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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了很多中国制造国产替代案例后，我们开始思考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假设我们从一个几十年的周期来看，国产替代发展的终局形态应该是怎样的？

我认为无非这样几种结局：

(1)国产替代失败，中国技术升级失败，全球主要产业依然被美国等发达国家掌控，中国继续被“卡脖子”，中国掉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

(2)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大部分产业规则的制定者，形成事实上的中国标准主导全球。

(3)中国搞中国标准，美国搞美国标准，其他小国家在中美两个体系中选择站队，接入了美国标准，就不再接入中国标准。

(4)中美两国各搞一套产业标准，其他小国家在中美两个体系中自由接入，同时接入美国标准和中国标准，和中美两国同时做生意，中美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

而我们认为，第一种和第三种结果，对于中国来说都是非常糟糕的，而要取代美国实现第二种结果，难度则非常大，不仅需要中国付出十二分的努力，还需要美国犯战略性的错误才有可能。其中，第四种结果是中国很有机会努力做到并相对对中国有利的终局。不久前，我们看到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的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大概的意思是，未来的世界，会形成中美“双操作系统”格局，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应该同时接入中美两个系统。

实际上，当今的国际规则，大部分是美国制定的，其他大部分国家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类似应用开发者和苹果（或者谷歌安卓系统）之间的关系。当今的国际贸易大部分是采用美元结算的，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互联网、半导体、操作系统等产业标准大都是由美国制定的：美国掌控着世界主流专利体系并且随时可以利用这一体系对其他国家进行技术禁运，美国的媒体主导着全世界的议程设置，好莱坞的大片主导着全世界的文化输出，美国的高校吸引着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当其他国家和美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可以理解是平台上的开发者和平台拥有者的冲突。辛巴最多的时候其旗下账号曾经占到整个快手总流水的40%，但是当辛巴和快手关系搞僵的时候，快手开始打压辛巴家族，结果是依赖单一平台的辛巴很难抵御这一打击。类似地，当依赖于美国系统的其他国家要和美国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国家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但是国际手机主流操作系统，有安卓和苹果两大系统并存，安卓相对开放，苹果相对封闭，两大系统互相竞争，其他中小开发者同时接入安卓和苹果两大系统，并且可以迅速在两大系统之间切换。

比如当腾讯开发了一款备受欢迎的新游戏时，哪怕苹果系统应用商店率先将该款游戏上架，它也可以迅速用发达的中间件和服务极快地推出安卓版本，用户可以同时玩苹果版本和安卓版本，其差距极小。

类似的案例还在汽车行业发生，中国内地和美国的汽车方向盘在左边，日本和英国、中国香港的汽车方向盘在右边，同一个厂出的同一款车，比如丰田凯美瑞，只需要在日本出售右方向盘版本，在中国出售左方向盘版本就可以了，两大系统切换很方便。这个思路为我们描绘了将来中国产业界可以为之努力的方向，也就是世界形成中美两大产业标准，互相竞争，但是又不是完全老死不相往来，其他中小国家在中美两大标准之间自由切换，同时接入，两边做生意，两边都不得罪。我认为，这一结果是有机会实现的，且是在中国能够看到的产业出路当中相对对中国最有利的。

例如，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本质上是与美国形成了“双操作系统”模式，美国有Facebook，中国有腾讯，美国有亚马逊，中国有阿里巴巴，美国有谷歌，中国有百度，美国有Uber，中国有滴滴打车……实际上，互联网产业的中美双操作系统模式，就有很特殊的时代背景，首先互联网这个产业太特殊，中国对于外资互联网公司有着很严格的限制，例如Facebook、谷歌在华业务有诸多限制，这给了本土的腾讯、百度等公司巨大的市场空间，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毫无疑问具有了世界级竞争力，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不仅能够很好地服务本国市场，还在海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那么，其他产业有没有可能复制互联网走过的“中美双操作系统”模式呢？我认为是很有可能的。例如芯片产业，长期以来，我们的整个产业链都落后于国外厂商，不管是芯片设计，还是光刻机、光刻胶、EDA软件都比国外落后一些，但是这个产业又非常讲究产品迭代，只争朝夕，这使得领先者的地位越发领先，马太效应越来越强，追赶者与领先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在中美科技战开始后，中国许多产业被迫开始用国产芯片、国产光刻机，这给了许多中国厂商以机会，中国第一次有机会搭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并且形成自己的标准。

2021年9月底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一篇报告，题目是《增强“软连接”：中国的标准制定改革与国际雄心》，专门分析中国在标准制定问题上的能力和前景。该报告认为，虽然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工业国，但中国在国际标准的制定当中，仍然只是一个新手。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只占国际标准的1.8%，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占这些标准的90%～95%。

另一份国外智库推出的名为《数字丝绸之路和中国对中国标准设置的影响》的报告也指出，中国在5G通信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电网等产业上具有国际产业领先地位，但是很多时候并没有转化为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上的市场份额。中国可能是全世界对于国际标准最重视，也是最想在国际标准制定上取得突破的国家，这可以从政府部门接二连三推出的关于推动国际标准制定的文件当中看出，例如《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2021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改革方案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

未来10年，中国的标准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如何，将是评估中国实际产业地位的重要试金石。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和美国最终形成“双系统”模式，一定要以在经济领域竞争为主，避免变成美苏冷战那种纯军事对抗，因为军事对抗的结果大概率是双输，而经济的竞争，则有可能是双赢的。例如，中美在互联网产业上的竞争，对于世界就是双赢的结果。

中国企业字节跳动打造的备受欢迎的短视频平台抖音，在国外的版本叫作TikTok，火遍全球，给全世界的消费者带来快乐，而字节跳动本身在融资的时候也有大量美国资本投资。同理，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中客车，在民用大飞机领域的良性竞争，形成了事实上的“双系统”结局，也大大造福了全球消费者。在竞争下，两大航空巨头都有危机感，不停升级自己的技术，投入研发，打造越来越好的客机。

从产业层面，未来在互联网、半导体、移动通信、电动汽车、航空航天、工业软件、生物医药、节能环保、重型装备制造、新材料、卫星导航、人工智能、数字货币等领域，都很有可能形成中美“双系统”“双标准”的格局。

在更大的国际关系领域，比如货币、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要形成中美“双系统”的格局，难度似乎要比产业层面大得多，不过这并不是本书所探讨的重点。我认为，第一步在产业层面，许多主要的产业形成事实上的中美“双系统”，是有较大可能的。

当今世界，中国是120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另外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如此庞大的经贸往来背景下，当世界主要国家都与中国有着事实上的经贸、科技密切往来后，要想完全孤立中国、“卡中国的脖子”，再形成类似20世纪美苏冷战那样的完全对抗和脱钩，就不容易了。美国商会中国中心在一份名为《理解中美脱钩：宏观趋势与工业影响》的报告中对于中美经济脱钩情况下对美国的损失也做了定量估算，其结果同样是非常惊人的。该报告估算，在中美贸易硬脱钩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将在10年内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的潜在增长。

在投资方面，截止到2020年6月，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达到2580亿美元，假设算上资本收益、商誉和再投资收益，估算美国在华投资实际价值高达7640亿美元。假设中美完全脱钩，该报告估算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将下降一半。

历史上，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每运作1美元资产都会增加美国的GDP总量。该报告指出，假设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一半（1240亿美元），则可能使得美国GDP每年减少1/4（5000亿美元）。这两项成本加起来，对美国每年的影响高达5500亿美元。此外，中美双边证券投资存量高达3.9万亿美元（不包括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假设中美资本发生脱钩，美国居民和投资者将不再享受中国市场带来的高额回报，同时美国吸引到的中国证券投资也会大幅减少，这些资本将可能流向其他地区。

该报告列举了美国航空业的例子，假设中美经济发生脱钩，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飞机在10年内将减少2772亿美元货值，美国航空产业会有16万～22万名员工失业。要知道，航空产业在美国的平均薪资是8.6万美元，远高于美国平均4.9万美元的薪资水平，这是不折不扣的高收入人群。失去中国市场可能使得中国商飞等中国本土航空企业未来变成波音新的强劲竞争对手，因为它们将有可能填补美国公司撤退带来的巨大市场空白，这并不是美国想看到的。

同时，2019年中国购买了美国大约705亿美元的半导体，约占美国公司全球销售额的36.6%，中国是美国半导体公司最大的单一市场。报告指出，如果中美“部分脱钩”，美国半导体全球份额将下降8%，如果全面脱钩将下降18%。而这部分份额，将大部分被中国半导体公司吃掉。

中国是美国学校最主要的生源来源地，中国学生（本科及以上）每年光在美国花费的学费和生活费就高达138亿美元（2018年数据，来源：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该报告认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的减少将使美国的创新受到影响。以上分析表明，美国国内的精英对于中国脱钩有着很清醒的认知，这种脱钩绝非两国产业界、人民的福祉。同理，中国国内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走美苏冷战那种“双操作系统脱钩”的产业道路。

中国一定要防止一种极端局面的出现，那就是美国通过类似美苏冷战这种军事对抗，胁迫其他大部分发达国家与中国形成事实上的技术脱钩和经济脱钩，这将是非常糟糕的一种结局。这意味着中国要自己从0开始造光刻机的所有零部件，自己研发飞机发动机所需的所有零部件，自己开发所有的工业软件，自己研发大部分发明专利……

同理，假设中国与其他国家继续保持高频度的经济往来，那么日本、韩国、德国、法国、新加坡、泰国、沙特阿拉伯、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是否愿意像美苏冷战那样必须在中美两强中间选一边站，而不与另一强往来呢？相信大部分国家是不愿意的。这就像大部分移动应用开发者，它接入安卓系统，不代表它就不想接入苹果系统。

美国多家智库推出的关于对华技术封锁的报告建言说道，对中国出口管制的真正对象应该是技术，而不是产品。以半导体为例，美国的真正目标是要防止中国尖端半导体设备设计和制造的本土化，简单来说就是芯片可以继续卖给中国，而光刻机和光刻胶、EDA软件不能卖。这种策略一旦真正开始推行，对中国来说将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中国要想完全自主创新搞大部分高科技产业的全产业链，将是极其艰难的。

以光刻机为例，这种复杂的精密设备需要数十个国家的5000家企业紧密合作才能制造出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国家能完全独立自主造出光刻机。有人打过一个比方，中国要完全自主造出高水准的光刻机就相当于如果你要吃一盘清蒸鲈鱼，你要先自己挖个鱼塘，然后自己养鱼、自己捕鱼，还要把烹饪鱼所需的佐料如葱姜蒜都种出来。这种脱离国际分工体系的完全独立自主，其代价是十分高昂的。这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中国越是被国外“卡脖子”“技术脱钩”，越是要扩大开放，越是不能闭门造车。

中美“双系统”模式的精髓，是要积极在产业和经济上接入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印度、巴西、阿根廷、印尼、越南、土耳其、捷克、波兰、西班牙、意大利、荷兰这些国家，开门做生意，我们让这些国家在中国赚到钱、获得利益，同时中国也能从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和技术往来当中不断发展自己，这是与上一次美苏冷战不同的局面，也是中国可以努力实现的方向。

By 星海

临沂大学文学院邢斌教授以《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为题，讲述了自己整整一个月的送外卖经历。他从送外卖的基本情况、个人体验与观察、底层民众的生存成本，讲到当代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

全文如下：

说干就干。最简单的是跑“美团众包”: 不用培训，注册就行，不限时间，不规定最低工作量，收入一天一结。还有“蜂鸟众包(以前是饿了吗)。基本同上。后来又注册了“闪送”(据说这家最规范最人性化)。去齐鲁园培训了半天，花了50块钱买了工牌、马甲、文件袋。“顺丰同城”，和“闪送”差不多，就不再体验了，否则还得花一份钱。这几家相比较，美团最狠，市场占有率最高。蜂鸟次之，闪送和顺丰相对温和但生意不多。

美团把骑手分三个等级。核心是美团专送，职业骑手。每天九点打卡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埋头跑系统推送的单子，每单3-4元。都是优化过的好单。取餐处集中，比如说上万达四楼，一圈拿5-6个餐。派送处集中，比如说送到某银行前台一次放5-6份餐。派送距离短，不超过3公里。派送时间短，因为取餐省时间、放餐可以直接放前台，不用进小区、上电梯、爬楼、给顾客反复打电话确认。他们相对轻松一些。但不好处是不准请假，每个月允许歇四天，歇哪天得提前一星期报备，越是刮风下雨下雪越要求准时派送。接到差评罚款200-500，一般罚500。送餐迟到不罚款因为是系统计算出来的，人只管快跑就是。说是早九点干到晚九点，实际上还要长。上午八点半开早会，迟到一次扣20。晚上到九点了，手里的餐送完才能打卡回家 (一般到八点半还会继续派单，多数都是九点半才能打卡回家)。在临沂城，专送每天必须干12-14小时，一个月必须干26-28天，平均能挣6000。特别拼命的能挣8000多，都是市区60码逆行闯红灯拿命换的。

专送很苦，但业余送外卖的众包骑手更苦，处于最低的第三级。送一趟单价低30%，单子都是专送挑剩下的，不是偏就是远，要么就是要去没有电梯的搬迁小区爬六楼送上门。好单很难抢到 (上两层有60-30秒的提前抢单优先权)。众包工作时间更长，更危险，挣的更少，不听话就被“针对性”礼送到没有订单的边缘地区。好处是不想干就回家躺着，没人强迫你挣钱。我了解的最拼命的，每个月能挣7000 (每天干15-16个小时，一个月一天不歇)。我有本职工作，只能干业余的众包。这些天我假日就从早干到晚，工作日早晨跑两小时，晚饭后再跑到夜里一两点，或者两三点。夜里给钱多一些，能挣到钱的都是偏远地方。半夜里我跑到过相公镇东边的村里，跑到方城，跑到兰陵村子里，跑到沂南山里面，都是乡间小路。都是骑摩托。太黑，灯书院照不远，有时候就骑到了沟里。一过长春路，夜里都是大货车，擦身而过，心里也打怵。送完货，骑车回来，才觉得手麻觉得冻得不行。有一次我实在太冷了，就把车停在田里，绕着跑了一阵，看看高德地图，在临沂大学正北九公里，回家还很漫长。一个月，我送了2000多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敲响了2000多个房门。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层楼。所以我那个月微信运动里每天都是步行最多的。

这个月综合算下来，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每小时收入20元是极限。平均每单3.5元，要取货送货2+3公里，取货平均等5分钟，骑车8分钟，送货进小区上门平均7分钟，共20分钟。一小时3单,10.5元。一次送3单，排列好次序，能节省1/3时间。但会被催。一小时能送4-5单，15.75元。一次送5单，适用于午餐晚餐的集中送餐时间。很难排列好次序不被催促。基本上就是极限值。略微提升单位时间的收入，一小时还是送5-6单，19.25元。好处是能最大化高峰期的送餐量。关于送的货品，我有一些小的建议: 蛋糕不建议送。鲜花，不建议送。冬天不要送烧烤。万达、泰盛，不建议取货。医院，不建议送。代买，不建议送。菜市场代买，坚决不送。啤酒，最好不送。转单，不能接。一超市用品，比送餐好。文具、药品，最佳。轻便而不易损坏的特殊用品，建议送。长途，加急，谨慎判断。

二、痛苦，是一件事实，还是一种体验?

