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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的研究者们正在庆祝——他们刚刚研发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款微型计算机。”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登载在西德报纸上的一则正经新闻报道的标题，虽然它看起来充满了黑色幽默。

是的，谈到苏联及其整个华约集团的解体，世人总结的原因可能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便苏联能继续存在，但西方集团对其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全面封锁下，它也将错过整个信息时代——请想象一下，如果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个国家如果在计算机芯片等关键几个技术领域被断供、普及不了电脑、智能手机、电视还是模拟信号的，甚至因为芯片匮乏，连导弹都要省着打……

这样一个国家，别说持续进行冷战对抗了，其经济也将远远被其对手甩开。

而事实上，到了苏联末期，这种征兆已经开始出现了。

1985年，莫斯科科学计算机中心的工程师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在上班摸鱼期间发明了著名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

该游戏经过匈牙利传到西方后一炮而红。

几年后，日本游戏公司任天堂和另一家英国游戏商展开了对该游戏版权的争夺，任天堂紧急派代表去莫斯科与帕基特诺夫谈判，想购买该游戏的版权。

可是当任天堂的谈判代表到达莫斯科后，他们吃惊的发现，与进行他们的并非帕基特诺夫本人，而是苏联安全局和商贸部的高级代表。这让本来就想来谈个游戏版权的日本人大吃一惊。

而严肃的苏联官员们在谈判中提了个郑重要求：这个游戏的版权、价格的问题好说，但能不能把你们游戏机制造技术转让，或者跟我们合作办个游戏机厂，让苏联人民也能玩上他们自己发明的俄罗斯方块？

这个提议看似非常合情合理，但任天堂最终还是拒绝了。

原因是，当时日本刚刚在一起非常严重的对苏技术泄露事件中挨了美国的敲打。日本东芝公司将四台民用数控机床以35亿美元的高价卖给了苏联。东芝当时觉得这没什么——这些技术在日本都是民用的么，你苏联人拿去用好了。

可是，这四台机床车出来的螺旋桨帮助苏联潜艇大大降低了航行中的噪音，以至于第二年，美国设在波罗的海的监听系统，就听不到苏联核潜艇从港口出航的声音了。

于是美国开始了紧急调查，最终以日本和东芝公司违反了西方对苏联进行技术管制的《巴黎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协定》为由，狠狠的罚了东芝一笔，并严重警告了日本政府，威胁将给予制裁。

此事之后，日本通产省紧急警告了所有日本企业，在与苏联的所有产业合作项目中都必须“万分谨慎”。

眼见着东芝刚刚吃瘪，任天堂当然如履薄冰，于是干净利落的拒绝了苏联人联合办游戏机厂的提议：要加钱你们加钱好了。生产技术，我们不敢卖——哪怕就是做个游戏机。

是的，到了冷战末期，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技术实力差距就达到了这种可怕的地步——哪怕西方已经普及的民用数控机床，到了苏联依然有极为重要的军工价值。哪怕是任天堂生产的家用游戏机，西方依然怕苏联把里面的芯片等元件抠下来，反向研发一下，弄个改版安到导弹上去对自己进行威胁。

西方技术海洋中溅出的一滴水，对已经几乎被技术围堵困死的苏联来说，也如久旱逢甘霖般珍贵。

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技术、尤其是涉及芯片制造的电子工业技术，它是一个人类二战以后才兴起的新行当，苏联既然有能力和美国进行冷战，甚至先于美国发射卫星、把加加林送上太空，为什么最终会在这项技术上被对方甩开如此大的差距呢？

须知，技术封锁这种事，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是搞不长久的，英国人当年还想阻止美国人赶上工业化浪潮呢，最后不是也没成么？盗取英国先进纺织技术的“美国工业之父”理查德·阿克莱特美国对苏联过于成功的技术围堵，在人类科技史上，算得上是蝎子拉屎——独一份了。那么，美国人是怎么成功的？苏联人又是怎么失败的呢？梳理历史我们会发现，这关乎苏联机制中存在太多致命的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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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美国人想在科技上对苏联的卡脖子，这本来是个伪命题——至少论电子产业，在起步之初，苏联当初是一点不虚的——甚至一度比美国领先了那么一点点。1946年的2月14日情人节，这是一个人类计算机史上开天辟地的日子。这一天，世界第一台通用计算机（埃尼阿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被组装完成。这台最初的计算机重达30吨、占地面积170平米，一共用了18000个电子管，且每分钟只能执行5000次运算，运算能力远远低于你现在手上拿的这部手机。但这台机器的耗电量相当惊人，据说它开机的时候，半个费城的居民都会知道——因为他们家里的电灯泡会同时发暗。

但埃尼阿克的军用效果放在当时是非常显著的，可以让美军计算一条炮弹弹道的时间，从20多分钟缩短到30秒，还能用来计算核武器的爆炸范围。于是美国政府才愿意拨款投钱，研发这个“秘密武器”。但我们知道，在冷战初期，美英的高层知识精英大多是左派、同情苏联的，核弹技术都被偷去了，计算机的秘密当然也保不住。于是苏联高层很快就意识到了这台机器的革命性。在慈宗斯大林的亲自关怀下，苏联很快将计算机设为其重点研发的项目，全苏联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苏联二战后在东欧的一堆卫星国，都开始憋足了劲儿向着这个方向攻坚。英美大学里同情苏联的教授们，则不停的将相关这些技术传递给他们的精神祖国苏维埃。于是，到了1950年，苏联搞出了自己的第一台通用计算机MESM，用6000个电子管，做到每分钟约3000次运算。算力稍弱，但效率比埃尼阿克高多了，而且还不容易出故障。

而紧接着，抉择的难题也同时摆在了美苏面前——想要提高计算机的效率，必须抛弃笨拙的电子管，采用新的晶体管，那这个事儿要不要做呢？1947年12月，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三名物理学家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利用一块锗晶体实现了对微弱电流的放大，宣告了晶体管的诞生。9年后，这三人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就在同一年，苏联物理学家克拉斯洛夫和其研究生苏珊娜·玛多延，也在基辅一个秘密研究所里搞了相似的实验。并在第二年发表了研究成果，此事后来还引发了那一届诺贝尔奖是否公平的争议。也就是说，在晶体管诞生之初，美苏同时摸到了晶体管计算机的门槛。由于苏联的研发人员更加集中、且得到了政府的重点拨款，甚至苏联一度领先了半个身位。但问题很快来了，苏联人在进一步的试验中发现，晶体管和后来其组成的集成电路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秘密武器”。因为当时苏联的所有军工项目研发都围绕未来设想中的“核大战”展开，而晶体管在核爆产生的电子脉冲面前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被永久性烧毁的可能性很大。于是苏联据此认为，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并不适合核战争，想要在核战中用上电脑，可能还是要用电子管。

对幻想中核大战后的电子管计算机时代，《辐射4》的玩家应该体会深刻……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听取过了相关实验报告后就做了一个指示：“真空电子管在核电磁脉冲下的生存性能比晶体管要强，苏联以后不要搞晶体管，集中力量搞电子管小型化。”实事求是的讲，虽然赫鲁晓夫是乌克兰草原上放猪出身的，但在苏联领导人当中，他算是相当尊重知识分子群体的。但跟在全苏联推广种玉米一样，放弃晶体管，研究电子管小型化，这个决定并非赫式一人的独断，而是听了专家们意见的，或者说，是当时苏联大部分从事这行的科研人员的普遍共识。

但问题就在于，苏联专家们达成这种普遍共识是有其私心的。因为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苏联都在利用国家力量催熟电子管产业，数十个工厂、研究所开工，成百上千的研究人员、工程师、工人指着生产这种长得很像小灯泡的玩意儿养家糊口。这个时候，你若是一个苏联科学家，坚持告诉领导“电子管已经过时了，要搞晶体管”。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科研所的同事、给你发工资的领导，以及与科研所合作的工厂的上千工人、工程师、厂长……他们都可能因为这个重要项目下马而失业、调岗。这个时候即便你知道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敢说实话么？你肯定不敢。不是有那么句话么？如果让19世纪末伦敦大街上拉车的马来投票，那汽车这种玩意儿，压根不会产生。当时的苏联科学家-工程师共同体，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困局——电子管小型化虽然是个死胡同，但这是一个大家都能保住铁饭碗的死胡同。既然如此，那就朝着死胡同里奔呗——反正花钱的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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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要电子管不要晶体管”这个认识，当时美国的很多官方科研人员也想坚持，毕竟心态都是一样的——但幸运的是，无论他们还是他们所能影响的美国政府，都在这件事上说了不算。谁能说了算？市场。是的，在电子工业的发展上，美国与苏联的最大区别，是苏联的研发始终是以国家力量主动推动的，而美国则是以市场为导向自由生长的。美国的消费者可不会想什么“一旦爆发核战，晶体管用不上，大家要为了跟苏联人博弈支持电子管发展”这种劳什子，他们看的就是眼前——晶体管和电子管，哪个轻便好用我用哪个呗！1954年，世界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Regency TR-1（丽晶TR-1）在美国上世了。

这台收音机据称是婴儿潮一代美国人的集体回忆。晶体管的小巧灵便，让这台收音机从过去的大家伙迅速缩小为了“掌中宝”，富裕的美国人没有谁能抵挡拥有一台晶体管收音机的诱惑。于是虽然丽晶 TR-1售价高达50美元，但上市第一年就卖了10万台——美国人当年对丽晶的热捧，跟现在全球对苹果手机的热捧很相似。而市场销量的暴增，很快就对研发产生了“正回馈”，尝到甜头的商家愿意出高价支持学者搞晶体管研发。那些不愿意在守旧的半官方研究所里混日子的有志研究者成批出走，投身更新锐的晶体管研究。于是那个时代美国不断发生类似“仙童八叛逆”的事件，电子研究的旧模式在市场商业竞争的刺激下被不断地颠覆、加速革新。

为半导体革命而出走的“仙童八叛逆”在苏联科学家、工程师被体制锁死，天天打卡上班，耗费着这个国家最聪明的大脑，“奉旨研发”着没有出路的小型化电子管的时候，他们的美国同行们在频繁的跳槽，不断提出新思路，革新产业。美国的电子产业开始发力，逐渐加速甩开苏联的竞争者。当然大多数苏联研究者可能也不在乎这个，研究人员在那个年代的苏联工资体系评级中都很高，搞好跟同事尤其是研究所领导的关系，能每月领到工资不就行了么？与敏锐的美国市场相比，苏联规划委员会虽然是迟钝的，但也不是全瞎。到了20世纪60年代，越战中的美军将他们之前安在收音机上的半导体集成电路用在他们的F-4鬼怪战斗机和AGM-12小斗犬导弹上。

苏联军情报部门在得到这些战争机器的实测数据后——用今天营销号最常用的说法——直接“吓尿了”。军方开始质问苏联国内研发机构：这些年你们都搞了些什么？为什么美国战斗机、导弹有这些我们看不懂的黑科技。于是苏联的电子研发在差距已经很明显的情况下，终于完成了一次艰难的转向，承认了晶体管的先进性，放弃了已经进入死胡同的电子管小型化尝试。此时，“穗宗”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了，“勋宗”勃列日涅夫上位，这位新领导急于看到苏联能在电子产业上赶超美国。于是下了死命令，要求苏联加速电子产业的研发，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但必须在十年内赶上美国。但这个命令，随后在苏联电子行业内，引发了另一些更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比如半公开的科研造假和徒劳无益的“杂技式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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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之前的方向的错误，苏联的电子技术理论和生产工艺到60年代已经与西方脱节了，虽然上层有令，但这个鸿沟无法立刻被填补。于是各苏联研究院为了多快好省的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开始走捷径，仿造、剽窃甚至直接照抄美国同样的芯片设计。在整个70年代，基本上因特尔、IMB、得州仪器等美国电子厂商出一个什么样的芯片、电子产品设计，你就能够在同时代的苏联找到一个类似的仿制品。甚至有时候，不同研究院之间，甚至还会为谁先山寨了美国同行的产品、更有资格申报苏联相关科技创新奖项而打起来。苏联当时的这些“山寨芯片”，虽然还没有没脸没皮到拿砂纸直接把人家的商标擦掉，换上自己的，然后吹说是自主研发。但仍有一个致命的问题——美国当时的芯片研发，是在市场应用场景在场的情况下，反复修改，针对性的设计出的。设计图纸交给工厂以后就能保质保量的做出来，做出来就能安到相应的商品上卖出去。可是苏联的仿制品，是无法享受这个“正循环”的。他们生产的芯片在实验室里能够达到与美国同行近似的质量，但一旦交付工厂批量生产，因为相关工艺达不到要求，质量和良品率都会大大下降。更重要的是，生产出来的这些仿制品严重缺乏应用场景——美国的电子产业是一个接入其社会消费品生活的有机体，芯片造出来，安上相应的电脑、电视、微波炉、助听器是可以直接卖钱的。民众消费能力也能为其研发买单。

可是同时代的苏联民众由于消费力不足，市场的缺失。芯片批量生产出来，根本无法到民用市场上去卖钱。于是苏联的工业规划部门只能为这些山寨芯片强行安排一种应用场景——军工。是的，七十年代苏联军备的急速膨胀，某种角度上说，就是这种本末倒置的结果——为了不在各产业技术研发领域被美国人甩开，苏联研究或仿制，山寨了大量的高技术产品，可是由于这些产品在苏联没有民用市场可以消化，为了让研发和生产它们的钱花得值，于是规划部门不得不更大规模的生产与其配套的军火。“买个鼠标垫，想为它配个电脑”这在今天是个笑话，但“造了一颗芯片，需要为它配个导弹”，“造了一台发动机，需要为它配个坦克、飞机”，这在当时的苏联却是个实景。

这些军工产品虽然不能卖钱，但却可以由国家出钱买单，于是相关产业链的工人、研发部门的研究员们，也就都不至于丢饭碗了。当然，也有苏联研究人员想过“弯道超车”，比如从50年代起，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研究员们就一直在致力于设计和推广一种“三进制计算机”——一口气研发了二十年。与西方首倡的二进制计算机相比，据说这种计算机（至少在理论上）运算效率更高效，最终造出来的计算机也更小巧。这个愿景让苏联为这项研发也曾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苏联科学家们肯定幻想过：这玩意儿要是能搞成了，弯道超车，美国现在耀武扬威的那些芯片不都成废品了么？可是这个科学理论上可行的通路，最终没有走通。理由还是那个——苏联严重缺乏与先进技术相配套的市场应用场景。你的三进制计算机可能更高效，但搞出来以后干什么用呢？同时代算法、程序都是跟二进制相配套的，想与你的计算机相配适，要从头编一个算法、程序。而苏联的民用市场太小了，这东西做出来以后根本不偿失，还不能与国际市场接轨。所以理论上可行的三进制计算机，在苏联永远是一个需要拨款供养的“科研杂技”。等到这套输血体系无以为继的时候，它也就寿终正寝了，甚至破产的比“山寨式研发”还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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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我不知你发现了没有，让苏联在与美国的“芯片冷战”中最终落败的因素，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市场。在电子产业上，苏联的起步技术条件与美国相仿佛，有大量高素质的科研人员，决策者更是在第一时间就非常重视，以举国之力进行重点研发。但因为没有市场，这一切都扭曲了。因为没有市场，苏联无法敏锐而公正的比较晶体管和电子管究竟哪一个更有前途，在后者死胡同里空耗了十几年。因为没有市场，苏联生产了大量看起来赶上脚步，但实则毫无性价比可言、根本卖不出去的“山寨芯片”，从而让苏联整个电子产业成为永远要靠国家输血、拨款维持的“巨婴”。因为没有市场，因为无法与国际接轨，苏联的科研还搞了大量像“三进制计算机”这样看上去很美，实则根本是闭门造车的劳什子，连宝贵的输血，也平白浪费了。这些种种的谬误，最终让苏联输掉了与美国的“芯片冷战”，也同样输掉了其他技术上的比拼，最终沦入八十年代末那种别人的民用技术、甚至游戏机给你都怕“技术外泄”的窘境当中。而我觉得，在“市场”的背后，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词——人。是的，尊重市场的本质，其实就是尊重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进而就是在尊重每个人：当每个消费者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出入百货商店，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出于自己的本心（而不是某种大局规划）自由选择他们到底要笨重的电子管收音机还是小巧的晶体管收音机时，他们无意中也就替整个社会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当“仙童八叛逆”这样的研究者是自由，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方向，遇到权威的学术欺压，说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自信的能靠市场来养活自己时，他们也就自然的能够找到最合适自己发挥的研究方向，而不会在某个研发死胡同里每天憋着气做糊弄事的无用功。当整个市场是自由的，新锐的、更高效更物美价廉的商品总能独占鳌头时，这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比苏联的规划强得多的“内驱力”，迅速催熟一项技术。而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能享有“免于贫困”的自由，能够自由的用双手换来富裕的生活，整个社会的经济、科技水平，会在这种“万类霜天竞自由”中不雕自镂、不扶自直。自己找到最迅速、正确的发展方向。事实上，苏联与美国在芯片之战中所采取的不同思路，让我想起了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一书中的那些话——“利润的最终来源，是对未来的洞见。”“想获得利润的人，必须不停的探索新的机会。他在追求利润时，要根据消费大众的需求调整生产。”“市场经济独一无二的效率，要归功于它激励每个人竭尽全力服务于其同胞。”“没有市场的地方，哪怕是立意最佳的指令，也不过是僵化的文字而已。”

是的，在整个美苏“芯片竞赛”中，苏联主动做了很多，却输了。美国主动做的很少，却赢了。这背后说来，其实也没什么秘诀。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其实美苏这场电子产业之战也如是。相信市场，相信每个人。尊重市场，更尊重每个人。让一切顺其自然后，想赢其实就不难。

By 山巅上的加图

2021年底，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近日反驳了《商业内幕》网站的一篇报道。

　　该报道说，有49名美国国会议员未能及时提交有关资产交易的报告，涉嫌违规。

　　报道认为，在美国抗击疫情、经济动荡、国会推出数万亿美元救助计划之际，这些议员隐瞒了制药股、科技股或军工企业股票的交易信息，涉嫌利用疫情动荡买空卖空，内线交易，是发“国难财”。

　　而佩洛西辩称，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国会议员可以参与股市交易。

　　佩洛西必然如此辩驳，因为她的丈夫同样陷入了谷歌母公司甲骨文的股票交易风波。

　　这49人中有一名典型人物，是新泽西州民主党众议员汤姆•马利诺夫斯基。

　　美联社披露，自2020年初以来，此人买进或卖出了与抗疫相关的医疗和科技公司价值100万美元的股票，而这只是他在新冠大流行期间320万美元股票交易的一部分。上述交易，他都没有按规定做披露。

　　美国媒体介绍说，当市场动荡，数百万人失去工作时，马利诺夫斯基低价买进股票，等市场缓慢恢复之后再卖出。当一些公司因疫情困难向政府寻求财政援助时，他会参与卖空这些公司。

