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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长有一个永远的焦虑：孩子教育。

当前，全国有近2亿的中小学生在校生，这成就了课外教育市场的一个“大金矿”，资本市场、市场化的教育学者们也纷纷涌入进来。2020年教育行业的融资规模高达上千亿。

尤其是，在疫情的大背景下，无接触式教学的在线教育成为了香饽饽。

但与此同时，在线教育的乱象也备受关注。从2020年初开始，兄弟连、百弗英语、迪士尼英语等线下机构纷纷爆雷，主动宣布破产或停止运营。

2021年年初，头部玩家学霸君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创始人张凯磊亲自发文称「奔跑了8年的学霸君倒下了」。

爆雷、跑路、破产的负面消息不断传来，让在线教育企业受到质疑。两会期间，就有代表提出，要重新设置在线教育市场准入标准，建立在线教育办学许可证制度，加强审批管理。剑指对在线教育的严格管理。

六一儿童节，因存在虚假宣传和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对作业帮、猿辅导、新东方、学而思等15家校外培训机构予以顶格罚款，罚金合计3650万元。

这无疑对在线教育行业来说是当头一棒，而随着知名企业高途、VIPKID等的裁员，也拉开了在线教育行业的裁员潮序幕。

5月27日，高途内部员工爆料，高途集团小早启蒙项目团队成员数百人面临被辞；另有消息称，高途课堂创始人陈向东日前召开了内部会，高途课堂将裁员30%，本周开始执行；

5月26日，有消息传出，作业帮IPO按下暂停键并计划进行裁员；

5月17日，有媒体报道称，VIPKID内部已于4月份启动筹备上市，并伴随着业务和人员调整，“大米网校”在4月关停，包括中外教培优在内的部分业务裁员比例高达50%。

从事在线教育的这届应届生有点惨

于在线教育行业的寒冬，受影响比较严重的是应届生们。

有媒体爆料称，某毕业生在入职猿辅导的前一天被临时告知六月初入职作废，只对于他而言有两个选择，要么等待九月之后的通知，要么则被企业主动放弃。对这于应届生而言属实有点打击，房子租好了，工作却没了。

而关于临时更改、取消录用的岗位，相关人士称包括全职、实习及暑期兼职人员，涉及教学辅导、研发等岗位。

如今应届生的春招已经结束，一旦等到9月份，那么租房子的外地应届生这三个月靠打零工生活吗？显然大部分应届生只能选择自动放弃。

同时应届生大多与猿辅导签有“三方协议”，也就是说签了这个就必须放弃其他的机会，想要改的话就必须支付相应违约金。

有媒体爆料称，在就业协议书上，郑州猿辅导有提到，如果毕业生违约，需赔偿用人单位违约金3000元整，然而有人表示，比较扯的是郑州猿辅导违约了却一点赔偿都没有。

毁约应届毕业生的不只有猿辅导，还有在美股上市的高途集团。

某位应届毕业生在脉脉吐槽，还没入职就被裁，被社会狠狠毒打又要开始找工作。在被询问是什么岗位时，他表示是用户运营岗，裁员的公司是高途。

而对于从事高途“小早启蒙”业务的应届生们来说，打击来得就很突然。

今年3月底，教育部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要求，落实国家有关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对学前儿童违规进行培训。

高途选择了放弃“小早启蒙”业务。

对于很多应届生而言这波裁员来的没有任何预兆，好了“三方协议”。但是立即面临无法入职的窘境。尽管HR回复称做要好心理准备，也保证会赔偿，然而面临失业的应届生们和近千名正式员工不得不面临三个选择：

1、公司肯定做3至6岁业务，如果还想做，只能选择离开；

2、公司部提供“活水计划”；

3、如果没有找到合适岗位，就要离开高途。

除了参与“活水计划”，别的选择只剩下了离职。然而相关人士表示，所谓“活水计划”是根据高途内部其他业务的名额，员工重新进行应聘、面试。

裁员潮下从业者”怨声载道“

在脉脉上，某网友爆料称，面试高途岗位的从业者可以解散，社招技术岗不论哪个业务线，offer都被无限期冻结，网友称基本已发offer的都被收回，包括技术和运营。

某位作业帮的员工表示部分岗位0转正，一个团留35个人。

而另一个作业帮的员工表示，高中一个团只留20人。

有爆料称这次作业帮裁员潮大部分是运营岗，然而部分员工表示，产研也不安全。

编程猫也被曝开始了大裁员。

在脉脉上，有认证为深圳点猫科技有限公司员工的人士爆料称，编程猫大裁员，已续一个多月，各部门加起来裁了七八百人，并表示主要裁的是录播课+定制课老师。该员工还表示，部分被裁员的员工没赔偿。

而关于红线协议，该员工表示这是员工的数据踩了公司红线，是自己提出离职才走的。

部分编程猫的员工表示，公司的氛围到了2020年就变了，2019年之前都不错，”是疫情给了编程猫不该有的幻想“。

去年在线教育在疯狂烧钱

从大风口到裁员潮，在线教育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此前教育行业一直被称为常青树，高速的发展有目共睹。近十年以来，教育企业数量猛增，从78万家上升到412万家，在线教育相关企业的总数从15万家上升到了70万家。

根据网经社《2020年度中国在线教育市场数据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约为4328亿元，同比2019年3468亿元增加24.79%。预计2021年市场规模突破5000亿元，达5230亿元，同比增长20.84%。

2020年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约达3.42亿人，同比2019年增长27.13%。预计2021年用户规模同比增长19.88%至4.1亿人。

然而为了发展，综合因素影响下，烧钱仿佛成了在线教育的共同选择。在广告投入上，在线教育企业是最受广告营销公司关注的对象，相关数据表明，2020年，在线教育企业的广告投入出现了明显增长。

据热云数据监测显示，从2020年第二季度开始，教育类App的投放量上涨。尽管大部分在线教育企业未公布其营销投入具体的金额，但公开报道显示，在投放高峰期，一些头部在线教育平台日均广告消耗超过1000万元。

因受疫情影响，教育行业广告主的广告集中投放期于2月开始，相比于2018、2019年提前了一个月，3到8月成为了教育行业广告主的广告投放集中区间。

2020年上半年，教育行业投入指数排名的前三广告主分别是学而思、学慧网、潭州教育。同时，教育类企业的营销活动投放目标媒体以门户网站、新闻网站、微博媒体、视频网站和生活服务类为主，其中，百度、腾讯、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等平台是主要的投放对象。

以主营K12教育的企业为例，2020年第三季度，跟谁学的当季营业收入为19.66亿元，网易有道的营业收入是8.96亿元。然而，跟谁学和有道的销售费用均高于了营业收入。跟谁学销售费用占总收入的114%，网易有道的这一数字为128%。

另有业内人士表示，2020年头部教育品牌的融资接二连三，而资本方也趋向头部平台，据网经社发布的2020年中国在线教育融资额TOP10来看，最大的10笔融资金额总额近440亿元。

其中猿辅导和作业帮囊括了TOP10里最大的四笔融资，例如猿辅导在2020年获得三轮融资，累计金额达35亿美元；作业帮在2020年6月、12月合计获得了23.5亿美元融资。

相关数据表明，最大的10笔融资总额占全部融资的八成以上。

未上市的在线教育公司们虽然未披露具体数据，但是营销投入是肉眼可见的巨大，业界流传的数据显示，2020年暑期，在线教育企业总计投入超过60亿元。

然而对于除头部品牌外的在线教育企业来说，融资能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投入大、融资能力不够，在巨额资金的清洗下，缺乏资源、资金储备的中小玩家已基本出局。

