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中国卖家的硬伤

几乎每个亚马逊卖家,都有一个品牌梦。

然而,近几个月发生的连环封号事件,让不少年售20-30亿的品牌(店铺),一朝之间归零了。

辛苦几载,以为做成了一个品牌,结果被连根拔起,荡然无存。

一个华南卖家的电动牙刷品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该品牌经常霸榜亚马逊Best Seller(畅销排行榜)前5名,与飞利浦、 Oral-B等国际品牌掰手腕,销量也常常领先。

2020年,该品牌还获得了亚马逊颁发的“年度最具价值品牌”称号。有销量,有品牌,还得到了亚马逊官方的认可。一切非常美好。

然而,这一切,随着一声封号令都消失了。

一时间,曾经的爆款产品全部成为了积压滞销品。在海外清货不理想的情况下,这家电动牙刷公司不得不“转战”国内,以2-3折的“骨折价”大量清库存。

一家店铺关闭,一个亿级卖家的品牌梦就此破碎了。

相比之下,它的对手飞利浦、Oral-B的品牌依然“挺立”着。即便有一天亚马逊封掉了它们的店铺,它们依然可以活得很好。

两者之间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这是因为,飞利浦、Oral-B等品牌生存于“用户心智”之中,而大部分中国卖家品牌则生存在“ 销售渠道”(亚马逊)之中。

“心智品牌”是凌驾于销售渠道之上的。关一个店,换一个渠道,不会产生实质的影响。

而“渠道品牌”则牢牢粘在某一个或者几个特定渠道中,关掉一个店,换一个渠道,可能会元气大伤,甚至遭受灭顶之灾。

一个品牌如果占据了用户心智,就拥有了一种无形资产,可以促成“心智预售”,让顾客出门前(登录网站前),就想好了购买它的产品。

比如,要买省油的车,我们会想到丰田、本田;要买去屑的洗发水,我们会想到海飞丝;买高性价比手机,我们会想到小米(虽然现在一直涨价)。

飞利浦和欧乐B的电动牙刷,就拥有了类似的品牌心智资产。

而当一个品牌,仅仅是占据了销售渠道,且又过度依赖和捆绑于特定的渠道,就沦为了一个渠道品牌。

渠道品牌几乎等同于一个店铺。店没有了,品牌也没有了。

放眼中国跨境电商卖家,即便是一些已经上市的大卖家,在严格意义上讲,也依然是一个渠道品牌,也顶着“品牌与店铺同生死”的巨大风险。

比如,在香港上市的VeSync(晨北科技母公司),96%的营收来自亚马逊,达3.35亿美元(合21.69亿人民币) 。

其旗下几个品牌Levoit(家居健康小家电)、Etechcity(智能小家电)等,严重依赖亚马逊这一单一渠道,是很典型的渠道品牌。

(Levoit品牌旗下健康小家电产品 )

当然,话说回来,“豆包依然是干粮”。

亿观先生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讲,亚马逊上的渠道品牌,跟飞利浦、Oral-B一样,也拥有自己的心智资产。

当顾客用“品类词(通用大词)+品牌词”搜索时,说明这一品牌,也是一个“心智品牌”了。

比如Levoit的顾客,用“空气净化器+Levoit”去搜索时,它就有了品牌效应了。

只不过,Levoit的品牌效应,严重局限于亚马逊上,它的品牌心智资产也是“嫁接”到亚马逊这个渠道上(如图)。

比如,一个顾客要购买Levoit的空气净化器,其心智路径是“亚马逊—空气净化器—品牌Levoit”。

(百度图片:神游子,卖家的品牌是接穗,亚马逊是砧木)

卖家品牌是“接穗”,而亚马逊是“砧木”(zhēn mù)。接穗需要砧木源源不断地输送营养。

如果“砧木”一旦掐断养分,“接穗”会因营养贫瘠而得“软骨症”,枝条会耷拉下来,最后枯竭而死。

上文所说的电动牙刷品牌,就是因为被亚马逊从砧木上切割开来,造成了事实上的死亡。

许多中国卖家,包括一些年售几十亿的超级卖家,都因过于依赖亚马逊,导致其辛苦栽培的品牌,沦为“亚马逊嫁接品牌”。

很多人会提出疑问,依照这一逻辑,所有品牌只要在某一渠道开店,都会成为这一渠道的嫁接品牌或渠道品牌。

比如,在沃尔玛开店,会成为沃尔玛的嫁接品牌,在eBay开店,则是eBay的嫁接品牌,然后是速卖通嫁接品牌、Lazada嫁接品牌、Shopee嫁接品牌、美客多、敦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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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此逻辑,所有品牌逃无可逃,包括那些知名品牌,都是嫁接品牌。

首先,过于依赖任何一个特定的销售渠道(平台),都有沦为其“渠道品牌”或“嫁接品牌”的危险。

因为,商家的品牌跟特定渠道过度捆绑,且严重依赖这一渠道生存,品牌与渠道就会在顾客心智中产生强关联,导致他们要买你东西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这个渠(平台),然后再找到你,最终使你的品牌沦为“渠道中的品牌”。

只有多渠道、多触点地占据渠道,并打出一套营销组合拳,才能占据顾客心智,最终摆脱这一困境(后文中再谈)。

其次,亚马逊有其特殊性,相比其他销售渠道,它对卖家的品牌资产的“侵蚀”最为厉害,更容易让卖家品牌沦为“嫁接品牌”。

美国畅销书《四巨头》(The Four)的作者Scott Galloway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亚马逊与品牌合作,就像寄生虫与宿主合作一样。

其大意是,亚马逊像寄生虫一样吞噬或者侵蚀卖家的品牌。

亚马逊是如何“侵蚀”卖家品牌资产的呢?

一、亚马逊”超级大卖场“的定位,对卖家品牌构成了“侵蚀”

亚马逊自身的品牌,在欧美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一位旅居海外二十多年的华裔观察人士的说法,颇具代表性。

他表示,不要将亚马逊想象得有多高端,虽然它卖的东西比eBay好一些,但它在欧美消费者眼中,依然是一个廉价商品大卖场,而在众多品牌商眼中,它则是一个过季产品的清货渠道。

亚马逊曾邀请不少品牌商去开店,但经常遭到拒绝。这些品牌商们更愿意将过季的尾款交由亚马逊去处理,但拒绝将当季商品卖给它。

在许多品牌商看来,在亚马逊开店或者销售当季产品,对自己的品牌定位和品牌形象的“减损”。

与该位华裔观察人士观点相呼应的事实是,耐克、路易威登、宜家、劳力士、哈雷、Birkenstock、Allbird等国际大品牌,也曾在亚马逊上短暂开店,但随后宣布退出。虽然目前这些品牌,依然可以在亚马逊上搜到一些,但主要是分销商在卖。

亚马逊的”大卖场”的格局,确实对品牌商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高性价比(廉价)商品”、“清货”、“比价”等标签,已经深入到欧美消费者心智的毛细血管里。

大部分顾客上亚马逊,都是在搜货,比价,下单,是直奔商品本身去的,而商品背后的品牌,他们是不太关心的。

在这种情况下,充电器、鼠标、手机壳、音箱、日用袜子等标品,往往成为亚马逊上卖得最好的爆款产品。

这些商品的背后是白牌卖家,而不是品牌商。

所谓白牌,基本是等同于一个商标,顾客购买它们的商品时,只是用品类词搜索,看到好评多、排名靠前,直接下单了,对于背后的品牌,是不在乎的。

有一个统计数据,多少可以佐证。

Tinuiti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亚马逊上,近七成(69%)的搜索词不包含特定的品牌名称。

这意味着,“品类词+品牌词”或者单独的品牌词搜索流量,仅占三成,其余的则为品类词流量(通用关键词搜索)。

即便这三成的“品牌流量”,也不是全被第三方卖家拿走了,因为亚马逊几百个自有品牌和自营合作品牌(供应商供货+亚马逊销售)也要过来抢份额。

事实上,亚马逊自营类品牌确实拿走了很大一块市场份额。

在服、鞋、珠宝、婴童和家居等热门类目中,拿走的份额接近50%,比如消费电子类,亚马逊自营合作品牌和自有品牌的销售额占了全平台的46%。(2020年亚马逊在回应国会议员反垄断质询时披露的数据)

总结说来,亚马逊品牌词流量不多,且还有亚马逊与其伙伴们过来抢蛋糕。

当然,很多人会反驳,品牌词搜索流量占比较小不是亚马逊独有的问题,其他电商平台也有这个问题。

这一观点基本没有错,但在所有电商平台中,亚马逊是对卖家品牌私域空间压制得最厉害的一个,这让它成为了一个对卖家品牌成长不友好的平台。

二、亚马逊对“品牌私域空间”的严格限制,“压抑”卖家品牌成长

亚马逊上没有私域。

亚马逊几乎杜绝了一切构建“私域流量空间”的可能:

  1. 严格限制卖家与买家联系;
  2. 杜绝“中心化品牌店铺”的私域流量小生态,;
  3. 去中心化,重产品,轻店铺,对品牌卖家与非品牌卖家采取无差别政策,让所有卖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PK产品,而不是PK品牌。

这一切,是由亚马逊的最高经营原则“顾客第一”决定的。

亚马逊这两年也推出了卖家的品牌店铺(Amazon Store),但与速卖通、Shopee、Lazada、京东等电商平台的品牌店铺,有着本质区别。

它本质上是一个广告工具,而不是承接卖家私域流量的“品牌旗舰店”或“小生态闭环”。

亚马逊的品牌店与其他电商平台的品牌店,有着两大区别:

一、品牌词自然流量不归卖家所有

我们在某一个渠道辛苦做一个品牌之后,如果买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品牌词,那么,我们希望这个流量归属我们自己,而不需要额外缴费,因为这属于平台内的“有限私域流量”。

然而,在亚马逊上,卖家的品牌词产生的自然流量,也要被亚马逊“拔一次毛”,“揩一次油”。

比如,作为亚马逊头牌之一的安克创新(Anker),好不容易在亚马逊上积攒了人气,做出了一个“渠道品牌”,但它的品牌词在站内产生的私域流量,也被亚马逊“扣押“了。

当安克的忠实用户在站内搜索其“品牌词”或者“品牌词+品类词”时,安克必须掏钱购买自己的品牌词“anker”,给亚马逊交广告费后,其品牌店铺才能展示在靠前的位置 。

如图,搜索“充电器(品类词)+anker”,安克店铺出现了,但右下角有付费的赞助广告的标志。

顾客每点一次,安克就得交一次广告费。 这一现象,在其他电商平台里,是少见的。

在很多电商平台里,品牌卖家可以“免费收取”这些流量,因为这是自己品牌产生的自然流量。

在京东、天猫、Shopee、速卖通、Lazada,无不如此。比如,在天猫上,安克可以免费收取的自己品牌的自然流量。

即便是“充电器”这个通用关键词,作为品牌方,也有一个显著的、免费的“入口”,可让买家直接进入店铺。

亚马逊对品牌成长的抑制,还表现在对私域流量生态的限制上。

二、亚马逊卖家店铺很难承接“私域流量”,并构建自己的“交易小闭环”

亚马逊卖家的店铺,虽然也有粉丝“follow”功能,也能够沉淀一定的“私域流量”,但缺乏充分激活、利用这些流量的配套机制。

一定程度上讲,这些流量是一种“不活跃的流量”,不能帮助卖家在自己的店铺里构建一个“私域小闭环”,并由此获益。

我们与其他平台对比之后,就会更加清晰了。

比如在Lazada、速卖通、Shopee的生态里,对卖家的整个品牌店铺有完整的一套扶持体系,包括粉丝关注、老客户回购引导、新品推送等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一两年前买过的顾客,也会回来买。

比如,在卖家与联系客户方面,Shopee卖家有很大的空间,既可以通过“广播”方式,吸引已关注你店铺的粉丝或者已经下单的买家,购买你的商品,也可以催促没有下单的顾客继续下单。

甚至,卖家可以看到顾客的联系电话。一个Shopee卖家告诉亿观先生,有时联系不到买家,可以直接打一个电话过去。

(Lazada店铺内,可激活30天内未购用户)

这意味着,许多电商平台允许卖家在构建“站内私域流量池”和“品牌小生态”。京东等电商平台,则直接称其为“流量闭环”。

一个私域流量闭环,不仅有利于促进复购,增加顾客粘性,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卖家的品牌真正地成长起来。

而目前来看,亚马逊在这方面是非常缺失的,因此,在这个角度上讲,亚马逊对卖家品牌的成长,是不太友好的。

亚马逊为何如此忌讳给卖家提供私域流量空间呢?

一方面,是出于亚马逊的流量野心以及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亚马逊杜绝卖家把持太多自然流量,尤其是不愿意看到流量进入卖家品牌店铺之后,在里面打转,由此形成一个成熟的“站中站”交易小闭环。

亚马逊更愿意自己站在绝对的高度,把持流量总闸口,依照自己的意愿和利益,通过严密的算法进行流量再分配。

可以说,亚马逊有意设计和促成一个事实:“买家买完即走,不会粘在卖家的店铺里”。卖家如果需要更多流量,那么就要用产品去打,用价格去拼,用广告去买。

另一方面,严厉压制卖家的私域空间,是由亚马逊“顾客第一”的最高经营原则决定的,且这一方面,是最主要的。

一切为了顾客,一切为了顾客满意。

顾客来亚马逊是干什么的?是买东西,买心满意足的东西。买完了,就走了,其余的跟我一概跟我无关。

如果像其他电商平台一样,给予卖家品牌店铺充分的私域空间,让卖家可以多次触达客户,多次营销。

那么,这可能就是把顾客当成销售对象而已,好像每一个顾客就是一个流量,而每一个流量的背后没有血液、没有温度、没有血肉。

或许,亚马逊足够尊重顾客,认为顾客就是一个鲜活的血肉之人。顾客进来是买东西的,他买完你的东西,你就得放他走,不要再次来打扰他,除非他自己愿意回来。如果你的品牌占据了顾客的心智之后,他以后会用“品牌词”或者“品类词+品牌词”来搜你,但你不能过多打扰他。

正是基于这一对顾客的深度洞察,贝佐斯设计出了一个围绕着“让顾客满意”的增长飞轮,且最终证明了这一飞轮模式是正确的。

(亚马逊增长飞轮)

如上图,这一飞轮的驱动力,是客户(顾客)体验(Customer Experience)。

驱动飞轮运转的第一步是,亚马逊用高质低价的自营产品,尽最大可能地满足顾客的需求,做好顾客体验,然后吸引流量(顾客)进来。

有了流量,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供货商(包括第三方卖家)进来,并让他们进行竞争,然后将价格压得更低,顾客体验又更好了,又有了更多的流量。

接着又来一个循环:高质、低价、丰富的产品——更好的体验——更多的流量——更多的卖家——更多高质、更低价的商品(更激烈的竞争)——更多流量。

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

在冰冷的巨大飞轮面前,人人一样,它的目的只在于让“足够多的高质、低价的商品”进行“充分、饱和的竞争”。

不管是谁,包括耐克、LV、 宜家、劳力士、哈雷、Birkenstock等国际品牌都不好使,所有卖家都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去PK,拼产品,拼价格,拼转化率。

谁让顾客满意,转化率高,好评多,谁就在算法机器人的安排下,拥有更高的排名、更多的流量和订单。这就是亚马逊“重产品、轻店铺”规则的重要出发点。

亚马逊有意构建一个严格的去中心化生态,有意让卖家在“产品层面对决”,而不是店铺(品牌)层面对决。

亚马逊杜绝让卖家的品牌店铺成为一个个小中心,而让自己成为唯一的大中心。

在这一框架下,无论是品牌商还是普通卖家,都是“增长飞轮”中的一枚螺丝钉,都得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为飞轮的持续滚动,贡献自己的能量。

此时,品牌是没有尊严的。

不管你的品牌多老,多大,都不会得到额外的优待和扶持,你得亲自下水,一个产品(listing)一个产品地跟大大小小的卖家PK。

这样一来,造成了一个事实,很多官方品牌商PK不过分销其产品的普通卖家。

因为卖家之间主要拼的产品(价格)和运营能力,而不是拼品牌。普通卖家野蛮生存,打拼出一套更适应亚马逊规则、更懂关键词布局和广告竞价规律的生存模式,以至于压制了许多品牌卖家的生存空间。

耐克官方品牌店就是一个例子。

耐克在亚马逊上开店后,却经常卖不过那些分销自己产品的普通卖家,以至于耐克不得不提供大幅度折扣才能勉力维持。

这样一来,耐克不仅没有占到好处,还得继续与呆在鱼龙混杂的产品链接里,遭受擦边球和仿品卖家的围剿。

在无利可图,反而对品牌造成伤害的情况下,耐克最终决绝地选择了退出,一时间引起了舆论巨大的关注。

面对耐克、LV、 宜家、劳力士等众多品牌的退出,亚马逊也承受了预定的压力,在平台规则也做了一些改变。

比如,最近亚马逊正在测试一个新功能“Manage Your Customer Engagement”,即管理客户参与度,该功能的出现,是为了让品牌卖家直接向买家发送营销邮件,实现二次营销。

这对于一直堵死卖家与买家之间沟通的亚马逊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让步)。

(美国媒体报道)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站内扶持品牌构建私域小闭环的道路上,亚马逊不会走得太远。在长期上看,亚马逊将依然坚持“去中心化、重产品、轻店铺(品牌),让产品之间PK”的主线路。

还是“顾客第一”的原则决定的。

这一原则,决定了亚马逊是一个真正的“to买家而不是to卖家”基因的平台。

因此,无论在打击刷单,封号、退款退货、索赔等方面,亚马逊的天平,永远永远偏向了买家。这与阿里系等“to卖家”基因的平台大不相同。

综合上述,我们知道,中国卖家的品牌严重依赖亚马逊,基本上患有“软骨症”、“营养不良症”。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补钙,补营养”?

