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批斗还是不忘初心的人

1970年9月23日,著名作家、“山药蛋派”鼻祖赵树理死于山西太原。赵树理是山西沁水人,曾任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著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福贵》《蟠龙峪》等。

赵树理(1906年—1970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中国现代小说作家,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赵树理曾担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协会主席,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在文革中成为“周扬树立的黑标兵”,遭到长期的批斗,1967年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被押着游街示众,曾被打断肋骨,又在批斗台上被推下,跌断髋骨,1970年6月23日被“隔离审查”,9月17日继续接受批斗,9月22日病危,9月23日被迫害致死,终年64岁。

赵树理之死

2006年9月24日,是人民作家赵树理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赵树理辞世已经36年了,央视一套5月播出了18集电视剧《赵树理》纪念他。

一书成名

我最早知道赵树理,是读了他的《小二黑结婚》。小说中的二黑与小芹恋爱,被村里垂涎小芹的恶霸金旺嫉恨。金旺勾结他的堂弟兴旺借口捉奸,将二黑和小芹捆了送到区上,企图借刀杀人。没料到区政府却支持了二黑和小芹的婚事,而将金旺和兴旺押起来,并调查他们横行霸道的罪行。这种美好战胜丑恶、正义战胜邪恶的大团圆的戏剧性结局,真是大快人心。

这部小说写成后,得到了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的赞赏,由他推荐给刚成立的新华书店出版发行,在各解放区引起巨大反响。这篇小说后来被当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实践成果,受到领导文艺工作的周扬的大力赞扬。

后来知道,这部作品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1943 年春天,赵树理在辽县(后更名为左权县)工作时,听到了村里的一件事:有一个民兵小队长和一个女青年谈恋爱,遭到村里坏人的嫉恨。那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开了斗争会,用腐败的罪名斗争他,竟然把他打死了。赵树理参与处理了这件事情。当时这样的村干部不少,差不多都是流氓出身。因为在抗战初期,老实的农民对抗日新政权还不摸底子,不敢出头露面,这些流氓分子便乘机表现积极,常被认为是积极分子,提拔为村干部。他们表面上说的是新政府的话,行动上办的是恶霸的事,和旧政权、旧乡绅一个样。所以,人民并没有真正掌握政权。赵树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在5月份完成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反映了出来:像金旺、兴旺这样的坏人,如果掌握了权力,就会变本加厉地压迫百姓,对社会形成很大的破坏。同样的主题,还表现在他后来创作的《李有才板话》中。小说中,能够对金旺、兴旺们有所制约的,就是抗日政府共产党新政权。

赵树理和段二淼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在20多年后的“文革”期间,赵树理竟有了和那个民兵小队长相类似的遭遇。在纪念赵树理百年诞辰的时候,我不由得感叹,作家当年对社会问题是何等的敏感。

运动开始

赵树理的厄运开始于1966年。8月9日,《山西日报》用了一个半版刊登了韶宝、宏光《从赵树理的作品看他的反动实质》的批判文章。接着,赵树理的家乡晋城县、长治市、晋东南地区就开始了对赵树理的揪斗,然后全省的造反派组织拉着赵树理,到全省各地城镇乡村去游斗。

但此时的赵树理,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赵树理传》中记载了他当时的情况:按照《十六条》的说法,他以为“此次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事,文化界、文艺界的人更应该是无一例外。”他甚至在批判他的大字报上表明自己的态度:“污垢沾身久,未能及早除,欢迎诸同志,策我去尘污。”但他没料到,“上面 ”早给他定了罪:一是和彭德怀一样反动,二是周扬树立的黑标兵,三是反动作家权威。所以,在晋中剧校斗争他时,他就把写着“黑帮分子赵树理”的牌子从脖子上摘下来扔到一边。这个举动,招致了造反派对他三天三夜的批斗,逼他承认是“黑帮”。

8 月下旬,赵树理被揪到长治批判,有人写大字报揭发他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满,有改朝换代、再造江山的野心,还想和毛主席争高下。证据是赵树理写的诗:“任它冰封与雪飘,江山再造看今朝,钻林不作银蛇舞,也与天公试比高。”这是赵树理1961年2月间在大庆参观时,有感于中国终于有了大油田而做的《油田远眺》。这首诗并未发表,知道这首诗的只有平日交往不错的朋友和同事。现在,却有人拿这首诗来攻击他了。这当然是邀功请赏的卑鄙行为。赵树理对安慰他的人们说:“ 我是为这种故意牵强附会、望文生义的坏风气生气。这样下去,不知有多少人要无故蹲文字狱。不过也没有什么,我有态度,我将到一定时候表态。”几天后,他将一首诗贴在那张大字报旁边:“革命几十年,真理从未违。纵虽小人物,错误也当批。”赵树理从前曾经说过,他是懂得鲁迅笔法的。这首诗的鲁迅笔法,大家当然看得出来,好心人自然更加为他担心了。

赵树理的老同学们曾说他是个“天真的人”,执拗的人。他认准的事不会轻易改变,他认准的理也不会轻易放弃。1955 年11月,赵树理在潞安县琚寨乡和剧作家张万一看了一场戏《柳毅传书》。这是一出传统戏,说的是洞庭龙宫中的龙女和书生柳毅的爱情故事。但是,在当时突出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下,这出戏被改编成地主压迫农民,农民心怀愤怒却苦无对策,柳毅揭露剥削关系,领导农民清算地主。龙女和柳毅的爱情也因此建立在了受压迫的阶级感情基础上。看完戏后,别人问他戏怎么样,他突然反问:“柳毅入党了没有?”又说:“如果还没有,该讨论他的入党问题了。”张万一等人明白了他的意思,不禁大笑。他却说:“柳毅同志历史清白成分好,立场鲜明觉悟高。”他说,《柳毅传书》这个戏,故事完整,情节优美,一定要塞进阶级斗争的内容,这叫强奸民间故事。

赵树理的天真源自于人格的善良,他性格的执拗源自于对真理的追求。然而在那场“文革”中,他的天真和执拗,却被“革命者”看作是“顽抗”,招来更残酷的批斗。

遭受冲击

1967 年6月,赵树理在太原五一广场被揪斗时,遇到大雨,又被打断了肋骨。1969年,在晋城被揪斗时,批斗者用三张桌子垒起来搭成一个高台,逼迫赵树理跪在上面低头认罪,又突然把他推下去,摔断了髋骨。据一些回忆文章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在哪一次批斗会上被打断了肋骨,大家都无法准确地知道,因为赵树理在批斗会上挨打是经常的。

被打断肋骨、摔断髋骨的赵树理,因为是“反动作家”而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至今,许多人都记得,当年赵树理在三儿子的搀扶下,艰难地挪着脚步前往医院看病的身影。肋骨被打断,得不到治疗,发炎化脓,引起了肺部的感染。他患了肺气肿,连呼吸都十分困难。到1968 年七八月间,赵树理还能在家居住,但是得时刻听从造反派组织的“命令”,按时接受对自己的批斗。1968年8月,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山西省文联后,赵树理就和省文联的其他“黑作家”、“走资派”及其他所谓有问题的人,在文联被集中监管,不许回家,一日三餐要家人送去,即所谓的住“牛棚”。

到了1969 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似乎象征着“文革”要胜利结束。年底,“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和“复课闹革命”已经展开,许多工厂开始招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已经开始,社会生活似乎要进入正常。就在从前的被揪斗对象和百姓们都稍微感到松一口气时,对赵树理的迫害却加重了。

1970 年6月,江青在一次会上又点名要求批判赵树理。6月25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批判,并抽调人员组织了写作班子,编写了赵树理的“黑材料”,下发各地,供各单位批判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军管组成立了“赵树理专案组”,23日,赵树理被投入监狱。从7月开始,山西各报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工农兵群众批判赵树理的文章,到了年底,《山西日报》发表的批判赵树理的文章已达70余篇,仿佛代表了“无产阶级”对赵树理的无比仇恨。

然而,此时赵树理的情况又怎样呢?一个署名奋飞的人,记录了他在1970年四五月间,去工农兵医院看病时偶遇赵树理的情景:

“ 我无意识地朝我前面的那个小本子扫了一眼,忽然发现姓名栏内工工整整写着‘赵树理’三个楷书小字。‘啊,这不是作家赵树理吗?’我……抬起头来向屋内四顾环视……便发现在靠门的一张长椅上,坐着一位面容清癯、脸色蜡黄、身体十分瘦削而且有些佝偻的老人……他腋下倚着双拐,而且不住地咳嗽。他上衣的口袋里装着一个空纸烟盒,每当他吐痰时,就把那纸盒抖抖索索地掏出来,小心翼翼地把痰吐到里面(生怕流到外面惹人嫌厌),然后再装回口袋里……我又挪了一步靠近他,俯下身来问他道:‘您……怎么了?’他用陌生疑问的眼光看了看我,惨然一笑说:‘没什么,黑夜下床不小心跌坏了腿……肺气肿的老毛病又犯了……’说完就又不住声地咳嗽,同时埋下眼睛不想再说话了……医生拿起我前面的那个病历本,像喊前面无数个患者似的,漫不经心地喊了声‘赵树理——’但话音落到‘理’ 字的时候,便有些不一样了。他用惊奇的眼光看着被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搀扶过来的病人,用特别和气的声音拍着面前的黄木凳说:‘坐下,坐下 ’……医生用听诊器仔细地检查了患者的心肺,并让他躺在诊床上,把肝区和腹部扪触叩击了一阵。病人一定是感到非常痛苦,他头上冒出大颗汗珠,嘴唇发青,不停咳嗽,但他拼命咬着牙,一声没有呻吟……医生急匆匆跑上三楼去了,半天才回来。他显得很失望,用遗憾的声音对病人说:‘你的病需要住院,可是现在没有床位……请你把住址告诉我,一旦有床位,我就通知你。’医生拿过一张纸,病人感激地望了望他,用抖抖索索的手在上面写下‘南华门16 号’几个工工整整的楷书小字……赵树理同志被那位穿蓝制服的中年人(后来人们说,那是他在晋南工作的大儿子)吃力地搀起来,拄着双拐,蹒跚着艰难地顺着楼梯‘走’下去了……‘这就是写《小二黑结婚》的作家赵树理。’医生一边翻着我的病历,一边抬起眼睛望着楼梯口对屋里的人说……除了游街时的一瞥不算,这就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作家赵树理。过了不久,我便从人们的风传中听到了他的死讯……”

溘然长逝

新华社记者田培植、贾福在《社会自有公论——读赵树理同志的一篇遗稿想到的》一文中,记载了最后一次批斗赵树理大会的情景:“1970 年,在林彪、‘四人帮’的同伙陈伯达直接插手下,对赵树理的迫害愈演愈烈。他再次被关进“牛棚”。这一年的9月17日,赵树理已经奄奄一息,但仍旧免不了批斗的遭遇。他又一次被揪到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上。这时,他已经站不起来了,坐在椅子上,连坐也坐不住了,又从椅子上滑倒在地下……”

1970 年9月6日,他抄了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交给女儿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能看到党的领导,就替我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的。”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也许知道,为了不给他人留下任何话柄,不给家人带来任何不测,他只能用毛泽东的词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来表示自己的心迹了。毛泽东的《咏梅》是仿陆游的《咏梅》而作,反其意而用之。陆游的《咏梅》末句为“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也许才是赵树理心底的声音吧。

1970 年9月18日(有文章说是17日),山西省革委会召开了批斗赵树理的大会。会场在山西省当时最大的能容纳5000人的湖滨会堂,参加人数号称万人。有回忆文章说,会前有人说,“赵树理病势沉重,已经不能动弹。但是一个青云直上的掌权者下令说,他动不了,爬也要爬到会场去。”批斗会开始仅几分钟,被拖在台上的赵树理就因身体极度衰弱昏倒在台上,接着被押解回监狱。

赵树理的女儿赵广建在《回忆我的父亲赵树理》中说:“9月18日,已经濒危的父亲又被拉到万人大会上批斗。这时他已经站立不住了,大会开始了没几分钟,父亲就一头栽倒在地上。眼看父亲是不行了,可那些人仍然强行让父亲写所谓的检查。五天以后,父亲的‘检查’写到中途就含恨死去了。”

这次批斗彻底击毁了赵树理的信念。我听一位熟悉赵树理的老人说,“文革”初期,赵树理对批判他并不以为然,还持乐观态度。他说“文革”是胡闹,社会不会总是这个样子,认为党中央不能让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对于红卫兵的揪斗,他说,那是娃娃们不懂事。所以在揪斗会上,他有时还开导红卫兵们。他的三儿子三湖回忆说:“他好像一点也不在乎,每次游斗回来,总是阴郁地发表一通观感:‘市容很成问题,垃圾到处都是……唉,看来国家很困难。’”1966 年冬天,他三次写了检查《回忆历史,认识自己》,对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检查自己的创作。他说:“我以为这过程可能与打扑克有点相像。在起牌的时候,搭子上插错了牌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打过几圈来就都倒正了。我愿意等到最后洗牌时,再被检点。”老作家西戎曾回忆说:“有一天他被揪斗后回来,坐在火炉边,笑着幽默地说:‘会上有人说我反党,说我是敌人,还问我是不是。我说:你们把我当敌人,我可把你们当同志,不然我不真成了敌人了?’”他对女儿说:“相信党,相信群众。现在确有困难,但这对我们每个人的革命意志都是个很好的考验和锻炼,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好处,个人受到一点冲击和委屈不该有什么怨言。”但是,他的这种乐观,被这次声势浩大的批斗会给彻底击毁了。

四天后的1970年9月22日下午,赵树理在狱中突然浑身颤抖,双手乱抓,口吐白沫,嗓子里胡噜作响。经专案组批准后,他被送到医院。23日凌晨2时45分,在忍受了4年多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折磨,在离他64岁生日仅差一天之时,赵树理终于撒手人寰,含冤去世。(胡晓青)

“文革”中的赵树理

1966年5月,晋东南专区上党梆子剧院来电话, 请赵树理到长治参与修改汇演剧目《两教师》。赵树理 同陈奇、潘公展、张仁义、李振杰等5人组成创作组, 先下陵川、晋城两县几所农业中学采访,为修改剧本 积累素材。此时,诬蔑建国以来文艺被一条“反党反社 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林彪同志委托江 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已经中央批 准转发全党(4月10日),全国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 《海瑞罢官》和声讨“三家村”的文章,火药味越来越 浓,一场把矛头直指广大革命领导干部和文艺界专 家、权威的浩劫,已初见端倪,赵树理对此虽五更深的认识,但已有所预感。所以,他身背马搭子,内装茶壶 茶碗、香烟和中药丸,每到一处落脚,总先翻开马搭 子,摆出茶壶茶碗,吆喝一声“开茶馆喽!”然后招待大 家喝茶。很有些以阿庆嫂自勉的意味。1966年6月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赵树理等在晋城 农村听到关于这张大字报的广播后的第二天即接到 通知:解散创作组。他返回晋城没几天,随他而来的李 振杰向他来辞行。他递给李一杯茶水说:“‘LLJ雨欲来 风满楼’,我的茶馆也给刮塌了。小李子,先饮下这一 杯离别酒,等雨过天晴,再请你来品茶。”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公开载文诬蔑周扬 是“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大红伞”、“总头目”,预示 着受周扬赞誉的赵树理在劫难逃。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决定》号召全国人民“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 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于是,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便在全国普遍发动起来。同一天,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揭批赵树理“问题”的座谈 会,第二天《山西日报》便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权威”,打倒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赵树理》的大字标题,报导了这次揭批会。8月11日,省文联机关 开会揭批赵树理,同日《山西日报》发表长篇文章,全盘否定他的创作。接着,8月13日、18日、31日,10月 26日,该报连续发文批判赵树理,从而掀起了山西省第一次批赵高潮。

孩子是天真的。晋城师范学校的红卫兵娃娃们, 首先主持召开批斗赵树理的大会。他们把戴着高帽挂 着“黑帮分子赵树理”大牌子的赵树理,押到台子上, 后面跟着宣传部长、文化局长、剧团团长等一串所谓 “黑爪牙”。不料,上台后赵树理突然把大牌子、高帽子 撂到地上,昂然挺直了高大的身躯,闹得会场哑然无 声,人们无不瞠目结舌。造反派头头见势不妙,只好高 喊:“打倒黑帮分子赵树理!”并以势压人,喝道:“造反 派说你是黑帮,你公然对抗,这是反革命行为!我问你 是不是黑帮?你的作品是不是大毒草?”赵树理根本不 理他们的碴,气得“小将”暴跳如雷。半天赵树理才慢 悠悠地说:“说我是黑帮,我不敢当。我人长得黑,可心 不黑,也没帮没派。我的作品尽是‘豆芽菜’,连‘西红 柿’都够不上。要说是大毒草,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种 呢!”闹得批斗会全场哗然,难以为继。主持者只好草 草收兵,然后分三班轮番作战,想以疲劳战术逼迫赵 树理承认。到第二天,赵树理感到体力不支,便低声跟 娃娃们说:“你们说是,那就是?”并规规矩矩写到纸 上,立为字据。造反派拿过“字据”夹到语录中,高声朗 诵:“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的语录,“欢 庆”初战告捷。赵树理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红卫兵 又押他参加“欢庆胜利大会”。当他们发现自己被捉弄 之后,只好狂呼口号。

1966年8月中旬,赵树理被揪到长治晋东南地委 招待所“交待”问题。他看到一张万余言的揭批他“问 题”的大字报,于是就在大字报边上题诗曰:“尘埃由 来久/未能及早除/欢迎诸同志/策我去陈污。”反映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对运动的善良愿望。8月下旬, 晋东南地委开会开始揭批赵树理。一天,赵树理看到 —、·张《请看赵树理的野心》的大字报,正被人围观。原 来这张大字报说他对无产阶级专政极端不满,有改朝 换代、再造江山的“野心”。结尾道:“如予不信,有诗为 证:‘任它冰封与雪飘,江山再造看今朝,钻林不作银 蛇舞,也与天公试比高。’这是赵树理亲笔写的,铁证 如山,赖是赖不掉的。”读罢大字报,他很气愤。这 首诗是他所写,但那是1964年3月参观大庆油田, 目睹石油工人顶风雪冒严寒,改天换地大打石油 翻身仗的情景,有感而作。现在这位熟人竟不顾事 实,无限上纲,有意置他于死地,令人发指。赵树理 不觉慨叹:“如此牵强附会,望文生义,任其下去, 不知有多少人要无故蹲文字狱。”激动之余,又赋 诗——首,写在大字报旁边。诗曰:“革命四十载,真 理从未违,纵虽小人物,错误也当批。”这是以鲁迅 笔法,在回敬那位卖友求荣的“小人物”。是年冬, 赵树理被迫写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的检查,约 23000字,一方面,严于解剖自己;另一方面,历数 每篇作品创作的背景和由来,用事实驳斥厂林彪、 四人帮一伙随意加在他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的罪 名。检查结尾说:“在起牌的时候,搭子上插错了牌 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打过几圈来就都倒正了。我愿 意等到最后洗牌的时候,再被检点。”这话虽有几 分书生气,但也反映了赵树理对党的事业充满信 心。

1967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评反革 命两面派周扬》的长文,这是为江青《纪要》作注脚的 文章,文中大淡“黑线专政”史,随意给周扬罗织罪名, 并以周扬划线,诬蔑赵树理等为“资产阶级权威”,意 欲一律打倒。1月8口,《光明日报》发表了《赵树理是 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标兵”》,文章在罗列赵树 理一系列“罪”名后,结尾处气势汹汹地说:“现在是彻 底揭露和批判周扬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的‘标兵’的时候了。只有把这些资本主义、修正主义 的货色彻底砸烂、彻底消除,才能为无产阶级文艺的 健康发展扫清道路。”9日,《解放军报》以第四版整版 刊登了3篇“批赵”专文,并加编者按胡说道:“赵树理 二十几年来创作的历史,就是他挥舞黑笔反党反人民 的历史,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为反革命修正主 义集团创造复辟舆论作准备的急先锋。”2月1日,江 青攻击根据赵树理的《三里湾》改编的电影《花好月 圆》“坏透了”。在江青一伙的策动下,批判赵树理的恶 浪漫及全国。

山西的“造反派”自然心领神会,不甘人后。1967 年2月,赵树理被从长治揪回太原,名目繁多的造反 派组织走马灯一样轮番批斗他。有一次,“造反派”问 他:“你是哪一类干部?”赵树理答:“说我是一、二类干 部,我自己觉得不配。说我是三类,你们不会答应。说 是四类吧,我自己不会承认。我看算三类半吧。”搞得 批斗者无可奈何。

“造反派”管这种批斗会叫“拚刺刀”会,蛮横逼迫 被斗者认“罪”服“批”。赵树理偏偏不买帐,一次他对 “拚刺刀”的造反派说:“拚刺刀,得双方都有刺刀。现 在只是准你们讲话,不叫我说话,这叫什么拚刺刀?这是捅刺刀嘛!”说完,做了一个“捅”的手势,弄得“造反 派”哭笑不得。有人高叫“赵树理,你再不老实,判你30 年徒刑。”赵树理笑曰:“30年以后,还不一定有我老赵 呢。”

有一次,一伙“造反派”开来一辆卡车,把赵树理 拉到一个地方批斗,下车就叫他承认“锻炼锻炼”是一 株大毒草。赵树理向他们阐明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 没说几句,就有人吼道:“赵树理,你别‘下车尹始,哇 啦哇啦!”’他纠正说“不是‘下车尹始’是‘下车伊始’。 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那意思是……”,那位 念白字的造反派有些心虚地说:“不管下车什么, 你必须老实交代,新农村有‘小腿疼’、‘吃不饱’这 佯的人吗?”“有!”“你见过?”“见过!”结果招来 一阵拳脚。

1967年3月,康生、江青一伙煽动“抓叛徒”活 动,许多历史已有正确结论的老干部、老党员被打 成所谓“叛徒”,残酷迫害,无情打击。赵树理也进 过国民党“自新院”,但他并未暴露自己的党员身 份,没有出卖同志,这时,也被加上“叛徒”罪名。 月,江青又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于是,武斗逼 供成风。此时,赵树理被触及皮肉已成家常便饭, 也弄不清哪一次肋骨被打折,留下了不治的隐疼。 尽管处境恶劣,可赵树理并未屈服,是年春夏之 交,一伙造反派要他交代如何“利用小说反党”的问 题,时值《讲话》发表日期前后,引发了赵树理的一片 真情,他倾吐了听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时所受到的激励和鼓舞,坚信自己“还会有提笔 的机会”,但表示“不写小说了,要写戏剧!”因为“农民 文化程度不高,劳动也太繁忙,……看小说是比较困 难的。如果写成剧本,剧团在农村公演,让老老少少都 能看,这有多好。”在如此困难的时候,他心中仍然惦 记着亿万农民群众,耿耿此心,纸笔难表。

1968年,两派武斗升级,社会秩序混乱。赵树理却 比较乐观,常常在批斗之后,一回家就学代数、几何, 画国画、叠灯笼。吃饭前,常以碗筷充锣鼓敲打一阵, 唱一段上党梆子。兴头来时,就拎起鸡毛掸子当马鞭, 在地中间跑圆场,逗得小外孙也在他屁股后边转。弄 得老伴啼笑皆非,叹道:“斗成你这样,还把你高兴的!” 其实,他这是苦中作乐,是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无声 抗议,坚信邪不压正,光明总会到来。他曾对女儿广建 说:“我们党倒霉就倒在这一文一武身上!”(指江青、林 彪)并经常劝慰广建说:“小鬼,不要软弱,相信党,相信 群众。现在确实困难,但这对我们每个人的革命意志 都是个很好的考验和锻炼,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好处, 个人受到一点冲击和委屈不该有什么怨言,,”赵树理 对个人受冲击不大介意,但对国家命运却很关心。每 次坐车游斗回来,总是忧郁地发表一通观感:“市容很 成问题,垃圾到处都是……唉!看来国家很困难。”

1968年秋天,军宣队、工宣队进驻省文联,被集中 监管,不得回家。秋后,次子赵二湖赴山西洪洞插队, 要见父亲一面,竟不准许。事后,赵树理对三子赵三湖 说:“咱们都是从农村来的,一辈子不应该忘记农村!”

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 开,“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 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会后,在所 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指引下,在林 彪、江青一伙的操纵下,全国的所谓“斗、批、改”运动 沿着“极左”道路越滑越远。一些抵制他们极左路线的 革命干部和专家、权威,遭到更加残酷的迫害。赵树理 首当其冲。是年,在军、工宣队监管下,赵树理竟被做 为“清队”的靶子,抱病被拉回晋城批斗,强迫他站到 三张摞起来的桌子上,低头认“罪”,后被推下去摔碎 髋骨。从此,赵树理不能自理,辗转呻吟,度日如年。秋 后,有一位故乡的文化人来太原看望赵树理,他撑着 伤病之躯,嘱咐这位同志:“晋城、阳城一带流行的上 党秧歌(即泽州秧歌),群众喜欢唱,喜欢听,能不能考 虑配上丝弦,把这个地方小剧种扶植起来。”

1970年四五月,长子赵广源路过太原。见父亲病 得不成样子,扶他到省委机关对门的医院诊治。大夫 一查认为:“需马上住院治疗。”可院方却以“没有床 位”顶回。医生只好安慰他道:“请你把地址告诉我,一 旦有床,我就通知你。”然而,在那反常的年代,同许多 善良人们的愿望相反,林彪、江青一伙对病人膏盲的 赵树理的残害却愈演愈烈。6月23日,奄奄一息的赵 树理被押进太原钟楼街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军管专 案组”进行隔离审查。6月25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开展 群众性大批判的同时,写出“高”质量的文章。省里当 即抽调人马组成写作班子,整理编写了大量有关赵树 理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材料, 供各地各单位批判之用。7月24日,《山西日报》头版 头条发表省革委会大批判写作小组的大块文章《把一 贯鼓吹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家赵树理 彻底批倒批臭》。第二天该报又发表了当时已成为中 央要员的大寨带头人的文章《赵树理是贫下中农的死 敌》。于是,在山西全省又掀起一次批赵高潮。据不完 全统计,从1970年7月24日至年底,仅《山西日报》 就载批赵文章76篇,到处都是批赵专栏,连穷乡僻 壤,也涂满了“砸烂赵树理的狗头”的标语和漫画。 对于一个作家的批判竟达到如此精心策划、大动 干戈的程度,实属罕见。说明赵树理的言行已成为林 彪、江青一伙推行反革命极左路线的严重障碍,是他 们的眼中钉肉中刺,非置于死地而后快。可是,历史的 发展不会按照他们一伙的如意算盘去捏弄,而是取决 于民心的向背,对此,赵树理充满自信,他说:“对我 们,社会自有公论。”事实验证了他的论断,晋城一位 小学教师趁批斗发言之机,把一小瓶“竹叶青”酒塞到 赵树理的衣兜中,有人秉承上面的旨意,三次跑到赵 树理的故乡召开批判会,却开成三次“摆功会”,全力 “诱导”也无济于事;一位小爬虫到赵树理下过乡的地 方拼凑批赵材料,惹恼了川底村的郭先老汉,老汉气 愤地说:“赵是保国忠良,怎么保国忠良没好下场哩!”