2

在线教育的主业是做广告？

在线教育，正在成为中国广告界的超大金主之一。

2019年，每刷10条短视频，就可以看到一则在线教育的广告，而到了2020年暑假，每刷5条短视频，你或许都能看到至少一则在线教育的广告。

到了2020年底，一名头发花白、年过半百的女性出圈了，这位堪称中国最忙的教师，在4个短视频广告中作为资深教师现身说法，一会是猿辅导上教了一辈子的小学数学老师，转眼又成为高途课堂上从教40年的英语老师，然后又摇身一变成了清北网校的“专家”，紧接着又成了作业帮的名师，告诫家长寒假是拉开成绩的转折点。

这名短视频演员，一人分饰四角，把在线教育行业的混乱一面，彻底地暴露在人前。

营销大战，是硝烟最为弥漫的地方。

除了春晚之类的晚会，在线教育品牌们也没放过综艺节目。

跟谁学旗下的高途课堂赞助了《王牌对王牌》第六季、《欢乐喜剧人》第七季和《我就是演员》第三季，瓜瓜龙启蒙赞助了《百变大咖秀》和《王牌对王牌》第六季，作业帮直播课赞助了《奇葩说》第七季，豌豆思维和网易有道携手《乘风破浪的姐姐2》，猿辅导赞助了《最强大脑》第八季。

人们要么看在线教育的春晚，要么在在线教育广告里看综艺。

打起广告来，在线教育品牌花钱不眨眼。

以跟谁学为例，2020年第三季度，跟谁学的销售营销费用为20.56亿元，与之相对的是，同期的课程研发费用，只有2.2亿元。

花在研发上的钱，只有营销费用的9分之一。相当于在线教育机构每拿到10块钱，就有9块用来打广告——包括家长们交的学费。

从整个行业来看，花在广告上的钱更多。

有数据表明，仅2020年7、8月份，前10家在线教育企业的市场投放额大概率超过100亿元。另有知情人士透露，2020年9月初，几家头部在线教育机构仅在抖音平台上的日均投放额便都超过了300万元。

整个行业似乎都相信着，只要自己烧钱，自己不停地打广告，就能冲出重围，成为行业里笑到最后的胜利者。

纪录片《对话：回响2020》中，记者问猿辅导CEO李勇，钱可以烧出用户，可以烧出护城河，可以烧出一个可持续的万亿级的生意，对吗？

李勇回答：“我想不到什么原因是它不能的。”

对于在线教育企业来说，生命不息，广告不能停。

这背后，又有什么隐藏的真相？

3

有一种病，叫不做广告会死

教育是一个慢行业，孩子的学习成绩很难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有突飞猛进的提升。

但是，教育机构不愿意等待。因为，教育机构一旦慢下来，自己可能就先倒下了。

作为一种线上化的培训机构，在线教育企业没有线下门店，尽管省了门店租金费用，但也失去了地推带来的获客机会。

简单来说，家长们看到一个线下的培训门店，起码会更放心，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看得见摸得着，家长们知道自己的孩子在什么地方跟着什么老师在学什么内容。

这种透明的体验，天然能够打消家长对机构的疑虑，从而给机构带来源源不断的家长们。

但没了线下门店的在线教育品牌，要如何把课卖给家长们？打广告就是一个最见效的方式。

这并不是推动在线教育品牌疯狂投广告的唯一原因。

教育行业的另一个独特性，在于这是一个预收款的行业。

多打广告，带来更多客户，收更多钱来支撑现金流。反过来，没有广告，等于没有客户，结果就是现金流崩溃。

而这对于行业来说，无异于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此前，头部在线教育品牌学霸君被质疑暴雷，有人怀疑老板拿钱跑路。尽管后来创始人直播解释自己没跑，但这种担忧仍然时时刻刻存在于行业内。

这种担忧的根源，就在于预收款模式，这让在线教育有了一种类资金盘的问题。

以前的类资金盘模式有大家熟悉的P2P、小黄车ofo、瑞幸咖啡、长租公寓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会吸纳大量的用户资金，疯狂烧钱来快速扩大市场。

如果粗放式增长或者控制不好现金流，极有可能出现爆雷倒闭等极端情况。

这从在线教育的财务模型就可以看出来：营业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研发/管理/财务费用。

在销售费用已经占据成本大头的情况下，使得营业收入在覆盖销售费用后，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再覆盖成本和其他支出，导致营业亏损。

因此，在线教育企业必须要不断招到新的用户付钱，支撑企业的现金流。

不打广告，等于等死。

在投资人看来，在线教育行业并不是完全的教育行业，而是将它当作互联网行业对待。

互联网产业是具有先发优势、头部效应的一个行业，谁能先占领用户认知，它的成功概率就大，输的人可能一无所有，赢的人占领市场。

几年前的滴滴、美团，都是通过这种方式笑到了最后。因此，这种竞争不会停止，一旦谁落后了，投资人可能就不会再投钱。没有资本加持、还在亏损中的在线教育企业会立即崩盘。

最后，在线教育企业只剩下一条路：持续不断地打广告。

在线教育回到了互联网行业竞争的主旋律中——烧钱，获客，耗死对手，然后获得更多定价权。

然而，此时的在线教育，在本质上已经变了味：它所关注的，到底是孩子的学习，还是孩子家长的钱包？

4

家长的焦虑，才是真实需求

中国家长，普遍对孩子的学习，有一种天然的焦虑。

焦虑、跟风、鸡娃、疯狂报课，这是如今多少家长的真实写照。不用说动辄一平米十几万的学区房，仅仅是学费，从幼儿园到中学，每年10-20万的花销，是很多家长的家常便饭。

在网上有一个段子，说北京的朝阳区妈妈和海淀妈妈，在如何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甚至吵得不可开交。

朝阳妈妈说：“上小学前趁学业压力轻，要多尝试点兴趣类课程。”海淀妈妈说：“数学和英语才是王道，幼儿园就要开始学思维，学英语。”

无论孩子学什么，焦虑的始终是家长。这种焦虑或许才是在线教育行业的背后的真实需求，驱使着家长们为此不断打开钱包，将钞票双手奉送给教育培训机构。

中国科学院大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重点实验室发布的《中国K12在线教育市场调研及用户消费行为报告》显示，目前30-49岁的人群是K12在线教育消费的主力军，占比高达80%。

此外，K12在线教育市场的家庭往往拥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年收入在10万-100万区间的中产家庭占比达83%，且年收入越高的家庭，每年为孩子投入的教育支出就越高。

但“硅谷风投教父”彼得•蒂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某些服务或产品上，人们为之付出的开支越来越高，但产生的效果却越来越差。”

在线教育，或许就是这样。

即便如此，在各界构造的焦虑氛围影响下，无论是投资人、教育机构，还是家长们，都无法从这个游戏里逃离。

By 金角财经

很多学者认为张居正逼迫既得利益者妥协，让明朝苟延馋喘一百年。这种说法完全和事实背道而驰。

张居正所谓改革的核心一条鞭法，与其说逼迫既得利益者妥协，倒不如说是迎合工商业阶层，进一步加重了税收结构的畸形。原来没土地的工商业阶层，也要承担徭役。一条鞭法改革后，把徭役合并到土地税里，统一按照耕地数量，计算税收。只要不种地，不仅连原先的农业税不要交，就连按人丁计算的徭役都不必负担了。

明人于慎行《谷山笔麈》里就说唐代两税法好歹还根据资产来收税，而一条鞭法则连资产都不考虑了，就根据土地多少。使得农民困苦，而商人宽裕。“条鞭以地产为率，而不计其资，故农困而商宽”（《谷山笔塵》卷十二）

张居正所谓改革说白了就是两点，一是尽可能收缩政府开支，提高行政效率，二是在农业上榨取更多油水（但实际上农业上也并没有榨出来，按张居正自己的说法，他丈量田地，不是增加税收，而是平摊下来减轻负担，也就是连农民都不得罪）。把张居正放到崇祯时期，他的表现多半还比不上温体仁、杨嗣昌。