中国卖家品牌的“补钙”偏方和设想

首先要明确一点是,在亚马逊上做出品牌不容易,但它依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卖货平台。

正是基于其“去中心化”和“飞轮机制”,品牌卖家没有受到任何优待,必须与所有卖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PK,这给了我们普通卖家提供了许多机会“反超”和“逆袭”的机会。

与此同时,亚马逊在欧美电商市场的占比非常高,尤其是美国市场基本接近一半了(41%或者49.1%,不同数据源)。

因此,亚马逊是我们中国品牌出海一定绕不开的平台。不管封号也好,“吴三柜”式的内卷也好,亚马逊依然是一个需要坚持的阵地。

不过,正如亿观先生在上文所说的,如果过于依赖亚马逊这一渠道,很难打出品牌,即便打出来品牌了,依然是会得“软骨症”或“营养不良症”。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品牌出海,首先是货物出海,以销量来养品牌;其次、要“结硬寨、打呆仗”,逐渐渗透到各个渠道,在每一个重要渠道扎好马步;最后,通过各种社交媒体、营销手段进行“海陆空饱和”攻击,渗透到消费者心智,最终成为真正的“心智品牌”。

一、做好产品,以销量养品牌

要做出品牌,首先要做好产品。在4P(产品、价格、营销、渠道)中,产品是第一位的。

商业作家刘润提到了一个“企业增长模型”,对我们很有帮助。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任何企业,包括我们跨境电商企业,首先要创造价值,即做出好产品,然后通过营销+渠道(亚马逊、eBay、独立站、线下实体店、Facebook)去传递、放大价值,最后才能赚钱。

如下图,创造价值的过程是最难的,就像滚着一个大石头上陡峭的高峰,而传递价值阶段,则是将大石头从山顶推下长坡和山谷,阻力会小得很多。

(图源:润米咨询)

作为跨境电商卖家,我们分析数据、对比产品功能和用户评论,为的是开发好一款好产品。

这一过程,就是滚着巨石上山,很难,很累,但我们在产品上下的功夫越深,我们的石头可以滚到更高的位置,由此积蓄更大的势能,然而顺势一推,沿着亚马逊、eBay、独立站的长坡里往下滚,可以滚得更远、更有力,收获回报也就越大。

这一点,亚马逊的头牌安克(Anker)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安克在产品方面,是用了狠功夫,也下了大血本。

2020年,安克的研发人员1000多名,占了总员工数的近一半。一年的总研发投入,一下子就烧了5.67 亿元。

正因为在创造价值方面,安克敢于花费大力气,把自己的石头滚到更高的山峰里,因此,他瞄准亚马逊这个渠道长坡之后,爆款迭出,势如破竹,用手轻轻一推,石头滚得又快又远。(安克2020年财报)

我们在产品研发方面,虽然无法跟安克相比,但其对于产品的战略性重视,足以给我们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不过,安克也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过于依赖亚马逊,跟特定渠道捆绑太紧,有着沦为我们上文所说的“渠道品牌”的危险。

为此安克也意识到了危机或者说“局限”,努力突破。

它的做法,就是我们说的下一步,“结硬寨、打呆仗”。

二、“结硬寨、打呆仗”,在关键的销售渠道扎好马步

“结硬寨、打呆仗”,是历史牛人曾国藩提出来的。

曾国藩半路出家,文人领军,面对气势汹汹的太平军,采取的战略就是下“笨功夫”,那就是“结硬寨,打呆仗”。

所谓结硬寨,就不贪快,扎好大本营;打呆仗,就是不冒大险,步步为营,逐个击破。

曾国藩每到一个地方,不论和谁打仗,要先“结硬寨”,奠定大本营的根基,勘察地形,选好扎营地,然后就部署大量兵马挖壕沟、扎花篱。无论敌人如何来骚扰阻止,也不与其正面决战,打一溜火枪逼退他们,然后又埋头挖战壕,扎花篱。

结好硬寨后,以守为攻,把敌方围困至弹尽粮绝之际,再一击而溃,就是所谓的“打呆仗”。

就这样,曾国藩带着乡里拉起来的湘军,击败了骁勇善战的太平天国军队。

同样,我们要做出跨境电商的品牌,依然是要多结硬寨,多打呆仗。

这里面有好几种含义:

一、选定一个渠道后,结好硬寨:即不要大开大合地激进铺货,搞排名,增评论,而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巩固根基,坚持下来打呆仗,不要贪功冒进。

有统计数据表明,超过一半的销售额都来坚持多年的老卖家、老店铺。这就是巩固根基,结好硬寨的结果。

二、不要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多做几个渠道,多结几个硬寨:封号潮让我们非常痛地领悟到依赖一个渠道的危险,同时对自身品牌又造成了侵蚀。

确实,许多卖家因为专注亚马逊而收到奇效,也赚了钱。这些卖家认为,这是“战略聚焦,求精而不贪多”,然而在实际上,去可能给自己和行业埋下了大雷。

自己的危险在于,与亚马逊一有龃龉,或被其连根拔起,品牌和店铺都归零了。

行业的危险在于,给亚马逊提供了太多资源,在客观上促成了全球跨境电商领域的马太效应,让亚马逊强者愈强,eBay、Wish、速卖通等平台弱者愈弱。

因为,中国卖家背靠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供应链,其选择和行为,对全球电商格局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中国的跨境电商交易量,已占全球总数量的45%(麦肯锡咨询《中国消费者报告2021》)。

可以说,亚马逊的电商业务在短短几年中几何级膨胀,贝佐斯登顶首富宝座,中国卖家功不可没。

亚马逊此次大封号,确有出于激浊扬清,割除腐肉、净化生态的动机,但不免用力太猛,过于决绝和无情。

因此,一定程度上讲,亚马逊的傲娇,是许多中国卖家惯出来的。

那么,中国卖家该如何办呢?

摆脱“渠道品牌”的宿命,在品牌独立站、eBay、速卖通、Wish、Allegro、美客多、Shopee等渠道上结更多的硬寨,散播更多的火种,让星星之火燎原。

即便没有燎原,也至少保持了品牌的火种,在我们惹恼某个渠道的时候,不至于被人从根子上切除。

同时,多渠道布局,既是为了保存火种,也是做品牌的必经之路。

如果我们不想沦为上文中所说的“渠道品牌”或“嫁接品牌”,必须全渠道、至少多渠道布局。

只有这样,才能在上文所说的企业价值的“斜坡”里,传递产品和品牌的价值,拥有更多的“触点”,并以抵达消费者的心智,最终才有机会做成心智品牌。

作为亚马逊“头牌”的安克(Anker),也正在这么做。

在这次封号潮中,安克虽然安然无恙,但它不断加快多渠道布局,有意摆脱对亚马逊的依赖。

一是为了安全,二是为了做一个真正的全渠道心智品牌。

安克对亚马逊实在太依赖了,已经到了箭在弦上的紧迫态势。

安克2020年收入93.53亿,今年上半年也达到了53.7亿元,其中很大的比重是亚马逊渠道贡献的。

2019年,安克在亚马逊上收入占总营收70.25%,到了2020年,下降了了64.85%。

安克线上B2C方面,亚马逊更是占了绝对比重,2019年占比96.29%,2020年上半年为95.3%。

正基于此,安克是焦虑的,急于摆脱“亚马逊渠道品牌”的局面,因此在独立站、线下实体店、国内电商等渠道四面出击。

●独立站

安克独立站很早就布局了,但在其营收中占比目前非常小。

不过,即便如此,独立站对于安克品牌形象的树立和心智价值的传播,是非常有用的。

●布局线下渠道

布局线下渠道,既是安克的防御,也是安克的扩张。

近年来,安克通过B2B的模式,进入了沃尔玛、百思买、塔吉特等大型商超。2021年上半年,更是一举打开加拿大的大型商超市场。

2019年至2021年三年的上半年报当中,安克线下渠道收入占比从28.98%增长到31.94%。到目前为止,线下渠道的收入上升到了34.48% 。

与此同时,安克成功打入日本连锁便利店市场,与7-11达成合作,产品覆盖上万家。

●“反攻”国内市场

在天猫旗、京东开店,并聘请品牌代言人等。

甚至在今年3月15日,安克在国内开了首家实体专卖店。这是安克在国内迈出的重要一步。

截至2020年底,安克营业额中来自境外销售的比例高达98.48%,但是到了2021年上半年,该比例下降到了96.71%,显然国内销售额的比重在增加,天猫店、京东店都有所贡献。

在2020年,安克在国内入账1.42亿元,2021年第一季度创收0.83亿。

●营销方面,多渠道布局,请代言人

安克在Facebook、YouTube、推特等社交媒体渠道,通过红人开箱测评、内容营销、联盟营销等手段,不断丰富自己的品牌形象,触达消费者的心智,让其形成品牌认知。

总结说来,安克的做法,我们普通卖家可能无法直接复制,但其做品牌的战略路径,值得我们参照的。

安克走出了上文所说的一个企业价值模型的正常路径:结硬寨,打呆仗,打造好产品,将产品的巨石推向力所能及的最高峰,然后顺着亚马逊、独立站、实体店、京东、天猫、Facebook、YouTube等渠道的斜坡,将巨头滚得越来越远,实现最大化的价值。

我们很多卖家不习惯做品牌,他们习惯了为效果(销量)付费,一旦跟销量无关的成本支出,都会感到心痛。

实际上,做出品牌,不管大小,都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降低交易成本,使你摆脱不断地为单次流量付费的困局。

单次流量付费,现在让你赚到了钱,但依照现在每年新增100多万卖家的趋势,流量成本只会越来越贵。不做品牌,只为单次流量付费,就像喝海水,会越喝越渴。

By 吴以辉

爱因斯坦为什么后悔造原子弹

当爱因斯坦第一时间得知自己主导研制的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喃喃自语道:“我有罪!”我们很容易理解老迈的爱因斯坦当时的心情,毕竟是他提议并主导研发的原子弹。但是对待敌人是来不得半点仁慈的。就如同一个子弹,用在好人手里它就是正义的,用在坏人手里它就是邪恶的。

不过,当年机组成员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执行的任务是错误的,并且终身不认为自己做错了。2005年,当年机组乘员范·柯克(照片中左边)与另外两位尚存的机组成员一起发表声明,称如果有机会再来一次,一样会执行投弹任务。

而当年执行投弹任务的查尔斯·斯韦尼,这位和当年爱因斯坦一样白发苍苍的老人1995年在美国会做了一个长达5000字的演讲。演讲中少将多次提到了日军所到之处虐杀平民、战俘等种种战争暴行。这位退役的少将尖锐的指出,日本天皇和军方抱着侥幸心理,拒绝投降,要日本老百姓(603883)陪他们一起“玉碎”。直到三天后第二枚原子弹落下,日本天皇才宣布投降。查尔斯一针见血的指出,对日本民众生命漠不关心的正是他们的天皇与军方。

而科学家的情怀总是容易被道德绑架,一厢情愿的以为如果没有自己研发的新式武器战争可能就不会这么残酷。然而正如退役少校斯韦尼所言,如果是日本掌握了原子弹,则很难想象各国人民将面对怎样的浩劫。

爱因斯坦写给5000年后人类的信

1938年纽约世博会,日本西屋电器公司参照世博会“未来世界”的主题,发起了一个关于“时间舱”的活动。活动内容是将送给5000年后人类的礼物放在一个合金舱里埋藏在地下,并规定只有5000年后才能打开。“时间舱”制作目的是让未来的人类了解我们现在的文明并从中得到启示。

这些礼物包括生活用品,玩具,金属器物,种子、万宝路香烟等等。爱因斯坦应邀也参加了这次活动,他送给5000年后人类的礼物是一封信,这封信被我们称之为《致后人书》。

爱伊斯坦作为一位划时代的物理学家,在他所写的《致后人书》中先是回顾了人类所取得的各种科技成果。他告诉未来的人类,我们发明了电和发动机,我们能远渡重洋也能穿梭于天空,我们还掌握了无线电通信等等众多科学技术。

但是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告诉未来的人类,我们现在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没有组织好,人们不得不为了生活而劳累;许多国家之间,总是时不时地发生战争和杀伐,这让人充满恐惧和绝望。

同时,爱因斯坦还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与真正对社会产生贡献的人相比,普通人的智商水平和道德水准都要低得多。爱因斯坦所指的是很多科学发明本意不是用于军事目的,最后却被转化成人类相互攻击的武器。在爱因斯坦看来,人类的科技越发达,地球的人文环境就越差。

所以,爱因斯坦只是通过这封《致后人书》给5000年后的人类一个忠告。

1945年8月6日,当爱因斯坦在纽约萨朗那克湖边从《纽约时报》的一位青年记者那里知道了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的消息时,感到极度震惊。作为推动美国开始原子弹研究的第一人,爱因斯坦不无遗憾地说:“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后悔,后悔当初不该给罗斯福总统写那封信。……我当时是想把原子弹这一罪恶的杀人工具从疯子希特勒手里抢过来。想不到现在又将它送到另一个疯子手里。……我们为什么要将几万无辜的男女老幼,作为这个新炸弹的活靶子呢?”马栩泉:《核能开发与应用》,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69页。是年11月,爱因斯坦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指出:“我认为原子能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是一种福音,因此我必须说,它当前是一种威胁。”杨建邺:《科学的双人器:诺贝尔奖和蘑菇云》,商务印书馆,2008年1月第1版,第269页。12月10日,爱因斯坦在纽约诺贝尔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如此说道:“作为科学家,我们必须不断警告人们这些武器的危险性,我们要努力使世界人民,特别是他们的政府意识到,除非他们改变相互间的态度,并认识到自己在形成一个安全的未来中所担负的责任;否则这些武器必然造成无法形容的灾难。”同上书,第269页。1948年7月,爱因斯坦在写给“国际知识界和平大会”的信中说道:“作为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和学者,身负着历史重任,我们今天走到了一起,……我们从痛苦的经验中懂得,光靠理性还不足以解决我们社会生活的问题。深入的研究和专心致志的科学工作常常给人类带来悲剧性的后果”,“科学家的悲剧性命运使我们帮忙制造出来了更可怕、威力更大的毁灭性武器,因此,防止这些武器被用于野蛮的目的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上书,第269—270页。其后,爱因斯坦在其发表的《命运攸关的决定》中还继续呼吁:“现在该是号召每一个人(不论性别)对可能发生现代文明历史上最大的灾难进行思考的时候了。……原子战争除了给战争双方带来前所未有的伤亡和毁灭以外,什么也解决不了,用战争解决争端已不再可能。”同上书,第270页。直到爱因斯坦去世之前,爱因斯坦都利用一切机会呼吁美国不要把科学的发现变成杀人武器,并号召全世界科学家团结起来反对核战争。