　　2020年3月，随着新冠疫情重挫美国市场，马利诺夫斯基买进了价值19万至62.5万美元的股票。

　　他投资的一些医疗公司在研发测试或者治疗新冠病毒的方法。去年6月，马利诺夫斯基买进了TFF公司的股票，当时该公司正在研发一种抗体疗法，该公司股票价值随后几乎翻了一番。

　　11月，马利诺夫斯基抛售了秘密持有的制药公司默沙东的股票，随后，该公司宣布停止研发新冠疫苗，股票暴跌。

　　美国舆论认为，国会议员参与买空卖空是“疯狂”行为，疫情当头，买空卖空将进一步加剧市场动荡，搞垮市场主体，而马利诺夫斯基并不以为意，仅2021年，他就至少卖空了6家公司的股票。

　　马利诺夫斯基解释说，“这是我们资本主义体系中股票市场投资的一部分。我认为美国人参与这类正常的投资活动本身并没有什么错。”

　　发“国难财”，马利诺夫斯基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原主席伯尔夫妇在美国卫生部公布对新冠大流行的警告之前，通过30多笔交易抛售了60万美元到170万美元的股票，还秘密通知他的一些“金主”也做好准备。

　　参议院卫生委员会委员特鲁维尔在大流行期间的股票交易价值在89.9万美元至356万美元之间，其中包括他所监管的医疗保健公司的股票。

　　美国媒体发现，国会议员与医疗保健领域资本利益勾连，水很深。

　　2014年，约有30%的参议员和20%的众议员持有生物医学和医疗保健公司的资产，或为投资这些行业而设立的专门基金资产。众议院最常见的投资是辉瑞、强生、默沙东和雅培。在参议院，投资者青睐强生、辉瑞和默沙东。

　　2020年，国会议员参与的与医疗健康领域企业相关投资达6800万美元，超过军工和建筑行业股票的总和。

　　比如，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托弗·柯林斯是国会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成员，他与合伙人创建了一家公司，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公布的一项规范诊断测试生产零部件。他还持有这家公司估值在500万至2500万美元之间的股份。

　　柯林斯曾与其他议员共同发起了一项废除医疗设备税的法案，以帮助他大举投资的两家公司。

　　他还提议推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放宽对制药公司在产品上市后跟踪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要求。这一条款将帮助许多制药公司，包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柯林斯是该公司最大的单一股东。柯林斯的两个孩子也持有该公司的股票。

　　而加州民主党众议员斯科特•彼得斯曾召集78名国会议员，反对一项名为“创新法案”的法案，以保护制药公司免受昂贵的专利法律挑战。

　　彼得斯所在的圣地亚哥地区的生物医学公司连续两年提名他为“年度当选官员”。而他的妻子在丈夫抗议专利法前后，积极购买了多家制药和生物医学公司的股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证券法》限制议员的股票交易行为，但上述议员没有人因该法被真正追责。

发国难财的护理用品公司

2021年10月，深交所官网信息显示，关于浙江优全护理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全护理”）创业板IPO的申请进入“已问询”，其保荐机构为国信证券(002736)。

　　据悉，优全护理成立于2012年，主要从事非织造材料和护理用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非织造材料和护理用品两大类，其中非织造材料分为水刺非织造材料、纺粘非织造材料和热风非织造材料；护理用品主要包括湿干巾和纸尿裤。 

　　根据其招股书显示，对首次公开发行，优全护理拟募集资金17.05亿元，投向于新型医疗卫生材料和用品项目以及研发与信息化中心项目。 

　　疫情中大发国难财 哄抬物价下净利暴增超10倍 

　　然而，正在谋求上市并计划进一步扩大生产的优全护理却被曝出在去年疫情期间哄抬物价。 

　　根据深交所的问询函，优全护理子公司金三发卫材、广东金三发由于去年价格违法行为分别受到长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行政处罚。 

　　2020年3月，正是国内疫情爆发之时，优全护理两家子公司却采取“套餐”形式捆绑销售熔喷布和纺粘无纺布，抬高熔喷布和无纺布价格，这些材料均属于作为防疫物资生产的主要原料。经查，在2020年防疫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优全护理捆绑的“套餐”（1吨熔喷布+1吨内层无纺布+1吨外层无纺布）最高价格竟达150万元。 

　　然而，根据上述材料今年上半年的价格，其熔喷布销售单价为3.90万元/吨，而内层无纺布及外层无纺布则均不超过2万元/吨，可见哄抬后的价格远高出正常价格的几十倍。 

　　自然，价格的抬升一定程度上直接推高了优全护理去年的业绩。报告期内，其实现营业收入33.74亿元，实现归母公司净利润11.62亿元，同比增幅分别达到156.33%和1125.86%。 

　　经营是否可持续？今年营收净利双双下滑 

　　对此，优全护理在招股书中同样表示，受疫情影响，公司产品作为防疫物资生产的主要原料，市场需求量短期内急剧增加、市场价格快速走高，导致了2020年度业绩显著增长。 

　　不过，另一方面，这也引出了对优全护理经营业绩是否可持续的疑问。对于剔除疫情因素的情况，优全护理在招股书中披露，预计不考虑疫情下公司去年营业收入为23.7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3.98亿元。能够看出，预算数值远低于实际值。 

　　并且，去年之前，优全护理在2017至2019年之间的营收分别为10.08亿元、11.51亿元、13.16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0.65亿元、0.51亿元、0.95亿元。经计算能够发现，其去年全年的营收基本达到近前三年的总和，净利润更是超过了前三年总和的五倍。 

中国疫苗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2021年9月开始，国内加强针接种程序正式启动。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建议对三类重点人群开展加强接种，主要包括口岸、隔离场所，定点医疗机构从业人员。

目前，在已经明确启动新冠疫苗加强针的地区，接种范围主要限定为18岁以上，完成两剂次灭活疫苗或一剂次腺病毒载体疫苗接种满6个月的人群。

在加强针疫苗的选择上，专家给出的意见是使用原接种企业生产的疫苗，或至少选择相同技术路线的疫苗来接种。如果按此建议执行，先期出货量较大的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科兴中维）和国药集团将受益。

科兴中维和国药集团新冠疫苗产能相对宽裕，满足了很大规模的国内接种需求。2021年4月2日，科兴中维新冠疫苗原液车间（三期）正式投产，年产能达20亿剂；5月13日，国药集团董事长刘敬桢在上海表示国药中生全年新冠产能将达到50亿剂次。

相比之下，康希诺等疫苗厂商面临更多的压力来自于产能。2021年2月，康希诺宣布与上海医药成立合资公司投资建设生产基地，产能将达到5～7亿剂次；智飞生物（300122.SZ）、康泰生物（300601.SZ）年产能分别有5亿剂次和2亿剂次。

此外，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开发的灭活疫苗也于今年6月9日获得国内紧急使用批准，成为国内获批第5款灭活疫苗，预计至年底时产能可增至5亿剂次。

截至2021年10月19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超过22.4亿剂次。按12岁以上人口，每人3剂次和80%接种率目标计算，共需约26.9亿剂次疫苗。国内仍需约4.5亿剂次疫苗，占比16.7%，以灭活为主的市场格局基本落定。

科兴中维和国药集团盈利颇丰。根据中国生物制药（01177.HK）2021年中期业绩测算，科兴中维2021年上半年净利润达400亿元。2020年12月，中国生物制药及其关联方以5.15亿美元投资入股国内科兴中维约15%股权

美国疫苗公司股价飞起

随着新冠病毒变种的蔓延，部分美国部门或企业正在下决心推行“强制疫苗令”，疫苗需求直接刺激美国疫苗巨头Moderna股价一路狂飙，不断刷新历史新高，2021年以来的累计涨幅已高达337%，总市值一度逼近2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680亿元）。

截至目前，70%的美国成年人已经注射一剂新冠疫苗，美国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口占比约为49.7%。但是面对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拉姆达变异毒株，需要更高的接种率才能实现免疫屏障。美国传染病学会(IDSA)在最新的简报中表示，面对德尔塔变异病毒，疫苗接种率要超过80%，甚至可能接近90%，才能实现群体免疫。

意味着，美国距离实现群体免疫仍有较大的差距，或将继续大力推进疫苗的接种。

美国对疫苗的需求再度爆发，这对于疫苗厂商而言，无疑又是一大笔订单，直接刺激美国疫苗巨头Moderna的股价持续飙升。2021年8月9日美股盘中，Moderna股价一度暴涨19%，刷新历史最高点，收盘涨幅回落至17%，总市值一度逼近2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680亿元）。8月10日股价稍有回落，全天跌幅5.7%，股价回落至465.76美元。

拉长周期看，Moderna的股价今年以来的累计涨幅已高达337%，相比其发行价更是暴涨超过20多倍，目前Moderna已经成为了市场上最大的生物科技股之一，更是一举超过了拥有130年历史的老牌医药巨头默克。

而这背后，自然离不开“暴利”的疫苗，据Moderna发布的二季度财报显示，第二季度营收猛增6516%，超70亿美元，净利润达27.8亿美元，均超出市场预期。

摩根大通分析称，由于Moderna的2021年预购剂量基本上已经售罄，预计Moderna第三季度将交付3亿剂疫苗；第四季度将交付3.3亿剂疫苗。此外，摩根大通上调了对Moderna全年营收的预测，预计将达到200亿美元，此前的预测为192亿美元。

市场认为，由于德尔塔变异毒株还在传播，而目前全球的疫苗接种率仅有15%，其中100多个国家接种率甚至不到5%，疫苗接种的潜在空间仍非常巨大。因此，市场预期，Moderna的营收及净利润仍将持续增长，乐观的投资者甚至预计，到2030年，Moderna估值有可能将达到万亿美元的体量。

By 巫乐定、胡一刀

今年8月，深圳一家小广告公司将全球医药巨头辉瑞告上了法庭，索赔100亿，称要弥补公司遭受的巨大经济损失。

理由是辉瑞的“小药丸”侵权了“伟哥”的商标权。
这都怪辉瑞进入中国时候犯的错误，给他的小药丸起了一个很怪的音译，叫“万艾可”，但中国老百姓，都习惯称之为“伟哥”。
当年伟哥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周，每天就开出了1.5万张处方，到第七周，每天开出的处方高达27万张，前9个月的销售额就高达7.88亿美元，创下了世界医药史上的奇迹，可谓全球最强大的印钞机。
随着2001年WTO的签署，辉瑞初进中国，虽然被授予了“万艾可”化学结构专利，但国内的12家制药巨头随即参考欧洲发起了集体诉讼，最终知识产权局宣布，辉瑞万艾可专利无效。

此举惹恼了多位民主党的大佬，以及参众两院的议员，在辉瑞游说团队的鼓动下，纷纷斥责刚刚签署了WTO协定的中国政府不遵守知识产权协议。
终于，2006年，携民主党之力的辉瑞打赢了官司，拿回了小药丸的专利权，开始了对中国男人们的疯狂印钞。
直到2014年，在各方的交易与妥协下，辉瑞提前五年放弃了在中国的专利，而从广告公司手中买到“伟哥”商标使用权的广药，又从辉瑞手中拿到了详细的生产数据，李鬼变李逵，接过了小药丸的超级印钞机。
一年劲销8000万片，几十亿的净利润握在了中国人的手里。

把时钟拨到2017年1月。
随着特朗普击败希拉里登上美国总统的大位，论功行赏分封共和党大员，民主党的大佬和幕僚们不得不离开白宫和联邦政府。
这一年，布林肯组建了WestExec公司，收拢了拜登外交与安全团队的成员，直到四年后，这个用白宫战情室命名的公司全员，跟着布林肯进入了拜登政府。
也是这一年，拜登与妻子创立了癌症慈善基金会，收拢了“白宫抗癌登月计划特别小组”的成员。

再让时间倒退回2016年1月12日，奥巴马在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宣布“抗癌登月计划”正式启动，并任命副总统拜登为计划的总负责人。成员包括国防部、商务部、卫生部等20个政府机构，负责协调全美的医药与卫生机构。在这项联邦政府18亿美元投资的重担下，副总统拜登放弃了2016年竞选总统，转而全力支持前国务卿希拉里。

却不想特朗普意外上台，不仅取消了奥巴马医保，拜登抗癌登月也被迫夭折。

于是Gregory Simon，这位癌症登月工作组的执行主任，在特朗普上台后，出任了拜登癌症基金会的会长。
随即，拜登的基金会就出现了不少“抗癌登月计划”的高级官员，被曝出领上百万美元的年薪，而且，基金会自创立以来科研经费一直是个谜。

至于这位Gregory Simon更不简单，是美国最著名的游说大佬之一，代表着医药与互联网力量游说白宫两会，被《自然医学》列为医保政策“十大人物”。
从2003年开始，他把主要精力从互联网转向了医药，当年对华小药丸施压的背后，就有他的身影。

这位大佬携巨额的竞选资金，在帮助搞出奥巴马医保的奥巴马拜登政府在2008年赢得大选后，就深藏功与名，回到辉瑞出任负责全球政策的高级副总裁，直到奥巴马安排拜登去搞癌症登月计划，才重新出山。
有了医药巨头们的强力支持，拜登在2020这个疫情年，与特朗普的决战中占尽了优势。
11月9日，辉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新冠疫苗大获成功，阻止了90%的感染，远高于美国药监局50%的要求。
有效率是需要逐步爬坡的，辉瑞显然是在忍着憋大招。

而宣布的这一天，距离美国大选投票刚过5天，距离摇摆州投票落地刚过1天。
特朗普被巧妙的错过了研发出疫苗带来的民心振奋。共和党的卫生部长，竟然说自己是从新闻中才得知辉瑞完成了疫苗。
其中，在辉瑞在拜登癌症计划中负责的高级副总裁，自然居功至伟。

而该癌症登月计划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癌症疫苗与免疫T细胞疗法，与新冠病毒的治疗模式几乎一致，这也使得辉瑞在这场全球疫苗军备竞赛当中力拔头。
2019年10月，伟哥专利的正式到期，辉瑞痛失全球收割20年的印钞机。2020年1月，新冠疫情爆发，辉瑞又迎来了更强大的疫苗印钞机。

今年11月2日，辉瑞宣布，因与各国签署加强针供应协议，其新冠疫苗2021年销售预期提高至360亿美元。
这个数字有多夸张呢，去年辉瑞全年营收为420亿美元，仅新冠疫苗一项，就占据了全球医药一哥去年营收的七分之六。
而这个数字，肯定还会再一次被刷新。

就在辉瑞宣布的两天之后，11月4日，南非首都一家实验室首次发现新冠检测数据中的异常，令全球资本市场闻风色变的欧米克隆横空出世。
但是，新冠疫苗不完全是小药丸。

处于政治形象的角度，拜登政府为了赢得全球支持，必须要做足面子工作，将要求辉瑞等美国企业放弃专利权，允许其他国家仿制，甚至还要呼吁其他几个大国也开放仿制。
但是，医药公司就算公开了专利，缺少了其中确保可靠性的生产数据，就像早年国产伟哥据说效用偏低，仿制疫苗的有效率大概也就在50%左右。
此时，拥有着庞大疫苗生产能力，又拥有疫苗模仿能力，还有意愿公开生产数据的中国，也将成为拜登背后医药集团的竞争对手，以及必须争取的对象。
因此今天医药的段子很多可信度都偏低，鼓动中美医药对抗的都是共和党大佬，而民主党的金主们则普遍在压下舆论的热潮。
在天价的利润面前，斗争与合作并存，将是一种常态。而随着中国明年即将开启新一轮的医药改革，中美医药领域的知识产权之争，也将拉起新的篇章。

By 顾子明

自新冠爆发以来，对于历史上细菌战的关注也持续上升。三份关于侵华日军731部队的报告引发极大关注。他们分别为《炭疽菌实验报告》《鼻疽菌实验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的人体实验报告。△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炭疽菌实验报告》封面图，封面印着“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基地生物战实验室”的字样

　　“我用手术刀把他从胸部到腹部切开，他尖叫得很厉害，他的脸因为痛苦而扭曲了。他发出了难以想象的叫声，后来他停了下来。”（原731部队军医）

　　“我们将致病菌注射到西瓜和麦片里，然后带回研究室。在确认细菌完全增殖之后，让中国人吃下这些东西。”（原731部队卫生兵古都证人）

　　“一对母女被留在毒气室里，医生们透过厚厚的玻璃，为她们的抽搐计时，看着母亲匍匐在孩子身上，试图从毒气中存活。”（原731部队军医）

　　“一九四五年一月，由我亲身参加传染坏疽病的实验。实验目的是要查明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天气下可否用坏疽病进行传染。”（原731部队军医西俊英）

　　“我亲眼看到3个人的手指已经全部黑掉了，剩下2人的手指只剩下骨头了。”（原731部队宪兵班仓员证人）

　　二战结束的第4年（1949年），苏联在伯力设立了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公开审判了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731细菌部队部长川岛清等12名罪大恶极的战犯。审判庭上，这些731部队成员，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秘密中的秘密

　　2017年至2018年，日本NHK电视台陆续播出《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两部纪录片，揭露了日本731部队在中国进行秘密人体实验、研发细菌武器的丑行，并首次公布了731部队成员长达20个小时的认罪录音。

　　NHK披露的录音说：“731部队秘密中的秘密是，我们进行了细菌战攻击的研究，然后进行了人体实验。”川岛清的证言称，二战期间，他们在中国对中国军队使用了细菌武器。为了将感染范围扩散至普通老百姓，731部队还将鼠疫菌、霍乱菌和伤寒杆菌投放在村里的水井、水库。

　　NHK还从收集的数百份资料中发现，从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等地招募的高校医学家主导了人体实验的进展。他们在731部队以“技术援助”为名，进行各类人体实验。

　　《纽约时报》在1995年的报道中称，一位匿名的原731部队军医在采访时承认，他们确实将一名中国人分尸，也曾在河流和水井中投毒。

　　给麦克阿瑟的备忘录

　　令人诧异的是，这些滔天罪行在二战结束后被“封存”，主导这些研究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平静地“享受生活”，直到1959年去世。有些731部队成员甚至摇身一变，成为日本医学界、教育界的骨干。

　　美媒指出，部分原因是战后美日达成的一项秘密交易。美国陆军为换取731部队的研究数据，给予石井四郎等人战争罪起诉豁免权，美国帮助他们掩盖了事实，还给这些战争头目发放津贴。

　　1988年，《洛杉矶时报》在报道中指出，二战结束后，美国急于增强自己的生物武器研制能力，当局曾在1947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否认了各界对“美国掩盖日本731部队罪行”的指控，宣称其为“道听途说和谣言”“没有充足证据”“据称的受害者身份不明”。

　　1947年7月1日，美国国家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二战后成立的高级政府官僚机构）在给麦克阿瑟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日本的人体实验信息是唯一已知的数据来源，这些数据来自科学控制的实验，显示生物武器对人类的直接影响。过去，我们依靠动物实验数据进行评估。但这种评估是不准确的，远不如从人体实验中得到的结果完整。”