所以江南愤青心引述的某人观点“张居正如果不死，明朝不会灭亡之类”，完全没有摸到晚明问题的症结。当然这也不能怪他们，这不过是长期流传的错觉。连一些明史专家都不能免俗。就如我在《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的书中所说：

“可叹的是，有许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学者在内，都把张居正的所谓改革当成了救星。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其中一章的题目就叫《世皆已无张居正》，真是无限惆怅感慨！

但是有张居正又怎么样？即便张居正的政策能够半点不走样的一直执行下去，如果不改变国家不合理的税收结构，那么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只是明朝政府依靠紧缩开支勉强维持下去，如果发生连续十几年的灾荒瘟疫，再加上连续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国家依然无法支撑，最后的结局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另外让江南愤青心觉得深得其心的观点：

“地主不愿意给政府交高额的税，所以政府没钱，也就无法对抗后金军队的入侵，迎接他们的命运最后只能是政府盘剥本来没钱的人来维持统治，而这帮人最后的结果必然就是揭竿而起，直接把那些看不到未来的舍不得出钱的有钱人给搞死。”

这其实仍旧是许多人经常陷入的误区，他们觉得明朝灭亡是因为盘剥太多，是盘剥所谓本来没钱的人，然后所谓揭竿而起。这是根本性的错误。明朝政府真要能铁了心盘剥，哪怕是能盘剥本来没钱的人，那倒也是一回事，也不至于灭亡。实际上满清在初期能巩固自己统治，恰恰就是这样敲骨吸髓的盘剥。但问题是明朝政府根本没能做到这点。

所谓揭竿而起根本不是什么没钱的人受到盘剥，或者什么“越穷的地方税负越重”。明朝基层官员真要能压榨到这个程度，那倒是不会灭亡了，更普遍的是，地方百姓偷税漏税，少交乃至不交，官员大多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用武力硬逼老百姓交的少之又少。崇祯被骂的最厉害的剿饷练饷，也从来没有什么时候收齐过。

再说一遍，揭竿而起的，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什么征税太多，或者什么税收负担转嫁给穷人。

明末流寇的主因就是政府征税太少，没钱支付军饷，军队才要造反。北方连年特大旱灾，政府没钱救济，饥民才要抢劫造反。这不是税收负担转嫁的问题，这就是税收不足的问题。

另外说天启时期魏忠贤收税云云，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神话。其实魏忠贤时期所谓增收的商税和不增没有多大区别（实际和万历时期比起来降低了还差不多）。崇祯时期所谓商业税也是增收的，而不是某些人所谓的取消原来的云云，但同样和不增没有什么区别。

一些人根本没有概念。几十万两商税增加，在他们眼里就算增加商业税的丰功伟绩了吧，这完全是笑话。

什么叫增加商业税？拿宋代的例子好了

北宋初期，盐、酒两项收入只有500万缗，到了南宋前期，这两项收入合计至少达到了4300多万缗，增长了八倍还多。对应明代的单位，就是北宋初期盐、酒两项收入500万两银子收入，南宋前期4300万两银子的收入，这叫增加。

你拿着几十万两银子所谓增加，好意思叫增加商税，因而魏忠贤如何了不起云云，这就成了开玩笑了。

南宋增收到这么多非农业税，乃至让非农业税达到整个税收比例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并不是因为南宋比明代更富裕，就是更大程度的盘剥而已。

我书里（《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也有叙述：

南宋由于酒税榨取太甚，导致酒价过高，卖不出去，为了征收到预定的税额，不得不强迫百姓买酒。有些地方根据居民财产划定级别，上户、中户、下户各自规定必须出多少钱买多少酒。更有甚者，还强迫百姓缴纳尝酒钱：

“尤为离奇的是，当阳县‘每遇人户纳夏秋二税，并令先纳尝酒钱，以家业多少为率，自五百至三千，虽赁地侨寄之户亦令地主抱认，一年两次尝酒钱将近两千贯’。尝酒钱实际上成为当地两税的附加税了。居民们缴纳‘尝酒钱’，能否尝到酒，从史料上还看不清楚，但有的地方缴纳所谓的‘乾酒钱’，可以肯定地说，是吃不到酒的，仅仅成为南宋官府‘别求课利’中的一项课利而已。”[1]

能尝到酒的还算运气不错，更直接点的酒影子都看不见，直接把钱摊派给老百姓，不管你吃不吃酒，都必须要交。甚至发展到直接拦路抢劫的地步：

“隆兴府进贤县之土坊镇，‘居民不满数十，商旅稀少，强名曰镇，而有酒税务一所’；通一岁之所入，这个镇的酒税却达两千多缗。那么，这两千多缗是怎样剥取来的呢？‘所谓酒者，初无酝造，亦无发卖，系于镇户量其家第之高下，抑令纳钱，一户或四五十文，或三二十文，或七八文，以是为月解，岁亦不过千数百缗而已’。所得虽然不多，‘本镇却有酒税官一员，专拦数辈，恶少爪牙数十人，皆蚕食于数十户之市民，甚则罗织村氓，攘夺商旅，又甚则拦截客舟于二三十里之外’。从摊派到公然抢劫商旅客舟，为‘别求课利’创造了骇人听闻的手段。”[2]

把南宋酒、盐4300万贯收入加上茶叶400万贯的收入，算是4700万贯的收入，相当于明代4700万两银子。那明代在这三项上的收入有多少呢？

“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酒税则提都没有提到，估计压根就没这个项目。总而言之，同样这三项，明代收入只有三百万两银子都不到！

而要知道明朝的领土面积，人口数量都远远大于南宋，至于盐、酒、茶三项的消费更远大于宋朝，然而南宋政府从中获得的收入接近5000万两白银的价值，而明朝政府却只有300万两不到，几乎所有利润都被商人拿去了。

而且宋代是政府直接控制的专卖收入更高，所谓宋代经济史专家郭正忠说：

“商税的收入，鲜有高过专卖的时候。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商税收入简直难与专卖收入同日而语。”[3]

关于明代税收和宋代的区别，弘治时期的丘浚就说得很清楚了：

“我朝不立酒曲务而惟摊其课于税务之中，而醋则自来无禁，凡唐宋以来苛征酷敛一切革之，其取于民也可谓宽矣。[4]

臣按：自古取民之财之多无如宋朝者，天下税务、酒务无处无之，且如成都一府税务二十一处、酒务三十五处，其岁额皆四十万以上，然此大郡也，若夫中郡如凤翔者，税务亦十有五、酒务亦二十有五，当世之民何以堪哉？至于南渡之后，又有所谓经总制钱、月桩之类。所谓月桩者其取之尤为无谓，其间殊名异目皆是于常赋之外、经制之余，巧生别计，然皆当时权宜不得已而为之。事已世殊，悉皆革罢。”[5]

至于后面一段辽沈战事的叙述错误太多，什么天启三年，后金攻陷沈阳辽阳，什么之后东林党推荐重新启用熊廷弼（文中似乎是指朝廷还是在魏忠贤的支持下重新启用熊廷弼，这时间和史实都完全错乱了），还有什么把天启时期启用袁崇焕当成了魏忠贤功劳，然后说“魏忠贤死后，孙承宗被罢，袁崇焕被杀。尤其是袁崇焕被杀更是自毁长城。”这错误多得稍微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要皱眉了。

