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授送外卖的深刻感受

临沂大学文学院邢斌教授以《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为题,讲述了自己整整一个月的送外卖经历。他从送外卖的基本情况、个人体验与观察、底层民众的生存成本,讲到当代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

全文如下:

说干就干。最简单的是跑“美团众包”: 不用培训,注册就行,不限时间,不规定最低工作量,收入一天一结。还有“蜂鸟众包(以前是饿了吗)。基本同上。后来又注册了“闪送”(据说这家最规范最人性化)。去齐鲁园培训了半天,花了50块钱买了工牌、马甲、文件袋。“顺丰同城”,和“闪送”差不多,就不再体验了,否则还得花一份钱。这几家相比较,美团最狠,市场占有率最高。蜂鸟次之,闪送和顺丰相对温和但生意不多。

美团把骑手分三个等级。核心是美团专送,职业骑手。每天九点打卡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埋头跑系统推送的单子,每单3-4元。都是优化过的好单。取餐处集中,比如说上万达四楼,一圈拿5-6个餐。派送处集中,比如说送到某银行前台一次放5-6份餐。派送距离短,不超过3公里。派送时间短,因为取餐省时间、放餐可以直接放前台,不用进小区、上电梯、爬楼、给顾客反复打电话确认。他们相对轻松一些。但不好处是不准请假,每个月允许歇四天,歇哪天得提前一星期报备,越是刮风下雨下雪越要求准时派送。接到差评罚款200-500,一般罚500。送餐迟到不罚款因为是系统计算出来的,人只管快跑就是。说是早九点干到晚九点,实际上还要长。上午八点半开早会,迟到一次扣20。晚上到九点了,手里的餐送完才能打卡回家 (一般到八点半还会继续派单,多数都是九点半才能打卡回家)。在临沂城,专送每天必须干12-14小时,一个月必须干26-28天,平均能挣6000。特别拼命的能挣8000多,都是市区60码逆行闯红灯拿命换的。

专送很苦,但业余送外卖的众包骑手更苦,处于最低的第三级。送一趟单价低30%,单子都是专送挑剩下的,不是偏就是远,要么就是要去没有电梯的搬迁小区爬六楼送上门。好单很难抢到 (上两层有60-30秒的提前抢单优先权)。众包工作时间更长,更危险,挣的更少,不听话就被“针对性”礼送到没有订单的边缘地区。好处是不想干就回家躺着,没人强迫你挣钱。我了解的最拼命的,每个月能挣7000 (每天干15-16个小时,一个月一天不歇)。我有本职工作,只能干业余的众包。这些天我假日就从早干到晚,工作日早晨跑两小时,晚饭后再跑到夜里一两点,或者两三点。夜里给钱多一些,能挣到钱的都是偏远地方。半夜里我跑到过相公镇东边的村里,跑到方城,跑到兰陵村子里,跑到沂南山里面,都是乡间小路。都是骑摩托。太黑,灯书院照不远,有时候就骑到了沟里。一过长春路,夜里都是大货车,擦身而过,心里也打怵。送完货,骑车回来,才觉得手麻觉得冻得不行。有一次我实在太冷了,就把车停在田里,绕着跑了一阵,看看高德地图,在临沂大学正北九公里,回家还很漫长。一个月,我送了2000多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敲响了2000多个房门。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层楼。所以我那个月微信运动里每天都是步行最多的。

这个月综合算下来,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每小时收入20元是极限。平均每单3.5元,要取货送货2+3公里,取货平均等5分钟,骑车8分钟,送货进小区上门平均7分钟,共20分钟。一小时3单,10.5元。一次送3单,排列好次序,能节省1/3时间。但会被催。一小时能送4-5单,15.75元。一次送5单,适用于午餐晚餐的集中送餐时间。很难排列好次序不被催促。基本上就是极限值。略微提升单位时间的收入,一小时还是送5-6单,19.25元。好处是能最大化高峰期的送餐量。关于送的货品,我有一些小的建议: 蛋糕不建议送。鲜花,不建议送。冬天不要送烧烤。万达、泰盛,不建议取货。医院,不建议送。代买,不建议送。菜市场代买,坚决不送。啤酒,最好不送。转单,不能接。一超市用品,比送餐好。文具、药品,最佳。轻便而不易损坏的特殊用品,建议送。长途,加急,谨慎判断。

二、痛苦,是一件事实,还是一种体验?


诗歌只有一种现实: 痛苦——帕切科《诗人之恋》我无心于调查,就是想体验体验。2022年很特殊。一份报道里讲,在上海骑手送外卖每天能赚1000多。另一份报道又说,北京人社局一位副处长,王林,亲身体验当外卖骑手,送餐12小时赚了41元。究竟哪个说真的?我想,应该亲身试试才知道真伪。干了一周,我觉得王林处长那篇报道更真实。大家有时间可以搜一下看看他的具体讲述。不过,我觉得12小时赚41元,这根本不能维持生活,何况在北京。王林处长体验得有些短,他要是干上个把月,我估计每个月能赚个三四千块钱。要不,他怎么活?我体验了一个月。这张纸上是我每天记录的收入情况 (没有去除每天3元保险费和25元摩托车油费)。跑到第20天的时候,我上升到了众包骑手的最高级别,路也很熟了(临沂市区的小区和周边的乡镇都牢记了,不需要看导航。经常去的小区,我每天回家都默背一阵具体楼号编排次序,提高步行送餐速度),基本上算是很熟练的骑手了。劳动强度和具体收入情况,大致如此。

但我主要关注的是外卖员这个“身份”究竟是怎样的处境。体验这个工作过程中人是如何感受、应对、反刍这些遭遇的。肉体受罪是一方面,虽然很久没有这种体验了;主要的还是受人辱骂。没有人拿正眼看送外卖的,商家,顾客,尤其是保安。熟人都不知道我最近在干这个,只有我们小区的保安知道。他们天天见我早出晚归半夜回来,不让我进。我说我是业主;他们骑车跟着我到楼下看我上楼,说你送外卖都能在这儿买起房,是个人物。很多顾客看我的眼神就像看要饭的。有的顾客就是披着人皮的畜生。我曾经痛恨过这些人,后来慢慢都忘了。

有几次,差点就被人认出来了。一次是在万达。我取餐的时候,旁边有一对小情侣说那个送外卖的说话好像邢老师啊。我心想肯定是爱听我课的好孩子。还有一次,我半夜送螺狮粉到宝德新领域,开门的男士穿着内衣,他是我的前同事。我认出了他,他肯定没认出我。我戴着头盔。我更愿意回忆起温暖的瞬间。这一个月,我送了两千多单,有三个人真诚地感谢过我。一个是搬迁小区古城社区的一位女士。她说半夜里孩子想吃馄饨,天这么冷谢谢我专程送来。后来我发现她又打赏了我2块钱。还有一位,也是女士,就是相公镇东北那个村里的。他们夫妻俩怕我半夜里找不着路,打着手电把我送到了路口。还有一对夫妻,老人住在人民医院五号楼,心脑血管疾病中心。我把他们给老人定的餐洒了一些,后来我又买了一份送去。他们俩把第二份餐的钱退给我,又打赏了我10块钱。真的很感谢他们。祝愿他们事事顺利,吉祥如意。

三、今天,我们体面地存在于社会中,究竟需要每月多少“成本”?


在我栖息的孤独中有充裕的时间来思考希望的问题:能否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不再像霍布斯所说只是污秽、野蛮与短暂的?——帕切科《约拿报告》我们看一下中国这几家外卖公司的隐形控制结构:外卖公司总部把所有城市都分包给每个城区的运营商,然后运营商再次分包。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很多国家是不允许这样操作的。肯德基、麦当劳它们都有自己的外卖队伍: 无论专职还是业余,都有正式签约.有五险一金,受伤有公司保险,从不设置送餐倒计时催促你飞马赶到否则亏款罚款。——我们这几家公司 (在此我不便说它们的名字),实际情况就是,骑手出车祸了,每天扣的3元保险 (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给保险公司) 提供最高6000块钱的伤亡保险。不够了,县区运营商承担。还不够治病,县区运营商直接跑路,你起诉都找不到人。起诉城市的运营商都起诉不了,外卖公司总部根本起诉不着,因为都是“劳动外包”,它把自己早隔离出去了。这种重大伤亡事故,据了解城区每个月都有。

猝死,外卖公司总部所有阶层的管理都不会——按照他们的条款,这与外卖公司理睬,总部毫无关系,起诉都是白花钱。全国起诉的都没一个赢的。罚款的问题。——顾客投诉,会被重罚。这个网上讨论很多,我就不赘述了。

我说下另个关于罚款的问题。比如说:案例一。这一单完成得很好,很完美。然后继续送的过程中,软件提示说上一个订单没有点击送达。你只好停下了点击。第二天就会被罚款:异地点击送达,或者超时点击送达。可以投诉说,没有超时,而且当时已经点击了送达,这是软件又跳出来的问题。投诉无效。还有一次申诉机会。再次申诉也秒回,无效。打人工客服电话,一个小时内能联系上就是幸运的。联系上了,还是同样的回复。这样的情况我一个月遇到两次,程序完全一样,三次申诉机会没一点点用,完全是摆设。我最后对人工客服(是个活人) 说,你们可以直接联系顾客看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没用,依旧扣钱。而且扣的钱也不返还顾客,都进了外卖公司总部腰包。

案例二:跑腿单。
送达过程顺利,顾客非常满意。但是顾客不会在手机上完成“垫付款。顾客找不到如何支付垫付的页面,骑手就得在门外等着,也不好大声催促。(大声催促是态度不好,是要被顶格罚款的,罚500) 。一家人在屋内找垫付款入口。等了好久,系统提示说送达已经超时。超时一秒钟,扣跑腿费用40%。超时五分钟,扣跑腿费60%。昨天我在楼梯上等了快十分钟,顾客才完成支付。今天显示那一单扣款80%白送了,从大学城附近到罗庄,11公里。有一次,在小海螺,替顾客代付餐费后等餐(四菜一汤),等了半小时第一份菜还没做,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继续等待等到45分钟还没出菜,再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倒计时宽限15分钟;等到倒计时都快走完了,我已经等了75分钟,再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和顾客商量,尽量让顾客满意别投诉。顾客很体谅,说: 既然已经付款了,等一等就再等一等吧,快春节了,人多,理解;我先在家把收货确认了,你安心送来就行。
结果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到红色警告: 严重违规,罚款200元!怎么办,开始申诉呗。从第一级开始申诉,填单、录音、截图上报。被打回,申诉无效。第二级申诉….第三级申诉….第四级申诉,到总部了,有人电话录音取证;最后还是申诉无效。最后到第五级,最高级,总部市场部总经理,上海,…..还是申诉无效,答复说系统显示顾客填写好评的时间,我的定位还在饭店。我说刚才发给你的顾客专门录音的情况说明、大堂经理的录音情况说明、顾客接餐到家的照片已经把事实讲清楚了。回复说不行。同时反问我,你申诉了快一整天了,有这时间,你跑一天外卖,也快赚200块钱了,干嘛这么轴?


我在电话里对这位总经理说,你应该看过一部电影,叫《秋菊打官司》;这不是钱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他打电话过来,说发了一个红包给我,请接收。我点开,15元红包,留言说我个人理解你的经历,但罚款不能取消这15块钱算是我个人的一个人道主义补偿。——这几家全球知名的外卖公司,盈利能力真有这么紧张吗?这家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有严格的季度财报和年度财报。我们打开看一下。它自创办以来,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年是盈利的。18年亏损1155亿,21年亏损235亿,22年亏损67亿。我看到这个财报,心里和大家一样,非常惊讶。因为每一单外卖,商家需要额外支付货品价格30%的送货费用,顾客需要支付每公里0.5元的送货费用。举个例子,午餐定一个20元的饭,3公里,顾客支付20+2=22元;商家拿到14元,快递员拿到3元,外卖公司拿到5元。大概抽成比例是这样。它究竟为何亏损如此之大呢?我们还是看财报。21年,它行政开支88亿、研发开支167亿。22年,它行政开支98亿、研发开支208亿。钱都从这里流走了。它的所有分公司都是外包出去的,总部平台需要多少行政人员大家可以统计一下。它的平台,就是一个手机APP,每年需要多少研发费用来支撑,大家也可以统计一下。

有时候,精心修订过的数字会误导世界。还不如我们日常的体验。这些骑手干着全世界强度最大的外卖工作,拿着最低比例的收入;商家一批一批退出,不再接受它这么重的抽成;它的大股东们在全世界豪宅游艇转移资产……和这些财报数据显示的完全不符。送外卖的一个月里,我见到了3个女性外卖员,见到了几位年龄很大的外卖骑手,最大的一位对我说今年66岁了。他们承担不了每天14小时、全年无休这么大强度的劳动,我估计他们每个月能赚个3、4000块钱。春节过后,我离开了外卖队伍,但在路上我还是首先注意到他们的身影。最近几个月,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和老人骑手风驰电掣争分夺秒。可能再危险再苦再累,他们也离不开这3、4000块钱的收入。家里的孩子、病床上的老人、银行发来的房贷还款短信……都在提醒着他们: 跑起来,快些跑!有天夜里,我在彷河边上一家烧烤店门口蹲着,等老板出餐。旁边还蹲着好几个美团骑手。我问他,现如今啥活最苦? 他说,送外卖挣钱最苦,还有快递中心搞分拣也苦,搬家搬货也苦,扛地板砖上楼也苦。我问他,比老家种地苦不? 他说,当然比种地苦了,种地清闲,又不来钱,种屁的地。我问他,这几样比干建筑活苦不? 他说,当然比干建筑活苦了,千建筑活,大工一天二百,小工一天一百八到二百;但你能拿到钱不? 半年有活,半年没活,干到年底工头跑了,过年,过屁年。我准备把这几样都干一遍。每一样干几个月。给自己油头粉面的内心减减肥。

是否有一种公司,不仅能让我赚钱糊口,还能教我们学点好的东西?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疑问。我们这种极度内卷源自哪里,谁能告诉我?我查证了国外快递业的具体情况。日本送一单起价是32元 (人民币),北美送一单起价是6美元。所以国外让外卖送到家是很贵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薪水,目前日本是国内的2-3倍,北美也是国内的2-3倍。但底层劳动者的收入,目前日本是国内的8-12倍,北美是国内的10-15倍。) 而且,国外的通例是双方都可以差评投诉:骑手被差评五次,要暂停工作重新培训。顾客被骑手差评五次,会被系统封号一年,不能再点外卖,必须自己去取。双方如果投诉,系统提供的都是真人接听电话,2-6小时反馈意见。调解不了,骑手和顾客都可以拿着证据去法院起诉,也可以起诉公司。像起诉公司“违规罚款”、“歧视”这种官司,打赢了一辈子就财务自由了 (一般都会收到公司钱庭外和解) 。因为那些工会,不是一般的厉害,是非常非常厉害。而我们这些外卖总部的管理系统,与刚才说的那些人性化的公司比较,内核完全不同。我们这些公司很特殊,就是我们这个“大系统”的具体而微,基因完全一样。它的一切设计,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变得更精密、更准确,“恰好”能获取适量的劳动者,“恰好”能让骑手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让他们积累不下休养生息、以钱养钱的些微资本,像驴一样,被牢牢拴在这台磨上。这不就是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里写的那样吗?“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是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而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比如兴趣和雄心,还有天性中对自由的渴望,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这是关于后现代状况的分析,令人揪心。而我们遭遇的,是加强版,更令人揪心。究竟谁在阻碍我们过上有最低体面水准的生活?

