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社会现状剖析

1. 一个年轻同事，天天巴着领导，围前围后的干活，结果有一天周末在家心梗了，ICU里面躺了一个月。你猜，他躺在ICU的时候，领导开例会的时候，怎么说话的? 大概意思就是，某某躺进去了没用了，他怎么样是他自己的事，你们还得给我好好干。

2. 我们公司一个男同事，后来考了公务员。开始一两年还特别开心，经常看他发朋友圈分分享生活和工作，后来慢慢就不是分享了，渐渐多了一些消沉和佛系，有时候还抱怨。我跟他聊过，他说在里面经历了一些事后，慢慢没有了之前想走仕途的心思，不再打鸡血，不再听领导画饼。他考进去的时候是27岁，属于年富力强的岁月，是他们科室最年轻的人之一。他们科一共5个人，一个股长，50多岁，一个副股长，40多岁，一个从股长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干部，也是50多岁，剩下一个是个24岁的姑娘，还有他。按道理，这个配置在科室也不弱了，两个年轻人。但是那个女生考进来后就躺平了，让她做个事她就说不会，让她加班，她就说感冒了，头痛，要回去休息。他跟领导反馈，说是自己忙不过来，让分出去一点活。领导就去找姑娘谈话，姑娘直接就哭的梨花带雨只，说为什么欺负她一个女孩子。领导没办法，活分不下去，他只能继续干。但是活越干得多，出错概率越大。他被市里督察发现两处操作错误，扣了单位的绩效分，当时就被罚了200。年底评优，他们股室年轻人有一个名额，但要求不扣分，结果他扣分了，没评上，那个女生啥活不干，一点错没有，被评上了。就这样，每天累死干活的人，一点回报没有；不干活的人，倒是可以评优评先。这种“鞭打快牛Q”的现象，让他无比寒心，把想要进步的想法彻底掐灭了春晚沈腾小品《坑》，确实是来源于体制内实际工作情况的，尽管上面三令五申，让有为者有位，要有容错机制，但执行上还是没有很彻底。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是部分年轻人过早躺平的重要原因。

3. 年轻有为的时候，不提拔我，说老同志优先。等我又加班加点干了几年熬成了老同志，还不提拔我，说干部年轻化。提的都是自己的小圈子的人，还好意思舔着脸说我群众基础不好。群众基础不都是想提谁之前先放风的么？想让谁群众基础好就谁群众基础好么？好容易熬到他今年滚蛋了。可是我知道以后也没啥机会了，因为已经错过了关键几年。这个混蛋以后千万别落到我手里，能收拾他，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4. 其他的先不说，工作以来我始终有一个感觉，我仿佛进了宫，什么都要讲等级，个个讲话弯弯绕绕，阴阳怪气。偏偏我还是个刚进宫的宫女级别，感受就更明显了。遇到分工不明，脏活累活都默认是年轻人干，拒绝就是没有觉悟，不思进取，不和领导走得近不媚上欺下，安静做事被提醒不要太内向。地方小，人均年龄45+ 大家没什么爱好每天就是在背后议论人、分析事，当然都不会是什么好话，你不想参与也被迫接收了负能量。忙闲不均，忙没有忙的价值，在我们这地方，家里没点实力的事业编当一辈子奴才顶天了副科，公务员要提拔也没有那么容易，好处都让会来事的人捞去了，出了事情背锅的就是底下人。像我们这种老实人光是自保，避开别人挖的坑就要耗费心力，养成厚脸皮，不惧流言的强大内心也是要一天天熬过来的，一般人经历这么一遭可不得心灰意冷

5. 我在单位8年，一个优秀没有，新来的妹纸4年，连拿3年优秀，2022年休产假8个月照样拿优秀。心灰意冷了。评优秀就是评人际关系，我人际关系不好，也不怪别人。还有就是只有办公室的能拿优秀，其他部门的工作都毫无价值。

心灰意冷之后就是真正的抑郁

工作了几年之后，一天，大厂网络新闻编辑沈毅感觉自己“病了”。

那是一个周末，公司大楼灯火通明，他坐在工位上值夜班。突然之间，一种冰冷的感觉像蛇一样爬上来——胸闷，无法呼吸，感觉痛苦。这种痛苦不但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他起身去洗手间给家人打电话，打着打着就嚎啕大哭。

他去看中医，医生开了一堆药，其中有治疗抑郁的中成药。从医院出来后，他逃离现实的愿望空前强烈，于是给领导请假，想着：如果领导不批假，他马上辞职。

领导批了假。他马上买了一张火车票，去南方旅行。回来之后，他感觉好些了。

但过了一段时间，那种抑郁的感觉又回来了，就像一个无限循环，反反复复出现，困扰他很多年。

从2019年到2021年，大厂HR雨璇出现了两次心理崩溃。

一次是2019年。当时她接受了一个挑战性很大的项目；头一年，她刚做了母亲。双重压力之下，她出现了崩溃。她去北医六院就诊，结果显示，她患上了双相情感障碍。

图：《实习医生格蕾》剧照

她提出辞职，被领导挽留、建议转岗。在新部门调整了一阵子，她感觉自己好一些了。

2021年的那次崩溃来得更为剧烈。当时，雨璇所在部门的一个项目黄了，她的家人则生病住院。在外人看来，她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有房有车，但是她感觉，自己当时被事业和家庭放在火上烤。

那段时间，雨璇出现了重度失眠和死亡焦虑。在北医六院，她被确诊为重度抑郁。

为了自救，雨璇去做心理咨询。在首次咨询的50分钟里，她哭了整整45分钟。压抑多年的情绪一旦爆发，整个咨询室都被淹没了，“压都压不住”。

“我很不喜欢我现在的样子，也很不甘心，我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你能帮帮我吗？”她对咨询师哭道。

心理咨询师李丹旻服务的对象包括不少大厂人。她发现，当一个人在大厂卷得很欢时，这个人是不需要心理咨询的，只有身体出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才会想到去做心理咨询。因为心理问题会“躯体化”，这是心理问题的躯体化表现，即，一个人承受的心理压力和情绪，最后通过身体的疾病表现出来。

图：《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剧照

李丹旻有一位朋友在大厂工作，在工作时，他非常忘我，每件事一定要做到最好。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身体感觉非常迟钝，对一些腰酸背痛之类的小问题毫不在意，一旦开启工作模式，就会全情投入。

直到有一天，他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免疫系统疾病。

心理问题还会代际遗传，每一个来寻求心理咨询帮助的小孩后面，都是一个有问题的家庭。李丹旻在给一个有抑郁问题的孩子做心理咨询时发现，症结不在孩子身上，而在孩子的妈妈身上——这个妈妈在大厂拼命工作，经常整个人都处于躁狂状态，完全无法安静下来。“她好像进入那个机器里面，有点出不来了。”

妈妈的焦虑感，全部都倾泻到了孩子身上。

“当父母一直活在自己的焦虑里时，他们是没有办法看见孩子的。孩子的感受被父母的情绪覆盖掉了。”李丹旻说，当孩子持续不被父母看到、无法发展出健康的自我，到青春期就容易出现无法上学、自残乃至自杀等行为。

02

无意义感与生存焦虑

在大厂，人的无意义感和虚无感会提前降临。它源于机械重复、过于细化的流水线作业，也源于高效、高度协同必然导致的去个人化。在某种程度上，人被工具化和异化了。

“为了效率，大厂领导往往说一不二，下属的空间很小。如果你有自我意识，觉得被控制很痛苦，何去何从？”李丹旻问。

一个大厂员工说，每天上班，都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机器人”。

在大厂做实习编辑的第一天，沈毅就感到了不适。那天他腰酸背痛，工作也没什么技术含量。一个念头划过他的脑海——“这就是我以后的人生吗？”

图：《疑犯追踪》剧照

他觉得网络新闻编辑跟富士康工人没什么本质区别：都是三班倒，都是不停简单重复，都要拼体力。富士康的生产线叫“拉”，每条“拉”的负责人叫“拉长”，沈毅经常和同事开玩笑，叫自己领导是“拉长”——大家都觉得，自己就像是在流水线上拧螺丝。网络编辑的小夜班是下午3点到晚上12点，大夜班是晚上12点到早晨7-8点，值完一个通宵夜班，就像中了毒，“连呼吸都难受”。刚缓过来，下一个夜班又来了。

工作能体现出智力含量的部分，就是改标题——用20或24个字，把一篇文章的主要看点囊括进去。但这样的部分，很少。

压力则比富士康更大。网络媒体极其看重时效，各大商业网站会比拼谁的突发新闻PUSH发得更快。一条新闻比竞品早发1秒，就可以放进周报作为重要业绩汇报。在此情况下，网络编辑的精神高度紧张，不敢错过任何重大突发。在抢时效抢到极致的情况下，有时会出现让人啼笑皆非的情况——几个网站前后脚推送的都是假新闻。因为没有时间去核实。

亦诚曾在某大厂游戏部门任职。部门下面有很多工作室，因为曾经出现的赛马机制，不同游戏工作室和项目之间就会出现“反复造轮子”的情况。大量基础而无意义工作因此产生。“你会特别无奈地想，我的天，我在公司待了这么多年，现在还要做这个。但是在这个制度下，你没有选择。”

图：《生活大爆炸》剧照

生存焦虑也困扰着大厂和大厂人。

在外部资本市场，评价大厂表现的依据，是利润率、营收、增长率等数据。在大厂内部，评价员工表现的依据，是KPI、已沦为KPI变种的OKR、季度考核和年终考核等。

“当所有人都被无形的结果和功绩指挥着的时候，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有生存恐惧的。”雨璇说。

作为网络新闻编辑，沈毅清楚地知道，自己KPI考核的最关键数据就是流量。“为了KPI，有的编辑会把一坨坨吸引流量的狗屎推到页面上。但是你心里知道，这个东西没有任何价值。”

沈毅相信新闻专业主义，觉得新闻应该惩恶扬善、反映社会现实，但他发现，能反映社会现实的严肃稿子往往流量都不高，甚至很低，而那些打“黄赌毒”擦边球的稿子，流量则很高。他的领导对外宣称说要做严肃新闻，但当沈毅推了一条流量很差的严肃新闻时，领导就会质疑：“为什么要推这条？”“流量不行，赶紧撤了”。

因为流量是互联网大厂的命脉。流量就意味着广告，意味着钱。

大厂很多部门下设的工作室会被要求独立核算成本。项目负责人需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项目和手下的员工每天要花掉多少钱，项目成本与研发成本要以怎样合格的利润率才能赚回来，从而保证工作室的营收与年终奖。“当大家都开始拼利润率和成本核算的时候，就卷起来了。”亦诚说。

让大厂人焦虑的末尾淘汰率、35岁红线，也都是冷冰冰的数字。“你会感觉工作得越久，自己就越没有价值。”曾在大厂任管理者的王彦说。

图：《上班一条虫》剧照

大厂生存焦虑的直观体现之一，就是公司要求某个部门或工作室自证价值。“当一个中层带着团队说我们要自证价值的时候，有80%的几率是悲剧的开始。”雨璇说。在要让公司看到自己更有价值、自己部门值得活下去的时候，管理者和员工很难做出理智的决策。

她觉得，如果不折腾，大厂的有些业务“可能死得还慢点”。

“在大厂的上升期，大家也会有拼搏的感受，但是每天大部分时间还是充斥着无聊、空洞和无意义：开各种各样的会，跟各种团队PK，为了一点资源你争我抢。还有同事擅长向上管理，天天琢磨老板，老板喜欢啥他就汇报啥，粉饰业绩，捏造自己都不相信的成果。在行业发展放缓之后，更是如此。”王彦选择了辞职。

还有更多人没有离开的勇气，但又倍感痛苦，于是就会有一种分裂的感觉。

03

好学生

好学生，是大厂的抑郁高发人群。

“大厂的好学生密度很高，这是从源头筛选的结果——大厂招收大量的应届毕业生，他们中的很多都是教育体系中的佼佼者。”已投身心理咨询行业的前大厂员工萧念一观察发现。

勤奋、温顺、忘我奉献、追求完美，让好学生成为大厂的理想员工。

但另一方面，好学生会高度在意外界评价、过度反思，永远都觉得自己不够好。遇到问题，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抨击自己。不久前，歌手李玟因抑郁症去世。她的姐姐李思林告诉媒体，在妹妹病情恶化时能感受到妹妹的无力，“妹妹会嫌弃地说，‘都是我不好’。”

图：《丈夫得了抑郁症》剧照

“好学生不能接受自己的‘无价值’，而他们价值感的来源，在学校时是成绩，在职场时是业绩。一个每天摸鱼混日子还能拿高薪的大厂员工是不会抑郁的。”李丹旻说。

雨璇曾是这样的好学生。她毕业于国内顶尖高校，有硕士学历，工作后业绩出众。“在职场上，我一直想做一个女战士，做一个神奇女侠，很想去证明自己。”

所有心理问题都是“里应外合”的结果。在两次大崩溃后，雨璇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根源所在。其中既有大厂的外因，也有自己的内因——“你很认真地想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对工作、对出成绩这件事非常在意。你很想要那个很厉害的自己，很排斥自己不够好的地方。”

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假自体”，也就是说，一个人为了迎合外界眼光、顺从外部环境，打造出了一个虚假的“壳”，但这并不是真实的自我。很多好学生就顶着这样的假自体生活，他们的自我价值、生存的意义全部建立在外部认可之上。于是，读书的时候，他们通过努力获得高分，让家长和老师认可。进入大厂后，他们通过努力取得成就，让公司和领导认可。

换言之，我工作，故我在；我优秀，故我在。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他们无法接受自己不完美的、脆弱的一面，将这部分压抑在潜意识中。压抑得太久，就容易被反噬。

雨璇发现，在自己此前任职的大厂，不少老员工都是好学生，都有一些抑郁。后来她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对工作对自我价值的关系这件事这么看重？为什么我们像依赖生命的养分一样依赖外界评价？其实是因为我们内在的自我没有长得特别稳固。”

但在想明白之前，大厂生活就像爬满了虱子的华丽袍子。

有一次，雨璇被老板的一句指责深深刺痛：“你的标准就这么低吗？”

她特别难受。“这种话我是听不得的。如果别人在这方面质疑我，我就非常想反抗。” 毕竟，长期以来，她关于“我很好”的自我认知，是建立在“我很负责、我很上进、我对我自己要求非常高”的基础上。领导的那句话，相当于否定了这一切。

图：《坡道上的家》剧照

从大厂离职前，亦诚一直是四星五星员工。直到一次，她参与运营的一个游戏项目因为某些原因被叫停，工作室面临人事大调整，亦诚体验到了巨大的失控感。为了缓解焦虑，她找到一位心理咨询师做精神分析。