他如果说魏忠贤时期，孙承宗和袁崇焕被罢免，这是魏忠贤的功劳还差不多。

说袁崇焕被杀是什么自毁长城，这更是完全离谱了。袁崇焕本身才是毁长城的利器。把关宁防线之类当成袁崇焕孙承宗的功劳，说明这位江南愤青心完全是机械地把各种道听途说来的观点拼凑在一起。他既要赶时髦来赞扬魏忠贤（还把天启无视，依然遵循传统贬低天启的说法），又尊信他一直被主流宣传灌输的袁崇焕、孙承宗如何英明神武。对史实又基本了解也谈不上，结果就把各种矛盾的东西杂糅在一起，附会到了似乎时髦的观点上。

再回过头来说说他的一些说法吧。

首先说明亡于东林党，其实我并不太赞同这种归结，虽然我本人在各种文章包括《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这本书里对东林党推行的政策，起到负面作用，也一直抨击的很激烈。

一个朝代的灭亡，当然是由各个人群，各种集团的合力拉扯下的结果，如果固定其他因素条件，单独变动其中某个因素，或许都可以得到免于灭亡的结果。但因此说某个朝代亡于某某因素么？按此种逻辑，断言明朝亡于天灾也可以，断言明朝亡于自私的军队阶层也可以，断言明朝亡于袁崇焕也可以，甚至断言明朝亡于李成梁也可以，亡于史可法，亡于郑芝龙都可以。

任何情况下，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意识形态群体，当然都是按照自己利益观，是非观行事，朝代初期是如此，朝代末期也是如此。所以正如我过去一条微博说的那样：问题不在于不同集团、阶层按自己认可的是非观念或应捍卫的利益行事，而在于是什么样的历史情势把这些团体推进了当他们按各自认为正确的利益观念行事，却导致了国家灭亡，和他们初衷悖反的结局出现。这才是深层次原因。

否则还可以说明朝亡于官员百姓不是听话的奴才，如果都是听话的奴才，皇帝指哪打哪，那后金也照样只能被碾压。

至于所有朝代灭亡都是一样，是所谓的“既得利益者的无限利益膨胀，而挤压了其他几个阶层的利益，导致小部分群体的极度暴富，而大部分群体无立锥之地”。

这也是空洞的判断，而且不符合事实。无限利益膨胀只有在绝对军事专制的社会下才能出现，否则就谈不上无限，朝代初期就没有所谓利益膨胀，挤压其他阶层的利益？

后金统治下的社会，满清早期的社会状态，符合所谓“既得利益者的无限利益膨胀，而挤压了其他几个阶层的利益，导致小部分群体的极度暴富，而大部分群体无立锥之地”的描述，但满清恰恰并没有因此崩溃。

而明末导致社会大动乱的流寇和后金利益集团，都不是属于什么大部分群体。流寇主要来源就是哗变的边军，以及陕西、河南等北方重灾地区的灾民。就说把这些地区的所有人都算上，都不是什么大部分群体。

我过去的文章里有过一段对朝代灭亡的规律的分析，就直接复制在这里吧：

每一个朝代在建立之初，都依赖有一个富有威望和能力的领导人，控制有一支强大富有战斗力的军事武装力量，否则它就无法在战斗中打败众多竞争对手，无法用武力迫使各种势力接受默认它的统治。所以在朝代初期，军事暴力关系是维持统治的决定性因素。

随后随着领导人的更替，领导人自身素质的变化，军事关系逐渐黯淡，这时必须有意识形态来维系中央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正是这种合法性权威性使得国家中大批知识阶层精英阶层为维护统治而效忠出力。这是朝代中期维系统治的决定性因素。

而到朝代末期，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则开始瓦解意识形态，激化社会矛盾，腐蚀行政能力，导致国家无法行使正常职能（比如救济灾民，抵抗外敌），最终整个社会在动乱中崩溃瓦解。

所以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建立在大规模民族压迫之上的政权不在考虑范围中）的命运本质上是由军事力量、意识形态力量、商业力量这三者之间的消长关系所决定。当军事力量起决定性作用的使用，一个国家能够打破常规的利益格局，最大限度的调用整个社会的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建造许多大型工程，发动对外战争，并且实施许多平常状态下阻力重重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但军事力量却是无法持久的，它本身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个人能力，军事经验，威信。而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却是在不断更换，如果依靠军事暴力维系统治，一旦统治者的能力达不到那种严苛的要求，统治就会发生危机，社会就会崩溃。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短周期皇朝基本上都是军事力量没有顺利转化交接给意识形态力量的朝代，秦朝是如此，隋朝也是如此。

当军事力量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力量，也就是说在军事武力的威慑下，进行的意识形态灌输，加上这个朝代本身的政策，确立了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这时候朝代就进入长周期的循环。一旦进入长周期的循环，很大程度上朝代的命运就不取决于一两个皇帝自身的素质，而是取决于整个社会自身的经济政治发展的规律，更准确的说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当这种发展无法上升为资本主义的时候导致的社会崩溃。这时候整个社会似乎沿着既定的轨道经历一个从繁荣到崩溃的过程，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仅仅能对这个轨道造成一些小的波动，却无法改变总体的轨迹！

宋朝、明朝恰恰和以前的长周期王朝的衰亡有很大不同。

在宋代以前，商业发展对社会的瓦解是通过商业发展造成的两极分化、贫富对立，破坏基层管理，同时通过意识形态的瓦解破坏上层统治，上下合力破坏所造成的。也就是这个时候，商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有破坏而无构建。旧的意识被变化的经济基础产生的星火意识所瓦解了，但新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无法构建起来。政治上层建筑处于逐渐崩溃支离之中，无法形成新的对全国实行有效统治的上层建筑。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宋代以前的长周期皇朝在朝代末期的景象是皇帝的大权旁落，成为傀儡，或操纵在宦官手里，或操纵在权臣手里。而宦官也好，权臣本身也无法对各地官员有效统治，到处都是地方割据，军阀割据的情形。

宋朝和明朝不象任何以前一个长周期皇朝一样，在临近朝代末期的时候，政府机构处于支离瓦解的边缘。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某个权臣或宦官能真正意义凌驾在皇帝头上。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权威也没有丧失，并没有出现地方割据，军阀割据的局面。恰恰相反中央对地方还是存在绝对的权威，整个文官系统也依然是按照文官本身的愿望在进行运作。商业力量的作用并非是仅仅起了瓦解破坏作用，相反本身就起了建构作用。

By 杜车别

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启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本文是此项研究的总报告。

　　总的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频繁发生，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其中蔓延最广、破坏力最大的两次，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内生矛盾积累到无法自我调节程度后的集中爆发。

　　一、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基本逻辑

　　1。这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试图通过历史比较来理解过去，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

　　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工作任务之一是应对本轮金融危机，我们希望通过历史比较使自己的工作获得主动性。

　　当我们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后，立刻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对结论的好奇使我们对这项研究工作的兴趣全面上升。

　　2。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理解和判断往往在实验室进行，而社会科学没有研究实验室①，当统计数据不充分、研究对象又十分泛化时，替代的研究方式可能是进行历史比较。

　　正如在自然界存在着气候变化长周期一样，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只要时间的跨度足够大，也会发现历史的重复现象或者相似之处②。

　　令人欣慰的是，这两次危机之间实际间隔约80多年，如果加上上次大萧条之前的历史背景时间，可用于比较研究的时间超过百年。

　　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发生了两次重大的技术革命，人类也经历了两次最大的繁荣与萧条的更迭，这使得这个宝贵的时间成为进行比较研究最难得的实验场所。(①自然科学中，一些学科也无法通过实验室验证，比如宇宙天体学、气候学、生命科学等。②康德拉季耶夫1925年提出，资本主义世界存在以固定资产投资为驱动的大约45~50年的经济周期。熊彼特1939年提出，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存在大约48~60年的经济长周期。范杜因在1979年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波》中提出，技术创新具有寿命周期，并将长技术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弗里曼在1982年的《失业与技术创新——关于长波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中，着重从技术创新扩散与就业关系的角度对长技术周期进行了分析。)