四、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

复仇是世界的主旋律人犯我,我犯人,人再犯我我们永续这无尽循环——帕切科《牢笼》我不觉得知识分子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它就是个中性词,既不好,也不坏。我读了很多年书,读了很多书,结识了很多读书人。但我觉得读书越多,盲区越大,反而会生成一种鄙视日常世界的莫名奇妙的自负。底层人生活在底层的信息茧房;知识分子生活在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两者经常是不相通的。我从另一个角度谈谈这个问题。我来自于一个天主教家庭。读高中的时候,我顶着巨大压力,离开了教会的钳制。母亲经常叹息说,这些事你做得比教徒还认真,为什么不回到教会里?为什么呢? 我觉得“精华已尽皆堪弃”。这是围棋世界里的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天主教信念的核心。有这个信念是最关键的。我见过很多自称严格遵循戒律的教徒。就算他们言行一致,我也不喜欢: 被动地屈服于某些戒律,内心却充满了私欲,这不是买椟还珠吗?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应该理解人的有限性,理解财富是流动不居的。最起码,得理解世界各阶层必须平衡发展,竭泽而渔必将鸡飞蛋打。说他们之所以慷韦伯谈到清教徒的“慷慨”慨,不仅仅因为道德追求,主要是认识到必须让渡一部分利润给他人,才能维持系统的稳定运行。说得远一点,世界的终点是“空”(空不是无)。我所理解的“空”,是生灭灭生,循环往复,不为某人某姓永远独存。获取大量金钱,有点意思,但也没太大意思。以前古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老百姓爱说,人就是懒骨头,能上不能下。确实是这样的。年近半百,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娇气,越来越矫情,越来越脾气坏,越来越没耐心。这样发展下去,是要下地狱的。

By 邢斌

从年薪百万到月薪3千的“新中产”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1963—1975年生人是共和国最幸运的一代,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最早的红利——毕业包分配、福利分房、下海、全球化、互联网……个人实现了阶层跃迁,像潘石屹、马云、刘强东等人更是实现了身份三级跳,从农家子弟或小城青年跃升为超级富豪、国际名流。

相比之下,当前的80后、90后就成了所谓“软阶层”:没有了毕业包分配、福利分房不说,还要与“996”抗争,同时还得保住饭碗,稍有不慎职场晋级就遭遇卡壳,HR还不时拿35岁这道坎说事。

“软阶层”的另一种光鲜的称谓是“新中产”:他们表面风光、左右腾挪,同时也是消费升级、审美升级、职场文化升级的主力军。

相对于上一代“老中产”,新中产要同时为位子(职场)、脑子(认知升级)、房子(房价)、老子(父母养老)和孩子(教育)而奋斗,我称之为“新五子登科”。

拼多多上位,

说明省钱才是硬道理

电商的最新格局是,拼多多直追阿里营收达到其七成,今年“6·18”又是拼多多唱主角,说明省钱才是硬道理。

连马云最近都宣布阿里要回归淘宝低价模式。

就业市场上,骑手招满、滴滴司机招满,许多行业从“有序竞争”陷入“无效内卷”……都说年轻人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但请先给他们一个吃苦的机会。

年轻人入职数年,结果却发现收入还不如父母的退休金。

在过去,逼着父母掏空钱包凑首付的行为,多少还有点啃老的羞耻感;到今天,盘算着父母的养老金过日子,好像已经毫无心理压力。

形势比人强,年轻人要在大城市安家,靠自己越来越不现实了,“全职儿女”啃父母、盘算老辈养老金,似乎理所当然。

但这一情况,不独在中国,甚至可以说发达国家先行一步。

在日本,中年宅男依靠父母的养老金过活的现象越来越多。

今年,日本59岁啃老宅男因看动画被打断怒杀双亲。

之前也有父亲看家中宅男没出息怒将其杀死的新闻。

如今,日本人最大的孝竟然是不啃老。

美国的80后中,社会学家发现只有50%的人找到的工作好于父母的工作,对比1940年代出生的群体,这一比例是2/3。

从收入而言,经济学家发现,在这批80后中,只有一半人的收入超过了父母的收入,而在1940年代出生的群体中,这个比例为90%。

房价高企下,不少北美90后也纷纷搬回父母家同住。

一度,有车有房、养两三个小孩或猫狗是中产标志,也是美国梦的标配,可经济不景气下,中产梦也纷纷软下去。

看来,全球新中产都需要心理调适。

要警惕未富先老的“软阶层”社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九成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

但随着经济泡沫的破裂,日本进入了贫富差距分化严重的两极社会,即大前研一所谓“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各居两端,并且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M型社会”。

只要埋头工作就会升职加薪,那是上一代人。

大前研一说:“只要埋头工作就会加薪升职,是战后架构日本社会的一大前提,可是这个大前提已经完全崩塌了。当日本进入到大量中产塌陷的M型社会,上班族必须觉悟,一个人薪水的最高峰平均是在他40岁左右,过了这个高峰,就鲜有机会升职或加薪。”

一个有警示意义的问题是:中国也会成为“M型社会”吗?

按照大前研一归结“M型社会”的四个特点——少子老龄化、高储蓄率、通货膨胀、阶层板结,我们似乎看到些许影子。

中国会走上日本的老路吗?当我们面对少子老龄化、就业困境等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

“新中产”这个筐里,

装的可能都是“迷魂药”

当然也有一派乐观者,比如某些专家。

近日,浙江大学教授李实表示:据测算,2022年我们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大概达到了4.6亿人,平均到一个人身上,每个月3000元左右的收入,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

月入3000元就能算中产?

这再一次引发了“被平均”的全网吐槽。

月收入3000元确实并不算低,要是在三四线小县城当公务员且没有房贷压力的情况下,当然可以获得比较体面的生活,可在北上广深,这个收入连维系基本生活开销都很难。

201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收入群体划分标准: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为低收入群体,月收入2000—5000元为中等收入群体,月收入5000—10000元为较高收入群体,月收入10000元以上为高收入群体。

一句话点评就是,中等收入群体不等于中产。

所谓中产阶层,是个约定俗成的概念,说的是有房有车、有学历、有稳定的工作、有百万元以上存款,能实现“新五子登科”,缺一不可!

而且“中产”是个家庭概念,以每个家庭三四口人计算,北大理财师香帅的团队测算出不同城市的最低中产门槛:一线(北上广深)中产,500万元的总资产,其中包括50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

新一线,200万—250万元的总资产,其中包括35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

普通二线,150万—200万元总资产,其中包括30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

三线及以下,75万—150万元总资产,包括25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

但仅仅是收入或资产还不能刻画中产画像,还有就是:他们年龄为25—45岁,其中又以25—35岁、受过良好教育、思想前卫的群体最为新锐。

传媒界把25—35岁看作“梦幻受众”,这个年龄引领风尚、热衷消费,对新生事物极为敏感。

今日小白,明日中产。作为新中产前身的小白,是在网上嚷嚷得最热闹的一群人,他们有传播力、能吐槽,谁抓住他们谁就能搅动网上风暴眼。

请看,传媒和商家推崇的新中产是这样的:“他”是积极进取的职场奋斗者、充满创意的生活体验者和热情消费的物质拥戴者;

“他”正处于职业生涯最活跃的上升期,能力不断获得肯定,即将晋升重要岗位;

“他”相信努力工作是为了享受生活,处于迈向人生成熟阶段的转折期;

“他”非常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一套市区的舒适住房、一部性价比与外观同样出众的代步工具、一款象征品位的限量版名表、一部最新型智能手机——这些即使所费不菲,也值得付出;

“他”是有独立判断标准的个性消费者,对品牌的内涵、设计和美感,自有要求,决不随波逐流;随着年龄渐长,“他”已从特立独行的青年,成长为有家庭、有产业的社会中坚。

一句话,新中产代表了上升社会的上升阶层、消费时代的主导力量,结果可以想见。

什么才是中产争议背后的真命题?

现实地看,新中产其实是处在社会夹心层不断流动的一群“液态中产”。

职场竞争激烈,父母健康、个人情感以及子女教育上面临的巨大投入与压力,以及对自身理财能力的不满都成为了他们焦虑的症结所在。

从“忽然中产”到“伪中产”,再到“液态中产”,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警醒。

传媒的聚光灯下,人们只看到“口红一哥”李佳琦、田园博主李子柒的成功,羡慕人家几亿甚至几十亿元的身家。

引导人们只关注金字塔尖1%的人的成功故事,这是巨大的失焦,因为这让大家忽视了99%的普罗大众的苦苦打拼。

回到有关中产的真命题,大家能做点什么呢?

首先,作为个人,你不一定要去做网红,而是要经营好自己的人脉网络;你不一定要和土豪做朋友,但是你身边的圈子,应该更多样,需要更多“贵人”帮你渡过难关。

其次,经营自己的能力。把人做好、把事做对,就成功了一半,这也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不二法则。第三,在看不清方向时,不创业、不跳槽、不投资。不作不会死。

最后,作为整个社会,应该创造条件,为中产家庭减轻税负、为孩子增设教育基金、为内卷式教育减负,但最主要的还是拓展创业和就业空间,而这,需要稳定企业家的信心。

新中产是社会中极具创新力和消费力的人群,他们左右腾挪,理应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不要让他们成为“液态中产”。“新锐创领主流”,新中产是“潮流引领者”。无论在创新领域、科技行业上,还是在生活方式上,新中产都是引领者和践行人。

善待他们,就是善待创新创富的刀锋。

By 肖锋

孩子要变性,你会怎么办

亿万富翁马斯克的18岁儿子泽维尔要变性,还要和他老爹脱离父子关系,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

泽维尔·亚历山大·马斯克(Xavier Alexander Musk)是马斯克的双胞胎儿子之一,今年4月刚满18岁。几乎是刚过18岁生日,她就立即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申请书,要求使用她母亲贾斯汀·马斯克(Justine Musk)的婚前姓,把名字更改为薇薇安·詹娜·威尔逊(Vivian Jenna Wilson)。贾斯汀是马斯克的第一任妻子,嫁给马斯克前的全名是詹妮弗·贾斯汀·威尔逊(Jennifer Justine Wilson)。

薇薇安向加州高等法院提交了这份申请书,要求法院正式承认她的性别为女性,并在新的出生证明上正式更改她的名字。法院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就此举行听证会。

薇薇安申请改名

薇薇安申请改名

她在解释更名原因时放出了一个更劲爆的消息。除了性别认同外,她改名是为了与马斯克断绝“父女”关系。“我不再和我的生父生活在一起,也不想和他有任何形式的关系。”她表示。

儿童变性已经成为热门话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虽然转换性别已经不再是稀罕事儿,也极少有人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跨性别者,但是在美国,变性变得越来越低龄化和轻率。

很多极端变性分子还走进校园为学生洗脑,让本该享受无忧无虑生活的孩子,对变性表现得尤为狂热,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

每年6月份,是美国LGBT群体的“骄傲月”。

在这一个月里,LGBT群体会在全国各地展开大型的游行活动,来庆祝和支持同性恋,但今年却显得尤为不同。

前不久,有美媒爆料称:最近,变性后改变主意,决定再度转变回原来性别的青少年人数,出现了惊人的增长。

是的,曾经接受变性的青少年,已经开始后悔了,他们拼尽全力想要变回原来的模样。17岁的克洛伊·科尔(Chloe Cole)就是其中之一。

11岁那年,沉默寡言、喜欢独处的科尔爱上了网上冲浪,并加入了一个社区。

社区里充斥着宣扬LGBT和一些激进主义的内容,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科尔的认知:

“因为我的身材不符合审美标准,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我不够漂亮,不适合当女孩,所以我还是当男孩比较好。在内心深处,我一直想要变得漂亮,但我一直压抑着这一点。”

12岁时,科尔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名跨性别者,并开始不断服用激素类药品,强制抑制体内的雌激素分泌。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男性,15岁的科尔来到医院接受了双乳切除手术。

不过,仅过去一年时间,科尔就后悔了。

如今,在面对采访时,科尔难过地说道:“我被体制辜负了,我真的失去了器官。”

和科尔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23岁的海伦娜·克施纳(Helena Kerschner)。

成功女变男的她,同样深陷于无尽的自责与懊恼中。

事情发生在她14岁那年,因为和朋友闹翻,她遭到了排挤和孤立。渐渐地,克施纳开始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寻求心理安慰,并加入到了一个非常欢迎她的社区。

社区里除了大肆夸赞跨性别者外,还对顺性别者(跨性别的反义词)、异性恋、白人女孩有很多负面看法。克施纳认为,这里所有的言论都在针对她,让她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性别焦虑。

她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自己,甚至认为只要转变性别就能让自己快乐。

实际上,在克施纳接受完变性手术后,她就开始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在欧美国家,像科尔、克施纳这样经历性别焦虑、匆忙转变性别的青少年数量还在不断攀升。

自2017年以来,认定自己为跨性别者的美国青少年(13-24岁)数量,翻了一番;2009—2019年期间,在接受变性治疗的英国青少年中,生物学女性增加了4400%,生物学男性增加了1000%……

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无处不在的跨性别极端分子。

他们打着“遵循性别平等”的口号,模糊性别的概念,大张旗鼓地鼓动未成年人重新选择性别。还有更张狂者,竟公然在校园内为学生们进行“洗脑教育”,操控他们的思想。

今年年初,一名12岁的美国女孩离奇自杀身亡事件,轰动了全美。

在外人看来,女孩的生活并未出现什么异常,热情开朗的她为什么会突然自寻短见呢?

她的父母在探究真相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秘密。

原来,女孩生前曾对自己的性别产生过疑问,为此,她咨询了学校顾问蒂尼·华盛顿,一个自称很理解LGBT群体的人。

在得知女孩的疑惑后,蒂尼不仅没有给出女孩任何建议和帮助,也没有告知其父母,就让她以男性的身份在学校里生活,鼓励她上男卫生间,要求同学们用男名称呼他。

此后,女孩承受着同学们异样的眼光,承受着他们语言和行动上的霸凌,直到女孩去世,校方还自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支持LGBT群体、崇尚性别平权,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自由地选择性别。

殊不知,他们的这些举动却将女孩推向了万丈深渊。

2019年12月,美国加州一名母亲将两名老师告上了法庭。

原因是,这两名老师在学校内创办了UBU俱乐部(You Be You,即“做你自己”),将她11岁的女儿成功洗脑成双性恋,并认定自己是男生。

美国作家阿比盖尔·谢里尔(Abigail Shrier)发表的关于“美国的一些跨性别团体如何操纵儿童”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两名老师。

她们大言不惭地说道:“在六年级的学生中物色人选,等他们升到中学就邀请他们加入俱乐部”。

极端歹念,昭然若揭。

在美国一所知名的私立学校,还有两名老师公然鼓动班上的女生去做变性手术,当家长愤怒指责,要求学校将这两名老师开除时,却遭到了拒绝。

校方给出的原因很简单:跨性别者应该受到我们的保护,这是美国最宝贵的价值观,不应该被破坏。

正是在这种毁三观的理念下,一些LGBT群体发起了“进校园”的极端活动。

他们向孩子们宣扬:

“每个人的性别不能由生理学特征决定,应该尊崇自己的内心。”“大胆怀疑自己的性格,重新选择自己是男是女,或者是无性!”“美国小学生应该拥有变性的权利”……

这些极端分子的此类运动,甚至还得了不少美国官员的认可。

比如,美国能源部核废料处置部副部长山姆·布林顿(Sam Brinton),就是一位异装癖爱好者,曾多次公开支持LGBT群体进校园的洗脑活动。

还有美国海军四星上将蕾切尔·莱文(Rachel Levine),一名狂热的跨性别支持者。

在他们的带领下,这股“变性从娃娃抓起”的浪潮正在青少年群体中愈演愈烈。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主动转变回原来性别的人数也在疯长。

变性固然容易,但那些已经失去器官和长时间服用药物催生出很多后遗症的人,却需要用一生去为曾经的冲动买单。

克施纳称,长期服用睾酮导致她的情绪极度不稳定,曾两次自残到住院;

科尔也因为长期服用睾酮,长出了浓重的毛发,还有胸口上的疤,也让她无法直视。

国际组织出具了这样一份统计数据:

约20%的跨性别者会做变性手术,而且手术后,变性者在10年至15年之间,自杀率是同类同龄人的20倍。

可惜的是,世上没有后悔药,人生也无法再重来。

尊重每个人的性别选择固然重要,但不能在孩子还未形成独立的性别意识时,就诱导甚至强迫其做出选择。这不是尊重,而是荼毒。

我们无法得知这场鼓动“娃娃变性”的风潮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唯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By 最华人

“山河大学”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6月下旬,冯淼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个帖子,想指导一些高考生报志愿。

至于原因,她说很简单:自己淋过雨,所以想帮别人撑把伞。

作为曾经的河北考生,她了解填报志愿时的那种迷茫与焦虑,所以想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帮助考生填补信息差,让他们在报志愿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参考。

在寻求帮助的人中,不少人向冯淼倾诉了自己的烦恼:河北可选择的好学校太少,如果想去外省上大学,分数要比当地考生高二三十分才能被录取。

这样的问题,不只在河北。

同为人口大省,山东、山西、河南与河北经常被放在一起提及,如今,它们被叫做“山河四省”。

这是一个网友口中地缘相近、文脉相亲、盛产粮食也“盛产”人口、经济增速趋缓的省份组合。

在教育层面,它们更是面临同样的问题,高考人数众多但教育资源相对匮乏。

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所虚拟的“山河大学”被网友建造出来:四个省份的考生,每人出资1000元,总共筹集三十多亿的资金,就可以建立一所位于四省交界处的综合性大学,为“山河四省”的学生提供教育。

这个想法得到了很多山河四省考生的支持,甚至学校官网、校徽、校训、校址、录取通知书、校园平面图都陆续被设计了出来。

这场网络狂欢背后是山河四省学子对教育资源不平衡的调侃,是在巨大压力下的一次自我安慰和心灵释放,也是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对好大学的期待。