　　备忘录还声称，“任何一场对战争罪行的审判都会将这些数据展现在世人眼前，这可能会破坏美国国防和安全利益，我们觉得必须避免审判出现。日本的生物武器数据对美国国家安全非常重要，其价值远远超过了对石井四郎等人进行战争罪起诉所带来的价值。”

　　《洛杉矶时报》援引时任美国德特里克堡陆军发言人诺曼·科弗特的话称，“事实是，我们做出了不起诉的联合决定。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是想完好地保留这些实验信息，不让它们落入苏联之手。”

　　在接过731部队的罪恶黑料后，美国开始了大量的生物武器研究。

　　731与德特里克堡的关系

　　公开资料显示，德特里克堡与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为拿到731部队的实验数据，美国共花费了25万日元；731部队的头目石井四郎后来还当过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

　　1956年，德特里克堡被美国联邦政府指定为进行生物研究的永久性研发基地，目的是使美国的生物战水平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军在德特里克堡开展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实验。

　　美国记者约翰·鲍威尔在《日本细菌战：美国掩盖战争罪》一文中写道，“显然，德特里克堡的研究者从日本同行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美国后来研发的生物武器与日本已开发的武器极为相似，例如用羽毛感染孢子病毒就是石井的想法之一。后来，羽毛炸弹成为美国生物武器库中的基本配置。”

　　鲍威尔称，多年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一直将进攻性生物制剂保存在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实验室里，以备不时之需。围绕德特里克堡，马里兰州还有诸多生物研究实验室，为CIA非法储备生物制剂，比如位于巴尔的摩市的亨廷顿研究中心（The Huntingdon Research Center）。

　　美媒的相关报道印证了鲍威尔的说法。

　　《纽约时报》1975年披露称，美国国防部一位名叫查尔斯·森尼的工程师表示，自己曾参加过德特里克堡陆军实验室对纽约进行的“脆弱性研究”，该研究旨在测试生物战的危险性。他们还在华盛顿一幢大楼的供水系统中秘密放置了一种有色染料，目的是测试在供水系统加入生物制剂后，大楼里的人们能多快被杀死或丧失行为能力。

　　此外，《华盛顿邮报》1977年报道称，CIA在其它国家进行了生物武器实验，比如将猪瘟引入古巴。此前，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下令销毁所有的生物毒素供应，但据相关证词，贝类毒素和眼镜蛇毒液等仍然存在，有些生物制剂甚至还储存在德特里克堡。

　　美国国家档案馆数据库的资料显示，从1946年到1949年，近60份731部队相关采访和研究都是在德特里克堡进行的。

　　2019年7月到8月，德特里克堡内部报告了两次泄漏事故，美国疾控中心（CDC）在现场检查和评估之后，停止了该实验室的研究项目。但关停不久，德特里克堡便“复活开工”。

美国的“秘密武器”并不只是核武器

在讲述二战的各种历史资料里，日本对中国和苏联使用生物武器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页。多年以来，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成功地封禁了对这段历史的讨论。日本政府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发动的细菌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犯罪行为，可能导致大范围疫病的流行，危及无数人的生命安全。美国政府为何也要参与进来，非法地掩盖日本战争罪行的证据呢？如今公开资料显示，华盛顿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们想确保美国能够独自占有某种“极具价值”的军事资料。

美国从未如此不加掩饰地执行双重标准。作为敌人手中一种具有潜在威力的武器，生物武器在进入美国的武器库之后能够成为一种可被接受的、有价值的军事工具。我们的一些军方领导人在对生物武器进行描述时甚至变得情绪激昂起来。在他们的价值观里，生物武器是符合“人道主义”的，因为这种武器提供了取得胜利的捷径，它可以拯救生命，尤其是可以拯救美国人的生命。此外，与那些传统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成本低廉，而且还不会对物质财产造成破坏。

如今我们回首往事，就不难明白为何这段历史多年以来一直被尘封了。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关于这段历史，偶尔会有一些零散的碎片浮出水面，不过每一次都会遭到美国官方的否认，而且通常都伴随着看起来颇为权威的驳斥。

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曾指责美国使用了日本早期生物武器的升级版本。美国不仅否认了中国人的指控，而且还声称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日本曾使用过生物武器。1952年11月的美国《空军》（Air Force）杂志上刊登了约翰·J·德里斯科尔（John J. Driscoll）上校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体现了当时很典型的美国立场：事情最初源于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1949年12月对12名前日本军人的指控，那些日本人受到指控是因为他们曾在二战期间“制备和使用过生物武器”。其实，早在1946年8月，日本生物武器实验项目就已经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排除在审理工作之外”，而苏联人当时也是那个法庭的成员。可是即便如此，在北朝鲜对南朝鲜进行6个月的入侵之后，这些又被旧事重提了。

石井四郎/资料图

事情的真相与上述文字所讲的情况完全不同。事实上，日本生物武器实验项目并没有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排除在审理工作之外”，它只是被“压了下来”。在30年代末，日本的生物武器已经在实验室里发展到了相当先进的程度，那些武器在日本对中国军队和平民的攻击中获得了非常成功的应用。不过，对俄国人进行攻击时取得怎样的效果，目前尚缺乏资料证实。到了1945年，日本已经拥有了一个十分庞大的生物武器库，日本所拥有的细菌、细菌载体和投射载具的数量达到了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匹敌的程度。

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生物武器方面获得毫无争议的领先地位，主要是因为日本科学家在动物和人体上进行了致命的病菌实验。充当人体实验对象的大多是中国人，也有部分俄国人，如一个日本参与者所说，另外还有一些“混血人种”。据估计，至少有3000人在实验中死亡，其中一些是被病菌感染而死，另一些在身体条件恶化后由于不适宜继续参与实验而被杀害。此类传闻多年来从未消失，不过均遭到了日本与美国的否认。

此外，直到最近才获得披露的一些信息显示，在那些人体实验对象中，还有数量不明的被俘美国士兵，他们是在战争爆发初期被日本俘虏的，一直被关在中国东北地区距离日本细菌武器实验室不远的战俘营里。不久前，我们刚刚获得证据：其实美国政府早就知道日本人所犯下的那些战争罪行，美国之所以掩盖证据，其目的在于确保美国能够独占日本的生物武器技术。那些美军士兵在日本实验室里受尽折磨最后死亡，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利益，美国政府并没有为他们伸张正义。

在根据《信息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被解密的包含“顶级机密”的政府文件中，我发现了许多细节，我对当时大量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道德水平产生了质疑。甚至美国的一些医疗专家也参与了证据的掩盖工作，这种对不人道罪行进行掩盖的行为是对他们从医誓言的极大讽刺。

这一切要从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说起。当时，一名叫石井四郎（Ishii Shiro）的日本军医向上级长官提议，日本可以通过成本低廉的生物武器对敌军造成大量伤亡。这位石井四郎后来官至陆军中将，正是这个人，最终建立起了一个可独立运转的、先进复杂的大型细菌和昆虫培养设施，建立起了可供进行人体实验的监狱、实验室和制造细菌炸弹的生物武器库，此外他们还有自己的机场、特种飞机和一个可供处理人体实验对象尸体的焚尸房。

石井四郎中将主导的细菌战当时并未受到人们的注意，有可能因为那些生物武器攻击行动本身未获得预期效果，也有可能因为中国或苏联受害者把疫病的爆发归于自然原因。不过，还是有一些此类攻击行为被中国人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资料显示，受到日本生物武器攻击的中国城市有11个，在1940-1944年期间受到日本人为传播疫病而死亡的中国受害者有700人。苏联方面并未提供任何细节，他们只是说自己是日本生物武器攻击的受害者。

当时有两起事件被报道了出来。中国国民党当局声称，1940年10月27日，日本人向华东地区上海附近的宁波市投掷了生物武器。虽然这起事件并未经科学手段证实，但人们当时观察到的情况是高度可疑的。有人看到盘旋在宁波上空的日本飞机上掉落了一个物体。随后不久，大量跳蚤出现在该地区，有99人感染了病菌，除了一人其他全部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宁波的老鼠并未感染疫病。在当地，人类瘟疫爆发往往是由鼠疫流行所导致的。

1941年11月4日清晨，人们发现一架日本飞机在中国湖南省常德市上空盘旋。那架飞机并未投掷炸弹，而是向下抛洒了小麦和水稻颗粒以及纸张和棉絮，那些东西大多散落在常德市东门区的两条街道上。在接下来的三周里，住在两条街上的6人相继死亡，死者的症状非常像感染了瘟疫。在第六个人死亡后不久，曾受到国联邀请赴印度担任瘟疫专家的陈文贵医生领导一支公共卫生专家组到达了常德。经过尸检后，他发现那些感染人体的病菌是经过人工培养和动物实验后才能产生的。这一次，人们还是没有发现鼠疫的流行。

1945年8月8日午夜，苏军坦克正在跨越中苏边境时，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就在那一段宽限期里，日军毁掉了他们在中国东北建立的生物武器研发生产设施，杀害了剩余的还未使用过的人体实验对象（据说仅处理尸体就花费了30个小时），并把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宝贵的实验设备运往了南朝鲜。据报告，其中一些设备最终被偷偷运回了日本。

1949年12月，在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日军大量恶行被揭发出来，法庭收到的证据显示，中国国民党当局对日本提出的细菌战指控是成立的。军令和铁路运输单据都证实日军曾运输过生物武器物资；此外，其他大量能够证明日军罪行的日本文件也出现在了法庭上。

石井四郎所领导的负责生物武器生产的主要工厂名为“731部队”，关于这家工厂，一些资料是这样描述的：据专家计算……该工厂在一个为期数天的生产周期内可以培养3万万亿个病菌……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从培养基表面刮下来的那层粘稠的、奶油一样的病菌的数量是用公斤来计算的。

据计算，仅仅这个工厂每月的病菌产量就有8吨之多。

此外，石井四郎所领导的机构还从事其他一些与生物武器无关的医疗项目，其中一个被委婉地称为“净水部队”（他的确是研发过有效的净水设备的）。在被日军入侵的亚洲国家，日军强征当地女性“款待”日本军人。在“慰安所”门外往往会排起长队，这就导致医疗卫生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军事医疗人员让那些被关在“慰安所”附属监狱里的女性“感染上梅毒，以便研究预防梅毒的有效办法”。

近期出版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等3部5册档案文献集。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封面图

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另一项被揭发的日军罪行是“冷冻实验”：那些中国人被带到气温在零下4摄氏度的户外，他们手臂裸露在外，然后用鼓风机吹向他们的手臂，直到他们的手臂被完全冻住。冻住的标准是，用铁棒敲击手臂发出的声音与铁棒敲击木板发出的声音相似即可。

然后那些中国人便会被带回室内，各种各样的解冻实验便开始了。据“731部队”监狱人员的描述，那些中国男人和女人，也就是冷冻实验的受害者，他们的骨头会从腐烂的皮肤里穿出来。一些纪录片对此类实验的描述更加触目惊心。

行文至此，能够证明日军上述罪行的证据大多来自中国国民党当局、北京和莫斯科，其中一些日本战俘可能是在压力之下开口的。不过，一些后来逃回日本的细菌战参与者还是打破了保守秘密的承诺。在数百本由日本退伍老兵撰写的回忆录中，仅有几本出自前“731部队”成员之手。秋山浩（Hiroshi Akiyama）在两篇杂志文章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曾做过陆军上尉的木村文平（Bumpei Kimura）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前少校榊亮平（Ryohei Sakaki）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们是如何通过空投老鼠和田鼠（一种与老鼠相似的啮齿类动物）将病菌扩散的，此外他还介绍了石井四郎研发的能够快速繁殖跳蚤的“育婴房”，在那里可以快速生产出数百万只跳蚤。

不过，关于石井四郎的部队所扮演的角色最具戏剧性的证言还是来自吉永晴子（Yoshinaga Haruko）拍摄的曾在东京广播公司播出过的一部一小时长的纪录片。1976年11月19日，《华盛顿邮报》对此进行了报道：在这部影响力并不大的关于日本细菌部队的纪录片中，吉永晴子导演揭开了日本在战时和战后严格保守了多年的秘密。她走遍日本各地，面见了20名曾在“731部队”服役过的老兵……其中有4名老兵同意接受她的采访。吉永晴子发现，那些老兵的证言与苏联军事法庭上对日军提出的战争罪行控告是完全吻合的。

吉永晴子采访过的一些老兵表示，他们曾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报告给了驻在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一名叫江口的老兵说自己是“第二个被叫去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报告情况的人”，他们为他的证言“做了记录”；高桥曾是一名军医和陆军少校，他说：“我1947年去过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两次，调查员让我写一份报告，他们说只要我写下来，他们就会保护我免遭苏联人的报复”；曾当过飞行工程师的熊本说，战争结束后，石井四郎去了美国，他是“带着他的研究数据去的，他为我们大家求了情，希望能得到美国的赦免”。

《华盛顿邮报》曾尝试就上述日本老兵的证言进行求证，该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国防部和司法部的媒体事务官员们说，他们不掌握相关信息，不过他们会进行调查”。两年后，我给这两个部门写了信，询问他们的调查是否已经结束。司法部回复说，这件事不属于他们的职权范围，因此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国防部最初回复说他们找不到《华盛顿邮报》曾有这样一篇报道。在我的一再追问之下，他们让我去国防部下属的影音资料馆查询那部纪录片的情况，而影音资料馆的人对我说他们的馆藏里没有这样一部纪录片。

根据《信息自由法》查询重要资料需要人们具备很大的耐心，而且经常需要运气的配合才能有所收获。我曾就吉永晴子拍摄的日本细菌战纪录片向国防部进行过多次查询，结果一无所获。不过，最后有一位颇有责任感的陆军中尉对我说，他自己也找不到关于那部纪录片的任何资料，不过他发现一份档案与日本细菌战有关。那份档案里有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大部分电报往来记录，其中还有一些与日本细菌战有关的报告（本文稍后会加以引用）。

在这些查询工作中，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很多尚未正式解密的文件曾在50年代美国法律乱局中在由诸多美国政府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被提及过，因此那些文件本身或对文件所包含内容的描述可根据《隐私法》（Privacy Act）通过对那些私人档案的调取来获得。

一旦石井四郎把中国人用作生物武器实验对象的情况获得证实，那么我们便可以确信，他同样也用过美国战俘，也许还用过英国战俘，他甚至还可能用日本犯人也做过实验。也许由于不同种族对某一特定病菌的接触史不同，在某种情况下，不同种族对同一种病原体所产生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直到最近，我才在1949年苏联军事法庭的审判记录中发现了两条线索，其中一条指出：“早在1943年，作为‘731部队’研究人员的皆田就被派往战俘营，以测定美国士兵血液的一些数据以及那些美国士兵对传染病的免疫力”。

由于某些无法说明的原因，那些苏联检察官忽略了这条以及其他几条非常容易吸引人注意力的线索。不过，美国检察官在参加东京审判时的表现也是如此，他们也曾频繁遗漏某些有价值的东西。美国检察官们不但看起来不愿意追查有关美国战俘的报告，而且他们很明显地对与日本细菌战有关的任何事情都缺乏兴趣。

当中国的蒋介石政府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回到首都南京时，他们发现南京还有另一支被称为“多摩部队”（TAMA Detachment）的生物武器研究机构。这支“多摩部队”成立于1939年，最初是作为“731部队”的分支机构而存在，后来发展成了一个有12个部门、1500名工作人员的独立的生物武器研究机构。与“731部队”一样，“多摩部队”也使用在押犯人进行人体实验。南京派出的中国检察官向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了关于“多摩部队”的报告，中国检察官要求必须将“多摩部队”纳入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起诉范围。由于中国人的一再坚持，法庭最终答应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在1946年8月29日的庭审记录中，我发现法官和美国诉讼律师戴维·萨顿（David N. Sutton）之间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戴维·萨顿：敌人的“多摩部队”使用平民进行医学实验，他们用平民来测试人体对有毒血清的反应。这支“多摩部队”是日军最神秘的机构之一，被他们屠杀的人到底有多少目前还无法确定。

庭长：关于用平民来测试人体对有毒血清的反应这件事，你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吗？这是一个新情况，我们从未听说过。你就只提供这一点情况吗？没有其他信息了吗？

戴维·萨顿：目前我们还无法提供更多证据。

日方的一位辩护律师提出反对，他说“戴维·萨顿并没有为自己的指控拿出足够证据，那也许只是一个从事疫苗接种的机构，是为中国平民提供服务的机构”。法庭采信了辩护律师的说法，判定南京方面提出的日本进行细菌战的证据不能被法庭接受，随后法官说中国国民党当局没有对情况进行严格的调查。

这种情况显然是不正常的，如此牵动人们神经的事情法庭竟然没有追究下去，法庭竟然没有亲自安排人员进行调查。而且当时法官本人也是非常吃惊的，他说过“这是一个新情况”这样的话，他还问戴维·萨顿“你就只提供这一点情况吗？没有其他信息了吗？”当时的戴维·萨顿完全可以点燃导火索把事情引爆，虽然法官催促他多说一些，可他很显然不能（或者说不愿意）那样做。

如果说美国政府下辖的某些机构不能或不愿对日本细菌战的情况进行调查的话，其他一些机构却一直在对日军的生物武器项目进行暗中调查，而且这种调查在二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了。目前已经解密的档案是1944年1月28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写给联合情报参谋部（Joint Intelligence Staff ）的一份备忘录：“据1943年12月21日一个可靠的情报来源报告，日军在日本京都有一个细菌战实验室……”，这份备忘录还提到中国此前在这方面发表过的一些报告，而且提到一份未经证实的文件也曾指出“1941年初，日本北海道西南部港口城市小樽附近的捕鱼活动曾一度暂停，因为在小樽大学实验室被洪水冲毁后，一些人工培养的鼠疫病菌已经随着洪水流入大海”。

在最近解密的美国情报部门档案中，我发现了一份在华美军G-2部门撰写的报告，里面提到了一名日本战俘交待的情况：1942年浙江战役期间，日军占领了一片曾遭到生物武器攻击的地区，日军的伤亡人数在很短的一个时间段内急剧增加，疾病以霍乱、痢疾和鼠疫为主。被感染的士兵大量涌入医院……那些被霍乱感染的日本士兵往往由于接受治疗太晚，大多死掉了。这名日本战俘看到，南京水供应与净化部门（也就是“多摩部队”总部——原注）的数据显示，死亡数字在1700人以上……日本战俘认为，实际的死亡数字可能会更高，因为“压低那些令人不快的数字是日军很通常的做法”。

这份在华美军G-2部门的报告在结尾处对那名日本战俘做了一些描述，说他曾在南京和九江日本细菌部队服役，是个“非常聪明、诚实的人……他提供的信息是可靠的”。

美国陆军防化兵部队的威廉·克雷西（William Creasy）少校在二战结束10年之后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陆军早就注意到日本的细菌战动向了。克雷西少校认为，日军对美国使用的纸气球炸弹（二战中日军在日本本土释放携带炸弹的气球，利用高空气流飘到美国本土后落地爆炸）很可能就是一种生物武器。“据美军掌握的情况，日本早在1932年就开始对生物武器表现出兴趣了。1937年，他们已经建立起了生物武器研究和实验机构”，他写道。