　　3。本项研究的基本逻辑是历史的周期率。

　　我们认为，周期性是历史变化和自然界的本质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特点。

　　历史在时间跨度足够长时会不断重复自己，经济社会发展的周期率首先表现为繁荣与萧条的交替，但这种交替只是分析问题的起点①。

　　本项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试图发现在两次繁荣萧条之中那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和相似程度，更准确地说，这项研究是试图理解两次危机发生前技术和经济背景的类似性，刻画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行为和大众心理的特征，描述两次危机的宏观发展轨迹，从而为应对危机的决策提供依据。(①参见《资本论》关于经济周期的描述。)

　　4。历史重复自己有线性方式，也有非线性方式，有符合逻辑的精准变化规律，也有逻辑不清的意外变化，甚至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历史困惑，这一切既是进行这项研究的迷人之处，也是它的难点所在。

　　在下面的报告中，我们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归纳两次危机的不同点，试图总结出两者的共性特点，并得出初步的政策结论。

　　由于历史事件和比较的对象极为宏观，可以用于翻阅资料和进行数据比较的研究时间十分有限，我们的描述选择了较为粗略的方式，描述的重点是“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即便是对“是什么”的描述也十分困难，因此这项研究大纲仅是更深入研究的起点。

　　二、两次危机的区别点

　　在提炼两次危机的共同点之前，十分有必要看到两次危机存在的巨大区别。

　　非常明显，两次危机对人类社会造成灾难的程度不同。

　　从危机爆发初期的情况看，1929年大萧条造成的经济总量损失和商业破坏要大大超过本次金融危机。

　　但本次金融危机的后续发展演变日趋复杂，美国复苏过程曲折反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不断深化，经济社会政治产生共振，负向反馈，不确定性和风险持续提高。

　　总的来看，这次危机尽管短期杀伤程度要轻，但调整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深度影响难以估计。归纳起来，两次大危机有几点主要的区别：

　　1。人口结构不同。

　　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也会产生重要的作用。

　　大萧条期间的人口年龄较轻，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受教育程度也不高。

　　而本次危机发生的时候，人口的年龄已大大提升，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①，中等收入者比重上升，受教育程度提高，福利化制度和人口年龄因素造成劳动力的市场适应性减弱，人们更乐于维持现状而不是变革。(①以美国为例，1929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5.3%，2007年则占12.6%(数据来源：美国国家统计局)。)

　　2。技术条件不同。

　　大萧条发生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之后，而本次危机发生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之后，在两次技术革命之后，人类技术进步的程度大大提高。

　　特别是在军事领域，核武器的发展使得主要国家具有相互制衡的能力，鲜有国家寄希望于通过世界战争解决国家利益争端。

　　相反，核力量造成的“恐怖平衡”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

　　同时，本次金融危机是在信息化技术高度发达条件下产生的，这会加重风险的扩散和共振，使这次危机的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且市场同步波动更明显。

　　3。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了进化。

　　大萧条后，资本主义国家吸收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保障制度在发达国家普遍建立，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从无到有且日趋完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立了稳定器和刹车系统。

　　另外，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基于对上次大萧条的认识，主要发达国家政府都对经济进行了快速的直接干预，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了经济自由落体的状态。

　　因此，本次危机对经济和社会的短期损害还没有达到上次大萧条的程度。

　　4。全球化的程度不同。

　　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框架下，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①。

　　目前全球的货币制度以纸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替代了传统的金本位制度。

　　资本市场开放的程度大大提高，跨境投资现象比较普遍②，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使得单个国家的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更加交融。

　　虽然会有保护主义的思潮和损人不利己的种种行为出现，但是这些做法将损害本国政府、企业和居民利益，因此将是短命的。(①1928年全球贸易占世界GDP的16.7%，2007 年则占51.6% (数据来源：商务部网站)。②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1980年总额为5 190亿美元，2007年达到18 330亿美元，年均增长5%，高于同期全球GDP 3.4%的增长率。)

　　5。新兴国家崛起和全球经济格局不同。

　　上次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欠发达国家受到严重的外部震荡，但只有消极接受的无奈，没有力量拉动全球经济回升。

　　而本次危机截然不同，全球力量出现了结构性变化①，在发达国家内需下滑的时候，世界出现新的经济增长发动机。

　　这些国家的巨大需求对经济下滑的拉升作用加大，全球经济危机可能从中心扩散到外围，但是从外围折射到中心的力量巨大。(①1929年美、欧、日以外的亚非拉国家GDP合计占世界GDP的23.3%，2010年则占到42.6%，危机期间的2009年金砖四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达90% (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千年史》， 人民网等)。)

　　三、两次危机的共同特点

　　通过比较研究，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我们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归纳。初步得到十点结论，简要描述如下：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

　　长周期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引起繁荣，繁荣又是萧条的原因，重大的技术革命引起大繁荣，毫无疑问也会引起大萧条，这是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表现。

　　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是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后发生的，而这次危机则发生在“第三次浪潮”之后①。

　　重大的技术革命总是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程度的解放，这不但改变着生产函数和产生“毁灭”的创新效应，而且每次技术革命都对社会结构、地缘政治、国家力量对比产生深远而根本性的影响。

　　如果生产关系调整滞后于技术创新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调整滞后于经济基础变化，潜在的危机风险必然加大。

　　对这个问题，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做出过十分到位的描述，康德拉季耶夫也做过大量研究。所不同的是，从技术革命发生到产生危机的时间大为缩短，1870年以后发生的电力技术革命到发生1929年的危机间隔了60余年，而1980年以后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与本次金融危机之间只隔了30余年。

　　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①以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驱动力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开始于1870年，到“二战”结束。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技术、航天科技为驱动力的“第三次浪潮”开始于1945年，1978年IBM推出个人计算机，开启了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驱动力的信息和新经济革命。)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1929年大萧条之前，柯立芝总统实行了以放任自流著称的经济政策，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基本保持缄默，金融利益集团也对放松监管、推动金融自由化发挥了巨大影响。

　　在此期间，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首先集中在电力行业和汽车行业，自由竞争使主要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和垄断程度大幅度提高，劳资对立由于经济繁荣得到一定缓解，而弱势的农业相对衰退，埋下了产业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经济投机性增强等种种隐患。

　　但不管怎样，经济的放任自流政策创造了著名的“柯立芝繁荣”。

　　在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强大的产业和金融利益集团作用下，从克林顿到小布什政府也都采取了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际的经济放任程度和对监管的放松接近甚至超过里根政府的做法。

　　在此期间，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使信息通讯产业和互联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房地产业的繁荣已经出现，美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繁荣，人们乐观地认为，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商业周期已经不复存在。

　　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

　　十分明显的是，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制造业的衰落，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已经无法适应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过度负债的经济模式已经充满风险(见表1、图1)。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见图2)。

　　大萧条期间所表现出的，是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

　　这一次危机则与全球化、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虚拟化程度提升、不同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有更多关系。

　　但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

　　分配差距也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而且表现在传统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

　　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三角形循环，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资源富足国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发达国家通过负债消费，拉动新兴市场国家产能利用。虽然形式上的变化很多，但是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

　　上次危机美国总统作出“每家的后院有两辆汽车、每家的锅里炖着一只鸡”的承诺；而这次危机发生前，两任总统都承诺提高住房自有率①。

　　欧盟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税收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但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社会福利安排出现过度化倾向，但绝大部分政治家难有决心和胆量压缩福利。

　　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

　　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

　　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对这个问题，桥水投资基金的戴利欧先生在“和谐的去杠杆化”一文中，对政府和民间的去杠杆化过程做了精彩描述。

