公司都要35岁以下,而且裁人也是优先裁35岁以上的,一个面试的邀请都没有收到。

2019年上了半年的班,失业半年,她本想着过完年再去找工作出山,结果新冠病毒爆发,一些企业复工后,又投了几十份简历依然杳无音讯。

朋友还说,要是年前没有辞职,我会觉得35岁的人都在职场熬,但是对于35岁及以上的人来说,有工作经验,懂人情世故,避得了踩过的坑,为什么就稀里糊涂地被职场淘汰了呢?难道35岁以上的中年妇女就这么受职场嫌弃?关于如何摆脱中年找不到工作的尴尬处境,如果你处在迷茫之中,

现在的很多招聘都明确写着年龄35岁以下,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的最低年龄限制都是35岁,不得不承认社会很现实很残酷,竞争压力、人才辈出、企业人才越来越年轻化,导致35岁以上的人找合适的工作真的很难。

对于职场女性而言,绝大多数的企业认为,35岁以后,女性的重心更加偏重于家庭,而对工作的注意力减少,创造力和活力减少,不利于公司的文化氛围。

所以,很多公司宁愿招聘一个应届毕业生来培养。

大龄女性再就业难?精力分配不均和家庭与责任的问题,从未消失过

刚毕业那会别人嫌弃你没有工作经验,过了几年公司嫌你没有结婚不能稳定的工作,结了婚别人嫌你没小孩,有小孩别人怕你要二胎,有了小孩别人嫌你兼顾不了工作,有工作经验了别人嫌你老嫌你工资提得高。特别是对于大龄女性来说,似乎被职场活生生抛弃一样。

每一个35岁+的职场女性,都有自己不得不面对现实问题,家庭与责任。有些问题,不管你是否愿意去面对,但你的成长阶段决定了你必须要承担与年龄相匹配的责任。

人到中年的女性,大部分都是职场妈妈,这时候家庭与工作如何平衡的问题随之而来,照顾孩子与面对竞争激烈的职场,家庭与工作精力分配不均都会导致矛盾与问题冲突,所以很多职场女性选择做起了全职妈妈,陪着孩子长大。

孩子长大后,这些妈妈们就出来找工作就业,但由于长期脱离职场,能力得不到提升,甚至是停滞状态,因为有所断层,对能力要求较高,就业门槛渐渐加大,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

当然也有很多女性每天好像“女超人”一样,有用不完的精力,早上早起给孩子做早餐,送孩子上学后,自己上班、下班,晚上回到家再晚也要给孩子辅导作业、整理家务,而在残酷的职场中,不会因为你的家庭分工或因你是女性对家庭的付出多一点而对你多一丝的宽容,对女性善待多少。

落水的凤凰不如鸡,曾经的高管失业后再难就业

最近一封来自上海的48岁高龄失业者求助信在朋友圈刷屏:

尊敬的龚正市长,您好!非常荣幸,本人和您是本家,都姓龚;我是犹豫好久才决定给您发这封邮件,因为我想我是代表当下相当一部分高学历且资深但失落的大龄职场人给您写的信。首先,我在这里感到非常惭愧,虽然我是硕士/本科都是重点大学毕业的上海人,也曾经在知名外企工作过近20年,也做过好些年的外企高管,我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也有过硬的管理以及业务能力,不过自从2018年离职后就一直未能在社会上找到合适的工作,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我已经如今已48岁了,绝大部分公司和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原则上不会考虑录用我这样的大龄青年;我也尝试过自主创业,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我太太也面临同样的境遇。

前些年,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生了二胎,如今我们还需要抚养两个儿子,一个刚上高中,另一个上幼儿园;同时,国家今后会把我们这些人的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那就意味着我这样的大龄青年至少还需要工作十多二十年才能正常退休。坦率讲,如今在上海像我这样的40-50岁的失落的大龄高学历的资深职场人很多,我认识的朋友同事就有好几个现在和我情况类似。我们这两年通过许多专业的求职网站如领英,猎聘都未能找到工作;大家空有一身本事和抱负却报国无门,但同时还得承担起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责任。近两年来我一直在申领政府发放的微薄的失业金,加上偶尔挣到的咨询费及家里有限的储蓄勉强度日;但我们总不可能这样碌碌无为地坐吃山空一直下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我想请求政府能否帮助我们这些高学历且资深的大龄青年搭建一些没有年龄歧视的职业平台,我们这些人有的是学历/能力/精力,我们完全还能为社会贡献一二十年,为何我们有那种被社会抛弃了的感觉;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有近千万的大学毕业生要涌入就业市场,但他们的目标岗位和我们是大相径庭的,完全没有冲突的。我们真心希望政府能帮助我们这些人和企业联姻,我们将继续为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贡献我们的智慧和才华!盼复,非常感谢!

这是发布在上海信访官网的一封政务公开选登信。信中主角,48岁的上海人。其重点大学本硕毕业,曾经的外企高管,这是多少年轻学子梦寐的人生及职场起点;生二胎,外企败走,创业失利,年龄歧视,失业断收,未来孩子要养育,延迟退休还有十几年……这又是多少中年人不得不面对的严酷现实。曾经的职场精英,最终走到山穷水尽的这一步,人生顺遂的时候,可能做梦都想不到。年轻且正值得意的职场人,容易给人选定医生,充当导师。比如教导后来者积累人脉,未雨绸缪,练一技之长,并责怪失意者放不下架子,做不到能屈能伸。但事情落到具体个人,你才发现所有的大道理,在现实面前不仅苍白,而且可笑。

我有一个熟人,从最底层的农村读书出来,一路拼搏,好不容易在北京买房结婚生子。《山海情》里有句名言:人有两头根,一头在老先人手中,一头在后人手里,我们后人在哪里,根就在哪里。大城市的人,很难理解底层拼进一线城市的执念和艰辛。这位朋友以为终于在北京扎下根,也为儿子谋下了新的未来——虽然没有北京户口,但夫妻二人正值事业上升期,可以让儿子读私立学校,未来出国留学,把家族的希望播撒得更远。无奈天有不测风云,行业洗牌说来就来,朋友的公司一夜倒闭,几经折腾,越沉越深,再无回转的可能。两口子满心绝望,思虑再三,决定回老家的三线城市发展:一是可以降维生存,卖了北京的房子,在那边也还是小康;二是已无力供儿子读私立,出国留学更加渺茫,既然将来终究得回老家高考,不如早回早适应。签字卖房的那天,太太泪洒当场,他们深知:拼尽全力走到这里,这一撤退,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故乡虽落后,但也自有其包容和温暖,只要能够安下心来,也可以活得风生水起。他们走后微信偶有联系,每回都是那位太太笑谈他们的静好岁月。

可是一年之后,这位太太回京办事,当我们终于坐在一起时,她流着泪跟我说,他们读初中的儿子得了抑郁症!突然回到老家,孩子心理上无法接受,觉得自己的父母没本事,自己也变得自卑敏感,始终无法融入当地同学中。这位太太说:早知如此,两口子就是跑滴滴送外卖,也不能撤离北京。人生,有的时候真的退无可退。尤其是当你有了孩子之后,你所有的选择,都关乎着孩子不可预知的未来。除了为人父母的养育责任,更有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的精神依存和自豪感。这种支撑一旦被摧毁,要想建立就变得难上加难。当然,这只是个案。

人生每走一步都是在权衡。在大多数时刻,我们都无法准确知道,我们今天所作出的选择,是否被未来的结果证明是正确的。最近罗翔有段视频,提到年少的时候,他的一位发小因为给别人抢劫放风被抓,罗翔说,如果当时他叫我了,我真的不敢保证我不会去。在人生的某些时间点上,你不得不归结为命运。

回到前面的那位48岁的“大龄职场男”,他的人生及职业起点,可以说是华丽的,个人也一定有过非常华彩的职场时刻,但是一路走过来,却最终走到了失业并向政府求助的地步。这里有年龄的因素,也有重要节点个人选择的因素。而据他信中透露,他身边像他这样的失意失业者,还不止一两个。前几天给几个朋友打电话,他们都曾是地产企业的高管,可是现在有一多半都在闲着迷茫着。正在职场中拼打的你,谁又敢说,你的中年职场,会比上面的这些人混的更好?

By 边际谈

网贷毁了一代年轻人

分期消费、拿钱赚钱正在成为年轻人消费升级的主流选择,如果你还在全款买买买,似乎就“亏”了。

无论是买奢侈品、还是买房车、装修,亦或是健身美容租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偏好于选择用信用卡分期、套现、贷款等超前消费方式。与此同时,银行也开始陆续推出各种消费贷、圆梦金来满足年轻人的各类生活需求,没有信用卡的大学生也可以使用花呗分期或者其他网贷平台来进行购物,更有胜者甚至推出彩礼贷、墓地贷来博人眼球。

花式贷款的背后,不难否认这一届年轻人日益见长的消费欲,以及对贷款的开放心态。与上一辈不同的是,这一届年轻人基本告别了全款购物的消费理念,开始走入万物可贷款的时代,但似乎也正在慢慢掉进超前消费、精致生活背后隐形的巨坑。

以下是3位有过贷款的年轻人曲折离奇的故事。

网贷半年,4000元欠款滚雪球成13万

“第一笔分期是大一的时候为了办健身卡,在健身房的介绍下办了分期乐的贷款。”闵飒回忆起第一次贷款的原因,觉得有些许可笑,因为那张健身卡到过期时,自己只去过两次。

初入大学的闵飒一个月两千的生活费,刚开始几个月并没有出现大额消费,除去基本的吃饭,每个月还能买件衣服。大一下学期,他看到了健身房的优惠活动,一千三的年卡送三节私教课,让她心动不已,萌生办卡的想法。

“其实,我直接跟父母说办健身卡,她们就会给我转账,但看到分期后一个月仅还款不到200,还是决定办分期。”闵飒表示,刚上大学总觉得不应该和父母多要钱,所以选择了分期办健身卡。一个月还款一百多,也确实没有太大压力,但有了第一次分期消费后就有了更多的消费欲望。

“第二次是因为去旅游,又在平台上提现了500,随后就记不清了。”闵飒透露到,平台给她的额度是5000,除去健身卡的费用,还剩3000多。由于当时的消费欲望越来越强,每到月中生活费就所剩无几了,于是她开始超前消费。从一个平台到多个平台。

最高峰的时候,闵飒手机里有十几个平台,从分期乐到来分期再到拍拍贷和任我花等。下载其他平台的原因是为了填补最初的漏洞,拆东墙补西墙后,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刚开始并没有觉得压力大,一直倒来倒去也没对自己的经济和生活带来影响。”

“后来监管就越来越严,有的平台还钱后就没有额度了,也很难再申请其他平台了。”在一次给拍拍贷还款后,闵飒发现系统显示停止对大学生放款,本想还钱后再借出来填补其他平台的闵飒,一时间陷入了焦虑。

监管严格后,她找了朋友借了几千块先填补漏洞,然后自己省吃俭用在外兼职,用了半年的时间还清了短期贷款,仅剩两个分36期的平台,加起来每个月还几百就够了。“当时一个一个卸载软件的时候,就像再卸掉我身上的砝码。”

闵飒算是第一次上岸了。

闵飒一点点摆脱贷款,生活逐渐回归平静,直到一个微信好友请求的出现。“他当时说自己是做贷款的,也没有说是什么平台,也没说在哪知道我的联系方式的。”闵飒认为可能是某个平台泄露了信息,被其他贷款公司买走了,才能找到自己联系方式的。虽然知道对方是做贷款的,可闵飒依旧没有删除对方微信。

“后来有一次急需用钱,但是具体花钱做什么我也记不清了。”急需用钱后,闵飒打开了聊天框,对方表示借4000周转十天利息800,十天后如未偿还本金,要付800元利息再周转十天。看到极高的利息后,闵飒心生犹豫,但没有其他办法后,还是选择了借4000十天偿还利息800。

“他发给我一个链接,在一个网页的页面申请借款的,下款特别快申请完,他就直接微信给我转账了。”十天后,闵飒向对方转账800利息,然后等待下一个十天偿还本金。

但是闵飒并没有凑齐4000,连800的利息都没无力偿还。这时对方告知,可以继续借1000先还利息,1000元周转10天的利息是200,就这样闵飒又借了1000,此时如果下一个周期到来,无法偿还本金的话,她需要还1000的利息。一直凑不到5000本金,就要每十天还1000,而且只是利息,本金一点没有减少。