学习的分量

在小沈看来,高考之痛刻在每个山河四省学子的骨子里。

小沈高中是在河北省一所重点高中上的,作息安排与衡水系学校一致,课业负担和教育理念也基本相同。

早上五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休息,之间的十七个小时,每个人都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人,吃饭、早读、上课或是睡觉,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在这样的环境中,好学校是目标,分数是衡量标准,唯一被允许做的事情是学习。

回想高中时期的生活,小沈认为自己和同学就像火场中逃生的蚂蚁,只有使出浑身解数成为蚂蚁兵团内部的强者,才能拥有生路。

这个比喻很容易让人想起法国作家贝尔纳·韦伯塑造的《蚂蚁帝国》,他在这部小说里提出了一个观点:学校并非一种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你得去利用它,而不是去忍受它。

但对于山河四省的学生们来说,可以被利用的选择太少了,即便在山河四省中算是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山东,也就只有3所211(其中2所为985)。

于是,他们不得不自己塑造一副精神上的铠甲,用以抵御各种挫折。

冯淼的高中生活与小沈类似:负担重、考试多、压力大。

她记得刚入校时,还不习惯学校的军事化管理,有一次晚上因为脱衣服慢了,老师来查寝的时候没有躺在床上,结果就被记了“不睡觉”,第二天中午被通报批评。

“我们当时受的教育叫做‘分分必争’,班级口号是‘根系清华,魂系北大’。在那时,高考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当时置身于这样环境的冯淼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类教育理念的严苛之处,因为在老师和家长的口中,他们需要为高考付出全部,需要无条件的努力,这样才能再多涨一分,多超过一些人,才有可能考到更好的学校。

“在上大学之前,我曾以为大部分人的高中生活都与河北学生类似,可后来才知道,由于区域经济、教育资源配置不同,我的高中生活并不是常态。”小沈说。

在大学时期,小沈也曾和同班同学聊过高考成绩,当听到有同学的分数比自己低了近五十分时,她才意识到,原来河北考生需要比其他省份考生付出加倍甚至三倍的努力,才能考上同等级的大学。

而且,小沈到外地上学后才知道,其他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省份的学生,对山河四省学生的处境了解非常少,甚至有的人不承认地域之间高考分数存在差距的事实。

“所以我觉得,人们对山河大学极度渴望的这种网络情绪不是被放大的结果,而是大家共同的呼声。与其说这种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应当解决,倒不如说山河四省学子希望借由这次公共讨论,使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得到所有人的正视与关注。”

教育资源匹配需求应被看见

事实上,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阶段之后,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不均衡,造成了地域间的教育资源不均衡现象,

河北、河南、山东和山西是我国的人口大省,也是高考大省。

以2023年的数据为例,四省的高考报名人数分别为83万、131万、80万和33.7万人,合计327.7万人,约占全国考生人数的25%。

然而,与庞大的考生人数相比,四省的高等教育资源却相对匮乏。在四省范围内,211高校只有4所、985高校仅2所,而且这2所985院校都属于山东。

以人口大省河南为例,河南仅有一所211高校郑州大学。全国147所“双一流”高校,河南仅占2所。

△ 郑州大学 图源:图虫创意

这与河南的邻省江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江苏人口比河南少一千多万,但拥有2所985高校,11所211高校,16所“双一流”高校。

山河四省中,河北省的高校资源最为匮乏,全域内没有一所985、211高校,唯一隶属于河北省的211高校是河北工业大学,位于天津市。

而且,河北高校的省内录取分数线高于它们在外省的分数线,“我记得2020年河北工业大学文科在河北省的录取分数线最低是603分,但是在辽宁的录取分数线最低是601分,也就是河北的学校对于河北的学生都没有什么倾斜。”冯淼说。

因此,很多河北学生都会选择报考省外的院校。“对于河北的学生来说,北京和天津的学校是首选,其次是外省的学校,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也会给我们灌输一个思想,那就是只有没本事的人才会留在河北上大学。”冯淼说。

河南人许韵在读高中的时候,也曾下决心不留在河南。她并不是想逃离这片自己从小生长的土地,而是她认为:河南高考实在是太难了。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林勇通过整理2018年各省份录取数据后,以清华北大的录取率来看,靠前的是:北京(0.603%)、天津(0.135%)、上海(0.098%),排名最后五位的省份里,河北(0.016%)、河南(0.014%)均榜上有名。可以看出,排名靠后省份的清北录取率与排名最前的北京相差至少37倍。

在许韵看来,虽然她热爱自己的家乡,但是不得不离开。“我们就像圆周率3.14之后的那些数字,在小数点很后很后,所以就没什么人记得和在乎了”。

她希望这次关于山河大学的讨论能够受到更高层面的重视,使山河四省学子的梦想成为现实。

幸运的是,在山河四省学子的呼声下,教育部关注到了“山河大学“的问题。

7月6日上午,国新办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有关情况。

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指出,未来教育部将不断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结构,支持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人口大省,扩大高等教育资源的规模,优化类型结构和区域结构。

“山河大学”爆火的背后

重点高校的缺乏也导致了山河四省人才的外流。

由于山河四省学子在省内只有6所优质学校可选,更多的优秀考生则必然会选择高校资源丰富的地区。而且,这些人才毕业后,也基本不会选择回到家乡进行工作,而是会考虑去一线城市,或者是大学所在的省份。

“像我们的同学,如果想要离家近一些就会选择到北京、天津工作,其余的人大部分会选择去南方工作,几乎很少人回家,除非是考上了公务员。”冯淼说。

这也是不少网友呼吁建造“山河大学”的原因。毕竟一个地区如果没有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那么很容易造成人才流失。

就目前来看,山河四省已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高素质人才缺乏的情况。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来看人口构成。15—59岁人口比重在65%以上的省份有13个,在60%—65%之间的省份有15个,在60%以下的省份有3个。这个比例越少,说明儿童和老年人越多。而这3个低于60%的省份就包括河南和河北。

山东和山西的15-59岁人口比重超过60%,分别为60.32%和64.72%。这也说明,山河四省存在青壮年人口比例较低,老年人和儿童占比大的情况。

在高素质人才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六号)》的统计显示,在各地区每10万人口中大学(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的表格中,河南、河北的比例远低于平均值。

“人才是第一资源”,如果山河四省的人才持续外流,会对当地的科技和经济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结果,经济发展放缓又会进一步加速人才的外流,形成恶性循环。

基于这种情况,山河四省的教育资源分配问题急需解决。

“山河大学”在网络上引发的巨大反响,更多是学子对故乡逐渐没落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是期望家乡能够更好发展的一种鞭策和鼓励。

“希望能够快点提升山河四省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辜负四省学子的努力,也不辜负所有人对于这四省未来的期盼。”许韵说。

By 读城记

“京沪永远涨”的时代过去了

从城市层面来论,内地最牛的城市非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莫属,其中京沪实力又在广深之上。从楼市角度来说,最牛的房子不是地铁房,也不是豪宅,而是顶流学区房。如果将二者叠加,得出一个结论便是,中国最牛的房子,就是京沪的顶流学区房。堪称中国楼市的王炸级选手。但最近传来的消息显示,这些王炸级房子,价格也失守了,出现了跳水。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披露,上海学区房“最强阵地”在市场下行中失守了,部分溢价过高的学区房,“价格已经回到了5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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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列举了多个顶流学区房为案例。2021年,浦东新区顶流学校明珠小学的“老破小”朱家滩小区单价已经飙升至130952元/平方米,“秒杀”隔壁世茂滨江豪宅,而单周价格涨幅更是高达39.4%,是世茂滨江涨幅的10倍。高点时期,达到均价15万元。今年一季度成交均价跌至10万元左右。而目前,门店的挂牌价跌至10万元以内,同样对口明珠的泉东小区,挂牌单价只有9万元出头。此外,同样地处浦东新区、凭借“福外+建西”双学区成为顶流学校的梅园片区,最高峰单价卖到20万元出头,甚至有挂25万元的。现在小户型只能卖到13万-15万元/平方米了。这降幅,妥妥的破防。


北京的学区房降价跳水的消息,更多了,随便一搜都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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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深圳。

百花小学和深圳实验中学的学区房金茂礼都,二手房价格最高时冲破了30万元/平方米,去年3月份有业主将价格降到了13.7万元/平方米。深圳的六大名校学区房中的百花片区、南二外周边以及深高北周边二手房成交价跌幅最大,在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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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顶流学区房这类产物,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与房子深度捆绑。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大力推进农民进城,加快城市化速度,国家将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公共资源集中到了城市,然后又将房子与教育捆绑。民众想要获得好的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就必须来城市,而要让自己的孩子能够上公立学校,就必须买房。轰轰烈烈的四十多年城市化,从某种角度来看,是资源的城市化,和普通民众买房的城市化。当房子与教育资源捆绑的时候,它早就不是纯粹的房子,而是资源,资源便可以金融化。在这种制度之下,学位越好的房子,越受追捧,有钱的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能够上更好的学校。资本也看到了这个利润点,所以炒作资本也不断涌入。顶流学区房变成了天价学区房。

02顶流学区房为何失守

这些楼市皇冠上的明珠,为何暗淡,为何价格不断失守?主要原因有三,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


第一,行情下行。去年以来,楼市进入了全面调整周期。今年一季度,在防控放开之后,由于部分人盲目、过度乐观,再加上压抑的需求集中爆发,引发了一场短暂的小阳春。
但进入二季度,随着需求在一季度消耗殆尽,而经济、就业、消费等宏观经济数据并未按照大家的预期表现,导致新的需求并未产生,需求之间的青黄不接,最终表现在4月份的成交量整体转向。以上海来说,2月份二手房成交量高达18857套,冲破了荣枯线,3月份更是创下了23650套的高峰,但高峰之后,无论怎么走都是下坡路。5月成交约1.5万套的低谷,只相隔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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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过去两周上海的二手房成交量都只在3000套左右,上上周成交了3025套,上周成交了2957套,下行趋势仍在。

以此估算,6月份上海的二手房成交量在1.2万套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兴奋了三个月,又被打回原形了。

同时,上海的二手房挂牌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易居研究院披露,6月初上海的二手房挂牌量冲破了18万套,挂牌量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重庆的22万套,成都的20万套。

同时,从挂牌增速来看,今年6月份上海、武汉和西安的二手房同比去年同期,增速最大,分别为82%、72%和40%。13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Image换句话说,二手房越卖越多,已经成为当下中心城市的共同烦恼。卖不动,降价就是必然。
国家统计局披露的5月份数据显示,四大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全线下跌。

北京环比下跌0.6%,上海环比下跌0.8%,广州环比下跌0.2%,深圳环比下跌0.1%。其中上海的二手房环比领跌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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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区房游戏规则正在改变。这两年,学区房的一个新的游戏规则在越来越多的城市推进,就是教师轮岗制度。
本号之前也多次写到过。目前已经有北京、上海、深圳、南京、常州、徐州、烟台、大连、无锡、合肥、西安、三亚等城市或者城市的某个区正式官宣,开启教师轮岗。其中的典型代表是北京。早在2021年,北京率先在东城和密云两个区试点,当年年底就扩展到了6个区。2022年7月份,北京更是直接梭哈,全市16个区全面开展教师轮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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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教师轮岗制度,就是老师们不再固定于一个学校教学,而是几年轮动一次。这样的背景下,原本的名校,会因为优质老师的流失而不再名校,原本的普通学校,在一定周期内,轮动到了优质教师资源,实力大增。而教师轮岗制度就是打破名校对优质教育资源,也即对优秀老师的垄断,让买学区房变成了买盲盒,让优质学区房变得不确定。教师轮岗制度,是悬在天价学区房头顶上达摩克利斯之剑,是一个长期威胁,但高价学区房的最大利空,则是接下来要说的第三点,新生儿人口转向。

03新生儿人口下滑才是最大利空

我们的新生儿人口在2016年见顶后转向,去年出生人口跌破了千万,只有956万,相比于2016年的高点,下跌了46.4%。

Image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国家统计局

民政部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结婚人数创37年来新低,这意味着出生人口下行速度还会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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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构预测,今年的出生人口可能会跌破800万。上海的出生人口这几年也在快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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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城市财经;数据:上海市统计局去年上海的出生人口10.8万,死亡人口14.8万人,自然人口减少了4万人。同时人口流出了几万人。总常住人口合计减少了13.54万人,是主要城市中人口减少最多的城市,也是全国人口减少最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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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各城市统计局

新生儿人口逐年减少,对房地产整体是一个持续利空,而短期遭遇利空最大的则是学区房。
新生儿数量不断减少,学区房的需求就滑落,最终冲击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需求。
目前,全国幼儿园数量已经在收缩。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这一数量相较于2021年减少了5600多所。这是过去15年以来,全国幼儿园数量首次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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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人口减少是楼市最大的利空。


当孩子数量不断减少,对学区的需求不断下滑,顶级学区房的支撑力量晃动,高价便难以坚守,这是高价学区房失守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个利空,会随着时间推移,持续发挥作用。

By 城市财经

中老年抑郁急需重视

陈慧娣六十多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她笑容可掬,烫过的头发堆在肩上,戴着一顶俏皮的帽子——这张照片是她的家人为了寻找她,发布在网上的。

她的丈夫和女儿后来看到了她在江边的监控录像。那身影是“很着急、很着急的,打了车,到了江边拼命地跑,头也不回。”她的丈夫齐志明回忆。他快八十岁了,近几个月沉浸在妻子突然投江身亡的悲痛里。他重复最多的是:“想不通。”

与丈夫相伴到老,身边有女儿、女婿和外孙,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陈慧娣却频繁地说“很难受,不想活”。齐志明说,妻子十年前便确诊抑郁症,近几年,在他的注视之下,她的病情日益严重。在更换抗抑郁药品的档口上,陈慧娣“失控”了。

在公共领域,目前少有老年人主动袒露自己有患抑郁症的经历,他们是沉默的。但实际上,老年人是面对抑郁症最脆弱的人群。

国内几家精神健康医疗机构2019年联合公布了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按照较严格的抑郁障碍标准,患病率最高的年龄段是50-64岁,患病比例为4.1%,第二高的是65岁及以上的年龄段,为3.8%。

还有更多中国老年人正默默遭受抑郁症状的困扰,人们窥见的只是冰山一角。

乌云笼罩下的家庭

妻子去世之后,齐志明想,早知如此,无论如何要送她到精神科住院。但女儿说,这是防不胜防的,这样老人会很受罪。

齐志明将信将疑。有的事,他没有机会再问妻子了,现在也无法对女儿开口,显得他要责怪女儿;可是,如果不说,又在心里挥之不去。

在齐志明的印象里,从年轻时候开始,陈慧娣就很容易紧张,婚后,她一直做家庭主妇,属于把丈夫看管得比较紧的人;后来,女儿生了孩子,两人一起接送外孙,那个孩子在身边蹦蹦跳跳,稍微一闪,几秒钟离开了视线,妻子的脸瞬间变了颜色。这画面在齐志明的心底留了很久。

按照他的回忆,五十多岁的时候,陈慧娣开始有了固执的“疑病症”。

陈慧娣觉得自己尿道感染,频繁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什么。她还说自己疼,浑身疼。后来齐志明退休了,陪她看遍了城里的医院,一次在门诊的时候,有病友推荐他们去试一试精神科。她的病随即被诊断为抑郁症的“肢体症状”。

医生开了一剂药,一度“控制得很好”。往后十年间,陈慧娣还不时地去检查,有一次真的查出肿瘤,反而“没什么”,动切除手术的前后,一点也没有闹。只是近两年,陈慧娣说,吃这个精神类药物让自己“心乱”。

她对丈夫说过几次,自己想死。

齐志明知道妻子有病,但还免不了感到她在“作”:“你什么时候想死,我陪你去。我们年轻时就约好的,一起死。”

“你真要自杀,这很不好啊。我们还有孩子、孙辈。你这么搞,我们怎么做?不行,绝对不可以。”他又对她说道。

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几天,终于拜托医生换了“有副作用”的药,开始吃新药,一下控制不住,她跑出去,第一次家里人把她找回来,坐下吃饭。齐志明完全服了软,倾诉了对她的感情。他记得,她也是有回应的。可是,第二天一早的监控视频里,她又跑得那么快,像是很决绝的样子。

郑华也经历过四处寻找家人的苦难。那是她的母亲,那天,他也散发了很多寻找母亲的信息,到处看监控。傍晚,小区里与母亲一起跳广场舞的阿姨给他打电话,让他过去。他感到,有一个猜测在心里逐渐着地。

他的母亲许淑英也离开得那么坚决,把自己反锁在停车场一侧的一个密室里。小区里一起跳舞的朋友组织找她,在附近兜了很久,才发现了这个地方,进而发现遗体。

郑华的父亲是因癌症过世的。母亲五十多岁的时候,有一年一直在辛苦地照顾自己丈夫。他去世了,她比较伤心。这一段时间,她也开始去医院查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毛病——局部地区疼痛、身上哪里有“胀气”、头晕。

她有一回在小区里,带着郑华的孩子玩耍,摔了一跤,在家休息,逐渐变了一个人。

郑华说,妈妈原本非常外向,发病后,变得胆小、不肯出门、不愿意打开手机。

这时候,唯一能说动许淑英出门的由头是去看病。郑华说,母亲一生经历很多事,是比较强势的个性,但在疾病的折磨下,她会对医生反复说“求求你”,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

医生嘱咐郑华,要找人陪着许淑英,防她想不开,但许淑英不愿意主动和人说话。因为整夜睡不好觉,她的身体也变得虚弱。所以,后来只能找一些老家的亲戚出来,轮番在家里照顾她。

发病是周期性的,多数在春天,一发两三个月。最严重时,郑华半夜里经常听到母亲爬起来,在关着灯的客厅里来回走,熬过一夜。无法表达的痛苦

下班回家的郑华遵从医生指导,试图在家营造一些快乐的氛围。比如,他们夫妻俩晚上逗孩子玩,会故意笑得比较响。但发病的母亲看上去没有任何反应。

他说,自己也不能对母亲倾吐遇到的苦恼,只能强挨着,时不时地尝试和她交流。“妈妈。”他对她说,“抑郁症是一个病,坚持吃药,(发病的)时间很快会过去的。家里还有孩子。我需要你,不能没有你。”母亲对这些话,似乎也没有什么反应。

在疾病中,她只会反复念叨:“我现在的脑子像是透明的,外面讲话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她说,自己已经很多天没有睡好觉了,感到身体很胀,很疼。

到了恢复阶段,她逐渐能睡着了。去参加家族聚会的时候,她的兄弟姐妹们会提醒她:“要注意吃药哎,要听医生的话哎,你发病的时候都不认识(搭理)我们了。”许淑英不接这种话,更不主动提起;旁人问些问题,她也不正面回答,好像忘记了一般。

没犯病时,她能组织其他老年人一起旅游,常去跳广场舞,不像患病的人。

又是一年发病,许淑英一早跑出去,寻了短见。“那天是非常、非常难受的。”郑华回忆,“家里的亲戚都从老家赶来了,有的亲戚还冲我吼。”更多人问的则是:是家里遇到什么问题吗,是媳妇和婆婆吵架了吗?

