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今晚将广播“毛主席最新指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虔诚地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着聆听“毛主席的声音”。这次广播播出了《人民日报》将于次日发表的一篇报导及其编者按。这篇报导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关镇部份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一事，其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1]。《人民日报》为这篇报导所加的编者按语引述了毛泽东10多天前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是“文革”时期毛泽东著名的“12.11指示”。毛的这一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数千万城市家庭的命运。
据《人民日报》报导，从“12.11指示”发布当晚到次日，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片欢腾，纷纷集会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当时就有人写出热情洋溢的诗歌：“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响应，满怀豪情下农村。接受工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2]
事实上，当时许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在许多城市里，居民委员会和中学相互配合，逼迫行将毕业的中学生吊销城市户口，迁往指定的农村居住并从此以农业劳动为生。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疆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全国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就是著名的“上山下乡”运动。它几乎涉及到全国城市里的家家户户，在农村则关联到村村寨寨。10年中全国的下乡人数多达数千万，其规模亘古未有，其影响至今难以消弥。“文革”末期，“上山下乡”运动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这场对数千万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前途影响深远的社会性运动，就这样仓促而起，悄然而止。
如今，35年过去了，中国已经走出了那个狂躁的“文革”年代，绝大多数下乡知识青年也离开了当年生活过的乡村。对现在20、30岁的人来说，“上山下乡”似乎成了一个遥远模糊的名词。究竟为什么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当年要发动这场“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如今的青年一代一无所知，甚至当年参与“上山下乡运动”的“知识青年”也未必能说清楚。更有趣的是，如果查阅当时的各种正式文件和报纸，也同样找不到任何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甚至在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报导和编者按中，主要的说法也是自相矛盾的。那篇报导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标题，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然而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却在强调“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必要性，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似乎城市居民下乡落户是对他们实施思想教育的政治需要，与解决失业并关多少关系。
这场延续10年、令数千万“知识青年”及其家庭付出重大代价的“上山下乡运动”究竟出于何种目的？直至今天，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起这次运动的原因之解释仍然莫衷一是，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毛泽东提出的“再教育”说，另一种是“兔死狗烹”说，第三种是“经济困难”说。当此“上山下乡运动”35周年之际，笔者试就“上山下乡运动”背后的动因作初步分析，谨以此文献给参加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朋友们。
为了政治上对城市青年实行“再教育”？
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说，但却从未明确解释过，为什么这样做“很有必要”？被毛泽东称为“知识青年”的城镇初中、高中学生们比贫下中农的平均文化程度高，毛泽东所说的“再教育”显然不是文化知识层面的，而是政治思想层面的。
在“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中，人们经常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习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觉得世界上乾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乾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过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乾净了，最乾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乾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当时的舆论工具为鼓吹“上山下乡”而引用这段话，其实十分牵强。“知识青年”学会体力劳动，本身并不太难，这也为“上山下乡运动”中数千万“知识青年”的行动所证明；但为什么从事体力劳动就会在政治上变得“高尚”起来，毛泽东并没讲出道理来。在延安时代，出身农民、身为农民领袖的毛泽东不喜欢城市里来的知识分子，这有许多记述。当时，毛泽东可以用知识分子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作理由，认定他们的思想复杂。但到了60年代末期，共产党在大陆都统治了近20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对象其实都是在中共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为什么毛泽东对共产党多年的教育成果仍然毫无信心，而要这些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接受并未受多少党化教育熏陶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恐怕没有人比出身农民的毛泽东更明白，贫下中农比青年学生的思想“先进”多少，前者的灵魂比后者又“纯洁”多少。众所周知，毛泽东事实上在政治方面并不信任农民，他曾经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3]。
