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大学”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6月下旬,冯淼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个帖子,想指导一些高考生报志愿。

至于原因,她说很简单:自己淋过雨,所以想帮别人撑把伞。

作为曾经的河北考生,她了解填报志愿时的那种迷茫与焦虑,所以想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帮助考生填补信息差,让他们在报志愿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参考。

在寻求帮助的人中,不少人向冯淼倾诉了自己的烦恼:河北可选择的好学校太少,如果想去外省上大学,分数要比当地考生高二三十分才能被录取。

这样的问题,不只在河北。

同为人口大省,山东、山西、河南与河北经常被放在一起提及,如今,它们被叫做“山河四省”。

这是一个网友口中地缘相近、文脉相亲、盛产粮食也“盛产”人口、经济增速趋缓的省份组合。

在教育层面,它们更是面临同样的问题,高考人数众多但教育资源相对匮乏。

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所虚拟的“山河大学”被网友建造出来:四个省份的考生,每人出资1000元,总共筹集三十多亿的资金,就可以建立一所位于四省交界处的综合性大学,为“山河四省”的学生提供教育。

这个想法得到了很多山河四省考生的支持,甚至学校官网、校徽、校训、校址、录取通知书、校园平面图都陆续被设计了出来。

这场网络狂欢背后是山河四省学子对教育资源不平衡的调侃,是在巨大压力下的一次自我安慰和心灵释放,也是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对好大学的期待。

学习的分量

在小沈看来,高考之痛刻在每个山河四省学子的骨子里。

小沈高中是在河北省一所重点高中上的,作息安排与衡水系学校一致,课业负担和教育理念也基本相同。

早上五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休息,之间的十七个小时,每个人都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人,吃饭、早读、上课或是睡觉,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在这样的环境中,好学校是目标,分数是衡量标准,唯一被允许做的事情是学习。

回想高中时期的生活,小沈认为自己和同学就像火场中逃生的蚂蚁,只有使出浑身解数成为蚂蚁兵团内部的强者,才能拥有生路。

这个比喻很容易让人想起法国作家贝尔纳·韦伯塑造的《蚂蚁帝国》,他在这部小说里提出了一个观点:学校并非一种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你得去利用它,而不是去忍受它。

但对于山河四省的学生们来说,可以被利用的选择太少了,即便在山河四省中算是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山东,也就只有3所211(其中2所为985)。

于是,他们不得不自己塑造一副精神上的铠甲,用以抵御各种挫折。

冯淼的高中生活与小沈类似:负担重、考试多、压力大。

她记得刚入校时,还不习惯学校的军事化管理,有一次晚上因为脱衣服慢了,老师来查寝的时候没有躺在床上,结果就被记了“不睡觉”,第二天中午被通报批评。

“我们当时受的教育叫做‘分分必争’,班级口号是‘根系清华,魂系北大’。在那时,高考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当时置身于这样环境的冯淼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类教育理念的严苛之处,因为在老师和家长的口中,他们需要为高考付出全部,需要无条件的努力,这样才能再多涨一分,多超过一些人,才有可能考到更好的学校。

“在上大学之前,我曾以为大部分人的高中生活都与河北学生类似,可后来才知道,由于区域经济、教育资源配置不同,我的高中生活并不是常态。”小沈说。

在大学时期,小沈也曾和同班同学聊过高考成绩,当听到有同学的分数比自己低了近五十分时,她才意识到,原来河北考生需要比其他省份考生付出加倍甚至三倍的努力,才能考上同等级的大学。

而且,小沈到外地上学后才知道,其他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省份的学生,对山河四省学生的处境了解非常少,甚至有的人不承认地域之间高考分数存在差距的事实。

“所以我觉得,人们对山河大学极度渴望的这种网络情绪不是被放大的结果,而是大家共同的呼声。与其说这种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应当解决,倒不如说山河四省学子希望借由这次公共讨论,使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得到所有人的正视与关注。”

教育资源匹配需求应被看见

事实上,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阶段之后,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不均衡,造成了地域间的教育资源不均衡现象,

河北、河南、山东和山西是我国的人口大省,也是高考大省。

以2023年的数据为例,四省的高考报名人数分别为83万、131万、80万和33.7万人,合计327.7万人,约占全国考生人数的25%。

然而,与庞大的考生人数相比,四省的高等教育资源却相对匮乏。在四省范围内,211高校只有4所、985高校仅2所,而且这2所985院校都属于山东。

以人口大省河南为例,河南仅有一所211高校郑州大学。全国147所“双一流”高校,河南仅占2所。

△ 郑州大学 图源:图虫创意

这与河南的邻省江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江苏人口比河南少一千多万,但拥有2所985高校,11所211高校,16所“双一流”高校。

山河四省中,河北省的高校资源最为匮乏,全域内没有一所985、211高校,唯一隶属于河北省的211高校是河北工业大学,位于天津市。

而且,河北高校的省内录取分数线高于它们在外省的分数线,“我记得2020年河北工业大学文科在河北省的录取分数线最低是603分,但是在辽宁的录取分数线最低是601分,也就是河北的学校对于河北的学生都没有什么倾斜。”冯淼说。

因此,很多河北学生都会选择报考省外的院校。“对于河北的学生来说,北京和天津的学校是首选,其次是外省的学校,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也会给我们灌输一个思想,那就是只有没本事的人才会留在河北上大学。”冯淼说。

河南人许韵在读高中的时候,也曾下决心不留在河南。她并不是想逃离这片自己从小生长的土地,而是她认为:河南高考实在是太难了。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林勇通过整理2018年各省份录取数据后,以清华北大的录取率来看,靠前的是:北京(0.603%)、天津(0.135%)、上海(0.098%),排名最后五位的省份里,河北(0.016%)、河南(0.014%)均榜上有名。可以看出,排名靠后省份的清北录取率与排名最前的北京相差至少37倍。

在许韵看来,虽然她热爱自己的家乡,但是不得不离开。“我们就像圆周率3.14之后的那些数字,在小数点很后很后,所以就没什么人记得和在乎了”。

她希望这次关于山河大学的讨论能够受到更高层面的重视,使山河四省学子的梦想成为现实。

幸运的是,在山河四省学子的呼声下,教育部关注到了“山河大学“的问题。

7月6日上午,国新办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有关情况。

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指出,未来教育部将不断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结构,支持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人口大省,扩大高等教育资源的规模,优化类型结构和区域结构。

“山河大学”爆火的背后

重点高校的缺乏也导致了山河四省人才的外流。

由于山河四省学子在省内只有6所优质学校可选,更多的优秀考生则必然会选择高校资源丰富的地区。而且,这些人才毕业后,也基本不会选择回到家乡进行工作,而是会考虑去一线城市,或者是大学所在的省份。

“像我们的同学,如果想要离家近一些就会选择到北京、天津工作,其余的人大部分会选择去南方工作,几乎很少人回家,除非是考上了公务员。”冯淼说。

这也是不少网友呼吁建造“山河大学”的原因。毕竟一个地区如果没有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那么很容易造成人才流失。

就目前来看,山河四省已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高素质人才缺乏的情况。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来看人口构成。15—59岁人口比重在65%以上的省份有13个,在60%—65%之间的省份有15个,在60%以下的省份有3个。这个比例越少,说明儿童和老年人越多。而这3个低于60%的省份就包括河南和河北。

山东和山西的15-59岁人口比重超过60%,分别为60.32%和64.72%。这也说明,山河四省存在青壮年人口比例较低,老年人和儿童占比大的情况。

在高素质人才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六号)》的统计显示,在各地区每10万人口中大学(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的表格中,河南、河北的比例远低于平均值。

“人才是第一资源”,如果山河四省的人才持续外流,会对当地的科技和经济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结果,经济发展放缓又会进一步加速人才的外流,形成恶性循环。

基于这种情况,山河四省的教育资源分配问题急需解决。

“山河大学”在网络上引发的巨大反响,更多是学子对故乡逐渐没落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是期望家乡能够更好发展的一种鞭策和鼓励。

“希望能够快点提升山河四省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辜负四省学子的努力,也不辜负所有人对于这四省未来的期盼。”许韵说。

By 读城记

“京沪永远涨”的时代过去了

从城市层面来论,内地最牛的城市非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莫属,其中京沪实力又在广深之上。从楼市角度来说,最牛的房子不是地铁房,也不是豪宅,而是顶流学区房。如果将二者叠加,得出一个结论便是,中国最牛的房子,就是京沪的顶流学区房。堪称中国楼市的王炸级选手。但最近传来的消息显示,这些王炸级房子,价格也失守了,出现了跳水。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披露,上海学区房“最强阵地”在市场下行中失守了,部分溢价过高的学区房,“价格已经回到了5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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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列举了多个顶流学区房为案例。2021年,浦东新区顶流学校明珠小学的“老破小”朱家滩小区单价已经飙升至130952元/平方米,“秒杀”隔壁世茂滨江豪宅,而单周价格涨幅更是高达39.4%,是世茂滨江涨幅的10倍。高点时期,达到均价15万元。今年一季度成交均价跌至10万元左右。而目前,门店的挂牌价跌至10万元以内,同样对口明珠的泉东小区,挂牌单价只有9万元出头。此外,同样地处浦东新区、凭借“福外+建西”双学区成为顶流学校的梅园片区,最高峰单价卖到20万元出头,甚至有挂25万元的。现在小户型只能卖到13万-15万元/平方米了。这降幅,妥妥的破防。


北京的学区房降价跳水的消息,更多了,随便一搜都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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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深圳。

百花小学和深圳实验中学的学区房金茂礼都,二手房价格最高时冲破了30万元/平方米,去年3月份有业主将价格降到了13.7万元/平方米。深圳的六大名校学区房中的百花片区、南二外周边以及深高北周边二手房成交价跌幅最大,在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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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顶流学区房这类产物,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与房子深度捆绑。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大力推进农民进城,加快城市化速度,国家将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公共资源集中到了城市,然后又将房子与教育捆绑。民众想要获得好的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就必须来城市,而要让自己的孩子能够上公立学校,就必须买房。轰轰烈烈的四十多年城市化,从某种角度来看,是资源的城市化,和普通民众买房的城市化。当房子与教育资源捆绑的时候,它早就不是纯粹的房子,而是资源,资源便可以金融化。在这种制度之下,学位越好的房子,越受追捧,有钱的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能够上更好的学校。资本也看到了这个利润点,所以炒作资本也不断涌入。顶流学区房变成了天价学区房。

02顶流学区房为何失守

这些楼市皇冠上的明珠,为何暗淡,为何价格不断失守?主要原因有三,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


第一,行情下行。去年以来,楼市进入了全面调整周期。今年一季度,在防控放开之后,由于部分人盲目、过度乐观,再加上压抑的需求集中爆发,引发了一场短暂的小阳春。
但进入二季度,随着需求在一季度消耗殆尽,而经济、就业、消费等宏观经济数据并未按照大家的预期表现,导致新的需求并未产生,需求之间的青黄不接,最终表现在4月份的成交量整体转向。以上海来说,2月份二手房成交量高达18857套,冲破了荣枯线,3月份更是创下了23650套的高峰,但高峰之后,无论怎么走都是下坡路。5月成交约1.5万套的低谷,只相隔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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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过去两周上海的二手房成交量都只在3000套左右,上上周成交了3025套,上周成交了2957套,下行趋势仍在。

以此估算,6月份上海的二手房成交量在1.2万套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兴奋了三个月,又被打回原形了。

同时,上海的二手房挂牌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易居研究院披露,6月初上海的二手房挂牌量冲破了18万套,挂牌量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重庆的22万套,成都的20万套。

同时,从挂牌增速来看,今年6月份上海、武汉和西安的二手房同比去年同期,增速最大,分别为82%、72%和40%。13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Image换句话说,二手房越卖越多,已经成为当下中心城市的共同烦恼。卖不动,降价就是必然。
国家统计局披露的5月份数据显示,四大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全线下跌。

北京环比下跌0.6%,上海环比下跌0.8%,广州环比下跌0.2%,深圳环比下跌0.1%。其中上海的二手房环比领跌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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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区房游戏规则正在改变。这两年,学区房的一个新的游戏规则在越来越多的城市推进,就是教师轮岗制度。
本号之前也多次写到过。目前已经有北京、上海、深圳、南京、常州、徐州、烟台、大连、无锡、合肥、西安、三亚等城市或者城市的某个区正式官宣,开启教师轮岗。其中的典型代表是北京。早在2021年,北京率先在东城和密云两个区试点,当年年底就扩展到了6个区。2022年7月份,北京更是直接梭哈,全市16个区全面开展教师轮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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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教师轮岗制度,就是老师们不再固定于一个学校教学,而是几年轮动一次。这样的背景下,原本的名校,会因为优质老师的流失而不再名校,原本的普通学校,在一定周期内,轮动到了优质教师资源,实力大增。而教师轮岗制度就是打破名校对优质教育资源,也即对优秀老师的垄断,让买学区房变成了买盲盒,让优质学区房变得不确定。教师轮岗制度,是悬在天价学区房头顶上达摩克利斯之剑,是一个长期威胁,但高价学区房的最大利空,则是接下来要说的第三点,新生儿人口转向。

03新生儿人口下滑才是最大利空

我们的新生儿人口在2016年见顶后转向,去年出生人口跌破了千万,只有956万,相比于2016年的高点,下跌了46.4%。

Image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国家统计局

民政部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结婚人数创37年来新低,这意味着出生人口下行速度还会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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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构预测,今年的出生人口可能会跌破800万。上海的出生人口这几年也在快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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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城市财经;数据:上海市统计局去年上海的出生人口10.8万,死亡人口14.8万人,自然人口减少了4万人。同时人口流出了几万人。总常住人口合计减少了13.54万人,是主要城市中人口减少最多的城市,也是全国人口减少最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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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各城市统计局

新生儿人口逐年减少,对房地产整体是一个持续利空,而短期遭遇利空最大的则是学区房。
新生儿数量不断减少,学区房的需求就滑落,最终冲击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需求。
目前,全国幼儿园数量已经在收缩。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这一数量相较于2021年减少了5600多所。这是过去15年以来,全国幼儿园数量首次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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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人口减少是楼市最大的利空。


当孩子数量不断减少,对学区的需求不断下滑,顶级学区房的支撑力量晃动,高价便难以坚守,这是高价学区房失守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个利空,会随着时间推移,持续发挥作用。

By 城市财经

中老年抑郁急需重视

陈慧娣六十多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她笑容可掬,烫过的头发堆在肩上,戴着一顶俏皮的帽子——这张照片是她的家人为了寻找她,发布在网上的。

她的丈夫和女儿后来看到了她在江边的监控录像。那身影是“很着急、很着急的,打了车,到了江边拼命地跑,头也不回。”她的丈夫齐志明回忆。他快八十岁了,近几个月沉浸在妻子突然投江身亡的悲痛里。他重复最多的是:“想不通。”

与丈夫相伴到老,身边有女儿、女婿和外孙,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陈慧娣却频繁地说“很难受,不想活”。齐志明说,妻子十年前便确诊抑郁症,近几年,在他的注视之下,她的病情日益严重。在更换抗抑郁药品的档口上,陈慧娣“失控”了。

在公共领域,目前少有老年人主动袒露自己有患抑郁症的经历,他们是沉默的。但实际上,老年人是面对抑郁症最脆弱的人群。

国内几家精神健康医疗机构2019年联合公布了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按照较严格的抑郁障碍标准,患病率最高的年龄段是50-64岁,患病比例为4.1%,第二高的是65岁及以上的年龄段,为3.8%。

还有更多中国老年人正默默遭受抑郁症状的困扰,人们窥见的只是冰山一角。

乌云笼罩下的家庭

妻子去世之后,齐志明想,早知如此,无论如何要送她到精神科住院。但女儿说,这是防不胜防的,这样老人会很受罪。

齐志明将信将疑。有的事,他没有机会再问妻子了,现在也无法对女儿开口,显得他要责怪女儿;可是,如果不说,又在心里挥之不去。

在齐志明的印象里,从年轻时候开始,陈慧娣就很容易紧张,婚后,她一直做家庭主妇,属于把丈夫看管得比较紧的人;后来,女儿生了孩子,两人一起接送外孙,那个孩子在身边蹦蹦跳跳,稍微一闪,几秒钟离开了视线,妻子的脸瞬间变了颜色。这画面在齐志明的心底留了很久。

按照他的回忆,五十多岁的时候,陈慧娣开始有了固执的“疑病症”。

陈慧娣觉得自己尿道感染,频繁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什么。她还说自己疼,浑身疼。后来齐志明退休了,陪她看遍了城里的医院,一次在门诊的时候,有病友推荐他们去试一试精神科。她的病随即被诊断为抑郁症的“肢体症状”。

医生开了一剂药,一度“控制得很好”。往后十年间,陈慧娣还不时地去检查,有一次真的查出肿瘤,反而“没什么”,动切除手术的前后,一点也没有闹。只是近两年,陈慧娣说,吃这个精神类药物让自己“心乱”。

她对丈夫说过几次,自己想死。

齐志明知道妻子有病,但还免不了感到她在“作”:“你什么时候想死,我陪你去。我们年轻时就约好的,一起死。”

“你真要自杀,这很不好啊。我们还有孩子、孙辈。你这么搞,我们怎么做?不行,绝对不可以。”他又对她说道。

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几天,终于拜托医生换了“有副作用”的药,开始吃新药,一下控制不住,她跑出去,第一次家里人把她找回来,坐下吃饭。齐志明完全服了软,倾诉了对她的感情。他记得,她也是有回应的。可是,第二天一早的监控视频里,她又跑得那么快,像是很决绝的样子。

郑华也经历过四处寻找家人的苦难。那是她的母亲,那天,他也散发了很多寻找母亲的信息,到处看监控。傍晚,小区里与母亲一起跳广场舞的阿姨给他打电话,让他过去。他感到,有一个猜测在心里逐渐着地。

他的母亲许淑英也离开得那么坚决,把自己反锁在停车场一侧的一个密室里。小区里一起跳舞的朋友组织找她,在附近兜了很久,才发现了这个地方,进而发现遗体。

郑华的父亲是因癌症过世的。母亲五十多岁的时候,有一年一直在辛苦地照顾自己丈夫。他去世了,她比较伤心。这一段时间,她也开始去医院查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毛病——局部地区疼痛、身上哪里有“胀气”、头晕。

她有一回在小区里,带着郑华的孩子玩耍,摔了一跤,在家休息,逐渐变了一个人。

郑华说,妈妈原本非常外向,发病后,变得胆小、不肯出门、不愿意打开手机。

这时候,唯一能说动许淑英出门的由头是去看病。郑华说,母亲一生经历很多事,是比较强势的个性,但在疾病的折磨下,她会对医生反复说“求求你”,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

医生嘱咐郑华,要找人陪着许淑英,防她想不开,但许淑英不愿意主动和人说话。因为整夜睡不好觉,她的身体也变得虚弱。所以,后来只能找一些老家的亲戚出来,轮番在家里照顾她。

发病是周期性的,多数在春天,一发两三个月。最严重时,郑华半夜里经常听到母亲爬起来,在关着灯的客厅里来回走,熬过一夜。无法表达的痛苦

下班回家的郑华遵从医生指导,试图在家营造一些快乐的氛围。比如,他们夫妻俩晚上逗孩子玩,会故意笑得比较响。但发病的母亲看上去没有任何反应。

他说,自己也不能对母亲倾吐遇到的苦恼,只能强挨着,时不时地尝试和她交流。“妈妈。”他对她说,“抑郁症是一个病,坚持吃药,(发病的)时间很快会过去的。家里还有孩子。我需要你,不能没有你。”母亲对这些话,似乎也没有什么反应。

在疾病中,她只会反复念叨:“我现在的脑子像是透明的,外面讲话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她说,自己已经很多天没有睡好觉了,感到身体很胀,很疼。

到了恢复阶段,她逐渐能睡着了。去参加家族聚会的时候,她的兄弟姐妹们会提醒她:“要注意吃药哎,要听医生的话哎,你发病的时候都不认识(搭理)我们了。”许淑英不接这种话,更不主动提起;旁人问些问题,她也不正面回答,好像忘记了一般。

没犯病时,她能组织其他老年人一起旅游,常去跳广场舞,不像患病的人。

又是一年发病,许淑英一早跑出去,寻了短见。“那天是非常、非常难受的。”郑华回忆,“家里的亲戚都从老家赶来了,有的亲戚还冲我吼。”更多人问的则是:是家里遇到什么问题吗,是媳妇和婆婆吵架了吗?