往后的一段时间,郑华总准备着很多母亲和一家在一起的照片,预备给亲戚们看,他想证明,并不是他和妻子不照顾她,不和她谈心。

“家里有一个人患抑郁症,所有人都是苦不堪言的。”郑华反复地自白。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姜楠研究老年精神病问题有十个年头,同时给老年人做一些心理咨询。

姜楠说,老年人的世界并没有那么好进入,在精神疾病的防治中,年轻一些的社工想和他们说话,会遇上一些壁垒:身体开始衰弱的老人,并不如想象的愿意接受建议,听取社工、或者家里小辈倡导的“科学”。和其他年龄段相比,老年人更有主见,也有其他年龄段的人不容易进入的社会结构。比如,社区里想组织一些能活跃身心的活动,“一般需要找(在老年人中)说话有分量的人去组织”,社工只能从中协调。但是老年人在参与活动之后,退出的相对会少。

有一些老年抑郁症患者发病的诱因是家庭失和,与子女关系紧张,而在另一些家庭里,尤其在华人重视家庭的气氛之下,子女会把老人当做孩子照顾起来,要为他们的病负责。

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子女会向老人灌输自己对抑郁症的认识,但老人并不接受。姜楠表示,如果情况严重,第一要引导老人去就医,如果需要药物治疗要遵循医嘱;平时更倡导鼓励他们走出门,感受不同的乐趣,让有抑郁倾向的人有动力改变。

即便是同龄伴侣之间的沟通,也可能隔着一堵墙。齐志明记得,从前,自己的妻子时不时说自己一晚没睡,很痛苦,可是,自己明明看见她睡了五六个小时——他会把她的睡相拍下来,放给她看。

陈慧娣看了,只是笑笑,不答复。齐志明感到理解不了她。

叩开老年“心门”

在对往事漫无边际的追问之中,齐志明感到,自己才应该患上抑郁症。他对妻子的回忆是矛盾的,一时想起她在小区里其实比自己更活跃,遇到谁都熟悉,对谁都打招呼,不像自己总是待在家,哪里也不去。

但是,“想死”的事,她对他提的都不多,估计她知觉到了丈夫嫌烦;更多的时候,她只是打电话向自己的姐妹倾诉。

让老年人逐渐打开内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姜楠说,在新加坡做相关的社会工作,靠的首先是一些搞“社区送温暖”似的笨办法:在社区里邀请不愿出门的老年人参加活动,“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平常对他关心,比如送老人喜欢的食物、上门打扫卫生。”

有一些需要心理咨询的老年人会主动给姜楠打电话——有的倾诉日常的愁烦,比如家庭矛盾,也有的在说自己躯体层面的症状。有一些人是在诊所看病时,被推荐给她打电话的。也有一些子女找到她,说自己的父母亲变得过于暴力,无法沟通,想通过心理咨询的方式解决问题。

还有些人,是社区筛查出有抑郁症状的独居老人。有些老人会在社区的反复关心下走出家门,但也有的“岿然不动”;有的老人参加几次咨询,就不继续来了。姜楠坦言,失败是常见的。

与她谈话的老年人中,约一半的人有抑郁症状。她可能会发现一些明显的生活际遇上的诱因,也可能是更偏向生理层面的变化,比如女性到了绝经期、遭遇慢性疾病的恶化以及药物的副作用等。

姜楠在不同国家工作过,提到好几种诱发抑郁症的常见社会性因素。例如,有一些工作上成绩很好的人退休之后,猛然失去了权力、社会资源,会感到失落、感到自己突然变成了社会的负担;或者是家庭出了问题,因配偶去世而痛苦,或者与小辈失和争吵;或者在社会变化之中,“三观”动荡又无可解释,变得愤怒,溢出戾气。

纯粹听老年人倾诉苦恼,有可能并不通往任何地方。姜楠推荐的一种心理治疗模式是怀旧治疗法,即鼓励老人倾吐自己的人生故事。这是较易于在社区开展的疗法。

美国长期护理监督员项目(Long-Term Care Ombudsman Program)是一个由政府授权的志愿者项目,帮助老年人选择、监督养老院。该项目的官网总结道,怀旧治疗可以帮助老人重新自我定义,而不是一开口就谈自己的身体缺陷;老人由于身体条件变差,可能正经历自尊心受挫,怀旧治疗可以帮他们重拾自尊心;通过回忆过去,老人也能在别人的帮助下,修复一些隐隐作痛的旧伤。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主任李霞有一个病人,退休前是一名干部,他也“情绪不好”。李霞最近看国际局势变动,就问他,怎么会是这样呢?能不能写一写自己的看法,让医生了解下?

病人认真写了,分析了一遍新闻里的外国人,某甲是这样的,某乙是那样的;写完又非常沮丧,循着抑郁症的惯性,说自己写得不好。但是,他愿意和医生一直这么笔谈。

这样的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李霞认为,应该是平等的,当然不可能仰望着病人,但也不会把他们当小孩般照顾,还是要像两个成年人一样,互相尊重,而当他们说,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自己不会好了、永远都要如此……这是他们的真实感受,是要倾听的。

这也包括“疑病症”病人的感受。李霞的另一个病人,总是觉得自己腰间有一种勒紧的感觉——检查不出什么,但是,病人诉说,有一天拿着手机,给人看核酸检测结果,不知为什么,显示不出来。病人怒了。他对医生回忆:“我一生气,就感觉那根带子勒得我好紧、好紧的!”

他被一根情绪的“带子”勒住,体会到的是一种真实的气愤。

面对阴翳之处

对于一些困在情绪之中的老人,眼前的生活已是一团乱麻,有的牵着烟雾重重的过去——是难以面对,不可改变的过去。

出于心理咨询的需要,姜楠不可避免地要调停一些家庭矛盾。遇到一些态度蛮横的老人,姜楠会选择直说:“如果你一直保持这样的抵触态度,别人都会觉得难受。别人对你不好,你也感觉不好。这是一个恶循环。要想有积极健康的生活,首先自己要有积极向上的态度。”

有一个老人,他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大堆不便宜的电子产品,站在路边塞给过往的行人,仿佛一种行为艺术,意思是钱哪怕被大风刮走,也不留给儿子;他又日常站在自家的窗边喊叫,对世界陈说着,儿子媳妇都不孝顺,这种生活无法继续下去——结果,居委会还是找老人的儿子来管。老人把家门锁了,在屋里砸东西、丢东西。儿子带警察破门而入,把他送进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他是一个鳏夫,和儿子一家关系失和,他又不擅长照顾自己,苦撑着独居在老房子里。送入医院时,老人的营养状态很不好,还有其他疾病,终于在精神病专科医院的病房里,他挂上了营养液和消炎药,医生也使用了一些镇静类药物。

抽丝剥茧一般地,老人可以和人正常交流之后,“我们为他搞过家庭访谈。”李霞说。刚开始,在一条沙发上,老人坐在一端,头别过去,儿子坐在另一端,头别过去,很尴尬。

说来说去,儿子想送父亲去养老院。老人不想离开老房子,但是,站在儿子的立场上,“老人的大脑能力是下降的,好好给自己做饭,把自己生活安排好,都需要很高的能力”,李霞说,还要有人监督老人吃药。老人逐渐失去自理能力,但儿子、媳妇都要上班,可能顾不过来。

这原来是生活里一道难解的题,是平常人家都要苦恼的事,但令人遗憾的是,老人出现了抑郁症的症状,小辈们还可能有额外的社会负担,比如被左邻右舍视为漠视老人、不守孝道。

“家庭访谈”到最后,老人妥协了,去养老院。李霞听说,现在他过得不错,“在养老机构里当上了类似老年队长”。

生活仿佛激流,汹涌而去,那些矛盾与冲突如河流底下累累的顽石,是不会被轻易冲走的。

孟和也快要八十岁了。他对记者回忆,第一次被诊断为抑郁症,是五十多岁。孟和曾是一名工程师,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海潮”中从体制内出走,创办公司后很快受挫。他最潦倒的时候摆过地摊。

二三十年过去了。他近些年又偶尔发病,一部分是被久远的愧疚感缠绕着,孟和心里想,自己要是没有离开体制,退休金该是很高的。

于他而言,来自外界的慰藉并没那么易于获得。老人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特殊的脆弱。孟和加入过中学同学微信群,和大学同学微信群,现在全退群了。他说,中学群里有几个成功过的人,话里话外地“显摆”,总是他们在说,普普通通的大多数沉默着。孟和的大学同学们见识更广一些,各自经历不同,线上线下,无休止地辩论社会时事。对于同样的一桩旧事,他们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孟和逐渐与他们疏远了。

他还会被往事中悲哀的部分包裹起来,想起那失败的一跃,感到自己对不起家人,也有人对不起他。于是,他还要回到当初的错愕之中,想说一句,“我没有做错什么”。

孟和说,他近些年在学习的是:“接受不可改变之事。”

他有时候很羡慕一些年轻人,他们还有机会早些领教这些生活的道理。对于他来说,“看太少了,太晚了”。

与死亡念头搏斗

七十多岁之后,孟和又几次爆发了抑郁症,大约两年一回。他形容自己抑郁的时候,脑袋里全是负面的想法。有时候,思绪的“引线”是做了个梦,梦到了一个过去的人,然后,他凭空找回了从前他们交往中遇到的矛盾,继而是难言的恐惧和焦虑——抑郁中的人,思维能力低下。孟和脑中放着个灰暗的、不合逻辑的、慢镜头的电影。

现实中的他,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做,开着电视,但不看。几个月后,他又逐渐好转。

孟和一直在进行药物治疗,吃久了药,对它们都很熟。药物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也一直监控着自己的情绪。

李霞形容,抑郁症和高血压一样,只是一个平常的病。但是,“高血压从哪里来?也是没有(明确)答案的。”

根据不同的基因,不同的人患上高血压或抑郁症的概率不同,有一些遗传史的,到了比较脆弱的年龄,更需要注意。而无论禀赋怎么样,都应当早预防、早介入。

抑郁的老年人,状态好一点的时候,可以自己对抗一度在心里扎根的负面念头。

有一个老人来看李霞的门诊,申诉儿媳对自己不好,想到儿媳就生气。经过治疗,他后来又说,儿媳只是不会说话。“你看,她还给我买过一件衣服的。”

一旦进入较为严重的抑郁症阶段,那扇“心门”的背后是自杀的念头,而且更难打开。有一些自杀倾向明显的老人住进老年科的病房,李霞仍然苦恼如何获取他们的信任。接受采访时,她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老太太——吞下过输液用的塑料小件,还把被单撕成过一条一条的。等到病房里的其他人都睡下,她才开始干这些事。

医生问她为什么要这样,老人说“吃着玩的”。面对这样的病人,李霞也会感到无力:“怎么去救治她,她都不要信你,连一句实话都不说,想死也不告诉你。”

她说,到了这一步,病人的想法很简单。他们想的是,告诉别人,他们不就要阻止自己去赴死吗?

那是几年以前的事。最近,老太太来找李霞复诊,病情变得比较稳定,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李霞表示,通过对一些医院的观察,有的老年精神科病房存在一些病人不愿意出院的问题,医院里条件齐全,医保兜底,在一些地方,老年精神病科逐渐被经营成养老院一般,医护的工作能力久久得不到提高。

另一方面,真的需要救护的老人,又可能有一些不配合的家属。病人可能是非常抗拒住院治疗的——那个时候,他们思考如何求死。几位家属则在争论。比如,老人的一个孩子想送入院,另一个从国外赶回来,把家人和医生都骂一顿,说国内的兄弟姐妹没照顾好爸妈,送去住院是想要“甩锅”。

“你们商量好了吗?”李霞免不了问。

那些让家属们看了难过的治疗办法,比如约束,“所有约束都很烦的,每两小时要巡视,怕他们挣扎,压到血管”;还有电疗,都是微量电流,在老年病房里,要考虑到老人的血压问题,也很繁琐。这一切,是与病人的死亡念头搏斗,是为了病人能冷静下来,重新开始交流。

李霞会建议家属,必要的话,寻求警察的帮助,因为,重度抑郁症和心脏衰竭一样,是危及生病的疾病。病人想死,只是一时一刻,如果治疗得当,可以悬崖勒马。

齐志明对这类送院治疗没有什么了解,隐约听说过“电击”,觉得可怕;妻子去世之后,他有时会想,如果知道,“哪怕难受,也要给她送到医院去”。

现在,对亡妻的思念和困惑,成了齐志明“藏在心里的东西”。

近八十年的人生,他已料理过不少人的后事,甚至一些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原以为已经看淡了,都是自然规律。但是,等到自己老伴走了,他仍然非常难受。

“我爱她,爱得可以说很深吧。”他说。

妻子死后,他“拼命做梦”,梦见的都是他们年轻时候的事,一些美好的事,像要用力抓住那些回忆。

抑郁症常常被认为私人的、丢人的,并且是自己胡思乱想出来的病,不仅患者很少得到家人的理解,还有可能被扣上故意做作、无理取闹的帽子,也很少接受妥善的专业治疗,尤其是中老年人本就缺乏关怀,长期拖着不治疗就会给身体和精神健康埋下巨大隐患。在中国,给抑郁症“去罪化”急需提上日程。

By 明宁

年入百万的偷拍产业链

每年夏天,当裙摆在街头摇曳,这往往意味着,女生和流氓间的恶战又开始了。

黄女士在上海虹桥站候车室排队检票时,突然感到身后有男子不断用身体贴近,察觉异常的黄女士当即报警。

经民警讯问,作案男子范某提前将偷拍设备绑在运动鞋上,屡次择机对准黄女士的裙底,民警随后在范某身上查获偷拍录像设备4套,内存卡3张,内容不堪入目。

东莞寮步镇公安分局便衣民警在蹲点过程中,注意到一名中年男子(赖某)形迹可疑,密切观察后,民警将正在实施偷拍行为的赖某当场抓获,深入调查后发现,赖某前后共作案10次,已偷拍视频近20个。

类似的新闻并非个例。通过搜索,就会发现近两个月出现的偷拍事件,不仅层出不穷,还屡禁不止。

无孔不入的摄像头,让数以万计的女性在未知状态下,不仅沦为别人偷窥和意淫的对象,还成为行走的利益。

细思极恐的是,“偷拍”早已经形成一条暗自流通的全产业链,不法分子靠着售卖隐私,轻易就能年入百万。

现实不是“楚门的世界”,但我们却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楚门”。

偷拍视奸突破下限,手段之恶防不胜防

地铁、商场、酒店、公寓、洗手间……每个极为普通的场所,每个看似不起眼的角落里,都可能隐藏着谍战片中才能看到的迷你摄像头,暗自窥视着芸芸众生。

这些微型、针孔摄像头外观多变,可以伪装在矿泉水瓶、插座、烟灰缸等日常用品里,或者是钞票上,让人根本防不胜防。

就在今年3月,一则“夫妻住民宿遭偷拍8小时”的新闻上了热搜,被远程控制的视频里,不仅实拍了室内全部动态,还能推拉摇移局部放大,连两人间的悄悄话也被听的一清二楚,本应受到保护的个人隐私,却成了电脑和手机上的“玩物”。

