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美国政治

·“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母亲，我试图告诉其他女科学家，你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你不必过度帮助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以你为榜样。”

·“20年来，在我们被外界所知晓或关注之前，我们通常一起坐在长凳上工作。我们通常在凌晨3点或5点互发电子邮件，给对方带来新想法。”

北京时间10月2日17时45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结果揭晓，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诺贝尔大会宣布，将该奖项授予美国科学家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和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因为他们发现了核苷碱基修饰（nucleoside base modifications），从而开发出有效的抗COVID-19 mRNA疫苗。（详见澎湃科技报道《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两位mRNA技术开创者获奖》）

卡里科在10月2日接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采访时说，得知获得诺奖的消息时，她正在费城郊区阿宾顿镇的家里睡觉，电话是由她的丈夫接起来的，她的第一反应是：“一定是有人在开玩笑。”

魏斯曼则是通过卡里科最早获知这个消息，他同样也认为这是个玩笑。尽管在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两位科学家已凭借其突破性研究获得了多项大奖，包括2022年美国科学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2021年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The Lasker Awards），以及2023年盖尔德纳奖等。

“这是我一生的梦想，但我从来没想过它会发生。”魏斯曼在接受诺贝尓奖委员会采访时说。

截至此次颁奖结束，共有227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卡塔琳·卡里科是第13位获得该奖的女性科学家。

卡里科在采访中笑着提到，她于2018年去世的母亲一直相信她会得诺贝尔奖。这似乎是天方夜谭，“我甚至不是教授，没有团队。”

卡里科也提到自己的女儿，获得两届奥运会赛艇冠军的苏珊·弗兰西亚（Susan Francia），“我总是被介绍为‘苏珊的妈妈’。现在我的女儿和我一起参加了几次颁奖典礼，她被介绍为‘凯蒂的女儿’。” 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母亲，卡里科说：“我试图告诉其他女科学家，你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你不必过度帮助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以你为榜样。”

魏斯曼和卡里科性格迥异，前者沉默寡言，后者称自己爱吹牛，但二人的科学对话非常活跃。“20年来，在我们被外界所知晓或关注之前，我们通常一起坐在长凳上工作。我们通常在凌晨3点或5点互发电子邮件，给对方带来新想法。”魏斯曼表示。

魏斯曼在采访中透露，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以对抗疫苗犹豫、错误和虚假信息。因为尽管疫苗很重要，如果不接种，它也不会起作用。他认为，自己的这项工作能帮助那些相信科学的人。

坎坷的mRNA研究之路

卡里科于1955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小镇小新萨拉什（Kisújszállás），她的父亲是一名屠夫，母亲是一位簿记员，她在一个没有自来水、冰箱或电视的小房子里长大。小学期间，她就在科学方面表现出色，曾在生物学竞赛中获得全国第三名。

1973年，卡里科考入匈牙利著名学府塞格德大学（University of Szeged），在大学里，她第一次在一场学术报告里听说了信使RNA（mRNA），它携带着DNA中的遗传信息，直接指导蛋白质的合成，承担着“传讯者”的角色，卡里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8年，她选择攻读博士学位，重点研究mRNA的应用，于1982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继续在大学的生物研究中心（Biological Research Centre, Szeged）从事博士后研究。

然而3年后，她所在实验室断了经费，她只好带着丈夫和2岁的女儿离开匈牙利前往美国，去美国费城的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当时，匈牙利政府只允许她们随身携带100美元离境。卡里科一家在黑市卖掉了她们的车，把900英镑藏在（约合现在的人民币2.4万元）女儿的毛绒熊玩具里，动身赴美。

卡里科女儿的熊，至今仍放在女儿童年的卧室里。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四年后，她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聘用，与心脏病专家埃利奥特·巴纳森（Elliot Barnathan）一起研究mRNA。卡里科获得了“研究助理教授”的职称。这是一个初级职位，虽然头衔中有“教授”一词，却无缘享有盛誉和安全的终身教职轨道，她需要赠款或有额外资金的同事的支持，才能开展工作。

当时，卡里科和巴纳森设想是在体外合成mRNA，再将其注射到细胞内，让它们产生一种受体蛋白。如果实验成功，这些细胞就能结合一些原本结合不了的分子，如果给这些新分子加上放射性，就可以通过检查细胞是否结合了具有放射性的分子，来评估mRNA是否真正诱导了受体产生。

最终，她们的想法得到了概念验证。当数据显示细胞里存在本不会被合成的蛋白质时，卡里科回忆道：“感觉自己是能创造生命的神。”

然而不久后，巴纳森就离开了学校，前往生物技术公司任职，没有带走卡里科。她只能选择别的实验室，或者自主申请研究经费。与她共事过的一名同事大卫·兰格（David Langer）向她递出救命稻草，推荐她进入神经外科系主任的实验室，这支新的团队尝试用mRNA技术指导血管合成能扩张血管的分子，但多轮实验均以失败告终。后来，收留她的神经外科系的主任也离开了学校。卡里科第三次失去实验室与依靠。

当时，卡里科的研究方向不被大部分科学家看好。卡里科刚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就开始一次又一次地申请研究经费，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如此循环长达8年。直到1995年，她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六年，卡里科被降级降薪。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她当时刚刚做出一些重要的发现，学校就把她轰出了实验室，在动物房边上给她安排了一个小房间办公、做实验。

同一时间段，她又被诊断出癌症，需要进行两次手术。而她的丈夫由于签证问题不得不滞留匈牙利，长达半年无法返美。她只能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照顾孩子。那是卡里科的至暗时刻，她也曾想过放弃：“我想去别的地方，或者做别的事情。我也想也许我不够好，不够聪明。”

卡里科没有离开，她对mRNA的痴迷仍然使她熬了下来。兰格曾向媒体表示，卡里科是科学界的女性，这一事实可能使她更容易被忽视，但她没有玩科学界的游戏。他回忆说，卡里科曾在一次实验室会议上站起来，对一位资金充足的教授提出的数据进行了尖锐但准确的批评。

“美国研究的现实是，追求名单上金钱数额的名列前茅，今天仍然如此。卡里科恰恰相反，她不为钱做任何事情。她正在做她能做的最好的科学，她对如何驾驭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政治头脑。”兰格说道。

邂逅完美搭档

1997年，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他于1959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Lexington, Massachusetts）出生，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意大利人。从小，他就比其他孩子更自律，更自我，也更有能力。他的妹妹说：“他天生老成，好像出生就有40岁。”

1987年，魏斯曼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进行博士后研究，师从著名传染病科学家福奇（Anthony Fauci）。

他似乎在生活中坚定地意识到自己是谁，想做什么。他的妻子玛丽·艾伦（Mary Ellen）回忆说，有一次，她的丈夫打断她，毫无恶意地说：“我们今天已经谈过了。”

对魏斯曼来说，科学是核心。艾伦说：“他接受过医生培训，因为他想成为一名更好的科学家，他梦想自己的工作可以带来一种疫苗或疗法，使人们受益。他只是想做他的事情，思考事情，让他的大脑快乐并继续前进。”

魏斯曼自己也在接受诺贝尓奖委员会采访时说：“没有什么能分散我对工作的注意力。”一位在魏斯曼实验室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研究人员评价他“喜欢科学，喜欢基础研究。很好奇，没有野心”。

卡里科（右）和魏斯曼（左）。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1997年，卡里科和魏斯曼在一台复印机旁偶然相遇。当时卡里科没有经费订阅杂志，为了看最新的论文，她需要复印。热情的卡里科向魏斯曼透露自己是一名RNA科学家，并向他展示mRNA的巨大潜力。当时，魏斯曼想制造一种HIV疫苗，正在考虑不同的技术，就问她能不能用mRNA做出抗HIV病毒的疫苗，卡里科说：“我能制造任何一种mRNA。”

于是，魏斯曼邀请卡里科进入自己的实验室担任初级研究员，二人达成一致，共同解决mRNA诱发机体炎症反应的问题。这是“改变世界”的科学合作的开始。

2004年，卡里科完成了一个关键实验，发现了在不引起严重免疫反应的情况下，让mRNA进入细胞的方法。她从哺乳动物和细菌中直接提取mRNA，并用它们处理细胞，结果发现哺乳动物mRNA基本不激活免疫应答（线粒体mRNA除外），而细菌mRNA则诱导细胞因子的释放，这一结果说明，诱发免疫应答的原因不在mRNA本身，而应该在其结构差异。

于是，卡里科和魏斯曼尝试对体外合成的mRNA进行碱基修饰，结果使免疫应答能力大大减弱（后来动物实验也证明修饰后的mRNA不再产生严重炎症反应）。这意味着通过体外碱基修饰，mRNA体内应用的安全性得到了有效解决。

2005年，被拒稿十多次后，卡里科和魏斯曼将他们的发现发表在《免疫》（Immunity）期刊上。在论文中，他们富有前瞻性地写道，这一突破将是设计治疗用RNA的关键。只是在当时，科学界更多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卡里科和魏斯曼想，这改变了一切，然而什么也没发生。但这篇论文被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做博士后的年轻学者德瑞克·罗西（Derrick Rossi）看见了，他大受震撼，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方法的巨大应用潜力。2010年，罗西创立了一家名为Moderna（莫德纳）的公司，使用mRNA技术开发疫苗和药物。

几乎是同时，德国新兴生物技术公司BioNTech也发现了mRNA技术的潜力，从卡里科和魏斯曼处获得了专利授权，开发个体化的癌症疫苗。当时，BioNTech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从未创造过获批上市的医疗产品，连公司网站都没有。

201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拒绝恢复卡里科的职位，又在知识产权许可上与她产生分歧，她被迫退休。希望自己能够接触病人的卡里科于2015年加入BioNTech，担任高级副总裁。

这对于卡里科来说并不是一个美好的决定，整整一个星期的晚上，她每天都是哭着睡着的。“我决定去德国，去一家没有网站的生物技术公司，把我的丈夫和家人抛在脑后。我到底在做什么？”卡里科在10月2日接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采访时说，在艰难的时刻，她的丈夫支持她，并对她说：“你知道，当你最终去德国，会发现也许BioNTech是合适的地方，试一下，我确保你不会后悔。”9年来，她往返于美国和德国。

“我们没有放弃”

2020年初，新冠（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mRNA技术成为开发新冠疫苗最先进的平台。

2020年1月1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张永振研究团队公布了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1月13日，序列被确定，Moderna开始制作mRNA，在两天内就设计出了莫德纳疫苗。BioNTech则在数小时内就设计出了其mRNA疫苗，即复必泰疫苗。

2020年11月9日，美国辉瑞公司与BioNTech联合宣布，基于一项Ⅲ期临床结果，其研发的新冠mRNA疫苗BNT162b2有效率超过90%（最终数据显示有效率可达95%）。得知这一消息，卡里科对丈夫说：“Oh，它有效，我早就知道它有效。”为了庆祝，她吃了一盒Goobers巧克力花生。魏斯曼则和家人一起点了意大利菜外卖，还配了酒。

一周后，Moderna宣布，其开发的mRNA疫苗mRNA-1273有效率也接近95%。

在获得2021年拉斯克医学奖后，62岁的魏斯曼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感谢信，感谢他和卡里科艰苦卓绝的工作，“又让拥抱和亲密成为可能了”。这位脸上很少闪烁情绪的科学家对全世界的赞赏感到震惊，他对涌出的大量资金感到困惑，对签名和合影的要求也难以置信。他回忆起2005年，那个他们认为自己改变了世界的时刻，“我们的电话从来没有响过，没有人在乎。”

而这次在接到搭档的电话、得知他们一起获得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他相信了。“因为这是一个不为任何机构工作，并且从不期待任何奖项的人说的话。”这次，他们的电话也一定会响个不停。

2021年，魏斯曼曾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s College）医学院的毕业典礼上祝愿年轻的医生们一生感到沮丧。“实现目标的人是那些面对挫折，并处理它，理解它，并利用它的人，我们一再跌倒，被击倒，被忽视。我们一直站起来，我们没有放弃。”魏斯曼说。

mRNA疫苗为抗击新冠疫情做出了重要贡献，但mRNA技术的价值不止于此，魏斯曼还希望用mRNA疫苗来战胜流感，阻止下一次冠状病毒大流行，预防疱疹，终结艾滋病毒，以及与基因编辑技术相结合等。

拓展阅读：为什么在美国搞生物是天坑

雷恩·格拉西（Rayyan Gorahi）还不想那么快为自己的前途做决定。毕竟她还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C San Diego，UCSD）生物工程专业的博士二年级学生，职业探索空间依然宽广。自上大学以来，进入专利法行业始终位于她的职业清单首位，还有监管工作。哦，对了，科学出版听着也很有意思。

对于 24 岁的年轻人来说，可以想象的工作有很多。除了下面这一选项。

“我进研究生院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进入学术界。可悲的是，这个残酷的系统只会对拥有结构性特权的人微笑。”格拉西说，她是苏丹移民的女儿，年收入只有 3.6 万美元。仅租住学校的打折公寓，就消耗了她三分之一的收入。

“如果你计算一下时薪就知道，这个待遇只比最低时薪高了那么一点，太荒谬了。”她说，“我这辈子真的‘卷’够了，不想再继续了。”

她不是个例。年轻的生命科学研究者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逃离学术界，进入私企从事高薪工作。和格拉西一样，他们中许多人在进入研究生项目之时就已知道自己不会长久留在学术界，对他们来说，象牙塔只是中转站而非最终目的地。

围绕这一结构性转变的数据“响亮”而又清晰。STAT 采访过许多人，从在读博士生到博士后研究员，从研究生项目主任、劳动经济学家和生物医药产业的招聘经理，他们的说法也是如此。

学生和博士后们抨击着这个体制，在这个世界里，他们耗费漫长时间坐着实验室的冷板凳，只为提升教授们的职业生涯与名声威望。留给自己的，只有弱势的地位、令人燃烧殆尽的工作，以及不至于活不下去，但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少得可怜的薪水。不过，这样的批评早在几十年前就出现了。变化的是这个世界——生物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私人企业对生命科学人才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并且他们愿意提供六位数的薪水和福利。许多年轻科研人员难以抵御如此诱惑。

多年积弊如今终于走到了紧要关头。高校教职人员报告说博士后的招聘越来越难，科研项目不得不推迟，尽管经费在缩水，大学迫于压力仍开始考虑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

变革的需求还来自体系内部。不久前，加州大学系统内的研究生、博士后以及成百上千的研究职员以压倒性的票数做出表决：如果他们提高工资、为需要抚养儿童的在职父母提供支持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工会有权从 11 月 14 日起号召罢工。（编者注：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加州大学 10 个校区 4.8 万名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其他学术工作者，发起了近几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要求更高的工资、儿童保育支持和其他福利。）

面对这种情况，许多专家和大学领导都在努力思考科学未来长久的发展方向。唐·伊斯特蒙德（Dawn Eastmond）是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itute）教育和推广部高级主任，从改革生物医学的学术训练以更好地满足学生需求，到维持建立在博士后和研究生劳动力基础上的学术体系的持续运行，都是他要面临的挑战。

“拐点正在到来。”伊斯特蒙德说，“关于我们如何前进，众说纷纭，因为我认为目前的做法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学界“工蜂”

如今发生的一切问题，根源埋藏得很深。30 多年前生物技术还未爆发的时候，博士后不短缺，研究生也没急着罢工，但专家们早已看到了矛盾的端倪。

问问雪莉·蒂尔曼（Shirley Tilghman）就知道了。

她知道现在这么说听似奇怪，但上世纪 70 年代，作为一名年轻的分子生物学家，蒂尔曼从不担心自己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实验室出现资助问题，当时政府对科学家的资助相当充盈。但 1991 年，她受美国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所托调查新获教职者的资历时，意识到情况已经变了。

“这些可能比我更有才华的年轻人，不仅仅是多疑且恐惧了，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不久后开始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蒂尔曼如此说（她的任期从 2001 持续到了 2013）。“（这些年轻人）自认工作非常努力，有很棒的研究思路，能写成一篇出色的论文，但还是申不到基金——我认为没什么比这更可怕的想法了。”

出了什么问题？“僧多粥少”。1994 年蒂尔曼发表了第一份报告，但研究过程充斥着不和谐，导致蒂尔曼组织了第二个委员会以更好理解问题的根本。

他们发现的结果更让人不安。生命科学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数量不成比例地大幅超过大学可提供的教职数量。近几十年来，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从 1963 年到 1964 年，大约 60% 获得博士学位的生命科学学者能够在 10 年内得到终身教职。到了 70 年代初，这一数字下降到 54%。80 年代中期，所有博士毕业生中只有 38% 的人能在 10 年内得到终身教职。

根据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viersity）经济学家保拉·斯蒂芬（Paula Stephan）的看法，这是劳动市场崩溃的结果，市场向研究生和博士后做出诱人但虚假的承诺：这些学界“工蜂”终有一日会因自己的辛勤劳作而收获属于自己的蜂巢。

“整个体制对这一理念存在极大的认同感。”斯蒂芬说道，她与蒂尔曼一起合作撰写了报告。“拿到教职的人于此受益匪浅，然后他们就开始自欺欺人。”

1998 年发表的第二份报告结尾提供了一系列建议：阻止研究生项目不受约束地增长；给学生提供正确的职业前景信息；减少通过研究基金资助研究生的途径，而是更多地利用培训基金和奖学金作为支点，这就要求学术机构跟踪学生多样性、教学质量以及就业结果。

14 年之后，在一份被咨询委员会提交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的报告中，蒂尔曼仍在提出几乎相同的建议。

与此同时，她还争辩说学术界实验室需要增加更多永久性的科研职位，并提供有竞争力的薪水。这样做会得到双倍的好处。这些职位将为身处学术界的人提供更多研究机会。此外，有了永久性科研职位，就能让教授不再有理由无止境地拖住博士后和研究生。

NIH 已经针对其中一些建议展开行动。如今，NIH 已经有了专门帮助科研生涯早期研究者的研究基金，那些希望越过博士后阶段直接启动自己实验室的博士生也在其资助范围内。许多接受 NIH 资助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如今会定期与自己的学术顾问见面，交流自己的短期科研进展和长期事业目标。

“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NIH 外部研究副主任麦克·劳尔（Michael Lauer）说，“利用我们有限的资源，这一点和其他所有机构是一样的。”

但蒂尔曼感觉到进展缓慢。她总共撰写了近 500 页的报告，多篇与此相关的主题文章，但她和同事提出的绝大部分建议仍未被采纳。

“文化是最难改变的事物。”她说，“长期以来我们形成的文化是钱比人多，但突然之间，钱不够分了。”

2015 年，蒂尔曼集结了一些对此问题关心的同行，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团队，试图引起人们对这一情况的关注，团体名为“拯救生物医学研究小组”（Rescuing Biomedical Research）。

几年后，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这个组织也偃旗息鼓了。

逃离象牙塔

虽然蒂尔曼、斯蒂芬以及其他人都表示这么多年来学术界毫无变化，但来自学生的决定明显变了。

根据美国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展开的年度普查——《既得博士学位调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下文简称《调查》），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美国获得生命科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计划进入产业界工作的人数比例徘徊在 20% 到 30% 之间。与此同时，获得与学术界工作的毕业生人数在 40% 与 50% 之间。

但从 10 年前开始，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投身产业界的毕业生人数稳步上升，2019 年首次超过了投身学术界的人数，此后几年，这种趋势逐步增长。

深蓝色为进入工业界工作的博士毕业生比例，从 2019 年开始该比例超过了选择学界工作（浅蓝色）的人数占比。制图：STAT

该调查并没有明确显示学生们从事的工作类型，而是使用“产业界”这一统称指代任何营利性企业，用“学术界”概括描述所有教育性机构，但这一趋势紧随美元快速流入生物技术产业的趋势：根据商业数据分析机构 PitchBook 的统计，2012 年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年度风险投资金额约为 50 亿美元，而到了 2021 年这一数量增长到了 380 亿美元。

生命科学公司筹集到大笔资金，很快就开始大量招募人才。位于加州湾区的生物技术公司 10x Genomics 就是其中一家。这家基因测序公司成立于 10 年前，如今雇佣了 1200 名员工，其中近三分之一有博士学位。

“我们的人才永远不够。”公司联合创始人本·新德森（Ben Hindson）说，“你在哪里上的学，不重要。你在博士阶段研究了什么课题，也不重要。只要你有学习能力，有做出成果并与他人协作的能力，我觉得就是你了。”

制药和生物技术获得的风投规模在过去十年中显著增加 制图：STAT

热情似乎还是双向奔赴的。研究生项目主任们已经注意到，在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学生对非学界工作表现出了兴趣，有时甚至在申请阶段倾向就很明显。但情况也不总是如此，曾在斯克利普斯研究所主持 2014~2021 年研究生项目的伊斯特蒙德表示，离开学术界进入产业界曾被视作可耻和背叛。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学生们并不想如实坦白自己想做什么。”伊斯特蒙德说道。

但之后发生了变化。部分原因可能是越来越多的新生早就在产业界工作过。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后，开始读研究生之前，会有一两年的间隔年。斯坦福大学（Standford University）免疫学项目主任奥利维亚·马丁内兹（Olivia Martinez）发现，越来越多的申请人会把间隔年用在公司工作上，而非大学实验室。

“他们知道自己喜欢，这就是他们所见到的。”她说，考虑到湾区蓬勃的生命科学产业，“情况尤为真实”。

这些工作能够让年轻的研究者接触到应用科学知识的新方式，也带来了将论文和发现转化为实际产品的挑战。此外还有金钱报酬。根据《调查》统计，生物医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进入产业界后，起薪中位数预计在 10.5 万美元。与此相比，博士后的起薪中位数只有 5.3 万美元。

2020 年秋季，夏洛特·劳伦兹（Charlotte Lorenz）和丈夫加入 UCSD 同一个神经科学实验室当博士后时，各自的起薪大致如此。第一年也算顺利，但到了 2021 年夏季，他们的房租突然涨到近 3000 美元一个月，同时两人还有了第二个孩子。很快，用来支付房租、照顾孩子，缴纳个付人所得税的费用越来越多。

除了最基本的开销，他们削减了一切其他支出。两人甚至不买车，每天步行一小时往返托儿所。消费降级失败之后，他们耗尽了自己的积蓄。“那时我真的要疯了。”劳伦兹说。

今年初，夫妻俩离开 UCSD，头也不回地加入了生物技术产业。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丧失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劳伦兹表示，如果他们能付得起住房费用、找到免费的托儿所，就像在他们的祖国德国那样，他们可能就留在学术界了。

问题迫在眉睫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在离开学术界。对许多年轻研究人员来说，学术生涯体现了他们对科学的热爱：一生致力于追求真理，了解我们体内以及周遭眼花缭乱的复杂世界。

这也是让劳拉·鲁普雷希特（Laura Rupprecht）激动的原因。作为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博士后，她正探索我们肠道和大脑之间的细胞如何交流，并塑造我们特定食物偏好的机制。她最期待的就是某天能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搜寻新方法控制诸如肥胖症和糖尿病等疾病。