1970年9月6日,几经周折获准探望父亲的赵广 建,来到关押赵树理的山西省高级法院的一间小屋 里。见“父亲在伏案认真地抄写着什么,我轻轻地走过 去一看,原来是毛主席的诗词《卜算子·咏梅》。父亲用 一只手按着被打断了两根肋骨的侧胸,忍着极大的疼 痛,艰难在坐在桌前恭恭敬敬,一笔一划地抄写着,汗 水从他布满皱纹的额头沁出来,滴在纸上,他却抄得 那样虔诚,那样聚精会神,仿佛在用整个生命书写着 自己的信仰和寄托。看到这个情景,我积悲难禁,一下 子哭出声来。父亲回头一看是我,叫我靠到桌前,双手 捧着那首刚刚写好的《咏梅》递给我,庄重严肃地对我 说:‘小鬼,如果将来有一天能看到党的领导,就替我 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我的……”’这次会面赵树理与 女儿长谈了数小时,详细地回顾自己的家世、历史和 创作生涯。临末惋惜地说:“近些年来,我几乎没有写 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

1970年9月17日,赵树理被揪到太原工农兵(即 湖滨)会堂批斗,因病体不支,晕厥倒地。9月23日凌 晨2时45分,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刹那,这位忠诚的 共产党员、杰出的人民作家,终于含冤逝世。 赵树理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作家,在国内 外享有盛名,影响深远。他继承了鲁迅革命现实主义 传统,继承了我国古代和民间的优秀文艺传统,吸取 了世界文艺名著的有益成分,创造出一种有独特艺术风格,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真正为老百姓所喜闻 乐见的文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真正解决 了革命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的作家。他的创作 堪称我国农村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的壮丽史诗。他把农民的口语加工提炼为鲜 明、准确、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为我们写下了第一 流的作品,不愧为一位“当代语言艺术大师”。 文如其人,诚如周扬同志所说,赵树理“文好人也 睁”。他像农民一样纯朴、憨直,而又机智诙谐;他大智 若愚,才华不外露;他克己奉公,对人民忠心耿耿。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 庄丛中笑。”这是赵树理临终前手书的毛主席《咏梅》 同中的两句,其优美而富有哲理的意境,是赵树理人 陪和信念的生动体现。历史验证了他的预言:严寒终 悔过去,春天必将到来。赵树理逝世后6年,祸国殃民 的林彪、江青之流先后垮台,形势好转。

1978年10月17日.赵树理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仪式由全国文联副主 席周扬同志主持,中国作协副主席刘白羽同志致悼 词,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文 化部和山西省的领导人及首都、山西文艺界知名人 士、生前好友及家属参加。悼词对赵树理的文学业绩、 创作道路、道德情操和政治品格都做了公正的评价。 从此,冤案彻底昭雪,名誉得以恢复,遗作得以刊行、 再版。1980年10月,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赵树理文集》 4卷。1986年9月开始,北岳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了 董大中、郜忠武、李士德合作编辑的《赵树理全集》1至 5卷。1986年4月24日,在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修建了赵树理陵园.永远纪念这位人民作家。

By 王晓易

切尔诺贝利的“象脚”是否会死灰复燃

1986年4月,世界经历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核电事故,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一个反应堆发生了爆炸,50多吨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并随风扩散,远至法国都受到了影响。

当年的12月份,调查人员冒着危险来到灾难现场时,看到一幕怪异的景象:一堆灼热的熔岩状物质一路烧到事故发生地的地下室,最后在那里凝固。因为独特的形状和颜色,这个庞然大物被命名为“大象腿(Elephant’s Foot)”。

虽然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温和,事实上人们在它上面检测到的辐射量相当高,几秒钟内就可以致人于死地。更可怕的是,直到今天“大象腿”对人仍然有致命的威胁。

这一切要从大爆炸事件说起。1986年4月26日清晨,前苏联最大的核电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巨大爆炸,导致了这场灾难。

救援人员清理放射性材料

在一次安全设备测试中,由于操作不当,第四号反应堆内的铀堆芯出现过热,温度超过了2912华氏度(约1600摄氏度)。随后一连串的核反应引起了反应堆的爆炸,瞬间冲破了周围1000吨的混凝土和钢盖。

爆炸导致反应堆1660个压力管全部破裂,从而引发了第二次爆炸和火灾。最终使第四号反应堆具有放射性的堆芯暴露于外界,远至瑞典也检测到了过高的放射性物质。

检测第四号反应堆的辐射水平

接下来的时间里,核电站数十名工人和工程师因为暴露在辐射中,几周内便死亡了。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控制爆炸和火灾,比如25岁的瓦西里·伊格纳坚科(Vasily Ignatenko),他在进入辐射区域三周后死亡。

甚至在事故发生几十年后,还有无数人因此患上了癌症等绝症。居住在爆炸地附近的数百万人也遭受了长期的健康缺陷,至今仍能在切尔诺贝利感受到辐射的影响。

研究人员对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后续影响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野生动物在周围的红森林中再现,这种现象无疑是令人震惊的。

红森林的辐射标志

研究人员试图去评估这场灾难的更广泛影响,包括在核电站地下室发现的“大象腿”,那么这奇特的化学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

第四号反应堆过热时,熔化了其核心的铀燃料,产生的蒸汽炸毁了反应堆。热量、蒸汽和熔化的核燃料结合在一起,形成了100吨灼热的化学物质,从反应堆喷涌而出,并通过混凝土地面到达地下室,最终在那里凝固。

这种致命的熔岩状混合物因其形状和结构而被称为“大象腿”。

“大象腿”

“大象腿”中核燃料只占了很小的比例,其余部分是沙子、融化的混凝土和铀的混合物。这也被称为含燃料的类熔岩物质(LFCM),目前科学家仍在继续研究。

这个奇特的结构是在切尔诺贝利灾难发生几个月后被发现的,据报道它现在仍然灼热无比。这些几英尺宽的化学物质存在很强的辐射,能够造成严重的副作用,甚至在几秒钟内就会致人死亡。

研究人员第一次测量时,“大象腿”的辐射水平高达1万伦琴每小时,这意味着一个小时的暴露量相当于450万次x光胸透。在这种环境中暴露30秒就会出现眩晕疲劳,2分钟会导致人体出血,5分钟或更久就会导致48小时内死亡。

尽管存在这些有风险,调查人员仍然设法记录并研究了它。他们发现这个大家伙相对致密,无法钻孔,但当调查人员用AKM步枪射击时发现它并非刀枪不入。

其中一个团队制作了简陋的轮式相机,可以在安全距离内拍摄大象的脚。不过早些时候的照片显示,研究人员在近距离拍摄照片,辐射专家阿图尔·科尔涅耶夫(Artur Korneyev)就是其中之一。

科尔涅耶夫和他的团队的任务是定位留在反应堆内的燃料并确定其辐射水平,他说:“有时我们会用铲子,有时我们会用靴子把放射性碎片踢到一边。”

现在“大象腿”发出的辐射已不如从前,但它仍然会对附近的人构成威胁。为了在不危及自身健康的前提下展开进一步研究,科研人员正试图在实验室中按照“大象腿”的化学组成制作复制品。

2020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一个团队用贫铀成功构建了大象腿的微型模型,贫铀的放射性比天然铀低40%左右,通常用于生产坦克装甲和子弹。

对于正试图避免再次在无意中制造出这种放射性物质研究人员来说,这个复制品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不过研究人员也提醒说,因为这个复制品与“大象腿”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任何基于它的研究都应该有所保留。

俄罗斯弗鲁姆金物理化学和电化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安德烈·谢耶夫(Andrei Shiryaev)把这种模拟比作“做真正的运动,玩电子游戏。”

“毫无疑问,对模拟材料的研究很重要,因为这更容易,而且能够满足大量实验的需求。”同时他也表示“人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仅对模拟物进行研究的意义。”

据《科学》报道,乌克兰基辅核电站安全问题研究所(ISPNPP)的Anatolii Doroshenko近日在拆除反应堆讨论会上说,传感器追踪到一个人们无法进入的房间流出不断增加的中子,这是一种裂变反应的信号。“有很多不确定性。”ISPNPP的Maxim Saveliev说,“但我们不能排除事故的可能性。不过,中子数量正在缓慢上升,这表明管理人员仍有几年时间找出遏制威胁的方法。”

核废墟中自我维持的核裂变,或者说临界状态,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1986年4月26日,当该核电站4号反应堆的部分堆芯熔化时,铀燃料棒、它们的锆包层、石墨控制棒以及倾倒在堆芯上试图灭火的沙子一起熔化成熔岩。放射性物质流入反应堆大厅的地下室,并硬化成所谓的含燃料材料(FCM),其中含有约170吨放射性铀,占原始燃料的95%。

一年后,相关部门建设了一座钢筋混凝土“避难所”存放4号反应堆“遗体”,它让雨水可以渗入。因为水减慢了中子的速度,从而增加了它们撞击和分裂铀核的几率。但暴雨有时会使中子计数飙升。

1990年6月的一场大雨之后,一位科学家冒着暴露于辐射的风险,进入受损的反应堆厅,在FCM上喷洒了硝酸钆溶液,这种溶液可以吸收中子。他和同事们都担心FCM可能变成临界。几年后,相关部门在“避难所”的房顶安装了硝酸钆喷洒器,但喷雾不能有效地渗透到一些地下室。

2016年,一座耗资15亿欧元的新安全设施封闭了“避难所”,以便稳定并最终拆除反应堆。新设施还可以阻挡雨水,自从被安置以来,“避难所”大部分区域的中子数一直稳定或在下降。

但在一些地方,相关数字开始慢慢上升,例如305/2号房间在4年里,中子数几乎翻了一番。ISPNPP的模型表明,燃料的干燥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子在裂变铀核时更有效。“这是可信的数据,只是还不清楚机制是什么。”Hyatt说。

这一威胁不容忽视。随着水不断退去,人们担心“裂变反应会呈指数级加速”,Hyatt 说,这会导致“不受控制的核能释放”。

应对新威胁是一项艰巨的挑战。305/2号房间的辐射水平使人们无法靠近并安装传感器,也无法喷洒硝酸钆,因为它被埋在混凝土下面。一种想法是开发一种机器人,它可以长时间承受强辐射,在FCM上钻洞,插入硼柱,吸收中子。与此同时,ISPNPP还打算加强对其他两个领域的监控。

不过,复燃的核裂变反应并不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保卫者面临的唯一挑战。由于被强辐射和高湿度包围,FCM正在瓦解——产生更多的放射性尘埃,使拆除“避难所”的计划复杂化。

By Natasha Ishak唐一尘

养孩子为什么越来越难

抚育问题的兴起

儿童的生养抚育是关系到人类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家庭作为承担抚育工作的重要场所,成为联结“公”与“私”的场域。通过对“儿童价值”、“养”和“育”的内容与方式的重新界定,社会变迁的结构性力量透过家庭抵达个体。

我们可以发现,当前这种全球范围内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较大规模的精细化育儿模式,并没有很长的历史。在中国,哪怕当前这套理念最坚定的践行者——“70后”、“80后”的父母们,他们自己也并非被这套理念抚养长大。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视角来看,这一现象的兴起,与家庭经济模式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儿童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当前市场力量对私人领域日益加剧的渗透密切相关。

一是家庭经济模式的转型。在前现代的小农社会,家庭作为生产单位,将人类的生产与再生产整合在一起。因此,在前现代社会,并不存在独立的“儿童”概念,儿童照顾模式围绕着成人需求为中心安排,儿童往往被“视而不见”。

伴随着工业化推进,劳动力被商品化,家庭经济模式发生转变:薪资养家理念出现,家庭规模缩小,两性在家庭内部开始出现分工,女性被逐步排除在生产体系之外。这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再生产被逐渐从生产性劳动中剥离,家庭日益被划分进私领域的范畴,成为承担抚育的主体。同时,伴随着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家庭居住的空间安排也出现变化,从原先“家户”式的共同体居住向血缘家庭、核心家庭转变,由此,儿童逐渐进入成人的视野,现代“儿童”观念才开始出现。

二是儿童价值观的转变。在家庭经济模式转型的背景下,儿童从事生产性劳动被逐渐禁止,社会对于儿童的价值判断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19世纪以经济价值为衡量、“有用却廉价”的儿童,变为20世纪“经济上无用”但“感情上却无价”的儿童。随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义务教育的推行以及晚近大学教育的扩张,儿童对成人的依赖周期被不断拉长,与此同时,父亲养家、母亲抚育的这一亲职模式也被不断强化,使得“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出现,母亲投注全部心力在孩子身上。这一照顾方式在制度上与现代家庭性别分工安排相互依存,显示出对儿童照顾从“以成人为中心向以孩子为中心”的转变。

三是市场力量的渗透日益加剧。从亲职和抚育来看,工业社会使家庭的抚育责任私有化,而当前全球范围内消费社会的兴起,又使市场力量裹挟着专家话语对抚育方式进行了全方位的指点。当“生”与“育”的过程在诸多环节上被拆分、进而在各种“科学技术”的话语下被商品化的时候,对一个“理想的照顾者”的要求被层层加码,亲职的内容被不断扩充,从生存照料到认知培育到情绪回应等,由此,履行亲职成为需要学习的技能或是需要购买的服务。

市场使公共领域被边缘化,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并忽略了国家的责任,与此同时,父母乃至祖辈作为抚育实施者的主体被不断施压,而其与孩子之间原有的最本质的意义联系却被渐渐掏空。可见,伴随着这样的历史进程,儿童抚育经历了一个先私人化(抚育责任从共同体到家庭)、后市场化(抚育方式从自然到专业化、精细化)的过程,从而导致当前我们在现象层面感受到的诸多问题。

可见,我们可以尝试着追溯一下“当妈难”问题背后的社会结构线索,一个核心问题是:社会变迁进程中,抚育责任是如何在国家、市场、社会、家庭之间,被不断地重新界定与组合的?这个界定和重组的过程——是如何一步步落实到家庭,进而限定到母亲身上,并且被层层加码的?母亲在其中作为主体的体验又是什么?本文尝试结合自身初步的体验和观察,以及相关文献阅读,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

▍母职的层层加码

(一)现代化转型:职责加码

如果说生孩子依赖于女性独特的生理构造,那么,养育孩子并非母亲天职,而是充满社会建构的痕迹。且不说从前工业到工业时代,即便是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近一百年甚至仅从建国之后的近几十年来看,关于抚育责任的分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中国转型的进程中,社会结构诸要素是如何对抚育职责进行调整,以使其契合社会发展需求的?这个过程对母职的定义和内容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简言之,这是一个对于母亲的“职责加码”的过程。在近一百多年间,中国至少经历了三个有重要特色的阶段:一是清末民初从传统儒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二是建国后“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三是市场转型后以消费主义为中心的当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女性身上所担负的再生产职责一直都在,且随着抚育责任从共同体到家庭的转移而不断加重;与此同时,女性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被逐步纳入现代工业大生产体系,使其成为肩负“生产”与“再生产”双重任务的主体,其间的张力随着市场化转型进一步加剧。

以从传统儒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阶段为着眼点,1929~1933年的国共《劳动法》顺应中国早期现代工业的性别特征,一方面继承了清末以来对女性生产和再生产双重任务的整合,在现代化转型中,选择性地赋予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同时保留女主内的职责分配;另一方面,通过妇女劳动保护框架——雇主责任制和只提供给女性的带薪生育假、托幼服务和禁忌劳动,从而在事实上将女性转化为劳动力市场上的次级劳动力。由此,这为女性的双重任务排出了优先等级:无酬照顾为主,赚钱为辅搭建出现代职业妇女的母职基本模式。对于父职,则侧重于其养育者的身份和权威,隐晦地勾勒出与现代母职二元对立和二元互补的现代父职模式:赚钱为主和很少照顾子女的缺席父亲。由此,为现代化的父职与母职奠定了基调。

建国后,在“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的大规模实践对女性处境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在意识形态及初步公共托幼体系的支撑下,女性实现普遍就业。通过对妇女解放的重新论述,国家对女性自身的价值、母爱的职责和范畴,以及儿童的属性都进行了再定义,儿童抚育从再生产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变成光荣的生产任务、国家和集体的责任。

公共化的再生产体系不仅提供了对幼儿的实际照料,而且还为传统以家庭内照料为职责的母亲,需要进一步承担公领域的“工作”职责时提供了价值观的支持,以其从工作中获得的自我尊严、成就感,弥补了因传统母亲角色压力带来的负疚。但另一方面,除女性在外从事生产劳动时被置换出的抚育任务外,她们剩余的家内职责并没有被免除,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策略,造成生活用品和服务设施普遍供应不足,家庭成员的衣食等生活消费品基本上依靠女性的无酬劳动来弥补。宋少鹏指出,这是国家有意识地把性别化分工编织进大生产体制的结果,以期快速实现工业化。

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公私分离”型的结构,这是一种将“私”嵌入“公”中的“公私相嵌型”。这一结构使家庭的实质被掏空,成为公共目标的辅助部分。其对于市场转型之后女性处境的深刻影响在于,正因为对妇女家内责任的刻意保留,1990 年代急剧市场化转型时,国家从与再生产有关的福利中撤离并私人化这一领域时,鲜有遇到抵抗而顺利地实施了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但是,妇女的家内责任,却使工人阶级妇女和中产阶级妇女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不利的地位,成为“劣等”的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曾因公私相嵌的结构被极度挤压的“私领域”,市场转型之后被抛出“公领域”之外,致使妇女的家内责任被自然化甚至被美化。因此,要全面理解母职双重任务的加码逻辑和张力,还需要看到两种经济体制之间的历史延续性。

由此,中国产生了世界上最庞大的职业妇女队伍,也拥有庞大的工作母亲群体。转型之后,单位制解体,公共托幼体系瓦解,在上述的历史延续性下,再生产职责被重新私人化,毫不含糊地落在母亲身上。较之计划经济时代,转型后的“工作母亲”失去国家的依托,还进一步面临着市场化对其双重身份提出的挑战:一方面,在“工作者”的身份上,高度市场化的劳动分层将其视为次等劳动力,难以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和升迁机会;另一方面,在“母亲”身份上,消费主义带来的文化转型,使其不仅要承担起对幼儿的照顾,而且必须成为符合现代性标准的全知全能的“教育妈妈”。由此,母职的双重任务被进一步加码。

双重任务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使女性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回家还要面临着“第二轮班”,常常陷入“天人交战”的困局。从主体体验来说,在双重身份之间的连续切换,不仅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体力,其更让人心力交瘁之处,在于女性需要随时在应对工作与家庭事务所需的两套不同的文化逻辑之间切换。遵循“利己”和“利他”两种基本原则,原本被分隔在两个空间(工作场所/家)与不同性别个体(男性/女性)身上实现,但如今却要在“工作母亲”身上整合起来,这成为她们体验到工作和家庭拉扯时内在焦虑的文化根源。

但是,即便如此,当今的大多数母亲也已很难接受仅仅以“母亲”作为单一身份认同,尽管她们普遍将照顾者的身份置于优先,但很少完全放弃工作。一些研究中提到,为摆脱这种文化不适,母亲们会尝试采取一种不同于男人“理想工作者”的标准来投入工作;哪怕一小部分选择了离职以符合社会对“密集母职”期待的母亲,她们还是要以兼职工作或参与志愿者的方式,来逃避社会对“传统家庭主妇”的负面标签,以获得正向自我认同。

简言之,纵观这一百年的历程,国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建构现代化的家庭和亲职框架后,国家将女性纳入生产体系,在其传统的照顾职责之外增加了工作职责,为后续计划经济时期鼓励女性全面参加劳动奠定了基础。随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在社会化育儿体系上的先予后取,对“工作母亲”无异于釜底抽薪,使得“工作者”和“母亲”双重身份的冲突加剧。当前,随着数十年来市场改革的逐步深化,母亲的双重身份又在各自的维度上,被资本的力量推动着进一步精细化,其间的张力被进一步深化。

(二)市场化转型:精细加码

“70后”、“80后”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第一代,他们的童年还有着计划经济的影子,大多数人按照“自然成就的方式”长大。而今,“大转型的孩子们”有了自己的孩子,转型的深入使市场力量渗透到其作为工作者和作为父母的各个环节。他们不仅要面对竞争激烈的职场对其专业化程度的期待,还要面对专家话语对其抚育方式的全方位指点,在纷繁复杂的各类亲职产品中疲于选择和奔波。资本的力量使这双重角色的任务线、任务环节、履行细节被不断拓展,呈现出一种“精细加码”的逻辑,加重了女性的负担及内在的冲突,使母职的体验日趋繁琐细密,并蕴含着大量张力。

一方面,在作为“母亲”的任务线上,主导话语中对理想化的母职建构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国家话语日益隐去,而消费市场协同专家技术话语在父权制下对母职进行不同线索上的横向拓展,为母职加码。主流媒体在不同历史阶段提供了不同的理想母亲形象,从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话语、90年代的素质话语转变为当前多话语并存。当前的母亲处于“儿童首要且最佳的养育者”、“未完成的母亲”、“工作与育儿之间的超级母亲”、“独立自主的母亲”这四者交织的多面向状态中,折射出置于母亲身上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

其中,科学的母职、消费的母职以及在双重职责中以孩子和家庭为重的母亲角色重叠,显示消费市场和父权制的共同建构,满足了国家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对于提高人口素质、促进消费及公私领域性别分工等需求。这种建构呈现一种主体性受挤压的、技术专家宰制的、美化的、中产阶级的、消费的母职经验以及勇于展演的、受到严密监控的母亲身体。

它着重强调、呈现出的是浪漫化的、选择性的,着力于凸显其中美好的、理想的一面,并简化母亲所遭遇的困难与解决之道,同时淡化、琐碎化,甚至完全忽略作为母亲所承受的矛盾、压力与痛苦。以此协助维持并再制新自由主义的、后工业社会的、晚近资本主义的、科学论述的父权体制。

除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全方位建构外,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母职的精细化程度还围绕着儿童成长的诸多环节被纵向展开,尤其体现于教育领域。“教育拼妈”和“父亲缺席”并存,既是“男外女内”性别分工在教育领域的表现,也从加大教育权重的角度,对母职及观念意识进行重构,加大了一个理想妈妈标准对女性自我的挤压,强化了母职中限制性的一面。城市家庭中的母亲角色突破了私领域内照料子女的传统内涵,母亲教育职责陡增为一种“经纪人化”的新特征。

其有趣之处在于:母职之密,始于抚育私人化,但当其密到极致时,竟又与公领域关联上了。一个成功的母亲经纪人需要扮演家庭、学校与市场之间的枢纽,意味着她需要用到自己在工作中培养出来的谈判沟通能力及社会资源。中产阶级父母更多地帮孩子与正式机构打交道,利用自己在社会中的结构优势,为孩子争取到起跑的先机。这种能力是局限于私领域的传统家庭主妇所不具备的。从这个意义上,当今的合格母亲,需要拥有一种在“公”与“私”之间自由穿梭的能力,对母职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这样一种精细化的趋势,还体现在抚育文化当中,成为母职中最前沿的要求。在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新的文化观念里,孩子不再是二元对立模式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孩子,而是理应受到尊重的“小大人”,“如何养育孩子”上升成为一个具有道德意义的问题,父母的权威不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成为被反思、质疑的对象,由此,抚育中蕴含的张力凸显。

在奉行“以好奇心为导向”的学习理念和尊重孩子自由的平等理念的前提下,致力于建构“影子权威”及民主化的亲子关系,从而保障在家教育顺利进行。而这种策略,需要父母(尤其是母亲)付出大量“爱的劳动”,以在规范与自由、权威与天性的内在张力之中拿捏分寸,这为更进阶版的“密集母职”提供了注解。

另一方面,在作为“工作者”这条任务线上,近年来,女性在个体化进程中“为自己而活”的理念被广泛接受,女性对自我形象与个人发展产生相当的需求和期待。对于母职而言,与传统母亲形象中的不修边幅、为孩子付出而忽略自身需求不同,一种现代的、强调个体意义和个人价值的新母职规范正在逐渐形成。

但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女性对个体自主的追求,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同样极易陷入父权体制建构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泥潭。从“铁姑娘”到“贤内助”到“时尚女”,尽管中国女性随着改革重新获得了长期以来失去的性别角色,同时呈现多元化的形象,但这三种形象背后仍未摆脱父权体系建构的社会迷思,并未获得真正的自主。商业利用使得“辣妈”这一概念作为女性主体性表达概念的意涵迅速下降,被泛化为一个全能妈妈的概念,失去了女权或母权的意涵,而仅仅是一个消费的主体,在没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有可能造成对女性更强的压迫。

可见,在讨论母职的“精细加码”时,消费主义的影响不容忽视,而中国当前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极度不平衡的状态,加重了消费主义对母职各方面的商品化渗透。阎云翔指出,在中国,由国家推动的私人生活的崛起带来的是一种“不完全的个体化”,片面地强调个人的权利与利益,而不重视对他人的义务,且没有公共生活的能力,完全依赖集体和国家。由此导致后集体化时代,国家的全面撤出为社会生活、道德留下大片的真空,私人生活在消费主义、市场经济和其他价值观的侵入下发展,但公共生活却迅速衰落。在这一背景下,“消费”本身被建构成一种社会认同方式,市场化的逻辑渗透于母亲履行亲职和实现自我的各个环节,并依据所其消耗的资源(时间、金钱)形成“鄙视链”,增加了抚育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并对亲子关系的实质产生了挑战。

▍“超级妈妈”迷思与抚育内卷化

在上述现代化转型、市场转型带来的母职加码逻辑下,女性成为母亲后的身份和职责受各种外部力量驱使而被不断扩充,对女性主体造成挤压;与此同时,在私领域不断强化的话语将母亲们所面临的集体困境转化为个人问题,使女性在应对被加码的重重职责之间的张力时,缺少国家与社会的想象力,普遍致力于从私领域解决,致使当前中国的抚育方式向私人领域高度内卷化。

精细育儿成本高昂,当前内卷化的抚育模式主要通过家庭内部的代际合作实现。出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对女性劳动力的全面解放,男女平等就业的文化更为突出,降低了母亲就业时的道德压力。与此同时,独生子女政策加剧了儿童中心主义,使精细化抚育模式亦得到普遍认同。由此,工作-家庭这双重任务在当前国家/市场、传统/现代意识形态交织的局面下皆被强化,城市女性的应对中出现“超级妈妈”策略,即视工作与家庭皆为必选项。该策略以扩大的家庭为单位,通过居住安排、育儿网络以及时间分配策略,形成家庭内部的协作育儿机制,以缓解密集育儿需求所产生的冲突。在这种协作育儿中,家庭内部形成“严母慈祖”的分工和权力格局,以共同承担密集母职。

可见,中国语境下的“超级妈妈”不仅是母亲对自身的压榨,其背后还有更大一部分是家庭内部微观支持系统的调动,其实质是家庭中所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都向下集中,形成家庭内部资源的代际挤压,这种成本,又尤其落在祖辈中的女性身上。

面对冲突和挤压,母亲们的应对大体从自身和私领域的支持体系着手,或是通过改变对工作、对母职的期待进行自我调节;或者是通过引入家庭及亲属网络,激活微观支持机制。当前,仅有非常少的尝试,例如通过网络平台或社区内非正式的妈妈群体等,求诸社会的力量。我们也可以看到,社区中的各类“妈妈帮”、“妈妈团”正在兴起,社会的力量似乎正在萌芽,但在这些细微的努力中,仍缺少政府的正式支持以及父亲们的参与。

总体来说,在中国的母职实践中,都存在对“家”、“国”想象缺乏的问题,这与西方女性母职实践大为不同。在西方,母职实践更多地受性别意识与相关的配套措施左右,而在中国,对国家与社会的集体责任的普遍忽视,使得“家庭结构”与“家庭支持系统”成为左右中国女性实践的关键因素。但这种私领域内的尝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构两性在母职实践中的角色分工,和“家”、“国”在母职实践中的责任分工。这些都构成本文讨论的“当妈难”问题的深层根源。

By 文化纵横

奴隶制的真相

真正的奴隶制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

第一,罗马奴隶主是否能随意殴打和杀戮奴隶?

安东尼·庇护的法令告诉我们:“ 毫无理由地杀害自己奴隶的人,如同杀害他人的奴隶一样,应受同样处罚。”不仅不能随意杀别人的奴隶,也不能随意杀自己的。

那么随意殴打呢?

安东尼皇帝的另一道诏令告诉我们:“主人对于他们奴隶的权力不应受到减损,而且任何人的权利都不应受到剥夺。但是,奴隶如果有正当理由请求援助,以反对虐待、饥饿或不可忍受的侮辱,我们不应该拒绝给予援助,这对所有主人来说也是有利的。因此你应调查从犹里·萨宾家里逃避到皇帝塑像那边去的那些奴隶的诉怨,如果发现他们受到了太苛刻的待遇或重大侮辱,应命令把这些奴隶出卖,使他们不再回到他们主人的权力之下。如果萨宾耍刁而规避我的宪令,他该知道,我将严厉地处罚他的违抗行为。”

也就是说,和我们想象的不同,根据罗马帝国的诏令,奴隶主不得随意殴打杀戮奴隶,否则奴隶就会被转卖他人,奴隶主也会受到皇帝和各级法院的惩戒。

如果奴隶犯了罪,能否不经过法律审判而直接由奴隶主处死呢?

哈德良皇帝的律令着重提出了这一点:“禁止奴隶主不得长官的命令随便杀死哪怕是犯了罪的奴隶。”

此外,主人是否能够随意遗弃失去劳动力的奴隶呢?答案也是不行的,克劳狄乌斯皇帝规定:如果主人选择遗弃奴隶,则奴隶被视为自由人,自动拥有人身自由。

主人能否把奴隶派去斗兽场之类的地方消费掉他们呢?答案也是不行的,彼得罗纳法规定:“未经长官允许,奴隶主不得将奴隶送入斗兽场等地方。”


所以从人身安全角度上讲,由于罗马帝国让步给了罗马的奴隶更多的权益,罗马的奴隶在造反积极性上先天的就比“律比畜产”的中国奴隶要弱一些。这倒不是谁更先进,只是单纯地利益交换而已。

由于采用共和制(包括元首制和拜占庭时期也有很重的共和成分),罗马人比重视刑法的中国人更加重视民法,也更加擅长法律意义上的妥协和让步。因此对于管理奴隶的要求和办法就比中国人更弹性一些。我在此再次强调,这并非是谁先进谁落后,而是双方的执政理念大不相同。

其次是管理模式,和我们现在想象的奴隶披着沉重的枷锁工作不同,罗马的奴隶主们非常精通人性和管理之道。

就像管理一个企业一样,罗马奴隶主将奴隶分为三等类型,也就是进一步细化成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管理奴隶,这一层人员是负责主导庄园各部门运转的。他们掌握着利益的运转,因而更需要对庄园拥有热情。在个人能力上,他们工作经验丰富,学历也较好,因而更能让其他奴隶们信服。他们应当拥有一些与庄园绑定的资产,拥有一定的福利,庄园最好还要帮助他们解决家庭问题。对于这些核心管理人员,奴隶主常常主动关心他们,并且和他们畅谈未来。

第二等级,技术奴隶,这一层负责庄园的技术升级和利益获取。他们是庄园的创新灵感,因此要给予精神的尊重。他们在生活上比其他奴隶更为优渥,偶尔享有休憩的机会,甚至在庄园内还有一些特权。奴隶主常常和他们开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在庄园内部也因为自己的技术而往往有较高的心理地位。

第三等级,普通奴隶,他们在心理和经济上属于最差的地位,但是确实是庄园的基础。他们往往干着一些对健康不利的工作,缺乏自由的时间。但是他们缺乏技术,也没有知识可供出售。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刚过二十二岁的年龄,年轻的体魄和敏锐地头脑。他们在进入庄园的时候,往往会着重提出自己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奴隶主们尤其看中这一点。对于普通奴隶,奴隶主们往往非常和气,偶尔也会邀请一些代表参与活动,让奴隶们体验一下上层社会的感觉。


大家可以把奴隶主换成老总,把奴隶换成员工庄园换成企业重新读一遍,笑。所以管理学的逻辑是非常精妙的,也是不被生产力发展所能随意改变的。


通过以上赘述,已经可以看出,罗马人的奴隶首先与很多人常识中的奴隶是不同的,其次罗马人管理奴隶的方式与大家的想象也是不同的。如果真是每天生死随由奴隶主控制,没吃没喝还要工作,怕不是一天八百次斯巴达克斯起义,罗马帝国早就没了。


那么罗马帝国法律意义上的奴隶究竟是怎么一种存在呢?

根据乌尔比安《论萨宾》的内容“根据市民法的规则,奴隶什么也不是。但是,根据自然法,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根据属于自然法的规则,一 切人都是平等的。”

首先,奴隶在自然法的规则上,是与奴隶主平等的存在,即人格平等。

查士丁尼在《法学阶梯》中则进一步解释:“奴隶身分产生于万民法制度,某人因此而处于受他人所有权支配的、违反自然法的地位。”提出这是一种违反自然法的制度。

那么奴隶如何给自己赎身呢?