诗歌只有一种现实: 痛苦——帕切科《诗人之恋》我无心于调查，就是想体验体验。2022年很特殊。一份报道里讲，在上海骑手送外卖每天能赚1000多。另一份报道又说，北京人社局一位副处长，王林，亲身体验当外卖骑手，送餐12小时赚了41元。究竟哪个说真的?我想，应该亲身试试才知道真伪。干了一周，我觉得王林处长那篇报道更真实。大家有时间可以搜一下看看他的具体讲述。不过，我觉得12小时赚41元，这根本不能维持生活，何况在北京。王林处长体验得有些短，他要是干上个把月，我估计每个月能赚个三四千块钱。要不，他怎么活？我体验了一个月。这张纸上是我每天记录的收入情况 (没有去除每天3元保险费和25元摩托车油费)。跑到第20天的时候，我上升到了众包骑手的最高级别，路也很熟了(临沂市区的小区和周边的乡镇都牢记了,不需要看导航。经常去的小区，我每天回家都默背一阵具体楼号编排次序，提高步行送餐速度)，基本上算是很熟练的骑手了。劳动强度和具体收入情况，大致如此。

但我主要关注的是外卖员这个“身份”究竟是怎样的处境。体验这个工作过程中人是如何感受、应对、反刍这些遭遇的。肉体受罪是一方面，虽然很久没有这种体验了；主要的还是受人辱骂。没有人拿正眼看送外卖的，商家，顾客，尤其是保安。熟人都不知道我最近在干这个，只有我们小区的保安知道。他们天天见我早出晚归半夜回来，不让我进。我说我是业主;他们骑车跟着我到楼下看我上楼，说你送外卖都能在这儿买起房，是个人物。很多顾客看我的眼神就像看要饭的。有的顾客就是披着人皮的畜生。我曾经痛恨过这些人，后来慢慢都忘了。

有几次，差点就被人认出来了。一次是在万达。我取餐的时候，旁边有一对小情侣说那个送外卖的说话好像邢老师啊。我心想肯定是爱听我课的好孩子。还有一次，我半夜送螺狮粉到宝德新领域，开门的男士穿着内衣，他是我的前同事。我认出了他，他肯定没认出我。我戴着头盔。我更愿意回忆起温暖的瞬间。这一个月，我送了两千多单，有三个人真诚地感谢过我。一个是搬迁小区古城社区的一位女士。她说半夜里孩子想吃馄饨，天这么冷谢谢我专程送来。后来我发现她又打赏了我2块钱。还有一位，也是女士，就是相公镇东北那个村里的。他们夫妻俩怕我半夜里找不着路，打着手电把我送到了路口。还有一对夫妻，老人住在人民医院五号楼，心脑血管疾病中心。我把他们给老人定的餐洒了一些，后来我又买了一份送去。他们俩把第二份餐的钱退给我，又打赏了我10块钱。真的很感谢他们。祝愿他们事事顺利，吉祥如意。

三、今天，我们体面地存在于社会中,究竟需要每月多少“成本”？

在我栖息的孤独中有充裕的时间来思考希望的问题：能否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不再像霍布斯所说只是污秽、野蛮与短暂的?——帕切科《约拿报告》我们看一下中国这几家外卖公司的隐形控制结构：外卖公司总部把所有城市都分包给每个城区的运营商，然后运营商再次分包。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很多国家是不允许这样操作的。肯德基、麦当劳它们都有自己的外卖队伍: 无论专职还是业余，都有正式签约.有五险一金，受伤有公司保险，从不设置送餐倒计时催促你飞马赶到否则亏款罚款。——我们这几家公司 (在此我不便说它们的名字)，实际情况就是，骑手出车祸了，每天扣的3元保险 (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给保险公司) 提供最高6000块钱的伤亡保险。不够了，县区运营商承担。还不够治病，县区运营商直接跑路，你起诉都找不到人。起诉城市的运营商都起诉不了，外卖公司总部根本起诉不着，因为都是“劳动外包”，它把自己早隔离出去了。这种重大伤亡事故，据了解城区每个月都有。

猝死，外卖公司总部所有阶层的管理都不会——按照他们的条款，这与外卖公司理睬，总部毫无关系，起诉都是白花钱。全国起诉的都没一个赢的。罚款的问题。——顾客投诉，会被重罚。这个网上讨论很多，我就不赘述了。

我说下另个关于罚款的问题。比如说：案例一。这一单完成得很好，很完美。然后继续送的过程中，软件提示说上一个订单没有点击送达。你只好停下了点击。第二天就会被罚款：异地点击送达，或者超时点击送达。可以投诉说，没有超时，而且当时已经点击了送达，这是软件又跳出来的问题。投诉无效。还有一次申诉机会。再次申诉也秒回，无效。打人工客服电话，一个小时内能联系上就是幸运的。联系上了，还是同样的回复。这样的情况我一个月遇到两次，程序完全一样，三次申诉机会没一点点用，完全是摆设。我最后对人工客服(是个活人) 说，你们可以直接联系顾客看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没用，依旧扣钱。而且扣的钱也不返还顾客，都进了外卖公司总部腰包。

案例二：跑腿单。
送达过程顺利，顾客非常满意。但是顾客不会在手机上完成“垫付款。顾客找不到如何支付垫付的页面，骑手就得在门外等着，也不好大声催促。(大声催促是态度不好，是要被顶格罚款的，罚500) 。一家人在屋内找垫付款入口。等了好久，系统提示说送达已经超时。超时一秒钟，扣跑腿费用40%。超时五分钟，扣跑腿费60%。昨天我在楼梯上等了快十分钟，顾客才完成支付。今天显示那一单扣款80%白送了，从大学城附近到罗庄，11公里。有一次，在小海螺，替顾客代付餐费后等餐(四菜一汤)，等了半小时第一份菜还没做，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继续等待等到45分钟还没出菜，再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倒计时宽限15分钟；等到倒计时都快走完了，我已经等了75分钟，再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和顾客商量，尽量让顾客满意别投诉。顾客很体谅，说: 既然已经付款了，等一等就再等一等吧，快春节了，人多，理解；我先在家把收货确认了，你安心送来就行。
结果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到红色警告: 严重违规，罚款200元！怎么办，开始申诉呗。从第一级开始申诉，填单、录音、截图上报。被打回，申诉无效。第二级申诉….第三级申诉….第四级申诉，到总部了，有人电话录音取证；最后还是申诉无效。最后到第五级，最高级，总部市场部总经理，上海，…..还是申诉无效，答复说系统显示顾客填写好评的时间，我的定位还在饭店。我说刚才发给你的顾客专门录音的情况说明、大堂经理的录音情况说明、顾客接餐到家的照片已经把事实讲清楚了。回复说不行。同时反问我，你申诉了快一整天了,有这时间，你跑一天外卖，也快赚200块钱了，干嘛这么轴?

我在电话里对这位总经理说，你应该看过一部电影，叫《秋菊打官司》;这不是钱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他打电话过来，说发了一个红包给我，请接收。我点开，15元红包，留言说我个人理解你的经历，但罚款不能取消这15块钱算是我个人的一个人道主义补偿。——这几家全球知名的外卖公司，盈利能力真有这么紧张吗?这家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有严格的季度财报和年度财报。我们打开看一下。它自创办以来，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年是盈利的。18年亏损1155亿，21年亏损235亿，22年亏损67亿。我看到这个财报，心里和大家一样，非常惊讶。因为每一单外卖，商家需要额外支付货品价格30%的送货费用，顾客需要支付每公里0.5元的送货费用。举个例子，午餐定一个20元的饭，3公里，顾客支付20+2=22元;商家拿到14元，快递员拿到3元，外卖公司拿到5元。大概抽成比例是这样。它究竟为何亏损如此之大呢?我们还是看财报。21年，它行政开支88亿、研发开支167亿。22年，它行政开支98亿、研发开支208亿。钱都从这里流走了。它的所有分公司都是外包出去的，总部平台需要多少行政人员大家可以统计一下。它的平台，就是一个手机APP，每年需要多少研发费用来支撑，大家也可以统计一下。

有时候，精心修订过的数字会误导世界。还不如我们日常的体验。这些骑手干着全世界强度最大的外卖工作，拿着最低比例的收入;商家一批一批退出，不再接受它这么重的抽成;它的大股东们在全世界豪宅游艇转移资产……和这些财报数据显示的完全不符。送外卖的一个月里，我见到了3个女性外卖员，见到了几位年龄很大的外卖骑手，最大的一位对我说今年66岁了。他们承担不了每天14小时、全年无休这么大强度的劳动，我估计他们每个月能赚个3、4000块钱。春节过后，我离开了外卖队伍，但在路上我还是首先注意到他们的身影。最近几个月，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和老人骑手风驰电掣争分夺秒。可能再危险再苦再累，他们也离不开这3、4000块钱的收入。家里的孩子、病床上的老人、银行发来的房贷还款短信……都在提醒着他们: 跑起来，快些跑!有天夜里，我在彷河边上一家烧烤店门口蹲着，等老板出餐。旁边还蹲着好几个美团骑手。我问他，现如今啥活最苦? 他说，送外卖挣钱最苦，还有快递中心搞分拣也苦，搬家搬货也苦，扛地板砖上楼也苦。我问他，比老家种地苦不? 他说，当然比种地苦了，种地清闲，又不来钱，种屁的地。我问他，这几样比干建筑活苦不? 他说，当然比干建筑活苦了，千建筑活，大工一天二百，小工一天一百八到二百;但你能拿到钱不? 半年有活，半年没活，干到年底工头跑了，过年，过屁年。我准备把这几样都干一遍。每一样干几个月。给自己油头粉面的内心减减肥。

是否有一种公司，不仅能让我赚钱糊口，还能教我们学点好的东西?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疑问。我们这种极度内卷源自哪里，谁能告诉我?我查证了国外快递业的具体情况。日本送一单起价是32元 (人民币)，北美送一单起价是6美元。所以国外让外卖送到家是很贵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薪水，目前日本是国内的2-3倍，北美也是国内的2-3倍。但底层劳动者的收入，目前日本是国内的8-12倍，北美是国内的10-15倍。) 而且，国外的通例是双方都可以差评投诉:骑手被差评五次，要暂停工作重新培训。顾客被骑手差评五次，会被系统封号一年，不能再点外卖，必须自己去取。双方如果投诉，系统提供的都是真人接听电话，2-6小时反馈意见。调解不了，骑手和顾客都可以拿着证据去法院起诉，也可以起诉公司。像起诉公司“违规罚款”、“歧视”这种官司，打赢了一辈子就财务自由了 (一般都会收到公司钱庭外和解) 。因为那些工会，不是一般的厉害，是非常非常厉害。而我们这些外卖总部的管理系统，与刚才说的那些人性化的公司比较，内核完全不同。我们这些公司很特殊，就是我们这个“大系统”的具体而微，基因完全一样。它的一切设计，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变得更精密、更准确，“恰好”能获取适量的劳动者，“恰好”能让骑手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让他们积累不下休养生息、以钱养钱的些微资本，像驴一样，被牢牢拴在这台磨上。这不就是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里写的那样吗?“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是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而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比如兴趣和雄心，还有天性中对自由的渴望，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这是关于后现代状况的分析，令人揪心。而我们遭遇的，是加强版，更令人揪心。究竟谁在阻碍我们过上有最低体面水准的生活?

四、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

复仇是世界的主旋律人犯我，我犯人，人再犯我我们永续这无尽循环——帕切科《牢笼》我不觉得知识分子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它就是个中性词，既不好，也不坏。我读了很多年书，读了很多书，结识了很多读书人。但我觉得读书越多，盲区越大，反而会生成一种鄙视日常世界的莫名奇妙的自负。底层人生活在底层的信息茧房;知识分子生活在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两者经常是不相通的。我从另一个角度谈谈这个问题。我来自于一个天主教家庭。读高中的时候，我顶着巨大压力，离开了教会的钳制。母亲经常叹息说，这些事你做得比教徒还认真，为什么不回到教会里?为什么呢? 我觉得“精华已尽皆堪弃”。这是围棋世界里的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天主教信念的核心。有这个信念是最关键的。我见过很多自称严格遵循戒律的教徒。就算他们言行一致，我也不喜欢: 被动地屈服于某些戒律，内心却充满了私欲，这不是买椟还珠吗?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应该理解人的有限性，理解财富是流动不居的。最起码，得理解世界各阶层必须平衡发展，竭泽而渔必将鸡飞蛋打。说他们之所以慷韦伯谈到清教徒的“慷慨”慨，不仅仅因为道德追求，主要是认识到必须让渡一部分利润给他人，才能维持系统的稳定运行。说得远一点，世界的终点是“空”(空不是无)。我所理解的“空”，是生灭灭生，循环往复，不为某人某姓永远独存。获取大量金钱，有点意思，但也没太大意思。以前古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老百姓爱说，人就是懒骨头，能上不能下。确实是这样的。年近半百，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娇气，越来越矫情，越来越脾气坏，越来越没耐心。这样发展下去，是要下地狱的。

By 邢斌

在新加坡工作十六七年了，老婆孩子、房、车都有。家人参与过两次大选，孩子读了多年公校，可能我能总结的相对全面一些。

如果和中国大陆比的话：

好的地方：

新加坡作为一个开放的发达经济体，对外来人才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大量的国际人才为本地公司带来很多不同思想、文化、教育之间的碰撞。拿我工作的本地某银行来说，除了本地员工（本地华人、本地印度人等），更有大量的外来人员在这里服务。包括东北亚儒家文化圈（大陆、香港、台湾、韩国），印度，东南亚（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越南等），各个欧美国家等。就像美国对全球人才的收割，新加坡对亚洲人才也有一定程度的收割。

这几年国际形势变化很大，中美脱钩、新冠疫情、高通胀等，期间新加坡政府总体表现还是很好的。这个政府很务实（完全不讲虚的）、很开放（新观念都能跟得上，比如近期积极响应web3.0和加密科技），很勤奋（不遗余力的招商引资、新冠时满世界搜罗生活物资），有头脑（知道新加坡的优势劣势，有一个相对长远的规划），也明白自己要为谁负责（新加坡大选还是有力的）。

在新加坡比较少PUA。工作中，公司高层和顶头上司都是就事论事，而不是讲鞠躬尽瘁这套（最近来坡的某些中资科技公司可能不同，哈哈）；回家打开电视报纸，李显龙等政府高层讲话做事也都接地气，英文所谓make sense。想、说、做三者能一致还是不容易的。