    素有“原子弹之父”之称的奥本海默也是最早对原子弹这一科学成就表示怀疑的人之一。1945年10月16日,奥本海默在接受美国陆军授予洛斯-阿拉莫斯感谢状答词时说:“如果原子弹被一个好战的世界用于扩充它的军备,或被准备发动战争的国家用于武装自己,则届时人类将要诅咒洛斯-阿拉莫斯的名字和广岛事件”,他借机呼吁“全世界人民必须团结,否则人类就将毁灭自己。”马栩泉:《核能开发与应用》,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69页。

    因发现第93号元素钚而对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立下汗马功劳的英国科学家哈恩,在得知日本遭受原子弹打击的消息后,感到十分沮丧,他觉得正因为他的发现,原子弹才得以发现出来,因此他觉得他应该对这十几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他在多次场合表示,当他看到自己的科学发现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时,他深深惊恐。如今,这一切可能性和担心都变成了现实,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良心的责备。

    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几个月,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就已经预见到原子弹巨大的破坏力将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危险。美国第一颗氢弹的试验成功更加促使罗素决定采取措施,说服全世界的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与其一起发表一个声明,就核战争的危险向各国政府和公众发出警告。为此罗素于1955年写信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立即热情回信请罗素起草宣言,并把自己的签名寄给罗素。1955年7月9日,《关于核武器的声明》,即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在伦敦正式发表,共有11位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主体的著名科学家在此宣言上签字。在宣言上签字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除了罗素和爱因斯坦外,还有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德国量子力学创始人马克思·玻恩、日本介子理论基本原理开拓者汤川秀树等。《宣言》及其附件如此写道:“在未来任何世界大战中肯定要动用核武器,这样的核武器肯定要威胁人类的持续生存,鉴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强烈要求世界上的政府认识到,并公开承认,不能通过世界大战实现自己的目的。因而,我们强烈呼吁寻求和平手段,解决他们之间的种种争端。”同上书,第171—172页。1957年7月,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号召下,来自10个国家、属于东西方不同阵营的22名科学家,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小渔村——帕格沃什首次举行会议,讨论如何评估核武器大规模试验的后果,如何控制核武器和达成全面裁军协议,以及研究科学家如何承担社会责任。这次会议被与会科学家们命名为“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并成为延续至今的著名的“帕格沃什运动”的开端。

    1958年1月13日,世界上43个国家的9000名科学家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要求立即签订一项停止核试验的国际协议。王仲春:《核武器核国家核战略》,时事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第433页。

    1988年春天,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获得以色列沃尔夫基金会授予的沃尔夫物理学奖。霍金利用在耶路撒冷的颁奖典礼也表达了对现代科技发展的隐忧。他在演讲中说,“科学的发展已经证实了,我们是广阔的宇宙中很小的一部分,这小小的一部分要用理性的法则来治理,希望我们还能用法则来治理我们的事务。然而科学的发展也使我们受到了威胁——它会毁掉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尽量地能够促进和平,确保下个世纪以及更远的将来我们人类还能继续存在。”【美】克里斯廷·拉森:《霍金传》,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106页。显然,霍金的这段言论是针对核武器的发展,因为到现在为止,只有核武器才是霍金所讲的能够导致人类毁灭的“科学”。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不管这些科学家和哲学家、思想家们如何义愤填膺地表达了他们对于核武器的担忧,但这些建议与顾虑大多停留在“空气振动”阶段,并没有产生什么巨大的实际效果。其原因特别简单:首先,这些科学家大多是当年核武器开发的积极推动者,现在却又振振有词地反对核武器,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形确实很难让人信服。其次,并非所有的科学家都坚持同样的观点,相反则有很多科学家坚持认为应该制造出更多的核武器以用于战争。例如,同样是美国第一个原子弹的参与者,维克多·韦斯科夫则依旧认为他们制造原子弹是正确的。他反复提出,当时的情形与现在大不相同,希特勒正在研制原子弹。德国战败后,日本人疯狂地抵抗,给美国造成巨大的伤亡,他觉得当时至少要制造10个以上的原子弹才能使日本屈服。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核击日本》,王宏林编译,京华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226页。

    当然,让这些科学家的“良知”最终处于“空转”的根本原因,还是他们仅仅是供国家政府部门使唤的“文人”,最多算得上“御用科学家”而已,纵使才高八斗,经天纬地,也不过是一介书生罢了。

    再说了,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科学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国家主导下的“大科学时代”了,没有国家的支持,任何人想作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是极端困难的。研究科学史的人们或许知道,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那段时间,科学家基本上是自由自在的,可以说是“单干式的”。德国的科学家伦琴一个人在实验室里专注地观察由阴极射线引起的奇怪现象,就连他的助手和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子承父业,在偶然中发现了铀射线。波兰科学家居里夫人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在“棚屋”里又干粗活又作精密的仪器观察,这才发现了放射性的元素钚和镭。这个阶段的科学家是自由的,也是快乐的。当居里夫妇在夜间看见他们经过千辛万苦才提炼出的镭发出美丽的幽光时,他们幸福地拥抱在一起。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每当有重大发现,总要放开喉咙高唱:“前进,基督的信徒们!”而且不无骄傲地说:“这是我掀起了波浪!”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核击日本》,王宏林编译,京华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5—6页。但与之同时,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也经常让这些科学家们遭遇困境,使之无法将心爱的科学研究予以推进。不过在这段时间之后,情况不一样了,经常因经费问题而陷入绝境中的科学家日益被纳入国家的体系中来,由国家提供巨大的财政支持为科学家们开展科学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支持,但从此以后,这些科学家们也失去了应有的自由。也正是因为上述这些原因,决定了科学家们只能根据国家的意志来决定自己的活动,而不是相反。科学家的意见或观点永远只能说对政府的决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无法左右政府的决策。关键是当科学家们的自由被政府“收购”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权利来支配自己所创造的成果了。

    “在人生的途中,我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我怎么会走进那个森林之中,我自己也不清楚。”【意大利】但丁·阿利基埃里:《神曲·地狱》,第1篇。这是意大利诗人但丁·阿利基埃里的困惑,世界上有哪个科学家不具有与但丁同样的困惑呢!

By 人间游记

为什么要砸烂公检法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过很多重大政治事件,影响深远。“彻底砸烂公、检、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影响也很深远。本文就这一事件和毛泽东有什么关系,进行探讨。

  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

  从1949年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开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毛泽东对公、检、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是十分重视的,始终把它置于自己的绝对领导之下,别人不得干涉。由于文革前17年,公安机关在公、检、法三机关中一直处于老大的地位,检察院、法院实际成了陪衬,在“大跃进”年代,检察院、法院甚至一度被取消,只保留名称,其领导人带上公章到公安机关联合办公,以政法部的名义代替了公、检、法;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被军事管制,而检察院、法院被撤销了。所以我说毛泽东十分重视公、检、法,主要说的是十分重视公安机关,文革中提出的“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实际上就是“彻底砸烂公安机关”。

  让我们来考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泽东要(支持)砸烂公、检、法,主要是砸烂公安机关的历史事实:

  1966年11月12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地来京的造反派时说:“公安机关十七年来干尽了坏事,要打倒、要砸烂。”参加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领导。公、检、法,尤其是公安机关,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她敢这么说吗?

  1967年武汉发生“七二○”事件,毛泽东受到围困,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脱离险境,安全到达上海。7月23日,谢富治、王力随周恩来飞回北京,受到英雄般的接待。江青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和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合影,电视台当晚播出。接着,谢富治在公安部大礼堂向迎接他的公安部干部讲述处理武汉事件经过。会议结束后,他对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副部级政治部主任施义之说:“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你们要把这句话捅出去。我当面听主席讲砸烂公、检、法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李震、施义之当晚通过公安部造反派报纸《红旗》将这一消息刊登,并迅速传遍全国,立即在全国掀起砸烂公、检、法,主要是公安机关的高潮。谢富治是一个有谋略、有头脑、非常谨慎、圆滑的政治人物,他知道领袖的厉害,如果毛泽东没有说过这样类似的话,他是没有胆量敢假传“圣旨”的。

  1968年3月18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浙江赴京汇报的代表时,江青诬陷说:“浙江省公安厅干部在叶群代表林副主席向毛主席汇报时,在屏风后头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指的是1965年秋,叶群受林彪指派到杭州告罗瑞卿的状,导致罗瑞卿被打倒)”;“叶群走一步路,都有人盯梢,进行监视”;“公安机关用特务手段检查主席和我的信件,这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比国民党还坏,是法西斯”;“要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江青敢这样公开讲吗?!

  毛泽东要(支持)砸烂公、检、法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是:1968年7月28日,他在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当有人汇报谈到北京市公安局揪出很多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分子900多人时,毛泽东说:“提出砸烂公、检、法,我说好!”据韩爱晶记录,毛泽东还说:“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公开)提出来的,北京市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剩百把十几人,其余进学习班”。当时在场的有周恩来、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中央文革成员。

  1966年、1967年,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从军队选调兵团级干部1人,军级干部3人,师级干部10人,团级干部20人,以后还调进大批军队干部,进驻公安部,实际掌控了公安部的权力,公安部绝大多数干部被遣送黑龙江农场审查、改造。1967年12月9日,毛泽东亲自批发中共中央(67)379号文件,要求“凡全国公安机关未军管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文件下发后,大批军人浩浩荡荡开进公安机关,95%以上的公安干警被集中下放农村改造。一直被称为党的刀把子的公安机关,像解放初期国民党的警察机构一样,被解放军接管。如果毛泽东还信任公安机关,能这样干吗?

  为了寻找砸烂公安机关的理由,扩大宣传影响,对公安机关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1968年8月9日,谢富治授权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刘传新,炮制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诬陷北京市公安局“长期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死心塌地为美、蒋效忠”;“市公安局的特务间谍活动是在刘、邓黑司令部的支持鼓舞下,在大特务彭真、罗瑞卿、刘仁的指挥下,遵照美、蒋旨意进行的”。这么一个荒唐可笑的报告送到中央,毛泽东看了,亲自批示:“请各地军管部门注意此类情况。”根据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于10月7日以“中发(68)142号文件”转发全国。对这样一个充满谎言的报告,以毛泽东的睿智,他真的相信吗?可是他确实作了批示,而且要全国公安机关军管会,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那样来调查类似问题,这就说明他老人家这时对公安机关确实不再信任了。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毛泽东是坚决要(支持)砸烂公安机关的。

  在砸烂公安机关的两年多时间里,全国有3.4万公安干警受到打击迫害,其中被打死1200多人,伤残3600多人,被捕判刑1300多人。公安部5位副部长被捕,政治部主任隔离审查;罗瑞卿、谢富治的老搭档、二把手副部长徐子荣被捕后被迫害致死;未被逮捕的副部长刘复之、于桑在军人部长李震1973年10月20日自杀后,涉嫌被监禁。公安部正副司、局长49人中,有43人先后被打成叛徒、特务、历史或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北京市公安局有1693名公安干警受到打击迫害,其中有225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包括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被打成特务、叛徒、三反分子,47人被捕入狱。上海市公安局被砸烂后,有2980名干警受到残酷迫害,有78人被迫害致死,96人致残。浙江省公安厅666名干警,被审查、批斗298人,隔离审查88人,受处分74人。前任厅长王芳、现任副厅长吕剑光等6名干部被怀疑在毛主席住处安装窃听器,押解北京囚禁审查。全国203位公安厅、局长,所有的人都被审查、打倒过,有45人坐过牢,自杀、死在监狱里17人。

  毛泽东为什么要(支持)砸烂公、检、法,特别是他亲自领导、关怀有加的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是毛泽东亲自培育、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中国大地上曾经一度出现过没有吸毒、没有赌博、没有卖淫嫖娼,刑事犯罪案件很少,甚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受到国内外一致赞扬。但是,随着“左”倾路线逐步抬头,毛泽东在国内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必然要遭到抵制和反抗,社会治安出现动荡。毛泽东运用公安机关对这些抵制和反抗不断进行镇反(见《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一文,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保证了这些运动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因此,公安机关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但是对毛泽东而言,公安机关是绝对忠实于他的,他没有理由不信任。

  文革前的全国公安会议上,毛泽东多次与各省、市公安厅局长合影留念,以致不少其他部门领导人羡慕当公安机关领导。文革前,无论是罗瑞卿,还是谢富治当公安部长期间,毛泽东对公安工作有过批评,曾经批评过“不像样子的公安局长”,但那是关心、爱护,从来没有说过、表示过要“砸烂”。文革一到,为什么突然要砸烂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javascript:'<html><body style=background:transparent;></body></html>’

  一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文化大革命主要目的是要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打倒刘少奇,首先拿他的得力干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刀。而彭真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直接分管领导政法工作;罗瑞卿更是直接管了十年公、检、法,当了十年公安部长,影响很大。彭真、罗瑞卿被打倒了,他们直接领导的公、检、法,尤其是公安机关,就好比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难逃厄运。就像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被打倒了,中宣部也就成了“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是一个道理。彭真被打倒了,他主管的北京市委也变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被彻底改组。罗瑞卿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底,就被打倒,并不是他犯了什么大错误,仅仅是因为和林彪有矛盾,而毛泽东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林彪领导的军队全力支持,不得不牺牲他,而他当公安部长达10年之久,如果不否定公安机关,也是说不过去的。

二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各地的造反派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打的旗号都是要打倒本地区、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要从他们手中夺权。但是,公安机关广大干警长期受到的教育是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对党不能有任何怀疑,各级党委就是代表党的,所以公安机关组织起来的造反派基本上是保守的,被称为保皇派,“奉命造反”,就是名曰造反,实际暗中保护“走资派”过关,等时局变了,在党委领导下抓右派,像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一样。公安机关是专政工具,公安干警有组织性、有战斗力,还有武器,社会上不少造反派慑于它的威力,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各级公安机关成了造反派造反的最大障碍,不清除这个障碍,文化大革命就进行不下去,因此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后,公安机关首当其冲成了社会上造反派一致攻击的目标。但是,没有中央、没有毛泽东的允许,谁也不敢贸然夺它的权。文革初期,北京政法学院造反派要夺北京市公安局的权,但是谈何容易,他们请示谢富治;可谢富治也不敢擅自做主,只好请示周恩来同意,允许先夺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公安分局的权,作为试点,但是不久就被勒令造反派退出,由军队接管。1967年到1968年,正是毛泽东号召造反派全面夺权的高潮,公安机关却成了最大障碍,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在公安机关秘密安排下转移,躲避造反派的批斗。青海省省长王昭,被造反派非法关押,公安厅干部将他秘密接走,送到洛阳治病,连中央想找他也找不到,后来还是公安部造反派奉中央领导命令,把他找到,交给中央。毛泽东为了文化大革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顺利进行,就必须毫不犹豫地要(支持)砸烂公、检、法,主要是公安机关,以便清除阻碍文化大革命的障碍。但是他也担心会造成乱子,所以“砸烂”后,实行军管,没有让造反派掌管。要砸烂、要军管,就必须制造砸烂的理由,中央1968(142)号文件就应运而生了。其实毛泽东心里清楚,如果公安机关真的像文件上所说的彭真、罗瑞卿、刘仁(北京市委常务副书记、二把手)是大叛徒、大特务,勾结美、蒋,进行特务间谍活动,他能安全活到文化大革命吗?所以在1970年11月召开的第15次全国公安会议时,与会代表对彻底砸烂公安机关有意见,要求公安部领导解释,于是部长李震(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司令是陈锡联)以公安部领导小组的名义,直接写信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道:“砸烂公、检、法口号不科学,应该提公、检、法彻底闹革命。”这个批示没有说彻底砸烂公、检、法是错的,仅仅是说口号不科学。不科学就在于“砸烂”这个词难以理解。改为“公、检、法彻底闹革命”,就能理解了。就是说,公、检、法是有严重问题的,要革命,而且要“彻底”革命。“彻底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仍然是不信任公安机关。这从毛泽东亲自批准下发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上可以看出。“纪要”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公安工作进行了严厉批判,说刘少奇、彭真、罗瑞卿在公安战线上“顽固地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彻底清除刘(少奇)、彭(真)、罗(瑞卿)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公安路线”,“要彻底改造公安机关”。

  把“彻底砸烂”变成“彻底改造”,意思是一样的,这样就合乎“科学”了。

  三是毛泽东过去信任公安机关,文革爆发后不信任,并不奇怪。这时的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疑神疑鬼,认为有人要发动政变,搞资产阶级复辟。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这个通知中亲笔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林彪在5月18日的会议上,从历史的角度,大谈特谈政变经,杯弓蛇影,似乎中国有人正在企图搞政变、搞复辟,以呼应毛泽东的话。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为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要搞政变,一是发动军事政变,达到政权更迭的目的,而这时军队掌握在毛泽东最信赖的接班人林彪手里,他大可放心;二是利用秘密警察,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领导人抓起来,实现政权更迭的目的。这样做,只有长期掌握警察大权的人有这个条件。彭真、罗瑞卿在公、检、法系统影响深远,文革一开始,他们就被打倒,其追随者会不会这样干呢?毛泽东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有不安全感,并不奇怪。十月革命后,苏联秘密警察头子,除创建者捷尔仁斯基过早病死外,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都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毛泽东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内部的政治斗争,十分清楚。文革初期,江青那样咬牙切齿痛恨公安机关,不能仅仅归结为她的个人恩怨,难道没有领袖的担忧?!