当闵飒意识到这是个高利贷时已经晚了,她一直借款还利息,三个月后本金就到达了2万。“其中他给我发的借款链接总是不一样,可能是为了躲避监管吧。”意识到本金像滚雪球一样后,她开始慌了,当时正值过年,几乎每两天就要偿还订单的利息。

“我每天都在焦虑中,上火心烦意乱,根本不敢花钱,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今天要还多少钱。”雪球越滚越大,半年后欠款达到了13万。

从最初只借4000到偿还13万,只用了半年。因为实在无力偿还,也不想再继续下去。闵飒和对方确定半个月内还清所有账单,但这期间的利息要取消掉。对方思考良久后答应了,但这半个月里每天都在跟闵飒发消息。“发消息也不说啥,可能是怕我跑路吧。”

最终闵飒像父母坦白,“我永远都无法忘记爸妈的表情,他们好像比我还悔恨,悔恨的不是我借网贷,而是他们竟然一直没有发现。”坦白的那晚,闵飒整整哭了一晚,妈妈一直在劝她想开点,家里有钱。

半个月后闵飒将13万通过支付宝转账给了对方,然后删除了联系方式。“真的很讽刺,不想找爸妈要1300办健身卡,最后却要爸妈帮我还13万。”

闵飒本以为这13万会像警钟一样,重重记在心里,但工作后,习惯超前消费的她又开通了信用卡。

跳出了网贷的坑,闵飒现在又背上了信用卡的债

从卡奴到用信用卡套现创业,贷款就是一把双刃剑

Andy是一个标准的90后,他读大学期间,第一次接触了贷款。

“我大二的时候,身上有一份保险,从小我妈给我买的,说到了大学的时候,过了18岁,有一笔3万块钱的助学贷款。”那一年Andy想出去玩,于是也没多想就去贷款用作旅游经费,当然这笔贷款还是父母给还的。“他们也知道我花掉了。但第一次贷款后,就心里有了贷款的概念。”

到2015年,Andy大三的时候,第一次接触所谓的校园贷,当时头部的企业就三家,分别是趣分期、分期乐、还有爱学贷。

“我想买一部IPhone6,但是我手里只有2000块钱,毕竟大学生生活费也就一个月1500元,所以就想再借点钱,把手头的钱凑一凑,买一部苹果手机。”

Andy表示,当时也没有想多,就想着一个月才200多点,分期12个月,就能买一部苹果手机了。

“那个时候没有概念,就觉得每月多花了点钱。但是实际上它的利率是非常高的,借2000元钱一年需要还400元。”当然,用贷款去消费也是Andy的自主选择。

到Andy工作时,信用卡已经非常普及,大家都会拥有人生中第一张信用卡。“我第一张招行的信用卡只有3000还是5000元额度,但是有了以后就开始有提前消费的概念。”Andy认为反正没有花自己的钱,有这个额度就可以把它用掉,然后再去还上就可以了。

一开始Andy觉得还好,每个月发了工资就可以把上个月的还上。

但随着后面的信用卡越办越多,消费的欲望也在增加。

毕业两年左右,Andy就已经还不过来信用卡了。“办了大概三四张卡,提前透支的额度已经达到了三四万的额度,但每个月工资可能只有六七千块钱,这样算起来还款压力还是很大的。”

恰逢此时,支付宝也推出了借呗花呗,给了更多借款的选择,慢慢的Andy就学会了拆东墙补西墙,尽量把前一个月的钱还上,以此保证信用不受到损害。

“我还是比较看重征信的,毕竟是大学生,也学过经济学、金融,知道信用体系非常重要,毕竟以后还要买房。”

到了2018年,Andy在杭州买房,父母出了首付后,每个月贷款还要还9000多元,有了这样一个贷款压力后,信用卡的还款压力就更大了。工资没有一个飞跃性的提高,但消费每个月还在持续,Andy开始思考如何破局。

一年后,Andy因为本身就职于公寓企业,便寻思着是不是可以副业做个人二房东生意。

当时Andy信用卡的额度一直在上调,为了凑足租房生意的本金,他每月信用卡套现,还准备了一个POS机,不断刷出来再还进去。

通过信用卡、支付宝以及一些其他平台套现20万元,加上手头家里赞助的20万元启动资金,Andy凑足了40万左右的本金,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将管理的房间扩充到了60间,每间房间大概有500元每月的盈利,每月净利润在4万元左右。

“一开始就要启动60间房的量, 事实上是需要80万元的,我通过贷款撬动杠杆,从40万元本金起步一点点把量扩充到了60间,这个过程中信用卡套现以及贷款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是一直以来Andy因为有信用卡的存在,一直保留着超前消费的习惯,每月依然入不敷出,让他很是头疼。

“消费习惯已经养成了,一时半会又降不下来,所以一直处于一个不断去还款套现的过程当中。”

2020疫情来得非常突然,Andy就职的公寓因为疫情空置率提升面临裁员困境,他也成为了被裁的一员,每个月上万元的薪水收入算是中断了。

但那个时候,Andy却突然发现下个月就要给业主打款,可手上的钱已经没有可用的了。因为不停套现,当时的信用卡已没有了一点额度。

头几个月,Andy日子非常煎熬,因为每个月算下来套现贷款在30万左右,每年利息在15%,一年仅利息就需要还45000元,每个月大概在4000元,此外他每月还要还银行大概5万元的费用。

因裁员减少的超万元收入,让Andy学会开源节流,不得不游走于各个写字楼间,赚取佣金来偿还信用卡,同时也问身边朋友借款以及投奔一些小贷平台。

Andy问朋友借款周转现金流,一般会给年化15%的利息

Andy前所未有地着急,第一反应就是想办法看看银行有没有其他渠道的贷款,在银行没法解决问题之后,Andy又去找了51信用卡之类的平台,看是否能提供一部分的现金贷款。

“我在选择小贷的时候,偏向于选择一些知名公司,但也不排除这些公司的贷款利率高于市场。”Andy表示一些大机构为了增加利润,甚至年化会设置在36%左右。

“我通过比较,会选择其中利率偏低且比较适合自己当下处境的小贷平台。”作为日常游走于贷款渠道的老客,Andy知道贷款利率会有多高,正因如此,每次周转过后,他都会选择提前还款。

就在创业从副业被转为正业的两年间,Andy一直处于手头没有现金的状态,因为消费习惯一直没有改善且没有理财意识,可以说是月月光还倒欠。

今年年初,Andy把所有租房的生意都转让了,通过变现把之前信用卡套现的贷款还完,并且得到了一部分现金。用他的话说,现在的生活才真的无债一身轻。

“我一次性还掉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之前浪费了这么多钱。前前后后,去掉本金,这个项目转手后大概净赚80万元。”

但是这段贷款套现创业的经历Andy并不觉得后悔,在他看来,贷款就是一个信用系统的建设,对于事业来说,信用尤为重要。

“贷款能帮助你去争取到一些机会,信用越高,额度越高,你的起点越高,试错机会越多,成功也就越大。如果用这些钱能够撬动一个杠杆的话,这些杠杆所对应的可能是成倍的能力。当然风险并存,你是在用信用透支钱,如果没能掌握资金的管理能力,越多的钱也就意味着越大的风险。”

Andy苦笑,譬如因为自己套现频率太过频繁,银行就从未提供消费贷款给他。

是贷款总要还的,35000元免息分期整牙“挺香”

小Y有龅牙,内心一直觉得不好看,但是上学的时候爸妈就觉得读书好就行,不要在意外表,于是小Y攒着劲等自己有钱了去。

90后的她毕业后工作了几年,也有一定积蓄,就把整牙这件事提上了日程。

“我之前有咨询过我的整牙周期需要两年半左右,算了一下,如果那个时候去戴牙套,刚好能在30岁生日之前摘掉,于是就直接开整了。”

其实小Y整牙还有一个契机,那就是和大学同学聚会,发现对方戴了牙套,于是小Y赶紧问了问是哪个医生、多少钱、靠不靠谱,确定了后就直接找他的医生做了。

2020年9月,小Y踏上了去找医生咨询的路,这是三甲医院的一个教授自己在外面开的工作室。“据说很多人在医院拿不上他的号(因为医院放号有限),于是就直接在外面的工作室找他。我同学就是这样,抢了好几次都没抢到号。”

在工作室的话,教授会在每周的固定时间出诊,他出诊的时候诊所会比较忙,因为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赶着教授在的时间过来问诊。

因为小Y和朋友都是做媒体的,于是就多嘴问了句,有没有分期可以选择,以及分期的价格。没想到还真的有,加上利息和一次性付清的全款一样,都是35000元。

“我之前的工资每个月大概有一半多都会直接投进支付宝定期理财里,剩下的钱再扣掉生活费,流动资金并不多。考虑到分期付款和全款价格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即便分期,我也不会多付利息的费用,所以就想这钱还不如自己留着继续理财。”

工作室的分期付款合作是和美牙分期合作的,因为职业习惯,小Y决定分期前还用天眼查查过,得知这是一家金融创业公司,已经运营了很多年,也没有发生纠纷之类的黑料,于是就决定合作试试。

这是连一张信用卡都没有的小Y作为保守消费者第一次大胆的分期(贷款)尝试。

“我是直接和美牙分期那边签的合同,在美牙分期的公众号里上传资料就行,大概第二天就会审批下来。”小Y表示,当时有3期、6期和12期可以选择。小Y选择了6期,首付1万,月还4千多,还款合同上写的是“本息利率是8%”,但消费者需要支付的总额仍是35000元。

“销售那时说利息是诊所这边帮出的,所以对于顾客来说,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总体还是便宜了。如果加上利息超过了全款的价格,我肯定就不会分期了。”

在金额上,小Y知道私立肯定比医院要贵,不过私立贵在服务,不用排队不用等,有什么问题随时去,所以贵一些也值得。

“北大口腔的价格也很贵,我做的是单晶可能稍微有差别。如果是时代天使或隐适美的话,前者国产的4万,后者进口的5万,北京差不多都这个价了。”

在小Y看来,整牙是全包性质,即一次性把钱交完之后,后续问题都可以继续在诊所解决,包括洗牙等服务,都不会另外收费。这令小Y来说还挺信服的。

在陆续还完两期后,在第三期的时候小Y还是选择提前还完。

“一个是我个人没有分期消费的习惯;二是这两年一些金融借贷机构暴雷,让我对这些公司没啥安全感,能不用就不用;三是除了赶在2021年元旦前提前还掉了整牙的贷款,我还同时把支付宝花呗、美团外卖的下月还都关掉了,我感觉自己会因为花呗、美团月付这类产品,滋生无节制消费的恶习。”

小Y认为,把钱都结清,把超前消费的渠道都关掉后,会有多大能力花多少钱的踏实感。

但是在一顿操作后的近两个月,小Y发现似乎花销也没有明显的下降,就是不用再想着还款这件事了。

“我现在每个月都会把大致的生活费从银行卡转移到余额宝,花销直接从这个月的预算中走,有节制地使用,不够那就再转一些,其他都放在理财里。未来也不会再有用花呗的想法,没有这个必要。”

就整牙的免息分期来说,小Y认为这个付款方式挺好的,虽然整牙过程是痛苦的,但对未来憧憬是美好的。

“其他医美分期我不做评价,但是年轻人心里还是要有点数,贷款不是不用还。”

相比以上三位有惊无险的经历,有些年轻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如果还得起,也就不会退学了。”由于无法偿还10多万元的网贷债务,李科无奈从四川一所高校退学。

  由于女朋友在外地,为了维系感情,李科经常给对方买礼物。不过,无论是靠校园内推销一些日用品还是到校外兼职,他始终觉得手头拮据。当看到宿舍同学在使用网贷,他也抱着“借点小钱过渡一下”的心态,开始从网贷平台借钱。

  从360金融贷,到分期乐,再到粒粒贷,借钱的平台越来越多,买的东西也越来越贵。高档口红、新款手机、笔记本电脑……大半年之后,李科的网贷债务一度达到了12万元。由于家庭条件一般,最后只能选择退学。

  在网络平台豆瓣上,有一些名为“负债者联盟”“努力还债联盟”“90后负债交流”的讨论组,聚集着少则几百个,多则上万个曾经或正在遭遇网贷问题的人。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梳理这些讨论内容发现,“超前消费”“积少成多”“以贷养贷”和“焦头烂额”是其中的高频词。

  “足不出户就能给你好几万,很容易就陷进去”

  2017年夏天,当时还在贵州某高校上学的林雨辰,用花呗分期购买了一款售价1399元的手机。现在回想起来,小林觉得自己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