往后的一段时间,郑华总准备着很多母亲和一家在一起的照片,预备给亲戚们看,他想证明,并不是他和妻子不照顾她,不和她谈心。

“家里有一个人患抑郁症,所有人都是苦不堪言的。”郑华反复地自白。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姜楠研究老年精神病问题有十个年头,同时给老年人做一些心理咨询。

姜楠说,老年人的世界并没有那么好进入,在精神疾病的防治中,年轻一些的社工想和他们说话,会遇上一些壁垒:身体开始衰弱的老人,并不如想象的愿意接受建议,听取社工、或者家里小辈倡导的“科学”。和其他年龄段相比,老年人更有主见,也有其他年龄段的人不容易进入的社会结构。比如,社区里想组织一些能活跃身心的活动,“一般需要找(在老年人中)说话有分量的人去组织”,社工只能从中协调。但是老年人在参与活动之后,退出的相对会少。

有一些老年抑郁症患者发病的诱因是家庭失和,与子女关系紧张,而在另一些家庭里,尤其在华人重视家庭的气氛之下,子女会把老人当做孩子照顾起来,要为他们的病负责。

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子女会向老人灌输自己对抑郁症的认识,但老人并不接受。姜楠表示,如果情况严重,第一要引导老人去就医,如果需要药物治疗要遵循医嘱;平时更倡导鼓励他们走出门,感受不同的乐趣,让有抑郁倾向的人有动力改变。

即便是同龄伴侣之间的沟通,也可能隔着一堵墙。齐志明记得,从前,自己的妻子时不时说自己一晚没睡,很痛苦,可是,自己明明看见她睡了五六个小时——他会把她的睡相拍下来,放给她看。

陈慧娣看了,只是笑笑,不答复。齐志明感到理解不了她。

叩开老年“心门”

在对往事漫无边际的追问之中,齐志明感到,自己才应该患上抑郁症。他对妻子的回忆是矛盾的,一时想起她在小区里其实比自己更活跃,遇到谁都熟悉,对谁都打招呼,不像自己总是待在家,哪里也不去。

但是,“想死”的事,她对他提的都不多,估计她知觉到了丈夫嫌烦;更多的时候,她只是打电话向自己的姐妹倾诉。

让老年人逐渐打开内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姜楠说,在新加坡做相关的社会工作,靠的首先是一些搞“社区送温暖”似的笨办法:在社区里邀请不愿出门的老年人参加活动,“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平常对他关心,比如送老人喜欢的食物、上门打扫卫生。”

有一些需要心理咨询的老年人会主动给姜楠打电话——有的倾诉日常的愁烦,比如家庭矛盾,也有的在说自己躯体层面的症状。有一些人是在诊所看病时,被推荐给她打电话的。也有一些子女找到她,说自己的父母亲变得过于暴力,无法沟通,想通过心理咨询的方式解决问题。

还有些人,是社区筛查出有抑郁症状的独居老人。有些老人会在社区的反复关心下走出家门,但也有的“岿然不动”;有的老人参加几次咨询,就不继续来了。姜楠坦言,失败是常见的。

与她谈话的老年人中,约一半的人有抑郁症状。她可能会发现一些明显的生活际遇上的诱因,也可能是更偏向生理层面的变化,比如女性到了绝经期、遭遇慢性疾病的恶化以及药物的副作用等。

姜楠在不同国家工作过,提到好几种诱发抑郁症的常见社会性因素。例如,有一些工作上成绩很好的人退休之后,猛然失去了权力、社会资源,会感到失落、感到自己突然变成了社会的负担;或者是家庭出了问题,因配偶去世而痛苦,或者与小辈失和争吵;或者在社会变化之中,“三观”动荡又无可解释,变得愤怒,溢出戾气。

纯粹听老年人倾诉苦恼,有可能并不通往任何地方。姜楠推荐的一种心理治疗模式是怀旧治疗法,即鼓励老人倾吐自己的人生故事。这是较易于在社区开展的疗法。

美国长期护理监督员项目(Long-Term Care Ombudsman Program)是一个由政府授权的志愿者项目,帮助老年人选择、监督养老院。该项目的官网总结道,怀旧治疗可以帮助老人重新自我定义,而不是一开口就谈自己的身体缺陷;老人由于身体条件变差,可能正经历自尊心受挫,怀旧治疗可以帮他们重拾自尊心;通过回忆过去,老人也能在别人的帮助下,修复一些隐隐作痛的旧伤。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主任李霞有一个病人,退休前是一名干部,他也“情绪不好”。李霞最近看国际局势变动,就问他,怎么会是这样呢?能不能写一写自己的看法,让医生了解下?

病人认真写了,分析了一遍新闻里的外国人,某甲是这样的,某乙是那样的;写完又非常沮丧,循着抑郁症的惯性,说自己写得不好。但是,他愿意和医生一直这么笔谈。

这样的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李霞认为,应该是平等的,当然不可能仰望着病人,但也不会把他们当小孩般照顾,还是要像两个成年人一样,互相尊重,而当他们说,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自己不会好了、永远都要如此……这是他们的真实感受,是要倾听的。

这也包括“疑病症”病人的感受。李霞的另一个病人,总是觉得自己腰间有一种勒紧的感觉——检查不出什么,但是,病人诉说,有一天拿着手机,给人看核酸检测结果,不知为什么,显示不出来。病人怒了。他对医生回忆:“我一生气,就感觉那根带子勒得我好紧、好紧的!”

他被一根情绪的“带子”勒住,体会到的是一种真实的气愤。

面对阴翳之处

对于一些困在情绪之中的老人,眼前的生活已是一团乱麻,有的牵着烟雾重重的过去——是难以面对,不可改变的过去。

出于心理咨询的需要,姜楠不可避免地要调停一些家庭矛盾。遇到一些态度蛮横的老人,姜楠会选择直说:“如果你一直保持这样的抵触态度,别人都会觉得难受。别人对你不好,你也感觉不好。这是一个恶循环。要想有积极健康的生活,首先自己要有积极向上的态度。”

有一个老人,他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大堆不便宜的电子产品,站在路边塞给过往的行人,仿佛一种行为艺术,意思是钱哪怕被大风刮走,也不留给儿子;他又日常站在自家的窗边喊叫,对世界陈说着,儿子媳妇都不孝顺,这种生活无法继续下去——结果,居委会还是找老人的儿子来管。老人把家门锁了,在屋里砸东西、丢东西。儿子带警察破门而入,把他送进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他是一个鳏夫,和儿子一家关系失和,他又不擅长照顾自己,苦撑着独居在老房子里。送入医院时,老人的营养状态很不好,还有其他疾病,终于在精神病专科医院的病房里,他挂上了营养液和消炎药,医生也使用了一些镇静类药物。

抽丝剥茧一般地,老人可以和人正常交流之后,“我们为他搞过家庭访谈。”李霞说。刚开始,在一条沙发上,老人坐在一端,头别过去,儿子坐在另一端,头别过去,很尴尬。

说来说去,儿子想送父亲去养老院。老人不想离开老房子,但是,站在儿子的立场上,“老人的大脑能力是下降的,好好给自己做饭,把自己生活安排好,都需要很高的能力”,李霞说,还要有人监督老人吃药。老人逐渐失去自理能力,但儿子、媳妇都要上班,可能顾不过来。

这原来是生活里一道难解的题,是平常人家都要苦恼的事,但令人遗憾的是,老人出现了抑郁症的症状,小辈们还可能有额外的社会负担,比如被左邻右舍视为漠视老人、不守孝道。

“家庭访谈”到最后,老人妥协了,去养老院。李霞听说,现在他过得不错,“在养老机构里当上了类似老年队长”。

生活仿佛激流,汹涌而去,那些矛盾与冲突如河流底下累累的顽石,是不会被轻易冲走的。

孟和也快要八十岁了。他对记者回忆,第一次被诊断为抑郁症,是五十多岁。孟和曾是一名工程师,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海潮”中从体制内出走,创办公司后很快受挫。他最潦倒的时候摆过地摊。

二三十年过去了。他近些年又偶尔发病,一部分是被久远的愧疚感缠绕着,孟和心里想,自己要是没有离开体制,退休金该是很高的。

于他而言,来自外界的慰藉并没那么易于获得。老人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特殊的脆弱。孟和加入过中学同学微信群,和大学同学微信群,现在全退群了。他说,中学群里有几个成功过的人,话里话外地“显摆”,总是他们在说,普普通通的大多数沉默着。孟和的大学同学们见识更广一些,各自经历不同,线上线下,无休止地辩论社会时事。对于同样的一桩旧事,他们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孟和逐渐与他们疏远了。

他还会被往事中悲哀的部分包裹起来,想起那失败的一跃,感到自己对不起家人,也有人对不起他。于是,他还要回到当初的错愕之中,想说一句,“我没有做错什么”。

孟和说,他近些年在学习的是:“接受不可改变之事。”

他有时候很羡慕一些年轻人,他们还有机会早些领教这些生活的道理。对于他来说,“看太少了,太晚了”。

与死亡念头搏斗

七十多岁之后,孟和又几次爆发了抑郁症,大约两年一回。他形容自己抑郁的时候,脑袋里全是负面的想法。有时候,思绪的“引线”是做了个梦,梦到了一个过去的人,然后,他凭空找回了从前他们交往中遇到的矛盾,继而是难言的恐惧和焦虑——抑郁中的人,思维能力低下。孟和脑中放着个灰暗的、不合逻辑的、慢镜头的电影。

现实中的他,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做,开着电视,但不看。几个月后,他又逐渐好转。

孟和一直在进行药物治疗,吃久了药,对它们都很熟。药物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也一直监控着自己的情绪。

李霞形容,抑郁症和高血压一样,只是一个平常的病。但是,“高血压从哪里来?也是没有(明确)答案的。”

根据不同的基因,不同的人患上高血压或抑郁症的概率不同,有一些遗传史的,到了比较脆弱的年龄,更需要注意。而无论禀赋怎么样,都应当早预防、早介入。

抑郁的老年人,状态好一点的时候,可以自己对抗一度在心里扎根的负面念头。

有一个老人来看李霞的门诊,申诉儿媳对自己不好,想到儿媳就生气。经过治疗,他后来又说,儿媳只是不会说话。“你看,她还给我买过一件衣服的。”

一旦进入较为严重的抑郁症阶段,那扇“心门”的背后是自杀的念头,而且更难打开。有一些自杀倾向明显的老人住进老年科的病房,李霞仍然苦恼如何获取他们的信任。接受采访时,她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老太太——吞下过输液用的塑料小件,还把被单撕成过一条一条的。等到病房里的其他人都睡下,她才开始干这些事。

医生问她为什么要这样,老人说“吃着玩的”。面对这样的病人,李霞也会感到无力:“怎么去救治她,她都不要信你,连一句实话都不说,想死也不告诉你。”

她说,到了这一步,病人的想法很简单。他们想的是,告诉别人,他们不就要阻止自己去赴死吗?

那是几年以前的事。最近,老太太来找李霞复诊,病情变得比较稳定,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李霞表示,通过对一些医院的观察,有的老年精神科病房存在一些病人不愿意出院的问题,医院里条件齐全,医保兜底,在一些地方,老年精神病科逐渐被经营成养老院一般,医护的工作能力久久得不到提高。

另一方面,真的需要救护的老人,又可能有一些不配合的家属。病人可能是非常抗拒住院治疗的——那个时候,他们思考如何求死。几位家属则在争论。比如,老人的一个孩子想送入院,另一个从国外赶回来,把家人和医生都骂一顿,说国内的兄弟姐妹没照顾好爸妈,送去住院是想要“甩锅”。

“你们商量好了吗?”李霞免不了问。

那些让家属们看了难过的治疗办法,比如约束,“所有约束都很烦的,每两小时要巡视,怕他们挣扎,压到血管”;还有电疗,都是微量电流,在老年病房里,要考虑到老人的血压问题,也很繁琐。这一切,是与病人的死亡念头搏斗,是为了病人能冷静下来,重新开始交流。

李霞会建议家属,必要的话,寻求警察的帮助,因为,重度抑郁症和心脏衰竭一样,是危及生病的疾病。病人想死,只是一时一刻,如果治疗得当,可以悬崖勒马。

齐志明对这类送院治疗没有什么了解,隐约听说过“电击”,觉得可怕;妻子去世之后,他有时会想,如果知道,“哪怕难受,也要给她送到医院去”。

现在,对亡妻的思念和困惑,成了齐志明“藏在心里的东西”。

近八十年的人生,他已料理过不少人的后事,甚至一些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原以为已经看淡了,都是自然规律。但是,等到自己老伴走了,他仍然非常难受。

“我爱她,爱得可以说很深吧。”他说。

妻子死后,他“拼命做梦”,梦见的都是他们年轻时候的事,一些美好的事,像要用力抓住那些回忆。

抑郁症常常被认为私人的、丢人的,并且是自己胡思乱想出来的病,不仅患者很少得到家人的理解,还有可能被扣上故意做作、无理取闹的帽子,也很少接受妥善的专业治疗,尤其是中老年人本就缺乏关怀,长期拖着不治疗就会给身体和精神健康埋下巨大隐患。在中国,给抑郁症“去罪化”急需提上日程。

By 明宁

年入百万的偷拍产业链

每年夏天,当裙摆在街头摇曳,这往往意味着,女生和流氓间的恶战又开始了。

黄女士在上海虹桥站候车室排队检票时,突然感到身后有男子不断用身体贴近,察觉异常的黄女士当即报警。

经民警讯问,作案男子范某提前将偷拍设备绑在运动鞋上,屡次择机对准黄女士的裙底,民警随后在范某身上查获偷拍录像设备4套,内存卡3张,内容不堪入目。

东莞寮步镇公安分局便衣民警在蹲点过程中,注意到一名中年男子(赖某)形迹可疑,密切观察后,民警将正在实施偷拍行为的赖某当场抓获,深入调查后发现,赖某前后共作案10次,已偷拍视频近20个。

类似的新闻并非个例。通过搜索,就会发现近两个月出现的偷拍事件,不仅层出不穷,还屡禁不止。

无孔不入的摄像头,让数以万计的女性在未知状态下,不仅沦为别人偷窥和意淫的对象,还成为行走的利益。

细思极恐的是,“偷拍”早已经形成一条暗自流通的全产业链,不法分子靠着售卖隐私,轻易就能年入百万。

现实不是“楚门的世界”,但我们却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楚门”。

偷拍视奸突破下限,手段之恶防不胜防

地铁、商场、酒店、公寓、洗手间……每个极为普通的场所,每个看似不起眼的角落里,都可能隐藏着谍战片中才能看到的迷你摄像头,暗自窥视着芸芸众生。

这些微型、针孔摄像头外观多变,可以伪装在矿泉水瓶、插座、烟灰缸等日常用品里,或者是钞票上,让人根本防不胜防。

就在今年3月,一则“夫妻住民宿遭偷拍8小时”的新闻上了热搜,被远程控制的视频里,不仅实拍了室内全部动态,还能推拉摇移局部放大,连两人间的悄悄话也被听的一清二楚,本应受到保护的个人隐私,却成了电脑和手机上的“玩物”。

无独有偶,6月初,来厦门旅游的花女士入住当地某快捷酒店,刚准备休息,花女士突然发现房间吊顶处的灯筒四周疑似有二次粉刷的痕迹。

经仔细检查,花女士发现灯筒上有个微小的孔洞,内藏微型摄像头,接到报警的民警赶到后发现,该微型摄像头所连接的供电并非独立供电,而是连接了酒店吊顶电源线路,且存在时间久远,这个摄像头到底拍下了多少画面,当中又涉及多少人,简直不敢想象。

事实上,早在2014年12月,公安部等部门就下发规定文件《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的规定》,奈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虽然大型电商平台早已下架“针孔摄像头”等商品,但通过搜索“家用监控”、“商用”等关键词,依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购买到偷拍设备。

迭代到现在,偷拍设备也在“与时俱进”。如果说先前的摄像头还可以用红外线反射进行探测,但现在已陆续诞生了大量“防红外反射”的品类,最小的摄像头仅有5毫米,内里的光学镜片只有三根头发丝那么细,清晰度却能达到4K——几乎相当于影院效果。

也有人想到“更好”的办法,比如入住酒店时把取电卡拿出来,断掉房间电源,摄像头没电,就不能工作了。但对不起,无论断网还是断电,针孔摄像头至少都能再续航24小时。

不满足于视频内容,这帮人甚至还紧跟潮流玩起了“实时直播”。被新闻曝光的北京一网约车司机,每天晚上11点左右,守在首都机场,专接空姐订单,在空姐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启偷拍直播,直播间里的观众,最高达到过18万人次。

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就连“家”这个最安全的庇护所,同样危机重重。去年,温州警方就破获了一起家用摄像头案件,32人贩卖某公司品牌APP破解工具,对他人的家用摄像头进行扫描,控制了数十万只家用摄像头,只要打开相应APP,就能“视奸”别人的日常起居。

更可怕的是,竟然还有APP公然为“偷拍”提供保护。最近走红的一款名叫“安全相机”的APP(目前已下架),在介绍中自称是“手机版的针孔相机”,可以伪装、瞄准、无声拍照,还能阅后即焚,不留证据,以科技之名为偷拍大开“方便之门”,恶寒至极。

如今,从制造出售器材到偷拍,再到售卖传播不雅视频,偷拍已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远比想象中更庞大。