新加坡一般不站队，和几乎所有国家都关系不错。最近我的一些美国同学担忧中美对抗的风险，在琢磨着搬来新加坡。

国际形势影响下，这几年新加坡多了不少高薪岗位，特别在科技领域。原因有几个：1，中美脱钩+香港折腾后，国际资本更需要新加坡这个桥梁来辐射亚太；2，中国的科技公司往往把新加坡当作出海的第一个桥头堡（国内红海了，同时新加坡文化接近、没有时差、飞机四五个小时、营商环境不错）；3，本地的科技公司有些也慢慢做大了；4，随着国内的一些变化，中国的富豪也喜欢肉身来新加坡。

新加坡的购买力平价GDP（十万美元上下）是世界前几位，欧美日澳新等都在身后，这部分体现了整个经济体的发展程度和竞争力。当然，新加坡的高GDP很大程度来自于高就业率（女性就业率很高、老人退休晚）和长劳动时间（每周的工作时间平均40小时了，远超老欧洲）。

非常安全，世界前列

政府廉洁、高效、政府雇员服务态度较好。

还算干净、整洁。新加坡的干净有一部分是靠清洁工人打扫出来的。

社会比较和谐（种族、阶层），除了和外来移民的一些矛盾。

绝大部分时候空气质量很好。（这五六年几乎不见烧芭带来的雾霾。猜测或者是印尼前年一次烧太多，现在没什么林可烧了；或者是这几年印尼政府加大了管理的力度）

人的素质还不错（但低素质的也有一些），身边很多人都有丢失钱包手机被送回的经历，包括我自己和我老婆。某次我和老婆去巴刹吃饭，因为不饿两人只点了一份饭，邻桌本地人还想把自己的饭送给我

这几年多了很多上档次的中餐馆，中餐选择越来越丰富了。吃饭的选择还行。不如中国，但肯定比欧美好。基本上食品安全还算放心。新加坡大力推广“食阁”，也就是集中的大排档，涵盖各种口味。这种卫生有基本保证，价格也很亲民，四五新币就能吃一餐。同时这几年也多了不少中国超市，想买各种中国零食、调味料都很容易。

新加坡海运立国，加上距离中国不远，从中国购物然后海运来新加坡很容易。一般每立方米五百人民币左右，加上清关大概半个月时间能拿到手。现在坡县很多中国人自发组织的海运团，大家淘宝京东后，再一起凑几立方海运来坡。

各种公共服务还不错，也算基本符合发达国家的标准。比如图书馆，的确很好

公园算比较多，也都免费。周末可溜娃的地方不少，但别期待什么壮丽风景

公路交通基本上不拥堵，代价就是私家车非常昂贵

买车虽然贵，但公开透明的出钱就行，不用排队摇号这些。

双语教育也算优势吧，但免不了新加坡腔。英文、中文都是小学的四大主课之一（排课时间排序是英文>数学~=中文>科学），只是和中国的地位反转。新加坡是只有中文课是中文（科学、数学、历史等等都是英文），而中国则是翻过来。本地教育之后，孩子的英文将会很好（听说读写），中文会比较差，但可以应付日常生活。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新加坡教简体中文和汉语拼音，学校教材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我看我儿子的小学教材，有不少让我感到亲切的中国文化内容，比如孙悟空、曹冲称象、花木兰、长城长江，以及“二月春风似剪刀”

主体民族是华人，比较容易融入。同文同种还是有作用的。虽然大家成长环境不同，但毕竟母语都是中文，毕竟都过春节、清明。出门吃饭买菜，很多时候就自然的用中文了。

读书的话，去欧美名校相对容易。本地高中生每年都能去几十个牛津剑桥，而录取最难的是美国那些top（哈佛、MIT每年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但二档藤校就比较多了）

住房问题解决的较好，一手组屋的价格很亲民。这几年国内几轮暴涨之后，新加坡好地段的公寓已经比北京上海便宜了。比如较好地段的次新房，建筑面积130平（套内110平）的三卧室泳池公寓大概1000万人民币左右，还自带停车位。

这几年经济又算比较繁荣，各行各业都请不到人。经济算是比较蓬勃（对比欧美），就业机会很多。

本地的低收入群体需要直面外来移民的竞争，压力还是有的。本地的建筑工人、家佣都是外国人，而很多服务业雇员也是外国人，比如餐饮零售。对比过来的话，香港台湾的建筑工人就给本地人提供很多高质量就业机会。当然，这个国策收割了周边国家的低端人口，部分的提高了新加坡的生产力。

企业年假较多，一般二十天到三十天不等。

个人所得税很低（但有消费税），且有一些扣税额度。大部分工薪阶层，目测有效税率不到5%。

每个人的养老金账户（CPF）是完全独立的，完全不存在统筹。我相信看这篇文章的基本都是高收入打工人，那这个政策对你是有利的，这说明你的钱不会被拿去补贴穷人。

政府预算谨慎，一般都有结余。同时本地的主权基金生财有道，比如淡马锡在全球的各种投资，其收益还可以反哺预算（2022年国库收入中有210亿新元来自主权投资的收益）。意味着找个人收税的压力会少些吧。

新元币值稳定，这几十年一直坚挺乃至升值。同事们纷纷调侃现在该去日本欧洲玩，能省不少了。

购物还不错。名牌的话，比香港贵、比大陆便宜。

社会贫富差距还可以，可能比大陆、香港好些。

工作上人际关系比较简单，大家一般都就事论事。

回国方便，现在能直飞国内不少城市了，包括一些二三线城市。

去周边海岛度假，或者坐个游轮之类，很容易。

如果拿新加坡护照的话，基本上常去的国家都可以免签，甚至包括中国。（发达国家里能免签中国的只有日本和新加坡）

上网没有限制，不用翻墙。

请女佣方便，省心，便宜。我家菲佣月薪七百新币，吃饭不上桌，工作时间从早上六七点到晚上八九点，包括买菜做饭洗衣清洁和孩子接送。未经允许不可因为私事外出（当然她白天大把时间休息放空）。每周休假一天，每两年回菲律宾休假一次。最近我们经常让她跟着油管的小高姐频道自学中餐。

医疗体制算有效率。中国的不合理（以药养医），美国的太贵。

气候在我看来还不错。虽然四季夏天，但最高气温不过三十一二度，加上本地下雨多，也一直多云，并不会感到特别闷热（我本人在家从不需要空调）。常年裤衩，随时游泳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当然，本地无处不在的空调也有帮助。再就是，新加坡其实并不潮湿，因为下雨一般只是阵雨，出太阳时候多，一般也通风良好。即使在室内阴处，一般一天也能把衣服晾干，能晾在太阳下估计几个小时就够了。

不好的：

对个人来说，职业发展（薪水的增长幅度）和财富增值（房价上涨幅度）方面，现在的确比不过国内的一线城市。我在新加坡的圈子里，大家对国内和硅谷的大offer都有些羡慕，更不用说翻番的房价了。

这几年坡县大力投入公共交通。旧有地铁线这几年很少出事，新修的几条地铁下面几年也会陆续投入使用。之后公共交通应该能解决的很好。坡县的基础设施水平近年有所下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地铁。这几年地铁时不时停运，政府似乎也尽全力修补，但还是无法解决问题。这算是十年二十年前投入不足的后果吧，要改善可能还得再过几年。国内大城市往往一下开工五条地铁或者更多，这里能开工两条就很不容易了。

现在公司招人，明面上必须新加坡公民优先。对于入门岗位来说，必须本地人找不到了（公民和永久居民），才可以请外国人（工作签证）。另外外来人口想就业，工作签证也越来越难搞定，薪水门槛水涨船高。最近甚至一些本地学位的中国学生都拿不到工作签了。（但本地鼓励新兴科技，不少中国科技公司可以从中国大量搬人过来，有特殊政策）

本地人对噪音的容忍度非常高，想找到安静的房子很难。（很难避开车流声，特别是摩托车；以及震耳欲聋到晚上十点半的歌台）

这几年越来越拥挤，600万人挤在一个海淀区这么大的地方。（但可能比北京上海还是好些）

不比中美，这里想自驾俩三个小时去野外比较难。（只有旁边马来西亚，虽然马来的确很不错）

私家车很贵。新加坡的车价构成非常复杂，几乎可以单开一个主题了。政府的总体思路是通过抬高车价来控制交通拥堵。车价组成大体有：车到岸进口价+关税（20%到岸价）+额外注册费（100%以上的到岸价）+环境税（看车是否省油）+拥车证（拍卖，目前大概在六七万新币）+消费税（7%）+车商成本和利润等。一辆卡罗拉到岸价约一万六，最终售价约12万新币（五十多万人民币）。

私人公寓，尤其是好地段的，价格昂贵。较好地段差不多一两千万人民币一套三居室。租房也涨了很多，一个偏远的三卧室组屋可能也得一万五人民币一个月。

国家经济体量很小，对外部经济依赖较大。每次中美生病，新加坡这边也免不了吃药。

政府这几年受民粹影响，长远决策越来越难

民意现在有点排外

现在自己拿永久居民，或者父母拿长期居留签，都比以前难很多了

烟酒很贵（税太高），没有口香糖

福利不多（对比欧美），当然这是低税的必然后果。

这两年新加坡网购进步不小，阿里巴巴和亚马逊都有发力。当然还是不如国内方便。网上购物不太发达，经常让人羡慕国内的淘宝和美国的亚马逊。不过这几年大有改善了。

没什么文化积累，不如香港。没什么好的博物馆、历史文物等，文艺演出还可以

学生从小学开始，压力就非常大了。父母都很“怕输”，而孩子免不了刷题。身在人口稠密、资源紧张的亚洲，新加坡的孩子的成长道路也不得不“卷”，这点和港澳台、日韩是一模一样的。

平均工作时间和韩国并列发达经济体里的全球第一吧，但感觉工作压力应该比香港小。

男性公民和二代永久居民需要强制服21个月兵役，之后每年还需要入伍几个星期直到四十岁。我家两个男娃，早已做好思想建设。

旁边的两个邻居都不咋地。人种、宗教、文化、发展程度都大不相同，也都算不上友好。所以虽然新加坡本身有点像个小瑞士，但周边就没法比了。当然，这也让新加坡更得以享受周边的人口红利，算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新加坡对高净值人群的移民也非常严格

2023年6月23日，新加坡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主席Tharman Shanmugaratnam先生宣布了改进单一家族办公室（SFO）的税收激励计划。而最新的13O/13U标准、阶梯式开支要求和资本部署要求（CDR）已于7月5日生效。

本文将归纳之前宣布的三大激励措施以及最新的家族办公室要求。

一、三大激励措施

新加坡当局鼓励家族办公室（“家办”）在以下三大领域做出贡献并推出了相应的激励计划：

1.   在慈善活动方面，为慈善捐款提供税收优惠、奖励或赠款，旨在通过慈善税收优惠促进本地慈善事业的发展，并提升其作为慈善中心的地位。在新加坡设有家办的慈善捐赠者，可以通过符合资格的本地中介机构进行捐赠，以此获得100%的海外捐赠税收减免。

（1）捐赠者必须持有符合13O/13U规定的基金并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例如必须有20万新元的本地商业支出要求。

（2）此外，税务扣除的上限为捐赠者法定收入的40%。

2.   在混合融资方面，鼓励家办参与混合融资架构。如果家办能提供投资此类架构，家办每花费一新元会被认定为提供了价值两新元的资助。被认定的资助可以算作金管局要求的本地开销。

3.   在气候变化投资方面，当局希望通过扩大气候相关的投资认证范围，缓解气候危机。新加坡当局将承认全球范围内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投资，而不仅限于新加坡境内。

二、家族办公室13O & 13U最新要求

MAS也根据新的激励政策，更新了家办的条件和要求。

要求	《新加坡所得税法》第13O条	《新加坡所得税法》第13U条
资产规模	在申请时和整个激励期间，指定投资须达到至少2,000万新元。	在申请时和整个激励期间，指定投资须达到至少5,000万新元。
	“指定投资”指证券、基金、股票等，不包括保险、新加坡本地房产及加密货币的投资。
专业投资人士	在申请时和整个激励期间，雇用至少2名专业投资人员，且其中1名为非家庭成员。	在申请时和整个激励期间，雇用至少3名专业投资人员，且其中1名为非家庭成员。
	专业投资人员要求：有相关的正式工作经验（从事投资管理或并购）或学历（例如金融相关学位，CFA、CMFAS证书等）；符合资格的投资专业人员必须被雇用为投资组合经理、研究分析师或交易员，其月薪不低于3,500新元，并且每月有超过50%的时间参与符合资格的活动；在激励期间，合格的专业投资人士必须是新加坡税务居民；以上投资专业人士都必须在正式申请前受雇；投资专业人士的变动需要向MAS报告和更新；非家庭成员的专业投资人员必须全职在家族办公室工作，并且在家族办公室之外的公司中只能担任非执行职位。如果此专业投资人员在多个免税的家族办公室中担任职位，则不能被视为第二个家族办公室的专业投资人员。如果创富人作为传业投资人士，虽然没有相关学术背景或相关的正式工作经验，也可以申请成为专业投资人士，但需要详细阐述管理个人财富的足够经验。
本地运营开支	阶梯式开支要求，其中本地商业花销需要至少为20万新元。	阶梯式开支要求，其中本地商业花销需要至少为20万新元。
	如果家办的资产超过5,000万新元,对当地慈善机构的捐款和对混合融资结构的赠款（实质参与新加坡金融的机构），可以纳入阶梯式开支的计算中，并且在计算税收优惠时以投资额的双倍计算。例如，将30万新元捐给亚洲气候解决助学金，则在统计时按照60万新元统计。
资本部署要求	本地投资的最低限额为资产规模的10%或1,000万新元，以最低者为准。本地投资包括：在MAS批准的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商业信托或交易所交易基金；符合资格的债务证券；新加坡授权金融机构分销的非上市基金；新加坡本地经营的非上市企业；气候相关投资（新增）；混合融资架构（新增）。本地投资金额的计算可以基于产品类型进行倍数计算（1.5倍或2倍）。例如，在新加坡交易所股票的投资金额可以计算为实际金额的两倍。如果购买了价值100万新元的新加坡交易所股票，则可以将其视为本地投资的200万新元。
私人银行账户	基金必须在申请时和整个激励期内，在MAS许可的金融机构拥有私人银行账户。

新加坡是一个能让人时时感受到“监管”的社会，它适合按部就班，非常喜欢守规则，上进心适中的人，但并不适合“艺高人胆大”，喜欢刺激，随性生活的人。无论你是中产还是拥有几个小目标的高净值人士，都要谨慎考虑你适不适合新加坡。

By NM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1963—1975年生人是共和国最幸运的一代，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最早的红利——毕业包分配、福利分房、下海、全球化、互联网……个人实现了阶层跃迁，像潘石屹、马云、刘强东等人更是实现了身份三级跳，从农家子弟或小城青年跃升为超级富豪、国际名流。