  “刚开始没想太多,觉得下个月生活费到了,就能把钱还上。”她说。

  林雨辰确实感受到了网贷带来的便利:不再需要省吃俭用许久才买得起心仪的外套,也不用等到下个月生活费到了才能和朋友聚会……

  渐渐地,小林对网贷产生了依赖,又先后开通了京东白条和唯品花等。花销越来越大,月均还款额逐渐增多。最多的时候,她在各个平台的欠款总额接近两万元。

  为了还贷,每个月生活费刚到手就去还账,还得找朋友借钱或者去兼职挣钱,“为了做兼职,我有时候只能逃课,学习也受了影响。”

  王越然第一次接触网贷也是在大学里。由于生活费不够,又不好意思向家里要,就在网上借了几百元,但很快就还了。毕业后,王越然一边工作一边炒股,钱亏掉后想回本,于是又接触了网贷。

  如今大学毕业才一年多,王越然在各个平台的欠款已达8万元。“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自己的问题很大。”王越然告诉记者。

  和很多深陷网贷的年轻人一样,王越然一开始借得很少,也很谨慎,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以贷养贷。“借这个平台去还那个平台,其实是个死循环,导致越借越多。”王越然说,“一张身份证、一张收款的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给你好几万,这种情况下,年轻人真的容易陷进去。”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李君建议,加大对网贷监管整治力度。他认为,虽然网贷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人们在不同年龄阶段,因收入不均而导致的消费力不平衡问题,但存在申请门槛低、准入条件简单、计息方式不规范以及非法催款等非常明显的问题。

  “温水煮青蛙”透支年轻人未来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网贷平台提供的分期付款会弱化年轻人的危机意识,并透支未来。一件商品分期后每个月可能只需要还100元,压力不大。有了这样的心理,年轻人可能会分期购买很多东西,这些分期累积起来就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并且会持续很久。

  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莫开伟曾撰文指出,消费观念的改变、网贷平台放贷门槛低,以及资本营造的怂恿年轻人敢于超前消费、过度负债的社会氛围,是我国“负债一族”人群越来越多的主要原因。

  多位受访对象反映,网贷平台在宣传时只展示日利率或者月利率,给用户造成一种很划算的假象。事实上,这种低日利率对应的是高年利率。

  以部分网贷平台宣传的“借1000元,日息0.5元”为例,其对应的年利率为18%。记者查询发现,2月20日发布的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则为3.85%,即千元日息0.1元。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安全介绍,在行为经济学上,这种做法被称为框架效应,即用不同的话语表述同一个问题,以此引导人们做出不同的决策判断。

  “同样的事情,用不同表述,读者的感受和反应是不一样的。”张安全说,以日为单位计算利息,会让用户觉得没什么压力。

  此外,由于网贷平台往往月底和月初才出账单,年轻人在收到账单前,往往对自身负债情况没有概念。

  多位受访年轻人表示,每个月都要还债让他们感觉很疲惫。

  “我自己算了一下,如果一直用下去,我连个厕所都买不起。而且随着年纪增长,父母逐渐老去,我们得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林雨辰说。

  王越然至今不清楚每笔贷款的利息到底有多少。因为都是分期还款,懒得算利息的具体金额,“我觉得很多人和我一样,借钱借到一定程度就会麻木,不敢面对现实。”

  告别网贷平台后“感觉很轻松”

  尼尔森市场研究公司此前发布的《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显示,在3000余名被调查的18岁至29岁的人群中,信贷产品渗透率为86.6%,使用互联网分期消费产品的比例达61%。

  有舆论担忧,当年轻、冲动、自制力差、对诱惑缺乏抵抗等因素集中爆发时,年轻人可能会陷入债务困局。但记者观察发现,近年来,也有不少年轻人选择告别网贷。数位当事人告诉记者,“危机感”“及时止损”是他们做出此类决定的主要原因。

  在知乎上,“关闭蚂蚁花呗是种怎样的体验?”这个问题被浏览了239万余次,500多位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记者梳理这些跟帖发现,“松了一口气”和“无债一身轻”成为普遍感受。

  就读于陕西某高校的鹿鸣,先后用花呗分期购买了一只售价850元的电子表和一件饰品。两次分期加起来,鹿鸣每个月需要偿还近500元,这影响到了她的日常生活,也让她产生了警觉。

  去年年底,当收到奖学金后,她一次性还完了剩余的花呗分期。“很多人可能被花呗等网贷平台惯坏了,没有危机意识,久而久之就可能背负难以偿还的欠款。”鹿鸣说,还完后觉得很轻松,她现在也会劝身边的朋友少用网贷。

  在张安全看来,不必要的超前消费会损害未来对于合理需求的消费能力,不理性的超前消费还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助长盲目攀比的不良风气。

  全国人大代表陈海仪在广州互联网法院调研发现,11万多件涉互联网纠纷案件中,超六成被告人是35岁以下青年,且呈现持续攀升趋势。

  对此,她在今年两会中建议,引导和规范网络平台有序正当经营,完善征信体系,防范多头借贷风险;对年龄在35周岁以下、欠债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涉网络纠纷案件,实行执行和解前置,慎用惩戒措施。

  3月17日,银保监会联合五部委发文要求,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进一步加强消费金融公司、商业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业务风险管理,未经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一律不得为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目前诸多网贷平台主要还是以小贷公司的牌照来进行放贷,所以这次发文几乎叫停了针对大学生群体的消费贷业务,但对于更大基数的年轻人来说,需要借助更多力量走出可能陷入的网贷泥沼。

 大学生因背上巨额“校园贷”而走上绝路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记者两次对大学生网贷消费情况进行调研发现,约60%的在校大学生使用网贷,部分大学生未毕业已成“负翁”。

  在谈论这类话题时,“自控力”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有人认为,部分大学生之所以陷入网贷泥沼,一个重要原因是自控力太差。但有学者曾撰文指出,网贷平台放贷门槛低和资本营造的怂恿年轻人敢于超前消费、过度负债的社会氛围,是我国“负债一族”人群越来越多的根本原因之一。

By 孙媛

专杀逃兵的督战队

督战队就是在战场上为防止士兵出现溃逃而设立的兵种,属于那种对逃兵可以直接处置的人,平时应该是充当宪兵警察那种角色,总之是当兵的最为痛恨,也最为恐惧的人。

在世界战史上,我认为军队纪律性最好的时代应该是17、18世纪排枪战术时代的欧洲军队,凡是看过排枪战术场面的,不管是影视剧还是游戏中,你都会感觉到震惊,这帮人怎么可以这样不怕死。

当时的枪械主要是滑膛枪,由于是火枪的早期形态,这种枪的性能并不可靠,主要体现在装填时间慢,命中率低,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人发明了排枪战术,简单来说就类似一个三排的方阵,打仗的时候,第一排的人放完枪之后开始装填子弹,此时第二排的人再放一枪,然后装填子弹,第三排再放一枪装填子弹,这个时候第一排的人已经装填好了子弹,形成一个射击循环,在射击密度和保留火力方面,都有作用。

这与我国古代的弓弩手在作战的时候有些相似,也会分两组,一组射的时候,另一组准备,相当于不给战场上留下空档,如果大家一起都射了,在装箭的时候,敌人可能趁着这个功夫就已经冲过来了。

当然,弓弩手换挡比较容易,毕竟是处于战线后方,而欧洲的步兵可不是这样的,这些排成一排排的士兵,不仅要射击,还要保持队形往前移动,在很多人看来,这不就是去送死嘛!有人戏谑此战术为排队被枪毙。

所以,想要维持这种战术的队形是相当困难的,一旦士兵出现混乱,或者溃逃,很容易导致整个方阵军心大乱,影响作战。

可以说,排枪战术的思想并不复杂,士兵也都能够掌握,说当时打的是贵族战争,士兵都勇敢这是扯淡,此战术应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维持部队的纪律,这就体现到督战队的作用了,几乎在这些步兵的身后都会有督战人员的存在,可以说,督战队才是排枪战术的核心。

在很多懂军事的人眼里,知道军队纪律的重要性,一个部队有纪律他是兵,没有纪律他就是不是兵了,但凡打仗厉害的人都会注重军队纪律,他们也都是运用督战队的高手。

比如在明末清初的战役中,就充分体现了督战队的作用。

在孙传庭与李自成进行汝州之战的关键时期,由于明军后勤出现问题,孙传庭率领一部分兵力回师迎粮,留下陈永福部与农民军周旋,当时陈永福部的很多士兵都认为是孙传庭把他们扔下了,因此都跟着撤退,当时陈永福“斩之不能止”,可见当时督战队已经不起作用了。

正在这时李自成率军攻击明军,此时列阵的时候,李自成就玩起了“排兵督战”的套路,他将军队分为前后五重战阵,第一重是饥民,第二重是步兵,第三重是骑兵,第四重是精锐骑兵,第五重是家属。

这个列阵实际上已经宣告至少前两重是炮灰的级别,但是后面都是精锐,也都是督战的,如果前军撤退,后军是杀无赦的。

果然明军杀到第三重后,被第四重精锐骑兵打败,明军瞬间无法抵挡农民军的反冲,最后大败而归。

但是,督战队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好使,孙传庭部下陈永福部是一例,而在民国时期的“玉帅”吴佩孚,最后就因为督战队不起作用,而在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败北。

在贺胜桥之战中,吴佩孚构筑三道防御阵地,实行逐次防守,为了守住防线,吴佩孚亲自组织督战队,在后方督战,不准士兵后退一步。

然而当时北伐军的进攻部队正是第四军和第七军,一个被称为“铁四军”,一个被称为“钢七军”,而吴佩孚部经过汀泗桥之战时士气已经受挫,在贺胜桥地区又遭遇这两支强大北伐军的冲击,自然是一溃千里。

这时亲自督战的吴佩孚,让督战队“向退却者扫射”,随即血流成河,当时吴佩孚部一看这形势,都开始弃枪逃跑,在过不了桥的情况下,直接跳水,吴佩孚羞愤至极,手刃旅团长10余人悬其头于电线柱上示众,以惩戒后退之官兵。

当然,这个时候溃兵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开始与督战队打到了一起,吴佩孚部顿时乱作一团,北伐第四军乘机夺下贺胜桥,吴佩孚看大势已去,只能开车跑路,结果有意思的是,吴佩孚跑的时候,有一些溃兵还想上车一块跑,吴佩孚的卫兵喊都喊不走,最后拿刀砍掉那些想上车士兵的手臂,吴佩孚的车才得以走脱。

可见,在军事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督战水平玩得再高也无异于引火烧身。

最令人闻风丧胆的非苏联督战队莫属。

绝大多数二战史爱好者对此时期与督战队相关事件中了解最深的莫过于227号命令,它以斯大林“一步不许后退(Ни шагу назад!)”的口号而闻名,实际上,早在战争爆发伊始,督战队便初以“特种部门”的称呼由国防委员会(НКО)第三局(其战时任务即处理各种间谍、叛徒、破坏分子、危言耸听者以及混乱制造者)再度组建,自1941年7月17日起,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НКВД)和军队的下属单位。以下是数则斯大林亲自签发的文件:

决议号:№ ГОКО-187сс

1941年7月17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将部队和军事区中师级及以上单位的第三局机构改组为特种部门

2.特种部门及其下属单位隶属内务人民委员部,团、师级特种部门分别由相应级别政委调配

3.在战时,该部门的主要任务为打击间谍和反叛活动、在前线当即根除逃跑者

4.特种部门被赋予逮捕逃兵的权力,并在必要时,可以将他们当场射杀

5.内务人民委员部须在必要时向特种部门提供武装力量的支持

6.后勤保障部须与特种部门保持直接联络并为其提供各种支援

在战争初期,苏联高层下达了一系列诸如270号命令的通告试图制止大规模的溃败,然而效果不尽如人意,进入9月份,德军逐渐兵临莫斯科城下,为了能够有效地稳住前方战线,苏联最高统帅部于12号针对督战队作了更详细的规定:

关于在步兵师中组建督战队

在与德国法西斯斗争的过程中,有许多懦夫和完全的敌对分子,在与敌人第一次的正面冲突中就放下了武器,大喊着“我们被包围啦!”并影响了其他人员。由于他们的影响,部队中的一些成员选择了丢下物资逃之夭夭,这种情况在各方各面都是存在的。如果这些师中的指挥官与政委们能够很好地履行他们的职责,那么这些懦夫和敌对分子就不会在整个师中占到上风,但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那么多能够胜任的指挥官与政委。

为了预防以上现象的继续发生,最高统帅部命令:

