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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某银行客服打电话问我：“先生，要不’要办一张信用卡？”我说：“不用了，因为我基本上用不着。”但是客服妹子不死心，又继续说：“为什么不办信用卡呢？美国人都用信用卡，有信用卡多方便啊！积分还可以换礼物呢！”

尽管客服妹子的声音很好听，但我在中国生活，我觉得移动支付更适合我，所以我终究提不起办信用卡的兴趣。

几十年来，中国各个方面都在向美国学习，但是在支付方面，中国做了与美国完全不同的道路选择。信用卡在中国普及多年，但普及率远不及美国，而美国在移动支付的普及率上也远不及中国。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美国社交软件之王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在2019年10月底出席听证会时，一个议员提出了灵魂一问：“为什么Facebook不做一个像支付宝一样的支付平台呢？”

扎克伯格当时的回答是：“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比美国先进很多。”

过了十几天之后，11月12日，Facebook正式推出全新支付平台Facebook Pay，让用户可以在旗下社交软件Facebook、Messenger、Instagram、WhatsApp之间进行支付交易，不仅可以汇款转账给朋友，还可以购物和捐款。

定睛一看，这不就是美国版的微信支付吗？难道是扎克伯格受议员的启发，连夜要求技术人员复制一个微信支付的产品？美国社交之王也开始走上了Copy的道路上了？

其实这只是FB入侵金融业的备选方案，首要方案是发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Libra，有人理解成“国际版微信支付”，但Libra还没有发行，就受到各国监管部门的叫停，群友们也纷纷退群，看样子已经是“胎死腹中”了，所以FB只能退而求次发布Facebook Pay。

然而，美国市场上移动支付产品竞争激烈，Facebook Pay 并不是第一个来吃肉的，包括基于智能手机的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还有支付公司PayPal的Venmo，Square 的 Square Cash以及 JP Morgan 的Chase Zelle 都对这个市场虎视眈眈。

他们有一个公共点，就是线下用的人少得可怜。除了Apple Pay 仍然在大力推广，其他基本就是在线上转转钱而已。

当我们回到议员那灵魂一问，其实这个问题衍生出另外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移动支付远远落后于中国，甚至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真的像小扎所说的，美国的金融基础设施比中国落后很多吗？

1、为什么美国人喜欢信用卡？

2011年7月，支付宝在国内首推二维码支付。2013年8月，在拥有4亿用户的基础上，微信支付上线。次年春节，微信红包面世。在美国，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苹果在2014年9月9日举行的 iPhone6 活动上推出 Apple Pay 。

可以说苹果移动支付的发布时间并没有落后微信和支付宝多少，但国内和美国移动支付普及的情况却天差地别。

根据 Bain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在国内，代表移动支付的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渗透率分别为84%和81%，而传统支付方式现金，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的渗透率为64%，54%和52%。

在美国，情况截然不同。支付渗透率排名前四的全是传统支付方式：信用卡，现金，银行借记卡和支票，他们的渗透率分别为80%、79%、59%和53%。支付公司PayPal的渗透率为44%。Apple Pay，Venmo，Facebook Messenger 的渗透率分别是可怜的9%，7%和3%。

从上市公司的电话会议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根据CbInsights的数据显示，在2013年Q3至2018年Q1之间，大公司提到移动支付相关字眼的次数少之又少，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只关注“信用卡”。

在美国人眼里只有“信用卡”，给人感觉就是多卡在手，天下我有。如果你在美国生活过，你就知道申请信用卡是一门必须学的技能，一张专门加油的信用卡，一张专门在超市消费的信用卡，一张专门去旅游的信用卡，还有各种各样的卡。

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喜欢信用卡呢？而不用移动支付呢？原因就是，在美国，信用卡和借记卡系统很完善，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适用。

首先我们从消费者端说起。

目前移动支付非常发达的国家，分别是阿根廷，印度，巴西，中国。在移动支付普及之前，他们都是高度以现金为基础的经济体。与管理一大堆现金相比，移动支付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消费者享受其带来的便利。

但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信用卡被广泛接受，线下大部分商户基本都可以刷信用卡和借记卡。可以说他们早就进入了无现金时代。移动支付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在支付便携性上提供巨大提升。

举个例子，我们在支付的时候，要拿出手机，用脸部或者指纹解锁，打开微信或者支付宝，点击付钱，商家扫了之后，整个支付过程完成。

在美国，只要拿出信用卡刷一下就就行了（小额的支付基本上不需要输入密码）。对于美国消费者来说，刷卡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比移动支付更方便。

对于消费者来说，移动支付我可以用，但没有必要。

2、支付的价值链

支付一个连接消费者，银行，商户的手段。商户要是强力推广移动支付，消费者也不得不用。但商户说：我可以帮你推广，但没有必要。

从以下的例子可以看到移动支付在美国推广是有多么的太不给力了。

一个名为“我是郭杰瑞”的视频制作者，他在纽约做了一个实地测试，看什么店铺是可以用ApplePay。他最常去的星巴克是可以用的，但我们熟知的Victoria’sSecret（维多利亚的秘密）和BurgerKing（汉堡王）大牌子竟然都不能用。路边摊也基本都也不能用。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连纽约都不用苹果支付，那美国其他地方用得更少。

ApplePay在15年推出的，这个视频在知乎发布于2018年8月。3年过去了，ApplePay渗透率真是低得可怜。

截图来源：我是郭杰瑞

当然，就是商户把 Apple Pay 的 PoS 机放在收银台，销售人员也不一定大力推广，消费者也不会用，为什么？因为使用 Apple Pay 没有给任何优惠，那还不如直接刷信用卡呢，直接刷信用卡方便呀，同时也可以积分优惠和返现。

在国内，信用卡的积分感觉都很鸡肋。但在美国，不用信用卡就像过年的时候错过了所有群聊的红包，亏大发了。

根据美联储2010年的一项研究:“平均而言，每个使用现金的家庭每年向使用信用卡的家庭支付149美元，而每个使用信用卡的家庭每年从使用现金的用户中获得1133美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要搞清楚支付的美国整个支付产业链，以及信用卡系统。

美国传统信用卡系统的价值链主要有五部分组成：开证行（the issuing bank,）、支付网关或PoS终端机提供者（payment gateway or point-of-sale terminal provider ),付款信息处理者（payment processor）,卡组织（cardnet work）,和收单行（acquiring bank）

我们假设一个简单的支付场景：小明在Nike看中了一双价值100美元跑步鞋，他拿着这双鞋去前台付款，他可以选择用现金和刷卡（当然也可以用移动支付，但也是刷卡一种方式，之后会说）。

小明打算刷信用卡，他用的是Chase的Visa信用卡（这时开证行是Chase，卡组织是Visa）。由于Chase提供了信用额度，相当于借钱给小明，为了补偿承当风险，开证行会收取一些费用，他们称之为“intercharge“。

假设商户使用的银行是Citi（这时Citi是收单行），为了把付款信息从商户发送给Citi，需要一个支付网关，支付网关可以是软件（PayPal）或者硬件（PoS机）。Nike用的是Square的PoS机（这时Square是支付网关）。收银员用PoS机刷了小明的卡，Square将付款信息发送给收单行，作为报酬，Square要收取一定费用。

在Square将付款信息发给Citi之前，一般会先把付款信息传输给相关的付款信息处理公司对信息进行处理，该公司还会提供了一套工具，包括风险管理，欺诈保护和数据分析，作为报酬，付款信息处理公司需要收取一定费用。

因为小明的银行是Chase，Nike的银行是Citi。他们需要一个中间人来帮忙传达信息。卡组织就是这个中间人，主流的卡组织有Visa、MasterCard、银联等。卡组织不仅制定银行卡标准的组织，它还提供不同银行间的资金清算服务，所以也从中抽取一定的费用。

Citi收到确认之后，帮Nike进行清算，这时Citi也需要收取一定的服务费。

这五个中间人，都从小明的支付款中抽取服务费。所以Nike卖了一双100刀的鞋，最后实际收到的只有97.50美元。

既然商家要为中间商支付如此高的费用，那为什么商户还帮他们推广信用卡呢？

因为信用卡为商户带来更多生意。为了刺激消费，信用卡的开卡行会提供一系列的奖励计划，消费者保护服务和其他福利。

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链，开卡行提供越多优惠福利，就越多人用信用卡消费，商户就要给中间商支付更多费用。那最后到底谁承担这些费用？是提供优惠的开户行吗？还是商家自己承担？

答案是：使用现金和借记卡的消费者们。

根据Nilson的报告显示，美国商户每年因为刷卡需要支付的费用高达900亿美元，大部分是去到开征行那里。

商户亏了吗？并没有。他们悄悄地把刷信用卡的费用转移到产品上。小明买的那双Nike鞋子，可能原本的价格就是97.5美元，但最后Nike却卖100美元。消费者也乐意刷信用卡，消费者心理活动是:反正都是要消费的，但刷信用卡有巨大优惠，感觉赚翻了！

那么开证行的优惠力度这么大？他们亏了吗？并没有。现金，借记卡消费者有效地补贴了信用卡持有人的奖励。因为借记卡支付处理成本很低，现金处理成本几乎为零。商家是不会根据你用什么方式支付而调整商品价格的，他们都统一调高价格。相当于借记卡和现金消费者多付了包含在价格里的支付费用，却没有享受应有的福利。

这就是为什么信用卡看似多给了很多优惠，但银行却没有额外支出。实际上消费者同一样商品支付了额外的金钱，开证行得到了额外的收入。这就是信用卡的高明之处，令消费者甘心消费，在促进整体消费的同时，让银行们躺着赚钱。

3、Facebook Pay能改变局面？

ApplePay和FacebookPay看上去跟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一样。但实质上完全不一样。国内的用户不需要信用卡或借记卡即可访问支付宝和微信。而ApplePay和FacebookPay必须绑定信用卡或借记卡，只是通过移动支付将信用卡和借记卡数字化。

ApplePay和FacebookPay改变了美国支付的价值链了吗？他们不仅没有改变价值链，还在整个价值链上多加了一环，或者说是取代了支付网关的地位罢了。

国内的情况则不一样。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出现可以说改变了传统的支付价值链。以支付宝为例，支付宝钱包选择付款，然后支付宝通知银行扣款，银行再反馈扣款成功消息给支付宝，最后支付宝告诉用户付款成功。

这个支付的过程中，中间商只有支付宝和收单行。其他的开证行，支付网关、付款信息处理者、卡组织全部踢掉。这样整个过程都非常清楚明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商户和消费者都很喜欢。

这时有人会问，为什么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可以踢掉中间商，但美国科技巨头却迟迟没有做到呢？当中有很多原因，当年国内移动支付发展的初期，得到了政策的支持，同时相对不成熟商业行业体系没有意识到移动支付迅猛，让第三方支付有机可乘。

在西方，银行业是由资本集团垄断的，不可能轻易舍弃这块蛋糕。因为这些资本集团掌控着美国的经济命脉。根据麦肯锡的报告显示，2017年，北美的支付总额为4700亿美元，其中46%是由信用卡带动，接近一半，其中商业信用卡占比11%，消费者信用卡占比35%。在亚太地区，这个数字仅仅为8%。

同时，美国有着相对来说严密而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发展电子支付业务需要经历严格监管。

这里的监管者是国会，行政部、司法部门。但清楚美国体制的人都知道，国会背后是代表着相应的利益集团，他们通过游说（Lobby）的手段，让公共政策的制订者与决策者制定有利于该团体的利益。

所以我们看到Facebook自从发布Libra以来，就一直被相关部门叫停。扎克一直被请到国会接受机器人式的问答。

4、结语

在美国信用卡支付体系里，价值链条一环扣一环，每个价值链底下都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移动支付在美国一直没有发展起来，看来并不是扎克所说的美国金融基础设施很落后，相反，也许是金融基础设施太完善，顽固得难以改变。

在过去几十年中，硅谷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创新力的引领者，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这个人口只有400万的小地方，诞生了一大批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的科技公司，它们无疑是伟大的。

但是，硅谷就是无法衍生出像中国般成熟的移动支付体系。

这当然不是硅谷自身的创新力不行，而是因为美国已经拥有了完善的信用卡支付体系，几十年来这个体系一直在不断地自我建设，自我强化，今天它已经到了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地步，以致于Facebook也只能跟着中国移动支付的历史路径亦步亦趋。

社会经济学规律有时候就是这么有趣，社会性的习惯就是传统，而传统的力量就是这么强大，即便是硅谷，也无法逃脱其掌控。

Facebook依然在努力，但一个客观事实是它已经比中国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落后了好几个身位，并且它未来面临的困难还有很多。它几乎没有可能在移动支付方面超越阿里和腾讯了，这也意味着在移动支付方面，美国几乎没有可能再反越中国。

而反观中国的移动支付，未来依然潜力无限。这一方面得益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自身的奋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国并无类似于美国的这种历史包袱。

今天，移动支付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哪怕十八线小县城里的菜市场小贩都在用移动支付收款，它的便捷性远超信用卡。

我希望，客服妹子以后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不要再给我安利信用卡了，世界如此美好，我们聊聊彼此的人生岂不是更好吗？

By 汉之云

5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在众多数据中最让公众关切的2020年中国综合生育率已经跌到1.3。这个数据让“彻底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再一次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

　　1影响生育率的因素

　　首先，给大家捋一捋生育率下降的原因。

　　生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绝不是某一项或者几项政策能够左右的。

　　从全球范围来看，整个东亚地区，特别是东亚城市化率比较高的国家，综合生育率不但偏低，而且在全球排名垫底。

　　给大家一组2018年数据。

　　日本综合生育率是1.41，中国澳门是1.22，新加坡是1.14，中国香港是1.07，韩国是0.96。

　　看看上述数据，你就明白网上流传的所谓影响生育率的原因其实大都不靠谱。

　　比如，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生育率——上述国家与地区都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生育率同样偏低；

　　比如，国家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就能提高生育率——事实上包括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出台了力度很大的鼓励生育政策。

　　以日本为例，新婚夫妇结婚就能获得安家费补贴，房租补贴，生了小孩后每月都有补贴，小孩幼儿园全免费等等，但是日本综合生育率还是只有1.41。

　　比如，房价太高抑制了生育率——这个提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肯定不是决定性原因。

　　我们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住房制度被誉为发达国家（地区）管理得最好的典范。新加坡住房体系是中低端人群购买政府提供的平价（或者低价）房，高端人群才去购买商品房。

　　而新加坡政府为年轻人提供的平价组屋价格大致就是新加坡家庭年收入中位数3倍左右。所以，新加坡年轻人买房并不吃力，但是新加坡综合生育率还是只有1.14。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在影响生育率呢？

　　三个原因。

　　其一，经济越发达，城市化率越高，年轻人生育欲望就越低。

　　大城市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加上娱乐生活丰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所以，越是大城市的年轻人，生育欲望就越低。

　　纵观全球发达国家，只要城市化率超过70%，生育率就会迅速跌到2.0以下——要知道，保持人口数量不下降的生育率指标是2.1以上！

　　所以，欧美发达国家近几十年的主体民族人口数量一直在往下掉，只有靠着吸收移民来弥补，这又会带来更复杂的社会问题。

　　2020年中国城市率大致是64%，已经比较接近70%这个门槛，所以，我们年轻人的生育欲望在发展中国家中属于偏低的。

　　其二，不孕不育率越来越高。

　　2001年中国适龄生育人群不孕不育率只有3%，到了2015年已经是12%，2020年甚至达到15%，7个适龄生育年轻人就有1个不孕不育。

　　按照本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适龄不孕不育人群高达5000万人，即使我们按照综合生育率1.3计算，也少生了近3000万小孩。

　　不孕不育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关系。

　　在东亚所有发达国家与地区，由于工作节奏快，工作压力大，不孕不育率特别高（普遍在12%左右），而欧美国家不孕不育率只有5%—8%左右。

　　其三，城市化发展不充分带来的性别资源错配的问题。

　　发达国家的基本门槛是城市化率70%，欧美国家一般都在80%，而中国目前只有64%，这种城市化率的差距带来的就是性别资源的错配，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所以，性别资源错配的情况特别严重。

　　城市对年轻人有无可阻挡的吸引力，但是农村人在城市立足是有门槛的——或者自身素质优秀，或者比较勤奋，或者运气比较好。

　　相对而言，农村女性比男性更具优势——女性可以通过婚姻进入城市，而农村男性就比较难一些。

　　所以，中国同时出现了两个对立矛盾的现象，城市大龄女性多，农村男性光棍多——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农村男性光棍已经高达到4000万人。如果我国城市化率能达到80%，那么就意味着至少有2000万以上的农村年轻人进入城市。我们假设这2000万以上的农村年轻人结婚率达到80%，那么即使按照综合生育率1.3计算，也要新增1000万婴儿。

　　按：根据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20—40岁适龄生育中国男性整体比女性要多1750万，这个数据与适龄生育人群高达5亿+的规模相比并不可怕，这点数量的差距完全可以通过拉开婚姻年龄差距来弥补。

　　城市化率不够本质还是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不够，城市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主要是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

　　而服务业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多少取决于城市人群的收入水平，城市人群收入水平越高，就越能给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我们以美团为例。

　　中国目前月收入超过5000元有7000万人，其中近一半大约3000万人是美团核心用户，这3000万核心用户每年消费36亿单外卖，而美团收入低于5000元的非核心用户有3亿，这3亿人每年在美团消费51亿单外卖。

　　这87亿单外卖养活了470万骑手。

　　你看看，人数占比只有非核心用户10%的核心用户在美团外卖中贡献了40%的收入。

　　所以，如果中国月收入超过5000元的人群能增长一倍，让美团核心用户数量也同比增长一倍，光外卖一项，每年就可以多提供160万个骑手岗位。

　　那么，怎样才能让中国城市就业人群收入大幅度增长呢？

　　这就必须要实现产业升级，把欧美国家垄断的高端产业全部拿下来。

　　2激进生育政策的副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现在国家即使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甚至出台激进的人口政策其实意义都不大，对整体出生率并不能产生较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现在中国出台激进的人口政策反而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可能一般人无法理解激进的人口政策能有啥副作用，这个问题不好展开来谈，只能简单的说两句。

　　其实在中国放开二胎之前，计生部门一般都没怎么管城市一般家庭生育超标了。国家主要对两块人群超生管得很严——

　　贫困农村家庭超生，相关政府责任人一票否决！

　　体制内家庭超生，一票否决！

　　知道为什么吗？

　　贫困农村家庭超生，带来的就是营养不良、教育缺失、性格上不健康（留守儿童，缺乏父母关爱）的问题儿童；

　　体制内超生，容易导致阶层固化。

　　所以，如果现在中国采取激进的生育政策，不但对提高一般城市家庭生育率作用不大，而且恰恰可能导致让贫困的农村与体制内家庭生育率急剧上升，这就是激进人口政策的副作用！

　　3官方对人口问题的态度

　　下面讲一讲官方对人口问题的态度。

　　管理层对人口问题的态度和公众的期盼不大一样，普通公众希望中国人口能持续保持增长，而管理层可能更希望中国人口基数能逐渐降下来。

　　（来源：央广网）

　　这是大领导在2016年最权威的表态，计划生育政策必须“长期”坚持！我不认为本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这个基调会有重大调整。

　　所以，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主要结果记者招待会上，包括路透社与红星新闻的记者都曾经追问“是否会考虑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官方的回答是这样的——

　　刚才，你提到的关于生育政策方面的一些考虑，路透社的记者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释放生育政策的潜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

　　这个回复与前面大领导的定调——“计划生育政策要长期坚持”是一脉相承的。

　　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管理层会坚持计划生育政策？难道管理层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严峻性”吗？

　　4 人口红利

　　下面我们就来讲讲这个“人口红利”。

　　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人口红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生硬的将过去的经验搬到未来去用是要出大问题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首先启动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不管是低端制造业还是建筑行业都需要大量的初级劳动力。那个时期只要从农村转移一个剩余劳动力进入制造业或者建筑业，其创造的价值溢价就是“劳动力红利”。

　　过去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2亩，2亩地的农业种植每年顶多有几千元的产值，但是一旦转移到工业与建筑业，同样的劳动力就能创造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产值——

　　这种转移劳动力产生的价值溢价乘以庞大的人口基数，就能创造惊人的经济增长成果。

　　但是，这种增长模式现在已经难以为继。

　　中低端制造业目前是产能严重过剩，建筑业甚至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外输出产能——

　　所以，现在到未来，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初级劳动力够不够的问题，而且在去产能+产业升级后怎么解决现有劳动力就业的问题！

　　目前我们正在全力推动产业升级，要将相当一部分中低端产业升级到高端产业。

　　高端产业的基本特征是吸纳劳动力少，单位人口创造的价值高。

　　以华为为例，去年华为营收接近9000亿人民币，华为职工总数为18万，人均产值达到500万元——是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人均产值的10倍以上！

　　换句话说，过去我们搞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要用180万人才能搞出9000亿的产值，现在同样的产值只要18万人就够了。

　　是不是效率很高？但是同样也面临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淘汰的162万人怎么办？

　　另外，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很快。很多智能工厂都开始大量应用机器人，这又要淘汰大量的初级劳动力。