这位心理咨询师是拉康派的。包括拉康派在内的很多精神分析流派都认为，包括孩子在内的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所以精神分析师会经常问来访者：“‘别人觉得你好，诶，你觉得自己好吗？’（‘别人觉得你不好，你觉得呢？’）‘别人想让你做这件事，诶，你想做这件事吗？’”

被咨询师这样问到时，亦诚被深深地触动了。“竟然有人问我是怎么想的。我从来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以前没人问过我。”

她后来就发现，很多大厂好学生都陷落在二元关系的思维中，只能通过外界评价来感知自己的存在。“你说我好，我就是好的，你说我不好，我就是不好的，我就很难受。”而更健康的状态应该是三元关系，即使你说我不好，我也知道，这只是你对我的评价，并不是真实的我。但很多好学生一直生活在评价与被评价的环境中，人格结构上没有独立评判意识。

在大厂，还有很多好学生的痛苦来源，是强烈的道德洁癖与公平意识。

一位前大厂员工在发现直属领导贪污、向其上级领导举报未果后，整整痛哭了一个晚上，“完全是生理性反应，浑身发抖，停不下来”。她一直坚信的那个世界崩塌了。

另一位大厂员工干了本部门最多的活儿，年底考评时却被领导穿小鞋，拿了低分。他也久久无法释怀。“好学生的心态是要公平，在行业蓬勃发展的时候，你越努力越被认可，越得到正向反馈。但是当环境变化，大家要靠彼此竞争、打压来获取资源时，这套价值观就会变成弱点。你不认同领导，领导就要拿低评价低绩效赶你走，否则人人效仿你这种情况，人心散了，团队也散了。”亦诚说。

一个大背景是，互联网行业在2018、2019年之后发展放缓，可做事的空间变少，这必然影响到个人工作和升职加薪的空间。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社会的基调就是高大猛好，要创造，要发展，要向上，人们相信的是明天会更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好学生的人格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但当在职场“大杀四方”的愿望遇到收缩的环境，好学生就很容易产生自尊体系的崩塌。

04

PUA

互联网大厂，曾经是最适合好学生的职场之一。

雨璇在2016年进入大厂工作，当时她对公司的认知是充满生命力，对有才华的人很包容。她也充满使命感和干劲，想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但这种感觉，随着大厂规模的扩大，逐渐稀释掉了。更多素质参差不齐的新员工加入，大公司病、官僚化现象逐一显露。

“有各种小丑轮番上台的感觉。”HR的工作让雨璇发现，一些员工会表演障眼法，擅长夸夸其谈，让大家觉得他有精确的判断，可以跟着做事，但随后就会发现，这些人就像华而不实的小丑。

这些“小丑”往往有过度自恋倾向，甚至有一部分人就是被称为“天生的PUA大师”的自恋型人格障碍（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NPD）。根据统计，后者在美国总人口中的占比达到6.2%。在美国，与NPD有关的知识已经比较普及，但在中国职场，了解NPD相关知识和其危害性的人寥寥无几。

李丹旻和心理咨询行业的不少同行都发现了一个现象——在卷文化下，擅长向上管理、向下霸凌的自恋者更容易上位，成为领导。

图：《半泽直树》剧照

在心理学中，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分高功能自恋者（有能力）和低功能自恋者（无能），“逼疯”好学生的，大都是浮夸且无能的低功能自恋型领导。网络上曾传出一个聊天截图：有大厂领导要下属叫自己“爸爸”，而下属一一照做，直到事件曝光。

一位曾是部门骨干的大厂员工在愤而离职多年后自学了心理学，这才发现自己当时遇到的就是低功能自恋型领导。

刚从其他部门空降过来时，这个基干体贴入微，到处问手下：“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几个月后，可能是觉得位子稳了，他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开始对手下各种贬低打压，甚至人格羞辱。问题是，他并不精于业务，只擅长向上管理，开会时的名言是：“要干领导看得见的活儿。”“哪怕是一坨屎，也可以包装成一朵花。”

实在不堪忍受，上述大厂员工和另一个骨干同事选择了离职。因为投诉太多，后来这个小领导被调离。

另一位大厂员工也遇到过类似的领导。

这个领导不但争功诿过，还习惯性撒谎——他要求下属言听计从，但一旦出了问题，他就会矢口否认自己说过的话。对下属颐指气使、贬低打压，更是常态。就任三个月后，他手下十二三人的团队，有一半人离职。

大厂禁止越级告状的制度，会让自恋者的精神虐待现象更难被察觉。

小红书博主“灰灰是蓝猫”是一位在英国执业的律师和心理治疗师，对自恋型人格障碍有深入研究。她表示，自恋者会利用他人的特质和行为方式来操纵和控制其他人。而好学生之所以容易被自恋者拿捏，主要是因为好学生有同理心、同情心、顺从、忠厚、老实，此外缺少城府和心机，对丛林法则认识不足。

举例来说，自恋领导在工作中是甩锅大师，不会承担任何责任，核心信念是“我不可能有错，有错都是别人的错”，且以贬低打压他人为乐。而好学生一遇到问题就会下意识地反求诸已，认为一定是自己做得还不够好，对完全不合理的苛责往往“照单全收”。自恋领导拼命指责，好学生拼命反省，这样一来，他们就共同构建了职场的施虐-受虐关系。

图：《黑暗荣耀》剧照

但这种关系不可能持久。“灰灰是蓝猫”指出，长期而言，自恋型领导可能给好学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让他们产生心理压力、情绪困扰、工作满意度下降，甚至可能导致身心健康问题，比如抑郁症、焦虑症和失眠等。

“自恋型人格障碍是严重的精神疾病，对他人的虐待和伤害很严重，有人因此终身抑郁，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者精神不稳定。”她建议，如果情况持续恶化且无法忍受，比如发现自己的领导是极端的自恋者，好学生应该为了身心健康考虑转岗或离职。

大厂需要更加普及与自恋型人格障碍相关的心理学知识，做好管理者筛选，因为自恋型领导往往不利于团队合作、个人发展和公司目标。“灰灰是蓝猫”观察发现，“大部分自恋型领导是低功能的，他们的实际能力并不如他们自己夸耀和以为的那样好”。

“最重要的是，好学生应该保持对自己的尊重和关注，不让自恋型领导的行为影响到自己的价值观和自我价值。如果情况变得过于困难或不可忍受，寻求职业咨询、心理治疗和法律援助等专业支持也是一种选择。”“灰灰是蓝猫”说。

因为心理学知识的匮乏，一部分寻求心理咨询的大厂人，并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李丹旻提到，一位大厂人说自己跟领导关系不好，在交谈过程中，咨询师发现其领导有严重的问题，但这位来访者的反应是：“领导不都是这样的吗？”因为不但他的领导是这样，公司其他部门的领导也这样。于是，他断定自己与领导关系不好，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

“这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你要去迎合这样的领导，除非把自己变成病人。”李丹旻说，自我归因，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员工的自我保护机制——“不将这种情况合理化，他是待不下去的。”

不过，近年来，一个名词开始被部分大厂人作为“武器”，那就是“PUA”。

雨璇在做HR时发现，职场的领导和HR都非常排斥PUA这个词，甚至会声讨PUA被员工用滥了，“觉得谁都可以拿PUA来给领导贴标签”。但学习心理学后，她发现，命名其实是一种赋权。当大家不知道如何形容糟糕的被压迫感时，就想到了PUA这个词。

从个体角度来说，当一个人的遭遇可以被命名时，他就可以与因之而来的痛苦保持一定距离，而不是陷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在这个老板下面干活好痛苦”的状态里。

05

终止创伤的代际遗传

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是很多互联网大厂的标配——这是给员工的福利，从侧面也说明了需求足够旺盛。

但很多时候，大厂的心理咨询服务，更像流水线。

因为工作压力和被领导视为非嫡系排挤，沈毅在公司预约过多次心理咨询服务，但因为排班时间不固定，他很难预约到固定的心理咨询师。而只有来访者与心理咨询师建立稳固的关系，才能进入下一步。

一次，因为工作细节，沈毅在微信群和同事争执了几句。有同事马上将截图发给领导，领导大张旗鼓，在大群里斥责平时兢兢业业的沈毅“破坏团结，给公司业务造成了损害”。

他极度委屈，在内网预约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对其诉说苦闷，对方只是告诉他，保留好证据，不要那么唯唯诺诺，“你是有还击能力的，你是有选择的”——就像所有不痛不痒的安慰一样。

“这些话任何人都可以说，不需要学心理学。”他感觉意冷心灰，最终选择了辞职。

图：《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直到一段时间之后，他的抑郁才慢慢好起来。

当然，板子不能都打在大厂和互联网行业身上，很多心理问题要回溯到原生家庭和教育、社会等方面。

“我们的上一代、上上一代都有很深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创伤，这些原生家庭的创伤会代代遗传。岁月静好的时候，这些创伤是隐藏起来的，或者不明显。但是当环境一旦变化，人受到挤压，它们就很容易被激发。”李丹旻说。

在一些中国家庭，父母的角色是缺失的。大厂提供诸多保障，更像是象征意义上的父母。“心理上缺失父母的人，就会贪恋这样的环境。实际上，他们是在补足自己早年匮乏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厂对于他们也是救赎。”李丹旻表示。

而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家长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为你好”。孩子很少被看作一个有独立意识的主体，他们的自我往往是不被看见的。儒家文化和集体主义也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把人放在群体中。

很多中国孩子承载了家长过多的期待，他们从小接受的爱就是有条件的——“只有我这样做，妈妈才会爱我。”一位大厂好学生被妈妈不断数落着长大，妈妈的理由是“我希望你完美”。她的缺点，是不被妈妈接受的。但“追求完美”是一场让人精疲力尽的夸父逐日游戏。这个好学生后来成为了工作狂，一闲下来就有罪恶感。

因为没有接受过无条件的爱，好学生小时候迎合父母，长大后迎合领导，即使离开了家，他们内化了的严苛父母还会继续批判自己，对内攻击。

而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努力工作是很高的美德。“我们身边的好几代人都把工作看得特别重要。”雨璇说。她的奶奶八十多岁了，每次雨璇回老家看她，老人总是叮嘱：“你要好好工作。”

那么，当我不努力工作的时候，我还能是谁？

图：《伊藤君A到E》剧照

李丹旻发现，那个孩子抑郁、自己心力交瘁的妈妈之所以无法离开大厂，就跟原生家庭有关系——她出生在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家庭，一切自我价值都来自学习。

在这种模式驱动之下，她从一个不被看见的小女孩变成了家族的骄傲、职场的精英。她无法离开大厂，因为那意味着安全感的消失。她不敢去想，如果自己不努力学习，不努力做一个好员工，她还能是谁。她的存在价值是被外界建构的。“去掉壳子后，她就是空的。”

当然，还是有一部分“大厂病人”，选择了离开。

李丹旻那位患上严重免疫系统疾病的朋友接受了长期治疗，捡回一条命。他从大厂离职，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身心。

有一部分离职的大厂人进入了心理咨询领域，希望更深入地探索自己内心，找寻真实的自我。比如王彦就在放弃大厂的管理岗后，考上了北师大的心理学研究生。她想做一些跟之前不一样的事情。

落差可想而知。一个直观体现，就是收入从高薪锐减为零。

“我有些孩子气。可以说我辞职是因为不成熟，但是我的心灵又会因此早一点自由。”她想找到生命的意义。

她感谢大厂带来的财富积累，让她在进入一条全新的赛道时没有后顾之忧。不同于互联网行业，心理学行业是一条长期赛道，没有年龄焦虑，她想用后半生来做这件事情。

亦诚也选择了从大厂主动辞职。她目前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并在打造一个心理咨询师创作实习项目。她发现，在大厂工作时，自己的钱都用来消费，缓解工作带来的痛苦了。“离开那个环境后，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可以过一种由你自己选择的、很简单很满足的生活。”

不过，改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尤其是在心理层面。

在进入心理咨询行业的同时，雨璇也在看心理咨询师。最近，她的心理咨询师告诉她，自己有一个感觉——“无论是你之前的大厂工作，还是现在的心理咨询工作，都比你自己的位置更高，感觉你是服务于这两个职业的。”

当听到这句话时，雨璇哭了。她发现，自己还是有一些自己没有看见的阴影。

心理咨询师告诉她，你的自我是你真正的将领，是要带领着你去打仗的。无论选择什么职业，你的感受是最重要的，是高于任何一个职业本身的。

但另一方面，雨璇觉得自己还是有了巨大的进步。随着自我觉察的不断加深，她开始更加接纳以前自己认为自己“不好”的一面，活得没有那么累了。

图：《丈夫得了抑郁症》剧照

小时候，她的妈妈很少表扬她，所以有了女儿之后，雨璇曾经经常表扬自己的女儿。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发觉，表扬也是一种评价，她还是在重复母亲“有条件的爱”的教育模式。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孩子会形成这样一种心态——“只有被表扬，我才是有价值的。”

现在，她试着尽量给女儿无条件的接纳与爱。

她也试着给自己的内在小孩无条件的接纳与爱，与自己拧巴的那部分握手言和。

“最好的状态是，意识到‘我的存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哪怕什么都不做，只是呼吸，我都是价值的’。”

我的内在感受比外表更重要。我的价值，不需要由外界来定义。

这种状态，就叫做自由。

在心理咨询师们看来，虽然心理创伤就像一个命运的魔咒，会在无意识间代代传递，但是一旦人们有了自我觉察，这个代际传递就会被打破，命运的魔咒也会随之被打破。

“我们这一代，就是在打破这个代际传承的过程中。”王彦说。

（应受访者要求，沈毅、雨璇、王彦为化名）

By 老秘书、首席人物观

很多人这两天说回了老家县城被吓到了，因为印象中老家是很穷的，小地方人均三千嘛。

但是注意观察却发现，小地方也有很多百万豪车，再一看当初没出来的同学，过得也都还不错。被同学们叫去吃饭，发现同学里混得最好的那个，可能是自己这辈子连个边都靠不上去的。

其实我前年就在说这事，老家一直以来都是当地有势力的回去继续混，那些啥都没的人才会拼了命地考出来。

这里就有个问题，到底特么的咋回事，感觉完全跟月薪三千不搭边啊？！

其实小地方，也就是出了一二线城市的那些地级市和稍微大一些的县城，泾渭分明分成了三伙人

第一伙人比较一言难尽。

我就说两件事，大家这些年回老家感受到了市容的巨大变化了吧？从08到18年，很多地方“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担上几十甚至上百亿的地方债务，就是这种效果的代价。