1.每个步兵师中都要组织一个由不超过一个营的人员组成的督战分队(依照每个步兵团中抽调出一个连人员的模式),隶属于该师的指挥官并由其调配,除常规武器外还拥有一些交通工具,如卡车、几辆坦克或装甲车

2.督战分队的任务是协助指挥官维持和建立部队中的秩序,阻止恐慌的军人逃离,使用武器来消灭那些恐慌以及逃跑行为的发起者,同时对那些忠诚、战斗或因情况撤退的人员提供支持

3.各特殊和政治部门人员应向指挥官与督战分队提供全力协助,以巩固和维持部门的秩序与纪律

4.组建督战队的任务应在收到本命令后五天内完成

5.相关执行情况应向前线和全军指挥官进行汇报

随着莫斯科战役的结束,德军停止了大规模的进攻,转为阶段性防守,虽然从勒热夫到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苏军的损失依旧十分巨大,但由于苏军在这期间多为进攻方,所以在这一阶段的一些失误并没有对整体战线产生大的影响,直到1942年中旬后,德军开始实施蓝色方案(Fall Blau),兵分两路分别向伏尔加—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巴库方面进军,由于苏军在战役初期未能组织起有效的防御,节节败退;到了7月下旬,北线德军已逼近斯大林格勒,为了稳住战线,斯大林又想起了他于1941年下达的一系列特殊命令,但此时已经过去了近一年时间,随着大量动员新兵的入伍及时间的冲刷,军中已对此有所淡忘,因此,他便要求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起草一份命令,而它主要针对的,正是那些未接到命令便擅自撤退的人,他们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这便是著名的——227号命令(Приказ № 227),但国内对这一命令的汉译版本明显有些曲解它的意思,实际上也因此误导了许多人,首先看一下汉译版本的全文:

红军最高总指挥部命令:

1. 前线军事委员会、前线指挥官应该:

a)果断地根除部队中的撤退情绪,严禁诸如我们还能继续东撤和撤退无害等言论。这些措施的实施要使用铁腕。

b)凡是那些在没有得到方面军上级命令的情况下,允许部队擅自撤离阵地的指挥官,要坚决革职并送上级军法处置。

c)在每个方面军组织1至3个(视具体情况而定)惩戒营,将那些因表现怯懦而触犯纪律的指挥官、高级指挥官和各级政治委员派驻这些惩戒营,并把他们投入到前线的较危险地段以给他们机会用血来洗刷对祖国犯下的罪行。

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集团军指挥官应该:

a)对那些在没有集团军领导命令的情况下,擅自允许部队撤离手中阵地的集团军指挥官和政治委员,要坚决革职并送交前线军事委员会军法处置。

b)在每个集团军的范围内,成立3到5个装备精良的护卫队,把分队投入到惩戒部队的后面,命令他们处决恐慌制造者和懦夫,以防部队出现恐慌性撤退,只有这样,才能帮助部队里忠诚的战士为祖国尽忠。

c)在每个集团军的范围内,成立5至10个戴罪立功连,将那些因表现怯懦而触犯纪律的士兵和军士派到这些戴罪立功连,并把他们投入到各军的危险前线以给他们机会用血来洗刷对祖国犯下的罪行。

  1. 军、师的指挥官和政治委员应该:

a)对那些在没有军、师指挥官命令的情况下擅自允许其部队撤退的团、营指挥官和政治委员,要坚决革职并收缴他们的勋章,接管他们的指挥权,并且将他们送军事委员会军法处置。

b)全力帮助和支持护卫部队,从而整肃军纪。

战场上谁不怕死,谁没有父母妻儿?督战队的作用就是让士兵“横也是死,竖也是死”,与其当个逃兵,不如当个烈士,但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是变成一粒无名的炮灰。

By 圣海神蛟

酷吏真的没有好下场吗?

说起坏官,人们似乎最痛恨贪官,其实比贪官更让人痛恨的是酷吏。纵观二十四史,大多数史书都会单列一章“酷吏传”,虽然史书中也记载官员贪腐的事例,但没有看到史书中有“贪官传”以警示世人。


史书中的专门列出的坏官,一般就是两种,一是“奸臣传”,二是“酷吏传”,奸臣祸国,酷吏害人,酷吏的祸害,足以使其与奸臣并列。与贪官相比,酷吏作恶,尤其令人发指。可能正是因为酷吏作恶多端,多行不义必自毙,从古至今,酷吏都没有好下场。然而,让人感到不解的是,虽然为官者都知道酷吏没有好下场,但是,古往今来,酷吏总是不绝如缕,源源不绝。为何明知酷吏没有好下场,还是有那么多的人,争先恐后地做酷吏?

纵观古今形形色色的官员,好官大体上可以分为那么几种:清流,如海瑞,虽然失之迂腐,难以为民造福,但品行高洁,总能引人仰望;循吏,如明之张居正,如晚清李鸿章,有显著政绩,但施政中不愿拘泥而多有变通,往往容易招致非议,比如李鸿章就混到“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但独撑晚清危局者,依然少不了李鸿章。能吏的层级低于循吏,不仅是官职低,主要是眼界境界低,能吏能够解决错综复杂的问题,有时为棘手疑难,还得突破规则,对于突破规则,是否会败坏风气,破坏规矩,能吏是不怎么在意的。晚清的左宗棠,甚至袁世凯,都可以视为能吏的代表。


而酷吏,则是不折不扣的坏官。酷吏当然有极强的办事能力,甚至可以说,酷吏是坏官中的战斗机。酷吏的典型代表,就是汉代的张汤,唐代的周兴、来俊臣。酷吏与能吏、循吏的区别,就是酷吏行事毫无底线,甚至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

因为酷吏行事毫无人性,在需要酷吏作为打手的时候,就会放纵酷吏作恶。可是,即使需要用酷吏,因为酷吏毫无人性的行事风格,自然不会得到尊重。说到底,酷吏就是养的一条恶狗,需要时放出来咬人,但酷吏终究是要视之为狗,一条恶狗,难道还要让其颐养天年,这不是笑话么?总有一天,是要打狗吃狗肉的。酷吏没有好下场,是势所必然。


虽然,世人皆知酷吏不会有好下场,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做酷吏。虽然,人们要愤恨地对酷吏说,好好做个人吧,可是,还是有不少人要在酷吏这条路上狂奔。个中原因,就是因为酷吏有时是一条官场上位捷径。


如果,想要提升自己的品德修养,并不容易;如果,想要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很不容易;如果,想要提升自己的眼界境界,更不容易。而要做酷吏,那只要酷就行了。酷,就是所向披靡的刀锋,可以人挡杀人,佛挡杀佛,那种感觉,可以说非常爽。

在《史记》、《汉书》等正史中有一个“酷吏列传”,何为酷吏?酷吏是中国古代称呼用严刑峻法的官吏。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需要时可重用,不需要时则抛弃。酷吏的好处:首先,酷吏专门和豪强做对,用今天的词就是热衷“打黑”。第二,酷吏的政绩大都相当突出,尤其是善于强化治安。酷吏的下场一般有三种:

  第一,因民怨沸腾,皇帝不得不将其斩杀以平众怒。张汤是汉武帝时期的著名酷吏,当时淮南王刘安谋反,张汤负责审理这个案子,为讨主子欢心,他审讯时,数百案犯,或鞭笞,或刀割,或签扎,或火烙,或烟熏,无所不用其极。此一案,就有2万多人被杀。张汤这种做法使权贵们感到威胁,为求自保,他们联合起来给张汤罗列了一系列的假罪名,并一致弹劾张汤。皇帝当然知道这些罪名是假的,但为了平息众怒,武帝将张汤赐死。

  第二种:被仇家暗杀。成语请君入瓮的主角周兴是武则天最信任酷吏之一。周兴得宠时滥杀无辜,后来有人告周兴谋反,武则天令另一酷吏来俊臣审问周兴。来俊臣问周兴:“囚多不服罪,奈何?”周兴答:“装囚入大瓮,四周烧炭炙之,必服。”于是,来俊臣命人取来大瓮,在四周用炭烧,对周兴说:“请君入瓮。”周兴叩头服罪。武则天念其忠诚从轻发落了他,流配岭南。不过周兴在赴岭南的道上被仇家所刺杀。

  第三种,被另一个酷吏扳倒。前面提到的来俊臣的死与他的好友酷吏卫遂忠有关,当时卫遂忠告发来俊臣想自己做皇帝,最后来俊臣被斩首。斩首那天,来俊臣人头刚一落地,百姓蜂拥而上,把来俊臣的尸体挖眼剥皮,连五脏六腑都掏了出来,不一会儿,来俊臣的尸骨就荡然无存了。

还有一些,他们成功逃过了正义的审判,但很少为人知晓。

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里记载了十一位酷吏的具体行迹。其下场分别是:

(1)郅都。此人满足了汉景帝整肃宗室列侯的需要,“列侯宗室见(郅)都侧目而视”,后因审理临江王刘荣(景帝之废太子)一案引起窦太后(刘荣祖母)不满,遭窦太后报复,被斩。

(2)宁成。同样是为了满足汉景帝整肃宗室列侯的需要,造成的结果是“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后于汉武帝时代被外戚报复,“抵罪髡钳”后离开官场成为民间豪族。另一酷吏义纵做南阳太守时,“尽破碎其家”,将宁成及其宗族一并摧毁。

(3)周阳由。汉武帝时代酷吏,每任职一地必夷灭当地豪族大家。做河东都尉时与当地太守争权,互相举报。太守自杀,周阳由弃市被诛。

(4)赵禹。汉武帝时代酷吏,与张汤合作制定律令,司马迁称西汉“用法益刻”便是从赵禹开始的。赵最后“以寿卒于家”

(5)张汤。汉武帝时代酷吏。用法严峻,开“腹诽罪”之恶例,治狱专以武帝意志为准,并善于援引经典为暴行粉饰。后败于同僚倾轧,自杀。

(6)义纵。汉武帝时代酷吏,曾一日“报杀四百余人”。后因鼎湖至甘泉的道路维护得不好,而被病中的汉武帝怀疑“难道义纵觉得我没机会再走这条路吗?”继而失宠。同年,杨可奉汉武帝之命在全国实施“告缗”(举报他人财产),义纵将举报者当乱民给抓了,引起汉武帝不满,被杀。

(7)王温舒。汉武帝时代酷吏,曾杀人至“流血十余里”。后因在“诏征豪吏”运动中受人钱财给人开后门被告发,遭诛灭五族。

(8)尹齐。汉武帝时代酷吏。在他做中尉的时代,“吏民益凋敝”。后病死于淮阳中尉任上,死后有仇家欲焚烧其尸体泄愤。

(9)杨仆。汉武帝时代酷吏。其行径大体与尹齐相仿。后率军参与征伐朝鲜,因与同僚发生争执被免为庶人。后病故

(10)减(咸)宣。汉武帝时代酷吏。与另一酷吏成信交恶。成信藏匿到上林苑中,减宣派去格杀成信的吏卒射中了上林苑门,被问成大逆之罪,自杀。

(11)杜周。汉武帝时代酷吏。他主政的时代,“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余人”。后病死。杜周死时,留下了“累数巨万”的家产,宗族不衰,子孙后代皆担任官职

班固在《汉书·酷吏传》中增加了四名酷吏的具体行迹。其下场分别是:

(1)田广明。汉武帝时代以酷吏起家,“以杀伐为治”。汉宣帝时代因率军出击匈奴“引空军还”,被宣帝下旨责备后自杀。

(2)田延年。霍光时代酷吏,曾参与废黜昌邑王。其主政期间以强硬手段直接没收富户财物,导致富人皆怨,出钱征集田延年的犯罪证据。后因被揭发贪污巨款,自杀。

(3)严延年。汉宣帝时代酷吏。冬月论囚时“流血数里”,时人送外号“屠伯”。后被同僚告发,以“怨望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杀。

(4)尹赏。汉成帝时代酷吏,死于执金吾任上。四子皆官至太守这十五名酷吏中,不得好死者十人,得善终者五人。不得好死的十人当中,又有半数人的死亡,与做酷吏并无直接关系。

如:宁成被消灭,是因为他离开朝廷后成了民间豪族,成了其他酷吏的消灭对象;周阳由被杀,是因为与同僚争权;义纵被杀,是因为他忤逆了汉武帝的旨意,阻挠了告缗运动;减(咸)宣的死是个意外,不慎射中上林苑门冒犯了汉武帝;田广明则是死于领军作战不力。所谓“历朝历代没有一个酷吏能够善终”,并非事实。更紧要的是,汉代的酷吏是一个规模极为庞大的群体,并非只有以上十五人而已。