　　还是以华为为例，现在的职工是18万人，未来5年后可能就只有9万人。这又要淘汰9万，合计就是171万人怎么解决就业？

　　还能怎么办？

　　只能向第三产业转移，向服务业转移。

　　但是，未来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同样也会面临人工智能替代的问题。

　　包括无人餐厅、无人超市、无人加油站、无人驾驶等等都会淘汰大量初级劳动力，比如现在解决了几百万人就业的外卖送货骑手，未来也面临着智能机器人的替代问题。

　　大量被智能机器人淘汰的初级劳动力怎么办？

　　只能靠国家通过低保的方式养起来。

　　为了养活这些失业的初级劳动力，国家就得对现有产业抽取大量的赋税去补贴这些失业的初级劳动力——包括生活补贴、粮食补贴、公交补贴、教育与医疗补贴等等。

　　需要国家养活的民众数量越多，那么国家的税负就越重，这就有很大可能削弱我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所以，控制人口的增长，让人口总量逐渐下降绝对是非常必要的！

　　假如中国未来实现产业升级，成为发达国家粉碎机，但是发达国家总人口才10亿，就算把所有发达国家全降级成为发展中国家（这是不可能的，中国真这么干，一定会爆发毁灭性战争），中国也不可能让14亿国民达到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总体蛋糕就这么大，中国是12亿人还是16亿人来分这个蛋糕，差别是很大的。

　　我给大家算算账。

　　例如，目前中国人均肉类消耗量是60公斤，世界排名大致是第十。英德大概是80公斤，美国是120公斤。

　　那么，未来中国人的肉类消耗量能否达到英德的水平？

　　可能性有！前提是必须把人口总数降下来。

　　肉类生产本质就是堆粮食，不管是养鸡养猪养牛都是要用几斤粮食才能生产一斤肉类。

　　我国耕地面积大致是18亿亩，现有的粮食生产大致是6.2亿吨。为了满足老百姓吃肉的需求，我们每年都要进口1亿多吨粮食，其中主要就是大豆。

　　目前国际市场上大豆出口量最大的国家有三个——美国、阿根廷、巴西，这三个国家出口的大豆占国际市场的90%，而这三个国家每年大致出口大豆1.1亿吨左右，其中90%都被中国买走了。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了25%的关税，让美国大豆出口重挫。

　　但是中国还得进口1亿吨大豆啊，最后不得不提高价格扩大对阿根廷、巴西甚至俄罗斯的进口。国际市场上的大豆（除美国外）几乎被中国一扫而空，这样才保证我们人均60公斤的肉类消耗。

　　大家想一想，假如我们的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只要再增加2—3亿人，就算我们有足够的外汇，就算我们把全球大豆出口全买下来，也很难保证目前人均60公斤的肉类消耗水平，更不要说在此基础上提高了。

　　相反，如果我们总人口下降2—3亿，我们人均肉类消耗很快就能达到英德80公斤标准。

　　人均肉类消耗提高20公斤，意味着中国老百姓食物水平要上一个大台阶。

　　再来一个例子，汽车。

　　目前中国汽车保有量达到3.6亿台，看上去很多，但是一平均就不够看了，我们千人拥有汽车数量才200台，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发达国家都是600台左右。

　　那么，中国未来千人汽车保有量能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呢？

　　几乎不可能。

　　就算是未来中国人口不增长，我们的基础设施、环境承载、能源结构都不允许中国汽车保有量再翻三倍。

　　所以，高层发展中国汽车产业的思路非常清楚，其一是电动化（这样才能大幅度提升汽车保有量的情况下对环境以及能源压力较低），其二是大力发展共享经济，让有限的汽车为更多的人服务。

　　5提高人口“质量”

　　未来的人口竞争是“质”的竞争，而不是“量”的竞争。

　　要提高人的“质量”就得投入更多的资源——

　　包括食品、住房、医疗、教育，在全球存量博弈的大背景下，中国未来不管怎么拼，拿到的蛋糕总是有限的，有限的蛋糕分配给不同数量的人口，最后对“人口质量”的影响是有很大差别的。

　　我可以负责的讲一句，在高端人才供给上从现在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完全碾压全世界。

　　先看一组数据。

　　历年参加高考人数和与录取率（数据来源：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大家看看，从2008年开始是不是报考高考人数在下滑（90年过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但是带来的结果是高考录取率节节上升。

　　2017年达到近75%，4个考生就有3个能录取（比很多发达国家还高），而猫哥参加高考的92年——也就是“人口红利”最顶峰的时期录取率25%！（这还是全国平均数据，当时四川是23万考生只录取3万人！）

　　2020年以后中国将实现高中义务教育，未来高考录取率很可能超过80%——

　　也就是说就算几年后中国新生婴儿只有1000万人，即使考虑职业教育分流一半，那么80%以上的录取率也能保证有400万孩子进入大学。

　　400万大学生看起来人数少了一半，但是总数量也超过美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约350万），更为重要的是，大学生人数下降一半，单位每人每年的教育经费投入就增长一倍！

　　现在每年国家财政为每个大学生补贴8000元左右，800万大学生每年就是640亿。

　　如果未来能把这个数量降到400万人，教育投入再逐步提高——让每个大学生每年补贴能增长3倍，达到2.4万元，这样就能大幅度提高大学毕业生的整体质量。

　　这个观点不接受任何抬杠，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绝对是钱堆出来的！

　　再看一组数据。

　　历年高校毕业生与研究生毕业人数（来源：知乎@一麾）

　　大家看了这个图有什么感觉？

　　我来告诉你们，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适龄劳动力供应图与上图一模一样，结果我们享受了20年劳动力红利。

　　现在这个图可以妥妥让我们未来享受20年工程师红利！

　　所以，你现在理解为什么计划生育政策要长期坚持了吧？

　　一定要控制人口！

　　只要高端人才供给足够，初级劳动力未来完全可以用智能机器人替代。技术人才+部分初级劳动力+智能机器人，这就是未来中国的人力结构，也是最有效率的人力结构。

　　现在14亿人已经是沉重的负担，如果不控制，让人口继续增长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如果未来再增加几亿人口，怎么保证食物水平？怎么保证能源供给？怎么保证医疗与教育资源？最关键的是——

　　怎么解决就业？

　　再搞一波劳动密集型产业？把好不容易去掉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统统恢复？或者关掉智能工厂砸碎智能机器人来增加就业岗位？

　　不要给我扯什么人口越多，越能拉动消费的屁话，没有工作的人口不是消费而是消耗！

　　讨论宏观问题任何时候都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现在的世界是存量博弈！存量博弈！存量博弈！

　　存量博弈经济总量这个蛋糕是有上限天花板的！

　　中国首先就是要让人口数量逐渐的降下来，才能以有限的资源投入不断提高“人口的质量”，才能让中国在存量博弈的竞争中赢得优势！才能让现有老百姓不断提高生活水平！

　　没有这个大前提，什么产业升级，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统统都毫无意义！

　　6养老问题

　　最后说说养老的问题。

　　中国面临的养老形势十分严峻，解决这个问题根本还是要靠经济增长，全员劳动效率的提高。

　　很多人老是认为，只要年轻劳动力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就能解决养老问题，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所谓养儿防老，前提是这个儿子得有一份不错的收入，如果儿子没收入或者收入不高，养老就变成了啃老——

　　这个微观现象放大到宏观就是国家不但要解决新增劳动力就业的问题，还要解决平均就业收入要达到相当水平。

　　我们还是以美团为例。

　　美团现在有470万骑手，目前都没有买五险一金——换句话说，这470万就业的劳动力对社保与养老金账户贡献为0。

　　好吧，我们当然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骂美团黑心，但是美团外卖骑手的佣金已经占到美团外卖收入的80%以上——

　　美团就是把全部利润来补贴470万骑手的5险1金也远远不够！所以，如果美团要给外卖骑手购买5险1金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每单外卖费用要增加1—2元。

　　每单外卖费用增加1—2元看起来不多，但是很可能导致美团近3亿非核心用户大幅度流失——因为外卖数量下降，最后反而导致470万骑手有相当一部分丢掉饭碗。

　　这个世界运行规则就是这么残酷。

　　还是那句话，中国现在最急迫的问题不是增加劳动力数量，而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为产业升级奠定人才基础。

　　但是人力素质的提高是需要砸钱砸资源的。在资源总量有上限的情况下，人口数量越少，单位人才投入的资源就越多。

　　7总结

　　最后总结一下，中国人口最好的政策就是让人口数量逐步下降，当然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人口数量的下降最好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也就是人口下降软着陆。

　　2020年我们综合生育率只有1.3，这个数据有点偏低，但是不排除是受疫情的影响。

　　按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是1.8，所以未来国家人口政策大的方向是保证育龄妇女这个1.8的生育意愿变成实实在在的生育率。

By 猫哥的视界

学区房的时代可能要过去了，这个周末，西城落地史上“最狠”学区房政策，家长们都崩溃了。“学区房永远涨，一房解千愁”的局面恐怕要彻底改变了。

　　北京西城区

　　放出了学区房的终极大招

　　近日，北京市西城区明确，2020年7月31日后购房家庭，不再对应登记入学划片学校，全部以多校划片方式在学区或相邻学区内入学。

　　从7月2日开始，不少北京西城幼升小的学生家长，陆续接到了调剂电话。特别是为了孩子入学，在去年7月31日后斥资买下德胜、月坛和金融街(6.880, 0.05, 0.73%)片区学区房的家长们，他们按照要求登录西城区教育考试中心官网，在登记意向学校时，却意外发现原本可以进的“牛小”（优质小学），基本都没有了学位，只能选择其他片区的普通小学。

　　有消息称，德胜的育翔小学，四老房本的很多都被调剂了，有调到本区“西师附小”的；也有调到新街口学区“志成小学”和“第二实验小学玉桃园分校”的；还有调到什刹海学区“雷锋小学”和“鸦儿胡同小学”的。

　　金融街宏庙小学，四代房本很多调剂到了本区的“华嘉小学”、“实验二小涭水河分校”

　　731之后的房本雷更大，房本或者户籍是731之后的，要去网上填报志愿，限时两天时间。填报系统显示不管你买的是哪个学校的学区房，基本只有渣校可选。德胜、月坛这两个最均衡的学区，本区内学校全部不能选，直接派到相邻学区。

　　结论就是西城房本是731之后的，全部去比较一般的学校。可以说这学区房算是白买了！

　　731政策，是指去年西城区公布的一条新政策，规定自2020年7月31日后法定监护人在西城区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的家庭，适龄儿童申请入小学时，不再对应登记入学划片学校，全部以多校划片方式在学区或相邻学区内入学；此外，自2020年7月31日后户籍从本市其他区迁入西城区的个人居民户籍适龄儿童申请入小学时，不再对应登记入学划片学校，全部以多校划片方式在学区或相邻学区内入学。

　　多校划片是指一个小区对应多个学校。多校划片会将热点小学、初中分散至每个片区，确保各片区之间大致均衡。在具体操作中，实行多校划片将通过随机派位方式分配热点学校招生名额。派位未能进入热点学校的学生，仍应就近安排至其他学校入学。

　　此前是一套住房对应一个学校，多校划片后，一套住房对应多个学校。

　　也就是说，即使你买了学区房，也会和学校周边的居民（非学区房）共享机会。

　　通俗点说，之前高价买入的学区房，由于多校划片极有可能分到普通学校。

　　在个别片区，凡是去年7月之后购买学区房的，全部被分配到邻近片区，不只是“多校划片”，更是“不分片区多校划片”。

　　至于分配到哪个学校，没有规律、不能干预，公平摇号。

　　花的溢价高价钱白花了，特别是赌学区房升值的投资客。

　　有大V“房世子”在微博分析称，东城区给的办法是，纯随机。你买了房，家附近肯定不止一所学校吧，就近入学，又没说按最近入学。我就给你随机分到其中一所学校去。

　　这个办法的作用是啥呢？打乱你的价格体系，原来一百分的学校对应的房子卖100万，80分的房子卖80万，现在给你随机分，你说你房子应该卖多少万？

　　西城这边呢，用的方法则是—打龙头。

　　对于月坛和德胜这两个涨比较猛的学区，我直接全给你调剂出去，你虽然买了这里的房子，但是对不起，你得去旁边的学区上学。

　　这招釜底抽薪太狠了，你买了10万一平的房子，给你拉到5万一平的房子那边上学！

　　此前西城区的学区房房价有多高？

　　此前，西城从未严格执行过多校政策。使得新入手学区房的家庭抱有侥幸心理，不怕多校划片，认为自己会赌赢，孩子因此能上好学校。但西城此次的决心和力度，可谓给他们当头一棒，高房价到头来只换取了一个渣校的名额。

　　为火热的学区房降温，西城做的属实惊艳。

　　近年来，受学区政策的影响，学区房市场火热，价格屡创新高。德胜已飙升至约17万/㎡，金融街更是在20万/㎡以上。今年开年后，西城德胜等学区房，有的房子一夜之间涨了40万元。而据数据显示，在今年的2-4月，北京二手房市场成交约52585套，成交量环比增速在30%以上，西城学区房成为主力。

　　由于疫情及其他原因，很多家长意识到，短期内无法将孩子送往国外读书，于是转向国内的优质学区，同样增加了对学区房的需求。近期一些国际学校的生源增多，同样也是源自该部分的需求。

　　而在2019年的双十一，在某拍卖网上，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烂缦胡同的一套5.6平方米的“破旧小”学区房经过多轮拼杀，以总价127.55万元成交，吸引了近5万人次围观。而这套房源原本的估价为65.76万元。

　　这意味着，这套胡同房每平方米价值约23万元左右。而同地段房源一般仅需9万~13万/㎡。

　　不是别墅，不是精装修，不是无敌视野海景房，仅仅是一1室0厅0层”的“破旧小平房”。

　　房产经纪人提醒道：西城区基本都是学区房，网红法拍房的面积和价位平时基本是不可能有的。十平米的房源其实非常少，就算有，可能也是有人为孩子买了一套，占住学位再卖出去。因此，不少小户型的房源基本已经没有学位了。

　　而在2016年，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文昌胡同深处，一间小小的、不起眼的、甚至杂草丛生，可以说有点破败的房子，刚刚卖出了相当于20公斤黄金的价格。确切地说，这处仅仅11.4平米的房产，卖出了53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每平米房价达到46万元人民币。卖出如此高价的原因，就因为它是北京最著名的小学之一实验二小的学区房。46万的单价，也创造了北京最贵学区房的记录。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分析指出，去年西城区731政策出来后，他曾表示，过去为了获得较好的入学名额，一些购房者会选择购买小户型的学区房，这也造成了这类学区房出现了价格炒作的乱象。而这次西城区的入学政策也体现了当前学区改革的重要导向，通过限制学位和随机分配学区的方式，客观上为学区房降温。

　　整治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

　　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

　　两个月来，广州市、成都市、石家庄市、南京市等多地展开行动治理房地产领域虚假违法广告，其中，以学区房的名义违规宣传和炒作房价成为整治重点。

　　石家庄市已于2021年5月10日、11日下午，对全市133家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介机构、广告经营单位等共计290人分期分批进行集中行政指导和相关法律培训。

　　据悉，本次培训针对房地产企业广告违法行为频发的现象，对房地产、中介机构、媒体等广告活动市场主体进行集中约谈指导和广告相关法律法规培训学习，重点解决涉及学区房、投资升值等虚假违法广告宣传问题，减少房地产虚假违法广告频发乱象，规范石家庄市房地产广告市场经营行为。

　　5月17日，南京市房产局会同市教育局等部门，对全市房地产经纪机构开展专项检查。各区累计检查了房地产经纪机构191家，检查组随机抽查了17家房地产经纪机构门店，重点检查是否存在以学区房名义宣传推广房源、是否存在以学区房名义炒作房价等问题。

　　5月19日，成都市教育局联合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关于开展学区房等虚假违法广告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2021年5-6月，全市开展学区房等虚假违法广告专项整治工作。

　　《通知》指出，专项整治的主要范围包括从事商品房销售及二手房买卖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房源信息发布平台、网络媒体等市场主体的以下三种行为：以广告或其他形式的宣传明示或者暗示购买者可以签约入读、划片入读特定中小学的；在广告或其他形式的宣传中使用学位房、学区房、学府房、名校配套等引发购房者对特定中小学入学资格产生误解的；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承诺特定中小学入学资格的。

　　5月24日，广州市教育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房地产配套教育设施广告宣传的意见》的通知，对教育资源无中生有、夸大事实、信息不完整、告知缺位等宣传现象进行依法查处，并提出规划阶段、建设过程、销售合同、销售过程等多方面监管，指出要依法依规对违法违规行为予以惩处，加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强化综合治理。

“一旦开始考虑学区房，就像感染上未知病毒，实则是对教育、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恐慌。必须买下房子，把确定性握在自己手里，才能解毒。”身边有过此类经历的朋友，无不向我传授心法：教育资源就像一块蛋糕，理想的切分当然是均衡化，但均衡是个长期过程，想要吃到蛋糕，眼下还得买房。

　　学区房并非中国独有，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当下的病毒一样遍布全球。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教育资源都很难完全平均分配，优质教育资源总是相对稀缺，你想要，我也想要。至于到底谁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进入好学校，通行的方法大概有3种：考试录取、抽签（摇号）、划分学区。

　　抽签（摇号）全凭运气，是一种概率事件，伴随着不确定性，且容易让人心生惰性，产生听天由命的感觉。考试，看起来是一种相对公平的方法，但在实践中逐渐变味，出现了推优、特长、点招、定向等10多种招生方式，一些暗箱操作如影随形。而且“拼孩子”导致孩子课业压力加剧，社会各界对“减负”呼声越来越高，一些择校方式不断被“叫停”。

　　划分学区成了一种简单且相对公平的解决方案。学区房，自然也成为众人争抢的稀缺资源、唯一的主动选择通道。围绕学区房出台的相关政策，总能引起家长圈、房产圈的强烈反应。

　　原本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不搞重点学校、不搞重点班级，让教育资源更加均衡。如今，没有了民办学校的“竞争”，没有了“精准”对应的名校学区，家长们择校更加“理智”，结果公办学校得到更多青睐，“学区房”的热度依然不低。

　　可以说，新政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学区房的优势，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附加价值。在整体教育资源较好的学区，甚至会因为家长的避险心理，学区房价格再度被推高。

　　“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市民，未来只能拼孩子。”在一些家长看来，为了争抢名校资源，必须买学区房。只不过，现在买要做好房子“套牢”甚至“砸在手里”的准备，也要做好上不了名校的准备。毕竟，新政之下，一套房子对应一所学校的格局被打破，投资学区房将出现不确定性。

　　那么，学区房还要不要买？

　　从房产投资角度看，学区房的流动性比其他二手房要好很多。即便学区的划分存在不确定性，只要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没有变，学区房溢价依然会是房地产投资分化的重要原则。

　　但如果把学区房看作“赌上孩子未来”的教育投资，性价比可能就没有那么高了。在当下的中国，购买学区房的家庭一般具备两方面条件：有一定的财力，以及对教育非常重视。重视教育，中国很多家庭都如此，但如果没有那么好的经济条件，对学区房过度投资，作为孤注一掷的赌注，风险未免太大。

　　前几年，一条“清华北大博士夫妇买不起学区房”的新闻，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与讨论。近来，一条题为“单亲妈妈为女儿读名校卖掉祖宅换学区房，靠租房陪读”的社会新闻，令人唏嘘不已。

　　学区房，用市场化的方式，网罗了一批相对来说能力突出的人，从人际资源看，对孩子成长无疑助力良多，但这只是增加了孩子“学有所成”的几率，不是教育的全部，也承载不了一个家庭对孩子的全部祝福与期待。

　　从根本上说，学区房也并不是缓解教育焦虑的一味良药。多数家长教育焦虑的根本原因，不是买不起学区房，而是无法确定孩子学有所成的愿望会不会实现——

　　“我们俩清华北大毕业，孩子怎么能只上个二本？”

　　“为了娃住在厕所大小的单间，什么时候是个头？”

　　“多校划片，我的学区房白买了吗？”

　　从一系列对学区房的控诉中可以看出，对孩子未来发展无法把控的无力感，才是家长焦虑的根源。简单来看，解决之道无非两种，一种是放弃不切实际的执念，另一种则是提高成功率和可行性。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解锁之法放在孩子身上，不如放在自己身上。对孩子的未来患得患失，不如对“更好的自己”的求索来得更有把握。

By 中国基金报

这几年，有很多的人被称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它的最初提出者，是北大教授钱理群。原话是这样的：“ 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其中原因，并不在于竞争之激烈，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竞争，而是做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至少能在短期内获得不错回报。

至于长期，远视的人很少， 在短期不断的负向反馈下，不少人动摇了。

而一个“笑贫不笑娼，无神论者开教堂”的时代，懂得给一些踏实肯干的人短期回报的管理者，还不多。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什么样子的呢？

他们结识有名的教授，不是因为单纯喜欢教授的研究，而是教授足够有名，推荐信分量不轻；他们努力在校园招聘会找负责人聊天，不是因为真心想讨教学习，而是为了在HR面前露露脸，为自己的面试加分。