无独有偶,6月初,来厦门旅游的花女士入住当地某快捷酒店,刚准备休息,花女士突然发现房间吊顶处的灯筒四周疑似有二次粉刷的痕迹。

经仔细检查,花女士发现灯筒上有个微小的孔洞,内藏微型摄像头,接到报警的民警赶到后发现,该微型摄像头所连接的供电并非独立供电,而是连接了酒店吊顶电源线路,且存在时间久远,这个摄像头到底拍下了多少画面,当中又涉及多少人,简直不敢想象。

事实上,早在2014年12月,公安部等部门就下发规定文件《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的规定》,奈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虽然大型电商平台早已下架“针孔摄像头”等商品,但通过搜索“家用监控”、“商用”等关键词,依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购买到偷拍设备。

迭代到现在,偷拍设备也在“与时俱进”。如果说先前的摄像头还可以用红外线反射进行探测,但现在已陆续诞生了大量“防红外反射”的品类,最小的摄像头仅有5毫米,内里的光学镜片只有三根头发丝那么细,清晰度却能达到4K——几乎相当于影院效果。

也有人想到“更好”的办法,比如入住酒店时把取电卡拿出来,断掉房间电源,摄像头没电,就不能工作了。但对不起,无论断网还是断电,针孔摄像头至少都能再续航24小时。

不满足于视频内容,这帮人甚至还紧跟潮流玩起了“实时直播”。被新闻曝光的北京一网约车司机,每天晚上11点左右,守在首都机场,专接空姐订单,在空姐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启偷拍直播,直播间里的观众,最高达到过18万人次。

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就连“家”这个最安全的庇护所,同样危机重重。去年,温州警方就破获了一起家用摄像头案件,32人贩卖某公司品牌APP破解工具,对他人的家用摄像头进行扫描,控制了数十万只家用摄像头,只要打开相应APP,就能“视奸”别人的日常起居。

更可怕的是,竟然还有APP公然为“偷拍”提供保护。最近走红的一款名叫“安全相机”的APP(目前已下架),在介绍中自称是“手机版的针孔相机”,可以伪装、瞄准、无声拍照,还能阅后即焚,不留证据,以科技之名为偷拍大开“方便之门”,恶寒至极。

如今,从制造出售器材到偷拍,再到售卖传播不雅视频,偷拍已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远比想象中更庞大。

明码标价分类售卖,非法牟利年入百万

当职业偷拍者顺利得手后,就进入了丧心病狂的售卖环节。

这种人又被叫做“种爷”,手中往往拥有海量视频资源,他们先将不同的受害者,根据穿着、体态、身份等特征分门别类、明码标价,再别有用心地掐头去尾、重新组合,编造“小电影”剧情。

紧接着,“种爷”们会通过所有可利用的平台进行分发,包括但不限于微博、陌陌、探探、贴吧等,以QQ、微信群为据点,进行私下交易。

前段时间,有都市报道的记者潜入了一个900多名成员的偷拍群里,短短20天时间,就有8000多条视频被传入,涉及范围包括美容院、试衣间甚至浴室、厕所等地,大量私密画面被公然叫卖。

群主洋洋得意地表示:“这种原生态视频是最抢手的,好多人就喜欢看这个,我这个视频卖好几百回了,挣得不少。”不仅毫无愧疚罪恶感,内部还衍生出“收徒代拍制”。

只要愿意出钱,偷拍团队还能提供“私人订制”,不管买家想看哪个省份或者地区,都可以派人前去安装摄像头。

这伙人还有一个“绝活”,专门破解家用摄像头的ID、用户名和密码。在记者的要求下,对方当场做了演示,不到半小时,仅吉林省就有3000多个家庭摄像头遭到了破解。

▲图/都市报道

作为女性防不胜防

近日,一条关于“地铁痴汉”的纪录片引起了热议。记者在一个偷拍网站的团伙中卧底一年,写出了一篇名为《贩卖性暴力:揭露性侵影片网站的幕后主谋》的报道。

通过纪录片可以看到,偷拍者故意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女性实施性骚扰,拍摄视频,并上传至非法网站上供用户下载。

纪录片《贩卖性暴力:揭露性侵影片网站的幕后主谋》截图。

在我国,尚未有专门的针对偷拍行为的法律条款。偷拍行为屡禁不止,花上一顿饭的钱,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和观看他人最私密的照片和视频。

在人性之恶没有被控制和兜底的地方,不法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从中嗅到了恶臭的商机。

“给你网址,永久使用,免费更新,高清无码。”新周刊记者通过不同的渠道,进入了售卖色情网站和资源的QQ群,群主如此介绍自己的“产品”。而当记者询问是否有偷拍类视频的时候,对方很快表示也有“相应的网盘群”,每天更新,“群里可以互换(资源)”,“那种收费高点,50元”。

和中介对话截图。

偷拍,俨然成了生意,女性的隐私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

每日更新,意味着每天都有人被窥探。新周刊记者观察到,从群里的“资源”上标注的地点来看,偷拍多发生在厕所、酒店、旅馆,甚至是私人住宅的内部。大部分被偷拍者于自己被偷拍的事实毫不知情,但他们的隐私已然被窥视、被贩卖。

在新周刊记者所接触到的社群和网站视频中,被偷拍的对象中,单独出现的女性约占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是男女两性之间的亲密行为。

严格来说,图片和视频都不是实体商品,这些中介售卖的是观看这些内容的资格。在成本固定的基础上,他们仅仅需要线上分发和传播,向想要观看的用户收取会员费用,就足以创造较大的利润。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根据“湃客·有数”报道《酒店偷拍产业链里,你的隐私还不及一顿饭钱|有数》统计的数据,有33.3%的偷拍事件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29.2%是为了敲诈被偷拍者获取钱财,剩下的37.5%会被用于传播与售卖,偷拍视频的流向也会更加广泛:黄色社区、黄色网站、社群、网盘群、朋友圈、平台直播……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于冲曾在《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说到,在偷拍偷窥黑色产业链条上,上游只要拍摄了就不愁卖,下游对淫秽色情内容的传播又刺激了偷拍偷窥的发展。

《网络炼狱:揭发N号房》剧照。

在裁决文书网上搜索“酒店”“摄像头”“传播淫秽”等字眼,可以交叉检索到许多具体案例。以贩卖和传播、偷拍、偷录视频为牟利手段的犯罪中,被告人多在QQ群、网盘群等社群,通过发送教程、链接、加群内好友等方式,出售偷拍的淫秽视频。

从法律上来讲,在特定情况或后续延伸行为中,偷拍行为可能涉嫌侮辱罪、诽谤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等刑事犯罪。在一般情况下,偷拍行为可能在公民的隐私权上存在民事侵权风险,在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上存在行政违法风险。

韩剧《灵魂维修工》中,出现了由N号房事件改编的剧情。

偷拍,到底是不是犯罪?

北京市盈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林黎明对新周刊记者表示,在判定偷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主要会考虑三方面因素:“第一,拍摄内容方面是否涉及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第二,拍摄工具方面是否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第三,偷拍行为后果方面是否造成了严重后果。”

而在偷拍图片、偷录视频的数量及违法金额方面本身,暂无明确法律规定其构成“严重后果”的具体标准,若涉及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其他罪名,则按相关司法解释追诉。

偷拍产业链,比你想象中更长

从出售黄色视频社群和网站的资格再往上追溯,偷拍工具的售卖也是偷拍产业链上的一环。

偷拍于酒店、卫生间、试衣间等私人空间的视频,往往要借助隐蔽的偷拍工具。从现有新闻报道的情况来看,偷拍所使用的摄像头的隐蔽性越来越强,也越来越难被发现。

和以往相比,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已经强化了对针孔摄像头等偷拍工具售卖的管理。如果在淘宝直接搜索“针孔摄像头”,页面会跳转到“绿网计划”的弹窗,提醒用户:侵犯个人隐私、泄露公民个人信息,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

但是“绿网计划”并没有覆盖到所有需要过滤的地方。即便“针孔摄像头”“偷拍摄像头”等字眼被屏蔽了,搜索擦边的“网络摄像头”“微型摄像头”等字眼,还是会出现相应的商品推荐。

电商平台页面截图。

为了躲避平台的监管和规制,一些商家不会在商品页直接发布真正售卖的商品,而是在客服和用户的对话页面留下联系方式,引导消费者转移到另外的平台上进行交易。

“欢迎您光临本店,你想要的特殊产品请联系客服+V:×××××。”循着店铺客服留下的联系方式,新周刊记者发现,这些非法商家一般是通过朋友圈发布产品的详情。一些商家会专门卖针孔摄像头,另外一些则还会同时售卖用以迷奸的“听话水”“催情水”等药物。

商家在朋友圈发布“产品”介绍。

“偷拍神器,高清4K夜视摄像头,永不断电”“插座,高清录像,手机连接远程实时观看”“私人定制风扇,1080P,隐蔽性好,不会被发现”……这些由针孔摄像头改装而来的各类物品,价格由几百到几千块钱不等。

在不法商家的眼里,床头的手机充电器、电视柜上的排插和天花板的吊扇,都是藏匿针孔摄像头的绝佳位置,几乎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使用的所有设备。

严格意义上来说,将针孔摄像头用于正当用途并不违法,例如记者暗访调查、公安取证环节等。但是针孔摄像头属于国家管制物品,未经过允许私自贩卖相关产品,有可能触犯法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3条,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或者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这类物品在互联网灰色地带游窜,让不法分子有了犯罪的工具,而法律上的空白,则为他们提供了活动的空间。打击偷拍产业链,究竟难在哪里

如今,偷拍行为依旧猖獗。

2022年,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在“净网2022”专项行动中,针对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偷拍他人隐私并网上传播售卖等违法犯罪,累计侦办案件340余起,打掉非法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生产窝点90余个,缴获窃听窃照专用器材14.1万件。

有关部门持续不断地打击偷拍行为,意图清除偷拍产业链,却始终没能达到根治的效果。问题出在哪里?

横亘在惩治偷拍产业链道路上的,是法律法规没有适应时代的变化、取证难、受害者维权难这三大问题。

例如,虽然偷拍案件可能涉及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以这两条罪名定罪的案例仍在少数。对于这种现象,林黎明律师分析表示,这两项罪名的定罪标准,与大众的想象和认知有一定的区别。

“参考法律出版社的《刑法释义》,上述犯罪定罪标准要求之一是需使用专用器材,例如微型照相机。”而一般的手机属于非专用器材,在偷拍案件定罪时便存在认定争议。

“其次,只有偷拍行为造成了如非法内容广泛传播、引发受害人自杀或精神失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严重后果,才有可能以上述罪名定罪。另外,如果偷拍行为同时构成其他重罪,将可能从一重罪处罚,以量刑较重的罪名定罪。”林黎明律师说道。

也就是说,如果在地铁上发现了有人使用手机进行偷拍,很难给予其较为严厉的惩罚。

许多偷拍个案难以判定或尚未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更多的处罚落到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法层面。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6款规定,有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行为,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于2006年3月1日起实施,于2012年10月26日修订。距离今天,上一次修订已经过了10年。在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陈碧看来,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时,人们并没有预见偷拍会变得如此便利、偷拍规模会变得如此之大。这说明在规制偷拍行为方面,这条法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和过去相比,现在偷拍的形式和范围都发生了变化。以前可能是在街上用手机偷拍女性的全身照,现在变成了用针孔摄像头藏在卧室、厕所等地拍摄私密照片。

而关于偷拍行为的取证难和受害者维权难问题,林黎明律师认为,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

“第一,专用器材较为隐蔽,难以发现。第二,专用器材中的内容未能及时固定,偷拍行为发生时没有相应监控或其他证据记录,导致刑事立案证据不足。第三,部分偷拍行为因及时发现,未造成严重后果,达到行政违法程度,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故只能通过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方式处罚。第四,偷拍者使用普通手机等非窃听、窃照的专用器材。”

而区别于只有两端的供需关系,偷拍产业链已经形成了有着售卖器材、执行偷拍、平台、服务器等多个层级分工协作的产业闭环,每一个层级都对这个产业有牟利的需求。因此,仅仅是打击其中一环,也很快会“春风吹又生”。

“法律都有这么多条文等着他们了,为什么还是屡禁不止?因为它已经变成产业链了,打掉这一环,别的环节仍然存在。”陈碧教授说道。

“偷拍入罪”,是否真的可行?

随着偷拍产业链被披露得越多,人们对于“偷拍入罪”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在陈碧教授看来,目前我国法律里对于隐私权的重视程度“可能还不够强”,没有针对侵犯个人隐私的偷拍设立单独的罪名。但同时,对于“偷拍本身是否要入罪”这一问题,陈碧教授也表示并不建议轻易去增加一个罪名。

“首先要考虑,现有的法律法规是否能够规制偷拍行为。其实围绕着偷拍的一系列行为,已经有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的相关罪名了。”陈碧教授介绍,目前我国针对偷拍行为主要通过前置行为或者后置行为,进行刑罚处罚。

前置行为指的是使用的手段,是否使用了非法专用间谍器材或者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后置行为则指的是后续衍生的其他犯罪行为,如敲诈勒索、传播淫秽物品罪等。“所以,其实我国目前的一些法律法规,已经把对偷拍行为的惩罚给‘吸收’进去了。”

韩影《女警》剧照。

陈碧教授认为,“大部分人的本能的条件反射会觉得,这是坏的、这是不对的,就应该设立法律来制裁它。但是在设计法律时,需要考虑到它造成的社会后果。可能原本通过更温和的方式来解决,却引入了最严厉的刑罚”。

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对偷拍行为都通过和设立了相应的法案和法律规定。

2019年2月,英国通过了“窥淫癖法”(Voyeurism Act),将偷拍裙底定为性犯罪。根据英国法律规定,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对他人衣着拍照,将可能被登记为性侵犯者,最高面临两年监禁。

2023年5月,日本立法委员最近提交了反对“偷窥拍摄”的法案,将未经同意拍摄他人隐私照片、视频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如果该法案6月正式通过,违反者将最高面临3年的监禁,或折合人民币15万元的高额罚款。

陈碧教授认为,国外偷拍立法有他们独特的法律背景。“中国的入罪和其他国家的入罪其实不是一个量级的,国外这些罪名很多都属于轻罪,他们有一个很完善的刑罚消灭制度。而在我们国家,一旦入罪,就会对行为人的犯罪标签产生一系列的社会评价。”

因此,对于“偷拍入罪”这一问题,仍需慎之又慎。

面对偷拍产业链,你我并非无能为力

单独设立反偷拍法需要谨慎考虑,但是对现有的法规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仍具有可行性。

陈碧教授表示,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距今已有一定年限,是否能够围绕目前情节比较恶劣的偷拍行为,对法律进行评估,重新调整处罚的上限,这个问题是法律界可以思考的。

而对于“春风吹又生”的偷拍产业链,陈碧教授的观点是,这类偷拍产业链对警方的执法提出了一定的挑战,要求他们对这个链条中的每一环都进行整改。

这类整改,包括对于消费端和需求端的打击。“哪怕只是付费点击观看的群体,也要增加他们的围观风险,例如监控他们的IP地址。这也是对需求方的一种打击。”陈碧教授说道。

而对于个人面对偷拍行为,她也建议人们应该在第一时间报警,以免错过最佳报警时机。

“如果你当时不报警,事后可能会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不勇敢一点。另外,事后再报警,可能还会面临证据难以锁定的问题。”在采访中,陈碧教授多次重申,“第一时间报警”对于女性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偷拍黑产居然还有鄙视链

匪夷所思的是,在这个黑产行业里,居然还存在所谓的鄙视链。金字塔上层的种爷会将手中一个月的视频打包卖给二级代理商;二级代理商加价后卖给下级代理;最底端的散户则将视频下载放入网盘中,再以相对更低廉的价格将网盘账号售卖出去。

偷拍的暴利空间到底有多惊人。山东济宁公安曾抓到一群犯罪分子,查获微型摄像头300多个,偷拍视频达10万部。

以单个摄像头每月获利300元计算,300余个摄像头能为偷拍者带来10万余元月收入。这还只是第一层代理,经过层层代理后,即便按照一部5元的价格,全部单次售卖就可获利50多万元,还不包括二次售卖,职业偷拍年入百万者并不稀奇。