  四是解放后公安机关接收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敌伪档案,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就成了一些人的心病,生怕有人从这些档案中发现不利于自己的材料。红卫兵抓叛徒、清理阶级队伍、专案审查,都离不开敌伪档案。所以公安机关受到“格外重视”,都想把公安机关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利用敌伪档案,抹黑对手,洗刷自己历史污点。这就必须通过夺权手段来实现。要夺权,就要先造舆论,抹黑公安机关,然后“砸烂”,乱中取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68年春,上海造反派发现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丑事,并编成小册子散发。江青看到后哭哭啼啼地对周总理说:“这么搞怎么得了,看来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这时上海市公安局已军管,她说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实指上海市公安局原来的干警)”。然后由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中央文革碰头会参加人,集体授权吴法宪到上海去收缴有关江青的传单、材料。吴法宪在张春桥的具体操办下,收缴了大量传单、小册子,并逮捕了搜集、编印的人,连同原公安局长黄赤波等人,一起乘专机飞回北京。材料封好,全部交给江青自己处理,人被非法关押起来。公安机关被军事接管后,组织大量军人清理敌伪档案,寻找所谓叛徒、特务,为中央专案服务。对刘少奇的定性是“叛徒、内奸、工贼”,材料就是从这些档案中找来,断章取义形成的。公安机关敌伪档案帮了毛泽东大忙,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混进各级领导层呢!这样才能证明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五是窃听器风波又起,公安机关成了重点怀疑对象,不砸烂不罢休。用窃听器搞窃听,是侦查工作的一项手段,国内外间谍、情报机关都利用这一重要手段。我们国家对利用这一手段有着严格规定:只准用于对敌斗争,严禁用于党内,而且有着严格的批准手续。江青污蔑公安机关对她和毛泽东使用窃听手段,是天方夜谭,荒唐可笑。

  被渲染成窃听风波的录音风波,是从中央办公厅刮出来的,跟公安机关无关。1958年11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出于对领袖毛泽东的崇敬,感到有必要运用现代化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多次向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他的想法。最终毛泽东也认可这一做法,并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对这个规定,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主要领导看了,都签字表示同意。但是,毛泽东有些讲话不愿意录音。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中苏关系问题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胡乔木插话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说:“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主席外出录音”。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1年1月至4月,毛泽东外出视察,在武汉停留期间发现在他的专列上安装的录音设备,没有拆除,录下了他和服务员的谈话。毛泽东大为愤怒,指示汪东兴报告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严肃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给予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连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几个秘书也被牵连进去,受到处分。1961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做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的五项规定。到此,录音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

  五、六年过去了,再也没有人敢搞录音了。可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早已解决了的录音问题,被重新提起,把这样一项正常的、曾经被毛泽东批准的秘书工作的一个环节、一项业务工作,变成了公安和情报机关搞窃听,搞侦查,从而为打倒某些人寻找口实。杨尚昆首当其冲,他被打倒,一条重要“罪行”就是对毛泽东搞窃听。尽管给中央领导录音是中央办公厅所为,跟公安机关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把录音提升到搞窃听,性质完全变了,那就只有公安和情报机关才有资格、才有本事做这件事。文革前,国内反间谍侦查工作是公安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对特务、间谍搞窃听,属于侦查工作的一项手段,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说公安机关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这项手段,那就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是毛泽东住过、去过时间最长的地方,比如杭州,毛泽东到那里去过40多次,住的时间很长,仅次于北京,仅1966年毛泽东就8次去杭州。因此这些地方的公安机关是重点怀疑对象。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66年二、三月间,根据中央最高领导旨意,中央有关部门派出若干检查组到这些地方毛泽东经常住的宾馆、别墅,检查有无安装窃听器情况。副部长徐子荣被派往上海、杭州检查。其时他已经被怀疑是窃听中央领导的主事人之一,派他去检查是在考验他。他在上海、杭州检查,没有发现在毛泽东常住的宾馆、别墅(如西湖边上的汪庄、刘庄别墅)根本没有安装过窃听器,参与检查的还有中央办公厅的人员。他从上海、杭州回北京后,谢富治不听他汇报,把他排除在公安部领导之外,不给他分配工作,不和他见面,文革一开始,就将他打倒。

  尽管在“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几年时间里,没有发现一个地方公安机关搞过这种违反党纪国法的事,但是被怀疑而抓进去的几十名公安机关领导迟迟不放、不审、不判,从精神上、肉体上进行折磨,有的人就死在监狱里,如徐子荣。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因窃听罪1968年2月被秘密逮捕关押北京监狱,直到1975年释放,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精神、肉体都遭到极大摧残,十根肋骨折断,一身是病,1978年过早死亡,被上海市政府批准为烈士。他在公安局长任内,每次毛泽东、江青到上海,鞍前马后,为领袖夫妇的安全操碎了心,到头来被污蔑对毛泽东、江青搞窃听,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javascript:'<html><body style=background:transparent;></body></html>’

  可悲的是,黄赤波在主政上海市公安局期间,同样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枉了很多人,但是,直到他去世,也没有觉悟,没有丝毫悔意。1978年8月22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追忆罗部长对上海公安工作的关怀”一文中说:1953年4月,罗瑞卿部长到南京,把他找去,要调他到上海市公安局工作,“谆谆叮嘱我把扬帆包庇下来的、甚至混入公安机关内部的一批反革命特务分子进行严肃处理,消除了一大隐患”。是啊!当年他不负罗瑞卿的重托,在上海市公安局掀起了一场风暴,给闻名于世的“潘汉年、扬帆事件”大冤案火上浇油,大批干部受株连,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有的死在监狱里。他曾经在上海市公安局干部大会上说:“扬帆是一只坏母鸡,生了一窝子坏蛋”,“打开来蛋黄都是黑的”;“我就是要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这就是阶级斗争”,“扬帆是一只大辣椒,还有小辣椒,辣椒面呢!”在他的这种思想指导下,株连无辜就成为必然,上海市公安局有600多名干警蒙冤入狱,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主政上海市公安局十年之久,没有主动纠正和向上级反映纠正这一大冤案。一直到1978年,“四人帮”已经被粉碎近两年,他还认为自己是对的,真是悲哀!同样,他的顶头上司公安部长罗瑞卿,1955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带领人员到北京饭店逮捕潘汉年后,并与副部长徐子荣一起亲自审讯,积极指导专案人员几十次审讯潘汉年、扬帆,审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尽管长时间找不到证据,不能定罪,他们没有主动纠正,也没有向中央反映,请求纠正,就这样把那些蒙冤的人长期关在监狱里耗着,把人耗死、耗疯、耗残废、耗得家破人亡为止。罗瑞卿、徐子荣、黄赤波等人奉命以莫须有罪名整人,可是,在文化大革运动中他们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整,被抓进监狱里耗着。徐子荣被耗死,罗瑞卿、黄赤波被耗成残废,过早去世。到头来,他们都只不过是在政治斗争中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一颗棋子而已,是典型的现代版的“请君入瓮”,令人唏嘘不已。

  历史一再证明,封建专制独裁体制不清除,“请君入瓮”的故事,还将会重演。“干公安的就好像在刀尖上跳舞”,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By 炎黄春秋

留学陷阱之邪教学校

一张奇怪的申请夏令营问卷


几年前有朋友帮国内亲戚的孩子申请一家美国私校办的夏令营,拿来夏令营的英文问卷让我帮看。一看上面的问题,我愣住了。作为在美生活多年的孩子妈妈,我经历过孩子申请私立学校、夏令营和大学,但是从未见过这样问问题的,比如:你的孩子是否参加过打架或涉及骚扰?是否被学校停学或开除过?你孩子是否被少管所或警察局找过?是否离家出走过?是否在商店偷过东西?等等。

警惕留学陷阱——揭秘美国山达基的德尔菲私立学校

申请夏令营的问卷的一部分。(图片由作者提供)

朋友说她的亲戚家境好不差钱,这个夏令营收费高质量高,而且有熟人可以帮着疏通关系,保证留位置。这又让我觉出几分不正常。按理说在美国申请学校或夏令营,都是公事公办,想保留位置不难,录取后交预付金就可以了。好奇心驱使我去这家私校的网站查看一下,除了学费很贵以外,看不出什么异常之处,唯一让我不解的是在申请程序那里提到推荐人可以拿到佣金,比较罕见。

问了一位平日里对教育资源无所不知的美国朋友,她“大惊失色”,我也第一次知道收费昂贵,教学方法另类的德尔菲(Delphi)私立中小学。朋友还一再告诫我,千万不要让中国孩子申请这样的学校,因为他们的教学方法太不正常了。后来我做的一番调查果然证实了这个说法。

先来看看德尔菲私校的背后是一家什么样的组织。警惕留学陷阱——揭秘美国山达基的德尔菲私立学校

山达基,倍受争议的“邪教”组织

警惕留学陷阱——揭秘美国山达基的德尔菲私立学校

山达基在纽约的教堂。(图片来自wikiwand.com)

“山达基”这个名字知道的人大概不多,但说到好莱坞明星汤姆·克鲁兹和他的婚姻,那可是无人不晓。阿汤哥是山达基的标志性人物,纽约时代广场旁边的教堂里的大屏幕上时常播放他的画面。山达基跟好莱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度操控了阿汤哥的事业和婚姻。

山达基一词来自英文Scientology,由已经去世的美国科幻小说作家L·罗恩·赫伯特于五十年代创建,一直伴随着调查、诉讼、敛财、操纵、迫害等恶名。赫伯特本人也有谎言、家暴和逃税丑闻,被认为是个偏执狂。因为信仰自由,山达基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几个欧洲国家合法,但在德、法等国被定性为邪教、危险的膜拜团体或盈利组织。敛财是山达基的最大特点,他们先提供免费的压力测试引人入门,再以关注精神健康和生活幸福为诱饵,进一步兜售他们的“戴提尼”、“听析会”等技术和付费服务,费用逐级升高。掌控一切山达基事务的准军事化的海洋机构(Sea Organization/Sea Org)是山达基的精英团队,每个海洋机构人员都要签一份十亿年合约,来生世世献身山达基,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若想脱离可没那么容易,阻止和迫害是难免的。海洋机构多次被指控强迫堕胎、奴役童工、贩卖人口等。

《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曾经说过,“人们并不是“相信”山达基教,而是为它买单。”

近几年有很多文章、书和纪录影片让人们看到以往不为外人所知的山达基内幕。曾获普利策奖的作家劳伦斯·赖特(Lawrence Wright)在2013年出版了《拨开迷雾:山达基,好莱坞与信仰囚笼》我,以这本书为蓝本,2015年美国时代华纳旗下的HBO推出重磅纪录片《拨开迷雾:山达基与信仰囚笼》( Going Clear: Scientology and the Prison of Belief),赖特担任制片人,导演是奥斯卡奖得主亚历克斯·吉布尼(Alex Gibney),影片获最佳纪录片等三项艾美奖,还获得了2015年皮博迪(Peabody)奖和美国编剧协会颁发的最佳纪录片奖。五百多万人观看了这部电影,成为十年内第二部最受欢迎的纪录片。

赖特采访了两百多名曾经的和现在的信徒,书中充满了“疯狂的故事和对赫伯特和他的继任者大卫·密斯凯维吉(David Miscavige)的指责”。纪录片中一些已经逃脱山达基控制的人讲述了他们怎样一步步陷入其中和被虐待、剥削,指控教会领导层特别是密斯凯维吉恐吓、殴打、监禁和剥削下属。70年代,山达基教为了吸引信众,特别关注吸引好莱坞明星,让他们成为代言人。纪录片通过视频剪辑将特拉·沃尔塔和汤姆·克鲁斯等名人的陈述与曾经的信徒的经历进行了对比。书和影片发行后都遭到来自山达基的威胁和反击。

冒险拍了这部影片,吉布尼导演希望让观众看到,很多非常聪明智慧和警觉的人,不知不觉就被套进去了,然后付出越来越多的钱,以至人生被彻底改变,走上歧途。“当你投入了大把的时间、钱财和感情,很难回过头承认自己做错了。” 好莱坞名人保罗·哈吉斯(Paul Haggis)的经历让人震惊,他不仅自己身陷其中34年,花费数十万,孩子也送去山达基私校。他女儿的经历也让人唏嘘。

迈克尔·林德(Mickael Rinder)曾在澳大利亚山达基任要职。他在2016年主持了系列纪录片《丽亚·雷米尼:山达基及其余波》( A&E documentary series Leah Remini: Scientology and the Aftermath),揭露了很多内幕,比如山达基号称可以治愈精神问题,却折磨有精神疾患的人,逼得几人自杀,并对外界封锁消息。影星雷米尼九岁随父母进入山达基,顶着压力脱离并成为反山达基活动家,出版了畅销回忆录《捣乱者:在好莱坞和山达基求生存》(Troublemaker: Surviving Hollywood and Scientology)。林德在他的呼吁抵制山达基的博客上,称山达基所办的学校为谎言学校,很多人留言赞同并举证。警惕留学陷阱——揭秘美国山达基的德尔菲私立学校

走近德尔菲学校

警惕留学陷阱——揭秘美国山达基的德尔菲私立学校

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德尔菲私校。(图片来自学校网站)

不管他们承不承认,山达基私校的教学理念是建立在其教义基础上的,最坑人的就是它的奇葩教学法,学校收费之高,堪比久负盛名的老牌私校菲利浦斯安多福和艾斯特。很多中国家长对山达基和德尔菲学校一无所知,以为把孩子送到最贵的学校就心安了。不少中介因为对山达基缺乏了解,或因有利可图,也乐于向家长们推销这些学校。学校只字不提,甚至经常撒谎否认他们与山达基的关系。

位于美国西北俄勒冈州一座偏僻小镇谢里登(Sheridan)的达尔菲(Delphian School)是山达基私校的大本营,阿汤哥的孩子就上的这所学校。达尔菲学校集团(Delphi Schools Inc.)在全美各地还运营着几家达尔菲学院(Delphi Academy), 分别位于加州的洛杉矶,圣塔克拉拉(Santa Clara), 坎贝尔(Campbell),  圣地亚哥,和麻省的米尔顿(Milton), 佛罗里达的克利尔沃特(Clearwater)。 俄勒冈,洛杉矶和佛罗里达的学校设有高中部,其他学校仅有小学或小学与初中。也有的学校可能不属于山达基,但是采用同样的教学方法,也应该小心。