我在杜鲁门图书馆查阅到的档案显示，战争刚刚结束，美国政府就开始对日本发动细菌战的情况展开了调查。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杜鲁门总统就派遣了一个科学调查组前往日本，担任组长的是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博士，他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担任校长。1945年10月3日，日本投降后还不到两个月，康普顿博士回到华盛顿，当面向杜鲁门总统报告了调查的初步结果。第二天，康普顿博士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篇长达6页的调查报告。整篇报告信息量很大，其中对日本生物武器情况的分析很吸引人：如果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日本在细菌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能够对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或技术进步有所助益的话……我们的医学专家和细菌学专家们通过与军方医疗机构的紧密合作，正在持续不断地在这方面加紧研究工作。看起来，日本对细菌战已经做了很积极的准备。截至目前，他们一直否认自己有任何发动细菌战或为发动细菌战进行准备的意图，不过我们对他们的否认态度是存疑的，我们正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工作。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调查工作进展缓慢，持续了数月之久。他们最终确定了日本细菌部队中一些高级军官的名字。石井四郎一直声称，他们所有的工作都是防御性的，他从事的是水源净化工作，因为中国人，尤其中共方面的人，一直在污染日军的饮用水水源，而且他也相信苏联人打算对日本发动细菌战。

在面对美国调查人员时，石井四郎最初给人留下了一种很狡猾的印象。他利用了美国调查人员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他把一切都归咎于中国和俄国的共产党人，说他们十分残忍、对人命毫不在意，这些描述其实正适合他自己。在他的细菌战行为无法掩饰时，他又开始为自己寻找借口，希望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合理化。石井四郎坚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共产党的反击，“他们”那样做，所以日本不得不做些事情防止自己在战场上处于弱势。

在最初的几次谈话里，日本人一直想掩盖真相。北野政次（Masaji Kitano）是石井四郎离开“731部队”期间该细菌部队的代理领导者，他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此外，另一个从事细菌战的“100部队”的领导者若松雄二郎（Wakamatsu Yujiro）也是如此，“100部队”主要从事动物疾病的研究（其实他们也用人体进行实验，以便研究家畜传染病对人类的影响）。这些接受询问的日本军官都说，所有记录都已被销毁，所有人员也都已被遣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不是苏联和中国国民党当局，美国的调查工作也许真地会无果而终。苏联和中国国民党当局都拿出了足以给日本人定罪的证据。苏联发表了对两名被俘的日本细菌部队人员川岛和唐泽的审讯记录。这份记录描述了日本细菌战研究机构是如何运转的，他们是如何培养病菌宿主的，两名日本俘虏承认自己做过人体实验，他们还描述了石井四郎是如何通过制造特殊炸弹解决生物武器载具的问题的。关于这些信息是如何传递的，目前仍无法确定。美国方面的档案显示，上述信息先是被送往驻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不久后其下辖的国际起诉科（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才获悉。不过，苏联人对事实给出了另一个版本。根据苏联方面的说法，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拒绝接受中国在“多摩部队”问题上提供的证据之后，苏联诉讼团队把川岛和唐泽提供的书面证据交给了美国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凯南（Joseph B. Keenan）。

如果苏联方面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么很难理解为何约瑟夫·凯南和他的诉讼团队没有立即就日本的生物武器问题展开全面调查。无论哪种情况是真的，很显然上述信息很快就通过高级别情报管道送达了美国高层，而且美国很快就决定对所有与日本细菌战有关的消息进行严密封锁。

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鼻疽菌实验报告、炭疽菌实验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的封面。

在掌握了苏联提供的对川岛和唐泽的审讯记录之后，麦克阿瑟手下的调查人员重新对石井四郎以及其他几个有名的细菌战参与者进行了询问，他们的否认态度很快就瓦解了。于是，在东京和华盛顿之间开始出现多封紧急密电。1947年2月10日，美军远东司令部总司令（CINCFE）对美国陆军部（War Department）说，苏联人正在为获得审问石井四郎等人的许可施加压力。这位总司令说，他不认为苏联人能问出什么新东西，不过他觉得如果对苏联人的审问过程加以分析，也许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线索。

华盛顿回复说，苏联提出提审石井四郎的要求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日本是对中国使用的生物武器，而不是对苏联，整件事情跟苏联毫无关系。不过，如果能够采取某些预防措施的话，美国也许可以借给予苏联提审许可展现出一种“善意姿态”。需要做的是：首先，让最有能力的美国审讯专家对日本人进行重新审问，如果这一过程中美国能发现任何新的或重要的信息，那么就应要求日本人绝不能将这一信息透露给苏联；最后，一定要告诉日本人，绝不能向苏联人提起自己曾被美国调查人员审问一事。

三个月之后（也就是在美国生物武器专家从华盛顿前往日本对重新审问进行指导之后），美国的调查工作出现了重大突破。1947年5月6日，从东京发往华盛顿的一封电报写道：东京这边日本人的表态内容能够证实苏联监狱里日本人的话是真实的……三个日本人都知道人体实验的事，他们对实验进行了描述，石井四郎也默认了这一事实；日本人曾在中国进行过实地试验……报告显示试验项目的规模……1945年8月，他们的“731部队”销毁了400公斤（880磅）干燥处理过的炭疽病菌……石井四郎很不情愿地承认，他上面还有更高级别的领导（也许是将军级别的人），石井四郎主持生物武器研究，那个领导是知晓的，而且是那个领导授权石井四郎这样做的。石井四郎说，如果美国方面能提供书面保证，让自己、自己的领导和下属免遭“战争罪”起诉，那么他愿意对整个项目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石井四郎说，关于如何在战略和战术层面使用生物武器进行防御和进攻，他掌握大量重要的理论知识，这些知识都是通过在远东地区寒冷的气候条件下实地使用最先进的生物武器之后获得的。

美国国会图书馆科学技术部档案室保存的人体实验报告书复印件。来源：新华社

美国国会图书馆科学技术部档案室保存的《炭疽菌实验报告》封面及部分内容。

在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种三方博弈的紧张局面。苏联方面要求，要么在战争罪法庭上把细菌战正式确立为一个问题，让石井四郎等人坐到被告席上去；要么把那些日本人送往苏联受审。麦克阿瑟手下的工作人员一方面与苏联代表周旋、拖延时间，另一方面要求石井四郎把一切都说出来。而石井四郎要求为自己在中国的战争罪行先获得豁免，他只是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非核心的东西，他很聪明地暗示，自己知道该如何在寒冷气候中使用生物武器（也许是在西伯利亚地区？）从那时开始，没有人再提起过中国国民党当局，中国人要求对石井四郎进行严惩的诉求也无人再关心。如果美国认为整件事与苏联无关，那么显然它认为整件事也与中国无关，而是只与美国有关。

美国对麦克阿瑟上面那封报告重要进展的电报进行了回复，这封回电采用了最高保密级别。华盛顿在密电中问石井四郎或其他日本细菌战相关人员是否已经被确定为战犯或已经被纳入即将被确定为战犯的范围。在东京方面，驻日盟军总司令法律事务部的阿尔瓦·卡朋特（Alva C. Carpenter）上校对华盛顿进行了回复，他在回复前与负责战犯起诉工作的国际起诉科（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进行了“协调”。鉴于东京的麦克阿瑟和华盛顿都对日本的细菌战行为有了掌握，卡朋特上校于1947年6月7日向华盛顿发出的电报如下：

“法律事务部关于石井四郎等人的报告和文件都是以匿名信为基础写成的，据说里面包含许多流言和口头证言。截至目前，法律事务部通过对大量与日本在华细菌战有关人员的审问，并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支持对他们提起战争罪指控。那些所谓的受害者的身份是无法确定的。服刑者、农民、女性和儿童都被日本人用来进行生物武器实验的说法是无法证实的。日本共产党声称，“石井细菌战部队”在奉天（即中国沈阳）用被俘美军人员做人体实验，而且还说与此同时日本人在东京和京都也在从事此类研究。石井四郎的部下无一人受到指控或被认为是犯下战争罪的嫌疑人，也不存在足够的证据支持这样的指控。”

三周以后的6月27日，卡朋特上校再次向华盛顿发去电报，他在电报中说已有“强有力的详细证据”证明日本使用过生物武器。然后，他又写道：“从国际起诉科的上述观点的确可以得出日军在石井四郎的领导下违反陆战规则的结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起诉科建议对他们提起诉讼”。卡朋特上校解释说还需要更多证据，通过彻底调查让事情水落石出。他用律师的口吻最后写道，提起诉讼是困难的，这是国际法庭在提供证据方面的规则所导致的一个难题。

华盛顿很显然从卡朋特上校那里听到了自己想听的东西。“匿名信”、“据说”、“流言”、“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无法证实”、“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起诉科建议对他们提起诉讼”……所有这些用词后来都出现在了给予石井四郎豁免待遇的正式文件中。

限于篇幅，我无法在本文展示更多文件和电报的内容，读者可能会在那些文件和电报中发现更多的细节。有证据显示，日本生物武器项目比当时美国调查人员想象的要庞大得多。美国太平洋战区医疗情报官员发现，日军在频繁使用一种非常先进的“净水设施”，其中包括很小的便携式实验装置。当时美军医生们不理解隔离服等日本装备的用途。40年代中国华中战场上爆发的不同寻常的疫病如今看起来已经不像当时那么难以理解了。

1947年7月1日，爱德华·怀特尔（Edward Wetter）和H.I.斯塔布菲尔德（H.I. Stubblefield）在为少数军方和国务院高级官员撰写的一篇备忘录中表现出了罕见的坦诚态度。

他们报告说，石井四郎等人非常配合，他们正在撰写大量报告，而且他们已经同意提供“8000多张经过生物武器实验后人类和动物尸体组织的照片”。他们指出，人体实验的效果要比动物实验好得多。他们指出，据判断苏联仅仅掌握“一小部分技术方面的信息”，由于“那些日本人受到战争罪行指控会导致数据被所有国家获取，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必须尽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还强调，日本人所掌握的实验数据“对美国自己的生物武器研究项目具有重要价值”，而且“日本实验数据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价值极大，其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战争罪行诉讼本身”。

1947年7月15日，“国家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SWNCC）的塞西尔·胡伯特（Cecil F. Hubbert）对爱德华·怀特尔和H.I.斯塔布菲尔德的备忘录进行了回复，他同意二人的观点，但也提出警告，那样做未来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因为“在德国的‘国际军事法庭’已经把石井四郎等人所做的那种人体实验判定为战争罪”。他接着指出，美国“目前正在德国纽伦堡对一些德国一流科学家和医生提起诉讼，因为他们曾在人体上进行实验，对实验对象造成了很多痛苦，并导致了实验对象的死亡”。胡伯特还警告称，如果苏联方面要求对日本战犯进行交叉审查的话，整件事可能会被暴露，届时局面将无法收拾：要知道，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即苏联人在奉天地区进行独立调查可能会发现美国战俘曾被用来充当以生物武器研究为目的的人体实验对象，而且那些美国实验对象已经因此死亡……

虽然存在上述风险，不过胡伯特还是同意怀特尔和斯塔布菲尔德的观点，他主张采取保密措施并给予那些日本细菌战参与者战争罪行的豁免权。他写道：“目前手中的数据……并不足以证明石井四郎等人犯下了战争罪”。

美国安排了大量医疗人员对日本人提供的资料进行了评估。华盛顿派往日本进行实地评估的第一批专家之一就是诺伯特·费尔（Norbert H. Fell），他于1947年4月初启程前往日本。6月底，诺伯特·费尔医生回到华盛顿。来自东京方面的说法是，应该向费尔医生开放所有的相关电报记录，因为“他是掌握最新第一手资料的调查专家”。

埃德温·希尔（Edwin V. Hill）医生是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一位医学博士、基础科学带头人，他在报告中提到了石井四郎等人保留的一部分技术数据。他写道，此行赴日的目的在于获取更多资料，以便对日本人已经提供的材料进行证实，“我们对他们从中国转移到日本的那些病理资料进行了检查，并获取了对理解病理数据有价值的记录等说明性材料”。

埃德温·希尔等人与19名日本生物武器专家进行了谈话，证实了许多以人类和动物为实验对象的独立实验结果，此外还涉及一些与植物疾病有关的工作。他们还对石井四郎的净化流程以及通过飞机喷洒病菌气溶胶的系统进行了调查。石井四郎等人向美国专家们描述了炭疽杆菌、肉毒杆菌、布鲁氏菌的人体实验细节，包括被感染的人数和最终死亡的人数。

埃德温·希尔在报告的结尾指出，日本人所提供的材料是极为珍贵的，是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他甚至代表石井四郎等人求情：此次调查收集到的证据极大地弥补和扩充了我们此前在这一领域的知识。日本科学家向我们提供的数据需要我们自己耗费无数美元和多年时间才能取得。我们获得了大量关于人体对病菌易感性方面的数据。我们在自己的实验室中是无法取得那些数据的，因为这需要进行人体实验，而进行人体实验会在良心上对我们造成不安。获取那些数据仅需25万美元，与其研究成本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所获得的病理数据是那些实验的价值所在，我们希望对自愿提供这些数据的人给予方便，使其免遭麻烦，我们应尽一切努力防止数据落入他国之手。

1947年10月，德特里克堡基地派出调查日本细菌战的希尔博士在调查报告中，对花25万日元的记载。来源：新华社

埃德温·希尔在报告中提出“应给予方便，使其免遭麻烦”的那些日本生物武器研究人员不仅让人体实验对象感染上病菌以研究死亡的比例，而且有时候为了获得更详细的科学数据，他们还有意杀害实验对象。在一群人体实验对象被感染之后，随着感染情况的发展，日本人会在感染的不同阶段挑选出一些直接杀死然后进行解剖，这样他们就可以对不同感染阶段的情况进行研究。

很显然，我们在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专家们从日本同行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不过我们还不知道日本人提供的数据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相关研究项目的进展，美国专家们只是说那些数据是“无价的”。据说美国后来使用的生物武器与此前日本人研发的生物武器至少是非常相似的。让羽毛沾染病菌是石井四郎的发明，而此后羽毛炸弹就成了美国生物武器库中的标准配备。已故的西奥多·罗斯伯里(（Theodor Rosebury）医生指出，“如果要了解生物武器会对人体产生怎样的效果，我们就必须从人体上直接获得数据”。他还进一步指出，那些偶然被感染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对研究工作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从现有的档案中，我们无从得知是否有人知道那些被当作人体实验对象的中国人、俄国人、“混血人种”以及美国人的名字，他们的生命因大剂量的病菌感染、长时间的X光照射或活体解剖而残忍地结束了。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石井四郎以及许多其他“731部队”的高级官员都完整地活过了自己的一生，只是在老年时期患了一些自然产生的疾病。其中有一些，比如一位叫北野的将军甚至在写作本文时仍然非常健康，他目前正在日本的家里安享自己的退休生活。

1969年11月2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将放弃使用生物武器，他说：生物武器可以产生大规模的、无法预测的、潜在的、无法控制的恶劣影响。它能够造成疫病流行，且危及未来世代的人类健康。因此，我决定美国放弃使用致命的生物武器以及其他所有生物战手段。

几个小时之后，华盛顿的官员们就开始对总统声明的适用范围加以限定。就在当天，时任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就对参议员小查尔斯·马迪亚斯（Charles Mathias, Jr.）说：“这不会对国防部的基础研究项目造成重大影响”。

一年后，《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称，美国军方想要继续进行的一些国防研究项目涉及“研发和制造致命的生物制剂以及反制这种制剂的手段。‘这听起来与我们曾做的那些事情已经非常相似了’，一位官员私下说道。

在随后的几年里，许多迹象显示五角大楼对生物武器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科学》杂志的一篇报道中，萨缪尔·古尔德哈勃（Samuel Goldhaber）指出，美国打算保留一定规模的“防御性”的生物武器研究项目，虽然白宫已经声明此类项目将完全公开透明，但军方随后却说该项目属于军事机密。为完成该项目，需要把240名平民和190名军方人员从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研究中心转移到美国陆军位于犹他州的达格威试验场（Dugway Proving Grounds），在那里可以对防御性的生物武器研究活动进行集中保密管理。

美国陆军最初宣布，德特里克堡要么被关闭，要么被改建为普通医疗研究机构。虽然人们提出许多建议，如改建为癌症研究中心，但美国陆军方面显然找不到愿意承担维持该机构运转庞大资金的机构。

问题最终得以解决，是因为美国陆军方面改变了想法，他们决定继续在德特里克堡维持一个小规模的“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机构，并把其他设施租给政府部门。美国农业部已同意在德特里克堡设立一个专门研究植物疾病的部门。不过当时有人指出，美国农业部并未设立什么“新”的部门，他们只是接手了原来美国陆军早已在进行中的植物病原体研究项目。

1972年8月初，苏联卫生部长鲍里斯·彼得罗夫斯基（Boris V. Petrovsky）访问德特里克堡，并被允许参观原来被用于进行最机密的生物武器研究工作的区域。工作人员对随行记者说“入口处的警卫如今已经撤掉了”。1977年11月，我本人亲自造访了德特里克堡，发现警卫仍在。

在阅读了两天与该机构早期历史有关的解密档案之后，工作人员要求我与该机构一位负责人见面，那位负责人很详细地询问了我为何会对生物武器感兴趣。对德特里克堡的参观的确是允许的，不过他们对我本人以及两位同行研究者开放范围进行的限制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在一间办公室的墙上看到了使用该设施的机构名单，大多数都是军事医疗研究单位，其中一些隶属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这家研究机构是在尼克松总统宣布生物武器禁令后该设施的官方管理机构。当时，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领导官员是丹·克罗齐耶（Dan Crozier）。

1978年，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由于坚持保留一种天花病毒培养体而卷入了一场争端。由于预计天花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根除，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各国仍保留天花病毒的实验室都应彻底销毁该病毒或把该病毒转移至联合国指定的四个地点进行保存：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位于莫斯科的天花病毒预防实验室、位于伦敦的圣玛丽医院以及位于东京的日本国家医学研究所。

美国军方的医学研究人员表示，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希望能继续保留天花病毒培养体的理由十分充分。由于疫苗非常有效，如今很难再使用天花病毒制造生物武器。不过，一旦天花根除，疫苗将不复存在，未来人类将对这种病毒失去免疫力。到那时，天花病毒将有可能重新成为生物武器的制造原料，恐怖分子或外国势力将可能用它对美国进行攻击。

因此，美国陆军方面因诊断需要不得不保留天花病毒培养体。据一位军方知情人士说，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不愿意依赖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因为把病毒培养体送到那里保存后，随着时间流逝，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许会无意间损毁那些培养体。陆军方面其实是过虑了，因为天花病毒培养体对于血清学检测或疫苗生产来说都不是必须的。