明码标价分类售卖,非法牟利年入百万

当职业偷拍者顺利得手后,就进入了丧心病狂的售卖环节。

这种人又被叫做“种爷”,手中往往拥有海量视频资源,他们先将不同的受害者,根据穿着、体态、身份等特征分门别类、明码标价,再别有用心地掐头去尾、重新组合,编造“小电影”剧情。

紧接着,“种爷”们会通过所有可利用的平台进行分发,包括但不限于微博、陌陌、探探、贴吧等,以QQ、微信群为据点,进行私下交易。

前段时间,有都市报道的记者潜入了一个900多名成员的偷拍群里,短短20天时间,就有8000多条视频被传入,涉及范围包括美容院、试衣间甚至浴室、厕所等地,大量私密画面被公然叫卖。

群主洋洋得意地表示:“这种原生态视频是最抢手的,好多人就喜欢看这个,我这个视频卖好几百回了,挣得不少。”不仅毫无愧疚罪恶感,内部还衍生出“收徒代拍制”。

只要愿意出钱,偷拍团队还能提供“私人订制”,不管买家想看哪个省份或者地区,都可以派人前去安装摄像头。

这伙人还有一个“绝活”,专门破解家用摄像头的ID、用户名和密码。在记者的要求下,对方当场做了演示,不到半小时,仅吉林省就有3000多个家庭摄像头遭到了破解。

▲图/都市报道

作为女性防不胜防

近日,一条关于“地铁痴汉”的纪录片引起了热议。记者在一个偷拍网站的团伙中卧底一年,写出了一篇名为《贩卖性暴力:揭露性侵影片网站的幕后主谋》的报道。

通过纪录片可以看到,偷拍者故意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女性实施性骚扰,拍摄视频,并上传至非法网站上供用户下载。

纪录片《贩卖性暴力:揭露性侵影片网站的幕后主谋》截图。

在我国,尚未有专门的针对偷拍行为的法律条款。偷拍行为屡禁不止,花上一顿饭的钱,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和观看他人最私密的照片和视频。

在人性之恶没有被控制和兜底的地方,不法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从中嗅到了恶臭的商机。

“给你网址,永久使用,免费更新,高清无码。”新周刊记者通过不同的渠道,进入了售卖色情网站和资源的QQ群,群主如此介绍自己的“产品”。而当记者询问是否有偷拍类视频的时候,对方很快表示也有“相应的网盘群”,每天更新,“群里可以互换(资源)”,“那种收费高点,50元”。

和中介对话截图。

偷拍,俨然成了生意,女性的隐私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

每日更新,意味着每天都有人被窥探。新周刊记者观察到,从群里的“资源”上标注的地点来看,偷拍多发生在厕所、酒店、旅馆,甚至是私人住宅的内部。大部分被偷拍者于自己被偷拍的事实毫不知情,但他们的隐私已然被窥视、被贩卖。

在新周刊记者所接触到的社群和网站视频中,被偷拍的对象中,单独出现的女性约占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是男女两性之间的亲密行为。

严格来说,图片和视频都不是实体商品,这些中介售卖的是观看这些内容的资格。在成本固定的基础上,他们仅仅需要线上分发和传播,向想要观看的用户收取会员费用,就足以创造较大的利润。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根据“湃客·有数”报道《酒店偷拍产业链里,你的隐私还不及一顿饭钱|有数》统计的数据,有33.3%的偷拍事件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29.2%是为了敲诈被偷拍者获取钱财,剩下的37.5%会被用于传播与售卖,偷拍视频的流向也会更加广泛:黄色社区、黄色网站、社群、网盘群、朋友圈、平台直播……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于冲曾在《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说到,在偷拍偷窥黑色产业链条上,上游只要拍摄了就不愁卖,下游对淫秽色情内容的传播又刺激了偷拍偷窥的发展。

《网络炼狱:揭发N号房》剧照。

在裁决文书网上搜索“酒店”“摄像头”“传播淫秽”等字眼,可以交叉检索到许多具体案例。以贩卖和传播、偷拍、偷录视频为牟利手段的犯罪中,被告人多在QQ群、网盘群等社群,通过发送教程、链接、加群内好友等方式,出售偷拍的淫秽视频。

从法律上来讲,在特定情况或后续延伸行为中,偷拍行为可能涉嫌侮辱罪、诽谤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等刑事犯罪。在一般情况下,偷拍行为可能在公民的隐私权上存在民事侵权风险,在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上存在行政违法风险。

韩剧《灵魂维修工》中,出现了由N号房事件改编的剧情。

偷拍,到底是不是犯罪?

北京市盈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林黎明对新周刊记者表示,在判定偷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主要会考虑三方面因素:“第一,拍摄内容方面是否涉及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第二,拍摄工具方面是否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第三,偷拍行为后果方面是否造成了严重后果。”

而在偷拍图片、偷录视频的数量及违法金额方面本身,暂无明确法律规定其构成“严重后果”的具体标准,若涉及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其他罪名,则按相关司法解释追诉。

偷拍产业链,比你想象中更长

从出售黄色视频社群和网站的资格再往上追溯,偷拍工具的售卖也是偷拍产业链上的一环。

偷拍于酒店、卫生间、试衣间等私人空间的视频,往往要借助隐蔽的偷拍工具。从现有新闻报道的情况来看,偷拍所使用的摄像头的隐蔽性越来越强,也越来越难被发现。

和以往相比,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已经强化了对针孔摄像头等偷拍工具售卖的管理。如果在淘宝直接搜索“针孔摄像头”,页面会跳转到“绿网计划”的弹窗,提醒用户:侵犯个人隐私、泄露公民个人信息,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

但是“绿网计划”并没有覆盖到所有需要过滤的地方。即便“针孔摄像头”“偷拍摄像头”等字眼被屏蔽了,搜索擦边的“网络摄像头”“微型摄像头”等字眼,还是会出现相应的商品推荐。

电商平台页面截图。

为了躲避平台的监管和规制,一些商家不会在商品页直接发布真正售卖的商品,而是在客服和用户的对话页面留下联系方式,引导消费者转移到另外的平台上进行交易。

“欢迎您光临本店,你想要的特殊产品请联系客服+V:×××××。”循着店铺客服留下的联系方式,新周刊记者发现,这些非法商家一般是通过朋友圈发布产品的详情。一些商家会专门卖针孔摄像头,另外一些则还会同时售卖用以迷奸的“听话水”“催情水”等药物。

商家在朋友圈发布“产品”介绍。

“偷拍神器,高清4K夜视摄像头,永不断电”“插座,高清录像,手机连接远程实时观看”“私人定制风扇,1080P,隐蔽性好,不会被发现”……这些由针孔摄像头改装而来的各类物品,价格由几百到几千块钱不等。

在不法商家的眼里,床头的手机充电器、电视柜上的排插和天花板的吊扇,都是藏匿针孔摄像头的绝佳位置,几乎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使用的所有设备。

严格意义上来说,将针孔摄像头用于正当用途并不违法,例如记者暗访调查、公安取证环节等。但是针孔摄像头属于国家管制物品,未经过允许私自贩卖相关产品,有可能触犯法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3条,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或者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这类物品在互联网灰色地带游窜,让不法分子有了犯罪的工具,而法律上的空白,则为他们提供了活动的空间。打击偷拍产业链,究竟难在哪里

如今,偷拍行为依旧猖獗。

2022年,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在“净网2022”专项行动中,针对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偷拍他人隐私并网上传播售卖等违法犯罪,累计侦办案件340余起,打掉非法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生产窝点90余个,缴获窃听窃照专用器材14.1万件。

有关部门持续不断地打击偷拍行为,意图清除偷拍产业链,却始终没能达到根治的效果。问题出在哪里?

横亘在惩治偷拍产业链道路上的,是法律法规没有适应时代的变化、取证难、受害者维权难这三大问题。

例如,虽然偷拍案件可能涉及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以这两条罪名定罪的案例仍在少数。对于这种现象,林黎明律师分析表示,这两项罪名的定罪标准,与大众的想象和认知有一定的区别。

“参考法律出版社的《刑法释义》,上述犯罪定罪标准要求之一是需使用专用器材,例如微型照相机。”而一般的手机属于非专用器材,在偷拍案件定罪时便存在认定争议。

“其次,只有偷拍行为造成了如非法内容广泛传播、引发受害人自杀或精神失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严重后果,才有可能以上述罪名定罪。另外,如果偷拍行为同时构成其他重罪,将可能从一重罪处罚,以量刑较重的罪名定罪。”林黎明律师说道。

也就是说,如果在地铁上发现了有人使用手机进行偷拍,很难给予其较为严厉的惩罚。

许多偷拍个案难以判定或尚未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更多的处罚落到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法层面。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6款规定,有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行为,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于2006年3月1日起实施,于2012年10月26日修订。距离今天,上一次修订已经过了10年。在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陈碧看来,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时,人们并没有预见偷拍会变得如此便利、偷拍规模会变得如此之大。这说明在规制偷拍行为方面,这条法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和过去相比,现在偷拍的形式和范围都发生了变化。以前可能是在街上用手机偷拍女性的全身照,现在变成了用针孔摄像头藏在卧室、厕所等地拍摄私密照片。

而关于偷拍行为的取证难和受害者维权难问题,林黎明律师认为,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

“第一,专用器材较为隐蔽,难以发现。第二,专用器材中的内容未能及时固定,偷拍行为发生时没有相应监控或其他证据记录,导致刑事立案证据不足。第三,部分偷拍行为因及时发现,未造成严重后果,达到行政违法程度,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故只能通过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方式处罚。第四,偷拍者使用普通手机等非窃听、窃照的专用器材。”

而区别于只有两端的供需关系,偷拍产业链已经形成了有着售卖器材、执行偷拍、平台、服务器等多个层级分工协作的产业闭环,每一个层级都对这个产业有牟利的需求。因此,仅仅是打击其中一环,也很快会“春风吹又生”。

“法律都有这么多条文等着他们了,为什么还是屡禁不止?因为它已经变成产业链了,打掉这一环,别的环节仍然存在。”陈碧教授说道。

“偷拍入罪”,是否真的可行?

随着偷拍产业链被披露得越多,人们对于“偷拍入罪”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在陈碧教授看来,目前我国法律里对于隐私权的重视程度“可能还不够强”,没有针对侵犯个人隐私的偷拍设立单独的罪名。但同时,对于“偷拍本身是否要入罪”这一问题,陈碧教授也表示并不建议轻易去增加一个罪名。

“首先要考虑,现有的法律法规是否能够规制偷拍行为。其实围绕着偷拍的一系列行为,已经有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的相关罪名了。”陈碧教授介绍,目前我国针对偷拍行为主要通过前置行为或者后置行为,进行刑罚处罚。

前置行为指的是使用的手段,是否使用了非法专用间谍器材或者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后置行为则指的是后续衍生的其他犯罪行为,如敲诈勒索、传播淫秽物品罪等。“所以,其实我国目前的一些法律法规,已经把对偷拍行为的惩罚给‘吸收’进去了。”

韩影《女警》剧照。

陈碧教授认为,“大部分人的本能的条件反射会觉得,这是坏的、这是不对的,就应该设立法律来制裁它。但是在设计法律时,需要考虑到它造成的社会后果。可能原本通过更温和的方式来解决,却引入了最严厉的刑罚”。

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对偷拍行为都通过和设立了相应的法案和法律规定。

2019年2月,英国通过了“窥淫癖法”(Voyeurism Act),将偷拍裙底定为性犯罪。根据英国法律规定,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对他人衣着拍照,将可能被登记为性侵犯者,最高面临两年监禁。

2023年5月,日本立法委员最近提交了反对“偷窥拍摄”的法案,将未经同意拍摄他人隐私照片、视频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如果该法案6月正式通过,违反者将最高面临3年的监禁,或折合人民币15万元的高额罚款。

陈碧教授认为,国外偷拍立法有他们独特的法律背景。“中国的入罪和其他国家的入罪其实不是一个量级的,国外这些罪名很多都属于轻罪,他们有一个很完善的刑罚消灭制度。而在我们国家,一旦入罪,就会对行为人的犯罪标签产生一系列的社会评价。”

因此,对于“偷拍入罪”这一问题,仍需慎之又慎。

面对偷拍产业链,你我并非无能为力

单独设立反偷拍法需要谨慎考虑,但是对现有的法规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仍具有可行性。

陈碧教授表示,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距今已有一定年限,是否能够围绕目前情节比较恶劣的偷拍行为,对法律进行评估,重新调整处罚的上限,这个问题是法律界可以思考的。

而对于“春风吹又生”的偷拍产业链,陈碧教授的观点是,这类偷拍产业链对警方的执法提出了一定的挑战,要求他们对这个链条中的每一环都进行整改。

这类整改,包括对于消费端和需求端的打击。“哪怕只是付费点击观看的群体,也要增加他们的围观风险,例如监控他们的IP地址。这也是对需求方的一种打击。”陈碧教授说道。

而对于个人面对偷拍行为,她也建议人们应该在第一时间报警,以免错过最佳报警时机。

“如果你当时不报警,事后可能会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不勇敢一点。另外,事后再报警,可能还会面临证据难以锁定的问题。”在采访中,陈碧教授多次重申,“第一时间报警”对于女性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偷拍黑产居然还有鄙视链

匪夷所思的是,在这个黑产行业里,居然还存在所谓的鄙视链。金字塔上层的种爷会将手中一个月的视频打包卖给二级代理商;二级代理商加价后卖给下级代理;最底端的散户则将视频下载放入网盘中,再以相对更低廉的价格将网盘账号售卖出去。

偷拍的暴利空间到底有多惊人。山东济宁公安曾抓到一群犯罪分子,查获微型摄像头300多个,偷拍视频达10万部。

以单个摄像头每月获利300元计算,300余个摄像头能为偷拍者带来10万余元月收入。这还只是第一层代理,经过层层代理后,即便按照一部5元的价格,全部单次售卖就可获利50多万元,还不包括二次售卖,职业偷拍年入百万者并不稀奇。

此外,偷拍团队还会将视频卖给境内外的色情网站,网站每收购一套图片或一部片子,偷拍者就会有几百到几万元的报酬。

那些想看偷拍视频和图片的人,通常需要在网站缴纳费用开通会员后才能获得观看权限,如果想看到更多的内容,则要花费更多钱购买高等级的VIP。

至于网站的吸金能力,那就更可观了。要知道,根据广告服务商Doubleclick的数据显示,世界上最大的色情网站浏览量,能把阿里巴巴、亚马逊这样的网站甩出十条街。

到这里,已经形成了偷拍者疯狂偷拍,然后把资源卖给色情网站,网站再卖给用户的一条完美产业链闭环。

与偷拍造成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违法成本之低。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规定,偷拍并不涉嫌刑事犯罪,仅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一般情况下,只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而情节较重的,也只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这点小惩戒,在所擢取的利润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不断转动的利益链条里,偷窥者满足了自己的窥探欲,偷拍者赚得盆满钵满,当受害者发现时,她们早已成为了变态手中的泄欲工具,动作电影里的女主角,被全球几十亿人围观。

比起暗中偷拍,竟然还有人试图堂而皇之地美化“偷拍”。

今年6月17日,OCTA上海馆展出了一副名为《校花》的作品,作者宋拓偷拍了近5000名女大学生的照片,还按照个人审美从美到丑排列,以艺术品公开展览。

面对质疑,宋拓大言不惭地表示:“我掏心掏肺地物化你,这也是一种尊重。”(得多无耻才说得出这番话)

在某社交平台上,偷拍甚至还被包装成一种“文化现象”。有博主会详细分享及讲解自己偷拍的技巧,下面的评论则是一水的“膜拜大神”。

病态的狂热背后,根本无人在意被偷拍者会受到的伤害。一旦偷拍照片和视频外泄,个人信息曝光,对其工作和生活造成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打击。

2018年2月,张佩和男友入住北京朝阳区的某家酒店,谁想三天后,朋友就发来一段视频,画面里的女生,赫然就是自己。

这段视频是如何流出去的已不言而喻,上百万的浏览量下,充斥着各种评头论足的污言秽语,由于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原本已进入谈婚论嫁阶段的张佩,最终与男友分手。

在此后的10个月里,张佩先后自杀了三次,虽然被抢救了过来,但这场偷拍事件就像如影随形的噩梦,时时刻刻的折磨着张佩的身心,让她变得敏感不安,一点小事就如临大敌。

去年8月,杭州女子小吴卷入一场谣言漩涡,一段她被偷拍的视频在网上大肆流传。为了增加刺激性,偷拍者为她捏造了独自在家带孩子的“小富婆”人设,编造了“富婆出轨快递小哥”的剧情,不明就里的小吴被网友人肉,辱骂,公司劝退,患上抑郁症,生活和尊严被践踏得七零八落。

即便是真相大白的现在,余震远没有结束。小吴还是没能找到工作,为了躲避骚扰,她几乎不再出门,删除大部分通讯录,把自己全副武装地封闭起来。

这还仅是站出来的,更多的被偷拍者,既不敢报警担心事情传开,又不敢和家人朋友倾诉,只得陷入自我绝望。

有一段话说的好:“如果自认是恶,行动起来就需要经过灵魂的拷问与挣扎,太过消耗个人体能。没有意识的障碍和阻碍,恶,才能所向披靡。”

没有市场,就没有买卖;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每一次的购买与传播,都是助纣为虐。如果偷拍产业继续疯狂,那么无所遁形的世界,谁都无法置身事外。

By 梅珍里朱末

一个中产“走线”的真实经历

一名年薪20万元的电商总监,去年年底辞职通过“走线”的方式来到美国,整整7个月了仍然无法适应,最近买机票回国了。

这是网友“皮皮虾”的真实经历,他在社交平台记录了自己从办签证被拒到最终离开美国的全过程,并表示花了37万元买了个世界观。那么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翻看他的社交平台记录,从中可以发现,“皮皮虾”在中国已经实现了中产阶级。去年8月15日他发帖说,在中国有一套房,两辆车,年薪20万元左右。美国的朋友说去美国打工赚得多,没有内卷,因此他心动了。

然而,当他去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办理旅游签证的时候,被拒了。

但是这也阻挡不了他一心赴美的决心,8月20日,他发帖说自己辞职了,赴美感受水深火热的心无法阻挡。

待到10月19日到时候,他发帖的IP显示,他已经通过“走线”抵达洛杉矶。

什么是“走线”

一般而言,“走线”的中国民众通常是年轻男性。路线主要是持旅游签证从中国入境厄多瓜尔(Eucador,又译厄瓜多),也有人先飞到土耳其再转机到南美。之后走线者搭巴士到哥伦比亚边境的图尔坎(Tulcan),包车进入哥伦比亚,在走了约2天的路程后抵达哥伦比亚西北部滨海小镇内科克利(Necoclí,又译内克里),付钱给当地“向导”,跟随拉丁美洲民众偷渡客的脚步,买船票进入对岸哥伦比亚与巴拿马边界的城市,进入达里恩雨林。雨林出来后,移民者再包车或自驾,一路向北,通过中美洲数国,抵达美墨边境,再“翻墙”偷渡进入美国自首,并在拘留所申请庇护,以换得在美国的居住及工作权。