还有的人，大学期间的小组作业，专门找勤快又好学寡言的学霸组队，他们倒不是那种free rider（搭便车者），他们比free rider 高到不知哪里去了，他们总是想办法得到比较轻松的一部分工作，但是又把这部分工作描述得无比重要和困难。然后到期末展示的时候，他们再发挥他们最擅长的“表面装修”，把期末的报告、展示，弄得极度光鲜，得到高分。 

Free rider你可以不和他一组，但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甚至觉得难以拒绝他们！

所以，做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用那么费力，就能拿到不错的成绩、推荐信、offer，再加上他们的高起点，名校、高学历，你可能感觉他们混得很不错。

实际上，除了大学，生活到处都有靠着小聪明和小手段，爬得又高又快，让老实人们气得牙痒痒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而作为父母，在教孩子做人时，会毫不犹豫地强调“仁义礼智信”，但看到社会上“人善被人欺、好人没好报、坏人爬得高”时，家长们的三观，可能或多或少都出现过轻微的动摇。 

我当然希望孩子正直、善良、诚实，不要企图靠耍小聪明获得成功，但那些耍小聪明的都赶到前面了，难道孩子要一直做个老实的普通人吗？如果以后孩子问我，为什么他善良又正直，却不如心机满满的同学混得好，我该如何向他解释呢？ 

1

一个8分的Giver

世界上分为三种人：giver、taker和matcher。 

Giver是奉献大于索取的人，乐善好施；taker是赤裸裸索取而不知奉献的人，肆意掠夺；matcher在giver和taker之间摇摆，精心包装自己的意图，有利可图时提供帮助，无利可占时冷漠旁观，总是等着别人先示好，无利不起早，“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多就属于matcher。 

研究表明，matcher和taker，其实走不远。真正会获得最高成就的，是8分的giver。

为什么？

10分的giver，会因为太善良而被taker和matcher利用，影响获得的成就；10分的taker，也许在短期内能获得回报，但他们获取回报的途径不道德，因此也会引得其他人效仿，从而搅乱整个环境的秩序，让大家都无利可图；10分的matcher，格局太小、视野太短，只做有回报的事，只和有利可图的人打交道，天天喊着机会成本，其实无形中损失诸多机会，成就不会太大。 

而一个8分的giver，可以设立界限，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给予善行。如此以来，他会拥有好名声，遇到其他giver，合作共赢；同时，8分的giver身边还有一些matcher，时刻盘算着从giver身上获益，他们很自私，不希望其他taker也占giver的便宜，瓜分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会保护giver，赶走taker，从而净化了giver身边的环境。8分的giver也足够精明，能够看破matcher的小心思。

2

10分的giver不会得到很高成就

沃顿商学院Adam Grant教授，就提出了一个“成功金字塔”理论，他根据研究，将giver、matcher和taker，分别在金字塔中做了高低排序。

他发现，有些非常善良、善于奉献的giver，他们反而错过了更多的deadline、得到更低的评分和成绩、促成的销售额也最少，因而在成功金字塔中，反而处于最底层。 

在短期内，好事都让taker和matcher给占了，完全阻塞了向上的空间，使得完全的Giver只能处在底层。

这就是大多数人感到不公平的原因：我辛勤工作，遵守规则，为什么混得不如那些小人好。

很多研究都证明，短期内，职场中的马屁精、狂妄鬼，都要比君子混得好。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Jeffrey Pfeffer的研究发现：

操纵老板对你的看法，比默默努力工作更加重要；

为老板留下好印象的员工，往往比没留下好印象，但更努力工作的员工，得到更高的业绩评分。即便老板知道你的奉承并不真诚，拍马屁也依然是有效的。 

一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就说得好：要你能让老板高兴，业绩并没有那么重要；相反，如果你让老板不高兴了，业绩好也救不了你。 

那么，我们是否就要让自己学会拍马屁、不择手段呢？ 

小人得志，往往只是短期内得志。

而在长期内，如果你也学习这些小人，那么你周围的环境，都会被同样的小人充斥。这时候，小人还能一如既往得志吗？ 

3

10分的taker注定失败

在Adam Grant教授的“成功金字塔”研究中，彻底的giver处于最底层，那么彻底的taker处于什么位置呢？ 

中层。 

taker会在初期夺取权力和利益，从而获得比完全的giver更多的实际利益，所以他们会站在中层。

然而，拍马屁、走捷径、坑队友，或许尚且可以暂时上位，但现在人都很聪明，发现行得通的成功路，就必定会有大批人一齐涌来。

世间的事分为三种：对的、错的，和人人都去做的。 

人人都以为2015年股市必上6000点，辞职在家炒股比上班舒服，再配上资，能赚更多。当很多人一起都来投机，就一起被割韭菜。

究表明，有利可图的坏行为，是会传染给他人，从而在大范围内传播开来的。一个团队中，如果有一个坏榜样，那么整个团队的效率，也会降低30%-40%。

因此，耍心机、使手段、拍马屁，以及为人不善，在最初看起来很有效，但在长期内，别人会觉察到你的“成功路径”，效仿你通过破坏秩序来获益的手段，坏行为传播，继而使无法忍受现状的好人出局，能够忍耐现状的好人被提拔换环境。

最终，你的身边只留下和你一样的人。

此时，你曾经获得成功的环境，或者你以为能够获得成功的环境不复存在，公平与正义荡然无存，只剩一群小人在一潭浑水中争得你死我活。

而你最大的敌人，就是其他的小人。 

10分的taker，只能短期得利，如果长期坚持taker行径，只能自取灭亡。

4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能获得中等的成功

那么，做一个matcher（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会停留在成功金字塔的哪个位置？ 

也是中层。

Matcher们无利不起早，百般权衡，确定得到实际回报后才会行动。这种被动的态度，会大大减少他们与其他giver的互动，自然也就失去了诸多获得长期利益的机会。 

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们，或许在短期内风光无限，但久而久之，没有人总是主动提供机会，也并非所有的利益都摆在明面上，能够让他们看到有利可图才行动。

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真诚交往，相信很多合作共赢的机会，都从身边悄悄溜走了。

5

谁是最大赢家？

既然彻底的giver处于成功金字塔的最底层，taker和matcher站在中间梯队，那么最大赢家是谁？

Adam Grant教授的研究发现，大部分有成就的工程师、最高成绩的学生，最好业绩的销售人员，都属于giver。 

另一名教授Arthur Brooks的研究还发现，做一个giver不仅会带来高成就，还让人更富有，因为每捐出一美元，捐钱者的收入就会增加3.75美元。 

好成就、高收入，都属于giver，而做一个giver，还会让人更长寿、更幸福。 

有一个研究，对被试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发现性格和蔼、善于给予的人，寿命更长。其他研究发现也发现： 

对于不道德行为的容忍度更低的人，要比能容忍坏行为的人，幸福程度更高，这种幸福提升，与收入增加、职位晋升获得快乐程度相当。

为别人花钱，比为自己花钱更开心。

哪怕一周只进行两小时志愿服务，都能帮助人减缓压力，增加生活满意度。

所以，最顶层、最幸福的人，依旧是giver。

确切地说，giver处于成功的两个极端。 

那么，为什么有的giver“人善被人欺”，而为何有的giver却“善有善报”呢？ 

原因在于，“善有善报”的giver，是有原则、有立场的，而非无底线的奉献者。 

在一个叫做“The Right Amount of Trust”的研究中，被试被要求为自己对他人的信任程度打分（0-10分），结果是：

打分为8的人，收入是最高的；

8分以上的人，比8分者收入低7%；

而对人信任度最低的人，收入最低，比8分者低14.5%，相当于没读大学的潜在损失额。

所以，更确切些，有原则、有立场、有底线，且能获得更高成就的人，是8分的giver。

太信任他人、无私奉献的giver，容易被taker吸干耗尽，从而影响实际成就。 

而8分的giver，会建立个人界限，识别什么样的人值得帮，而什么样的人会浪费感情。当发现有人利用自己，他们会坚定远离小人，毫不犹豫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毫无界限的善，是愚蠢、懦弱的代名词。 

聪明的君子，既会将道德恪守始终，还能从小人那里，学习如何坚定维护自己。

所以，做一个有原则的giver，会让你遇到更多giver。而见风使舵的matcher，绝不会容忍你被taker利用，抢走他自己的好处，所以他们会保护你，和其他giver一起，帮你惩罚身边的taker。 

“人善被人欺”是对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是对的。 

太多老实人看不到自己身上的软弱，太多聪明人看不透自己心中的狭隘。

做人还是要远视一点，你说呢？

By 子非鱼

自打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未来科技就一直担惊受怕。大家先是怕电。然后害怕火车和汽车。但是，只需一两代的时间人类就可以完全习惯这些创新。

的确，大多数技术都会以某种方式造成过伤害，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好的。对于未来的技术来说，这一点可能也是正确的——尽管有一些严重的伦理和哲学原因值得我们害怕。

其中的一些其实不应该吓到我们。但有一些我们应该害怕。还有一些已经在塑造我们的世界。

在开始之前，我得先警告你：你在此文中读到的某些东西会引起很大的争议。我需要你用开放的心态来对待这篇文章，并承认我在这里提出的想法仅仅是想法而已。

我没有极端或死板的看法，对于道德和哲学上的问题我也没有确切答案。你可能会有完全一样的想法，这完全没关系。

1.人体冷冻

人体冷冻能让人长生不老吗？

人体冷冻看起来似乎很科幻（公平地说，这篇文章里面所有内容都是这样），但这项技术已经存在。有些公司会在你死后立即把你冷冻起来，因此，只要技术和药物取得了足够的发展，你就可以重获新生。

我是认真的，比方说像这样的公司。如果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买长生不老药了。

以下是一些已经被冷冻起来的名人（詹姆斯·贝德福德，特德·威廉姆斯，约翰·亨利·威廉姆斯，迪克·克莱尔·琼斯，FM-2030），还有一些目前还活着但希望死后被冷冻起来的名人（塞斯·麦克法兰，拉里·金，西蒙·考威尔，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小甜甜布兰妮（Britney Spears））。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人什么时候以及是否会被解冻。冷冻人体的技术尚不完美，而且可能会存在无法修复的不可逆转的损失，但是这项技术每年都在提高。不过另一方面，解冻人体的技术还没有出现。

这为什么会吓到我们

选择冷冻自己的人带来了社会污点。现如今，在大多数人看来，冷冻尸体的想法似乎非常的弗兰肯斯坦（科学怪人）。

选择冷冻自己的人通常被看作是被骗了，是胆小鬼。他们不能接受死亡。他们想欺骗上 帝，自然或宇宙想让他们去死的事实。

我们应该被吓到吗？

其实不然。

你知道还有什么能让人逃脱死亡吗？心肺复苏术（CPR）。字母R就代表复苏（Resuscitation）。

你知道还有谁因为自己不接受死亡而自欺欺人的吗？来吧，你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想得罪任何人。

简要回答：不，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害怕。至少不是出于上述原因。

我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避免死亡，就是这样。除非你持续处于的植物人的状态，并且有充分的理由宁愿选择死亡而不是无用的受苦（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未来的技术可以解决你的病情），否则我们没有理由接受死亡。生活实在是太美好了，我不希望它结束。

就算你已经死了，又有什么可失去的呢？也许冷冻无法正常工作。也许现在被冷冻的人已经受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但是他们下的是一个不会输的赌注。他们要么选择明确无误的死，要么给自己一点点求生的机会。你觉得该选哪个还不明显吗？

不过，有个严重的问题。休眠可不便宜。当冷冻疗法慢慢为社会所接受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富人会冷冻自己。然后会是中产。那低收入者呢？

我们过去常常说，人一旦死后，不论贫富，大家都是一样的。可在不久的将来，这种说法可能不再成立，因为只有穷人会死。

现如今，死亡是常态的。我们许多人都有失去亲人的经历，但我们知道人终有一死。但是，当死亡不再是常态时会发生什么呢？死亡什么时候可以避免？说不定会更加痛苦，一想到人将分成长生不老阶层和凡人阶层，那种感觉实在是太糟糕了。

2.个人决策者

选择恐惧症的福音？

你有没有试过呆在房间里面，苦思冥想几个小时来做决定？你会后悔自己做出的决定吗？你有没有曾做出过一个明智的决定，但自己却喜欢不起来，因为你想到了不选择替代选项让自己失去了什么？

反正我就会，而且一直如此。但这种情况很快就会结束。

Google和Facebook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如果最优决策是最符合你最大利益的决策，这些公司有朝一日会替你做出决策这一点是不是显而易见啊？（编者注：《未来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你不再需要做任何决定：人工智能将为你做出一切决定，比方说你要从事的工作，跟谁约会，午餐吃什么。（编者注：不妨想想最新一季的《西部世界》）

为什么这会吓到我们

必须做出决定可能会很困难且令人沮丧，但这正是让我们觉得处于控制之中的原因所在。正是这件事给了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

社会还没有准备好不再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尽管这一点正在慢慢改变。但是，即便是对于那些不相信自由意志的人来说，丧失了用自己的大脑进行决策的能力也是非常可耻的。尤其是如果大公司在控制着那些决策算法的话。

我们应该被吓到吗？

其实未必。

我预计我们很快就会学会放弃决策能力。我们已经在这么做了。决定该看什么系列剧的不是我们，而是Netflix。决定该听什么音乐的不是我们，是Spotify。决定该读什么书的不是我们，是Amazon。

那些故事让你感觉我的决定我做主，因为最终点击《怪奇物语》（Stranger Things）第一集播放按钮的人是你。但是，如果那的确是你的决定的话，我怎么才知道你真的在看那部系列剧呢？

虽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企业已经在通过推荐系统推动了我们的决策过程。但是对此我们一般都感到满意，因为有效。在决定我们喜欢什么东西方面，人工智能比我们强。不直接做出决定并不会剥夺给我们带来的满足感。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我们反而会更加享受，因为我们不会对从未做出的决定感到后悔。

哪怕我们不再控制自己，我们（也可能）可以过着幸福而充实的生活。对控制的需要是一种幻想，也是一种文化上的东西。社会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迅速演变，免费的概念在将来将不再适用。

如果我们必须要害怕点什么的话，那就是担心有人会利用这一点。黑客和企业可以出于自己的目的操纵我们的决定，而我们甚至都不知道。

如果你认为自己会保持自我的控制感，而且如果某人试图操纵你的决定时自己会意识到这一点的话，请再想想。最近发生的Cambridge Analytica 丑闻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数据已经被用来通过个性化广告来操纵选民。

但是，自从远古时代以来，人就一直在操纵人。哪怕没有AI决策者，人受人操控这个问题也仍然存在。（编者按：参看《乌合之众》）

3.艺术家AI

AI抢艺术家的饭碗？

2018年，这幅画在拍卖会上最终以432500美元的价格成交了。画家是一个对抗生成网络（GAN），一种“创意AI”。

我个人认为这幅画很烂，但是GAN已经被用来创作音乐，写假新闻，以及生成假人。

不久之后，人工智能会被用来创造比人类作品更好的艺术。尽管大多数人认为艺术是只应该属于人类的东西，因为机器缺乏“灵魂”或“个性”，但在某些情况下，人类已经无法分辨艺术品是由人还是机器创造的。换句话说，GAN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

为什么这会吓到我们

看着AI在各个方面表现都比我们出色，我们现在对此已经见惯不怪了。在检测癌症方面AI比我们更好。在下国际象棋和围棋方面，人工智能比我们强。

但是，别扯了，艺术？AI，你就不能歇会儿吗？

我们仍然不能接受AI可以成为比我们更好的艺术家这一事实。艺术天生就属于人类，不是吗？艺术是感性的，需要激情的，意义深远的，艺术不是逻辑，不是数学，不是吗？你可不能通过计算导数或利用贝叶斯定理来完成艺术，不是吗？

如果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做得比人工智能更好的话，那件事情就是艺术。如果AI甚至连艺术都可以做得比人更好的话，那么人类还能提供什么价值呢？

我们应该被吓到吗？

一点点，或许吧。

这取决于事态如何发展。

一方面，人类会将享受到更多更好的艺术。他们将会对AI擅长制作艺术感到习惯，他们会从中受益。

另一方面，人类艺术家将无法跟AI竞争。

没有人会阻止人类艺术家去创作艺术。但是其他人可能不会看或者欣赏那些艺术。作为一名艺术家，你可能喜欢创作艺术品的过程，但是如果你的作品没人看的话，那么高艺术创作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过有一点是对人类艺术家有利的。好的艺术品取决于两个因素：

• 能产生强烈的情绪影响。
• 可发出强有力的讯息。

人工智能也许可以创造出有史以来最好的情感体验。但是讯息呢？当然，人工智能也可以传递讯息，但是人能解读吗？

强烈的讯息应该通过个人经历和观察来解读，对于AI而言这是不可能的。再次地，这并不意味着AI就无法传递信息。它可以传递有史以来最好的讯息，但那不是真实的。人没法跟AI建立起联系，因为AI没有人的体验。

这就是为什么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决定同时享受AI和人类创作出来的艺术的原因所在。我们甚至可能都不会把它们都叫做 “艺术”，因为那会是两种不同的事物。一个会更注重情感，另一个则更注重讯息。

4.超现实的性爱机器人

Sex Robot会不会是你的完美伴侣？

自人类诞生以来，我们发明了各种引人入胜的东西，比方说语言，艺术，工具，科学以及自己取悦自己而无需过真实的性生活的方式。要知道，第一个dildo可是有28000年的历史，这甚至比农业和人类社会的历史还要悠久。

在不久的将来（实际上，未来已来），我们将会被android（机器人） 和gynoid（女机器人） 入侵。但不是像《未来终结者》那种入侵。它们入侵的唯一对象是我们那张床。

实际上，性可能是男女机器人的唯一用途。我看不到人形机器人的其他用途。

不久，这些性爱机器人会变得超现实。它们在身体构造上会跟真实人类没有区别。如果说不是更好的话，跟机器人做爱会像真实的性爱一样。人工智能会让这些机器人能够在任何你能想象的位置进行各种动作。你可以以想要的任何方式发生性行为，你最怪异的癖好都能得到满足。

更重要的是，性爱机器人不仅可以满足你生理需求，还可以满足你的情感需求。你可以跟性爱机器人讨论你的问题，然后互相拥抱，做爱并再次互相拥抱。它会让你感觉像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真正重要的人，甚至可能跟你建立起关系。

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些具有个性的性爱机器人原型。

为什么这会吓到我们

性爱机器人吓人有三个主要原因：

• 他们可能会被黑客入侵。这是这里描述的大多数技术都会遇到的常见问题。你是不是把某人供给惹毛了？为了报复你他们甚至都不必亲自动手：他们要做的就是对你性爱妻子或丈夫重新计较那些编程就可以干掉你。你或许会死于一个奇怪的性爱姿势，那看起来就像是一次意外。
• 它们取代了真正的人类情感。当性爱机器人可以同时满足你的生理和情感需求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找一位真正的伴侣呢？你可以把去外面吃饭的钱给省下，然后用来雇一个机器人妓女，或者到Amazon上买个自用的性爱机器人。
• 它们可能会导致人类灭绝。呃，这是上一条的直接后果：如果你对寻找人类伴侣不再关心，你就不会有孩子。

当性爱机器人变得司空见惯时，我们可能都会失去跟现实的联系。而且，性爱机器人会比人类还要火辣。如果我们习惯了机器人，其他人类的身体可能就无法吸引到我们。就像色情瘾君子一样，我们会脱敏。我们会让人体变得更加物化。

我们应该被吓到吗？

可能有一点点吧。

虽说这三个问题也许令人担忧，但尚不清楚它们是否真的会那么糟糕。

问题在于，我们常常不了解社会是在发展的。性既有社会性，也有生物性。有的文化重视一夫一妻制，有的则重视一夫多妻制。有的文化重视身体的吸引力，而另一些则不然。一些文化将同性恋视为一种优势，而另一些则将其视为劣势。

性机器人肯定会变得很普遍。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就会很糟糕。

如今，针对性爱机器人存在在污名化的问题。几十年前，互联网色情也被污名化。但是在今天，很多人都经常逛PH而不会感到羞耻。性机器人可能也会是这种情况。

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发展，只要我们的身体和情感需求得到满足，我们可能不再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会有太大的区别。我并不是说这是一定的，或者我希望如此，我只是说这存在真实的可能性。是社会围绕技术而发展，而不是反过来。

那如果性机器人被黑了怎么办？呃，我们当中有些人会拥有智能家居，那些东西也可能会遭到黑客的入侵。一个非常聪明且目标明确的黑客可能会利用你房间里面的一切可用之物来杀死你（除非你现在是在浴室看这个）。所以，这个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性爱机器人。

那人类灭绝呢？我们的社会可能会找到一些办法来继续制造婴儿。这种制造过程更多地可能会牵涉到体外受精。而且谁知道呢，也许机器人也会成为好父母也说不定。

同样地，我这里并不是说我喜欢这个。我只是说，到头来，我们或我们的孩子会适应。我个人认为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爱。爱就是要让另一个人快乐。如果制造快乐的是一个冷漠的机器人的话，爱从何谈起？

如果说从中有什么可以确定的积极结果的话，那就是一切跟性有关的犯罪都会被消除。不再会有（人类）卖淫。强奸不再会有了。家庭虐待不再会有了。甚至那些恋童癖都可以弄到儿童机器人。