　　文章认为，每隔70年左右的一次高负债都伴随着一次经济危机(见图3)，在这期间工资增长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负债增长都大大超过税收能力。(①在1995年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发布的《国家住房战略》中，克林顿提出：“要实现住房自有率在本世纪末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04年10月小布什在华盛顿竞选连任的演讲时提出：“任何一个家庭搬进自己拥有的房子都会感到美国比其他国家强”。)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

　　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社会心态浮躁具有普遍性。

　　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这次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

　　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

　　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人类这种自我膨胀的说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相关的质疑：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是否具有永恒性？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

　　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

　　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

　　在经济泡沫导致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下，货币当局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从而捅破了泡沫，改变了投机者的心理预期，使得迟早发生的事终于发生(见图4)。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1929年大萧条还没有明确的宏观经济理论指导，而本次金融危机则是宏观经济政策长期服从于政治选举目标。

　　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货币当局对宏观经济形势都缺乏准确的理解，大萧条时期美联储的决策者基本没有总需求管理的意识，而这次美联储则对已经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与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所应该执行的货币政策认识很不到位。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①。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同时，在市场大幅波动中获益是大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国家软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国际金融市场力量往往起到“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作用，这种力量又与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结合，使得当政者处境岌岌可危。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①2012年欧债危机持续发展，法国、希腊、西班牙等国的民意普遍左转，民族主义和极左、极右势力明显抬头，大选之年政府不得不迎合民意，许多有利于债务问题解决的政策难以实施，欧债风险迅速上升。)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

　　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它们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运气决定。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

　　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面对超高的负债率，先是在财政上采取紧缩政策，去杠杆化进程开始；

　　随后经济泡沫破裂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通过货币贬值和债务重组得以缓解；

　　而后，在经济未实现好转之前，通胀上升和股市繁荣往往带来一次虚假复苏，但很快会遇到经济的二次探底；

　　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是这样，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美国金融危机一度出现缓解，但欧债危机却出乎意料地全面恶化，系统风险迅速上升，全球经济可能由此进入第二轮危险期。

　　同样，当国内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向外部转移和推卸责任。

　　危机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大危机一旦发生就注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上次大萧条最极端的情况是希特勒通过民选方式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屡屡发生。

　　目前，欧债危机正在深化，中东形势很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冲突相互交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本次危机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见图5)。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在这次危机中，虽然凯恩斯理论再一次获得生命力，但人口老龄化、全球产能过剩、资源约束强化所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下降，加上劳动力市场更加“粘性”，使单纯扩张总需求的政策撞到天花板。

　　同时，全球通缩压力、欧洲主权债务恶化等导致的负面效应显现，全球经济又一次进入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境地。

　　前一段兴起的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相结合的不少研究引人注目，目前兴起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呼声提高，这说明全球都在等待着理论创新。

　　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单个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而大国相互合作又如此困难，急需提出一个可行方案，解决这个全球性的复杂问题。

　　我们看到，全球经济的恶化又一次产生巨大的倒逼力量，这在曾经的欧盟峰会上已经体现出来。同时还要看到，尽管理论创新十分重要，但全球经济能否走出危机，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运气因素，这在1929年大萧条的末期表现得十分充分。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

　　这个判断可能被两次危机所证实。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元占据支配地位，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诞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看，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

　　总之，大危机所分配的不只是一个国家国内的财富，而且是国家之间实力的对比。危机的再分配效应是无法抗拒的，世界经济秩序将继续发生稳步但不可逆转的重大变革(见图6)。

　　四、三点政策思考

　　两次危机的比较研究，使我们得到不少思想收获，也受到很多启示。考虑到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在诸多可以选择的政策建议中，这里主要想提出三点思考。

　　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

　　比较研究的结论和目前欧债危机的恶化形势告诉我们，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的思想方法，对危机态势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目前有两个场景必须预防：一是危机升温而产生的巨大外部震荡；二是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变换形态的战争。

　　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比较研究的结论也可以告诉我们，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

　　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

　　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

　　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比较研究的结论还告诉我们，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

　　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建议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好的事进一步务实研究，尤其需要增强全球视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By 刘鹤

2020年，软银孙正义在纽约时报峰会上表示，比特币是“难以理解的”，其此前已投资了2亿美元，这是他个人资产的1%。但自从投资比特币后，看到比特币的价格每天每五分钟波动一次，这使他无法专注于自己的业务。而停止对比特币的投资，他“变得更好了”。

　　关于孙正义投资比特币，2019年就有大量的媒体报道，标题也十分吸睛——“孙正义投资比特币亏损了1.3亿美元”，不过当时孙正义并没有对该新闻做出回应。如今孙正义算是做出了正面的回应。

　　孙正义为什么会投资比特币？这背后又有什么故事？欢迎阅读深链财经此前的报道《软银孙正义投资比特币亏1.3亿美元“内幕”》

　　在“软银孙正义投资比特币亏了1.3亿美元”的新闻疯传时，彼得·布里格这个名字被广泛提及。

　　很多人知道彼得·布里格是峰堡投资集团联席董事长，却不知道他也是推动比特币进入华尔街的重要角色。

　　在彼得·布里格的宣传下，高盛的前明星对冲基金经理、华尔街传奇投资人迈克尔·诺沃格拉茨投身加密货币行业，创立了有“加密货币界的高盛”之称的数字资产投行“数字银河”。

　　同样也是在彼得·布里格的推动下，峰堡投资拿出2000万美元投资购买比特币，成为了第一家投资比特币的华尔街公司。

　　甚至彼得·布里格还试图推动与富国银行合作，创立美国第一个受监管的比特币交易所。

　　所以，当2017年2月软银以3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峰堡投资时，孙正义就注定了会被彼得·布里格“鼓动”买比特币。

　　软银孙正义被套

　　一夜之间，全世界都知道软银集团的孙正义投资比特币亏了1.3亿美元，因为美媒的一篇报道。

　　“2017年底，比特币接近2万美元的历史最高价时孙正义投资了比特币，在价格暴跌后于2018年初卖出。”知情人告诉媒体。

　　也是就是说，在比特币达到高点的时候，孙正义悄悄入场，然后就被套在了山顶。

　　有人说投资比特币失败对孙正义的声誉有损，毕竟他此前的外界形象是一个耐心且具有预见性的投资人。

　　关于孙正义，广为流传的是他投资阿里巴巴的故事，当年只用了6分钟，就决定投2000万美元给马云。阿里巴巴赴美上市后，孙正义获得了将近1000倍的回报。

　　当然必须要承认软银以及孙正义的实力，但就投资而言，在互联网泡沫时期，孙正义最值得称道的也就阿里巴巴和雅虎两笔，其他的数百起投资大都以失败告终。可以说，阿里巴巴上市之前，孙正义根本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成功投资案例。

　　无外乎有人说“孙正义是个被命运女神眷顾的宠儿，碰巧遇到了阿里巴巴这个福星”。

　　不过现在看来，在加密货币领域，孙正义却没那么幸运。

　　孙正义是怎么跟比特币结缘的呢？

　　知情人称孙正义是在峰堡投资集团（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联席董事长彼得·布里格（Peter Briger）的鼓励下投资比特币的。

　　峰堡投资集团是一家成立于1998年老牌私募公司，由来自瑞士银行以及黑石集团的维斯·艾登斯（Wesley R． Edens），罗伯·考夫曼（Rob Kauffman）和兰德尔·纳尔多尼（Randal Nardone）三人联合创办。

　　公司成立不久就迅速扩展到对冲基金、房地产相关投资和债务证券，由高盛出来的彼得·布里格（Peter Briger）和迈克尔·诺沃格拉茨（Michael Novogratz）负责经营。