一条经典线路是从厄瓜多尔到了哥伦比亚港城内科克利,搭船进入对岸巴拿马边境,进入雨林开启雨林之路。

这段路程,在新冠疫情爆发后,越来越受瞩目。相关影片及群组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及Youtube上越来越火红。许多人分享“走线”经验,甚至即时发布旅程的点点滴滴,或者求救。Telegram与“走线”有关的群组,动辄有上千网友加入,甚至有些人做起“走线咨询”的生意,成为新的移民现象。根据巴拿马移民局数据,2022年1月至11月底,共有22多万人,进入了巴拿马与哥伦比亚交界的达里恩雨林 (Darién Forest),比2021年多了一倍。

巴拿马移民局资料也首次公开中国籍民众进入雨林人数,在2022年前11个月共计1,310人。

在哥伦比亚,内科里一位游艇公司老板称,目前80%的业务都与协助非法偷渡有关。2022年有一周,便有19位中国民众前往雨林。

这一片60英里长的茂密、未开发的热带雨林遍布在达里恩隘口。茂密的丛林从哥伦比亚的西北端延伸到巴拿马,树林旁是齐腰深的湍急河流和陡峭的斜坡,在热带的天气中,想要穿越雨林的偷渡者举步维艰。走线者说,除了应付炽热的白日,大雨滂沱的午后,以及气温猝降的夜晚,还得担忧雨林中的毒枭抢劫,又或者提防现金财物被偷。

雨林这条路算是最辛苦的,但有些人比较幸运,收了一大笔钱的“导游”算是“很靠谱”,沿路上男女老幼都有,若有人背着行李走不动或脚步慢的人,老人小孩要过河,“导游”会过来帮忙,生病了,也会扶助彼此。

不过,虽然仅有三天两夜的路程,但每天没日没夜地走,加上日晒雨淋,虫蚁龇咬,深夜气温剧降的考验,很容易感冒发烧。

不过,有“走线”的中国民众在网路上说,自己目睹无名尸体横陈在路旁。在推特上也可以看到,有些走线者怀疑,中途遇到的同队中国旅客也许是“间谍”,又或者怀疑同行的移民者偷他的钱。也有人在推特说,身上的财物遇到抢匪被洗劫,从雨林外带来相伴的流浪狗也被杀害。

往美墨边界移动的路上,遇到移民警察或当地黑帮索贿甚至打劫并不少见。许多时候,要缴付现金才能通行。有时,身上财物若不藏妥,也立刻被搜走。

选择自行租来或买来的机车(电动车)当交通工具,被移民警察逮捕后,机车也会被警察拿走;在墨西哥的拘留所,一家人好几次先被关上几天,才能往前行,甚至在墨西哥境内,就被关了好几次。

在语言不通的国家,这一切都考验着随机应变的能力及体力,还有运气。

整个“走线”过程持续数月到半年不等,花费需数万人民币,经过九个国家,终于翻墙并成功踏上美国德州土地。一到美国境内,按照计划立刻向美国移民警察自首,并要求庇护面谈。之后再在移民拘留所待上一个半月或数月,通过法律审查后,由当地的华人组织担保获得保释后,最终在美国落脚(大多数人选择加州)。

“走线”后的美国生活不是想象的那样轻松

10月21日,“皮皮虾”发帖说在美国当装修小工,一天干了10个小时,发了120美金,喝了9瓶水,第二天不去了。

来到美国第一个月,换了三份工作的感受是——很累,很累,很累。

来到美国第一个月总结:住宿花了2000美金,换了三份工作做了6天,赚了720美金,还提交了工卡申请。

来美国两个月的感受:美国并不是遍地都是钱,国内中产过来落差极大。但还是抱着希望,并且准备去考驾照和自学英语。

来美国打工第三个月,开始与以前的工作对比,国内可以赚20000元一个月,需要各种脑力分析,美国3000美元一个月,但是天天搬箱子,买个指甲刀都觉得贵。

在美国第四个月,开始感受到绝望,不会英语和没有工卡非常累,离开华人区连吃饭都费劲。

来美国第五个月的感受——想回家了。钱难赚、物价高、租房成本贵。

来美国第7个月的感受,美国梦结束,准备回国。

就像来的时候义无反顾一样,走的时候也异常坚决,说走就走。他说自己亏了37万,买了个世界观。

其实他在美国也有“幸福”的时候,比如三天挣了522美金。

比如没有去打工就去救助站领物资。

中间也考了驾照,买了辆二手车送外卖,但由于是租来的账号,因此赚的一部分钱还要和账号的主人分账,因此一个月下来所挣的钱也不多。

他也开始去读书,学语言,希望能够快点转换身份。

但最终败给了现实。

在中国,年薪20万元是一个收入很不错的职业了,闲暇时候去按摩院做按摩,但是到了美国自己给别人做按摩。这一切真的值得吗?

”不走线“的中产也在后悔移民

以前的一位老领导,如今在某国做房产中介。初听这消息,我下意识地反驳,绝不可能。

因为领导当年在分公司已是高管,业务过硬,为人正直,年薪加分红少说也有个几百万吧,凭他的资源和人脉,在国内吃香喝辣,再过十年就能退休了,何必要跑出去自降身价当什么房产中介?假消息,一定是假消息。

再一想,人家大佬当房产中介,又不用背业绩,可能是因为财富自由之后打发无聊时光呢?当年嵇康打铁应该就是这种心境吧。

坦白说,在“抛下半生功名出国后阶级滑落”这件事上,我的想法前后是有90度(不是180度)转变的——虽然我目前依然不赞成盲目出国,但也开始理解一部分朋友的选择了。

先说说我为什么反对中产阶级盲目、冲动、毫无准备地想出国。

7、8年前,身边人出国的氛围感已经弥漫开来,同事群里美国人的爸爸妈妈扎堆出现,在国外买房置业的也不在少数。甚至有同事专门做起了移民的生意,在群里整天喊着“你需要的只是一张机票和留下来的勇气”,“牺牲一代人,幸福三代人”,“在国外扫厕所也比国内强”……

我对鸡血言论总有天然的怀疑,您自己都没有在欧美扫过厕所,就这样鼓励群里的同事一头扎出去?大家好歹也都是全国学历前1%的人精,闯过了重重独木桥,在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买了房,前景无量的公司上着班,拿着不低的工资,创业的创业、融资的融资,似乎没什么必要抛开一切去国外扫厕所吧。

之前我说过,中产阶级出国,想让下一代阶级跃升到精英阶层,只有1%不到的可能性。

有钱的人,早已财富自由,到哪都是资本游戏,东西海岸买买房,转手一套就挣20万刀,顶过白领苦哈哈干一年。现在澳洲、加拿大已经怕了土豪们,出台了各种新规限制,因为发现这些富豪新移民除了热衷投资房地产和金融市场,并没有为当地创造什么实业和岗位,还拉高了房价,加大了贫富差距。

那些20来岁就出国读本硕博的人,也不苦,只要你按部就班地毕业找工作跳槽,买车供房养娃压力并不大,35岁后,既没有互卷的氛围,又没有生死存亡的压力,可不就是过上了整天琢磨钓鱼打猎房车露营的日子。

底层的奋斗目标也很明确,反正在国内也是干体力活和服务业,到这里来了,累还是一样累,但时薪却翻了几倍,孩子以后注定不用吃父母的苦了,怎么想日子都有奔头。

出国后最容易迷惘的,也就是人到中年,才决定抛下一切积累,换个地方从头开始的中产阶级了。

这些中年人,往往没有国外的学历,想找个纯脑力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因为雇主也得向移民局证明,他雇用你,是因为你有某种本国居民不具备的特殊技能,且无人可替代。

语言通常也不咋样,不仅是专业词汇,连生活都有问题,有对夫妻说他们一家出国后,日常沟通全靠小学二年级的儿子。

最难克服的还有文化人的清高,从前在国内,混到这个年龄,大小也是个带过团队的组长总监了,习惯了下属的低眉顺眼,现在要从头开始做个蓝领工人,干体力活送外卖开Uber,总还是会让人怀念以前觥筹交错,岁月静好的娇嗲。

新鲜感一过,孤独感一来,荷包里一紧,很多人都开始后悔,感慨国外也不是天堂,但沉没成本已经这么高了,想回去又下不了决心。

前北外副教授乔木就是典中典。当年他对美国无限向往,旅游讲学去了10次,直赞人间天堂,然后义无反顾地举家出国了。但他无法在国外找到教职,一直也没个正式工作,他头条号上自述是靠太太收银支撑开销。

图源:今日头条

呆了几年后,才发现,天堂的生活成本不菲,美国的公路竟然也要收费,昂贵的医疗保险费用虚高;因为拖欠房产税,教育局通知说他再不缴费,就不让他女儿在学区免费就读了;大热天的为了节省点电费,空调电扇都不敢开,夜里低谷价时才敢用。

图源:微博

图源:今日头条

他开始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向大众大倒苦水,发了几十篇文感慨“美国是穷人的地狱”。我寻思文人就是浪漫,世界那么大,说看看就看看。

一个大学文科教授,出了国才发现自己百无一用,还不愿自降身份出去养家糊口。在做这么重大的家庭决定之前,竟然都没有好好评估下该方案的收益和风险。

几个月前,有位文化名人,为他一个朋友去加拿大写了篇送别长文,刷爆了朋友圈。

文章写得非常悲壮:

妻子在北京南站哭着向父女俩挥手告别,她得留下来处理房子和挣些留学费用。他说此事已悄悄操作了一年多,谁也没通知、没透露,就是默默准备……直到飞机起飞离开祖国时,才跟大家做一场最后的告别。为此,他专门买了全程的WI-FI。

但看开头第一段,我就觉得疑惑,一年多就能办成移民而且登陆的,那得是什么渠道啊?再往下看,哦,原来是打算“黑”下来。

这位朋友50岁了,在一线城市有车有房有户口,拿着一张旅游签证,以陪孩子读书的名义出境,然后就打算不回来了,在加拿大打工生活。

怎么说呢,这倒像是一次悲壮的自我流放,后续的坎坷完全可以预料。

这样的案例,我见过太多了,决定出国的理由大都是自觉事业瓶颈,世事风雨如晦,认为只要换个物理空间就是人生新篇章,却根本不考虑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以后在国外怎么立足,自己有什么不可替代的行业价值,能在另一个国家也吃上饭。

很多人从前在国内也是有派头的人,出国后也没有重新读书的冲劲和动力了,大部分一开始送外卖打零工,最后就纷纷变成了移民中介、房产中介、留学中介……这导致职业选择非常之少。

我真心建议那些想出国的中产阶级,换个地方生活只是手段,过有舒心的生活才是目的。花心思找捷径,就算出去了,最终还是会绕回学历和技能这个原点。即然没有资本红利的命,最靠谱的路子,还是大家曾经最拿手的考试——学语言、读书、考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来,国外多的是40岁之后才转行的。

我在一个群里潜水,群里气氛就很踏实,中年人每天互相监督背单词、考雅思、刷分,探讨申哪个学校,选什么专业,大家是认认真真在规划着自己的未来,而不是头脑发热下就出去。

如果实在年纪大了不想走读书的路径,那心态就要摆正了,明白出国不是非要去当人上人,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干体力活做服务业,收入其实不比白领低,也没人歧视你。

最怕就是拧巴的中产阶级,既没有硬核的工作技能,又不愿摒弃国内那套职业贵贱阶级观,当然会陷在阶级滑落的尴尬里顾影自怜了。

我一些朋友从白领变成了蓝领,他们有的是被迫选择,有的是主动选择,并且找到了价值感。

其实久了就发现,国外的收入并不一定与工作性质挂钩,公务员的收入可能比水电工还低。

职业也没有明确的高低贵贱之分,各行各业的人,都是凭专业赢得尊重。

没人会当面问你每月挣多少,下班了各回各家。正常人极少攀比名牌,因为日常都穿Costco。上网pk“大包”,并不是普遍现象。

摒弃人上人的执念,当底层,也可以当得有尊严。

如果就是不打算读书了,真的去当“底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在国内的时候,小区中间有个中央花园,妈妈们都会去那遛娃纳凉。隔着人工湖过了桥,那边还有一块小绿地,也有一小拨妈妈在那边遛娃。但她们从不会主动过桥来唠嗑。

小区里有洋气的双语幼儿园,业主们有折扣,但那边妈妈的孩子,都舍近求远送到了费用更低的幼儿园。

在小区住久了我才发现,小区远端有两栋楼下面,有两个地下室通道。本来可能是消防、停车,或存储物资用的,却不知道被什么人改造成了地下出租房,供依赖小区生态谋生的外来打工者租住。

住在同一个空间里,却被收入、地位、职业划出了一道结界,两边都默认自己应该生活在属于自己的气泡中。

刚出国时,我们从头开始租房子。波士顿房价寸土寸金,学区更是昂贵。我们租住的房子,也很奇葩,一整栋房,被分割成了两套house,和一间两居公寓。

共享这栋房子的三户人,组成也很有趣。后面半栋,房主是一家生物公司的副总裁,属于有钱人。我们楼上那套,是一对50多岁的蓝领夫妻,盲猜是路政相关,因为他们的车里经常能看到搞脏的荧光背心,天不亮就出门上班了。而租着公寓的我们,是买啥都要算汇率,靠奖学金生活的穷学生。

副总裁家,经常在后院办各种party,每次都盛情邀请我们两家去玩,楼上的蓝领夫妇,也很热心,有次我家进贼,他们一直陪着我和女儿直到警察处理完。隔壁一户邻居,爸爸是心脏外科的医生,孩子同班,经常邀请我们去playdate。

这种相处方式,让我还是有一点“culture shock”(文化震撼),因为以前我从来没体验过,副总裁、路政工人、外科精英、穷学生,住在一个圈层,还能交往得这么热乎。

后来,蓝领夫妇卖房搬家,我问他们打算去哪?他们说,夏威夷,准备退休享受生活了。

再次让我震惊了,原来什么高端职业,低端职业,只是我固有认知的划分。认真干蓝领当工人一辈子,也可以去夏威夷享受夕阳红的啊!

肯定有人会杠,这只是孤例,你说明不了什么。

的确,有人的地方就有阶级,但因为国外的社交方式比较“伪善”,社会运行也默认平等互利的潜规则,所以,阶级差距会变得模糊——不是不存在,是人为柔化了。

每每看见微博热搜什么农民工嫌自己脏不肯坐座位,而是选择主动坐地上的新闻,下面一堆人说“被他感动了”“这不正常吗”的时候,我就想说:感动个鬼、正常个鬼啊!

人家凭双手吃饭,一样花钱买了地铁票,凭啥就你坐得他就坐不得?对基层劳动者的歧视,对成王败寇的迷信,对丛林社会的推崇,都不需掩饰,可以赤裸裸了。

在国外,至少从我的观察来看,绝大部分人,对这些建筑工人、园林工人、运垃圾的、做护工的,都不会歧视,做到了礼貌尊重。

大家认同这个社会的运转,需要各行各业的齿轮咬合,而且他们的劳动回报,绝对不比白领差。

落地玻璃窗破了,4000刀;车库门打不开,1000刀;阁楼隔热不良,3000刀;门窗漏风,1万刀;屋顶漏水,2万刀……你总有自己干不了的活,得求着别人上门帮你的时候吧,人家上门一天,比很多人一个月挣得还多,虚无的优越感真的可以收起来了。

就算会有人心里看不起体力劳动者,但也不敢表露出来,因为歧视他人可是要社死的。你只要凭本事吃饭,也别太内心敏感。他人面子上给到尊重就行了,管他是不是背后一套呢。

好的,跨越了这个心理障碍,你对当“底层“这件事,可能就有了新的认知。

我关注了一个前媒体人,去了加拿大。众所周知,文科生出国,基本是找不到对口工作的。

一开始,蓝天白云新生活,还很兴奋,但渐渐开始坐吃山空。和他一起去的中产朋友,选择了去快递公司搬货,还是夜班,从凌晨2点干到早上7点,一个人卸完两大车厢的货物,再赶回家去送孩子上学。

那位博主一开始还不太接受这种落差,问那个朋友:“你怕不怕国内的朋友说闲话?”有人介绍博主去送餐平台当司机,他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怎能为五斗米折腰呢?

但很快生活就会教你调整心态,因为他发现“没有收入,连多买一盒7加元的葡萄都没有底气”。最后博主还是接受了从一个受吹捧的媒体人到外卖司机的身份转变,一个月能挣两三千刀。

欧美通常没有什么职业歧视,大家对各个工种的人,都挺尊重友善的。举一个例子,疫情后为了让服务员重振生活,大家出去吃饭时,都不约而同地把以前15%起的小费涨到了18%~20%起,甚至圣诞老人式的天价小费频繁出现。

除了被生活逼着成为体力劳动者的,我还见过一类人,他们是真的就喜欢干这个,属于主动选择。

我认识一个国内的程序猿,在大厂干了10年后,已经对格子间、996深恶痛绝。他从小就喜欢卡车,出国后考了卡车司机驾照,开着亮晶晶的大卡车,在美国的荒凉公路上飞驰,终于圆了儿时天天开大车的梦想。两个司机轮班制,不许疲劳驾驶,到了时长必须休息,一月也能挣小一万刀。

如果经常看油管的人,还可能刷到过一个南开大学毕业,在美国开卡车的刚哥,谈吐风趣,气场乐观,无数粉丝天天守着看他开大车,我估计他油管的广告分成,已经远远超过他开卡车的收入了。

上次写湾区转码潮,有个女读者给我留言,说她老公偏逆潮流而动:“我老公就厉害了,外企管理层转行做了水电工,还要读几年课程,他说干得挺开心,水电工起码能干到七八十岁,白领年龄大了还没人要,我挺骄傲的,拥有这么个想干活干到老死的老公。”

我有个前同事,从互联网大厂中层转身变成了电工,去了澳洲之后,因为对电路感兴趣,就参加了职业培训,拿了证,他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为一个独居老人安装的太阳能板的时候,充满了成就感。

“革命不分高低贵贱,只是分工不同”,这句话,几十年前就耳熟能详,但事实上,三六九等分得清清楚楚,氛围就是争做人上人。一个刚脱贫30年的中产阶级,也会以重新成为一个体力劳动者为耻,谓之“阶级滑落”。

观念的桎梏不是一下能改变的,会攀比,会互卷似乎是咱们的宿命。所以对于那些想去国外、又没太多钱的中产,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1. 努力做“人上人”,申请一个就业前景明朗的STEM专业,确切地说,读一些本地人觉得难度高内容枯燥卷不过的专业,找工作时才有机会捡漏。你要是一把年纪还把谋生当爱好,我非要读个我热爱的教育学、心理学、艺术史、市场营销、传媒学,那么请问雇主们为什么要找一个三四十岁,语言不行,文化上还水土不服的外国中年人,直接雇个23岁的美国本科生,还不用出律师费为他申请工作签啊。

2. 如果打定主意不读书了,就得把出国当成另一次生活的起点,放弃人上人的执念,把“体力劳动不丢人”几个字刻在心里。然后参加培训,考资格证,从学徒起步到最后自雇。能不能吃得下这个苦,可以试试先注册个骑手,或者在家门口的饭馆端一个月的盘子——体力劳动者的辛苦,也不是闹着玩的,如果钱真的这么好挣,北美欧洲的本地人早把岗位抢完了,轮不到外地人。

如果从心灵到肉体的苦,你都不愿意吃,那还是闭上眼、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才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By BCBAY桑桑姐老八公

中产卖房移民是不是正确的决定

如今,对于一二线城市的中产来说,选择卖一套房就可以办理移民,移民也的确不在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然而,对普通人来讲,移民真的是一件大事!