这些变化的本质，就是地方自己筹款做项目，或者花中央的转移支付。不过大家想过没，这些项目是谁做的？

可能还有小伙伴没反应过来，觉得我是在扯废话，当然是政府在做啊。其实不是，政府一般是作为“发包人”，也就是某个项目通过之后，要交给包工头来做的。

这里的“包工头”范围极大，给政府做基建的，盖楼的，绿化改造的，甚至还有打扫卫生的。这些项目有大有小，但是无一例外，随便一个都超过咱们普通人的想象，他们能赚到的钱也不是咱们能想象的。

大家注意下，每个地方这些年借钱盖楼，不管欠了多少钱，这些钱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实打实进了相关责任人的手里，有的是包工头，有的是买水泥，还有各种挖掘机。

这些人赚到之后就得买点牛逼玩意，比如东北有个神奇的车，叫“大57”，唯一的特征就是大，跟个卡车似的，两百多万，包工头大哥的座驾。能高速能工地，能装逼能抵债。

也就是说，围绕大拆大建，这些年崛起了无数的隐形富豪，平均到每个县市都有几个，他们周围又围着一圈小富豪。

这也是为啥很多地方看着好像没有任何产业，却有不少有钱人，本质也是转移支付最后并不是均匀地落在当地每个人头上，有些人淋得多很多。

此外小地方很多店，其实就是一个老板的，连带门面也是他的，极端情况下，一大排都是一家子的。

倒也不是说这些业务涉及什么专营业务，只是你去开，搞个小超市可能问题不大，稍微做大点，事情就比较多，你可能压不住。具体有啥事，我也没法说，反正事很多，需要人脉广路子野能平事。

你如果对老家有点了解，就知道那边的人碰上事不报警，一般都是找人。找到人不是跟对方单挑，他可能跟对方说一句，事情就这样算了。

这就是“面儿”，在小地方“面子”就是另一种货币。

反正小地方有一大堆不是潜规则的潜规则，很多事看着利润不错，但是等你去做，你会发现根本拿不下，得找人，让人家帮你拿，拿下之后你得给对方分红，这都不算啥秘密了。

不知道大家听说了一句话没，说好的职位，就跟艾滋病毒一样，只有三种途径，性，母婴和血缘。这句话放在这里倒是很贴切。

所以这是小地方的第一层，做大买卖的人。当然了，做大买卖的人还有一些，没法说，我也不说了，大家有生活经验的都懂。

一般咱们胡侃国际政治的人喜欢聊“跨国资本”，还有个东西很少有人提，“跨城资本”。也就是小地方那些大生意都是泾渭分明的，你不能随便到别人地盘上去折腾。也有少数是可以的，来头大，好几个地方都能说上话，在哪都有关系，可能好几个地方都有他的产业，这种就厉害得不得了了。

咱们知道那些真正的大佬都是跨国配置资产的，小地方很多有钱豪门也是跨省配置的，比如北方基层豪门的最爱就是北京的房子。一大家子事先在京城找好联系人，坐上大越野“上”北京。到了北京先去那个四季什么吃烤鸭，然后就去买房，看准就下单，不分期不按揭，直接全款拿下。第二天再去逛故宫，给年轻辈买始祖鸟、lululemon和大鹅，主打的就是个“土潮”。

房子买了之后不住、不租、也不卖，就在那里放着，非常淡定，尽显老钱优雅。

你们随便找个北京卖豪宅的中介问问，他们都接待过这种，好说话不挑剔，他们最关心的是这地方离天安门多远。

这可能也是为啥这一轮房地产大调整，上海和深圳比较惨，北京稍微好一些的房子稳的一批。

因为深圳那些买房的很多是上班族大规模加杠杆买的，收入一降低就要死要活要爆仓，着急卖房抵债。但是京城的豪宅稳如老狗，因为真正的北方县市豪门根本不着急，房子升值他们没必要把钱换出来，换出来也没啥用，跌了更不着急，因为京城有房子是地位的象征，他们等着孙子考到北京做公务员时候住。

我前两天把这些人称为“县城婆罗门”，说不定这个说法会火。

那小地方第二层是啥人呢？

医师公，还有做中型买卖的人。

医师公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是个普通家庭的孩子，你大学毕业回小地方做医师公其实并不好，因为这个职业属于“大后期”，越往后越爽。刚开始那些年是稍微有压力的，收入不高，奖金什么的随缘，作为新人压力还比较大。

但是你如果有一些家底，比如父母就是医师公，你也是，那日子好到能让你北上广的同学羡慕。

一毕业家里就给买个二十万的车，从家到单位三百米，依旧要开车去上班。一结婚两家凑套房，如果对象跟你一个单位，父母也是体制内，那日子好得不得了。

这也是为啥很多人当上公务员之后月薪三千（当然不可能是三千，但是也不会太高），给人的感觉却觉得过得特别好。这个时候想一下，有没有可能是人家的爹已经在体制内默默服务了几十年呢？人家是有家底的。

可能又有小伙伴奇怪了，至于吗？就算父辈在体制内，收入又能有多高？你忽略了积累的力量，咱们不说别的，很多两口子教师，退休后一个月工资都一万五了，老人们花不了多少钱，两家都给补贴点，自己再赚一些，说不定真不比你在一线城市月薪两万少。

那可是小地方的月薪两万，和一线城市的两万，完全是两码事，这个不多说了，大家都懂。

那我为啥在第二个阶层里加了个“中型买卖人”呢？

因为小地方还有一种人，比如确实开了个“旺铺”，比如人流量比较大的饭店，比如服务小城市贵妇的美容店，他是能赚到的，凭本事一个月两三万，这种也是大家羡慕的对象，但是他们这些人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将来啥样，说不定过五六年倒闭了。当然了，这种是比较少的，绝大部分商铺只能维持个温饱。

所以大家尊重这些人，但是远远不如医师公，因为只有医师公才能跨越牛熊旱涝保收，真正的老有所养，是大家羡慕的对象。

剩下的就是大部分人，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月薪三千”，这些人占据了县市小地方的80%甚至90%以上，但是你一般不关注他们。

小地方还有个东西叫“聚会” 。每隔一段时间大家就聚聚，这种一般就是一群第二阶层的人，围着一个第一阶层的人。

逢年过节，会把从大城市回老家的白领同学也拉过来，一起聊些类似“那个谁谁谁最近离婚了”，“那个谁谁谁最近在干啥”，“还有那个谁怎么还没结婚”。这时候大家也就知道了，小地方不结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几乎每次都要被拿出来议论一番。倒也不一定关心你，总得找点话题吧。

你如果混得一般，进了这种饭局多多少少是有点局促的，你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的日子似乎好像差不多比你宽裕得多，你的好东西他们都有，而且他们远远没你通勤和加班时间长。

如果你混得不错，一年大几十万，并且大家也都知道了，大家其实内心深处是羡慕你这样见识过世面的人，这时候就会有开着百万豪车和“大57”的地方土豪跟你联系。

这倒不是你太牛逼以至于大家要巴结你，而是他们那些人的被动技能就是“走动”，谁有资源他们都要打点打点，万一将来用得上。

这时候你会惊讶的发现，他怎么会这么有钱，百万座驾，往往不止一辆，而且竟然在京城有房产，还有好几个店铺。

如果对方跟你开始聊他多不容易，累得跟狗似的，一个项目才几百万，年底还得去要钱，大年三十都在跑，一年四五个项目只要回来三个，你就大概知道他为啥有钱了。

如果你们关系再深一些，他会跟你聊他能拿到项目，主要是因为他的某个大哥。这个大哥能力非凡让谁上谁牛逼，他的每次进步都是大哥的提携，大哥才是自己真正的财神。再继续聊，发现他的大哥是他姐夫，或者他爸的弟弟。

你这个时候才想起来，自己离家去大城市，不是因为自己牛逼，是因为自己太不牛逼，实在是没出路，才出来了。

不过接下来是一波大洗牌。

首先小地方的大项目越来越少，没了大项目，很多包工头大哥也就失去了财源。

道理也不复杂，很多地方如果靠自己，下辈子也盖不起来那么多的楼，修不出来那么多的路，主要靠卖地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接下来这两条财路都不太稳了。

当然了，没了大拆大建，不代表彻底没了项目，路得修吧，设施得维护吧，这些都得人来做，还是有一部分人能继续做下去，只是大部分人得出局。此外商场饭店卖场得有吧，这些人买卖好一般也都过得不错。

间接受影响的就是第二阶级，财政宽裕的年头，他们之前有大量的收入之外的钱，类似什么精神文明奖，今后也没了，收入越来越向工资逼近。

当然了，你如果待在大城市，也别想独善其身，这两年的裁员压力真是无差别扫射。

这也是我一直说，年轻人如果实在是憋屈的不行，就去大城市，中国的一线相对公平的多得多。倒也不是说一线没有婆罗门，而是一线的蛋糕太大了，他们吃不下，碎屑掉下来，也能让大家吃的很好。

而且很多类型的蛋糕他们不想吃。比如你成立了一个评测工作室，或者动画创意公司，几乎不用担心任何二代跟你抢资源，你只需要跟市场抢就行了。

我知道写到这里，很多人又开始说“阶级固化”什么的了。

我现在对这个概念有两个看法：

过去千年都这样，甚至比这严重的多的多，可以预测的未来，依旧是这样。哪怕美国那边的县城（美国的县城比咱们的高一级），几个大生意也是被几家子垄断着，政商两界都是那几家子，可以看看《黄石》感受下。

此外这个世界是有惯性的，这不仅是牛顿第一定律，更是咱们这个社会最硬的规律之一。想摆脱贫穷比较难，富起来想返贫也没那么容易。这些规律一般不在乎大家的反驳，接受就行了。只能是好好努力，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

而且中国古代比这固化一万倍，哪怕改朝换代，新王朝还得笼络旧土豪来稳固统治。哪怕元朝蒙古人和满清女真人来了，也得拉拢旧土豪，其实蒙古和满清都不是他们自己打下了这么大的中国，他们都是依靠汉族军阀打天下，灭了南宋和南明的都是投靠他们的汉人将领，军队也都是汉人，然后靠汉族土豪稳固天下。识字率不到5%的年代，科举优胜者也几乎都是从这些地主阶层里出。

其次现在其实也谈不上啥固化，毕竟现在你不想在老家待着，可以去大城市，也一样有机会快速翻身。

这么个操作，别说古代了，哪怕四十年前都是奢望。现在甚至给大家提供了一种选择，你可以选择去大城市卷，也可以选择去小地方躺，这是从来没出现过得盛景。

此外随着大基建的结束，小地方豪门明显面临一波明显的萎缩，今后机会越来越集中在那种超级城市群，热血青年往那些热点城市冲就行了，那里是建功立业的地方，除此之外可能也没啥别的好办法。

By 投行圈子

背债人，是近几年出来的新词，过去被称为“撸口子”，也就是用不同的方式从银行获取贷款，罔顾还款成为“老赖”。

究其本质，在法律层面上与骗取贷款罪同属。不过，撸口子赚的是小钱，背债才能“发家致富”。

背债的发端多数与楼市相关。楼市下行压力之下，部分业主急于抛售套现，背债人替他们“背”上债务——业主解套，背债人拿钱。

200多万现金一摞摞叠起来，把透明茶几捂得严实。

这是许旭用3个月“赚来”的钱——他是一个出生在中西部，28岁的县城青年，也是一名背债人。

许旭说，为了桌上这些钱，自己签下了10多份贷款协议，利率最低的2.6%，最高的7.2%。但这些他都不在意——因为压根没打算还。

像许旭这样的失信人在增多。

图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2月1日，失信被执行者达839万人。

这839万人里，就有职业背债人的身影。

时代周报记者调查发现，和许旭一样的背债人，靠着一套游走在法律界限的吸金哲学和方法论，游走在二三线城市，利用负债，实现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财富升级。

但许旭更愿意认为，这是一场“赌局”。当然，他认为自己“赢了”：“50万和100万看到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更何况他拿到的是200多万，“这是敲门砖，能再上一个阶层。”

一、成为背债人

成为背债人之前，许旭有过犹豫。

按照中介的说法，他需要待在指定城市，吃住全包，期间配合完成一系列流程。一般需要2～6个月，之后到手的收益超过百万。

巨大的利诱面前，许旭担心自己被骗。他先找银行的朋友咨询，再去找律师朋友印证，“不能拿你怎么样。”对方言之凿凿的回应成了他背债的助推剂。

成为背债人之后，许旭只想一件事：拿到钱之后，该怎样生活。

和许旭一样，97年出生的陶礼同样决心成为背债人。

他来自南方县城，中专毕业后留在当地做厨师。2022年10月，饭店倒闭，他成了县城里的待业青年。

2023年，他找工作的时候看到了中介发的帖子：“想赚钱的来，找白户，一周到手100个。”他主动发了私信，很快得到回复。

背债人的操作方式及利益配比 制图：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陶礼第一次知道“背债”。中介告诉他，背债没大风险，轻松且高收益，也不会被追责。他相信了。

俩人约定，在中介的安排下，他“买入”一套价值约400万—500万元房产，付完首付后做二次贷款，套出600万的贷款。作为“借款人”， 陶礼可以分到100万左右。

他不知道剩下的钱去哪了，只知道自己离100万很近——不过是征信变“黑”。

决定下得很快。从私信到电话落实，陶礼花了3天。

进入背债人的角色也很快。

许旭记得，他带着6千元生活费抵达目的地时，接他的是背债中介——一位看起来40多岁的矮胖中年人。

他被带到市中心一间三室一厅的屋子，里面有两个人待了几个月。许旭被告知，接下来的时间里，该吃吃，该睡睡，保持手机畅通，需要的时候会叫他。

许旭问了这两个“过来人”的情况：一位来自贵州，30岁，父母早逝，奶奶罹患肝癌，急需用钱，继而走上背债路；另一位对出身三缄其口，只说自己37岁，被车贷、房贷压得喘不过气，和妻子正在闹离婚。

一周后，许旭背债的工作开始了。一天下午，中介让他签了购房委托书。他看了文件，都是制式模版，购入的房产也是新盘，他都签了。中介顺便把他名下的银行卡和U盾收走了，说是为了方便打款和制造银行流水。

许旭做好了心理准备。要是被骗，就去报案，把这条产业链给曝光，“大家都别玩。”他事后回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卡里不断有钱进账，从几万至几十万不等。