乌尔比安对此也进行了解释:“首先,当奴隶不能自己拥有钱财时,似乎还谈不上‘用自己的钱’赎买。但是,当不是用赎买人自己的钱进行买卖时,在是否应认为用自己的钱进行赎买问题上应当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因此,无论是使用归卖者所有的特有产,还是使用外来赢利,无论是通过朋友的帮助,还是通过他人的无偿赠与,无论这种帮助或者赠与是采用延长租期、承诺、委托等方式给予的,还是采用自己承担债务的方式接受的,均应当认为是在用自己的钱进行赎买。因此,只要某人用自己的名字进行赎买就足矣,即使他一点儿没花自己的钱。

即奴隶可以用自己存的钱进行赎买,对于奴隶自己存钱一事上,司法机关应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罗马对奴隶的管理制度本身就是允许财务奖励的。如果没有钱,可以依靠他人赠予或借贷,无论何种方法,只要凑够了钱,并且主人同意,就可以并应当让奴隶成为自由人。

此外,由于奴隶在人格上与主人平等,因此在特殊情况下,奴隶也可以向国家控诉主人违法。

而到了拜占庭时期,对奴隶制的让步则更加明显,譬如在《法律选编》中增加了许多新的可以给予奴隶自由的办法,以避免因为贫穷而无法赎身。譬如“给主人出殡”和“经主人允许后出家”等等,都是可以成为自由人的新办法。由于这一时期奴隶主要都是家庭奴隶,和主人的家庭关系匪浅,甚至有一些关系更类似于“家臣”,因此法律也允许奴隶成为主人子女的教父(并且会给予其自由人的身份)。


综上所述,罗马人的奴隶制是很有趣的。

第一,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奴隶起义和抗议不断改变的,它逐步赋予了罗马奴隶基本的人身安全、财产自由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我赎出权以及不完全的人格和尊严权力;

第二,它的管理方式更类似公司的管理体制,是依靠奖励和区别对待等方式组成的生产模式,而不是单纯地依靠武力进行残酷的强制劳役;

第三,罗马人的奴隶制也并非是国家的主要生产劳动力来源,从共和国到帝国,再到拜占庭帝国时期,罗马人的主要劳动生产力来源都是自耕农。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罗马人的奴隶制度更有弹性和妥协的色彩,是通过逐步让步来不断给予奴隶更多权益的。当然,我们还要认识到,古代的制度是有其局限性的,奴隶主和奴隶相比掌握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因此双方也是绝不对等的!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绝不能够把法律条文的要求情况等同于社会的现实情况,罗马帝国的奴隶制显然要比法律备注的要求更为残酷一些。

对于东方的奴隶制,我了解不甚多,但至少有两点可以确信。

第一,在东方,奴隶制也绝非是生产力的主要成分,我们的生产力应当也是一样依靠自耕农群体的。

第二,东方的奴婢制度个人权益提升可能并没有罗马明显,到唐朝时期奴婢的地位仍然是“律比畜产”。来自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法律从一开始就没想过国家政府可以和奴隶阶级这种低下的阶级进行谈判,所以黄巢起义同样以极其强硬的手段杀到“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但不管怎么样,到了宋明时期,大规模的国营奴婢工场应当都逐步取消了,奴隶制也不再是政府首要愿意采用的几种生产制度之一了。不管是采用暴力手段还是温和手段,中国和罗马都在古典时代即将落幕的时候,把奴隶制逐步清除出了主要的几种生产模式。

至于在美洲采用的黑人奴隶种植园,这个嘛……我只能说它和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其实挂不到一块儿去,这个只能请懂行的人进行介绍了。

毕竟北美洲小屋里的汤姆叔叔可绝对想不到,一千多年前自己有个罗马奴隶同行在得到释放后还能自由自在的婚配受教育,并且他儿子还是统一了罗马帝国的皇帝戴克里先。

By 清蒸韭菜馅汤圆

什么是黑天鹅与灰犀牛

世人皆怕黑天鹅事件,概率虽小,可一旦发生,就会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因为它是小概率事件,所以让人防不胜防。


但总被视而不见的危机,其实更应该让我们感到害怕,这种危机叫灰犀牛。比起黑天鹅,更可怕的是灰犀牛,因为它不但破坏力很大,发生的概率也很大。


灰犀牛

黑天鹅与灰犀牛是互补的两个概念。

大多数天鹅都是白色的,黑色的天鹅很稀少,所以黑天鹅事件是发生概率很小,极其罕见的危机。

而灰色的犀牛非常常见,他们行动缓慢,却有极强的攻击力,所以灰犀牛指大家习以为常,但却忽视掉的风险,即大概率危机。

灰犀牛事件的发生是有预兆的,就像一只在远处跑来的灰色犀牛,我们早已看见它,但因为它的行动缓慢,所以不以为意。

直到这只灰色犀牛来到我们的眼前,我们再也避无可避。

黑天鹅事件难以预测,我们对它一无所知,自然无力阻止,充其量通过分散风险来减少损失。

而灰犀牛事件是早就有预兆,那只犀牛还在远处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它了,完全可以提早避开。

但却因为它离得还很远,行动也不快,所以往往人们会选择忽略它。

结果本来可以规避的风险,因为一时的大意,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次贷危机与灰犀牛

2008年的次贷危机,大家应该都不陌生,那就是一个典型的灰犀牛事件。

互联网泡沫和”9·11事件”发生之后,美联储为了提振市场,开始降息。市场的货币宽松,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房地产牛市开启,大量家庭举债入场。

2002年的时候,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警告市场,靠债务堆积起来的房地产牛市无法持久。

这时,灰犀牛还在远处,或许其他人也已经看见了它的身影,但却不以为然。

资金继续流入房地产,住房贷款被开发成MBS(住房抵押贷款债券),进入金融市场,房地产的牛市也带来了金融界的狂欢。

但有能力买房的人和有资质借款的人总是有限的,如果没有新的人入场,房地产牛市持续不了多久,也没有足够的原料来炮制MBS。

于是抵押贷款公司和商业银行找上了信用较差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次级贷款者,这些次级贷款者中甚至有无业游民。

难道贷款抵押公司和商业银行全是傻子,完全不知道无业游民可能还不上贷款吗?

他们的想法是,只要目前没有大面积违约的现象就可以了,灰犀牛尚在远处。

这些低信用等级的贷款,经过投行的巧手包装之后变成MBS,投行虽然知道这些贷款违约的概率很大,但也只是给它们买了个保险而已,这样的MBS在评级机构那里拿到了高评级。

评级机构如穆迪之流,难道不知道这些贷款中有大量次级贷吗?

他们当然也知道,但他们怕自己不给投行满意的评级,投行就会去找其他竞争对手评级,加上房地产眼下不太可能崩盘,又有保险来保证履约,所以也是心存侥幸认为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虽然灰犀牛一直都在靠近,但离自己尚且有一段距离,所以大家都听之任之。但不断靠近的灰犀牛,总有一天会来到跟前。

2006年次级贷的违约率慢慢升高,违约的人房子被没收,并且拍卖。随着拍卖的房子越来越多,房价也越跌越惨。

靠债务尤其是次级债,撑不起房地产的楼市。次贷危机最先影响到的是美国的房地产,然后是放房贷的金融机构,又通过MBS传导到保险公司、投行、基金。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开始席卷全球。一个本可以规避的风险,最后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


当下的两头灰犀牛

无视灰犀牛的靠近,就会遭受灰犀牛带来的重击。当下,中国经济就有两头攻击力十足的灰犀牛在慢慢靠近。

一头是房地产,另外一头是债务危机。

如果要说,以后房价还会不会继续上涨,肯定是会有很大争议的。虽说政策要求“房住不炒”,但也允许“因城施策”。

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进行一些调整,某些城市会出现上涨,但是上涨的幅度肯定不能太大,不然就跟政策背道而驰了。

房价的调控政策之所以要抓这么严,就是因为政府非常清楚房地产是我们面临的一头巨大的灰犀牛。

如果放开楼市,我们的经济增速又能提上去了,地方的卖地收入也会增加。但任由房价上涨,房价终究会涨到头。

我们现在的国民收入,根本撑不起房价,房价之所以能继续涨,更多的是投机导致的。如果房价涨到头,就会引起抛售,导致房价崩盘。

而房子是国人最主要的资产,如果房价崩盘,多少人的财富要大幅缩水。而且,很多人都是贷款买房,人家的房贷还没还完,房子就大贬值,这实在是难以接受。

如果我们发生房地产危机,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政府才愿意牺牲经济增速,牺牲卖地收入,来躲避那只灰犀牛。

所以,大家不必再期待房地产牛市再次到来,炒房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政府决心躲避那只灰犀牛,房子就没有什么投资价值。如果政府放弃躲避那只灰犀牛,你就有可能跟它正面交锋。

而另外一只灰犀牛——债务危机,离我们也不算太远。

自从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各个部门的负债都大幅增加。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08年中国非金融机构的负债对GDP的比率是140%,到了2017年,上升到了260%。

居民负债与GDP的比率也从2008年的18%上升到了2017年的48.97%,上升速度超过了非金融机构。更能反映居民负债严重程度的居民负债率(家庭债务/家庭可支配收入)在2017年已经高达112%。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普遍都负债累累。

企业的债务繁重,身上的负债还会产生利息,压力很大。但现在经济增长缺乏动力,企业所处的生态也在恶化,盈利能力没有提升,反倒下降。

所以,企业债务违约增加。虽然央行一直想给企业注入流动性,但借来的钱终究不是自己的,借款如果没能改善经营的现状,借钱终究也只是增加负债而已。

企业状况的恶化,最终也会影响到个人,背负债务的个人,如果失去收入也会违约。

所以,在债务违约这头灰犀牛面前,企业和个人都应该尽量减少负债。企业不要盲目扩张,个人不要大力举债。

灰犀牛的攻击力很强,但在它靠近我们之前,就早已有预兆。

面对灰犀牛,我们不要无视它!

By 财小妹

留学生的命运

本文聚焦于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这批科学家的命运体现在对政治与科学、去国与归国、个人与国家等相互交织的多重选择之中。他们大部分是抗战胜利后,通过国民党政府组织的留学考试出国留学的。50年代他们中很多人想回国为新成立的共和国服务,美国政府禁止他们回中国大陆,他们却想方设法,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中国。这些科学家在新学科的建制、科学人才的培养以及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其中有些科学家尤其在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订和“两弹一星”的研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批科学家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和文革中受了很多冲击,有人被关入监狱,甚至有人自杀。在这批科学家身上能够见证科学与政治复杂的关系,能够见证冷战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1.在中美与国共复杂关系中的中国留学生问题

      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中国百年留学潮中是特殊的一批。二战使中国成为同盟国的一员,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又使中国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员。前一个因素使中美关系进入黄金时代,中国出现了留美高潮;后一个因素使中美关系走向紧张,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进入敌对状态。中国留学生首当其冲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中国留学生经历了这些复杂的关系带来的波折。中国国民党政府是二战后留美高潮的主要推动者,中国共产党政府又明确鼓励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回到中国。而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是矛盾的,从鼓励他们回国到限制他们回国,经历了政策的演变。

      1.1 二战后的留美热潮

      受抗日战争的影响,中国的留学教育几乎停止。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成为同盟国中的重要成员,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国民政府开始将战后建设人才的培养提到议程。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指出战后建设需才孔亟。4月28日,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教育部等部门“以后对于留学生之派遣,应照十年计划,估计理工各部门高中低各级干部所需之数目,拟具整个方案为要”。1943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战后建设的需要,教育部制定了《五年留学教育计划》、《1943年度派遣公费留学英美学生计划大纲》和《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经济部制定了《选派国外工矿实习人员办法》,交通部制定了《派遣国外实习生办法》,此后,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后连续多年,出现了新的赴美留学的大潮。教育部在1944春天举行了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之后,交通部、经济部都开展了选送留学生出国留学工作。[刘真主编 1980,2082-2118页.]

      1943年12月,教育部举办了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共录取327人,被录取人员于1944年秋陆续赴美。之后,清华大学举行第六届公费留学考试,共录取32人。1944年12月,教育部举办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共录取209人。1946年7月,教育部在南京、上海、重庆、北平等九地各设考点,同时举行公费留学考试。是年7月,第二届自费留学生考试与公费生考试同时举行。共录取自费生1900人,其中赴美留学者至1947年10月已逾千人。1948年1月,国民党政府以外汇支绌为由,宣布暂停留学考试[李喜所、刘集林等著 2000,122-128页.]。

图1,民国32年(1943年)9月2日,中国第二届自费留学生乘戈登将军号邮轮去美国,在邮轮上的合影。

      在技术发展领域,国民政府考虑派留学生去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1946年俞大维找到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委托他们三位帮助选派一批青年去美国学习如何制造原子弹。后来,他们选派了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孙本旺、王瑞駪于1946年5月从上海启程去了美国[何学良、李疏松、[美]何思谦 2007,13页.]。

      同时,中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认同和平建国之道路。中共也开始考虑战后成立联合政府,暗中选拔并资助了一些地下党员,让他们通过国民党组织的考试后出国留学。罗沛霖、张大奇和王天眷都是共产党支持并派到美国去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罗沛霖、杨敏茹.]

      这样就形成了二战后的留美高潮。这一时期,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6200人左右,其中学习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人约占80%。

      1.2 中美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演变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内政权后为进行战后建设,急需懂科学技术的人才。此时也是留美科学家学成之时,中国政府要全力争取、动员他们回国参加建设。

      中国政府曾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1948年,从美国回来的中国共产党员杨刚在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了在美留学生的情况。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1949年夏,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专程回国,向周恩来汇报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情况。周恩来明确指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于杰 2010,5页.]同年9月,徐鸣再次赴美,把动员留美科技人员回国作为中心任务。1949年12月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回国留学生招待及介绍工作、学习,以及对在外留学生的调查、宣传、接济等工作,高教部专门在北京西单的旧刑部街10号设立了归国留学生招待所,作为归国留学生安排工作过渡期间的专用招待所。后来,先后在上海、广州、武汉、沈阳等地设立归国留学生招待所。 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郑重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而此时的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却充满了矛盾,摇摆不定。美国政府受到日益加深的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从大的方面讲,以美国移民局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回国,以美国国务院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当中国的内战影响了中国留学生的经济来源时,美国政府给中国留学生提供资助;当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时,美国政府出钱给中国留学生买船票。然而,随着麦卡锡主义影响的日益加深,美国政府鼓励甚至下令驱逐一部分中国留学生。随着冷战的加剧和国共内战,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地位越来越尴尬,他们手里仅有的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被没收了,各地相继出现逮捕中国留学生的事件。后来,美国政府下决心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

      美国政府政策的摇摆主要是由于中国国内政治诸多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由于国共内战,使向中国留学生汇款的渠道被切断了。中国学生面临着经济来源的问题。1948年美国国务院拨款8000美元,1949年4月美国国务院又拨款50万美元,1949年10月美国国会同意从原来准备给国民党政府援助资金里拨出400万美元,用于救助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在1950年6月,美国国会又专门通过中国地区援助法案”(China Area Aid Act of 1950),允许政府拨款600万美元,用于对中国留学生、学者的救济工作,这些资助一直持续到1955年,总计花费800万美元左右。这些资金为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解决了暂时的经济困难。比如师昌绪就曾拿了半年的资助,“美国移民局说,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如果有什么困难,美国国务院给提供生活费。当时我就领了一段时间的生活费。那些钱是当地的州政府给提供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师昌绪.]

      钱学森被扣留以后,美国国务院召集了十个大学的校长,开会问他们如何对待那些被扣下来的中国科学家,采取什么政策?因为像钱学森这样的都想回去。一般情况下,中国留学生毕业后都要回国,美国不允许他们留在美国工作。美国总统想知道,是只扣留钱学森,不让他回国,还是把其他人一起扣下来?这十个大学的校长说,绝对不能让这些人回去,尤其是学理工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何国柱.]在钱学森之后陆续有一些科学家被美国政府拘留。中国留学生不能接触保密的项目,个别人被驱逐出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仅吊销了他们的护照,还禁止他们回中国。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的态度逐渐明确,这就是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慢慢地,学理、工、农、医的中国人都不允许回国,学社会科学的随时可以走。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人被关起来,有人被搜查。有时候尽管找不出毛病,就是不允许回国。直到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开始明确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他们开始给申请归国的学理、工、医的中国留学生出示正式的司法文书说,“根据1918年5月22号通过的法律第225款和美国总统颁布的2523号通告,你离开美国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因此我们命令你,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否则将处你以不超过五年监禁或不超过5000元的罚款,或二者兼施”。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46-47页.]

      1950年,国会通过“中国地区援助法案”修正案,允许中国留学生就学期间和毕业以后在美国工作。1953年8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的“难民解救法案”(Refugee Relief Act of 1953)允许至少一部分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从学生身份转为永久居民。 这也是百年留学史上,美国第一次让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工作。

2.50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1950年代初,恰是二战后留美热潮期间出国的留学生学成之时,学成归国是那个时候留学生们的当然选择,再加上留美科协的动员工作,1950年代初有大量的留学生回到了中国。

      2.1 留美科协及其影响

      科协系列是世界左翼科学家的群众组织。留美科协也是在这样一种思潮下成立的。但是留美科协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更多直接的影响和领导。在最近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一书中,专门讲述了中国留学生留美及回国事宜[彭亚新主编 2009,334-346页.]。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留美高潮中,很多左翼人士甚至中共地下党员到了美国,其中有侯祥麟、顾以健、计苏华、刘静宜、罗沛霖、丁儆。这些人的赴美为留美科协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此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立的主要的学生组织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Chinese Student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CSCA),很多中国留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随着中国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的成立提到议程。1948年年底,全国科联在美国的一些会员开始酝酿在美国成立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甚至葛庭燧、侯祥麟、丁儆、顾以健、涂光炽等人聚在一起讨论过此事。但是考虑到在美国成立一个中国全国科联的分会会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就取名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留美科协以“响应解放,准备回国”为主要宗旨。

图2,1950年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芝加哥召开年会时集体合影。

      1949年1月29日,20余人在芝加哥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3月17日成立了留美科协耶鲁区会,有11个会员;3月19日留美科协费城区会成立;4月2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留美科协纽约区会,有35名会员;5月13日在华罗庚家中成立了留美科协伊利诺伊大学区会,会员15人。在这段时间里还有衣阿华区会、普度大学区会、俄亥俄区会、西雅图区会、印第安纳区会等多个区会。美国各地区的区会纷纷成立。到5月底,东自纽约西至西雅图已成立了13个区会和10个学术小组,会员从20多人发展到340人。

      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50多位来自各地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949年8月,全美已有留美科协地区分会19个,会员410人;到1950年3月,地区分会增至32个,学术小组达20个,会员达718人。[冯季,神州学人,1987年第2期56-57页、1987年第3期54-55页、1988年第1期49-50页.]

      《留美科协通讯》是留美科协的刊物。1949年为双月刊,1950年为单月刊,发行量最多时上千份。李恒德等三人曾负责费城区会的编辑工作。李恒德说:“留美科协成立后出版了一个刊物《留美科协通讯》,我负责编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留美科协改成在芝加哥附近开会,编辑工作转交给别人。此后,这个刊物再也没有出版。我现在还保存着这个杂志。《留美科协通讯》的存在使得留美科协的整个经历更加明朗。”[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对美国的舆论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非美活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将留美科协列为非法团体。经留美科协干事会表决,留美科协于1950年9月19日宣告解散。[李恒德,纵横,1984年第2期44-55页.]

      2.2 50年代初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中国学生去欧美留学,很少有人能够留在所在国。在1950年代初的归国潮中,中国留学生都怀有学成归国的心理状态。当时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是专门乘坐APL(American President Lines)轮船公司在太平洋往返的“克里夫兰总统号”、“戈登将军号”、“威尔逊总统号”回国的。

图3,100多位中国留学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于1950年8月31日离开旧金山回国时在船尾的合影。

      1949年9月的“克里夫兰总统号”上有梁思礼、陈利生、严仁英等20几位中国留学生。1949年11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葛庭燧、陆星垣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1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唐敖庆、陈椿庭等18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3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华罗庚、朱光亚、王希季等几十位中国留学生。在香港逗留期间,华罗庚在船上发表了《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信中引用的“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感染力很强,成为在留学生中广为传颂的佳句;朱光亚在回国之前就联合52位准备回国的留学生署名,发表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1950年春的“威尔逊总统号”上有严东升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6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罗沛霖等34位中国留学生。

      1950年8月31日的“威尔逊总统号”是1950年代初留学生回国途中发生故事比较多的一条船。这条船上,留学生人数最多,共有128位。采访余国琮时,他说:“当时乘坐我们这条船回来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是最多的,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我们预感到美国要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大家纷纷动身回国;二是,留美科协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一些人已经有了回国的打算;三是,那时候学校都放了暑假,我们回国比较方便。”[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余国琮.]在美国洛杉矶发生了赵忠尧携带的书籍、笔记本几乎全部被扣留事件,在日本横滨发生了拘留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3位中国留学生事件,在菲律宾发生了鲍文奎被拘留未遂事件。这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预示着中国留学生回国之路将不再平坦。乘坐这条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还有邓稼先、涂光炽、叶笃正、余国琮、傅鹰、庄逢甘等人[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58-78页.]。

      1950年9月开出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冀朝铸、王曾壮、张元一、张庆年等90多位中国留学生。后来又有几条船搭载部分留学生回到了中国。比如1951年2月的威尔逊总统号上有颜鸣皋、刘恢先(洪晶)夫妇等100多位留学生;1951年4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徐光宪、高小霞夫妇。

      2.3 中国留学生尴尬的处境

      1951年9月20日启程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的谢家麟、董彦曾(宋娟娟)夫妇、孙以实、方琳、张权等8位中国留学生正沉浸在回家的喜悦中,然而10月9日发布的禁令波及到了他们。当他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夏威夷时,美国移民局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登船,专门与这8个人谈话,出示了正式的司法文件,将他们押下轮船,不久送回旧金山[谢家麟 2008,43-46页.]。

      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因为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美国朋友被查出是美国共产党员,美国政府就指控钱学森也是共产党员。[张纯如著 1996,253页.]美国政府的指控让钱学森做出了回国的决定。1950年8月,当钱学森一家买好船票准备回国,登船前被扣留,9月7日被美国政府拘捕,并被关押在特米那岛上,15天后交保金获释。此后钱学森一直处于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FBI的监视中,直至回国。

      1951年10月,当李恒德买好了船票准备回国的时候,宾夕法尼亚移民局把他找去,进行审问。移民局没有抓住把柄,后来将李恒德释放出来,并没收了他的护照,禁止他离开美国。移民局还让他每个月给移民局报到一次[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

      1950年10月颜鸣皋在耶鲁大学已经买好了回国的船票,开船两周前突然被捕,被关在纽约的埃利斯岛,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才被释放。之后美国将其遣送回国[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颜鸣皋.]。

      1951年5月25日,黄葆同办理回国手续时,美国当局以“居留证过期”为借口,将其逮捕,关押在埃利斯岛。1951年9月17日,黄葆同被关押11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获释。移民局要求他每周一到移民局报到一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30-235页.]。

      1951年,毛汉礼被旧金山移民局逮捕。保释出狱后,他花了三年时间与美国联邦政府就无理阻挠其回国事宜打官司。直至1954年毛汉礼才得以回国。

      1951年10月从纽约传来朱廷儒被捕的消息。1951年朱廷儒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药学院硕士学位。他申请回国时,被美国移民局和归化局审问,遭到一顿毒打,并被拘禁一个星期,交保释金后获释,1955年才得以回国。

      1952年1月中旬,美国宾州传来杜连耀被逮捕的消息。杜连耀在实验室赶做博士论文时,美国移民局以“非法留居”为罪名将其从实验室抓走,把他关在宾州移民局所在地匹兹堡。三天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帮他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被释放出来后,杜连耀把宾州移民局上告到美国移民总局。官司打了将近半年。后来移民总局说杜连耀的情况特殊,可以回国,但必须在两个月内离开美国,否则要驱逐出境。当他去办手续时,美国政府说中美现在处于敌对状态,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允许离开美国,也不许去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如果去了或者企图去了,就会收到巨额罚款单。杜连耀1955年6月才得以回国[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遇到的难题较为严重的是被捕入狱。发生的这几个案例大部分都在旧金山、纽约等美国的大城市。这些人大部分在留美科协活动中都比较活跃。同时,钱学森的案子在其中较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个案子具有很大的麦卡锡时代的特点。从这些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冷战使美国整个社会充满了怀疑和不安定。

3.50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二波归国高潮

       1953年7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被禁止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中国总理周恩来,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写信。这些努力终于使中美日内瓦谈判议程上增加了扣留中国留学生事宜。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关于留学生的谈判使美国政府解除了对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禁令,又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回国。

      3.1留美科学家争取回国自由

      在日内瓦谈判之前,他们已经把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炒得沸沸洋洋。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政治压力逐渐减小。中国留学生又可以聚会在一起,他们开始给各方人士写信。

      那些准备回国的留学生尽管受到了阻碍,但是他们回国的心情日益迫切。他们决定给国内写信,让中国政府早日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有一次,李恒德在费城邀请了二十多位来自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的朋友。他们共同起草了给周总理的信。1953年5月3日,李恒德、周寿宪等15人在信上签名。据说,这是递交到中国政府手里的最早的一封签名信。1953年12月21日,李恒德等留学生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费城、波士顿和芝加哥三地的15人参与了签名。

      中国留学生为了将美国扣留他们的事情公开化,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了两封公开信,要求美国撤销限制中国留学生离境的命令。第一封公开信是梁晓天执笔的,1954年3月份开始起草。1954年8月5日,他们征集了26人签名。并把公开信发给总统、48个州的国会议员、群众团体和各大报社。艾森豪威尔在此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认了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但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艾森豪威尔由于准备不足,说话吞吞吐吐,显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为了进一步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1954年9月2日,美国中西部的中国留学生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了第二封公开信。这封信是王祖耆带头起草的,有9人参与了签名。

      1954年11月,中国留学生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发出了公开信,张兴钤、张斌、陈荣耀、周坚、虞俊等30人在信上签名。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进一步公开化。

      此外,中国留美学生曾向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寻求帮助,也向美国朋友寻求帮助。虞俊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但是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他自己已经被怀疑是共产党了,不方便替中国留美学生讲话[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48-63页.]。

      1954年8月,致美国总统公开信发表以后,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其中《波士顿环球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有影响力的媒体对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中国留学生进行采访,并在醒目位置刊登了留学生因美国政府禁令不能回国的报道,张兴钤与师昌绪、林正仙的合影也出现在报纸的醒目位置上,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消息传遍全世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7-258页.]。

      3.2日内瓦谈判

      1954年3月梅祖彦到了巴黎。不久,他去了中国驻瑞士的大使馆,在那里见到了中国官员,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情况。5月,代表团又请他和柴俊吉去了一趟瑞士,向他们询问了很多美国方面的事情。梅祖彦和柴俊吉是日内瓦谈判时仅有的两位到瑞士与中国代表团见面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提供的信息对中国代表团的谈判十分有用[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日内瓦谈判会议上释放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成为主要议题。

      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提出中方应该允许被扣留在中国的美国人(包含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从中国自由离境。中国提出美国应该允许被扣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离境。

      1954年6月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王炳南和美国代表团团长约翰逊进行了第一次接触。6月10日,他们进行第二次谈判,中美双方未就在美被扣留的中国人员数目一事达成共识,中方提出有5000人滞留在美国,但美国人对这一数字不予认可。美方只承认申请回国而不予批准的120人。

1954年6月21日,约翰逊和王炳南会谈。当时约翰逊把15位根据美国法律可以离境的中国留学生的名单交给了王炳南。当王炳南提出要120人的名单时,约翰逊拒绝了。约翰逊说只要批准了,就会把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交给中国政府。

      后来,美国移民局通过调查得知,120位被扣中国留学生中有57人希望回到中国。美国政府决定给他们发放离境许可证,分批批准,每批10-15人。美国政府表示,会将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供给中国政府[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64-83页.]。

      梁晓天说:“……美国报纸宣布放了十几个中国留学生,从我收到的一封信中得知我是其中之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02页.]梁晓天实际上是第一批被批准的10人之一。在这10人中,参加留美科协并积极要求回国的除了梁晓天之外,还有宋振玉、范新弼。这10人中除了他们三人,其他的人没有被提起[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06页.]。

      李恒德曾这样回忆:“1954年的7、8月份,美国放了10个人,10月份又放了22个人,这其中有我。”[李恒德口述、王文乐整理,神州学人,2009年8月14日.] 10月份被批准的22人中还有汪闻韶、蒋士騛、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管士宾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16页.]。刘有成也回忆说:“我们同一批由美国回国的有十几个人,其中有汪闻韶和李恒德。”[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23页.]这22人的名单不全,也可能有人被批准了,但是没有回国。

      第三批被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是1955年4月宣布的,共76人,师昌绪就是那一批被允许回国的。师昌绪说:“之后美国政府宣布了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共有76个人,包括我。他们通知了个人,这些允许回国人员的数目在报纸上刊登了,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有76个人。他们4月宣布的名单,我6月份就离开了美国。”[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师昌绪.]

      1955年4月4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撤销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命令。陈荣耀回忆说,他是1955年4月禁令解除后,第一批回国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0页.]。但是,钱学森仍然处于被软禁状态。他专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写了求救信,通过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寄给陈叔通。他在信中写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日被取消,然我仍深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凄凄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钱学森的信很快转到周恩来的手中。在日内瓦谈判中,王炳南出示了钱学森的信。1955年9月10日,中国方面宣布释放美国12名飞行员。同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美国允许回国的通知,9月17日,他偕妻子和儿女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张纯如著 1996,315页.]。

      3.3 禁令解除之后

      1954年10月,梁晓天、宋振玉、范新弼3位中国留学生乘坐美国驶往九龙的海轮回到国内。这是日内瓦谈判开始后,第一次坐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从此,中国留学生的第二波回国高潮拉开了帷幕。

      1954年11月29日从美国驶往香港的“威尔逊总统号”成为解禁后中国留学生回国乘坐的第二条船。这条船上有汪闻韶、李恒德、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等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16页.]。据刘有成回忆说:“我们乘的轮船快到檀香山时,通知我们回中国的留学生到船上一间办公室集合,美国移民局的人和我们谈话,他说轮船现在快要到美国西部国境线最后一个口岸了,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想回美国去?如果想回去就在夏威夷下船。我们十几个人都不作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21页.]