现在来仔细体味“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句话，会觉得毛泽东当时说“很有必要”时，好像并没有什么具充份说服力的道理，这句话似乎更象是一种颇为勉强的说词，或是一种借口。那时中央的“秀才”们千方百计地为毛泽东的说法圆场，提出了一些口号，如知识青年“同工农打成一片”、“缩小三大差别”、“改造世界观”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等。但毛泽东本人自始至终从来没讲解过，究竟“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必要性”何在。也因为如此，后来在诸多讨论知青问题的论述中，很少有人会认真看待毛泽东的“12.11指示”。当时毛泽东作如此说，是否有些言不由衷，或者另有隐情呢？
“兔死狗烹”说：“上山下乡运动”是场阴谋？
在一些“文革”中一度十分活跃的“红卫兵”当中，这种看法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代表作之一是贺文的“毛主席为什么送我们下乡”。[4] 这篇文章写道：“为什么老头子送我们下乡？十分简单：‘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酣睡？’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已经被打倒。曾经借过力的学生组织没有用了。大学生的人数少，先抓几个坏头头，日后再整‘五一六’，便可以了结。这几千万中学生该如何处理呢？下乡！把他们送到广阔天地里去，听凭他们自生自灭，于是经过‘战火锻炼’出来的红卫兵组织便消解于无形之中也。”
最近，有关毛泽东召见北京高等院校“5大学生领袖”的谈话记录在网上披露[5]，据说，当年毛泽东曾坐等彻夜。于是有网友评论，毛泽东当时已感到学生是心腹大患，这成为他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类说法只是一种猜测，没有什么旁证材料。事实上，当时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人数虽多，但组织松散，且派别纷杂。毛泽东深谙权术，并不难控制这些“红卫兵”。更何况在当时全社会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狂热中，毛泽东对“红卫兵”有绝对的号召力。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凌晨召见“5大学生领袖”时，为他们调解派系冲突，并批评了学生们的“武斗”活动，召见后“5大领袖”回到学校随即放下武器、拆除工事。[6] 显然，毛泽东对高等院校的“5大学生领袖”有极高的威慑力和控制力。如果以此次接见为依据，说“红卫兵”成了毛泽东的心腹大患，为此毛发动了“上山下乡运动”这场牵涉全国千家万户的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恐怕缺乏依据。事实上，大学“红卫兵”中真正参加“上山下乡运动”、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只是少数人。
“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对象是中学毕业生，而中学的“红卫兵”当时最不可能威胁毛泽东的统治地位。中学“红卫兵”们组织松散、没有纲领，又年青幼稚，是没有统一行动能力的“乌合之众”。中学生充其量会因无所事事而结成流氓团伙，干扰社会治安，他们的行动破坏社会安定或许有余，要挑战当局则远非可能。其实，当时全国各大城市里“武斗”闹得最凶的并不是学生，而是工人。但毛泽东并未把参加“武斗”的工人送到农村定居以示惩罚。显然，“兔死狗烹”之说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上山下乡运动”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许多“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问题”的研究者支持“上山下乡运动”的“经济根源说”，这一假说也为官方文件所证实。最具代表性的文件是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的“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7] 这个文件至今似乎仍然代表着政府对这场运动的基本看法。这个文件就“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提出了两点说明：其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其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被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为了减轻当时政府对“上山下乡运动”严重不良后果的责任，这个文件声称“上山下乡”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这一说法不足为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虽然有城市居民去乡村或边疆落户，但那只是少数人的行动，并未成为全国性的强制性政策。实际上，“上山下乡”作为“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不过，这个文件说了一些实话，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想解决的“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指导思想偏了 ，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此后，官方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从来没有越过这一界限。在民间，持这种观点的人也非常普遍。例如，有人指出，“知青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就业的问题。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当经济问题无法用经济的，市场的手段来解决的时候，就演变成了一场不堪回首的政治运动。”[8]
毛泽东发表“12.11指示”时，“文化大革命”已历时两年半，在此期间，大、中、小学全部奉命停课“闹革命”。其后果是：全国各大学积压了3届毕业生等待就业；全国城乡的高中里有3届高中毕业生等待就业或升入大学，但因经济停滞、大学停止招生而无法安排；于是全国各地正在等待升入高中的3届初中毕业生也就没有出路；这又进一步造成了小学毕业生无法正常升入初中，小学校舍过度拥挤，连带着使学龄儿童无法正常入学。显然，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把整个教育系统拖入了严重的混乱局面。当时正是1949年后和平年代里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时出生的青年人大批进入就业期，其人数之大前所未有。恰恰在这一时刻，“文革”使得城市工业的发展基本停顿，社会上自然就不会有新的就业机会。于是，在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形成了一个“死锁”，被这个“死锁”卡住的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初中、高中、大学的毕业生。
雪上加霜的是，1959年至1961年的3年全国性大饥荒之后出现的人口出生高峰正在60年代末转化成学龄儿童入学高峰，迫切需要整个教育系统迅速消化积压了3年的毕业生，以便腾出师资校舍，接纳新生。这就如同上下水道之间的关系：上水道来水不断，而下水道又严重堵塞，这势必造成大水泛滥。于是，在“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下，政府通过“上山下乡运动”，把几百万积压了3年的中学毕业生象“清淤”一样地从教育系统中输送到全国农村去，从而得以恢复中小学教育系统中学生的正常入学和毕业，又回避了无法解决的城镇就业安排问题。