在你因为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开始恨我之前，先想想，你更喜欢恋童癖者与儿童机器人发生性关系还是恋童癖者跟真正的孩子发生关系？如果我在2040年的时候渠道某人家里发现那里有一个儿童机器人，我仍然会感到恶心，但至少我会为那个人远离真正的感到欣慰。

5. 纳米机器人（Nanites）

无所不在的纳米机器人

Nanites是有朝一日会围着我们到处转的纳米机器人。它们太小了，小到你看不见（除非成群结队），但却无处不在。它们会存在于空气里，水中，附着在表面、食物、我们的身体、尿液以及粪便里面。

它们会具备群体智能（不是集中控制），并且能够复制和适应。

它们可用于清洁环境，3D打印任何东西，治愈大多数疾病，探索其他星球，控制天气以及进行许多其他的科幻活动。

为什么这会吓到我们

你能信任让自己体内放数百万个微型智能机器人吗？我可不能。

原因永远都是一样：怕黑客攻击。谁控制了纳米机器人，谁就能控制一切。虽说分布式系统比集中式系统弹性强些，但智能病毒足以摧毁几乎所有的东西。只需对一个纳米机器人进行编程，即可将其代码复制到其他的纳米机器人身上，然后设定一小时后自毁。到时候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世界崩溃吧。

我们应该被吓到吗？

大概吧。

黑客攻击永远都是问题。但是，入侵银行帐户是一码事，黑掉空气、海洋、建筑物和人体则是另一回事。这一切只需要有一个聪明的，目的明确的、满腔怒火的人来破坏世界。

另一方面，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安全性也会跟黑客技术一起发展。像纳米机器人那样进的技术是有望做到安全可靠的。这不足以保证纳米机器人不会摧毁我们，但我认为情况不至于会那样。

我认为，在担心纳米机器人会毁了我们之前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需要担心。

6.设计婴儿

谁不想要一个完美的小孩？

设计婴儿是指通过遗传密码操纵人为创造出来的婴儿。

在理解遗传密码方面我们取得了非常出色的进展。我们已经能够克隆动物并做出真正的嵌合体。

设计婴儿的目的是创造出基因强大的人类，这种婴儿不会有疾病且具备你想要的一切特性。你可以创造出一个高大、聪明、善良、体格健壮的小孩，不必去依赖遗传上中彩票一样的随机性。

为什么这会吓到我们

当我们想到人类基因改变和设计婴儿时，我们会想到优生学，然后想到希特勒，我们会被引爆。

害怕基因改变很正常。围绕着基因的问题通常可归结为想“扮演上 帝”，因为这意味着操纵生命本身的结构。折腾我们的基因可能会创造出甚至不是人类的东西来。

如果我们认为有设计出具有特殊功能的婴儿的需要，就仿佛我们赋予了这些特性比人类生命本身还要高的重要性。

换句话说，这种做法似乎违背了道德法则，也就是“无论如何”都必须无条件地爱一个孩子。

而且这也违背了我们过去几十年来为了克服种族差异所做的一切努力。

在遗传差异方面我们一直都有麻烦。这些差异，比方说人种差异一样，往往会反映在阶层差异上。几十年前，尤其是在美国，黑人和白人仍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现在，官方已经不存在这种差异，但在人的思想里面仍然有强烈的存在（只要看看现在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就知道）。

设计婴儿可能会带来另一类问题，这类问题甚至比种族问题以及讨论冷冻人的时候描述的那种问题还要严重得多。当富人开始设计完美婴儿而穷人却负担不起的时候，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社会会发生骚乱以及#undesignedlivesmatter（编者注：模仿黑人的命也是命，未经设计的命也是命）运动吗？

我们应该被吓到吗？

或许一点点。

但是，我们应该感到害怕的唯一真正的原因是刚刚将到的那个，也就是我们存在出现新的社会鸿沟的风险。

同时，优生说必须放在社会背景下予以讨论。今天的优生学之所以变成这么坏的一个词，主要原因是希特勒干的那些事。

但是，杀死一个“不健康”的人跟组织那个人出生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选择谁跟谁结为伴侣，跟允许任何幸福的夫妇拥有自己的基因完美的孩子之间，还有一个巨大的区别。

只要那些“不一样”的人没有受到区别对待，并且允许大家跟自己喜欢的人结为伴侣，那设计婴儿就不仅应该是OK的，甚至还应该受到鼓励。

我为什么要说出争议性这么大的话？

说真的，设计婴儿的特性而不是让随机性替你选择有什么问题吗？如果你知道自己患有遗传病，你还会让你的小孩冒得这种病的风险吗？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去设计自己的小孩是很残忍的。

我真的很想把话说清楚。如果在受孕（或在胎儿获得意识之前进行，尽管我在这里不想主张堕胎权）之前进行的话，优生学并不是天生就不好的。如果你知道未来的孩子会得病，你难道不想让他们避免度过痛苦的一生吗？

如果这种治疗你负担不起，而你的孩子一出生就患有这种疾病，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应该得到世间所有的爱。他们不是“没人要的”。你只是想给他们更好的生活。而且你依然“无条件地”爱他们。他们对你的价值不亚于遗传上完美的孩子。

问题不在于基因改变本身，而在于社会。问题在于我们让遗传特征定义了我们，而它们应该仅仅是特征。任何人都应当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为什么仅仅因为害怕自然或宇宙做对就得冒遭受不必要的痛苦的风险？

7.沉浸式现实（IR）与脑机接口

IR+BCI=？

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你可能已经熟悉了。但沉浸式现实（IR）和脑机接口（BCI）你可能还不太熟悉。

IR就是通过把现实注入到你的大脑来让你沉浸在另一个现实之中。换句话说，IR是直接操纵了你的脑电波来创造体验。

这种操纵需要BCI作为接口。想象一下，你可以对自己的大脑进行重新编程。由于大脑几乎是你体验到的一切事物的源头，因此对大脑进行控制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通过BCI，你不仅可以沉浸在另一个现实之中，还可以抑制恐惧，改变自己的性格，在一秒钟之内阅读1000本书，跟他人进行心灵感应交流，控制机器人（包括纳米机器人），通过意念控制跟你大脑连接的物体，还可以获得许多其他的科幻小说才有的超能力。

为什么这会吓到我们

有两个方面需要思考。

一个是对现实的感知。IR（尤其是用于视频游戏里面的IR）会让你失去跟实际现实的联系。与实际现实相比，你在IR上面花费的时间更多。你可能会再也意识不到前者了。

二是BCI可以让你变成某种不是人的东西，或者至少会剥夺你的基本的人类体验。当你获得上述所有的超级能力时，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如果你可以像软件一样对自己的大脑进行重新编程，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当你只需要通过心灵感应进行交流时，跟他人交谈的基本体验就变得过时了，那时候又会发生什么？

还有，如果我们的大脑被黑了又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被吓到吗？

或许一点点。

自石器时代以来，跟现实失去联系一直就是人类的习惯。七万多年前（甚至更早），我们发明了小说。从那时起，我们的小说创作能力就在不断得到改善：口头故事，书面故事，表演，电影，视频游戏，虚拟现实。

那只是人性的一部分。只要你能够赋予自己的生活以意义，那么你大部分时间花在哪个现实上（不断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又有什么关系呢？见鬼，甚至我们自己的现实可能也只是模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意义。只要你有意识，你的生活就有意义，而这跟你生活在哪个现实无关。

但是，如果BCI所做的不只是让你沉浸于另一个现实之中呢？如果它们改变了你的思维结构该怎么办？就像许多的其他东西一样，这取决于事情如何演变。

我认为BCI的超能力在本质上不是一件坏事，就像咖啡给你提神的时候不是一件坏事，酒精在让你有点头晕的时候也不是一件坏事，而野草在你稍微放松一下的时候也不是一件坏事一样。（抱歉了，保守主义者们）。

但是，如果你过度使用了会怎样？如果这会上瘾又该怎么办？如果不那么像咖啡而更像可卡因该怎么办？呃，再次地，这得看情况如何演变。社会将会在必要的时候提出监管这些体验的规范，而心理学家和神经病学家应该在这些技术变得司空见惯之前更好地了解这些技术对我们思想的影响。

8.意识上传

继续上一条，不妨把它的思路延伸到极限。你不仅把自己沉浸到另一个现实之中，而且带上包裹行李，搬过去那里。

我最近刚看完了新的Amazon系列剧《上载新生》（Upload）。我建议你也应该看看，很棒。

在《上载新生》的世界里，人们可以选择将自己的意识上载到虚拟的来世，而不是死去。

这最终可能真的会变成现实。你的身体可能会死，大脑可能会死，但是你大脑里面的信息可以导出并存储到数字设备上。你的想法将会是硬盘，U盘或云端的一个文件。然后，你可以通过一种计算机程序继续生活，这个程序会以类似于电刺激改变大脑结构的方式来改变哪个文件的结构。

为什么这会吓到我们

听起来就像是疯了？我知道，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会令人恐惧的原因所在。

我们真不知道被上传后我们的意识会发生什么。最可怕的是，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

是的，问题在于，认为你可以生活在U盘里面的想法是疯狂的，但是认为意识必须依赖于生物基质的想法也很疯狂。神经元是由蛋白质还是由信息位组成的有关系吗？为什么？

这甚至不像你的意识存储在你特定的脑细胞里面那么简单。你的神经元一直在变化，但是你的意识始终都存在（是的，总会有新的神经元被创造出了，即使神经元不会繁殖）。意识必须存在于信息之中，因此它也可以存在于U盘之中。理论上是的。

我们应该被吓到吗？

大概吧。

想象一下，如果上传之后意识没有被保留会发生什么。如果每个人最终都被上载的话，我们基本上就灭绝了。留下来的就只剩一个不知道在跑什么的计算机程序，仅此而已。

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答案。你没法去问某人是否有意识，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这依赖于你在人脑里面可以找到的同样的记忆和现象。

我个人认为意识会保留下来。更准确地说，我认为意识不是“存储”进大脑或U盘里面中的，而是在互动的情况下出现的，无论那是突触冲激还是CPU周期。但是我们没法真正证明这一点。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忽略这个问题。意识上传有可能最终会实现，因此最好让神经科学家，工程师和哲学家至少先设法找到一个答案。

9.通用人工智能

AGI是我们需要的最后一项发明吗？

通用人工智能（AGI）是我们需要创造的最后一项发明。AGI是一种像人类一样可以学习任何东西的AI，而不仅仅是像当前AI那样只能精通一项特定任务。

当AGI被创造出来时，它会通过变得更加智能来不断地改进自己。到了某个时候，它会变成人工超级智能（ASI），智能到我们在它面前就像蝼蚁一样。

到那时，可能会发生两件事情。ASI要么会为我们建立起一个乌托邦，要么会把我们驱赶向灭绝。非此即彼，没有中间路线。

为什么会吓到我们

像《未来终结者》、《机械姬》、《2001：太空奥德赛》、《超验骇客》这样的电影均展示了当AI变得流氓之后假想中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大家对此有很多的困惑。有些人认为，AGI永远也不可能创造出来，因为关于人类思维的“某些东西”是没办法复制的。

有的人则认为，AGI会获得自我意识，并对成为人类的奴隶感到厌烦，所以会叛变。

到了一定时候AGI可能会被创建出来，因为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人的思维，尤其是关于人类智能方面存在那个“东西”。另外，AGI也不会获得自我意识，因为智力和意识是两回事。

但是，出于不同的原因，我们会被吓到。

我们应该被吓到吗？

是的。

人工智能的问题在于，很难说出它的目标和边界是什么。我们想法很乱，我们被弄糊涂了，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如果AGI的目标跟我们的目标不符的话，我们就会遇到智能体的“对齐问题”（Alignment Problem），并且可能会发生非常糟糕的事情。

不妨以回形针最大化器（paperclip maximizer）思想实验为例。像制造回形针这样的简单任务就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生存风险。为什么？

因为AGI总是会去寻找实现其目标最有效的方法。比方说，它会寻求把地球的所有原子（包括我们的身体在内）都变成回形针。

如果我们明确要求不能杀死我们，它仍然会设法去找到漏洞，让我们的生活痛苦不堪。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设定要避免的每一个条件。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这不是说AGI会主动去尝试干掉我们。但想让它不伤害我们会变得极其困难。为了过上美好生活，我们需要很多的东西，我们得确保AGI不会错误地破坏掉那些美好的东西。

在某些情况下，AGI甚至会主动想杀死我们。由于我们是如此的不可预测，因此AGI可能会认为我们会感到害怕，试图阻止它实现我们自己交给它的目标。

这可能是我们被迫要解决的问题当中最困难的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如果你还想进一步探索这一主题，建议你可以去看看Nick Bostrom写的《超级智能》。此书用语非常的学术性，但是值得一读。

从15岁开始，我就梦想着要开发一个AGI。现在，我的梦想是确保当AGI到来的时候不会杀死我们。

技术很美妙，但也可能很恐惧。这一点从未像现在那么的真切。我们拥有了一种此前无法想象的力量。

只有在用智慧的改进为指导的情况下，技术改进才会是好的改进。如果我们没法就如何使用类似神一样的技术做出明智选择的话，那我们注定是会失败的。

By Luca Rossi, Boki

尽管全球范围内对比特币投入较多的国家主要集中于美国、欧洲、以及部分亚洲国家，但是事实上非洲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和对新技术应用的需求，不见得逊于其他市场。本文介绍了非洲现有的一套比特币生态机制。

一、前言：
继今年九月央行正式叫停中国区的ICO（首次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后，大陆境内的比特币交易平台也在不久也被当局要求关闭。最近贵州地区甚至传出比特币工厂被限电的传言。尽管当地相关部门澄清限电指令并非官方正式文件， 但目前已经有部分矿工有了将工厂迁移至其他地区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的比特币交易转移至其他比特币监管较少国家的设想也成为了市场流行的讨论。
全球范围内对比特币投入较多的国家主要集中于美国，欧洲，以及部分亚洲国家。非洲市场，一方面由于硬件条件限制，另一方面因为市场对于该地区的传统认知，很少有投资者将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与非洲市场联系到一起。事实上非洲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和对新技术应用的需求，不见得逊于其他市场。目前已经有部分创业公司和个人开始在非洲建立起一套比特币生态机制。
非洲大陆现在有四个主要的比特币和其他各类加密货币的交易平台：Luno，BitcoinFundi，ice3x，NairaEx。这些平台支持比特币和非洲国家本地货币之间的兑换，其中点对点（peer-to-peer）兑换本地货币的交易平台http://LocalBitcoin.com。与此同时，非洲区其他新兴比特币交易平台在过去一年中的交易量也出现了增长。

二、非洲国家区块链技术应用情况
现在非洲对区块链技术进行开发的创业公司和团队主要集中在非洲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国家首都地区，包括：加纳-阿克拉，尼日利亚-拉各斯，肯尼亚-内罗毕，南非-开普敦等国家和地区。

1.肯尼亚

BitHub Africa (区块链加速器 & 咨询服务)
BitHub Africa是一家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从事区块链加速器开发和相关咨询服务的公司，由肯尼亚最早从事比特币开发的John Karanja于2015年创立。该公司主要服务于肯尼亚市场的区块链和金融科技公司，另外为了积累未来非洲市场的更多区块链开发人才，同样有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业务。

BitPesa （转账业务）
BitPesa是一家从事B2B类型资金转账的平台。公司总部在内罗毕，并在拉各斯，伦敦和旧金山分别设有公司分部。公司收取较低的手续费，资金转账业务需求主要来自肯尼亚，尼日利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

Bitsoko （手机钱包）
Bitsoko是一款基于安卓手机系统开发的手机钱包，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消除付款方和付款方的转账手续费用，也丰富了移动设备的付款方式。Bitsoko的发展目标在于将区块链技术融入现有的非洲区手机支付系统，以此让用户可以接受来自其他国家的比特币付款，从而实现移动端跨境转账。

2.南非

Luno （前身为BitX）（比特币钱包 & 兑换）
Luno是非洲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也是最非洲流行的比特币钱包之一。通过Luno的比特币钱包，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段进行比特币的储蓄和使用。在同样支持比特币交易的非洲国家之间，Luno也支持比特币的跨境交易。

Custos Media Technologies（基于区块链的音乐隐私保护技术）
Custos Media Technologies的创立，旨在运用区块链技术对音乐隐私进行保护。将无法修改的无形水印嵌入数字内容之后，水印便成为了一种比特币密匙。如果受水印保护的内容一经泄漏，则随后第一个发现该问题的人则有机会获得一个较小数额的比特币。

PayFast （付款）
PayFast是一款针对南非用户和南非网站的付款服务。该产品将比特币纳入付款服务的用户选项，并成为南非第一家比特币付款处理平台。

The Sun Exchange （P2P借贷）
The Sun Exchange是一家P2P借贷平台。该平台通过连接在太阳能产业进行投资的人士，完成点对点的借贷服务。The Sun Exchange承诺可以将电子货币转换成源源不断的太阳能生产收入，并且年回报率可以达到10%。如今该公司为太阳能产业投资人士提供全球范围内的太阳能项目进行选择。

GeoPay （P2P汇款）
GeoPay的平台为用户提供全球范围的即时跨境转账服务。专门针对非洲地区众多尚未拥有银行账户的用户提供全球转账系统解决方案。平台收取最低3%的小额转账，这些转账主要用于日用品，教育，健康等方面。
Bankymoon （区块链服务解决方案）
Bankymoon是世界上首家运用区块链智能计量为能源应用和电网运营提供解决方案的南非创业公司。公司主要提供基于区块链的解决方案和咨询服务。

3.加纳

Bitland （基于区块链的土地所有权注册）
加纳创业公司Bitland借助区块链技术对个人或企业的土地契据进行信息注册。公司下一步发展目标是，在非洲地区将该项技术推广到更多国家，深耕数十亿美元的潜在市场。
Dream Bitcoin Foundation （非营利比特币推广组织）
Dream Bitcoin Foundation的建立是为了提升用户虚拟货币的接受度和推广虚拟货币的使用，让虚拟货币能够更多的运用到电子商贸平台的付款。 Dream Bitcoin Foundation也为年轻的创业者提供融资服务。

PayPlux（电子支付方案）
PayPlux和大多数非洲区从事区块链服务的创业公司一样，主要从事针对大公司和个人用户的跨境转账服务。PayPlux目前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加纳和尼日利亚市场的公司和个人转账需求。

PmCedi（电子钱包 & 电子支付）
PmCedis Capital是一家专注于电子钱包服务的创业公司，产品功能包括电子钱包小型或中等额度的充值和提现。公司的发展旨在为国内和国际用户提供一个稳定和高效的电子货币支付平台。目前该公司已经和一些支付体系取得授权合作，其中八廓PerfectMoney，Bitcoin，Litecoin和Webmoney。

4.尼日利亚

NairaEx （比特币交易）
尼日利亚的Naira Exchange是一家专注于比特币交易的平台。该平台支持用户买入和卖出包括比特币在内的各类电子货币，如Web Money和Perfect Money。借助该平台，用户还可以通过关联平台的电子钱包和银行账号进行收款和付款。

5.博茨瓦纳
Satoshi Centre Pty （比特币交易）
Satoshi Centre Pty公司位于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是博茨瓦纳第一家比特币交易平台。Satoshi Centre Pty为比特币交易者提供了一个通过比特币购买任何类型商品的解决方案，并支持比特币于欧元，美元以及本国货币普拉之间的兑换。

三、国际比特币公司在非洲的投资情况

BitRefill （比特币移动端充值服务）
BitRefill由Boost VC accelerator投资，让用户可以通过比特币对手机通话时间进行充值。公司和多家电信运营商，AT&T，Verizon等进行了合作。

Cashaa （基于比特币的汇款服务）
Cashaa公司的总部位于伦敦，是一家比特币P2P交易平台。Cashaa可以对全世界范围内的现金转账和场内交易的比特币进行匹配。Cashaa为现金转账用户和比特币交易用户提供了一个互惠互利的平台。

Kobocoin（比特币支付）
和Cashaa一样，Kobcoin也是一家位于伦敦的创业公司。该公司建立了类似于比特币的电子货币支付系统，但是更多针对于非洲市场。Kobocoin致力于通过电子货币支付的方式，为国际市场将更多的资金以更高效和低成本的方式汇入非洲。

TikeBit（加密货币收据）
通过TikeBit便捷的加密货币平台，用户将不再依赖于银行和信用卡，直接借助加密货币系统，在零售商店进行购物之后，通过加密货币对支票金额进行支付。
四、非洲地区其他的比特币创业孵化器
非洲市场同样重视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并鼓励该领域创业公司的发展。
Barclays Rise —— 开普敦
位于开普敦的Barclays Rise Accelerator由Techstars支持创立，旨在为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提供通向世界的门户。与此同时，公司还提供了为期13周的培训项目，为创业者们提供了与培训人员，行业专家和巴克莱管理层的交流机会。
Blockchain Academy —— 开普敦
Blockchain Academy为金融机构，企业和组织，开发者，创业者，学校和政府提供了数字货币和区块链的专业培训。通过这些培训，Blockchain Academy让大众更好的了解电子货币系统的运作方式，以此鼓励更多组织和个人投身于电子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开发。