甚至可以说,这件事比高考,比求职还要大,有可能改变你的职业,你的生活,甚至你的人生。

在做如此重大的人生抉择时,真的要慎重。

不能因为焦虑、因为短期特殊事件影响、因为移民中介带节奏,而匆忙做决定,而给日后懊悔留下隐患。

我劝你:卖掉一二线房产移民这事,你真的得仔细想想!

今天这篇文章,都是满满的干货,有点长,如果你想对移民有更多的了解,希望可以看到最后。

我们先来盘点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的几次比较大的移民潮,看看历史上都是什么原因让人们选择移民。

第一波移民潮:“海外有人”

主要发生上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想要出国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一来残留的意识形态还在,出国就等于叛变,风险很大。

二来那时中国人穷,大部分人连机票都买不起,哪里还敢奢望出国移民?

但就是这样艰难的出国环境,依然阻挡不了当时人们出国的热情,哪怕是有半点海外关系的,都在想方设法地出去。

改革开放让国门打开,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国家的贫穷以及与发达国家的悬殊差距,给我们人们的心理带来了巨大冲击。

那时候,一个普通中国人一个月的工资几十块,而国外说不定一天就赚几百块,出国——无疑是摆脱贫困最好的方式。

第一代移民的主要诉求是对摆脱长期贫穷的极度渴望。

第二波移民潮:“留学”

第二波移民潮发生在是上世纪80年底末90年代初,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就是那一代移民潮的亲历者。

“那时候你随便走到北京著名的文科大学,跟人家说,你们这的校花是谁,我现在有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可以带着她一起走。

那校花绝对可以连招呼都不跟家里打,直接就跟你走。”这是高晓松在某次采访中说的原话,足以可见当时移民的意愿多么的狂热。

如果说第一代移民潮是对摆脱贫穷的极度渴望,第二代移民依然是中国人们对海外生活极度美好的想象。

第三波移民潮:“精英”

从2010年以来至今,现代人移民原因更加多元。

比如,子女教育问题、居住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寻求理想生活、医疗水平……

都可能成为促发人们移民的因素,但是总结起来一个词可以概况,那就是“焦虑”。

跟前面两波不同的是,这次的人群对于海外已经没有那么多盲目的想象,人们内心动力已不再是贫穷以及想象。

出国对于这波人来讲

已经完全没有新鲜感和想象空间,他们基本上属于每年都要去国外度假、出差的人。

他们的财富、知识、见识都属于社会的中上阶层,也就是易中天先生所说的两类人——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

笼统来说,这一波移民的主要诉求应该是“安全感”。

理性思考:你考虑好移民成本收益了吗?

有句话说起来很残酷却很现实:但凡有纠结要不要移民这种苦恼的都是中产阶级。

确实如此,富豪阶层肯定不会有这样的烦恼。试问,有哪个富豪不是资产遍布全球,去哪里都照样过上等人的生活。

而对于我们广大普通中产来说,虽然卖掉一二线房产确实可以移民,但是我们需要失去太多的东西,才能换回另外一些东西,这种交换太惨烈了。

这种惨烈就足以让大多数中产望而退步。

而现实中子女教育、食品安全等问题依然一次又一次的撩拨着中产敏感的神经。

但是,作为最最务实的中产,还是让我们来理性思考一下移民的成本收益问题。

盘点一下传统具有普世意义的移民收益:

1、子女教育问题:众所周知,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如果子女想上一梯队的公办学校,是需要户籍+房产双重保证的。

即使中产们通过努力已经可以买的XQ房,而户口这个巨大门槛依然把一部分人挡在门外。

纵然是那一批无比幸运的中产们,已经拿下来XQ房和户口两大拦路虎,你的孩子要想在一线城市冲破层层关卡,考上985、211依然是要需要孩子付出比常人几倍的努力,经过中考和高考的惨烈厮杀,才有不到10%的机会进入985、211。

对的,你没有看错!不到10%!

相比较下,国外的教育模式更为开放,没有和户口挂钩这一说,想给孩子报名哪个学校读书都可以,而且很多发达国家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都是全免费的。

有人算过一笔账,在国内培养一个孩子从初中到大学的费用,加上各种择校和补习费,正好可以抵消移民的费用,移民对这些中产来说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2、全民免费医疗、养老保障:“因病返贫”这是在国内很常见的现象。

对于中产来说,就算你有车有房,有一定的积蓄,但也没有从容面应对“两万一天”治疗费的勇气,到时候能指望帮你的就剩下朋友圈的水滴筹了。

但在加拿大、澳洲等那些高福利的国家并不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因为这些发达国家都是全民免费医保,不管你是大病小病、检查还是住院都不花一分钱,全部由政府买单。

3、食品、空气等健康问题:近些年来风波不断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雾霾问题、不达标的自来水问题。

这些人们朝夕相处的生活环境问题,让很多中产们为自己以及父母和孩子的健康、安全担心不已。

尽管中国一直在致力于改善空气质量、生活环境,但距离国外一些国家的高质量的生活环境还有一定的差距。

4、家庭资产配置问题:资产配置早已经不是高资产人士的需求,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更多的中产们开始考虑资产的更优配置。

5、安全感问题:中国如今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机遇和发展机会丰富,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而每一次不稳定因素爆发的时候都会引发中产们深深的焦虑。

“安全感”这个东西,看不到,摸不着,但是有时候又特别重要。

而对于中产们来说发达国家稳定、公平和法治化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原因。

6、出行便利问题:很多海外的小国家护照可以免签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于那些经常需要国际出差和旅游爱好者,多国免签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

盘点一下移民成本问题:

1、资金成本:资金成本当然中产们不得不考虑的第一个因素了。

无论是技术移民、雇主移民、还是投资移民,“钱”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通常来说,不同的国家移民资金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从资金成本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档:

①亲民档(10-40wRMB左右):这一档,看似价格普世,实际上能达到条件的人数少之又少。并不具备参考价值。

例如,澳洲、加拿大、新西兰等大国的技术移民,但是要求很高,对于语言、学历、工作等都有严格的要求。

②中产档(50-70wRMB左右):此类多为中产考虑的类型,但是也需要一定的门槛。

例如,加拿大的留学移民,价格相对较低,但是对于年龄和语言等级会有相应的要求。

③进阶档(70~100wRMB左右):此类移民需要的资金已经有一定的量级,但是也是很多中产可以考虑的类型。

例如,加拿大的雇主担保项目、小国护照等,要求相对较低,适合大部分的中产,但是具体选择那个项目需要根据自身条件来评估。

④高阶档(100wRMB及以上):此类多为投资移民、企业主移民,对语言、学历等自身要求较低,但是对资金要求较高。

例如,欧盟护照、爱尔兰投资移民、澳大利亚188A项目等。

总体来说,虽然看似可以操作的移民项目有很多,但是具有性价比的并不多,例如希腊房产买了基本难以出手;

有的太难,例如法国配额移民、德国蓝卡等;而那些看似美好的则都身价不凡,例如爱尔兰投资移民至少需要300wRMB以上。

2、精力成本:如果说资金成本是中产们迈不过的鸿沟,那精力成本则是中产不得不考虑的。

从研究移民开始,每一步你都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成本,找移民项目、选移民中介、准备移民材料、考雅思托福等。

3、机会成本:对于任何一个移民项目而言,没有人跟你保证100%会成功,移民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

即使移民成功后,你差不多也要放弃你所有的职场经验、人生成就,从头再来;

哪怕你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切,你依然要面对放弃国内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红利!

4、移民融入问题:移民,绝非换个国家生活那么简单,异国他乡旅游时觉得千好万好,真的移居过去还是要面临巨大的融入问题。

语言沟通问题、生活习惯问题、思维方式问题、饮食差异问题、父母尽孝问题……都是移民后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问题。

5、移民监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办理移民打算去他国生活的可能不是问题。

而对于只是想拿境外身份的移民者来说,动辄4个月真正更高的居住时间要求也是不得不考虑的巨大时间成本。

OK,到这里基本上就大致盘点完了移民的成本和收益点。

如果你经过深思熟虑,仍觉得即使付出巨大代价,仍然值得,又有足够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可以在国外生活的很好。

那么应了移民行业的那句话,移民越早越好。

而如果你衡量之后觉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经历这么多的困惑并不值得,那就早点放弃那些摇摆的念头吧。

专业助攻:卖掉一二线房产移民?先看看你卖的是什么房

考虑好是否移民问题,那么接下来不得不面对更为现实的问题,对于广大中产来说,想要移民,很可能要面临卖掉一二线房产的问题。

中产卖房必须考虑好以下几点:

1、你卖掉的房产是不是你的唯一资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更要劝你三思了,这套房产很可能是你在一二线城市打拼多年的成果。放弃这套房产,意味着放弃了多年积累的一切,而选择重新开始。你付出的机会成本将比一般人更大更多。      

2、你卖掉的房产是不是优质资产?还是不那么值得拥有的远郊房或者市区老破小?很可能你会问,这两种情况有区别吗?我很负责的告诉你,有区别!而且区别很大,同样的你付出的机会成本的问题。尤其是一线城市核心区优质资产,未来几年的增值潜力无限!而无论什么移民,似乎都是不那么确定选项,而从投资确定性来说,一线城市优质资产稳赢。再说远郊房或者市区老破小,这个在我们公众号其他文章中也多次表述了我们的观点:尽快处理。至于是选择置换优质资产还是卖掉用于移民,就是个人选择问题,请参考前面的文章自行选择。

3、你卖掉的一二线房产以后还能不能买回来?或许你会说我既然已经选择卖房移民还会考虑回来吗?其实不然,移民后又颇费周折回国的人大有人在。如今的一二线城市早已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选择卖房移民前,事先做好最坏打算,总是不会错的。回想一下,前几年前呼声颇高的“逃离北上广”,试问,有谁真正了解过,当年逃离北上广的人有多少人真的逃离了?又有多少人逃离了之后又返回来了呢?

多种选择:移民的另一种选择,轻移民!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中产朋友要问,难道移民对我们中产来说真的就这么难吗?非要面对那么惨烈的抉择吗?移民就没有什么可以两全的方法吗?

还真有!接下来我想说说移民的另一种选择:轻移民!

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大多人都知道,就是要移民移居,简单来说就是办理了移民就要举家前往移民国,放弃国内的一切,从零开始。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移民其实有两种选择:一是移民移居;二是移民不移居

所谓“轻移民”,其实就是移民不移居。

移民不移居,是通过受理移民申请,我们取得了海外身份。

但我们并不是长期定居在海外,但我们仍然留在国内经营和监管我们的业务,致力于我们在国内的生活,但同时我们可享用海外教育资源,医疗水平及福利待遇。

的确,轻移民可以解决移民的多重需求,如资产配置、税务规划、教育、养老、度假、出差等优势。

但是,“轻移民”依然要面临巨大的资金门槛;以及如果不去移民国工作、生活,办理所谓的轻移民也就成了解决内心焦虑的出口而已。

总得来说,是否移民?是否移居?还是都只有你自己才能选择。

中肯建议:非移民中介视角给中产的几点建议!

移民,从来都是个人选择问题,没有对错可言。

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而且要走了比较长的一段路后才知道。

并且,移民的试错成本太大,大到我们不得不反复掂量、仔细思考。

以下是我作为非移民中介给广大中产朋友们几点最中肯的建议!

1、无论做什么选择,都是基于自己理性思考和对未来自己工作生活方向的研判,切勿盲目跟风

2、对于在北京、上海等一二线城市经过多年打拼才拥有唯一住宅的朋友们,我的建议是轻易不要卖房。无论是什么目的,因为你很可能再也买不回来

3、对于事业处于上升期的年轻中产们,也不建议轻易考虑移民,抛开文化差异,民族自信,我们都认为未来10年,中国都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4、对于考虑子女教育、安全感问题的进阶中产们可以适度考虑轻移民,进可攻,退可守

5、对于要想赚钱,想要实现财务自由,或者有理想实现家族阶级跃升的朋友,更是一定要留在国内

我们依然看好中国,直接点名说,看好上海等一线城市,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

By 观观

医药行业人才回国是明智的选择吗

从波士顿美术馆旁的美国东北大学出发,一路向北,从“哈佛桥”跨过横穿整个波士顿的查尔斯河,便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东侧,是波士顿“剑桥区”的核心地带——肯德尔广场。

在东北大学读博的社会学者游姝楠,经常到这里散步。她能认出广场周边每一栋建筑:这栋是辉瑞的办公室、那栋里都是莫德纳的员工……老钟塔旁边亮得晃眼的12层玻璃房子,是著名Biotech孵化公司Lab Central的新基地。

《美国十大生物制药集群》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榜单中,波士顿已连续击败硅谷,位居榜首。

这座名校云集的“智慧之城”也聚集了阿斯利康、赛诺菲、诺华、辉瑞等超过2000家生命科学领域的知名科研机构和企业,位居全美生命科学行业五大求职地之首。

如果说波士顿是世界生物制药的环靶,肯德尔广场就是靶心。这里有一条完整的生物医药产业链。游姝楠在这里见过太多顶尖的生物医药人才,其中不乏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青年才俊。

其中一位告诉她,从2008年至今,约有一半在美留学生活工作过的生物医药人才选择回中国发展。

“回国的职业选择更多样化,可以继续在药厂工作,也可以创业、做咨询猎头、甚至成为投资人,而在美国的职业发展方向更单一,大部分都聚集在药企做研发。”她说。

对高技术移民感兴趣的游姝楠,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

美国一向是世界生物制药强国,而中国的生物制药行业在过去十多年才逐步发展起来,在“海归”人才、政策扶持、资本加注的环境里迅速崛起。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当前中美的竞争关系,会给两国间的人才流动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游姝楠想知道,从这些生物医药人才出国留学、在美工作,再回国发展成为“海归”,甚至有些人选择再度出国,这样来来回回的流动轨迹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如何从大国博弈、全球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以及个人选择等角度去理解生物医药人才在中美之间的“人才环流”(Brain Circulation)?

在访谈了近50位留美和“海归”生物医药人才后,游姝楠渐渐勾勒出一幅中美生物医药人才迁徙的草图。

作为社会学者,她目睹了经历跨国教育的科学家们在“逆全球化”浪潮下的沉浮,感受到了生物医药产业对创新土壤的追求,也从社会学的角度去重新思考生物科技发展与国家、资本、产业、人才之间的碰撞。

太平洋两岸的人才循环与对望

游姝楠的观察对象们,有着大致相同的人生轨迹:

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在国内接受大学理工科教育后,去往美国读硕士和博士——大多情况下,这些优秀的学子甚至可以本科毕业后跳过硕士,直接在美国读博。

不同于公众对留学生大都家境优渥的想象,许多访谈者来自很普通的二三线城市小康家庭,凭着会读书的本事,依靠全额奖学金铺路,获得在美国深造的机会。

他们大多曾学习生物统计、生物化学、药学等专业。读博甚至博后期间,省吃俭用,艰辛而执着地在实验室里辛勤耕耘科研。毕业后,少部分人会留在学术界,还有一些进入医药行业,并直接进入辉瑞、阿斯利康等大厂的研发部门,也有人选择先进入以提供项目外包服务为主的CRO公司,甚至以CRO为跳板,试图曲线进入跨国大药企。

留在美国进入跨国药企(MNC)做研发的中国人,大部分成为了各自领域的技术专家,能进入管理层的却不多。

随着近年来在美华人努力发声,华人在药企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用访谈者的话说,天花板提高了很多,现在的天花板基本是VP(Vice President)这个层次。

但是,在美华人科学家的职业发展路径依然缺乏更多想象空间。

一位受访者自嘲自己是“科研民工”,他说,“我们是在用高技术仪器做劳动密集型工作。我对‘科研民工’的理解是:不做决策、没有话语权、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

他们也很难不受到近年来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中国行动计划”让不少华裔科学家选择回到中国,而在医药行业工作的科学家们也可能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不信任,无法进入公司高层核心项目,抑或是在出入境时被海关反复“检查”。

与留美从业者清一色的药企研发岗位不同的是,回国的“海归”们有着更“五光十色”的生活,和更广阔的职业选择——

有些人利用漂亮的留学背景和博士头衔,转行做市场、咨询、产品经理、猎头甚至风投,且都很快成为行业里的“大佬”;有些人继续做研发,一跃进入大型跨国药企,职级也更上一层楼;还有的人乘着创新药市场爆发和政策支持的东风,直接选择创业。

谈及他们回国后的职业选择,不少访谈者用了跨国比较排除法。“很多人选择回国做咨询和投资,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很难从事类似的职业。”游姝楠说,“这需要语言能力特别好,或者社交能力和资源特别强。”

在排除法下,一些访谈者告诉游姝楠,都回国了,就一定要做留在美国的同行“做不了”的职业,如果想在药企做研发和在学界做学术,从科研环境和创新氛围考虑,那应该留在美国,所以回国的职业选择就自然地排除了以上选项,而选择在美国更难入门的投资、咨询、创业。

还有一位访谈者,两种选择都尝试过之后,又返回了美国。

不过他回国的时间更早,是在2007年。从今天来看,那段时间可谓是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爆发的奇点。2008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海外人才回国创业的政策,大批生物医药领域高端人才和科学家浩浩荡荡地回国。

回国后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令他失望。由于师从名家,又有名校博士后的背景,公司为他配了实验室和团队。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坐着飞机去见各种各样的投资人,感受着身边人崇拜的目光,俨然是一个成功人士。

但后来,由于家庭和孩子教育的原因,他又返回美国,重新做回了“药厂打工人”。

经历了在国内做“海归”的风光,在美国天天“搬砖”,一度让他的落差感很大大,花了许多时间做心理建设。

后来他找到了平衡——国内教育太“卷”,小孩受不了;妻子不想回国,两地分居也不是办法——相比外在的风光,还是安稳的小家最实在,他认为自己一点也不羡慕那些回国后混得风生水起的同行。

游姝楠用“内心的全球化”来解释这种跨国的比较。无论留美还是回国,曾经的旅美经历让这两拨人都永远处在彼此凝望比较的关系中。即使身处大洋两岸,他们互相比较的,也并非所在地的其他族裔,而是有共同根源的彼此。随着“别人家的孩子”走出国门,攀比的范围也扩大到整个世界。