鲁普雷希特天性乐观，热爱与学生一起研究，也正如她所说，这样有点书呆子气。有时候，她也会考虑离开学术界。

“外面有一大堆初创公司，朋友开着特斯拉或者其他豪车，挣得比我这个做科研的多。我也会想：‘这样的生活一定很棒。’”鲁普雷希特说，她生活在北卡罗林纳科研三角园（North Carolina’s Research Triangle，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三个主要城市之间的交接地带，并被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杜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三所名校环绕，形状类似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最终得名三角区 。现为全美国最大的产业园区之一、全美三大科研中心之一），这是一个热闹繁华的生物技术中心。“但对学术的热爱让我留在了大学里。”

然而，年轻研究者离开学术界的整体转变已经真切影响着现实世界。许多院系越来越难以招到博士后，今年初《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同时对这一趋势做了报道。STAT 回顾了《调查》，为这一趋势添加了更坚实的数据：生命科学毕业生明确表示有具体计划做博士后的人数比例稳定下跌，从 2010 年的 70% 跌至 2021 年的近 58%。

生命科学博士生的职业选择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准备做博士后了。制图：STAT

像萨拉·扎卡拉（Sara Zaccara）这样的青年教师则承受了最沉重的打击。今年 9 月她加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启动了自己的实验室，但至今实验室中只有她一个人。

扎卡拉希望招募两名博士后。职位空缺可能会拖延她的研究进展，并危及她最终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但到目前为止，仍然难以找到能力出色、有经验的候选人。

这毫不意外。她的研究涉及科学界最热门的领域之一：信使 RNA（mRNA），渴望挖走这一领域中才华出众科学家的企业不在少数，扎卡拉本人在博士后期间就曾拒绝过两家公司的工作邀约。

她曾试图说服学生们，无论日后他们的发展方向如何，都先将博士后视作构建知识和技能的好机会，却始终没有赢得任何人，甚至自己一同读博的朋友们都直接进了产业界。

实际上，学术界的终身教职需要有博士后研究经历，但有证据表明，这要付出代价。一项发表在《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期刊上的研究发现，对于做过生物医学博士后的研究人员来说，与拿着博士学位直接进入产业劳动市场的同龄人相比，前者往往需要花 15 年的时间才能赶上后者的薪资水平。

“我们束手束脚，”扎卡拉说，“无法像企业那样给出高薪。”

还有迹象表明这些问题已经从整体上影响到了学术机构。伊斯特蒙德说，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拉霍亚校区（La Jolla）如今只有 267 名博士后，而 10 年前博士后的数量是 609 人。她还补充说，原因很多，教职人员退休，疫情期间难以招募海外研究者，但和产业界的竞争也是重要因素。

为了弥补人手上的不足，斯克利普斯研究所招入了更多研究生。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研究所免疫学系主任丹尼斯·伯顿（Dennis Burton）承认道，因为博士后受过完美的培训，已经知道如何独立研究，还常常能协助指导博士生。就在 10 年前，伯顿的实验室内博士后人数要多于研究生，但如今情况恰恰反过来。

“这产生了劣势。”伯顿说，“博士后给实验室带来的研究质量的提升是很特别的，无法被轻易取代。”

就在知名研究机构与这一趋势艰难搏斗的同时，伊斯特蒙德和其他人还就研究生教育的未来问题展开了更加广泛的讨论。这意味着他们要处理以下棘手的问题：我们还应该鼓励学生做博士后吗？又或者说我们直接让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博士生项目是否应该更注重培养学生们工作中可能需要的实践技能，例如团队合作以及谈判技能等等？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提高人们的待遇？最近，麻省理工学院（MIT）宣布，从明年开始，博士后的最低薪资将从 5.5 万美元提升至 6.5 万美元。而田纳西州的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则将博士后的起薪调整至7万美元。尽管这样的增长广受好评，但仍然不够。例如，生物技术公司 Genentech 的博士后第一年工资就有 8.6 万美元。

另一方面，NIH 将很快启动一个研究团队，以更好了解博士后短缺的原因：这个问题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这是否对学术生产力产生可测量的影响，以及 NIH 该采取哪些措施更好地支持博士后。该团队将于明年 6 月向 NIH 的领导提交初步建议。

答案并不简单。但对像蒂尔曼这样的人来说，学术界如今必须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些问题，这着实是个好消息。

“为了让生命科学领域的学术实体受益，没什么比实实在在的竞争更好的了。”她说，“我认为这是非常良性的环境。”

参考资料：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talin_Karik%C3%B3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rew_Weissman

3.  https://www.nobelprize.org/

4.  中年失业、患癌，她用四十年逆袭拯救全人类，还培养一个奥运冠军.返朴.2020.12.18.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6388732942750154&wfr=spider&for=pc

5.  A one-way ticket. A cash-stuffed teddy bear. A dream decades in the making. The Washington Post.2021.10.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health/2021/10/01/katalin-kariko-covid-vaccines/

6.  A scientific hunch. Then silence. Until the world needed a lifesaving vaccine. The Washington Post.2021.10.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science/2021/10/01/drew-weissman-mrna-vaccine/

7.  3次被解雇，40年冷板凳，她凭借mRNA疫苗终获诺贝尔医学奖.凤凰网CC情报局.2023.10.2. https://mp.weixin.qq.com/s/8B3aqtOfFrcP57SHnMnLJw

By 澎湃、领研

2018年底某日，我驱车360英里（5个小时车程）从新泽西州的家驶往美国“铁锈带”工业老区Ohio州，在一个名叫东巴勒斯坦（East Palestine）的城镇落下脚。我在这里看中了一个占地9万多平方英尺（等同于8千多平方米）的旧厂房，故事便从这里开始….

鬼使神差般地，我与图中这个老旧厂房结下了不解之缘，让我有机会和美国蓝领劳工阶层共事建厂，更使我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是，这里竟会在几年后发生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

在美国所谓的镇不是我们中国的乡镇概念，这里的镇其实就是有别于大都市的小城市，有点像中国的三线乃至四线城市。这个在美国的小镇为何用中东国家的名称命名？据说以前此地名为Mechanicsburg，1833年改名为East Palestine（东巴勒斯坦），那时当地一个最大的工厂名字叫“东巴勒斯坦陶具厂”，老板祖籍是东巴勒斯坦人，便在厂名里加入祖籍元素，他是个成功商人，为了表彰该厂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当地政府就把镇名改为“东巴勒斯坦”。目前该镇人口在4700左右，是蓝领劳工阶层居住区，几乎100%的居民都是前总统特朗普的粉丝。

如标题所提示，本故事的叙述形式以图为主，以文相辅，画面可以说明的事，就尽量省去文字，文字只是对图作个简短的注解（有点像我们从前小时候看的连环画）。但是在图叙故事展开以前，我必须要费少许文字来概述一下本人在美经商的背景：至2018年底，我在美国经营冶金工业耐高温陶瓷纤维材料的进口批发业务整整有20个年头，在边干边学搞懂了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冷门的行业同时，我积累了一点资本，更积累了一大批美国冶金行业的客户朋友。这些客户不少都聚集在以匹茨堡钢铁城为中心向四周延展开去的重工业区域 – 宾州、俄亥俄州、西弗杰尼亚州、印第安纳州、密执安州、肯塔基州。具备了一定资本，又有了经过多年开发出来的市场，也积累了可观的客户群，唯一所缺就是没有自己做的产品，进口批发只是中间商，靠买价和卖价之间的差额以及所提供的一定服务来实现盈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体企业，能在美国钢铁工业心脏地带开设工厂生产自己的陶瓷纤维产品是我多年的夙愿，而眼前这个旧厂房正好处于能够实现这个夙愿的最佳地理位置 – 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的交界处 （参见所附地图上的红圈标注）。

这个旧厂房的主人名叫Steve，20多年前在这里开了个做金属管加工的厂，取名TubeTech，鼎盛时期雇有50多个工人，这规模在地广人稀的美国也算得上是个中等规模的企业，如今这位仁兄已步入年迈，只好靠女婿帮忙打理工厂，女婿经营不善，坑坑巴巴熬了几年，终于撑不下去。资本社会做生意大鱼吞小鱼司空见惯，当下这条孱弱可怜的小鱼在同行业的竞争中被大鱼盯上，不得已最终就范，出于无奈Steve把厂的设备和业务一股脑转手出让给了那条大鱼。当时他正在为怎么将这个老旧厂房脱手而发愁，而我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个地方，成了他的接盘侠。(上图是2017年当地互联网媒体报道这个厂倒闭的新闻截图）

老厂房的原始结构是钢筋水泥加砖，非常坚固，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最初是造纸厂, 几经变迁易主，最后演变成如照片上的这番模样，内部残梁断柱，满屋顶漏水…

厂房外部残墙破壁，污泥浊水，野草丛生，破烂不堪，惨不忍睹。这样的地方能用吗？过去几年的经历给出的答案是：能。请大家耐心往下看，循着这一张张的画面，看看这个被邋遢老美糟蹋得惨不忍睹的地方是怎么被一个较真的老中一点点收拾干净，使它变成当地的一道风景线。在现代生活工作中，手机提供了一种智能便利，这里每张建厂照片和视频都由我亲手所拍，即时抓拍完胜文字日记，直观地用影像记录了这一路走来的足迹。英语俗话说：Seeing is believing. (眼见为实），又说：A picture can say a thousand words. (一张图片可抵一千个文字）。

听说有个中国人横空出世、单枪匹马闯入这个蓝领阶层的领地，说是要在这里设厂建业，创造工作机会，当地East Palestine镇长Pete带着很大的好奇心来见我。跟他一交谈，感觉就像以前在上海弄堂里跟居委会主任说话，握手拍肩，没有丝毫的距离感，仿佛是早已认识的熟人。

融入地方，搭建人脉，拜见各路地方神明，走各类规定办事程序，和层层相关部门的人员交涉商谈建厂方案。（视频截图）

接下了这个盘子，就是揽下了一大摊子的事，开启烧钱模式，场面一旦铺开便一发不可收，开弓没有回头箭。

上面是修缮厂房过程的部分照片。修缮旧厂房是个一言难尽的过程，其间也发生不少有趣难忘的故事，但这里不是写纪实文学，编者力避文字赘述，主要还是请观者们浏览图片和视频，留给大家一定的形象思维空间，去想象一番这些照片和视频背后的故事…

工厂基建施工现场拍摄的实景。（视频截图）

清除污泥浊水，更换地下排水管道，平整土地。（视频截图）

给厂房前的停车场铺上沥青。（视频截图）

这个旧厂房一天天在改变它的模样。

设备陆续运抵工厂。（视频截图）

有时送设备的车路上遇堵，我们只得等到天黑，连夜卸货，因为租用的卸货吊车按日计费，当天必须要还人家。（视频截图）

设备搬入车间。（视频截图）

上面是安装设备的过程部分照片。

安装钢架配料操作平台的过程。（视频截图）

安装室外吸尘装置。（视频截图）

电力公司为我厂配电接线时的情形。（视频截图）

我工厂的牌子 CeramFab 竖立起来了，没办任何挂牌仪式，只是让员工给我拍个照，咔嚓一声，便在East Palestine Ohio这块异乡土地上留下了一个中国人办厂的永恒印记。

上面这些照片是工厂基建工程基本完成后的实景，旧厂房的面貌焕然一新。于此同时，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声开始频频响起，电话另一端或者是附近的居民，或者是开车经过这里的路人，有些人纯出于好奇心想打听一下我们要办什么工厂，有些人是想登记个名字为以后找工作排个号，更多的人是周围的居民来电感谢我们为当地办了件大好事，把这个经年失修、丑陋不堪的厂房修缮一新，不仅他们的居住环境变美了，他们的房产价值也因此沾光增值了。

有一天，当地的一位中年妇女对我说：“以前这个厂房是这里一个令人作呕的鬼屋，现在它是我们镇上的一道亮丽风景，我们非常感谢你。” 听她这样说，我心头涌起一股暖流，我知道她说的是心里话，也是代表这个小镇的所有居民说了他们的心里话。在当地我和我的厂已经成了人们饭桌上的谈资，酒吧间里的热门话题，中国人在这块美国蓝领的土地上受到了欢迎和尊重。有时我走在当地的路上或停车场，经常会有人从驶过的车里伸出手来给我打招呼，我并不认识他们，可他们都认识我。

CeramFab 陶瓷纤维真空成型件生产线一天天安装到位，工厂的模样一点点呈现出来。

（请点击原文观看视频）

陶纤真空成型件生产车间初具规模，第一条生产线启用。

创建CeramFab 的三年也是饱受疫情折磨的三年，我们历经了供应链断裂、运费飞涨、劳动力严重短缺等等困难，力克时艰，终于在2022年初，我们的陶纤真空件工厂CeramFab 第一条生产线正式投产，做出了第一块板材，注册商标名为VacuWool（见上图）。

https://www.ceramfab.com/

请点击原文看VacuWool 陶瓷纤维真空成型件的生产工艺流程视频（请放大屏幕并横屏看）。看了这个视频你就基本了解我们做的是什么产品，以及这些产品是怎么做出来的。概述其工艺如下：主要原材料是耐高温达1260摄氏度的陶瓷纤维，将其切碎，倒入水池，根据不同配方加入其它耐高温配料和粘结剂，在水池里把配好的原料搅拌均匀，然后通过抽真空设备将拌匀的湿料吸入模具，抽去水分和空气，然后将其脱模，这就成型了，再将成型件放入烘箱烘干，烘干后的毛坯经过打磨抛光便可装箱出厂了。

CeramFab 部分产品展示 （1）

CeramFab 部分产品展示 （2）

走过四个春夏秋冬，贯穿三年新冠疫情，2022 年底 CeramFab 这个厂总算初步建成，进入了早期生产阶段。由于我们做的都是非标产品，客户可以选择的供货商不多，大多时候不是我们去找客户，而是客户主动找上门来，所以投产第一年订单就排满，一条生产线根本忙不过来，必须再接再厉按原计划继续推进，向六条生产线目标前行。So far so good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不错，然而平凡的故事还只说了三分之一，观者且耐心，石破天惊的大事还在后面等着我们。

第二章:中国人在美国土地上开厂生产的镁碳砖，这是第一块！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世事无常。2019年底新冠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2020年新冠病毒迅速蔓延全球。（网络截图）

美国崇尚个人自由的国情，尤其适合传染性病毒之扩散传播，美国进入了一个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代 – 百姓病亡，政治纷乱，社会动荡，经济瘫痪。2020年3月，美国疫情开始全面蔓延，形势越来越严峻。我家所在地新泽西州以及大纽约地区每天感染人数成千上万，死亡人数日以百计，全美国开始封城封镇。（网络截图）

我把自己关在匹茨堡的公寓住所里整整一个月，远离新泽西州家人，陷于完全封闭孤独状态。然而人在独处的时候往往也是思绪飘逸、灵感活跃的时候，创意之举往往萌生于孤独之时。那天我站在16楼的阳台上，瞅着眼前匹茨堡这座城市发楞，这时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是一个员工打过来的，告诉我离我们新建的陶纤真空件厂半英里处有一个更大的厂房在网上拍卖（因为他听我说过打算把在新泽西的进口批发公司搬迁过来，需要仓库），起拍价很低，于是我便上网查看了一下，这一看便又启动了另一个创业之举。

这里允许我离题打个岔：匹兹堡（Pittsburgh ）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是美国著名的钢铁工业城市，有”世界钢都”之美誉，20世纪初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在此建立了卡内基钢铁公司（后来成为美国钢铁公司），一度垄断了全美一半以上的钢铁产量，成为钢铁业的托拉斯，卡内基是当时美国第一富翁。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钢铁产量上升，匹兹堡的钢铁业务逐渐淡出，至今已转型为以医疗、金融及高科技工业为主的都市。市内最大企业为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UPMC），也是全美第六大银行匹兹堡国家银行所在地。尽管如此，匹茨堡市周边地区仍然布满了过去钢铁冶炼工业辉煌时期遗留下来的痕迹 – 大大小小和冶金工业有关的被遗弃的旧厂房不计其数，原先的厂主们要不早就关厂息业要不去国外投资建厂，这些被遗弃的旧厂房年久失修，锈迹斑斑，“美国铁锈带”这个名称由此而生，而这些斑斑“锈迹”跟我为何从新泽西州移居这里办厂有着直接的关系。

2020年上半年是美国新冠疫情高峰期，也是中美贸易战打得不可开交的激战时期，任性的特朗普总统给中国进口产品使劲加关税，中方也毫不示弱地向美国进口产品征收反制关税，中美贸易谈判每谈一次双方关税便追加一次，互不相让，中美交恶的局势像踩上了油门的快车，并且开上了高速公路。

这里还必须让我埋个伏笔，提及一下冶金工业里的一个必用耐火材料产品 – 镁碳砖（见上下二图），该产品用于炼钢炉和钢水包上直接接触钢水的内衬层，据于钢水种类的不同，炼钢炉和钢包上的镁碳砖用到一定的次数就必须更换，这是个奢侈的高消耗工业产品，该产品的主要原料电熔镁砂产自中国东北，以前美国市场上的镁碳砖主要从中国进口，随着中美贸易纷争日趋白热化，来自中国该产品的美国入关税率从零关税一路飙升至300%，这使得中国镁碳砖在美国市场上完全失去了价格竞争力，打那以后中国镁碳砖在美国市场上彻底销声匿迹，严重脱销。众所周知，市场供求关系从来就是物以稀为贵，没有来自中国的镁碳砖，该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一下子便成了紧俏商品，这时市场经济规律的自我平衡效应开始显现：资本向新的商机汇聚，流失的美国制造业开始重返美国本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已建和在建的的镁碳砖厂在美国突然冒出六家。

（图1）钢厂工人在用镁碳砖砌炉。（图2）钢厂工人在操作钢水包。（图3）钢水包中直接接触沸腾钢水的镁碳砖包壁。（网络截图）

现在回到上面搁下的那个话题 – 正在网上拍卖的那个老厂房。我在网上查明该厂房的信息后，马上打电话给拍卖商，约定时间去看厂房。这个老厂房距离已经建得差不多的CeramFab 厂房只有0.7英里（开车只需两三分钟），总占地面积为160000平方英尺（约1.5万平方米），以前是生产大型钢管的工厂，被遗弃10年有余，里面有大小行吊好几个，居然都可以用。上面几张照片是该厂房的当初外观，陈旧兮兮，锈迹斑斑，是“铁锈带”建筑的生动图解。去看厂房时候我们居然在里面撞见许多小动物和成群的鸽子，这里早就成了它们的栖息天堂。

这是当初挂在外墙上的竞拍牌子

上面的视频截图是第一次去看这个老厂房的情形，因为厂房被遗弃多年，供电公司早就切断电源，大白天厂房里面也是一片昏暗，我们只好打着手电筒来照明

第二次再去看旧厂房，事先跟供电公司打了招呼，给供上了照明用电，这次看清楚了厂房内各部位的状况。

有专门的办公室区域。

临街有数个进货出货的大小卷帘门。

结实牢固的钢结构。

高挑的房顶。

且配有10-35吨位行吊数个。

据说100年前这里曾是一个橡胶厂，当地的一个理发店里现在还挂着这个厂址的老照片，照片上是当时该厂的工人们，看这阵势估计有数百人。
两次看过这个厂房后，我果断决定参加竞拍，主要理由有三：1）厂房面积足够大，一半可用作仓库，把在新泽西州的进口批发公司搬迁过来，可以省去在新泽西州租赁仓库的一大笔开销；2）这厂房顶高16米，又配有现成行吊，非常适合用来建一个镁碳砖厂；3）这厂距离正在兴建中的陶纤真空件厂不到一英里，两个厂在同一地方生产相关工业耐高温产品，可以互补互利，并在物流方面将为客户节省大笔运费，同时提高我们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由于带着最大的诚意参加竞拍，竞拍那天很顺利就将此厂房拍到了手。当地政府得知我买下了这个厂房后，专门派有关部门采访了我，并决定发放政府资助金25万美元，以表对我们在当地创办两个工厂的感谢和支持，尽管这笔政府资助金额对办两个工厂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这事在当地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在蓝领老美的认知观念里，中国人夺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使他们变穷了，而现在居然有个中国人在这里一下子兴办两个工厂，而且还从新泽西州搬来一个进口批发公司，这对刺激和带动当地经济无疑是个巨大的贡献！为了感谢当地政府对我办厂的支持，我对当地政府许诺：在以后三至五年里将为当地创造至少45个就业岗位。这个许诺成了当地一大新闻，地方报纸和网络媒体对此纷纷进行了报道。（上面是当地报纸对我们的头版头条报道）

网上媒体报道（网络截图）

网上媒体报道（网络截图）

买下了这个厂房后，我马上着手办理创建镁碳砖厂的各种手续，注册成立了WYG Refractories LLC公司。

我的第二个厂牌在East Palestine小镇诞生了，与此同时，我们在美国为自己将要生产的镁碳砖注册了商标，取名WYG。

接下来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烧钱节奏…. 照片里地上画的红线，预示挖地工程即将开始。为何要挖地？因为这里即将要安装一套自动化配料系统、两台混料机、三台螺旋压机、两条隧道烘干窑、三个机械臂、三套自动化检测系统、一套全自动成品检测系统…. 所有这些设备的安装或多或少需要涉及到车间的基础建设，最大基建工程是给三台螺旋压机做承压基础，每个基础就是一个深达5米的地下钢筋水泥建筑，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WYG镁碳砖厂基建破土的那一刻。

奠基破土。（视频截图）

挖掘开始….. （视频截图）

挖掘压机地基过程（视频截图）

挖掘压机地基过程（视频截图）

挖掘压机地基过程部分照片。

给整个基础打上钢筋结构。（视频截图）

再给钢筋浇筑水泥。（视频截图）

给地基钢筋浇筑水泥。（视频截图）

浇筑钢筋水泥的过程照片。

建成后的压机承压基础，这样的压机基础在B车间里做了三个，是基建工程中烧钱最多的部分。

修缮厂房屋顶。（视频截图）

修缮厂房外墙。（视频截图）

修缮完毕后的厂房外观。

清洗并油漆内墙，然后给厂房安装节能照明（视频截图）。

装修一新的办公区域。

设备陆续运抵工厂。

安装设备过程的部分照片。

安装设备过程的部分照片。

维修调试行吊。（视频截图）

安装压机。（视频截图）

给螺旋压机装上顶部的大旋轮。（视频截图）

安装压机现场。（视频截图）

安装调整压机模具。（视频截图）

点击这里看视频

（压机启动试压那一刻）

安装配料系统。（视频截图）

安装压机及送料系统配电装置。（视频截图）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镁碳砖生产车间雏形呈现）