当然，在“清淤”过程中，“毛主席的红卫兵”们就只能是“文革”和党的牺牲品了。从当时中国的国情看，“文革”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破坏如此严重，这几百万“知识青年”的命运似乎就注定如此了。问题还不止于此，完成了这3届毕业生的“清淤”之后，中小学系统虽然恢复了运转，但经济却毫无起色，城镇里仍然没有多少就业机会，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还是只能“上山下乡”。“上山下乡”就是这样从应急手段变成常规制度的。
但是，政府始终回避的一个事实是，“上山下乡”其实只是缓解了政府所面对的无法安排城市中学毕业生就业的压力。而无论对“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来说，还是对接受下乡“知青”的农民来说，这个就业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它只是从政府手中转嫁给了农民。因为，在经济落后地区务农的“插队知青”不一定能养活自己，往往还要靠城市里的父母接济。如果政府把强迫“知青”到农村里苟活称为“解决就业问题”，只会挑起“知青”的怒火。对接收“知青”的农村生产队来说，“知青”的到来一般不会增加当地的农业产出，所以下乡的“知青”其实是来“分”农民的“饭”吃。正因为如此，当时许多生产队拒绝接收“知青”，即便接收了也只肯接收寥寥数人，还要求政府另给补贴。由此可见，“上山下乡运动”中安排城市“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其实质是政府强迫农民养活城市经济无法雇佣的失业城市青年，这绝不是就业问题的解决，而是把政府责任和财政负担转嫁给农民，是变相地对农民强征“知青税”。
“上山下乡运动”功过辩
“经济根源”说似乎触到了这次运动的实质，它指出，政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因为在“就业问题”上面临无法解决的压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说法，其实只不过是在“革命”的旗号下对青年的又一次愚弄而已。许多“知识青年”下乡之初，并未充份领会到这一点，但后来就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那些说法的欺骗性，进而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怀疑。“文革”之后出现的“反思”、启蒙、改革浪潮，与“知青”一代的政治觉醒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完全没想到，他号召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确实“再教育”了一代人，但这一“教育”的结果与他期待的正好相反，不是培养了“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是造就了“非毛化”（用毛泽东的话语来说，也就是实行“修正主义”）的支持者，其中还包括一大批在80年代活跃于思想、学术、文化、政治各领域的“毛泽东思想”掘墓人。
现在，对“文革”10年中的“上山下乡运动”，人们大都持否定态度。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民族灾难，整整毁掉了一代人，造成了社会混乱，知识断代，科研后继乏人，“算总帐，当然是得不偿失。整整延误了一代人，其灾难性后果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份”。[9] 也有人认为，毛泽东“是这个悲剧性运动的总导演。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集体的一项成熟的政策，而是较多地反映出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及其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的晚年失误之一”。[10] 还有人认为：“对知青运动的评价，其中某些有血有肉的复杂层面，当然可以各人有各人的异样感受，但这是一场荒谬的、应予以否定的运动，这点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知青上山下乡如果有很多可取之处，它就不可能受到1,600万知识青年和广大老百姓的顽强抵制。10年风雨，知青的抗争从来就未曾停止过。”[11]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份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集体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屯垦”之制古已有之，往往是让驻军就地垦荒种田以减少军费开支。“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如果从单纯安排就业的角度看，供养“生产建设兵团”成员的成本高于在城市企业里雇佣学徒工，那时一个学徒工的月工资约20元，而“兵团战士”每月的伙食费及津贴费比20元多得多，另外还有被服、房建等开支。由于成立“生产建设兵团”的军事目的远重于“疏通就业渠道”，所以当时政府为组建和维持“生产建设兵团”花费了大量资源。
1968年底，中苏关系已从“政治对立走向军事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这里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例，简单介绍“生产建设兵团”的编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共有6个师39个团，1972年全“兵团”的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和“知识青年”达17万人。[12] 该“兵团”各师沿中蒙、中苏边境驻扎，直接受北京军区指挥，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以上干部均为现役军人。平时以“屯垦”务农为主要任务，但每个连均设有“武装排”，“武装排”每人配备步枪、手榴弹，排长配备冲锋枪，每个排还配备了机关枪。[13] 然而，这些来自城市的“知青”其实并未受过正规的野战训练，武器简陋且配备不足，在军事上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作用。
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结构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相似，但前者所辖的师、团更多，主要驻扎在东北中苏边境附近的北大荒地区。这两个“生产建设兵团”沿中苏边境线的配置，是为了一旦发生军事冲突能暂时延阻苏军的进攻。用当时的语言来说，这几十万“知青”是国防前线的一道“血肉长城”。确实，从这些“兵团战士”的军事训练基础和作战能力来看，他们就是一道“血肉”筑成的战线，在战争状况下这些师、团的“作战”主要靠的是“兵团战士”的“革命豪情”和“一腔热血”。幸好，中苏之间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这是“兵团战士”们的幸运。
“上山下乡运动”的那段历史是那样痛苦，那样不堪回首，那样“值得否定”。但是，今天来回顾这场运动，是否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上山下乡”这样惨重的代价，是否会有改革开放的今天？毫无疑问，“上山下乡”的这一代人是“被愚弄”的一代。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场景中，“上山下乡”似乎是这一代人无可逃避的沉重“使命”。这一代人承担了这个“使命”，为共和国走出荒诞岁月、渡过难关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人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By 任国庆
有家长讲述儿子可能被山达基洗脑，现无法正常就业。(图片截屏自林德博客）
郝治伟，图片来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