除了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美国还有一家机构拒绝配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那就是位于马里兰州罗克韦尔的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ATCC）。该机构称，希望自己保留天花病毒培养体，而且仅出于存档目的，以防样本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丢失。

奇怪的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和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都认为，在其他国家自愿放弃天花病毒样本的时候，美国却需要三份天花病毒样本。我们有一天会看到，也许在美国某处还秘密保存着一份天花病毒样本。

如今已曝光的资料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多年来一直保存着有毒物质、细菌和病毒，不过大多都是少量的处于即时可用的状态。70年代初，在尼克松总统宣布生物武器禁令之后，中央情报局为自己所有的“可供支持行动”的库存编制了目录。可是在1975年8月23日的一篇备忘录中，我们看到在接到销毁令6年之后那些库存仍然存在，就在中央情报局设于德特里克堡的特别行动小组那里。

在天花病毒样品的问题上，很显然情况是不正常的。军方人士认为，天花病毒目前不是生物武器的原料，但未来也许会成为生物武器的原料。他们错误地主张，为了避免美国未来受到该病毒的攻击，美国有必要保留天花病毒的培养体。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似乎已经把天花病毒视为生物武器的一个选项，而且显然正因为他们认为天花病毒具有这一价值，他们才非法地保存该病毒达6年之久。值得指出的是，在德特里克堡扮演攻击性武器研究机构的角色终结之后，中央情报局在1975年仍然在德特里克堡存储天花病毒以及其他可用于攻击目的的生物样本。如果中央情报局关于天花病毒知道一些我们普通人（包括非军方医疗人员）都不知道的东西，那么上述奇怪情况也就不奇怪了。存在如下可能性，即我们的生物武器专家们已经发现了或制造出了天花病毒的一种变体；他们认为，即便当今人类已经对天花病毒存在广泛的免疫力，但这种天花病毒变体仍然具备成为生物武器制造原料的潜在价值。

在德特里克堡表面看起来即将关闭时，其非军方工作人员开始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一名记者对进入新的民间机构或联邦政府机构的昔日生物武器研究人员进行了追踪，这名记者问他们在做什么。一些人在接到他的电话时非常不悦，拒绝回答。其中一个人竟然发起火来，声称什么也不会告诉他，即便自己桌子上的铅笔是什么颜色也不会告诉他，甚至桌子上有没有铅笔也不会让他知道。从那些人的表现来看，这名记者猜测，他们仍然在从事生物武器研究工作。

对于反对生物武器的人们来说，一个很大的困难在于，生物武器研究是很容易打着普通医学研究活动的幌子获得合法身份的。石井四郎用“净水部队”和“疫苗生产机构”来遮掩自己的行动。即便生物武器攻击已经完成，有时也会被认为是瘟疫的自然爆发而被忽略过去（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了）。一些人否认日本的细菌战暴行，为其进行遮掩已经50年了。更可怕的是30多年来，美国正在做同样的事情，美国一直掩盖日本发动细菌战的证据而且还掩盖自己也在从事生物武器研究的事实。我们还需要多久才能知晓美国研发和使用生物武器的全部真相呢？这世界上还有多少国家正在做着同样毁灭人类的罪恶呢？

By John W. Powell，马力（译）

自2019年新冠爆发以来，人们很难理解美国怎么会连几个月的隔离都坚持不住，底层白人的生活如此会如此窘迫。也许看了《女佣的故事》这本书（已改编为Netflix美剧《女佣》），就能理解美国每年福利支出高达5000亿的情况下，底层穷人的生活为何还是这么挣扎。为什么一个努力的人无法凭勤劳的双手脱贫致富。

《女佣的故事》这本书是美国人底层白人女性斯蒂芬妮·兰德所著。这本书有着大量的细节描写，真实反映了美国底层白人如何在福利制度中挣扎着讨生活的情形。一出版就成了《纽约时报》2019年的年度畅销书，受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大力推荐。

我想大部分看了这本书的人都会一边庆幸，一边深刻体会到贫穷带来的那种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感觉。

庆幸自己拥有相对安定的生活。感受时时刻刻绞尽脑汁计算开支，没有一分钱盈余，举目四望，无人能对自己伸出援手，还要带着个孩子四处找一个栖身之所的巨大压力。

斯蒂芬妮是一个单身母亲。27岁那年，她邂逅了甜品师杰米，在对方没有准备好做父亲的时候就冒失地怀了孕，并且打定主意要把孩子生下来。

杰米反复要求斯蒂芬妮打胎无果后，开始对她拳打脚踢，恶语相向。孩子出生后又扬言要抢走孩子的抚养权，让斯蒂芬妮再也见不到孩子。

在斯蒂芬妮的据理力争下，她取得了女儿米娅的抚养权，并成功地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一团糟。

不得不说，即便在怀孕前，斯蒂芬妮对自己的生活也十分缺乏规划。她和杰米都出身于底层的白人家庭。斯蒂芬妮高中毕业，曾想着申请副学士学位（类似国内大专）然而直至27岁，她一没有付诸行动，二没有存下一分钱学费。

在单身的岁月里，斯蒂芬妮在各个咖啡馆当零工，有钱就在下班后去酒吧喝一杯，跟男人约会。

及时行乐，没有存款，这就是许多美国底层穷人的现状。

然而这种脆弱的平衡非常容易打破，比方说生一场病，或者生一个孩子。

因为没有存款，按月付房租的斯蒂芬妮成了流浪汉大军中的一员。她的所有亲人都和她有着几乎同样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也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帮她一把。

她的父母早就分开了。她在父亲那里只住了几个星期，父亲就大呼负担不起，让她带着孩子搬走。

她的母亲和一个只比她大7岁的年轻英国男子结婚了，平时住在伦敦。

斯蒂芬妮的母亲只在女儿搬到救济所的时候来看过她一次。那天中午他们去快餐店吃饭。斯蒂芬妮点了一个平时吃不起的汉堡，母亲竟然要跟她AA。女儿的账户里一共只有10美元，母亲竟然接受了生活窘迫的女儿用全部存款来支付一个汉堡的钱。

为了生活，斯蒂芬妮申请了政府的临时救济住房，这种房子的居住时长只有90天，时间一到，她就必须立刻搬离。刚生完孩子的一年，是斯蒂芬妮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年，她和一个只会哇哇大哭的宝宝在各个救济住房、临时收容所中颠沛流离。

这种房屋虽然是免费的，但房子既小又破，又没有尊严。

住在里面的人不可以邀请访客，晚上实行宵禁，不能饮酒。政府会随时派人来抽查看看家务情况，检查住户有没有按时洗衣服，有没有把房子弄得一团糟，还会随机对租客进行尿检，看看他们有没有喝酒有没有嗑药。

这种地方，不能被称为家。

斯蒂芬妮一直都有在工作，她把米娅送到政府补助的日托之后，就去为别人打扫房子，收拾庭院，赚钱支付各种日常开销。从一开始到处给人打工到找到家政服务公司，根据公司指派任务上门做清洁，斯蒂芬妮从没停止过劳作。

有时她不得不当一个狠心的母亲，无视生着病的女儿，将其送到日托，自己再出门工作。

钟点工的工作强度很大（比国内强度大，因为房子普遍很大），非常肮脏又没有尊严，有时要清理粪水四溅的马桶，有时要清理用过的安全套，但斯蒂芬妮没得选。

公司向客户收取20-23美元每小时，却只给她8-10美元一小时。通常她第一个小时的收入都要花在油钱上。

没错，美国再穷的人也大多有车，车是他们唯一可选择的代步工具。除了大都市，美国大部分住房分散得很开，可能在一个街区走上10分钟，只有10户人家。公共交通也不发达，一到周末和节假日，公车可以达到1小时一班，有时还延迟。同时几乎没有人用自行车或者电瓶车代步。

没有车可以说是寸步难行。穷人为了工作，哪怕是很便宜的二手车也必须搞一辆才行。但有了车，油钱和汽车养护又是一大开销。身心疲惫出了事故又是一笔天文数字。

很多时候斯蒂芬妮辛苦工作，都只够支付油钱和有线电视费、电话费这些必须的开支。为了活下去，她申请了7项政府补助。包括育儿补助、最基本的医疗补助、社会保障补贴和食品补贴券等。

听上去很美好，但实际这些福利对穷人，尤其是还有自尊心的穷人并不友好。

首先，每一样申请都要穷人花时间去政府机构排队递交申请材料和表格，来证明他们到底有多贫穷。很多福利项目，比如政府补贴的租房项目，需要排上几年的队，根本无法及时帮到真正需要的人。

作为一名单身母亲，斯蒂芬妮要花很多时间为此奔走。而这些时间，原本可以用在工作上。

其次，她和女儿的食物主要通过使用政府发放的食品券来支付。结账的时候常常要因此遭受收银员和周围的人的白眼。

美国每年花在社会福利上的支出高达5000亿美元，纳税群体早就对此怨声载道。

每当看到穷人用食品券买了稍微奢侈一点的食物，比如披萨之类的，人们就会怒目而视，仿佛自己的钱被人浪费了。

在中产阶级的抗议下，一些食物被取消了用食品券购买的资格。比如斯蒂芬妮给女儿米娅喝的全脂牛奶，就不能再用食品券购买了。她要么选择自掏腰包，要么就只能买淡如白水的脱脂奶。

第三，基本的医疗计划覆盖面很小，斯蒂芬妮几乎不敢生病。因为长期做清洁工作，斯蒂芬妮的身体长期受到病痛的折磨。她常常因为疼痛在凌晨三四点醒来。她很羡慕雇主家随处摆放的止痛药，而她的医疗计划只允许她服用止不了痛的布洛芬。（可能产生了耐药性）

第四，福利计划也成了穷人头顶的天花板。这大概是美国福利制度最悲哀的地方。斯蒂芬妮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她努力打几份工，争取改善自己和女儿的生活。可是她发现但凡她的收入增加一些，政府就会收回一些补贴。比方说穷人赚1000美元，政府补贴700，则一个月有1700美元可供开销，但是当穷人通过工作收入达到1200美元后，政府会相应地收回一些补贴，可能一个月反而就只有1500美元可以花了。

这也就意味着，很多时候努力和不努力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努力了还更糟。

三代贫穷的原生家庭，每个人都疲于奔命，艰难自保

作者兰德并非孤儿，她有祖父，还有父母，只是父母各自组建了家庭，并且祖孙三代都过得不宽裕。母亲为了梦想去了欧洲，跟只比女儿大九岁的男友威廉在一起，无暇顾及她。久久没回来的母亲，回来时还带着自己的男友威廉，为了表明自己要“划清界限”，甚至连女儿想单独跟她相处片刻，说几句知心话都成为一种奢望。

她的父亲也另外组建了一个家庭，她的继母有三个儿子，不希望她去打扰他们的生活，因此某天在父亲家附近的丹尼斯餐厅吃完饭后，她的父亲就对她说“自己照顾自己吧。”

她外公曾经是个房地产经纪，在经纪衰退后过得很艰难，在她和米娅遭遇车祸后，他开着车去接她们回家，甚至连付加油费的钱都不够。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她还有过一个叫特拉维斯的男朋友，他们有一个属于自己家的马场，靠给人养马，照顾马匹为生。她搬去跟特拉维斯住之后，终于暂时摘掉了“单身妈妈”的耻辱头衔，而特拉维斯和女儿米娅的快乐相处，也让她感到欣慰，只是虽然特拉维斯需要兰德给他帮忙，但很少给她钱，她就连给汽车加油的钱都没有，每次跟他讨点钱，都会招致一场争吵。为了不问他讨钱用，她去清洁公司找了份兼职，但这引发了特拉维斯的不满——因为要出去兼职，她在马场干的活就少了。

在她在清洁公司的工作步入正轨，有了点自己的收入之后，她与特拉维斯的关系却破碎了。起因仅仅是她在劳作了一天后下班回到家，做完晚饭，打扫、给孩子洗澡之后，跟在看电视的特拉维斯说“能不能请你把垃圾给倒了？”他的回答竟然是一句冷冷的“我觉得你该搬走了。”

在她伤心欲绝之时，特拉维斯竟然又接着神采奕奕地看电视，还跟着电视节目“笑了起来”，可见这个男人并没有真正的爱过她，或许他跟她有过短暂的激情，但最终，他只是享受她的照顾和不用付钱的帮工，在她没有办法顾及那么多的情况下，他毫不犹豫地就把她推了出去，哪怕此举让她不得不偶一次面临深渊。

穿梭在贫困、中产、豪富等各阶层之间的作者，看到了差距也看到了成功者背后的悲欢和无奈

作为一个具有超强战斗力，工作能力和态度一流的清洁工，作者得到了公司和客户的认可，因而获得机会去为各类难缠以及要求苛刻的客户家里做清洁工作，她像一个隐形的幽灵一样穿梭在格式各样的房间里，有寸土寸金，洗手间比她的居所还大的超级豪宅，也有普通中产的公寓，跟她一样的单身妈妈的普通住所。

她通过清理房间以及跟房主人打交道的机会，看到表面风光背后的悲欢与无奈，并根据主人的特征给住所悄悄地起了名字：色情之家的男女主人长期分居，貌合神离，通过自慰满足自己，梦想着各自的理想伴侣。悲伤之家的男主人是个老鳏夫，独自居住在靠海的小别墅里，又老又病地等待死亡，浴室的柜子里存放着他爱妻以及大儿子的骨灰盒。大厨之家的厨房里堆满了各种美味高级的食物，这让兰德十分羡慕，然而主人身体也有问题，经常大剂量地吃镇痛药；她的大多数客户都需要上班，为了维持自己的体面生活，通勤1-2小时也很正常；她的大部分客户，虽然过着比她富裕的生活，但身体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大部分也都需要靠镇痛药、抗抑郁和助眠药支撑自己，没有人的生活是完美无缺的。来自不同阶层的他们，都被生活透支了，在黑暗和病痛中挣扎着，艰难前行。

美国不仅阶级固化，还阶层跌落

虽然美国的社会阶层之说一直颇受争议，甚至有人否认美国存在社会阶层之分。但，绝大美国民众所认为的社会阶层，大致可分成三个阶层，分别是上层、中层和底层。社会学家丹尼斯·盖伯特、威廉·汤玛森、乔瑟夫·希吉和詹姆士·汉斯林又将美国的社会阶层细分为六个，分别是：上层阶级，由富裕且有权势的人组成；上层中产阶级，由受过高等教育且薪资优渥的专业人士组成；下层中产阶级，由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业务员以及办公室助理组成；劳动阶级，由工作内容大多是重复规律的蓝领阶级职员组成；最后是较低的阶层，再分为劳动贫穷阶级和下层阶级。

判断阶层固化的标准，就是看阶级的社会流动性，也就是父母的经济水平和子女的经济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最高为1，就是彻底固化，没有人能离开父母的经济阶层。最低为0，也就是没有社会阶层固化，子女和父母的经济阶层没有任何相关性。

这张图，统计的是“子女一代和父母处在同一个阶层的可能性”，系数越高，表明社会流动性越差，一个人要脱离自己的家庭出身向上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小。美国的系数是0.47，看上去似乎还好。但是实际情况确是，从1976年以来，美国顶端1%的人的财富仅占全国财富的9%，到2012年时则超过了40%。美国的智库皮尤中心也做过一个社会流动性研究项目，他们的发现是：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真正实现了收入增长和阶层跨越，跳出父母阶层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有16%的人，收入和财富比父母在同样年龄时要少，也就是向下坠落，掉到了下一个阶层。如果是出身底层，要连升几级进入中上阶层，这样的跨越，英语里叫rags to riches，大致意思是“白手起家”，也可以说是“寒门出贵子”，更贴切一些的翻译，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屌丝逆袭”。只有4%的人，能够实现这样的逆袭。

这种阶层固化就像一个魔圈，出生的家庭意味着你未来的成长高度。这种阶层固化就像泾渭分明，清与浊之间被划分的格外鲜明，并且很难超越。

《女佣的故事中》兰德出生的家庭，严格来算，甚至够不到下层中产阶级，顶多也只能算是劳动阶级，在父母离婚后，隐隐有向再下层滑落的趋势，兰德生下女儿后，在父亲家暂住，突然多出的两个人，父亲最终忍不住痛哭，可想而知兰德与女儿的出现，让父亲承受了非常大的，甚至是他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

书中也提到过，兰德出生的家庭中，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可以得到满足，但是，也仍然负担不起子女高昂的教育费用，超高的大学费用更是无法支付，所以兰德从11岁就开始了自力更生，那时刻的她就觉得金钱能够给予人安全感。

这一点，在美国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帕特南所著的《我们的孩子：处于危机中的美国梦》提到过：今天美国最重要的鸿沟是阶级而非种族，最要紧的地方是家里。

在过去的25年中，美国一直努力营造的接受教育、努力工作、购房置业、事业成功的“美国梦”，真的成为了一种梦。实际情况是，比起富人家庭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穷人家的孩子，父母很难给予思维和行为上的正确引导，更无法提供足够的教育投入。这一情况就直接导致了穷人家的孩子一起步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阶级固化导致的是社会整体经济水平不平衡，再有就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而身为女佣的兰德，做着非常非常多的工作，目的却是去证明自己是个穷人。

美国单亲妈妈越来越多

在美国1200万单亲家庭中，孩子80%由母亲照顾，单亲妈妈家庭的贫困率（两口之家年收入14570美元以下）高达42%，是总体家庭平均贫困率的将近3倍，极端贫困率（两口之家年收入7800美元以下）亦达22%。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家政工作者基本上都是女性，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单亲妈妈。兰德也曾对此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家政工作的时间很灵活，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孩子上学的时间，回家后你还可以照顾孩子。而这个工作一般人也不愿意做，只要你愿意跪下来擦马桶，你就永远可以找到工作。何况，没有人比单身妈妈更绝望。”

极低的收入意味着兰德需要社会福利资助，所以，她的生活充斥着无穷无尽的检查：收容所有宵禁，要进行尿检；福利工作人员需要证据来证明她的车不是什么好车；随时接受工作人员不定时地住所检查。

用食物兑换券去超市买东西，对于兰德来说，更像是一场劫难。她需要迎接纳税人的责难，认为他们交税的钱都用来养了一群好吃懒做的穷人，她还要接受收银员的沉默打量评判。

兰德在书中写道：社会上似乎总有些人寻找机会去批判，斥责穷人，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不配接受救济。

没人关心这些生活在对底层的人们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接受施舍就意味着，他们不仅需要面对经济的无力，还要接受社会各个阶层的苛责，毕竟，在纳税人的眼里，他们国家的乞食者。

在美国，每一个在贫困线挣扎的单亲妈妈，拼命工作，找不到爱和理解的生活，重重压力和疲惫掏空了她们。

以前是谈恋爱男人给钱，现在谈恋爱男人不给钱

曾经有人埋怨过《女佣的故事》中的兰德。被第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抛弃，应该自强不息，而不是急着去找寻下一个男人。