安装混料机。（视频截图）

打磨模具。（即时实拍视频）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安装调试自动化机械臂。）

安装除尘设备。（视频截图）

安装镁碳砖隧道烘干窑。（视频截图）

这里必须要插叙一个人，他的名字是：李乃根。（上图是他的微信头像照）李乃根是国内老一辈资深耐材专家和镁碳砖生产工程师（下面称他为李工），李工以前曾任上海第二耐火材料厂工程师兼厂长，国内耐火材料行业内的人都知道上海二耐在中国曾是祖师爷级别的一流企业。上世纪末朱熔基总理主政时大刀阔斧改革中国经济，措施之一就是国企改革，为了盘活落后僵死的国企体制，朱熔基解体了国营企业，让民营老板来接手经营。上海二耐在这波改革浪潮中解散了，该厂的所有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分散到全国各地，成为各地民营企业的技术骨干。李工离开二耐后曾在我上海办事处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因健康原因隐退在家过起退休生活。现在我要在美国办镁碳砖厂，李工是我必须聘用的不二人选，我对镁碳砖生产是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没有李工的参与我根本不可能办成这个厂，当然没有李工的参与我也不可能去做这件事。我和李工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同意再次重返江湖，助我一臂之力在美国建立这个镁碳砖厂。

根据我和李工商定的计划，李工不仅是要负责为我在国内采购所有生产设备，而且在设备运到美国后他将来美亲自帮我主持工作，指导工厂的基建和设备的安装调试。这个工厂的车间布局设计方案、工艺流程的设计方案、以及设备设计和采购方案等等，全都是李工日夜辛苦的结果，由他一手制定！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本以为新冠疫情会在一年半载内渐渐趋缓结束，故我们在采购设备前将工厂一整套设备都计划在 采购时间表里，车间基建工程的工期安排也都被筹划得环环相扣、尽量详细周到，唯独没有在疫情问题上多长个心眼，当时没有去考虑也不愿意去考虑疫情发展的范围之广和时间之长的恶劣因素。在李工把主要设备的采购方案订好并且和各设备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以后，新冠疫情不但没有趋缓，反而在美国和世界各地不断蔓延恶化，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由于疫情所导致的政治纷争和经济危机此起彼伏，最终导致中美两国之间的人员来往渠道全部关闭，美国方面的人员去不了中国，中国方面的人员也来不了美国（这个阻隔一直延续至今，据说中美航班最近才刚刚恢复并渐增！）。厂办在美国，设备和技术来自中国，现在中美通航渠道完全关闭了，这个项目还能继续进行吗？这个厂还能办成吗？事实给出了答案：三年疫情，李工和中方所有相关设备的技术人员都没有来美国，我和我美国工厂的技术人员也没有去中国，所有来自中国的设备的组装和调试都靠双方用手机来进行沟通操作，而我是中美双方语言沟通的唯一翻译员，中美时差12小时，太平洋东西两岸正好日夜颠倒，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们就是靠手机微信的通话和视频功能来完成组装和调试所有来自中国的设备，这个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挫折、沮丧、无奈、悲哀、甚至绝望，很难用有限的文字来表述和倾吐，我想假如有“手机办厂”吉尼斯纪录，我们凭这段经历完全有资格可以去申请。上面展示的是一小部分（注意：只是极小一部分！）我和李工通过手机微信沟通的截屏照片。
2020至2022三年里，我几乎每个晚上要跟国内各设备供应商的技术人员和李工打微信语音和视频电话，第二天再把获取到的信息翻译成英文提供给我们美国方面的技术人员和设备安装工人，这个技术中英翻译过程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但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效地学懂各种机械设备性能的过程，因为要让这边美国技术人员和工人懂得这些来自中国的设备，我自己必须首先搞懂，然后才能用我的英文来向他们讲解这些设备应该怎么安装和调试，三年里我通过这个语言翻译过程学懂了所有来自中国的机械设备。按原来采购合同条款规定，中国各设备供应商必须要派技术人员来美国现场安装调试设备（所有来往费用和来美人员的工资由我方承担），可是由于疫情阻隔，中方没派一个人来，李工也没来，我们美方也没派一个人去中国，手机+微信+我这个翻译，竟然取代了中美双方的互访，这省去了好大一笔费用！因祸得福，这要感谢手机，感谢微信，感谢疫情，感谢我自己。

整整三年努力，历经千辛万苦，WYG镁碳砖厂初步建成，2022年9月开始进入试生产阶段，上面展示的是一部分试生产过程的照片。

上面是部分试生产过程照片组合。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这个视频请你务必看完整，它像一个新生婴儿，第一块WYG镁碳砖在美国土地上诞生了，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以前在美国市场上的中国镁碳砖全都在中国生产，由中国人在美国土地上开厂生产的镁碳砖，这是第一块！）

听说我们WYG镁碳砖工厂开始投入试生产，有三家美国钢厂用户为了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分别给我们下了试验订单，其中一个客户是美国最大规模钢铁公司Nucor Steel。这三个订单对我们这个新办小厂来说意义重大深远，我们对此万分感激，回报以最认真的态度，最精细的工艺，最严格的质检标准，把这三个试验订单的镁碳砖生产了出来，运往这三家钢厂用户。

上面是使用中和使用后的WYG镁碳砖（照片由我们的用户Nucor Steel钢铁公司提供）。

两个月后，三家钢厂用户先后发来了反馈，他们一致认可了我们生产的镁碳砖，Nucor Steel 钢铁公司还同时下了一个25万美金的正式订单！（见上图）第一次试验订单就能被用户认可是值得任何一个生产厂商感到无比骄傲的事情，而能被美国最大钢铁公司Nucor Steel接受成为它的供货厂商，其意义更远远超出经商赚钱的范畴，这是一种资质，一种档次，一种实实在在的荣耀，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高光时刻，比在大学毕业典礼上拿的那张纸有意思得多！这个时候我实在忍不住要骄傲一番，这个时候假如还是很谦虚的样子那一定是假的装的。

建厂的故事讲到这里似乎可以结尾了，两个工厂都已建成，先后通过试生产阶段，并驾齐驱地进入初期投产阶段，产品都分别得到用户的认可，订单陆陆续续通过电子邮件传送进来，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合理安排好生产计划，进一步完善工艺，扩大生产规模，增招工人，提高产量，使工厂逐步进入常规自动化生产模式。此时，设备性能已经摸熟，产品配方调至完备，工人培训基本到位，过去几年的投入和付出即将结出丰硕成果，产生巨大回报，前途一片光明灿烂！
那天下班回家前，我来到厂后面的铁轨旁，看见西边美丽的夕阳映照着漫天云霞，金光璀璨，便鱼贯掏出手机，怀着愉悦的心情拍下这张铁路美片。不料就是该张照片上这条铁路在不久以后给我带来巨大灾难！

第三章:飞来横祸

还是那句老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世事无常 。刚走出动荡纷乱的三年疫情，紧接着又遇上一场飞来横祸！老天为我安排好了惨烈而又悲壮的结局。这两个厂就像两个新生儿，如能继续精心喂养它们，它们定会茁壮成长，我内心发了狠誓要把它们打造成这里的企业翘楚。然而，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一场大祸从天而降，照片上的这个庞然大物 – 美国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Norfolk Southern）将在一夜之间把我刚建成的两个工厂扼杀在摇篮里。

2023年2月3日周五晚上，我在匹茨堡住所接到安全警报公司来电，告诉我CeramFab 厂房后面的铁路轨道火车脱轨，引发大火，消防人员已经到场，急需进入我们的厂房铺设灭火水管，展开灭火救援。我立马打开手机上的摄像监控软件，通过工厂后面的监控摄像头看见了铁轨上的熊熊大火！我们厂房后墙离铁轨仅仅约8米左右。那晚我没有入睡。（上面是我手机上显示的厂区摄像头的实况录像截图）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员工在火灾现场拍摄的手机视频）

上面是火车出轨导致的火灾现场照片（由在当地的员工拍摄提供）。

当晚大火基本被控制住，没有直接人员伤亡。但是第二天早晨还有多节车厢的余火仍在燃烧，冒着很大烟气。网上开始流出许多火车出轨引发火灾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出轨的火车差一点撞击到我们的蓝色厂房，厂房并没有被火烧到（这是消防员们的功劳）。看了照片我暗自庆幸：不幸中的大幸啊！只要厂房还在，机器无损，我们就没事，大不了过几天等火灾现场清理完毕我们就可以返回工厂继续生产，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真正的灾难还只是刚刚开始，事态以后的演变发展会有多么严重，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上面是当地居民在出事后的第二天用无人机拍摄的视频。我们厂房的白色屋顶已被大火的烟雾熏得有点发黑了。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上面视频是出事当晚我用手机拍摄下的电视实况报道）

引起火车出轨的原因是第32号车厢有个轮子的轴承磨损发热，导致轮子停转卡住，铁轨上的自动探测装置有感应到这个异常情况，向火车头驾驶室发出警讯，火车司机接收到报警后立即采取了刹车措施，可是为时过晚，火车还没来的及完全停住那节32号车厢率先出轨，从而引发前后众节车厢纷纷出轨，冲撞、翻车、重叠、燃烧。
这列火车是美国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Norfolk Southern）营运的货运火车，共有151节车厢（车头至车尾总长度2.8 公里，总重量18000吨），其中有20节车厢装载化学危险品（包括11节罐状车厢装有化学液化气），这么长的车体加上这么大的货运重量，操作人员竟然只有两个，这简直是离谱得出奇！照这样下去，恐怕不久将来，他们会用无人驾驶方式来操作151节车厢的营运！
我通宵达旦一直盯着电视屏幕，第二天，对这个火车出轨事故的实况报道迅速占据全美各有线电视频道和互联网媒体。出轨车厢共51节，11节出轨车厢载有化学物质，其中有5节罐状车厢装有氯乙烯液化气。请注意播音员提及的那个英文单词“vinyl chloride”（氯乙烯）。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逐渐知悉：氯乙烯是一种剧毒化学品，长期接触这种化学物质得肝癌的机率很高。

上图是百度对氯乙烯的定义，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致癌物清单上，氯乙烯被列为1类致癌物。（网络截图）

下面是百度上的一个链接，是国内CCTV对俄亥俄州这次火车出轨造成氯乙烯泄漏事件的报道，这个报道基本不带倾向，比较中性，试试看能不能打开这链接（复制到浏览器）：https://mr.baidu.com/r/130omX8rIY0?f=cp&u=72be4220658f3525（网络截图）

火车出轨当晚几小时后，当地警察局派出警员，在离出事地点方圆一英里之内的住宅区逐户叩门要求居民立即撤离自己住所，去当地的一个学校室内体育场馆避难，官方后来公布了这张示意图（网络截图），由火车出轨引发的化学品火灾烟雾严重污染了周围的空气，大家看到的红色区域表示有中毒死亡危险，黄色区域表示有中毒受伤危险。真不知道官方公布的这张图上区域划分的依据是什么，难不成烟雾一旦在空中弥漫开来就会按人为划好的颜色区域来运行？而不是随自然风力大小和方向四处飘散？

这里上下两个图是美国政府环保机构在出事第二天网上公布的照片截屏（无人飞机照片），该画面成了这次灾难的主题情景照片，吸引了全世界人的眼球。照片上蓝墙白顶建筑物就是我们CeramFab的厂房，老美们把这个位置称作“Ground Zero”，直译“归零地”，这个词出自2001年911纽约世贸中心大厦被飞机撞毁的恐怖事件，意思是一切都毁了重归于零的地方，现在这个词的意思可以引申为任何重大毁灭性灾难发生的中心位置。

事故发生在周末，周一，出轨车厢余火还在燃烧，我们厂房四周停满了消防车，附近多个消防站出动全部消防员，日夜工作在事故现场。那些出轨的车厢大部分装有危险化学物质，如果余火不及时完全扑灭，那就可能引发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化学专家们来了，俄亥俄州环保部门的官员们来了，州长也来了，大家聚集在东巴勒斯坦讨论研究怎么来熄灭余火、处理罐状车厢里的危险化学品、清理灾难现场….等急需解决的问题。（网络截图）

事故后的第一个星期我让两个厂的所有员工不要上班，待在家里等通知，同时要大家跟踪新闻实况报道，注视事态发展。2月5日，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在6日就地用人工方法切开车罐，引放氯乙烯液化气，然后将其点燃就地烧掉，他们称此操作为“controlled release”，即所谓“有控释放”。2月6日下午，5个车罐氯乙烯被引流到一个预先挖好的地沟内点燃，一团巨型黑烟在我们蓝色厂房边上升起。5节车罐的氯乙烯加在一起共500,000英磅（227吨），当时从电视屏幕上看到那团巨大蘑菇状黑烟，遮天蔽日，感觉大事不妙！（网络截图）

警察上门要求居民在“有控释放”以前撤离住所，暂时搬到一英里以外的临时安全住所避难。（网络截图）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他们点燃了氯乙烯的历史时刻。右边那一小簇蓝色建筑是我们的厂房，面对巨头火车公司的肆虐，它显得那么无奈，那么可怜巴巴。（网络视频）

像氢弹爆炸，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它。火车出轨引起的燃烧是意外事故，而“有控释放”是在处理这起意外事故过程中的人为操作，它导致了一个更大的灾难，如此巨量的氯乙烯燃烧所产生释放出来的有毒气体和燃烧物将严重污染这里的生态环境，这里的空气、水、土壤都将受染于由氯乙烯燃烧所产生的微粒，这些微粒粘附性很强，几年甚至更久都不会自然消失，而只要这些微粒存在，它们就会危害人畜的健康。那么你要问：既然有这样的危害性，火车公司决策层为何还要作这个决定？答案是：经济利益。如果不尽快移走这些出轨被毁的车厢，就无法尽快着手抢修受损的铁路，而这条铁路主干线不通，物流链将断裂，美国经济将受损。牺牲局部的生态环境还是牺牲物流交通和经济利益？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选择了前者。（网络截图）

“有控释放”的大火烧了几乎一整天，五节车罐的氯乙烯全部烧尽，空中久久弥漫着烟雾和呛鼻的化学品气味，铁路抢修工人迅速开始清理火后现场，五节被引流释放的氯乙烯车罐被拖至我们工厂西边的空地上，等候处置。(视频截图）

搬移被毁的氯乙烯车罐。（网络截图）

工厂后面散落一地的化学品颗粒。

我们工厂整个停车场成了救灾工地，停满各种救灾机械设备和车辆。

出事后第七天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派人送来一份由他们起草的Access Agreement（租用场地合同，上面是其中一页截图），要我签字同意他们使用我厂场地进行由火灾造成的化学品污染清除工程，交换条件是火车公司偿付我们2万美金作为场地租用费（后来又提高至4.5万美金）。我不同意签字，理由是火车公司从出轨那天开始已经侵犯了我的私人财产，而且是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使用了我们的场地来进行灭火、“有控释放”、搬移被毁车厢，等等的操作，作为产权所有人，我们有权知道他们正在我的产权场地上做了些什么，可是至今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这方面的信息，因此我不知道合同上的内容是否和他们实际上正在做的事相符，所谓合同是在双方知情并且达成意见一致时所签订的书面承诺，而这份合同完全是一厢情愿，我既不知情也未和对方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这个合同我不能签。假如我签了这个合同，接受他们的4.5万美金，那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在我的产权地上做任何事情，也无须告知我任何相关情况，将来一切衍生后果也不是他们的责任。

几天后我收到了俄亥俄州环保局（Ohio EPA) 要求使用我们工厂场地的合同（见上图），让我签字，其实这不是什么合同，而是政府的一道行政命令，为了服从政府的命令，我让我的律师代我在这份合同上签了字，但拒收火车公司开出的4.5万美金。

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的各个铁轨抢修工程队日以继夜地事故现场（我厂周围）进行抢修工作。

2月8日（事发后的第5天），诺福克南方公司的火车恢复行驶在我们工厂后面那条被修复的轨道上，可是我的工厂还未复工，至今为止没有任何部门通知我们这个地方是否安全从而可以恢复生产。

我非常着急，两个厂整整一个星期停工，订单积压，客户催货。我让生产经理联系了俄亥俄州环保局（EPA），要求他们立即派人来工厂检测空气质量，有了官方EPA的检测结果我方可决定是否让工人复工。2月11、12日两天，EPA 先后派来两位检测人员对我的两个工厂分别进行了空气质量检测，完了他们给了我两份报告（见上），我问他们报告上的这些符号代表什么意思，他们给我解释了一通，意思是报告上的这些专业术语表明你的两个工厂的空气质量达到安全的标准。当时我满脑子想着尽快复工、缓解积压订单的事，有了EPA的这个解释，我松了口气，迫不及待地安排复工。后来我把这三页报告和我们自己律师聘用的专业检测机构的十几页测试报告做了比较，证明这三页纸的报告是扯蛋！显然火车公司和政府环保部门之间已有某种默契，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有了EPA的三页检测报告，我立即打电话给两个厂的生产经理，让他们通知全体员工于2月13日（周一）复工上班。空气中仍然弥漫着强烈的化学品气味，因此有些工人对返厂上班表示疑虑，我只得对员工们说：虽然空气中的确还有气味，但是EPA的检测报告说空气质量达到安全标准。

2月13日（周一）复产的第一天上午，两个厂分别有几个工人出现各类症状：眼睛红肿，流鼻血，全身发红色肿块，噁心呕吐，胸闷。我们立即让有症状的员工去医院就医，就医后的员工带回的医生诊断证明说：这些是受到化学品异味刺激而引发的急性症状，这些工人应该马上停止工作，在家服药观察。当即，我做出决定：两个厂全部停工，让所有员工回家等候通知。

与此同时，我们给三个公司的所有客户发出工厂停产的通告（上图）。

自2月13日两个工厂停产，至今已有五个多月了，在这五个多月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当地河水里的鱼死了4万多条，居民家里的小动物病了或死了，有些居民的尿样检测呈氯乙烯阳性，好些居民暂时搬到旅店居住，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在当地开设灾难救济中心，俄亥俄州环保局在当地开设医疗检测站，各律师事务所在当地承接了大大小小诉讼案30多件，当地居民上街示威诉求，美国国会和俄亥俄州州政府分别就这次出轨事故召集了听证会，俄亥俄州环保局责令火车公司必须要在主要受污染地点进行挖地换土、过滤河水和井水等排污除毒工程，美国交通部部长到访东巴勒斯坦镇视察调研毒污染灾情，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东巴勒斯坦慰问当地居民，美国政府和俄亥俄州政府分别正式起诉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由于出轨事故而对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等等等等……，大大小小事件不计其数，在此不一一列出。2023年2月3日发生在美国东巴勒斯坦的火车出轨事故是举世瞩目的事件，其震撼效应接近1986年4月26日发生在苏联统治下乌克兰境内切尔诺贝利核子反应堆事故。

当地河水里的死鱼（据统计有4万多条死鱼）和居民家里得病或死去的宠物。（网络截图）

当地居民上街抗议，表示对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和EPA的强烈不满。（网络截图）

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的CEO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被拷问。（网络截图）

俄亥俄州参议院有关东巴勒斯坦火车出轨事故的听证会 （网络截图）

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在当地设置的救灾中心。这个救灾中心主要工作就是发放各种赔偿金和救济金。视频里的这些人都是当地居民，前来登记名字、申报资料、领取各种因火车出轨事故所导致的直接或间接经济赔偿，我们三个公司的员工自停产后的五个月里也到这里来领取工资损失赔偿金。我在美国开公司经商24个年头了，这是唯一一次没给员工发工资，而且是连续五个月。

前总统特朗普带着他的人马，前来这里对当地居民表示慰问，送来一卡车瓶装饮用水。这里的蓝领工人都是他的铁杆粉丝，是他下一轮竞选的重要票仓之一，特朗普来这里，标志着他2024年东山再起的决心。（网络截图）

在这五个月的时间里，我的三个公司所遭受到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两个工厂一直处于完全停产状态，进口批发公司处于半运作状态（只靠家人员工打理）。情况一天天在恶化，假如继续在东巴勒斯坦搞生产经营，三个公司的前途将会十分黯然，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前途，为什么这样说？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1）不确定工厂周围的环境是否还安全从而可以继续长期搞生产，没有官方的明确担保，雇主和雇员都不敢也不愿继续在这个地方工作；2）只要还在这个地方经营，保险公司不愿意延续对我们三家公司今后的商业保险和工伤保险；3）由于停工导致订单和客户严重流失，商场上的竞争像游泳，不进则退甚至被淹；4）技术工人的流失，工厂一停产，那些有技术有本事的员工不愿干等复工，有的早已另谋生路，再说这个地方已被污染是不争的事实，不仅有些现有员工不愿回来上班，而且将来找新员工也面临很大困难；5）生产一停止，现金流紧跟着停止，没有收入来支付员工工资和公司各类账单。等了五个月，形势还是不明朗，工厂周围清除毒污染的工程还在进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何时这些工程可以结束。我和律师反复讨论评估后，作出最后的痛苦决定：将进口批发公司CeramSource的仓库迁往宾州（又要开始租用别人的仓库了）；两个工厂不能搬迁，因为设备都已生根在厂房里，要把它们拆卸搬走又得花上3-5年，过来之人经历了前几年一路走来的艰辛，现在再要走一遍这条路，不是不可以，只要还具备这四个条件：1. 资本够足，2. 年纪够轻，3. 精力够旺，4. 勇气够大，而这四个条件如今我都不具备了，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将两个工厂清理资产，永久关闭！

这是给两个工厂全体员工的最后一封信，正式宣布两个工厂自2023年7月1日起永久关闭。

这是我用无人机拍摄的工厂周围目前的情况（视频截图）。我在这个地方待了四年有余，如今将要离开，留下两个耗尽我全力但又半途而废的工厂，心里好生憋屈！

据说他们还要继续往下深挖15英尺，把底下受化学毒液污染的泥土挖出移走，然后再换上干净的泥土。这是政府对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下的死命令，宏大的工程啊。（视频截图）

四年间在East Palestine建厂有成，正在庆幸自己这把年纪还能做成这事的时候，不料一夜横祸，一切便化为浮沉一梦。目前，两个工厂我断无财力搬迁它们，它们将连同那些还没来得及使用的设备被留在这个小镇，重归“铁锈带”废弃类厂房，谁知道下个接盘侠会是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假如没有接盘侠，它们不久又会房顶漏水，门窗生锈；而我们去年刚从新泽西州搬来这里的进口批发公司CeramSource，目前正在搬离这个地方，迁往宾州的过程中。
当然，这场大祸对我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负全责，已经进入诉讼程序，何时赔偿我？赔偿多少？只有天知道。

四年间在East Palestine建厂有成，正在庆幸自己这把年纪还能做成这事的时候，不料一夜横祸，一切便化为浮沉一梦。目前，两个工厂我断无财力搬迁它们，它们将连同那些还没来得及使用的设备被留在这个小镇，重归“铁锈带”废弃类厂房，谁知道下个接盘侠会是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假如没有接盘侠，它们不久又会房顶漏水，门窗生锈；而我们去年刚从新泽西州搬来这里的进口批发公司CeramSource，目前正在搬离这个地方，迁往宾州的过程中。
当然，这场大祸对我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负全责，已经进入诉讼程序，何时赔偿我？赔偿多少？只有天知道。