事实上,中美生物医药人才迁徙的路径并非单向度的,而是一个循环,这缘于全球科学共同体的共通性。

在游姝楠的研究中,不乏回国创业失败或是转行失败的人才,抑或是在MNC撤走中国研发部门时被裁员的研发人员。在这些人的故事里,他们通过猎头或者移民网络,又重返美国从事研发工作,过上了原先的“美式中产生活”:工作与生活相对平衡,很多闲暇时光,还有风险回报都更可控的清晰未来。

回来的人多了,“海归”含金量也低了

在游姝楠眼里,这种生物医药人才环流形成的原因纷繁复杂。就像是一股季风,源于海洋与大陆间的温差,大范围、以年为周期地在这颗星球上流动、变化、转换风向,推搡着不同土地孕育的科学家们飘散到世界各地。

一个生物医药人才选择回国的原因有许多。

大的时代背景毋庸赘言:国内巨大的生物医药市场需求,以及政府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扶持政策。从“十一五”以来,每个五年计划中,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创新都被放在显要位置。对人才的激励几乎不计成本。

对身处美国的生物医药人才而言,除了大洋西岸国内医药热土的吸引,美国职场的天花板,也对他们产生了向外的推力。

游姝楠发现,除了技术的原因,“中国人在美国主要从事研发工作”在社会学上更反映了美国生物制药行业的劳工结构单一、族裔分化明显的特点。

“这种劳工结构是以种族为基础的,它让中国科学家大量地集中在研发和实验阶段。”与之相似的,是印度裔扎堆于工程、计算机编码相关工作,墨西哥裔扎堆于重体力劳动等。

有访谈者告诉游姝楠,“我们生物统计组里全是中国人。”

族裔劳动最显著的后果,便是“竹子天花板”,或称“玻璃天花板”,以形容在美国,亚裔即便有高学历、高技能、高收入,却仍然难以晋升至管理层和领导层。

2000年,《科学》对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的亚裔工作者展开统计,发现专业人员(professional staff)中的亚裔占10%,而在管理层(manager或者supervisor)中,亚裔只占4%。美国“工作-生活政策中心”(CWLP)调查的亚裔人群中,四分之一的受访者相信种族歧视让他们在职场上止步不前。

生物学泰斗吴瑞、生物学家饶毅、病毒学家蒋观德等留美科学家都为这样的情况发过声。

游姝楠的访谈者们,也明显触碰到了这看不见的顶端。“我觉得如果也要做到C-level(即管理层),在国内是很容易的,但在美国,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做到。”一位访谈者说,“天花板是肯定存在的,级别越高,感受越强烈。”

在“竹子天花板”的阻力之下,很多人选择回到自己的国家。印裔学者玛丽∙保罗(Anju Mary Paul)研究发现,截止2010年代中期,她统计的119名海外留学的亚裔科学家中,有52位回国,34位回到亚洲其它国家。

相比留美的科学家,回到中国的科学家们,撑起了近十多年来国内创新药领域的半边天。

微芯生物、药明康德、百济神州、贝达、加科思、君实生物……这些业内耳熟能详的创新药企的创始人,不仅自己是“海归”,也为大量“海归”生物医药人才创造出许多优质岗位。

但在近几年,这样的风景也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过去十年回来的人太多了,好像‘海归’身份就没有那么金贵了。”游姝楠说。

教育部在《2019年度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中指出:1978~2019年,我国已有490.44万人在国外完成学业,而其中86.28%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统计显示,2016~2019年回国的人数达到了出国留学人员的8成,同时也不乏许多“移二代”的回流。

与此同时,“海归”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示,留学生回国意愿增强已经成为一个趋势,83.1%的“海归”表示求职压力增大。

社会学者眼中的“竹子天花板”

尽管存在天花板,由于美国生物医药行业的领先优势,那里的科研环境对各国生物医药人才仍然具有吸引力。

回国后继续做科研的“海归”,进入MNC的本土研发部门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不过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MNC研发部门相继撤出。

2017年11月,阿斯利康剥离在中国的临床研究业务,成立新公司“迪哲”,原先在中国创新中心(ICC)的所有研发人员均加入新公司。同年,GSK宣布裁撤已成立10年的位于上海张江的神经系统药物研发中心。2018年9月,诺和诺德丹麦和中国研发中心共裁员400人。2019年底,辉瑞也停止了亚洲发现实验室(Asia Discovery Labs, ADL)的启动计划。

游姝楠的几位访谈者,由于就职的MNC撤走在华研发部门而被裁员,又转身去了美国。

作为社会学者,游姝楠感兴趣的除了这种候鸟式的人才迁徙,还有他们看上去很窘迫的个人处境。

她身边有很多读生物专业的好朋友,她的伊朗籍前男友Alireza也曾在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做博后。和中国一样,伊朗同样是科研劳动力的输出国。

在游姝楠看来,Alireza在做博后期间的科研工作需要极高体力和智力:设计实验,预定所有实验器材,日复一日地喂小白鼠,让小白鼠得病,再给小白鼠注射药物,观察治疗效果……

实验周期通常都要几个月,这个过程需要全身心的专注,喂养小白鼠稍有差池,比如多加了几滴液体,就可能让整个实验毁于一旦,几个月的辛苦付之东流。

移民学生和博后的合法身份,都依托在实验室工作之上,这种法律身份上的脆弱和不稳定性,使Alireza不得不遵守老板苛刻的要求,经常需要在实验室待到凌晨两三点。

完成三年博后,Alireza转到制药行业,在38岁的年纪开始了第一份工作。游姝楠认为,这份工作的薪水与资历极不相称。“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不快乐,他是个热爱电影艺术的人,长年累月的科学训练扼杀了他的活力。干这一行,身体和精神都很辛苦,生化环材被誉为四大天坑专业是有道理的。”

作为外来族裔,忍受歧视在美国职场打拼,是另一种艰辛。

为了寻找合适的访谈对象,游姝楠经常参加一些波士顿生物医药界华裔举办的沙龙。这些参与者并不多的闭门活动,是在美华人们寻求认同感的“安全屋”。在“安全屋”里,他们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谈工作、谈机会,相互认识,抱团取暖。

在一场有三四十人参加的沙龙活动上,大家聊到了生物医药界“竹子天花板”等话题。游姝楠发现,这些技术人才对职场中的隐性种族歧视看法“非常朴素”:“他们就觉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可以了。”

当时,一位科学家站出来现身说法,“你要相信大家都是人,没什么不一样的……我老板和我都有婆媳问题,所以我经常在午休的时候和他聊婆媳问题、家长里短,感觉我们的关系就更近一步了。”

“我有些同事也许会在心里歧视我,”另一位说道,“但人家表面上没表露出来就行了,不用想东想西。”

“我们组里都是中国人,”又有人接过话头,“所以组里应该不存在‘竹子天花板’。”

游姝楠听不下去了。“我当时就觉得,他们需要一个社会学家的视角。”于是,她站出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把来自一个国家的员工放在同一个组里,本身就建立在以族裔劳动为基础的劳动分工上。”

从个体层面,游姝楠觉得他们的思考没有问题,毕竟每个人能改变的只有自己,但她希望通过交流,让大家从一个更系统性的角度去反思。比如“族裔劳动”“基于种族的劳工结构”等等。

这场沙龙让游姝楠更加坚定,自己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至少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的困难背后是有社会因素的,也能为他们和同行的遭遇发声。”

一句话总结,如果想要平静生活选美国,如果想要社会地位回中国。

By 思齐俱乐部

新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向中国学习吗

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在4月27日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演讲,其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美国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政府也应该起到引领经济的作用。以下为其演讲的中文翻译:Image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视觉中国 资料图

首先,我想感谢大家让国家安全顾问来讨论经济问题。

正如你们大多数人所知,耶伦(Yellen)部长上周就在这条街上就我们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发表了重要讲话。今天,我想进一步谈谈我们更广泛的国际经济政策,特别是因为它关系到拜登总统的核心承诺——实际上,关系到他对我们的日常指导——更深入地整合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领导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它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它维持了激动人心的技术革命。它帮助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达到了新的繁荣水平。

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基础出现了裂缝。全球经济的变化使许多美国工人和他们的社区落在了后面

金融危机动摇了中产阶级。一场大流行暴露了我们供应链的脆弱性。不断变化的气候威胁着生命和生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凸显了过度依赖的风险。

因此,这一时刻要求我们达成新的共识。

正因为如此,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正在国内以及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一起推行一项现代工业和创新战略。要投资于我们自身经济和技术实力的来源,促进多元化和有弹性的全球供应链,为从劳工和环境到可信赖的技术和良好治理等各方面设定高标准,并部署资本以提供气候和健康等公共产品。

现在,一些人所说的“新华盛顿共识”是某种程度上孤立美国,或者美国和西方排斥其他国家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

这一战略将建立一个更公平、更持久的全球经济秩序,造福于我们自己和世界各地的人民。

所以今天,我想做的是列出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事情。我将从定义我们所看到的挑战——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开始。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些旧的假设。然后,我将一步一步地介绍我们的方法是如何适应这些挑战的。

当拜登总统两年多前就职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面临着四个根本性的挑战。

首先,美国的工业基础被掏空。

对公共投资的憧憬在战后的岁月里——实际上在我们的大部分历史中——为美国的项目注入了活力,但现在这种憧憬已经消退。它已经让位于一系列主张减税和放松管制、私有化而非公共行动以及以贸易自由化为目的的思想。

所有这些政策的核心都有一个假设:无论我们的竞争对手做了什么,无论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有多大,无论我们拆除了多少护栏,市场总是能有效地配置资本。

现在,没有人,当然我也不例外会低估市场的力量。但在过度简化市场效率的名义下,整个战略商品的供应链,连同制造这些商品的产业和就业岗位都转移到了海外。深度贸易自由化将帮助美国出口商品,而不是就业和产能,这是一个承诺,但没有兑现。

另一个根深蒂固的假设是,增长的类型并不重要。所有的增长都是好的增长。因此,各种各样的改革结合在一起,给金融等经济部门带来了特权,而半导体和基础设施等其他重要部门却萎缩了。我们的工业能力(这对任何国家持续创新的能力都至关重要)受到了真正的打击。

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流行病的冲击暴露了这些普遍假设的局限性。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适应一个以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为特征的新环境,这种竞争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

过去几十年的大部分国际经济政策都依赖于这样一个前提:经济一体化将使各国更加负责任和开放,全球秩序将更加和平与合作——将各国纳入基于规则的秩序将激励它们遵守规则。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如此,但在很多情况下却并非如此。

到拜登总统上任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一个庞大的非市场经济已经以一种构成相当大挑战的方式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

中国继续大规模补贴钢铁等传统工业部门,以及清洁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和先进生物技术等未来关键产业。美国不仅失去了制造业,我们还削弱了我们在决定未来的关键技术上的竞争力。

经济一体化并没有阻止中国在该地区扩张其军事野心,也没有阻止俄罗斯入侵其民主邻国。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变得更负责任或更合作。

忽视几十年自由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经济依赖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从欧洲能源的不确定性到医疗设备、半导体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脆弱性。这些依赖关系可以被用来作为经济或地缘政治杠杆。

我们面临的第三个挑战是不断加剧的气候危机和公正高效的能源转型的迫切需要

当拜登总统上任时,尽管奥巴马-拜登政府尽了最大努力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们仍远远没有实现我们的气候目标,没有一条通往稳定和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供应充足的明确途径。

太多人认为我们必须在经济增长和实现气候目标之间做出选择。

拜登总统的看法完全不同。正如他经常说的,当他听到“气候”时,他想到的是“工作”。他认为,建设21世纪的清洁能源经济是21世纪最重要的增长机遇之一,但要抓住这个机遇,美国需要一个深思熟虑的、切实可行的投资战略,以推动创新,降低成本,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

最后,我们面临着不平等的挑战及其对民主的损害。

在这里,普遍的假设是,贸易推动的增长将是包容性增长——贸易的收益最终将在各国内部广泛分享。但事实是,这些成果并没有惠及很多劳动人民。美国中产阶级失去了地位,而富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做得更好。美国制造业社区被掏空,尖端产业转移到大都市地区。

现在,经济不平等的驱动因素——你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比我更清楚——是复杂的,其中包括像数字革命这样的结构性挑战。但在这些驱动因素中,关键是几十年来的涓滴经济政策,比如递减减税、大幅削减公共投资、不受限制的企业集中,以及破坏最初建立美国中产阶级的劳工运动的积极措施。

奥巴马政府采取不同方式的努力——包括通过应对气候变化、投资基础设施、扩大社会保障网络和保护工人组织权利的政策——都受到了共和党的反对。

坦率地说,我们的国内经济政策也未能充分考虑到我们的国际经济政策的后果。

例如,所谓的“中国冲击”对我们国内制造业的冲击尤其严重——影响巨大且持久——没有得到充分的预测,也没有在它发生时得到充分的解决。

总的来说,这些力量已经磨损了任何强大而有弹性的民主所依赖的社会经济基础。

现在,这四个挑战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这些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比我们更严重。

当拜登总统上任时,他知道解决这些挑战的办法是恢复一种支持建设的经济心态。这是我们经济政策的核心。在国内以及与国外合作伙伴一起建设能力、建设韧性、建设包容性。生产和创新的能力,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比如强大的物理和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大规模的清洁能源。抵御自然灾害和地缘政治冲击的能力。以及确保强大、充满活力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包容性,以及为世界各地的劳动人民提供更多的机会。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第一步是在国内建立一个新的基础——一个现代的美国工业战略。

我的朋友兼前同事布赖恩·迪斯(Brian Deese)对这种新的工业战略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我向你们推荐他的评论,因为他的评论比我在这个问题上所能发表的任何评论都要好。总之:

现代美国工业战略确定了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特定部门,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些部门具有战略意义,而私营企业本身无法做好准备,进行必要的投资,以确保我们的国家雄心。

它在这些领域部署有针对性的公共投资,释放私人市场、资本主义和竞争的力量和创造力,为长期增长奠定基础。

它帮助美国企业做美国企业最擅长的事情——创新、扩大规模和竞争。

这是为了吸引私人投资,而不是取代私人投资。这是关于在对我们国家福祉至关重要的部门进行长期投资,而不是挑选赢家和输家。

资。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活力都有赖于此。

让我以这个结束。

肯尼迪总统喜欢说“水涨船高”。多年来,涓滴经济学的提倡者将这句话用于自己的用途。

但是肯尼迪总统并没有说对富人有利的事情对工人阶级也有利。他说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看看他接下来说的话:“如果一个国家的一部分静止不动,那么迟早潮水会把所有的船都淹没。”

这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真的。这对我们的世界来说是真的。在经济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共同崛起或衰落。

这不仅有利于加强我们的民主,也有利于加强我们的经济。

当我们在国内外推行这一战略时,将会有合理的辩论。这需要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秩序不是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这个也不会。

但是,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我们就能使所有美国人民、社区和行业都得到提升,我们也能使我们在全球各地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得到提升。

这是拜登政府必须也将为之奋斗的愿景。

这是我们在经济、国家安全和民主的交叉点上做出政策决定时的指导思想。

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不仅是作为一个政府,而且要与美国的每一个方面合作,并得到世界各地政府内外合作伙伴的支持和帮助。

演讲解读

1929年,美国金融业崩溃,直接引发了被后人称之为大萧条的严重经济危机,这一危机直接波及了全球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而导致了纳粹法西斯的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但危机的发源地美国自己却避开了这一劫。

1933年,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推行了“罗斯福新政”,把整个美国从经济危机里救了出来。

罗斯福新政从本质上说就是否定自由市场经济,大幅增加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干预,从而引导市场经济返回政府希望的运行轨道上,其理论基础为凯恩斯主义。

这一学说和当时流行于欧洲资本主义强国的思想水火不容,被斥之为异端邪说,所以欧洲国家没有这么干,大家都在看美国的笑话。

最后的结果是整个欧洲因深陷经济危机不可自拔而毁于战火,美国靠着罗斯福新政挣脱了经济危机的泥潭,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战争财,战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其航母和驻军遍布大半个地球,并持有超过2万吨黄金储备,占当时全人类黄金总储量的75%以上。

罗斯福新政为美国打下了帝国根基,让数代美国人吃到了红利。

1961年,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然后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在越战中打空了自己国家的财富,国债突破天际。

1973年,确定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美国撕毁承诺,拒绝再按照约定用黄金来兑付美元。

1975年,美国再也无法承受越战的费用,被迫下令美军撤离越南。

但美国被打空的财富并不能随着越战的结束而凭空回来,国债透支后整个美国开始陷入了严重通货膨胀,整整十年滞涨让美国民众苦不堪言。

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他采取的一系列新政策让美国最终奇迹般的摆脱了滞涨,后人将里根的政策统称为里根经济学。

里根经济学的核心在于否决凯恩斯主义,认定美国陷入滞涨是因为政府管的太多太宽了,市场失灵是政府乱管导致的,所以应该为资本解绑,依靠资本骨子里的贪婪来激活美国经济。

因此里根解除了限制资本的一系列政策,甚至和全球谈判解除了资本在不同国家间自由流动的限制,拉开了人类全球化贸易的帷幕。

这一行为导致美国的制造业疯狂流出到东亚人力洼地,同时导致美国金融业高度繁荣,但整个美国总账算下来,靠全球化能赚很多很多钱。Image至于低端制造业离开美国,有点隐患,但问题不大,和总收益比起来不值一提。整个美国因此活了,短短几年时间就摆脱了滞涨,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里根因此被美国人评为二战后最伟大的美国总统,而里根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也被奉为真理。1989年,拉美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不可自拔,向美国求救,美国和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会议,研究如何帮助拉美国家。

在会议室,美国提出了拉美国家应该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减少关税,开放外资,减少国企,放松商业管制,保护知识产权等10条政策措施。美国专家说,我们美国就是靠这个摆脱滞涨,实现经济腾飞奇迹的,所以你们想让我们救那也得先搞这个,送钱不如送政策,要是你们政策不行,自己起不来,那我们送钱也是白送。全球专家研究后无人能指出半点不对,大家只能点头称是,因为美国确实靠这个成功了。这10条政策措施,被后人统称为华盛顿共识。而由华盛顿共识引申出来的休克疗法,甚至被苏联等国家奉为圭臬,直接一口吞了下去,废除政府全部干预,把国企全部变卖,开放全部市场等,信任到把自己搞残了也不怪美国的理论,只怪自己没操作好。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重塑了自家国家的经济体系,可以说到如今30年的全球经济秩序都由华盛顿共识奠定。

但地球上有个异数,叫中国,学华盛顿共识只学了一半,然后就不学了。是解除政府干预了,但只解除了一半。是卖国企了,但只卖了一半。是开放市场了,但只开放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中国油盐不进,就是不按华盛顿共识来。对中国这个异数美国很生气,认为你这样属于干涉市场,是不自由的保守主义,害人害己,不仅会拖慢你自己的经济发展也会影响我们的市场定价,所以多年来都宣称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中国说我们就是市场经济,我们政府的干预是适当的和有必要的,属于恰当监管,并没有影响市场经济主体的自由定价,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美国的华盛顿共识本身就有巨大问题,不适合我们中国,我们制定的政策是最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美国不屑一顾,我的华盛顿共识有巨大问题?我看是你的脑子有巨大问题吧,敢质疑我们的经济体制?也不看看我们国家多有钱。