之后的时间里，他窝在屋里憨吃憨睡。中介大约3天来一次，送点生活用品，以及几百到上千元的现金。

很快，“资产”流入——价值180万元的新房，两套。不过，除了房产证之外，许旭都没真正见到过。这些“资产”都是通过中介口述或是以文件的形式传递至他的手中。

他形容自己像个机器人，文件内容都没细看，就顾着翻到页尾，签上名字。

许旭忙活着签名，贵州室友被带走了。回来的时候，对方告诉他，自己拿到了200多万元现金。忙了一天，才分批把钱存了起来。

二、从现实里“消失”

室友拿到钱后，他们到外面搓了一顿。饭桌上，话匣子打开，许旭也厘清了何为“背债”。

按室友的说法，先是经过中介的“包装”，他“购入”一套价值约为500万元二手的联排别墅，中介为此“垫付”了约150万元的房产首付。

房本到手后，他连着跑了不少银行做二押，包含国有银行和商业银行，做的贷款产品五花八门，信用贷、装修贷、经营贷、消费贷。几项加起来，套取了超过房价总额的贷款。

他算过，实际背负的债务是二押的贷款以及房产首付之外的欠款，总额接近950万元。

同样的操作在许旭身上完美复刻。

在许旭的讲述中，他经由中介操盘“购入”两套新房，以此为抵押物进行二押，获得600余万元贷款。

而那些房产实际是滞销品，挂牌价格约500万，但一年来无人问津。中介垫付了购房费用，借着许旭的身份接盘，让开发商解套。

不同的是，那600余万元，许旭分到了接近40%，比贵州室友多出了几十万。许旭说，这是因为他和中介的上线相识。

背债人的欠款计算 制图：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拿到钱的第三天，许旭回到老家。刚到机场，他给中介发了消息：

“到了，放心。”

“有钱低调一点，不要太招摇把钱一下子搞完了。”

“行。”发完一个字之后，许旭又接了一句：“谢谢老哥，江湖路远，有缘再见。”

“xxx开启了朋友验证，你还不是他（她）朋友。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

看着手机屏幕上亮起了一行灰色的字迹和红色感叹号，许旭低声骂了一句。

不过，拿到了钱，其他都不重要。

“有钱有闲”的许旭开始规划未来：作为黑户的生活剧本。

用两张非本人的银行卡转移资金，和妻子开个小店，过安稳日子；给父母买养老保险，再给他们余些现金；还有一部分，用来投资私人借贷，“据说利息一年能赚20万左右”。

成为“老赖”，许旭并不觉得这有什么。

中介给他留了一段时间，把钱“藏起来”——换掉手机号和社交账号，停用在线支付。“限高”不能坐高铁、飞机，他要买辆车。面对催收，他想好了应对说法：反正就是没钱。

陶礼背的也是600万债务，但他只拿到了100万现金，只占15%。

他觉得自己“亏了”。之前，他在网上查了不少关于背债的信息，有些慌神，想到以后的日子，只看见死水一潭。

陶礼试图找中介讨价还价，比如多分一点或是出掉房产套现，均被回绝。中介的态度冷淡下来，完全没有了最初的热情。

不论如何，当初想要的100万还是到手了。陶礼想了下，这足够用一年时间来思考接下来的生活，打工是不会了，或者去其他国家，或是找个地方窝起来。

三、为何有利可图？

200多万到手后，许旭还是没想通：背债这件事，为什么有利可图。

用中介的话说，他们垫付了房产购置款、房产交易产生的各项税费，还负担了背债人在当地的各项消费。

在分成比例中，背债人一般拿30%—40%，中介20%—30%，第三方30%—40%。

在他们的讲述中，第三方通常是指银行内部人员，他们与放款数额相关。所以，他们同样拿走了利润的大头。

尽管在许旭们看来，中介的话不能尽信。但背债这件事，与银行确实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时代周报记者调查发现，这事关银行的贷前审查与审批。

背债人提供给银行的资料，皆是经过中介“包装”后的真实资产，以此换来更高的贷款资质；银行工作人员根据这些真实资料，完成贷款审批。

这是一门暴利的生意。

有的银行工作人员按下审核按键，背债人就能以其名义获得上百万元的资金。各方根据事前约定，拿走自己的份额。

于中介而言，他们一个项目拿的钱并不多，得靠同时运作几个项目，以获取高额收益；

于银行人而言，这并不是一笔少数目，相当于5～10年的收入。

浙江某商业银行副行长王庆表示，当下多数银行信贷部门都有业绩压力，也会产生坏账。这确实增加了背债的可行性，也尚无有效的杜绝机制。“但操作风险很大。谁会拿自己的工作当赌注？”

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

裁判文书网显示，多数骗贷案件发生在2019年前。2013年，有人用假手续从周村某商业银行贷款9笔，共计本金1990万元。2014年，有人联合银行、房管局等人员骗贷千万余元，相关被告人被判刑超过4年。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处罚象山县农村信用联社11名金融人员，总经理等7人管理员工行为不到位，采用不正当手段发放贷款，催收处置严重不审慎，被禁止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

近年，背债产业卷入房贷。

2023年12月15日，上海警方破获一起涉案6000万元的房贷诈骗案。据报道，此案中，背债人、黄牛、房产中介、贷款中介、银行职员等轮番上阵，利用背债人买房骗贷套利。最终，34名嫌疑人被警方抓捕归案。

四、浮出水面之后

尽管有严密的监管，暴利驱使之下，依旧有人愿意入局，争相“跑马圈地”。

背债中介张新做了四年“生意”。他有个规矩，“每个月最多做10单，免得被盯上”，在电话里，他语气轻松地说道，“肯定能做，这东西（背债）有大把人搞了”。

当提及风险时，张新更是自信。他自称，从未被查过。从业这些年，他经手的背债人，最小的年龄19岁，最大的52岁。

他对背债人的入局并不奇怪——赌钱的、做生意亏本的、想暴富的。毕竟，需要钱的，各有各的理由。

只是，大部分背债人的结局都不是按照他们最初设想的剧本走。“三、五年，钱就挥霍一空了。”

但这只是“生意”，张新不会管这么多。

他是这个产业链的底层中介，业内俗称为“串串”。主要任务是拉人头，找到一个背债人，能拿到5万—10万元的提成。

张新说，背债人的资料到了手里，他会根据各地的楼市和放贷情况进行选择，二、三线城市是首选，其次是新一线。

“哪个地方的政策宽松，银行比较好做，我们就选哪里。”

背债中介的朋友圈图 

不过，张新也有烦恼。这段时间，各个社交媒体上的背债招募信息，无疑让这条隐秘的产业链浮上水面。稍有留心，便能在社交媒体上找到背债人和中介的足迹，有背债中介形容，“这东西看起来复杂，实际上的操作跟网上购物一样轻松简单。”

“本来是闷声发大财，避开风险。现在是，大家都想来分一杯羹。”张新说。

让这个产业链走进大众目光的还有陆续被曝光的案件。

据指尖新闻2023年12月12日报道，在2020年12月31日，山西潞城农商行为仨90后工薪族“神速”贷款897万元。案中，月薪大约为3000元的借款人，仅凭几份文件就从该行贷款299万元，且在当日成功放款。

另据《中国经济周刊》2024年1月26日发布报道，提到象山县农村信用社11名金融人员违法放贷4.25亿元。

有媒体曾统计，在过去的2023年，国家监管机构共对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各分支机构）开出超2400张罚单，罚没总金额超27亿元，其中信贷业务是违规高发区，开出罚单超千张，涉房融资业务大额罚单频现。

近段时间，监管机构表态，2024年将延续对信贷业务的严监管态势，提升“双罚”（既罚机构又罚人）力度。

张新觉得，这一行已经被盯上了。他打算再做几票就“上岸”。他声称，银行会在今年收紧贷款审核，让要参与“薅羊毛”的背债人尽快下定决心。

“兄弟，考虑的怎么样了。现在做的话，一周内就能放款。”对话的最后，他如此说道。

By 虎嗅

为什么穷人的孩子总是混的很差？

其实不单单是穷人，富人的孩子也混的很差。

但是富人的孩子，外表看起来，比穷人的孩子，要舒服很多。

这里不说国内，只说美剧。

摩登家庭，大家都看过。

里面有一堆gay夫夫，米切和卡姆。

卡姆是全职主夫，在家做饭带孩子（领养），后来兼职做学校的橄榄球教练，这个就是个兴趣爱好，基本没什么收入。

米切做律师，但不是那种精英大律师，而是很普通很平常的律师。

剧集推进了好几年，他依旧一次庭审都没干过，都处于新人的状态，到了后面几季，干脆就失业了，每天外出假装上班让老公不担心。

那么问题来了：

一个新人律师+一个无收入的全职主夫。

他们住的大房子带后花园，是怎么来的？

米切失业后，这么大房子，还是好小区，房贷肯定很高，怎么没见他俩被逼疯？

原因就在米切的爸爸这里。

米切的爸爸杰，是一个橱柜商人，有自己的门店，工厂，有自己的品牌，且生意蒸蒸日上，属于本城富豪级别，他没事去乡村俱乐部休闲，来的都是律所合伙人，500强CEO，本地的议员州长之类的名流。

所以这对没什么屁用的gay夫夫，才能住得起那么大的房子，享受得起那么安稳富足的生活。

包括的杰的女儿，另一对夫妻，本身能力很好，工作挺不错，但即便如此，依旧沾了老爸很大的光。

女婿菲尔是本城的地产中介，的确能赚到一些钱，但是能不能提供一套白人精英小区带花园的房子+3个小孩的供养？存疑。

女儿克莱尔，一直都是全职主妇，到了三个孩子长大了才出去工作，处处不顺，找不到什么好工作。

最后杰让她在橱柜公司当总裁，高薪高职位，克莱尔的确个人能力很强，把家族企业带上了一个新台阶。

问题是，如果没有家族企业，纯靠自己找工作，能不能找到总裁的职务和待遇，肯定不能。

第二代还算比较正常，都属于勤劳踏实的普通人，女儿女婿都是职业专家，儿子虽然能力不行，但生活态度品性没什么大毛病。

到了第三代，就彻底全完了。

杰自己找的老婆带了个小儿子曼尼过来，从小好吃懒做满脑子只想泡妞，拒绝去私立精英学校读书，读大学选专业是个屁用没有完全找不到工作的专业，整个人特别浮夸从来不知道工作赚钱是什么意思。

菲尔克莱尔的儿子是个有点智力残缺傻乎乎的笨蛋，做人还算踏实懂得打工赚钱，但是大女儿基本五毒俱全，从小不思进取吃喝玩乐整天恋爱，甚至还未婚先孕，什么前途都没有了，跟男友就窝在爸妈房子里，不肯出去。

只有二女儿是个天才少女，考进了加州理工一路读到博士，但工作太累干脆翘班不上在家歇着。

这些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痛苦：笨蛋儿子，懒惰废物儿子，未婚先孕拖油瓶，任何一条都是家庭的灭顶之灾，但是在杰的超能力之下，所有一切都不是问题，都成了温情，亲情，感人，搞笑，有趣，开怀大笑。

但是如果你看另一部剧：无耻之徒，就会惊人的发现，真实的生活不是这么温馨亲情感人温暖的，而是冰冷黑暗让人窒息。

无耻之徒里，也是有6个子女，配置都和摩登家庭几乎一模一样。

老大闺女为了抚养弟妹辛苦工作，老二天才少年考进名牌大学，老三同性恋不务正业，老四未婚先孕高中退学，老五是唯一一个结局还不错的，考上了警察。

一样的不务正业胸无大志颓废无聊，满脑子都是性交都是泡妞钓帅哥，做一模一样的事，甚至个人品性和人格智商，前者还远不如后者。

为什么摩登家庭全家人都是洛杉矶上流阶层，
无耻之徒就是贫民窟下流社会？

因为两个家庭的老爸不一样。

杰是橱柜大商人，家产亿万。
弗兰克是个酒鬼，不上班不工作没收入，全让大女儿打工养家。

这个就是唯一的区别了。

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区别。

这样家庭的配置，最可怕的不是对「废物」的待遇不同。

而是对「天才」的区别。

两家人都有「天才」，都考进了名校。

摩登家庭的天才Alex，被爷爷杰认真教导，我们全家小辈基本都是白痴弱智moron，只有你一个天才，我帮大家遮风挡雨全都过上好日子，等我走了，这个任务就要交给你了，你要接下这根火炬了。

Alex用力认真的点头，眼睛里带着火花，没有任何迟疑。

但是在无耻之徒里，二儿子Lip第一反应就是，去你吗的！我呸！凭什么！操你妈！凭什么老子要一辈子这么辛苦这么累，要被你们这些傻逼寄生虫吸血？老子撂挑子不干了！老子宁愿毁灭自己的人生，也不让你们这些王八蛋不劳而获，老子要退学！要彻底毁灭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反差强烈？就是因为家庭导致的戾气和感情关系，以及为人的素质不同。

但还有更恐怖的一件事。

更恐怖的一件事在于：

中国的穷人，和美国的穷人，不一样。

无耻之徒里的穷人，有好的房子住，有二手车可以开，全家人都打零工，但是从小桌上就不缺肉蛋奶，所以各个身强体壮大高个。

妹妹未婚先孕，靠打工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养好。

Lip大学退学，依旧可以在城市里买房，娶个好老婆。

大女儿从小就打零工养活5个弟妹。

在国内一个20多岁没读完高中的女性做什么工作能养得起5个孩子且不被抓？

你穷人家孩子失业了，吃不起饭了，大学退学了。

靠送外卖拿最低工资能买得起房？

国内的穷人后代，如果考的大学不好或者没考上大学，基本就是廉价劳动力，甚至送外卖被保安刺死。

考的大学很好，就是被房贷二胎父母养老逼着跳楼的35岁中年人。

或者就是初高中打胎数次，下海做擦边博主都没人气只能去按摩店做技师的天真小妹。

如果是富人家孩子，会怎样？

考不上大学，初高中打胎数次，没关系，包装包装，培训下，送去国外留学，拿个学位。

国内的500强工作，就有了。

收入不高，一两万，但没关系，爸妈也不指望补贴家用，家里有多余房子，或者给你买房让你住。

有了房，无后顾之忧，结婚还是不结婚都有。

结婚，就是美满家庭，

不结婚，就是白领精英。

所以为什么穷人孩子总是混的差？

不是穷人孩子真的混得差。

而是他们哪怕和富人孩子取得一样的工作，一样的收入，

但是在人生的表现外在来看，

他们的人生，也远远比不了后者。

By 刘晓光

有不少人觉得，既然这么卷这么累，这些青年教师（青椒）又是人中龙凤，聪明是绝对聪明的对吧？也能干活能吃苦的对吧？那为什么不去别的领域卷呢？你要说想要地位高，那你去考公务员啊！你要说想钱多，可以去大厂啊！为什么非要想不开在里面卷生卷死呢？