By Edwin Wang

观察了很多中国制造国产替代案例后，我们开始思考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假设我们从一个几十年的周期来看，国产替代发展的终局形态应该是怎样的？

我认为无非这样几种结局：

(1)国产替代失败，中国技术升级失败，全球主要产业依然被美国等发达国家掌控，中国继续被“卡脖子”，中国掉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

(2)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大部分产业规则的制定者，形成事实上的中国标准主导全球。

(3)中国搞中国标准，美国搞美国标准，其他小国家在中美两个体系中选择站队，接入了美国标准，就不再接入中国标准。

(4)中美两国各搞一套产业标准，其他小国家在中美两个体系中自由接入，同时接入美国标准和中国标准，和中美两国同时做生意，中美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

而我们认为，第一种和第三种结果，对于中国来说都是非常糟糕的，而要取代美国实现第二种结果，难度则非常大，不仅需要中国付出十二分的努力，还需要美国犯战略性的错误才有可能。其中，第四种结果是中国很有机会努力做到并相对对中国有利的终局。不久前，我们看到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的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大概的意思是，未来的世界，会形成中美“双操作系统”格局，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应该同时接入中美两个系统。

实际上，当今的国际规则，大部分是美国制定的，其他大部分国家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类似应用开发者和苹果（或者谷歌安卓系统）之间的关系。当今的国际贸易大部分是采用美元结算的，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互联网、半导体、操作系统等产业标准大都是由美国制定的：美国掌控着世界主流专利体系并且随时可以利用这一体系对其他国家进行技术禁运，美国的媒体主导着全世界的议程设置，好莱坞的大片主导着全世界的文化输出，美国的高校吸引着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当其他国家和美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可以理解是平台上的开发者和平台拥有者的冲突。辛巴最多的时候其旗下账号曾经占到整个快手总流水的40%，但是当辛巴和快手关系搞僵的时候，快手开始打压辛巴家族，结果是依赖单一平台的辛巴很难抵御这一打击。类似地，当依赖于美国系统的其他国家要和美国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国家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但是国际手机主流操作系统，有安卓和苹果两大系统并存，安卓相对开放，苹果相对封闭，两大系统互相竞争，其他中小开发者同时接入安卓和苹果两大系统，并且可以迅速在两大系统之间切换。

比如当腾讯开发了一款备受欢迎的新游戏时，哪怕苹果系统应用商店率先将该款游戏上架，它也可以迅速用发达的中间件和服务极快地推出安卓版本，用户可以同时玩苹果版本和安卓版本，其差距极小。

类似的案例还在汽车行业发生，中国内地和美国的汽车方向盘在左边，日本和英国、中国香港的汽车方向盘在右边，同一个厂出的同一款车，比如丰田凯美瑞，只需要在日本出售右方向盘版本，在中国出售左方向盘版本就可以了，两大系统切换很方便。这个思路为我们描绘了将来中国产业界可以为之努力的方向，也就是世界形成中美两大产业标准，互相竞争，但是又不是完全老死不相往来，其他中小国家在中美两大标准之间自由切换，同时接入，两边做生意，两边都不得罪。我认为，这一结果是有机会实现的，且是在中国能够看到的产业出路当中相对对中国最有利的。

例如，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本质上是与美国形成了“双操作系统”模式，美国有Facebook，中国有腾讯，美国有亚马逊，中国有阿里巴巴，美国有谷歌，中国有百度，美国有Uber，中国有滴滴打车……实际上，互联网产业的中美双操作系统模式，就有很特殊的时代背景，首先互联网这个产业太特殊，中国对于外资互联网公司有着很严格的限制，例如Facebook、谷歌在华业务有诸多限制，这给了本土的腾讯、百度等公司巨大的市场空间，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毫无疑问具有了世界级竞争力，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不仅能够很好地服务本国市场，还在海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那么，其他产业有没有可能复制互联网走过的“中美双操作系统”模式呢？我认为是很有可能的。例如芯片产业，长期以来，我们的整个产业链都落后于国外厂商，不管是芯片设计，还是光刻机、光刻胶、EDA软件都比国外落后一些，但是这个产业又非常讲究产品迭代，只争朝夕，这使得领先者的地位越发领先，马太效应越来越强，追赶者与领先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在中美科技战开始后，中国许多产业被迫开始用国产芯片、国产光刻机，这给了许多中国厂商以机会，中国第一次有机会搭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并且形成自己的标准。

2021年9月底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一篇报告，题目是《增强“软连接”：中国的标准制定改革与国际雄心》，专门分析中国在标准制定问题上的能力和前景。该报告认为，虽然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工业国，但中国在国际标准的制定当中，仍然只是一个新手。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只占国际标准的1.8%，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占这些标准的90%～95%。

另一份国外智库推出的名为《数字丝绸之路和中国对中国标准设置的影响》的报告也指出，中国在5G通信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电网等产业上具有国际产业领先地位，但是很多时候并没有转化为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上的市场份额。中国可能是全世界对于国际标准最重视，也是最想在国际标准制定上取得突破的国家，这可以从政府部门接二连三推出的关于推动国际标准制定的文件当中看出，例如《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2021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改革方案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

未来10年，中国的标准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如何，将是评估中国实际产业地位的重要试金石。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和美国最终形成“双系统”模式，一定要以在经济领域竞争为主，避免变成美苏冷战那种纯军事对抗，因为军事对抗的结果大概率是双输，而经济的竞争，则有可能是双赢的。例如，中美在互联网产业上的竞争，对于世界就是双赢的结果。

中国企业字节跳动打造的备受欢迎的短视频平台抖音，在国外的版本叫作TikTok，火遍全球，给全世界的消费者带来快乐，而字节跳动本身在融资的时候也有大量美国资本投资。同理，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中客车，在民用大飞机领域的良性竞争，形成了事实上的“双系统”结局，也大大造福了全球消费者。在竞争下，两大航空巨头都有危机感，不停升级自己的技术，投入研发，打造越来越好的客机。

从产业层面，未来在互联网、半导体、移动通信、电动汽车、航空航天、工业软件、生物医药、节能环保、重型装备制造、新材料、卫星导航、人工智能、数字货币等领域，都很有可能形成中美“双系统”“双标准”的格局。

在更大的国际关系领域，比如货币、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要形成中美“双系统”的格局，难度似乎要比产业层面大得多，不过这并不是本书所探讨的重点。我认为，第一步在产业层面，许多主要的产业形成事实上的中美“双系统”，是有较大可能的。

当今世界，中国是120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另外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如此庞大的经贸往来背景下，当世界主要国家都与中国有着事实上的经贸、科技密切往来后，要想完全孤立中国、“卡中国的脖子”，再形成类似20世纪美苏冷战那样的完全对抗和脱钩，就不容易了。美国商会中国中心在一份名为《理解中美脱钩：宏观趋势与工业影响》的报告中对于中美经济脱钩情况下对美国的损失也做了定量估算，其结果同样是非常惊人的。该报告估算，在中美贸易硬脱钩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将在10年内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的潜在增长。

在投资方面，截止到2020年6月，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达到2580亿美元，假设算上资本收益、商誉和再投资收益，估算美国在华投资实际价值高达7640亿美元。假设中美完全脱钩，该报告估算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将下降一半。

历史上，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每运作1美元资产都会增加美国的GDP总量。该报告指出，假设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一半（1240亿美元），则可能使得美国GDP每年减少1/4（5000亿美元）。这两项成本加起来，对美国每年的影响高达5500亿美元。此外，中美双边证券投资存量高达3.9万亿美元（不包括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假设中美资本发生脱钩，美国居民和投资者将不再享受中国市场带来的高额回报，同时美国吸引到的中国证券投资也会大幅减少，这些资本将可能流向其他地区。

该报告列举了美国航空业的例子，假设中美经济发生脱钩，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飞机在10年内将减少2772亿美元货值，美国航空产业会有16万～22万名员工失业。要知道，航空产业在美国的平均薪资是8.6万美元，远高于美国平均4.9万美元的薪资水平，这是不折不扣的高收入人群。失去中国市场可能使得中国商飞等中国本土航空企业未来变成波音新的强劲竞争对手，因为它们将有可能填补美国公司撤退带来的巨大市场空白，这并不是美国想看到的。

同时，2019年中国购买了美国大约705亿美元的半导体，约占美国公司全球销售额的36.6%，中国是美国半导体公司最大的单一市场。报告指出，如果中美“部分脱钩”，美国半导体全球份额将下降8%，如果全面脱钩将下降18%。而这部分份额，将大部分被中国半导体公司吃掉。

中国是美国学校最主要的生源来源地，中国学生（本科及以上）每年光在美国花费的学费和生活费就高达138亿美元（2018年数据，来源：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该报告认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的减少将使美国的创新受到影响。以上分析表明，美国国内的精英对于中国脱钩有着很清醒的认知，这种脱钩绝非两国产业界、人民的福祉。同理，中国国内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走美苏冷战那种“双操作系统脱钩”的产业道路。

中国一定要防止一种极端局面的出现，那就是美国通过类似美苏冷战这种军事对抗，胁迫其他大部分发达国家与中国形成事实上的技术脱钩和经济脱钩，这将是非常糟糕的一种结局。这意味着中国要自己从0开始造光刻机的所有零部件，自己研发飞机发动机所需的所有零部件，自己开发所有的工业软件，自己研发大部分发明专利……

同理，假设中国与其他国家继续保持高频度的经济往来，那么日本、韩国、德国、法国、新加坡、泰国、沙特阿拉伯、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是否愿意像美苏冷战那样必须在中美两强中间选一边站，而不与另一强往来呢？相信大部分国家是不愿意的。这就像大部分移动应用开发者，它接入安卓系统，不代表它就不想接入苹果系统。

美国多家智库推出的关于对华技术封锁的报告建言说道，对中国出口管制的真正对象应该是技术，而不是产品。以半导体为例，美国的真正目标是要防止中国尖端半导体设备设计和制造的本土化，简单来说就是芯片可以继续卖给中国，而光刻机和光刻胶、EDA软件不能卖。这种策略一旦真正开始推行，对中国来说将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中国要想完全自主创新搞大部分高科技产业的全产业链，将是极其艰难的。

以光刻机为例，这种复杂的精密设备需要数十个国家的5000家企业紧密合作才能制造出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国家能完全独立自主造出光刻机。有人打过一个比方，中国要完全自主造出高水准的光刻机就相当于如果你要吃一盘清蒸鲈鱼，你要先自己挖个鱼塘，然后自己养鱼、自己捕鱼，还要把烹饪鱼所需的佐料如葱姜蒜都种出来。这种脱离国际分工体系的完全独立自主，其代价是十分高昂的。这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中国越是被国外“卡脖子”“技术脱钩”，越是要扩大开放，越是不能闭门造车。

中美“双系统”模式的精髓，是要积极在产业和经济上接入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印度、巴西、阿根廷、印尼、越南、土耳其、捷克、波兰、西班牙、意大利、荷兰这些国家，开门做生意，我们让这些国家在中国赚到钱、获得利益，同时中国也能从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和技术往来当中不断发展自己，这是与上一次美苏冷战不同的局面，也是中国可以努力实现的方向。

By 星海

亿万富翁马斯克的18岁儿子泽维尔要变性，还要和他老爹脱离父子关系，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

泽维尔·亚历山大·马斯克(Xavier Alexander Musk)是马斯克的双胞胎儿子之一，今年4月刚满18岁。几乎是刚过18岁生日，她就立即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申请书，要求使用她母亲贾斯汀·马斯克(Justine Musk)的婚前姓，把名字更改为薇薇安·詹娜·威尔逊(Vivian Jenna Wilson)。贾斯汀是马斯克的第一任妻子，嫁给马斯克前的全名是詹妮弗·贾斯汀·威尔逊(Jennifer Justine Wilson)。

薇薇安向加州高等法院提交了这份申请书，要求法院正式承认她的性别为女性，并在新的出生证明上正式更改她的名字。法院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就此举行听证会。

薇薇安申请改名

她在解释更名原因时放出了一个更劲爆的消息。除了性别认同外，她改名是为了与马斯克断绝“父女”关系。“我不再和我的生父生活在一起，也不想和他有任何形式的关系。”她表示。

儿童变性已经成为热门话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虽然转换性别已经不再是稀罕事儿，也极少有人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跨性别者，但是在美国，变性变得越来越低龄化和轻率。

很多极端变性分子还走进校园为学生洗脑，让本该享受无忧无虑生活的孩子，对变性表现得尤为狂热，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

每年6月份，是美国LGBT群体的“骄傲月”。

在这一个月里，LGBT群体会在全国各地展开大型的游行活动，来庆祝和支持同性恋，但今年却显得尤为不同。

前不久，有美媒爆料称：最近，变性后改变主意，决定再度转变回原来性别的青少年人数，出现了惊人的增长。

是的，曾经接受变性的青少年，已经开始后悔了，他们拼尽全力想要变回原来的模样。17岁的克洛伊·科尔（Chloe Cole）就是其中之一。

11岁那年，沉默寡言、喜欢独处的科尔爱上了网上冲浪，并加入了一个社区。

社区里充斥着宣扬LGBT和一些激进主义的内容，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科尔的认知：

“因为我的身材不符合审美标准，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我不够漂亮，不适合当女孩，所以我还是当男孩比较好。在内心深处，我一直想要变得漂亮，但我一直压抑着这一点。”

12岁时，科尔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名跨性别者，并开始不断服用激素类药品，强制抑制体内的雌激素分泌。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男性，15岁的科尔来到医院接受了双乳切除手术。

不过，仅过去一年时间，科尔就后悔了。

如今，在面对采访时，科尔难过地说道：“我被体制辜负了，我真的失去了器官。”

和科尔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23岁的海伦娜·克施纳（Helena Kerschner）。

成功女变男的她，同样深陷于无尽的自责与懊恼中。

事情发生在她14岁那年，因为和朋友闹翻，她遭到了排挤和孤立。渐渐地，克施纳开始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寻求心理安慰，并加入到了一个非常欢迎她的社区。

社区里除了大肆夸赞跨性别者外，还对顺性别者（跨性别的反义词）、异性恋、白人女孩有很多负面看法。克施纳认为，这里所有的言论都在针对她，让她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性别焦虑。

她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自己，甚至认为只要转变性别就能让自己快乐。

实际上，在克施纳接受完变性手术后，她就开始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在欧美国家，像科尔、克施纳这样经历性别焦虑、匆忙转变性别的青少年数量还在不断攀升。

自2017年以来，认定自己为跨性别者的美国青少年（13-24岁）数量，翻了一番；2009—2019年期间，在接受变性治疗的英国青少年中，生物学女性增加了4400%，生物学男性增加了1000%……

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无处不在的跨性别极端分子。

他们打着“遵循性别平等”的口号，模糊性别的概念，大张旗鼓地鼓动未成年人重新选择性别。还有更张狂者，竟公然在校园内为学生们进行“洗脑教育”，操控他们的思想。

今年年初，一名12岁的美国女孩离奇自杀身亡事件，轰动了全美。

在外人看来，女孩的生活并未出现什么异常，热情开朗的她为什么会突然自寻短见呢？

她的父母在探究真相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秘密。

原来，女孩生前曾对自己的性别产生过疑问，为此，她咨询了学校顾问蒂尼·华盛顿，一个自称很理解LGBT群体的人。

在得知女孩的疑惑后，蒂尼不仅没有给出女孩任何建议和帮助，也没有告知其父母，就让她以男性的身份在学校里生活，鼓励她上男卫生间，要求同学们用男名称呼他。

此后，女孩承受着同学们异样的眼光，承受着他们语言和行动上的霸凌，直到女孩去世，校方还自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支持LGBT群体、崇尚性别平权，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自由地选择性别。

殊不知，他们的这些举动却将女孩推向了万丈深渊。

2019年12月，美国加州一名母亲将两名老师告上了法庭。

原因是，这两名老师在学校内创办了UBU俱乐部（You Be You，即“做你自己”），将她11岁的女儿成功洗脑成双性恋，并认定自己是男生。

美国作家阿比盖尔·谢里尔（Abigail Shrier）发表的关于“美国的一些跨性别团体如何操纵儿童”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两名老师。

她们大言不惭地说道：“在六年级的学生中物色人选，等他们升到中学就邀请他们加入俱乐部”。

极端歹念，昭然若揭。

在美国一所知名的私立学校，还有两名老师公然鼓动班上的女生去做变性手术，当家长愤怒指责，要求学校将这两名老师开除时，却遭到了拒绝。

校方给出的原因很简单：跨性别者应该受到我们的保护，这是美国最宝贵的价值观，不应该被破坏。

正是在这种毁三观的理念下，一些LGBT群体发起了“进校园”的极端活动。

他们向孩子们宣扬：

“每个人的性别不能由生理学特征决定，应该尊崇自己的内心。”“大胆怀疑自己的性格，重新选择自己是男是女，或者是无性！”“美国小学生应该拥有变性的权利”……

这些极端分子的此类运动，甚至还得了不少美国官员的认可。

比如，美国能源部核废料处置部副部长山姆·布林顿（Sam Brinton），就是一位异装癖爱好者，曾多次公开支持LGBT群体进校园的洗脑活动。

还有美国海军四星上将蕾切尔·莱文（Rachel Levine），一名狂热的跨性别支持者。

在他们的带领下，这股“变性从娃娃抓起”的浪潮正在青少年群体中愈演愈烈。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主动转变回原来性别的人数也在疯长。

变性固然容易，但那些已经失去器官和长时间服用药物催生出很多后遗症的人，却需要用一生去为曾经的冲动买单。

克施纳称，长期服用睾酮导致她的情绪极度不稳定，曾两次自残到住院；

科尔也因为长期服用睾酮，长出了浓重的毛发，还有胸口上的疤，也让她无法直视。

国际组织出具了这样一份统计数据：

约20%的跨性别者会做变性手术，而且手术后，变性者在10年至15年之间，自杀率是同类同龄人的20倍。

可惜的是，世上没有后悔药，人生也无法再重来。

尊重每个人的性别选择固然重要，但不能在孩子还未形成独立的性别意识时，就诱导甚至强迫其做出选择。这不是尊重，而是荼毒。

我们无法得知这场鼓动“娃娃变性”的风潮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唯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By 最华人

“一切伟大的真理起初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邪说（All great truths begin as blasphemies）”。这是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一句名言。回看历史，从苏格拉底到伽利略、达尔文等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在各自时代的遭遇，无不印证这句话千真万确。

好巧，在萧伯纳诞辰167年这天，他的至理名言再度被验证。一场引发全球强烈兴趣的美国国会听证会首次以严肃的方式证实：在宇宙中其它地方存在智慧生命的想法一点儿也不荒唐和激进，不但证据凿凿，而且这可不只是“人类在宇宙中并不孤单”那么简单。

7月26日，美国众议院召集了一场关于不明情况异常现象（UAP）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听证会，三名前美军方目击者在持续两个半小时的听证会上宣誓并回答了共和党领导的国家安全、边境和外交事务监督小组委员会立法者的诸多问题，包括如何亲身遭遇违抗物理学的不明飞行物（UFO）。

美国空军前情报官员格鲁施（David Grusch）作证说，在UFO坠落地点发现了“非人类”生物；基于对40多名证人的采访，他“绝对”认为美国政府拥有坠毁的完整及部分完整的外星飞行器，并且知道其“确切位置”。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为英国国防部调查UFO的波普（Nick Pope）认为格鲁施此番国会作证非常重要：“在阴谋博客上发表故事是一回事，但真正的内部人士站出来，无疑使得（对真相的了解）更上一层楼。”

揭开捂了90年的神秘盖子

距离听证会开始还有一小时，会议室外的走廊已被试图进入的人群淹没，工作人员不得不提供一个额外的房间容纳到场者。

调查UFO或者说UAP，已成为美国国会中一个罕见的两党议员能够统一共识的问题，双方立法者都呼吁进一步调查并提高透明度。

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伯切特（Tim Burchett）是领导调查UAP和政府透明度的主要立法者之一，他在早上进入听证会时甚至遇到了一个从丹麦专程赶来参加听证会的人。他在开幕词中称，这场受到“全球性”关注的听证会“将揭开掩盖的真相”，并致敬参与听证会的三名证人：“我们欠他们一份感激之情”。

共同领导该调查的卢纳（Anna Paulina Luna）指责政府对不明飞行物的情况缺乏透明度。这位年仅34岁的佛罗里达州首名女性墨西哥裔众议院议员说，政府领导人未能兑现他们的承诺，即发布解释、镜头和堆积如山的机密文件，而是继续向美国人民隐瞒；政府让美国人认为这没有发生，或者智慧生命形式的潜力存在于人类之外是“不可接受的”。

这场听证会的起因，是格鲁施在今年6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正秘密藏匿外星太空飞船，并向国会隐瞒了外星人的证据。这促使共和党领导的监督委员会立即展开调查。

格鲁施曾在美国空军服役14年，是参与阿富汗冲突的功勋老兵，后来在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国家侦察办公室任职，2020年到2023年之间，他参与了美国国防部不明空中现象特别工作组。

今年4月，格鲁施变成了告密者并被迫离开美国国防部。当时他对外披露称，美国政府可能自上世纪30年代来已了解了“非人类”活动，过去几十年，美国政府一直在从全球各地——飞船着陆或坠毁的任何地方取回外星飞船，并掩盖在至少十几个外星人坠机地点收集外星技术的证据，他本人已向国会提供了关于这些非常隐蔽的计划的广泛机密信息。

格鲁施称自己的证词是“基于具有长期合法性记录的个人给我提供的信息”，其中许多人以摄影、官方文件和口头证词的形式分享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他还提到自己因决定成为举报人而受到报复，但他希望自己的行为最终将导致“提高透明度的积极结果”。

除了格鲁施，当天出场的另外两名证人也曾在美军服役，一位是前海军战斗机飞行员Ryan Graves，另一位是前美国海军指挥官David Fravor，他们都声称曾亲身接触过不明飞行物。

在听证会上，议员们和证人更多使用的词是代表“不明空中现象”的UAP，而不是过去人们熟知的代表不明飞行物的UFO。三位证人都将UAP的目击事件描述为“常规”的而非罕见。

三位重磅证人的勇敢证词

格雷夫斯（Ryan Graves）是第一个出场发言的证人。这位退休海军飞行员声称他至少几年来每天都在大西洋海岸看到UAP。他说到目击经历时举例说，某次尽管遇到飓风，这些不明飞行物体仍能在空中保持静止状态。他描述和同行看到的许多不明飞行物是“在透明球体内部的深灰色或黑色立方体，立方体尖端接触到球体内缘”。

“在我们的领空看到UAP并不罕见，但对它们的报告严重不足。”格雷夫斯说。而之所以出现普遍“严重少报”的情况，在他看来主要是因为那些目击飞行员担心声称报告看到UAP会被污名化并影响个人职业生涯，因而选择沉默。曾有30多名商业机组人员和退伍军人私下向他透露了曾有与他类似的遭遇和担忧。