相比之下，当前的80后、90后就成了所谓“软阶层”：没有了毕业包分配、福利分房不说，还要与“996”抗争，同时还得保住饭碗，稍有不慎职场晋级就遭遇卡壳，HR还不时拿35岁这道坎说事。

“软阶层”的另一种光鲜的称谓是“新中产”：他们表面风光、左右腾挪，同时也是消费升级、审美升级、职场文化升级的主力军。

相对于上一代“老中产”，新中产要同时为位子（职场）、脑子（认知升级）、房子（房价）、老子（父母养老）和孩子（教育）而奋斗，我称之为“新五子登科”。

拼多多上位，

说明省钱才是硬道理

电商的最新格局是，拼多多直追阿里营收达到其七成，今年“6·18”又是拼多多唱主角，说明省钱才是硬道理。

连马云最近都宣布阿里要回归淘宝低价模式。

就业市场上，骑手招满、滴滴司机招满，许多行业从“有序竞争”陷入“无效内卷”……都说年轻人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但请先给他们一个吃苦的机会。

年轻人入职数年，结果却发现收入还不如父母的退休金。

在过去，逼着父母掏空钱包凑首付的行为，多少还有点啃老的羞耻感；到今天，盘算着父母的养老金过日子，好像已经毫无心理压力。

形势比人强，年轻人要在大城市安家，靠自己越来越不现实了，“全职儿女”啃父母、盘算老辈养老金，似乎理所当然。

但这一情况，不独在中国，甚至可以说发达国家先行一步。

在日本，中年宅男依靠父母的养老金过活的现象越来越多。

今年，日本59岁啃老宅男因看动画被打断怒杀双亲。

之前也有父亲看家中宅男没出息怒将其杀死的新闻。

如今，日本人最大的孝竟然是不啃老。

美国的80后中，社会学家发现只有50%的人找到的工作好于父母的工作，对比1940年代出生的群体，这一比例是2/3。

从收入而言，经济学家发现，在这批80后中，只有一半人的收入超过了父母的收入，而在1940年代出生的群体中，这个比例为90%。

房价高企下，不少北美90后也纷纷搬回父母家同住。

一度，有车有房、养两三个小孩或猫狗是中产标志，也是美国梦的标配，可经济不景气下，中产梦也纷纷软下去。

看来，全球新中产都需要心理调适。

要警惕未富先老的“软阶层”社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九成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

但随着经济泡沫的破裂，日本进入了贫富差距分化严重的两极社会，即大前研一所谓“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各居两端，并且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M型社会”。

只要埋头工作就会升职加薪，那是上一代人。

大前研一说：“只要埋头工作就会加薪升职，是战后架构日本社会的一大前提，可是这个大前提已经完全崩塌了。当日本进入到大量中产塌陷的M型社会，上班族必须觉悟，一个人薪水的最高峰平均是在他40岁左右，过了这个高峰，就鲜有机会升职或加薪。”

一个有警示意义的问题是：中国也会成为“M型社会”吗？

按照大前研一归结“M型社会”的四个特点——少子老龄化、高储蓄率、通货膨胀、阶层板结，我们似乎看到些许影子。

中国会走上日本的老路吗？当我们面对少子老龄化、就业困境等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

“新中产”这个筐里，

装的可能都是“迷魂药”

当然也有一派乐观者，比如某些专家。

近日，浙江大学教授李实表示：据测算，2022年我们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大概达到了4.6亿人,平均到一个人身上，每个月3000元左右的收入，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

月入3000元就能算中产？

这再一次引发了“被平均”的全网吐槽。

月收入3000元确实并不算低，要是在三四线小县城当公务员且没有房贷压力的情况下，当然可以获得比较体面的生活，可在北上广深，这个收入连维系基本生活开销都很难。

201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收入群体划分标准：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为低收入群体，月收入2000—5000元为中等收入群体，月收入5000—10000元为较高收入群体，月收入10000元以上为高收入群体。

一句话点评就是，中等收入群体不等于中产。

所谓中产阶层，是个约定俗成的概念，说的是有房有车、有学历、有稳定的工作、有百万元以上存款，能实现“新五子登科”，缺一不可！

而且“中产”是个家庭概念，以每个家庭三四口人计算，北大理财师香帅的团队测算出不同城市的最低中产门槛：一线（北上广深）中产，500万元的总资产，其中包括50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

新一线，200万—250万元的总资产，其中包括35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

普通二线，150万—200万元总资产，其中包括30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

三线及以下，75万—150万元总资产，包括25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

但仅仅是收入或资产还不能刻画中产画像，还有就是：他们年龄为25—45岁，其中又以25—35岁、受过良好教育、思想前卫的群体最为新锐。

传媒界把25—35岁看作“梦幻受众”，这个年龄引领风尚、热衷消费，对新生事物极为敏感。

今日小白，明日中产。作为新中产前身的小白，是在网上嚷嚷得最热闹的一群人，他们有传播力、能吐槽，谁抓住他们谁就能搅动网上风暴眼。

请看，传媒和商家推崇的新中产是这样的：“他”是积极进取的职场奋斗者、充满创意的生活体验者和热情消费的物质拥戴者；

“他”正处于职业生涯最活跃的上升期，能力不断获得肯定，即将晋升重要岗位；

“他”相信努力工作是为了享受生活，处于迈向人生成熟阶段的转折期；

“他”非常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一套市区的舒适住房、一部性价比与外观同样出众的代步工具、一款象征品位的限量版名表、一部最新型智能手机——这些即使所费不菲，也值得付出；

“他”是有独立判断标准的个性消费者，对品牌的内涵、设计和美感，自有要求，决不随波逐流；随着年龄渐长，“他”已从特立独行的青年，成长为有家庭、有产业的社会中坚。

一句话，新中产代表了上升社会的上升阶层、消费时代的主导力量，结果可以想见。

什么才是中产争议背后的真命题？

现实地看，新中产其实是处在社会夹心层不断流动的一群“液态中产”。

职场竞争激烈，父母健康、个人情感以及子女教育上面临的巨大投入与压力，以及对自身理财能力的不满都成为了他们焦虑的症结所在。

从“忽然中产”到“伪中产”，再到“液态中产”，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警醒。

传媒的聚光灯下，人们只看到“口红一哥”李佳琦、田园博主李子柒的成功，羡慕人家几亿甚至几十亿元的身家。

引导人们只关注金字塔尖1%的人的成功故事，这是巨大的失焦，因为这让大家忽视了99%的普罗大众的苦苦打拼。

回到有关中产的真命题，大家能做点什么呢？

首先，作为个人，你不一定要去做网红，而是要经营好自己的人脉网络；你不一定要和土豪做朋友，但是你身边的圈子，应该更多样，需要更多“贵人”帮你渡过难关。

其次，经营自己的能力。把人做好、把事做对，就成功了一半，这也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不二法则。第三，在看不清方向时，不创业、不跳槽、不投资。不作不会死。

最后，作为整个社会，应该创造条件，为中产家庭减轻税负、为孩子增设教育基金、为内卷式教育减负，但最主要的还是拓展创业和就业空间，而这，需要稳定企业家的信心。

新中产是社会中极具创新力和消费力的人群，他们左右腾挪，理应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不要让他们成为“液态中产”。“新锐创领主流”，新中产是“潮流引领者”。无论在创新领域、科技行业上，还是在生活方式上，新中产都是引领者和践行人。

善待他们，就是善待创新创富的刀锋。

By 肖锋

亿万富翁马斯克的18岁儿子泽维尔要变性，还要和他老爹脱离父子关系，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

泽维尔·亚历山大·马斯克(Xavier Alexander Musk)是马斯克的双胞胎儿子之一，今年4月刚满18岁。几乎是刚过18岁生日，她就立即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申请书，要求使用她母亲贾斯汀·马斯克(Justine Musk)的婚前姓，把名字更改为薇薇安·詹娜·威尔逊(Vivian Jenna Wilson)。贾斯汀是马斯克的第一任妻子，嫁给马斯克前的全名是詹妮弗·贾斯汀·威尔逊(Jennifer Justine Wilson)。

薇薇安向加州高等法院提交了这份申请书，要求法院正式承认她的性别为女性，并在新的出生证明上正式更改她的名字。法院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就此举行听证会。

薇薇安申请改名

她在解释更名原因时放出了一个更劲爆的消息。除了性别认同外，她改名是为了与马斯克断绝“父女”关系。“我不再和我的生父生活在一起，也不想和他有任何形式的关系。”她表示。

儿童变性已经成为热门话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虽然转换性别已经不再是稀罕事儿，也极少有人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跨性别者，但是在美国，变性变得越来越低龄化和轻率。

很多极端变性分子还走进校园为学生洗脑，让本该享受无忧无虑生活的孩子，对变性表现得尤为狂热，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

每年6月份，是美国LGBT群体的“骄傲月”。

在这一个月里，LGBT群体会在全国各地展开大型的游行活动，来庆祝和支持同性恋，但今年却显得尤为不同。

前不久，有美媒爆料称：最近，变性后改变主意，决定再度转变回原来性别的青少年人数，出现了惊人的增长。

是的，曾经接受变性的青少年，已经开始后悔了，他们拼尽全力想要变回原来的模样。17岁的克洛伊·科尔（Chloe Cole）就是其中之一。

11岁那年，沉默寡言、喜欢独处的科尔爱上了网上冲浪，并加入了一个社区。

社区里充斥着宣扬LGBT和一些激进主义的内容，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科尔的认知：

“因为我的身材不符合审美标准，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我不够漂亮，不适合当女孩，所以我还是当男孩比较好。在内心深处，我一直想要变得漂亮，但我一直压抑着这一点。”

12岁时，科尔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名跨性别者，并开始不断服用激素类药品，强制抑制体内的雌激素分泌。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男性，15岁的科尔来到医院接受了双乳切除手术。

不过，仅过去一年时间，科尔就后悔了。

如今，在面对采访时，科尔难过地说道：“我被体制辜负了，我真的失去了器官。”

和科尔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23岁的海伦娜·克施纳（Helena Kerschner）。

成功女变男的她，同样深陷于无尽的自责与懊恼中。

事情发生在她14岁那年，因为和朋友闹翻，她遭到了排挤和孤立。渐渐地，克施纳开始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寻求心理安慰，并加入到了一个非常欢迎她的社区。

社区里除了大肆夸赞跨性别者外，还对顺性别者（跨性别的反义词）、异性恋、白人女孩有很多负面看法。克施纳认为，这里所有的言论都在针对她，让她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性别焦虑。

她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自己，甚至认为只要转变性别就能让自己快乐。

实际上，在克施纳接受完变性手术后，她就开始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在欧美国家，像科尔、克施纳这样经历性别焦虑、匆忙转变性别的青少年数量还在不断攀升。

自2017年以来，认定自己为跨性别者的美国青少年（13-24岁）数量，翻了一番；2009—2019年期间，在接受变性治疗的英国青少年中，生物学女性增加了4400%，生物学男性增加了1000%……

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无处不在的跨性别极端分子。

他们打着“遵循性别平等”的口号，模糊性别的概念，大张旗鼓地鼓动未成年人重新选择性别。还有更张狂者，竟公然在校园内为学生们进行“洗脑教育”，操控他们的思想。

今年年初，一名12岁的美国女孩离奇自杀身亡事件，轰动了全美。

在外人看来，女孩的生活并未出现什么异常，热情开朗的她为什么会突然自寻短见呢？

她的父母在探究真相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秘密。

原来，女孩生前曾对自己的性别产生过疑问，为此，她咨询了学校顾问蒂尼·华盛顿，一个自称很理解LGBT群体的人。

在得知女孩的疑惑后，蒂尼不仅没有给出女孩任何建议和帮助，也没有告知其父母，就让她以男性的身份在学校里生活，鼓励她上男卫生间，要求同学们用男名称呼他。

此后，女孩承受着同学们异样的眼光，承受着他们语言和行动上的霸凌，直到女孩去世，校方还自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支持LGBT群体、崇尚性别平权，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自由地选择性别。

殊不知，他们的这些举动却将女孩推向了万丈深渊。

2019年12月，美国加州一名母亲将两名老师告上了法庭。

原因是，这两名老师在学校内创办了UBU俱乐部（You Be You，即“做你自己”），将她11岁的女儿成功洗脑成双性恋，并认定自己是男生。

美国作家阿比盖尔·谢里尔（Abigail Shrier）发表的关于“美国的一些跨性别团体如何操纵儿童”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两名老师。

她们大言不惭地说道：“在六年级的学生中物色人选，等他们升到中学就邀请他们加入俱乐部”。

极端歹念，昭然若揭。

在美国一所知名的私立学校，还有两名老师公然鼓动班上的女生去做变性手术，当家长愤怒指责，要求学校将这两名老师开除时，却遭到了拒绝。

校方给出的原因很简单：跨性别者应该受到我们的保护，这是美国最宝贵的价值观，不应该被破坏。

正是在这种毁三观的理念下，一些LGBT群体发起了“进校园”的极端活动。

他们向孩子们宣扬：

“每个人的性别不能由生理学特征决定，应该尊崇自己的内心。”“大胆怀疑自己的性格，重新选择自己是男是女，或者是无性！”“美国小学生应该拥有变性的权利”……

这些极端分子的此类运动，甚至还得了不少美国官员的认可。

比如，美国能源部核废料处置部副部长山姆·布林顿（Sam Brinton），就是一位异装癖爱好者，曾多次公开支持LGBT群体进校园的洗脑活动。

还有美国海军四星上将蕾切尔·莱文（Rachel Levine），一名狂热的跨性别支持者。

在他们的带领下，这股“变性从娃娃抓起”的浪潮正在青少年群体中愈演愈烈。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主动转变回原来性别的人数也在疯长。

变性固然容易，但那些已经失去器官和长时间服用药物催生出很多后遗症的人，却需要用一生去为曾经的冲动买单。

克施纳称，长期服用睾酮导致她的情绪极度不稳定，曾两次自残到住院；

科尔也因为长期服用睾酮，长出了浓重的毛发，还有胸口上的疤，也让她无法直视。

国际组织出具了这样一份统计数据：

约20%的跨性别者会做变性手术，而且手术后，变性者在10年至15年之间，自杀率是同类同龄人的20倍。

可惜的是，世上没有后悔药，人生也无法再重来。

尊重每个人的性别选择固然重要，但不能在孩子还未形成独立的性别意识时，就诱导甚至强迫其做出选择。这不是尊重，而是荼毒。

我们无法得知这场鼓动“娃娃变性”的风潮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唯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By 最华人

“一切伟大的真理起初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邪说（All great truths begin as blasphemies）”。这是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一句名言。回看历史，从苏格拉底到伽利略、达尔文等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在各自时代的遭遇，无不印证这句话千真万确。