此外,偷拍团队还会将视频卖给境内外的色情网站,网站每收购一套图片或一部片子,偷拍者就会有几百到几万元的报酬。

那些想看偷拍视频和图片的人,通常需要在网站缴纳费用开通会员后才能获得观看权限,如果想看到更多的内容,则要花费更多钱购买高等级的VIP。

至于网站的吸金能力,那就更可观了。要知道,根据广告服务商Doubleclick的数据显示,世界上最大的色情网站浏览量,能把阿里巴巴、亚马逊这样的网站甩出十条街。

到这里,已经形成了偷拍者疯狂偷拍,然后把资源卖给色情网站,网站再卖给用户的一条完美产业链闭环。

与偷拍造成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违法成本之低。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规定,偷拍并不涉嫌刑事犯罪,仅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一般情况下,只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而情节较重的,也只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这点小惩戒,在所擢取的利润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不断转动的利益链条里,偷窥者满足了自己的窥探欲,偷拍者赚得盆满钵满,当受害者发现时,她们早已成为了变态手中的泄欲工具,动作电影里的女主角,被全球几十亿人围观。

比起暗中偷拍,竟然还有人试图堂而皇之地美化“偷拍”。

今年6月17日,OCTA上海馆展出了一副名为《校花》的作品,作者宋拓偷拍了近5000名女大学生的照片,还按照个人审美从美到丑排列,以艺术品公开展览。

面对质疑,宋拓大言不惭地表示:“我掏心掏肺地物化你,这也是一种尊重。”(得多无耻才说得出这番话)

在某社交平台上,偷拍甚至还被包装成一种“文化现象”。有博主会详细分享及讲解自己偷拍的技巧,下面的评论则是一水的“膜拜大神”。

病态的狂热背后,根本无人在意被偷拍者会受到的伤害。一旦偷拍照片和视频外泄,个人信息曝光,对其工作和生活造成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打击。

2018年2月,张佩和男友入住北京朝阳区的某家酒店,谁想三天后,朋友就发来一段视频,画面里的女生,赫然就是自己。

这段视频是如何流出去的已不言而喻,上百万的浏览量下,充斥着各种评头论足的污言秽语,由于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原本已进入谈婚论嫁阶段的张佩,最终与男友分手。

在此后的10个月里,张佩先后自杀了三次,虽然被抢救了过来,但这场偷拍事件就像如影随形的噩梦,时时刻刻的折磨着张佩的身心,让她变得敏感不安,一点小事就如临大敌。

去年8月,杭州女子小吴卷入一场谣言漩涡,一段她被偷拍的视频在网上大肆流传。为了增加刺激性,偷拍者为她捏造了独自在家带孩子的“小富婆”人设,编造了“富婆出轨快递小哥”的剧情,不明就里的小吴被网友人肉,辱骂,公司劝退,患上抑郁症,生活和尊严被践踏得七零八落。

即便是真相大白的现在,余震远没有结束。小吴还是没能找到工作,为了躲避骚扰,她几乎不再出门,删除大部分通讯录,把自己全副武装地封闭起来。

这还仅是站出来的,更多的被偷拍者,既不敢报警担心事情传开,又不敢和家人朋友倾诉,只得陷入自我绝望。

有一段话说的好:“如果自认是恶,行动起来就需要经过灵魂的拷问与挣扎,太过消耗个人体能。没有意识的障碍和阻碍,恶,才能所向披靡。”

没有市场,就没有买卖;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每一次的购买与传播,都是助纣为虐。如果偷拍产业继续疯狂,那么无所遁形的世界,谁都无法置身事外。

By 梅珍里朱末

一个中产“走线”的真实经历

一名年薪20万元的电商总监,去年年底辞职通过“走线”的方式来到美国,整整7个月了仍然无法适应,最近买机票回国了。

这是网友“皮皮虾”的真实经历,他在社交平台记录了自己从办签证被拒到最终离开美国的全过程,并表示花了37万元买了个世界观。那么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翻看他的社交平台记录,从中可以发现,“皮皮虾”在中国已经实现了中产阶级。去年8月15日他发帖说,在中国有一套房,两辆车,年薪20万元左右。美国的朋友说去美国打工赚得多,没有内卷,因此他心动了。

然而,当他去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办理旅游签证的时候,被拒了。

但是这也阻挡不了他一心赴美的决心,8月20日,他发帖说自己辞职了,赴美感受水深火热的心无法阻挡。

待到10月19日到时候,他发帖的IP显示,他已经通过“走线”抵达洛杉矶。

什么是“走线”

一般而言,“走线”的中国民众通常是年轻男性。路线主要是持旅游签证从中国入境厄多瓜尔(Eucador,又译厄瓜多),也有人先飞到土耳其再转机到南美。之后走线者搭巴士到哥伦比亚边境的图尔坎(Tulcan),包车进入哥伦比亚,在走了约2天的路程后抵达哥伦比亚西北部滨海小镇内科克利(Necoclí,又译内克里),付钱给当地“向导”,跟随拉丁美洲民众偷渡客的脚步,买船票进入对岸哥伦比亚与巴拿马边界的城市,进入达里恩雨林。雨林出来后,移民者再包车或自驾,一路向北,通过中美洲数国,抵达美墨边境,再“翻墙”偷渡进入美国自首,并在拘留所申请庇护,以换得在美国的居住及工作权。

一条经典线路是从厄瓜多尔到了哥伦比亚港城内科克利,搭船进入对岸巴拿马边境,进入雨林开启雨林之路。

这段路程,在新冠疫情爆发后,越来越受瞩目。相关影片及群组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及Youtube上越来越火红。许多人分享“走线”经验,甚至即时发布旅程的点点滴滴,或者求救。Telegram与“走线”有关的群组,动辄有上千网友加入,甚至有些人做起“走线咨询”的生意,成为新的移民现象。根据巴拿马移民局数据,2022年1月至11月底,共有22多万人,进入了巴拿马与哥伦比亚交界的达里恩雨林 (Darién Forest),比2021年多了一倍。

巴拿马移民局资料也首次公开中国籍民众进入雨林人数,在2022年前11个月共计1,310人。

在哥伦比亚,内科里一位游艇公司老板称,目前80%的业务都与协助非法偷渡有关。2022年有一周,便有19位中国民众前往雨林。

这一片60英里长的茂密、未开发的热带雨林遍布在达里恩隘口。茂密的丛林从哥伦比亚的西北端延伸到巴拿马,树林旁是齐腰深的湍急河流和陡峭的斜坡,在热带的天气中,想要穿越雨林的偷渡者举步维艰。走线者说,除了应付炽热的白日,大雨滂沱的午后,以及气温猝降的夜晚,还得担忧雨林中的毒枭抢劫,又或者提防现金财物被偷。

雨林这条路算是最辛苦的,但有些人比较幸运,收了一大笔钱的“导游”算是“很靠谱”,沿路上男女老幼都有,若有人背着行李走不动或脚步慢的人,老人小孩要过河,“导游”会过来帮忙,生病了,也会扶助彼此。

不过,虽然仅有三天两夜的路程,但每天没日没夜地走,加上日晒雨淋,虫蚁龇咬,深夜气温剧降的考验,很容易感冒发烧。

不过,有“走线”的中国民众在网路上说,自己目睹无名尸体横陈在路旁。在推特上也可以看到,有些走线者怀疑,中途遇到的同队中国旅客也许是“间谍”,又或者怀疑同行的移民者偷他的钱。也有人在推特说,身上的财物遇到抢匪被洗劫,从雨林外带来相伴的流浪狗也被杀害。

往美墨边界移动的路上,遇到移民警察或当地黑帮索贿甚至打劫并不少见。许多时候,要缴付现金才能通行。有时,身上财物若不藏妥,也立刻被搜走。

选择自行租来或买来的机车(电动车)当交通工具,被移民警察逮捕后,机车也会被警察拿走;在墨西哥的拘留所,一家人好几次先被关上几天,才能往前行,甚至在墨西哥境内,就被关了好几次。

在语言不通的国家,这一切都考验着随机应变的能力及体力,还有运气。

整个“走线”过程持续数月到半年不等,花费需数万人民币,经过九个国家,终于翻墙并成功踏上美国德州土地。一到美国境内,按照计划立刻向美国移民警察自首,并要求庇护面谈。之后再在移民拘留所待上一个半月或数月,通过法律审查后,由当地的华人组织担保获得保释后,最终在美国落脚(大多数人选择加州)。

“走线”后的美国生活不是想象的那样轻松

10月21日,“皮皮虾”发帖说在美国当装修小工,一天干了10个小时,发了120美金,喝了9瓶水,第二天不去了。

来到美国第一个月,换了三份工作的感受是——很累,很累,很累。

来到美国第一个月总结:住宿花了2000美金,换了三份工作做了6天,赚了720美金,还提交了工卡申请。

来美国两个月的感受:美国并不是遍地都是钱,国内中产过来落差极大。但还是抱着希望,并且准备去考驾照和自学英语。

来美国打工第三个月,开始与以前的工作对比,国内可以赚20000元一个月,需要各种脑力分析,美国3000美元一个月,但是天天搬箱子,买个指甲刀都觉得贵。

在美国第四个月,开始感受到绝望,不会英语和没有工卡非常累,离开华人区连吃饭都费劲。

来美国第五个月的感受——想回家了。钱难赚、物价高、租房成本贵。

来美国第7个月的感受,美国梦结束,准备回国。

就像来的时候义无反顾一样,走的时候也异常坚决,说走就走。他说自己亏了37万,买了个世界观。

其实他在美国也有“幸福”的时候,比如三天挣了522美金。

比如没有去打工就去救助站领物资。

中间也考了驾照,买了辆二手车送外卖,但由于是租来的账号,因此赚的一部分钱还要和账号的主人分账,因此一个月下来所挣的钱也不多。

他也开始去读书,学语言,希望能够快点转换身份。

但最终败给了现实。

在中国,年薪20万元是一个收入很不错的职业了,闲暇时候去按摩院做按摩,但是到了美国自己给别人做按摩。这一切真的值得吗?

”不走线“的中产也在后悔移民

以前的一位老领导,如今在某国做房产中介。初听这消息,我下意识地反驳,绝不可能。

因为领导当年在分公司已是高管,业务过硬,为人正直,年薪加分红少说也有个几百万吧,凭他的资源和人脉,在国内吃香喝辣,再过十年就能退休了,何必要跑出去自降身价当什么房产中介?假消息,一定是假消息。

再一想,人家大佬当房产中介,又不用背业绩,可能是因为财富自由之后打发无聊时光呢?当年嵇康打铁应该就是这种心境吧。

坦白说,在“抛下半生功名出国后阶级滑落”这件事上,我的想法前后是有90度(不是180度)转变的——虽然我目前依然不赞成盲目出国,但也开始理解一部分朋友的选择了。

先说说我为什么反对中产阶级盲目、冲动、毫无准备地想出国。

7、8年前,身边人出国的氛围感已经弥漫开来,同事群里美国人的爸爸妈妈扎堆出现,在国外买房置业的也不在少数。甚至有同事专门做起了移民的生意,在群里整天喊着“你需要的只是一张机票和留下来的勇气”,“牺牲一代人,幸福三代人”,“在国外扫厕所也比国内强”……

我对鸡血言论总有天然的怀疑,您自己都没有在欧美扫过厕所,就这样鼓励群里的同事一头扎出去?大家好歹也都是全国学历前1%的人精,闯过了重重独木桥,在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买了房,前景无量的公司上着班,拿着不低的工资,创业的创业、融资的融资,似乎没什么必要抛开一切去国外扫厕所吧。

之前我说过,中产阶级出国,想让下一代阶级跃升到精英阶层,只有1%不到的可能性。

有钱的人,早已财富自由,到哪都是资本游戏,东西海岸买买房,转手一套就挣20万刀,顶过白领苦哈哈干一年。现在澳洲、加拿大已经怕了土豪们,出台了各种新规限制,因为发现这些富豪新移民除了热衷投资房地产和金融市场,并没有为当地创造什么实业和岗位,还拉高了房价,加大了贫富差距。

那些20来岁就出国读本硕博的人,也不苦,只要你按部就班地毕业找工作跳槽,买车供房养娃压力并不大,35岁后,既没有互卷的氛围,又没有生死存亡的压力,可不就是过上了整天琢磨钓鱼打猎房车露营的日子。

底层的奋斗目标也很明确,反正在国内也是干体力活和服务业,到这里来了,累还是一样累,但时薪却翻了几倍,孩子以后注定不用吃父母的苦了,怎么想日子都有奔头。

出国后最容易迷惘的,也就是人到中年,才决定抛下一切积累,换个地方从头开始的中产阶级了。

这些中年人,往往没有国外的学历,想找个纯脑力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因为雇主也得向移民局证明,他雇用你,是因为你有某种本国居民不具备的特殊技能,且无人可替代。

语言通常也不咋样,不仅是专业词汇,连生活都有问题,有对夫妻说他们一家出国后,日常沟通全靠小学二年级的儿子。

最难克服的还有文化人的清高,从前在国内,混到这个年龄,大小也是个带过团队的组长总监了,习惯了下属的低眉顺眼,现在要从头开始做个蓝领工人,干体力活送外卖开Uber,总还是会让人怀念以前觥筹交错,岁月静好的娇嗲。

新鲜感一过,孤独感一来,荷包里一紧,很多人都开始后悔,感慨国外也不是天堂,但沉没成本已经这么高了,想回去又下不了决心。

前北外副教授乔木就是典中典。当年他对美国无限向往,旅游讲学去了10次,直赞人间天堂,然后义无反顾地举家出国了。但他无法在国外找到教职,一直也没个正式工作,他头条号上自述是靠太太收银支撑开销。

图源:今日头条

呆了几年后,才发现,天堂的生活成本不菲,美国的公路竟然也要收费,昂贵的医疗保险费用虚高;因为拖欠房产税,教育局通知说他再不缴费,就不让他女儿在学区免费就读了;大热天的为了节省点电费,空调电扇都不敢开,夜里低谷价时才敢用。

图源:微博

图源:今日头条

他开始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向大众大倒苦水,发了几十篇文感慨“美国是穷人的地狱”。我寻思文人就是浪漫,世界那么大,说看看就看看。

一个大学文科教授,出了国才发现自己百无一用,还不愿自降身份出去养家糊口。在做这么重大的家庭决定之前,竟然都没有好好评估下该方案的收益和风险。

几个月前,有位文化名人,为他一个朋友去加拿大写了篇送别长文,刷爆了朋友圈。

文章写得非常悲壮:

妻子在北京南站哭着向父女俩挥手告别,她得留下来处理房子和挣些留学费用。他说此事已悄悄操作了一年多,谁也没通知、没透露,就是默默准备……直到飞机起飞离开祖国时,才跟大家做一场最后的告别。为此,他专门买了全程的WI-FI。

但看开头第一段,我就觉得疑惑,一年多就能办成移民而且登陆的,那得是什么渠道啊?再往下看,哦,原来是打算“黑”下来。

这位朋友50岁了,在一线城市有车有房有户口,拿着一张旅游签证,以陪孩子读书的名义出境,然后就打算不回来了,在加拿大打工生活。

怎么说呢,这倒像是一次悲壮的自我流放,后续的坎坷完全可以预料。

这样的案例,我见过太多了,决定出国的理由大都是自觉事业瓶颈,世事风雨如晦,认为只要换个物理空间就是人生新篇章,却根本不考虑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以后在国外怎么立足,自己有什么不可替代的行业价值,能在另一个国家也吃上饭。

很多人从前在国内也是有派头的人,出国后也没有重新读书的冲劲和动力了,大部分一开始送外卖打零工,最后就纷纷变成了移民中介、房产中介、留学中介……这导致职业选择非常之少。

我真心建议那些想出国的中产阶级,换个地方生活只是手段,过有舒心的生活才是目的。花心思找捷径,就算出去了,最终还是会绕回学历和技能这个原点。即然没有资本红利的命,最靠谱的路子,还是大家曾经最拿手的考试——学语言、读书、考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来,国外多的是40岁之后才转行的。

我在一个群里潜水,群里气氛就很踏实,中年人每天互相监督背单词、考雅思、刷分,探讨申哪个学校,选什么专业,大家是认认真真在规划着自己的未来,而不是头脑发热下就出去。

如果实在年纪大了不想走读书的路径,那心态就要摆正了,明白出国不是非要去当人上人,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干体力活做服务业,收入其实不比白领低,也没人歧视你。

最怕就是拧巴的中产阶级,既没有硬核的工作技能,又不愿摒弃国内那套职业贵贱阶级观,当然会陷在阶级滑落的尴尬里顾影自怜了。

我一些朋友从白领变成了蓝领,他们有的是被迫选择,有的是主动选择,并且找到了价值感。

其实久了就发现,国外的收入并不一定与工作性质挂钩,公务员的收入可能比水电工还低。

职业也没有明确的高低贵贱之分,各行各业的人,都是凭专业赢得尊重。

没人会当面问你每月挣多少,下班了各回各家。正常人极少攀比名牌,因为日常都穿Costco。上网pk“大包”,并不是普遍现象。

摒弃人上人的执念,当底层,也可以当得有尊严。

如果就是不打算读书了,真的去当“底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在国内的时候,小区中间有个中央花园,妈妈们都会去那遛娃纳凉。隔着人工湖过了桥,那边还有一块小绿地,也有一小拨妈妈在那边遛娃。但她们从不会主动过桥来唠嗑。

小区里有洋气的双语幼儿园,业主们有折扣,但那边妈妈的孩子,都舍近求远送到了费用更低的幼儿园。

在小区住久了我才发现,小区远端有两栋楼下面,有两个地下室通道。本来可能是消防、停车,或存储物资用的,却不知道被什么人改造成了地下出租房,供依赖小区生态谋生的外来打工者租住。

住在同一个空间里,却被收入、地位、职业划出了一道结界,两边都默认自己应该生活在属于自己的气泡中。

刚出国时,我们从头开始租房子。波士顿房价寸土寸金,学区更是昂贵。我们租住的房子,也很奇葩,一整栋房,被分割成了两套house,和一间两居公寓。

共享这栋房子的三户人,组成也很有趣。后面半栋,房主是一家生物公司的副总裁,属于有钱人。我们楼上那套,是一对50多岁的蓝领夫妻,盲猜是路政相关,因为他们的车里经常能看到搞脏的荧光背心,天不亮就出门上班了。而租着公寓的我们,是买啥都要算汇率,靠奖学金生活的穷学生。

副总裁家,经常在后院办各种party,每次都盛情邀请我们两家去玩,楼上的蓝领夫妇,也很热心,有次我家进贼,他们一直陪着我和女儿直到警察处理完。隔壁一户邻居,爸爸是心脏外科的医生,孩子同班,经常邀请我们去playdate。

这种相处方式,让我还是有一点“culture shock”(文化震撼),因为以前我从来没体验过,副总裁、路政工人、外科精英、穷学生,住在一个圈层,还能交往得这么热乎。

后来,蓝领夫妇卖房搬家,我问他们打算去哪?他们说,夏威夷,准备退休享受生活了。

再次让我震惊了,原来什么高端职业,低端职业,只是我固有认知的划分。认真干蓝领当工人一辈子,也可以去夏威夷享受夕阳红的啊!