放在美国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兰德的做法，其实并不难理解。她需要一个家，更加需要一个比起收容所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这很现实，同样也是兰德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女儿米娅有妈妈兰德的爱护，我想兰德也需要有一个男人的爱护，好让正在经历着没有收入，没有居住地的母女得以有一处遮风挡雨的地方。

就在父亲无力承担她们母女的生活之后，兰德自己也知道以她此时的状况，在婚恋网站上找男人，显得太操之过急。事实就是如此，特拉维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

很显然，特拉维斯仅仅只是需要一个在他生理需求时，能够满足他，并且可以义务帮助他完成马场繁忙工作的劳动力。

导致两个人走向分手，也因为兰德开始女佣工作，不再当免费的劳动力。

繁重的劳动开始，兰德打扫的诸多中产阶级家庭状况，也让她真正思考努力工作背后的现实，政府压根不希望穷人太过努力工作，安于现状远比改变现状要安乐得多。

高阶层普遍抑郁，活成行尸走肉

兰德的女佣工作，让她领略了美国上层阶级的“脏衣服篮”，她擦洗过呕吐物、霉菌和血迹，在一个被她称为“色情之家”的房子里，丈夫的卧室里永远放着色情杂志和润滑剂，妻子的卧室里放着一大堆爱情小说。“悲伤之家”中失去妻子和儿子的垂暮老人，躲在偌大的房间里，独自煎熬。这些人的家里尽管有着两三个超大的卫生间和豪车，但他们的生活依然有着各种隐晦和辛酸。

在经历了富人的生活后，兰德说：“我希望能还清欠款，我希望有自己的房子，但我仍然希望保持简单的生活方式。如果我有钱把孩子们送进大学，不用再担心金钱的问题就好了。”

同时，兰德的收入，曾几次差点越线，每个月多挣几美元意味着她会失去上百美元的福利收入：“我工作得越多越努力，反而要接受惩罚。比如，为什么州政府要求你的存款少于1000美元？他们并不鼓励人们存款。有些人尽管工作非常辛苦，但却无法给冰箱里填满食物，而富人却越来越富，同时宣称穷人抢走了他们口袋里的钱。我们却以为富人会做出最好的决定，我去给他们的房子打扫卫生之前也是这么想的。”

这就是美国社会的另一个问题，拒绝努力。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理查德·里夫斯的著作《囤梦者》阐述过这个问题。美国正在成为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美国富有阶层收获了经济发展中的实惠，而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却停滞不前。

里夫斯表示，上层中产阶层与低阶层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体现在家庭结构、居住社区、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等各个层面。处于收入阶梯顶端的人们越来越有效地将自己的地位传承给子女，从而降低整体社会流动性。结果不仅造成不同阶层的经济鸿沟，还迫使美国社会成为一个阶级越来越明显的社会，跨越阶层显得越来越难。

这其实从两个方面也能看出这一阶层之间的差距。

1）美国城市的富人区和贫民窟

美国很多城市，贫民窟、平民区和富人区有严格的区分。

富人区的治安状况很好，犯罪率极低，基本是零概率，当然房价也会很高；贫民窟则几乎每到夜晚就变成战场。中上阶层的人一辈子也不会去贫民窟；从小在贫民窟长大的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去富人区，甚至连接触另一个阶层人的机会都没有。

居住在不同区域，人们所接触到的生活方式、居住环境，都是不一样的。甚至连超市里，水果蔬菜的摆放都完全不一样。

2）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

美国的学校分为公立和私立，公立为各个州政府提供教育经费，私立的则完全属于自主盈亏，教育水平完全不在一条水平线上。这种差距，从名校的分配上就可以看出来，八所常青藤名校，只有伯克利一所是公立大学，其他七所全部是私立。

《女佣的故事》中，兰德为了工作，只能将女儿送进接受政府补助的公立日托所，那里的环境正如兰德自己形容的那样：那里的环境冷冰冰的，人员拥挤，而且工作人员永远都表现出对自己的工作厌恶无比。

到了大学，美国大学的学费普遍都很高，这与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未来步入社会后参加工作有着很大的关系。还有美国大学的录取制度，不看考分，只看综合素质，所谓的综合素质，就是各种社会参与活动，而这些活动，比如我们常说的兴趣班，都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很显然，这些并不是一个普通家庭收入能够支付得起的。

比起高收入家庭对孩子投入的教育经费和教育资源，普通人家的孩子根本没有办法通过自己努力好好学习、熬夜通宵做作业、或者凭借自己聪明才智所能够改变的。一点点弥补差距的机会都没有。

《女佣的故事》表面上叙述了一个美国单亲妈妈在社会底层的挣扎和奋斗，实际上，它囊括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女性贫困、家庭暴力、住房危机、医疗制度、贫富差距、不稳定就业、昂贵的教育、社会福利制度等等。

它真实反映了美国将近三千万人倚靠政府救济补助的生活，不被社会阶层所理解，一度被认为是寄生虫，吸血虫的低收入阶层，实际上绝大部分人即使拼尽全力地奋斗，也依旧无法跳出安在自己身上的贫穷二字。美国梦对穷人来说已经成了美国噩梦。

By 浮生掠影

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道说道它——《东城梦魇》。

Mare of Easttown 

这位主演，相信每个看电影的人都再熟悉不过。《泰坦尼克号》的女主萝丝，凯特·温斯莱特，奥斯卡与金球奖的双料影后。

曾经她年少成名，大家都称赞她的美貌和肉体。现在她愈发沉淀，磨炼出的演技是如此精纯。

在这部剧里面，鱼叔经常会忘记她是当年风靡全球的梦中情人。

眼前看到的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中年女警，在棘手的工作和不堪的生活中忧心操劳。

女警名叫梅尔。人到中年，事事不如意。离婚、丧子，工作不顺心，一重一重的打击不曾停止。

凯特在里面是真·素颜出镜

更过分的是离婚后，家人反而都站在前夫那边，相处和谐，其乐融融。

甚至对于前夫的新女友，也要违心地表示“我很喜欢”。

她的状态极其糟糕。

平日里不修边幅，简单套着格子衬衫和素色大衣，乱糟糟的头发随便扎着，眼角疲惫地耷拉着。仿佛是寻找出口一样，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

小镇原本就不大，梅尔几乎认得镇上每一个人，而且工作能力强，办事效率高，可以说是镇上的顶梁柱。

但也有一件至今无法解决的麻烦，就是一年前的少女失踪案。梅尔已经查遍了所有的线索，但还是一无所获。

就在一筹莫展之时，小镇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名叫艾林的少女，被发现死在了小树林里。全身赤裸，断了一根手指，头部严重受创。

艾林是一个未婚妈妈，只有17岁。没有经济能力，孩子的爸爸则是个渣男，不愿承担过多责任，而自己的父亲同样吝啬得要命，对艾林不管不顾。

面对急需做手术的孩子，她束手无策。

这天，艾林跟网友在树林约见。没想到对方竟然是渣男和新女友假扮的，就是为了把她叫出来殴打、羞辱一番。

而这件事情发生的当天晚上，艾林就死在了树林里。

梅尔全力投入到这个案子中。在多方调查之下，从艾林的闺蜜那里获得了一个关键信息——艾林孩子的爸爸，可能另有其人。

但具体是谁，也没有准确把握。

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会不会跟这场谋杀案有关？

有几个人物嫌疑比较大。

渣男前男友，表面上有杀害艾林的动机，当天还约了艾林去树林见面。而且他也没有不在场证明。

小镇上的神父，是最后一个跟艾林通话的人。他在调至这个小镇之前，曾有过性侵少女的指控，更加让人觉得可疑。

还有让人细思极恐的，艾林的叔叔。

他在艾林的母亲死后，曾经照顾过艾林很长时间，两人的关系变得很亲密。当被警察询问的时候，他开始含糊其辞，一副逃避的姿态。

这件案子还没查到凶手，又发生了一起女孩失踪案，让整个小镇陷入了恐慌之中。

更可怕的是，这个女孩的失踪跟一年前的案子十分相似。都是问题少年，都是瘾君子，都被发现在小网站上有过卖淫的可能性。

是谁绑架了她们，会不会是同一个人？而这个人，又跟艾林的死有没有关系？

从悬疑上来看，《东城梦魇》有着极佳的叙事范本。

一桩案件，人人都有参与，人人都显得可疑。但如果去仔细研究他们的作案可能性，又多多少少有些无法实现的客观条件。不在场证明、凶器来源、犯罪动机，构成了一张丝丝入扣的逻辑大网。在真相揭开的一刻，让人大吃一惊。

但如果去细数这网中的每一条丝线，却又发现这是刚好适合的那个答案。

以此可见，《东城梦魇》在悬疑方面处理得确实优秀。但，如果只把它当做是一部烧脑爽剧，那就太小看它了。

鱼叔看完全剧，又仔细咂摸几遍后，越来越觉得它内容丰富。

首先，在主要的破案叙事线之外，填充了大量看似跟案件无关的内容。

梅尔儿子自杀，留下年幼的外孙，而戒毒成功的儿媳又来索要抚养权；好闺蜜发现了丈夫的婚外情；还有一位瘾君子，为了吸毒到处坑蒙拐骗，甚至诈骗姐姐的朋友。这些内容总结起来，就是小镇居民压抑的生活状态。

其次，故事并没有随着案件的结束而停止。

本剧将着重点其实并不在案件本身，而是放在了每个被案件涉及的居民身上，描述他们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尤其是主角梅尔，如何在中年危机里挣扎，一步步重新建立自我与外界的关系。

因此，在悬疑之外，《东城梦魇》更是一部美国“锈带”小镇的影像拓印。

锈带，指的是美国那些曾经依靠重工业获得繁荣，后来又随着第三产业兴起走向衰败的地区。

因为转型困难，工厂倒闭，曾经的机器布满了铁锈，因而得名锈带。

这种“锈感”，被真实地表现在了剧中。

整部剧中每一帧画面、每一寸光影，都带着浓重的后工业时代烙印。所有的一切都看起来灰蒙蒙的，好像覆盖着一层被当年工业发达时扬起的尘土。

房屋稀稀拉拉，半新不旧。道路和公共设施看起来也破败不堪，好似在弃用的边缘。

生活习惯上，人们也十分守旧。按时前往教堂做礼拜，聆听神父的布道。

相比与大家对美国城市的主流印象——光鲜亮丽的纽约，坐拥好莱坞的洛杉矶，风景宜人的旧金山。锈带小镇是如此的疲惫、闭塞、荒凉。他们不至于贫困，没有落魄到需要做流浪汉的地步。他们也并不富裕，大部分人的收入仅仅够维持生活。

这是一群在国家变身成发达国家的时候，被遗留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居民。

中产阶级的美好生活与他们无关，阶级的跃迁已经是痴人说梦，他们自己也早早地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日复一日的枯燥之中，他们的精神实在难以抵御贫瘠与乏味的折磨。最终只能诉求于酒精、毒品、性，换取片刻的慰藉。

也因此，我们在整个故事中看到的人物，生活状态都十分混乱。

梅尔作为主角更是一个典型的范本，勾勒出这一群体的中年危机。

她的脸上既紧绷又疲惫，跟家里所有人的关系都剑拔弩张。

下班回到家，第一个动作一定是去拿啤酒。从不离手的电子烟，是她苦闷生活中的片刻松弛。

酒吧里来搭讪的男人，意义就是能带来一点放纵与放空的喘息。

当然，最能体现这种贫瘠的还是年轻人。

他们从一开始就是野蛮生长，尽管心智依旧稚嫩，但行为却已迈入了成人的模式。

从没受到过所谓的精英教育，辍学的情况屡见不鲜。就连艾林17岁就未婚生子，大家也早已司空见惯，丝毫不觉得奇怪。

他们的日常就是谈情说爱，浑噩度日，而为了尽快筹钱摆脱困境，去网上卖淫成了最快的捷径。

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艾林的好闺蜜和渣男前男友。

闺蜜在艾林死后，一厢情愿地想做“她以为艾林会希望的事”。而前男友则自以为是地想要“促成父母的愿望”。

两人一起烧毁艾林的日记，从而破坏证据，严重干扰了警察查案。

他们根本无从理解世界的严肃性，用一种无知者无畏的“少年意气”惹下各种祸端。

也是因为上面这种种问题，小镇居民在案件侦破后的生活重铸，就成了无比重要的一环。

《东城梦魇》没有将其处理成虚假的大团圆，没有让整个小镇从此欣欣向荣。只是用平淡又存有余味的手法，讲述了他们的蹒跚和坚持。

这种生活化的、静默的疼痛，才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揮之不去的男性暴力

《東城梦魇》非常細膩地展示了，近二十年來衰敗美國城鎮的典型沉闷气氛，那是铁锈带的藍領勞工階層，因生活困頓失落，從而持續發酵的負面男性氣質（或者說是傷痕）。

有兩種「男性罪惡」彌漫在影集中：一方面，隨著兇案調查的進展，觀眾注意到覬覦少女的男性欲望始終陰魂不散。原本深受敬重的教區神父，原來過去曾有與未成年少女「權勢性交」的骯髒醜聞；而Mare的前夫，一位看似熱心教育的高中老師，也被指控與死者可能有不正常師生關係；當然還有影集前半那位神秘的變態疑犯，他開車在街上物色年輕妓女，將她們綁架到家中密室恣意性侵。

另一方面，小鎮中還有一種陽剛的暴力氛圍。比如死者Erin的父親，成日烂醉在家，脾氣火爆，很多蛛絲馬跡都可以拼湊，他大概有家暴傾向。也像Erin剛分手的不良少年前男友，動輒口出惡言、拳腳相向，在命案發生前也不斷因為兒子醫藥費用，而對死者粗魯霸凌。

還有當神父「醜聞」的流言傳開後，人們毫不掩飾將嫌惡化為私刑，在街頭「审判」在法律上只有輕微嫌疑的神父……。在這個看似普通的小鎮，隱藏著失業、酗酒、毒癮、青少年色情、肢體暴力等等問題，人們分享著似曾相識的自暴自棄跟憤怒厭世。

集体抑郁下的個人悲劇

尽管主角Mare精明而堅強，但在幹練警探、單親母親、小鎮風雲人物等身分背後，她從來也沒有擺脫整個小鎮深入骨髓的「陰鬱」。數年前，Mare的長子受到毒癮與精神病的影響，先是偷窃跟勒索，後來直接在家中閣樓上吊；在Mare更年輕時，她深深崇拜的警察父親，也因為婚姻不諧，選擇丟下家人自殺离世。

所以本劇另一重要主題是，Mare對於心理創傷的拒絕承認。她對兒子自殺的過往絕口不提，對童年時母親的冷漠無法忘懷，過分压抑的情緒最終導致了婚姻破裂。此外，由於父親、兒子都死於自殺，她也一直察觉抑郁症在發作边缘，因此Mare最為恐懼的是，家族的精神病基因，會不會在未來毀滅親愛的孫兒。

本劇給予這位颇有脾气的Mare相當心理深度。她絲毫不是討喜、可愛的「正常人」，甚至還有道德瑕疵。為了避免孫子在有毒癮、前科的单亲家庭長大，因此Mare從警局庫房偷出海洛因，栽贓多次进出戒毒所的兒子的女友。

當她聽到街坊留言，她也不顧情面，當著前夫未婚妻、兩人女兒的面前，大聲質問「你是否與Erin有性關係」。在工作上，Mare更難相處，對於郡裡派來協助辦案的聯邦警探，再三擺出老鳥姿态百般刁難。

觀眾不難注意到，正義感強烈的Mare，精神非常緊繃，對待陌生人充滿敵意。我們也納悶，為何Mare如此不快樂？事實上，這部影集的背景就是整個絕望社區，小鎮上多數其他角色，經濟上相較Mare更窮困、家庭更破碎、社會支持更稀薄。

像是Mare兒子的女友最後放棄监护权官司，因為她必須同時做两个兼职，最後在過勞疲惫中，再次選擇使用毒品，失去了為人母親的法律資格。還有在影集最後，Erin命案的核心人物，由於自己「沒有家庭」、「中年仍寄居在老父家中」，因此他寧可頂替真兇入獄，反正他的晦澀人生早就沒有希望。

所以，當高中剛畢業的女兒想留在家人身邊，考慮放棄名校入學錄取之時，Mare堅定地要求，女兒一定要離開故鄉──東城這個地方就是，铁锈带上沒有未來、「白垃圾」們陷入集體消沉的晦暗小鎮。

誰該為了「罪惡」负责？

「是誰那麼沒有人性，幹下這些綁票、兇殺？」影集中，Mare的老母親，看著電視裡失蹤的三個女孩這樣問。仔細看這個故事，「罪惡」很可能不是個人因素，而是美國社區的結構性失能。

影集巧妙聯結了東城小鎮與「窮困的那一半美國」。少女為何染上毒癮？其實，來自於美國穷人普遍的毒瘾问题。少女為何街頭賣淫？半世紀來，美國家庭結構日趋破碎（整部影集中，沒有一個完整家庭），失去双亲支持又急需用錢的底层少女，就只有出卖身体一条路。

最後凶杀案水落石出（保證猜不到誰是犯人），但是觀眾只要仔細想想，真正原因還是在于，這個「伟大」國度枪支太過泛濫，讓那些冲动起意的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隨手取得毁灭性的杀人工具。

本片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Mare在酒吧邂逅一位外地來的文学教授，两人一拍即合。但到了影集結尾，帥哥教授結束聘期，兩人如同成熟大人那樣冷靜告別。有些觀眾可能抱怨，為何帅哥教授戏份如此稀少？這個安排是有深意的──教授是潦倒作家，辗转在那些「沒聽過，你編的吧」的三流野鸡大學，担任聘期只有一年的約聘教授。這又反映出美國當代高等教育崩潰的問題，無論是小城裡的蓝领勞工，或是教授代表的白領知识階層，那半個「贫困美國」（事實上是七、八成的普通百姓），都滑向了毫无希望的深渊。

在今天貧富差距严重恶化、中产阶级沒落的全球性歷史條件下，許多本來骄傲的美國平民，都与剧中的小鎮一樣，落入了自閉、絕望、憤怒、攻击性抑郁的綜合症狀。也就是這些源自外在的集体情緒，最終造就了《東城梦魇》所描寫的社會性悲劇的根本源頭。

By 独立鱼电影、林运鸿

见过私人养老院、私人机场，你见过私人监狱的吗？

在私人监狱，罪犯可以根据交钱多少来享受不同待遇，是不是匪夷所思？

在美国，监狱还真的能自己开，而且特别挣钱，8年前，监狱行业总收入轻轻松松就拿到了50亿美元。

监狱里的暴利

在美国开监狱到底有多挣钱？答案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首先就是霸王合同，虽然关押的人都是依照官方程序进来的，给官家办事，但是在这份合同上，私人企业却是合同的最终受益者，美国政府只是待宰的羔羊（当然官商勾结，钱进了官员的腰包）。第一个霸王条款是政府必须保证私营监狱的入住率，根据2011年双方签订的协议，这个入住率定在了90%，也就是说私营监狱有多少床位，政府就得送多少人进来；