格雷夫斯还对议员们说，美国政府某些部门对UAP的了解远比他们所想象的要多。

格雷夫斯退休后创立了美国安全航空航天机构（Americans for Safe Aerospace），这是一个支持那些报告了UAP的飞行员的非营利组织。格雷夫斯说：“我们需要一个飞行员可以在不失业的情况下为目睹UAP事件报告的系统，为站出来的飞行员或举报人提供保护。”

随后发言的关键证人格鲁施在听证会上证实，他在执行公务时，被告知一个已持续数十年的计划在收集并试图对坠毁的不明飞行物进行逆向工程，但他本人被拒绝访问该计划，这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格鲁施当时领导着美国国防部一个机构，专门对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UAP）进行分析。在2022年的部门绩效评估中，格鲁施被描述为“拥有最强道德指南针的官员”。他离职后在今年6月大量接受媒体采访，称美国政府和国防承包商一直在回收非人类飞船的碎片，甚至包括整个完好无损的飞船，其中一些飞船“像足球场一样大”，而且发生了与不明飞行物有关的“恶意事件”。

其实，多年来坊间一直有猜测和声称美国正在隐藏外星生命和技术的传言，但此前统统被主流舆论视为无稽之谈或阴谋论。几十年来，美国政客们也一直不愿参与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的话题，历任美国总统被问到这个问题时皆顾左右而言它。

格鲁施在举报有关UAP的信息被非法向国会隐瞒后被迫离职，他称自己面临“非常残酷”的报复。他还声称，在美国政府隐瞒不明飞行物信息的过程中，他了解其他受到伤害的举报人。

被问到是否从美国政府回收的任何外星飞行器中找到飞行员尸体，格鲁施回答说，通过生物学手段带来了其中一些恢复；在被追问那些“是人类还是非人类”时，他明确回答是“非人类”，并补充说这是对与他交谈的项目有直接了解的人做出的评估，并且这些人目前仍在该项目中工作。

但格鲁施回避了一些更敏感的问题，多次解释称相关内容无法在公共场合讨论，他承诺在情报机构共享高度敏感信息时使用的“Scif”中向监督委员会成员通报情况。

当被问及美国政府是否与外星人有过沟通时，他说他不能谈论那个；被问及是否有人被谋杀以试图掩盖有关UAP和UFO的信息，他再次表示无法发表评论。

早些时候他曾向一家法国报纸描述，美国拥有墨索里尼政府于1933年在意大利北部回收的“钟形飞船”。当被问及他曾在采访中提到的“足球场大小”外星飞船更多信息时，格鲁施说他无法提供更多细节。

被问到他本人是否见过外星飞船或外星人尸体时，格鲁施说，他无法在公共听证会中讨论他是否见过外星航天器，但他承认没有亲眼看到外星人尸体。

第三位证人弗拉沃尔（David Fravor）是美国海军王牌中队前指挥官，也是2004年发生的著名“Tic Tac”UFO事件的目击者。他回忆当时在太平洋上空驾驶F/A-18F超级大黄蜂与一个不明飞行物对峙的情景。

弗拉沃尔描述说，这个物体看起来像一个光滑的“Tic Tac”薄荷糖或丙烷气罐——一个没有翅膀的圆柱体。雷达控制器显示该飞行物从8万多英尺迅速下降到2万英尺，挂在那儿几个小时，然后直接向上。

每年都会报告数百起UAP目击事件，但“Tic Tac”事件是截至目前诸多已公开的目击事件中最难解释的，因为其飞行方式完全违背已知的材料科学和物理学定律。飞行器能在空中停止、加速、转向、倒退，在水面上非常突然地移动，像是没有任何惯性或重力影响。当弗拉沃尔和别的飞行员试图追踪这个物体时，它在他们面前迅速加速并消失了。

当时拍摄的视频和相关记录被美国国防部高级情报官员收走，直到2017年一段视频被曝光在网上，并于2020年被军方解密，承认视频的真实性。但令弗拉沃尔和他的搭档们震惊的是，该事件从未被调查过。

“我们面临的技术远远优于我们当时拥有的、今天拥有的或未来十年希望发展的任何东西。”弗拉沃尔强调说。

（图片说明：美国国防部披露的本听证会证人之一弗拉沃尔2004年目击的太平洋上空不明飞行物视频）

刻意掩盖的真相？

生命是否存在于地球之外？

从古希腊哲学家到现代天体生物学家，这个问题一直在勾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激发着人类无尽的想象力。如果德雷克（Frank Drake）还活着，他一定是对这场听证会最狂热的人。

去年9月以92岁高龄告别世界的德雷克被认为是近百年来最痴迷于寻找外星文明的人，甚至因此获得了“搜寻地外文明（SETI）之父”的美誉。这位美国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家深信宇宙必须包含其他智能生物，他对外星智能的搜索早在1960年就展开了，整天控制着26米长的望远镜，废寝忘食地用纸笔观察和记录电磁波谱到达地球的数据。他认为发现太阳系以外的智能生命将深刻改变人类对自己的感知，而不仅仅是遏制其傲慢，它可能会向地球人传授新技术，甚至新的快乐源泉，但为了避免被公众嘲弄，他不得不对自己当时的研究计划保密。

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勒布教授（Avi Loeb）将这种情怀比作王尔德所言——“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这位德高望重的犹太学者两年前出版了一部著作《外星人：地球以外智能生命的第一个标志》，他在书中写道：“我们能犯的最令人震惊的错误是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外星生命）这种可能性。”但是与他本人的倡议不尽相同，教授对格鲁施此番所披露的UFO内幕并不特别兴奋，他声称在相关文件被公开之前，应该保持怀疑。

“除非有证据支持，否则我们不应该相信故事，”勒布说，“虽然格鲁施的证词很有趣，但他没有提供任何物证或任何数据。”

这要求似乎有些太为难格鲁施了。

当一位议员问格鲁施是否知道有人在政府机构掩盖UAP问题时受到了伤害时，他回答：“是的，就我个人而言便是。”他不仅失去了国防部的工作，还要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

格鲁施在听证会上说，他的揭发得到了前同事们的“压倒性支持”，但他和某些同事因此受到“残酷的行政攻击”报复，他称其为“行政恐怖主义”和“他们工具箱中让人们保持沉默的工具”。

主导听证会的伯切特也毫不讳言举行这场听证会所遭遇的非凡的行政阻力。

“我们不会把小绿人或飞碟带到听证会上，很抱歉让你们一半的人失望了。我们只是要了解事实，”伯切特的幽默开场白引发的愉快笑声还在会议室内震荡时，他就切入严肃得有些可怕的现实，“今天来到这里太难了！魔鬼挡了我们的路。我们遇到了来自政府成员、情报界和五角大楼的路障。”

早在上周宣布听证会时他就曾表示，对这次听证会有很多反对意见，很多人不希望这件事曝光，他愤怒地抨击军方官员的掩盖，以及他们被联邦官员阻止访问一些信息“来证明不明飞行物确实存在”。他最后掷地有声地说：“不管真相如何，爸爸，我们都会追根究底。”

对于外星文明可能被隐藏的秘密的追问，其实要从2017年媒体对五角大楼调查UAP的秘密计划的报道开始算起。据披露，从2007年到2012年，美国国防部资助了一个调查不明飞行物报告的小型项目，而该秘密计划得到了参议院前多数党领袖里德（Harry Reid）的支持。

两年前已故的里德代表的是内华达州，神秘的美军军事基地51区正在那里。为了平息舆论，五角大楼在2020年发布了一些相关视频，目的很明确，是“消除任何误解”。

2020年，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要求五角大楼就其调查结果提交一份公开报告。在国会压力下，负责协调美国情报机构工作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2021年6月发布一份九页的“初步评估”报告，披露该工作组正调查144份无法解释的UAP报告，这些报告是在2004年至2021年期间做出的，主要来自军方人员，但称由于实际数据有限且难以分析，因此很难得出结论。

2022年，《国防授权法》推动五角大楼成立全领域异常解决办公室（AARO），该办公室在国防部、情报界、美国宇航局和其他联邦机构之间进行协调，以研究UAP。

今年4月，AARO主任柯克帕特里克（Sean Kirkpatrick）告诉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该办公室“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可信的证据，证明外星活动、世界外技术或违背已知物理定律的物体”。

而在格鲁施的举报传遍四方之际，美国宇航局科学主管福克斯（Nicola Fox）在5月底的一次公开会议上仍反击称：“骚扰只会导致对UAP领域的进一步污名化，严重阻碍科学进步，并阻止其他人研究这一重要主题。”

美国宇航局发言人也在6月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到目前为止，美国宇航局尚未发现任何可靠的外星生命证据，也没有证据表明UAP是外星生命。但美国宇航局正在探索太阳系和其它地方，以帮助我们回答基本问题，包括“我们是否独自在宇宙中”。

但美国参议院国家安全、边境和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格罗斯曼（Glenn Grothman）还是为揭开外星谜团带来了新希望，他在闭幕词中评价听证会具有启发性，对UAP的报告有“对政府透明度和问责制的迫切要求”，并表示他相信相关信息的立法会随之而来。

“看看能做些什么，来公开更多这类信息，能让信息持续公开。”中学时代就沉迷UFO书籍、刚过完68岁生日的格罗斯曼说。

神秘的“银河联邦”

“美国政府和外星人之间有一个协议，他们和我们签订了合同，在我们这做实验。”2020年12月，曾长期担任以色列太空安全项目负责人的海姆·埃希德（Haim Eshed）语出惊人，他表示，人类一直在和来自“银河联邦”（Galactic Federation）的外星人接触，而特朗普不仅知道这一点，此前还“差点”泄露了这一消息。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以色列前太空安全官员透露了外星人的存在

这些惊人言论是现年87岁的埃希德在4日接受以色列《新消息报》采访时说的，2020年12月，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刊发了采访的英文版报道。

根据埃希德的说法，外星人对人类同样感到好奇。他们正在对“宇宙结构”进行研究，并和人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在火星上建立一个秘密的地下基地，那里有美国宇航员和外星人的代表。

“美国政府和外星人之间有一个协议，他们和我们签订了合同，在我们这做实验。”埃希德说。但埃希德表示，这些不明飞行物（UFO）要求我们不要公布他们的存在，因为“人类还没有准备好”。

海姆·埃希德  来源：阿拉伯卫星电视台

埃希德把他口中的外星人称作“银河联邦”，他补充道，“现在我们已经对太空和宇宙飞船有了了解，而他们（银河联邦）一直在等待人类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

埃希德还放了个“大瓜”，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就知道这个事情，还“差点”就说漏嘴，不过他又表示，据说来自“银河联邦”的外星人阻止了特朗普这么做。因为这些外星人担心，这一消息会让人类“大规模歇斯底里”。

《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截图：“银河联邦”外星人阻止了特朗普这么做

至于为什么选择现在披露这一消息，埃希德解释说因为现在的学术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倘若我在五年前就发表这番言论，我可能会被送进医院。”埃希德表示，现在人们关于外星人也有了很多新说法，自己也在学术界获得了尊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针对埃希德的这一言论，美国国防部在回应《国会山报》时将问题丢给了白宫，而白宫也暂未对此置评。

特朗普以前曾不止一次被问过外星人存不存在。去年，特朗普就海军发现所谓“UFO”的事件做了简短的通报，他表示怀疑：“人们说他们看到了不明飞行物。我相信吗？不怎么信。”

在2020年6月的一档节目里，他儿子小特朗普还问爸爸说：“在你卸任前，你会让我们知道世界上到底有外星人吗？因为这是我唯一想知道的事儿。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不会告诉你我到底知道些什么，但这个事啊，非常有趣。”特朗普说。

当儿子满脸期待地追问“所以你是说你可能会解密这些信息？”特朗普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容：“嗯，那我得考虑一下。”

“嗯，那我得考虑一下”  视频截图

埃希德此前长期负责以色列太空安全项目近30年，曾三次获得以色列安全奖。值得注意的是，埃希德发表此番言论之际，一本关于埃希德访谈的新书已与11月出版，该书对埃希德的观点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

有意思的是，在埃希德透露了“银河联邦”的存在后，真的有一个名叫“银河联邦官员”（Galactic Federation Official）的推特账户现身了。该账户定位为“银河大道42号”，在简介一栏自我介绍说，“我是银河联邦的正式代表，由于我们的存在被泄露，我会亲自筛选那些希望加入我们的人。欢迎你们！”

有了账户还不够，“银河联邦”竟然还有自己的“官网”，并提供了注册账户的功能。不过这个网站除了首页暂未添加其他内容。在首页，“银河联邦”煞有介事地写道：“我们的目的很纯粹，那就是最大程度帮助人类挖掘发展潜力，实现自我救赎。”

“银河联邦”官网首页

8日，这名“官员”连发三推向“地球人”打招呼，并在最新一条推文中喊话：“银河联邦已经观察你们很久了。尽管人类这一物种尚未得到我们的认可，但由于埃希德泄露了我们的存在，我们已同意承认具有高尚道德水准的个人。”

一个自称“银河联邦官员”的账户发推，呼吁人们加入

该“官员”还与好奇的人类进行了互动，为人类“答疑解惑”。有网民质疑这名“官员”的身份，因为他并没有获得推特认证。“官员”一本正经解释称，自己花了整整3个小时准备材料，才获得了上级批准开通这个账户。尽管来自更高级的文明，但他也有自己的权限。

活在这个时代不仅要面临AI的冲击，还要面临外星人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By 21深度、观察者

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在4月27日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演讲，其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美国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政府也应该起到引领经济的作用。以下为其演讲的中文翻译：​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视觉中国 资料图

首先，我想感谢大家让国家安全顾问来讨论经济问题。

正如你们大多数人所知，耶伦(Yellen)部长上周就在这条街上就我们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发表了重要讲话。今天，我想进一步谈谈我们更广泛的国际经济政策，特别是因为它关系到拜登总统的核心承诺——实际上，关系到他对我们的日常指导——更深入地整合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领导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它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它维持了激动人心的技术革命。它帮助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达到了新的繁荣水平。

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基础出现了裂缝。全球经济的变化使许多美国工人和他们的社区落在了后面。

金融危机动摇了中产阶级。一场大流行暴露了我们供应链的脆弱性。不断变化的气候威胁着生命和生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凸显了过度依赖的风险。

因此，这一时刻要求我们达成新的共识。

正因为如此，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正在国内以及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一起推行一项现代工业和创新战略。要投资于我们自身经济和技术实力的来源，促进多元化和有弹性的全球供应链，为从劳工和环境到可信赖的技术和良好治理等各方面设定高标准，并部署资本以提供气候和健康等公共产品。

现在，一些人所说的“新华盛顿共识”是某种程度上孤立美国，或者美国和西方排斥其他国家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

这一战略将建立一个更公平、更持久的全球经济秩序，造福于我们自己和世界各地的人民。

所以今天，我想做的是列出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事情。我将从定义我们所看到的挑战——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开始。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些旧的假设。然后，我将一步一步地介绍我们的方法是如何适应这些挑战的。

当拜登总统两年多前就职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面临着四个根本性的挑战。

首先，美国的工业基础被掏空。

对公共投资的憧憬在战后的岁月里——实际上在我们的大部分历史中——为美国的项目注入了活力，但现在这种憧憬已经消退。它已经让位于一系列主张减税和放松管制、私有化而非公共行动以及以贸易自由化为目的的思想。

所有这些政策的核心都有一个假设:无论我们的竞争对手做了什么，无论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有多大，无论我们拆除了多少护栏，市场总是能有效地配置资本。

现在，没有人，当然我也不例外会低估市场的力量。但在过度简化市场效率的名义下，整个战略商品的供应链，连同制造这些商品的产业和就业岗位都转移到了海外。深度贸易自由化将帮助美国出口商品，而不是就业和产能，这是一个承诺，但没有兑现。

另一个根深蒂固的假设是，增长的类型并不重要。所有的增长都是好的增长。因此，各种各样的改革结合在一起，给金融等经济部门带来了特权，而半导体和基础设施等其他重要部门却萎缩了。我们的工业能力（这对任何国家持续创新的能力都至关重要）受到了真正的打击。

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流行病的冲击暴露了这些普遍假设的局限性。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适应一个以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为特征的新环境，这种竞争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

过去几十年的大部分国际经济政策都依赖于这样一个前提:经济一体化将使各国更加负责任和开放，全球秩序将更加和平与合作——将各国纳入基于规则的秩序将激励它们遵守规则。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如此，但在很多情况下却并非如此。

到拜登总统上任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一个庞大的非市场经济已经以一种构成相当大挑战的方式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

中国继续大规模补贴钢铁等传统工业部门，以及清洁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和先进生物技术等未来关键产业。美国不仅失去了制造业，我们还削弱了我们在决定未来的关键技术上的竞争力。

经济一体化并没有阻止中国在该地区扩张其军事野心，也没有阻止俄罗斯入侵其民主邻国。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变得更负责任或更合作。

忽视几十年自由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经济依赖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从欧洲能源的不确定性到医疗设备、半导体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脆弱性。这些依赖关系可以被用来作为经济或地缘政治杠杆。

我们面临的第三个挑战是不断加剧的气候危机和公正高效的能源转型的迫切需要。

当拜登总统上任时，尽管奥巴马-拜登政府尽了最大努力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们仍远远没有实现我们的气候目标，没有一条通往稳定和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供应充足的明确途径。

太多人认为我们必须在经济增长和实现气候目标之间做出选择。

拜登总统的看法完全不同。正如他经常说的，当他听到“气候”时，他想到的是“工作”。他认为，建设21世纪的清洁能源经济是21世纪最重要的增长机遇之一，但要抓住这个机遇，美国需要一个深思熟虑的、切实可行的投资战略，以推动创新，降低成本，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

最后，我们面临着不平等的挑战及其对民主的损害。

在这里，普遍的假设是，贸易推动的增长将是包容性增长——贸易的收益最终将在各国内部广泛分享。但事实是，这些成果并没有惠及很多劳动人民。美国中产阶级失去了地位，而富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做得更好。美国制造业社区被掏空，尖端产业转移到大都市地区。

现在，经济不平等的驱动因素——你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比我更清楚——是复杂的，其中包括像数字革命这样的结构性挑战。但在这些驱动因素中，关键是几十年来的涓滴经济政策，比如递减减税、大幅削减公共投资、不受限制的企业集中，以及破坏最初建立美国中产阶级的劳工运动的积极措施。

奥巴马政府采取不同方式的努力——包括通过应对气候变化、投资基础设施、扩大社会保障网络和保护工人组织权利的政策——都受到了共和党的反对。

坦率地说，我们的国内经济政策也未能充分考虑到我们的国际经济政策的后果。

例如，所谓的“中国冲击”对我们国内制造业的冲击尤其严重——影响巨大且持久——没有得到充分的预测，也没有在它发生时得到充分的解决。

总的来说，这些力量已经磨损了任何强大而有弹性的民主所依赖的社会经济基础。

现在，这四个挑战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这些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比我们更严重。

当拜登总统上任时，他知道解决这些挑战的办法是恢复一种支持建设的经济心态。这是我们经济政策的核心。在国内以及与国外合作伙伴一起建设能力、建设韧性、建设包容性。生产和创新的能力，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比如强大的物理和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大规模的清洁能源。抵御自然灾害和地缘政治冲击的能力。以及确保强大、充满活力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包容性，以及为世界各地的劳动人民提供更多的机会。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第一步是在国内建立一个新的基础——一个现代的美国工业战略。

我的朋友兼前同事布赖恩·迪斯(Brian Deese)对这种新的工业战略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我向你们推荐他的评论，因为他的评论比我在这个问题上所能发表的任何评论都要好。总之:

现代美国工业战略确定了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特定部门，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些部门具有战略意义，而私营企业本身无法做好准备，进行必要的投资，以确保我们的国家雄心。

它在这些领域部署有针对性的公共投资，释放私人市场、资本主义和竞争的力量和创造力，为长期增长奠定基础。

它帮助美国企业做美国企业最擅长的事情——创新、扩大规模和竞争。

这是为了吸引私人投资，而不是取代私人投资。这是关于在对我们国家福祉至关重要的部门进行长期投资，而不是挑选赢家和输家。

资。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活力都有赖于此。

让我以这个结束。

肯尼迪总统喜欢说“水涨船高”。多年来，涓滴经济学的提倡者将这句话用于自己的用途。

但是肯尼迪总统并没有说对富人有利的事情对工人阶级也有利。他说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看看他接下来说的话:“如果一个国家的一部分静止不动，那么迟早潮水会把所有的船都淹没。”

这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真的。这对我们的世界来说是真的。在经济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共同崛起或衰落。

这不仅有利于加强我们的民主，也有利于加强我们的经济。

当我们在国内外推行这一战略时，将会有合理的辩论。这需要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秩序不是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这个也不会。

但是，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我们就能使所有美国人民、社区和行业都得到提升，我们也能使我们在全球各地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得到提升。

这是拜登政府必须也将为之奋斗的愿景。

这是我们在经济、国家安全和民主的交叉点上做出政策决定时的指导思想。

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不仅是作为一个政府，而且要与美国的每一个方面合作，并得到世界各地政府内外合作伙伴的支持和帮助。

演讲解读

1929年，美国金融业崩溃，直接引发了被后人称之为大萧条的严重经济危机，这一危机直接波及了全球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而导致了纳粹法西斯的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但危机的发源地美国自己却避开了这一劫。

1933年，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推行了“罗斯福新政”，把整个美国从经济危机里救了出来。

罗斯福新政从本质上说就是否定自由市场经济，大幅增加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干预，从而引导市场经济返回政府希望的运行轨道上，其理论基础为凯恩斯主义。

这一学说和当时流行于欧洲资本主义强国的思想水火不容，被斥之为异端邪说，所以欧洲国家没有这么干，大家都在看美国的笑话。

最后的结果是整个欧洲因深陷经济危机不可自拔而毁于战火，美国靠着罗斯福新政挣脱了经济危机的泥潭，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战争财，战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其航母和驻军遍布大半个地球，并持有超过2万吨黄金储备，占当时全人类黄金总储量的75%以上。

罗斯福新政为美国打下了帝国根基，让数代美国人吃到了红利。

1961年，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然后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在越战中打空了自己国家的财富，国债突破天际。

1973年，确定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美国撕毁承诺，拒绝再按照约定用黄金来兑付美元。

1975年，美国再也无法承受越战的费用，被迫下令美军撤离越南。

但美国被打空的财富并不能随着越战的结束而凭空回来，国债透支后整个美国开始陷入了严重通货膨胀，整整十年滞涨让美国民众苦不堪言。

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他采取的一系列新政策让美国最终奇迹般的摆脱了滞涨，后人将里根的政策统称为里根经济学。

里根经济学的核心在于否决凯恩斯主义，认定美国陷入滞涨是因为政府管的太多太宽了，市场失灵是政府乱管导致的，所以应该为资本解绑，依靠资本骨子里的贪婪来激活美国经济。

因此里根解除了限制资本的一系列政策，甚至和全球谈判解除了资本在不同国家间自由流动的限制，拉开了人类全球化贸易的帷幕。

这一行为导致美国的制造业疯狂流出到东亚人力洼地，同时导致美国金融业高度繁荣，但整个美国总账算下来，靠全球化能赚很多很多钱。至于低端制造业离开美国，有点隐患，但问题不大，和总收益比起来不值一提。整个美国因此活了，短短几年时间就摆脱了滞涨，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里根因此被美国人评为二战后最伟大的美国总统，而里根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也被奉为真理。1989年，拉美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不可自拔，向美国求救，美国和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会议，研究如何帮助拉美国家。