肯定有人会杠,这只是孤例,你说明不了什么。

的确,有人的地方就有阶级,但因为国外的社交方式比较“伪善”,社会运行也默认平等互利的潜规则,所以,阶级差距会变得模糊——不是不存在,是人为柔化了。

每每看见微博热搜什么农民工嫌自己脏不肯坐座位,而是选择主动坐地上的新闻,下面一堆人说“被他感动了”“这不正常吗”的时候,我就想说:感动个鬼、正常个鬼啊!

人家凭双手吃饭,一样花钱买了地铁票,凭啥就你坐得他就坐不得?对基层劳动者的歧视,对成王败寇的迷信,对丛林社会的推崇,都不需掩饰,可以赤裸裸了。

在国外,至少从我的观察来看,绝大部分人,对这些建筑工人、园林工人、运垃圾的、做护工的,都不会歧视,做到了礼貌尊重。

大家认同这个社会的运转,需要各行各业的齿轮咬合,而且他们的劳动回报,绝对不比白领差。

落地玻璃窗破了,4000刀;车库门打不开,1000刀;阁楼隔热不良,3000刀;门窗漏风,1万刀;屋顶漏水,2万刀……你总有自己干不了的活,得求着别人上门帮你的时候吧,人家上门一天,比很多人一个月挣得还多,虚无的优越感真的可以收起来了。

就算会有人心里看不起体力劳动者,但也不敢表露出来,因为歧视他人可是要社死的。你只要凭本事吃饭,也别太内心敏感。他人面子上给到尊重就行了,管他是不是背后一套呢。

好的,跨越了这个心理障碍,你对当“底层“这件事,可能就有了新的认知。

我关注了一个前媒体人,去了加拿大。众所周知,文科生出国,基本是找不到对口工作的。

一开始,蓝天白云新生活,还很兴奋,但渐渐开始坐吃山空。和他一起去的中产朋友,选择了去快递公司搬货,还是夜班,从凌晨2点干到早上7点,一个人卸完两大车厢的货物,再赶回家去送孩子上学。

那位博主一开始还不太接受这种落差,问那个朋友:“你怕不怕国内的朋友说闲话?”有人介绍博主去送餐平台当司机,他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怎能为五斗米折腰呢?

但很快生活就会教你调整心态,因为他发现“没有收入,连多买一盒7加元的葡萄都没有底气”。最后博主还是接受了从一个受吹捧的媒体人到外卖司机的身份转变,一个月能挣两三千刀。

欧美通常没有什么职业歧视,大家对各个工种的人,都挺尊重友善的。举一个例子,疫情后为了让服务员重振生活,大家出去吃饭时,都不约而同地把以前15%起的小费涨到了18%~20%起,甚至圣诞老人式的天价小费频繁出现。

除了被生活逼着成为体力劳动者的,我还见过一类人,他们是真的就喜欢干这个,属于主动选择。

我认识一个国内的程序猿,在大厂干了10年后,已经对格子间、996深恶痛绝。他从小就喜欢卡车,出国后考了卡车司机驾照,开着亮晶晶的大卡车,在美国的荒凉公路上飞驰,终于圆了儿时天天开大车的梦想。两个司机轮班制,不许疲劳驾驶,到了时长必须休息,一月也能挣小一万刀。

如果经常看油管的人,还可能刷到过一个南开大学毕业,在美国开卡车的刚哥,谈吐风趣,气场乐观,无数粉丝天天守着看他开大车,我估计他油管的广告分成,已经远远超过他开卡车的收入了。

上次写湾区转码潮,有个女读者给我留言,说她老公偏逆潮流而动:“我老公就厉害了,外企管理层转行做了水电工,还要读几年课程,他说干得挺开心,水电工起码能干到七八十岁,白领年龄大了还没人要,我挺骄傲的,拥有这么个想干活干到老死的老公。”

我有个前同事,从互联网大厂中层转身变成了电工,去了澳洲之后,因为对电路感兴趣,就参加了职业培训,拿了证,他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为一个独居老人安装的太阳能板的时候,充满了成就感。

“革命不分高低贵贱,只是分工不同”,这句话,几十年前就耳熟能详,但事实上,三六九等分得清清楚楚,氛围就是争做人上人。一个刚脱贫30年的中产阶级,也会以重新成为一个体力劳动者为耻,谓之“阶级滑落”。

观念的桎梏不是一下能改变的,会攀比,会互卷似乎是咱们的宿命。所以对于那些想去国外、又没太多钱的中产,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1. 努力做“人上人”,申请一个就业前景明朗的STEM专业,确切地说,读一些本地人觉得难度高内容枯燥卷不过的专业,找工作时才有机会捡漏。你要是一把年纪还把谋生当爱好,我非要读个我热爱的教育学、心理学、艺术史、市场营销、传媒学,那么请问雇主们为什么要找一个三四十岁,语言不行,文化上还水土不服的外国中年人,直接雇个23岁的美国本科生,还不用出律师费为他申请工作签啊。

2. 如果打定主意不读书了,就得把出国当成另一次生活的起点,放弃人上人的执念,把“体力劳动不丢人”几个字刻在心里。然后参加培训,考资格证,从学徒起步到最后自雇。能不能吃得下这个苦,可以试试先注册个骑手,或者在家门口的饭馆端一个月的盘子——体力劳动者的辛苦,也不是闹着玩的,如果钱真的这么好挣,北美欧洲的本地人早把岗位抢完了,轮不到外地人。

如果从心灵到肉体的苦,你都不愿意吃,那还是闭上眼、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才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By BCBAY桑桑姐老八公

中产卖房移民是不是正确的决定

如今,对于一二线城市的中产来说,选择卖一套房就可以办理移民,移民也的确不在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然而,对普通人来讲,移民真的是一件大事!

甚至可以说,这件事比高考,比求职还要大,有可能改变你的职业,你的生活,甚至你的人生。

在做如此重大的人生抉择时,真的要慎重。

不能因为焦虑、因为短期特殊事件影响、因为移民中介带节奏,而匆忙做决定,而给日后懊悔留下隐患。

我劝你:卖掉一二线房产移民这事,你真的得仔细想想!

今天这篇文章,都是满满的干货,有点长,如果你想对移民有更多的了解,希望可以看到最后。

我们先来盘点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的几次比较大的移民潮,看看历史上都是什么原因让人们选择移民。

第一波移民潮:“海外有人”

主要发生上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想要出国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一来残留的意识形态还在,出国就等于叛变,风险很大。

二来那时中国人穷,大部分人连机票都买不起,哪里还敢奢望出国移民?

但就是这样艰难的出国环境,依然阻挡不了当时人们出国的热情,哪怕是有半点海外关系的,都在想方设法地出去。

改革开放让国门打开,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国家的贫穷以及与发达国家的悬殊差距,给我们人们的心理带来了巨大冲击。

那时候,一个普通中国人一个月的工资几十块,而国外说不定一天就赚几百块,出国——无疑是摆脱贫困最好的方式。

第一代移民的主要诉求是对摆脱长期贫穷的极度渴望。

第二波移民潮:“留学”

第二波移民潮发生在是上世纪80年底末90年代初,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就是那一代移民潮的亲历者。

“那时候你随便走到北京著名的文科大学,跟人家说,你们这的校花是谁,我现在有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可以带着她一起走。

那校花绝对可以连招呼都不跟家里打,直接就跟你走。”这是高晓松在某次采访中说的原话,足以可见当时移民的意愿多么的狂热。

如果说第一代移民潮是对摆脱贫穷的极度渴望,第二代移民依然是中国人们对海外生活极度美好的想象。

第三波移民潮:“精英”

从2010年以来至今,现代人移民原因更加多元。

比如,子女教育问题、居住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寻求理想生活、医疗水平……

都可能成为促发人们移民的因素,但是总结起来一个词可以概况,那就是“焦虑”。

跟前面两波不同的是,这次的人群对于海外已经没有那么多盲目的想象,人们内心动力已不再是贫穷以及想象。

出国对于这波人来讲

已经完全没有新鲜感和想象空间,他们基本上属于每年都要去国外度假、出差的人。

他们的财富、知识、见识都属于社会的中上阶层,也就是易中天先生所说的两类人——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

笼统来说,这一波移民的主要诉求应该是“安全感”。

理性思考:你考虑好移民成本收益了吗?

有句话说起来很残酷却很现实:但凡有纠结要不要移民这种苦恼的都是中产阶级。

确实如此,富豪阶层肯定不会有这样的烦恼。试问,有哪个富豪不是资产遍布全球,去哪里都照样过上等人的生活。

而对于我们广大普通中产来说,虽然卖掉一二线房产确实可以移民,但是我们需要失去太多的东西,才能换回另外一些东西,这种交换太惨烈了。

这种惨烈就足以让大多数中产望而退步。

而现实中子女教育、食品安全等问题依然一次又一次的撩拨着中产敏感的神经。

但是,作为最最务实的中产,还是让我们来理性思考一下移民的成本收益问题。

盘点一下传统具有普世意义的移民收益:

1、子女教育问题:众所周知,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如果子女想上一梯队的公办学校,是需要户籍+房产双重保证的。

即使中产们通过努力已经可以买的XQ房,而户口这个巨大门槛依然把一部分人挡在门外。

纵然是那一批无比幸运的中产们,已经拿下来XQ房和户口两大拦路虎,你的孩子要想在一线城市冲破层层关卡,考上985、211依然是要需要孩子付出比常人几倍的努力,经过中考和高考的惨烈厮杀,才有不到10%的机会进入985、211。

对的,你没有看错!不到10%!

相比较下,国外的教育模式更为开放,没有和户口挂钩这一说,想给孩子报名哪个学校读书都可以,而且很多发达国家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都是全免费的。

有人算过一笔账,在国内培养一个孩子从初中到大学的费用,加上各种择校和补习费,正好可以抵消移民的费用,移民对这些中产来说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2、全民免费医疗、养老保障:“因病返贫”这是在国内很常见的现象。

对于中产来说,就算你有车有房,有一定的积蓄,但也没有从容面应对“两万一天”治疗费的勇气,到时候能指望帮你的就剩下朋友圈的水滴筹了。

但在加拿大、澳洲等那些高福利的国家并不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因为这些发达国家都是全民免费医保,不管你是大病小病、检查还是住院都不花一分钱,全部由政府买单。

3、食品、空气等健康问题:近些年来风波不断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雾霾问题、不达标的自来水问题。

这些人们朝夕相处的生活环境问题,让很多中产们为自己以及父母和孩子的健康、安全担心不已。

尽管中国一直在致力于改善空气质量、生活环境,但距离国外一些国家的高质量的生活环境还有一定的差距。

4、家庭资产配置问题:资产配置早已经不是高资产人士的需求,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更多的中产们开始考虑资产的更优配置。

5、安全感问题:中国如今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机遇和发展机会丰富,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而每一次不稳定因素爆发的时候都会引发中产们深深的焦虑。

“安全感”这个东西,看不到,摸不着,但是有时候又特别重要。

而对于中产们来说发达国家稳定、公平和法治化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原因。

6、出行便利问题:很多海外的小国家护照可以免签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于那些经常需要国际出差和旅游爱好者,多国免签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

盘点一下移民成本问题:

1、资金成本:资金成本当然中产们不得不考虑的第一个因素了。

无论是技术移民、雇主移民、还是投资移民,“钱”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通常来说,不同的国家移民资金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从资金成本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档:

①亲民档(10-40wRMB左右):这一档,看似价格普世,实际上能达到条件的人数少之又少。并不具备参考价值。

例如,澳洲、加拿大、新西兰等大国的技术移民,但是要求很高,对于语言、学历、工作等都有严格的要求。

②中产档(50-70wRMB左右):此类多为中产考虑的类型,但是也需要一定的门槛。

例如,加拿大的留学移民,价格相对较低,但是对于年龄和语言等级会有相应的要求。

③进阶档(70~100wRMB左右):此类移民需要的资金已经有一定的量级,但是也是很多中产可以考虑的类型。

例如,加拿大的雇主担保项目、小国护照等,要求相对较低,适合大部分的中产,但是具体选择那个项目需要根据自身条件来评估。

④高阶档(100wRMB及以上):此类多为投资移民、企业主移民,对语言、学历等自身要求较低,但是对资金要求较高。

例如,欧盟护照、爱尔兰投资移民、澳大利亚188A项目等。

总体来说,虽然看似可以操作的移民项目有很多,但是具有性价比的并不多,例如希腊房产买了基本难以出手;

有的太难,例如法国配额移民、德国蓝卡等;而那些看似美好的则都身价不凡,例如爱尔兰投资移民至少需要300wRMB以上。

2、精力成本:如果说资金成本是中产们迈不过的鸿沟,那精力成本则是中产不得不考虑的。

从研究移民开始,每一步你都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成本,找移民项目、选移民中介、准备移民材料、考雅思托福等。

3、机会成本:对于任何一个移民项目而言,没有人跟你保证100%会成功,移民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

即使移民成功后,你差不多也要放弃你所有的职场经验、人生成就,从头再来;

哪怕你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切,你依然要面对放弃国内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红利!

4、移民融入问题:移民,绝非换个国家生活那么简单,异国他乡旅游时觉得千好万好,真的移居过去还是要面临巨大的融入问题。

语言沟通问题、生活习惯问题、思维方式问题、饮食差异问题、父母尽孝问题……都是移民后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问题。

5、移民监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办理移民打算去他国生活的可能不是问题。

而对于只是想拿境外身份的移民者来说,动辄4个月真正更高的居住时间要求也是不得不考虑的巨大时间成本。

OK,到这里基本上就大致盘点完了移民的成本和收益点。

如果你经过深思熟虑,仍觉得即使付出巨大代价,仍然值得,又有足够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可以在国外生活的很好。

那么应了移民行业的那句话,移民越早越好。

而如果你衡量之后觉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经历这么多的困惑并不值得,那就早点放弃那些摇摆的念头吧。

专业助攻:卖掉一二线房产移民?先看看你卖的是什么房

考虑好是否移民问题,那么接下来不得不面对更为现实的问题,对于广大中产来说,想要移民,很可能要面临卖掉一二线房产的问题。

中产卖房必须考虑好以下几点:

1、你卖掉的房产是不是你的唯一资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更要劝你三思了,这套房产很可能是你在一二线城市打拼多年的成果。放弃这套房产,意味着放弃了多年积累的一切,而选择重新开始。你付出的机会成本将比一般人更大更多。      

2、你卖掉的房产是不是优质资产?还是不那么值得拥有的远郊房或者市区老破小?很可能你会问,这两种情况有区别吗?我很负责的告诉你,有区别!而且区别很大,同样的你付出的机会成本的问题。尤其是一线城市核心区优质资产,未来几年的增值潜力无限!而无论什么移民,似乎都是不那么确定选项,而从投资确定性来说,一线城市优质资产稳赢。再说远郊房或者市区老破小,这个在我们公众号其他文章中也多次表述了我们的观点:尽快处理。至于是选择置换优质资产还是卖掉用于移民,就是个人选择问题,请参考前面的文章自行选择。

3、你卖掉的一二线房产以后还能不能买回来?或许你会说我既然已经选择卖房移民还会考虑回来吗?其实不然,移民后又颇费周折回国的人大有人在。如今的一二线城市早已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选择卖房移民前,事先做好最坏打算,总是不会错的。回想一下,前几年前呼声颇高的“逃离北上广”,试问,有谁真正了解过,当年逃离北上广的人有多少人真的逃离了?又有多少人逃离了之后又返回来了呢?