第二个霸王条款

是进来的人还得经过同意，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有重大暴力犯罪的人不要；

第三个霸王条款如果私营监狱经营不善倒闭了，那么政府就要负责在背后托底，必须无条件地购回监狱。

签订了合同，那就意味着私人监狱不愁没有犯人，而且外面的犯人越多，监狱的收益就会越好。

因为这源源不断的一个个人，就是一个个生产线上“不能”疲倦的奴隶。

为了让这些奴隶的生产合法化，私人监狱企业家们想出来一种解决使命意义的口号：为了帮助囚犯更好地适应自由社会的生活，所以大力开展职业培训和监狱再就业。唬住了媒体人的笔，就有了鲜亮的外壳，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开工了。

只要有单子来者不拒，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到知名企业IBM、微软、波音，既能做麦当劳的制服，也能制作电路板。甚至还有给医药公司做人体实验的。有收益的企业自然要交税，私营监狱又想了法子，先是让政府给自己免税后再利用法律漏洞变身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使得公司收入的90%必须分配给股东，当然不用交税。

因为没有工会的参与，被关押的人也没有话语权，效应是蹭蹭蹭地上涨。

一个被关押者依靠政府补贴就有18美元的净收入，而这还没算上工业收入，于是仅仅20年的时间，行业老大CCA的收入就暴涨500%，经济危机之后，各大行业战战兢兢，唯有私人监狱行业势头不停，并在2011年获得50亿美元收入。

私人监狱，美国监狱系统不可或缺的“伙伴”

提到监狱，多数人的意识中这是政府机构，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公务员行业的。

但是在美国监狱却是私人企业家眼里的大肥肉，因为美国要关的人实在太多了。世界人口中，美国占了5%；世界监狱人口中，美国占了25%；过去30年美国的人口增长不到30%，监狱人口增长却达到了800%；每100个美国成年人就有1个进过监狱，每38个美国成年人中就有一个被关押过。美国吃牢饭的人有220万人，如果把监狱当作一座城市的话，这座监狱之城凭借人口能稳进美国前五。

美国怎么会有这么多在关押的人呢？

这还要从上世纪80年代的大毒枭时代说起。哥伦比亚是一代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天地，他曾被《财富》评为全球七大富翁之一，豆瓣评分最低9.1分的美剧《毒枭》就是以此人为原型。

得益于当时的环境，哥伦比亚成为毒品的代名词，离哥伦比亚很近的美国就成了毒品的销售市场。

美国的街头巷尾都是半公开化的毒品买卖，一些毒贩子还占据了美国的街区，枪战、谋杀都是家常便饭，可能昨天还笑呵呵的邻居第二天就暴尸街头，人心惶惶。

有数据统计显示平均每个星期就有250多起案件。

为了急速处理态势，政府部门见着可疑人员就抓，抓了就关起来，一时之间监狱人满为患，没有地方关人了，但是又绝对不能放过一个。没办法只能赶紧建新监狱，但是光申请就得等4年，这还没算上盖楼的费用。

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主席汤姆愁苦不已，他找来自己的朋友多克托·克朗兹

和唐·赫托想法子解决困境。

讨论中他们发现只要引入商业化，不仅能解决问题还很挣钱。

当机立断，三人合伙成立了CCA。

第一单生意是跟得克萨斯州的移民局签的，不错的买卖。

不过万事开头难，拿下这单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必须在3个月时间解决监狱床位问题。这么点时间盖楼是不可能的，思来想去他们决定租旅馆，安保人员也是临时找的、基础生活设备也是着急忙慌备的，但也还凑合，这第一单算是接下来了。有了第一单，就有第二单、第三单……第n单。看此趋势，美国私人监狱入局企业增多，私营监狱也成了美国监狱系统的重要伙伴。

多多益善的私人监狱

当监狱变成一门生意，那么效益就是最大的驱动力。增加收益减少成本，是最基本的要求。

于是他们跟政府部门要求的是犯人必须没有重大疾病和强烈的暴力倾向，给囚犯的工资也极其低，一个月最多只有20美元收入，比一个美国自由人的时薪都低。中国有句俗语，“肥水不流外人田”。美国的私人监狱运营者将这句话运用到了极致。

他们在监狱开店，一日三餐必须自己购买；想要过中上等的生活，明码定价；开放地下黑市，枪支毒品贸易不断；管理松散，以暴力名义淘汰不合格“员工”，死因大多为自杀。

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国际销售副总裁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也进过美国监狱，因为在美国系统之外，出狱之后他揭露了美国私人监狱的“噩梦”生活。2013年4月14日，皮耶鲁齐像往常一般走下飞机，迎接他的不是以前的工作人员，而是恭候多时的FBI探员。

因为被美国恶意打击，皮耶鲁齐在美国私人监狱度过了艰难的5年。“我穿着橘黄色的球服，手脚都被铁链束缚着，压在胸前的铁链让我呼吸困难。”

“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变成了动物……没有自由，不能反抗。”

皮耶鲁齐在《美国陷阱》里提到美国私人监狱的模式：在监狱里，没有东西是不要钱的，喝水的买塑料杯子，有电视机，但是是无声的，必须花钱买耳机才能听声音。一日三餐很简单，两片面包还有一份不知道是什么的糊糊，五颜六色的，没有味道，没有气味，成本绝对不会超过1美元。

为了保证政府能够源源不断地送来劳动力，私人监狱的企业们都要跟政治家们搞好关系。

私人监狱行业的巨头CCA是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的长期且重要的捐助者，这个委员会里的人都是能够影响州会和国会立法的政界大佬。2010年，亚利桑那州不顾外界反对，强行颁布“非法移民新法案”，在该方案中指出，只要警察怀疑某某人非法移民，不用经过审判就可以关押。这些不公平积聚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2012年，CCA的亚当斯县惩教中心250人发生骚乱导致一名警卫死亡，20人受伤。私营监狱爆发的暴乱终于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在奥巴马政府治理期间宣布逐步取消私营监狱。

但是这一切在特朗普上任之后被全部推翻。

把省钱作为头等任务的特朗普决定把监狱业务外包给更便宜且能赚钱的私营监狱，而且特朗普大力推行的非法移民无限期关押政策，使得监狱来源不断。

于是，在奥巴马期间处于颓势的私营监狱在特朗普上任之后局势逆转。特朗普上任第二天，私营监狱两大巨头CCA和GEO的股票就分别上涨了43和22个百分点。

特朗普由此举措，跟CCA和GEO长期的投入很有关系，两者都是共和党背景，与特朗普同属一党。

2010~2015年，光是政治游说就花了1460万，特朗普就职典礼还给了50万美元，对于民众反对的移民政策，CCA更是充当特朗普忠实的发言人和追随者。截至今年7月，美国移民局抓捕了53000人，仅仅一个路易斯安那州每天就有1000人入账，这些人70%最后被拘留在私营监狱。

逃不出去的监狱系统

对于这些大人物来说，小人物根本不需要在乎。被关押的人，一些是已经经过法院宣判有罪的，一些是因为交不起保释金被困的，而后者占大多数。

数据显示，在各地监狱，有三分之二的是没有被定罪的，每年因为保释金，刑事司法系统就有20亿美元的利润。因为丢了工作，没有及时支付545美元孩子养护费，这位美国母亲已经在监狱里待了6个多月，还未释放，除非能够得到机构的援助。

每天凌晨1点，23岁的耶西卡和35名“室友”就会被警卫们叫醒，开始忙碌的工作，准备早餐，大约8点才能准备完毕，然后开始分发餐点、打扫卫生，虽然一天有3美元收入，是其他人整整3倍，但是耶西卡不知道还要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待多久，好好工作是应该的，不会因此得到释放的机会，反而会干得更多。

Yazmin和女儿Mariee一起被关进了南得克萨斯州的一所监狱，没想到第二天女儿就因为呼吸系统疾病没有得到及时救助离开了这个世界，也许在到达之前她们对未来满是憧憬，却不知道有些美好只能想象。

私人监狱如何兴起？

美国私人监狱可以盈利主要是以下一些因素导致的。

居高不下的监禁人数

在美国，监狱是可以私人开设的，它们和联邦和州政府运营的公立监狱一起组成了美国的惩教系统。

这并非新兴产业，早在2000年，美国私人监狱就已经发展壮大。2006年，美国私人公司经营的监狱就达到了264家，一些罪行较轻的犯人会被移送私人监狱看押，从而缓解公立监狱的压力。31个州和联邦监狱系统当中有87359名服刑人员关押在私人监狱，占联邦服刑人数的8.3%。

遍布全美的CCA设施

（图片来自http://www.corecivic.com/）

这背后的隐秘是，美国人口虽只占世界人口5%，囚犯数量却占全球在押人口的25%

早在2004年，美国司法统计局

数据就显示，美国监狱在押囚犯的人数达到了210万人，比一年前增加了4.8万人，增幅为2.3%，即每138名美国居民当中有1人在坐牢。从2003年年中到2004年年中，在押犯大约以每周900人的速度在增加。

不同州之间差别也比较大

（数据来自：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而到了近几年，美国各类犯罪频发，美国涉枪犯罪持续高发，监禁率更是居高不下。2016年，美国全年共发生枪击事件58125起，共造成15039人死亡。也正是在这一年前后，美国监禁率跃居世界第二，受过监禁的人数高达7000万。

也就是说，每三个成年美国人就有一个坐过牢。

2006年加利福尼亚州立监狱的内景

（图片来自Wikimedia@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到了2018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加大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在押人数更多了。当年全美国每日平均在押人数已高达44631人，这不仅接连刷新特朗普上台以来每日拘留移民人数的最高纪录，也超过了奥巴马政府期间每日监禁的记录。

居高不下的在押人数，既反映美国治安形势有所恶化，也深层次透露出美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以牺牲民众为代价的利益博弈。

监禁人数不断上升，首先乐开花的利益集团，那就是开监狱的。

圣昆廷州立监狱

一座早期私有化私监狱的老建筑

(图片来自wikimedia@Frank Schulenburg)

2017年，美国监禁人数比1970年增长了7倍，特朗普大肆抓捕非法移民反倒是让开监狱的企业股价大涨，大赚一笔。那究竟私人监狱从何而来？

私营监狱兴起

美国私营监狱出现于18世纪。当时美国出现了一些管理犯人的现代监狱，几乎同时私人经营监狱也出现了。

这些私人监狱除了依靠从政府那里获得一些拨款来盈利以外，还从事将犯人作为廉价劳动力出租的业务。1885年，美国13个州开始将监狱劳动力出租给私人公司。1905 年罗斯福总统签署禁止使用监狱犯人劳动力的法律。这掐断了私人监狱的财路，后来几经周折，监狱最终让位于州政府和联邦政府。

（图片来自《摩登时代》）

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发起反毒品战争，美国联邦和各州立法机构开始加强犯罪惩罚力度，开展多次禁毒行动，抓获大批罪犯、吸毒人员和毒品走私分子。抓来的人肯定要判刑和服刑，政府不得不建造了大量监狱来关押他们，但是建设监狱的速度远远比不上罪犯增加速度，囚犯的关押环境非常差。而且毒贩不同于一般罪案，资金支持和精神状态都相差很大，关押起来可能也需要更多的成本

（图片来自《摩登时代》）

此后媒体发现了这个问题，曝光很多囚犯被迫关押在拥挤的牢房里，生活环境恶劣，在美国社会掀起了舆论漩涡。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犯人家属于是起诉这些监狱条件不达标，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

受理上诉的联邦法院命令加州和德州等41个州采取措施降低看押囚犯的密度，以便达到相关法律规定。

这没问题，大不了多建设新监狱就是了。但当监狱管理部门试图申请更多拨款来建监狱时，更广大的纳税人不同意了。他们质疑国家的资金使用有效性问题，税收没有用来改善教育、医疗、福利等民众所需，反而用来造监狱监禁民众。

联邦监狱年费用

（图片来自Wikimedia@FRED）

1978年，加州甚至发生了纳税人抗税事件，反对当局挪用税款兴建监狱。

一边是法院的命令，一边是民众的反对，很多州政府无奈，思来想去——把监狱外包吧，谁爱开谁开。

1986年田纳西州颁布《私人监狱签约外包法》，正式为私人建立监狱打开绿灯。1987年，德州也修改法律，允许私人企业建立监狱来承接政府外包的监狱服务。

私人开监狱成为新兴行业，在这个商业浪潮当中催生了CCA（美国惩教公司）。此后GEO集团和管理培训集团MTC进入监狱行业淘金。

CCA下属的德克萨斯州伊甸园拘留中心

（图片来自Wikimedia@WhisperToMe）

1984年，美国移民局开始跟两家私人监狱公司签署看押非法移民的合同。到80年代中期，一共有9个州开始通过监狱私有化法律。

1989年里根政府出现财政赤字，为了省钱，大肆将监狱服务外包，促进私营监狱产业发展。

和所有产业领域一样，私人监狱也确实比公立监狱省钱。当时美国政府统计显示，政府建造一座公立监狱通常需要5到6年，而私人公司的私人监狱从破土到完工只需2到3年。再算上人工成本，私人监狱比公立监狱节省经营费用10%-20%。

但是，随着1994年CCA公司在纽交所上市，受到资本干扰的企业高层也想赚取更多利润，他们就开始插手政治，干扰司法独立了。

现代监狱都是功能齐全的综合建筑，建一座的成本可不低

（图片来自google map）

监狱干政

2011 年，CCA 实现收入 17.3 亿美元

，纯利润 1.6 亿美元。但这还远远不够，资本的逐利性让私人监狱总是想争取更多犯人。

私人监狱逐渐形成游说团体显然有碍于司法独立，所以2016年美国司法部长公开质疑私营监狱存在的正当性，并且认为监狱应该由政府运营，外包监狱职能的做法是错误的。没多久司法部又再次放出消息，逐步取消与私人监狱的合作，受此消息影响，CCA和GEO都股价下挫，暴跌近50%，收盘仍下跌超过30%。

这被认为是对两大私人监狱集团的重大打击。

大起大落了一把

但是没过几个月，特朗普上台了。据《纽约时报

》报道，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第二天，美国监狱巨头CCA和 GEO 的股价分别窜升 43 和 22 个百分点。私营监狱行业居然迎来了春天。

在特朗普的力推下，各州与监狱签订合同，规定州政府一定要保证监狱最低入住率达90%以上。如果没有达到，空床由政府买单。州政府当然也想省钱，但这就要求犯人只能多不能少，扭曲了司法的本意。

特朗普改变了CCA和GEO的命运…

如今美国的私营监狱里面生活着大量囚犯，这群人吃喝拉撒睡还有平时的劳动，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监狱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完整而且交织复杂的产业，这当中牵扯到建筑商、食品商、钢铁制造商甚至包括制造业。

对于私人企业而言，监狱劳动力就像一块金子，不会罢工、没有工会组织、没有健康福利、没有失业保险、没有语言障碍，是最好的劳工。有媒体曝光，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如苹果公司

和戴尔，都直接或者间接雇佣监狱囚犯获取了成本优势，提高利润。

当然，在更不发达的国家对监狱劳动力的使用更加普遍

（图片来自wikipedia@Roosewelt Pinheiro / ABr）

在从监狱劳工获利的上下游产业的支持下，监狱产业进一步做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集团，整个利益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政府的政策。

上文提到的美国惩教公司CCA一直都是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the 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的主要捐助者。这个委员会里面聚集一大批州议会和国会的议员，监狱集团可以通过这个委员会进行游说活动，影响州和国会立法。

AICE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水晶城，它是非盈利的，但在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等的报道中，称其为赋予企业利益巨大影响力的组织。

（图片来自Wikimedia@Thomson200）

那些跟监狱集团往来密切的官员，为了保护私营监狱集团的利益，也都会颁布一些政策或者修改法律来帮助监狱集团更好获利。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特朗普的顶层呼声下，联邦政府和各州都借机收紧移民政策，扩大因涉嫌非法移民而被判监禁的人数，增加刑期，为监狱提供更多关押时间更长的犯人。

2010年，亚利桑那州，不顾联邦政府的反对和民众抗议，出台CCA推动的严厉的非法移民新法案。该州认为只要警察怀疑某人是非法移民，哪怕不经审判也可以收监。雇佣非法移民违法，哪怕用汽车搭载也是违法。

如果那些非法移民跨国这堵墙，就把他们关进另一堵墙里。

（图片来自Wikimedia@Sgt. 1st Class Gordon Hyde）

这些规定在法理上站不住脚，但从私营监狱的利润角度看，就很好解释了。

除了通过立法交流委员会间接影响政策制定和法律颁布，监狱企业每年会直接给两党政治活动提供数百万美元资金。2010年到2015年间，CCA和GEO集团在政治游说上共计1460万美元。2017年1月，这两家公司还给特朗普就职典礼捐了50万美元。

所以特朗普上台以来，私营监狱投资前景确实被华尔街看好。并且近两年美国加大打击非法移民数量，同时修改了非法移民遣返和审判的程序，原来走快速遣返程序的非法移民平均关押时间是11.4天，而走常规程序的非法移民平均关押时间是51.5天。很多非法移民的关押时间都人为被延长了。

只要有利可图，只有你想不到的罪恶，没有办不到的罪恶。

By 地球知识局

参考文献：

1. Ryan, M. . (1996). Private prisons. 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 and Research, 4(3), 92-107.

2. Khey, D. N. (2015). Privatization of Prison. The Encyclopedia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3. 连春亮. (2016). 美国监狱私营化争议的焦点——王廷惠

如果科氏工业上市，科氏兄弟必将超越贝索斯成为新的世界首富。

当洛克菲勒、卡内基豪门望族渐行渐远，美国新一代“家族王朝”已经崛起。

根据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榜，美国智库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统计出了当代美国15大“家族王朝”。

排名第二的科赫家族，大部分中国人都没听过，在美国却有极大影响力。

这个家族，不仅富可敌国，拥有超千亿美元的财富，还怒怼特朗普、死磕奥巴马，被认为操作白宫的政策走向。

科赫家族，到底有多彪悍？

1. 富可敌国，坐拥千亿财富

当代美国15大“家族王朝”的总财富超过6180亿美元，超过了全球第22大经济体瑞典的GDP，相当于10个保加利亚的经济总和。

每一个家族王朝，背后都有一个商业帝国。

排名第一的沃尔顿家族，创办了沃尔玛。排名第三的玛氏家族，拥有士力架以及德芙巧克力品牌。

排名第二的科赫家族及其背后的科氏工业，大部分中国人很陌生。

科氏工业到底有多牛？

先看两个榜单。

一是财富世界500强。

翻开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找不到科氏工业的名字。

这不是因为科氏工业规模太小，上不了榜，而是因为科氏工业不提供财务报表，导致《财富》杂志无法获得数据编排榜单。

早在2006年，科氏工业曾公布过一次经营数据，当年的销售收入超过1000亿美元。12年间，科氏工业快速发展，保守估计，现在的营业收入高达数千亿美元。

这个数字，足以让科氏工业跻身10强之列。

二是福布斯富豪榜。

福布斯2018年美国400富豪榜，亚马逊CEO贝索斯排名榜首，身家1600亿美元。

科赫家族的两兄弟，分别以535亿美元的身家，双双位列第7位。也就是说，科氏工业为科氏两兄弟创造的财富，超过了1000亿美元。

这个数字，足以让科赫家族的身家超过比尔·盖茨。

2. 能源巨头，业务遍及全球

科氏工业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简单地说，科氏工业是全球最大的能源巨头之一。

1940年，科氏工业由弗雷德·科赫创办，以炼油起家，几经兼并扩张，如今已经渗透全美乃至全球各个工业角落，业务涵盖了原油开采、炼化、贸易、管道运输、农业和畜牧业、金融服务、道路沥青等。