其实这早年也是我的疑问，因为我根本没有这种想法，要不也不会一毕业就跑路了。但是后来随着我同学纷纷当了教授，我开始有点理解他们的想法了。简单地说，这种博士生中“死也要在学术界混下去”的风气，是一群绝顶聪明的人对秩序性的极致追求，以及对未涉足领域的过度恐慌造成的。

什么叫“对秩序性的极致追求”？你想一下这些人的履历就知道，他们基本都是一路上学上过来的，几乎没有出过学校。而学术界虽说拉帮结派，但是明面上的KPI是非常可量化的，比如多少篇论文、多少本教材、拿了什么基金….这些都是确定的指标。而学术界的诱惑在于，他明明白白的告诉你，只要到达这些指标，或者撑死了你在一众博士后中排名到前多少名，你就能有一个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结果。这就像中考高考，告诉你，考到多少分就能上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是一样的。这些聪明人不仅渴望成功，而且是渴望确定的成功，这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承诺，对他们非常有诱惑力。

毕竟，到了社会上，哪来那么多明确的KPI排名打分给你呢？

而另一方面，这些人一路上学上来，到了二十五六岁都几乎没有去社会上工作过，即便有时间也很短。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世界就是学校，校园外的职场是未知的世界。这个世界不知道怎么玩才能成功，不像学校那么明确的告诉你，你做到1234我就给你长聘，这不确定性让很多人充满恐惧，而且年纪越大越恐惧。更何况这种未知还不是他一个人的，他读到博士后，他交往的人，几乎都是这样的人，大家一起抱团交流，反而会固化这种恐惧。不夸张的说，在这些人心目中，只要你博士毕业不沿着这条路卷下去，一定程度上都是一种“自甘堕落”的表现，哪怕你在其他领域做的很好，但是在朝不保夕又没什么钱的博士后和所谓的“特聘副教授”看来，这都算大家闺秀沦落风尘…

这种对未知的恐惧和对秩序的追求，一定程度上是一体两面的。他们可以付出超额的努力和代价，只要你承诺他们秩序和安全。

在我看来，比起徒有虚名的寒暑假和“自由”，还有聊胜于无的社会地位，秩序的承诺，确定的上升阶梯，才是学术界对新人致命的诱惑。

如果还不好理解，你可以把学术界类比为日企，有稳定上升渠道，一定程度也是“年功序列”、有非常细致考核标准，而且几乎不裁员，只是非常卷，工作时间非常长，各种规矩特别多。而在许多死也不出学术门的博士生和青椒心目中，外面的所有工作，都类似创业，或者类似直播，风险巨大也不体面，搞不好就完犊子…

大概人人的眼睛都是一对哈哈镜，外面的世界照进来后，多少就变了模样。

By 西城大妈

为什么会有出身和自身条件都很好，而且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女性甘愿为了另一个看起来“有才华”“有前途”的男性“回归家庭”呢？就算老公很有才华，将来能当教授，甚至能开宗立派，可是“教授太太”这个title很牛逼吗？为什么会有女人会为了这个title伺候老公那么多年？这又不是英国王妃至于吗？

当然一部分肯定是因为爱情（AKA下半身），但是如果这个女性依然还在学术界爬梯子，或者目标是奋力要爬进学术界，那么她的目的可能不是“爱情”这么简单。说清楚这个目的，就得先说一个公开的秘密，我称之为：

学术夫妻店

所谓学术夫妻店就是，两夫妻都是教授，各有一个课题组。他们能够通过左手倒右手的方式，实现学术资源最大化利用，达成KPI。这种组合中，强的那一方会利用自己的优势，不停给弱的一方刷KPI。比如美国大学有一个KPI，是进了多少博士生的答辩委员会，相当于你审查了多少博士生毕业这么一个指标。这就显然很考验人缘的。这种情况下，强的一方就会在自己指导的博士生答辩委员会里面挂配偶的名字，帮配偶赶紧刷完这个指标。

弱势一方的学生和实验室资源，也经常会被强势一方征用，相当于两家并一家，资源最大化利用，比如老婆组里的学生给老公干杂活，毕竟人力资源么，人就是资源，最大化利用人也没啥不对。

再比如说论文，读过研的都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影响因子，如果我的文章发在一个影响因子高的期刊，那就比较厉害，因为影响面大。就好比我上了 新闻联播和我上了xx县电视台，肯定是新闻联播影响力大，所以上了新闻联播可以证明我厉害，上了xx县电视台不行。那么影响因子怎么算的呢？简单地说就是这个期刊的文章在近期被引用的数量，被引用的越多，影响因子越高，因为这证明了你影响的论文越多。

听着是不是也很合理？然后这事就被玩坏了。有的夫妻店，或者再加上师兄师弟们，就来回来去引用对方的论文，哪怕八竿子就打到一点点也要引用上，为的就是刷引用率，把影响因子刷上去。

更深层次的什么课题、经费、评职称…我就说一句，一个领域圈子没多大，是绝对的熟人社会。在这个圈子里，有没有人给你打招呼，差别你自己想想有多大。不要觉得这是中国特色，至少美国也是如此，而且比中国更甚。经常有做的很不错的教授和学校谈判太太的教职问题，大概就是你不给我老婆升教授老子就带着老婆去你死对头那儿了！

和商业谈判一个道理…

有人说，夫妻不一定是一个方向啊？朋友，那你可太小看人的主观能动性了。别说不是一个方向，不是一个专业都能搞起来。你知道为啥有那么多“交叉学科”了吗？你真以为大家没事就喜欢研究对方专业吗？还不是为了刷成果啊！刷一个俩人用，多划算啊！

如果到这儿你还觉得不太明白，可以类比自媒体运营。夫妻店就是大号带小号的模式。通过大号给小号不断引流，转发，把商务资源推给小号，来把小号养大。当然了小号某些时候也能反哺大号。这种模式下，大小号完全可以是不同的领域，甚至效果会更好。而显然，小号是占便宜的，只需要随便做做，完成几个常规动作，在大号的带飞下就能有迅速涨粉。同样的动作，没有大号带，除非自己特别猛或者运气特别好，否则效果差很远。

大家看过那个大雁南飞的人字形吧？大号就相当于排头兵，累的一笔，而在最后的大雁非常爽，简直是吃着火锅唱着歌随便扇两下翅膀就搭便车了…学术夫妻店，强者相当于排头兵，弱者就是后面那个吃着火锅唱着歌的大雁。你觉得后面这个爽不爽？

当然了，这种模式下惟一的问题是：

我怎么搞到一个大号来带我？而且能一直带我，不是带一下就跑？

除了投胎好的，天生就有爹妈带的，基本上这个人只能是配偶。哪怕是师兄弟，一般也没有配偶长久，毕竟师兄弟关系又不是排他的，他能带你也能带别人。而且大家也不要用普通夫妻的思维去想夫妻店，一旦开成夫妻店，利益高度缠绕，就很难离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高知女性，明明自己也挺有能力，但在“望夫成龙”这方面和古代停机德没啥差别。因为身在其中的人太明白了，在学术圈，当领头大雁太累了，不仅累，还得有机缘，累半天白费劲的有的是。如果有选择，谁不愿意当那个最后的吃着火锅唱着歌的搭便车大雁呢？那多舒服啊！

只可惜，领头大雁，真的没那么多，而许多想搭便车的大雁，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整个人生已经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半截沉没了。

By 西城大妈

天价彩礼是困扰青年男性的一座大山。关于彩礼的”限制令“发了一道又一道，但还是收效甚微。这里面的关键就在于一个问题：

婚姻到底是不是一份工作？

在古代，婚姻和爱情可以说毫无关系，就是纯纯的利益联盟，甚至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家族利益的通盘考虑。这一点古今中外贫富贵贱概莫能外。你也可以把男女双方都看成打工人。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文明的婚礼都极其隆重，因为办的越隆重，在社会意义上撤销婚姻关系（如果可以的话）就越难。说的通俗点就是，不管是大办婚礼还是疯狂要彩礼/其他物质保证，总之就是往死里折腾对方一回，要的就是确保不离，因为离了根本结不起下一次婚，不管是没钱还是没脸。

这种婚姻关系里面的两个人，就是纯纯的合作伙伴，类似于一起开公司。一起开公司，有革命友情最好，但是没有也没关系，只要完成婚姻分内工作，分享公司红利，不要把公司的账往外转，就是好伙伴。至于合伙人下班了去喝个小酒，和别人聊聊风花雪月，那还能叫事？谁还没点放松的爱好？所以东西方各自发展出了不同的“放松”方式，东方就是妓院、纳妾（当然这对女性很不友好），西方古代的婚姻则比较平等，男女都平等的玩，路易十五甚至因为对妻子过于忠诚导致了宫廷内外的嘲笑，好在他发愤图强，玩了一大堆情妇，终于洗刷了耻辱。而王后对此已经不是宽容了，简直就是大加鼓励，毕竟对于一个已经生育十次的贵族女性来说，多活两年少干点活可比丈夫那虚无缥缈的“忠诚”靠谱多了。

在这种关系下，彩礼，或者说广义上的财物赠与，就相当于签字费，利益的提前交割，是为了和这个人缔结这项合作关系必须付出的代价，不给人家不签合同。大部分情况下，就是男性给女性，毕竟女性婚后面临生育，那时候是真的要死人的，说补偿一点不为过。而且别说在古代，就算在现在，离婚女性还是比离婚男性要更难进入下一段婚恋关系，也就是毁约成本更高。但也有例外，这种例外一般都是女性由于一些原因，迫切的想和某个地位很高的男性结婚，以此提升或者确保自己/娘家人/后代的权势和地位。常见的就是印度婚姻中，低种姓女嫁给高种姓男要陪嫁三倍以上，但是嫁给同种姓则不必。西方历史也有某些身份有些尴尬的女子，比如教皇或者国王的私生女，为了嫁给24K贵族丈夫洗一下自己的身份（主要是后代身份），付出了大量嫁妆，甚至最后也要不回来的先例。

所以这种情况下，彩礼（这个不一定是男对女）作为一种手段，可以非常有效的促成双方合作。可以说这就跟招聘时候给签字费一样，毫无道德问题。就算索要导致合作关系没谈成，也没啥大不了。这就跟你可以向公司要求签字费200W，公司可以不给，最多吐槽你奇葩，但绝对上升不到犯法的地步。说白了，这时候婚姻就好比工作，或者创业，反正是生产性的。那么创业或者入职前，把条件谈好，一点道德问题都没有。谈不好反而是脑子有问题，你入职不谈薪酬？创业不谈股份？

但是这些都有个前提，就是除了死亡，这种合作关系几乎无法解除，否则谁会为了一个不牢靠的随时能解除的合约，付出巨大代价呢？

到了20世纪，尤其是60年代之后，大家逐渐形成共识，婚姻成立的基础应该是爱情，而且是爱情到了一定火候才能结婚。这就完全把婚姻中的两个人从一个工作关系，变成了一个消费关系，而且消费的主要是感情。在这种设定下，理想的婚姻应该是互相疯狂提供情绪价值，蜜里调油，你侬我侬，风花雪月…

哦对了，在这种设定下，离婚自然也是很自由的了。毕竟有感情才结婚，没感情就得离么。所以八九十年代很多电视剧里面，小三并不是人人喊打的形象，甚至还会有“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等金句。毕竟如果婚姻的合理性建立在爱情上，那么没有爱情的婚姻当然不合理。

这种情况下，彩礼什么的当然是很不合适了。我跟你讲感情你跟我算钱？再说了，就算从利益角度来说，随时都能离，谁还愿意大笔掏钱来维系这段关系？万一黄了呢？那不是白掏钱了。

可是不管怎么有感情，都掩盖不了婚姻中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的事实。孩子你得养吧？老人你得赡养吧？生了病得管吧？家里装修打扫做饭得有人搞吧？你请保姆也要有人面试安排保姆工作吧？更不要说什么人情往来之类的了….

这些活并不会因为你有感情，就少了。有感情的打扫一遍房子，和没感情的打扫一遍房子，工作量没啥差别。你可以不把婚姻定义为工作，可是工作量是不会因为你的定义改变而减少的。

所以即便嘴上说“婚姻的基础是爱情”，但各国在婚姻法上，都没有感情啥事，反而一定程度都体现了旧式婚姻“利益分配”的原则。比如西方的赡养费原则，就非常像竞业协议的补偿款。比如老婆因为生娃看娃牺牲的职业收入，老公在离婚后要补回来，一直付付钱维持老婆孩子的生活水平，直到老婆再婚或者找到差不多钱的工作。

所以这种制度下，婚姻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工作，甚至国家都出台了保障性政策。既然是工作，那么我海投可以吧？在职的时候出去面试面试可以吧？和同行聊聊待遇去谈薪可以吧？跳槽可以吧？谈补偿可以吧？大家入职看的是啥？是待遇啊！有几个人是因为热爱入职的？都是因为缺钱啊！

因为工作量是实实在在的，凭什么要因为“感情”就不拿工资呢？

当然这是西方的做法，我国没有赡养费制度，但是这个风险不会消失的，我国女性选择了风险前置，先付彩礼或者看你买房没有，再通过一系列的什么“送礼物测试”，筛选出有付出能力和付出意愿的男性结婚。这当然也有风险，但是比不筛选好对吧？

但是我国肯定不能鼓励大家把婚姻看成工作来找。可是这其中的工作量和风险又实实在在的存在，并不是喊两句口号就能没了的。那咋办呢？

这一方面我国充分发挥了自由市场精神，你们自己谈，怎么谈，谈什么，谈成啥样，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我既不参与，也就不负责了。你彩礼谈出一百万也好，负一百万也罢，谈成了也好谈崩了也罢，反正国家不会抽一毛钱成，都是你自己的事。

而只要你做过生意就知道，人，对利益完全属于自己的活，有多么拼命。

By 西城大妈

2024年一月份还没过完，硅谷就已经寒风凛凛。1月20日，谷歌CEO皮查伊在致员工信中宣布将全球裁员约1.2万人。据外媒报道，此次裁员是该公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裁员，约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6%。

自从新冠疫情以后，硅谷码农的生活只经历了2021年短暂的春天就急转直下。2022年，美国科技行业超过15万人失去工作。而2023年开年，情况并没有变好，微软裁员1万人、亚马逊裁员1.8万人、谷歌裁员1.2万人——不断加长的裁员名单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为了方便办理身份，硅谷的华人多从事技术岗，薪资更高，成为大裁员波及最多的群体。