多种选择:移民的另一种选择,轻移民!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中产朋友要问,难道移民对我们中产来说真的就这么难吗?非要面对那么惨烈的抉择吗?移民就没有什么可以两全的方法吗?

还真有!接下来我想说说移民的另一种选择:轻移民!

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大多人都知道,就是要移民移居,简单来说就是办理了移民就要举家前往移民国,放弃国内的一切,从零开始。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移民其实有两种选择:一是移民移居;二是移民不移居

所谓“轻移民”,其实就是移民不移居。

移民不移居,是通过受理移民申请,我们取得了海外身份。

但我们并不是长期定居在海外,但我们仍然留在国内经营和监管我们的业务,致力于我们在国内的生活,但同时我们可享用海外教育资源,医疗水平及福利待遇。

的确,轻移民可以解决移民的多重需求,如资产配置、税务规划、教育、养老、度假、出差等优势。

但是,“轻移民”依然要面临巨大的资金门槛;以及如果不去移民国工作、生活,办理所谓的轻移民也就成了解决内心焦虑的出口而已。

总得来说,是否移民?是否移居?还是都只有你自己才能选择。

中肯建议:非移民中介视角给中产的几点建议!

移民,从来都是个人选择问题,没有对错可言。

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而且要走了比较长的一段路后才知道。

并且,移民的试错成本太大,大到我们不得不反复掂量、仔细思考。

以下是我作为非移民中介给广大中产朋友们几点最中肯的建议!

1、无论做什么选择,都是基于自己理性思考和对未来自己工作生活方向的研判,切勿盲目跟风

2、对于在北京、上海等一二线城市经过多年打拼才拥有唯一住宅的朋友们,我的建议是轻易不要卖房。无论是什么目的,因为你很可能再也买不回来

3、对于事业处于上升期的年轻中产们,也不建议轻易考虑移民,抛开文化差异,民族自信,我们都认为未来10年,中国都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4、对于考虑子女教育、安全感问题的进阶中产们可以适度考虑轻移民,进可攻,退可守

5、对于要想赚钱,想要实现财务自由,或者有理想实现家族阶级跃升的朋友,更是一定要留在国内

我们依然看好中国,直接点名说,看好上海等一线城市,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

By 观观

医药行业人才回国是明智的选择吗

从波士顿美术馆旁的美国东北大学出发,一路向北,从“哈佛桥”跨过横穿整个波士顿的查尔斯河,便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东侧,是波士顿“剑桥区”的核心地带——肯德尔广场。

在东北大学读博的社会学者游姝楠,经常到这里散步。她能认出广场周边每一栋建筑:这栋是辉瑞的办公室、那栋里都是莫德纳的员工……老钟塔旁边亮得晃眼的12层玻璃房子,是著名Biotech孵化公司Lab Central的新基地。

《美国十大生物制药集群》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榜单中,波士顿已连续击败硅谷,位居榜首。

这座名校云集的“智慧之城”也聚集了阿斯利康、赛诺菲、诺华、辉瑞等超过2000家生命科学领域的知名科研机构和企业,位居全美生命科学行业五大求职地之首。

如果说波士顿是世界生物制药的环靶,肯德尔广场就是靶心。这里有一条完整的生物医药产业链。游姝楠在这里见过太多顶尖的生物医药人才,其中不乏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青年才俊。

其中一位告诉她,从2008年至今,约有一半在美留学生活工作过的生物医药人才选择回中国发展。

“回国的职业选择更多样化,可以继续在药厂工作,也可以创业、做咨询猎头、甚至成为投资人,而在美国的职业发展方向更单一,大部分都聚集在药企做研发。”她说。

对高技术移民感兴趣的游姝楠,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

美国一向是世界生物制药强国,而中国的生物制药行业在过去十多年才逐步发展起来,在“海归”人才、政策扶持、资本加注的环境里迅速崛起。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当前中美的竞争关系,会给两国间的人才流动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游姝楠想知道,从这些生物医药人才出国留学、在美工作,再回国发展成为“海归”,甚至有些人选择再度出国,这样来来回回的流动轨迹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如何从大国博弈、全球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以及个人选择等角度去理解生物医药人才在中美之间的“人才环流”(Brain Circulation)?

在访谈了近50位留美和“海归”生物医药人才后,游姝楠渐渐勾勒出一幅中美生物医药人才迁徙的草图。

作为社会学者,她目睹了经历跨国教育的科学家们在“逆全球化”浪潮下的沉浮,感受到了生物医药产业对创新土壤的追求,也从社会学的角度去重新思考生物科技发展与国家、资本、产业、人才之间的碰撞。

太平洋两岸的人才循环与对望

游姝楠的观察对象们,有着大致相同的人生轨迹:

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在国内接受大学理工科教育后,去往美国读硕士和博士——大多情况下,这些优秀的学子甚至可以本科毕业后跳过硕士,直接在美国读博。

不同于公众对留学生大都家境优渥的想象,许多访谈者来自很普通的二三线城市小康家庭,凭着会读书的本事,依靠全额奖学金铺路,获得在美国深造的机会。

他们大多曾学习生物统计、生物化学、药学等专业。读博甚至博后期间,省吃俭用,艰辛而执着地在实验室里辛勤耕耘科研。毕业后,少部分人会留在学术界,还有一些进入医药行业,并直接进入辉瑞、阿斯利康等大厂的研发部门,也有人选择先进入以提供项目外包服务为主的CRO公司,甚至以CRO为跳板,试图曲线进入跨国大药企。

留在美国进入跨国药企(MNC)做研发的中国人,大部分成为了各自领域的技术专家,能进入管理层的却不多。

随着近年来在美华人努力发声,华人在药企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用访谈者的话说,天花板提高了很多,现在的天花板基本是VP(Vice President)这个层次。

但是,在美华人科学家的职业发展路径依然缺乏更多想象空间。

一位受访者自嘲自己是“科研民工”,他说,“我们是在用高技术仪器做劳动密集型工作。我对‘科研民工’的理解是:不做决策、没有话语权、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

他们也很难不受到近年来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中国行动计划”让不少华裔科学家选择回到中国,而在医药行业工作的科学家们也可能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不信任,无法进入公司高层核心项目,抑或是在出入境时被海关反复“检查”。

与留美从业者清一色的药企研发岗位不同的是,回国的“海归”们有着更“五光十色”的生活,和更广阔的职业选择——

有些人利用漂亮的留学背景和博士头衔,转行做市场、咨询、产品经理、猎头甚至风投,且都很快成为行业里的“大佬”;有些人继续做研发,一跃进入大型跨国药企,职级也更上一层楼;还有的人乘着创新药市场爆发和政策支持的东风,直接选择创业。

谈及他们回国后的职业选择,不少访谈者用了跨国比较排除法。“很多人选择回国做咨询和投资,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很难从事类似的职业。”游姝楠说,“这需要语言能力特别好,或者社交能力和资源特别强。”

在排除法下,一些访谈者告诉游姝楠,都回国了,就一定要做留在美国的同行“做不了”的职业,如果想在药企做研发和在学界做学术,从科研环境和创新氛围考虑,那应该留在美国,所以回国的职业选择就自然地排除了以上选项,而选择在美国更难入门的投资、咨询、创业。

还有一位访谈者,两种选择都尝试过之后,又返回了美国。

不过他回国的时间更早,是在2007年。从今天来看,那段时间可谓是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爆发的奇点。2008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海外人才回国创业的政策,大批生物医药领域高端人才和科学家浩浩荡荡地回国。

回国后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令他失望。由于师从名家,又有名校博士后的背景,公司为他配了实验室和团队。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坐着飞机去见各种各样的投资人,感受着身边人崇拜的目光,俨然是一个成功人士。

但后来,由于家庭和孩子教育的原因,他又返回美国,重新做回了“药厂打工人”。

经历了在国内做“海归”的风光,在美国天天“搬砖”,一度让他的落差感很大大,花了许多时间做心理建设。

后来他找到了平衡——国内教育太“卷”,小孩受不了;妻子不想回国,两地分居也不是办法——相比外在的风光,还是安稳的小家最实在,他认为自己一点也不羡慕那些回国后混得风生水起的同行。

游姝楠用“内心的全球化”来解释这种跨国的比较。无论留美还是回国,曾经的旅美经历让这两拨人都永远处在彼此凝望比较的关系中。即使身处大洋两岸,他们互相比较的,也并非所在地的其他族裔,而是有共同根源的彼此。随着“别人家的孩子”走出国门,攀比的范围也扩大到整个世界。

事实上,中美生物医药人才迁徙的路径并非单向度的,而是一个循环,这缘于全球科学共同体的共通性。

在游姝楠的研究中,不乏回国创业失败或是转行失败的人才,抑或是在MNC撤走中国研发部门时被裁员的研发人员。在这些人的故事里,他们通过猎头或者移民网络,又重返美国从事研发工作,过上了原先的“美式中产生活”:工作与生活相对平衡,很多闲暇时光,还有风险回报都更可控的清晰未来。

回来的人多了,“海归”含金量也低了

在游姝楠眼里,这种生物医药人才环流形成的原因纷繁复杂。就像是一股季风,源于海洋与大陆间的温差,大范围、以年为周期地在这颗星球上流动、变化、转换风向,推搡着不同土地孕育的科学家们飘散到世界各地。

一个生物医药人才选择回国的原因有许多。

大的时代背景毋庸赘言:国内巨大的生物医药市场需求,以及政府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扶持政策。从“十一五”以来,每个五年计划中,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创新都被放在显要位置。对人才的激励几乎不计成本。

对身处美国的生物医药人才而言,除了大洋西岸国内医药热土的吸引,美国职场的天花板,也对他们产生了向外的推力。

游姝楠发现,除了技术的原因,“中国人在美国主要从事研发工作”在社会学上更反映了美国生物制药行业的劳工结构单一、族裔分化明显的特点。

“这种劳工结构是以种族为基础的,它让中国科学家大量地集中在研发和实验阶段。”与之相似的,是印度裔扎堆于工程、计算机编码相关工作,墨西哥裔扎堆于重体力劳动等。

有访谈者告诉游姝楠,“我们生物统计组里全是中国人。”

族裔劳动最显著的后果,便是“竹子天花板”,或称“玻璃天花板”,以形容在美国,亚裔即便有高学历、高技能、高收入,却仍然难以晋升至管理层和领导层。

2000年,《科学》对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的亚裔工作者展开统计,发现专业人员(professional staff)中的亚裔占10%,而在管理层(manager或者supervisor)中,亚裔只占4%。美国“工作-生活政策中心”(CWLP)调查的亚裔人群中,四分之一的受访者相信种族歧视让他们在职场上止步不前。

生物学泰斗吴瑞、生物学家饶毅、病毒学家蒋观德等留美科学家都为这样的情况发过声。

游姝楠的访谈者们,也明显触碰到了这看不见的顶端。“我觉得如果也要做到C-level(即管理层),在国内是很容易的,但在美国,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做到。”一位访谈者说,“天花板是肯定存在的,级别越高,感受越强烈。”

在“竹子天花板”的阻力之下,很多人选择回到自己的国家。印裔学者玛丽∙保罗(Anju Mary Paul)研究发现,截止2010年代中期,她统计的119名海外留学的亚裔科学家中,有52位回国,34位回到亚洲其它国家。

相比留美的科学家,回到中国的科学家们,撑起了近十多年来国内创新药领域的半边天。

微芯生物、药明康德、百济神州、贝达、加科思、君实生物……这些业内耳熟能详的创新药企的创始人,不仅自己是“海归”,也为大量“海归”生物医药人才创造出许多优质岗位。

但在近几年,这样的风景也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过去十年回来的人太多了,好像‘海归’身份就没有那么金贵了。”游姝楠说。

教育部在《2019年度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中指出:1978~2019年,我国已有490.44万人在国外完成学业,而其中86.28%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统计显示,2016~2019年回国的人数达到了出国留学人员的8成,同时也不乏许多“移二代”的回流。

与此同时,“海归”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示,留学生回国意愿增强已经成为一个趋势,83.1%的“海归”表示求职压力增大。

社会学者眼中的“竹子天花板”

尽管存在天花板,由于美国生物医药行业的领先优势,那里的科研环境对各国生物医药人才仍然具有吸引力。

回国后继续做科研的“海归”,进入MNC的本土研发部门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不过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MNC研发部门相继撤出。

2017年11月,阿斯利康剥离在中国的临床研究业务,成立新公司“迪哲”,原先在中国创新中心(ICC)的所有研发人员均加入新公司。同年,GSK宣布裁撤已成立10年的位于上海张江的神经系统药物研发中心。2018年9月,诺和诺德丹麦和中国研发中心共裁员400人。2019年底,辉瑞也停止了亚洲发现实验室(Asia Discovery Labs, ADL)的启动计划。

游姝楠的几位访谈者,由于就职的MNC撤走在华研发部门而被裁员,又转身去了美国。

作为社会学者,游姝楠感兴趣的除了这种候鸟式的人才迁徙,还有他们看上去很窘迫的个人处境。

她身边有很多读生物专业的好朋友,她的伊朗籍前男友Alireza也曾在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做博后。和中国一样,伊朗同样是科研劳动力的输出国。

在游姝楠看来,Alireza在做博后期间的科研工作需要极高体力和智力:设计实验,预定所有实验器材,日复一日地喂小白鼠,让小白鼠得病,再给小白鼠注射药物,观察治疗效果……

实验周期通常都要几个月,这个过程需要全身心的专注,喂养小白鼠稍有差池,比如多加了几滴液体,就可能让整个实验毁于一旦,几个月的辛苦付之东流。

移民学生和博后的合法身份,都依托在实验室工作之上,这种法律身份上的脆弱和不稳定性,使Alireza不得不遵守老板苛刻的要求,经常需要在实验室待到凌晨两三点。

完成三年博后,Alireza转到制药行业,在38岁的年纪开始了第一份工作。游姝楠认为,这份工作的薪水与资历极不相称。“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不快乐,他是个热爱电影艺术的人,长年累月的科学训练扼杀了他的活力。干这一行,身体和精神都很辛苦,生化环材被誉为四大天坑专业是有道理的。”

作为外来族裔,忍受歧视在美国职场打拼,是另一种艰辛。

为了寻找合适的访谈对象,游姝楠经常参加一些波士顿生物医药界华裔举办的沙龙。这些参与者并不多的闭门活动,是在美华人们寻求认同感的“安全屋”。在“安全屋”里,他们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谈工作、谈机会,相互认识,抱团取暖。

在一场有三四十人参加的沙龙活动上,大家聊到了生物医药界“竹子天花板”等话题。游姝楠发现,这些技术人才对职场中的隐性种族歧视看法“非常朴素”:“他们就觉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可以了。”

当时,一位科学家站出来现身说法,“你要相信大家都是人,没什么不一样的……我老板和我都有婆媳问题,所以我经常在午休的时候和他聊婆媳问题、家长里短,感觉我们的关系就更近一步了。”

“我有些同事也许会在心里歧视我,”另一位说道,“但人家表面上没表露出来就行了,不用想东想西。”

“我们组里都是中国人,”又有人接过话头,“所以组里应该不存在‘竹子天花板’。”

游姝楠听不下去了。“我当时就觉得,他们需要一个社会学家的视角。”于是,她站出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把来自一个国家的员工放在同一个组里,本身就建立在以族裔劳动为基础的劳动分工上。”

从个体层面,游姝楠觉得他们的思考没有问题,毕竟每个人能改变的只有自己,但她希望通过交流,让大家从一个更系统性的角度去反思。比如“族裔劳动”“基于种族的劳工结构”等等。

这场沙龙让游姝楠更加坚定,自己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至少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的困难背后是有社会因素的,也能为他们和同行的遭遇发声。”

一句话总结,如果想要平静生活选美国,如果想要社会地位回中国。

By 思齐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