2016年,中美南海对峙,美国2个航母战斗群被中国海军强行逼退。多年的小跟班不听话了,敢对大哥龇牙了。这不得教训教训?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争,特朗普直接一把压了全部筹码,玩极限施压。要么听话,要么崩溃,我让你看看华盛顿共识制度下经济强国的力量。战争一打就是5年,美国越打越弱,中国越打越强,美国过往繁荣经济下掩盖的种种隐患在这种高强度经济对抗下开始逐渐暴露。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渐渐感到有点不对劲了。好像,我们的华盛顿共识确实问题很大啊。

沙利文,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部主任,华盛顿的大笔杆子,大半政令都出自此人之手,堪称拜登政府的文胆,最近发表重磅谈话,公开质疑华盛顿共识,试图推翻美国现行经济体制,全盘抄袭模仿中国政策。然后白宫把沙利文的讲话总结成报告,直接挂在了白宫官网上,说明拜登政府也是支持这一讲话的。在解释为什么美国工业基础被掏空时,沙利文上来就否决了市场经济的合理性,直接动摇了美国整个经济体系的根基,他说:

所有政策的核心都有一个假设:市场总是富有成效和有效地配置资本–无论我们的竞争对手做了什么,无论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有多大,无论我们拆除了多少护栏。

这话很清晰了,沙利文认为美国政府撒手不管经济,认为市场一定能富有成效和有效地配置资本这一理论是绝对错误的。如果竞争对手的政府出手管理和引导经济,那我们也要出手管理和引导经济,政府对经济的适当干预并非一定会导致坏的结果。然后沙利文把美国工业基础被掏空的原因归结于不受监管的自由市场经济上:

现在,没有人–当然不是我–低估市场的力量。但是,在过度简化的市场效率的名义下,战略物资的整个供应链–连同制造这些供应链的产业和就业机会–都转移到了海外。深度贸易自由化将帮助美国出口商品,而不是就业和产能的假设,是一个承诺,但没有兑现。另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增长的类型并不重要。所有的增长都是好的增长。

长期以来,美国认为只要GDP增长了那就是好事,至于是哪些经济部门导致的增长这个并不重要,尽快搞钱才是王道,工业基础流出美国这本就是全球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中国前几年也有这个问题,就是金融和地产高度繁荣导致的制造业空心化问题,还有互联网资本无序扩张,到处收购但就是不搞实业,因为来钱慢。如今美国的国策专家沙利文直接否定了这一切,说这是完全错误的,GDP和GDP不一样,不能只看GDP增长数据而不管其类型。美国如今的GDP大头是由金融产业、娱乐产业、律师诉讼产业贡献的,这些在进行国家对抗的时候一点作用都没有,制造业才是国家的根基。在中国这是个常识,老百姓都知道,但到了美国却是由“觉醒者”沙利文公开说出来,好多美国人才恍然大悟,但还是有大量的人反对。在解释为什么中国可以在经济领域挑战美国,并在技术领域屡屡突破时,沙利文说:

到拜登总统就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一个庞大的非市场经济已经以一种带来相当大挑战的方式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对钢铁等传统工业部门以及清洁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和先进生物技术等未来关键产业进行大规模补贴。美国不仅失去了制造业,还削弱了我们在决定未来的关键技术方面的竞争力。 

简单说,沙利文把中国经济领域弯道超车的原因总结为中国政府对关键产业的大规模补贴。其实说的一点都没错,因为这确实就是美国在光伏和电动汽车领域输给中国的原因。钢铁和高铁被中国通过产业补贴政策反超了美国还能接受,但光伏和电动汽车被中国反超了,美国是真的接受不了。无论光伏还是电动汽车,先行者都是美国,但如今的统治者是中国,光伏领域美国已彻底出局,电动汽车领域全球只剩一家特斯拉,其他全是中国公司。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政府从2010年左右开始的十年大规模补贴,直接导致中国对这两个产业的投资额远远超过美国。都说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灵敏且迅速的,而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是迟钝且缓慢的,但在产业政策这一块失灵了。2010年代无数人质疑光伏就是骗钱的,质疑电动汽车就是骗钱的。

别说2010年代,就是到2018年大部分人都在说光伏和电动汽车是骗人的,直到2019年市场才最终认可这两个产业的黄金价值。市场经济整整落后了9年,足足9年时间里市场对光伏和电动汽车产业都是将信将疑的,只有少数人愿意投资,就连美国的特斯拉在这9年里都屡屡遭到做空势力攻击,多次濒临资金链断裂的窘境。而中国集中了产业专家和经济专家,把国家精英的智慧集合起来联合研判产业走向,确定这个产业可行,是朝阳产业后,就集中国家力量大举投资,然后绝不动摇。相当于市场经济中一个超级大的主力资金看好这个产业,疯狂砸投资,硬生生的制造出了产业繁荣。其实这也算市场经济,就是投资的这个市场主体,体型有点大,大到离谱。

这种国家投资引导产业,然后由市场主体自由竞争决胜出优胜者的做法,结合了凯恩斯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优势,是独属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十年之后的效果也出来了,等全球资本认可光伏和电动汽车,决定把资源开始大量倾斜进这个行业时,中国早就利用产业政策补贴完成了弯道超车,欧美资本再也没有追回的机会。而这样的事情频频发生在所有的新兴产业中,目前欧美还保有优势的行业全是那种已经积累百年技术的行业,只要是新兴的,中国产业补贴政策一上,国内企业的发育速度就会远远快于欧美企业,然后硬生生的弯道超车。现在美国的沙利文回过味来了,强烈要求美国跟着学,也搞产业补贴政策,直接利用政府资金干预市场,引导市场主体发展。

事实上沙利文这几年给拜登政府制定的政策就已经是在这么搞了,比如从2023年1月1日开始,在美国生产的电动车也将享受政府提供的补贴了,这一政策明显就是在抄袭中国2010年出台的电动汽车补贴政策。可惜,美国落后了足足13年。产业补贴政策这个事情明显违反自由市场经济原则,明显违反华盛顿共识,在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欧美世界接受度太低。所以沙利文一方面炮轰华盛顿共识,想方设法拆掉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一方面用各种缓和的词汇给产业政策涂脂抹粉。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现代美国的工业战略确定了一些特定的部门,这些部门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具有战略意义,私营工业自身无法进行必要的投资来确保我们的国家雄心。

它在这些领域部署了有针对性的公共投资,释放了私人市场、资本主义和竞争的力量和聪明才智,为长期增长奠定了基础。

它有助于美国企业做美国企业最擅长的事情–创新、规模和竞争。

这是关于私人投资的拥挤,而不是取代它。它是关于对我们国家福祉至关重要的部门进行长期投资–而不是挑选赢家和输家。

在这个国家有着悠久的传统。事实上,即使“产业政策”这个词已经过时,它仍然以某种形式静静地为美国工作–从DARPA和互联网到NASA和商业卫星。

现在,回顾过去几年的历程,这一战略的初步成果是显著的。 

说的很委婉,但意思很明确,沙利文坚定的认为私营工业自身无法进行必要的投资来确保我们的国家雄心,美国要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必须要集中国家的力量在创新领域进行大规模产业投资。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崩塌了,因为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成功。英国《金融时报》发的文章标题直接写为:《新华盛顿共识:昨天的美国正统经济观念成为今天的异端邪说》。傻眼的公知已经从文学领域,蔓延到了经济领域,自己靠鼓吹“市场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华盛顿共识的一切来吃饭,从各种角度论证只要你这么做就能富国强民。结果如今祖师爷直接改口说这些全是错的,要跟着中国一起玩大政府小市场,说动用政府力量大力干预和引导市场才是王道,才能“确保我们的国家雄心”。沙利文如此推崇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不是因为他是个亲华派?错,沙利文是个铁杆反华派,还不是一般的反华,是整个美国高层政客中最铁杆的反华份子,曾被美媒认为反华鹰派核心之一。就算在这次要求美国复制中国经济政策的讲话中,沙利文也依然坚持中国威胁论的老腔调。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调整经济政策以应对中国挑战时,沙利文说中国的存在威胁了民主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原话是:

所谓的“中国冲击”对我们国内制造业的冲击尤其严重–具有巨大而持久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的预期,也没有在它展开时得到充分的解决。总之,这些力量磨损了任何强大和有弹性的民主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 

在讲话结束后,主持人问沙利文:“所以美国是下定决心要阻止中国在先进技术上与美国竞争吗?”沙利文回答说:

“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半导体、生物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等等,这些政府并没有要一刀切。但是,在最先进的半导体、存储芯片技术上,美国不会允许将某些类别的技术出售给中国,因为美国将其视为国家安全。美国要保持对每个国家的技术领先地位,成为世界领先的技术创新强国,在这一点上美国不会感到任何歉意。” 

简单的说,沙利文推翻华盛顿共识,要求美国尽快研究中国、复制中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超越中国的发展速度,重新压制中国。

这种连抄袭中国经济政策的时候都念念不忘打压中国的铁杆反华份子,能如此推崇中国的经济政策,只能说一个人黑到深处自然粉。现代高科技行业有个巨大的特性,就是前期投入巨大,然后赢家通吃,在没有成为行业领导者之前企业连活下去都困难。但这些高科技行业的利润都十分巨大,只有这些行业才能让一个国家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所以所有执行华盛顿共识,所有信奉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落后国家,没有一个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永远只能停留在低端加工业。因为高科技行业具备赢家通吃的特性,后发者永远追不上来。除非以国家的力量集中资金投入,硬生生的帮企业渡过严重亏损的前期,你差不多可以把这看做是一个十万亿资金体量的风投基金看好某个行业,然后疯狂砸钱帮助这个行业快速发展,等这个行业发展到头部后再断掉补贴,然后收税回本。

你稍微想想就知道这有多恐怖,根本不是普通市场经济可以想象的发展速度。沙利文想让美国学这套,但有这么好学么?我国的策略都是阳谋,明牌,你可以随便看随便学,文件都可以白送,你改个名字照抄我们都不在意。但是你美国想这么玩,那就首先要进行理论大辩论,到底应该是大政府,还是大市场,到底谁才是主导经济的核心,权力边界该怎么确定?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补贴某个行业的某些企业,凭什么不补贴我们行业?里面是否存在贿赂和利益输送?你们这么挥霍纳税让人的钱理由是什么?有没有经过民主投票?为什么不拿这些钱去给选民发福利?为什么不减税?为什么不增加医疗补贴?随便几个反对党振臂一呼,这些问题就能让执政党满头冒烟。

再一个就是政策持续性。补贴一个行业不可能一两年就出成果,中国的光伏行业和电动车行业补贴了足足十年才见到曙光,才终于摆脱了骗钱行业的骂名。放在美国,只要中间换个总统,还会坚持前任的产业补贴政策么?花那么多钱,担那么大风险,成功了功劳都是前任总统的,失败了所有责任都自己背。凭什么?我又不傻,干嘛要做这种蠢事,我不如把这钱拿去补贴一个新产业了,至少风险和收益都是我自己的。

举个例子,电动车补贴政策是拜登制定的,如果下任总统是特朗普上台,那特朗普还会老老实实继续执行这个政策给拜登送政绩么?肯定不可能的,特朗普找个理由就会停掉拜登的政策。所以耗资巨大的产业补贴政策即便在美国执行,也一定会被下一任总统叫停或大幅缩减规模,只要下任总统是理智的就一定会这么做。但这就会导致美国的产业补贴政策没有连续性,而在国家竞争中一步慢步步慢,如果你的产业补贴政策被中断或减缓,那其实等于前面的钱都白砸了,高科技产业赢家通吃这个规则可不会跟你讲什么情面。美国奉行自由市场决定一切,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私人主体具有连续性,而政府没有,所以产业投资只能私人企业来做。

如果美国想改变这一切,就几乎要从根本上颠覆美国的制度,其影响和代价不亚于当年苏联废弃公有制,直接用休克疗法改为私有制一样。没那么好改的,很多东西不是想学就学,学不了,硬学代价过大,美国付不起。所以我们把这一套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每一个字都不是多余的,少一个字都没法学。我们能把这套制度运转的如此流畅,那是因为这套制度本身就是中国政治精英根据中国实际国情量身定制的。其他国家想照抄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可能和中国的国情一模一样,硬抄那是死路一条。可以参考学习,但不能生搬硬套,因为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沙利文彻底否定中国的制度,甚至认为中国是民主的威胁,只单纯推崇中国的经济制度,要求美国照抄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觉得抄了这个就能重新压制中国。这和当年清政府只推崇欧美的军舰和武器,其他政治经济制度一概蔑视的做法,又有什么区别?不就是第二个学形不学神的洋务运动嘛,玩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影响清政府被继续暴打。美国想否定华盛顿共识,想通过抄中国作业来压制中国。这个其实我们不介意的,就怕美国抄作业都弄不好,新冠的时候又不是没见识过美国的抄作业能力。

By 远方青木青春豫鹏

“九大自由”里你实现了哪个

在财富自由之前,你有买菜自由吗?

人人都想实现财务自由,那到底什么是财务自由?近年来社会上很多人都在讨论财务自由这个问题,但每个人对财务自由的标准不一样,你能得到几个自由呢?

1. 菜场自由

在菜场愿意买哪种菜就买哪种菜,对食材的选择是走向品质生活的第一步。

2. 饭店自由

在饭店吃饭,只要自己愿意去哪个饭店就去哪个饭店,首先考虑的是饭店的菜品、装修、服务,而不是价格。

3. 旅游自由

只要自己愿意,想去哪里旅游就去哪里。新马泰,港澳台,美日欧,每年都会去一个新的目的地。

4. 汽车自由

市面上主要的汽车品牌和型号都在财力范围之内,汽车不再仅仅是代步工具,而是自己生活品质的一个组成部分。

5. 学校自由

能为下一代提供优质的公立、私立学校教育,无论是买学区房还是交高额学费,保证子女受到良好教育是每个父母的心愿。

6. 工作自由

只要自己愿意,可以按自己的兴趣选择这个工作或者那个工作,选择工作或者不工作,不计较这个工作是否能赚钱,而更在意工作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

7. 医疗自由

能够抵御重大疾病,尤其是需要进行大手术,或者长期使用进口药物的疾病。

8. 房子自由

在房价依旧居高不下的今天,能够自由选择安居之地的人,妥妥的人生赢家了。

9. 国籍自由

可以通过投资移民等多种渠道,自由选择国籍和生活方式,不再受国境线的束缚。

你获得了哪些自由呢?

自由太远,消费降级很近

21点30分,挂掉爸妈电话,21岁在北京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木木,不顾二手床垫上的酱汁污垢,重重地躺了下去。

脑海里又浮现起之前爸爸看《北京女子图鉴》时,对着自己的感慨:“我看了这个电视剧,剧里的女孩过得特别惨。”

“都是电视剧里演的。”

但爸爸还是回:“我一想到你以后就是这样,我就特别难受。”

2020年毕业选择留在北京,木木面试了五六家都难以称心,辛苦无处诉说,她意识到:进入社会后的生活,终究还是和学生时代不一样了。

据教育部统计,2020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高达874万,较之2019年增加了近40万。与此同时,BOSS直聘数据显示,2020年除房地产外,其余行业应届生岗位需求大幅降低,新增岗位同比降幅49%,100人以下小微企业更达到了60%以上。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找到一份工作已属不易,生活水准降低成为必然。

在北京望京一间不到15平米的合租房内,木木望着天花板上的白色水泥,算起了自己这个月的收支。

到手工资7k,房租2k7,按照大学期间的消费水准和周边的物价水平,中餐晚餐各30、早餐20,一个月2k4,还有水电费200,话费50,通勤费100,健身房会费300,不算上生活用品和化妆品就近6k开销,还答应好的要给家里人准备礼物……

不能让爸妈再担心自己的生活,更不能从爸妈那里要生活费了,还得攒钱为以后考虑——在很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看来,社会对自己的“毒打”,是从消费降级开始的。

一、“离家后,再也没人为你的奢侈买单了”

木木出生于南方一座四线城市,父亲是公务员,母亲也在政府部门,但没有编制。

从小到大,木木在外吃饭、穿衣、学校交各种费用,爸妈从来是二话不说,直接掏钱。每年过年前,妈妈都会带木木去挑一套比家中其他亲戚孩子都漂亮的新衣服。

木木一直认为,自己家的生活条件还算不错。直到今年因为疫情在家小半年,木木才发现——

由于家里新添一个1岁半的弟弟,自己不在家的日子,父母买一斤猪肉都会嫌贵,能在单位食堂吃,就不回家做饭;出门能走路就尽量走路…全家每月收入加起来也就1W左右。

今年毕业前,木木在南方已经找好了一份薪资更高的工作,只是不愿放弃在北京读书的男朋友,她留在了北京,开启消费降级体验。

吃上的降级最直接。以前在学校,点一次外卖动辄30+;工作后,木木尽量将一餐的开销控制在25元以内,超过30元的外卖一律不点。

为省钱,木木还特意开通了省钱类软件。为了积攒吃货豆,兑换抵扣红包,木木每天按时按点地点外卖,完成任务。晚上20点后的“夜宵任务”有300个豆,她每天下班回家,等到8点后再吃晚饭。

衣服和日用品也必须精打细算。

读书时代,有时一个月能买5、6件衣服;工作以来的这两个月,她没有买一件新衣服。

周末与室友去逛宜家采购生活用品,买了一叠碗、筷子、抹布、毛巾、水杯、衣架……在购物小票上,除了一把49.9元的菜刀,其他没有一件超过10元。

对木木来说,大学时期的一些“面子”也不再重要。

大学期间向来鄙视“薅羊毛”、“折扣券”优惠,工作后竟然微信加了一个“天天撸免单群”,QQ也加了一个“专挖折扣种草群”。每次网购前,她肯定先到群里的客服那里搜一搜有没有优惠券——

木木心头冒出一句话,因为离家后,再也没人为你的奢侈买单了。

二、“都多大的人了,不好意思再找父母要钱”

如果说,木木是消费降级,那从洛杉矶硕士毕业回国的陆明,简直是“消费蹦极”。

陆明父母和老家都在浙江,父母忙于生意,无暇顾及他的生活起居。自初中起,陆明就一个人在北京住校。

后来,陆明本科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父母给的一个月生活费高达7、8万。那时同学聚餐,陆明总会买了所有人的单。在外留学期间,一学期的所有开支加起来有小60万人民币。

但去年8月回国,受疫情影响,今年5月份才在北京找到工作的陆明到手工资只有7千。

经济影响下,陆明自觉过得有些捉襟见肘。

回国工作节奏更快,陆明没有自己做饭,本科期间一餐60+的外卖不再点,工作后的陆明只点30元的外卖。和以前的朋友聚餐时,陆明也开始AA支付。

对陆明来说,留学期间开销最大的地方莫过于游戏和服装,现在直接断崖下跌。

曾经每年都会买一些Burberry的衬衫,Gucci鞋,回国之后通通换成了ZARA和耐克。

原先打dota2充值至2000级,现在只充到1200级就不冲了。少充的这800级相当于节省了三四千块。

“今年28岁了,都这么大的人了,不好意思再向父母开口要钱了”,他如是说。

有意思的是,陆明还是找家里要了钱,7000元的住房资金。

因为留学期间,不喜欢和别人合租共用一个厨房,工作后,习惯了一个人的陆明也还是受不了和别人合租。

我问他:“为什么房租还要父母付?”