      1955年4月初,黄葆同(冯之榴)夫妇、王仁、张家桦、吕家鸿、谢心正、沈心立、骆振黄、郭明达、蔡君陆一起乘船回国。据王仁回忆,他们回国途中听说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禁令彻底解除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45页.]。

      1955年5月初,陈荣耀(沙逸仙)夫妇、王明贞(俞启忠)夫妇、徐璋本、陆裕朴等一批中国留学生乘船回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0页.]。

      1955年6月从旧金山起锚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20多位中国留学生,比如童诗白(郑敏)夫妇、钱宁、焦瑞身、张兴钤、师昌绪、林正仙、杜连耀、周同慧、刘铸晋。他们从旧金山上船,7月抵达香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63页.]。

      1955年7月初,谢家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经过二十多天到达香港。

      1955年9月15日,从旧金山起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是第二波回国高潮中留学生人数最多的。乘坐这条船回国的有钱学森(蒋英)夫妇、李正武(孙湘)夫妇、许国志(蒋丽金)夫妇、王祖耆(沈学均)夫妇、何国柱(刘豫麒)夫妇、洪用林(张发慧)夫妇、胡聿贤(戴月棣)夫妇、肖伦(萧蓉春)夫妇、陈炳兆、许顺生、疏松桂、陆孝颐、张士铎、冯启德、刘尔雄、刘骊生,以及钱学森、李正武、何国柱、胡聿贤的6个子女共计30个中国人。据许国志回忆,这是美国解禁后回国人数最多的一次[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许国志.]。因为钱学森在这条船上,很多记者纷纷想采访钱学森,所以这条船成为新闻界关注的焦点。

      1955年11月25日,陈能宽、何炳林(陈茹玉)夫妇、李荫远、胡日恒、郑林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

      1956年2月,黄茂光回国;侯虞钧回国;9月,张文裕(王承书)夫妇、郭永怀(李佩)夫妇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侯艺兵、彭继超,神州学人,2009年10月20日.]

      1957年1月,林兰英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2月,谢毓章回国。

      3.4 政治运动阻断了留学生归国之路

      1956年2月20日晚,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近期和解放后从欧美日等国家回国的700多名留学生。

      1956年2月22日,周恩来审阅批准了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据总理关于大量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今年内至少争取一千人回国的指示,我们认为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应采取普遍争取的方针,重点应放在美国。”[金冲及主编 2008,1092页.]留美归国的科学家经常提到,有一个周恩来审定的争取留学生回国的800人名单。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留学生归国几乎停止了,留学生招待所几乎也撤销了,之后回国的人成为个别现象。梅祖彦说:“那时候有个很不准确的统计数字,在美国大概有5000个中国留学生,真正想回国的可能不到500人。而我们知道,在那2-3年里,实际上回国的只有200多人”。“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几乎没有人回来,只有个别人回来了。”[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可以说,国内的政治运动使得东西方的交流关闭,也关闭了留学生回国之路。

      申葆诚的解释较为可信:“1956年周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当时基本上没有人回国。抗美援朝的时候,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热情很高,1952年回国的人多一些。1952-1958年,大家慢慢的了解到国内开展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回国的人越来越少了。”[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申葆诚.] 1958-1965年,仅有申葆诚、黄敞、王天眷、谈镐生等人回国。

      在1956年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一系列文件中,有一份知识分子工作安排小组提交的《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到留学生回国人数,报告说“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一人。”[金冲及主编 2008,1077页.]这个报告统计了两次回国高潮的人数,只是当时仍处在第二次回国高潮过程中,所以统计不是很全面。有一种说法是1954-1956年共回国200人。我们认为,1950年代从美国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应约为1200人,其中第一批约1000人,第二批约200人。

4.留美科学家归国后的命运

      留学生回国后,一般被安排到科学院、高等院校,极个别被安排到工业部门的研究所或者工厂。这批人有的有所作为,有的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在那个时代里,他们的事业和生活与共和国的命运共沉浮。

      4.1“十二年规划”和“两弹一星”

      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十二年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二年规划中提出四大紧急措施,即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参与计算机规划的有华罗庚;参与电子学规划的有王士光、孟昭英、马大猷和罗沛霖;参与半导体规划的有王守武;参与自动化规划的有钱伟长、罗沛霖、疏松桂。

      四大紧急任务除了做规划外,还做了一系列安排。比如,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若干跟四大紧急任务有关的研究所,包括半导体所、电子所、计算机所和自动化所。”[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守武.]各大学也成立了相应的系,比如北大很快成立了计算技术系。一批学数学的高年级的学生被调往计算技术系。除了北大高年级学生外,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共抽出30人集中训练、集中学习,发给了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这批学生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学计算机的大学生。

      “两弹一星”实际上是在十二年规划的前一年(1955年)启动的,在十二年规划中也将原子弹和导弹作为两项保密的紧急措施被列入规划。

      当时原子弹的研究处在高度保密过程中,科学家参与此事大部分是围绕人才培养展开。北大技术物理系和清华工程物理系在人才培养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

      科学家进入原子弹研制的核心部门是由于苏联撕毁协议、停止了对原子弹研制的支持才开始的。1960年,当中苏关系破裂时,中国的科学家才有机会更深入的参与此事,当时二机部拟定了一个由中央组织部批准的105人名单。许多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参与到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的。

      1960年疏松桂从中科院调到二机部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我去二机部工作是中央点名的。当时挑选了105个人,大部分人我都认识,但是留学回来的并不多。陈能宽、邓稼先、朱光亚等人,在这105个人中,他们是留学回来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不在这105人名单中,他们是1955年特聘的,比如科学院的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等人。当时原子弹的研制包括四个部门,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和生产部。理论部主任是邓稼先,实验部主任是陈能宽,搞爆轰试验的,属于物理性质的;设计部主任是龙文光,主要负责整体设计、结构设计;设计部后来分为两个部分,疏松桂主要负责自动引爆控制系统,担任自动控制室主任。从这个安排可以看出,留美科学家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疏松桂.]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其中有10位是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邓稼先、屠守锷、钱学森、郭永怀、杨嘉墀、陈能宽、吴自良、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

邓稼先         屠守锷         钱学森         郭永怀         杨嘉墀

陈能宽         吴自良         任新民         朱光亚         王希季

图4,留美归国且获得“两弹一星”元勋称号的科学家。

      4.2 思想改造与反右运动

      1949年以后,国内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留美归国的科学家虽然认为这些运动纯粹是在耽误时间,但他们已经感受到运动的无情压力正在加剧。

      沈善炯曾在美国学习生物化学遗传学。回国前,他就知道国内已经开始批判遗传学的孟德尔学派,只能搞李森科的遗传学,甚至他也知道李景均在中国农业大学由于受到批判而出走香港,转到美国。所以他在与中国留学生交往时绝口不谈遗传学。他暗暗想,回国后只搞生物化学,不搞遗传学。[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42-56页.]沈善炯的案例充分说明,在美国的科学家无法真正的理解什么是思想改造?什么是学术批判?

      思想改造以批判“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为核心,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他们往往几次检查都不能过关。1950年代初回国的科学家,因为刚刚回国,不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当然有极个别人挨整了。陈荣悌说:“思想改造期间,程京得了精神分裂症,有点神经不正常。”[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刘珺珺采访陈荣悌.]

图5,徐璋本(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徐璋本时所摄,1988年)。

      徐璋本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反右运动期间,他被划成右派。王明贞说,“徐璋本也是右派。当时在学校大礼堂宣布徐璋本是个大的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我去听了,因为都是我们教研组的人。当时徐璋本要组成一个党,自己起名叫劳动党,还动员我们参加这个党。……徐璋本又贴小字报,争取会员参加他的劳动党,那还了得。他被抓起来了。”[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后来,徐璋本被投入监狱,度过了20多年的牢狱生活,1979年才出狱。

      申葆诚兄弟姐妹四个,有三个成了右派,包括申葆青在内。申葆诚说:“那时候我不知道,弟弟、妹妹没有告诉我。其实他们告诉我了,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当时根本不知道反右运动这么严重,也不知道什么叫右派,还以为是普通的运动。看到他们戴着右派的帽子在新疆呆了20年,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小心处事。”[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申葆诚.]

图6,申葆诚和他在文革期间揪斗时胸前挂的牌子。

      1957年反右运动,很多留学归国的科学家都要受到冲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专门晋见毛泽东,张劲夫说现在科学家很少,“物以稀为贵”,在反右斗争中应该保护科学家。毛泽东犹豫了一下,同意了,让他去中央书记处谈。邓小平是总书记,主管反右斗争。张劲夫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让中科院党组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回到中科院后,张劲夫找到中科院秘书长杜润生一起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规定: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反右斗争的运动。[余志华主编 2009,117-118页.]

      4.3 文革浩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周华章是1968年9月30日跳楼自杀的。[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257页.] 1976年5月,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周寿宪是在自己住所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北京大学数学系的董铁宝是1968年10月18日上吊自杀的。[王友琴 2004,119页.]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是1968年12月15日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黄茂光.]也有人对林鸿荪自杀的说法存在异议。中科院力学所的程世祜是1968年10月23日自杀的。[王友琴 2004,94页.]南开大学化学研究所的所长陈天池是1968年12月20日自杀的。大连化物所的研究员萧光琰是1968年12月10日晚在牛棚服用安眠药(巴比妥)自杀的。12月14日,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小洛连也一起服用巴比妥自杀了。[白介夫,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中国科学院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是1968年2月22日自杀的。

周华章           董铁宝           林鸿荪           程世祜

陈天池          萧光琰          陈绍澧

图7,文革中自杀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

      文革期间被正式关进监狱的科学家也很多。我们仅以清华大学为例来清理被关押科学家的情况。清华大学的谢毓章、高联佩夫妇、王明贞夫妇、王振通夫妇都被正式关进监狱了。1968年谢毓章被抓进监狱,蹲了四年,1972年获释[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谢毓章.]。1968年1月,高联佩和许健生被抓进牛棚,后转入北京半步桥监狱,四年零四个月后才获释[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327-330页.]。1968年3月,王明贞和俞启忠被拘捕。王明贞被关了五年,1973年11月获释。俞启忠被关押了7年,1975年4月才被释放[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89-94页.]。清华大学的王振通也进监狱了,被关了三年多[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4.4尾声

      改革开放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除了作为一般知识分子经历了面上的落实政策外,还另有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值得一提。1979年3月,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大约28位1954-1955年回国的科学家联合专门给中央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为他们平反。1979年9月8日上午,中科院院长方毅召集这批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方毅在会上讲话,说他是受邓小平的委托来开这个座谈会的,对这批科学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方毅说,不仅要为他们平反,还要把他们的事迹载入史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87-88页.]。

      与会者在会上讲述了文革期间董铁宝、周寿宪、程世祜等人自杀的悲惨经历。中科院化学所的张斌由于带手铐,手都被磨破了。当她说到自己的经历时,不能自已,被人扶出了会场[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这次会议开成了一次诉苦申冤的会议。

      此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在晚年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有许多人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余热”,也有一些人留在国内的时间较少,更多的时间呆在国外。这批留美归国科学家的下一代中大多数是在美国出生的,拥有美国国籍,改革开放后就去美国学习和工作了。

By 王德禄、刘志光

软银宣布暂停在华投资

日本投资巨头软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oftBank Group Corp., 9984.TO)表示,将暂停在中国开展新的投资,同时观察相关部门对国内科技行业的整顿走向将如何发展。这是整治科技行业的行动在投资界掀起波澜的最新迹象。

软银运营着规模1,000亿美元的Vision Fund,是全球最知名的中国初创企业投资者之一。但在监管机构开始调查软银投资的一些公司的违规行为(包括反竞争行为、消费者保护和数据安全问题)之后,软银许多投资项目的价值近期已大幅缩水。

此前,一些科技公司火爆上市引发的狂热情绪略有降温,Vision Fund投资组合中高企的估值出现下滑,压低了软银最近一个财季的盈利。

软银首席执行官孙正义(Masayoshi Son)很早就精明地押注于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Vision Fund向网约车巨头滴滴(Didi Global Inc., DIDI)和短视频应用TikTok的所有者字节跳动(Bytedance Inc.)等一些独角兽企业进行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股权投资,希望在这些公司上市时能够获得惊人的回报。

孙正义在东京举行的财报新闻发布会上说,整顿行动已经变得如此不可预测和广泛,软银及其基金计划在风险变得更加清晰之前,暂不在中国进行更多投资。

虽然中国仍将是一个技术和人工智能(AI)创新的中心,但“在投资方面,我们将看到很多新法规出台,”孙正义称。“我想再多等一段时间,看看是什么样的监管规定,监管范围有多大,对市场影响几何。”

但软银面临的阻力不止于此。Vision Fund投资组合中一些明星股在4-6月当季估值缩水,包括韩国电子商务公司Coupang Inc. (CPNG)和德国线上二手车经销商Auto1 Group (ATOGF)。前者在3月上市时让Vision Fund净收益达240亿美元,后者在2月份的上市也让该基金赚得数十亿美元。

这使得软银净利润降至7,615亿日圆,相当于69亿美元,较上年同期锐减40%,远远低于1-3月财季取得的创纪录利润;在3月当季,该公司在股市火爆之际取得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投资收益。Vision Fund及其400亿美元的2号基金在最近财季的投资收益约为26亿美元;与之相比,前个财季为580亿美元。

James Abate是总部位于纽约的资产管理公司Centre asset Management的创始人兼首席投资长。他表示,投资者可能正在撤出一些估值最高的新经济类股。几个月前,Centre出售了部分持有的软银股份,担心这家日本公司的一些投资可能估值过高。

另一个让许多股东失望的现实是,软银没有公布股票回购计划;自从软银今年早些时候完成230亿美元的大规模股票回购计划以来,投资者一直要求该公司回购更多股票。5月份软银公布上一份财报迄今,该股已累计下跌约25%,许多投资者和分析师都将这一跌势归咎于当时没有宣布股票回购计划。

Jefferies分析师Atul Goyal称,如果软银不宣布回购计划,该股很可能会再次下跌。

周二,软银股价收盘报6,831日圆,日内微幅上涨,但较年内最高点已下跌逾35%。

孙正义称,软银股价已经跌得很低了,目前市值只相当于软银净资产的一半左右。孙正义称,考虑到这一折让幅度,软银将在某个时刻公布更多的股票回购计划,目前正在讨论公布的时机和计划的规模。

孙正义还称,软银将继续保持Vision Fund 2激进的投资节奏;该基金已入股161家公司,近几个月来,以几乎每天投一家的速度注资初创企业。软银将把资金引向Vision Fund 2,并继续缩减投资部门SB Northstar的规模,此部门已在入股药企罗氏公司(Roche Holding AG, RHHBY)等上市公司。

但软银在中国科技领域的投资遭遇重创,可能会让未来几个月的回报前景变得暗淡。花旗(Citibank)的一份报告估计,截至3月底,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投资占软银投资总额的44%,这主要是因为对阿里巴巴的持股。这些投资也占到Vision Fund系列基金赖以产生未来盈利的投资的很大部分。

随着监管机构指控阿里巴巴存在反竞争行为,并处以创纪录的罚款,阿里巴巴的股价已经从2月份的高点下跌了近30%。网约车领头羊滴滴的股份是Vision Fund持仓占比最多的投资,为近120亿美元。在监管机构因其所称的数据安全问题对滴滴进行处罚后,该公司的股价比6月份的首次公开募股(IPO)价格下跌了三分之一。这使软银的持股出现小幅亏损。

满帮集团(Full Truck Alliance, YMM)的股价较6月份的IPO价格下跌了约30%,此前中国监管机构对该公司发起了网络安全调查,类似于对滴滴的调查。满帮集团是一款类似于优步(Uber)的中国卡车应用。今年早些时候,在监管机构暗示字节跳动也需要处理数据安全问题后,该公司无限期推迟了原本有望成为重磅IPO的上市计划。Vision Fund向字节跳动和满帮集团投资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

Astris Advisory Japan分析师David Gibson表示:“很多似乎有望取得的收益目前看来已不太可能。”他估计,原本预期从今年进行IPO的股票中获得高达300亿美元的收益或许已经蒸发。

By Phred Dvorak

科学大师们的命运

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曾象中国知识分子这样命运多舛。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乾隆的大兴文字狱,知识分子每次都成为权力敛聚的牺牲者。没有知识分子的引领,中国历史上一直缺乏整体性的思想革命和灵魂革命。这大概可以解释,中国数千年文明为何总在原地踏步,也可以解释引起持久思考的李约瑟之谜。是否有自由的空气和独立的土壤,是科学能否中兴的前提。不知道历史上的知识分子迫害只是通过国家机器来实现,还是通过民众狂欢般的革命来完成。如果只是前者尚情有可原,如果社会大众也广泛涉入其中,则说明了社会环境中还远远缺乏尊重知识的理性根基。被称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对知识分子迫害的运动,其灾难是深重的,其教训是深刻的。这篇文字提醒我们每个人,在一场浩劫中,我们每个人都不仅是可能的受害者,我们更可能也是浩劫的帮凶。但我们还从文字中发现了另外一种值得赞扬的力量。在那样一个景况下,性命都难以自保,遑论科学研究。然而科学精神是一种比权力和愚昧更强大的力量,尽管条件和环境十分严峻和困难,诸如陈景润、顾方舟这样的科学家,依然坚持不懈,埋头科研,或为国家或为民生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些科学家身上体现了布鲁诺的顽强和执着。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想到,如果以这样的科学家为核心,形成被称作共同体的思想组织,那么这个社会就将更加健康

中国科学院于1949年11月成立,中科院学部于1955年成立,学部委员233人, 1993年改称院士。本文一律称院士。从1958年至1979年,二十一年间,中科院没有增加一名院士。为什么?折腾阶级斗争了。1949年前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81人,留在大陆和从海外回归59人,59位院士续选为中科院院士者46人。有中研院院士翁文灏,1951年从法国回大陆,系以战犯身份而非科学家受到中共事先承诺的宽待。故中研院院士留在大陆和从海外归来者是59人,非现行资料中所说的包括翁在内的60人。


中科院院士233人,连同未进入中科院院士行列的原中研院院士14人,共计247人是中国大陆科技、人文精英中的顶尖者。这247人在1949年后无一不遭阶级斗争整肃,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摧残至死者。所有大陆记录介绍他们的官方正式文字,以及1999年上海出版的《辞海》,他们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二、三十年的经历多是空白或是一句带过或是语焉不详。中研院院士的资历,在《辞海》中基本不提,这在最讲究连续性的科学领域是不可思议的事。这种着意的抹杀历史割断历史蔑视人本、欺瞒世人的做法与科学精神完全彻底背离。


1949年后中国大陆没有产生科学大师,这与1949年前中国没有产生科学大师是两码事。1949前的中国刚从清帝制的旧陶范中走出来,军阀混战,兵连祸接,没有一个安定的建设环境。1949年后的大陆,中国共产党主政,和平的大环境已铸,却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折腾半世纪余,科学家被划为敌对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为需要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和工农兵大众予以改造,以至整肃、批判、打倒的对象。大小三十余个政治运动每个历时数月至数年、十年,科学家都遭整肃或曰锻炼。1952年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则如影随形终身相伴着每个科学家。1957年反右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文革运动,科学家无一幸免遭到批判斗辱、下放劳动改造以至杀害。一言蔽之,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人文环境科研环境,较前半世纪的战火为祸更烈更深,科学家不仅不能静心研究科学,更遭全面的整肃,又如何能产生科学大师?!


1957年后全世界华人获诺贝尔科学奖者8人,以时序为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朱棣文、崔琦、李远哲、钱永健、高锟,皆为美籍、英籍人,居美国、台湾、香港,没有一位是大陆的。中华儿女在海外、港台的总数约六千万,不及大陆十三亿人的二十分之一。


科学家益世惠民,功在民族,功在国家,功在百姓,功在人类,功在千秋。有刘东生者,作《杨钟健教授与美国科学家学术交流简史》序言曰:“他们继承了东方文化,引进了西方科学。他们开拓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中西科学交流的时代。他们的业绩和品德不仅充实了中国近代历史而且对今天许多知识分子的发展方向和精神世界都产生了影响。他们还可能将会影响到后代人。……我们需要把这些科学家们遗留的历史保存下来。”(转引自孟津:《历史的聘书》,载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699&do=blog&id=269394)。爱因斯坦给居里夫人的悼词中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的意义,其人格的力量常常远胜于单纯的才智。”刘东生和爱因斯坦的话是1949年后中国科学家正面价值的定位。本文同时努力诠释这一价值定位。


本文选择在大陆的中研院院士、中科院院士和其他自然科学家70人,简述他们的遭际,以记录保存历史事实,以说明1949年后大陆科学家的景况,见证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大师。这70人中遭整肃摧残致死者26人,多为科学建树丰硕而人品道德高尚者。分述如次。


70人中中研院、中科院双院士遭整肃折磨自杀伤病至死者10人:谢家荣、周仁、许宝騄、叶企孙、饶毓泰、张景钺、邓叔群、梁思成、曾昭抡、王家楫。


谢家荣(1898.9.7—1966.8.13),生于上海。地质矿床学家,中国矿床学奠基人,中国地质学启蒙者之一。最早提出陆相生油理论,为在大陆寻找油田奠定了理论基础。发现矿床最多的全方位地质学家。第一个注意到在华北和东北平原可能存在石油的科学家,其石油地质理论和预测,直接导致了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和中国第一大油田——大庆油田的发现。谢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遭整肃为右派。其长子谢学锦同在地质部遭整肃为右派,父子科学家轮番批斗、入炼狱廿余年。文革中,谢不堪抄家挂牌游街折磨摧残凌辱,吞服安眠药死。彼时自杀是向党示威,要罪加一等;谢子谎称心脏病突发身亡。谢父死后一个月,谢母也服安眠药走了。谢妻吴镜侬毕业于北平女师大,文革中亦遭批斗,要她交出金银财宝和首饰。“解放以后,她拼命地要进步。参加居委会。居委会有一阵子提倡奉献,她就把她的首饰全都捐掉了。我记得她有一颗非常大的翡翠戒指,也捐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就说她还私藏着珍宝,要搜查。因为她捐过,人家就认为不可能全捐,捐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剩下的可能还藏在家里,就要抄家。你看,她拼命地要进步,结果倒霉不倒霉?”(据《红岩儿女》第三部:欢乐和悲伤交织的生平——勘查地球的战略家谢学锦院士的自述。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


周仁(1892.8.5—1973.12.3),祖籍南京,生于江苏江宁。冶金学家,陶瓷学家,中国特殊钢和合金铸铁最早研究和生产者之一。周娶妻聂其壁,婚礼上宋美龄是伴娘,岳母是曾国藩幺女。文革中,周遭批判斗辱,因妻族故,抄家抄了整整一星期,运走了几大卡车。时年75岁的周仁被反复斗辱摧折至一眼瞎一腿断,卧床奄奄待毙,仍遭隔离审查,关进四壁无窗的房间。1973年惨死。(据大陆《文史博览•》)


许宝騄(1910.9.1—1970.12.18),祖籍杭州,生于北京。数学家,概率论、数理统计学科开创者。北大教授。许出身名门,长期多病,1.76米高,体重不到40公斤。1966年开始拖着病躯,一步三歇应命前往指定地点接受批斗,如是三年。捱至1970年底终于不支死了。其兄许宝骙著文曰:“文化大革命中,宝騄身蒙灾难,兢兢自克。亲属往访,辄闭门不纳;偶或遥遥一望,便挥手令去,不交一言,其精神痛苦可想见矣!宝騄偶染肺炎,不数日,竟在家属毫无所闻情况下溘然长逝。……数页写着未竞的残稿散落在地,见之凄然掩涕,怆然神伤而已!”许氏表兄、姐夫俞平伯回忆曰: “七舅,你学的是算术。”许很生气地说,“不是算术,而是数学!”


叶企荪(1898.7.16—1977.1.3),上海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99年中共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有15位出其门下;李政道、杨振宁也是叶的学生,吴健雄是叶的再传弟子。1966年叶遭整肃为“帝国主义走狗”,1968年遭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正式逮捕下狱,罪名是“CC特务头子”。1969年被折磨得神经失常放出狱。“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来到一家店铺小摊,或买或向摊主索要两个明显带有虫咬疤痕的小苹果,边走边津津有味地啃着,碰到教授模样或学生打扮的人,便伸出一只枯干的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据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3期;岳南:《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中华书局2010年版)。1977年惨死于北京,死因至今未明,有传是病饿至死,有传是自杀而亡。1992年,海内外127位学者呼吁为叶铸立铜像。1995年叶铜像落成仪式在清华举行,被安置在一间冷清的房间。无论中共党文化如何迫害、如何着意抹灭,叶企孙在物理学和教育事业上的丰功伟绩永远镌刻在民族的历史上。


饶毓泰(1891.12.1—1968.10.16),江西临川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49年拒绝赴台,留任北大理学院院长。1952年三反运动中遭整肃致晕倒,精神失常。1966年遭批斗游街。1968年清阶运动中不堪凌辱,在北大燕南园寓所自来水管子上自缢身亡。邓小平幺女邓榕说:“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的场所。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批斗、刑讯中致残、致死。一位教师不堪受侮辱被虐待,自觉生不如死,竟然1次不成2次,2次不成3次,3次不成4次,跳楼、服药、割腕、卧轨、触电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反复自杀。原北大校党委书记、校长陆平被用钢丝缠捆着两只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逼供刑讯。著名哲学家冯定也被逼得3次自杀。‘文革’期间,在北大被迫害致死60余人,其中包括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等诸多享有盛誉的一级教授。”(据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张景钺(1895.10.29—1975.4.24),祖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光化。植物形态学家,中国植物形态学和植物系统学的开拓者。张因长期患帕金森病,早就卧床不起,脑子清醒但说话不清,四肢活动极困难,文革中竟被用平板车从家中拉到生物楼与妻子一起批斗,声称揪出了北大生物学系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分子的祖师爷。张妻崔之兰教授,耿直不阿,非议江青种种丑恶,“这样的女人,不是一个好人”,遭人检举告发,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交群众监督改造”(据葛明德《张景钺传》,载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网站
http://www.bio.pku.edu.cn/news.php?id=1246)。崔被斗得死去活来,1971年亡故。张在妻垂危时,央人抬自己去与妻握手,生离死别,天悲地怆!1975年,一代植物生物学宗师张景钺在北大燕东园寓所溘然长逝,终于被党文化革掉了老命。


邓叔群(1902.12.12—1970.5.1),福建闽侯人。微生物学家,中国真菌研究奠基人,森林病理学创始人之一。1966年邓氏是科学界最早遭批判斗辱的,因其胞弟邓拓是“三家村”反党集团主帅。邓叔群自然受株连,被扣上“三家村黑帮”、“三家村科学顾问”、“学阀”、“恶霸”、“流氓”、“反革命分子”等帽子,受尽摧残凌辱。邓的家庭和子女无一幸免,家破人亡。1970年邓终于被迫害致死。


梁思成(1901.4.20—1972.1.9),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建筑史学家、建筑师。父梁启超。梁力主保护北京古建筑,时中共北京书记彭真在天安门上对梁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梁遂遭批判。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梁在清华全校“洗澡、脱裤子、割尾巴”大会上检讨三小时,声泪俱下,自我污辱。1955年又遭 “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批判。1966年梁被抄家斗辱游街,抄家发现属于其妻弟林恒烈士获蒋介石所赠佩剑,成了要复辟要杀人的大罪状。1972年,梁在贫病中不堪折磨去世。


曾昭抡(1899.5.25—1967.12.8),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曾侄孙。化学家,中国化学学科奠基人。1949年后任北大教授、教育部副部长、高教部副部长。1957年整风运动中,曾昭抡主持撰写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报告,与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诸教授在座谈会上说话谈看法。报告被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谈话是右派言论。六教授都被划为右派,曾昭抡居首,是为著名的“六教授”事件。文革中,曾在武汉大学屡遭斗辱抄家挂牌游街,1967年不堪折磨自杀身亡,68岁。


王家楫(1898.5.5—1976.12.19),江苏奉贤人。生物学家,中国原生动物学奠基人,中国轮虫学开创人。1966年遭批判斗辱抄家。1969年遭“毛泽东军工宣队”怀疑为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系统骨干,遭刑求,被打昏厥过去,军代表怕承担责任,才把他放出牢房,监外候审。王夫人李素君精心护理丈夫至能下床走动。王崇敬恩师秉志:“在他身上,每句话和每个动作都代表了一种尊严”。戴着“特嫌”帽子的王在1970年代初,依然尊严地活着、工作着、科学研究着,捱至1976年终于伤病重不起离世。

70人中中研院院士遭整肃折磨自杀伤病至死者5人:胡先驦、吴定良、周鲠生、李宗恩、翁文灏。


胡先骕(1894.5.24—1968.7.16),江西新建人。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分类奠基人,中国近代植物学、生物学先驱之一。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胡不愿骂“蒋匪”,万言检讨三次不过关。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胡先骕是可不带上右派帽子的右派分子。文革中,胡因留美经历,是“里通外国”;因发表过其文的《Taxon》杂志也发过台湾学者文章,有“制造两国中国”之嫌;更根本说不清他曾受命创办“中正大学”的弥天大罪。批斗无日无之,人身摧残精神侮辱无以复加,挂牌、戴高帽、下跪、反剪、喷气式、搧耳光、拳打脚踢、吐唾沫是日常功课。胡一家从原住300平米房子被扫地出门,龟缩在10平米斗室;平生藏书文物科研资料悉数遭劫,片纸无存。1968年,胡不堪斗辱,悲愤交集,心脏病突发遽逝于北京。


吴定良(1893.1—1969.3.24),江苏金坛人。人类学家,中国人类学主要奠基人。文革中在病榻上受批判斗辱和多次抄家。1969年清查“5•16”分子运动中,再受株连,寓所再次遭劫,眼睁睁地看着凝结自己一生心血装订成册的论文集以及计算机、直脚规、弯脚规等科研工具都被抄走时,年近耄耋瘫痪病榻的吴氏号啕大哭,当晚病情转剧,翌日晨终于被逼死了。


周鲠生(1893.6—1971.4.20.),湖南长沙人。国际法学家。1949年选择留在大陆,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1955年中科院选拔院士,法学专家、中研院院士周鲠生与钱端升双双落选。新政权否定一切法学思想、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没有打算以法来规定和约束各种人群的权利和义务。文革中周遭批斗游街抄家关押,不堪摧残折磨,1971年在北京死亡。


李宗恩(1894.9.10—1962),江苏武进人。热带病学医学家。1949年后留在大陆,续任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1957年被指为右派头子“章伯钧在医学界的‘统帅’,和党争夺医学界的领导权”。1958年贬遣云南边陲,四年后死于昆明。有学人谢泳论李曰:“像他们那样的人才,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积了多年的精华才出现的,然而在一个非常的时代,就那样轻易把他们葬送了。”谢泳之责,其辞也婉;李氏之苦,其命也惨!