非洲市场比特币发展现存的问题
1.人才的限制：目前非洲区人才总体水平依然不足以支持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更大规模的拓展和普及。众多在非洲市场普及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公司实际总部都位于英国等欧美国家，真正非洲本土从事该领域的公司并不占多数。
2.非洲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网络的普及，和用户的使用习惯依旧处在数字化转型的初始阶段：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众多地区存在电力供应不足，网络硬件落后的情况。
3.本地政策存在不稳定性：虽然总体看来非洲国家的监管机构并为对比特币发展提出更多的限制，但是法律体系不完善的现实本身为之后金融和商业政策带来诸多变数。创业公司可能面临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更加复杂的发展环境

By 弗朗索瓦

美联储纪要显示，货币政策方面，部分官员预计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开始讨论缩减量化宽松。多位官员认为，如果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某个时候”开始讨论缩减购债规模是合适的。

　　通胀方面，纪要显示，几位官员将通胀上升至“不受欢迎”水平的风险提高到了足以明显引发政策反应的水平。部分官员认为，农业部门的状况有所改善，农民的收入受到了更高的农作物价格和联邦援助的支持。部分官员认为，由于基数效应，通胀将在近期升至2%以上。官员们普遍预计，在短期效应消退后，通胀会有所缓解。许多官员表示，尽管衡量通胀的指标在短期内预计会出现波动，但长期通胀预期指标仍保持在与实现长期目标大体一致的水平。展望未来，官员们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胀将与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目标一致。

　　消费和支出方面，多位官员指出，财政刺激、疫苗进展、被抑制的需求和高水平的储蓄将继续支持消费者支出。一些官员指出，企业和家庭债务的脆弱性处于“中等”水平。一些官员表示，受疫情严重影响的行业中的一些企业正在缩减规模，或一些企业专注于削减成本或提高生产率，特别是通过自动化。

　　劳动力市场方面，多位官员讨论了材料和劳动力短缺以及供应链瓶颈等可能制约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复苏步伐的报告。一些官员指出，不同人口和收入群体以及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复苏仍然不均衡。许多官员表示，企业在雇佣员工方面遇到了困难，这可能反映了提前退休、健康问题、照顾孩子的责任以及失业保险福利的扩大。许多官员表示，相对于疫情前的水平，劳动力市场限制压低了劳动力参与率。

　　对于经济前景的预期，纪要显示，在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还需要一段时间，经济离美联储的目标还很远。经济发展的道路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的发展，包括疫苗接种方面的进展。目前的公共卫生危机继续给经济带来压力，经济前景仍存在风险。

　　美联储官员们承认经济有所加强。纪要显示，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不像之前几个月那么高。官员们一致认为，会后声明应承认，经济活动和就业指标有所加强，但受大流行病影响最严重的经济部门仍然疲弱，尽管这些指标有所改善。官员们判断，尽管前景仍存在风险，但疫苗接种和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持续进展极有可能巩固经济活动和就业的进一步增长，并限制经济前景出现风险。

　　对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一些官员表示，疫情造成的下行风险仍在继续，并指出，鉴于新的病毒株和对疫苗接种的潜在犹豫，复苏可能不均衡。

　　//  缩减讨论或比预计更早发生  //

　　尽管在美联储今年3月份和4月份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前，市场就曾出现对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措施的预期，但鉴于美联储高层的鸽派表态，此前市场大多预期美联储会在今年下半年着手退出量化宽松措施，但通胀形势也可能促使在今年年中就释放有关信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经济将强劲复苏，通胀水平将不断上升。

　　摩根大通执行董事兼全球研究主席张愉珍（Joyce Chang）在18日出席在线研讨会时表示，美联储可能要到今年9月或今年更晚些时候才会讨论缩小量化宽松规模，加息则可能要等到2023年。到今年年底，美国和中国的产出缺口将会被填平——2008年金融危机后产出缺口的填平花费了8至10年时间。市场的担忧是，美联储在通胀上涨的情况下仍不退出刺激性措施。

　　瑞士信贷表示，这一信号最有可能出现在8月份标志性的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上，美联储将在2022年认真开始缩减购债规模。

　　瑞士信贷澳大利亚策略师Damien Boey表示，我们认为，美联储关于通胀压力暂时论和通胀预期无法锚定的观点再无法令人信服。

　　根据美联储的说法，要等到就业和通胀目标取得实质性进展它才会缩减量化宽松。但近几个月以来，美联储的口风出现变化，开始跟其他几个央行一样，变得没那么鸽派了，这种转变对投资者而言很重要。

　　不过Satori Fund创始人兼投资组合经历丹尼尔斯（Dan Niles）告诉雅虎财经（Yahoo Finance），高于预期的通胀数据，加上全球其他央行已经退出宽松货币政策，也有可能会迫使美联储比预期更早退出宽松政策。

　　他表示：“如果你看到食品价格、能源价格、住房价格上升迅速，美联储不会有任何的选择。”他预测，美联储可能在今年夏季发出信号，以削减其每月120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

　　//  华尔街大佬担忧“放水”产生的风险  //

　　越来越多的华尔街大佬，开始担忧由美联储无止境的“放水”所产生的潜在风险。

　　近日，索罗斯的昔日军师、亲密战友Stanley Druckenmiller发表专栏文章称：因为美联储持续的庞大的货币宽松政策，助长了金融市场的过度行为，应该立马调整政策，将风险降至最低。

　　Druckenmiller警示，除了泛滥的流动性，当前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历史较高水平，通常在这一阶段，美联储应该计划首次加息。然而，美联储却告诉市场，首次加息将在32个月后发生。

　　另外，美国债务也让Druckenmiller产生了担忧。他表示，美联邦仅用了2年时间就增加了30%的GDP额外财政赤字，将在未来几十年内给央行带来从未有过的压力，在未来20年内，几乎30%的年度财政收入将不得不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利息。

　　在Druckenmiller看来，危险信号已经出现了，外国投资者正在大举抛售美国国债，这是令人震惊的，也是史无前例的，即使在花费数万亿美元支撑债券市场之后，外国投资者仍然在净卖出。

　　与此同时，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始人达利欧也警示，拜 登 政府的经济计划增加了通胀和美元贬值的风险，让太多的资金流入经济体内，产生制造泡沫的风险。

　　达利欧认为，当前股市的估值已经算是一种泡沫，但并不是债务催生的，而是因为市场有太多资金，货币政策却没有收紧，那么你持有的货币会贬值，无奈只得配置股票等资产。

　　摩根大通执行董事兼全球研究主管表示，在美联储表态将保持耐心的情况下，通胀还将继续走高。经济重启中出现的供给侧制约今年下半年仍将存在。

　　//  美股今夏或面临20%修正？  //

　　对通胀的担忧本月已经搅乱了市场，纳斯达克指数自5月以来已下跌近5%。但一位对冲基金创始人警告称，如果美联储暗示今年晚些时候应对疫情的宽松政策即将结束，可能会引发美股下调20%。

　　就美联储官员而言，他们坚持认为，通胀上升是经济从疫情封锁中重新开放的暂时现象。不过，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以2008年以来最快速度上涨，这可能令投资者感到恐慌。这一通胀指标与美联储偏爱的个人消费支出（PCE）指数不同，在过去12个月里上升了4.2%。美联储已经暗示，即使按其偏好的指标衡量，经济复苏中的通胀率超过2%，它也愿意保持宽松。

　　但正如尼尔斯所指出的，世界上其他经济体已经表示，它们有意摆脱疫情期间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加拿大央行已经开始缩减购债规模，而英格兰银行成为七国集团中第二个讨论购债的国家。尼尔斯说，这一现象可能会促使美联储更快采取行动。俄罗斯和巴西等其他国家的利率已经上升。

　　正如尼尔斯在他的博客中所指出的，市场的10年盈亏平衡通胀预期正处于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他表示，由于美联储扩大了债券购买计划，以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衡量的通胀担忧被人为压低。但有关缩减每月1200亿美元购买计划的讨论可能在夏季改变，尼尔斯预计届时美联储将放弃其宽松信号。他的观点仍然是，美股将出现10%至20%的调整，对无利润增长的企业造成最严重的打击，2021年迄今为止的情况就是如此。

　　他表示，低估值和高盈利企业将是较为理想的投资领域。像谷歌和Facebook这样盈利强劲的大型科技公司，可能比那些在利率上升环境中无法发挥同样优势的无利可图的竞争对手表现更好。在其他领域，能源板块和像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这样的金融公司仍是他最喜欢的一些价值股。

　　在今年5月，高估值的科技股成为美股暴跌的重灾区。

　　其中，美国五大科技巨头FAAMG—Facebook、苹果、亚马逊、微软以及谷歌母公司Alphabet走得尤为弱势。

　　截至5月18日，今年5月以来，苹果跌近5%、谷歌跌近4%、Facebook跌近5%、亚马逊跌近6%、微软跌超3%。

　　华尔街分析师担心，未来几个月的通胀压力或进一步推高债市收益率，进而压低高估值的科技股。

　　//  耶伦再提增税大计，或令美指雪上加霜  //

　　在当地时间5月18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呼吁商界领袖支付更高的税款以支持政府的刺激性支出，并支持加强工会和降低外国竞争壁垒。不少投资者担心，美国税率上调的行动最终可能迫使驱动更多投资资金从美国市场撤离，从而打压美元资金需求。

　　耶伦在美国商会发表演讲时重申，白宫打算提高对企业和最高收入者的税收，作为拜 登 政府基础设施支出计划的一部分。

　　耶伦称，由于企业税处于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1%的历史低位，相信企业部门可以通过承担其公平的份额来为基建计划做出贡献，建议只需将企业税恢复到历史规范水平。

　　此前，美国总统 拜 登 提议将美国公司税率从21%提高到28%，以帮助支付2万3千亿美元的基建计划，但他也表示，愿意在其拟议的公司税率上调方面做出妥协。

　　5月13日，拜登与六位共和党参议员举行会议时表示，愿意在其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开支计划上做出妥协。这些参议员已经强调了与拜 登 存在的重大分歧，但表示或许有可能达成协议。

By 券商中国

2019年1月30日，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正式结束长达12年的“毒品战争”，希望实现和平（与毒贩），军队不再优先抓捕卡特尔（垄断同盟）贩毒组织的头目们，政府目前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公共安全，减少每天凶杀案的数量。”

　　他的这番话，传达了很多信息：第一，间接承认这场“毒品战争”以失败告终，没能解决毒品问题，反而让国家陷入动荡之中；第二，军队不再参与抓捕和打击毒枭，希望换来双方和平相处，共建“和谐”社会；第三，每天的血腥仇杀愈演愈烈，已经到了官和民都不聊生的地步。

　　墨西哥毒品战争于2006年12月11日开始，由当时的卡尔德龙总统发动，在长达12年的毒品战争中，包括毒贩、平民、警察、士兵和官员在内的死亡人数高达数十万，惨烈程度不亚于任何一场战争。然而目的没有达到，反而在这期间，让一些州已经沦为人间地狱，成为全球最不安全的国家之一，其危险程度甚至超过了战乱中的叙利亚。（墨西哥禁毒到底有多惨，可以翻阅之前的文章）

　　大多数中国人对墨西哥的印象，都源于这场“毒品战争”，它让我们看到一个毒品泛滥成灾，贩毒集团比政府更牛逼的国家。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墨西哥的经济数据并不差，远超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GDP排名约是第15位，公认的中高收入国家。

　　墨西哥的发展源于1940年至1970年期间，经济增长了5.5倍，而人口只增长了1.5倍（这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大约6.4%，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3.3%）。在1968年达到了巅峰，这一年举办的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示了墨西哥革命成功五十年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赢得了万众瞩目。

　　这一时期可谓是墨西哥的黄金时代，被称为“墨西哥奇迹”，也让其正式成为拉美经济大国。1980年，墨西哥人均GDP为3174美元，世界排名43位；而中国为309美元，世界排名123，数值是中国的十倍还有多。诸位想一想，1980年中国是什么情况，此时的墨西哥经济可以说是全面碾压中国。

　　直到2018年，中国人均GDP才有赶超墨西哥的趋势。列举这些数据是想说明，墨西哥并不是我们想像中的贫穷国家，反而是拉美的经济大国。按道理来说，墨西哥占据地理上的优势，靠近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还拥有着拉美最大、最成熟的工业基础，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是迟早的事。

　　然而，这个曾经的拉美经济大国，如今却成为举世闻名的“毒品王国”，全国一半的人口陷入贫困，这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或许有人会说，这就是墨西哥政府禁毒不给力，只要学习菲律宾杜特尔特，所有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这其实是把墨西哥的毒品问题想得太简单，墨西哥政府并不是没有努力过，2006后卡尔德龙总统动用精锐军队参与的12年“毒品战争”，手段比杜特尔特要强硬得多，但并没能解决任何问题。墨西哥落得今天这种局面，跟很多因素有关，今天就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墨西哥贩毒团伙的崛起

　　别看如今墨西哥的毒品贸易如此“兴隆”（占国家GDP总值的1%至2%），就会认为该国跟旧中国一样，一直存在着很严重的毒品问题。毒品种植产业及其转运贸易在墨西哥虽然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前，毒品在这个国家并不算很大的社会问题。

　　素有墨西哥“毒枭教父”之称的米格尔·安赫尔·费利克斯·加拉尔多，最初只是墨西哥锡那罗亚州一名警察，在一群种毒或是贩毒的朋友怂恿下，才辞掉工作，开始贩卖大麻，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嬉皮士运动，抽大麻、LSD成为这个群体的标配，从而产生巨大的需求。加拉尔多的大麻毒品生意也由此越来越红火，但欲望也随之越来越高，他想亲手建立一个毒品帝国。事实上，加拉尔多做到了，他于80年代将墨西哥大大小小的贩毒团伙，组成了一个连盟。

　　当然，“毒枭教父”加拉尔多成功，离不开背后的政府势力（这个后面会说），在他的领导下，墨西哥建立了成熟的大麻运转网络，源源不断的供应给美国。值得一提的是，加亚尔多很会挑人，有几位在他身边工作的心腹小弟，后期都成了全球闻名的大毒枭，例如“矮子”古斯曼。

　　虽然大麻毒品贸易红红火火，但当时墨西哥的其他毒品贸易并不成气候，甚至连远隔千山万水的土耳其和金三角都不如。此时主宰美洲可卡因乃至整个毒品市场，是哥伦比亚的大毒枭们，他们通过海运和空运走私毒品到美国，赚取了大量财富。

　　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运毒品战争，先是FBI查抄大批黑金支撑的银行，然后海岸警卫队阻截运毒的飞机与船只，8个月让境内可卡因减少了56%。哥伦比亚的毒枭们损失惨重，囤积的可卡因越来越多，急需另辟蹊径。

　　趁此机会，墨西哥“毒枭教父”加亚尔多飞到哥伦比亚，与该国最大的贩毒团伙麦德林集团和卡利集团商谈合作。他的建议是哥伦比亚贩毒集团把毒品通过陆运发给墨西哥毒贩们，由后者通过美墨之间两千英里的陆地边界，将毒品走私进入美国。

　　美墨边境的一处走私地下通道

　　这个建议，对于哥伦比亚贩毒集团充满诱惑力，因为在这条产业链条中，货运才是风险最大、成本最高的一环。况且加亚尔多做出保证，一旦货物被查，就会照价赔偿，两方一拍即合，迅速达成协议。此后，墨西哥正式成为南美毒品流入美国的必经之地。

　　签订协议后，加亚尔多在政府的支持下，与墨西哥西部与北部的大毒枭们联合，正式组建了墨西哥贩毒史上第一个超级垄断组织“瓜达拉哈拉卡特尔”，而东部的大毒枭们则组成“湾区卡特尔”，哥伦比西的可卡因走私就由墨西哥这两大巨无霸贩毒帮派执行。

　　尽管这份协议，对于墨西哥毒贩们而言，并不能赚取多大的利润，但通过这种合作，他们学到了哥伦比亚毒枭们那套制毒、贩毒、运输的流程，当然也包括极其残忍的仇杀方式。事后证明，墨西哥这帮“徒弟”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0世纪90年代，哥伦比亚毒枭们树大招风，美国视他们为头号敌人，联合哥伦比亚政府对麦德林集团和卡利集团展开毁灭性打击，大毒枭们不是被击毙，就是被引渡到美国受审，关到监狱永无翻身之日，拉美毒品贸易的中心开始全面倒向墨西哥。

　　此时的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卡特尔”，也由于“毒枭教父”加亚尔多的入狱（因为残杀美国卧底特工）而面临分崩离析，失去核心骨的各个贩毒头目开始了争夺势力地盘的战争，通过不断的暗杀、叛卖与吞并，最终分裂成为为三大卡特尔。

　　“矮子”华金·古兹曼（右）

　　其中以“毒枭教父”侄子、侄女为首的菲力克斯家族成立了华纳卡特尔，俄涅斯托·方特斯成立了华雷兹卡特尔，而“教父”的助手“矮子”华金·古兹曼夺到辛那罗阿卡特尔，也就是如今墨西哥最大贩毒团伙锡纳罗亚贩毒集团的前身。

　　三大卡特尔里，属于“矮子”古兹曼地盘和势力最小，但他善于谋略，并且非常低调不招摇，不断通过联姻合作，扩张自己的实力，削弱无法合作的敌人。而另外两大卡特尔，都热衷于烧钱炫富，并高调的进行恐怖报复杀人事件。

　　不过当时的墨西哥政府并不像现在这般软弱，毒枭们还需要巴结官员才能生存，敢闹事就必然会受到打击。“矮子”古兹曼巧妙的利用政府，不断的蚕食华纳卡特尔和华雷兹卡特尔地盘，最终成为墨西哥最大的贩毒集团。

　　2000年，墨西哥政坛风云突变，执政71年之久的革命制度党下台，由福克斯领导的革新联盟上台。墨西哥迎来血腥且恐怖的时代，毒枭们不仅在相互混战，甚至开始与新政府公开敌对，以及对平民、记者展开大肆残杀。

　　墨西哥政府的“毒品政治”

　　墨西哥有这么一个说法，毒枭们在1980年代是党工，1990年代是大亨，21世纪初是军阀，指的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毒枭们其实是在政府管控下发展和运营毒品进出口贸易，两者之间形成了相互平衡和依赖的“毒品政治”。直到上世纪90年代，双方才有裂缝，到了21世纪就已经是誓不两立了。

　　关于这些，需要从90年起说，1929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上台，把控着国家的方方面面，旧社会残留下来的黑帮与毒品生意没有清除，新政府一并接收了。一段时间后，为了解决经济问题，政府就开始与毒贩相互勾结，共同参与贩毒贸易。

　　当时的毒枭们表面风光无比，实质上就是政府的高级打工仔，他们的势力范围由政府来划分，并且还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监督秩序。帮派之间发生矛盾，可以相互火拼，但不能发生在州府与中央直辖区等城市的中心地区，更不能留下尸体，因为会影响到地方的繁荣稳定。

　　有时候毒枭们需要借道运货，就必须先跟当地政府官员报备，当然要准备过境费。实际上，毒枭们的毒品贸易有一部利润是要上交政府，美其名曰为“税收”。收费标准也是明确的，内陆一块地盘值1百万美元，海湾一块地盘值2百万美元，美墨边境一个越境走私通道值3百万美元，简称“1-2-3”系统。

　　1984年向美国警方投案的一名湾区卡特尔中级头目在证词中坦白：“在墨西哥，毒品走私是一项政府运作的项目。”这种官毒结合模式，无疑为墨西哥成为毒品王国埋下伏笔，大量的警察、官员与贩毒集团勾结，获利巨额财富，慢慢整个体系从上到下都开始在贪污腐败

　　很长一段时间，“毒枭教父”加亚尔多所建立的“瓜达拉哈拉卡特尔”贩毒集团与墨西哥政府关系非常融洽。每当需要展现禁毒政绩时（主要是应付美国），贩毒集团就会提供数万公顷的大麻，以及无数小弟，交给政府处理。作为回报，政府保证不会动卡特尔贩毒组织里的任何一个小头目。

　　”贩毒集团也非常识相，严格约束内部，从不对政府官员和警察有暴力行为，但在“毒枭教父”加亚尔多残杀美国卧底特工之后，双方的“和谐”关系起变化。1989年4月，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墨西哥政府将这位加亚尔多诱捕（其本人根本不曾料到），尽管没有交给美国，但被判入狱四十年。

　　“毒枭教父”加亚尔多的入狱后，他所领导的“瓜达拉哈拉卡特尔”四分五裂，头目们开始对墨西哥政府不守信用的行为有了警惕之心。此后十年时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对贩毒集团的控制逐渐衰弱，毒枭们不再事事听从，陷入抢夺地盘的混战时代。

　　2000年，统治墨西哥达71年的革命制度党下台，由国家行动党和绿党组成的“变革联盟”获得大胜，其总统候选人比森特·福克斯当选总统。而另一边毒枭们经过十年混战，以“矮子”古兹曼为首的辛那罗阿卡特尔胜出，成为墨西哥最大的贩毒集团。