它是——

全球最大的石油焦炭贸易商
全球最大的沥青供应商
全球最大的饲料生产集团
全球最大的炼厂设备生产商之一，生产各类化工生产设备
全球最大的原油贸易商之一，年原油贸易量超过七亿吨

它还是——

北美最大的液化石油气加工集团，占北美市场总量的25%
北美最大的管道运输商，拥有北美最长的石化产品管道
美国第六大电力供应商，供电业务遍及全美五十个州

1999年，科氏工业进入中国，目前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改性沥青和乳化沥青生产商。

最牛逼的是，在近80年的发展中，科氏工业从来没有利用过融资，运营资金全部来自自有资金。

3. 怒怼特朗普，死磕奥巴马

与其他富豪不同，科氏兄弟热衷政治，在美国政坛极具影响力，被认为操作白宫的政策走向。

受父亲影响，科氏兄弟信奉自由意志论，对政治抱有极大的兴趣。

为了践行自己的政治理念，也为了借助政治力量保护和推广家族实业，科氏兄弟商而优则仕。

先是参加大选。1979年，弟弟大卫·科赫出任自由党总统候选人埃德・克拉克的副总统候选人。科氏兄弟主张废除联邦调查局、能源部，终止社会保障和个人所得税，政府只需保留一个职能——保护公民个人权利。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结果却很惨淡，最终赢得的选票还不到1%。

大卫·科赫

后是间接“干政”。直接参与政治失败，科氏兄弟决定曲线救国。他们斥资成立美国第一个奉行自由主义主张的智库——卡托研究所，一出手就投了1.5亿美元。

科氏兄弟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死磕奥巴马。

2008年，奥巴马发表演说，表示必须对全球变暖采取措施。卡托研究所的学者立马跳出来反对。同时，科氏兄弟还向近40个政治和政策组织提供经济资助，联合起来对抗奥巴马政府。

2012年，奥巴马获得连任，科氏兄弟筹集1亿美元，誓将奥巴马赶下台。

奥巴马除了生气，对科氏兄弟也无可奈何。

2017年，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引起巨大争议。有评论指出，特朗普退出协定的幕后黑手即科氏企业。

民主党参议员怀特豪斯批评：“特朗普在为科氏工业服务。”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克斯更称：“他们（科氏兄弟）买通共和党的高层，特朗普只是工具。”

科氏兄弟之所以对全球变暖、巴黎气候协定如此上心，是因为否认气候变暖、退出巴黎协定，可让科氏工业不受严格的环境条例管制，有利其事业发展。

根据民权组织Checks and Balances Project调查，特朗普最初的内阁中，有16人拿过科氏的钱。

说科氏兄弟能操纵特朗普，并非夸张。

但是，科氏兄弟与特朗普，也不是铁板一块。

2018年7月，查尔斯·科赫怒怼特朗普，批评贸易大棒政策导致美国经济衰退。科氏兄弟出资成立的NGO“自由伙伴组织（Freedom Partners）”还拍了个“特朗普贸易战损害美国农民”的视频，在各大平台上推送播放。

科氏兄弟甚至宣布，如果民主党支持自由市场经济，那么将与民主党合作。也就是说，大金主准备抛弃特朗普了。

特朗普也不甘示弱，在推特上反击，称科氏兄弟“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的笑话”，并表示，自己“不需要他们的钱或坏主意”。

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由此也可以看出，科氏兄弟的影响力之大。

4. 绝不上市，科氏兄弟的经营之道

值得一提的是，只要科氏兄弟愿意，就可以成为世界首富。

先看科氏工业的成长性和评级——

成长性：1960年到2012年，科氏工业的资产增长了超过2200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线上跑赢标普500，还是超过了30多倍。
评级：穆迪给出的资信评级是Aa1，标准普尔评级是AA+。

可以说，科氏工业实力强、成长性高、评级好，一旦上市，无疑将会受到资本追捧。

华尔街人士评论，如果科氏工业上市，科氏兄弟必将超越贝索斯成为新的世界首富。

奇怪的是，关于上市，查尔斯·科赫却说：“只有我死了，科氏才能上市。”

放着世界首富不做，科氏兄弟是怎么想的？

这是因为，上市有好处，也有代价。

企业上市，必须定期公开运营数据，接受公众监督。企业的资金、话语权也将受制于人。这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企业的科氏兄弟不能接受的。

此外，上市公司的股价很容易受到管理层的影响。科氏兄弟有很大的政治野心，总是或明或暗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甚至不惜与总统做对。这种行为，对于个人无可厚非，但对于一个上市公司的领导者，是致命的。

更重要的是，在科氏兄弟看来，上市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保证公司健康的现金流和持续稳健的扩张（尤其是金流去向的隐私）才是正道。

科赫家族的发家史

8月23日，美国企业家和富豪大卫·科赫去世，享年79岁。他是美国“科氏工业”的老板之一，曾任科氏工业集团副董事长。这家没有上市的公司是美国第二大私人公司，业务包括石油、能源、化工、木材等。2019年，大卫·科赫个人资产达到505亿美元，在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上排第11位。

大卫·科赫和查尔斯·科赫凭借着其庞大的财富规模，在美国政界发挥着非同寻常的影响。他们是著名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兄弟二人都希望政府对他们少征税，在环保方面少监督他们公司。

他们也曾试图跻身政坛。大卫·科赫曾在1979年当过副总统的候选人。在参政失败后，科赫兄弟决定从学术机构和智库下手，成立了卡托研究所等表面是学术研究的政策型智库，意图从政策制定的源头上去影响美国政治。此外，在特朗普上台前，他们一直是共和党的长期捐赠人。

在美国争议颇大的环保政策、枪支政策、税收政策和能源政策，背后都有科赫兄弟的影子。许多美国媒体更是称他们为“科赫章鱼”——他们在美国政府的触角网络几乎无所不在，几乎将美国的许多重要机构都收入囊中。作为美国向右转的幕后操盘手，科赫兄弟长期不太为人所知，中文世界里的信息更是寥寥无几。美国调查记者简·迈耶曾冒着危险为此进行深入调查，写出了《Dark Money 金钱暗流》，揭露了美国寡头政治背后的隐秘人物的生动形象，也对其政治触角进行剥洋葱式的分析。

平时，我们总能听到类似的批判，“美国总统竞选是靠钱堆出来的”，“美国的政客不过是财团寡头的代理人”，但是，像科赫兄弟这样的大财团，又是具体通过什么渠道来影响现实的政治呢？科赫兄弟为何会如此执著于影响政治？这些隐蔽的“暗钱”，又是如何腐蚀着美国的政治体制？

科赫兄弟为何如此执著于影响政治？

科赫兄弟的父亲弗雷德·科赫出生于1900年，他在麻省理工大学学习化学工程专业。在1927年，弗雷德·科赫改良了一种从原油中提取汽油的方法。当时美国主要的石油公司视他为威胁，并起诉他侵权，将他排挤出石油行业。弗雷德·科赫认为，石油公司垄断专利是不公平行为，他视自己为与腐败制度斗争的局外人，他在法庭上的回击前后超过十五年。

在弗雷德·科赫打官司这些日子里，他在美国举步维艰。于是，他开始帮助斯大林在苏联建造了15座现代炼油厂，这建立起了苏联石油工业的基础，并为苏联带来至关重要的硬通货。弗雷德·科赫因此获得了50万美元的报偿。在大萧条期间的美国，这是一笔价值不菲的收入。

在上世纪30年代初，弗雷德·科赫亲眼见证了苏联的“大清洗”。斯大林清洗了许多工程师，其中包括弗雷德·科赫的几位苏联朋友，这令弗雷德·科赫不寒而栗。弗雷德·科赫因此也遭人监视。于是，他选择离开苏联。与安·兰德这样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和小政府主义者类似，他们最初的政治思想观念都来源于苏联对他们的“创伤”。

调查记者简·迈耶揭露了弗雷德·科赫在离开苏联后，他们家族中难以启齿的一项秘密：弗雷德·科赫投向了纳粹帝国的怀抱。他曾帮助纳粹德国营建大型炼油厂，从而成为纳粹战争机器的一个关键部分。

弗雷德·科赫本人当时还十分钦佩法西斯主义，他还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写道，“我认为世界上的健全国家，只有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因为他们全都在工作，并且努力地工作。”他抨击罗斯福新政使得穷人闲散失业、依赖政府。

在苏联和纳粹德国手里赚了第一桶金之后，弗雷德·科赫回到美国再度创业，并在石油领域混得风生水起。他迎娶了密苏里一位医生的女儿，两人共有四个孩子。弗雷德教育孩子的方式极其严厉，要求孩子从小在农场干活。

弗雷德·科赫热衷于德国式的生活和思考方式，为此还聘请了德国家庭教师。这位家庭教师是纳粹的狂热支持者，其严苛的铁律把孩子们都吓坏了。弗雷德·科赫也会暴力地体罚孩子。不过，四个儿子在长大后都公开表达对父亲的钦佩和感动，而忽略了其童年黑暗的部分。

与此同时，据大卫·科赫回忆，弗雷德·科赫还孜孜不倦地向孩子们灌输他的政治观点。由于苏联给他造成的“创伤”，他对曾与苏联合作有着一定的负罪感，他转向了极右翼。

1958年，弗雷德·科赫成为极端保守的约翰伯奇会最早的十一名成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到处散布共产主义渗透进美国的传言，并极端到怀疑许多美国著名人物是共产主义的代理人，其中甚至包括艾森豪威尔总统。

此后，弗雷德·科赫一直都为极右翼鼓吹呐喊。他反对民权运动，支持共和党中的极右翼势力，宣扬种族隔离和废除所得税。大卫·科赫和查尔斯·科赫吸收了他们父亲的保守主义政治观念，也加入了约翰伯奇会。但是，他们的政治观念与他们父亲稍有不同。他们不接受这个组织宣传的阴谋论，他们反对越战。相比于他们的父亲，他们更强调自由放任的经济学。

弗雷德·科赫也抨击美国的收税制度，他甚至精心设计了财产继承计划，通过办慈善来避继承税。因此，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不得不搞慈善。查尔斯·科赫还参加了激进思想家罗伯特·勒费夫尔办的自由学校，罗伯特·勒费夫尔十分推崇小政府。在自由学校里，查尔斯·科赫迷上了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纪90年代，查尔斯·科赫在一次演讲中还肯定了自由学校对自己的深刻影响。

1967年，弗雷德·科赫去世，查尔斯·科赫和大卫·科赫在与其他两个兄弟争夺公司控制权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查尔斯·科赫担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而大卫·科赫担任副董事长。“科氏工业”迅速扩张。

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科赫兄弟成为了美国强硬自由至上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查尔斯·科赫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已经很清楚，他自己不会满足于成为自由至上主义革命中的恩格斯或马克思，他要成为列宁。1976年，查尔斯·科赫成立了自由至上主义研究中心，他主张要影响美国政治。

1976年，查尔斯·科赫还投入了自由意志党的政治活动。在1979年，他们支持自由意志党的总统候选人埃德·克拉克，跟里根在右派中进行较量。大卫·科赫还成为了克拉克的副总统搭档。不过，这次选举他们花了超过两百万美元，却仅收获了1%的选票。

从此，科赫兄弟意识到，要改变美国的方向，靠自己参选是很难的。他们必须要转向影响政策思想生产的领域：学术界和智库。科赫兄弟吸收了纳粹党的经验，要创造成功的青年运动。他们开始向大学渗透，资助名牌大学里的私人机构，并希望让他们的经济思想占据学术界的权威，并吸引更多青年学生。

自那次败选之后，科赫兄弟远离了公众视野。1984年，他们成了共和党人，科赫兄弟为共和党慷慨解囊。他们出资推动一些宣扬自由至上主义理念的组织，比如卡托研究所、乔治·梅森大学的莫卡特斯中心、联邦主义者协会、传统基金会、伦敦的经济事务研究所等，建立起触手颇多的意识形态机器，因此被美国媒体称为“科赫章鱼”。

科赫兄弟是如何影响美国政治的？

科赫兄弟的思想立场无比坚定，他们联合了一群极富裕和保守的家族小团体，动用巨量的私人基金来改变美国政治的方向。他们的许多行动，会伪装成慈善活动，巧立名目。

许多人会很好奇，为何美国会有相当一批人否认气候变暖理论？美国的枪击问题为何屡屡得不到解决？为何美国前百分之一的富豪比中产阶级缴的税还要低？为何许多人呼吁要废除“奥巴马医保”？在这些问题上，提出许多保守建议的专家学者机构的背后，都有着科赫兄弟的影子。

在理查德·芬克为科赫兄弟设计的“涉政”方案当中，科赫兄弟的第一步要投资给知识分子，让他们的思想成为原料产品；第二步要投资给智库，让他们将原料产品加工为可以市场化的政策；第三步他们要为各种民间组织提供补贴，让他们给民选官员施加压力，使得政策能尽快实施。这几步经过数十年的布局，已成效显著。

“科赫章鱼”网络，图片来自全球化国际论坛网站

据《卫报》报道，美国企业研究所是科赫家族和其盟友的新智库之一。它是一个准学术机构，为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企业的排污权利合法化而出谋划策，并为这些企业向政府提供更多的减税建议。从2005年到2008年，在对抗气候变暖的组织上，科赫兄弟就花费了2500万美元。而在2009年到2016年，140个保守的基金会就为此花费了5.58亿美元。

对于竞选活动，他们的花费也是颇为惊人。从总统到市议员每一层的选举，他们都有数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在2016年的选举中，科赫兄弟的花费目标是8.89亿美元，这是他们2012年花费的两倍多。

2008年，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呼吁，我们要阻止全球变暖。卡托研究所第二天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质疑这一观点。他们还通过科赫兄弟“重赏”那些批评政府为气候变化立法，支持给企业减税的非营利组织。他们还曾帮助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夺得参议院的控制权，使奥巴马一度陷入“跛脚鸭”的局面。此外，科赫兄弟还帮助茶党崛起。

在特朗普时代里，科赫兄弟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终结了吗？

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上台。这位毫无政治经验的总统被视为反建制派的民粹主义总统，他的上台动摇了两党建制。特朗普在竞选时大肆抨击美国的金钱政治，他痛骂那些腐败的大捐赠者、企业游说者。他的上台代表着许多美国人对竞选被金钱腐蚀的厌恶，以及日益严重不平等的愤慨。他凭借着自己的金钱竞选，战胜了与华尔街联系密切的民主党。在选民心里，特朗普并非是某些财团的傀儡。

作为另类右翼的“偶像”，特朗普也曾经在推特上对传统极右翼科赫兄弟表示过厌恶，并称他们是“全球主义者”、“共和党内彻头彻尾的笑话”。在特朗普竞选的过程中，科赫兄弟也表达了对他的反感。科赫兄弟支持移民和自由贸易，因为这都利于他的跨国企业，他们还抨击过特朗普反穆斯林的理念。

不过，特朗普和科赫兄弟的分歧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大。在特朗普选上总统后，特朗普过渡团队的主持者，副总统迈克·彭斯就曾是查尔斯·科赫2012年总统位置的第一人选，也是科赫竞选捐款的主要接受者。在2016年的选举中，科赫兄弟为彭斯捐赠了30万美元。

在能源部的政策和人才方面，特朗普还选择了游说公司MWR策略的总裁迈克尔·麦克纳(Michael McKenna)来领导过渡团队，这家公司的客户就包括了科氏集团。他们倡导对这些企业友好的能源政策。

此外，特朗普还选择了气候变化怀疑论者麦伦·埃贝尔（Myron Ebell）来领导他为环保局准备的过渡团队。埃贝尔在华盛顿的竞争企业学会工作，一直接受着化石燃料利益方的资助，其中就包括了科赫兄弟。现在，美国能源部长里克·佩里也跟科赫兄弟有着密切关系。

迈克·蓬佩奥则出任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并在2018年4月出任了美国第70任国务卿，这意味着科赫兄弟的影响力在特朗普时代下达到高峰。蓬佩奥是科赫兄弟竞选资金的最大接受者。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芬·班农曾表示，蓬佩奥是“科赫兄弟的议员”，而副总统彭斯是“科赫兄弟的总统”。

在乘民粹汹涌胜选之后，特朗普也开始满足许多特殊利益者，比如放松对科赫兄弟的监管，以及减税。而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有许多人就认为科赫兄弟操纵的政治组织“美国繁荣”（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足以见得，在2016年大选后，科赫兄弟的政治影响并没有结束，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支持总统候选人，但“科赫章鱼”的政治触手早把特朗普团团围住。

此外，科赫兄弟更关注总统层级以下的选举。科赫兄弟在2016年动用了大笔资金，支持了至少19名参议员、42名众议员、4名州长的竞选，以及全国各地不可胜数的层级更小的选举。

根据哈佛大学学者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亚历山大·赫特尔-费尔南德兹（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在2016年所作的一项研究，2016年科赫兄弟的私人政治组织网络所发的工资，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还多。科赫兄弟的“美国繁荣”拥有1600名领薪员工，遍及35个州，而在2012年时，科赫兄弟的主要政治组织“美国繁荣”拥有的付薪员工还仅为450名。因此，有人说，美国现在有三个党派：民主党、共和党和“暗钱党”。

美国调查记者简•迈耶在《金钱暗流：美国激进右翼崛起背后的隐秘富豪》一书中指出，理查德•芬克（Richard H. Fink）是科赫政治理念转变背后最重要的人物，他是“科赫章鱼”的神经中枢。芬克基于哈耶克的理论，为科赫帝国设计了一整套输出政策产品、影响公共政策的方案。第一步要投资给知识分子，让他们的思想成为原料产品；第二步要投资给智库，让他们将原料产品加工为可以市场化的政策；第三步他们要为各种民间组织提供补贴，让他们给民选官员施加压力，使得政策能尽快实施。经过数十年的运筹布局，这条纵横一体的产业链收效颇丰。而且这样一条产业链稳固又灵活，既可以影响国内政策，也可以影响外交政策。不得不说这种“让知识分子洗脑，让民间组织闹事”的做法非常行之有效。

By 徐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