好巧，在萧伯纳诞辰167年这天，他的至理名言再度被验证。一场引发全球强烈兴趣的美国国会听证会首次以严肃的方式证实：在宇宙中其它地方存在智慧生命的想法一点儿也不荒唐和激进，不但证据凿凿，而且这可不只是“人类在宇宙中并不孤单”那么简单。

7月26日，美国众议院召集了一场关于不明情况异常现象（UAP）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听证会，三名前美军方目击者在持续两个半小时的听证会上宣誓并回答了共和党领导的国家安全、边境和外交事务监督小组委员会立法者的诸多问题，包括如何亲身遭遇违抗物理学的不明飞行物（UFO）。

美国空军前情报官员格鲁施（David Grusch）作证说，在UFO坠落地点发现了“非人类”生物；基于对40多名证人的采访，他“绝对”认为美国政府拥有坠毁的完整及部分完整的外星飞行器，并且知道其“确切位置”。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为英国国防部调查UFO的波普（Nick Pope）认为格鲁施此番国会作证非常重要：“在阴谋博客上发表故事是一回事，但真正的内部人士站出来，无疑使得（对真相的了解）更上一层楼。”

揭开捂了90年的神秘盖子

距离听证会开始还有一小时，会议室外的走廊已被试图进入的人群淹没，工作人员不得不提供一个额外的房间容纳到场者。

调查UFO或者说UAP，已成为美国国会中一个罕见的两党议员能够统一共识的问题，双方立法者都呼吁进一步调查并提高透明度。

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伯切特（Tim Burchett）是领导调查UAP和政府透明度的主要立法者之一，他在早上进入听证会时甚至遇到了一个从丹麦专程赶来参加听证会的人。他在开幕词中称，这场受到“全球性”关注的听证会“将揭开掩盖的真相”，并致敬参与听证会的三名证人：“我们欠他们一份感激之情”。

共同领导该调查的卢纳（Anna Paulina Luna）指责政府对不明飞行物的情况缺乏透明度。这位年仅34岁的佛罗里达州首名女性墨西哥裔众议院议员说，政府领导人未能兑现他们的承诺，即发布解释、镜头和堆积如山的机密文件，而是继续向美国人民隐瞒；政府让美国人认为这没有发生，或者智慧生命形式的潜力存在于人类之外是“不可接受的”。

这场听证会的起因，是格鲁施在今年6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正秘密藏匿外星太空飞船，并向国会隐瞒了外星人的证据。这促使共和党领导的监督委员会立即展开调查。

格鲁施曾在美国空军服役14年，是参与阿富汗冲突的功勋老兵，后来在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国家侦察办公室任职，2020年到2023年之间，他参与了美国国防部不明空中现象特别工作组。

今年4月，格鲁施变成了告密者并被迫离开美国国防部。当时他对外披露称，美国政府可能自上世纪30年代来已了解了“非人类”活动，过去几十年，美国政府一直在从全球各地——飞船着陆或坠毁的任何地方取回外星飞船，并掩盖在至少十几个外星人坠机地点收集外星技术的证据，他本人已向国会提供了关于这些非常隐蔽的计划的广泛机密信息。

格鲁施称自己的证词是“基于具有长期合法性记录的个人给我提供的信息”，其中许多人以摄影、官方文件和口头证词的形式分享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他还提到自己因决定成为举报人而受到报复，但他希望自己的行为最终将导致“提高透明度的积极结果”。

除了格鲁施，当天出场的另外两名证人也曾在美军服役，一位是前海军战斗机飞行员Ryan Graves，另一位是前美国海军指挥官David Fravor，他们都声称曾亲身接触过不明飞行物。

在听证会上，议员们和证人更多使用的词是代表“不明空中现象”的UAP，而不是过去人们熟知的代表不明飞行物的UFO。三位证人都将UAP的目击事件描述为“常规”的而非罕见。

三位重磅证人的勇敢证词

格雷夫斯（Ryan Graves）是第一个出场发言的证人。这位退休海军飞行员声称他至少几年来每天都在大西洋海岸看到UAP。他说到目击经历时举例说，某次尽管遇到飓风，这些不明飞行物体仍能在空中保持静止状态。他描述和同行看到的许多不明飞行物是“在透明球体内部的深灰色或黑色立方体，立方体尖端接触到球体内缘”。

“在我们的领空看到UAP并不罕见，但对它们的报告严重不足。”格雷夫斯说。而之所以出现普遍“严重少报”的情况，在他看来主要是因为那些目击飞行员担心声称报告看到UAP会被污名化并影响个人职业生涯，因而选择沉默。曾有30多名商业机组人员和退伍军人私下向他透露了曾有与他类似的遭遇和担忧。

格雷夫斯还对议员们说，美国政府某些部门对UAP的了解远比他们所想象的要多。

格雷夫斯退休后创立了美国安全航空航天机构（Americans for Safe Aerospace），这是一个支持那些报告了UAP的飞行员的非营利组织。格雷夫斯说：“我们需要一个飞行员可以在不失业的情况下为目睹UAP事件报告的系统，为站出来的飞行员或举报人提供保护。”

随后发言的关键证人格鲁施在听证会上证实，他在执行公务时，被告知一个已持续数十年的计划在收集并试图对坠毁的不明飞行物进行逆向工程，但他本人被拒绝访问该计划，这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格鲁施当时领导着美国国防部一个机构，专门对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UAP）进行分析。在2022年的部门绩效评估中，格鲁施被描述为“拥有最强道德指南针的官员”。他离职后在今年6月大量接受媒体采访，称美国政府和国防承包商一直在回收非人类飞船的碎片，甚至包括整个完好无损的飞船，其中一些飞船“像足球场一样大”，而且发生了与不明飞行物有关的“恶意事件”。

其实，多年来坊间一直有猜测和声称美国正在隐藏外星生命和技术的传言，但此前统统被主流舆论视为无稽之谈或阴谋论。几十年来，美国政客们也一直不愿参与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的话题，历任美国总统被问到这个问题时皆顾左右而言它。

格鲁施在举报有关UAP的信息被非法向国会隐瞒后被迫离职，他称自己面临“非常残酷”的报复。他还声称，在美国政府隐瞒不明飞行物信息的过程中，他了解其他受到伤害的举报人。

被问到是否从美国政府回收的任何外星飞行器中找到飞行员尸体，格鲁施回答说，通过生物学手段带来了其中一些恢复；在被追问那些“是人类还是非人类”时，他明确回答是“非人类”，并补充说这是对与他交谈的项目有直接了解的人做出的评估，并且这些人目前仍在该项目中工作。

但格鲁施回避了一些更敏感的问题，多次解释称相关内容无法在公共场合讨论，他承诺在情报机构共享高度敏感信息时使用的“Scif”中向监督委员会成员通报情况。

当被问及美国政府是否与外星人有过沟通时，他说他不能谈论那个；被问及是否有人被谋杀以试图掩盖有关UAP和UFO的信息，他再次表示无法发表评论。

早些时候他曾向一家法国报纸描述，美国拥有墨索里尼政府于1933年在意大利北部回收的“钟形飞船”。当被问及他曾在采访中提到的“足球场大小”外星飞船更多信息时，格鲁施说他无法提供更多细节。

被问到他本人是否见过外星飞船或外星人尸体时，格鲁施说，他无法在公共听证会中讨论他是否见过外星航天器，但他承认没有亲眼看到外星人尸体。

第三位证人弗拉沃尔（David Fravor）是美国海军王牌中队前指挥官，也是2004年发生的著名“Tic Tac”UFO事件的目击者。他回忆当时在太平洋上空驾驶F/A-18F超级大黄蜂与一个不明飞行物对峙的情景。

弗拉沃尔描述说，这个物体看起来像一个光滑的“Tic Tac”薄荷糖或丙烷气罐——一个没有翅膀的圆柱体。雷达控制器显示该飞行物从8万多英尺迅速下降到2万英尺，挂在那儿几个小时，然后直接向上。

每年都会报告数百起UAP目击事件，但“Tic Tac”事件是截至目前诸多已公开的目击事件中最难解释的，因为其飞行方式完全违背已知的材料科学和物理学定律。飞行器能在空中停止、加速、转向、倒退，在水面上非常突然地移动，像是没有任何惯性或重力影响。当弗拉沃尔和别的飞行员试图追踪这个物体时，它在他们面前迅速加速并消失了。

当时拍摄的视频和相关记录被美国国防部高级情报官员收走，直到2017年一段视频被曝光在网上，并于2020年被军方解密，承认视频的真实性。但令弗拉沃尔和他的搭档们震惊的是，该事件从未被调查过。

“我们面临的技术远远优于我们当时拥有的、今天拥有的或未来十年希望发展的任何东西。”弗拉沃尔强调说。

（图片说明：美国国防部披露的本听证会证人之一弗拉沃尔2004年目击的太平洋上空不明飞行物视频）

刻意掩盖的真相？

生命是否存在于地球之外？

从古希腊哲学家到现代天体生物学家，这个问题一直在勾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激发着人类无尽的想象力。如果德雷克（Frank Drake）还活着，他一定是对这场听证会最狂热的人。

去年9月以92岁高龄告别世界的德雷克被认为是近百年来最痴迷于寻找外星文明的人，甚至因此获得了“搜寻地外文明（SETI）之父”的美誉。这位美国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家深信宇宙必须包含其他智能生物，他对外星智能的搜索早在1960年就展开了，整天控制着26米长的望远镜，废寝忘食地用纸笔观察和记录电磁波谱到达地球的数据。他认为发现太阳系以外的智能生命将深刻改变人类对自己的感知，而不仅仅是遏制其傲慢，它可能会向地球人传授新技术，甚至新的快乐源泉，但为了避免被公众嘲弄，他不得不对自己当时的研究计划保密。

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勒布教授（Avi Loeb）将这种情怀比作王尔德所言——“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这位德高望重的犹太学者两年前出版了一部著作《外星人：地球以外智能生命的第一个标志》，他在书中写道：“我们能犯的最令人震惊的错误是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外星生命）这种可能性。”但是与他本人的倡议不尽相同，教授对格鲁施此番所披露的UFO内幕并不特别兴奋，他声称在相关文件被公开之前，应该保持怀疑。

“除非有证据支持，否则我们不应该相信故事，”勒布说，“虽然格鲁施的证词很有趣，但他没有提供任何物证或任何数据。”

这要求似乎有些太为难格鲁施了。

当一位议员问格鲁施是否知道有人在政府机构掩盖UAP问题时受到了伤害时，他回答：“是的，就我个人而言便是。”他不仅失去了国防部的工作，还要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

格鲁施在听证会上说，他的揭发得到了前同事们的“压倒性支持”，但他和某些同事因此受到“残酷的行政攻击”报复，他称其为“行政恐怖主义”和“他们工具箱中让人们保持沉默的工具”。

主导听证会的伯切特也毫不讳言举行这场听证会所遭遇的非凡的行政阻力。

“我们不会把小绿人或飞碟带到听证会上，很抱歉让你们一半的人失望了。我们只是要了解事实，”伯切特的幽默开场白引发的愉快笑声还在会议室内震荡时，他就切入严肃得有些可怕的现实，“今天来到这里太难了！魔鬼挡了我们的路。我们遇到了来自政府成员、情报界和五角大楼的路障。”

早在上周宣布听证会时他就曾表示，对这次听证会有很多反对意见，很多人不希望这件事曝光，他愤怒地抨击军方官员的掩盖，以及他们被联邦官员阻止访问一些信息“来证明不明飞行物确实存在”。他最后掷地有声地说：“不管真相如何，爸爸，我们都会追根究底。”

对于外星文明可能被隐藏的秘密的追问，其实要从2017年媒体对五角大楼调查UAP的秘密计划的报道开始算起。据披露，从2007年到2012年，美国国防部资助了一个调查不明飞行物报告的小型项目，而该秘密计划得到了参议院前多数党领袖里德（Harry Reid）的支持。

两年前已故的里德代表的是内华达州，神秘的美军军事基地51区正在那里。为了平息舆论，五角大楼在2020年发布了一些相关视频，目的很明确，是“消除任何误解”。

2020年，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要求五角大楼就其调查结果提交一份公开报告。在国会压力下，负责协调美国情报机构工作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2021年6月发布一份九页的“初步评估”报告，披露该工作组正调查144份无法解释的UAP报告，这些报告是在2004年至2021年期间做出的，主要来自军方人员，但称由于实际数据有限且难以分析，因此很难得出结论。

2022年，《国防授权法》推动五角大楼成立全领域异常解决办公室（AARO），该办公室在国防部、情报界、美国宇航局和其他联邦机构之间进行协调，以研究UAP。

今年4月，AARO主任柯克帕特里克（Sean Kirkpatrick）告诉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该办公室“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可信的证据，证明外星活动、世界外技术或违背已知物理定律的物体”。

而在格鲁施的举报传遍四方之际，美国宇航局科学主管福克斯（Nicola Fox）在5月底的一次公开会议上仍反击称：“骚扰只会导致对UAP领域的进一步污名化，严重阻碍科学进步，并阻止其他人研究这一重要主题。”

美国宇航局发言人也在6月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到目前为止，美国宇航局尚未发现任何可靠的外星生命证据，也没有证据表明UAP是外星生命。但美国宇航局正在探索太阳系和其它地方，以帮助我们回答基本问题，包括“我们是否独自在宇宙中”。

但美国参议院国家安全、边境和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格罗斯曼（Glenn Grothman）还是为揭开外星谜团带来了新希望，他在闭幕词中评价听证会具有启发性，对UAP的报告有“对政府透明度和问责制的迫切要求”，并表示他相信相关信息的立法会随之而来。

“看看能做些什么，来公开更多这类信息，能让信息持续公开。”中学时代就沉迷UFO书籍、刚过完68岁生日的格罗斯曼说。

神秘的“银河联邦”

“美国政府和外星人之间有一个协议，他们和我们签订了合同，在我们这做实验。”2020年12月，曾长期担任以色列太空安全项目负责人的海姆·埃希德（Haim Eshed）语出惊人，他表示，人类一直在和来自“银河联邦”（Galactic Federation）的外星人接触，而特朗普不仅知道这一点，此前还“差点”泄露了这一消息。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以色列前太空安全官员透露了外星人的存在

这些惊人言论是现年87岁的埃希德在4日接受以色列《新消息报》采访时说的，2020年12月，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刊发了采访的英文版报道。

根据埃希德的说法，外星人对人类同样感到好奇。他们正在对“宇宙结构”进行研究，并和人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在火星上建立一个秘密的地下基地，那里有美国宇航员和外星人的代表。

“美国政府和外星人之间有一个协议，他们和我们签订了合同，在我们这做实验。”埃希德说。但埃希德表示，这些不明飞行物（UFO）要求我们不要公布他们的存在，因为“人类还没有准备好”。

海姆·埃希德  来源：阿拉伯卫星电视台

埃希德把他口中的外星人称作“银河联邦”，他补充道，“现在我们已经对太空和宇宙飞船有了了解，而他们（银河联邦）一直在等待人类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