　　比森特·福克斯上台之后，正式将巩固民主制度和打击犯罪组织和腐败作为首要政治目标。他先是改组安全部门，然后执行抓捕毒枭、破坏毒品种植和加强边界监管等举措加大禁毒力度。在其任期内，墨西哥政府抓捕了5万多名毒贩，在边境处缴获的毒品较以往增加了50%。

　　禁毒固然取得不错的效果，但也彻底打破了以往政府与贩毒集团相互平衡的“毒品政治”，两者之者开始对立起来。毒枭们在多次遭受严重打击之后，学习哥伦比亚贩毒集团的招数，开启针对个人的绑架暗杀模式，墨西哥迎来了最血腥、恐怖的时期，无数平民、警察和官员陆续惨遭杀戮。

　　2006年，国家行动党候选人卡尔德隆当选墨西哥总统之后，在前任的基础上继续加大禁毒力度，由于警察内部大量贪污，他不得不动用军队参与打击贩毒组织，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嚣张的贩毒组织。在卡尔德隆任职期内，37名通缉的大毒枭中的25人抓获或击毙，并逮捕了1.1万名毒贩，一时间全国监狱人满为患。

　　但卡尔德隆发动的毒品战争，也引起了贩毒集团们的疯狂反扑，导致墨西哥大量平民因毒品战争死亡，成百上千的军警人员和公务员殉职，另外还有近百名市长，以及百来名政府官员、候选人、政治领袖惨遭暗杀，甚至连海军将领都不能幸免。

墨西哥毒品战争开战以来，死于暴力事件的人数一直在增加，2007年20700人，2008年上升至6300人，2009年更是最近10年暴力活动最多的一年，暴力活动造成7724人死亡。自2006年起，墨西哥涉毒暴力活动造成1.3万多人死亡，包括1000多名警察。墨西哥国家安全系统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平均每个月发生111起绑架案。

　　如此强硬禁毒政策，并没能根除墨西哥毒品问题，屡遭打击的贩毒集团化整为零，不断的分裂成小组织，深入广大的山区与政府军打游击战，并组织当地农民种植大麻、古柯碱（可卡因）、罂粟（海洛因），丝毫没有因为这场毒品战争，影响毒品的种植、制作，走私收益不减反增。

　　另一方面，贩毒集团也不是完全与政府硬碰硬，他们不断用金钱开道，贿络收买参与禁毒的警察、士兵，以及政府官员来通风报信，对于那些立场坚定，支持政府打击的平民、记者、警察、官员，则派人绑架暗杀，手段特别残忍，不是肢解尸体，就是直接灭全家。

　　一些在位期间被保护的官员，毒贩也会在其卸任之后，再实施报复行为。在这种杀鸡儆猴的作用下，墨西哥官不聊生，因此很多警察、官员出于害怕的原因，选择与毒贩同流合污。2012年，发动墨西哥毒品战争的卡尔德隆总统下台，接替他的是原与毒贩关系融洽的革命制度党的恩里克·培尼亚·涅托。

　　新总统上任就停止军事打击毒贩的行动，并声称将精力主要集中在减少谋杀和犯罪上，双方的厮杀开始缓解，甚至开始“和平相处”。如此默契，难免让人怀疑，2017年，“矮子”古兹曼落网，引渡到美国受审，真相才得以大白。

　　原来恩里克·培尼亚·涅托当选墨西哥总统后，立即派人联系“矮子”古兹曼，表示向他拿出2.5亿美元，就可以停止军队对他的集团发起的打击。最终，经过多次讨价还价，“矮子”古兹曼向这位新总统行贿了1亿美元，换来“自由”。

　　在新总统的“帮助”下 ，墨西哥贩毒集团得到了喘息，尽管期间最大贩毒集团首领“矮子”古兹曼又落网一次，但没过多久，就轻松的越狱而去。此后，政府虽然表面仍在继续毒品战争，但打击力度明显就弱多了，然而毒贩们针对支持禁毒官员、平民、记者的血腥仇杀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毒枭们很清楚，凡是不能通过金钱收买，且一心支持禁毒的官员上台，必然就会针对他们发动打击。因此，在墨西哥大多数警察、官员，上任之后只有两条路，第一，被毒贩收买，共同发财；第二，被残忍杀害，死无全尸。如何选择，不言而喻。

　　令人绝望的墨西哥经济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截止到2018年，墨西哥人口已经达到1.28亿，是世界第十一人口大国，拉丁美洲第二人口大国，人均GDP高达9698美元，排名全球71位，高于中国。光是从数据来看，墨西哥的经济似乎不错，然而这个国家却有一半人口陷入贫困。

　　如此大的贫富差距，人均GDP最高，也毫无意义，那些贫困人口不会因为这个高数值，而不饿肚子。由于全国近一半的人口就业状况堪忧，有工作的收入也微薄，很多人因此走向犯罪的道路，为贩毒集团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手。

　　讽刺的是，导致这种现象的又恰恰是墨西哥政府。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墨西哥经济就开始出现问题，如非正规就业比例上升、劳动力市场分割化加剧，贫困率居高不下等，但政府并没有重视，反而忙着迎合美国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将底层农民推向无底深渊。

　　1994年，墨西哥正式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对于政府和精英阶层来说是一件好事，毕竟搭上了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但对于种植玉米为生的农民来说，却是灭顶之灾。由于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耕地，最先进的农业机械，因此出口的粮食（玉米）价格极底，这种巨大的实力差距，必然会让墨西哥农民大规模破产。

据统计，1989年，美国生产一吨玉米和菜豆的成本分别是92.74美元和219.53美元，而墨西哥则为258．62美元和641．17美元。墨西哥玉米的平均产量为每公顷1.7吨，而美国为每公顷6.9吨。

　　当然，墨西哥的经济学家也并不是没有作为，在谈判过程，给国内的玉米设了一个保护期（15年），规定在此期间进口的玉米数量，超过就要增收215%的重税，但每年都加增加3%的进口玉米额度，以及降低超额的税率。很可惜，这条法律根本就没有得到执行，该征收的关税，实际上一分都没有征收。

　　美国玉米进来之后，墨西哥的玉米价格一泄千里，农民辛辛苦苦种植的玉米收入还不够一个人吃饱肚子。尽管政府鼓励农民种植其他热带水果、咖啡等更有利润的农产品，但这对于只会种玉米的墨西哥农民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种玉米卖不出去，至少还能吃，水果、咖啡一旦欠收，死路一条。

　　不愿意冒险的墨西哥农民为了增加收入，开始选择和毒贩们合作，非法种植罂粟和大麻，尽管收购价并不高，但比种玉米的收益强多了。并且贩毒集团为了收买人心，有时候会在当地做一些好事，例如维持贫民区的秩序，不受外人和腐败官员的欺负，以及修建公共设施。

　　另一方面，尽管玉米价格大幅度下降，但怪异的事情发生了，墨西哥的主食玉米饼价格却在不断上涨，五年时间长了5倍。这一切源于负责生产玉米饼原材料玉米粉的两家垄断公司，不停的上调玉米粉的价格。让人无语的是，这两家公司每年还能获得政府提供的巨额的财政补贴，其中到底有多少猫腻，不言而喻。

　　便宜的进口玉米让农民没有活路，持续上涨的主食玉米饼又让城市里的底层人民变得一贫如洗，导致的结果就是，贫困人口越来越多，而财富严重集中在少部分精英手中，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意味着大灾难。

　　通过经济原因，我们可以看出，贩毒集团里的大多数成员其实就是走投无路的底层贫困人民，墨西哥政府发动的毒品战争，表面上是打击毒贩，实际上是与庞大的贫困群体作战，根本不可能有胜利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贩毒集团是越打越强大，而政府则越打越虚弱。

　　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

　　墨西哥的名言：“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指的是作为邻居-美国从古到今造成了墨西哥无数悲剧，在毒品问题上更是没有起到任何正面作用，反而在很多层面火上浇油。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墨西哥的毒品贸易屡禁不止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市场存在。

　　美国每年仅大麻、可卡因、海洛因这三种毒品的销售量就高达近数万吨，全世界生产的毒品60%以上都运销往美国。2002年以来，美国吸毒者占全美人口的10%，据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统计数字，每年至少吸食一种毒品的人数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6以上。

　　图为2010年后全球大麻消费量

　　上世纪90年代，哥伦比亚贩毒集团垮台之后，墨西哥成了美国最大的毒品供应地，其中96%的大麻毒品，64%的可卡因和58%的海洛因，以及大多数冰毒也都是来自墨西哥，每年美墨之间的毒品交易额保守估计约占墨西哥全国GDP总量的1%~2%。

　　美国人每年用于购买毒品的支出为几百至千亿美元（2018年达到1500亿美元），毒贩们的暴利超乎想象。仅统计，原来只是帮哥伦比亚贩毒集团走私可卡因，墨西哥毒枭们获取的利润就是成本的50倍。这么高的回报，难怪一个又一个毒枭前赴后继。

　　毒品贸易带来的非法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墨西哥的经济危机，例如在贩毒集团掌握的一些地区，毒枭们为了收买人心，会用赚来的钱投资教育和医疗，以及提供工作机会等方式回报给当地社区。然而这无疑是一种饮鸩止渴的畸形经济体，最终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无穷无尽的暴力和混乱。

　　尽管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支持墨西哥政府打击贩毒集团，出钱又出力，试图从源头上切断国内毒品来源，但不能解决国内自身的巨大需求，所谓的支持也只是刻舟求剑，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如今修建美墨边境墙，阻止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更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另一方面，美国对墨西哥禁毒的负面影响就是为贩毒集团提供了强大的军火武器，这也是美墨贸易最重要的出口物质。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墨西哥毒贩手中的武器90%来自美国，武器订单为美国创造了大约500万个就业岗位。

　　每年从美国流入墨西哥的枪支就高达2000支，全部是毒贩采购。仅2009年，墨西哥警方就曾从贩毒集团缴获33454件武器，450万发弹药，2454枚手榴弹，以及部分导弹和火箭弹、50支狙击步枪，另外还有15245辆汽车，261艘走私船，344架飞机。这哪像毒贩，根本就是贩毒的军阀。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评估显示，墨西哥政府军才13万人左右，其中还包括很大一部分文职人员。而贩毒集团拥有10万以上的兵力，如有需求，还可以随时可以补充人员。在武器方面，正因为有了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军火市场，双方实力并不悬殊，因此毒贩们在与政府的长期对抗中并不落下风。

　　回顾前面，我们就可以整理出美国对墨西哥的负面影响，首先是境内巨大的毒品需求，催生了墨西哥繁荣的毒品贸易，成为屡禁不绝的一个原因。其次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催毁墨西哥的农业经济，让无数墨西哥人陷入贫困，走上犯罪之路，给贩毒集团提供源源不断的人马。最后，墨西哥毒枭们又用贩毒得来的财富，到美国购买大量武器，组织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用来对抗政府，残杀反对者。

　　废除死刑的影响

　　乱世用重典，这是公认的治国理论，指的是当一个国家陷入混乱的时候，政府就需要通过严刑峻法来震慑犯罪分子，让社会恢复到相对稳定的状态。同样是毒品问题严重的菲律宾，杜特尔特总统就采取了严酷的禁毒手段，避免国家沦为亚洲的“墨西哥”。

　　然而，宛如乱世的墨西哥不仅没有采用重典，反而取消了法律上针对犯罪人员最有震慑作用的死刑。2005年，墨参议院以79票赞成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取消宪法中第14条和第22条有关死刑的内容，同时补上“死刑被禁止”的文字。此外，其他涉及严刑拷打内容的法律条文也将被一并取消。

　　世界各国天主教徒占国家总人口比例（颜色越深天主教徒越多）

　　墨西哥这所以能废除死刑，跟宗教信仰也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总人口一亿多的国家，差不多有八千万信仰天主教的教徒。长期以来，天主教在反对死刑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一直在积极号召“全球废除死刑”，原因是每个人被“造出来”后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只有“上帝”才有裁决人生或死的权利。”

　　天主教一直给全世界的教徒灌输，“给那些犯下大错的人改过自新的机会才是真正有利于社会的”思想，因此墨西哥议会以高票通过废除死刑的法律，就不足为怪了。但是否真的起到作用，相信那些被毒贩残忍虐杀的家属有话要说。

　　对于墨西哥的毒贩而言，没有了死刑，杀起人来就更加肆无忌惮，被抓顶多关进监狱，牢底坐穿也不过就是二十年。而墨西哥的监狱可不是我们印象中的脏乱差，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享受到，凡是为贩毒集团而抓进去的犯人，在里面过得非常潇洒。

　　2011年的时候，墨西哥警方就在格雷罗州南部港市的阿卡普尔科监狱，发现了19名妓女、100台等离子电视机、2只雄孔雀、100只斗鸡和两袋大麻。同年7月，在索诺拉州一座监狱中，警方发现囚犯竟然可以经营博彩、吸毒，牢房中还配有豪华冰箱、DVD播放机以及空调。

　　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一些失手被关进去的大毒枭，居然在监狱中制定自己的法律和规则，除了不能外出，跟休假没有任何区别，完全不受监狱管制。想出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只要钱到位，自然就能轻松越狱而出，事后找不到任何人“帮忙”的证据。

　　如此低的犯罪成本，墨西哥的毒贩们杀起人来自然不会有什么负担。所以在长达十几年的毒品战争时间，贩毒集团经常派人绑架残杀支持禁毒的平民、记者、警察和政府官员（有时候是全家灭口），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

　　写在最后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墨西哥落得今天这个局面，并不是政府禁毒不力，而是由于政府的养虎为患、官员的腐败贪污、经济的贫富差距，美国的负面作用，低廉的犯罪成本共同导致的结果。如果不来解决这些问题，再强硬的扫毒手段，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很可惜，直到现在墨西哥政府和精英阶层并没有拿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出来，遏制整个国家继续恶化。腐败与贫穷为毒品产业的大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或许，要不了多久，我们就看到一个与贩毒集团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总统。

　　参考文献：

　　《墨西哥禁毒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墨西哥禁毒政策发展沿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毒结”》

　　《墨西哥犯罪问题与社会治理》

By 萌小说

拉丁美洲发展缓慢，主要没有经过革命或者改革，建立起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政治上的地主、军队和政权合一的考迪罗体制

经济上单一种植产业的大地主制

独立初期的毁灭性战争

独立后期面对列强的无能为力

这些交织在一起，让拉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处于较低的水平。

（一）政治上，拉美独立过程中和以后，以前的殖民军官，官员，革命官员和大地主结合，有枪有钱，成了新的豪强。他们依靠庄园农产品交换工业品，依靠武力镇压反对者，依靠政权对外交换，没有动力去发展工业等等。就和美国奴隶制改革前的庄园主一样，而且还有政权和武器。

政治上的 “考迪罗主义” 限制了经济 的发展独立战争后， 拉丁美洲在经济上保留并发展 了半封建的大地产制， 政治上建立了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 这种政权的表现形式就是“考迪罗主义”， 即军事独裁统治制度。

考迪罗制是拉丁美洲特有的军阀、大地主和教会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独裁制度。拉美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在19世纪20年代独立后至20世纪前盛行。考迪罗经济上依靠大地产大庄园主，在政治上靠军人专政来维持其政治统治。对外投靠外国势力，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反抗。

“考迪罗” 主义对拉美各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以下 3 个方面：

1）造成政治局势的经常性动乱在独立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 始终处于剧烈的动乱中。 每一个地区都在一个“考迪罗”的统治之下，而每一个“考迪罗”又都是 至高无上的。各地区的“考迪罗”为了扩大势力范围和争夺国家政权，不断进行无休止的血腥战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战争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个“考迪罗”都会利用一切机会， 随时发动政变， 以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这就造成了拉丁美洲国家权力的频繁更迭。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本无法谈起。

2）促进大地产制的膨胀性发展拉丁美洲的“考迪罗”们是依靠地主集团提供的强大经济支持夺取政权、建立军事独裁统治的，因此，在他们上台后，竭力维护和巩固大地主阶级集团的利益。这一时期成百次的起义和政变，都不能算为革命，因为它们并未促成经济和政治上的基本改变，即没有消灭殖民地时代盛行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革命之后， 大地主仍然存在， 甚至依靠这些 “革命” 繁荣起来，这就极大地阻碍了拉美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3）打开帝国主义入侵的方便之门拉丁美洲各国的“考迪罗”为了巩固政权和地位，都极力寻求国外势力对自己的支持，引狼入室。 拉美各国军事独裁统治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动摇，经济上的倒退，民族独立的丧失，使经济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

整个美洲从地理大发现以来，就深刻地纳入到资本主义全球化大生产的进程之中，自然资源非常丰饶的拉丁美洲在环大西洋的贸易体系中也是赚的盆满钵满，除了受到奴役和剥削的土著居民和黑人。在这样的殖民地—宗主国体系下，美洲各殖民地扮演的角色都是宗主国工业生产原料的资源输出地，从法律意义上被禁止工业发展。以至于能够生产铜矿锡矿铁矿黄金白银可可甘蔗烟草的美洲，钢材、铜材、巧克力、精制糖、卷烟这些工业制成品却必须从宗主国也就是欧洲进口，成为了欧洲工业化的燃料，这也是殖民地最终走上反抗原宗主国道路的根本性原因。

而且，大宗商品交易和单一产品生产存在着极大的风险性。以单一性生产蔗糖的古巴为例。

“1920年，古巴以每磅22美分的糖价打破了按人口出口糖的世界纪录，甚至超过了英国，成了拉丁美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但是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糖价下跌到每磅4美分，1921年危机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美国把许许多多倒闭的糖厂以及所有的古巴银行和西班牙银行，包括国家银行在内，都买走了，只剩下美国银行的分行。后来，像古巴这样依附性、脆弱的经济是无法逃脱1929年美国那场危机的猛烈打击的。1932年，糖价猛跌到每磅远远不到1美分，三年中出口值下降到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而这时古巴的失业指数之高是任何国家都很难比拟的。”

由于美洲国家商品生产由于世界市场的需要和本国的情况，往往极其单一化，但国际大宗商品过山车的故事可不是今天才有的。今天是石油，石油价格100美元/桶的时候所有石油生产国都美滋滋，但没过两天石油价格就能砸到10美元/桶都不到，产油国们就纷纷发生内乱政变。铜矿、铁矿、煤矿、蔗糖、烟草、棉花等等国际大宗商品在历史上大起大落的次数非常多，越是单一化，对此抵抗力就越低下。古巴革命能成功，卡斯特罗是一方面，更大的因素和古巴畸形的经济体系是相关的。有压迫有抵抗这话没错，但抵抗就能成功这话就是革命史观的bug。要说残酷，秘鲁银矿玻利维亚锡矿等比种甘蔗还要残酷，但每一次反抗都被无情的镇压，资本集团的力量一直都是优势的。

但我想说的并不是烂大街的所谓“资源诅咒”，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双标的。说到英国为什么能工业化，大家说英国煤矿多资源多。说到拉美为什么不能工业化，原因也是资源多。这岂不荒谬？中国也是，民国时候和新中国时候，资源就是这么多，山西煤一直很多。但民国时候工业始终一塌糊涂，新中国工业就能搞成，难道这也是资源多的问题？资源多就是好，任何自然资源多都是好事，问题是运用资源，不同的国家有着不一样的能力和政策，导向了不同的结果。《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民国时候签署是KMT卖国的证明，但今天谁能签一个类似的条约，绝对是外交大胜利。民国时期中国基本没有工业，所谓“互相自由贸易”=“美国独占一切”，今天可能反过来。现在谁不希望中国有更多的资源？要是中国有更多的石油天然气，发展的可以更好，哪会有什么“资源诅咒”？资源诅咒是表象，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只有资源”，不能消耗这些资源生产工业品而只能出口，那就是诅咒。要是能用上资源，那就是越多越好，根源还是工业。

讨论美洲殖民地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如何改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首先应当看美国为什么能行。美国也是殖民地国家起步，他甚至条件还没有拉丁美洲好，尤其是美国北方（相比于美国南方）。经典EU4的超级烂地，除了农产品啥好东西都没有，然而北方却能成为世界的工业基地。其根源是南北战争。但不是解放奴隶带来的效果，而是北方工厂主对高关税的诉求压垮了南方棉花种植园主对低关税自由贸易的需求，成功构建了保护本国工业的高关税壁垒。

“南方失败之后，关税率具有了神圣的意义。冲突期间为了获得财源而提高的关税率到了战后仍然有效，以便保护获胜一方的工业。1890年，国会通过了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麦金利税率。1897年，丁利法再一次提高了关税率。不久，面对具有危险竞争能力的美国工业品的泛滥，欧洲发达国家不得不筑起关税壁垒，托拉斯一词于1882年首次问世，石油、钢铁、食品、铁路和烟草都掌握在飞速发展的垄断集团手中。”

中学课本教科上往往把解放黑人奴隶作为美国南北战争后迅速兴盛的原因，但进行简单的对比就知道，拉丁美洲同样解放了黑人奴隶，但并没有变得更好，反而成了美国的附庸。更何况，“解放奴隶”本身就是“解决了别的制度下没有的问题”，那些一开始就没有奴隶制的国家，难道不能发展的更好么？真正起到作用的是关税率，贸易保护主义是美国摆脱“拉美陷阱”的根本原因。