陆明回:“因为房租真的付不起啊,没办法。”

——“居住上我是不会让步的。”

三、“工资还没以前的奖学金多”

同陆明一样,回国工作即消费降级的还有花生。

去年,他留学回国,凭借硕士学历应聘了天津一所大学的教师工作,有编制。花生大学期间在港澳留学,每月都能拿到7000全额奖学金,但刚刚参加工作,花生月薪甚至低于自己的奖学金数目。

谈及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花生说:

“我觉得当大学老师还不错,有假期去旅行,一直接触年轻人。而且这类事业单位工作,如果没有编制可能受欺负,我家境不错,所以有编制薪资低一些也没关系。”

尽管条件不错,但由于必须承担自我开销,花生依然拮据。

比如,专门在网上以7~8折购买面包店的储值卡。到夜里,再去面包店用淘到的储值卡,买第二天的早餐。因为晚上很多面包店会打折,避免过夜。

工作前,花生还喜欢一口气买很多水果,最后发现,有一半的水果最终都吃不完烂掉,钱也白白浪费。现在,他会一两天买一次水果,每次只买一点点。

喜欢喝牛奶的他也只选择大包装,算下来比小包装更加便宜,放冰柜里也能喝上好几天。

工作后,花生还开始网上淘二手货。

在二手APP上搜索“离开北京”、“北漂”之类,能看到很多急售低价的东西,一般品相都很好。

他曾经用600多块淘到了原价999元没有拆封的kindle,还7折买到了全新吉他和若干学习资料、优惠券。

“最值的是那种订了酒店自助餐门票但是没法退款,只能低价转让的。”花生说,但这些他没买,因为用不上。

省钱路数需要线上线下双联动。花生也养成了收藏连锁餐饮品牌优惠券的习惯,“KFC兑换码有时很超值,山姆店可以购买次卡,也很划算。”

我问花生,明明他的工资足够应付生活,无需这么抠,为什么还是给自己断崖式降级?

他的答案是,攒钱旅游。读书时代,花生每年会有2~3次的国际旅行;但是工作后,工资不够支付旅游的开支,花生开始节流,并总结出了许多省钱大法——

今年,花生计划去西班牙、格鲁吉亚看看。

四、“感觉自己就是一颗新鲜待割的韭菜”

有意思的是,有人的消费降级是主动,而非受现实影响。去年毕业,留在洛杉矶工作的柚子就是其中之一。

柚子父母从事技术工作,收入有一定保障,家乡也是座小城。刚来到美国时,身边朋友都在彩妆和护肤品上蹭蹭升级,周遭氛围“引诱”着年轻的女大学生投入消费怀抱。

价格是主要驱动,国内六七百的彩妆护肤品在美国只需要三四百,且美国营销热度不比中国小,“北美省钱快报”三天两头打折。柚子觉得实在太划算了,一次又一次剁手,最高记录是在黑五期间买了四千多美元的美妆和护肤品。

不仅彩妆护肤品,由于当时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众多低价的大牌包和鞋履,为了Logo,柚子每个牌子的经典款恨不得都有一个。

“还好那时候自己还有药可救,舍不得花爸妈的辛苦钱,头两年不算书包只买了两个包”,柚子说。

大三时,柚子发现,护肤品消费上,折腾半天,皮肤也没啥变化。买的包用得到时少之又少。一个原本心动的款式,用了三次便不再喜欢,几乎全新,就转手卖给同学了,原价二百多美元,八十就卖掉了。真的心痛地难以自持。

消费过度带来的麻烦不止于此。由于经常搬宿舍,囤积太多的瓶瓶罐罐都要折腾好久,筋疲力尽,自己忍不住暗暗发誓以后不要再买这么多东西了。

正当愈发怀疑消费是否合理的一天,柚子读到关于“资本主义的陷阱和我是一颗韭菜”探讨,想起自己皮肤敏感不爱化妆,却买了大量化妆品,用过两三次后就等着沾灰,而箱包也并未真正给予她期待的满足感,到最后,很多东西不是卖了,就是扔了——

“感觉自己就是一颗新鲜待割的韭菜”,柚子说。

醍醐灌顶般,柚子下定决心要逃离消费主义的洗脑, 能代替的就不购买,能借用的也不买。

她不仅缩减了自己的服装和彩妆、护肤品开支(上图为柚子目前所有的彩妆、护肤品),原先专门切芒果、去樱桃核的器具都被替换。亲戚闲置的豆浆机,柚子也拿来使用。

原先在厨房,会使用厨房纸,现在也换成抹布。厨房纸的使用速度也减少到了半个月一卷。

各类用品更新迭代也降低。两年前买的iPhone 7还打算继续用三年;四年前买的MacPro电脑,也打算继续用下去直到它不能开机;五年半前买的Beats耳机也用到了现在;除了男友送的TomFord墨镜,再也没有买过其他新款。

柚子还将个人消费“极简”化的经历感受发到某平台上,收获1000赞,其中,她引用了一段自己深以为然的话:

所以等下次你冲动消费的时候就要想一想,这是不是他们的陷阱?我是不是韭菜?思考完这两个问题再决定要不要掏腰包。反正对我还是蛮管用的,每次我都会思考这钱是不是花在刀刃上了。(来自知乎用户Vickyy) 

平心而论,无论花生还是陆明实在不算落魄,甚至是木木也仍然有给父母买礼物、去健身房的生活调料可选。

但可以明确的是,他们确实从学生过渡到工作中,感受到消费落差。

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应届生岗位的平均招聘每月薪资为5838元,这一数字放在北京、上海,甚至二线城市也无法提供房租开外的所谓“精致生活”。

这些刚步入职场的应届人里,有人大学时每天都要来一杯“星爸爸”,毕业后,只能选择咖啡粉配法压壶;有人曾买sk2都不眨眼,现在买ipsa还要选最便宜的组合;有人一张学生证想去哪个国家就去哪个国家玩,毕业后却养成了只加购物车,等淘宝大促、节日时一起买的习惯,有时甚至还要拿出小本本,算哪一种组合满减更优惠。

毕竟,在生存面前,任何自由都是奢望。“财富自由”终究只是极少数人的特权罢了。

By 搜狐绍斐

从小老板到流浪汉的心路历程

每年开春,会有无数的务工者涌入城市。在北京,马驹桥镇通常是他们落脚的第一站。这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劳务市场,生活成本低,十来块钱能解决一顿饭,二十块就能租到一张床位。

但对一些初来乍到、囊中羞涩的人来说,想要在六环边缘生活下去,仍然需要面临许多现实的问题。比如,便宜房子该到哪里找,做什么工作性价比会更高,如果身无分文,在哪里“流浪”最安全。

这些问题,37岁的李华都曾遇到过。2022年初,“北漂”了十几年的他来到了马驹桥,以做日结工为生。与此同时,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分享起自己的日常。他的视频里,既有“找日结实操教程”,也有关于城中村生活的真实记录。这些内容,在他的个人主页里被统称为“流浪指南”。  他说:  “我们从小接受的都是有关怎么奔向好生活的教育,却从来没有人教我们在落难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而他想做的事情,正是给那些处在人生低谷又茫然无措的人提供一些实用的帮助。

以下是他的自述。

一我是河北张家口人,上过技校,学的是跟服装相关的专业。20岁那年,我就来北京了。家里的亲戚给我介绍到了平谷区的一个服装厂,工作是踩缝纫机。工厂管吃管住,每个月大概给我发四五百块的工资。  虽然钱不多,可我活得挺快乐。一方面是因为刚来大城市,很有新鲜感。另一方面,当时身边的都差不多是同龄人,大家白天上班,下了班就一起去网吧玩,每天吃吃喝喝,没什么烦恼。  后来,为了涨点工资,我又换到市内的服装厂,钱确实多了些,但加班很严重,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常事,货催得紧了,还得通宵加班。有个晚上,我和几对夫妇一块赶工,他们都四五十岁了,看到他们那种疲惫的样子,我觉得很难受。我不敢想象,自己以后要还是这样怎么办,于是决定离开服装厂。

我学历不高,没有拿得出手的技术,所以酒店服务员,摆地摊,都干过。那时候自己的花销倒是不大,每个月能攒下一小笔钱。于是,我开了个网店,做起小生意。渐渐的,我对销售这块有点感觉了,觉得自己好像挺擅长这个。  7年前,经朋友介绍,我去了一家中高端化妆品公司。这家公司不看文凭,只要五官正常,形象别太差,都能试一试。我抱着挑战一把的心态就去了,当时每个月底薪三千,剩下的提成全看个人本事。  我表达能力不错,再加上这家公司的产品质量说得过去,很快我就摸出了门路,越做越顺手,最多的时候,月薪差不多在三万左右。对北京的白领来说,这些钱应该也算比较多了。  那段时间,我过得格外舒服,上下班有班车接送,五险一金公司也交得齐全,每天8小时标准工时,能双休,业绩要是好了,公司还组织团建。日子过得滋润了,我花钱也变得大手大脚的,觉得没了还能再赚,经常下了班和朋友一起去饭店,只去那些网红店和装修得很漂亮的餐厅。我还租了个三室一厅的房子,有闲心了,就做几个菜,找点儿人喝酒聊天。所以当时工资虽然高,也没攒下很多钱。  

接着,公司因为内部领导的斗争倒闭了。我和朋友承接了其中的一部分业务,开了家小公司,起初业绩挺好,有时候一天能赚一万多。不过,没过多长时间,之前的同事开始也开始做同样的生意,我的业务受了不小的影响。  当然,最大的打击还是疫情。尤其在物流方面,货品能卡在路上好几个月,转运都没办法。我们在上面压了很多钱,最后货全砸手里了,剩下一堆我用不上的面膜、洗面奶和护肤品。  就这样,我失业了,只能又继续琢磨找工作的事情。本想找长期工,但我那时候已经35岁了,没资源,没文凭,很难再找到像样的工作。我之前听说过马驹桥有很多招日结工的劳务公司,思来想去,决定去试试看,起码拿钱痛快,想干一天是一天,累了随时都可以休息。  

刚到马驹桥时,我很受冲击。  满街都是平房,街边站了一堆三四十岁的男人,他们都穿着比较破的衣服,背着双肩包,跟我们平常见到的农民工一个样子。  刚下车,我有点儿害怕,不知道那些人到底在干嘛,也不敢跟他们说话。  等我走进去慢慢熟悉了,才知道,哦,原来大家都是来找活儿的。  


没几天,我摸清了这边的路数。马驹桥有个劳务一条街,招工的人会在外边喊,今天是180、220或者300(日薪)。要是觉得合适了,就去问问,行的话报个名,然后填个表,写上姓名、身份证和手机号就行。填完了,他们会告诉工人大概什么时间集合。  一般的话,要提前一个半小时到这边。这期间如果没事干,可以在招工的店里休息,如果是夜班,白天想干嘛都行,只要保证按时上班。上班一般有劳务派车接送,上车前往往还会发个马甲。白班一般是上到下午五六点钟,然后可以通过微信,在公众号里结算工资了,领走就直接存进微信零钱。  

这边的工种有很多,最受人尊重的是装卸工,因为代表着你能出力,能吃苦。最不受待见的是保安,但凡是干保安的,大家都默认那人是懒汉,找个桌子坐那儿玩一天手机,摆明了就是“躺平”和“摆烂”。  我的第一份日结工作,是在一个物流园里装卸宠物食品。装卸工工资是最高的,好的时候能有300块钱一天。但这钱真不好挣,看着箱子很小,可能只有10斤20斤的,但一天不停地干,几个小时,人就累得不行了,消耗特别大,还有监工在屁股后追着,只能不停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干到最后,我筋疲力尽,手也都磨破了。  干这行的,其实都挺无奈。

我做装卸时认识了一个老哥,他以前开煤矿,有1000多万资产,钱赔光了,只能过来跟我们干一样的活。一开始,他开着轿车过来,车里面装着被子、电饭锅,人也很讲究,一副老板的做派。一起住宿舍时,他还嫌弃地说,这里脏,那里有味道。第二次见面,他的车还在,但车里的东西少了。等再聚到一起,他的车也卖掉了,只剩下一个拉杆箱,孤身一人就过来了。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大家都是没有别的谋生之道了,眼前就只剩下日结工这个选择。  前些天,还有个兄弟找我聊天,说他会烤串,想拉着我合伙摆个摊儿。我说,就一个小摊,你自己弄不就行了。他说自己不适合当老板,对这方面很恐惧。我就在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去挑战不同的道路,但可惜的是,很多人的意识里已经没有了这个选项。  

干了日结工,我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我不再租房,而是住进马驹桥的旅馆,旅馆里有床位出租,类似于大学宿舍的上下铺,每张床铺每月300块,比专门租房要便宜。夏天暖和的时候,为了省钱,我还在马驹桥洞下面睡过觉。  第一次睡桥洞,是2022年过完年的那阵儿。因为疫情封控很严重,健康宝又弹窗,我哪儿也去不了,只能背着行李到桥洞底下找地方。那时候,天气还很冷,但在户外已经有些人睡在里面了,大概有六七个人,他们盖了很多层被子,把自己紧紧裹着。人不多,倒也不用特意占地方,我随便找了个位置,就躺了下去。  在那之前,我只有小时候在野外走丢了才露宿过。以前我也觉得睡在桥洞里,有些不可思议和不能接受,当真正睡过一次后,觉得也没什么,只要地方僻静一点儿,休息得挺好,也更省钱。

在那边,我每天吃饭花销控制在二三十块,有时候租的旅店有燃气炉,我就煮点儿方便面,尽量不在外面吃。跟我前些年在北京的生活,肯定是一个天一个地,但我适应能力挺强,没有那么明显的落差感。我是觉得,没钱了就该过这样的生活,现在只不过是个过渡,吃点苦不算什么。  日结的工作不是每天都有,有的话我就去做,没有就和认识的工友买点酒菜,坐公园聊天喝酒。喝得没意思了,我们分别去打打游戏,看看女主播,反正精神方面比较匮乏。要是手机玩没电了,可以去招工的地方充,背着行李直接过去就行,大家肩上的东西都相差不多,无非是几件衣服和一床被子。  其实我发现,大家都有种有力气使不出的感觉,却又没有任何办法能缓解。  我拍短视频,就有这部分的原因。我不是很甘心,我想大家都在刷这些东西,还讨论这行多挣钱,多有面子。我也想给自己创造个机会,先拍着玩玩看,哪怕失败了,也算是对我这段人生低谷的记录。  真正促使我行动的是,有两个躺在马驹桥公共厕所门口的陌生小伙子。他们身高在1米7左右,都穿着红色T恤,下身西裤,一眼看上去,就是农村来的那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有天早上我去上班,看见他们没找到活儿,躺在厕所的门边呼呼睡着。我当时就在想,我们的父母和亲人可能从来没告诉过我们,某一天要是没有钱了该怎么办。如果我跟他们说一句,找个公园或找个桥洞待着会比那里暖和,应该能有所帮助。

毕竟那时候我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比如流浪的时候,但凡是有用的东西都会丢,就连打水的桶,也很容易让人顺走,所以带行李不要带太好的东西,装点儿破衣服、破被子就可以了。因为至于洗头、洗澡、洗衣服这些,是很难解决的。实在难受了,可以找个大众浴池,花三四十块钱,把自己和衣服都弄干净。  根据以往的经历,我分享起所谓的“北京流浪生存指南”。没想到,有几条还真的火了。其中点赞最多的,是我那条“流浪教程之夜宿医院篇”。当时我在二环内做零工,结束时已是深夜,地铁和公交都停运了,打车回马驹桥要一二百块,我就摸索了一通,就地选择了一家三甲医院过夜。当时疫情不算严重,所以外来的人还是进得去的,我从急诊楼走到了手术室附近的长椅上,在那儿安心地睡了一宿。  这都是“实践出真知”,可能很多人第一印象是可以睡在银行的ATM提款机那边,但实际上那里面有监控,而且24小时有喇叭的提醒声,根本待不住。全天开业的麦当劳肯德基在北方很少,疫情期间更是早早就关门了。商场也是同理,热了去吹吹空调还可以,待时间长了不现实。所以综合来看,医院是合适的地方,有电源插口,有水,还暖和。  

视频发出去后,很多人给我发了私信,有的人说很有共鸣,有的人说对他很有帮助,也有人的说我干事儿只是在博眼球,没任何意义。但还是正面评价居多,后来,越多越多人问我怎么找工作,哪里能租到合适的房子。  有时候,还会碰到一些迷茫的年轻人找我聊天,虽然我只能说些皮毛,但我还是希望能给别人提供一些慰藉。很多人因此认识了我,走在马驹桥附近的街上,常有人叫我“李帮主”,还有邀请我吃饭的,我常有种当明星的感觉。  随着视频播放量的上升,我的收入也稍微多了一些。在2023年春节前,我攒了25000元,买了一辆二手车。其实车主要价3万,但我只能给出这么多,她也没再同我拉扯。那段日子,正好是北京最冷的时候,我把车停在凉水河边,当成了卧室,好歹有个地方睡觉了。  今年回老家过完年,我没有再回北京,而是开着车一路向南走了。我想趁着没有变老,多看看这个世界,这也是我从小以来的梦想。现在,我依旧没有什么积蓄,但我相信,只要足够努力,总有一天能过上好的生活。

我从河北穿过北京,走过了山东、湖北、湖南,开累了就停在路边睡一觉。大概一个月前,我到了东莞,又做了“东莞28镇加市区详细生存攻略”。我感觉东莞高楼大厦并不算多,生活成本也比较低,所以这边流浪的年轻人有很多,大概都十八九岁的样子,在他们眼里,这种生活是很自然的。有些人可能从流浪第一天就开始捡东西吃,好像没有很大的心理障碍。  因为天气不冷,这边有很多人每天都睡在桥洞里,甚至有人不租房子,在桥下睡了二三十年。另外我还注意到,在东莞,虽然很少有年轻的女孩选择流浪,但上了岁数的女性流浪者不少,她们年纪一般在四五十岁,和身边的人一样,背着个包,到处游走。到东莞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在南方流浪和在北方很不一样,在北方,流浪还是一件很边缘很出格的事情,这边却能看到很多在大街上睡觉的人,仿佛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这可能也跟两个地方的气候有关。  我分享的这些内容,也许能对人们产生一些帮助。如果你问我,怀不怀念在北京的那些经历,

我想说的是,那些苦难,只有真正过去了,才能让人怀念,如果一直持续那种生活,可能它并不幸福。我单纯地希望,大家都能有个美好的明天,那时候,过往的一切就真的成为人生磨砺的一部分了。

By 奶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