翁文灏(1890—1971.1.27),浙江鄞县人。地质学家,中国近代地质学四大奠基人之一。1951年从法国返回大陆后不愿骂蒋介石,颇遭猜忌教训,认罪自白书一改再改通不过。1966年遭批斗。其子翁心源1970年被连续批斗3天后死亡,次年翁文灏在惊恐中死于北京。翁在1949年前,道德文章有口皆碑,做了十几年高官,且多是油水极多的肥缺,最后弃官而去时还是两袖清风。翁以贰臣之身,死于大陆文革风暴,然其学人、科学家本色在地质学上仍旧闪耀着光辉,难以磨灭。贰臣中有他不多,无他不少,中国地质科学的历史则必有他的一席之地。

70人中中科院院士遭整肃折磨自杀至死者2人:汤飞凡、赵九章。


汤飞凡,(1897.7.23—1958.9.30)湖南醴陵人。医学微生物学家,中国免疫学奠基人。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的人,被视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中国人。1958年“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横遭批斗凌辱。第一天还是“白旗”,第二天就升级为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国际间谍、冒充大科学家,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把分离方法告诉外国人的卖国贼。翌日晨,汤在寓所自尽身亡,以死逃脱继续受辱。在大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也成为运动的1978年,没有汤飞凡的份,因为党没有给他戴过什么帽子,既非右派,也不是什么坏分子,他是自己寻死,所以无反可平。1979年,医学界为汤平反的呼声太大,卫生部才不得不为汤举行追悼会。国际医学界没有忘记这位为人类的眼睛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1980年,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短函: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可是,这世上早已没有了汤飞凡。为汤颁发金质奖章的仪式在1981年全法眼科学大会上举行。原定由汤的学生王克乾代领奖,颁奖前夕,中共组织决定改由张晓楼领奖。张领来的奖章上刻着两个名字,第一名居然是张,汤居次。大陆媒体采访报道,张晓楼成为沙眼病毒的第一发现人。汤飞凡未亡人何琏拍案而起,在知情者和仗义者支持下,于1986年写信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要求一个公正公道。IOAT回信:沙眼金质奖章是授予汤飞凡的,为了澄清起见,IOAT将复制一枚新的奖章。不久汤家收到新奖章,新奖章只刻着一个名字:汤飞凡。


赵九章(1907.1.15—1968.10.26),浙江吴兴人。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中国气象科学从定性描叙走向数值预报的先驱,把数学、物理引入中国气象学的第一人。中国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的开拓者,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奠基人之一。赵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外甥,与蒋纬国留德同学,因此,历次政治运动中无论做了多少次交待检查,也说不清。文革中遭游街,颈系铁丝拴的十几公斤重游斗牌,赵不肯低头弯腰,便被用烟头烫腿、腰、嘴,直到烟头烫灭了,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1968年在北京中关村寓所吞药自杀,61岁。留下的最后文字是“我的检查,我的交代,我的认罪!” 1999年,赵被追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赵不是中共党员,但他以每月交100元工会会费表明对党的忠心。近廿年如一月。赵大约是全中国交工会会费最多的人。据说,周恩来闻知赵死讯,“流下了热泪”。周当然没有斗辱赵、也不会要赵死,但他所遵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斗争学说,是非要吃掉自己最忠诚的儿子不可的。周下令追查死因,能查明么?周不过是真诚地演着必须演的戏罢了。刘少奇、贺龙、陶铸、干女儿孙维世……尚且不保,何况一个“臭老九”科学家赵九章!

70人中著名科学家遭整肃折磨自杀伤病致死者9人:钱宝琮、王季梁、查谦、熊庆来、陈建功、徐瑞云、叶雅各、施今墨、傅连璋。


钱宝琮(1892.5.29—1974.1.5),浙江嘉兴人。数学史家,与李俨同为中国数学史研究先驱。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钱皆被作为资产阶级白专思想,只专不红,目空一切的“白旗”典型,遭整肃“拔”掉。文革中挨批斗,被罚干重体力劳动。1969年78岁时被驱离北京,孤身一人凄然南下投奔儿子后病死。
王季梁(1888—1966),浙江黄岩人。化学家,中国现代化学开拓者之一,中国分析化学和中国化学史研究先驱。1949年后杭州大学一级教授。文革中遭批判抄家,家中所养猫和花被处死拔掉。被抄走钱财后来发还,缘“上头”发话“王季梁教授是保护对象”。发还后,即遭窃贼入室抢劫,杀王死。凶手供认:得知王教授被抄钱财发还而生意。


查谦(1896.11.22—1975.1.23),安徽当涂人。物理学家,教育家。历任东南、金陵、中央、武汉大学教授。1953年受命创建华中工学院,任院长。文革中遭批斗抄家游街示众。查平时讲话作报告习惯称“女士先生”,都成为罪证和最易煽动群情激奋声讨的内容。批斗会上,学生被蛊惑,认台上弯腰挂牌的老人是万恶的阶级敌人,用石子投击查至击中前额流血以取得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为止。文革后期,近耄耋之年的查生活已不能自理,尚须经组织审查批准,获允搬到武大儿子处居住病死。
熊庆来(1883.10.20-1969.2.3),云南弥勒人。数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数学先驱,有“中国数学界的伯乐”之誉。严济慈、陈省身、华罗庚、赵九章、赵忠尧、钱伟长、钱三强、杨乐等人皆出其门下。1937年出任云南大学校长,将云南大学办成国内一流大学。1949年离国赴法,居法期间患中风,右手瘫痪,遂练习左手写字自如。1957年因总理周恩来亲笔信敦请,重返祖国,任职中科院数学所。文革中屡遭批斗抄家游街凌辱,捱至1969年初遭迫害至死。


陈建功(1893.9.8—1971.4.11),浙江绍兴人。数学家,中国函数论方面开拓者之一。陈与钱宝禄、苏步青齐名,同在复旦任教。1959年调任杭州大学副校长。1962年申请参加中共,获基层批准,却最终搁置,未能成为共产党员,原因至今未明。文革中屡遭批斗游街凌辱,1971年胃大出血惨死于杭州。


徐瑞云(1915.6.15—1969.1),女,祖籍浙江慈溪,生于上海。数学家,中国第一位数学女博士。1952年被从浙大调往浙师院任教。1966年遭整肃批斗抄家游街。1969年不堪凌辱折磨在杭州自杀身亡,54岁。


叶雅各(1894.4.30—1967.12.24),广东番禺人。林学家,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之一。1962年,有感于大跃进毁林炼铁,饿殍遍野,撰文《森林对风调雨顺的关系》:“民以食为天,而食之所赖是靠庄稼。在今天,年成之丰歉,绝大部分要靠风调雨顺。森林和气候有着密切关系,多造林有助于风调雨顺。”文革中成为罪状,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遭斗辱,1967遭迫害致死。


施今墨(1881.3.28—1969.8.22),祖籍浙江萧山,生于贵州。中医学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溥仪、齐白石诸名人以及毛泽东、周恩来诸党国要人,都慕名延请过施氏诊治。1959年,施氏无偿献出十大验方,制作中成药,泽被百姓后世。文革中施被作为封建余孽、反动权威、牛鬼蛇神批斗抄家至“扫地出门”,勒令全家搬出私宅东绒线胡同路南的小院。施氏一生悬壶济世,积善行德,年届八十有六时竟无处安身安家,悲愤交加,病情加剧至1969年夏终于被折磨死了。施绝笔遗诗,遗嘱死后呈送周恩来夫妇。诗曰:“大恩不言报,大德不可忘。取信两君子,生死有余光。余恨生亦早,未能随井岗。路歧错努力,谁与诉衷肠。”施若生迟而“能随井岗”,则中国少一良医矣,万幸努力“今墨”而未“错”为“路歧”。施氏“衷肠”谁与诉?应是其祖神农氏、张仲景也。


傅连璋(1894.9—1968.3.29),福建汀江人。医学家。中共高干,中将。青年时受西方医学教育。1930年代参加红军,女儿女婿和两位学生,都被作为AB团分子枪毙了;傅本人命悬一线,在押往刑场之前几分钟意外获救。红军败逃长征路上,傅3次救过毛泽东的命,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赓、徐特立、王树声、邵式平、贺子珍等人都在危急时刻得到过傅氏的救治而驱死回生。中共建政后,傅任总后勤部卫生部长,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文革中傅仍逃不脱批判斗辱。1968年傅与妻子同时被捕,关押在秦城监狱,狱中被打断3根肋骨。74岁高龄的傅“拖着断了3根肋骨的身体倒在地板上,翻来覆去地在地上打滚,痛苦地呻吟着,一会儿又在屋子里四处乱爬,将身子钻进了床下。3月29日8点多钟打开牢房时,傅已死去多时。傅从入狱到死,只有半个月时间,死时手上还戴着手铐。”(据大陆“百度百科•傅连璋”条目)。中共党争中泯灭人性是普遍现象,如此全体完全彻底泯灭人性,则仅见。中共党内军内高层人士从傅处受惠受益受救命之恩者很多很多,全都作壁上观。或以自顾不暇辩,正是这自顾不暇!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可以自顾不暇至全体彻底泯灭人性的局面?治国驭民整党阶级斗争为纲也!此根本不除,人性不复,科学永远是婢女侍妾玩物也。

70人中中研院中科院双院士遭整肃斗辱者26人:吴有训、秉志、罗宗洛、严济慈、赵忠尧、华罗庚、吴学周、庄长恭、李四光、黄汲清、竺可桢、杨钟健、候德榜、茅以升、贝时璋、张孝骞、俞大绂、汤佩松、冯德培、伍献文、陈桢、钱祟澍、蔡翘、殷宏章、戴芳澜、童第周。他们多是其学科的奠基人、先驱,学科研究工作的带头人,学养深湛,成就卓著,年高德劭。他们中的近一半参加了中共,吴有训、严济慈、李四光、竺可桢、童第周还是中科院副院长,仍无一幸免遭整肃摧残。
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下狱六年放出来还要监督劳动改造。


物理学家严济慈儿子被斗死,老父见到的是“一领芦席下面……嘴里只剩下一颗牙”。
“中国原子能之父”赵忠尧因是铅笔厂股东,1952年起遭整肃至文革成为“美蒋特务”。
数学家华罗庚女婿遭整死,女儿陷狱,自己险成窃贼,幸学生陈景润拒绝诬师,才免大劫。


化学家吴学周在斗争大会上被铐下狱,查无实据放出时已被折磨得一眼全瞎一眼半瞎。


地质学家李四光死时周恩来不敢拟悼词,以读其女信代。


与李四光齐名的地质学家黄汲清1957年遭整肃为右派后入炼狱廿余年。


以侯氏制碱法闻名于世的侯德榜文革中遭斗辱,要求工作不拿工资仍不获准。


桥梁专家茅以升老妻被抄家的霸道活活吓死。


生物生理学奠基人、从不与人争的贝时璋也遭斗辱抄家,罪名是不关心政治。


地质学家杨钟健被抄家抄出一封毛泽东1920年写给他的信而幸免遭打斗。


消化病学奠基人张孝骞遭斗辱游街,抄家抄了三次。


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汤佩松1952年起就遭斗交代返国动机,文革被疑为特务关押。


神经生理学奠基人冯德培遭勒令跪在上海分院大门口挨斗,关暗室中差点被打死。


动物遗传学创始人陈桢因为是美国摩尔根第一个中国弟子和追随者,屡受批判。


生理学家蔡翘文革中遭斗辱迫害。


植物生理学家殷宏章文革中遭批斗凌辱驱往农场干最脏最累最重的活。


真菌学主要奠基人戴芳澜文革中遭斗辱,近耄耋之年被驱离北京。


鱼类学家伍献文遭军统、中统潜伏特务之诬,惨受监禁刑讯。


植物病理学家名门之后俞大绂文革中被折磨至右眼失明,其家族遭整肃至死者6人:表兄陈寅恪、唐筼夫妇、胞妹俞大絪、曾昭抡夫妇、堂妹俞珊、赵太侔夫妇,受批斗抄家挂牌游街关押牛棚者难以胜计。


科学界元老近代生物学开拓者和奠基人秉志、有机化学研究先驱曾任台湾大学校长半年的庄长恭、近代植物学主要奠基人之一钱崇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需检讨交代留学外国任职台湾的历史问题而永远也交代不清。

70人中中科院院士和著名科学家遭整肃摧残者18人:周明镇、黄万里、胡刚复、胡焕庸、苏步青、江泽涵、陈希孺、吴文俊、陈景润、林巧稚、黄家驷、蒋彦永、钱伟长、丁石荪、邓稼先、陈一文、黄相宁、杨显东。


古脊椎动物学家、中国恐龙研究之父周明镇不堪整肃斗辱之惨酷,多次自杀未果,抢救回生继续批斗,口渴求饮不得,喝痰盂里的水;其子周西蒙遭整肃卧轨自杀,其妻疯了,捱了廿余年也自杀了。


地质水利学家、当代大禹黄万里遭毛泽东御批右派,为反对阻止祸国殃民的长江三峡工程上马,多次上书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鹏、江泽民以及克林顿,独克林顿回信,邓胡赵李江不予理睬。


科学界元老、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胡刚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需交代检讨留学外国的历史问题而永远交代不清。


地理学家胡焕庸遭整肃下狱十年险死还生。


数学家苏步青遭斗辱时被一瓶红墨水倒在谢了顶的头上,推倒在地,责令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作狗爬,关押拘禁百余天。


拓朴学奠基人之一、胡适堂妻舅江泽涵1952年起遭整肃至文革住房被占,扫地出门。


数理统计学家陈希孺以有“不当言论”罪下放农村,文革遭斗辱和肉体摧残。


获最高科技奖的数学家吴文俊文革中遭整肃批判下放工厂劳动改造。


数学家陈景润多年龟缩6平米阁楼点煤油灯卷起被褥床板当桌作“哥德巴赫猜想”。


妇产学家万婴之母林巧稚遭整肃批斗强令到绒癌病房做护工,拖地板、倒痰盂、洗便盆。


胸外科奠基人之一黄家驷文革中遭斗辱关牛棚。


萨斯瘟疫肆虐期间真话救中国的军医蒋彦永夫妇遭拘押监禁。


近代力学、应用数学奠基人之一钱伟长遭整肃为右派入炼狱廿余年。


数学家丁石孙1957、1959、1960、1966年皆遭整肃批判斗辱,关牛棚。


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在西北核工业基地毒太阳下差点被斗死。


地质学家陈一文、黄相宁说出了汶川唐山地震震前都曾有预报的真相遭整肃。


棉花专家、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遭整肃打断骨头,喂猪清粪坑十余年,他最早揭露毛泽东树立的全国农业学习榜样山西大寨大队是假典型。


2009年中科院新增35名院士,80%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48名院士,85%是现任官员。(据中国新闻周刊•本刊记者/王婧文/林茵《两院新增院士超8成为现任官员引发质疑》,载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17日11:07)。这是权力对科学的公然强奸和侵害。新世纪,科学精神遭到另类的金钱的腐蚀诱惑,学术与权力联姻结盟,走向了全面的叛卖堕落。


中国大陆科学家平日的工作时间完全不能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一类“人要吃饭才能活着”的“科学家要作科学研究才是科学家”的普世常识,在大陆一直是大问题, 1950、1960年代曾多次煞有介事地提出“六分之五”工作日问题,进行所谓的调查研究讨论。实际上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和新世纪,这都是中国大陆科学家的问题,因为从未停止过政治运动,从未停止过科学家需要改造思想、需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需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需要学习四个坚持三个代表、需要与时俱进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等等所谓大是大非问题。


1955年、1960年中科院的几个调查表,说明与证实着中共治下的中国科学界曾经如何轻易轻松轻快轻飘而又实在认真执着专注地荒谬过。


表1:(1955年)中国科学院内21位科学家调查基本情况

分类社会活动情况姓名年龄担任主要职务留学经历政治面貌
      第 一 类 10 人    社会活动很多,对科研时间冲击很大,平均1/3科研时间。钱三强42学术秘书处秘书长、物理所长、学部委员法国 
华罗庚44数学物理化学部副主任、数学所所长、学部委员英国 
戴芳澜65研究室主任、学部常委美国56年入党
钱崇澍72植物研究所长、学部常委美国 
张肇骞55华南植物所副所长、学部委员英国56年入党
林镕52植物所副所长、学部常委、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副队长法国中共党员
尹达49历史第一所副所长、考古所副所长、学部委员 中共党员
刘大年40历史三所副所长、学术秘书处学术秘书、学部委员 中共党员
吴征镒39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学部委员 中共党员
曹日昌44院计划局副局长、办公厅副主任、联络局副局长、兼心理研究室主任英国中共党员
      第 二 类 11 人  社会活动比较多,平均每月7到10天,科研时间大致为1/2  朱弘复45昆虫研究所副所长美国 
赵九章48地球物理所所长、学部常委德国 
罗常培56语言研究所所长、学部常委美国 
夏 鼐45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学部委员英国 
狄超白45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学部常委 中共党员
杨仲健58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学部常委德国56年入党
侯外庐52历史第二所副所长、学部委员法国中共党员
严济慈55技术科学部主任、应用物理所所长、学部委员法国 
贝时璋52实验生物所所长、院学术秘书处秘书德国 
蔡邦华53昆虫研究所副所长、学部常委德国 
刘崇乐54生物地学部委员美国 

说明:本表根据中科院档案处藏知识分子问题综合材料、《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汇编》和有关传记资料等整合而成。政治面貌以55年底科学院所作调查为限,个别延续到56年。  

表2:1960年北京地区科研人员参加运动情况

涉及全体人员的运动涉及部分人员的运动
整风反右(59年8月-60年2月,主要党内)反修正主义学习(17级以上党员干部)
冬季体育锻炼(60年1-2月)毛泽东著作学习(团员、青年为主)
城市人民公社化(3-6月)青年红旗竞赛
爱国卫生运动(4月)评比先进妇女和全国“三八”红旗手
双革运动(3-7月)“五一”、“十一”游行
安全保密运动(4-6月)欢迎贵宾
反官僚主义运动(6-8月)民兵训练
精简下放(10月-)文娱活动——文艺会演
清理物资(10-11月)体育活动——千人百队球类联赛
 几次示威游行

资料来源:院档1961—1—19,35页。

表3:1960年3—5月物理所某室作息时间表

上午中午下午
6:30—8:00上课学习(红专学校等)8:00—12:00 工作12:00—2:00 午饭,工间操比赛,民兵训练,集体操、集体舞训练等2:00—6:00工作6:00—10:00 吃晚饭,安全保密运动10:00—12:00或2:00 加班,搞双革运动


根据国家关于干部劳动锻炼的规定,科学家每人要下放劳动一年,此外每年劳动一个月。以五年计算,每一个研究人员要有一年四个月,即约四分之一的工作日进行劳动锻炼。实际上,有些地方在规定之外,还布置了许多临时的义务劳动,调动了许多研究人员去修路、修广场、搞基建、搞绿化、搞机关生产、运输副食品,把研究人员当作一般劳力来使用,占用的时间甚至比规定的劳动时间要多得多。超负荷劳动使一些体力较差的研究人员病倒,长时间无法正常工作。

表4:劳动锻炼占用时间情况表

五年60个月星期日、假日 星期六 劳动(下放一年12个月) 运动(每年约一个月) 业务工作220天 192天月 月 16个月 4个月 月



(以上各表据:路振朝、王扬宗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时间问题》,载中科院•科学文化评论网站sourcedb.cas.cn/sourcedb_scr_cas/zwqkk/gwqkwz/200911/t20091123_2673192.html)。

2012年3月13日于马德里蜗居
【注:本文据拙书稿《当代中国史略•科学家列传第一》缩写,原文7万字,首发台湾《公共知识分子》杂志2012年第三期,首发文的注解杂志编辑改为尾注。】