关税是保护一个新兴国家稚嫩的工业体系最重要的武器，没有关税，初创状态下的工业完全不可能与海外成熟的工业集团进行竞争，只有在本国工业发展到足够壮大时，才有必要降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美国南方与拉美的思维实际上差不多，如果北方没有赢得战争胜利，南方独立或者北方与南方签订更有利于南方棉花烟草种植园主的协议的话，美国的命运就会同拉美其他国家一样。长期成为原料资源产地，在“自由贸易”的大旗下本国工业受到欧洲垄断集团的控制，自然向上传导到政治体制陷入政变内战叛乱的魔幻现实主义死循环。中国革命的意义也是这样，尽管中国和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千差万别，但都实现了一点，就是关税自主权，保持高关税率长达数十年以保护本国工业，实现本国工业从无到有的突破后，再开始逐渐降低自己的关税壁垒，重新打出自由贸易的旗号去签各种贸易协定。先高后低是成功的经验，不能一直高关税，也不能一直低关税。《被切开的血管》作者故乡巴拉圭曾经有一小段时间在独裁者洛佩斯父子统治下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但在三国同盟战争战败后，巴拉圭也成为国际资本集团的乐园，本国的工业彻底成为依附于国际资本集团的附庸。国际资本集团不用像在本国那样遵守严苛的用工法律，无所不用其极。996算什么？矿井工人是10年期的消耗品，等你得了尘肺病后一脚踹掉。

（二） 殖民时代的庄园之经济保存了下来，就像同期的美国奴隶制庄园一样，而且一直没有改革。大庄园制度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基本上摧毁了手工业，基础工业的发展可能性。由于国家没有被 产业，农民很便宜，所以国内教育、设备更新，哪怕是农业新技术投入，庄园主没有丝毫兴趣。

殖民时期的“大地产制”延缓了经济的发展1791~1826 年资产阶级性质的拉美独立战争，并没有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基础，特别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克列奥 （即土生白人）地主阶级在独立战争中掌握了领导权，取得胜利后又把持了国家政权，因此，殖民时期的大地产制没有被废除，反而更为发展。

克列奥地主们凭 借手中的权力，采取垄断水源、丈量土地、廉价收购、强迫迁移、非法没收等卑劣手段，最大限度地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占为已有，使土地高 度集中。他们在19 世纪一个世纪中併入的土地，等于以前三个世纪併入大地产的土地总和。

例如： 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 1830 年， 每个地主 平均占有土地 1 万 6 千公顷， 到 1840 年则增加了84％， 达 2 万 9 千公顷， 到19世纪末， 最大的地 主拥有土地 120 万英亩。 又如在墨西哥， 独立战 争前大庄园的数目有 4944 个， 到 1854 年则达6093 个， 到 20 世纪初 ， 拥有 2 万 5 千英亩以上 土地的庄园有 300 个， 拥有 6 万 3 千 5 百英亩以 上的有 116 个， 拥有 7 万 5 千英亩以上的有 51个； 拥有 25 万英亩以上的有 11 个， 最小的庄园 也不少于 2 千 5 百英亩。拉丁美洲独立革命不能解决土地问题， 是它最根本的失败。 结果， 大地产制像一个重负似的 套在拉美各族人民的脖子上， 成为国家政治进步，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之一。

“大地产制” 对拉美各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1）造成农业生产的极端落后。由于土地高度集中， 整个拉丁美洲的自耕农数量在农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只有 10％， 占绝大多数的是无地或少地农民。 他们中的债农为了偿还债务， 不得不每年在地主的庄园中劳动180~265 天， 不仅农民本人， 就连其儿孙也得继续偿还债务， 沦落为半农奴性质的债务奴隶。 这样残酷的压迫和剥削， 带来的必然是十分低下的生产效率。

更由于大土地所有者关心的只是保持大地产和满足于在庄园内对农民无限制的封建剥削， 根本不注意改善经营管理， 结果使近 90％以上的可耕地完全荒芜。 生产工具简陋、 耕作方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例如： 1920 年巴西有 6个州， 每个州所有的犁竟然不到 100 部， 平均每214 个农庄才有一部犁。

在这种生产方式下， 独立后的拉美各国， 农业生产单位面积产量得不到提高， 反而逐年下降。 据统计， 从 19 世纪初到20 世纪 20 年代的一个多世纪里， 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至少下降 50％以上， 迟滞了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2） 阻碍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拉美各国的大地产者满足于庄园内自给自足的经济， 缺少发展本民族工业的热望。 巴西的大地主曾声称： “我们家里所需要买进来的只是盐、铁、 铅和火药， 其它一切东西都是在地产内自己制造的。” 这样， 既限制了工农业生产， 也限制了随着生产发展而形成的贸易交往。 这种闭关自守的农业， 是适应不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冲击的。

为了摆脱困境， 大地产者不是从发展本国农业、 工业的奋斗中求生存， 而是在对帝国主义的屈从中保护自己的利益。 他们种植一种或者几种可供出口的作物， 如巴西、 哥伦比亚、 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的香蕉， 古巴、 多米尼加的甘蔗和蔗糖， 厄瓜多尔的可可等。 这种适应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牟取暴利而发展起来的单一性的农业，根本不能为本国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更为严重的是， 地主们宁愿在欧洲的赌场上倾家荡产， 也不肯购买农业机械和现代化设备。 例如：阿根廷的牛羊饲养业大王们， 对于修筑急需的铁路一事实行怠工， 反对建立肉类包装工业， 反对培养纯种马、 短角牛、 螺角羊以替代劣等牲畜，反对开垦极肥沃的大草原来种植谷物， 尽管这些技术的改良， 几乎可以使他们一夜间变成巨富。大地主的愚昧无知， 延缓了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使拉美各国的经济严重依赖于帝国主义。

（三） 在拉丁美洲独立初期，残酷的战争破坏了经济发展，那时候南美洲战争的强度和损失，不比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影响小。恢复战争创伤的时候，拉丁美洲迅速和北美等地拉开了距离，被欧洲和北美拉下。

拉丁美洲各国掌握政权的统治者为了扩充地盘， 往往利用殖民时代各种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制造借口， 挑起事端， 发动对另一个国家的入侵。从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 战争连年不断， 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1825~1828 年， 巴西、 阿根廷、 乌拉圭战争， 称第一次乌拉圭战争；

1836~1838 年，智利、 秘鲁、 玻利维亚战争；

1834~1851 年， 巴西、 阿根廷、 乌拉圭战争， 称第二次乌拉圭战争；

1864~1870 年， 巴拉圭与阿根廷 ， 巴西与乌拉圭战争， 即巴拉圭战争；

1879~1883 年， 智利与秘鲁、 玻利维亚战争， 称太平洋战争。

战争带来了两败俱伤、 家破人亡的恶果。 如 1864~1870 的巴拉圭战争， 进行了 5 年之久， 战争结束后， 巴拉圭作为一个国家惨遭破坏、 彻底崩溃： 土地荒芜，男人绝迹， 城市变成废墟， 整个国家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垮了。 战争开始时， 全国人口总计 133 万 7 千多人， 到战争结束和平实现时，全国只有 22 万人， 其中男子为数不过 28746 人。经过这次空前浩劫之后， 巴拉圭始终没有恢复，直到今天， 人口比 1864 年战争爆发之前还是少些。 交战国巴西损失 5 万余人， 耗费 6 千 3 百万英磅， 外债却高达 1230 万英磅。

1879－1883 年，智利和玻利维亚、 秘鲁的太平洋战争， 持续了 4年多， 结果， 玻利维亚、 秘鲁两国损失惨重， 前者丧失了 15 万 8 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 后者则丧失了塔拉帕卡省， 失去了对阿里卡和塔克纳两省的控制。 沿海的肥沃谷地，完全变成荒野， 作为秘鲁国家收入主要来源的硝石大部分被夺走， 财政收入锐减到 600 万美元，仅及 15 年前的 1 ／ 3， 而外债却高达 1 亿 5 千万美元， 社会经济倒退了若干年。

（四）等到拉美相对稳定，进入1900年代的时候，世界列强瓜分世界结束，遥遥领先拉美的北美，开始推出门罗主义，拉美成为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和半殖民地，一直到今天。列强和美国对于拉美的干涉，使得很多的拉美政权，依然是以美国的利益为重，而不是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第一。

或者说，东亚有吴庭艳、李承晚等美国人利益为重的政权，但是都灰飞烟灭了，被本国人民搞下去再也没起来过。现在日韩政府也不独立，但是不至于像吴庭艳和李承晚一样，在拉丁美洲，大把的吴庭艳和李承晚，而且一点也不羞耻。

拉美各国独立初期， 欧美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 特别是英、 美、 法、 德等国的竞相角逐、巧取豪夺， 使这个地区成为半殖民地似的附庸，经济发展受到沉重打击。欧美帝国主义国家还通过挑起战争、 索取赔款， 掠夺拉美人民的大量财富； 通过对外贸易、 资本输出，利用当地丰富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 修筑铁路、开办工厂、 经营采矿， 剥削拉美人民， 使拉美各国的财富源源不断、 大量外流， 极大地影响了拉美各国资本的原始积累， 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在拉美地区的发展。

如果说初期是大家一起上，拉丁美洲国家还能像李鸿章一样“以夷制夷”的时候，那么美国对拉美的控制，让拉美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成了事实上的张作霖政府甚至是汪精卫政府。

1823年左右，门罗主义提出，一直到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补入罗斯福推论至门罗主义中，确保美国有权介入拉丁美洲。门罗主义从想想，成为现实，1900年代之后，美国深刻的控制了南美洲的一切，尤其是在冷战时期，美国对南美洲所有国家直接干涉，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

有意思的是，美国国务卿克里2013年11月18日在华盛顿表示，门罗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今天的美洲国家间关系建立在平等伙伴关系和共同责任基础上，美国不再致力于干预其他美洲国家事务。

就是说，美国口头上说自己不干涉拉美国家内政，是在2013年，以前，都是直言不讳的说：

拉美的事情美国都会干涉

拉美国家和美国不是平等的

美国对拉美国家没有平等责任，只有美国利益

这就是美国对拉美对国家的控制力

（五）进入最近的一百年，20世纪的拉丁美洲取得了一些发展的成绩，但是仅仅是浮在表面的，并未深刻的改变拉美的现状。

比如：

初级产品一直是拉美产品出口的主力，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最底层

国家教育尚可，但是对科技的投资有限，科技进步在二战后还不错，进入七八十年代马上不行了

想走类似于东亚多家的出口替代型经济，就是出口东西赚外汇，结果行不通

就只能走进口替代的路线，就像蒋介石政府的时代一样，国内高消费，进口大量产品，政府控制关税积累资本，逐步以国产换进口。蒋介石时代黄金十年就是这样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搞出了八十年代的南美支付危机，触发了经济危机。

也有人想改变这些，在政治上民主化，在经济上改革庄园制和大地主，吧以前在农庄积累的资本引导到工业。结果在五六十年代，拉美纷纷进行土地改革，但是结果是分地以后，政府允许农民卖地，最后绝大多数的农民又把土地卖了，地主重新把土地集中了起来

讽刺的是，重新拿到土地的地主们怕在土改，纷纷上新设备新技术，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大量以前在农庄干活的农民失业了，只能去城市，最后产生了南美洲的的过渡城市化和大量的贫民窟。

当然，有人也从更加深刻的角度去处理过这个事情，比如智利的阿连德

这个人因为不听美国人话，国内也有反对声音

最后在中情局的指挥下，皮诺切特的军人，吧总统击毙在了总统府。

所以

拉美独立五百年， 在经济、 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虽然也有过一定程度的进展， 工业、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力量相对增强， 但是， 这种发展的速度是缓慢的， 比同一时期、 相邻地域的美国和加拿大，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这些缓慢的发展还是片面的、 不平衡的， 只发展了少数农作物、 矿业原料和加工工业， 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重工业。 经过独立战争， 拉丁美洲各国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 但经济却并没有摆脱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的桎梏， 实际上成了半殖民地性质的附属国。 正是由于上述各方面原因的合力， 造成了拉丁美洲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严重局面。

By Allen

“假新闻”（fake news）自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开始成为网络热词，假新闻本身亦成为热门话题，引发学界对于互联网环境下各类信息失序现象（information disorder）的再度关注。其中，围绕着新闻真实性的考察已经成为关键性的研究议程。事实上，不论是假新闻这一术语还是与之关联的生产机制和社会现象，都并非全新的问题，“新闻业有多古老，假新闻的历史就有多长”。在人类传播史上，虚假信息、倾向性报道、谎言、欺骗始终存在，但假新闻的生产与传播形态却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演进。尤其是在“后真相”时代，事实的重要性不如从前，受众对真假新闻的认知愈加复杂，辨识也愈发困难。

从受众认知的角度来看，数字传播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对假新闻的理解相较过去已大有不同。假新闻不再是简单的虚假信息实体，而是涵盖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敞开与闭合。尽管新闻学界与业界已从不同角度对假新闻所呈现出的新形态做了分析与探讨，但此中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相关研究大多基于西方语境，围绕政治化的假新闻，检视其生产、传播、监测、影响和治理。

但需注意，假新闻现象既是全球性的，又具备语境敏感性，它在不同的国家和媒介体制中会呈现出不同特征。中国同样面临着假新闻困扰。由于在政经报道领域存在严格的政策限制与媒体把关，中国的假新闻相较于西方呈现出较弱的政治性。有研究指出，中国假新闻的分布领域比较广泛，且高发于社会、体育和娱乐议题，只有极少数假新闻涉及政治议题。因此，不同于西方语境，假新闻在中国无关选战与游说，而更多地同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其次，长期以来假新闻的相关探讨由主流媒体、科技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学者所主导，而对新闻受众则较少关注。数字传播时代，受众以互动、对话、共创等方式积极融入到新闻生产中，相应地，也成为假新闻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人人都可以是假新闻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也可能是假新闻的受害者。

而单从认知角度看，假新闻之“假”（fakeness）有赖于受众的判定。新闻受众的个人兴趣、背景、知识和偏见都会影响到他们对新闻信息的识别和处理。因此，从受众视角切入，与现有研究形成互补，有助于展现假新闻现象的整体图景。此外，国内关于假新闻的研究多以行业报告、案例解读或是政策建议的形式出现，实证资料相对缺乏，这也在方法层面制约了研究者对受众主体与假新闻互动关联的分析与解读。

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以国内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综合采用焦点小组访谈与网络问卷调查两种方法收集经验数据并进行分析，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中国的新闻受众如何认知假新闻、将何种内容形式划入假新闻范畴、以何种方式确证新闻真伪，以及这些话语呈现出哪些内在特征。

探究中国受众对假新闻的认知与辨识，一方面能够丰富假新闻的研究图景，增添来自不同研究视角、不同政治经济情境和媒介制度环境的新发现；另一方面，回到“如何认知”的起点，有助于重新审视假新闻的多重构面和类型界定，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数字传播背景下新闻学的基本问题，例如新闻的边界和新闻真实。

最后，基于我们的研究发现，本研究试图描绘出中国语境下新闻受众认知新闻真实的俗民理论 （lay theory)，这将帮助我们进一步地认识在新的数字传播图景下受众的角色，并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2、文献综述

1. 假新闻与变化的传播图景

在受人际因素和技术因素深刻影响的数字传播环境中，新闻同假新闻所处的传播图景都变得愈加复杂。从新闻生产角度看，新闻业从封闭系统逐渐转向更开放的系统。

Chadwick提出“混杂媒介系统”（hybrid news system）的概念来描绘传播图景的系统性变革。他认为，当代的媒介系统是由原有的专业媒体和新兴的新闻个体（news actors）构成的复杂组合体（complex assemblages）。媒体和新闻受众都嵌入在这一系统中，新闻受众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传播中的人际因素愈发凸显。网络新闻的传播呈现出“病毒式扩散”的模型（a viral diffusion model）：信息通过人际传播的“串流”（cascade）得以扩散。

但需注意的是，受众对信息的分享和再传播并非机械地复制与粘贴，而是通过评论、讨论或者其他方式的互动为原信息增添了新的意涵。新闻的文本、议程、框架，甚至是信息的真实度都会受到受众行为的影响。因而，对受众的考察是我们理解当下传播现象不可或缺的研究视角。具体而言，探究受众如何感知和判别他们所接触到的信息真实性会有助于我们从微观层面上阐释“混杂传播系统”中的假新闻现象。

“混杂传播系统”的形成与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包括微博、微信在内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公众获取、评论和分享新闻的重要渠道。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近一半的中国网络社交用户通过社交平台获取新闻，这一比例已经高于使用手机客户端、新闻门户网站获取新闻的比例。社交媒体使得假新闻的传播更为迅速和便利，虚假信息频现已成为整个社交网络生态中的重要特征之一。曾被视作数字民主化象征的社交媒体，因其丰富的信息层次和强大的交互可供性（affordance），成为假新闻制造和传播的温床。一项针对Twitter中假新闻传播的研究指出，相较于真相，假新闻扩散得更快、更广、更深入，形成不平衡的传播格局。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传播中的技术因素。以大数据、算法、“网络机器人”（bots）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已渗透至新闻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技术转向（sociotechnical turn）使得假新闻之“假”在社会与技术彼此缠结交织的动态过程中越发难以界定与厘清。

2. 假新闻的概念化界定

假新闻（fake news）这一概念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成为网络热词，并在公众和学术话语中被赋予了多重涵义。研究者也尝试通过不同的路径来更加细致地理解假新闻这一普遍的传播现象。基于对美国总统大选的研究，假新闻被定义为“具备特定传播意图、被验证为不实信息，且极易对公众造成误导的‘新闻’”。这些编造的信息旨在混淆视听、欺骗公众以获取政治或经济方面的收益。

但在实际应用中，假新闻的内涵与外延皆更为宽泛。西方语境下，假新闻已被用作广泛指代从完全虚构到报道偏差等一系列的报道类型。国内有学者也指出，假新闻是反映失实新闻、虚构新闻和策划新闻等新闻失范现象的一个总概念。

此外，假新闻也作为政治或商业工具被利用，成为一种策略性的叙事：政治人物将假新闻的标签贴在他们所不赞同、不承认或刻意回避的内容上，甚至以此来驳斥整个新闻界；新闻媒体也会为吸引受众关注而指责他们的同行发布假新闻。这些标签式的指控使得假新闻在概念上更为模糊和令人疑惑。假新闻之“假”不一定仅仅意味着“虚假”（falsity），还更多地涉及意识形态和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上的争论。

有学者提出了用以理解和评判假新闻的概念化框架。杨保军和朱立芳认为，评判一则消息是否为假新闻主要依据新闻事实和新闻价值两个标准。其中，新闻事实是首要的判断标准，而某些报道虽不存在捏造成分，但如若不具备新闻价值或被刻意拔高新闻价值，则仍是一种假新闻。Tandoc等人提出了另一种二维框架：事实性和欺骗性，两个维度都可以从低到高、由弱至强变化。

对假新闻进行类型划分也是诠释这一概念的常用路径。

通过文献梳理，Tandoc等人归纳出既有研究对假新闻这一概念的六种操作化定义：讽刺新闻（news satire）、戏仿新闻（news parody）、捏造（fabrication）、操控（manipulation）、营销（advertising）和宣传（propaganda）。Tambini等人也从六个方面划分了假新闻的实践形式：刻意破坏竞选的虚假信息、以商业营利为目的的虚假信息、戏仿与讽刺、低劣的新闻（bad journalism）、与特定思想意识相左的新闻，以及挑战权威的新闻。

另有研究从受众视角切入：路透研究所一份针对美国、英国、西班牙和芬兰的跨国研究报告显示，受访者通常将糟糕的新闻（poor journalism）、政治宣传、一些特定形式的广告以及虚假、捏造的内容视作假新闻的几种不同表现形式。

真假新闻之间的辨析也一直为学界所关注。有学者指出，真假新闻之间的界限正在发生转移。路透研究所的调查也表明，在受众感知中，真假新闻之间的区隔往往不是一条清晰的界限，而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别。假新闻的认知是十分个人化的，它反映出受众接触到的他们所不信任的各种片面、可信度低以及误导性信息的生活场景。换言之，一则新闻是否能取得受众信任，不仅取决于其内容的客观呈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符合受众的心理预期。公众对假新闻表达出的忧虑与不满，事实上也投射出他们对“真新闻”（real news）的期待。

需注意的是，这些概念的界定多是在西方语境下得出，相关研究的经验资料也多出自选举的议题，因而并不必然具备普适性。例如，讽刺和戏仿“新闻”就很少出现在国内的新闻报道中。在中国语境中建立对假新闻的理解，还需要更多经验资料的支持。

此外，西方语境下关于假新闻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特定的领域。被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鉴定的假新闻站点（fake news sites）为研究者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文本资料。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语境下，由于对此类假新闻站点缺乏系统的描述和归类，同时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未有建立或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者很难采取相似的研究设计来获得经验资料。因而，我们在其他语境中探讨假新闻这一传播现象时，还需要注意到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差异性。