司马迁说得很明白:“自宁成、周阳由之后,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类多成、由等矣。”——从宁成、周阳由开始,西汉的官僚集团便大部分都是宁成、周阳由这类人物了。他还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自从王温舒以穷凶极恶为治理之道,西汉的郡守、都尉和诸侯国“欲为治”的二千石官员,具体施政时都在效仿王温舒。他还说:“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咸(成),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鸷,水衡阎奉朴击卖请,何足数哉!何足数哉!”太史公说得很明白:他只为十一名酷吏做传,绝非那个时代只有十一名酷吏。而是这十一名酷吏祸害最大。他们或是时代风气转变的标志,或是参与了酷吏的制度化建设,或是在长安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可以害及更多的人。

但在这些人之外,酷吏仍数不胜数,比如:蜀守的冯当崇尚暴力、广汉的李贞喜欢将人剁碎、东郡的弥仆喜欢锯人的脖子,天水的骆璧专以椎击成狱,河东的褚广胡乱杀人,京兆的无忌与冯翊的殷周犹如蝮蛇鸷鸟般阴毒、水衡都尉阎奉以棍棒逼人服罪逼人出钱行贿。“何足数哉!何足数哉!”一句,实乃太史公面对一个酷吏泛滥时代,发出的既沉痛又无奈的感慨。

太史公希望酷吏无好下场,希望他们遭受现世报。但他为之立传的酷吏(包括《汉书》增入)中,尚且有三分之一得了善终,有三分之一的败亡与做酷吏无直接关系。可以想见,大多数酷吏的命运,其实远比太史公的期望要好——汉武帝死后并无“酷吏整肃运动”,且直到西汉灭亡也未见有针对酷吏的淘汰或整顿。班固《酷吏传》文末的“赞曰”里说得很清楚:“张汤死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众多”——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直到汉哀帝、汉平帝时代,酷吏始终层出不穷。眼见着大多数酷吏没有遭遇现世报,应是太史公沉痛撰写《酷吏列传》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大多数酷吏没有好下场,但愿意做酷吏的人总是源源不绝。思之至此,让人想到陆游的一首诗:


棠梨花开社酒浓,
南村北村鼓冬冬。
且祈麦熟得饱饭,
敢说谷贱复伤农。
崖州万里窜酷吏,
湖南几时起卧龙?
但愿诸贤集廊庙,
书生穷死胜侯封。
唉,崖州万里窜酷吏,思之慨然。

By 可读

基金会是如何运作的

美国的家族基金会起源于1900年代初,当时的美国超级富豪,包括摩根、洛克菲勒、卡耐基•梅隆等,为管理和传承家族资产成立了家族办公室。一个多世纪以后,虽然这些家族已经没有超级富豪了,但是这些家族掌控的总资产还是数以百亿计。这些家族之所以能几代传承超越世纪,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家族财富都是通过家族基金会的方式集中管理的。


下面我们以美国盖茨基金会为例,分析美国私人基金会的运作模式。盖茨基金会有两个独立实体: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简称“盖茨基金”),以及比尔和梅琳达盖茨信托(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简称“盖茨信托”)。盖茨基金是一个单纯的慈善运营机构,其唯一职责是完成慈善目标,不持有投资型资产,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慈善捐赠,同时拥有对盖茨信托所管理资产的索要权;盖茨信托的主要目标则是接受捐赠,负责盖茨信托资产的投资和管理,并有向盖茨基金发放慈善款的法律义务。盖茨信托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盖茨家族和美国富豪沃伦•巴菲特的现金及股票捐赠。大家可能还记得,2006年6月26日,巴菲特宣布将1000万股伯克希尔公司的B股股票,捐赠给盖茨基金会信托,构成了美国捐赠史上最大一笔私人慈善捐赠。当时这些股票价值约310亿美元,2006年以后每年7月,按剩余股票价值的5%,转移给盖茨信托。根据2016年年报数据,盖茨信托持有资产约400亿美金,2016年收到捐赠27亿美金,其中21亿美元来自巴菲特的股票捐赠,6亿美元来自盖茨家族的股票和现金捐赠,当年发放给盖茨基金53亿美金用作公益事业。也就是说,2016年盖茨信托资产的13%用于发放慈善基金,87%用于投资。盖茨基金2016年的总慈善收入为53.13亿美金,其中53亿美金来自盖茨信托,其余的来自社会捐赠,花费和捐赠基本持平。

在美国,私人基金会(Private Foundation)可以从纵向按免税类型区分为私人运营型基金会(Private operating foundation)、私人豁免运营型基金会(Exempt operating foundation),以及私人非运营型基金会(Private nonoperating foundation),也可以从横向按法律实体区分为公司型(Corporation)基金会或者信托型(Trust)基金会。私人运营型基金会的主要目的,是在一线从事慈善活动,是三种基金会类型中与公共非营利组织最相似的一种类型。


私人豁免运营型基金会的好处在于其净投资收益可以免税,并且,私人基金会向私人豁免运营型基金会发放慈善基金(grant)时,不必遵循支出义务的相关规定。私人非运营型基金会主要用于向“合格的慈善机构”发放慈善基金。这三类按免税类型区分的基金会有许多区别,我们暂时先介绍最重要的差异之一:上市公司股票捐赠的免税处理。捐赠人向私人运营型基金会捐赠已产生大量增值的上市公司股票,不能免除资本利得税,但如果投向私人非运营型基金会,则可以免除增值部分在出售股票的情况下,需要缴纳的资本利得税。公司型基金会的好处是其灵活性,基金会通过公司章程(bylaw)进行治理,也可以通过董事会投票来修改章程。比如,可以通过修改章程来修改公司的慈善目标、修改董事会成员的遴选方式等等。这样的灵活性,让公司型基金会拥有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但同时也降低了基金会的外部受控性。信托型基金会则相反,通过“不可撤销基金合约”(irrevocable trust agreement)来对基金进行管理,这种不可更改性使信托型基金会成为更严格的基金会管理模式,基金管理人(trustee)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小,相应地,也就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捐赠人最初的捐赠目标。

2  基金会捐赠的税收减免慈善行为的税收抵扣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么,向基金会捐赠所带来的税收优惠如何具体体现呢?首先,如上文提到的,捐赠大幅溢价的股票,以避免出售股票时所需支付的大量资本利得税,是许多人进行股票捐赠的主要原因之一。捐赠股票时,捐赠人可以免交因股票升值而产生的资本利得税,接受捐赠的基金会日后出售股票时的资本利得,是免税的。也就是说,直接赠与股票的效果,比卖掉股票、支付资本利得税、再捐赠现金,要好很多。其次,与通常的慈善捐赠一样,向基金会的捐赠可以从捐赠人的应纳税收入中扣除,现金捐赠的扣除上限为调整后收入(Adjusted Gross Income, AGI)的30%,股票捐赠为AGI的20%,未能在当年抵扣的额度,可以在未来5年进行抵扣。所以,在有大量收入的年份,捐赠出大幅溢价的股票,掌握好节奏,可以做到一石二鸟。

3  基金会税务申报基金会是免税机构,其每年的应纳税收入,通常只是针对利息、股息、资本利得等投资收入,缴纳1%-2%的特许权税(excise tax)。但私人豁免运营型基金会不必为投资收益交特许权税。基金会通过申报990-PF,向美国国税局(IRS)披露其运营情况。这个申报非常重要,是IRS用来判断是否继续给予基金会免税资格的重要依据。

4  基金会运作不可碰触的底线基金会成立并宣布其慈善目标后,有类似目标的民间慈善机构,将开始向基金会提出慈善基金申请。因此,基金会必须有明确的慈善基金发放规则,并由慈善基金专员负责审核申请。基金会因其社会公益属性,才拥有了各种税收优惠,因此,法律从各个方面限制了借基金会之名行私人目的之实的可能性,以保护其公益性。税法对以下5种违规情形征收惩罚性的特许权税。·  

最低慈善款发放规则(Minimal Distribution Rule):每年发放给“合格慈善机构”的慈善基金,不得少于基金会总资产的5%。若慈善基金发放金额不足,IRS将对不足额征收30%的特许权税。·  

征税支出规则(Taxable Expenditure Rule):IRS对接受基金会发放慈善款的慈善机构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必须是在IRS备案的公共慈善机构、私人运营型基金会,以及少量外国非营利组织。如果出现向非合格慈善机构捐款的情况,或有政治游说的意图,IRS将对该捐赠额征收20%的特许权税。·  

过度商业持有规则(Excess Business Holding Rule):如果基金会或关联方(related party)持有超过20%以上某私人企业的股权,即触碰了“过度商业持有”的底线。对于触碰了“过度商业持有”的底线行为,IRS将对超过部分征收10%的特许权税。·  

危险性投资规则(Jeopardy Investment Rule):为了保护基金会的资产,IRS要求基金会进行“谨慎投资”,严格限制基金会进行危险性投资,包括对期权、期货,或高风险的创业型企业进行投机性投资。IRS将对被认定是“危险性投资”的投资额,征收10%的特许权税(excise tax)。· 

自我交易规则(Self-dealing Rule):基金会与某些主体间的往来,受到IRS的监控。这些主体包括:基金会主要捐赠人;基金会管理人;拥有超过20%的公司投票权、20%的合伙企业或信托收益权的个人及其家人,以及家人拥有的超过35%投票权的企业、超过35%受益权的合伙企业或信托。与这些主体间的以下交易属于“自我交易”被IRS禁止:出售或租赁、支付过高薪资、借贷、提供劳务或物品等等。一旦出现“自我交易”行为,IRS将按照交易额的10%收取特许权税。

盖茨信托是一种“私人非运营信托型基金会”,通过“非运营”的设计,盖茨和巴菲特可以取得股票捐赠的最大免税处理;通过“信托”的设计,可以保证基金会能够一以贯之地实践其“减少不平等现象的事业”的愿景和使命。盖茨基金是一种“私人运营公司型基金会”,通过“运营”的设计,可以使盖茨信托对盖茨基金的捐赠,用于满足基金的年度捐赠要求;通过“公司”的设计,使其拥有灵活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盖茨基金会的运作模式,已成为业界经典。

在实际操作中,除了使用基金会的形式进行家族捐赠,我们也经常看到通过分利信托(Split-interest Trust)进行捐赠,在指定受益人和慈善机构之间,拆分资产的受益权,既可以进行税收抵扣,又可以继续对资产拥有一定的收益权。另外,将分利信托与捐赠者指示基金(donor-advised fund)结合的方式,能更好地实现捐赠人的慈善目的。

国内为什么更多选择基金会而不是信托?

从公开数据来看,我国家族企业设立的基金会数量明显远高信托。截止至2017年8月10日,全国基金会总数6125家。《慈善法》实施后,基金会总数增长974家,其中非公募基金会增长941家,占基金会增长总数的96.61%。自《慈善法》施行以来,我国共成立慈善信托32笔,不到基金会设立数目的三十分之一。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福耀玻璃实际控制人曹德旺设立的河仁慈善基金会

2009年3月4日,福耀玻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曹德旺将捐赠所持公司29.5%的股权用于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公告指出,曹德旺家族以三益发展、耀华工业村、鸿桥海外三家公司名义,实际持有公司股份总数10.8亿股,扣减应向小股东支付股改追送股份7713万股,实际持有公司股份10.03亿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50.08%。

2010年底,河仁慈善基金会终于获批,成为中国首家以股份运作的慈善基金会。2011年4月,曹德旺正式向河仁慈善基金会注入3亿股福耀玻璃股份。根据上市公司公告,河仁慈善基金会在获赠股权后,持有福耀玻璃15%股份。

同样的,马云也在国内设立了不少用于慈善、公益类的基金会,但是却将个人的公益信托放在了国外。2014年4月25日,阿里巴巴集团赴美上市前夕,马云和蔡崇信通过阿里官方微博宣布,将成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致力于环境、医疗、教育和文化领域,地域涉及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及海外。该基金源于马云和蔡崇信在阿里集团拥有的期权,据阿里官微披露,总体规模为阿里集团总股本的2%。

基金会运营的“马云乡村教师计划”,每年拿出1000万元奖励100名乡村教师,并为乡村教师提供相应的培训;其后基金会又推出“马云乡村校长计划”,将在10年时间投入2亿元寻找、支持中国的优秀乡村校长。

此后,百杰榜披露的数据显示: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和阿里巴巴的股东蔡崇信向新加坡慈善机构捐赠价值240亿的股份,占据了当年海外捐赠的绝大部分。

那么,这些企业家在进行财富管理设计的时候,或出于家族传承(包括家族精神和价值观的传承)或出于慈善公益的目的,为什么在国内更多地选择基金会的模式,而不是信托呢?基金会和信托到底扮演着哪些不同的角色呢?