在会议室，美国提出了拉美国家应该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减少关税，开放外资，减少国企，放松商业管制，保护知识产权等10条政策措施。美国专家说，我们美国就是靠这个摆脱滞涨，实现经济腾飞奇迹的，所以你们想让我们救那也得先搞这个，送钱不如送政策，要是你们政策不行，自己起不来，那我们送钱也是白送。全球专家研究后无人能指出半点不对，大家只能点头称是，因为美国确实靠这个成功了。这10条政策措施，被后人统称为华盛顿共识。而由华盛顿共识引申出来的休克疗法，甚至被苏联等国家奉为圭臬，直接一口吞了下去，废除政府全部干预，把国企全部变卖，开放全部市场等，信任到把自己搞残了也不怪美国的理论，只怪自己没操作好。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重塑了自家国家的经济体系，可以说到如今30年的全球经济秩序都由华盛顿共识奠定。

但地球上有个异数，叫中国，学华盛顿共识只学了一半，然后就不学了。是解除政府干预了，但只解除了一半。是卖国企了，但只卖了一半。是开放市场了，但只开放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中国油盐不进，就是不按华盛顿共识来。对中国这个异数美国很生气，认为你这样属于干涉市场，是不自由的保守主义，害人害己，不仅会拖慢你自己的经济发展也会影响我们的市场定价，所以多年来都宣称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中国说我们就是市场经济，我们政府的干预是适当的和有必要的，属于恰当监管，并没有影响市场经济主体的自由定价，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美国的华盛顿共识本身就有巨大问题，不适合我们中国，我们制定的政策是最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美国不屑一顾，我的华盛顿共识有巨大问题？我看是你的脑子有巨大问题吧，敢质疑我们的经济体制？也不看看我们国家多有钱。

2016年，中美南海对峙，美国2个航母战斗群被中国海军强行逼退。多年的小跟班不听话了，敢对大哥龇牙了。这不得教训教训？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争，特朗普直接一把压了全部筹码，玩极限施压。要么听话，要么崩溃，我让你看看华盛顿共识制度下经济强国的力量。战争一打就是5年，美国越打越弱，中国越打越强，美国过往繁荣经济下掩盖的种种隐患在这种高强度经济对抗下开始逐渐暴露。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渐渐感到有点不对劲了。好像，我们的华盛顿共识确实问题很大啊。

沙利文，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部主任，华盛顿的大笔杆子，大半政令都出自此人之手，堪称拜登政府的文胆，最近发表重磅谈话，公开质疑华盛顿共识，试图推翻美国现行经济体制，全盘抄袭模仿中国政策。然后白宫把沙利文的讲话总结成报告，直接挂在了白宫官网上，说明拜登政府也是支持这一讲话的。在解释为什么美国工业基础被掏空时，沙利文上来就否决了市场经济的合理性，直接动摇了美国整个经济体系的根基，他说：

所有政策的核心都有一个假设：市场总是富有成效和有效地配置资本–无论我们的竞争对手做了什么，无论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有多大，无论我们拆除了多少护栏。

这话很清晰了，沙利文认为美国政府撒手不管经济，认为市场一定能富有成效和有效地配置资本这一理论是绝对错误的。如果竞争对手的政府出手管理和引导经济，那我们也要出手管理和引导经济，政府对经济的适当干预并非一定会导致坏的结果。然后沙利文把美国工业基础被掏空的原因归结于不受监管的自由市场经济上：

现在，没有人–当然不是我–低估市场的力量。但是，在过度简化的市场效率的名义下，战略物资的整个供应链–连同制造这些供应链的产业和就业机会–都转移到了海外。深度贸易自由化将帮助美国出口商品，而不是就业和产能的假设，是一个承诺，但没有兑现。另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增长的类型并不重要。所有的增长都是好的增长。

长期以来，美国认为只要GDP增长了那就是好事，至于是哪些经济部门导致的增长这个并不重要，尽快搞钱才是王道，工业基础流出美国这本就是全球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中国前几年也有这个问题，就是金融和地产高度繁荣导致的制造业空心化问题，还有互联网资本无序扩张，到处收购但就是不搞实业，因为来钱慢。如今美国的国策专家沙利文直接否定了这一切，说这是完全错误的，GDP和GDP不一样，不能只看GDP增长数据而不管其类型。美国如今的GDP大头是由金融产业、娱乐产业、律师诉讼产业贡献的，这些在进行国家对抗的时候一点作用都没有，制造业才是国家的根基。在中国这是个常识，老百姓都知道，但到了美国却是由“觉醒者”沙利文公开说出来，好多美国人才恍然大悟，但还是有大量的人反对。在解释为什么中国可以在经济领域挑战美国，并在技术领域屡屡突破时，沙利文说：

到拜登总统就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一个庞大的非市场经济已经以一种带来相当大挑战的方式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对钢铁等传统工业部门以及清洁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和先进生物技术等未来关键产业进行大规模补贴。美国不仅失去了制造业，还削弱了我们在决定未来的关键技术方面的竞争力。 

简单说，沙利文把中国经济领域弯道超车的原因总结为中国政府对关键产业的大规模补贴。其实说的一点都没错，因为这确实就是美国在光伏和电动汽车领域输给中国的原因。钢铁和高铁被中国通过产业补贴政策反超了美国还能接受，但光伏和电动汽车被中国反超了，美国是真的接受不了。无论光伏还是电动汽车，先行者都是美国，但如今的统治者是中国，光伏领域美国已彻底出局，电动汽车领域全球只剩一家特斯拉，其他全是中国公司。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政府从2010年左右开始的十年大规模补贴，直接导致中国对这两个产业的投资额远远超过美国。都说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灵敏且迅速的，而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是迟钝且缓慢的，但在产业政策这一块失灵了。2010年代无数人质疑光伏就是骗钱的，质疑电动汽车就是骗钱的。

别说2010年代，就是到2018年大部分人都在说光伏和电动汽车是骗人的，直到2019年市场才最终认可这两个产业的黄金价值。市场经济整整落后了9年，足足9年时间里市场对光伏和电动汽车产业都是将信将疑的，只有少数人愿意投资，就连美国的特斯拉在这9年里都屡屡遭到做空势力攻击，多次濒临资金链断裂的窘境。而中国集中了产业专家和经济专家，把国家精英的智慧集合起来联合研判产业走向，确定这个产业可行，是朝阳产业后，就集中国家力量大举投资，然后绝不动摇。相当于市场经济中一个超级大的主力资金看好这个产业，疯狂砸投资，硬生生的制造出了产业繁荣。其实这也算市场经济，就是投资的这个市场主体，体型有点大，大到离谱。

这种国家投资引导产业，然后由市场主体自由竞争决胜出优胜者的做法，结合了凯恩斯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优势，是独属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十年之后的效果也出来了，等全球资本认可光伏和电动汽车，决定把资源开始大量倾斜进这个行业时，中国早就利用产业政策补贴完成了弯道超车，欧美资本再也没有追回的机会。而这样的事情频频发生在所有的新兴产业中，目前欧美还保有优势的行业全是那种已经积累百年技术的行业，只要是新兴的，中国产业补贴政策一上，国内企业的发育速度就会远远快于欧美企业，然后硬生生的弯道超车。现在美国的沙利文回过味来了，强烈要求美国跟着学，也搞产业补贴政策，直接利用政府资金干预市场，引导市场主体发展。

事实上沙利文这几年给拜登政府制定的政策就已经是在这么搞了，比如从2023年1月1日开始，在美国生产的电动车也将享受政府提供的补贴了，这一政策明显就是在抄袭中国2010年出台的电动汽车补贴政策。可惜，美国落后了足足13年。产业补贴政策这个事情明显违反自由市场经济原则，明显违反华盛顿共识，在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欧美世界接受度太低。所以沙利文一方面炮轰华盛顿共识，想方设法拆掉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一方面用各种缓和的词汇给产业政策涂脂抹粉。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现代美国的工业战略确定了一些特定的部门，这些部门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具有战略意义，私营工业自身无法进行必要的投资来确保我们的国家雄心。

它在这些领域部署了有针对性的公共投资，释放了私人市场、资本主义和竞争的力量和聪明才智，为长期增长奠定了基础。

它有助于美国企业做美国企业最擅长的事情–创新、规模和竞争。

这是关于私人投资的拥挤，而不是取代它。它是关于对我们国家福祉至关重要的部门进行长期投资–而不是挑选赢家和输家。

在这个国家有着悠久的传统。事实上，即使“产业政策”这个词已经过时，它仍然以某种形式静静地为美国工作–从DARPA和互联网到NASA和商业卫星。

现在，回顾过去几年的历程，这一战略的初步成果是显著的。 

说的很委婉，但意思很明确，沙利文坚定的认为私营工业自身无法进行必要的投资来确保我们的国家雄心，美国要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必须要集中国家的力量在创新领域进行大规模产业投资。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崩塌了，因为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成功。英国《金融时报》发的文章标题直接写为：《新华盛顿共识：昨天的美国正统经济观念成为今天的异端邪说》。傻眼的公知已经从文学领域，蔓延到了经济领域，自己靠鼓吹“市场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华盛顿共识的一切来吃饭，从各种角度论证只要你这么做就能富国强民。结果如今祖师爷直接改口说这些全是错的，要跟着中国一起玩大政府小市场，说动用政府力量大力干预和引导市场才是王道，才能“确保我们的国家雄心”。沙利文如此推崇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不是因为他是个亲华派？错，沙利文是个铁杆反华派，还不是一般的反华，是整个美国高层政客中最铁杆的反华份子，曾被美媒认为反华鹰派核心之一。就算在这次要求美国复制中国经济政策的讲话中，沙利文也依然坚持中国威胁论的老腔调。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调整经济政策以应对中国挑战时，沙利文说中国的存在威胁了民主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原话是：

所谓的“中国冲击”对我们国内制造业的冲击尤其严重–具有巨大而持久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的预期，也没有在它展开时得到充分的解决。总之，这些力量磨损了任何强大和有弹性的民主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 

在讲话结束后，主持人问沙利文：“所以美国是下定决心要阻止中国在先进技术上与美国竞争吗？”沙利文回答说：

“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半导体、生物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等等，这些政府并没有要一刀切。但是，在最先进的半导体、存储芯片技术上，美国不会允许将某些类别的技术出售给中国，因为美国将其视为国家安全。美国要保持对每个国家的技术领先地位，成为世界领先的技术创新强国，在这一点上美国不会感到任何歉意。” 

简单的说，沙利文推翻华盛顿共识，要求美国尽快研究中国、复制中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超越中国的发展速度，重新压制中国。

这种连抄袭中国经济政策的时候都念念不忘打压中国的铁杆反华份子，能如此推崇中国的经济政策，只能说一个人黑到深处自然粉。现代高科技行业有个巨大的特性，就是前期投入巨大，然后赢家通吃，在没有成为行业领导者之前企业连活下去都困难。但这些高科技行业的利润都十分巨大，只有这些行业才能让一个国家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所以所有执行华盛顿共识，所有信奉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落后国家，没有一个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永远只能停留在低端加工业。因为高科技行业具备赢家通吃的特性，后发者永远追不上来。除非以国家的力量集中资金投入，硬生生的帮企业渡过严重亏损的前期，你差不多可以把这看做是一个十万亿资金体量的风投基金看好某个行业，然后疯狂砸钱帮助这个行业快速发展，等这个行业发展到头部后再断掉补贴，然后收税回本。

你稍微想想就知道这有多恐怖，根本不是普通市场经济可以想象的发展速度。沙利文想让美国学这套，但有这么好学么？我国的策略都是阳谋，明牌，你可以随便看随便学，文件都可以白送，你改个名字照抄我们都不在意。但是你美国想这么玩，那就首先要进行理论大辩论，到底应该是大政府，还是大市场，到底谁才是主导经济的核心，权力边界该怎么确定？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补贴某个行业的某些企业，凭什么不补贴我们行业？里面是否存在贿赂和利益输送？你们这么挥霍纳税让人的钱理由是什么？有没有经过民主投票？为什么不拿这些钱去给选民发福利？为什么不减税？为什么不增加医疗补贴？随便几个反对党振臂一呼，这些问题就能让执政党满头冒烟。

再一个就是政策持续性。补贴一个行业不可能一两年就出成果，中国的光伏行业和电动车行业补贴了足足十年才见到曙光，才终于摆脱了骗钱行业的骂名。放在美国，只要中间换个总统，还会坚持前任的产业补贴政策么？花那么多钱，担那么大风险，成功了功劳都是前任总统的，失败了所有责任都自己背。凭什么？我又不傻，干嘛要做这种蠢事，我不如把这钱拿去补贴一个新产业了，至少风险和收益都是我自己的。

举个例子，电动车补贴政策是拜登制定的，如果下任总统是特朗普上台，那特朗普还会老老实实继续执行这个政策给拜登送政绩么？肯定不可能的，特朗普找个理由就会停掉拜登的政策。所以耗资巨大的产业补贴政策即便在美国执行，也一定会被下一任总统叫停或大幅缩减规模，只要下任总统是理智的就一定会这么做。但这就会导致美国的产业补贴政策没有连续性，而在国家竞争中一步慢步步慢，如果你的产业补贴政策被中断或减缓，那其实等于前面的钱都白砸了，高科技产业赢家通吃这个规则可不会跟你讲什么情面。美国奉行自由市场决定一切，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私人主体具有连续性，而政府没有，所以产业投资只能私人企业来做。

如果美国想改变这一切，就几乎要从根本上颠覆美国的制度，其影响和代价不亚于当年苏联废弃公有制，直接用休克疗法改为私有制一样。没那么好改的，很多东西不是想学就学，学不了，硬学代价过大，美国付不起。所以我们把这一套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每一个字都不是多余的，少一个字都没法学。我们能把这套制度运转的如此流畅，那是因为这套制度本身就是中国政治精英根据中国实际国情量身定制的。其他国家想照抄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可能和中国的国情一模一样，硬抄那是死路一条。可以参考学习，但不能生搬硬套，因为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沙利文彻底否定中国的制度，甚至认为中国是民主的威胁，只单纯推崇中国的经济制度，要求美国照抄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觉得抄了这个就能重新压制中国。这和当年清政府只推崇欧美的军舰和武器，其他政治经济制度一概蔑视的做法，又有什么区别？不就是第二个学形不学神的洋务运动嘛，玩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影响清政府被继续暴打。美国想否定华盛顿共识，想通过抄中国作业来压制中国。这个其实我们不介意的，就怕美国抄作业都弄不好，新冠的时候又不是没见识过美国的抄作业能力。

By 远方青木、青春豫鹏

在很多中国人眼中，“房东”在中国是处在一个强势、主动的地位，几乎没听说过在中国，哪个房东是夹着尾巴做人的。

但在美国，你要是想当房东，简直就是走上了一条当“孙子”的不归路！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要从“专业租客（租霸）”这个所谓的“弱势群体”说起。

在美国，就有这么一群人，非常熟悉房屋出租的法律，专门钻法律的空子，成了“职业蹭房人”，能做到不交房租住大半年，坑苦了房东！

所谓“专业租客”(Professional renter)，也叫“职业白住租客”、“无赖租户”、“恶房客”、“神仙房客”、“霸王租客”、“专业租霸”、“蹭房族”、“骗租团伙”、“无赖租客”等，专指那些欠了房东的租金还不肯搬走的人，而房东及债主碍于法律条文对其无可奈何。

“职业租客”主观上有故意拒付房租的恶意，是导致房屋租赁纠纷冲突的主要肇因，还容易引发其它的刑事案件和民事诉讼。

尽管美国有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使赖债和有犯罪前科的人难以遁形，但由于华人在出租房屋时，很少对租客进行信用背景调查，有的甚至没有签订比较规范的合约，因而经常沦为“职业租客”的受害者。

相对租客而言，房东大多拥有物产，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租客大多属于弱势群体。为维护社会安定，避免穷人流离失所，美国法律偏向于保护租客权益，这使得一些“职业租客”觉得有机可趁。客观上也加大了屋主赶走“职业租客”的难度。

“租霸”的雷语：

— “我在美国呆了那么多年，租房没花过自己一分钱。”

— “在国外，我没什么亲人，不搬走是舍不得离开你。”

— “其实我是有钱人，我在国内的房子比你这屋值钱。”

— “赶我走？让我来教教你什么是美国法律吧。”

— “打官司你至少亏两万，给我五千我立马滚。”

— “我白住你房子能咋啦？你根本不配做房东！”-

— “改天找两人来整死你，你看警察到底会抓谁。”

— “你缠着要我还钱，我就告你诽谤罪、骚扰罪。”

— “住你这儿费了我不少力，不给四五千能走吗？”

纽约租霸气势汹汹

纽约近日发生了多起华人房东反被租霸房客”轰赶“的新闻。

在网络上有几段视频，引起了不少房东的共鸣。

一位华人房东带着全家人站在租客门外抗议，要求他们搬家。

可是住在这里的租客显然也是老油条，根本不在乎房东喊什么。最后看见房东连年幼的孩子都带来了，更是威胁房东，你再不走，我报警了！

面对租霸华人房东往往苦不堪言。

住在布碌崙8大道的华人陈先生更是表示，自己都愿意给租客出1800美元去外面租房了，但是对方就是不走。

还提出了一个更过分的条件…

陈先生的四层房产位于布碌崙8大道交53街。据陈先生介绍，他的其中一名租户在2021年10月，以二房东的身份将其中一间单房租给了一名带着两个两、三岁大的女儿的华人女子。

双方同意每月月租为650元，但并未签订租约。

陈先生说，这名租客在入住几个月后，于2022年2月称自己失业，无法再支付房租。

在听取了他人的建议后，她成功申请了政府紧急租房补贴来付房租。陈先生也为她提供了申请的相关帮助。

陈先生表示，随着政府紧急租房补贴于2022年9月到期，这名租客在交了一个月房租后，再度停交房租。

据相关规定，陈先生因此前接受了政府紧急租房补贴，所以只能在今年10月、也就是接受补贴的12个月后才能依法驱逐租客。

没想到，这位女租客就因此白住在房子里不走了。

据陈先生介绍，他随后开始与这位欠租的租客协商搬走的条件。

在双方多次协商后，租客最终开出了同意搬走的条件：房东须支付租客逾两万元的费用。

租客最终希望陈先生为她支付每月1,800元房租的一房一厅一年，并支付由此产生的电费、煤气费、以及网费一年，她才同意搬走。

陈先生说，这样的要求超过了他的底线。他无法同意。

因为催租，双方的言辞也越来越激烈，甚至也有过头的时候。最后，女房客将陈先生告到了纽约市楼宇局，说陈先生在没有申请开工纸的情况下，违规装修。陈先生一气之下，以没有好好看管儿童为名，将这名女租客告到了儿童局。

陈先生有一次以煤气漏气需要检修为由，切断了女租客几个小时的煤气，女租客为此报了警，让警方介入处理此事。大概两周以前，陈先生在抖音上公布了两人言语衝突的录像，这让女租客大为光火，双方的冲突更趋激烈。

陈先生说，他这个房子买了9年，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欠租的租客。而他准备今年10月将这位租客告上法庭，届时让法院对她下达驱逐令。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一些城市，特别是纽约，政府是非常保护房客的。

这也让很多租霸在纽约诞生。

像陈先生这种赶不走的是一种，还有一种天天在家给你毁房子的。

网上已经有很多房东吐槽了，人是终于赶走了，但是房子也没法住了。

租霸横行已成加州特色

北加州华人房东George Wu遭遇租霸，对方不仅拖欠12万元房租，还仗着暂停驱逐令赖着不走。George Wu控告租客的案件，也因该法推迟18次。

处于破产边缘的George Wu，无奈选择在县政府门口绝食抗议，希望终止暂停驱逐房客的法令，并唤起社会大众对加州房东权益的关注。

房东每周工作七天还房贷，租霸“永不搬走”

近期被房客逼得走投无路的，绝不止George Wu一人。2月27日的加州公寓协会记者会上，华人Judie Zhu也讲述遭遇租霸的经历。

她表示，三处房产的租客，全部拒付租金，累计金额10万8000元。没有租金收入，却要交产业税，还房贷等。

为了养家煳口，她与丈夫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开10到15小时车送外卖。与George Wu类似，Judie Zhu通过法律程序驱赶房客，同样不顺利，租霸甚至表示永远不会离开，也不会付租金。

华裔退休地产经纪 3年被房客欠16万房租

60多岁的华裔袁女士从事地产经纪行业多年。她表示，虽然已经达退休年纪，但因其租客疫情三年期间拖欠她16万2千元租金，在此期间房客还购买奔驰汽车，在感到心寒的同时，她不得不继续工作，赚取生活费。

袁女士参加了11日下午房东要求取消屋仑市暂停驱逐令的集会。袁女士自己亲手制作了示威牌子，上面写着租客拖欠她16万2000元租金，还写着「市议员励琪(Bas)、卡布(Kalb)、法芙（Fife）和卡普兰（Kaplan)，你们的暂停驱逐令从我的退休储蓄中拿走了16万2000元。你们计划何时还给我，请你们回应！

袁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据她了解，其租客在疫情期间有一份科技行业的全职工作年收入在12万左右。但在政府暂停驱逐令后，租客开始拒绝支付房租，成为名副其实的租霸。在拒绝交租期间，这名租客还购买一辆新的奔驰汽车。

袁女士出租的物业位于在70 Ave，为屋仑市的第六区。她希望市议会作出行动，立即取消暂停驱逐令，她也不接受所谓的缓冲期，认为竟然早晚要取消，为何不就在现在。

同时，她要求市议会不要对取消暂停驱逐令作出任何附加条件，并希望政府筹备资金，由政府出钱将租客所欠的房租归还给房东。

她也表示，已经放弃租客会偿还房租或是继续交租，也认为让租客偿还其16万2000元为不现实，所以必须依靠政府作出行动。

袁女士指出，自己也曾是租客，有租房20年的经历。她明白租客不易，但拖欠房租并不是解决方法，而租客面临的根源问题为住房资源的缺乏。

她希望能和租客一起想办法解决眼前的困难，而不是一味的躲避房租，同时她也鼓励更多的房东走出来发声，争取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财产。

律师都斗不过租霸

不仅普通房东受租霸所扰，连专业的律师，也会遭遇欠租麻烦。律师郝琦，刚刚花费半年时间，将欠租者赶走。她表示，加州驱逐房客，少则半年，多则一、两年；只损失半年租金就能请走房客，已算幸运。