3.假新闻的辨识

面对假新闻泛滥的现状，研究者亦开始关注应对的举措。从受众的层面来看，一个重要的议题是：新闻受众如何辨识假新闻，以及受众的判断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一项针对新加坡受众的开放式问卷调查表明，个人判断和知识储备构成受众辨别信息真假的基本手段；此外，消息的内容特征及其来源也是辨别信息可信度的重要途径；如若这些方式都无法奏效，受众往往会诉诸外部渠道，如查询参阅更多信息源、与他人沟通交流来求证。

另有学者将信息源、内容和语境归纳为数字媒体环境中受众判别信息真实度的三个主要因素。具体来说，信息源的权威性和接近性会显著影响到受众对信息真伪的评估；同时，由于“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受众会倾向于相信符合他们自身价值观并且同他们有关的故事；最后，信息生产和处理的情景因素，如信息过载，会削弱受众的注意力，从而影响到他们对信息真伪的判断。

也有研究指出，由于互联网对信息源的去中心化效果，受众很难在确证信息真伪上拥有足够的信心。、因而，受众会倾向于依靠信息的“合理性”（plausibility），如内容是否违背常识，消息来源是否权威，在直觉上判断一则讯息是否可信。这一观点同上述三种因素中的前两项基本一致。

也有研究提出不同观点。通过一项网络实验，研究者探讨了受众如何评估图像的可信度。研究发现，受众的互联网技能，图像编辑的经验，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关于某一特定议题的态度等因素会显著影响到他们对于图像可信度的评估，而信息的内容和来源并不会影响到受众对信息可信度的判断。

此外，以美国2016总统大选为案例的研究发现，党派从属、年龄、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等都对受众政治类假新闻的辨识能力产生显著影响。

3、研究对象与方法

基于从新闻受众出发的分析框架，本研究经验资料的基本来源包括受众的叙述、观点，以及对特定议题的回应。我们选取国内在校大学生作为考察对象，其原因在于：首先，社交媒体是假新闻产生和传播的沃土，而大学生群体能够较为熟练地使用不同电子设备活跃于各大社交平台，是社交媒体用户中的主力人群，对新兴信息传播技术也更为敏感；其次，身为互联网“原住民”的中国大学生往往具备多样化的新闻阅读与信息摄入习惯，这使得他们对于新闻和新闻业能够形成复杂且独特的感受和体验，从而为本研究从受众视角探究假新闻的认知与辨识提供多元声音，这也符合本文探索性研究的初衷。

为具体了解和分析大学生受众如何理解和看待假新闻这一现象，我们采用焦点小组访谈和网络问卷调查两种方法收集经验资料。焦点小组访谈为了解针对某一议题的不同观点提供了有效方法，其所依循的“社交实验”路径常被用以激发受访者相互间的观点碰撞，从而产生信息输出的群体效应（group effect）与级联效应（cascading effect），拓宽量化统计结果的探索框架与讨论深度。

我们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式，抽取来自广州和深圳5所高校的4组共20名大学生参与了访谈。访谈于2018年4月在广州和深圳两地进行。各组访谈持续时间为50至90分钟。小组讨论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1）如何理解新闻？（2）如何理解假新闻？什么样的新闻在你们看来属于假新闻？（3）能否提供一些平时接触到的假新闻案例？（4）假新闻对你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5）大家对遇到的新闻感到疑惑时，会如何去确证它的真伪？

在固定问题之外，访谈人亦根据临场讨论情况予以追问。访谈结束后，我们对录音文档进行了转录，并反复阅读转录文本，对文本数据进行了归类提取和深入分析。文中对访谈资料的直接引用均做了匿名处理，我们在直接引用受访者观点时，以编号I-1至I-20做标记区分。

另外，本文借助Qualtrics在线问卷平台设计了一份假新闻认知的网络问卷，问题形式主要为五级李克特量表、多项选择与“是/否”判断。问卷也包括了一个开放式提问，询问调查参与者如何理解假新闻，参与者可在此填答关于假新闻的意见看法，分享相关经历。我们将问卷链接发布于社交平台和网络论坛上，邀请年满18岁的在读大学生参与调查，调查时间为2018年4月20日至2018年5月2日。共有523人作答，其中214人中途退出，4人不符合限定条件。为保证问卷填答质量，另有14份回答因用时过短（少于五分钟）而被剔除。最终回收总计29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55.6%。

4、研究发现

1.由真及假：受众认知中假新闻的四类生产情境

以互联网为中心的传播新格局对新闻业影响深刻，不仅包括对新闻的生产机制、呈现形态与社会角色的变革，也包含了对新闻本身内涵的延展。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其内容特征体现于时间上的“新”，但互联网新闻却超越了单一的线性标准，更偏向非线性的、社会心理层面的“新”。以受众本体视之，“新闻”的内涵已不再局限于“新近发生事实的叙述”，而被拓展至“新知”的层面。在一则假新闻被识别及标记之前，它具有和新闻相似的传播特征，其内涵也相应地被延展。有学者提出，我们理解假新闻这一传播现象需要设置一个参照点，即“真新闻”。探询受众对“真新闻”的理解与期待，可为梳理其对假新闻的认知铺路。

访谈结果显示，受访者对新闻的认知比传统定义更宽泛：“‘新’不一定是最近发生的，但肯定是最新被得知的”（I-18）；“告诉我一件我不知道的事情，这也可以算新闻”（I-13）；“我愿意关注什么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新闻”（I-1）。亦有受访者谈到，对新闻的认知其实存在“个体化的差异”（I-3）。

基于个体心理层面的新知说表明，一部分人理解的新闻在另一部分人眼中可能并不属于新闻范畴。此外，有受访者认为新闻仍是一种专业化和规范化的信息流动，需具备基本的新闻要素。但不论新闻的内涵如何延展，受访者仍普遍强调事实真相的不可缺位。

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事实准确”（M = 4.70, SD = .63）是衡量新闻可信度（credibility）最关键的元素，显著高于“完整性”（M = 4.37, SD = .79）、“客观公正”（M = 4.41, SD = .77）和“透明性”（M = 4.42, SD = .82）。

在小组访谈中，受访者结合自身获取日常资讯的经验，谈论了他们对假新闻这一现象的传播特征及传播动机的理解。我们据此归纳出假新闻的四类传播情境，每种情境背后都蕴含着特定的动机。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情境之间的界限并非绝对，而是互有渗透和关联。

第一类为刻意引导甚至误导，以吸引关注或赚取商业利益为目的。此类报道常见于微信朋友圈，多涉及健康与养生话题。几位受访者都表示会对这类信息本能地排斥，但他们的父母长辈则很容易受其影响。一些受访者将娱乐新闻、明星八卦同假新闻挂钩，而这类信息往往占用了较大的注意力资源：“有一种假新闻就是娱乐圈的那些虚虚实实、风风雨雨……感觉整个新闻的风向都是大家在跟着那几个明星的流量在走”（I-10）。在许多受访者看来，社交平台上的自媒体信息，尤其是营销号，是这类假新闻的主要来源。

第二类为片面报道，对新闻细节进行选择性披露。“呈现的不是事实的全貌，而是截取其中一部分来报道”（I-2）；“给你造成一种错觉，就是那种以偏概全的类型”（I-18）；“只报道能吸引你眼球，足够引起群众激烈反应的……如果只片面地去看这些事情的话，误解其实是很大的”（I-20）。但不全面、不完整不一定意味着不真实，有受访者指出了新闻真实和时效性之间的矛盾：

新闻要求及时性，有些新闻只是因为报道不全或者暂时没有得到全面的消息，刚开始报道出来的新闻引起了误解，后来查明真相再做进一步报道的话这些不算是假新闻。新闻人也不是上帝，无法全知全能，事件初发时他们就手头能查到的资料进行报道，即使是不全面的，但由于新闻的时效性，这应该不算是假新闻。（I-11）

第三类为新闻策划，即为了某种目的，特别是政治或商业需求而制造甚至编造新闻。“好比领导摆拍，其实去到那里只是拍个照就走人，但因为公权机构需要就被报道出来了……我觉得这种就是经过策划的假新闻”（I-13）。此类新闻策划的过程中时而漏出一些“破绽”，使得策划的实质被揭开，最终效果也适得其反。

第四类是由于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失误或行为不当而造成的假新闻。与第一类情境不同，这类假新闻的源头往往是专业媒体。例如，“采编人员还没经过证实就把立场放出来，让大家都跟着他走，后来又被反转”（I-13）。还有很多记者将企业提供的发布会通稿直接作为新闻稿发布，缺乏核实细节和补充素材的工作流程，“这是对受众极不负责任的态度”（I-8）。此外，采访方式的局限也很可能造成假新闻：

假新闻（的产生）也有可能是（因为）记者采访不够深入……只采访了几个人，拿他们来代表一个很大数量人群的意见，虽然有些是随机的采访，但这些随机的操作不能够去确保这几个人就能代表一种普遍的状况，而记者本身又无法搜集所有人的数据，这种操作方式很可能导致假新闻的出现。这并不是记者有意为之，而是采访手段落后导致的。（I-6）

在既有研究和访谈结果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了六类可能的假新闻报道形态，并置于问卷中询问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这些类别的报道是假新闻，其中包括：（1）虚构事实（M = 4.70, SD = .63）；（2）图像处理（如PS）（M = 4.18, SD = .85）；（3）不够准确的报道（M = 3.93, SD = .86）；（4）有偏见、不够平衡的报道（M = 3.74, SD = 1.00）；（5）政治宣传（M = 3.34, SD = 1.05）；（6）公关、广告新闻（M = 3.59, SD = 1.06）。

调查结果显示，虚构事实仍是受众共识度最高的假新闻类型，而政治宣传在受众感知中与假新闻关联的紧密程度则显著低于其他五类。这再次说明假新闻受众认知研究中语境嵌入的重要性。在中国，新闻与宣传是时常共现的两个概念，且容易被混为一谈。尽管两者之间有交集甚至彼此渗透，但反映的毕竟是不同的传播方式。不恰当或是极端的宣传仍会显现出上述四类生产情境的某些特征，从而让受众对其可信度产生质疑。

2.事实、呈现与动机：假新闻的一个认知框架

为进一步归纳访谈发现，探究受众在具体认知中将假新闻与何种新闻内容特征相关联，我们对通过网络问卷中开放式问题所收集到的共计286条回答进行了文本分析。首先，我们使用R语言中文分词包“jiebaR”对文本数据进行中文分词，剔除停用词和其他一些与分析无关冗余的名词，如“新闻”、“假新闻”、“报道”、“内容”等，通过简化数据结构使得分析结果更为清晰；随后，我们基于TF-IDF算法（词频与逆文档频率的乘积）提取文本数据中最显著（TF-IDF值最高）的30个关键词（见表1）。

对这些关键词进行同义及同属性归类，大致可识别出三个类别：第一，传统意义上虚假新闻所体现出的典型特征，如虚假、捏造、错误、虚构、无中生有；第二，描述新闻内容呈现上的问题特质，如夸大、片面、（不）客观、断章取义、（不）公正、歪曲；第三，反映新闻发布者的动机，如吸引眼球、（赚）流量、博取（关注）、误导。这些关键词所勾勒出的受众视角下假新闻的特征，同焦点小组访谈的结果具有较高的契合度。此外，上述发现验证了Tandoc等学者提出的二元框架，同时增添了新闻内容的呈现这一新的维度。

基于文本分析我们发现，即便考虑新闻实践语境的特殊性，假新闻在中国仍是由一组不合规范、无法满足受众预期的新闻操作所构成。以往受众针对一则新闻的真伪性判断主要聚焦其事实性维度，而在数字化传播图景中，则需兼顾新闻的呈现方式与发布者动机这两个额外维度。新闻的事实维度是相对客观无偏的，“假的就是假的”（I-2），而呈现的维度与动机的维度则带有更多主观色彩。

事实维度的推定虽为基本量度，但在现实中常与另外两个认知维度彼此交织，共同影响着受众对新闻真伪及可信度的感知与判断。这种复杂交织的模式，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当下传播图景的混杂性。

这三个维度实际上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新闻职业守则中以职业伦理规范的形式出现。例如，美国职业记者协会（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与加拿大记者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of Journalists）均将忠于事实（事实维度）、负责地陈述事实（呈现维度）以及对受众诚实（动机维度）纳入其职业守则。偏离或是选择性忽视这些伦理准则的职业新闻工作者以及自媒体发布者往往很容易成为假新闻传播的源头。

借助事实、呈现和动机这三个维度，本文尝试构建假新闻受众认知的一个概念框架，用以初步描述假新闻之“假”的程度，而这一框架也同样可以反映受众对普遍意义上不可信的新闻内容或来源的认知空间（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不论是事实、呈现，还是动机，在影响受众对新闻真实性的感知上，皆存在一个强度上的变化：事实维度上，报道中的失误或立场偏差是最轻微的表征，而虚构、捏造则构成严重的事实缺位；呈现维度上，从片面、不够平衡，到夸大，再到歪曲新闻事件，也体现出严重程度上由低到高的变化；而在动机维度上，通过各种方式吸引眼球、刺激受众关注已成为许多网络新闻在生产与传播时的常用策略，一些组织也会将新闻工具化，利用新闻内容来引导舆论，而最严重的则是以谎言来欺骗公众。一则新闻如果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呈现出较强的严重性，就极有可能被受众认定为假新闻。

3.文本内外、反转之间：受众辨识假新闻的三种路径

许多受访者在访谈中都提到，假新闻对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构成严重困扰，以至于“现在刷新闻觉得所有的新闻都值得怀疑”（I-1）。问卷数据也显示，仅有13.4%的参与者认为假新闻对于他们认知社会现实没有或基本没有影响，而43.4%的参与者表示他们曾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分享过假新闻。那么面对假新闻问题在现今信息环境下日渐严重的态势，中国的新闻受众究竟如何辨别新闻的真实性？

本文从访谈内容中归纳出三种受众辨识路径：

第一，依靠自身知识储备与生活经验，从相关报道内容本身寻找可信度凭据。具体而言，受访者谈到的关注点主要包括信息来源和报道细节。新闻来源是辨识新闻真实性的首要因素，90.0%的问卷参与者认为信息的发布机构对于识别新闻真实性“比较重要”或“非常重要”。进一步考察发现，受众对中央媒体的信任度（M = 4.30, SD = .87）要显著高于地方媒体（M = 3.76, SD = .85）、网络媒体（M = 3.05, SD = .86）和境外媒体（M = 3.58, SD = .94）。而报道细节则指在新闻文本中是否对事件做了细致说明与描述，是否反映多方观点，同时对消息源是否做了清晰说明等：

没有细节我会看不下去……还有一点是各方意见的汇合，有些报道在这件事发生了之后，谁说了什么都会一一呈现出来，这样我会更加感兴趣去看，或者是里面的一些细节描述会让我有一种亲临现场的感觉，能让我再有一个自我判断。（I-13）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觉得，一篇报道里可能会引用很多人的话，如果他们引用的这一批人中有一些相反立场的，我就会觉得可信度更大一点，如果是一边倒，那我觉得可能会（不可信）。（I-12）如果记者不敢写是谁说的话，这个信息是很有问题的。（I-6）

第二种辨识方式是在文本之外搜寻相关信息，如查阅和比较不同媒体针对同一话题的报道，阅读对事件进行评论分析的文章，网罗公知大V的观点，或是与同学、朋友交流以求证。知乎等网络问答社区，也成为受众共同阐释新闻事实的平台合作空间。除此之外，社交媒体也为受众跳过旁观者的众说纷纭，直接寻求一手信息确证新闻真伪提供了有利条件：

有时候我也会通过一些当事人去了解真相，有些重大事件的当事人都开了微博，通过当事人的微博就能知道他们的一些要求、背后的故事、图片、他们的真实想法，我觉得这样跳过媒体报道的阶段直接跟当事人对话也是一个最快了解真相的办法。（I-14）

尽管存在以上两种看似系统的辨识路径，但在信息过载的网络环境下，新闻受众无法也无意去确证所有已阅信息，对于真正引起个人兴趣的内容才会留意其真实性。我们的发现事实上更多地印证了关于信息“合理性”（ plausibility）的假设。

有些新闻可能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兴趣去证实它是真是假，比如说新华社、人民日报说今天谁来访问，这些题材比较重大，但跟我们生活没什么关系……有些情况，比如说朋友圈刷下来，都是在说某个新闻的话，可能才会有兴趣去了解吧。（I-9）

那些随便浏览的信息我是几乎不过脑的，过一遍就没了，但是如果是自己关注的信息，自己想要了解的话，的确是会找几个不同的报道去挖它的细枝末节。（I-6）

此外，访谈中受访者频繁提及新闻反转。网络环境中新闻反转现象屡见不鲜且愈演愈烈，尤其是在网络热点事件中，媒介传播失范、网络情绪非理性、社会信任缺位等因素不断消解新闻伦理，使公众在辨识新闻真实性时更加犹疑，进而常常采取观望态度。“新闻出来要先看三天，没反转了才敢评论”（I-18）。鉴于此，我们将“等反转”这样一种被动确证的方式归纳为受众针对假新闻的第三种辨识路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的不充分、信息的丢失会给新闻真伪的辨识带来挑战，因而一些“新闻”会落入真假难辨的情境。

有些事情我到现在都没法儿确定到底是真是假，这些事情也不是通过一些正式的媒体放出来，然后很多也是只放出来一会儿就删了……基本上，比较敏感的话都是没有办法流动起来的……这些信息也不是通过很正规的渠道（传播），很多时候只是口耳相传，在我比较信任的微信群里看到，或者偶尔在微博上看到又被删掉了。也没办法确定是真是假。（I-19）

我们所归纳的三种路径事实上涵盖了文献中所提及的内容特征、个人经验以及情境因素等不同的判别基准，同时加入了“等反转”这一被动确证的方式。

5、谈论与结语

本研究从受众视角切入，通过对焦点小组访谈与网络问卷所收集经验资料的分析，归纳出中国语境下受众认知中假新闻的四类生产情境，初拟了一个假新闻认知的三维框架，并且识别出受众辨识新闻真伪的三种路径。

这些发现事实上构成了中国语境下新闻受众理解新闻真实的俗民理论。这一理论直接影响着受众对新闻可信度的判别，也反映出受众对公共传播的期待。同时，考察这一理论的内在多元性，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假新闻这一传播现象的复杂构面。

具体来说，该理论要阐释的第一个问题是受众对假新闻现象的认知。我们的目的不是为“假新闻”给出一个受众版本的定义，而是希望通过受众的日常经验来理解假新闻的不同要素。在受众话语中，假新闻与流言、谣言，以及许多其他不可靠的资讯并没有被严格地区分开来。它代表了受众不信任、不认可的资讯的总和。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总体上与许多学者提出的广义概念框架相符，但也补充了一些细节，尤其是增添了新闻信息的“呈现”这样一个认知的维度。

此外，要特别指出的是，“假新闻”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不同的组织、个人在提及和使用这一概念时都带有特定的目的。因而，我们没有必要为假新闻总结出普适性的、能够获得广泛认可的定义。我们更加在意的是，如何能够准确把握假新闻现象的“新”与“旧”——既能了解新的传播图景中假新闻的基本脉络，又能将其同过往关于谣言、虚假新闻的研究勾连起来，而非孤立开来。

该理论要阐释的第二个问题是受众如何辨识新闻的真实性。首先，在一般情况下，受众并不具备充分的动机去进行新闻真实性的判定。受众在阅读或观看新闻时并非总是在意信息的真实性，而更多地在意信息的合理性，即一则信息是否与自身最直觉的判断相违背。这一发现也印证了一些学者的判断，提升公众媒介素养或许并不能在受众端显著地遏制假新闻的传播。

同时，受众对假新闻的判别模式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谣言为何不止于真相，即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对错误信息的更正并不能自动遏制谣言的传播。其次，受众辨识假新闻的能力受到许多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制约。在数字媒体环境中，信息发布和传播的门槛大幅降低，但判别信息真实性并非易事，甚至不可能有效实现。不论是查阅和比照不同媒体的报道，或是参与话题讨论，都会带来额外的成本，占据更多的注意力资源。

从新闻实践的角度看，在“假新闻”泛滥的情形下，受众对真相的需求对专业媒体形成了更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与新闻规律之间构成了矛盾。事实的发展和演变是一个过程，人对事实的认知也是一个过程，因而新闻真实通常被界定为一个过程。“事实本身的纷繁复杂与报道的不可避免的简约性是新闻报道与事实间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在“后真相”的环境里显得更为突出。

最后需要说明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首先，本研究的研究对象限定在大学生群体，研究的外部效度会受到影响。我们提出的框架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青年群体对假新闻的理解，但这一框架能否适用于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则有待进一步检验。

其次，基于西方语境的文献频繁提及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ty）对受众所感知的新闻可信度的影响。由于研究方法的限制，我们未能在研究框架中充分考虑到政治认同的影响。但政治认同，以及其他的社会心理因素会如何影响受众对新闻真实性的判断，仍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最后，我们的考察局限在受众的认知层面，对于实际的行为则未给予关注。未来的研究可以借助实验法或计算传播学方法，来考察行为维度的变量，如受众对假新闻的确证或更正。对行为层面的考察将帮助我们更充分地了解假新闻及其背后的传播机制，亦可为专业媒体和其他机构介入对假新闻的干预提供实践性的参考。

By 胡杨 王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