埃希德还放了个“大瓜”，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就知道这个事情，还“差点”就说漏嘴，不过他又表示，据说来自“银河联邦”的外星人阻止了特朗普这么做。因为这些外星人担心，这一消息会让人类“大规模歇斯底里”。

《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截图：“银河联邦”外星人阻止了特朗普这么做

至于为什么选择现在披露这一消息，埃希德解释说因为现在的学术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倘若我在五年前就发表这番言论，我可能会被送进医院。”埃希德表示，现在人们关于外星人也有了很多新说法，自己也在学术界获得了尊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针对埃希德的这一言论，美国国防部在回应《国会山报》时将问题丢给了白宫，而白宫也暂未对此置评。

特朗普以前曾不止一次被问过外星人存不存在。去年，特朗普就海军发现所谓“UFO”的事件做了简短的通报，他表示怀疑：“人们说他们看到了不明飞行物。我相信吗？不怎么信。”

在2020年6月的一档节目里，他儿子小特朗普还问爸爸说：“在你卸任前，你会让我们知道世界上到底有外星人吗？因为这是我唯一想知道的事儿。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不会告诉你我到底知道些什么，但这个事啊，非常有趣。”特朗普说。

当儿子满脸期待地追问“所以你是说你可能会解密这些信息？”特朗普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容：“嗯，那我得考虑一下。”

“嗯，那我得考虑一下”  视频截图

埃希德此前长期负责以色列太空安全项目近30年，曾三次获得以色列安全奖。值得注意的是，埃希德发表此番言论之际，一本关于埃希德访谈的新书已与11月出版，该书对埃希德的观点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

有意思的是，在埃希德透露了“银河联邦”的存在后，真的有一个名叫“银河联邦官员”（Galactic Federation Official）的推特账户现身了。该账户定位为“银河大道42号”，在简介一栏自我介绍说，“我是银河联邦的正式代表，由于我们的存在被泄露，我会亲自筛选那些希望加入我们的人。欢迎你们！”

有了账户还不够，“银河联邦”竟然还有自己的“官网”，并提供了注册账户的功能。不过这个网站除了首页暂未添加其他内容。在首页，“银河联邦”煞有介事地写道：“我们的目的很纯粹，那就是最大程度帮助人类挖掘发展潜力，实现自我救赎。”

“银河联邦”官网首页

8日，这名“官员”连发三推向“地球人”打招呼，并在最新一条推文中喊话：“银河联邦已经观察你们很久了。尽管人类这一物种尚未得到我们的认可，但由于埃希德泄露了我们的存在，我们已同意承认具有高尚道德水准的个人。”

一个自称“银河联邦官员”的账户发推，呼吁人们加入

该“官员”还与好奇的人类进行了互动，为人类“答疑解惑”。有网民质疑这名“官员”的身份，因为他并没有获得推特认证。“官员”一本正经解释称，自己花了整整3个小时准备材料，才获得了上级批准开通这个账户。尽管来自更高级的文明，但他也有自己的权限。

活在这个时代不仅要面临AI的冲击，还要面临外星人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By 21深度、观察者

6月下旬，冯淼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个帖子，想指导一些高考生报志愿。

至于原因，她说很简单：自己淋过雨，所以想帮别人撑把伞。

作为曾经的河北考生，她了解填报志愿时的那种迷茫与焦虑，所以想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帮助考生填补信息差，让他们在报志愿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参考。

在寻求帮助的人中，不少人向冯淼倾诉了自己的烦恼：河北可选择的好学校太少，如果想去外省上大学，分数要比当地考生高二三十分才能被录取。

这样的问题，不只在河北。

同为人口大省，山东、山西、河南与河北经常被放在一起提及，如今，它们被叫做“山河四省”。

这是一个网友口中地缘相近、文脉相亲、盛产粮食也“盛产”人口、经济增速趋缓的省份组合。

在教育层面，它们更是面临同样的问题，高考人数众多但教育资源相对匮乏。

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所虚拟的“山河大学”被网友建造出来：四个省份的考生，每人出资1000元，总共筹集三十多亿的资金，就可以建立一所位于四省交界处的综合性大学，为“山河四省”的学生提供教育。

这个想法得到了很多山河四省考生的支持，甚至学校官网、校徽、校训、校址、录取通知书、校园平面图都陆续被设计了出来。

这场网络狂欢背后是山河四省学子对教育资源不平衡的调侃，是在巨大压力下的一次自我安慰和心灵释放，也是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对好大学的期待。

学习的分量

在小沈看来，高考之痛刻在每个山河四省学子的骨子里。

小沈高中是在河北省一所重点高中上的，作息安排与衡水系学校一致，课业负担和教育理念也基本相同。

早上五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休息，之间的十七个小时，每个人都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人，吃饭、早读、上课或是睡觉，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在这样的环境中，好学校是目标，分数是衡量标准，唯一被允许做的事情是学习。

回想高中时期的生活，小沈认为自己和同学就像火场中逃生的蚂蚁，只有使出浑身解数成为蚂蚁兵团内部的强者，才能拥有生路。

这个比喻很容易让人想起法国作家贝尔纳·韦伯塑造的《蚂蚁帝国》，他在这部小说里提出了一个观点：学校并非一种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你得去利用它，而不是去忍受它。

但对于山河四省的学生们来说，可以被利用的选择太少了，即便在山河四省中算是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山东，也就只有3所211（其中2所为985）。

于是，他们不得不自己塑造一副精神上的铠甲，用以抵御各种挫折。

冯淼的高中生活与小沈类似：负担重、考试多、压力大。

她记得刚入校时，还不习惯学校的军事化管理，有一次晚上因为脱衣服慢了，老师来查寝的时候没有躺在床上，结果就被记了“不睡觉”，第二天中午被通报批评。

“我们当时受的教育叫做‘分分必争’，班级口号是‘根系清华，魂系北大’。在那时，高考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当时置身于这样环境的冯淼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类教育理念的严苛之处，因为在老师和家长的口中，他们需要为高考付出全部，需要无条件的努力，这样才能再多涨一分，多超过一些人，才有可能考到更好的学校。

“在上大学之前，我曾以为大部分人的高中生活都与河北学生类似，可后来才知道，由于区域经济、教育资源配置不同，我的高中生活并不是常态。”小沈说。

在大学时期，小沈也曾和同班同学聊过高考成绩，当听到有同学的分数比自己低了近五十分时，她才意识到，原来河北考生需要比其他省份考生付出加倍甚至三倍的努力，才能考上同等级的大学。

而且，小沈到外地上学后才知道，其他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省份的学生，对山河四省学生的处境了解非常少，甚至有的人不承认地域之间高考分数存在差距的事实。

“所以我觉得，人们对山河大学极度渴望的这种网络情绪不是被放大的结果，而是大家共同的呼声。与其说这种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应当解决，倒不如说山河四省学子希望借由这次公共讨论，使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得到所有人的正视与关注。”

教育资源匹配需求应被看见

事实上，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阶段之后，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不均衡，造成了地域间的教育资源不均衡现象，

河北、河南、山东和山西是我国的人口大省，也是高考大省。

以2023年的数据为例，四省的高考报名人数分别为83万、131万、80万和33.7万人，合计327.7万人，约占全国考生人数的25%。

然而，与庞大的考生人数相比，四省的高等教育资源却相对匮乏。在四省范围内，211高校只有4所、985高校仅2所，而且这2所985院校都属于山东。

以人口大省河南为例，河南仅有一所211高校郑州大学。全国147所“双一流”高校，河南仅占2所。

△ 郑州大学 图源：图虫创意

这与河南的邻省江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江苏人口比河南少一千多万，但拥有2所985高校，11所211高校，16所“双一流”高校。

山河四省中，河北省的高校资源最为匮乏，全域内没有一所985、211高校，唯一隶属于河北省的211高校是河北工业大学，位于天津市。

而且，河北高校的省内录取分数线高于它们在外省的分数线，“我记得2020年河北工业大学文科在河北省的录取分数线最低是603分，但是在辽宁的录取分数线最低是601分，也就是河北的学校对于河北的学生都没有什么倾斜。”冯淼说。

因此，很多河北学生都会选择报考省外的院校。“对于河北的学生来说，北京和天津的学校是首选，其次是外省的学校，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也会给我们灌输一个思想，那就是只有没本事的人才会留在河北上大学。”冯淼说。

河南人许韵在读高中的时候，也曾下决心不留在河南。她并不是想逃离这片自己从小生长的土地，而是她认为：河南高考实在是太难了。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林勇通过整理2018年各省份录取数据后，以清华北大的录取率来看，靠前的是：北京（0.603%）、天津（0.135%）、上海（0.098%），排名最后五位的省份里，河北（0.016%）、河南（0.014%）均榜上有名。可以看出，排名靠后省份的清北录取率与排名最前的北京相差至少37倍。

在许韵看来，虽然她热爱自己的家乡，但是不得不离开。“我们就像圆周率3.14之后的那些数字，在小数点很后很后，所以就没什么人记得和在乎了”。

她希望这次关于山河大学的讨论能够受到更高层面的重视，使山河四省学子的梦想成为现实。

幸运的是，在山河四省学子的呼声下，教育部关注到了“山河大学“的问题。

7月6日上午，国新办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有关情况。

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指出，未来教育部将不断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结构，支持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人口大省，扩大高等教育资源的规模，优化类型结构和区域结构。

“山河大学”爆火的背后

重点高校的缺乏也导致了山河四省人才的外流。

由于山河四省学子在省内只有6所优质学校可选，更多的优秀考生则必然会选择高校资源丰富的地区。而且，这些人才毕业后，也基本不会选择回到家乡进行工作，而是会考虑去一线城市，或者是大学所在的省份。

“像我们的同学，如果想要离家近一些就会选择到北京、天津工作，其余的人大部分会选择去南方工作，几乎很少人回家，除非是考上了公务员。”冯淼说。

这也是不少网友呼吁建造“山河大学”的原因。毕竟一个地区如果没有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那么很容易造成人才流失。

就目前来看，山河四省已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高素质人才缺乏的情况。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来看人口构成。15—59岁人口比重在65%以上的省份有13个，在60%—65%之间的省份有15个，在60%以下的省份有3个。这个比例越少，说明儿童和老年人越多。而这3个低于60%的省份就包括河南和河北。

山东和山西的15-59岁人口比重超过60%，分别为60.32%和64.72%。这也说明，山河四省存在青壮年人口比例较低，老年人和儿童占比大的情况。

在高素质人才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六号）》的统计显示，在各地区每10万人口中大学（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的表格中，河南、河北的比例远低于平均值。

“人才是第一资源”，如果山河四省的人才持续外流，会对当地的科技和经济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结果，经济发展放缓又会进一步加速人才的外流，形成恶性循环。

基于这种情况，山河四省的教育资源分配问题急需解决。

“山河大学”在网络上引发的巨大反响，更多是学子对故乡逐渐没落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是期望家乡能够更好发展的一种鞭策和鼓励。

“希望能够快点提升山河四省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辜负四省学子的努力，也不辜负所有人对于这四省未来的期盼。”许韵说。

By 读城记

从城市层面来论，内地最牛的城市非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莫属，其中京沪实力又在广深之上。从楼市角度来说，最牛的房子不是地铁房，也不是豪宅，而是顶流学区房。如果将二者叠加，得出一个结论便是，中国最牛的房子，就是京沪的顶流学区房。堪称中国楼市的王炸级选手。但最近传来的消息显示，这些王炸级房子，价格也失守了，出现了跳水。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披露，上海学区房“最强阵地”在市场下行中失守了，部分溢价过高的学区房，“价格已经回到了5年前”。

报道列举了多个顶流学区房为案例。2021年，浦东新区顶流学校明珠小学的“老破小”朱家滩小区单价已经飙升至130952元/平方米，“秒杀”隔壁世茂滨江豪宅，而单周价格涨幅更是高达39.4%，是世茂滨江涨幅的10倍。高点时期，达到均价15万元。今年一季度成交均价跌至10万元左右。而目前，门店的挂牌价跌至10万元以内，同样对口明珠的泉东小区，挂牌单价只有9万元出头。此外，同样地处浦东新区、凭借“福外+建西”双学区成为顶流学校的梅园片区，最高峰单价卖到20万元出头，甚至有挂25万元的。现在小户型只能卖到13万-15万元/平方米了。这降幅，妥妥的破防。

北京的学区房降价跳水的消息，更多了，随便一搜都出来了。

还有深圳。

百花小学和深圳实验中学的学区房金茂礼都，二手房价格最高时冲破了30万元/平方米，去年3月份有业主将价格降到了13.7万元/平方米。深圳的六大名校学区房中的百花片区、南二外周边以及深高北周边二手房成交价跌幅最大，在20%左右。

之所以有顶流学区房这类产物，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与房子深度捆绑。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大力推进农民进城，加快城市化速度，国家将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公共资源集中到了城市，然后又将房子与教育捆绑。民众想要获得好的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就必须来城市，而要让自己的孩子能够上公立学校，就必须买房。轰轰烈烈的四十多年城市化，从某种角度来看，是资源的城市化，和普通民众买房的城市化。当房子与教育资源捆绑的时候，它早就不是纯粹的房子，而是资源，资源便可以金融化。在这种制度之下，学位越好的房子，越受追捧，有钱的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能够上更好的学校。资本也看到了这个利润点，所以炒作资本也不断涌入。顶流学区房变成了天价学区房。

02顶流学区房为何失守

这些楼市皇冠上的明珠，为何暗淡，为何价格不断失守？主要原因有三，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

第一，行情下行。去年以来，楼市进入了全面调整周期。今年一季度，在防控放开之后，由于部分人盲目、过度乐观，再加上压抑的需求集中爆发，引发了一场短暂的小阳春。
但进入二季度，随着需求在一季度消耗殆尽，而经济、就业、消费等宏观经济数据并未按照大家的预期表现，导致新的需求并未产生，需求之间的青黄不接，最终表现在4月份的成交量整体转向。以上海来说，2月份二手房成交量高达18857套，冲破了荣枯线，3月份更是创下了23650套的高峰，但高峰之后，无论怎么走都是下坡路。5月成交约1.5万套的低谷，只相隔2个月。

而且，过去两周上海的二手房成交量都只在3000套左右，上上周成交了3025套，上周成交了2957套，下行趋势仍在。

以此估算，6月份上海的二手房成交量在1.2万套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兴奋了三个月，又被打回原形了。

同时，上海的二手房挂牌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易居研究院披露，6月初上海的二手房挂牌量冲破了18万套，挂牌量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重庆的22万套，成都的20万套。

同时，从挂牌增速来看，今年6月份上海、武汉和西安的二手房同比去年同期，增速最大，分别为82%、72%和40%。13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换句话说，二手房越卖越多，已经成为当下中心城市的共同烦恼。卖不动，降价就是必然。
国家统计局披露的5月份数据显示，四大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全线下跌。