对此,英国欧华律师事务所季亨卡律师告诉记者,“信托从法律属性上并非是一个独立法人实体,而是依据信托协议所达成的特别安排。基金会则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可以用来持有资产并能有效进行财富保护和传承。从概念上说,基金会是一种介于商业公司和信托之间的存在形态。”

在季亨卡律师看来,“信托和基金会一般都具有实现家族财产隔离、治理与传承、隐私保密、慈善以及节税避税等功能。但相比信托,由于基金会是独立法人,通常被用作家族资产的顶层控股平台,家族通过制定基金会章程和担任基金会理事,牢牢掌握家族财富的控制权,从控制的角度来说,基金会的控制力更强。

基金会的操作难题

“不过,基金会需要在设立地进行登记,因此从家族财产保密性角度来说可能略逊信托。此外,税务机关通常将基金会按照独立的纳税主体对其投资收益或资本利得征税(虽然适用税率较低),并要求基金会按照一定比例对外进行分配或捐赠,从税务角度来说,由于信托本身不是纳税主体,信托的节税功能更为明显。”季亨卡说。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也曾表示, “公益信托的最大优点是公益财产的捐赠人不须马上将资产转移给基金会或受益人,只须把资产委托给受托人,包括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基金会甚至个人,明确设定信托资产的收益用于公益目的,这样,这笔公益信托资产无须实行财产权转移就锁定了公益目的,而且不涉及纳税。”

公益信托资产独立于委托人,也独立于受益人,还独立于受托人,不会因受托人自身的财产风险而承担连带损失责任,避免了慈善资产管理风险带来的道德压力。

在徐永光看来,公益信托适用于所有愿意通过财产委托做公益的个人或机构,特别是为富人的巨额财产捐赠开辟了通道。假如曹德旺选择公益信托模式,而不是立即把福耀玻璃的股权转移给河仁慈善基金会,就不会发生捐了钱反欠国家税款数亿元的尴尬;陈发树也不必为承诺的股权捐赠难以实行财产转移而蒙受“诺而不捐”的冤名。

的确,记者查询河仁慈善基金会设立的背景显示:按现行《基金会管理条例》,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因此曹德旺要以股权的形式捐给“河仁慈善基金会”就会面临注册、纳税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等诸多体制障碍。为此,2009年4月,曹德旺正式向民政部递交申请书。2009年10月,财政部发布《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股权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规定:企业捐赠后,必须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不再对已捐赠股权行使股东权利,并不得要求受赠单位予以经济回报。此规定一出,股权捐赠大门才正式开启。

然而,涉及股权捐赠的税务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尽管河仁慈善基金会的章程规定,“原始股票转让给本基金会所需缴纳的税款,按合同规定,在过户手续完成后,由本基金会负责缴纳”,然而,由于税法的相对缺失,此次捐赠,曹德旺还是经历了欠税风波。

在业内看来,相较于发展比较充分的基金会,公益信托在制度上有着明显的优势。 “根据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法人。国内企业设立的基金会通常指公益基金会,主要从事家族慈善事业和公益活动,并未涉及家族财富传承私益方面的内容。”

季亨卡律师认为, “基金会可以募集资金并有效运用资金,同时基金会负有相对严格的资金管理和报告义务。不过,现行法律对基金会作出一系列规定,包括必须为特定的公益目的而设立;有规范的名称、章程、组织机构以及与其开展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有固定的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等。对于原始基金更有着严格的规定:全国性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分别不得低于800万元和400万元,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

此外,法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金额的8%。

虽然立法初衷是为了保障基金会对慈善事业的投入,但也使其行为失去弹性。

相对来说,公益信托并没有如此多的规矩,信托原始财产规模没有法律限制,信托也无须取得法人的资格。其受托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使用资金,只要符合资金的使用方向。同时,公益信托的资金管理者为受托者,一般为金融机构或者个人,而无须聘用大量专门人员,从而降低行政和人力成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且其增值保值的能力,远超过一般的基金会。

正因为公益信托的种种优势,国外大的家族都倾向于选择信托模式,这样做的好处是不需要一次性将赠产捐赠给基金会,由其全权负责,而是增加慈善资产的延续性、慈善活动的延续性。然而,在国内,公益信托的设立却在实际操作中遇到很大难题。

首先,就是股权能否作为信托管理财产的问题。有观点认为,由于信托登记制度的不完善,导致股权、房产很难作为家族信托管理的财产。其次就是税务问题,由于设立慈善信托的相关法规尚不健全,企业向公益信托的捐赠无法享受税收优惠。

同时,股权捐赠在国内一直面临的高税收门槛是很多企业选择海外公益信托之路的一个重要背景。在我国,股权捐赠视为销售,捐赠方和受赠方都要缴纳税款。以马云和蔡崇信的海外捐赠为例,如果马云直接将期权或股权捐赠给国内基金会,除了马云捐赠股权本身需要纳税外,就股票的增值部分,基金会在套现用于公益项目的时候还需要缴纳25%的所得税,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然而,对比公益信托发达的国家,税法均对公益信托中的财产及其收益的税收减免作了规定。以美国为例,公益信托财产所产生的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或投资所得,只要所得全部用于公益目的,则全额免税。

设立公益信托的委托人也可以享有一定的税收减免,其中一般公司法人每年最多可扣减应纳税额的10%,自然人每年最多可扣减应纳税额的50%。

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马蔚华在2014年全国两会时曾呼吁,“我国在制定公益慈善法律法规时,有必要引入信托机制,从公益慈善基金管理制度的层面,充分发挥托管人和管理人的角色和作用,以促使公益慈善基金透明、高效、持续发展。”然而,直到今天,信托在家族企业的财富传承、公益慈善方面发挥的作用仍然非常有限。

不过,也有部分律师对国内家族信托的发展持积极态度,Marshell律师就表示,“新公司法已经修改了股权登记的有关规则,新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也不再要求工商部门对股东出资额进行登记,法律不再强制要求对股权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根据新确认的规则,一方面只要公司股东名册作了登记,股权就具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最高法院近日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也明确了工商登记不是股权转让生效的条件,也就是说,未办理股权的工商登记不会导致信托不生效。因此,法律修改带来了家族信托发展的契机,股权纳入家族信托之中的障碍已经扫除。”

海外家族传承的“基金会+信托”模式

诚如季亨卡律师所言,目前国内基金会用于家族传承的案例非常有限,更多还是出于慈善公益的目的。而在国外,通过“基金会+信托” 的模式进行家族传承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拥有非常成熟的机制和相应的法律环境。

以博世集团为例,遵照罗伯特先生的遗愿,博世集团的股权结构被这样安排:博世家族成员持有少量的股权,为博世集团全部股权的7%;博世家族创立的公益基金会持有博世集团约92%的股权,但这部分股权仅仅享有分红权,却不享有投票权,换言之基金会无法介入博世集团的管理;而余下不到1%的股权由博世家族信托持有,但信托拥有93%的投票权,也就意味着博世集团的运营完全由家族信托掌控,而实际掌控信托运行的则有三类人士,包括博世家族代表、博世集团元老和社会贤达。

事实上,纵观很多海外大家族的财富传承设计,都不外是这种模式,即在“基金会+信托”的模式下,基金会持有较多股权,较少的投票权,信托持有较少的股权,较多的投票权。

那么,这样设计的原因和逻辑是怎样的呢?

曾经为犹太家族打理财富多年的加拿大律师辜勤华告诉记者,“一般的情况是,企业家族的实际控制人,通常也是财富传承的设计者,他们在进行财富传承设计时还没有去世,因此不可能把钱全部放在信托里面进行保护,因为财富一旦进入信托,就与它进行了隔离,很难再进行相应的干预。因此,通常的选择是把绝大部分财富(股权)放在基金会里,可以随时进行干预和控制,同时他也可以考察信托管理财富的能力和水平,如果根据信托契约,信托实现不了契约中的回报,他就可以以委托人的权利要求更换信托管理人。”

“在欧美市场上,信托管理人都是明码标价的,不同能力的人管理不同规模水平的财富。同时,更多的投票权放在信托,恰恰是信托管理人通过投票权改善或强化公司治理,进而谋求更多财富回报的重要手段。”辜勤华说。

更简单一点来说,基金会解决的是产权传承的问题,而信托解决的是公司家族治理的问题,是公司控制权的集中体现。

在现代公司治理中,美国学者阿道夫•A•伯利加德纳•C•米恩斯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关于控制权曾经有非常精辟的描述,“控制权既不同于所有权,又不同于经营权……”,如同是政治领域中的主权(Sovereignty)概念一样,难以捉摸,很难将权力(Power)严格地分离或明确定义。但在多数情况下,只要确定拥有选举董事会实权的人,也就确定了实际控制权的个人或集团。

从这个角度来看,控制权是决定一个公司政策的广泛权力。

然而,股东作为公司控制人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有时会出现股东控制权被经理人窃取的可能性,即“内部人控制”。那么,信托是否有能力或者如何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就成为一项重要的能力。

在博世集团的“基金会+信托”的模式下,通过基金会章程的设计,可以禁止基金会处分博世企业股权,从而实现企业产权稳定的目的。由于慈善基金会的特征,遭受债务追索的风险也较低,再加上博世家族基金会的资产与博世家族资产进行了隔离,博世集团的产权安全得到了保证。

同时,博世家族信托几乎完全掌握了博世集团的投票权,设计了公司元老们与家族代表、社会贤达共同参与家族企业治理的模式。同时,由于信托严格的契约精神以及诚信义务,家族公司治理能够保证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平衡的状态。

“在这一模式下,基金会持有多数股权,能够更好控制家族主要资产并获得更多的财产收益,实现基金会服务家族的主要目的。它不仅仅是一份产权的完整性,还事关家族精神和家族价值观的传承。”季亨卡业并负有相对更严格的信托责任,而且在信托架构中通常有保护人在旁监察以确保受托人为受益人的利益持有委托人的资产,因此在信托层面享有更多投票权,能从治理角度上更好地提升基金会和信托运作的整体安全可靠性。”

由此,产权设计可以确保家族企业产权独立,进而避免了家族成员的不当干预及成员个人风险对家族企业的影响;家族信托的引入,使得企业拥有科学的治理架构,既能引入外部职业经理人,又能够对企业运营实施有效监督;而家族基金会则可传承家族成就和精神,有助于塑造统一的家族价值观。

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律协(第九届)信托法委员会副主任张远忠告诉记者,“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西方非常成熟的信托法律环境。然而,在我国,很多法律在引进时由于翻译或理解不到位,导致在实际应用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加上部门利益,导致在落地推进上难上再难。而台湾地区对英美法系下成熟的信托法条文的理解上要大大超过我们,所以,台湾地区的信托业相对发达一些。”

“国内的家族信托尚处于起步阶段,结构设计相对简单且信托法律制度不够完善,能否真正达到资产保护与传承、节税避税、隐私保密等实际效果有待实践检验。”季亨卡律师也表示,“股权作为国内企业家财富的主要财产表现形式,由股权所有者将股权让渡给信托受托人的过程中,存在信托财产登记、所有权转移、税务(注入、转让和分配环节潜在的高额税收负担以及未来可能开征的遗产税风险)等诸多法律障碍。此外,与家族信托相配套的法律不够成熟完善,也给家族信托在实践时与有关法律(公司法、继承法、税法、上市规则、信息披露和其他金融市场监管法规)的衔接带来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

慈善基金的新动向

2015年12月1日,扎克伯格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为了庆祝女儿的出生,他和 妻子普利西拉承诺将他们夫妻持有的Facebook股票中的99%(约450亿美元)捐献给 慈善机构,用以发展人类潜能和推进平等事业。 (扎克伯格和妻子普利西拉) 这种举动,得到的除了赞美声之外,还有质疑和批评的声音。比如ProPublica网站 的记者就撰文,批评这对夫妇创建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有限责任公司来打 理他们的捐款的行为,认为这样既可以帮他们避税,又因为其有限责任公司的性 质,可以不用像传统基金会那样披露他们的具体活动。《大西洋月刊》则称其为“不 慈善的慈善”。