赫伯特发明了一套与当代教育理论格格不入的“学习技术”教学法,认为有三种学习障碍:缺乏实物印象,学习速度过快和对单词的不理解。德尔菲学校的教室里有很多日常用的实物、造型粘土和“演示工具包”,和各种类型的词典、指定书籍。

有宗教学者指出赫伯特发明的这套教学法是为了帮助那些入了教会的文盲学会阅读的,却被山达基吹嘘成一套“独特的、综合的教学方法”,连很多在山达基学校工作过的老师都不认可。这套方法曾被分布全世界的150多所学校采用,近几年又遭到多所学校摈弃。

在林德的博客上,有人指证除了山达基自己,教育界没有人相信这套荒谬的“学习技术”是有效的,而且有宣教嫌疑。“学习技术”实际上使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变得更糟。几年前,佛罗里达一家学校采用“学习技术”后,学生的阅读分数下滑到全县倒数第二,仅仅高于一个残障成年人学校——“学习技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完全摧毁了孩子的阅读能力。最可怕的是,很多毕业生无法通过大学入学考试,或者无法适应大学学习,也有的孩子中毒太深,无法正常就业。

警惕留学陷阱——揭秘美国山达基的德尔菲私立学校有家长讲述儿子可能被山达基洗脑,现无法正常就业。(图片截屏自林德博客)

有内行人尖锐地指出,“学习技术”只是赫伯特为了证明他自己很聪明,能够轻松解决世界难题所抛出来的一堆垃圾废话。

我曾经访谈过在德尔菲学校学习过的高中生,具体说来,学校没有正式讲课,老师只充当监督人,不准回答学生提问,学生自习为主,有了问题只能从词典和学校提供的书中找答案,被驯服得只接受赫伯特的思想,不提倡独立思考,更谈不上培养思辨能力。以数学做例子,每个学生有一张35个问题的检查表(check sheet ),在规定的时间完成了,就去专门的教室考试,如果有没答对的题,可以返工重考,直到都答对了,得A。学生们每天上午自学,下午有几门选修课,选一两次粘土造型,把不懂的单词的意思捏出来。

山达基以纪律严苛著称,德尔菲学校也是如此,这就解释了本文开头那张问卷为什么问那些奇怪的问题。 教会提倡教友揭发告状,学校也设有匿名告状平台,鼓励同学间互相揭发。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做法,就是让两个学生长久地互相对视,直到其中一个坚持不住了。学生平日需要每天劳动半小时,周末劳动三小时,包括打扫卫生,清理教师办公室,帮老师遛狗洗车等,没有报酬 ,这一点也跟传说中的山达基教会奴役信徒相类似。对犯错误学生有惩罚,把错误积分,加长干活时间,干活还可以计入义工时间。 如此种种另类作法,超乎常人想象。

学校里的美国本土学生多数是山达基信徒家庭的孩子。演艺明星等富有家庭的孩子经常存在一些问题,又不用面对普通人那样的升学就业,所以有家长倾向把孩子送到纪律管制严苛的学校。美国国内生源有限,学校近些年盯上了俄罗斯和亚洲,非洲一些国家,招收了大量家庭富裕的留学生。只要有钱,入学门槛很低。经常有人在了解了情况后转学到普通的私校包括教会学校。我在帮一个孩子转学时,打电话给一家私校,录取官问到孩子为什么要转学,我刚说出孩子在德尔菲学校,对方立刻说,“明白了,总有从那里转来的学生”,然后是一路绿灯接收,原因不言而喻。正规的教会学校通常也学习宗教知识,但所有科目教学完全采用正常的教学方法。

信仰能改变人生,错误的信仰也能成为思想的牢笼。对思想尚未成熟、又对美国很陌生的孩子来说,一旦被洗脑,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最可怕的洗脑是你都不知道自己被洗脑了。学校声称他们不会拉学生入教,但没人相信他们所说。哪怕是几个星期的夏令营,也很难说孩子们被灌输了什么,更不要提他们的高额收费本身就敛去了不少钱财。

By Jing Liu

Nature第一作者回乡做公务员

最近几天,浙江理工大学的郝治伟成为了学术圈热议的焦点。作为一名硕士生,没有名校出身的他却能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Nature》上发文,成为了该校史上第一人。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这是一个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起点,然而他却选择了回老家考公务员。据他的导师说,郝治伟本人开始前天已经正式去单位上班了。
新晋 Nature 一作没有选择学术界,也没有选择工业界,这样的经历着实出乎人们的预料。对于郝治伟去当公务员,在社交平台上人们纷纷发表了看法。
有的同学表示难以理解,毕竟一篇 Nature 对于学界的分量不言而喻,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直升副教授甚至教授了,「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没有去读博深造非常可惜。」也有人表示他其实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宇宙的尽头是公务员,「进编制成为公务员可比进学术圈香多了。」
昨天,郝治伟和他的导师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其实对于未来的选择他早有想法。
郝治伟,图片来自澎湃新闻。
郝治伟的导师左彪表示,郝治伟其实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早有规划,读研期间就曾向他透露过考公务员的想法。「去年年底第一轮专家审稿意见返回,当时就对这篇论文有很好的预期。事实上这篇《Nature》文章今年 4 月份就已被预接收,但那时郝治伟还是很坚定地选择参加公务员考试。」
郝治伟考公务员的准备大概要从去年 10 月算起,他表示:「去年 9 月我硕士毕业,对自己的未来也不是很确定。当时有一年的空窗期,我需要找一份工作,于是便选择了考公务员这条路。」他曾经报考过江苏徐州生态环境局的岗位,但当时排第二名,最终未被录取。今年 7 月,他又报名参加了安徽省考,考上了现在的岗位。
「当时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报录比超过了 60:1。最终和我同批录取到经开区的还有其他五个考生,我是唯一的研究生。」郝治伟说道。
目前郝治伟已入职安徽省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8 月 23 日正好是他正式上班的第一天。学术的光环也引来了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关注:「刚上班大家都跑来问,搞得我很不好意思。毕竟这篇论文不能算我一个人的成绩,还是要感谢导师的指导。」
虽然选择了公务员之路,但他不会放弃所学专业:「其实我报考的这个岗位就是负责经开区的化工和生物医药产业的管理工作。因此之前的学校和科研经历并不会浪费,反而会在工作中更好地帮助我。」
既能中 Nature,又能当公务员,想必郝治伟有着超强的能力:毕竟一定程度上做研究和行测得高分是互斥关系。我们应该相信,他在明确努力方向之后的人生还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郝治伟本科就读于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专业是化学工程与工艺。2017-2020 年,他在浙江理工大学化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致力于聚合物表面分子动力学的研究,师从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副教授左彪。
今年 8 月 18 日,《Nature》正刊发表了浙江理工大学硕士生郝治伟为第一作者、左彪作为通讯作者的一篇学术论文。浙江理工大学的王新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 Rodney Priestley,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的 David Simmons 和日本九州大学的田中敬二是这篇论文的合作者。

据介绍,该研究是表面高分子链微观动力学机制上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表面是材料的边界,是与邻相间的过渡区域。表面分子受到来自材料内部和邻近相分子的相互作用,处于不对称的环境中,具有显著区别于内部分子的热力学状态和动力学行为。界面分子行为不易测量、难以预测,是化学、物理和材料领域的研究难点。
长期以来,由于表征的困难,对固体高分子表面分子松弛与扩散的研究一直面临重大挑战,未获突破性进展。浙江理工大学的高分子表界面研究团队发展了一种聚合物表面纳米蠕变测量方法,实现了聚合物表面多尺度分子运动的表征,从而促进了界面高分子动态过程的研究和相关新机理的发展。
利用这一方法,结合模拟和理论,作者研究了玻璃态高分子表面分子运动行为,发现了控制表面高分子链扩散的「伪缠结」机制和表面「瞬时橡胶态」高分子物理新现象。新的发现加深了人们对于材料磨损、摩擦、粘结、自愈合等界面现象本质的理解,为高分子材料加工、成型和性能控制提供了新思路。

By 澎湃新闻

医药公司、学者与医生的关系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刊物最近披露的研究表明,制药企业与医生的暧昧关系从未断过,那么,从去年底 NIH 资深科学家因私下收受药企酬金落马以来,临床研究和实践中的利益冲突和行为规范问题已越来越突出,如何打破美国医药工业界与临床的这种暧昧,保证临床研究的客观性,维护广大公众利益,各方人士正考虑通过政策手段加以规范。

研究人员:心照不宣有默契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公共卫生学院的部分教授曾经对学校打算放宽防范利益冲突条款发出严厉警告。他们在校方的公开信中强调:金钱的纽带必然要影响研究项目本身的质量,哪怕是很小的资金数目。来自商业盈利性公司的赞助多少会影响研究项目和成果的可信度。涉及人体试验的项目与基础生物学研究不同,应该以更严谨的方式来规范管理,确保受试对象得到保护,临床研究成果经得起实践考验。

资深科学家落马

去年底,一位 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政府资深科学家因为私下接受辉瑞数 10 万美元的酬金而被检方指控,该科学家是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的精神健康研究分院老年精神病学研究所的某实验室主任,55 岁的 Pearson Sunderland 博士。他在法庭承认了检方对其的部分指控。随后被法官判处两年以内的监禁缓刑以及没收或退还 30 万美元的非法收入,必须完成 400 小时的社区服务。 早在 1997 年底,辉瑞的医药代表就找到 Sunderland,探讨与其实验室进行一项课题合作,研究目标是寻找血液或脑脊液中可提示阿尔茨海默病发生发展的生物标记和生理特征。检方称 Sunderland 参与了这一协作,但没有告知其上司在这项合作中他和辉瑞还有另外的私下交易,即可从辉瑞获得个人报酬。法院文件还证实,在 Sunderland 担任辉瑞顾问的 5 年间,他从辉瑞得到了 12.5 万美元的顾问费、3.5 万美元的出席辉瑞会议费和 14 次参会的额外差旅补贴。Sunderland 明知故犯,有意隐瞒了他的顾问身份以及从辉瑞得到的酬金,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不止是个案

Sunderland 博士是成百上千名 NIH 高级科学家中,首位因为隐瞒收入和未经批准擅自与工业界进行交易而被刑事起诉并受到严厉制裁的第一人。这在 NIH 于 1887 年成立以来的 110 年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高水平医学研究中心,NIH 雇有超过 1.8 万名政府雇员身份的科学家。每年财政拨款数百亿美元,NIH2007 财政年度的预算将为 286 亿美元。尽管研究经费颇为丰厚,但在 NIH 为政府打工的科学家的待遇远低于在工业界工作的同行们。因为待遇不佳并且限制多多,政府在吸引和挽留优秀科学家方面一直都有麻烦。按照美国联邦政府的规定和相关法律,受雇于 NIH 和其他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可以收取适当的咨询服务费,但必须事先告知主管部门并获得批准才算合法。但近年来,监管部门发现,许多制药公司与政府雇用的科学家们存在私下非法的协议和现金交易, Sunderland 博士被起诉就是其中一例重案。 本案发生于 1998 年,直到 2004 年因为举报而浮出水面。而 Sunderland 博士的胆大妄为,也绝非孤立事件。据 NIH 官员透露,在 NIH,据信大约有 40 多位科学家与工业界各类公司间存在不同程度的顾问和付费关系,他们中除了 Sunderland 博士外,还没有人被指控犯罪。不过 NIH 的行为规范准则在此案受调查后,已被从严修订,惩罚和监控力度有所加强。有些违规的科学家已受到内部惩罚或提前从 NIH 退休。2005 年 8 月,NIH 又制定了更严厉的防范利益冲突的规定,禁止员工为药厂工作或拥有合作厂家的股票。

漏洞还是疏忽

尽管地区检察官 Rosenstein 先生拒绝透露他是否以相似的罪名起诉其他科学家,但国会负责调查此事的特别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资深参议员,国会住房、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主席 John D.Dingell 并未对此善罢甘休,他严厉质问 NIH 有关部门,“像这样被定罪的贪婪科学家还能被政府留用吗?”他认为 NIH 的内部管理显然有漏洞,需要改进和整顿。 据检方提交到法院的文件显示,NIH 有明文规定,像 Sunderland 这样的资深科学家,不仅要在事先披露并得到批准任何涉外商业服务及合作,每年还要报告他所参与外协活动的所有收入以及在外报销的超过 260 美元的差旅费。Sunderland 不仅违反了上述两项规定,还在这两个项目上都犯有大错。 雇用 Sunderland 博士的厂商辉瑞在整个事件中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辉瑞公司发言人对外声称:“辉瑞没有任何不端行为,公司对 Sunderland 的学术地位和贡献极为尊重和赞赏,对其被定罪表示遗憾。”也许辉瑞对 Sunderland 的个人违规毫不知情,也许辉瑞只关心与 NIH 合作的项目能否顺利进行,并得到其满意结果。但舆论界的质疑是:辉瑞不可能不知道 NIH 的规矩,即使是 Sunderland 主动提出要求得到顾问费,顾问协议的签署就不受任何约束?但愿这只是辉瑞律师一时的诚实疏忽!

靠什么自律

防范利益冲突的政策和条款在国外的政府研究部门和学术机构是相当普遍而严谨的,大学、研究所、政府研究机构和医学研究中心,一旦放松了这方面的监管,就会对科学界的信誉及公众利益造成伤害。 确保研究对象的利益受到保护,确保研究者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保持公众对研究机构的信任,保护科技界的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是制定和实施防范利益冲突条款的主要目的。 近几年,国际知名的医学杂志所发表的临床研究论文有 80% 由药厂赞助,尽管这些论文的发表,作者必须按照杂志和学会规定,披露赞助厂商的名字,说明是否领取企业顾问费、是否拥有相关行业及药厂的股票等财务及个人利益的信息,但这主要靠作者自觉自律,实际情况如何,杂志社和学会很难搞清楚,业内人士对此现状深表担忧。药厂赞助的临床研究,绝大部分是公正、透明、客观和严谨的,但发表论文的题材、时间、重点、方案设计、证明内容、否定内容,在不同程度上是可以人为操纵的。只有很资深的业内专业人士才能看出名堂,普通医生和大众很容易被诱导,甚至误导。

临床医生:大谈免费午餐

美国研发型制药企业协会(PRMA)2002 年的行业内自律条款曾经规定了医药代表给与医生的礼品规格要限制在 100 美元以下,同时禁止向医生赠送球票等娱乐运动礼卷。很遗憾,这样的规矩并没有被业内自觉遵守,公众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多少会受到侵害。医药行业需要反思,为什么行业自律规则形同虚设,怎样才能规范药品销售推广过程,改善药厂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

80% 不拒绝

药厂对临床研究人员的诱惑及紧密合作只要不牺牲百姓健康利益、研究客观性和严谨性,这是无可非议的,就怕政府和法规监管不严,利益驱动下总有可能偏离道德底线。基于同样原因,药厂销售代表时常登门拜访握有处方大权的医生,进行产品宣传推广,也经常有披金戴银的嫌疑。 尽管美国一些机构和临床中心及诊所在不断限制医生收受药厂礼品和其他小恩小惠,但最新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调查报告显示,80% 以上的美国医生接受药厂和器械商销售代表买给他们的食品和饮料。 2002 年美国医药界提出了非强制性的行业准则,不鼓励药厂对医生进行变相的“感情投资”。此次调查的结果显示:在过去几年中,赠送食品、饮料及球票的行业游戏规则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此份报告的研究人员在 2003~2004 年内分别向 3167 名医生发出问卷,其中的 1662 名回应了问卷。接受调查的医生均有至少 10 年以上至 30 年的行医经历,他们半数在私人医生诊所,其他来自医院或医学院。调查结果显示:

83% 的医生接受食物和饮料;

78% 的医生接受免费药物样品;

35% 的医生接受专业会议报销;