北京环比下跌0.6%，上海环比下跌0.8%，广州环比下跌0.2%，深圳环比下跌0.1%。其中上海的二手房环比领跌全国。

第二，学区房游戏规则正在改变。这两年，学区房的一个新的游戏规则在越来越多的城市推进，就是教师轮岗制度。
本号之前也多次写到过。目前已经有北京、上海、深圳、南京、常州、徐州、烟台、大连、无锡、合肥、西安、三亚等城市或者城市的某个区正式官宣，开启教师轮岗。其中的典型代表是北京。早在2021年，北京率先在东城和密云两个区试点，当年年底就扩展到了6个区。2022年7月份，北京更是直接梭哈，全市16个区全面开展教师轮岗。

所谓教师轮岗制度，就是老师们不再固定于一个学校教学，而是几年轮动一次。这样的背景下，原本的名校，会因为优质老师的流失而不再名校，原本的普通学校，在一定周期内，轮动到了优质教师资源，实力大增。而教师轮岗制度就是打破名校对优质教育资源，也即对优秀老师的垄断，让买学区房变成了买盲盒，让优质学区房变得不确定。教师轮岗制度，是悬在天价学区房头顶上达摩克利斯之剑，是一个长期威胁，但高价学区房的最大利空，则是接下来要说的第三点，新生儿人口转向。

03新生儿人口下滑才是最大利空

我们的新生儿人口在2016年见顶后转向，去年出生人口跌破了千万，只有956万，相比于2016年的高点，下跌了46.4%。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国家统计局

民政部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结婚人数创37年来新低，这意味着出生人口下行速度还会加快。

有机构预测，今年的出生人口可能会跌破800万。上海的出生人口这几年也在快速下滑。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上海市统计局去年上海的出生人口10.8万，死亡人口14.8万人，自然人口减少了4万人。同时人口流出了几万人。总常住人口合计减少了13.54万人，是主要城市中人口减少最多的城市，也是全国人口减少最多的城市。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各城市统计局

新生儿人口逐年减少，对房地产整体是一个持续利空，而短期遭遇利空最大的则是学区房。
新生儿数量不断减少，学区房的需求就滑落，最终冲击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需求。
目前，全国幼儿园数量已经在收缩。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这一数量相较于2021年减少了5600多所。这是过去15年以来，全国幼儿园数量首次负增长。

总而言之，人口减少是楼市最大的利空。

当孩子数量不断减少，对学区的需求不断下滑，顶级学区房的支撑力量晃动，高价便难以坚守，这是高价学区房失守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个利空，会随着时间推移，持续发挥作用。

By 城市财经

陈慧娣六十多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她笑容可掬，烫过的头发堆在肩上，戴着一顶俏皮的帽子——这张照片是她的家人为了寻找她，发布在网上的。

她的丈夫和女儿后来看到了她在江边的监控录像。那身影是“很着急、很着急的，打了车，到了江边拼命地跑，头也不回。”她的丈夫齐志明回忆。他快八十岁了，近几个月沉浸在妻子突然投江身亡的悲痛里。他重复最多的是：“想不通。”

与丈夫相伴到老，身边有女儿、女婿和外孙，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陈慧娣却频繁地说“很难受，不想活”。齐志明说，妻子十年前便确诊抑郁症，近几年，在他的注视之下，她的病情日益严重。在更换抗抑郁药品的档口上，陈慧娣“失控”了。

在公共领域，目前少有老年人主动袒露自己有患抑郁症的经历，他们是沉默的。但实际上，老年人是面对抑郁症最脆弱的人群。

国内几家精神健康医疗机构2019年联合公布了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按照较严格的抑郁障碍标准，患病率最高的年龄段是50-64岁，患病比例为4.1%，第二高的是65岁及以上的年龄段，为3.8%。

还有更多中国老年人正默默遭受抑郁症状的困扰，人们窥见的只是冰山一角。

乌云笼罩下的家庭

妻子去世之后，齐志明想，早知如此，无论如何要送她到精神科住院。但女儿说，这是防不胜防的，这样老人会很受罪。

齐志明将信将疑。有的事，他没有机会再问妻子了，现在也无法对女儿开口，显得他要责怪女儿；可是，如果不说，又在心里挥之不去。

在齐志明的印象里，从年轻时候开始，陈慧娣就很容易紧张，婚后，她一直做家庭主妇，属于把丈夫看管得比较紧的人；后来，女儿生了孩子，两人一起接送外孙，那个孩子在身边蹦蹦跳跳，稍微一闪，几秒钟离开了视线，妻子的脸瞬间变了颜色。这画面在齐志明的心底留了很久。

按照他的回忆，五十多岁的时候，陈慧娣开始有了固执的“疑病症”。

陈慧娣觉得自己尿道感染，频繁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什么。她还说自己疼，浑身疼。后来齐志明退休了，陪她看遍了城里的医院，一次在门诊的时候，有病友推荐他们去试一试精神科。她的病随即被诊断为抑郁症的“肢体症状”。

医生开了一剂药，一度“控制得很好”。往后十年间，陈慧娣还不时地去检查，有一次真的查出肿瘤，反而“没什么”，动切除手术的前后，一点也没有闹。只是近两年，陈慧娣说，吃这个精神类药物让自己“心乱”。

她对丈夫说过几次，自己想死。

齐志明知道妻子有病，但还免不了感到她在“作”：“你什么时候想死，我陪你去。我们年轻时就约好的，一起死。”

“你真要自杀，这很不好啊。我们还有孩子、孙辈。你这么搞，我们怎么做？不行，绝对不可以。”他又对她说道。

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几天，终于拜托医生换了“有副作用”的药，开始吃新药，一下控制不住，她跑出去，第一次家里人把她找回来，坐下吃饭。齐志明完全服了软，倾诉了对她的感情。他记得，她也是有回应的。可是，第二天一早的监控视频里，她又跑得那么快，像是很决绝的样子。

郑华也经历过四处寻找家人的苦难。那是她的母亲，那天，他也散发了很多寻找母亲的信息，到处看监控。傍晚，小区里与母亲一起跳广场舞的阿姨给他打电话，让他过去。他感到，有一个猜测在心里逐渐着地。

他的母亲许淑英也离开得那么坚决，把自己反锁在停车场一侧的一个密室里。小区里一起跳舞的朋友组织找她，在附近兜了很久，才发现了这个地方，进而发现遗体。

郑华的父亲是因癌症过世的。母亲五十多岁的时候，有一年一直在辛苦地照顾自己丈夫。他去世了，她比较伤心。这一段时间，她也开始去医院查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毛病——局部地区疼痛、身上哪里有“胀气”、头晕。

她有一回在小区里，带着郑华的孩子玩耍，摔了一跤，在家休息，逐渐变了一个人。

郑华说，妈妈原本非常外向，发病后，变得胆小、不肯出门、不愿意打开手机。

这时候，唯一能说动许淑英出门的由头是去看病。郑华说，母亲一生经历很多事，是比较强势的个性，但在疾病的折磨下，她会对医生反复说“求求你”，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

医生嘱咐郑华，要找人陪着许淑英，防她想不开，但许淑英不愿意主动和人说话。因为整夜睡不好觉，她的身体也变得虚弱。所以，后来只能找一些老家的亲戚出来，轮番在家里照顾她。

发病是周期性的，多数在春天，一发两三个月。最严重时，郑华半夜里经常听到母亲爬起来，在关着灯的客厅里来回走，熬过一夜。无法表达的痛苦

下班回家的郑华遵从医生指导，试图在家营造一些快乐的氛围。比如，他们夫妻俩晚上逗孩子玩，会故意笑得比较响。但发病的母亲看上去没有任何反应。

他说，自己也不能对母亲倾吐遇到的苦恼，只能强挨着，时不时地尝试和她交流。“妈妈。”他对她说，“抑郁症是一个病，坚持吃药，（发病的）时间很快会过去的。家里还有孩子。我需要你，不能没有你。”母亲对这些话，似乎也没有什么反应。

在疾病中，她只会反复念叨：“我现在的脑子像是透明的，外面讲话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她说，自己已经很多天没有睡好觉了，感到身体很胀，很疼。

到了恢复阶段，她逐渐能睡着了。去参加家族聚会的时候，她的兄弟姐妹们会提醒她：“要注意吃药哎，要听医生的话哎，你发病的时候都不认识（搭理）我们了。”许淑英不接这种话，更不主动提起；旁人问些问题，她也不正面回答，好像忘记了一般。

没犯病时，她能组织其他老年人一起旅游，常去跳广场舞，不像患病的人。

又是一年发病，许淑英一早跑出去，寻了短见。“那天是非常、非常难受的。”郑华回忆，“家里的亲戚都从老家赶来了，有的亲戚还冲我吼。”更多人问的则是：是家里遇到什么问题吗，是媳妇和婆婆吵架了吗？

往后的一段时间，郑华总准备着很多母亲和一家在一起的照片，预备给亲戚们看，他想证明，并不是他和妻子不照顾她，不和她谈心。

“家里有一个人患抑郁症，所有人都是苦不堪言的。”郑华反复地自白。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姜楠研究老年精神病问题有十个年头，同时给老年人做一些心理咨询。

姜楠说，老年人的世界并没有那么好进入，在精神疾病的防治中，年轻一些的社工想和他们说话，会遇上一些壁垒：身体开始衰弱的老人，并不如想象的愿意接受建议，听取社工、或者家里小辈倡导的“科学”。和其他年龄段相比，老年人更有主见，也有其他年龄段的人不容易进入的社会结构。比如，社区里想组织一些能活跃身心的活动，“一般需要找（在老年人中）说话有分量的人去组织”，社工只能从中协调。但是老年人在参与活动之后，退出的相对会少。

有一些老年抑郁症患者发病的诱因是家庭失和，与子女关系紧张，而在另一些家庭里，尤其在华人重视家庭的气氛之下，子女会把老人当做孩子照顾起来，要为他们的病负责。

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子女会向老人灌输自己对抑郁症的认识，但老人并不接受。姜楠表示，如果情况严重，第一要引导老人去就医，如果需要药物治疗要遵循医嘱；平时更倡导鼓励他们走出门，感受不同的乐趣，让有抑郁倾向的人有动力改变。

即便是同龄伴侣之间的沟通，也可能隔着一堵墙。齐志明记得，从前，自己的妻子时不时说自己一晚没睡，很痛苦，可是，自己明明看见她睡了五六个小时——他会把她的睡相拍下来，放给她看。

陈慧娣看了，只是笑笑，不答复。齐志明感到理解不了她。

叩开老年“心门”

在对往事漫无边际的追问之中，齐志明感到，自己才应该患上抑郁症。他对妻子的回忆是矛盾的，一时想起她在小区里其实比自己更活跃，遇到谁都熟悉，对谁都打招呼，不像自己总是待在家，哪里也不去。

但是，“想死”的事，她对他提的都不多，估计她知觉到了丈夫嫌烦；更多的时候，她只是打电话向自己的姐妹倾诉。

让老年人逐渐打开内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姜楠说，在新加坡做相关的社会工作，靠的首先是一些搞“社区送温暖”似的笨办法：在社区里邀请不愿出门的老年人参加活动，“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平常对他关心，比如送老人喜欢的食物、上门打扫卫生。”

有一些需要心理咨询的老年人会主动给姜楠打电话——有的倾诉日常的愁烦，比如家庭矛盾，也有的在说自己躯体层面的症状。有一些人是在诊所看病时，被推荐给她打电话的。也有一些子女找到她，说自己的父母亲变得过于暴力，无法沟通，想通过心理咨询的方式解决问题。

还有些人，是社区筛查出有抑郁症状的独居老人。有些老人会在社区的反复关心下走出家门，但也有的“岿然不动”；有的老人参加几次咨询，就不继续来了。姜楠坦言，失败是常见的。

与她谈话的老年人中，约一半的人有抑郁症状。她可能会发现一些明显的生活际遇上的诱因，也可能是更偏向生理层面的变化，比如女性到了绝经期、遭遇慢性疾病的恶化以及药物的副作用等。

姜楠在不同国家工作过，提到好几种诱发抑郁症的常见社会性因素。例如，有一些工作上成绩很好的人退休之后，猛然失去了权力、社会资源，会感到失落、感到自己突然变成了社会的负担；或者是家庭出了问题，因配偶去世而痛苦，或者与小辈失和争吵；或者在社会变化之中，“三观”动荡又无可解释，变得愤怒，溢出戾气。

纯粹听老年人倾诉苦恼，有可能并不通往任何地方。姜楠推荐的一种心理治疗模式是怀旧治疗法，即鼓励老人倾吐自己的人生故事。这是较易于在社区开展的疗法。

美国长期护理监督员项目（Long-Term Care Ombudsman Program）是一个由政府授权的志愿者项目，帮助老年人选择、监督养老院。该项目的官网总结道，怀旧治疗可以帮助老人重新自我定义，而不是一开口就谈自己的身体缺陷；老人由于身体条件变差，可能正经历自尊心受挫，怀旧治疗可以帮他们重拾自尊心；通过回忆过去，老人也能在别人的帮助下，修复一些隐隐作痛的旧伤。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主任李霞有一个病人，退休前是一名干部，他也“情绪不好”。李霞最近看国际局势变动，就问他，怎么会是这样呢？能不能写一写自己的看法，让医生了解下？

病人认真写了，分析了一遍新闻里的外国人，某甲是这样的，某乙是那样的；写完又非常沮丧，循着抑郁症的惯性，说自己写得不好。但是，他愿意和医生一直这么笔谈。

这样的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李霞认为，应该是平等的，当然不可能仰望着病人，但也不会把他们当小孩般照顾，还是要像两个成年人一样，互相尊重，而当他们说，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自己不会好了、永远都要如此……这是他们的真实感受，是要倾听的。

这也包括“疑病症”病人的感受。李霞的另一个病人，总是觉得自己腰间有一种勒紧的感觉——检查不出什么，但是，病人诉说，有一天拿着手机，给人看核酸检测结果，不知为什么，显示不出来。病人怒了。他对医生回忆：“我一生气，就感觉那根带子勒得我好紧、好紧的！”

他被一根情绪的“带子”勒住，体会到的是一种真实的气愤。

面对阴翳之处

对于一些困在情绪之中的老人，眼前的生活已是一团乱麻，有的牵着烟雾重重的过去——是难以面对，不可改变的过去。

出于心理咨询的需要，姜楠不可避免地要调停一些家庭矛盾。遇到一些态度蛮横的老人，姜楠会选择直说：“如果你一直保持这样的抵触态度，别人都会觉得难受。别人对你不好，你也感觉不好。这是一个恶循环。要想有积极健康的生活，首先自己要有积极向上的态度。”