By 黄河清

当年他们为什么自杀了

一、资料及其来源
  自杀是一个常态社会中始终存在的现象,本身并不足为奇。但一个社会在相对集中的时期大量出现自杀现象,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自杀,这本身是不正常的,这种现象的发生,不是一个社会正常历史变化中出现的常态社会问题,比如由于遗传、环境、宗教、姓别和某种年龄阶段特定的现象。也就是说,本文观察自杀现象的视角,不是通常社会学意义上的,而是对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精神的剖析。本文选择年限为1949――1976年,是为了突出毛泽东时代这样一个特点,实际统计主要案例,以1950年以后为主。本文所有材料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A、当事人已公开出版的回忆录和相关的回忆文章;B、作者访问和朋友提供;C、《内部参考》(此书为新华社内参,每日一期,1949年9月22日创刊,参考消息组编辑。供当时主要官员了解国内国际动态,以下所引本书资料直接注明年代、期号和页码,不再另注)。
  考察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情况的意义,是因为这一期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数量惊人,它与这个社会的制度和文化是相关的。由于中国大陆有关的档案尚未解密,有关这期间知识分子自杀的人数,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挡案检索统计出来(在档案开放的情况下,这并不难做到),所以本文只能根据有关回忆和少量访谈及调查选取一部分知识分子自杀情况,作为研究的基本材料。需要说明的是:1949-1976年间自杀的知识分子中多数是不知名的,但由于这部分资料极难收集,所以本文据以分析的知识分子自杀资料偏重于知名知识分子,包括如下几类人物:(1)作家;(2)学者;(3)名演员;(4)科学家;(5)大学生;等等。
  1、“反右”前的情况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频繁的政治运动,在反右派运动开始以前,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就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抗美授朝、“三反”和“五反”、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运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这些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虽然不同,运动本身激烈程度也稍有差别,但这些政治运动的一个基本特点却没有变化,这就是:整人。五十年代初期所有政治运动都是以毁灭个人尊严和人格为基本特证的。这些政治运动的基本取向是统一思想,消灭个性,因为方式和手段都极为残酷,所以在五十年代初期,整个国家是在一个恐怖氛围中。这样的生存环境,给人们,特别是给知识分子心理上带来极大压力。这是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开始大量出现的一个基本前提。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过当时的情景:1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
  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上海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辟静之处,均派兵梭巡,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辟之处,筑是竹芭,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籍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为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那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欠税。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像华成烟草公司姓沈的副总经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数。跳楼所以风行,也是由于这种自杀方式较简单,而且不易被防范。上海流行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孩子打霞飞路经过,后面不知哪个熟人喊了她一声,她刚立定脚跟回过头来看时,离开她两步路外,楼上忽跌下一个人来。如果那个人不招呼她一声,她和她的小孩岂不都被压粹了吗?有一个时期,高楼大厦之下,经过的人确都有戒心。跳黄浦是最不聪明,不仅黄浦江边防备森严,就是有机会跳进,遇救的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尸首漂失了只以为失踪,家属还有帮助隐匿或纵逃的嫌疑。自杀一定要达到自杀的目的,万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胆敢拿死来威胁政府和人民”!
  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
  面对如此情景,有一次陈毅在广播里说:“我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2他当然不知道像殷纪常这种人(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实际在金城银行的的作用是在徐国懋之上,周作民之下。)在金城大楼七楼穿著单的短衫裤,当严寒的初春时候,跪了五天五夜,受着职工疲劳的审问,单是生理上已是忍受不了。那样的人,不一定思想搞得通,但上海解放后,他是第一个把大西路那家他私有的,中国最大有脚踏车零件厂送出去“合营”的,在银行界,他也是最早去请范长江到行里向职工演讲的,这种人他自不想死,但终于受尽折磨还是不免跳楼一死。当时广州的五反高潮,较上海稍迟一点,四五月间最厉害,自杀的也最多。31952年3月21日,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赵竹君及其丈夫王利民(前北大图书馆馆员)在家中自杀身亡。
  观察自杀现象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深入了解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同时也有利于认识那段历史。
  五十多年以后,一位当时在上海目击过“三反”和“五反”的法官回记:反右和“三反”一样,也有自杀的人,如上海民盟中就有华丁夷同志,被批斗而自杀,此外还有一位市劳动局副局长,也在反右中自杀。估计他们可能过去自诩革命太过,一旦遇上反右,自己被斗,戴上右派帽子,好象从万丈高崖一下坠入万丈深渊,心理上实在承受不起,于是自毁生命,走向自杀。也有心灵脆弱,实在承受不起猛烈的冲击而致自杀的。总之是由于采取逼供信无理批斗所造成的恶果。“三反”时,在延安东路口,亲眼看到一人从高高的五楼纵身跃下,立时坠地身亡,死壮之惨,目不忍睹。“三反”后听陈毅市长作报告,全市共自杀五百余人,反右自杀者有多少,则不得而知了。4
  关于自杀规模的主要材料是避难者的叙述,据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一书估计,在镇压反革命时期有五十万以上的人自杀,三反五反运动又有二十万人自杀。虽然这些数字可能是夸大的,但是根据官方材料,自杀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现象。5
  周鲸文在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此外还有一个动人的例子发生在北京钢铁学院。这个案件轰动了北京以及各处的学术界和文化界。可惜我忘却了主角的姓名。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学生平常很用功,但是拒绝加入青年团。因此党和团的积极分子就想以他为斗争的对象,而且是在大会上开始对他斗争。这个学生性情耿直,以为埋头读书,还闹成这个样子,人生有什么意味。而且自己也很自尊,受不了他们的污辱。他想这是没法活下去了,于是决定自杀。他的自杀方法新奇,所以也就轰动了远近。
  他决定自杀之后,决以头颅抨击这个昏无天日的运动;他选择了学校汽炉的七八丈高的烟囱。事前他买好了一瓶酒、糖果,放在书包里,另外带了十几块碎石头。他就拿着这些东西向烟囱上爬,忽然被一个同学看见,要他不要上去。他说:‘你近前来,我就用石头打你。’这个同学见势不好,就跑去告诉学校当局。不一会,院长、教授、和大批同学都围在烟囱底下。院长劝他下来,说:‘一切都好办。’这个学生坐在烟囱上,把瓶饮酒,吃着糖果,用沉着语气回答:‘你们不必想污辱我这活人了,我是清白的学生,我没有罪。我要以纯洁的学生身份,拿头颅鲜血,评判你们这无法无天的运动。……’接着又是饮酒。谁要上来,他就投石打,而且说逼他紧了,他就跳下。
  在全校紧张观望他的时候,他饮完了酒,跃身一跳,他的脑血染红了灰色的洋灰地面。接着是同学们一阵哭泣的声音。”6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运动的残酷程度。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大量自杀现象,也曾引起官方的注意,但并未得到制止。因为五十年代是一个恐怖时期,所有基层官员在执行上面政策时,一个基本思路是宁左勿右,这样就使自杀现象开始蔓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于自杀现象的大量出现,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基层官员都习以为常,从以下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虽然自杀现象已经大量发生,上层官员也在提醒基层注意这样的事,但从五十年代初即开始的大量自杀现象,并没有真正引起上层的特别关注,并严令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在相当数量与自杀有关的报道中,看不到对自杀现象的特别关注,也看不到对死者的同情和关怀。以下是《内部参考》中相关的材料:
  1952年11号79页,《西北区的单位在三反运动中宣传政策不够发生自杀事件》:西北区级机关为迅速展开三反运动,自本月七日起实行首长十日包干制以后,部分机关已发生简单急躁宣传政策不够的现象。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生铁炳坦已畏罪自杀,西北企业公司经理王德彪等五人自杀未死。”
  1952年16号118页,《上海铁路管理局三反运动开展后高级技术人员贪污嫌疑分子自杀者已有三起》:该局直属单位三反运动深入后,至十七日已连续发生四件自杀案件。自杀的除一个是铁路公安部队的战士外,其余三个都是高级技术人员中的大贪污嫌疑犯。如上海铁路管理局材料处计划科科长陆逸智(曾留学美国),于一月十六日即表现情绪不安,领导上发现这一情况后即由该局政委谭光启、副局长吴良珂亲自找他谈话,鼓励他坦白,并向他说明不一定要在群众中坦白,可以找个别负责同志坦白。陆逸智当时很受感动,但回宿舍后又服DDT自杀,经急救后未死。中央铁道部材料局驻沪办事处采购组副组长吴培松被该处采购员涂耀南当众检举后,次日即投黄浦江自杀,临死前留了一个条子说:“我为涂耀南而死”。上海铁路管理局卫生处药济师王英才服吗啡自杀未死。这些高级技术人员大贪污犯的自杀事件,该局领导上很感棘手。
  1952年19号143页,《沈阳三反运动中发生工人自杀事件数起》:沈阳在三反运动中发现几起工人自杀事件,其中沈阳市电车厂就有两个二十多年工龄的工人,因为自己有贪污行为,基于阶级的自觉,认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而自杀。市委书记凯丰认为这一问题严重,他提出,在工人中不要搞坦白运动和相互检举(检举工厂领导和奸商在外),对工人应着重进行阶级教育,否则就会紊乱了斗争的阵营,模糊了斗争目标。
  1952年35号125页,《上海市在打虎运动中强打硬仗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十分严重》:华东区级机关亦发现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如合作总社至十六日为止,已捉到大老虎十七只,但其中有八个人坦白后又重新翻案,其中有一个人坦白七次,翻案七次,有二人企图自杀未死。华东财委办公室主任蔡辉(一只很大的老虎)撤职查办后,于十一日卧轨自杀,影响到该重大贪污案已无法破获。
  1952年35号130页,《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我国最大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突于二月八日自杀身死。自杀原因尚待了解,外间揣测可能是:
  (一)解放前卢与蒋匪勾结很紧,可能有政治问题,怕“三反”、“五反”运动中追出。
  (二)民生公司盗窃国家财产很严重,害怕坦白和被检举,据说民生公司内部已有职工检举卢贪污事情。
  (三)民生公司内部有派系斗争,近有轮船两艘被特务击沈,卢的周围也有特务,卢死的原因甚为可疑。
  卢是国内航业巨头,在四川影响尤大,但死后却少见议论,主要是因为工商界进行“五反”甚紧,人们不便顾此,有的人也不敢发言或表示态度。记者与工商界人士谈话时,他们均故作镇静,但言语之间仍透露了他们的心意。上层人物如李仲平(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认为卢死并不突然,甚至说:“死得其时”,意谓再活下去将来查出政治问题仍不得好死;中、小、工商业者则传说纷纷,揣测死因,表示惋惜。目前工商界消极情绪很浓,有的说“五反后我把产业卖了,不干了”。
  民生公司内卢所培养提拨的高级职员曾号啕大哭,童少生也哭了,该公司附属的民生机器厂副厂长说:“卢作孚白手兴家(卢青年时候是一贫苦小职员,由于攀附得法,迅速变质为资本家,以后从掠夺性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大资本家),平生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落得这般下场,有些可惜”。但在该厂工人中则确认为卢有政治问题,情绪未受影响。
  1952年40号185页,《三反简讯》:在三反运动中,南京市自杀的贪污分子已有二十六人(其中有十二人未死),还有八个贪污分子的家属自杀。贪污分子用“自杀”吓人的手段抗拒运动以及在斗争大会自打自伤的现象也有。
  1952年55号95页,《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问题严重相持二十多天还未打中老虎要害》:徐鹏飞(日本留学生、工程师)在打虎战斗开始不久投井自杀了。
  1952年60号155页,《华东部分地区春荒严重有些地区已发生饿死、自杀现象》。
  1952年82号133页,《重庆“五反”转入处理阶段以来自杀案件增多》:重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以来,自杀案增多。截至九日止,自杀总数达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其中除一部分为情节严重的大盗窃犯外,有一部分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元,有的还是职员。一般多是问题严重或与政治问题有联系的畏罪自杀;个别的是由于检查人员逼供;造成中小户自杀者多是由于检查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政策交代不够,未安定其情绪;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坏分子恐吓,造成自杀。二、三区均发现有中小户为“大虎”逼死的严重事件,群众影响极不好,对死者多表同情,坏分子并乘机造谣,情节恶劣的奸商甚至藉此反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集体自杀的现象出现。牙刷业有几个奸商被管制后,互相递条子商量自杀。大美绸布店股东之一的翟大庆四月八日晚与妻子、母亲一同自杀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对此问题有的单位已引起注意。
  1952年287号444页,《上海二期失业登记中发生自杀事件四起》:有一个人是因为申请登记后害怕追查他们的历史,不登记又没有办法,最后只好自杀。
  1952年231号67页,《甘肃武都专区在土地改革试办中干部宣传不够连续发生自杀事件》:甘肃省武都专区在试办土地改革中,先后发生自杀案件三十起,其中有中农十四人,地主九人。发生自杀事件的原因,一方面是有些恶霸和不法地主畏罪自杀。另方面是由于该专区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宣传政策不普遍,不深入,一般干部的政策思想很不明确,观点模糊在工作中存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现象。
  1953年58号370页,《重庆因婚姻问题自杀者增多》:重庆市“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在上月下旬开始后,因婚姻问题自杀的案件骤然增多;仅据一、二、三、五等四个区不完全的统计,截至三月三日止,已发生自杀案三十六起,因领导机关先有布置。控制较严,全市自杀者只死了二人,其余获救未死。……上述自杀案大半是在二月下旬发生的,三月以来已减少了,如二、五两区已有五六天未发生此类事件,其原因是各区工作干部已经下去,根据中央补充指示进行了宣传纠正了急躁现象,同时各区负责同志都下去亲自指导,由专人掌握和照管可能自杀者,并分别情况进行了教育和处理,所以群众情绪已超稳定。
  1953年66号573页,《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学校中的青年团组织对所谓“反动”、“落后”的学生采取孤立和打击的态度。严重的如四川大学团委,仅一九五一年三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到去年七月为止,被孤立的学生共达四百一十八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百分之十四以上。被“孤立”的学生,包括曾经参加过反动党团者,社会关系复杂者,个人历史复杂者,生活作风恶劣者,“有没落阶级情绪者”等等。“孤立”的办法是不让他们和同学们接近,常常被斗争和打击。……该校相继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去年暑期,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周彦能投河自杀(未死);去年十二月,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张可成坠楼自杀(伤);同月,农学系三年级学生冯寿夫用剪刀割喉自杀(伤)。该校前后得神经病者三人,并有退团退学者。又如重庆高级工业学校团支部,于去年三月,将三十二个所谓有“反动思想”的学生进行集训,其中三人挨过打,两人挨过捆。“五一”游行、成渝路通车、以及“七一”、捷克文工团来渝都不准这些人参加。对这些学生的行动限制直到去年十月团市工委的检查组下去后才停止。
  1953年132号183页,《山西省人民政府人事厅通报农村转业干部李文元自杀事件》:山西榆次区企业公司营造厂秘书李文元因工作不适应自杀。
  1953年141号355页,《河南、湖北、湖南夏荒情况》;祁东、嘉乐、耒阳、临武等县已先后发现饥民因病饿自杀和自杀未遂的事件多起。
  1953年168号316页,《贵州王家司选区审查选民资格时发生死人事件》:贵州都匀县纸坊乡王家司区在审查选民资格时发生偏向,致选民王继华自杀。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往的历史问题,不给王继华选民资格。
  1954年8号124页,《安徽省粮食统购中发生十五人自杀事件》:在粮食统购中,已发现十五人自杀。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与投机粮商斗争中,没有注意策略。望江县洒口区区委书记江良,在公审投机粮商徐树华的群众会上,用“打鸡骂狗”的办法,点了私商胡效祝(开屠宰店、南货店、兼营粮食生意)的名字,胡回家后,很畏惧,与妻一同自杀。
  1954年76号33页,《辽西第二批基层普选中发生自杀事件十四起》:绥中县某村工作组因对政策交待的不全面,不清楚,该村一个富农因没有得到选民证上吊自杀了。
  1954年131号174页,《河南省在第一季度内因家庭和婚姻问题死了六百人》中说:自杀者五百三十六人。
  1955年163期219页,《河南省今年有二十五万初中、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学生的不满情绪日益表面化》中说:全省已发生自杀事件五起。
  1955年25期43页,《旅大市在打击刑事犯罪工作中发生十起自杀事件》:旅大市在打击刑事犯罪中,由于调查方式不当和政策交代不明确,在不到一个月内,已发生十起自杀事件(其中六人自杀已死,四人自杀未遂)。……有不少报告员和宣传员对打击刑事犯罪的政策领会不深,在宣传中“信口开河”地乱讲,有的还歪曲了党的政策。金县十区山后村宣传员在群众大会上讲,“歪戴帽子、斜瞪眼、喝酒的、搞恋爱的都是流氓,都应检举。”已引起许多青年男女不安。金县六区河阿尔宾村农民侯忠良爱喝酒,有时酒醉骂大街,在一月六日晚召开打击刑事犯罪的宣传大会上,有人提到:“我们村里有喝酒骂人的,为什么不处理?”当时公安派出所的同志也未进行解释便散会。因而引起侯忠良不安,他回家后便上吊自杀。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六十一岁的老工人邱馨齐,一月七日在工厂听报告,当听到“有偷窃行为的人自己说吧”的话后,表现惊慌,过了两天便投井自杀,并留有遣书一封,上写:“我拿了工厂一点钉子,东西虽少,很可耻。”
  1955年37期213,《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等工作中副死群众一百三十三人》: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和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等工作中,副死人命的情况严重。根据最近不完全的统计,全省自去秋粮食统购统销以来,群众被迫自杀已遂者达一百三十三人。嘉兴专区在土改扫尾、统销补课、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以及这次统购统销等工作中,逼死了一百零九条人命。金华专区在粮食统购统销中,自杀74人。据省委办公厅在一月份的统计材料分析,自杀者除地主、富农外,贫农和中农要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嘉兴专区三个乡受逼害的二百二十四人中有地主十三人,富农十八人,雇、贫中农一百九十三人。据金华专区的了解,自杀和受逼害者,还有青年团员、村干部、劳动模范、互助组长、人民代表、转业军人和军属。
  1955年237期231页,《北京市自杀事件增加》: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一九五四年发生的自杀事件有一千零八十六起,死亡三百八十六人;一九五五年十个月有一千二百四十六起,死亡五百一十七人。
  根据今年十个月发生的自杀事件分析,有如下情况:
  (一)自杀者的身份和政治面貌:在工厂企业中有一百八十五人,在机关干部中有三百四十人,在家庭妇女中有三百二十六人,在学生中有七十五人,在军警中有十三人;临时散工、独立劳动者十九人;小商贩、资本家及老弱病残和无业者共一百七十九人;在农村的农民中有一百零九人。其中,党员四十七人,团员五十七人,群众一千一百四十二人。
  (二)自杀原因:在肃反运动中自杀的四百八十四人,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不了解政策或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如特务分子陈立刚,一九五零年接受特务机关派遣由越南回国,混入我厦门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五一年混进公安干部学校任政治助教,进行反革命活动,在肃反运动中,被揭发以后,畏罪自杀。又如混入党内并篡夺村的党支部书记的普及佛教会分子袁永安,一九五零年参加道首集会,并且以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掩护道匪活动,吊打群众,也在这次运动中畏罪自杀身死。另外,也有由于个别地区在肃反运动宣传中方式简单、对坦白材料处理不及时而自杀的。如景西矿区潘涧子村大华矿工人郭换景,曾向大台派出所交代出在日伪时期当过兵,参加过一贯道,卖过枪的事实。派出所收到坦白材料后积压一人多月没有处理,郭换景产生了顾虑而自杀身死。
  1956年2103期231页,《江苏复员军人自杀事件逐年增多》:从1950年到1956年共有三百九十五起。
  1956年2105期287页,《吉林的十所中学这一学期有七名学生因失学失业自杀身死》。
  从1952年到1957年四月前发生有关自杀现象的通报中,可以看出,因正常生活出现障碍,如升学、婚姻、失业、饥饿、工作中压力等常态社会中出现的自杀现像是比较少的,只有少数几例。这些自杀现象中,绝大多数都与政治相关,特别是“三反”和“五反”运动中,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自杀达到了四九年以后自杀现象的第一个高峰。1956年,没有发生大的政治运动,从以上官方报道中,只发现两起,而且均是常态情况下的自杀现象。
  2、“反右”期间的情况
  1957年4月以后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在这次运动中,自杀的知识分子达到了四九年以后的又一个高峰。这一时期被逼自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各文化单位、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比比皆是,中国许多知名作家和科学家即在这一时期自杀,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绝望的时代,除了自杀没有别的路可走。当时自杀现象相对集中在大城市。
  汤非凡是中国著名生物学家,还是当时的学部委员,他在反右派后不久的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自杀了。7
  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在鸣放期间正在苏联开会,自然没有反党言论。但他人还在外国,学校就造出了一个“余(瑞璜,物理学家)丁、徐(理治,数学家)反党集团”,把他定成右派。丁返国后回到北京大学拟继续编写教材的工作,可是东北人大却电话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对国内来势凶猛的运动毫无思想准备,即投身北大校园内的未名湖自杀。
  云南昆明的资本家、政协委员汤汝光,本以为自己听党的话,积极批判右派,党就会信任他。不料消息传出,他也可能被定为右派,于是痛不欲生,跳河自杀。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女学生江凤英,是该校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么?》二十二位署名人中的第一位,因此成为全校在“斗臭斗垮斗倒”的头号目标。她被连续斗了三天,昏到在台上,喷几口冷水弄醒再斗,直到倒下后喷水不灵为止。她被抬回宿舍后,当晚就跳楼自杀。
  云南大学中文系有四名同学,因为向系党总支的领导提了意见,一并被定为右派分子。因不堪批判斗争的侮辱,其中一位共产党员跳河自杀。8
  著名电影演员石挥,反右时刚完成一部根据真事改编的电影《雾海夜航》。由于片中有一干部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算是“诬蔑党的干部”,他平时说的笑话(指管理制片的电影局的人为“警察局派来的警察”、“咱们拍镜头都要经过警察局批准”也拿来作为罪证。连续被批判、斗争两天之后,他登上自上海自宁波的轮船,在真正的雾海夜航中跳进吴淞口外的杨子江,年仅四十二岁。石挥的出走曾引起官方的注意,当时曾发过一则内参:《右派分子石挥不知去向》,其中说:“有人怀疑石挥是否会跳海自杀,但经查对上海码头售出的船票和宁波收回的船票数字相等,估计石挥已在宁波登岸,但目前尚未找到他。”9
  胡适留在大陆的孩子胡思杜,也是无数不甘受辱的自杀者中的一员。胡是河北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人民日报》在发文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胡思杜两人“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时,特别注明是“胡适的儿子”,虽然他早在四九年初,已经公开宣布和“反动”的父亲划清了界线。
  广东某县一位年轻的小学校长,在全区右派指针缺一个时,被补入名单凑了数。他被准许留校,撤职当教员,但不能教政治、历史、语文,只能教不涉意识形态的数学及做杂工。工资没有,每月仅得十五元生活费。他养不活妻子、小孩,还要忍受批斗及辱骂,终于寻了短见。死后,县广播站对全县宣布:“右派、特务、反革命XXX畏罪自杀,死于汽车轮下”。10
  广州水利发电设计院女技术员黄倩,是黄金荣的堂侄孙女,哥哥又在台湾,只因为写了一份大字报,希望领导“对目前的知识青年的取舍、培养、使用和鉴定,不能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应着重从他们具体的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去观察、鉴别和评价……”被定为右派。一连几天几晚的斗争,斗争之余又打扫厕所,这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受不了,上吊自杀了。但第二天,设计院却挂出了横幅:“批判黄倩右派谬论大会”。在党委安排下,大会对死者批判道:“用死来软化群众博取同情,用死来威胁党,用死来否定党的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用死来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11
  自杀并不见得是因为懦弱。有的人因为见到与自己背景相同的人被划为右派后受尽凌辱,为免自己受辱而预先寻了死。有人因为亲人被斗争,不愿与之“划清界线’而宁可玉碎。有一位中学生因为说“苏联并不是真正帮助中国,他们把中国的鸡蛋、苹果、好吃的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而被检举,当局便责令其父“揭发”。父亲不愿伤害儿子,卧轨自杀。12
  也有母亲因为孩子成为右派而自杀的。鸣放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秘书吉世林奉谢之命,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林希翎,说谢欲在家中见她。后来接见时吉也在场陪同。林被定为“大右派”后,吉也受累落网。老婆离婚带走孩子,他被遣送老家农村监督劳动。老母亲见此,愤而上吊自杀。13
  一九五七年,学者蒋维乔已八十多岁。一天,他的儿子回到家中,告诉他自己成了“右派”,他当即说“我不想活了”。转身上了练功的小楼。待他儿子醒悟上楼,他已安静地死去了。”14
  新湖南报(包括湖南农民报)的五十四名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杀的是黄德瑜。在一次批斗他的斗争会之后,他只穿著短裤和拖鞋出走,从此就失踪了,当时曾有多方寻找都没有找到。……在农村监督劳动中自杀的,有欧阳楠。……李长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厂服刑,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宣布是该厂的“三家村”成员,予以批斗,他很觉厌倦,就跳崖自杀了。……当年反右很起劲的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此时却成为翻案的积极支持者了。……只是他此刻的支持起不了任何作用,翻案并未得手。而且他本人也自顾不暇,不久也就跳楼自杀了。15
  声讨刘宾雁的右派罪行……刘宾雁的好友戚学毅,以跳楼表演了“士为知己者死”。16
  早在十年动乱之前,就已经有不少牺牲者了。例如著名的电影导演史东山。还有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著名女散文家杨刚,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著名文学理论家周文,以及新闻工作者洛蔚,麦招汉等,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7
  朱学逵是北大中文系的优秀的毕业生……他趁人们都去午餐,五楼上仅有看管他的一位女同志在,他借口请假上厕所,立即将新婚爱人送的手表从腕上取下放在窗台上,自己迅即从五楼跳下去。18
  海燕书店的老板俞鸿模(他出版过许多七月派诗文)是自杀的。19
  对于1957年“反右”时自杀的人,当时都以“畏罪自杀”而论,人们不敢公开表达对死者的同情。在“反右”初期,知识分子对于之前历次政治运动中自杀的人曾有过一些反映,但这些意见最后都没有得到重视。1957年,“鸣放”开始时,人民日报记者林钢写过一篇《冰心对我党整党的一些看法》,冰心在谈到肃反时曾说:“这太过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20
  民盟中央的陈新桂在《对过去几阵暴风雨的批评和建议》一文中,也谈到了对历次政治运动中自杀者的评价。他在第五条建议中说:“在运动中自杀的人,当时都被说成是‘畏罪自杀’,这是很不公平的,应深入调查,如是畏罪,应指出罪在那里,如是畏逼、畏斗自杀的人,政府应恢复其名誉,照顾其家属生活。”21为此,陈新桂后来成了著名的右派。1957年自杀现象的大量出现,可以看做是一种无奈的抗议行为,这也是为什么不断出现自杀现象,但同样的事件却还在屡屡发生,这可能与中国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有关,到了1966年的“文革”,这样的事件更达到了高峰。
  以下是1957年官方内部通报过的二十九起自杀事件,发生的时间前后约两个月时间。需要说明的是,1957年发生的大量自杀事件是没有报道的,这些作为内参上报的案例,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在这二十九起自杀事件的报道中,因正常社会问题引起的只有两起,其余全部是因为政治运动所致。
  1957年2214期13页,《清华大学学生“放”的劲头不足》:认为最近学生中陆续发生的六起自杀事件,作为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者的团组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57年2215期27页,《武汉医学院被迫停课情况》:对在运动中自杀身死的学生刘卓勋应做出结论,如是冤屈而死,应做好善后工作。
  1957年2216期52页上的一篇报道中说:两百多个归国华侨学生,斗争了80%,已有一个归国的华侨跳楼自杀。
  1957年2218期13页,《天津大学掀起了大字报风潮》;有一个叫周树仁的女学生在肃反中投河自杀了。
  同期另外一篇文章中说:党员秘书丁猛一口咬定是某某公务员偷窃的,逼得那个公务员自杀,被救后变成了神经病。
  1957年2219期12页,《天津大学许多学生贴出大字报追查于逢自杀事件》其中提到在肃反时:于逢先生的人格被污辱被损害了,……于先生终于被迫自杀了。
  1957年2220期13页,《天津高等学校的“鸣”、“放”普遍活跃》,文章中提到河北师范学院也开始出现了活跃的情况:许多大字报提到了“李奎顺自杀事件”。
  同期新华社记者李正杰的文章《南开大学“程京事件”基本平息天津大学继续在肃反问题上纠缠》,文章说到:鉴于天大揭发的肃反中几个事件的情况,南大党委顾虑因类似事件也会在南大引起波动(南大有两个教授、一个教师在肃反中自杀)。
  1957年2223期19页,《山东师范学院“鸣放”情况》:化学系在肃反时有一教授自杀――崔永福,崔永福不是肃反对象,是被吓自杀的。
  1957年2224期13页,《南京高等学校“鸣”“放”情况》,提到江苏医学院的情况时说;陈少伯教授为何自杀?
  1957年2149期180页,《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因追查反动标语引起一学员跳楼自杀》:1月25日,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因追查反动标语,旨起师资训练班学员陈君豪跳楼自杀。(未死)原因是怀疑陈厕所里写了“打倒共产党”“消灭共集团”的反动标语。
  1957年2150期208页,《内蒙古复员军人中发生多起自杀、被杀和烈属、军属被奸案》。1957年2252期26页,《重庆市反右派中连续发和自杀逃跑事件》:重庆反右派中,最近连续出现自杀或伪装自杀及逃跑、躲藏事件》其中提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派在四川人民艺术剧院“鸣”、“放”的党员干部胡汉忏2日晚八时三刻左右在该院自杀身死,自杀行为发生在他参加市委宣传部召开的一个布置反右派斗争会议后的两个小时内。根据重庆市公安局检验证明,胡系用自备小型洋刀在颈项左右动脉戮了五刀后死的。……胡本人有问题未彻底交代可能是自杀的原因,而反右派斗争的压力则促成了这次自杀。文章还提到:西南农学院的右派分子李友霖6月底曾嘱其妻准备后事,表示要自杀。
  1957年2254期11页,《武汉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武汉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的第一个高潮中有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自杀的是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彭先赞。彭是共青团员,湖南人,二十三岁。他看到反右派斗争声势较大,就在7月1日投江自杀。这一情况该院已向湖北省委书记汇报了,省委书记许道琦指示该院不能因此影响反右派斗争的进行。院方已将此事向全院宣布,并进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论,团委会还宣布了开除彭的团藉。据说学生中反映还好。
  1957年2256期28页,《上海外国语学院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两人自杀、两人逃跑》:上海外国语学院在7月5日至8日四天中,有两人自杀,两人逃跑。
  该院一年级七班学生陆立时(女,二十一岁)于8日中午自杀身死。经过情形是这样的:当天上午班里开会批判其右派言论,因陆态度强硬,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曾高呼“只有老实交代才有出路,继续抗拒只有自绝于人民”等口号,这时陆承认有反党言论,并表示愿在下午交代。会议结束后,校方为防止发生意外,曾派两名女同学注意她的行动,吃饭时那两个女同学没有留神,陆即奔宿舍,写了一封简短的绝命书,随即用剪刀剪断喉管自杀,发现后,经校医急救无效,死亡。另一个自杀的是工友施永丰(未死)。
  1957年2256期31页,《湖南各地中等学校酝酿闹事》:最近,有些地方由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没有跟上去,已发生学生自杀或企图自杀事件。
  1957年2263期29页,《安徽省右派分子吕荫南畏罪自杀》:安徽省右派分子、民革安徽省委常委兼组织处处长、省文史馆员吕荫南畏罪自杀。原因是他不承认对他的批判,7月12日夜服安眠药自杀。
  1957年2274期7页,《最近陆续发现有右派分子逃避斗争、自杀和逃跑现象》:截止7月20日,安徽一个专区发生自杀自死一起,死者为淮北公路运输分局姜福海。他在第一次斗争会议被提名为右派分子并责令继续交代以后,当晚即投淮河自杀。文章分析原因说:但从思想领导上检查,主要是缺乏警惕,没有注意掌握右派分子的思想动态,有的已表现了紧张情绪亦未引起足够注意;同时对右派分子只一味强调斗争,而没有进行启发诱导等劝降工作,亦未交待政策。
  1957年2281期11页,《湖南中小学毕业生发生自杀失踪事件七起》。
  1957年2281期15页,《重庆市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六起》:重庆反右派斗争期间先后发生自杀事件六起,死六人,未遂二起,伤二人。
  死者除一人系小孩被父母自杀前杀死外,有党员四人,共青团员一人。论职别:处长一,科长一,一般工作人员三。自杀未遂之二人,一为一般工作人员,一为学生。
  自杀者一般都有政治历史问题。如东林煤矿生产科长王彬1939年参加过国民党,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平时他有一系列的反动言论,大“鸣”大“放”期间,他又竭力为肃反对象“鸣冤”;其妻有杀父这仇,因此他们以全家三口自杀表示“不与共产党同处一世界”。文章不这说:“据了解,自杀事件大部分发生于反右派斗争初期,可能是因来不及全面交待政策所致。
  1957年2289期15页,《北京市有些未考上学校的中、小学毕业生思想波动很大》文章说:“目前已发现未考取学校的的学生自杀的有三起。
  1957年2304期55页,《河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畏罪自杀案件多起》:河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地主、富农分子畏罪自杀事件多起。据初步了解已有18人自杀身死。如信阳专区发生自杀事件六起,死五人。其中属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者四人,农民二人。
  1957年2307期18页,《吴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三起自杀事件》:吴县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普遍提高,发扬了正气,压倒了邪气,但有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却随之产生了偏激情绪,以致在运动中出现了乱扣政治帽子、查粮、抄家、打人、绑人等情况,最严重的是在8月中旬,六天内竟因此先后发生了三起自杀身死事件。本期还有一篇文章,《山东省农村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连续发生自杀事件》:山东省农村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个另地区发生重点批判面过宽、乱点名、乱斗争、翻粮食。乃至打人、捆人、罚跪、游街等现象,有的因此造成了自杀的严重事件。截至9月5日的统计,已发生自杀事件57起(内未遂9起)
  1957年2320期9页,《青海农业区在大辩论中十二天内有十一人自杀身死》:青海省农业区在大辩论中,从本月12日到25日已有十一人自杀身死,其中藏民二人,汉民九人,地主一人,上中农八人,下中农一人,贫农一人。死者大多数是思想落后,没有破坏活动;少数有破坏活动,也不够法办程度。”文章分析原因:“总的来说是对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打击斗争和对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说理批判没有严格分清,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把土改时斗争地主的方式用于社会主义大辩论。
  1957年2322期9页,《武汉高等学校在反右斗争中一周内发生自杀、逃跑事件十五起》:近一周来武汉各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逃跑事件十五起,其中自杀的有五人(一人得救未死)。文章分析原因说:“经过开学前的批判右倾思想后,开学后的反右派斗争声势很大,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到压力很大,惊慌不安。如华中工学院死了的一学生,原来是划做中右,他在大鸣大放时只偷偷地写过一张大字报,反右派斗争开展后也没有跟任何人谈,开学后思想斗争很激烈,一时转不过弯来就自杀了。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毕长林是一般右派分子,上学期未点他的名,暑假中他还和李达校长等一同去庐山休养,回来后也还未动他。上星期有一天晚上物理系一个教师到他家闲谈,谈到物理系开会时对他意见颇多。毕长林听了后惶惶不安,晚上八时谈的,十时即上吊死了。
  1957年2324期14页,《辽宁省各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有些右派以死威胁。如吴润芝(民进大连市委秘书长)表示“活着没意思”。姜陟庭(民建辽阳市工商联主委)已经服毒自杀。
  1957年2332期11页,《河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河北省各地农村在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五十三个县发生105起,死95人。据79起自杀事件统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五人;顽伪人员一人;富裕中农四人;中、贫农十九人;军属二人;村、社干部三人。”文章说:这其中“畏罪自杀的十二起。另外: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对党的政策宣传不够深透,使一些有问题的人,摸不着底,恐慌自杀的三十八起。还一个原因是:由于斗争方法简单生硬,甚至采用打、拉等办法,使被斗对象感到无路可走,造成自杀的十四起。
  1957年2361期3页,《党内右派分子、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畏罪自杀》:党内极右派分子、原中共山东省委时候补委员、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已于10月28日夜畏罪自杀身死。刘建死时,年龄仅三十九岁。在刘建死后,山东省委认为:刘是畏罪而死,其中也有自愧的成份。目前,大众日报根据省委指示已经和正在召开各种会议,并通过大字报,声讨刘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肃清刘的影响。
  1957年2371期13页,《山东省秋粮征购、定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定销方面,由于摸底不清,安排迟缓,个别地区民发生闹粮、外逃和自杀现象。
  3、“文革”期间的情况
  1966年“文革”期间发生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达到了四九年以后的最高峰,此前政治运动中发生的大量自杀现象,经过几年的停止后,开始集中出现。湖南南道县在1967年8月到10月之间,被迫自杀的人数即达三百二十六人,文革期间,零陵地区自杀人数就有一千三百九十七人,22新凤霞在《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感受》一文中说:“不知道哪里又传来被关着的一个人自杀的消息,对我们又加紧看管了。夜里被叫起来,审问有什么想法。我回答:‘我什么想法也没有,只盼着运动过去,我还要上台唱戏。’”23可见当时的恐怖景象。有人曾这样回忆当时自杀者的情况:24
  田间说:“大约是1967年夏天,他和远千里被造反派监管在一所房子里。有天早晨,远千里迟迟不起床,田间有点纳闷,掀开他的蚊帐,那眼前的一幕使他差点憋过气去;原来远千里用须刀割断了血管动脉,身上和蚊帐上都溅满了鲜血……。他赶紧去找领导,远千里的夫人、作家于雁军闻讯赶来,面对如此悲恸的场面,她没有哭……
  又岂止是邓拓、陈笑语,还有现代新闻出版界的先驱范长江和金仲华两位前辈,以及多年来双栖于新闻界和文学界的杨朔和政论家姚溱两位先生,都曾有过邓拓、陈笑语类似的思想轨迹,勇敢地结束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后来又传来诗人闻捷的死讯。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跳了楼。
  那时的自杀,还有个奇而且怪的特点,即,有为数不少的夫妻结伴走上黄泉路。我住的大院里“文革”一开始就死了好几对。来自延安,拍摄“开国大典”的著名摄影记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对。
  我看到一个材料上说,单就北京大学一所高校来说,在“文革”初期和工宣队进驻期间,称得上权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赞、饶毓泰先生等,自杀的就有二十四名。……北大有人告诉我,在这之前,当北大出现了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五百多人,有一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有的教学楼女学生晚上都不敢近前。
  岂止是北大,作家叶永烈在记述贺绿汀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就在傅雷夫妇自杀的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单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一级的教授,自杀的就有五位。他们是:指挥系主任杨嘉仁(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行);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管弦系系主任陈又新;民族音乐理论系系主任沈知白教授。
  还有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还有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韩俊卿,……她小时候多受苦难且不幸缠足,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造反派当众逼她脱下鞋袜,露出“小脚”,又逼她走在煤碴路上……韩俊卿回家就喝了敌敌畏,她唯恐死不快,死不了,又加上一大包火柴头!
  “文革”将收场时,天津一位中医老大夫告诉我,天津的自杀有一阵子成了风,……市委副书记王亢之带头的。接着他对我谈到他亲自目睹的一些事。1966年八九月间,在红色风暴刚刮起来的日子,这位老大夫常常市区海河上的解放桥,经常看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如果站立的时间长一些,还会见到两具三具。
  作家白辛,在1966年9月的一天,看到别人被批斗,受蹂躏的惨景,虽然当时还没有冲击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创作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已被江青点名之后,便对身旁的朋友说:“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我决不受这份罪。”第二天,他带上一瓶酒,一听罐头,一瓶敌敌畏,来到松花江上一个无名小岛,壮烈而潇洒地走了。
  季羡林在回忆“文革”时,对于发生在这个时期的自杀现象曾有特别的感慨,他说:“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北大自杀的教授和干部。第一个就是历史系教授汪某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几天,革命小将大概找上门去,问了他若干问题,不知道是否动手动脚了。我猜想,这还不大可能。因为‘造反’经验是逐步总结、完善起来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来的。我总得印象是,开始是‘革命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开放,一般是比较温和的。然而我们这一位汪教授脸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连温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药,离开人间了。他一死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引起了极大震惊和震动。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地下党,为人治学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我实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
  第三个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对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担任过北大学生会的主席。年纪虽不大,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杀了。他的罪名按逻辑推断应该是‘走资派’,他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这个杠杠。他挨过批斗,六一八斗‘鬼’时当过‘鬼’,在校园里颈悬木牌劳动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这些‘待遇’他实在无法忍受,一时想不开,听说是带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敌敌畏,离家到了西山一个树林子里。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痹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后再把敌敌畏灌下去,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我想到他喝了毒药以后,胃内像火烧一般,一定是满地乱滚的情况,浑身就汗毛直竖,不寒而栗。
  我还想到了一些别的人,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外而死。这都是听说的,没有亲眼见到。类似的事情还听到不少,人数太多,我无法一一想到了。每个人在自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是血淋淋的思想斗争,我无法想下去了。
  我的思绪在时间上又转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当时两位教授投未名湖自尽。湖水是并不深的。他们是怎样淹死的呢?现在想来,莫非是他们志在必死,在水深只达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头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吗?差不多同时,一位哲学系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血流如注,无论怎能样抢救也无济于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我从来没研究过自杀学,可现在非考虑不行了。我原以为离开自己很远很远、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现在就出现在自己眼前了。我决无意于创建一门新的‘边缘科学’,自杀学或比较自杀学。现在是箭在弦上,非创建不行了。凡是一门新兴学科,必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我在别的方面理论水平也很低,对于这一门新的比较自杀学,我更没有高深的理论。但是想法当然是有一点的。我不敢敝帚自珍,现在就公开出来。25
  “文革”中自杀现象的一个特点是极大的普遍性,在一个时期内,它具有弥漫性。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事例:
  “田保生是我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多年的老友。…….不幸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初期,又遭受严重的冲击,1966年8月28日,他因不堪‘造反派’的百般凌辱,与夫人双双含冤而死。”26
  “李克俊,是总编室的一个职工。……..1955年6月下旬出版社迁景山东街之后不到十天,他自杀了,据说是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是胡风问题吧。………刘佛谛,上通县师范,他是第十班,我是第十二班,………..因为他于1969年初寻了短见,……..喝敌敌畏,中毒而死…….”27
  “说起这事还要提到我的早已去世的老友郑伯彬。他和徐盈在1957年遭受同样的命运。徐的回答据说是一言不发,郑的回答是九年后,1966年,自己结束了生命。”28
  “父亲在遭受了一帮军内选择派的一顿毒打后,一个人狼狈不堪地回到家里。……..进门后,他一头冲进厕所里,好半天没有开门。开门后,我的妹妹闻到了一股敌敌畏的味道。…….他一个人走了。”29
  “1967年夏天,母亲写信告诉我,说梅萍自杀了。”30
  “北师大围剿‘五一六’之时,王德一受到诬陷,被逼自杀。这是钱瑗一生中所受最大打击。”31
  傅洛焕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教授。他是清史专家,当时还任历史系副系主任。在遭到大字报和“斗争会”的攻击后,1966年6月,他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杀。中央民族学院去收尸的人说,他们看到,傅洛焕的尸体在湖上浮起时,面朝下,是趴着的。后来,在北京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投水自杀的人,尸体浮起时,女的仰着,男的趴着。傅洛焕的例子符合这一说法。这是否真是普遍现象或有什么原因,无从得知。但是在文革期间,是因为在大规模的迫害中,自杀的人很多,看到的案例多了,所以人们才有了这类经验,总结出这么一个说法。比如,在故宫旁边的筒子河里,常常有尸体浮出。作家老舍在1966年23日,遭到残酷的“批斗”。第二天,1966年8月24日,老舍在北京西城区太平湖投湖自杀。据说在老舍死后,太平湖还自杀了很多人。但是无从得知他们的姓名。32
  在北京第八中学,在1966年夏天,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殴打后自杀。两年以后,在新一轮的迫害名叫“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历史老师梁希孔,北京第六中学的历史老师焦庭训,都在那一时期自杀。33
  吴晗的女儿吴小彦,在这样的迫害下,1973年神经错乱,1975秋天,“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吴小彦又被逮捕入狱。1976年9月23日自杀。34
  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老师石之宗,1966年夏天在北京龙潭湖投水自杀。35
  吴伟能1953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因病未毕业,当历史系共青团总支书记,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主任。文革中他曾经是“左派”,担任了历史系文革委员会主任。1968年11月4日晚上,吴伟能悄悄离开了“学习班”。他在圆明园东北角投水自杀。他死后的第二天,北大历史系开了他的批判会,他被扣上“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顶帽子。虽然他已经身死,不能前来与会。吴伟能的的尸体被发现时,圆明园的那个池塘里还有三具尸体,其中有一对夫妇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有一个是清华大学的老师。36
  “此校开学未久,有一天我被通知明日去校报到,说明要我交待问题。校设香港路,到后在楼梯口碰见才能朋友李春佑(后来自杀),他见四周无人,暗对我说:‘要斗你了,当心。’”37
  王达仁自杀。38
  黄操良自杀。39
  经济学家沉志远自杀。40
  李琪,北京市委宣传部长。1966年7月10日自杀
  吴天石(江苏省教育厅厅长)。
  俞大因,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1966年8月26日自杀。
  余心清,全国人大副秘书长。1966年9月4日自杀(切断动脉)。
  沉乃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66年10月6日自杀(服毒)。“凌晨,哲学系教授沈乃璋在家服毒自杀身亡。生前,沈曾被点名批判、抄家。41
  1966年3月17日,北京大学中文系62级学生沈达力自杀。沈生前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学生。42
  1966年10月18日,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自身杀身亡。43
  1966年12月12日,北京大学:“宣传队上报的《演示文稿》说:‘自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北大自杀了十七人。’”44
  1966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原北大常委、教务长,校文革常委、斗批改委员会负责人,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负责人崔雄昆于16日晚从清队集中地28楼出走,今日晨,发现他死在校内红湖游泳池内。工宣队的演示文稿说:“经法医检查,是投水炸肺自杀身亡。”451966年9月14日北大经济系学生杨复明,遭批判并被剥夺选举权后自杀。46