28% 的医生收取顾问咨询费和讲课费;

7% 的医生接受免费球票和其他节目赠票。

这种医生和医药代表的交往活动和药厂的惠赠举措虽然普遍,但药厂也很有的放矢。心血管专科的医生最受宠,他们得到关照和收取费用的几率一般是家庭医生的 2 倍,这可能是由于心脏病专家的观点能影响非专科医生的处方;私人诊所医生拿到的免费药品和其他礼品分别是医院医生的 6 倍和 3 倍;家庭医生与销售代表每月会晤的次数平均达到 16 次,每隔 1 天就有人不请自到,登门拜访。家庭医生受医药代表特别关注的原因,可能与美国百姓诊疗大都(80%)发生在医生私人诊所,而医院和医学院等机构对医生的行为规范和约束强度大于小型私人诊所有关。 这项调查研究的报告由麻省总医院、耶鲁大学和澳大利亚 Melbourne 大学的研究人员完成,该调查报告发表在最新一期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调查在纽约医药研究所的支持下完成。

礼轻含义重

前医药代表、制药业内幕人士 Shahram Ahari 和内科医生 Adriane Fugh-Berman 在最近由公共科学图书馆出版的《PLoS Medicine》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幅画面。他们估计,大约有 10 万名经常访问医生的医药代表在不停地活动。他们寻找所联系医生的家庭照片,或打探有望进一步牢固双方关系的医生们的业余爱好。他们利用免费大餐、礼品和现金让经常加班工作的医生感谢有加,使他们更加忠实于这些制药公司的产品。如果医生不愿会见医药代表,他们会极尽谄媚阿谀之态和以免费餐来打动诊室员工。 两位作者在《PLoS Medicine》杂志上写道,来自制药业的礼物虽然看上去慷慨,但其中却隐藏着深思熟虑的目的,“许多医生接受钢笔、便笺和咖啡杯,由于这些礼品在办公室里触手可及,这似乎就会时刻提醒医生们想起某个药品来。开药多的医生还会收到高档一点的礼品,比如丝质领带或高尔夫球袋”。 制药公司还在通过美国医疗协会的数据库,购买来自药店的处方档案资料,以识别个别医生的开药习惯,并依据开药数量的多少,对医生进行排序。 这些做法都在发挥作用。最近《PLoS Medicine》杂志发表的另外一项研究就发现,医药代表的拜访已经促使 97 名医生中的一半增加了加巴喷丁(gabapentin)的处方量,加巴喷丁被批准用来治疗癫痫症。但研究发现,在许多情况下,医药代表都在大力促销这支药物的标签外用途。 看来,在全球医药和器械销售过程中对医生的“细微关怀”,是药厂和医疗器械商偏好的手段和潜规则。尽管医学伦理专家反复警告,医生收取药厂的礼品,多半会影响医生的处方习惯和临床判断。但药厂坚持,这是医药代表与医生交流沟通的必要途径和方式,谈不上是“行贿”。 今年 2 月份发表在《普通内科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些受到关注的医生们表示,虽然他们理解这其中可能存在着利益冲突,但他们仍然把与医药代表的见面视为获取信息的一种合适途径。由此看来,2002 年出台的那项自律性规则作用有限。 麻萨诸塞州综合医院卫生政策研究中心主席 David Blumenthal 博士则认为,如果医生不能处理好与制药企业的关系,将会受到政府更广泛地限制,他说,“这不是企业的问题,而是职业的问题”。

By 医药经济报

投资Moderna的Flagship是什么来头

与传统的风险投资公司不同,Flagship基于内部开发的科学知识产权创建并孵化初创企业,对外风险投资(投资由独立企业家或第三方创办的企业)仅仅占了Flagship业务的一小部分。

用创始人Noubar Afeyan的话来说,Flagship是“一个完全整合的生命科学创新企业”,热衷于在“无人占领”的独特领域进行不断地创新。它的创新并不是对现有技术的迭代和更新,而是为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场景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

自1999年成立以来,Flagship已经发起和培育了109家生命科学企业,总价值超过 900 亿美元(信息来源于官网新闻更新;但官网宣传页面上未作更新,仍显示为300亿美元)。这些企业中包括数十家有名的创新公司,Moderna Therapeutics、Denali Therapeutics、Rubius Therapeutics、Sana Biotechnology、Seres Therapeutics、Syros Pharmaceuticals、Quanterix等知名企业都赫然在列。

在Flagship已经孵化创建的109家企业中,(自2003年算起)已经有24家公司成功实现IPO,另外30余家公司通过收购/并购形式继续发展业务。据Flagship披露,目前其投资组合公司有53个临床项目和150个临床前项目正在进行当中。

毫无疑问,Flagship开创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风险投资之道,同时也凭借着这种与众不同的打法稳固了自身在投资界头部投资机构的地位。相对于同一年份close的所有风险投资基金,Flagship的基金是表现最佳的基金之一,并经常制霸美国生物技术领域的百大创投榜榜首。

那么,Flagship究竟是一家怎样的机构?它何以能获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功?它打造了怎样的发展模式?它获得成功的几大关键因素是什么?Flagship的独特“打法”对于国内的产业孵化式创新创业有怎样的影响与启示?

动脉网将带领诸君一同解决以上疑问。

Noubar Afeyan十年创业经历的

思考与冒险
ImageFlagship Pioneering创始人Noubar Afeyan(图源:Flagship Pioneering官网)
在多次对外的公开讲话中,Flagship创始人Noubar Afeyan表示,自己是一个“平行创业者”(同时进行多家企业的创立)。在经过前期近10年连续创业经历的积淀,Afeyan发现联合创始人的身份会让他更具可扩展性——有更多的个人时间以及更大的发展空间。于是,他开始探究“平行创业”的想法是否可行,并摒弃掉以往“连续创业”的传统想法和发展路径,开启了一场冒险之旅。 1999年,Afeyan创立了 NewcoGen,即“New Company Generator”的缩写,以实现他的“制度化创业”愿景。尽管 Afeyan 从未打算创建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资本只是他心中对于初创企业的一种投入。但他意识到,投资是创业世界中唯一的“系统性过程”——投资机构基于自身的考量准则将资金投向一批又一批的新生企业。为了体现这种“系统性”,2002年,公司更名为Flagship Ventures(旗舰风险投资)。 14年后(2016年),为了更加准确地展现Flagship的定位以及愿景,Flagship Ventures更名为Flagship Pioneering。在Afeyan看来,“Ventures”仍然只是作为资本方面的投入,为试图系统化生命科学领域的内部创新创业引擎提供动力。而Flagship要做的,是一种开拓式的“制度创业”进程。“Pioneering”显然更能展现公司的定位及愿景。

一个公司的落地,源于早期提出的

天马行空的假设
那么,Flagship究竟如何进行“制度化创业”?
图片来源:Flagship Pioneering官网Flagship创建并孵化企业的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 假设探索(Explorations)
  • 科学验证(ProtoCos)
  • 新公司成立(NewCo)
  • 外部风险投资(External Venture)

1、假设探索(Explorations) 在假设探索阶段,往往是Flagship的多位高层(由一位合伙人监督的2-3名同事,其中大多数拥有相关领域的博士学位)一起就内部创新机会进行头脑风暴。他们会就各种前沿技术是否有可能为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场景提供解决方案,而提出各种类型的“风险假设”——“如果……会怎样?”。Afeyan表示,这些“风险假设”纯粹是想象的产物,并不受限于是否有现有的科学证据/数据支持。 在提出假设后,Flagship会依靠其庞大的外部合作者网络——来自学术界和工业界的专家和产业人士,来帮助选择和改进公司的想法。在将这些天马行空的假设想法传递给外部的专家和产业人士时,Flagship会得到许多支持或否定的答案。接下来,Flagship会参考这些支持和反对意见并联合外部专家进行假设想法的不断迭代和优化,测试新假设的弱点和优势,并提出越来越好的假设,直到他们发现一些值得一试的突破性技术。 这些富有想象力的假设的提出和不断地对假设进行迭代优化的过程,Flagship每年会进行80-100次。 2、科学验证(ProtoCos) 三到六个月后,当经过迭代和优化的风险假设受到来自外部合作者网络的广泛认可后,它将进入到第二阶段——ProtoCos(ProtoCompanies)。此时的ProtoCos不是一个真正落地的公司,反而更像是一个探索假设是否可行的项目研究,在此阶段需要判断该项目是否有机会成为一家公司实体。因此,该阶段最重要的目的,是试错。 “一般来说,我们希望科学概念验证能够在大约不超过一年的时间且不超过100万美元投入的情况下实现,”Afeyan表示。此阶段,每个ProtoCo会被分配相应的项目编号:“FL1”、“FL2”、“FL3”、……,并分别进行可能暴露其致命缺陷的实验——“杀手实验”,来对每个项目进行科学概念验证。这些实验在Flagship经营的一家名为“VentureLabs”的实验工厂来进行,通过科学验证的项目将进入下一阶段——NewCo(NewCompany)。 Flagship每年大概会创建8-10个ProtoCos。ProtoCos阶段,Flagship会开始为每个项目组建一支具有相关科学和运营背景的人才团队,同时开始吸收外部科学顾问。该阶段也是公司产生大量专利的阶段。 3、新公司成立(NewCo) 当最开始的假设探索——“如果……会怎样?”的问题在经过科学验证后得到“结果……”的答案,通过科研验证阶段“考验”的ProtoCo则晋级为NewCo,成为一家真正的初创公司。NewCo会拥有自身的正式名称并迎来大量内部资本,但此时仍然依附于Flagship。 此阶段,Flagship最重要的工作是为NewCo制定业务战略和产品计划以及组建更大的团队。每个NewCo 都专注于开发一个专有平台,为未来源源不断地研发生产新的产品作准备。同时,Flagship会为NewCo组建一个20-30人的更大团队,以及相应的董事会。大部分情况下,Flagship内部合伙人会担任临时CEO。这样的NewCo,Flagship每年会创建6-8个。 4、外部风险投资(External Venture) 在Flagship孵化创建企业的最后一个阶段——外部风险投资阶段,NewCo更升一级,成长为一家有独立运营能力的成长型初创企业GrowthCo(GrowthCompany)。
这时,Flagship通常会从外部招聘一位得力的CEO干将,将初创企业正式作为一个完全分拆的实体进行运营,并从外部来源吸引大量资金和合作伙伴推进公司向前发展。 此时,一些早期参与公司建设的Flagship内部成员会选择继续留在那家公司或者轮换到其他的NewCo以引导新的公司发展。尽管此阶段吸引了更多的外部资本,但Flagship仍保有该公司的主要所有权和决策权。 根据 Afeyan 的说法,在探索阶段产生的大量风险假设会被pass掉,少部分经过迭代优化的风险假设会进入到ProtoCos阶段,而超过50%的ProtoCos会成功演变为NewCo。在NewCo成长为GrowthCo后,大量外部的风险资金开始涌入,GrowthCo中会逐渐诞生出一批在相关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公司,比如Moderna、Denali、Rubius、Sana、Quanterix等。 

  始终坚持突破式创新,

可以模仿,但难以复制
依靠自身独具特色的创建孵化初创企业的系统流程,Flagship走出了一条成功且难以复制的发展路径,成功地实现将创业“制度化”。同时,由于Flagship始终坚持突破式的创新,这使得Flagship在新的领域建立主导地位方面,比竞争对手具有显著且持久的优势。 相对于同一年份close的所有风险投资基金,Flagship的基金是表现最佳的基金之一。2020年,在由Bay Bridge Bio进行的最佳顶级生物科技风险投资基金评选(基于各基金在2018-2020年上半年的投资回报表现)中,Flagship Pioneering以2,933,735,489美元的投资回报成绩位居“以IPO退出获利最多的风险投资公司”榜首的位置。
2018-2020年上半年通过IPO退出获利最多的风险投资公司排名(来源:公开资料,动脉网制表) 在美国生物技术领域的百大创投榜中,Flagship也经常制霸榜首。 综合以上Flagship创建孵化企业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Flagship独特的业界“打法”,但这套独特的运行模式如何实现高收益回报?它获得如此成功的几大关键因素是什么?动脉网总结出以下三点,供读者参考。 其一,由于Flagship大多亲自参与所投资公司的创建和孵化,这意味着,Flagship往往拥有该家公司的创始人&天使投资人的双重身份。因此,与典型的风险投资基金相比,Flagship所拥有的投资公司的股份要多得多。 一个典型的早期风险投资基金一般拥有所投资公司20-30%的股份,并在该公司IPO时最终拥有10-20%的股份。相比之下,Flagship通常能拥有所投资公司60-100%的股份,并在该公司IPO时最终拥有40–60%的股份。这种独特的所有权地位,为Flagship的回报做出了卓越贡献。 我们以Flagship投资孵化的两个典型案例来进行简单说明。 Rubius Therapeutics
Rubius Therapeutics, Inc. (Nasdaq:RUBY)是一家临床阶段的血红细胞基因工程生物制药公司,该公司创建了一个称为Red Cell Therapeutics ™全新的类细胞药物,提出了“红细胞疗法”的概念。通过自主开发的RED PLATFORM平台,Rubius培养出能够产生药物蛋白的治疗型红细胞产品,达到治疗各类疾病的目的,且不存在引发细胞因子风暴之类的副作用。 2013年,Flagship 参与到Rubius Therapeutics的创建孵化,将麻省理工学院怀特黑德生物医学研究所 Harvey Lodish和Hidde Ploegh教授的发现,带到Flagship的VentureLabs进行科学概念验证。一年后,Flagship正式主导创立Rubius。2017年,Rubius被FierceBiotech 评为当年全球生物技术初创公司 “Fierce 15″之一。2018年7月18日,Rubius登陆纳斯达克,发行股价23美元/股,首次公开募股筹集到资金2.41亿美元,上市初始市值18亿美元。
Rubius Therapeutics招股说明书
从Rubius 的招股书我们可以发现,Flagship在Rubius上市前在该司股份占比57.3%;公开发行股票后,Flagship占有该司股份50.1%。按照Rubius上市初始市值计算,Flagship所持有的股份在当时大概价值9.1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9.4亿)。 Moderna Therapeutics 因COVID-19疫情而大放异彩、家喻户晓的mRNA企业——Moderna,在2010-2012年由Flagship采取“隐形模式”进行内部孵化运作。2015年1月,Moderna以高达4.5亿美元一举拿下当时生物科技领域史上最大规模私募融资,并于2018年12月6日正式亮相纳斯达克,以6.04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IPO)成绩创下了当时生物科技行业史上的最高纪录。
 Moderna Therapeutics招股说明书
在Moderna上市前,Flagship在该司股份占比19.5%;公开发行股票后,Flagship占有该司股份18.1%,共计持股58,882,696万股。按照Moderna上市初始市值计算,Flagship所持有的股份在当时大概价值13.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9.3亿)。 2020年,由于在新冠疫苗上做出的卓越贡献,Moderna在二级市场上大放异彩,其股价直接一飞冲天。据相关资料显示,从去年开始,Flagship大幅度减持套现手中持有的Moderna股票,总股数降低至2436.69万股,获得了巨额的投资回报。 关于Moderna与Flagship之间的精彩故事,动脉网早前在《10年市值四千亿,mRNA产业助推器Moderna是如何成功的?》一文中已经做了相当详细的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选择自行阅读。 其二,与“专利如云”的制药巨头相比,Flagship在专利授权上的表现毫不逊色。 Flagship数量众多的投资组合公司代表着大量的发明来源,与投入巨大的制药巨头相比,Flagship以更低的投入拥有了大量的专利授权。 据Derwent Innovation WIPO 专利数据库统计,2015-2017年Flagship平均每1亿美元研发支出对应的PCT专利公开数量为114项。2017年,生物制药行业一些大中型公司比如Regeneron、BMS、Biogen、Pfizer、Gilead、Vertex等平均每1亿美元研发支出的PCT专利公开数量分别为26、20、16、11、10、10项。 2017年,Flagship的总研发支出为 12 亿美元,远低于一家具有代表性的生物制药公司,但其专利生产力却超过了生物制药行业的这些大中型公司。20年来,Flagship已经向全球授权了超过2500项专利,仅2020年一年就提交了300多项专利申请。 其三,在于Flagship所投资公司超高的成功率(以IPO作为考量标准)。 截至目前,在Flagship已经培育孵化的超100家生命科学企业中,(自2003年算起)已经有24家公司成功实现IPO,另外30余家公司通过收购/并购形式继续发展。 