就连精通民事诉讼的律师，都坦言能在半年内赶走欠租房客，已算理想情况。加州法律对租客之偏袒，可见一斑。

考虑到加州房价普遍较贵，能全款买房者毕竟少数，而高房价又与高产业税画等号，加州房东所面临的经营风险，着实不低。

因为一旦租客停缴租金，房东面临的不仅是房租上的损失，还有高额房贷、产业税及保险等开销，而且这些经济上的损失动辄半年以上，倘若没有一定的储蓄，房东可能很难度过难关。

华人租霸建立”坑房东“群

几天前，刚刚报道了华人圈最近有个怪现象，有人专门建群教人如何在北美免费租房，还能获得赔偿。

进了群仔细看内容才发现，这完全是坑人更是犯法的行为。

群主是一位叫“面朝大海”的华人女性。

在群里，她不断鼓动网友，甚至叫嚣要让所有留学生都一起。更表示，留学生更会玩！

当群里有人在质疑这是否是一个教人犯罪和学坏的群组时，还被组织者要求可以退出。

随着爆料内容越来越多，更多群内聊天记录公开了，有些真的不堪入目！

不论是毁房子的，还是租客利用法律偏袒赖着不走的，都让人很头疼。正如今天郁闷的陈先生，他表示纽约的法律对小房东太不公平，让他这样的小房东很不容易，他呼吁房东未来在接受相关补贴时，一定要了解相关规则。

遇到租霸怎么办

下面以西雅图当地法律为例，来看看如何使用“强制迁出令”。

1 强制迁出令发生的条件

在法制国家，咱们首先要在法律步骤上先声夺人，在发起“强制迁出令”前，无论如何，还请您先依葫芦画瓢地完成以下步骤：

房东必须在法律规定的事由下发起强制迁出令(详情见后文18大事由)

房东必须出示“终止通知”（termination notice）

房东必须要在下个租约开始前至少20天出示“终止通知”；

房屋必须在西雅图市政府（City of Seattle）登记。

2 案件实例

房东姓名：Nick Baldo

房源区域：纽约州

房租价格：$1450／月

具体时间线：

2月01日：租金到期

2月15日：通知租客强制迁出令的意图

2月16日：租客通过网银支付租金

2月23日：租金由于资金不足，未收到

2月24日：租客再次通过网银支付资金

3月01日：租金再次由于资金不足，未收到

3月04日：律师发出强制迁出令

3月29日：迁出令听证会，租客出现，并且说服法官给她10天的延期付租时间

4月09日：租金仍然未支付，律师正式向法院递交强制迁出令

4月25日：强制迁出令签署

5月06日：租客接到即将实施强制迁出令的通知

5月12日：强制迁出令执行

具体支出总结：

律师费(固定收费)：$500

请愿书费(Serving of petition)：$165

立案费(Court filing fee)：$20

强制迁出令费：$350

搬家费：～$2000

储存费：$112

总费用：$3,147

沉没成本（4个月租金）：$1450*4月＝$5800

总成本：$9000

$9000！而Nick房屋的租金只有$1450啊！一来一去，半年的房租打水漂了。

有没有一种杀敌三千，自损八千的感觉？

哦，对了，为了满足之前提到的18大事由，这取证工作大概比得上半个特工了。

3 实操经验

Cash for Keys 用钱赎钥匙

中国有句古话：有钱能使鬼推磨。关键还是要看钱花在哪里，花在何时？

在美国还有个专有名词“Cash for Keys”，就是形容房东为了钥匙，不惜花钱“赎回”。在美国，一般以$300为基准，当然这基于房屋本身的大小、品质、位置，可上可下。通常$300足以促成一个人搬走了，特别是当一个人落魄到即将面临强制迁出令的时候。

Cash for Keys 7大准则：

⊙ 跟租客解释透彻，他需要做的事情

告诉他们，在他们拿钱走人的时候，房屋必须是可以立即出租的状态，所以他们需要把房屋打扫干净，并且修复损坏。这样，就可以节约房东清洁费，并且以防租客在搬离的时候破坏房屋。

⊙ 给租客确定的搬离时间

通常，一旦谈妥，必须让租客在4天时间内搬离。Cash for Keys的重点就是让租客快速搬离。

⊙ 不管怎样，写个支付明细或搬离告示给租客

我们也要做好租客最后并没有搬离的最坏打算，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浪费。在强制迁出令的第一步就是给租客发布告示，即使想用钱解决，也不可省略这一步。

⊙ 和租客会面

跟租客约在房子见面，确保房屋的完整和整洁。当然，安全起见，需要有人陪同。

⊙ 勘查房屋

提防租客讨价还价，房屋必须是清理整洁，并且完好无损的。如果没有，告诉租客该如何去做，并且让他们再次清理干净。永远不要给租客钱，直到他们百分百完成你所要求的，并且真的归还了钥匙。

⊙ 签署书面协议

签一个简单的协议，说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房屋租赁，这样是以防事后，租客告你更换钥匙，或者他们并没有搬离。确定他们签署了姓名和时间。

⊙ 给钱

如果租客已经完全按照你说的去做了，现场给钱，并且感谢他们的积极配合，希望他们一切顺利，随即进入房间，马上更换钥匙。

$300(cash for key) vs $9000(eviction)，令狐冲与东方不败之间就差了一个WeHome

附录

强制迁出令发生的18大事由

⊙事由1:房客在收到付租或清空通知的3天内没有及时付租；

⊙ 事由2:房东在12个月的时间里，至少4次书面通知房客延迟付租；

⊙ 事由3:房客在收到房东通知的10天内，未按照租赁合同处理违规行为；

⊙ 事由4:房客在收到房东通知的10天内，未按照《华盛顿住宅类房东－房客法令》处理违规行为；

⊙ 事由5:房东在12个月的时间里，至少3次书面通知房客，让其在10天内整改，以便遵守租赁合同中的实质性条款；

⊙ 事由6:房客严重损害了租赁单元（造成损耗），造成麻烦（包括毒品相关行为），或者从事违法商业行为，并在书面告知后的3天内未将房屋空出来。

⊙ 事由7:房客在大楼或房屋里面，在大楼或房屋附近从事不法行为。“不法行为”被定义为实质上

对其他租客或房东的健康或安全造成影响；违法的毒品相关行为是相关犯罪条例之一。如果房东想要利用这条法规驱逐房客，那么房东必须澄清事实，并且把终止租约通知的备份寄到西雅图DCI不动产主租客协助会（the Seattle DCI Property Owner Tenant Assistance (POTA) Unit）

⊙ 事由8:房东想要自行占有此房屋，或者房东的直系亲属想要占有，并且同一房屋单元没有其余的空房，房东必须至少提前90天通知房客。直系亲属包括房东配偶，父母，祖父母，孩子，兄弟和姐妹，或者是配偶的父母，祖父母，孩子，兄弟和姐妹。如果房客质疑房东没有按照以上要求，西雅图DCI会要求房东签署一个意图证明书，来证明直系亲属的搬入。如果指定亲属未能在房客离开后90天的时间内居住超过60天，算作违反条约。因为此原因搬离的租客有权利采取行动如果他/她认为房东没有遵循这些要求。

⊙ 事由9:房东想要停止租约，如果房客跟房东或房东的经纪人住在同一屋檐下，或者房东不再愿意分享在自己房子里的附属住所单位（ADU）。

⊙ 事由10:房客的租房是基于雇佣关系，而这样的雇佣关系终结了。

⊙ 事由11:房东计划做重大的房屋改造，并且获取了相关许可和房客重置许可证。因为此原因搬离的租客有权利采取行动如果他/她认为房东没有遵循这些要求。

⊙ 事由12:房东想要把整幢房屋改造成分户出售的公寓大楼（condominium）或是合作社

⊙ 事由13:房东决定拆房屋或者把它改造成非住宅用途，并且获得必要的许可和房客重置许可证。

⊙ 事由14:房东决定出售别墅（不包含分户出售的公寓大楼），并且给予房客提前至少90天的通知。在房客搬走的30天内，房东需要以合理的价格在报纸或者中介处出售此房屋。如果房客质疑房东没有按照以上要求，西雅图DCI会要求房东签署一个意图证明书，来证明房屋的出售。如果指定亲属未能在房客离开后90天的时间内居住超过60天，算作违反条约。因为此原因搬离的租客有权利采取行动如果他/她认为房东没有遵循这些要求。

⊙ 事由15:在收到违反《房屋使用规章》的通知后，房东停止使用未经许可的土地使用。此时，房东必须支付房客重置费，对于低收入房客来说，重置费为$2000，其他的租客重置费为2个月租金。

⊙ 事由16:为了符合《房屋使用规章》，房东试图缩减租客人数（比如：每单元住房内不运营居住8个无关的房客）。

⊙ 事由17:在收到《房屋使用规章》通知后，房东不得不整改附属住所单位（ADU），为了符合新的ADU规定。（如果违规的行为是：房东已经搬出了房屋，并且把2个单元都出租了，另外一个单元必须重新被房东租住或者搬离。）房东必须支付房客重置费，对于低收入房客来说，重置费为$2000，其他的租客重置费为2个月租金。西雅图DCI会要求房东签署他/她停止使用附属住所单位（ADU）的证明。

⊙ 事由18:西雅图DCI已经紧急下令清除或者关闭房屋，并且租客未能在规定日期内搬离

话说回来，无论怎么跟租霸斗智斗勇，小房东能够做的始终非常有限。只要美国政府还是逃避责任，纵容租霸一而再再而三地侵害房东利益，彻底破坏公平交易的原则，“人人互害”的社会将会把美国彻底撕裂。

By 亚特兰大生活网、Redian、WeHome

佛罗里达参议院264号法案，4月11日以38比0在参议院通过表决。264号法案法案的Section 7规定，2023年7月1日之后，任何中国公民（美国公民或绿卡除外）不得购买和过户接受任何佛州房地产。

4月12日已送交众议院等待继续表决。若表决通过，法案将于2023年7月1日生效。

264号法案法案的Section 7规定，2023年7月1日之后，任何中国公民（美国公民或绿卡除外）不得购买和过户接受任何佛州房地产。

通过赠与、债务转让法院判决等获得的属于例外，但是需要在两年内出售和转让。

法案还规定，7/1/2023年以前已经在佛州拥有房地产的中国人，1/1/2024年需要向州农业和消费者服务部报备。逾期不报备每天罚款$1000。

甚至！佛州卖房给非绿卡中国人要入刑坐牢：

买家需要签署声明表明自己不是中国人。过户公司明知买家是中国人仍然帮助买家过户的，负民事和刑事责任。

7/1/2023年以后中国人非法购买佛州房地产的，房产充公州政府后强制变卖。7/1/2023年以后卖房子给非绿卡中国公民的卖家，属于first degree misdemeanor，最高坐牢一年!

禁止的项目有：

Section 1. 287.138 Contracting with entities of foreign countries of concern prohibited.— 

Section 2. 288.007 Economic incentives to foreign countries of concern prohibited.— 

Section 5. 692.202 Purchase of agricultural land by foreign principals prohibited.— 

Section 6. 692.203 Purchase of real property arou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by foreign principals prohibited.— 

Section 7. 692.204 Purchase or acquisition of real property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ohibited.—

这其中，跟一般平民可能有关的是section 5，6，7

Section 5: 禁止 foreign principal 买农田 Section 6: 禁止 foreign principal 在军事设施，关键建筑物附近买real property（包括地，房屋等等都禁止）

foreign principal，对于个人而言，如果你不是zf官员，那么对于一般人，是指“Any person who is domicil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who is not a citizen or lawful permanent 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ection 7：禁止PRC买任何real property，但是提到了“Any person who is domicil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who is not a citizen or lawful permanent 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所以关键的关键，就是这句话，“Any person who is domicil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who is not a citizen or lawful permanent 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绿卡和公民显然不受影响。最tricky，也是最关键的是domiciled in PRC还是US。Chatgpt给出的解释是，it depends，就是你如果没有绿卡，你需要证明：

1.The length and purpose of your stay in the US.2.The nature of your ties to China, such as family, property, or financial connections.3.The nature of your ties to the United States, such as work, social connections, or property ownership.4.Your intention to return to China or make the United States your permanent home.

也就是说，B1/2和F1显然是被限制的。H-1B，需要证明你在美国待的时间够久，工作状态，财产，以及intention。intention的例子，比如你已经在绿卡排期了，那就算是有intention长居美国。

最后结论: B1/B2，F1，L1，J1，O1会受限制，H-1B如果能证明自己长期定居美国，且有I-140 approval，应该不受限制。

佛州法案第一版3/2和第二版3/15，绿卡华人也不能买，只有美籍华人豁免。第三版3/23和第四版4/11里绿卡华人也被豁免。

全美11个州跟进“排华法案”

4月初，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以31:5的投票结果，通过“限制外国公民购置地产”的法案后，该法案在众议院也快速获得通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共和党参议员Tom Cotton提出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立法，打击中国人购买美国土地，并呼吁全面禁止与中国有关联的人购买美国土地上的任何房地产。

该法案名为“the Not One More Inch or Acre ”，不仅针对与中国有关联的个人和企业，而且针对“任何”中国公民。

具体而言，该法案将禁止中国公民、公司和其他实体，或代表他们的任何外国人士或实体，购买位于美国的任何公共或私人房地产。

而且，参议员Tom Cotton还明确提出，目前被中国人拥有的任何美国土地（也包括含有土地的房产）都应该被出售。

不过，该禁令不适用于以难民身份进入美国或以其他方式获得庇护的中国公民。被合法接纳为该国永久居留权的美国公民和移民也不受禁令约束。

美国历史上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1882年5月6日美国总统签署的排华法案直到1943年才被《马格努森法案》废止。

直到2009年6月23日，加州众议院才通过决议为当年对华人的歧视法律道歉。

直到2012年6月18日，美国国会才通过决议为当年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道歉，但无任何赔偿！

1800年代的排华法案就是从禁止中国人买房开始的。

目前，美国已经有11个州的议会通过或者正在审议禁止中国人购买土地的法案。

在事件的开始，本来大家认为是个别州的特例，然而现在事件却升级到联邦层级。

这样明显排华提案，无论是法案本身还是Tom Cotton本人竟然得到了不少人的拥护。

有网友表示，Tom Cotton 此举赢得了他的票，并且还认为这应该被立法为国家法律。

更有人高声叫好。

看来Tom Cotton此举对提升他个人的政治生涯确实有效果，确实有部分人买他的账。

“禁止中国人买房事件“还在持续发酵，“排华法案”在全美的扩张值得所有华人警惕。

网友热评：

1. 也许你觉得自己拿了绿卡或入了籍就不受影响了，但有些东西是你如何努力也改变不了的，比如你asian的身份…今天可以通过法律禁止中国人买房，说不定那天就会延伸到华裔甚至亚裔…反对一切针对特定族群的不公平！

2. 今天的这个法案就是明天的集中营，之前日本裔美国公民就是很好的例子

3.本质上是一个歧视法案，很不幸，很多华人对其他华人被歧视并没有直接的认知：这是一个族群歧视，幸灾乐祸居多。认知包括1. 只影响别人，关我屁事；2. 你们这群有钱人也有这天。族群被歧视不在这群人的认知里。

4.每次看到这种法案，想到华人忙着买房赚钱，参政的不积极，华人孩子都是精英医生，律师，科学家，就是没人从政，这时候奶酪被人动了，希望以后孩子要去读政治，家长不拦着了

5.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下，说什么话的政客都有。作为华人群体，我们最理性的对策之一是learn to play the game, 有策略性地联合一切有利的助力，最大化自身群体的利益。其他的在美各利益群体也都是一样的玩法。而不是幻想有人能全权代理自己的利益。这都在美国了，还盼望明君圣贤从天而降呢？

By 一亩三分地、Warald

在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下，总统和国会两院分别代表着最高行政与立法权，而最高法院则代表着司法权的塔尖。美国最高法院的职责是通过判罚来诠释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法律。最高法院的判决往往会对美国社会和经济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美国司法体系的最终裁决者，美国最高法院每年都会接到8000多起下级法院的诉讼请求，但九人组成的最高法院只会挑选其中的80起焦点案件。这些案件的判决可能会对美国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正因为如此，只要被最高法院受理的案件都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上周美国最高法院开庭审理的两起案件，就吸引了全美国科技行业和媒体机构的聚焦。因为这两起案件的判决结果，将直接关系到美国互联网行业过去二十多年繁荣昌盛的保护伞。如果最高法院做出对互联网公司不利的判决，那么整个美国互联网行业的监管体系都要进行重建。

（诺伊米的父母在痛失爱女后起诉谷歌）

　　两大恐怖袭击相关诉讼

　　这两起诉讼究竟是什么来历背景？为什么会如此重要，直接关系到美国互联网行业的基石？

　　上周二，美国最高法院就“冈萨雷斯诉谷歌”（Gozalez v． Google）诉讼进行了超过两个半小时的庭审。紧接着第二天，最高法院又就“推特诉塔梅”（Twitter v． Taamneh）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的庭审。两起诉讼有着相似的背景，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互联网公司是否要为自己平台上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

　　先来看“冈萨雷斯诉谷歌”案，诺伊米·冈萨雷斯（Nohemi Gonzalez）原本是加州大学长滩分校的一名大四学生，2015年在法国巴黎做交换生。2015年11月13日-14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在巴黎多个地区连续发动恐怖袭击，共造成130人死亡和368人受伤。正在餐厅和朋友吃饭的23岁的诺伊米遭到恐怖分子开枪扫射，不幸中弹身亡。

　　诺伊米的父母痛失爱女之后，随后在2017年正式起诉互联网巨头谷歌。当时Youtube上存在着诸多伊斯兰国的宣传恐怖主义和招募圣战战士的视频。冈萨雷斯夫妇因此指控谷歌旗下YouTube平台的推荐算法推广伊斯兰国的宣传视频，违反了美国《反恐怖主义法》。

　　他们的诉讼在下级联邦法庭遭到了驳回，因为美国《联邦通信法》230条款明确规定，互联网平台不必对平台上的用户生产内容负责。尽管连续败诉，但诺伊米的父母一直没有放弃，持续上诉。最终在去年10月，美国最高法院正式受理了这一诉讼。

　　这也是美国法制的一大传统，持续上诉到最高法院，通过判罚来推翻当前的法律，迫使重新进行立法。持续起诉谷歌的诺伊米父母并不需要承担天价律师费，因为其实是专业法律机构主动联系这对痛失爱女的夫妇，希望借他们之手来调整互联网行业的230条款。

　　与此类似，第二起诉讼“塔梅诉推特”的原告也是恐怖袭击遇难者家属。在2017年新年的伊斯坦布尔恐怖袭击事件中，共有39人死亡和69人受伤，约旦公民阿拉沙夫（Nawras Alassaf）不幸丧生。伊斯兰国同样宣布对此负责。

　　阿拉沙夫的家人也认为推特等社交媒体没有在自己平台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恐怖主义内容传播，违反了美国反恐怖主义法，因而需要承担附带责任。他们在美国对推特、Meta以及Youtube提起诉讼。但与冈萨雷斯诉谷歌案件不同的是，旧金山的第九巡回法庭做出了对推特不利的判罚，推特因此提起了上诉。

（230条款是互联网行业的保护伞）

　　延续二十多年的保护伞

　　去年10月，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复审这两起案件，当时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九位大法官并不是随意挑选案件的，这是最高法自2015年以来首次受理涉及《联邦通信法230条款》的案件，而这是美国互联网行业过去二十多年繁荣昌盛的保护伞。

　　究竟什么是230条款？1996年美国《通讯规范法》（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的第230条规定，“任何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商或者用户不应被视为另一信息内容提供商提供的任何信息的发布者和发言人。”这条只有短短26个英文单词的法律条文，给美国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创造了宽容的监管环境，更为社交媒体的随后兴起铺平了道路。

　　230条款其实包括两层意思：互联网公司无须为平台上的第三方信息负责，互联网公司无须为他们善意删除平台内容的行为负责。这一条款的本意是促使互联网公司主动去自我监督，净化网络环境，避免尚在起步阶段的他们遭受源源不断的诉讼的打击。

　　过去的二十多年事件，这条法律条文一次次地给互联网公司保驾护航，在诸多诽谤和欺诈相关诉讼中全身而退。此外，互联网公司也得以完全按照自身规则来删除他们认为不妥的内容和账号，免受用户的诉讼。硅谷圣克拉拉大学法学教授戈德曼（Eric Goldman）甚至认为，230条款造就了现代互联网。

　　为什么会给互联网公司这样一把保护伞？1995年最初起草这一法案的时候，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微软推出IE浏览器对Netscape宣战，亚马逊和雅虎刚满一岁，谷歌两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相遇。一些国会议员开始注意到互联网上出现的各种色情内容，提出了《通讯规范法》以规范互联网，作为《联邦通信法》的修正法案。

　　根据最初的参议院版本，如果有意在网站上向青少年展示淫秽等不适宜内容，网络运营商将面临巨额罚款甚至是监禁惩罚。显然，这是把互联网平台当成电视和电台等传统媒体来对待。如果这一监管法案通过，那么刚刚兴起的互联网公司必须为自己平台上出现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他们必须对网络内容进行严格审查，否则就可能面临各种诉讼和惩罚。这意味着新兴的互联网行业发展将受到极大制约。

　　1995年的一起诉讼案也刺激到了新兴互联网行业和言论自由维权团体。一名匿名用户在互联网公告板Prodigy上指控华尔街券商Stratton Oakmont欺诈，后者随即以诽谤罪将Prodigy告上了法庭。纽约法官在判罚时将互联网平台视同于出版商，认定Prodigy需要为第三方用户在自己平台的言论承担责任。（实际上，这家券商也的确是骗子，他们创始人贝尔福特（Jordan Belfort）就是电影《华尔街之狼》的男主角原型。）

　　对网络监管法案感到高度紧张的言论自由维权团体和互联网行业联合起来，成功游说了加州和俄勒冈州的两位联邦众议员，在他们起草的众议院互联网监管法案《互联网自由和家庭赋权法案》（Internet Freedom and Family Empowerment Act）中加入了好人豁免条款（Good Samaritian），授权互联网公司自己管理网络平台，这就是230条款的由来。最终两院的法案融合在一起，成为了1996年的《通讯规范法》。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230条款给了互联网行业一把免责的保护伞，避免了他们因为用户在自己平台上传的内容而遭到诉讼，更给了他们管控自己平台内容的权力。2020年，当时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努恩斯（Devin Nunes）因为不堪几个匿名用户在Twitter长期辱骂嘲讽自己，连带起诉Twitter要求交出匿名账号的真实身份。联邦法官就援引第230条款拒绝了努恩斯的要求。

　　不过，230条款并不是无所不包的，互联网公司必须对自己平台上的人口贩卖和儿童色情内容承担责任。2018年通过的《打击性贩卖行为法》打开了缺口，这条法律明确规定互联网公司有责任举报和移除网络平台上的性贩卖（贩卖人口用于性剥削），否则会面临相关法律的处罚。