  马连良,著名京剧演员。1966年12月16日自杀。
  周小舟,湖南省委书记。1966年12月26日服安眠药自杀。
  陈同庆,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1968年8月28日自杀(服毒)。
  马寒冰,作家。服毒自杀。
  李劫夫,作曲家。1976年自杀。
  郭世英,1968年4月22日跳楼自杀。同日,张琴秋(纺织部副部长,茅盾弟媳,沈泽民遗孀)跳楼自杀。
  郭民英,1968年自杀。
  顾圣婴(钢琴家)生于1937年,“想起顾圣婴,是一个极偶然的机遇。那天参加局里组织的新春联欢会,地点在湖南路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厅。嗑着瓜子,喝着清茶,伴着一片欢声笑语,我猛然想起了31年前,同样的1月份,同样的地点,发生了一场当时司空见惯的批斗。
  批斗的对象正是顾圣婴!这是一段时间以来对她的揭发、批判的一个新高潮。她被勒令跪下‘认罪’,她又被一精壮男子狠狠抽了一个耳光……不堪凌辱的少女顾圣婴当晚就与母亲、弟弟一起开煤气自杀了。”47
  良卿法师,文革中自杀。48
  薜寿虎(1937-1967)男,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可能是1959届,在校时成为学生右派,其父也是右派。,但因其态度较好,且右派言论不重,仍然分在上海,不能教语文,只能教体育。薜长得很英俊,也很有才华,美术很好,学校的宣传画、美术字常常由他包办。他太太是上海护士学校毕业(中专),分到贵州,不习惯当地生活,回到上海一直没有工作。与薜结婚后,生了两个儿子,都天真可爱,长得也很漂亮。马鞍山煤矿到上海招工,薜妻愿意去,薜也愿去,报名是隐瞒了右派身份。薜妻到马鞍山工作后,在办薜的调动时,马鞍山知道薜是右派,连他妻子一并退回,薜只好仍在北郊中学教体育。于是薜家仅靠他56元工资生活,他身体很好,爱人小孩也没有病,夫妻感情甚笃,其家族也无自杀病例。1967年下半年,薜寿虎被工宣队大会点名,说他至今还没有一张大字报,上窜下跳,是扒手式人物。薜自知难逃批斗,上午点名后,中午回家,即在家中厨房(两家合用,但别一家是单身汉不常用),用毯子堵好门缝,开煤气自杀,其妻与两个儿子(4岁、6岁)一起自杀,从现场看他是最后死的。他自杀后单位认定,属自绝于人民,还在校内开了批判会。据说薜成为右派与其父是右派有关系,因此他要让两个儿子一起死,以免以后也成为右派。49
  1966年8月刘克林自杀。“《大公报》中左右两派记者中,到了五七年、六六年,大多难逃厄运。其中自杀者不乏其人,都以无论左、右派身份归于‘大同’了。其中范长江、杨刚、孟秋江……最后是刘克林,都是一个下场。”50
  施济美自杀。“再以后就听说她在文革中自缢”51
  姜永宁,乒乓球运动员。“队员们出操去了,姜永宁把造反派勒令他们打扫的厕所擦得干干净净,便独自走到四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回来发现姜永宁失踪了,便到各个房间去寻找,他的朋友王锡添看见他站在窗口,以为他要跳楼,便含泪隔着门大喊:‘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不要做胡涂事。’但姜永宁仍纹丝不动。人们打破玻璃跳了进去,姜永宁吊在窗口,已经断了气,那绳子真像他说的是勒在耳后,舌头没有吐出来,样子一点也不难看”。52
  “当爱妻陈素(时任省总工会副主席、1938年参加革命)被迫自杀后,当17岁的儿子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十年后,他那愿供祭坛的牺牲精神才‘消失’了。”53
  陈传纲(复旦大学副校长)1966年自杀。方式:服大量安眠药。54
  “而敬业育人的蒋荫恩先生则在‘文革’期间上吊惨死”。55
  阎简弼,学者。“当年从燕京转来清华,曾与我在一个教室里听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后来院系调整到东北去,听说在劳动中撂下铁锨钻进了一辆正开始中的大卡车的轮底。”56
  “我说我想去拜望一下顾炎武研究者黄少荃,徐惨然地说,不久前他刚刚悬梁自尽,你已见不到这个人了。”57
  “校内运动同大字报、大辩论开始,升温为武打式的斗争会,许多人经受不起这种身心交加的摧残和侮辱,纷纷自杀或逃亡,江隆基校长就在这种形势下自杀身亡”。58
  顾准的妻子汪璧“在家中吞服了大量消毒用‘来沙尔’药水,顿时倾倒在地上。由于‘来沙尔’剧毒,她的死状极惨……晚上高梁回家,敲不开门,从邻居家爬进自己家里的窗户,这才发现他们亲爱的妈妈已经气启绝身亡。书桌上留有她笔迹颤抖的遗书:‘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59
  “说实话,我当个公安部长也并不安全,也是朝不保夕的。我曾亲眼目睹前任部长李震,自杀在一个防空洞里,而两个副部长同时在我眼前被中央警卫部队逮捕……”60
  “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佟霭成,反而‘找’回来两大挂包的野菜和山韭菜。几天后,二队的推土机在那土地上推平场地盖房子,才发现佟霭成是用自己的裤腰带,把自己吊在一棵小树上,结束了他那悲惨的人生旅程。”61
  “一位难友,是独身回来报效新中国的归国华侨。在饿得毫无办法时,他给在英国的老父亲写了信,这位老父亲从伦敦给他寄来了几桶奶粉。队长和指导员就说他‘丧失了国格’‘破坏了新中国的政治影响’,对他开了‘批判会’。他觉得这是对他的莫大凌辱,而‘士可杀不可辱’,遂在黑夜中投井而亡……62
  “听她谈到一个志在科技且极富才华的友人,因出身而被分到了不相干的大学,一次效游中,水性极好的这年轻人,竟头也不回地向滇池深处游去。此后亲友将他葬在高压线路下,高压线路即其时所能找到的‘科技’象征。这故事让我脊背发凉,悚然于那‘头也不回’的冷静决绝。但细细一想,这自杀也不免奢侈。更多的同类甚至不能得到这样的自杀的理由。”63
  孙笑林,珠江电影制片厂编剧,1964年大学毕业,1967年上吊。64
  黄玉中,珠江电影厂演员,归国华侨,1968年跳楼。65
  杨端六,武汉大学教授,1966年自杀。
  “田汝康受到严重迫害,割静脉自杀,幸而被及时发现才保住性命。”66
  郭仁杰复旦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1967年“上次‘解放’的主持者郭仁杰已被关押审查,正在度过他自杀前的最后几个月。”67
  “匡医生,她是上海瑞金医院的内科主任医生。……1966年的春天,她也被批斗了。因为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回家以后,在自己的血管里注射了一针空心针,自杀身亡。去世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68
  “虽然父亲在文革初期就因难忍非人之凌辱而自弃于世了。”69
  “1966年10月,杨兆龙之妻沙溯因不堪忍受长期的委屈与压抑,含冤自杀。”70
  “谈到他们的许多‘一二•九’老同学,早年牺牲的黄诚、王文斌、纪毓秀,还有‘文革’中被逼自杀的孙兰(韦毓梅)——那个被母亲称为‘我们的阿平’的敌占区红衣女县长。”71
  “在场的历史学家刘子健,其两位兄长已在运动中双双夫妇自杀了”。“钟敬文女弟子朱家玉是蹈了渤海……”72
  吴恕求,男,1925年12月出生。1948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1955-1957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1966年7月9日服毒自杀。73
  陈天池,男,1918年7月4日出生。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9年获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博士。南开大学化学系三级教授。1968年12月20日自缢身亡。74
  孙兆禄,男,1919年出生。1946年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1951年毕业于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南开大学经济系讲师。1969年1月24日跳楼自杀。75
  孙凤池,男,1929年11月29日出生。1956年月日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南开大学数学系讲师。1971年4月25日自缢身亡。76
  在吴兴华工作的北京大学西语系,1968年,吴兴华自杀两年以后,在新的整人高潮“清理阶级队伍”中,这个系又有三位老师在被整后自杀。他们是德语专业的徐月如和程远,西班牙语专业的蒙复地77
  李大申,男,上海市北郊中学68级高中学生。因向“中央文革”写信表达对“文革”的异议,以“反革命罪”被判8年徒刑。1975年刑满出狱。因“反革命分子”和“刑满释放分子”背景,被再次诬陷偷窃,于同年跳楼自杀。年仅26岁。78
  “我那天就选了乍浦路桥过河。河面不宽。我骑车,已经在下桥,突然听到一声响声。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发现身边前前后后的人,都往前冲。我马上下了车。前面是原曙光新闻电影院(后来的外贸会场),在七层楼的底层。只听见人们在说,跳楼了!有人跳楼了!
  文革中上海跳楼自杀很普遍,这栋乍浦大楼也是自杀者经常去的地方,主要是1966年。1975年底自杀已经很少了。79
  这时候,王祖德他还不知道,因为这样一句议论毛泽东健康的话,使他们一家已经和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王祖德的小妹妹王祖华,当时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因此被牵连,被说成是“反动学生”,受到“批斗”。她不能忍受人格的污辱,对着疾驰的汽车撞上去,自杀了。
  王祖德的母亲张启行,当时58岁,同济大学的红卫兵到她家里打她,逼她。她无法承受这样的伤害:她的大儿子被“隔离”,她的丈夫被“隔离”,她的二儿子是“反动学生”,她的小女儿已经自杀。张启行终于在东昌路家中的阁楼上服毒自杀。因为家中无人,被发现的时候,她已经离世几天了。
  王祖德的父亲王熊飞,当时60岁,他在同济大学儿子的“隔离室”中被关了一段时间,又被带回他所服务的卫生院继续被“隔离”。他与外界隔绝,始终没有他所惦记的家人的消息。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并不认识他的人,告诉了他东昌路一家人的悲惨故事,也就是他自己家的故事,他这才知道自己日夜思念的妻子和小女儿已经自杀,大儿子被逮捕,于是,在自己的“隔离室”中,他上吊自杀了。那是1969年。
  在上海,在1968到1969的这一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根据一份”内部“的统计材料,这样在饱受侮辱和折磨后自杀的人,有一万多个。
  胡山源在1974年5月2日写周瘦鹃时提到:“以后我一直没有和他通信。我回江阴长住后,听说他已投井自杀,最近,又听说他的长子自缢,我只有长叹,说不出什么。”1974年8月25日写金仲华时说:“三五年前,忽然听说他自杀了。为了什么,我一点不知道。”79谢蔚明在回忆“文革”中的文汇报时说:“上海文汇报划右的二十余人,包括当年跳楼自杀的梅焕藻、江显良均获改正”。 80
  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1967年上吊自杀。
  “终于,在一九六六年的一天,不堪受辱的平妮母亲,丁晓,在一次公开的批斗会结束后,回到家中,割腕自尽,……平妮母亲的自尽,只是‘文革’中千万个‘自绝于人民’的惨剧之一。”81
  肖光琰,留美博士,“十年浩劫中,他一家三口终于被迫相继自杀身亡。”1950年11月,肖光琰向他久居的美国告别,回到了中国。……但在他回国不到九个月的时候,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他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当人们以严肃的目光追问他回国的动机是什么时,他茫然了。是什么呢?难道他回国前后的所作所为还不能说明他回国是想来做什么吗?由于事态突然,思绪很乱,他只能呆呆地忍受了思想反动、有卖国思想,带回资料是为了向上爬,十足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他伤心极了,只能向亲人倾诉:“我爱党冒险回国,谁知党不爱我,把我关在门外……对新中国,我有‘失恋’的感觉,感到生活失去了重心和平衡。我感到前途悲观。”从此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长期不能工作。82
  1968年2月天津市委副书记王亢之自杀。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自杀。
  高仰云,南开大学党委书记,1966年跳河自杀。
  哲学家李达,1966年8月24日自杀。
  电影剧作家海默,1967年自杀。
  电影艺术家应云卫,1967年1月26日自杀。
  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文革”中自杀。
  华东师大教授姚启钧,1966年8月4日自杀。
  电影演员舒绣文,1968年在监狱中自杀。
  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绍宏,1966年8月自杀。
  物理学家赵九章,1967年自杀。
  作家孔厥,1966年在北京陶然亭自杀。
  名演员赵慧深,1967年12月自杀。
  徐冰,中共统战部长,1968年自杀。
  阎红彦,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9年1月7日服安眠药自杀。
  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颜毓蘅、杨佩铭;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李绂、罗绮夫妇;武汉大学教授逢彬,都是在反右和文革前后自杀的。83
  二、分析与评价
  在已收集到的1949-1976年间的自杀者中,以知识分子自杀者最引人注意。由于资料的来源比较分散,我在此基础上选择部分知名知识分子的情况作一个简单的分析,这些名单与上面提供的自杀名单原则上不重复,但在具体分析时,可能结合不在这个名单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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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生年  │毕业大学│留学│自杀所在单位│自杀年龄│自杀│自杀时间┃
  ┃   │    │    │国家│      │    │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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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翦伯赞│1898│武昌商专│美国│北京大学  │七十  │未详│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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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 │1908│上海持志│法国│上海文联  │五十八 │自缢│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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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 │1899│北京师范│英国│北京文联  │六十七 │跳湖│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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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安平│1909│光华大学│英国│九三学社  │五十七 │跳河│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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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广田│1906│北京大学│  │云南大学  │六十二 │跳池│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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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梦家│1911│燕京大学│美国│中科院考古所│五十五 │自缢│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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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拓 │1912│光华大学│  │北京市委  │五十四 │自缢│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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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长江│1909│北京大学│  │新华社   │六十一 │跳井│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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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政扬│1926│燕京大学│  │南开大学  │四十一 │跳河│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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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钱(竹)1916西南联大│  │北京大学  │五十  │不详│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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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宗复│1915│燕京大学│  │太原工大  │五十一 │跳楼│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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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溱 │1921│大同大学│  │中宣部   │四十五 │自缢│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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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平心│1907│上海大学│  │华东师大  │五十九 │不详│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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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刚 │1905│燕京大学│美国│人民日报 │五十二 │自缢│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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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捷 │1923│    │  │上海作协  │四十八 │煤气│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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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家英│1922│    │  │中央办公厅 │四十四 │自缢│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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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宗燧│1915│西南联大│  │中科院物理所│五十二 │自缢│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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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宗颖│1917│西南联大│  │中科院社会所│四十  │自缢│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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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笑雨│1917│    │  │人民日报  │四十九 │跳河│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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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毓泰│1891│中国公学│美国│南开大学  │七十七 │自缢│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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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家荣│1898│    │美国│中科院地质所│六十  │不详│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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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作孚│1893│    │  │四川政协  │六十九 │不详│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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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慧殊│1919│    │  │上海戏校  │四十七 │自缢│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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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官云珠1920│    │  │上影    │四十八 │跳楼│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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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以群│1920│    │日本│上海文联  │五十五 │跳楼│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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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思群│1912│     │日本│重庆大学 │五十四 │割腕│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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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朔 │1913│    │  │ 新华社   │五十五 │不详│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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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盼遂│1896│山西大学│  │北师大   │七十  │不详│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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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羽翔│1900│北京大学│  │山西大学  │五十七 │自缢│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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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重民│1903│    │  │北京图书馆 │七十三 │自缢│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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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而已│1915│    │  │上影    │五十五 │自缢│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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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绶松│1912│西南联大│  │武汉大学  │五十七 │自缢│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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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琏 │1919│西南联大│  │华东局宣传部│四十八 │跳楼│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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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若名│1902│天津女 │法国│云南大学  │五十六 │投河│1958┃
  ┃   │    │子师范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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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书春│1916│中山大学│美国│北京大学  │四十三 │自缢│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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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广斌│1924│西南联大│  │四川文联   │四十三│跳楼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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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 │1907│    │  │中央党校  │四十五 │不详│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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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瘦鹃│1894│    │  │苏州博物馆 │六十七 │跳井│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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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大海│1927│北京大学│  │中国作协  │四十  │跳河│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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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秋江│1910│    │  │天津统战部 │五十七 │不详│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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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曾对自杀现象做过系统的研究,他从对宗教活动、婚姻家庭以及政治、民族群体的研究中,将自杀的类型分为三种,即利己型(egoistic),这种类型自杀的根源在于个人没有同社会融为一体。第二种为利他型自杀(altruistic),即自杀者出于高尚的信念,如为宗教信仰或义无反顾的政治忠诚而贡献自己的生命;第三种为动乱型自杀(anomic),它的产生是由于个人缺乏社会约束的调节,个人需求和欲望的实现受到了社会的制约。杜尔凯姆将自杀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因素的思路,给人们很大的启发,他认为自杀与社会环境有关,正是从自杀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才能找到某个人自杀的根源和背景。
  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状况,恰好能从它们发生的社会环境中找出根源。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和杜尔凯姆的研究是不相吻合的,或者说杜尔凯姆作为社会学家,他所描述的是常态社会中自杀现象的一般规律,而我在本文中所考察的是一个非常态社会中知识分子自杀的奇异现象,在这种现象面前,杜尔凯姆有关自杀的理论,常常难以说明整体状况,而只在具体到某一自杀个体时,才显示出它的意义。比如在1949-1976年间集中自杀的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处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般的紧张和冲突,而是这个环境从根本上出现了有意识地强加给知识分子的压力,这种压力在1952年、1957年1966年达到了高峰,知识分子自杀情况和这两个年头发生的政治运动完全成正比例。这就是说,这期间出现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完全带有突发性和传染性,个别自杀者的结局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显示某种暗示性,使许多面临同样压力的知识分子能在恐惧中感到那种结局也是适宜于自己的。比如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自杀后,仅过了三天,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于9月6日也自杀死去,又隔了三天,9月9日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也自杀身亡,李翠贞与傅雷生前是好友。85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理论家沈知白、管弦系主任陈又新都是前后自杀的。
  从1949-1976年间知识分子自杀的人数上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多知识分子选择自杀的道路是令人吃惊的。它至少说明了几种情况:
  A、这个时代的整个气氛,对于知识分子已构成极大的威胁,这个时代的政治和文化制度没有给知识分子留下缓冲的机会。从以上的统计中可以发现,在自杀的知识分子中以早年信奉自由主义理想,并有留学和在外国生活背景的知识分子为多。因为这些知识分子曾经感受过自由社会的生活,突然改变生存环境,特别是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是导致他们精神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当年从香港回到中国的三个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容国团和傅其芳,最后全部选择了自杀的道路。还有就是那些在1949年之际,本来可以选择在外生活,由于对新政权抱有幻想,而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选择有一种追悔莫及之感,多数也走上了自杀之路。那些五十年代初期,受到不同程度欺骗而从美国和欧洲返回中国的留学生、华侨学生当中,自杀的人数也占相当比例。个人对自己早年选择的反悔性和受骗后的复杂感情无法找到寻宿。
  B、五十年代初期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已成为一种政治文化,而且因为持续时间特别长,形成整个社会心理的普遍厌世之感,也是这一时期自杀现象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
  C、政治运动超越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这个社会当中充满阶级对立,而极少人情,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身心都极其脆弱。当时正常的社会人际关系已经受到很大破坏,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没有任何渠道可以释放。人际关系的普遍恶化,使正常的家庭、亲戚、朋友甚至长幼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个人道德和人格无法对抗整个社会的无道德化,人人都有孤立无援之感。
  D、五十年代以降,因为政治生活已取代了日常生活,特别是人为地制造阶级对立,使整个社会普遍缺少人道主义精神,由于取消了教会,使一切与教会相关的博爱观念都淡化了,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人人都自顾不暇。社会普遍失去了人类应有的同情。从已看到的自杀案例,可以发现,在一个人自杀以后,他们所在的单位并没有放弃了对他们的批判,他们多数是在“畏罪自杀的”名义下,而被罪加一等的。巴金曾说过:“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功击死者。”86高层对自杀现象缺少起码的人道关怀,也是加剧自杀现象激增的原因。毛泽东曾对李志绥说过这样轻松的话:“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
  在已知的自杀案例中,几个相对集中的自杀群体是:大学教授(学者);作家;大学生;名演员。
  西方和亚洲的日本作家自杀的情况比较为人熟知,有研究表明,西方和日本作家有自杀的传统,而中国作家自杀的传统是不常见的。陈丹晨在一篇比较中西作家自杀现象的文章中认为:“在古代历史上,这种社会动乱,政治黑暗,专制迫害等等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诗人作家处境十分艰难,一般却并不选择自尽方法,而寻找了另一出路。”87
  陈丹晨认为,这与中国文人的生死观有关。“中国传统文人中,包括儒、佛、道各家在生死问题上有一点绝对相似的是重生轻死。”88可见中国作家本无自杀的传统,但为什么到了某一历史时期却集中出现一个自杀的高峰呢?这个原因只能从那一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
  这一时期除了政治上的高压之外,对知识分子而言,生存的空间是极其狭窄的,在这时期,受到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处境既不同于帝俄时代的流放,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谪贬。在那样的时代里,在皇权之外还有民间社会,被正统贬斥,并不意味着在民间无法生存。而1949-1976年间,民间社会的根本消失,使一个知识分子在受到政治迫害之后,根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知识分子是以传播思想文化为职业的,但1949年后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权利完全消失了,这些权利的消失,使知识分子只能依赖体制生存,而一旦被体制排斥,他们只能去从事体力劳动,而对知识分子来说,失去了以上两种自由,他们的生存能力是很低的,多数知识分子受迫害后的绝望也是由此而生的。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是导致这一期间知识分子自杀现象急剧上升的根本原因。
  另外,当时对知识分子的处理方式通常是两种,一种是将其下放到最为贫困的地区,另一种是将其遣返回乡。改变生存条件是在肉体和物质上折磨知识分子,因为常年在一种环境下生活的人,突然改变生存环境,并不是精神上能否承受的问题,而是生活习惯就无法忍受,当年大批出生在江南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北中国的新疆、青海、山西、北大荒最偏僻的乡间,使多数知识分子在身体上受到极大摧残。
  遣返故乡的打击则是双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成名的知识分子,多从中国乡间来,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荣归故里,衣锦还乡,但当时对知识分子的遣返,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却选择了赶回老家去的办法,让一个好不容易才从乡间挣扎出去的读书人,(他们多数出生在富有家庭,回到农村,回到贫下中农面前)戴上右派、历史反革命、特嫌、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回到从小生长的环境里,让故乡的前辈、亲戚、孩提时代的朋友,都知道自己的罪行,这对一向爱面子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打击是很严酷的。在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中,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无形中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时的最终出路产生了影响。
  从上表所统计的情况可以看出,在已知的自杀时间中,以1952年,1957年和1966年为三次高峰,知识分子自杀高峰的出现,和1952年的几次政治运动以及1957年的“反右”和1966年的“文革”完全重合,恰好揭示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实质。
  我曾按如下的思路对自杀者情况进行过调查:
  1.自杀的具体时间、地点。
  2.自杀的方式(跳河、楼、烟囱、海、井、粪坑;自缢;打开煤气;服过量安眠药;触电;切断动脉;卧轨等等)。
  3.自杀的直接动机。
  4.自杀时所在的具体单位。
  5.自杀时的经济状况(主要指收入)。
  6.自杀前的身体状况(是否患有疾病)。
  7.自杀时的婚姻状况(主要指是否与配偶不和)。
  8.自杀时与子女的关系。
  9.自杀时的具体年龄。
  10.自杀后单位的结论。
  11.自杀者家族有无自杀病历。
  12.其它特殊情况。
  分析以后我们会发现如下特征:
  A、自杀方式中,以最简单,但自杀率较高的方式如跳楼、上吊为基本方式,这也表明国知识分子在选择自杀时的绝望程度。从一般自杀方式看,知识分子选择的方式受制于物质条件的制约,如在已知的大量自杀者中,少数人选择打开煤气的方式,以上海为多。当年自杀的高级官员,以服安眠药的方式为多。其它自杀者多选择自缢和跳楼,这要忍受更大的痛苦,这种自杀方式的单一化,正反映了自杀者唯有一死的心理。季羡林曾说“我用不着把历史上和当前的自杀案例一一都搜集齐全,然后再从中抽绎出理论来。仅就我上面提到的一些案例,就能抽绎出不少的理论来。使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我能够把历史上出现的自杀方式按社会发展的程序分成不同的类型。悬梁、跳井,大概是最古老的方式,也是生命力最强的方式,从原始社会,经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能使用。今天也还没有绝迹。可谓数千年一贯制了。氰化钾是科学发达国家法西斯头子的专用品。剖腹或跳入火山口恐怕只限于日本,别国人是学不来的。这方式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样可以使用。至于切开动脉仅限于懂点生理学的知识分子,一般老百姓是不懂得的。不过,我想,这也恐怕仅限于由于脑力劳动过度而患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终日锄地的农民是不懂得服安眠药的。我为什么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呢?中药也有镇静济;但药力微弱,催眠则可,自杀不行。现在世纪上流行的安眠药多半出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服安眠药自杀最保险,最无痛苦。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优越性之一吧。”89
  B、自杀者的年龄中,除老舍六十七岁,饶毓泰七十七岁,卢作孚六十九岁,王重民七十三岁,周瘦鹃六十七岁外,其余三十五人,年龄约在四十五、五十五岁之间,尤以五十岁左右为高峰。这个自杀者的年龄告诉说明,在1949-1976年间自杀的知识分子中,以年富力强,正在事业高峰期的中年人为主,这个年龄通常是一个社会成员生活是否正常的主要判断指针,所以此年龄段自杀者集中,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一般都是上有父母,下有儿女。
  C、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些自杀者分布的单位也很集中,以高等院校、作协文联、艺术团体为主,这个职业特点,符合“思想改造运动”、“反右”和“文革”的直接指向。
  D、在这些自杀者中,有张宗燧、饶毓泰,谢家荣、汤非凡四位学部委员,其中饶、谢还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还有熊十力、周予同等国学大师。
  E、自杀者中,还有一个特征是,夫妻双方自杀现象,计有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吴晗夫妇、闻捷夫妇、刘盼遂夫妇、刘绶松夫妇、杨嘉仁夫妇、田保生夫妇、李绂夫妇,“文革”开始后,张宗颖也是和妻子吕乃朴一起自杀的。婚姻状况是观察自杀现象的一个重要指针,一般都认为,婚姻状况的恶化是导致自杀现象增多的重要原因。但我们特别注意到,中国知识分子中,夫妇同时自杀的现象恰好表明,这一时期夫妇自杀人数者中,多数是婚姻状况良好的。
  F、从已知的情况分析,绝大多数自杀者都没自杀遗传病史,自杀者的性格、年龄、经济、婚姻的良好状态,都不足以缓解自杀者的压力,从反面证明当时社会的恐怖程度。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问题,与1952年、1957年和1966年间政治运动对个人人格侮辱有关。这一点,有时甚至超过了政治迫害,比如当年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夫妇就是在被人当面扇了耳光之后自杀的,其它诸如老舍、傅雷、翦伯赞等都有类似情况,由此可见,由政治迫害而导致的人格侮辱,是许多知识分子自杀的直接原因。
  三、最后的结论
  1949-1976年间,中国出现大批知识分子自杀现像是人类的耻辱,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一时期其它阶层的生活状况,同时也有助于深入分析,毛泽东时代给一个民族带来的灾难。知识分子大量自杀现象,作为个体,可能有其特殊原因,但就整体看,大量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发生,是这一时期政治文化必然带来的结果。在一个没有自杀传统的国家里,突然出现奇异的自杀高峰,从反面证明,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确实具有改变传统的能力,这一事实也提醒我们,在研究1949后以后的中国文化时,对新政权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能力要给予特别注意;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集中出现,说明民间社会的彻底消失,对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影响巨大。
  自杀现象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会在很短时间内消失,特别对那些与自杀现象有直接关系的人来说,他们对社会的信任程度会有所保留。因为1949年――1976年间自杀的知识分子多数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他们在相关领域中已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突然中断,这在很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知识领域进展,由于精英自杀造成的空白,自然会由二三流人才来添充,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许多知识领域后来的发展水平。如著名化学家高崇熙自杀以后,无机化学这一门学科学没有带头人了。这样的情况,在其它学科也不同程度存在。
  注释:
  1、2、3华明《三反五反的剖析》页66、68、70(友联出版社,1952年11月,香港)
  4何济翔《沪上法治梦》页3(北京出版社,2001年2月,北京)岳骞在《我亲见的土改镇反杀人》中也说过:所谓反对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阜算起,谁也无力还债,于是纷纷跳楼自杀。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行走,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听完汇报悠闲的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即是指跳楼商人。(金钟主编《共产中国五十年》17页,开放杂志社,1999年10月;香港)
  5《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9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北京)
  6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页224、225、235、258,259(时代批评社出版,中华民国五51年6月,香港)周鲸文在书中曾提到,在“三反”“五反”时期,北京东四一个区,在运动高潮时,就有二十六个老板自杀。天津中国实业银行副经理就是自己吃安眠药自杀的。当时自杀者不下二三十万人,在北京什刹海解冻之后,一个冰孔处就捞起十几具尸体。天津矿业学院的一位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不了人格污辱,在自己的卧室里悬梁自杀了。北京大学1952年“五月上旬,工学院两名职员自杀身亡。被解除隔离的工程科一名职员和其妻子(总办事处职员)投什刹海自杀身亡。校医室一名医生在家中自杀身亡。(《北京大学纪事》上册页45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北京)巫宁坤《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提到:因为一位资深的教授受不了运动的压力,在图书馆前的水塘中自沉。(《共产中国五十年》页72)1949年以后,对各种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自杀事件,通常是不报道的,这也是延安的传统。1942年4月以后,延安《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的高潮中,分别报道了中央党校一男学员自杀和延安大学一女学员自杀的消息,此事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他说:“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是不应该登的”。(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页37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
  7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4期页46,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北京)
  8、10、11、12、13、14转引自丁抒《阳谋——“反右”前后》页350——353,(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4月,香港)
  9《内部参考》页16,(新华社编,1957年2372期,北京)
  15朱正《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斗争》(《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香港)
  16从维熙《走向混沌》页6,(作家出版社,1989年5月,北京)
  17黄秋耘《风雨年华》页16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5月,北京)
  18涂光群《中国三代作家纪实》页39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6月,北京)
  19黄成勇《访冀汸》(《博览群书》1997年2期,光明日报社,北京)
  20《内部参考》页24,(1957年2212期)
  21《内部参考》页58,(1957年2225期)
  22《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转引自《大时代文摘》1997年7月10日8版,广州)丁抒认为,“文革”初期自杀者约有二十万人。他提供了几个具体的数字:湖南大学在“文革”中的清队中,自杀的有十八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有四人自杀,包括从美国回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杀获救未死。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自杀的达五十九人。上海南汇县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和“一打三反”中有四十一人自杀。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有十四人自杀。陕西安康县“一打三反”中的二十人自杀。(金钟主编《共产中国五十年》页216、222、223、225,开放杂志社,1999年10月,香港)。1968年当时北农大在很短的时间内,前后共有36个人自杀。(点滴《1968年北京农业大学的自杀风》《华夏文摘》242期,美国)目前关于“文革”中自杀人数的估计,都是不准确的,因为官方不开放相关的挡案。
  23.1998年12月12日8版《文汇读书周报》(上海文汇报社,上海)
  24赵淮青《“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2000年第1期《炎黄春秋》12页,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北京)
  25、89季羡林《牛棚杂忆》页74、7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4月,北京)
  26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页202、20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4月,北京)
  27张中行《流年碎影》页401、5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5月,北京)
  28金克木《徐盈的未刊小说》,(《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3月22日3版,文汇报社,上海)
  29艾晓明《血统》页351,(花城出版社,1994年4月,广州)
  30程念著、苏帆译《上海生死劫》,(中国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0月,北京)
  31章廷桦《同窗钱瑗》,(《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6日,文汇报社,上海)
  32、33、34、35、36来源于王友琴主编“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页。
  37孔令朋《今生今世》页245,(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9月,北京)
  38《吴宓日记》第9册页464,(三联书店,1998年,北京)
  39蓝翎《龙卷风》页121、124,(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上海)
  40《徐铸成回忆录》页303,(三联书店,1999年,)
  41、42、43、44、45、46、《北京大学纪事》下册页652、658、675、676)。
  47顾训中《想起了顾圣婴》)(1998年3月23日《文汇报•笔会》第8版,上海)
  48《良卿法师自杀之谜》),(1997年4月18日《作家文摘》15版,北京)
  49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袁进先生提供。
  50刘自立《父亲——“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幻灭》,(《北京文学》1999年6期,北京文学杂志社,北京)
  51黄世瑜《记忆中的施济美先生》,(1998年4月13日《文汇报•笔会》12版,上海)
  52者永年主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1998年,转引自1998年11月14日《文汇读书周报》6版,上海)
  53向继东《历史是不能欺骗的——读杨第甫先生的两本书》,(1998年12期《博览群书》,光明日报社,北京)
  54陈四益《传纲之死》,(1999年2期《随笔》杂志页80,花城出版社,广州)
  55唐振常《旧稿旧事——忆往事之二》)(1999年4月24日《文汇读书周报》3版,上海)
  56、57、58赵俪生《篱槿堂自叙》页157、24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上海)
  59、60高建国《顾准全传》页588,724(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上海)
  61、62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页193,247(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8月,北京)
  63赵园《另类》,(《天涯》杂志2000年1期页80,海南作家协会,海口)
  64、6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纳女士提供。
  66、67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基骧后传》页17、1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上海)
  68彭小莲《他们的岁月》页11,(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上海)
  69卢叔宁《劫灰残编》页6,(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2月,北京)
  70《杨兆龙法学文选》页50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北京)
  71杨团《我的父亲母亲与〈思痛录〉》,(《老照片》第14辑页44,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
  72散木《丁则良先生》),(《博览群书》2000年7期页52,光明日报社,北京)
  73、74、75、76南开大学教授张汉如先生提供。
  77、78、79来源于“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79胡山源《文坛管窥——和我有过来往的文人》页127,17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上海)
  80谢蔚明《早期的〈文汇月刊〉和他的作者们》,(《山西文学》2001年2期页52,山西省作家协会,太原)
  81陈劲松《魏京生传》页63,(太平洋国际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5月,香港)
  82华民《中国大逆转――“反右运动史”》页31、32,(明镜出版社,1996年12月,香港)
  83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宁宗一先生、中国作协陈丹晨先生提供。
  84、爱米尔•杜尔凯姆《自杀论》(中译本)页128、174、200,(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杭州)
  85、87、88陈丹晨《在历史的边缘》页23、27、29(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8月,北京)
  86转自《共产中国五十年》页216,丁抒文章。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日于香港
  本文作者二零零一年二月五日至四月五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做访问研究期间完成此文。对于该中心熊景明女士和其它工作人员所给予的热情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介绍:谢泳,1961年出生,山西太原人。1980年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黄河杂志社编辑。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着有《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重说闻一多》等。