  • 超高股份的占比,让Flagship能够在旗下孵化的任何一家企业上市时获得一笔可观的资本回报;
  • 丰富的专利又如一泉“活水”,让Flagship能够依靠自身的专利技术,源源不断地衍生出更多的新生企业,并捍卫自家企业在技术上的专享权利;
  • 所孵化投资公司超高的成功率则直接结合以上两点优势,将Flagship送上美国生物技术领域创投明星的宝座。

据统计,Flagship前前后后为其初创公司的创立与发展投入了超过24亿美元的资金。但我们发现,Flagship仅投资孵化Moderna一家公司所产生的回报,就已经远远超过了Flagship历史投资的百余家初创企业投入资金。即使减持近一半股份,Flagship目前手持Moderna的股份价值仍然高达近百亿美元。当然,Flagship所投资的公司并不是每家企业都能像Moderna这般表现惊艳,但我们仍然感到惊叹。 卓越的投资成绩,让Flagship在募资中无往不利。今年6月中旬,Flagship宣布为其最新一轮资金(Fund VII)筹集了34亿美元。在Fund VII 资金筹集完成后,Flagship目前运营的总资本池为67亿美元,管理141亿美元的资产。 在Flagship完成Fund VII资金的募集后,Afeyan指出,在过去一年中,Flagship又启动了“十几个新的内部项目”。“在接下来的两年半到三年内,在这个资本池(Fund VII)的生命周期内,我们可能会创建大约20-25家新公司,”Afeyan如是说道。

写在最后
Flagship开创了风险投资界一种全新的风险投资模式,打破了该领域传统的投资惯例,并将创业转变成了一种可以“制度化”的过程。Flagship的内部员工都有着多重身份,既是产业人士,又是科学家,既是企业管理者,又是投资人。 “风险投资机构”的定义明显已经不符合Flagship的定位,这只是它的外壳而非灵魂。正如Afeyan所说,Flagship是一家“完全整合的生命科学创新企业”。但我们亦需了解到,Flagship的诞生离不开美国生物医药创投圈、产业圈和科研圈之间紧密的联系,正是这种紧密关系间超高频率的互动,才使得美国的学术界、产业界与资本之间能够形成“三位一体”,使各方有效资源实现效率最大化。 目前,随着我国一系列鼓励政策的落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相当迅速,大批新生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部分前沿领域,如mRNA,国内在相关产品上跟进研发的能力不遑多让,与国外水平相差并不大。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国内生物医药产业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外Big-pharm和在Biotech从业多年的产业和技术人才归国创业。由于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起步较晚以及基础研究相对薄弱,从国内大学进行创新创业孵化出的团队仍然属于极少数。 像Flagship这般连通起学术界、产业界以及资本三方进行产业孵化的机构屈指可数。国内大部分早期天使投资机构的投资方式多为直接找到有意愿创业的相关专家团队,尚缺乏根据一项研究成果自主进行团队搭建和孵化的能力和资源。 虽然目前国内也会有一些大型资本参与孵化创建企业,但相比Flagship团队中专业度极高的科学背景人士占比,国内的团队配置仍然以产业人士居多,缺少科研体系的参与。在进行某些项目的假设筛选以及科学验证方面,缺乏系统的流程以及相关配套资源合作网络。 随着近些年的不断发展,产业上的部分头部投资机构已经积聚了强有力的行业资源以及雄厚的资金储备,他们开始和政府以及跨国大型药/械企业进行紧密合作,搭建医疗产业孵化器以助推初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这也是目前跟随国际的潮流发展模式。

By 陈宣合

核酸检测产业链揭秘

8月初,武汉发现7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这座在去年深刻经历了大风大浪的城市再也经不起折腾了,立马启动全民核酸检测程序。仅仅3天,11285779人完成检测。

这是武汉速度,也是核酸测试产业链的狂欢。伴随着武汉、张家界、南京、郑州、扬州等地疫情反弹,各地核酸检测需求迎来爆炸式上升,新疆甚至要求所有居民每周检测核酸。

事实上,从新冠肺炎病毒被发现的那一刻,无数岌岌可危的企业便因核酸检测重获新生。

01

制造上游暴利

2020年1月25日,江城武汉迎来了一场小雨,然而昔日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却没有人驻足赏雨,城市每一个角落都空无一人。这是城市被封锁的第一天,所有人都呆在家里,躲避一种完全陌生的病毒侵袭。

就在同一天,远在深圳的华大基因成立抗疫指挥部。随后的大年初一,就在心怀鬼胎之人偷偷“逃离”武汉的时候,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带队“逆行”前往武汉,用7天的时间搭建好“火眼”实验室。

这次逆行为华大基因注入了一剂兴奋剂。

在疫情初期,华大基因成功研制出核酸检测试剂盒,随后该试剂盒通过应急审批、获准首批上市的抗击疫情检测产品,紧急投入生产。华大基因怎么也想不到,一场灾难竟让公司陷入狂热的暴利游戏之中,成为了风口上的猪。

在疫情发生之前,华大基因上市后主业生育健康业务营收及毛利润就开始下降,低谷时股价跌掉八成。疫情发生后的2020年4月,“华大基因试剂盒月赚12亿”的消息不胫而走,公司连忙解释,“月赚12亿”是基于产能数据而非实际销售数据进行的业绩预测。

财报数据显示,2019年华大基因营收28亿,净利润2.79亿元。得益于测试剂盒的成功投产,仅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收入就高达7.91亿元,同比增长35.78%,净利润1.37亿元,同比增长38.19%。

除了华大基因之外,达安基因也在大年初一选择“逆行”,无一例外地,这家公司也赚得盆满钵满。

其中的财富密码一是核酸检测需求大,二是核酸检测试剂盒利润高到惊人。根据达安基因2020年半年报显示,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PCR法)毛利率高达85.39%。其上市时的招股书也曾显示,检测试剂盒的毛利率普遍高于80%。

截止2月份数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共批准了56个新冠病毒检测试剂,除了华大基因和达安基因之外,生产商涉及复星医药、万孚生物、万泰生物、明德生物、丽珠集团、硕世生物、迈克生物、安图生物、热景生物、东方生物12家A股上市公司。

加入这场狂欢的上游链不仅仅是核酸检测试剂盒生产商,还有核酸配套检测仪器制造商。硕世生物除了生产核酸检测试剂盒,还生产检测仪器。2020年营收高达17.4亿元,增幅502.4%,归母净利润8.2亿元,同比增长878.5%。

上游的疯狂也逐渐蔓延到中游链条上。

02

被质疑的中游

疫情当下,乡愁从一张窄窄的船票变成了一张核酸检测报告。为确保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大部分城市要求旅客到达站点时需出示核酸检测报告。

医院以及疾控中心不可能应付如此庞大的核酸检测量,不少旅客会选择前往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机构做检测。上文中提到的达安基因公司除了生产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之外,还有一支到处做核酸检测的专业检测队伍。

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公众对核酸检测收费的质疑。

“棉签在舌根刮两下,一共就两秒钟,公立机构收费60-80元不等,第三方机构有的则要180元,而上门核酸检测服务的价格更高,有机构甚至标价500元!”有市民表示。

在我国,公立检测机构与第三方检测机构实行价格双轨制。前者核酸检测费用按照政府指导价标准执行,而第三方机构有自主定价权力。

巨大的工作量要求第三方机构匹配相对数量的工作人员,为节省成本,不少第三方机构选择动用兼职员工。销售、核酸检测、司机等岗位都出现了大量兼职人员。

这些第三方机构无需挂号,处理速度快,但与此同时,第三方机构的核酸检测流程并不严谨。今年年初,就曾发生过核酸检测乌龙事件。河北省隆尧县卫健局收到某第三方检测机构报告,报告称该机构负责的新冠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然而2天后,卫健局再次收到报告称之前的文件有误,机构漏报了阳性样本。原来机构最初报告检测结果时,还留下一份1:10混检样本尚未检测,怀着侥幸心理,机构将“全部阴性”的结果报了上去。结果就在重新检测时,出现了三位阳性感染者。

不过,第三方检测机构出现的瑕疵并不能抵挡漂泊在外的游子们急切归家的心情,以及白领们压在肩头上的出差任务,因而它们的生意依旧火爆。

有第三方检测机构工作人员透露,做一份核酸检测的利润在40~50元。按照每天检测量1万份计算,那么这些机构每月利润至少1200万元。市场化意味着只要需求在,那么核酸检测的商业属性就能被无限放大。有机构看准了旅客着急要结果的需求,提供了“优先检测”VIP服务。

这仅仅是核酸检测中游产业上衍生出的小小一环。

2020年6月底,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绪宏坦言,在利益的诱惑下,有不法人员从中嗅到“商机”,声称可以快速办理检测事项,并非法获利。

有人向警方举报,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倒卖核酸检测名额,公然在微博上叫卖:“卖北京核酸检测名额,24小时和48小时出结果,价格是1780元”。

更过分的是,核酸检测结果造假的黑产也如毒瘤一般长在了产业链条的阴暗角落。

今年年初,大同市公安局云州分局倍加造派出所接到举报称:在倍加造村内有一个复印部出售“制作”的核酸报告。老板通过修改名字及身份,出售11份核酸检测报告,从中获取200元利润。

整个中国动用举国的力量才辛苦争取到如今疫情被全面控制的局面,殊不知,一张造假的打印纸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毁掉整个国家的努力。

同样恶劣的还有健康码造假,早前,谷歌Play应用软件商店上出现了一款名为“健康码演示”的App,这款软件能模拟生成各地的健康码、通行码,并可自定义输入地区、城市、姓名并显示相关数据。被发现时,这款软件在境外的应用商城上已经被下载了超过1000次。

原来,在利益面前,生命也可以被轻易略过。

03

核酸测试的下半场

有业内人士坦言:“核酸检测本身没有技术含量,核酸检测需要的试剂盒、耗材等也没有壁垒。所谓的技术含量是对人的要求和对标准场地的要求比较高而已,建实验室有难度。从上游生产试剂设备和试剂盒到下游做检测,最主要的门槛是资质审核。对我们专业人员来说,不会把核酸检测作为自己公司的核心项目。”

大规模的新冠疫情暴发不应该是这个世界的常态,一旦病毒得到控制,核酸测试产业的风就要停,那些顺势而起的“猪”也会从天际狠狠摔落。

在疫情发生之前,达安基因的经营状况一直不尽如意。公司财务处理上采取了非常激进的会计政策,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坏账计提比例远低于同行水平,账龄结构严重恶化,应收款客户经营状况欠佳、诚信缺失。

此外这家公司还不务正业,“激情”投身放贷业务中,然而副业不仅没有带来预期中的收益,还产生了巨额烂账拖了主营业务的后腿。

在新冠肺炎疫情前,丑闻缠身的华大基因营收也不好看,从2016年开始,华大基因总营收、净利润增速就已开始下滑。公司将原本与科学息息相关的科技包装成了逆天改命的玄学。其董事长汪健屡屡语出惊人:“10年内可以化学合成任何生命”“员工不允许有出生缺陷,必须活到100岁”……

然而这家公司真的有与自然规律抗衡的势力吗?

2020年华大基因财报显示,其研发投入在营收中的占比仅为7.58%,研发人员为723人,占总人数的比例达到19.14%。公司在研发上的投入远不足以撼动科技世界。千疮百孔的公司只是乘着狂风腾飞,存在的问题只是暂时被粉饰。风停了,华大基因也将面临更具挑战的未来。

目前核酸检测供给过剩的号角正在吹响,颓势已初见端倪。

华大基因发布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显示,预计2021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约35亿元至37.5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约8.71%至14.8%,归母净利约10亿元至12亿元,同比下降27.34%-39.45%。

我们希望像华大基因、达安基因这样本该以科技傍身的公司,成为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鹰,而不是摔落风口的猪。

By 锐公司

墨西哥为什么这么乱

如果问你哪个国家的毒贩最嚣张?我想很多人会脱口而出墨西哥,如果问你哪个国家政府会被毒贩压着打,毫无疑问还是墨西哥,墨西哥是一个真实的毒品王国,新闻中报道有关于墨西哥的事件也全是真的!

据媒体报道,现在的墨西哥吸毒人数是总人口的百分之6到百分之10左右,这可真不是一个小数目,有这么多的吸毒者才会导致墨西哥的毒贩这么嚣张。据说曾经墨西哥有一名女市长,口直心快,上任的第一天就叫嚣一定要把本市的毒枭全部缉拿归案,把自己管理的市区打造成一个墨“无毒市区”,这可捅了马蜂窝,在墨西哥毒贩的眼里,这就是“断他们的财路啊”,第二天这位女市长就横死在街头,凶手至今没有归案。

你见过毒贩敢包围警察局的吗?墨西哥的毒贩就敢!为了将一个贩毒集团缉拿归案墨西哥警方排了一个卧底打入了毒贩内部,没想到没过几天,卧底就漏出了马脚,被严加拷问后墨西哥毒贩为了报复政府直接包围了当地的警察局,还打死打伤了五六名警察,真的是嚣张的不行。

墨西哥是个天主教信仰为主的国家,总人口一亿多,46%都是贫困人口,八千多万教徒中天主教占89%。废除死刑这方面它跟菲律宾一样,都是天主教会和犯罪集团推动的。

2005年废除死刑的时候,参议院仅2票反对,79票赞成。有这法律,谁还怕杀人呢?剁成肉酱也可以啊。

就他们那警察,还侦破案件?笑话。敢抓,就杀他,或者杀他全家。别的警察看见也就乖了。

假设你在墨西哥当警察,每月挣点吃饭钱,不知哪个同事是毒贩卧底,警察局长和市长还有可能是毒贩买通的,你敢执法?有的地方任命警长,谁都不敢去,最后你猜怎么样?找了个学犯罪学的20岁姑娘当了警长。

再说警察算什么,这些年毒贩杀市长也差不多上百了吧。

杀得最快的一次,墨西哥特米斯科市女市长希塞拉·莫塔上任14小时就弄死了。

提魁奇奥市的女市长玛丽亚·桑托斯·萨拉萨尔被袭击多次,丈夫被打死,她自己也重伤。三年后卸任,马上被毒贩绑走,酷刑折磨,抛尸荒野。

别说抓不住凶手,抓住了你也不能枪毙,只是关进监狱而已。

墨西哥那监狱,可以叫妓女,可以男女犯同居,可以看电视上网,可以经营博彩,可以抽大麻,可以养宠物,冰箱、空调一应俱全。只要你有钱,毒贩当然有钱了。2011年他们检查格雷罗州一座监狱还有孔雀和斗鸡。

墨西哥总统任期六年,不得连任。市长是三年。

也就是说,这个合法政权永远是一群临时工,都要常换的,还都在明处。

而犯罪集团是长期工,既犯罪,又贩毒,军政一体,依靠美国市场,输出毒品,购买武器,财力充沛,躲在暗处。

除非总统有本事6年把犯罪问题都解决了,市长有本事3年解决犯罪。不然,等你一卸任,呵呵。

与犯罪集团相处融洽的市长在干什么?