　　彼得·布里格是高盛处理不良债务的专家，迈克尔·诺沃格拉茨是高盛的明星对冲基金经理，也是华尔街传奇投资人，二人推动了峰堡投资之后的发展。

　　2007年2月9日峰堡投资集团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是当时美国第一家上市的大型私募股权公司。截至2016年9月30日，峰堡投资管理着701亿美元的信贷资产、私募股权、对冲基金和固定收益投资。

　　2017年2月峰堡投资被软银以3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在软银架构内独立运营，彼得·布里格等高管同意继续留任公司。

　　彼得·布里格为什么会推荐孙正义买比特币，说起来这与彼得·布里格、峰堡投资和比特币的故事有关。

　　上市公司高管投身比特币

　　彼得·布里格和比特币的故事开始于2013年1月在加拿大的一次滑雪之旅。

　　当时彼得·布里格邀请了几位金融家和企业家到峰堡投资旗下的一家旅馆居住，客人中有一位叫文西斯·卡萨尔斯（Wences Casares）的阿根廷人。

　　文西斯之前创立了数字钱包公司Lemon，2013年Lemon被LifeLock收购之后，又创立了比特币安全公司XAPO。后来文西斯成为PayPal的董事会成员。

　　比特币进入上流社会视野离不开文西斯宣传，领英的创始人、微软的高管都听过文西斯介绍比特币，PayPal前总裁大卫·马库斯（David Marcus）在文西斯的鼓励下购买并研究比特币，PayPal称文西斯为“比特币思想领袖”。

　　2011年，文西斯就接触到了比特币。当时他要将一笔钱从美国转给阿根廷的朋友，而传统的资金转账渠道时间和成本很大，朋友告诉他说用比特币是一种不错的解决方案。

　　知道比特币的那天，文西斯就在旧金山找到了愿意以8000美元的价格卖给他2700个比特币的人，当晚文西斯就将这些比特币转给了朋友。

　　文西斯因这次交易而迷上了比特币，这种任何人都可以在线购买的货币，其承诺的价值要比比索（阿根廷的法币）更好。这似乎也为那些无法开设银行账户和信用卡的人们提供了访问金融体系的机会。

　　随后，文西斯开始写文章向自己的好友介绍比特币和自己的使用体验。

　　2012年在游遍了阿根廷之后，文西斯开始了他的囤币之旅，他通过在互联网留言板上发布邀约来买卖比特币，2012年12月份还在阿根廷组织了第一次比特币聚会。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向硅谷的朋友讲述比特币的种种好处。“比特币网络的优势会将每一个比特币的价值推向天文数字的值，在此期间，每一个比特币都可以充当一种简单安全的价值存储方式，类似于黄金。”

　　在漫长的滑雪日，文西斯向彼得·布里格和其他人讲述了比特币的运作原理和重要意义。不过在彼得·布里格等人的印象里比特币是一种比较边缘的技术，活跃之处也是像丝绸之路这种暗网和黑市。

　　文西斯告诉大家比特币并不是只能用于黑市交易，实际上它是一种新的网络，可以让资金在世界任何地方自由转移。

　　彼得·布里格对于文西斯所讲的内容半信半疑，不过凭借着多年的金融经验他也隐隐觉得比特币似乎是一项有潜力的技术。

　　听完文西斯的介绍后，彼得·布里格马上就给一个最值得信赖的助手发电子邮件，询问他对于比特币的了解。回到旧金山后在Mt． Gox交易所上开了一个账户，买了10万美金的比特币。

　　之后，彼得·布里格开始向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介绍比特币，迈克尔·诺沃格拉茨在彼得·布里格的“鼓动”下购买了700万美元的比特币，后来获得了巨额的回报，并创立了有“加密货币界的高盛”之称的数字资产投行数字银河（Galaxy Digital）。

　　除了宣传比特币之外，彼得·布里格也开始和同事商量，如何让峰堡投资参与到这个新兴的市场当中。

　　第一家投资比特币的华尔街公司

　　除了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大型私募股权公司，在彼得·布里格的推动下峰堡投资还成为了第一家投资比特币的华尔街公司。

　　峰堡投资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该投资集团在2013年拨出了2000万美元用于购买比特币。

　　“峰堡投资可能是第一家披露自己持有大量比特币的上市公司。”有分析人士评论。

　　当时还有消息称峰堡投资计划推出比特币投资基金和比特币ETF，甚至峰堡投资还拉来了富国银行，打算建立美国第一个接受监管的比特币交易所。

　　总而言之，从2013年开始，峰堡投资这家资产管理公司与比特币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关于峰堡投资想要建立交易所的故事，《纽约时报》财经记者纳撒尼尔·波普尔在《数字黄金：比特币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里有过记载。

　　2013年冬天，来自美国最大银行之一——富国银行的几位高管从旧金山前往纽约，参加峰堡投资的总部会议。讨论一个非常具有争议和潜力的项目：创建美国第一个受监管的比特币交易所。

　　峰堡投资在曼哈顿总部47楼有一个大型会议室，富国银行几个部门的高管如约现身、峰堡投资团队还邀请了一些支持比特币的硅谷名人。十几个人聚集在会议室，峰堡投资的联合主席彼得·布里格就站起来为这场讨论做准备。

　　彼得·布里格解释了为什么峰堡投资团队对比特币技术如此感兴趣 。

　　这既是一种数字黄金，也是一种廉价且几乎即时汇款的全新方式。他暗示富国银行应该跟上比特币的潮流，因为新网络有可能挑战该银行提供的一些基本服务，例如支付网络。

　　彼得·布里格谈到目前美国缺乏一个受监管的比特币交易所，这是峰堡投资和富国银行可以提供的。

　　不过这场会议直至结束也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富国银行也在比特币的一次危机后对峰堡投资的提议表示反对。这个建立比特币交易所的计划也从未公之于众。

　　虽然这两个金融巨头最终没有达成合作，但这次对话却为华尔街慢慢接受比特币这种新技术打开了一扇窗户。

　　2013年年底，因为比特币的下跌，峰堡投资在比特币的投资亏损了20%，这引来诸多媒体报道。《金融时报》发表评论称，虽然眼下投资比特币亏损，但峰堡投资的尝试意义重大，因为以比特币为首的“基于密码学的新型点对点数字货币”正是华尔街越来越感兴趣的领域。

　　如果说比特币进入上流社会得益于文西斯在富豪间的奔走宣传的话，那么比特币被华尔街关注则得益于彼得·布里格和峰堡投资。

　　2017年2月，峰堡投资被软银以3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在软银架构内独立运营，彼得·布里格等高管同意继续留任公司。

　　从这个时候开始，孙正义就注定了会被彼得·布里格“鼓动”买比特币。

　　不过，正如峰堡投资此前在比特币投资上的亏损一样，孙正义投资比特币亏损似乎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By 深链财经

1991年初，日本大分县的一位老人用1300万日元买下了一块伊豆别墅用地；2017年3月，费尽周折之后，老人终于卖掉了这块地，售价10万日元，是当初买入价的1/130。扣除向不动产中介公司支付的约21万日元手续费和广告费，这笔交易最后的结果是：-11万日元。

　　难以想象！而且，这并不是个例。在《朝日新闻》2017年6月~2018年7月连载的“负动产时代”系列报道中，类似事例屡见不鲜。《负动产时代》一书，就是以这些报道为基础编撰而成。