By 爱思想

揭秘游戏行业的黑幕

观点1:开宝箱

游戏更像一个项目,不是一个事业,研发个一两年产品上线,是死是活听天由命。游戏产品成功率已经1%了,很多项目是挂了,即便踩中宝箱了,游戏上线,盈利了,根据现在游戏周期,也就能挣一笔。这完全跟开宝箱一样,上线前对结果毫无把握,几年时间投入进去,宝箱一开所有人就阿弥陀佛。

即便火了,火完以后能保证下一款产品成的概率有多大?以大公司的5%的高成功率来算,一个团队同时成功两款游戏的数学概率是0.25%。即便你团队人员经验丰富,你能把这个概率提到多高?大部分的团队都是在:“加班 – 开宝箱 – 项目重组 – 加班 – 开宝箱” 这样一个死循环中,把自己一年又一年的青春给浪费了,身边太多人,十年前他们在开宝箱,十年后他们还在开宝箱。

某几个著名页游公司,产品开发一年周期,项目分成10%,听着挺诱人的,但是盈利后首先要偿还研发和推广成本,然后扣完渠道分成后剩下的才是项目组的,所以很多项目组为了控制成本,只会找一两个好的主策主程,主美,下面带着一堆刚入行的小弟,天天加班。时间一道,不能盈利,那么制作人走人,开发团队打散重新分配。

所以对于大部分普通员工,都是怀揣着一颗暴发户的心,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在常年累月的日子里不断的在 加班和项目重组的死循环里折腾。公司呢?公司只要几十个项目成一个就够吃很长时间了。于是常用的管理手段就是造神运动,发车,发现金给老员工,给他们极高的待遇和荣誉,让所有新人都跟打了鸡血一样燃烧着自己的生命向前冲。

可以参考最近的文章:【败局】成都:手游第四城的泡沫与坍缩

PS,上面所说的概率很多人不相信有那么低,网上的数据到处都是,身边也有例子。比如,渠道每个月要接300+款产品是很正常的,渠道怎么筛选呢?先每个游戏玩五分钟,删除200款,留下100款,然后深度评测一下,再删除50款,剩下50款深度评测一下,给每个员工玩玩,给每个员工的小孩玩玩,如果小孩能玩懂,那证明这游戏还可以推一下,于是留下那么几十款打分ABCD,D基本没机会,C可以试一下,B可以推一推,A的话可以多推一下。最后能成的也就那么3-5款,这不是1%么?这不就是开宝箱么?

观点2:游戏是项目而非事业

什么叫事业?就是可持续性发展的东西,值得你长期追求的东西,值得你投入两三年青春持续去做的事情。而游戏,是非可持续性发展的,它只是一个项目,一件挣一笔就完了的事情,毫无持续性可言。世界上能做5年以上的游戏有几款?屈指可数。如果大家不是在做那屈指可数的几款游戏,那还是不要碰拉。

以至于说开发游戏,不如开发款音乐播放器,三个月弄出来上线,第四个月根据反馈迭代下,第五个月用的人多了加个社区。不断的打磨,只要交互好,效果不错,思路不出大问题,总能团结那么一般用户,这时候你想运营游戏就运营游戏,想运营美女唱歌就运营美女唱歌,洗钱的手段随时在变,但是你的平台和用户,就在那里,你只要足够的精力投入在改善你的基础产品,想挣钱何必自己开发游戏?

身边这样成功的例子也很多,当然,开发应用也不是随便能成功,但目前看起来成本比游戏低,成功率还比游戏高那么一点点,而且一旦成功了,你围绕你的产品来逐步改进你的生态圈,逐步增加你的核心竞争力,这样你心里是踏实的,你睡觉是安稳的,不用想着明天游戏人数下跌该怎么办。这叫可持续性发展。

见过不少游戏老板,即使游戏流水很高了,他们心理也都还是虚的,为啥?不可持续发展呀。

观点3:开发团队失去主导

技术主导的年代(2005年以前),2002年整个城市能做游戏的只有一个团队,你有好的想法,你想开发游戏,但是你找不到技术,2004年会做3D的国内也没几个团队,大部分公司还只会做2D。当时开发游戏首要要解决技术问题。
策划主导的年代(2009年以前),引擎遍地是,十个客户端程序员手里就有9套引擎,开源的一大堆,实现游戏不再是瓶颈,如何降低流失率和PCU,如何挖坑,把生命周期做长,这才是王道。
渠道主导的年代(2009年以后),游戏模式都比较成熟了,大部分在换皮,到处都可以开发游戏,但你要发行呀。能发行的渠道就那么几家,开发团队还不都去求着渠道,所以从这几年的分成比例从64分,到55分,到46分,再到28分,分成比例变化的后面,是开发团队越来越不值钱的现实。

以某行业内著名网站为例,2005年前,打开首页,最顶头和主要版面都在讨论技术。2006年以后,开始越来越多的讨论策划。到了2009年,主要版面进去都是联运,往下翻才是策划,再到最后,才有一小块是技术。到现在,再去看看,大部分业内站点90%的版面都已经变成市场、运营、行业观点和动态,美术、只有偶尔会有一两篇文章讨论下游戏设计,极偶尔会探讨下技术。

那开发团队何以自处呢?对,做新东西。RPG满天下的时候,出一个dota,dota满天下的时候出一个fps,fps满天下的时候继续回归RPG,从单机到网游到手游,RPG-RTS-FPS三巨头此消彼长,游戏类型大循环。单机时代,仙剑等RPG先火,然后开始红警星际等RTS,然后开始CS等FPS,然后又回归 暗黑II等RPG,只不过变成了ARPG。到了网游的端游时代也一样:魔兽世界(RPG), LOL(RTS), CF(FPS),对吧,同样一个循环。手游目前还在RPG阶段,正在向 RTS转移,但是手游的时间周期比之前短很多,也就再过1-2年吧。

那一两年后手游循环轮完了,开发团队又何以自处呢?对,做细分,RPG->ARPG-横版ARPG-RPG+战略,越分越细,用户群越来越少,这样也就再过1年吧。

很多开发团队不愿意承认的是,不管怎么做新东西,不管怎么做细分,不管怎么做,抄你一下总是很简单的,换个皮也总是很简单的,行业重心已经无可避免的迁移到渠道了。举个例子,花一年半开发一RPG拿给某渠道,谋渠道说,“你看,我们的用户比较年轻,你的游戏风格太血腥了,如果能改了明快点,会能有更多玩家”,加班三月改了,上线一般,渠道又说:“你既然在我们这里运营,最好的方式是和我深度结合,接地气,你看我们社区里有个什么哥,很多人追捧,又有个什么姐,天天说笑话,你如果把你的npc改成他们的名字,把道具名字也改一下,把游戏里的任务往我们社区里面的热点事件上靠一下,用户一进来就会很熟悉,多好呀”,然后你又加班三月改好了,渠道又说:“我觉得你们的游戏名字不太搭调,你都改了这么多了,再调整下游戏的名字,更能契合我们的用户结构”,你一想好吧,给你改吧。什么都改完,在一上线,麻烦了,时间点和窗口期错过了。

设计以前是一项很有尊严的事情,设计者一般都还有几分清高。游戏的名字,各种任务设定,就像自己小孩的名字,和自己小孩的衣服裤子,今天过来一个人告诉你你小孩名字不好,换一个,明天来一个人跟你说,你小孩衣服太邋遢了,不该这么穿,该那么穿,开发团队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以往的清高早就风吹云散,以往的尊严早已化为尘土,这就叫开发团队失去了主导。

观点4:游戏创业越来越难

游戏开发成本持续被推高,以谋上市公司的《XXXX》为例,单美术成本已经到2000万,开发人员平均是20+人,我相信有能力有斗志的创业团队,用1000万的美术成本可以画出类似的效果,但我很难相信一个团队可以用 500万做出2000万的效果来。

2014年以前成功的都是一些酷跑呀,卡牌呀,低成本游戏,2014年以后看top10,你会发现还想几个人在作坊里弄一款游戏的年代很多人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过去了。拼创意的年代过去了,迎来就是拼渠道和资本。

除了成本推高外,如今游戏越来越难融资,因为 VC发现,这不是可持续性发展的,大量事实证明,一家公司成功一款游戏,和他是否能成第二款几乎没有联系,所以纯粹做游戏的上市公司,他们的市盈率都很低,估值都上不去就是这个原因,比平台类的估值低多了,关键就是没故事,只能挣一笔,就没然后了。于是2011年投过一批,2012年投过一批,2013年以后大型机构基本就很少投游戏了。能融到的钱也越来越少,如今做游戏,融资4-5百万算好的了,还有各种限制条款。很多钱还是行业外的个人老板投过来的,急功近利,抗风险差,一旦测试出点问题,马上撤资,或者给你安排个他新认识的牛人来帮你。

随着制作成本进一步拉大,和融资进一步困难,游戏创业成功的机会将越来越渺茫,成都手游坍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意料之中的事情,一年时间内1000家团队,变为只有仅仅200家。背后折射的一个道理是很多游戏创业者都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即,对游戏开发者而言,机会越来越少了,公平的窗口已经关闭了。

观点5:劣币驱逐良币

这个现象从页游开始出现,你想当年一个典型的页游广告都是些啥,仿照一个:一座山峰,一个半裸美女,大大的几个红字:“你想和我一起体验巅峰的感觉么”,下面是“想”,“非常想”,旁边是游戏名称:“《巅峰三国》—无兄弟不战场,登录送坐骑礼包”,下面一行小字:“十万美女玩家任你选,江山美人我都要”,很熟悉吧。

试想,越来越多的色情营销,你想想正常人看着都恶心会去点么?越来越多赤裸裸的游戏设定,端游时代,优秀的玩家用户基础一点点的被破坏了。什么样的人会去点击那些广告呢会喜欢那些坑爹的游戏设定呢?我没做过专门的分析,随便乱写两条他们的特点,可能有些不准确,即:急功近利的、缺乏耐心的,易怒易冲动的、好斗虚荣的、和家庭关系不好的。这样的用户越来越多,而以往良性的希望通过自己技巧或者努力成功的成就型玩家在现在游戏里受尽屈辱,以往以发现游戏各种隐藏要素为乐趣的探索性玩家在游戏里失去兴趣,以往喜欢同人聊天的社交型玩家发现聊天对象变了。

总之由于多年的破坏,比起当年的端游,现在玩家层次越来越低,越来越差了,你说你新做一款游戏上线,能不去迎合现在的玩家么?而你越迎合,好的的用户越少,而后面的产品也就越难。虽然你想改变,但是会发现阻力越来越大,完全不是自己一个产品能改变的事情,这叫劣币驱逐良币。

观点6:大家都再谈钱,没人谈论游戏了

很多人都是怀揣着一夜暴富的梦想投身到这个行业里来,由于劣币驱逐良币,你必须去迎合,很多开发者自己都丧失了当初开发游戏的乐趣,什么宫本茂,什么小岛秀夫,什么姚壮宪,大家只能在跟着YY一下了,更多的还是谈论下钱的事情。

而真正情况下,一款挣钱的游戏对于开发者能分到多少呢?真没多少,某还算有点良心的四个数字为名字的公司,某月流水过千万的游戏,七扣八扣,到制作人头上也就十多万的月奖金,到主策主程头上往往只有七八万的奖金,到核心骨干上往往只有四五万,到普通开发者也就两三万的月奖。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奖金能持续多长呢?答案是不长,9个月后该游戏就不行了。那一共挣了多少钱呢?制作人挣了150万,税后差不多100万,主策主程差不多就80万,税后55万,核心骨干差不多45万,税后差不多30万。

大家喜欢谈论:今天谁还是屌丝,明天千万富翁,一夜暴富。或者哪个千万富翁再一夜变成屌丝的故事。钱的面前,更多的团队为了这么点短期利益,今天兄弟反目,明天团队出走,后天高管被裁,不就是钱害的嘛。

当年做游戏,大家讨论的都是哪款游戏好玩,为什么好玩,那个地方做的比较好,怎么做的,我们想做一款什么游戏,多快乐的一件事情呀。现在更多讨论流水,讨论抄袭,忙着换皮,忙着在游戏各个环节布下各种啃爹的东西,生怕玩家忘记花钱,忙着各种聚会,忙着在各种行业峰会交换名片,生怕别人记不住自己,真实辛苦呀。

怀揣着成为小岛秀夫的梦想,念叨着千万流水的神话,实现着自己都不喜欢的设定,等待着一个开宝箱的结局。看着行业越来越难做,想着应该还有一丝希望,心理却清楚现实会越来越残酷,只有集体一起催眠,一起用透支生命来赌一个不确定的明天,一起等待行业最终结局的到来。

无可避免的结局

很多人会反驳,说现在行业不行了?你看市场规模每年都在扩大,只能说是竞争越来越激烈罢了。我说,没错,任何一个行业都有兴衰,即便步入衰落期,市场规模也是越来越大的,比如今天的个人电脑,市场规模最近几年才出现下跌,但是个人电脑,早在10年前就已经不行了,到IBM卖ThinkPad时就已经很多问题。我说的不行,并不是指市场规模不会上升,而是,利润率的持续下降:

任何一个行业都是这样一个规律,利润率持续上升,然后到达顶峰,随着竞争加剧然后利润率开始持续下降。这个网上很多数据,看看各大上市游戏公司的财报就能知道的事实。

十年前,端游处于A点,所谓:“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10年后,端游处于D点,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但是利润率逐年降低。2009年时手游也处在A点,2011年到B点,现在到C点。

可以参考2010年的一篇报道:中国网游行业利润率逐步走低 暴利时代将终结_766游戏网

2007年左右,中国在海外的网络游戏概念股完美时空、腾讯、网易和搜狐畅游一度以70%-95%的利润率成为纳斯达克令人惊叹的奇迹,股价更是一路领先,全面飘红。同样,在港上市的金山网游也一枝独秀。

但在2009年第四季度,网易毛利率降至70%左右,畅游为55%,盛大为38%,巨人网络也有小幅下降。而完美时空第四季度净利润为3970万美元,成绩不错,但也环比下滑6.1%。

2007年-2010年游戏行业平均利润率从90%下降到55%,截至2014年末,好点的公司的利润率已经跌倒45%以下,一般的都只有20%了。这是大公司的情况,各个参与联合运营小公司更惨,渠道的分成比逐年降低,已经让她们在渠道面前毫无尊严了。

任何一个行业都是一样的发展规律,十年前开发组的日子好过的一塌糊涂,十年后开发游戏的还不如玩游戏的。随便一个做工会的,三千万的月流水很正常,而且寿命比游戏长,各个渠道争相追捧,游戏要搞活动要放号,现在不当要求渠道,还要求着工会了。手游工会在过去几年里得益于渠道的竞争,他们从早先的做人气,带玩家玩游戏,接游戏放号等传统模式,演变为如今向渠道拿分成的模式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别人玩游戏100元充值100元,你跟我玩,我给你85元充100元。于是万人工会比比皆是。游戏CP产品要上线,找到渠道,渠道还是会把量分给很多工会。

游戏要做得好,还要看工会愿不愿意推。也就是做游戏的要求着玩游戏的了,十年前哪里是这样的情况呀,开发组发一个功能,论坛上写一句话,下面一堆工会哇哇叫好,开发组理都不理。现在什么情况?商务要求着工会,要请他们吃饭,要给他们更好的分成,这就叫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总结:开发团队该何去何从?

正视行业的变化,机会从来就没有消失,只是需要自己有本事才能抓得住他。路其实只有一条,就是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彻底下决心走精品化路线。各位请看最近TOP10,基本已经被重度游戏占满了,去年上半年那种做个酷跑月流过千万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先前拼的是时机,之后拼的是质量。也正是由于今年上半年越来越多精品游戏的上线,才逐步的改变了从2009年开始到2014年这五年间,渠道被无限拔高的现象才能得到逆转。

各位请看最近的《梦幻西游手游》的发布,刷新了很多人的三观,渠道抢着要不说,原有的返利等行为被压的不能再低。而也正式一批批优秀研发者的努力,才能一步步改变:“手游只能玩三个月”,“手游都是轻度的”,这样一些耳熟能详的观念。

常言道,理胜力为常,力胜理为变;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败在理。这里说的理,其实就是:“玩家总是需要更加优质的游戏”,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朴实的小道理。泡沫坍塌其实是一件好事,挤掉浮躁的泡泡,才能让精品浮上水面。从近两年粗制滥造的页游遭玩家所唾弃的现象可以看出,即便今天游戏行业被各种资本和粗制滥造的作品所淹没,这种不合理的情况也必不长久,数年之内必将得到纠正。

大家只有重新找准产品方向,在内容和品质上实现新的突破,继续把行业门槛推高,提升玩家审美。把所谓的大学生都能做的垃圾游戏们送进坟墓,结束目前的混乱,让游戏将重新回到不是谁都能做的年代,用一款款优秀的作品告诉渠道和用户,什么才叫真正的游戏。苹果能在手机泛滥到处山寨化的日子里,重新找到突破。今年上半年上线的若干3A大作,任然能在同质化严重的手游市场脱颖而出,结束了自2013年上半年来渠道被无限放大的乱象。凭借的都不是宣传,更不是渠道,而是一颗颗不甘沉沦的心,和扎扎实实多年摸爬滚打积累的经验。

当然,只有这样,行业价值从渠道回归产品本身,才能让整个行业更理性健康。当然,也只有这样,用一个个的精品游戏,重新将项目变回事业,开发组才能找回昔日逝去的尊严。到那时,渠道当然偶尔也可以招聘一两个大学生,做些棋牌和跑酷娱乐下,但是,那叫做玩具,不能称其为 “游戏作品”

所以,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面对理想,最后,引南都一段话,作为结束: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儿更幸福;而我们,则不停为你加油。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精神抖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 “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By 韦易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