你去搜一下9·26墨西哥43名学生失踪案。

阿尤齐纳帕师范学校的大学生60人抗议示威,伊瓜拉市市长是何塞·阿瓦尔卡。他夫人的哥哥就是当地犯罪帮伙头目。

结果是警察开枪打死6人,其余抓走关进警局后集体失踪。

2015年证实是被警察移交给犯罪集团搞死焚尸了。

侦查这个案件的时候还找到28具烧焦的尸体,在公路上发现一些装着死人遗骸的口袋,还有一些集体墓穴,都不是那些学生,也不知道死的到底是谁。

权力不会出现真空,谁有实力谁就赢,没实力就死。

在墨西哥这种地方,模仿欧美模式建立的政权毫无用处。他们从政只有三条路:

一、被收买

二、死

三、不说话不做事,装死。(等同于一)

将来犯罪集团会更倾向于弄死他们。因为杀人绝对比收买省钱不是吗?你收买他,下一任还要收买。你杀他全家,下一任直接吓乖了。

3-6年任期之后,他们都是老百姓,连保镖都没有,随便杀。杀鸡儆猴,继任者就不敢太正义了。

2005年,比森特·福克斯总统执政期间,公共安全部长韦尔塔坠机丧生。

2006年上任的卡尔德龙总统,在自己的50岁生日私人聚会上说,出行前他给孩子们留了一段视频,他在视频中说,如果发生了意外,孩子们应该知道他们的父亲是在做他必须做的事情。 安全专家建议他卸任后去美国定居。

2008年,前内政部长胡安·卡米洛·莫里尼奥和另外15人丧生。

2011年11月12日内政部长弗朗西斯科·布莱克·莫拉在直升机坠机事故丧命。

墨西哥人并不认为这都是意外。

2012年卡尔德龙卸任,犯罪集团在多个城市挂出条幅:

我们为曾经做过的一切表示歉意,由于从12月起,你就不再是总统了,我们真诚地向您、向您的家人、您的内阁表达祝福。祝您一切顺利。

墨西哥毒品犯罪的销售市场在美国,资金、武器流入也来自美国。

也就是说,一半的战场,墨西哥军、政、警都鞭长莫及。墨西哥超过4成的贫困人口为犯罪提供了丰富的人力,即使政府方面打击了犯罪,短时间也可以恢复,因为墨西哥社会将不断的提供贫困、缺乏教育,找不到工作的人口。

美国管不住毒品市场,墨西哥管不住毒品产地。一边有钱有枪有需求,另一边有人,有适合犯罪的社会基础,这买卖不错,于是资本就活了。

资本不在乎靠什么赚钱,贩毒、军火还是实业没有区别,只看哪一项利润高。中国不就是被鸦片战争轰开国门的吗。

在墨西哥,毒品显然是成本低利润高的项目,禁毒实际上是同资本对抗。资本无国界,美国和墨西哥却有。

墨西哥的政治制度比美国还要民主,美国是选举人制,墨西哥是直选。一届政府任期还非常短,六年而已。六年后又是另一群人,另一番景象了。所以他们打毒品也好,搞建设也罢,一届的规划也就六年。六年时间恐怕是解决不了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的。

卡尔德龙搞的不错,你还想选他?不行啊,宪法规定了,总统都是一次性的,终身不得再任,用完了就扔了。像普京那样的不可能在墨西哥出现。

搞自由主义,搞市场经济,或者搞西方制度,关键是看看你的国家是个什么基础。

基础好就可以搞,基础不好就搞成墨西哥了。现在东南亚有成为墨西哥的潜力,中国有成为美国的潜力,我们都想要美国的好,不想要他们的社会问题。所以美国和墨西哥的毒品问题对我们是一个反面教材。

古斯曼

近日,据新闻报道,墨西哥最大毒贩古斯曼在美国受到审判,他被指控贩毒、走私军火等17项罪名。他曾经被抓过两次,每次都闹得腥风血雨,每次从墨西哥级别最高的监狱逃离后,会下令杀死参与审判的人以及证人。这次审判还没开始,就有陪审员担心受到报复而精神崩溃。不过古斯曼也被要求承诺,这次审判后不会杀陪审员。

墨西哥大麻种植园

拉美是重要的毒品产地,众所周知,这里曾经是殖民地。15世纪来自西班牙的殖民者,把毒品作物引入了这片土地。这里日照充足,气候干燥,地理环境非常适宜毒品作物生长。因此种植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拾,面积不断扩大,并向美国蔓延。当时美国政府虽然打压过墨西哥的毒品,但由于军阀斗争,没有能力解决毒品问题,美国对此也就不了了之。

世界四大毒品产地

二战爆发后,位于东南亚的“金三角”地区的毒品走私线路被切断,拉美成了世界第一大毒窝。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鸦片和大麻绝大部分都来自墨西哥。此时墨西哥的毒贩形成了贩毒组织,目的是垄断毒品生产和走私的市场。1980年的毒品教父加拉多,每个月向美国走私1.8吨可卡因。

被毒贩射杀的墨西哥警察

毒贩的势力非常大,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政府内部。毒贩通过行贿、色诱等手段,拉拢了一大批政府官员作为保护伞,既得利益者不仅默许其贩毒,甚至为其提供庇护,这也就是所谓的“毒品政治”。毒品泛滥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毒贩在政府的保护下,违法乱纪有恃无恐。

缉毒行动

墨西哥曾经有两位总统在任期内严格打击毒品问题,2000年上台的福克斯和2006年上台的卡尔德隆。前者在任期内抓了5万名毒贩,后者几乎每年都抓1万多名毒贩。他们通过军事手段打击毒贩,抓捕大毒枭,毁坏毒品种植基地,但这些手段并没有使墨西哥的毒品问题好转,反而更加复杂。

打击贩毒的墨西哥军队

他们打破了国家政权和毒品势力之间的力量平衡,两者彻底对立起来。贩毒组织四分五裂,各个势力为了抢地盘和市场份额,不断扩张种植面积,于是毒品产量不断增加。毒贩为了和政府对抗,向军事组织发展,或者和反政府游击势力勾结,干出了一系列绑架、军火走私、贩卖人口的犯罪。

By yjtjbs

外资风投正在退出中国

外资这半年形如在火葬场被焚。

中概股纷纷重挫。

上周末阿里巴巴再跌6.9%,收160.55美元,创2019年以来新低。Image

港股阿里巴巴,跌5.51%,收162港币,六个月大跌36.99%,创历史新低。Image

腾讯也难逃大跌潮,从半年前的723港币,到今天的425,半年大跌40%。

中国两大互联网巨头阿里腾讯,半年内股价惨跌成这样,大股东真的摔疼了。

而这次真摔疼了的,完全是以外资为主,我们来具体看下:Image

腾讯前五大股东:

1,Prosus NV,28.85%。

2,马化腾,8.38%。

3,先锋,1.93%。

4,黑石,1.24%。

5,Baillie Gifford,0.95%。

腾讯最大股东,Prosus,去年9月才成立,是由南非母公司Naspers拆分出来的企业,在欧洲上市。

Prosus虽然是拆分公司,但几乎占了母公司Naspers的全部净资产,主要原因就是,这家公司早年间投资了腾讯获得巨大成功。

这家南非公司一辈子就看对过腾讯这一家公司,其他的投资大多失败。

但一辈子输,赌对一次腾讯就行了。Image

但2021年,虽然Prosus于2月高点卖了2%腾讯股票套现超100亿美元。

可接下来的2-8月,腾讯暴跌40%,这家在欧洲上市的南非公司,可惨了。

腾讯第二大股东,马化腾,这就不多说了,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一辈子心血。

腾讯第三,第四,第五大股东,也全都是外资。

VANGUARD,先锋投资,美国华尔街的。

黑石,美国华尔街的。

Baillie Gifford,柏基投资,英国的。

换句话说,腾讯前五大股东,四家是外资,半年大跌40%,不知道外资会怎么想(后面会说)。Image

阿里五大股东,也一样都是外资

第一,软银(24.79%),日本的。

第二,普信(Rowe Price),美国的。

第三,蔡崇信,加拿大人。

第四,道富(State Street),美国的。

第五,Baillie Gifford,柏基投资,英国的(和投资腾讯那家一样)。

阿里巴巴五大股东,无一例外,全是外资,腾讯好歹还有个马化腾,阿里巴巴没有。

而除了阿里和腾讯,中国的其他互联网巨头,无一例外,都是外资的天下。Image

拼多多的前五大股东:

1,Baillie Gifford,柏基,英国的。

2,Tiger Global,老虎,美国的。

3,黑石,美国的。

4,富达,美国的。

5,先锋,美国的。

拼多多的大股东,无一例外,全是英美外资,不知道为什么想到拼多多的分享提现游戏,脑子就晕。ImageImage

再来美团的前五大股东:

1,腾讯,(腾讯前五大股东,四个外资,马化腾仅占8%)

2,红衫,美国的。

3,柏基,英国的。

4,黑石,美国的。

5,Capital research,美国的。Image

再看看快手:

1,腾讯

2,五源资本,母公司晨兴集团,晨兴集团是1986年由香港陈氏家族在美国创立的,主投新兴国家的新兴产业。

3,DCM,美国的风投。

4,DST,俄罗斯的风投。

5,银鑫,是快手创始人。

至于抖音嘛,因为字节跳动和旗下的头条,抖音等全都没有上市,不上市的话,公司就无需披露相关股东细节

另外最近被狠狠砍了一刀的教培行业,上市的公司大头,也几乎都是外资大股东。Image

好未来(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学而思),前五大股东:

1,摩根士丹利,美国的。

2,柏基,英国的。

3,先锋,美国的。

4,黑石,美国的。

5,威灵顿资产管理,美国的。Image

新东方的前五大股东:

1,GIC,新加坡的。

2,DAVIS SELECTED,美国的。

3,先锋,美国的。

4,黑石,美国的。

5,INVESCO,景顺,美国的。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外资占据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绝对大头,尤其是早期初创时代,钱几乎都是外资投的。

中国自己的风投,一群草台班子,资本游戏玩不溜。

你让国企或国有银行去投,对不起风险太大,不干这事,万一出点问题,领导直接下台了。

所以中国大多数互联网企业,它背后的大股东,几乎全是外资。

你说阿里巴巴五大股东,全是外资,那阿里算是中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

而在这一轮中概股的大跌潮中,外资其实也是最惨的,尤其是里面大量的美国华尔街资本,被捶的灰头土脸,找不着北。Image

新东方和好未来这两支股票,在中国对教培行业的重拳打击下,亏死了。

但资本不会坐以待毙的等死,资本总会寻找自己的生路,就算是刺刀见红,也在所不惜。

在大跌潮下,外资正疯狂的拆东墙补西墙。Image

最近亚洲主要市场上外资的表现,中国买超380亿美元。

而中国台湾市场,外资卖出161亿美元。

另外在韩国市场,外资卖出更多256亿美元。

这代表什么?这很明显的代表外资正大举抛出中国台湾和韩国的股票,合计417亿美元。

转手又买入中国股票,合计380亿美元,进行一个补仓动作。

难怪韩国人惊呼,外资拿我们的钱,去补中国的大跌潮。

那么外资这样的狂补中国股市的仓,它补的回来吗?华尔街补的回来吗?

其中一个典型人物,就是和中国资本有深度关系的孙正义。

孙正义,韩裔日本人,软银老板,参与了非常多项的中国投资。ImageImage

8月11日,孙正义对外表示,将暂停在中国开展新的投资动作,同时软银将观察中国国内科技行业的整顿会如何发展。

这番话一出,投资界震动,等于是孙正义要否定中国市场的价值了,未来可能会判断中国市场,不值得投资。

但仅仅几小时后,软银删除了所有相关报道,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新的申明。Image

软银说,是媒体误读了孙正义的讲话,软银不会离开中国,将会继续投资中国市场。

但数据会说话,目前软银在全世界的布局中,主投美国,次投亚洲,第三才是中国。Image

软银投资最新占比:

1,美国34%。

2,亚洲(中国外地区),25%。

3,中国,23%。

为什么孙正义前后讲的话那么矛盾?真的是媒体误读吗?

还是怕得罪了中国后,已经下的投资都将血本无归了,所以才马上改口呢?

听其言,不如观其行。

虽然比不上对美国的投资,但软银在中国的布局,也称得上即大且深。

稍微来看一下,孙正义在中国的万亿资本版图,这里面,有多少是你知道的,你也使用的呢?ImageImage

软银对中国公司的投资,关系非常深,这决定了孙正义不会在这个时候,做出或说出伤害中国的话,因为那等于在伤害自己。

在这种时候,他非但不能离开中国,还要继续调钱,来撑着中国市场ImageImage

软银上一季度共计减持约140亿美元,主要卖出的全是美国公司(如上图):

像是脸书、微软、奈飞、谷歌母公司,另外还有UBER,和美国送外卖的公司DoorDash。

那么软银为什么不卖中国公司股票?道理很简单,继续拆美国的墙,来补中国的。

倒不是孙正义多爱中国,资本家没有爱不爱一说,中概股大跌潮挡不住,就逼得软银必须拆美国的墙来补中国的仓。

更何况在孙正义发出上面“错误言论”并且更正后,就更需要做点什么来表态了,这种道理,相信大家都懂。

另外最近被中国教训的够惨的,还有另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敌人,索罗斯,就是曾发起对香港金融战的那位资本大鳄。

今年三月韩裔基金大佬比尔.黄,大爆仓,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单日亏损记录。Image

比尔.黄因为疯狂加杠杆,无力再追加保证金,单日爆仓达150亿美元。

那有爆的,就有想着抄底的,资本大鳄索罗斯就来接手比尔.黄的货。

索罗斯买入1.94亿VIAC股票,7700万美元的百度,4600万美元的唯品会,3400万美元的腾讯音乐等。Image

这只老鳄鱼本想着爆仓捡漏的,谁想到中概股第二季比第一季跌的更惨。

唯品会又跌了33%,腾讯音乐跌了24%,百度跌了6.3%。

老头大呼上当,中概股差点把他送进火葬场,上周五他把买进的百度,唯品会,腾讯音乐,全抛了。

认栽离场。

想捡漏结果捡了个大雷,气不打一处来就开始骂中国

索罗斯每次碰到中国,都碰一鼻子灰。

而外资的溃败也只是反映出来的表象,目前一场巨大的变革正席卷而来。Image

目前高级财经委会议提出了“财富三次分配”的概念。

“财富的三次分配”,不是“财富的第三次分配”。

厉以宁在《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这本书里讲的很清楚,三次分配意思就是:

1,市场分配。

2,政府分配。

3,道德分配。

靠市场分配,就是凭本事赚钱,你有本事就赚钱。

靠政府分配,就是税收调节,富人赚的多就要靠税收来平衡贫富差距。

靠道德分配,也就是如今再提的第三类分配,靠自愿缴纳和捐献等非强制方法,再分配财富。

也就是强调“为富不能不仁”,赚了钱了要懂得回馈社会,不能一切只向“钱”看。Image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一边是靠着烧钱去美国上市圈钱,一夜暴富的富豪,一边是6亿人月收入仅一千的低收入阶层.

两边的差距越来越大,解决贫富差距更是刻不容缓。

中国最近一连串的动作,背后的根本动因都是要解决贫富差距。

蚂蚁上市叫停,滴滴被查,加大对各家互联网公司的反垄断调查,再到娱乐圈整肃。

一个又一个严管动作的背后,都是在堵财富分配的不公的漏洞。

但是这些东西在嗜血外资看来,就好像如临深渊,如入地狱,中概股跌跌不休,赚不到钱的外资就开始骂娘了。Image

而另一方面,腾讯再捐500亿,加上之前拿出的500亿,共计1000亿,开启共同富裕专项计划。Image

腾讯这两个500亿,一个投入七大类基础科学领域,为了未来。

一个投入乡村振兴,帮助低收入人群增收,为了当下。

另外饱受诟病的996和做六休一制度,也在取消。Image

各大企业纷纷取消大小周,更别提996了,并且薪资不变,加班费等也逐步落实。Image

如果什么都不做,任由资本恣意妄为的发展,最终必然搞得老板极富,工人疾苦。Image

同时对属于国企的白酒行业,也下力气整肃,白酒股直接都带崩了。

如今下大力气反垄断,大力气清扫娱乐圈,大力气打996,所有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平衡贫富差距,完善三次财富分配。

在这样的情况下,外资被打的再疼,也不能成为阻碍中国共同富裕目标的理由。

当初说好先富带动后富,你不能说话不算话。

先富的不能踹你一脚,再把门一关,吼一句:不好意思,你别富了。

这种事绝不能发生在中国。

By 江平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