中国名校本科，美国硕士光环加持，仰望着李彦宏这样早早红利变现的华人科技界偶像，这些有着雷同人生简历的异国“代码精英”，在互联网行业极速膨胀的年代挤进硅谷，成为国内人人艳羡对象。

只是他们中许多人没等来科技巨头光环如期变现，面前摆着的只有一纸裁员通知。这群刻板印象尽是“沉默”的少数族裔，甚至难以成为硅谷裁员主流叙事中的那条主线。

“有时还是会想，为什么是我？”刚刚经历裁员的某科技公司工程师Gemma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60天，Gemma必须在60天内找到下一份工作，否则，她的美国工作签证将直接失效。

去年5月，Gemma从金融行业转行进入位于美国芝加哥的一家上市科技公司，尽管不属于一线科技大厂，不满金融圈封闭排外氛围的Gemma，仍旧对科技公司的开放充满了期待。

面试她的领导当时是这样描绘她的职业前景的：“这是CEO特批的一个岗位，非常重要，CEO很强调产品，你这个岗位要负责公司很大一部分业绩增长。”

然而，三个月后，这个“非常重要的特批岗位”就被弃如敝履。

一个阴谋论开始在硅谷流传：马斯克在财报发布前大刀阔斧“减员增效”只是一个序幕，下注暂无成果的科技巨头们迅速效仿之。和“暴君”马斯克相比，其他公司的大规模裁员竟然显得没那么可恨起来。

像过去10年牛市那样轻松拿钱已成历史，今天的科技行业不得不面临投资人对回报的苛刻期待，高利率和动荡的市场让其他融资手段也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科技企业风雨飘摇，船上再也容纳不下那么多人了。激进扩张的代价屠刀落下之前，Gemma曾收到一封全员信。她回忆，CEO在信中说要缩减成本，并给出了很多解决方案，比如节省运营成本、提高自动化、优化效率，“当然，裁员是最后一种，也是最不想实施的”。不过事实是，前几项成本缩减措施并不够的时候，“人员开销”被纳入考虑。去年8月8日，先是非美国地区的部门接到了传递噩耗的电话，接着是美国部门，HR安排约谈的邮件每小时下发一批，慢慢地，裁员噩耗蔓延到整个公司15%的员工手中。“我们组属于engineering，是重灾区，基本上去年加入的员工都被裁了，我们组base美国的几乎都被端了。”Gemma告诉36氪，HR和她的一对一谈话简短而残酷，大概十分钟，原话是“这也不是你的错，但是你被影响了”。这当然不是Gemma的错，她不过是那个被科技行业膨胀恶果吞噬的牺牲品。

2009年到2018年间，以FAANG（Facebook、亚马逊、苹果、奈飞、谷歌）为代表的五家移动互联网公司，利润增长6倍，占标普500比例从3%提升至9%。除了科技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外，宽松的金融环境，也帮助美股科技股长期保持着“高利润率”和“高杠杆率”，扩张自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科技企业在美国股票市场占据着很大比例，但他们所提供的岗位，在就业市场仅占2%。这2%的市场在过去两年中贪婪吸入着远超可容纳体量的劳动力，美国就业数据显示，直到去年底，科技行业每月净流入（新雇佣人人数-离职者人数）仍达1万人以上。2021年美联储一年时间放水23万亿美元，硅谷巨头们手握钞票，选择大举扩张。其中，Meta最为典型。据统计，Meta在2020年和2021年总共增加了超2.7万名员工，去年前9个月，又增加了1.5万人，而谷歌、微软、亚马逊去年的人员规模也一度同比增长超过20%。在“人力即资产”的互联网公司，对程序员的需求进入一个高潮。一位现就职亚马逊，有着30年经验工程师表示，2017年，公司还可以用15万美元的薪资招到一名中等资历的程序员（3至5年工作经验），而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40万美元。“这是一个循环，”Gemma回忆起2021年科技公司盲目扩张的盛况，“大厂们给的package很高，让整个就业市场产生了一种‘非大厂不去’的偏见。”

2020年，已经从Uber离职的David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Tech Job Community（后简称TJC）的社区组织，主要为了华人互助，成立的由头，便是那年硅谷掀起的首次科技裁员潮。运营TJC的关系，2021年下半年，很多朋友在跳槽选offer时，来找David咨询，他因此看到不少称得上“离谱”的offer。“公司为了抢人，同样的岗位，相比2020年，2021年的总包可以增加10万到20万美元。”David看到这些眩晕的数字只觉得这个市场“too good to be true”，“公司增长远远把通货膨胀甩在后面了”。而最近一段时间，TJC再次拥挤起来，短短三周内涌入1000多人——都是当下硅谷裁员潮中受影响的华人。David一个个手动将他们加到社群中。TJC网站上，提供了一个名为“Candidate Postings”的表格，近期的求职者信息被列在了上面，便于招聘方联系。从1月的名单来看，被裁职位九成是软件工程师，大部分只有一年及以下工作经验，集中来自亚马逊、Meta、推特、eBay等科技公司。David观察，“这次裁员华人相对而言受影响比较大，是一个客观结果，因为在美华人从事工程师的比例最高，而工程师也往往薪资最高，所以不幸的就是，当工程师被裁时，华人受影响比例自然更大一些。”

从读书到工作，David完整经历了美国科技十年长牛，原本以为一切就会照这样发展下去，但转折来得没有预兆。David和Gemma一样，作为在美国生活了十余年的80后，这代人当初选择赴美的想法也很统一而简单——见见世面。2010年左右，是众多后来如日中天的美国科技独角兽密集诞生的时间，Wework、Uber、Airbnb、Github……风投all in移动互联网，随之，硅谷也高调地进入了科技创业高潮期，同时纳斯达克市场指数开始从2100点一路上扬。这一切对于当时刚走出校园的人而言，充满了吸引力，David也是其中之一。“当时在中科大已经保送博士，但觉得自己的底子还很薄弱，对人工智能又很感兴趣，所以想去美国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借了2000美元，凑齐了基本的申请费，David如愿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深造，并在2015年加入了风头正盛的Uber。“那时，感觉Uber能招到全世界最好的技术人员，我们同一批进去的人，几乎之前都有创业经历，某某公司的CTO不计其数。”

David确实赶上了“美国大厂”招兵买马的巅峰期。不止Uber，一批中国技术人才在那几年内都流向了硅谷的科技公司。Gemma也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主观选择，实际上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市场周期的影响。“各行各业都存在周期与循环。现在回想我自己为什么会转行？也是大市场cycle的作用，每次轮回都是币圈先火，再是科技，再是其他行业。”裁员未完，收缩继续虽然裁员是硅谷当下共同的噩梦，但大厂的应对能力不尽相同。在扩张与紧缩的大起大落过程中，如何花钱、花多少钱、如何裁员，眼下，科技公司面临的审视更加严苛。Meta在曝出11月的裁员大新闻之前，消息已经断断续续传了近半年。尽管如此，近两年Meta员工人数仍就持续上升，去年三季度人数增速甚至同比高达28%。“口号式裁员。”Gemma了然于胸。

Meta每次裁员的消息喊得又响又快，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算不上是好事。“一方面，像这次，官方事先声张发公告的裁员，更多是希望员工自己走，但大家也不傻，有身份的人，他们不会走，会等到拿钱走人，没有身份的，更不会自己主动请辞。所以之前很多次Meta的裁员消息，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有另一个侧面证明Meta的拖沓。Meta的万人大裁员集中在人力及销售岗位，而此前半年里，这两个工种早已开始裁员动作，“这种非技术岗，花了半年时间都没整顿完，就看出Meta内部效率非常低”。Gemma的想法是，“这和苹果形成鲜明对比，去年8月时，苹果曾裁员约100人，但动作干净利落，也没有发任何声明”。从公司经营角度考量，不管是赔偿还是员工纠纷，裁员的过程本身，同样会消耗大量公司资源，不宜久战。某种程度上，怎样对待裁员，和管理者运用公司各类资源的风格如出一辙。“所以有时大厂开出过度高价的薪资包，其实是不节俭的体现，薪酬体系合理，是公司稳定可持续的基础之一。”Gemma说。显然，扎克伯格在花钱上很不谨慎，“Meta的门卫都不外包，而是采用编制内员工。”

扎克伯格的“大手笔”，还用在更显眼的地方——元宇宙。截至目前，扎克伯格已经不顾股东劝阻，在元宇宙上花了300亿美元，而且没有克制的迹象，今年，他预计还将投入1000亿美元。缺乏正确预期及计划的财务行为，让Meta在去年美国科技公司危机中，成了最脆弱的那一个。2022年以来，从财报接连暴雷，到VR砍单、多次股价暴跌，Meta伤痕累累。“我错了，我要为此负责。”扎克伯格在公开信中忏悔，但在已经太晚的当下，他负责的方法，只有牺牲掉大量员工和他们背后的家庭。裁员旷日持久，走的人悻悻而去，留下的人也无法如往常安心。刚忙完年底Holiday Sales——这一美国电商人全年最重要的大促季，亚马逊的1.8万名员工就面临着被公司抛弃的风险，设备部门的华人产品经理May就是其中一员。

去年11月，亚马逊已经开启了第一轮小规模裁员，主要涉及Device（设备）部门，而当时就有传言称“更大的腥风血雨还在后面”。May是11月那批裁员的幸存者，“大促季用到我们部门的地方非常少，就先从我们下手，年后再裁的，都是大促活动的主力军部门。”元旦后第四天，亚马逊全体员工收到了一封来自CEO Andy Jessy的邮件，被通知公司将“继续裁员”，涉及的正是刚忙完年终大促的Store（商店）部门和PXT（人员、体验和技术）部门。Andy在信中告诉大家，正式的裁员通知和谈判，将从1月18日开始。这意味着，真正的审判日来临前，亚马逊员工要等待不安的两周，紧张情绪瞬间在公司内部沟通软件上弥漫开来。“大家都在小组讨论里各种猜测，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恐慌。即使是没有身份顾虑的人，主要收入来源只有这份工作，也会感到担忧。”去年11月以来，May的大部分工作都被迫进入了“待定”状态。年底正值亚马逊各个部门做运营计划的时间，受裁员影响，很多部门需要重新调整项目目标，而May所在的设备部，也只得不断校准合作部门的计划。“和我对接密切的首席产品负责人也被裁了，感觉下一年给我们的support要黄了。”May告诉36氪，“裁员的安排每天都在变，一会儿说亚马逊内部都可以转组，一会儿说要同一个部门才可以，想招人的也招不进来。这段时间充满了不确定性，效率很低。”她感觉公司几乎按下了两个月的暂停键。

裁员计划的另一部分，是针对即将于今年入职的应届生们。去年12月中旬，Tim所在的NG（New Graduate）offer群里有很多人陆续接到了亚马逊HR的电话，称入职时间被强制推迟6个月，如果不同意就撤销offer。Tim自然也没能逃脱噩运，原本明年上半年入职的亚马逊offer，被推迟到了2023年12月。他收到的邮件写着：“在当下宏观经济环境之下，更谨慎地推动商业决策，对亚马逊来说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这意味着，2023年全年，亚马逊都将对招聘规模保持收缩状态。“2023年才是真正的考验。”May说，“去年虽然经济下行，但个体并没有感受到过多的影响，因为年初定下的很多计划，年内可调整空间有限。而年底各大厂开始的裁员，才是真正的信号——大家都在为2023年更紧缩的预算做准备。”从二级市场来看，美国科技行业去年几乎遭遇灭顶之灾。纳斯达克指数在2022年累计下跌33.1%，特斯拉、亚马逊、Meta等明星科技公司跌幅更是达50%以上。而更悲观的消息是，2023年走势并不会掉头向上。骏利亨德森投资全球资产配置主管Ashwin Alankar预测，最坏情况下，科技股今年可能还会再下跌20%。“裁员往往是降本增效的最后一招，所以出现万人裁员时，情况难言乐观。我看到，需求比市场预期糟糕得多，市盈率会进一步收缩。”

硅谷，围城？

硅谷历史上，上一次“massive layoff”（大规模裁员）要追溯到2008年。随着雷曼兄弟宣告破产，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达到了高点。据美国劳工局统计，2008到2009年，美国失去了880万个工作岗位，总和新增从2010年才开始恢复至106万的水平，一年后恢复到200万以上的水平。

中国“留学热”开始于新千年，第一代技术人才外流也始于那时。在综合国力提升和留学政策利好的共同作用下，留学潮袭来，中国悄然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之一。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发布，进一步加速推进“支持留学、来去自由”。到了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峰值，突破60万。但2010年后，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与人才流出相对应的回流也在提速。数据显示，从2003年开始，中国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不断缩小，2010年为2.11:1，2015年为1.28:1，而2002年时，这一数字还曾是6.94∶1。

很多那时归国的硅谷精英的名字，在日后成了国内科技圈里总被提及的人物。当时“硅谷最有权势的华人”、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奇，在2016年归国，担任百度COO，被看作是新版精英归国的代表；曾在IBM工作的刘自鸿，2012年回国创办了柔宇科技；同年，担任Google总部科学家的李志飞，辞职归国创办了出门问问。借着移动互联网的风口，不管是创业还是加入大厂，这些归国精英迫切地追赶着中国速度。虽然舆论对于这批精英归国的原因看法不一，不乏声音提到“华人在硅谷发展受限”“华人在硅谷被印度帮碾压”。但无论如何，那几年市场的大门还敞开着，他们还是幸运地赶上了中国科技的上行通道，拿到了黄金期尾声的船票。等到80后华人工程师开始在硅谷施展拳脚的时候，故事走向就不一样了。短暂的繁荣后，他们只能面对太平洋两岸同时上演的大衰退，没有退路。“还是要对经济环境和大趋势有一些敬畏之心，有些人觉得自己能不受大环境影响，但是其实很难，每个人都是尘埃。”Gemma说道。

大部分被裁员的硅谷员工，虽然会得到一笔可观的遣散费，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更加严峻的去留问题。最开始，选择哪家公司就职，掺杂着多重因素的考量，对在美华人而言，决定生存的“身份”问题自然被摆在首要位置。一位被Meta裁掉的工程师向36氪表达了后悔的心情：“从毕业后OPT，甚至挂靠，再到工作之后申请140，绿卡申请，可以说每一步都不允许我们失业。如果回到刚毕业的时候，重新选择，能否最快落实身份一定是第一选择，而不是package的大小。”Gemma当初的考量则是，“不管是工作签证，还是绿卡，很多华人选择进小厂，要么是因为大厂办身份的流程很久，要么是压根不给解决身份问题，所以放弃入职大厂”。但如果在小厂不幸被裁员，就只能承担此前选择造成的风险，并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小厂裁员不为人知晓、面试受歧视、最终很可能耽搁身份问题。