（前总统特朗普主张重订230条款）

　　社会割裂政治斗争激化

　　过去几年时间，随着美国社会矛盾激化，种族骚乱、新冠疫情、大选纷争等重大事件引发了巨大争议，社会的割裂现状也在互联网平台上得到了体现。尽管出发点不同，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对互联网巨头的内容管控政策感到了不满，希望改变230条款。

　　2020年5月，由于对Twitter屡屡给自己推文打标签不满，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发布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对社交媒体的免责条款进行了限制，并直接喊出了“撤销230条款”的要求。随后美国司法部发布意见书，呼吁美国国会修改230条款。但随着特朗普的下台，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一次，美国最高法院受理这两起针对互联网公司的诉讼，又再次将230条款带到了风口浪尖。那这一次，最高法院是否可能做出对互联网公司不利的判决，以此推动230条款的修订呢？

　　早在去年，九位大法官中立场最保守的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就明确表达了他的立场。他在几次法庭异议书中呼吁国会重新审议230条款，认为社交媒体公司应该像“公共承运人”（Common Carrier）一样接受监管，禁止平台在内容方面存在偏见歧视。（注：公共承运人是欧美普通法系中的一个概念。）

　　在这两起诉讼中，很多互联网公司通过“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文件，对谷歌的推荐算法表示了支持。他们提出，尽管230条款需要根据时代现实进行更新，但监管的调整更应该通过立法机构来推动，而不是通过司法机构的判决来实现。同样支持这一立场的还包括当初拟定230条款的两位参议员荣·怀登（Ron Wyden）和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以及诸多支持言论自由的人权机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和电子前线基金会（EFF）。

　　另一方面，共和党议员和保守派势力则指责谷歌等互联网公司利用230条款保护伞，让自己对平台的有害内容推卸责任。这些共和党议员包括霍利（Josh Hawley）、克鲁兹（Ted Cruz），正是2020年力主国会修订230条款的几位特朗普拥趸，他们更希望看到最高法院做出推翻230条款的判决。

（最高法院庭审现场草图，禁止拍照录像）　

　　大法官们态度谨慎不愿介入

　　尽管目前还无法得知九位大法官最终会如何做出判决，但看起来在两次庭审中，大法官们对“以判决推动修订230条款”的潜在深远影响表示了相当谨慎的态度。在第一天的庭审中，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法官，都表达了他们并不愿意直接干预230条款这一互联网监管法律。

　　自由派大法官卡根（Elena Kagan）在庭审中直接暗示最高法院是否应该介入互联网监管法规。她表示，”我们是大法官，并不是九位互联网专家。”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Brett Kawanaugh）也认为，如果互联网公司败诉，未来可能会面临一大波相关诉讼。“如果让国会来承担（调整监管法律）的重任，是不是会更好？他们可能考虑相关影响以及做出未来预判？”

　　而原告则提出，230条款的确给了YouTube免责保护，不必对平台上恐怖分子发布的内容负责，但平台的算法推荐功能则需要给予更多的审视，不该同样享受免责保护。谷歌则提出，230条款的保护范围同样也包括了平台推荐算法，因为这是平台运行的基本功能。

　　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对此表示认同，她在庭审中表示，用户每一次搜索都会涉及到谷歌的算法，因此230条款的保护范围也应该包括推荐算法。

　　当大法官们质疑如果平台算法并不中立的时候，是否依然应该得到230条款的保护时，代表谷歌的律师立即强调，230条款明确无误地保护了互联网公司不该为用户生成内容承担责任。只要法律没有修改，这一保护条款就是明确的。

　　此外，大法官们花了不少的时间，对恐怖袭击受害者家属的核心指控提出了质疑，即谷歌和推特是否有意在帮助推动恐怖主义相关内容。看起来，“有意”（Knowlingly）和“重要（substantial）”成为了大法官审理两起案件的关键词。因为根据《反恐法》的规定，如果“相关方协助或者教唆，通过有意提供重要协助或是与恐怖袭击者共谋”，就需要承担附带责任。

　　至少从庭审情况来看，大法官们似乎更倾向于互联网平台没有帮助恐怖组织。即便是长期抨击科技巨头的托马斯大法官也表示，当用户搜索伊斯兰国相关内容，谷歌的中立算法提供推荐内容的这个过程中，自己并不确定是否可以认为谷歌在协助和煽动恐怖主义。

　　美国最高法院将在6月底宣布这两起案件的最终判决。无论判决结果如何，互联网的立法都应该与时俱进。从互联网公司的角度来说，通过严谨的算法减少极端内容的推送，避免社会撕裂也有助于用户的粘性与公司的长远发展。无论公司采取什么商业策略，在舆论场上压倒性的“拉偏架”、不合理的封号删帖与推送洗脑内容都是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By 新浪科技

美国时间11月14日，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系统的学术工作者举行罢工。 起因是，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UCSC）的研究生助教举行罢工，拒绝教本科生课程，并私自留扣学生成绩，以此来抗议加利福尼亚州生活成本的上涨以及住房的短缺。 他们希望把每月的生活费用调整为1412美元，这大大超出了目前合同上的薪水和福利，相当于要求加薪60%。 根据合同，所有研究生助教平均每年获得的总资助金额是47,000美元，其中包括平均22,000美元的薪水，学费，医疗保险和奖学金的报销，以及各种校园费用。

•100%退还学费（约为$13,000）•100%报销医疗保险（约为$3,000-$ 5,000）•四年内涨薪3%（总工资增长12%）•每年$3,300美元的育儿补贴•每年$300的校园费减免（可抵消额外费用）

为什么他们要求加薪呢？因为钱是真的不够花了。 在目前的收入水平下，绝大多数加州大学的研究生将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支付房租，很多人根本住不起市区。 目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助教平均年收入为24000美元。而市区的年租金中位数为36000美元以上。

加州大学的助教们介绍说，为了获得可负担得起的住房，他们通勤数小时，不得不献血来维持生计，房租占了收入的一多半。 Jacob Kemner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环境研究的博士生，年薪大约为28000美元，他每周捐献两次血浆，大约有200美元的额外收入。 “我通过出售血浆来维持生计，”Kemner说。“我无法有效地开展工作，因为必须花费6到10个小时往返于血浆捐赠中心。”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的助教和二年级博士生Aya Konisha表示，她负担不起住在校园附近的费用，必须乘坐一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学校去。 “我的工资绝对不足以维持生计，”Konisha说，她的房租占了她每月2400美元收入的一半。 “我都是在家做饭吃，而且根本不敢买贵的东西，如果教书上课，就会经常吃不上饭。”

还有参与罢工的研究生表示，他们的合同中禁止他们外出另找工作。 其中一人表示，“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研究生，大学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研究规模。但是，我们系里的一些人年薪高达60万美元，而我们却只能勉强交个房租”。 他目前的房租为1400美元，占月收入的60%，他身边的不少研究生朋友也差不多是这个比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博士生拉斐尔·杰（Rafael Jaime）表示： “我们既是做大部分教学工作的人，又是做大部分研究的人。” 他同时还是U.A.W. Local 2865的主席，该组织代表着约1.9万名助教、导师和其他课堂工作人员。

但是校方强硬的态度，让教职工心碎。 虽然罢工者们在上周四强制关闭了校园，不让工作人员和教职工进出图书馆和食堂，暂停所有学生服务，用最“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让整个UC系统几近瘫痪，但… 但UCSC发言人的硬核声明如下：

“大学支持在校园内发表言论的自由，并支持所有人阐述观点的权利，但是，非常不认同在公共场所表现出违反合约的行为、无视自己的工作职责，包括有意破坏教育活动的行为。这些行动根本无意于加利福尼亚州日益增长的生活成本所带来的挑战，反而牵连所有加州大学系统内的所有学生和教职员工一起面对”

与此同时，圣克鲁兹的罢工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加州系统的教职工学生共计4.8万人开始了罢工活动。 这似乎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大学劳工行动之一，因为在疫情爆发之后，研究生们正努力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安全的工作条件。 加州大学系统表示，从圣地亚哥到伯克利的10个校区将继续开放，学校将继续授课。 这些校区有近30万名学生。但是，以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为代表的参与罢工的学生和员工依旧是整个大学教学系统和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罢工可能会影响几周后的期末考试。

周一，执行副校长兼教务长本Benjamin Hermalin发布通知称，这是一次无期限的罢工，且学校也不知道罢工何时会结束。

根据参与罢工的程度和罢工的持续时间，教学以及研究活动可能会受到影响。目前，校领导已向院长、系主任、教员和研究人员提供指导，以帮助确保学习和研究的连续性。
系主任和教师将共同努力，确保对教学和评分以及研究工作的干扰最小。例如，一些教师可能会提前录制可能在讨论部分涉及的材料，并通过bCourses分享。

在UCLA，社会学101、建筑学和其他热门本科课程被取消。数百名罢工者的声音响彻整个校园内响起：“UC, UC, you can’t hide! We can see your greedy side!（UC，UC，你不能躲！我们看到了你的贪婪面）！”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1岁的学生会主席兼大四学生Chaka Tellem对学者们表示同情和支持。但是，他也不好受，他的宏观经济学和美洲历史课程已被取消。许多学生处在漩涡之中无所适从，他们只是想弄清楚他们的下一节课是否被取消了，期末考试是否会正常举行……

许多中国留学生在UC系统担任助教。许多人都在网上表示校方一直在“剥削”他们。这件事情目前已经对加州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实际影响。

根据我们在UC各大分校的学生反馈，他们的许多作业和考试都迟迟没有批改。许多教授甚至还支持TA的罢工，甚至有的学生因为没有TA，课程也被暂时取消。他们的学术体验已经大打折扣。
现在，如果双方始终僵持不肯让步，恐怕大学的日常事务会全面停摆，届时，会有更多学生的利益受到损害，罢工事件正持续影响更多的学生。

挣的这点钱塞牙缝都不够

加州大学系统的工资是完全公开的:

Compens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cannualwage.ucop.edu/wage/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人 (teaching assistants, postdoctoral scholars, graduate student researchers, tutors and fellows) 都能挣多少钱.

举个例子吧, 伯克利的助教 (teaching assistants) 在 2021 年最高工资, 一年五万:

作为对比, 伯克利的一个卧室的公寓, 月租金动辄在 2500 甚至更高的价位.

这工资水平, 未必比去开 Uber 挣得多..

但从另一方面, UC 系统给教授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还是很不错的, 看看伯克利这些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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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两句.

不少朋友一看 “一年五万” 就激动了: 这么 “高” 的工资还不满意?

请注意, 我这个图里的工资是从高往低排序的. 整个 UCB 里面能拿到五万工资的 TA 仅有 1 个人, 能拿到四万以上工资的, 仅有 18 个人. 那个表往后翻两页是什么风格呢?

第三页, 也就是在全伯克利 TA 中收入在第 41 到 60 名的水平是这样的:

到第 16 页, 也就是收入第 301 高的 TA 的收入是这样的: 年收入仅仅两万三出头.

而这个数据显示, 伯克利的 TA 有超过 3000 人.

伯克利在加州也算是生活成本较高的城市了, 最低工资 (时薪) 高达 16.99.

一年 23000 的收入, 相当于用伯克利的最低工资工作 34 周, 每周 40 小时的收入.

你们好意思说这收入还行? 虽然读博士不至于能有多少结余, 但是这收入.. 也就是没饿死的水平了。

《自然》杂志揭示博士生的苦难生活

首届《自然》博士后调查发现，由于过长的工作时间，缺乏工作保障，再加上工作中的霸凌和歧视，许多博士后正考虑离开学术界。

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为期两年的计算微生物学博士后研究生涯中，Adrian Cazares 虽然获得了成功，但是也受了苦：“我发了论文，但是却不开心。（博士后）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它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这种压力开始对我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Cazares 在今年 2 月开始第二轮博士后研究。这次的单位是欧洲生物信息研究所的惠康基因组园区（Wellcome Genome Campus）。他参与了《自然》对博士后群体的首次调查，是来自 93 个国家的 7600 多名受访者之一。这项问卷调查的数据采集时间是今年 6-7 月，问卷设计了一系列和博士后生活质量有关的问题，比如心理健康、工作时间以及遭受歧视和骚扰的经历（见“《自然》博士后调查”）。 

《自然》博士后调查

今年 9 月，《自然》发布了关于新冠肺炎如何影响博士后及其对未来看法的调查。该系列的第二篇文章对全球博士后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概述。第三篇文章的主题是博士后的生活质量，包括心理健康，以及遭受歧视和骚扰的经历。

最后一篇文章讨论了博士后对他们职业前景的看法。职业未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关键的议题。这项调查是和伦敦的市场研究公司 Shift Learning 联合举办的，相关广告在 nature.com、施普林格·自然数字产品以及邮件中展示。调查语言涵盖英语、中文、西班牙语、法语和葡萄牙语。完整数据可在 go.nature.com/3tmckuq 查阅。

“转折点”

在调查的自由评论部分和后续访谈中，受访者分享了他们所经历的现实，博士后阶段是科研之路的起点，但充满了荆棘。他们的反馈涵盖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高压、长时的工作和与科研圈之外同等研究职业相比更低的薪水，以及普遍存在的工作不稳定性。这些因素都会使博士后的科研道路变得曲折。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的健康心理学家 Renate Ysseldyk 是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R. Ysseldyk et al. Front. Psychol. 10, 1297; 2019）的主要作者，该研究采用访谈和调查的方式研究了女性博士后在学术界面临的挑战。她表示：“博士后是转折点，这是职业的不确定性和私生活的压力产生碰撞的时刻。你来到了这个时刻，必须扪心自问：值得吗？我还能承受吗？”

许多博士后确实向自己发出了这样的问题：51% 的受访者表示，因为和工作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他们已经考虑离开学术界（见“存在危机”）。部分群体更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怀疑。55% 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她们曾考虑离开学术界，而男性中这个比例是 46%。而在自我报告有残疾的受访者中，三分之二的人因为精神问题考虑离开学术界。

这么多博士后质疑自己留在学术界的能力，关于这一点，Ysseldyk 并不感到意外：“这就是我的感受。”她感到自己的博士后研究和母亲的职责无法协调，“我觉得自己的事业很失败，而且还是个不负责的母亲。”在 2019 年的那项研究中，Ysseldyk 和同事发现，女性博士后在养育后代方面有普遍的忧虑。一些人担心成家会让她们的科研 “落后于人”。她说：“对女性来说这是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尤其是她们在请产假的时候。她们不能再进行研究，但她们的科研成果却总要和同事相比较。”

即使是对于那些还没有为人父母的博士后来说，这个职位也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计划。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的地质学家 Kathryn Cutts 在今年 5 月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为此她需要搬家。这是她第四轮博士后，也是在巴西的第二轮。来自澳洲的 Cutts 表示：“我很享受做博士后，我可以在全世界各地转。”但是在多年居无定所，没有固定职位的生活后，她感觉人生岌岌可危。她说，当你是博士后时，“有时你想要组建家庭安定下来，但是要拿到大学的永久职位，你必须得有漂亮的科研履历。因此就有发论文的压力。”

得克萨斯大学休士顿医学中心的博士后癌症研究员 Natalie Sirisaengtaksin 表示，她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博士后想要离开，“追根究底，还是和导师有关。如果不是我的导师，我可能已经离开学术界了。”据她的观察，一些博士后被压榨得太厉害，连自己的生活都顾不上了。她说：“我们有一个博士后支持群体，每个月都会聚一聚，讨论我们的问题。”这个组织的一些前成员为了改善精神状况选择离开学术界。

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对于许多博士后来说，获取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在调查中，只有十分之四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度感到满意。但是对许多人来说，长时间的工作让他们无法再顾虑其他事情。

31% 的受访者指出，他们的合同规定一周工作至少 40 小时，但是合同不过是一张纸。31% 的受访者表示每周的工作时间至少超出合同规定 10 小时。8% 的人表示他们每周要加班 20 小时甚至更久。几乎所有（97%）受访者都要在周末和节假日加班，49% 的人表示他们在职业生涯中已经这么做至少 20 次了。

Anna Coussens 此前是德国的科研支持团体全球青年学会（Global Young Academy）的执行委员，现为澳大利亚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医学研究所（WEHI）的免疫学家。她曾在英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在那儿工作的时候她必须要签署一个弃权声明，在声明中她必须要同意合同之外的加班。即使没有签署这样的弃权声明，博士后们也必须得这么做，“每个人都知道要无偿加班。”

精神健康的代价

长时间的工作、压力和不确定性对精神健康产生了严重危害（见“学术界毁了我的人生”）。差不多一半（49%）的受访者因为工作相关的抑郁和焦虑想要寻求帮助。大约四分之一（23%）的受访者获得了支持，更多的受访者（26%）表示，他们曾想寻求援助，但没有付诸行动。

某些群体遭遇的不幸更大。女性受访者（27%）比男性受访者（16%）更有可能寻求帮助。学科之间也有差异。生态和演化领域中 23% 的受访者，以及生物医学领域中 20% 的人称他们已经获得了精神健康方面的帮助。但是，在化学领域中只有 13% 的人得到了帮助，在工程学领域这个数字是 11%。 

和其他调查中的某些群体相比，博士后似乎不愿意因为精神健康问题求助。在 2019 年《自然》对博士群体的调查中，36%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因为博士学业导致的焦虑和抑郁问题寻求帮助。今年，学术通讯机构 Cactus Communications 曾对处于各个职业阶段的 1.3 万名研究者进行调查，其中 37%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因为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求助。

“学术界毁了我的人生”

在首届《自然》博士后调查的自由评论区，受访者表露了他们的不满和幻灭。

在巴西，博士生要在街上卖吃的才能养活自己，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办法获得奖学金或工作。一位来自巴西的生物信息研究者

每次一个老年男性合作者过来，我都被要求出去和他吃饭喝酒，但是我的男性同事却不需要这么做。这个男人强迫我告诉他我住哪儿，还一直强求开车送我回家。一位来自英国的生物医学工作者

作为在美国的拉美裔博士后，我常常从 PI 口中听到种族歧视言论。我的研究从来没有受到承认。这是我最糟糕的体验。一位目前在欧洲工作的生物科技研究者

博士后工作缺乏稳定性，这是这个群体焦虑和抑郁的主要来源。你无法为 2-3 年后的生活做安排，你总是在找新的住所。一位来自丹麦的物理学研究者

在中国同性恋博士后群体得不到什么支持。一位来自中国的卫生保健研究者

我现在面对的性别歧视比我上学时候的任何阶段都多。我担心这会让我处于比同时期来实验室的男博士后更不利的位置。将来我们会同时找工作，我的产出看起来没有他多。一位来自美国的生物医学研究者

我的导师没有给我什么支持，还要求我拿着很低的工资干很长时间的活，对此我很不开心。我非常积极参与本地的博士后协会的工作，我想要改变未来博士后的条件。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生物医学研究者

学术界毁了我的人生。我的同龄人要么都结婚有孩子了，要么连本科毕业的都挣 6 位数的工资。我还是单身，没孩子，但有抑郁和焦虑，而且还很穷。一位来自美国的生物医学研究者

博士后群体踌躇的一个可能原因在于，精神卫生援助并不总是容易获取。在今年的调查中，只有 27% 的受访者认同“我所在的大学/机构提供足够的精神健康支持”。不到五分之一（18%）的受访者认同“我的大学为博士后群体提供相衬的精神健康服务”。

Ysseldyk 指出，因为博士后常常处于教职员工和学生之间的灰色地带，他们可能没有资格享受其他人能获得的服务，“这是博士后掉入的另一个体制的坑。”

Cazares 认为，他的精神状况在博士后研究的高压环境中遭受了打击，最严重的时期发生在在利物浦大学的那段时光里。该校并没有对此作出评论。对于他来说，推特是焦虑的一大来源。关于经费、论文和奖项的无穷无尽的讨论让他感到不自在，让他觉得落后于人，“每个人都在分享成功，但是很少有人[博士后]在讨论竞争和失败，实际上后者更加普遍。我们必须要思考自己的言论对别人的影响。”

在上一篇文章里，受访者形形色色，遍布全球，流动性强。61% 的受访者在国外工作，近 20% 的受访者称自己属于少数族裔。博士后群体的流动性有助于科研创新，但是也造成了摩擦。一位来自非洲的遗传学家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知名科研院校里做博士后研究，TA 在留言区表示：“作为少数族裔很难在学术界如鱼得水。人们总是认为你很懒，不聪明，或是因为种族多样性的目标才被雇佣的。”

四分之一（24%）的受访者表示曾在目前的博士后研究中遭遇歧视或骚扰（见“骚扰和歧视”），这个比例略高于我们在去年对博士生的调查。国际博士后（25%）更有可能比本国博士后（21%）遭遇骚扰或歧视。34% 的受访者称自己是少数族裔（另有 22% 的人不是），他们表示自己曾经经历歧视或骚扰。女性受访者（30%）比男性（18%）更有可能报告歧视和骚扰的经历。

权力的不平衡

在被问及所经历的不公对待时，大多数人（65%）提到了权力的不平等或霸凌，40% 的人报告了性别歧视，24% 的人报告了种族歧视。和《自然》之前的调查结果类似的是，在报告了性别歧视的受访者中，十分之一是男性。

少于一半的女性受访者（47%）认为，她们所在机构在提高男女平等方面已经做得足够多。有一个博士后在留言区写道，她给学校提的关于改善工作环境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但是后来提了相同建议的男同事却得到了称赞。另一个人的留言强调，女性常常因为和工作质量无关的问题被严厉批判，“因为年龄和体型的问题无法得到晋升。”

令人不快的行为常是高层做出的。在曾遭遇歧视和骚扰的受访者中，57% 的人表示迫害者是导师或 PI。一名来自法国、目前在美国东海岸某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细胞生物学家在评论区写道：“没有什么能保护你免受 PI 的歧视和骚扰，这需要改变。”四分之一的人表示施暴者是组里的其他博士后。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所在机构在支持性别平等方面做出了足够的努力，在种族平等方面这个比例是 38%。

一些博士后在积极推进改革。瑞士弗里堡大学下属阿道夫·梅克尔研究所（Adolphe Merkle Institute）的化学家 Philip Scholten 加入了一个博士后组织，他们对该机构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问题进行了评估。该机构的人数不多，但背景多样。Scholten 表示：“这个机构里有不同国籍的研究者，他们带来了多样性，但是欧洲还是存在种族不平等和种族主义，而在学术界这个问题常常被忽视。”他还补充道，我们应该和这些阻碍做出更多的斗争。

来自墨西哥的 Cazares 指出，他从未在英国感受到任何种族歧视或偏见，“利物浦和剑桥很开放。”他说他也在帮助其他博士后获得舒心的感受，“如果我看见别人落伍了，或因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沮丧，如果他们也在做同样的研究，我会和他们联络，建议合作而不是竞争。”

如本调查一再强调的那样，许多博士后在苦苦挣扎。承认困境是前进的一大步。Cazares 说：“如果你告诉别人你也曾失败，他们会感觉好很多。”

对寒门子弟来说，读博士做教授从而获得高薪与社会地位的康庄大道已经一去不复返。这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美国高校系统的错。在生存面前，改变世界的口号多么无力和苍白。

By 洛天 、环球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