对于超级富豪慈善事业的质疑声一直都存在。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约翰·洛克菲勒 基金会就被美国总检察长谴责为“使巨额财富传承下去的无限期计划,完全不符合 公众利益”。 (洛克菲勒基金会) 大多数人对慈善行业的所知不多,通常会简单地把慈善理解为“金主”出钱解决一些 社会难题,或片面地认为是为了避税。但实际真实的慈善的世界远比这个复杂。甚 至很多初次接触这个行业的富豪,会被其复杂性所震撼。而因为对慈善行业的了解不足,而导致大额捐款打水漂的人也大有人在。

曾经的对冲基金管理人、亿万富豪约翰·阿诺德(John Arnold)的想法转变过程, 就非常典型。他热衷研究数据,并在刚接触慈善行业时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最终发 现,这个领域比他预想的复杂得多。他说:“我们原本希望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比 如找到五个最好的社会项目,然后我们出钱,不需要投入太多时间和精力。”但当 他真的开始对每个项目深入研究后,却发现确定哪个项目最有效、最好,是非常不 易的。越是深入研究,就越难做决定。

在美国,慈善行业正在成为一个强大的势力中心,在某些领域,甚至可以影响社会 的议程。慈善事业的崛起,不仅是发生在非营利部门的事,它同时也在其他地方造 成着影响,令这些慈善款项背后的私人力量变得更强。

以比尔·盖茨为例。他的盖茨基金会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帮助他,让他的钱发挥 最大的影响力。盖茨和妻子梅琳达建立基金会的初心之一,是因为1993年夫妻俩去 非洲旅游时,对当地医疗条件的粗陋而震撼,因此决定资助医疗行业,并对这方面 的慈善事务进行了研究,结果令他惊讶。他说,他一直以为很多初级的问题早就被 解决了,但真正进入这行后,才发现仍有很多巨大而显见的问题等待解决。 (盖茨基金会,全名为“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1994年盖茨建立了威廉·盖茨基金会,到了2000年,该基金会和盖茨学习基金会合 并为“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简称盖茨基金会)。

盖茨基金会在慈善行业是 巨人一般的存在,有一千多名员工,至今其规模已达到1200亿美元(包含盖茨夫妇 的其他私人捐赠),如果加上巴菲特捐赠给盖茨基金会的款项,则会达到惊人的 1500亿美元。 (盖茨和妻子梅琳达) 早在2009年3月,盖茨和好友巴菲特向洛克菲勒家族的第三代大卫·洛克菲勒(时年 94岁)发出联名信,希望可以吸引一批志同道合的人进行慈善事业。后来又经过多 次邀请和晚宴会,最终在那年年底,一批美国顶级富豪决定参加盖茨和巴菲特举办 的这个慈善活动。这个活动叫“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活动本身没有法律 约束力,仅是富豪们对愿意在死前捐出至少一半身家用于慈善事业的承诺。而这个 活动的门槛也非常高,只接受超级富豪参加。截至目前,已有约150名富豪加入, 被《财富》杂志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资金筹集活动。 但盖茨和巴菲特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并不只是让这些富豪拿钱,而是帮助这些 “金主”们更有效率地进行捐赠。以下几个问题,是捐赠前必须落实的:捐赠对象是 谁?捐赠的方式和效果如何衡量?捐赠事业,和这些富豪自己余生的规划,要如何 结合?最后这个问题比较抽象,但却是最重要的。 确保这些来自富豪的款项得到部署,并产生该有的影响,是个巨大的挑战,需要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毋庸置疑的是,巨大体量的钱,也随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

学者Kristin Goss的一项分析发现,美国排名前200家的慈善机构里,有近半数都 对制定公共政策表示了兴趣。 而与之相对的,是美国相关机构对教育、科学、基建、环境等等领域的预算逐年下 滑,公共部门正面临财政问题。而公共资源和活力的萎缩,会给私人慈善家带来更 大的权.力。他们可以在教育、科学、环保、医疗等多个领域进行资助。 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如果一个美国政.客,对改善某个社会问题有自己的想法, 那么他可能会试着通过说服一个亿万富翁来实现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游说选民。富豪将在这类问题上越来越占据主导权,相对地,就降低了普通美国民众 的话语权。

学者Martin Gilens将不同收入群体的政策偏好,与华盛顿特区的实际政策结果进 行了对比,得到的结论是,绝大多数普通美国人的政策偏好,对相关机构是否采取 某项政策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而2008年Larry Bartels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收入排名后三分之一的人的偏好,对政策制定毫无影响。越来越多富豪自信自己的能 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来越多的普通美国人开始怀疑自己的意见是否重 要。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这种集体意识的侧面体现。

当然,一味地把这些富豪捐赠人视为无情的黄世仁也有失偏颇,不可否认相当一部 分富豪的捐赠动机里,也有社会责任心、父母的影响等温情的因素。但不得不承 认,一个普通人需要通过一场大变革才能实现的目标,一个富豪可能自己就能完成了。 因此尽管盖茨自谦自己和其他慈善家并没有做出多少贡献,但仍有人批评说,这种 说法是烟幕弹,目的是掩盖战略性的私人资金在公共系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事实。

2010年,美国全国州长协会最佳实践中心和各州教育长官委员会公布了“共同核心 (州立)标准(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的最终定稿,标志着由美国 各州制定全国统一课程标准时代的结束,除阿拉斯加和德州外的其他48个州将采用 并实施统一标准。这项工作得到多个基金会的支持,但这项倡议获得采纳,主要取 决于盖茨基金会。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是盖茨夫妇决定了美国数千万公立学校的儿 童将学到什么、如何学。 (盖茨因“共同核心”项目引争议) 盖茨本人自然也为此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他重申了自己 的观点,说基金会的工作目的,是为政策制定者增加可选项,而不是直接告诉政策 制定者怎么做。

盖茨是成功的例子,当然也有因为经验不足、当了炮灰的富豪。本文开头提到的扎 克伯格就是个例子。2010年起,他出资改革纽瓦克公立学校,试图扭转其全美垫 底的成绩和糟糕的教学情况。四年过去了,扎克伯格的一亿美金捐款全都被花光, 但这个学校的成绩依然毫无起色。 扎克伯格不是这个项目里唯一的出资人,但因为出钱最多、最有名,挨了最多骂, 批评者认为这是自上而下、自大傲慢的教育慈善的又一个反面教材。除他之外,第 二大捐赠者、对冲基金经理比尔·艾克曼(Bill Ackman)也捐赠了2500万美元。艾 克曼认为非营利组织是一门生意,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工具。并且他和很多商界领 袖一样,对公共管理机构不抱希望,认为它们低效、领导力低。但他并不认为慈善 机构可以取代公共管理机构,而只是起到了改善的作用,如果运用得当,可以朝正 确的方向进行推动。

富豪利用慈善事业发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在美国古来有之,但近年来愈演愈 烈,且手段更加复杂。2010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为应对日益增长的赤 字,成立了国家财政责任和改革委员会。虽然该小组由两名公职人员主持,但其中 一些高级职员的薪水,是由非官方慈善机构支付的,比如Ed Lorenzen,就是背靠 黑石集团创始人彼得·彼得森(Peter Peterson)的彼得森基金会。在这个委员会 结束其工作任务后发起的“债务修复运动”,也是主要由彼得森基金会出钱资助的。

美国顶级智囊团近年来纷纷涌入各类亿万富豪,最近最受富豪欢迎的智囊团是美国 企业研究所(AEI),这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保守派政策组织,距今已有75年 历史。这类智囊团在小布什担任总统期间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伊拉克战争背后的新 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部分构想,是在智囊团“新美国世纪计划”(New American Century)制定的。“美国进步中心”(CAP)也是比较有名的此类机构。而慈善事业 在这一结构里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因为亿万富豪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这个方式 为这些智囊团提供资金。

另外这种捐款途径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用来免税。 正是因为做慈善可以带来免税这个巨大的好处,因此很多慈善家都低调行事。像盖 茨这样的富豪,为避免公众的争议,宣布他的盖茨基金会会在盖茨夫妇都过世后的 二十年内停止运营。但实际上这个时间足以让他的三个孩子掌握大量的捐款资源了。

除了盖茨这种方式外,更常见的方式是,慈善家们会通过基金会结构的设计,让自 己的家族一代代掌控基金会。巴菲特的巴菲特基金会、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都 是其中的典型。约翰·安德鲁斯(John Andrus)创立的Surdna基金会,靠着这种方 式,已经运营了一百多年,基金会的董事会仍由创始人的后代控制。 很多超级富豪的野心也没有局限在美国本土,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便是一例。

早在1996年,《纽约时报》就很直白地写道:“尽管其他基金会和 慈善家更乐于帮助穷人和病人,但索罗斯却毫不掩饰地想影响行政议程”,并称其 为“重新定义慈善事业”的人。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Open Society Foundation)的最大关注点总是在海外,一直支持世界各地各类与公共管理机构持 异见的社会群体及活动(此处不方便详细写太多),让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向了青年 活动家、律师、纪录片制作者等等,范围涉及几乎所有大洲。而索罗斯的基金采用 的是永久持有的模式,会一直运营下去。 超级富豪基金会的能力范围如此巨大,且还能得到免税的巨大利好,和美国国税局 (IRS)对慈善活动的宽泛定义有关。捐助一个工人团体,推进关闭工厂的进程, 捐助一个政策团体,得到的税收减免可能都是一样的。 这导致很多美国人已经在争论过会是否应该限制慈善事业的税收减免,因为很多慈 善事业并没有给社会带来足够的价值。

基金会的世界就像一个黑匣子,里面装满了 越来越多的富有免税机构,但这些机构的有效性是不确定的,反倒增加了公共管理 机构的成本。 于是为了改善这个局面,2014年一个名叫“共享洞察力”(Fund For Shared Insight)的基金成立了,而这个基金的成立目的,是帮助各个基金会更好地听取 来自非营利组织的意见。 如今,许多新步入这个行业的慈善家都不愿建立大型基金会,一方面是害怕慈善会 本身耗费的大量管理费用,另一方面也担心基金会自身会变成一个臃肿的机构。 于是乎,互联网等新兴行业的新贵们,为了破局,也加入了这个“慈善战场”。

其中 最典型的是投资人肖恩·帕克(Sean Parker),他和Ron Conway在2015年启动了一 个名为“经济创新集团”(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的组织,并多次在《华尔街 日报》等媒体发文,反对传统的捐赠方式,并主张以黑客精神进行捐赠,迅速部 署、下大赌注、抵制制度化,并直言布隆伯格、索罗斯等人的慈善是通过慈善影响 公共政策,进而扩大影响力,是一种政治宣传。 这些激进的言论招来了很多慈善机构的抵制,但肖恩·帕克的看法其实代表了相当 多科技界、乃至更广范围内财富新贵们的想法。

但与此同时,这些新贵们带来的“没耐心”的资金,其实也会带来相当可怕的后果。 他们通常因为过于自信,而对待解决问题的复杂性知之甚少。一个人能通过软件赚 大钱,不代表他同样明白基础教育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这种巨大的资金注入,配上 不负责任的行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By 钩成

为什么东北留不住人才 – 医生篇

在与10余位东北医生、院长、卫生行政管理者的对话中,我们发现了一股长达20年的“东北医生迁徙潮”。

有人发现,20年前与自己同批进院的20名医生,仅剩下了2名;有人计算,“医院走的医生,都能再开个三甲医院了”;有人预测,“这只是开始,离开东北的医生还在增加”。

“随着东北的衰落,只要南方(医院)来挖人,基本就能把医生挖走。”一位多年参与东北公立医院建设的专家告诉八点健闻。城市衰败的样貌,医院发展的缓慢,纠葛的人情社会,低于物价涨幅的工资……一种无法吞咽的失落感,在东北医生的群体里蔓延。

“离开的原因太多了,留下的理由越来越少。”一位完成了“南北迁徙”的医生说,“到最后,连一个留下的理由都没了。”

走,几乎成了每个东北医生都动过的念头。

有人走成了,“年薪翻了3~4倍,每天拼命让新同事知道我的实力”;有人无奈与家人分离,“一直没回老家,2年没见过妻子和孩子”;有人没走成,“休假去南方找了一圈,都不合适,又回去上班了”。

一些人选择转身,奔向另一种生活。另一些人决定讲着“乌托邦”的故事,留在东北“死磕”。他们有时聚会,讨论那些离开东北的医生的生活;有时互相劝慰“实在干的不高兴,你也像谁谁一样,去南方瞅瞅”。

东北人天生乐观,爱唠嗑、开玩笑。但我们的访谈过程充满了苦笑、叹息还有泪水。有人愤怒,有人悲伤,更多的人牵挂,“我离开后,我的家乡、我们的医院变好了吗?”