再一次衰退来临，硅谷需要多久恢复生机？已经离开科技行业的Gemma不再关心，相比于宏观环境，她更疲于照顾自己受伤的心理状态，推进新工作的面试时，Gemma才意识到，小厂被裁所要面对的处境比大厂严峻得多，远远超出她的想象。像Meta这样的大厂裁员11000人，毫无疑问是爆炸性新闻，虽然是消息是负面的，但Gemma发现，广泛传播到人尽皆知的裁员消息，实际利于被裁员工后续找工作。一方面，面试官会知晓公司的裁员行为，不过度质疑候选人，另一方面，裁员消息也会吸引面试官主动抛来橄榄枝。此前经历的一轮面试中，Gemma离拿offer只差最后一步，但面试官仍对她被裁一事心有芥蒂，因此找到内推Gemma的员工表达了一连串疑问：“她真的是被裁掉的吗？不是自己的表现有问题吗？才进去三个月，真的不是她自己的问题吗？”“很尴尬，他们坚持认为是候选人自身的问题”，内推Gemma的朋友除了把裁员官方新闻发给面试官，没有办法解释任何事。类似的质疑几乎出现在Gemma的每一场面试中，“你看你之前的选择都不对”“是不是你这人运气比较差”······“被裁之后鼓着勇气去到市场上，面试官却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是二次伤害。”Gemma很沮丧，“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同身受。”在硅谷当个快乐“打工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不论是闹得沸沸扬扬的裁员，还是健身房会员、移动办公、餐补等，这些常规福利都在一步步减少，“节衣缩食”成为美国科技行业的常态。

太平洋彼岸有更多的机会吗？“肯定有想过回国。”但David的语气却有些犹豫，毕竟，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David欣慰的是，即使眼下陷入困顿，但他并非没有经历过好日子。David初到美国读书时，还是欠了一屁股债的状态，但毕业之后两三年就还清了所有钱，并且在美国拥有了自己的一套房，“如果我在国内，是很难做到的”。来自中国的“代码精英”在全球两大数字经济体之间迁徙和流动，成为一个个财富神话的见证人，但残忍的是，当大幕拉上，一句周期的眼泪无法解释一切。

By 36氪

北欧，年轻人素未谋面的心灵故乡。

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北欧是社恐天堂，是下午四点下班、假期以“月”为单位的躺平圣地，是社会福利高、性别平等的童话王国。

八年前，永晴也是怀揣着这样的憧憬去到北欧。然而，在那里留学、工作了五年后，她却做了一个“反向”的决定：逃离北欧，回国，去上海工作。

从令人向往的旷野，跳回大家眼中的轨道，永晴没有后悔。许多人追求的自由、躺平，对她来说却要付出健康、快乐的代价。

永晴说，普通人做选择，要么是坚定追求想要的，要么是坚定舍弃讨厌的。经历过这一遭，她终于想清楚，自己属于后者。

以下根据她的讲述整理。

去北欧重启人生

2015年，我带着塞满锅碗瓢盆和厚衣服的两个大箱子，从上海出发，在莫斯科转机，经历十几个小时的漫长飞行，才终于抵达这个仿佛世界尽头的地方，丹麦。

许多年后，我在网上刷到想要“重启人生”的年轻人，和我当时的状态很像。落地丹麦时，正是8月，日不落的盛夏，让我的心情明亮起来，也让我觉得，来到北欧，真的可以重启人生。

大学时，我曾在上海有过一段实习。那时候“内卷”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流行，但“卷”是方方面面的。卷学校、卷家庭、卷背景，甚至卷穿着。如果穿着随意、没有背名牌包，会被自己的领导看不起。

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实习生，如果成为了正式员工，不是更可怕吗？因为这段经历，毕业后我没有直接工作，而选择了gap。可gap后生活并没有变得更轻松，外界的压力依旧让我喘不上气。辅导员会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找工作？亲戚、朋友、新认识的人，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做什么的？你赚了多少钱？”

好像所有人都陷入了同一套评价体系里，我被迫地加入攀比，变得焦虑。也是那个时候，我了解到北欧留学。当时网上对北欧的形容和现在类似：人少、福利好、自由、风景美……我想，是不是只要去到那里，就可以重新开始？

8年前，国内关于北欧留学的资讯还很少。我上网查询申请需要的资料，自学考出雅思，又自己写好文书、投递申请。几个月后，我收到了瑞典和丹麦几所学校的offer，最终选择了一所位于丹麦小城市的大学，学制2年，提供奖学金覆盖所有学费，能缓解我的经济压力。

刚到北欧时，一切都是新的。我在学校外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屋，有时独处，有时结伴。离开了不想面对的环境，来到了一个什么人都不认识的地方，肉身的逃离，精神的自由，让我觉得可以成为任何样子的人。

丹麦的夏天就像童话世界，蓝天，白云，满眼都是绿色。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公园里，十六、七度的气温正是最舒服的时候，万物生长，百花齐放。有人遛狗，有人聊天，有人野餐，美好得让我希望这个瞬间能够永远继续下去。

遇到的人也很友善。有一次旅行我迷路了，拿着手机和地图在原地转圈，一个大叔停下来，用英文询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然后直接带我去了目的地。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路边有一个人摔跤了，带着伤上车，车上有一半人都关心他“怎么样了？”最后有一个人对他说“这样不行，你一定要去医院”，就带着伤者下车，一起去医院了。

除了我之外，学校里几乎没有中国人。北欧人在学业上不像国内那样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不上也没什么，读书深造的前提是内心喜欢。比起卷学习强度或同一套普世的成功标准，他们更在意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北欧，公园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之一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听话”，但北欧人却不是，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上课，老师说要给我们留作业，我已经准备开始记笔记了，结果班上有一半的丹麦同学都表示反对，说：“老师，你不应该留作业，教学大纲上说这门课是没有课堂作业的，所以我们拒绝这件事。”

长冬、孤独和歧视

只是所有的美好，在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骤然结束。

我是南方人，在我的世界观里，一年有四季是很正常的事。我不知道原来在高纬度地区，真正的夏天只有两、三个星期，剩下就只有冷的冬天，和不那么冷的冬天。

去北欧之前，我觉得不就是冷吗？在外面我多穿点衣服，在家里我开暖气就好了。但去了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它没那么冷，那几年没下过几次雪，也没有几次气温降到零下。

真正颠覆我认知的是黑。丹麦有一半地区位于沿海，导致阴天、刮风和下雨是常事，天总是灰的。每年11月到2、3月，更是下午四点不到天就黑了。早上有课的时候，我出门，天是黑的。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天又黑了。整个冬天，几乎见不到阳光。

早上八九点出门，天依然是黑的

北欧是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地区，但也是季节性抑郁高发的地区。这种抑郁因漫长的黑夜与糟糕的天气衍生而来，会持续一整个冬天。在北欧的第二个冬天，我出现了一些季节性抑郁的症状：没日没夜地昏睡，不在昏睡的时候，就开始头痛。

我咨询身边的人有什么应对的策略，朋友向我推荐了光疗灯。一种北欧人家里常见的小灯，放在桌子上，能模拟太阳光的照射。我也去过那种美黑沙龙，可以整个人躺在里面“晒太阳”。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实习，每天四点下班，回到家吃饭、洗澡，然后从五、六点一直到睡觉前，我用各种方式来填满时间，晒灯、做手工、看电影、健身、和人聚会，让黑夜显得不那么漫长。

但等到第四年的冬天，这些方法已经逐渐失效。孤独，让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

交朋友很难，丹麦人的社交圈较为保守，交友圈可能从中学就固定了，几乎不交新的朋友。他们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会定期回家和家人团聚，新员工入职时也会介绍自己的孩子。丹麦人喜欢问“你的梦想是什么？”而他们的梦想大多很简单：去乡下买一幢房子，生几个孩子。

美术馆里，摆满了婴儿车

这可能和北欧的气候有关，大家都需要回到家里，通过与人团聚、交往来抵御冬天与黑夜带给人的孤独。对孤零零去到北欧的我来说，这一切格外难熬。我也尝试过在运动、社交时认识新的朋友，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圈子和生活，最多偶尔出来喝一杯，不会再有深入的交往。

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摸黑出门，去不同的超市乱逛，不为买东西，只是为了找点事做。在提倡“work life balance”的北欧，除了少数的超市和酒吧，几乎没有商家在晚上营业，连商场都关门得很早。到了礼拜天，大部分店直接不开门了，整座城市静得可怕。哪怕我走在路上大声尖叫，也不会有人听到。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流行，情况变得更糟了。丹麦每隔14天更新一次政策，街上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关门了，同一空间的人需要间隔10米、20米，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越来越明显的歧视。大部分时候，丹麦人很平和，但当他们面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时，还是会有一种隐性的歧视。聊天时，我想念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对方却说：“中国不是还有很多人吃不起饭吗？”

每次回国，我都要从国内人肉背回许多调料

疫情期间，他们甚至丢掉了这一层“虚伪”。平时对我很好的同事，会在我感冒时大喊“新冠”，让我离他远一点。走在路上，会被流浪汉骂“滚回去”，我想要和他争论，结果我明明是被丹麦语伤害，还只能用丹麦语反击。

糟糕的天气、孤独的情绪和加剧的歧视叠加在一起，让我的季节性抑郁变成了真正的抑郁。我向公司请了病假，不上班，不出门，除了拿外卖、洗澡和上厕所之外，就无法下床。我睡得很少，凌晨两、三点迷迷糊糊睡着，五、六点又醒了。抑郁紧接着影响到了饮食，最严重的时候，我一个礼拜瘦了7斤。

我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我没有抑郁，冬天都是这样的。我只能又去找心理医生，第一个医生是丹麦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但难以感同身受。我又换了一个别国的心理医生，多少比本地人更理解我，即便有了情绪的出口，我仍然生活得很负面，不笑，也不想和人交流。

黑面包涂猪肝酱或鱼酱，就是一餐

在那个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独自去ATM机取钱，第一个ATM机坏了，我又往前走了10分钟，想找另一个ATM机试试。天空突然开始下起大雪，打在我的眼镜上，化成了水，眼前变得模模糊糊，风也夹杂着雪钻进我的脖子里，变得冰冷。

我哆哆嗦嗦地数完钱，小心放进自己的兜里，又原路走回去。那天的风大得让人踉跄，我一边把手放在兜里担心钱的安全，一边饥肠辘辘地走进附近唯一一家开门的超市，好想吃一碗热汤饭，或者是一些热气腾腾的，能让身体暖和起来的东西。但晚上8点多，超市里的东西几乎都卖完了，只剩下一些土豆、胡萝卜，还有速冻的汉堡和披萨。

那个瞬间，我下定决心不要再过这种生活，我要回国。

躺平的代价

刚毕业的时候，我很认真地考虑过，是留在丹麦工作，还是回国？

我询问了几个国内的朋友。一个朋友在大厂工作，她告诉我她的现状：大小周、加班严重，然后发来了头顶上因为激素失调斑秃的照片。另一个朋友也在一家大公司上班，因为压力，一年里胖了二、三十斤。他们跟我提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工作里的内斗严重，让我想到了在上海实习的经历。出于恐惧，我决定先留在丹麦找工作。

丹麦是一个熟人社会，找人修洗衣机、搬家都要靠熟人介绍，包括找工作。这里人少，公司少，工作机会也少，加上我又是文科生，更显得困难重重。我投了几百份简历，有过一些面试，但都没有下文。最后，我的同学帮我内推了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朝八晚四，没有考勤、加班、绩效和考核，一周工作37个小时。一开始我觉得很新奇、很自由。但后来，自由却成为了缺点。躺平和摸鱼是很爽，但时间长了，我难以获得成就感。我做出来的东西，做得好是这样，做不好也是这样，没有人给我反馈。我的领导一直都是丹麦人，外来者的晋升机会很少。

入职时，我看着合同里写着30多天的长假，心想，哇，太爽了。但我工作了一两年以后，却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休过假。

因为我总在“逃离北欧”。对当地人来说，放假就是纯粹休息，可对我来说，一个多月的假期，我要回国待1～2个礼拜探亲，然后，我要去太阳多的地方疗伤，治愈我的“季节性抑郁”。

假期里，我总要去阳光充足的南欧疗伤

北欧是一个高福利社会，失业金很高，哪怕没有工作也能活下去，职场上没有三十五岁的年龄焦虑，制度上做到了相对的性别平权，教育、医疗免费……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拿到永居身份。这意味着要保证在至少四年、最晚八年的时间里不能失业，达到一定的工资水平，考过丹麦语，并且关注每年变化的政策……同时，从毕业起，就需要缴纳46%的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一旦失业，就连签证都没有了。

北欧人的“躺平”是放弃自己、野蛮生长，但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来说，“躺平”仅仅是找一个双休的、不卷的工作而已。

我意识到，我永远不可能像当地人一样在北欧做到真正的躺平，因为我已经为了躺平，付出太多代价和努力了。

冬天，下午四五点，天已经完全黑了，小区里静得可怕

向往躺平，要学习语言，练习融入，持之以恒地努力生活。向往人少，就要忍受极端的天气与孤独。

向往互相信任的社会氛围，就得默认你的电话、住址乃至购房的价格都在网上统一公开。我曾经因为难以接受设置了关闭，那段时间我回国休假，往国内的银行卡汇过几笔款。丹麦的银行像质问金融诈骗犯一样地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个人信息？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往国外汇款？”

而免费又具人文关怀的就医体验背后，是紧张的医疗资源。我得过一次良性肿瘤，先是从诊所到医院辗转了三个地方，终于等到排队做手术，期间因为有病情更严重的病人，又两次延后了手术时间。医生们的态度都很好，但实在是太漫长了。等我做完手术，距离第一次去诊所看病，已经过去了半年多。

在北欧，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离开北欧，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在这个世界上做选择，一种是坚定选择喜欢的，有什么不好都不管；一种是坚决舍弃不喜欢的，其他再好也不看。

在北欧的五年，让我明白我一定不能在高纬度地区孤独地生活，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在基本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金钱、自由、卷还是不卷，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