有一个老人，他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大堆不便宜的电子产品，站在路边塞给过往的行人，仿佛一种行为艺术，意思是钱哪怕被大风刮走，也不留给儿子；他又日常站在自家的窗边喊叫，对世界陈说着，儿子媳妇都不孝顺，这种生活无法继续下去——结果，居委会还是找老人的儿子来管。老人把家门锁了，在屋里砸东西、丢东西。儿子带警察破门而入，把他送进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他是一个鳏夫，和儿子一家关系失和，他又不擅长照顾自己，苦撑着独居在老房子里。送入医院时，老人的营养状态很不好，还有其他疾病，终于在精神病专科医院的病房里，他挂上了营养液和消炎药，医生也使用了一些镇静类药物。

抽丝剥茧一般地，老人可以和人正常交流之后，“我们为他搞过家庭访谈。”李霞说。刚开始，在一条沙发上，老人坐在一端，头别过去，儿子坐在另一端，头别过去，很尴尬。

说来说去，儿子想送父亲去养老院。老人不想离开老房子，但是，站在儿子的立场上，“老人的大脑能力是下降的，好好给自己做饭，把自己生活安排好，都需要很高的能力”，李霞说，还要有人监督老人吃药。老人逐渐失去自理能力，但儿子、媳妇都要上班，可能顾不过来。

这原来是生活里一道难解的题，是平常人家都要苦恼的事，但令人遗憾的是，老人出现了抑郁症的症状，小辈们还可能有额外的社会负担，比如被左邻右舍视为漠视老人、不守孝道。

“家庭访谈”到最后，老人妥协了，去养老院。李霞听说，现在他过得不错，“在养老机构里当上了类似老年队长”。

生活仿佛激流，汹涌而去，那些矛盾与冲突如河流底下累累的顽石，是不会被轻易冲走的。

孟和也快要八十岁了。他对记者回忆，第一次被诊断为抑郁症，是五十多岁。孟和曾是一名工程师，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海潮”中从体制内出走，创办公司后很快受挫。他最潦倒的时候摆过地摊。

二三十年过去了。他近些年又偶尔发病，一部分是被久远的愧疚感缠绕着，孟和心里想，自己要是没有离开体制，退休金该是很高的。

于他而言，来自外界的慰藉并没那么易于获得。老人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特殊的脆弱。孟和加入过中学同学微信群，和大学同学微信群，现在全退群了。他说，中学群里有几个成功过的人，话里话外地“显摆”，总是他们在说，普普通通的大多数沉默着。孟和的大学同学们见识更广一些，各自经历不同，线上线下，无休止地辩论社会时事。对于同样的一桩旧事，他们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孟和逐渐与他们疏远了。

他还会被往事中悲哀的部分包裹起来，想起那失败的一跃，感到自己对不起家人，也有人对不起他。于是，他还要回到当初的错愕之中，想说一句，“我没有做错什么”。

孟和说，他近些年在学习的是：“接受不可改变之事。”

他有时候很羡慕一些年轻人，他们还有机会早些领教这些生活的道理。对于他来说，“看太少了，太晚了”。

与死亡念头搏斗

七十多岁之后，孟和又几次爆发了抑郁症，大约两年一回。他形容自己抑郁的时候，脑袋里全是负面的想法。有时候，思绪的“引线”是做了个梦，梦到了一个过去的人，然后，他凭空找回了从前他们交往中遇到的矛盾，继而是难言的恐惧和焦虑——抑郁中的人，思维能力低下。孟和脑中放着个灰暗的、不合逻辑的、慢镜头的电影。

现实中的他，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做，开着电视，但不看。几个月后，他又逐渐好转。

孟和一直在进行药物治疗，吃久了药，对它们都很熟。药物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也一直监控着自己的情绪。

李霞形容，抑郁症和高血压一样，只是一个平常的病。但是，“高血压从哪里来？也是没有（明确）答案的。”

根据不同的基因，不同的人患上高血压或抑郁症的概率不同，有一些遗传史的，到了比较脆弱的年龄，更需要注意。而无论禀赋怎么样，都应当早预防、早介入。

抑郁的老年人，状态好一点的时候，可以自己对抗一度在心里扎根的负面念头。

有一个老人来看李霞的门诊，申诉儿媳对自己不好，想到儿媳就生气。经过治疗，他后来又说，儿媳只是不会说话。“你看，她还给我买过一件衣服的。”

一旦进入较为严重的抑郁症阶段，那扇“心门”的背后是自杀的念头，而且更难打开。有一些自杀倾向明显的老人住进老年科的病房，李霞仍然苦恼如何获取他们的信任。接受采访时，她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老太太——吞下过输液用的塑料小件，还把被单撕成过一条一条的。等到病房里的其他人都睡下，她才开始干这些事。

医生问她为什么要这样，老人说“吃着玩的”。面对这样的病人，李霞也会感到无力：“怎么去救治她，她都不要信你，连一句实话都不说，想死也不告诉你。”

她说，到了这一步，病人的想法很简单。他们想的是，告诉别人，他们不就要阻止自己去赴死吗？

那是几年以前的事。最近，老太太来找李霞复诊，病情变得比较稳定，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李霞表示，通过对一些医院的观察，有的老年精神科病房存在一些病人不愿意出院的问题，医院里条件齐全，医保兜底，在一些地方，老年精神病科逐渐被经营成养老院一般，医护的工作能力久久得不到提高。

另一方面，真的需要救护的老人，又可能有一些不配合的家属。病人可能是非常抗拒住院治疗的——那个时候，他们思考如何求死。几位家属则在争论。比如，老人的一个孩子想送入院，另一个从国外赶回来，把家人和医生都骂一顿，说国内的兄弟姐妹没照顾好爸妈，送去住院是想要“甩锅”。

“你们商量好了吗？”李霞免不了问。

那些让家属们看了难过的治疗办法，比如约束，“所有约束都很烦的，每两小时要巡视，怕他们挣扎，压到血管”；还有电疗，都是微量电流，在老年病房里，要考虑到老人的血压问题，也很繁琐。这一切，是与病人的死亡念头搏斗，是为了病人能冷静下来，重新开始交流。

李霞会建议家属，必要的话，寻求警察的帮助，因为，重度抑郁症和心脏衰竭一样，是危及生病的疾病。病人想死，只是一时一刻，如果治疗得当，可以悬崖勒马。

齐志明对这类送院治疗没有什么了解，隐约听说过“电击”，觉得可怕；妻子去世之后，他有时会想，如果知道，“哪怕难受，也要给她送到医院去”。

现在，对亡妻的思念和困惑，成了齐志明“藏在心里的东西”。

近八十年的人生，他已料理过不少人的后事，甚至一些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原以为已经看淡了，都是自然规律。但是，等到自己老伴走了，他仍然非常难受。

“我爱她，爱得可以说很深吧。”他说。

妻子死后，他“拼命做梦”，梦见的都是他们年轻时候的事，一些美好的事，像要用力抓住那些回忆。

抑郁症常常被认为私人的、丢人的，并且是自己胡思乱想出来的病，不仅患者很少得到家人的理解，还有可能被扣上故意做作、无理取闹的帽子，也很少接受妥善的专业治疗，尤其是中老年人本就缺乏关怀，长期拖着不治疗就会给身体和精神健康埋下巨大隐患。在中国，给抑郁症“去罪化”急需提上日程。

By 明宁

淘宝曾被网友称为“万能的淘宝”，如今，闲鱼也被称为“万能的闲鱼”。

闲鱼以二手交易起家，但很多你想得到、想不到的东西，都能在闲鱼上找到。

可你不知道的是，闲鱼在黑灰产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中国暗网”。

在闲鱼上，你可以购买到难以想象的物品：资金盘推广、现金贷系统、黑产软件、隐私数据，甚至还有违规的催收服务、色情服务等等。

这里已沦为黑灰产的狂欢之地，有黑客甚至说：“这里可能比国外的暗网更方便。”

而这一切，和闲鱼宽松的审核政策、推荐机制密不可分……

神奇的闲鱼

中国最神奇的电商平台是什么？

大部分人的答案，是闲鱼。

闲鱼，是阿里在2016年成立的的二手电商平台。但在这里能找到的商品，却远不止于各式各样的二手货。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渐渐沦为黑灰产的汇聚之地。

例如，在闲鱼上搜索“现金贷”，你可以找到各类现金贷周边服务。

这里可以购买到现金贷的系统，还有人直接转让小额贷款公司，宣称“干净可过户”。

也有人提供相应的催收服务，“什么业务都接，什么样的催收方式都行”。

比如，对于上门催收的服务，你可以选纹身男，还是刀疤脸。

除了一些违规操作，各路神仙也在上面“大显神通”。

上面甚至还有精通道法的“大法师”，可以用转运法事帮人催讨欠款——号称“法事催收”。

闲鱼上，有人提供做法事催债、指导投资的服务

在闲鱼上，资金盘同样十分猖獗。

资金盘玩家在这里发展下线，并打出了“注册送10元”的宣传语——他们利用的，是二手电商平台用户喜欢占小便宜、“捡漏”的心理。

时下火热的资金盘项目秘乐，就正在闲鱼进行推广。

“注册认证成功后，发8元红包。”一位闲鱼卖家表示。在商品图中，他还附上了自己的秘乐推广码。

也有卖家在闲鱼上提供秘乐“养号”服务，一单售价33元。他称，自己推广的下线长期活跃，且会自动复投。

资金盘系统，有卖家在闲鱼上兜售，价格从1-5万不等；资金盘地推服务，也有卖家在闲鱼上销售，一个人头收费15-20元之间。

与此同时，闲鱼上也有一群“买家”，意图收割卖家。

“最近，许多买家找到我，要求加微信，看商品实拍图。”一位闲鱼卖家对一本财经表示。

加完微信，这些买家会一言不发。几天后，他们才会露出真面目，开始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的“投资战果”。

骗子的朋友圈

鱼塘

闲鱼还有大量秘密，隐藏在具备社交属性的“鱼塘”中。

鱼塘以地区、兴趣、商品类型作为分类标准。在这里，用户不仅可以交易商品，还能发帖交流。

这相当于将一群有同样需求的人，汇聚在了一起。

一些鱼塘已经开始发臭，变成藏污纳垢的隐秘角落。

例如，在“袜子”鱼塘内，除了置顶的几条商品尚属正常，很多商品都是女性穿过的贴身衣物，即所谓的“原味丝袜”。

它们的配图也聚焦足部，带有情色意味。

在闲鱼上，还有很多以城市名命名的本地鱼塘。在这些鱼塘内，色情信息更加泛滥。

例如，在“北京”鱼塘，能看到许多穿着暴露的女性用户。

在闲鱼头像、昵称或评论中，她们会直接注明自己的微信号码。

添加微信号，她们会直接表示可提供“会馆服务”：“两个半小时1300块钱。”

图：闲鱼上的色情服务信息

大量的黑灰产在闲鱼上面盘踞，已形成一条庞大的产业链。

“黑灰产、违规商品在闲鱼中的交易比例，我觉得不会低于5%。”黑客CC称，这里一度成为黑客们的心爱之地。

“现在一些黑客都不在暗网交易了，直接在闲鱼上卖。”黑客CC透露，他们在闲鱼上“卖过数据、黑产软件、网站代码，甚至还有黑客在上面接过活儿”。

为了让黑灰产得以交易，一条辅助产业链也形成了——租号。

目前，闲鱼上的卖家审核机制是比较简单的，只需要绑定支付宝，进行人脸识别就可以。

但是有些黑灰产的卖家，并不想实名认证，因此，他们就会去租闲鱼号。

“求租闲鱼号。只要你有支付宝账户，什么都不用干，就能一天躺赚50块钱。”一则闲鱼租号广告如是称。

在各大论坛、黑灰产社群里，租号买号信息满天飞。

“大量租，一个号一天只要10元。”一个社群里，有卖家公开求租，他号称手里屯了上千个闲鱼号。

百度贴吧上的闲鱼租号广告

而这些闲鱼号，都成了黑灰产的发布源头。

因为闲鱼号与支付宝账户绑定，骗子们租到闲鱼号后，往往会绕开闲鱼平台交易，只有这样，钱才会到他们自己的腰包。

而出租闲鱼号的一方，则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有闲鱼用户就称，自己将闲鱼账号出租给骗子后，遭遇了买家的投诉，自己的支付宝资产也被闲鱼官方冻结。

至今，他的资产仍未解冻。

为什么是闲鱼

闲鱼为何被黑灰产钻了空子，成为“法外之地”？

黑客CC认为：“这是闲鱼的市场监管不到位导致的。”

首先，闲鱼的准入门槛不高。

在淘宝上，你要成为一个商家，需要经历严格的审核，甚至还要交押金，如果你的商品出现问题或者被投诉，就要扣押金。

因此，卖家不敢乱来。

“闲鱼上不需要保证金，再加上有租号产业链，几乎人人都可以成为卖家。”黑客CC称。

其次，闲鱼对商品和交易的审核也不够。

“商品一经发布，不会审核，立刻上架，除非遭遇举报，否则几乎不会下架。”黑客CC称。

而买卖双方都可以私聊沟通。

在私聊过程中，一旦双方转移到微信等第三方平台，闲鱼就彻底失去了监管的可能。

“这里真的是黑灰产的圣地。”黑客CC称，买家和卖家没有准入门槛，商品没有审核机制，交易没有监督体系，“随心所欲”。

最关键的一点是，闲鱼为了迅速聚合流量池，对流量的扶持，堪称“良心”。

发布之后，万一没人看见怎么办？

闲鱼还提供每天一次的“擦亮”操作，擦亮之后，就能获得前排曝光机会。

找不到意向客户怎么办？

闲鱼还提供定点推荐服务。

例如，在频繁浏览大量资金盘推广信息后，一本财经的闲鱼首页就被推荐了相关商品。

除了给你推荐产品，还给你推荐“鱼塘”，帮你找到大量的同类产品和同需求用户。

一位闲鱼用户对一本财经表示，他曾被闲鱼推荐过一个鱼塘，名为“爱侣的秘密花园”。

里面有人在出售情趣用品，也有人在出售原味衣物，甚至提供色情服务。

目前，该鱼塘已被闲鱼官方封禁。

“这一套机制下来，黑灰产能很快找到有意向的客户，非常好用。”黑客CC称。

目前，很多曾经盘踞在淘宝上的黑灰产，都开始转战闲鱼。“淘宝越来越严，而闲鱼依旧是自由的海洋。”

因此，在黑灰产圈，闲鱼才有了“中国暗网”的“美誉”。

而黑客CC觉得：“闲鱼可能比暗网方便多了。”

2019年4月，闲鱼举办了一场发布会，披露了闲鱼的交易数据：

用户在闲鱼累计发布宝贝超过14亿件。每天有超过100万用户，在闲鱼上发布超过200万件个人闲置物品。

而闲鱼的总用户规模超过了3亿，交易金额突破千亿，正在向万亿迈进。

不得不说，闲鱼的审核制度、推荐机制确实有效，才可以迅速汇聚如此巨大的流量池。

但这万亿市场背后，又有多少隐秘角落？

作者：棘轮 林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