流失迁徙进行时

根据丁香人才的数据,从2018年8月~2021年8月10日,通过丁香人才投递的东北三省医生简历数,多达24万份。

从向东北递简历的次数来看,其中辽宁省医生投递简历的次数最高,高达24万次;黑龙江省次之,共12.8万次;吉林省排第三,4.9万次——东北三省相加,占投递简历总次数的74.5%,外地流入极少。

而东北医生的投递方向,意向职位为东北三省地区的占比仅13%,也就是说,其他87%的简历都投向了东北以外地区。

这个“迁徙”求职通道,仅仅是东北医生外流的其中一条。

尚大伟,在吉林一家三甲医院里工作了24年。“向南迁徙”之前,尚大伟是科室的绝对骨干。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尚大伟从东北一家医科大学毕业。在那个年代,硕士生不多,尚大伟在东北医疗圈里是绝对的优质人才。同一批进院的,还有其他20多名毕业生。

“过了20多年,当年一批入院的20几个毕业生,现在就剩2个人了。”尚大伟说,“其他都走了,去哪儿的都有,北上广和南方。”

尚大伟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跟家乡的羁绊很深。目送同事们一一离开,尚大伟“一直坚持到了最后”。终于在3年前,女儿上大学后,尚大伟才痛下决心辞职,南下去了广东。

“骨子里最不想背井离乡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不行,你在这个地方把青春已经撒下了,但不能再把最后的职业生涯再留在这儿。”尚大伟说,那是让人特别失望的感觉。

“医院没有向上的生命力,年轻、年老的医生都在混日子,每个人都很迷茫。”尚大伟的希望是在20年中慢慢消失的。尚大伟强调,“不是非要当科主任,是我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医生?有了正高职称,怎么还让我当个住院医?”

他觉得无可挽回,“医院走的医生加在一起,都可以再开一个三甲医院。”

这种浮动的心态,从医生个人的出走、点状的流失,演化到科室主任,成了人才组团式的流失。

在东北的医疗系统内,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出走的不在少数。

一位在东北工作了40多年的老医生王杰,这些年见证着身边的优秀团队一个个“逃离东北”。

他告诉八点健闻,仅仅过去五年,他所在城市的医疗系统就有20多个团队离开故乡去到南方。“其中包括100多位副主任医师以上的教授和副教授,大多是年富力强的教授。”

他举了几个例子,东北一个省份三甲医院的顶级肿瘤专家投奔到了一线城市的顶级肿瘤医院后,组建了中国最强的结直肠肿瘤中心之一;一个东北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消化窥镜团队,几乎全员去了某中部省份的一家三甲医院。

还有一位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出走南方某大学的附属医院并担任主要管理者。

其他组团去南方、去深圳的更是不胜枚举。

数据显示,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入在2013年开始开始由升转降,自此后,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现象开始明显加速,并在2016年达到一个小高峰。据相关报道统计,2013-2019年间,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规模分别为0.79万、5.22万、25.89万、34.9万、32.23万、32.54万、33.17万。

过去数十年间东北医生的具体外流量已无从考据,仅知道,一次简历的翻阅、某位学科带头人的号召或某个医院同事南下成功的刺激,都在某个时间点一次次加速着这种潮流,让黑土地培育出的一个又一个优秀医生选择与家乡告别。

这场外流,也许在2016年,就在东北人口外流高峰共振时达到最高点。又也许,最高点还未到来。

此刻,依旧不能用静态的视角,去看待东北医生的批量流失。这并非是一个等待解决的结果,而是此时此刻仍在发生、正在发生的一个现象。东北医生,仍在书写这段历史。

走,有万般理由

医生为什么接二连三地走?因为落后、因为衰败,因为有对比。

一位东北的医院管理者,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疲于奔命”维持医院的人才队伍。

当他在职业生涯的暮年来到南方后,对东北与沿海的医疗系统差异,有了更深的体会。

“深圳医院的发展方式,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讲,我觉得做法非常正确。”他告诉八点健闻,“医院所有的经营,比如说设备的购置、基药采购、耗材采购都是政府出钱采购,医院没有了这些负担,或者说没有这些额外的工作,就能一门心思把医疗做好。这是我的感受,在这里真正做成公立医院,它能发挥它的公益性。”

这离不开财政的支持,医院发展迅速后,随后有人才引进计划,“孔雀东南飞”就不足为奇。他发现,在他来这里之前,医院里已经有一大批从东北来的医生“移民”。

东北某地级市卫健委的一位官员,也讲述了自己的观察。

“有一次我在深圳那边待了几天,去旁听当地的会。一个地区要建医院的时候,一般情况,政府投入都会往下砍预算,深圳却是往上加预算。10个亿的预算,它会往上加到15个亿。总的来说,深圳财政预算比较充足,公共卫生收入比较大。”

这种充裕的公共卫生投入,还有做好医疗业务本身的纯粹,对那些有抱负、有想法的东北医生,有着难言的吸引力。

尚大伟离开吉林,来到广东佛山的一家三甲医院。他发现,这家医院有想法,也有能力,去扭转医院本来的困境。

“医院投入资金引进人才,支持这些外来的医生做更多的尝试。”尚大伟不仅获得了比过去多3倍的收入,让他最有成就感的是,自己有施展的空间。

“我刚到时,ICU只有2张病床。现在,我带着ICU和内科团队,共有25张床,7名医生。”尚大伟把此前20年的工作经验,倾囊相授,觉得从没像现在这么快乐。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北紧张的医疗投入与千纠万葛的人情关系。

高春燕曾是东北一家三甲医院的儿科主任,对于东北与南方沿海医疗投入的差别感慨万分。

“做什么创新都需要钱。在东北,医院没有那么多钱,只能望洋兴叹。我去深圳,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缺的是病人。过去我在ICU的时候,设备是借来的,连大夫也是借来的,外科借1个,内科借2个。没有必须的设备来开展工作,领导帮着向各科借。”

研究显示,2008年~2017年间,我国四大经济区域财政医疗卫生服务支出的排名次序依次为——东部区域、西部区域、中部区域和东北区域。东北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支出由 2008 年的 215.12 亿元增长到 2017年的913.02 亿元,10年增长了4.24倍,年均增长率仅为17%,在四大经济区域中增长速度最慢、排名最后。

从医疗卫生服务支出占社会医疗卫生服务总支出的比例来看,东部地区约占 40%左右,而东北地区为 10%以下,依然垫底。

如果说,因为社会经济利益的驱动,导致的流失是客观规律;那么人情社会的纠葛以及政治生态环境的干预,则让人感到分外揪心。

黑龙江一家公立医院的医生,说起东北人情社会里——人情的重要性。

“曾经有一个口腔科主任,个人水平很高,带来收益也很好,但上面就是不给晋升,分配的奖金少,一个月只有2万。但如果你和医院院长关系好,发奖金就多。评职称,晋教高,都需要事先打点,不然评审根本过不去。”

王杰说起这种风气与环境时,语气里也满是痛惜。

“一个医生、一个顶级医学人才,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只有个性才能冲破一切,才能把科研做好,更好地为病人服务。但我们这里有个性的医生,通常不怎么讨人喜欢,很难得到提拔。而且连当选一些专业委员会的职位,都需要看人站队甚至走后门,这导致了我们医学人才的流失和后继乏人。”

而往往这些纠葛与干预,恰恰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曾经我在开展某项新业态的时候,就有不是我们专业口的领导向医院施压,让我接纳某个项目,我拒绝,得罪了很多领导,觉得我不懂政治,影响前途,也让我很不舒服。”某三甲医院的一位科主任,向八点健闻讲起这样一个片段。

“那个时候确实动过想走的念头。”

这样的环境得不到改善,无异于在变相地、主动赶走那些优秀的医生。

一个时代的缩影

东北医生的流失与被虹吸,是中国整体社会资源,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聚集的一个缩影。某种程度上,这决定了这场迁徙潮广阔的地域尺度与漫长的时间尺度。

“现在不是留人才,而是能否留住人的问题。”

王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东北一家历史悠久的三甲医院至今,已经40年,在那个年代,东北的医疗系统人才济济,多个学科在全国排名前列,非常辉煌。

“大约到了90年代初,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王杰时常回忆起,变迁开始的历史节点。由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发力,北上广深等城市的发展,沿海地区的崛起,很多人、包括王杰自己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学成后基本都闻风而去,甚至出国去留学。

发生在王杰身边的“迁徙”,从90年代,一直持续到了今天,20余年里王杰陆续看着人员离开,“我迄今带了五六十个硕士、博士,多数都留在北上广深或者国外。

一位多年与东北医疗系统的公立医院院长打交道的专家告诉八点健闻,“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院长私下会说,这些年,只要南方来人想要,薪资又不差,基本就能挖走。”

院长也会私下会说,“当这种诱惑来临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扛不住,能要求那些优秀的医生扛?”

“人去哪里,医疗需求就在哪里,不仅是医疗教育,各种资源都是如此。”广州艾力彼医院管理中心(GAHA)主任庄一强认为,“医疗只是整个社会现象的一个侧面,这不能怪医生。”

整体社会资源的配置,呈现出“东北低迷,东南火热”的趋势。这个趋势,与全国城镇化的规划也相对一致。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东北地区人口占全国6.98%,下跌1.2%,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的趋势没有扭转迹象。与此对应,我国东部地区,人口呈现正增长。其中全国人口增长较多的地区,前三位都在东部:广东增加2169万人、浙江增加1014万人、江苏增加608万人。

前三位广东、浙江、江苏,恰好是东北三省的医生投递简历最高的三个省份,此消彼长的关系一目了然。

近些年,东北医生青睐深圳。根据数据显示,过去五年,深圳市在卫生健康领域累积投资超过1500亿元,是十二五期间的2.5倍,到2025年,深圳全市床位总数将达到8.29万张,医生总数达到5.5万人。

高速发展,势必对人才需求的激长。

“只有中央政府才会考虑全局,地方政府与地方卫健委,肯定是看局部。像深圳,为了满足它自身的发展需求,势必就会从其他地方挖医生。”庄一强进一步说。

困局无解

2019年,吉林、辽宁、黑龙江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3.93%、16.20%、13.8%,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3个百分点、3.6个百分点、1.2个百分点。

虽说老龄化是全国性的难题,但叠加上人口净流出的影响,东北三省的负担尤其重。

“这就是东北无解的困境,再过20年,东北会有更多老年人,GDP倒数、老龄化排在前几名,负担非常重。”王杰说。

除了老龄化问题对地区医疗资源的一场考验,东北地区公立医院本身的运转也困境重重。

“有些东北省份的公立医院债务特别重,全省排名前位的大型公立医院负债从十几亿到几十个亿,甚至有些医院已经到了快破产的阶段,背着那么多债务需要还,还如何有宽松的环境搞科研看病?”王杰说出了他的担忧与疑虑。

而在重重压力下,东北部分公立医院,尤其是省会以外的其他区域,却在流失中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

大连某三甲医院检验科的许林,也讲述了东北医院面临的困境。

“我们医院还是比较雄厚,走的人没那么多,没出现人才断档,但我在齐齐哈尔三甲医院的同学,医院离职的很多40多岁的人,正是科室的骨干。”许林说,还有一波走的是“下一代的老教授”,这些教授也是中坚力量,比他们老的已经退休,刚招的学生还难担重任。”

东北医疗系统的困境,目前并无好的解决办法。

“富裕的地区不仅会吸引医生,也在吸引更多的高质量医院来落户,这会形成一个正循环。”庄一强指出,这是现阶段医院高质量跨省扩张的一个趋势。人才“劫贫济富”的趋势必然在发生。

“东北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现在的状况甚至会加剧。”

无论“人才流失”困境最终能否反转,但过程中无法让人忘怀的是东北医生们的失落与幻灭,他们的种种希望,都在漫长的等待、兢兢业业地付出、对医学的执着之中,逐渐被浇灭。

在李雪琴的脱口秀里,铁岭是宇宙的尽头——走出去的人,绕了一圈还得回东北。但在很多东北大夫眼里,离开东北,到外面行医,才是去宇宙。

逃离的医生,他们充满浪漫的理想,带着伤痕去流浪。他们从未将自己视为某种胜利逃亡者而感到得意或庆幸,当看到家乡曾经辉煌的医疗系统一点点衰败却没有好转的迹象,他们与留在原地的人共享着同一份悲伤与不甘。

电话那头的佛山深夜闷热异常,谈起家乡医院的细节,2年没回家见妻女的尚大伟,东北口音里满是乡愁:

“离开东北,伤感更多一些,庆幸根本谈不上,谁不想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一点?”

By 李琳,陈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