　　长满藤蔓的公寓

　　和独自住在废弃楼房里的人

　　被抛弃的房屋和土地、忙于追讨欠费的业主委员会、背负沉重债务的长租公寓产权人、过重的固定资产税和遗产税……这些都是日本房地产业触目惊心的现状。

　　泡沫经济欠下的债遍布全日本。度假别墅、度假地或农村的土地、与房屋配套的度假区会员身份，其中大部分都是找不到买家的负资产。为了这些用不上又无法变现的资产，业主每年要缴纳高额物业费、维修基金和固定资产税，只能付钱请中介公司帮他们早点脱手。中介公司要求业主预付一定（通常3~5年）的物业费和所有权转移登记所需费用等，这些费用通常超过房屋最后的售价，显然，业主甘愿以“负价格”来摆脱这些资产。然后，中介公司以拖欠物业费、“每套10万日元”（度假公寓的普遍售价）的方式尽早卖出一些房子，因而省下来的预缴费用，就成了中介的利润。

　　埼玉记者站记者松浦新在本书前言中提醒消费者，要警惕房屋销售公司的话术。买房除了还贷款，还必须承担物业费、维修基金、固定资产税等费用，很多人并没有考虑这些支出。在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之前，日本人很难清楚意识到买房买成房奴的风险，他们以为，还贷总有还清的一天。可是，维护和管理的费用迄今一直沉甸甸地压在他们身上。

　　公寓有很多楼层和很多房间，也就是说，有很多业主。这里隐藏着另外一种风险。按照日本政策的有关规定，负动产想要重建，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地处车站附近等交通便利的位置；二、可以增加楼层，能出售增建的房屋用作重建资金。不符合条件的公寓很难重建，而拆除公寓需要高昂的费用，腾出来的土地又不一定能卖掉。另外，重建分售公寓需要4/5以上的业主同意，而要拆除建筑物出售土地的话，按照《民法》规定，原则上必须获得所有业主的同意。现实中，很多公寓会遇到业主意见无法统一的难题。

　　“公寓陷阱”处处可见。《负动产时代》一书以翔实的数据和具体的情景描述，呈现了“长满藤蔓的公寓”“独自住在废弃楼房里的人”等糟糕的生活环境，以及公寓业主委员会焦头烂额的困境。日本国土交通局的数据显示，城市公寓的空置率逐年呈上升趋势。

　　沉重的固定资产税和遗产税，也让后辈们宁愿放弃继承。如此一来，没有办理过户手续的老房子越来越多，逝者的子女或孙辈都是共同继承人，这些房子无论出售或作其他用途，都必须取得所有人的同意；然而亲戚四散各地，有些可能在海外，可想而知，后续处理有多难。同理，那些购入的闲置土地，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为了“不想给孩子留下负担”，老人们只能在世时尽可能处理掉这些负动产，所有权长久没有变更的房屋和土地，就荒弃在那里。

　　各种负动产问题里，长租公寓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日本自2015年1月1日起增收遗产税，最高税率达55%，基础免征额度也比之前减少40%，使更多的人需要申报遗产税。与此同时，尚未还清的贷款可以从继承财产中扣除，免缴遗产税。不动产公司趁机提出“贷款盖房能减税”的口号，许多土地所有人未加深思，就此背上巨额贷款债务，长租公寓供给过剩，加剧了空置率的升高。与需求脱节的农用土地建房热则助长了“荒野诈骗”，诱使缺乏经验的投资者花巨款购买毫无前途的山林土地。

　　繁杂的问题

　　与有限的解决之道

　　造成日本进入“负动产时代”的原因复杂多样。

　　日本的土地制度，是以土地和房产永远不会失去资产价值的“土地神话”为前提制定的。早在1886年（明治十九年），日本就出台了不动产登记的相关法律，要求所有权人主动提交、自愿登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遗产继承和登记都不是强制的。它没有预料到所有权长期不变更所造成的继承关系的复杂程度。本书开头提到的那栋楼房，最后一次权利变更距今已120年。无法确定所有权或无法取得全部所有权人同意的房屋和地产，很难重建或开发。

　　书中还提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到田中角荣首相提出的“列岛改造热潮”和之后的泡沫经济，日本的土地价格几乎从未下降，只要一直持有就能不断增值。而在泡沫经济破碎后，这个神话随之粉碎，代价就是银行堆积的大量不良债权，大片荒废的土地，到处可见的空置楼房，以及美好愿景被打破的心碎的人们。

　　严重滞缓和不妥当的政府政策，显然无法适应现状，必须改革。《朝日新闻》采访组希望能改变税费负担远远大于使用价值的现实，制定合理的税收制度，减轻过户费用，调整固定资产评估额度。他们还指出，城镇规划要量力而行，从本地实际出发，盲目开发要不得。

　　不过调查过程中的某些环节，也显示出呆板的制度下，实践操作有时显示的灵活性。比如，公寓住户共筹购买不同意向的住户所有权以形成统一；有专家建议，公寓出售时就设立拆除基金以预防善后问题；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开始尝试在所有权人长期无法查找的情况下，对空置房屋的处置与空闲土地的重新规划，根据居民需要，提供住房补贴，推荐公共住宅等等。

　　城乡差距、老龄化

　　和“作为环境问题”的时间

　　在直观的现象和问题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原因，即书中有所提及但没有深入阐述的两大忧虑：城乡差距，以及老龄化和少子化。

　　明治时期创立的地租制度在1950年被延续为固定资产税，成了地方政府的基础税收。这项稳定的财源为各地方政府构筑了重要的财政基础。然而如今，在少子化和东京单极集中的趋势下，这项制度已远远跟不上土地价格的剧烈变动。在老龄化问题不断深化的地方，拥有现金收入的人越来越少，固定资产成为沉重负担，这个巨大的阴影是加重“负资产化”问题的重要因素。专门研究长租公寓的专家提醒，长租公寓可能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到2025年，所有团块世代（指在日本第一次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大多生于1947~1949年间）都将超过75岁，届时会出现大量待继承的遗产，可能会带来大量空置房屋。

　　凯恩斯经济学经典的“有效需求原理”表明，决定一个国家经济活动水平的是总需求。很显然，如果人口数量不能保持稳步增长，如果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必定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如果人口持续向大城市聚拢，乡村“空心化”的情况就会愈加严重。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刚刚公布，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老龄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城乡差距和老龄化，也是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

　　宏观经济学家吉川洋在《人口与日本经济》一书里指出：“‘人口问题’是21世纪日本面临的最大问题。”2007年，日本老龄人口超过21%，成为世界上首个“超老龄社会”。2015年的“国势调查”显示，日本的老龄化率已经进一步升至26.7%。老龄化和少子化催生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负动产”就是其中之一。劳动力数量减少，还意味着社会保障负担沉重、财政破产危机、地域社会结构巨变等一系列问题。

　　出生率为何难以回升？除了晚婚和不婚之外，吉川洋谈到了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显现的年轻人就业环境恶化的问题。京都大学公共政策研究学者广景良典在《后资本主义时代》一书里，同样批评了日本的劳动环境。据广景描述，很多公司在面试时，负责招聘的人都会询问女性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让女性备感压抑。广景还强调“时间政策”具有根本意义，要增加公共假日，促进“抑制过剩”和缩减劳动时间，停止毫无益处的过度加班等连锁竞争，形成社会性的全民共识。

　　与之相应，生物学家本川达雄在《生物学文明论》里，提出了“将时间作为环境问题考虑”的观点。本川认为商业的本质就是“使用大量能源来缩短时间”，也就是说，实现“资源→时间”的转换。现代人的时间流逝速度比远古时代的人类要快几十倍，人们用这种方式无限地加快了生活的速度，然而现代人的身体无法跟上这飞快的时间，造成了“社会时间与身体时间的严重背离”。所以，就算经济增长，人们却常常感觉不到幸福，只是觉得“更忙了”，忙得没有时间、没有心情、没有精力生养孩子。21世纪因此成为走向老龄化的世纪。

　　正如《负动产时代》一书所说：“带来问题的不是土地，是相关制度和人们的观念催生了‘负动产’。”这是21世纪所有人的共同课题。

By 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