我辞职、退租、捐衣服，把这五年所有的生活浓缩成两个行李箱的大小。和朋友道别，一个欧洲女孩，我们约好出去喝一杯。但因为疫情和冬天，所有的饭店都关门了，房东不允许我接待外人，最后，我们在零下几度的大风天里走了一个小时。回家以后，我跑到暖气旁坐了十分钟，才渐渐恢复体温。

这就是我关于北欧的最后一个告别。2020年，我逃离了北欧，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地方。

在北欧生活了五年后，我告别了这间小房间

因为疫情，回国后我需要先隔离两周。隔离群里有人讨论盒饭“不够好吃”，但当我收到盒饭，吃到想念已久的中国菜时，我哭了。像这样的盒饭，我每一顿都认真吃完了。

我开始慢慢适应回国后的生活。一开始我觉得一切都太快了，马路上的行人走得很快、骑电瓶车的人骑得很快、连电梯上都有人在着急走路。每一次红灯结束，绿灯亮起前的两、三秒，一定有人摁着喇叭喊你走，我常常发出像表情包一样的惊叹，“好多人啊”。

但随着我晒到阳光，吃到美食，我的体重开始恢复，作息、饮食变得正常。走在路上，我看到秋天的落叶，看到路边有网红在拍照，有人行色匆匆，我感受到生命力。

回国后去吃海底捞，我第一次看到用机器人送餐，很新奇

在找工作之前，我排除了不想去的公司和岗位。但到了面试，我才发现我的选择余地很小。北欧的几年工作可以说是“养老”，不要说人情世故，连纯粹的职业技能，我都比不上实习生。面试官问我“这个会不会”时，我只能回答“不会”。

我也焦虑过一阵子，但我想，这不就是我回来的原因吗？我试着努力考证、学习，最终进了一家外企，成功转了行。

我意识到，即便是在内卷的环境里，我也是有主动权的。我可以选择去什么样的公司，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世界上没有乌托邦。换一个环境，有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能做的，就是权衡利弊。

北欧的生活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会这么糟糕。只是在绕了这么一大圈以后，我更了解自己了，也有勇气对不想要的东西说“不”。

作者：看客Insight

你可以随便点进一个直播间，关注任意一位秀场女主播，但很难与她们在线下的世界里相遇。在网络的另一端，主播们像住在山洞的蝙蝠，晚上起床，开始直播。白天几乎无法见到她们。大多数时候，只有送外卖和药品的外卖员在她们的出租屋进进出出。有的主播在长达两三年时间，除了拿外卖，丢垃圾，连小区门都没出去过。

长期晒不到太阳，人都有些怕光。因为通宵、失眠，大多数主播身体都不好，有人患上心肌炎，还有的新主播，刚开播一个月，就在家里晕倒。卸下浓厚的妆容和美颜滤镜，现实中的主播气色一个比一个差。

这是王怡霖接触到的底层秀场主播的生存状况。如果不日夜颠倒，挑战自己的生理极限，她们很难在竞争激烈的直播行业中生存。王怡霖是香港大学的博士，今年毕业后将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助理教授。2019年起，她选择中国秀场直播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

如果单看公会的招募启事，当女主播应该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工作。不限学历，对颜值也没有多高的要求，就像一个公会的星探说的那样，“开了美颜，没有丑人”，“是个人就能播”。你不用早起挤地铁，也不用在外奔波。每天工作四个小时，月休五天。只需要化好妆，在家里坐着，陪人聊聊天，说说话，打开直播就能收钱。很多工会，管自己叫“MCN公司”。直播的基地，也叫“网红孵化基地”，很容易让素人产生变成网红明星的遐想。王怡霖看见，有些线下直播室会在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给我变成白富美然后在你未来老公面前抬头挺胸，理直气壮不花他一分钱想买啥买啥！！！”

©王怡霖

这样的工作吸引了很多刚出社会的年轻女孩。这些从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以前可能会流向工厂，现在，她们更在乎能不能被看见，希望能成名快速挣钱，寻找一条更体面的道路。

但真正点进这些直播间，大部分时候，主播都在说，“求求大哥给我点个赞”、“不要走”。花一毛钱，就能获得“0.1元撩主播”的资格。直播间来了一位高等级的大哥，主播们会立马起身欢迎。有时候，突然有人刷了一个价值几千块的礼物，主播会哭得稀里哗啦，不断地说“感谢大哥”，“感谢老铁，我给你鞠躬”。

“给人感觉，就像乞讨一样”。王怡霖说。这些反差和疑惑，也是她想做这项研究的起因，直播是不是满足了这些年轻人的愿望？又对她们的生活造成了哪些影响？到底是什么人在直播，为什么非得直播？封杀平台，鼓励人勤劳奋斗，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这是她想在研究中去展现的问题。

公会不欢迎外人报道这个行业。一个工作人员告诉王怡霖，“这里面发生的事情，如果都让你知道了，把遮羞布给扯下了，我们这个行业就完了。”

2019年3月，王怡霖给20名女主播发去了访谈邀请，但最终只有6位回复了她，都拒绝了更进一步的对话。直到后来，一位即将离职女主播答应了采访。她之所以离职，是因为她和“大哥”之间的关系。

“大哥”支持她一段时间后，就再也没有在直播间里出现。她变得越来越孤独，害怕开播，整个人陷入抑郁状态，严重失眠。刚开始，王怡霖很不理解，直播间的人来来去去，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她没有透露和大哥之间的故事，只是告诉王怡霖，“如果你自己做主播，一定能体会到我的这些感受”。

为了理解女主播们的生活、工作、情感和人际关系，在2019年3月，王怡霖加入成都一家全国排名前十的公会，成为一名全职女主播。

以下是王怡霖的自述：

底层主播

成为女主播的第一步，是懂得如何使用美颜。所有新主播在签约后，都会收到几张“美颜参数调整建议表”：磨平最好不超过60%，让直播画面呈现出一种不失真的美。鼻子直接拉高，头肩比一定要调，瘦脸可以打开40%-80%，这样既上镜，又不会显得有攻击性。“学妹”、“伪素颜”是最能展现幼态、瘦弱、清纯的滤镜，公会的经纪人朵姐说，这样最符合东亚男性的审美。

我在连麦的时候，认识了来自东北的小雨，她24岁，住在一个靠近边境的小城市里。小雨认为自己长得普通，但有了美颜滤镜，“和网红没什么区别。”因为当地常住人口很少，她很难遇到有足够消费力的大哥。哪怕通宵直播，获得的收入，被平台和公会抽成，还不够付电费和饭钱。

“我播一晚上挣五十，还不够买脸上这些化妆品的。口红、粉底液、遮瑕膏、眼影、眉笔、眼线笔、腮红…… 这什么不是钱？还有化妆水、 卸妆水、 面霜……以后就开美颜了，不化了，再也不化了！”

一位女主播的化妆品 ©视觉中国

对于另一位底层主播小婷来说，美颜过滤掉的是她在现实生活中的窘迫。28岁的小婷是位单亲妈妈，前夫突然失业，家里的老人又患了重病，她刚生产不久，就必须在家开始直播。她拉高瘦身的系数，遮住自己尚未恢复的身材。

花不到50块钱，就能在网上买一件质感很差，但足够上镜的衣服。她对此很满意，“开了美颜，穿名牌衣服和便宜衣服都差不多了”。直播只需露出一小块地方，是不是大房子，观众也看不出来。小婷曾给我发来一张家里的照片，在镜头之外，角落里堆杂着奶瓶、尿布、玩具、药盒子和塑料袋。那些不能展露的，才是她的真实生活。

和小婷一样，三十岁的主播丽丽也是一位单亲妈妈。她有两个孩子，还因为欠债，被银行列为失信人员。白天，她清晨６点起床，顾不上打扮，就要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晚上，她坐在直播间里，戴上一张滤镜加持的面具，跟“大哥”们调笑、聊天。美颜开得越夸张，她越觉得安全。只有这样，她才能从容地在两个世界之间切换，不至于在孩子老师、家长面前被认出来。

一位正在直播的女主播 ©视觉中国

跟踪主播两三年来，我发现很多女性坚韧得令人吃惊。最触动我的，是一个我长期关注，但没见过面的主播。在个人账号上，她会发布自己坐月子的视频，晒还没满月的孩子的照片。但在直播软件里，每晚都可以看到她画好妆，像个没事人一样直播，连休息日也没有。为了一点点生存空间，她们会特别拼。

我认识的很多女主播，没有一位是成都本地人。她们大多来自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甚至是贫困县。毕业于职业技术学校的女主播，已经属于高学历群体，很多人早早就辍学。她们中，有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女孩，有些是离异后带着孩子生活的单亲妈妈，或是因为投资、创业而负债的女性。

主播工作是她们能力范围的最优选，就像我的经纪人说的那样，“对一个要照顾两个孩子的离婚女人来说，做直播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她可以尽快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

我在公会的线下直播间里，看到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描述着这些女性的共同愿景：“给我变成白富美然后在你未来老公面前抬头挺胸，理直气壮不花他一分钱想买啥买啥！！！”

然而，只有真正踏进这个行业，才会明白，这条所谓能过上体面生活的捷径，不过是场空洞的幻梦。

可供售卖的痛苦

一开始，我的定位是“才艺主播”。我专门学了200首歌，每个进直播间的人，我也会用笔记记下他们点过什么歌，喜欢什么。

工作人员教我在这个行业生存的法则。比如“五敢”：“敢唱”、“敢喊”、“敢调情”、“敢自黑”和 “敢连”（连麦）。

连麦PK是女主播工作的重点。如果只是坐在镜头前，不愿意连麦PK，就会收到经纪人的警告。我被告知，这是把普通观众转化成为忠实粉丝最好的方法。一个玩家也让我“豁出去”，“你以为这样坐着就会有很多人看？”

PK游戏，可以在关注列表里选一个主播，也可以由算法匹配到其他人。接受挑战的两个主播，会被切入同一个直播画面，进行三轮，总计时长三分钟的PK。谁获得的礼物多，谁就是赢家，输家则必须接受惩罚。

PK什么，如何惩罚，主播们都会提前问各自大哥的意见，看看他们想看什么。单纯的才艺比拼不够吸引人。为了刺激男粉丝送礼，有些女主播会加入一些带有性暗示的表演，比如扭腰，亲吻屏幕，晃动胸部，或是用身体摩擦椅子。

惩罚也带有很强的侮辱性质。我曾经匹配到跟一位男主播PK，输掉比赛后，他让我照着他说的去做，在镜头往下移动，做点头的动作。乍一听，好像并不过分。但有个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发微信告诉我，那个动作有性意味。直播间的人都在笑我，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傻子。

正在直播中的网络主播 ©视觉中国

有一次，我跟一位大主播PK，她说，如果我玩得起，才会考虑和我成为平台好友。“玩得起”是要求我输掉PK，拿一瓶水往衣服里倒，这个惩罚还有一个名字，叫“高山流水”。为了跟大主播建立联系，我也只能接受。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惩罚，比如在脸上画画、把垃圾袋套在头上、光着脚跳到瓶盖上、喝一口水然后吐出来、用透明胶带拔毛等等。

一名女主播曾跟我抱怨，她碰到一个有恋足癖的大哥。“大哥”是指支撑起主播大部分收入的忠实粉丝。输掉比赛时，大哥想出一个惩罚方式，要求她用脚抓起一个小球。这种奇怪的癖好让她觉得很恶心，但她找不到第二个男人，比这个大哥更能花钱。做完惩罚，大哥就会给她刷一个礼物。

看主播被羞辱，是娱乐的一部分，所以别人才会愿意花几千，甚至几万刷礼物。我采访过一个平台上的玩家，他告诉我，在直播间里，当着其他男玩家的面骂脏话、挑逗女主播，操控她们做自己想让她们做的事情，会让他觉得“很释放，很舒服”。

我发现，很多男性玩家看直播，很多时候并不会直接提太露骨的要求。有的大哥会觉得让女主播直接裸露“没意思”，“显得我特别 low”。性是被高度隐藏的，但又无处不在。什么时候释放呢？其实就是在那三分钟的PK里。欲望被藏在游戏里，玩家们才能堂而皇之获得快感。有的人在直播间里说话很文明，加上微信，就开始骂粗话，要求主播发裸露视频。他们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一面，其实也是东亚人对性的一种拧巴的心理。

很多人会觉得，当秀场主播，好像就是坐在那里，跟大哥谈恋爱，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曾经在平台上刷到过一个女主播的直播间。她说自己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直播时，那位母亲穿着一套小丑的衣服，墙上贴着一个礼物表：小心心（0.1元钱）、加油鸭（1.5元）等，大部分是几块钱的小礼物。有的可以让她呱呱叫十声，有的能让她做20个下蹲。现在想起那个画面，还是会让人觉得很难过。

这种游戏甚至慢慢发展到了线下。在长沙最繁华的五一广场，有很多户外主播。他们既在网上连线，又在同一条街上找主播同行PK。我的合作者，董晨宇老师曾经跟我描述他看到过的一个画面。两个主播站在雨里，一个男的撅着屁股，另一个女的在打他的屁股，打得很响。

在这样一种游戏化的情景中，人会说服自己去做一些突破自己底线的事，甚至没意识到这件事已经对自己产生了伤害。

但这种方法的确能奏效。后来，我也是在PK游戏时遇到了我的“大哥”。那天，我输掉了一场PK比赛，被惩罚打屁股。大哥说，当他看到我脸上痛苦的表情，觉得非常内疚。在那之后，他下定决心，要给我刷礼物，帮我赢下其他PK。

平台流行着一句话，叫“主播的嘴，骗人的鬼。主播的脆弱，是鳄鱼的眼泪”。

英雄救美的爱情游戏

平台消费感情，也制造感情。你很难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种充满戏剧张力的情境：试想一下，当你即将面临着在地上爬、或者跳“怼椅子”热舞的羞辱时，在你面前出现的，是某位公爵，君主，甚至帝王（平台上的身份等级，这意味着他们在平台上花费几十万以上）。多少主播盼而不得的礼物从天而降，他用他的慷慨，换来你的尊严、一天的收入，和一场浪漫体验。我接触过的很多女主播，都曾在这种英雄救美的游戏里，被大哥的男子气概深深感动。

那位曾下定决心，让我不再输掉PK的大哥，花了好几万，参加平台的抽奖游戏，抽中了价值4880元的一等奖“私奔到月球”。他告诉我：“其他主播有的东西，我也希望你能拥有，成为第一个送你这份礼物的人。”

直播画面 ©王怡霖

那天晚上，我坐在那里，什么话也不用说，看着一个个特效在面前绽放，体会到了心动的感觉。公会里有一句话，叫做“没有哪个女主播能抵挡大哥的浪漫，也没有哪个大哥能抵挡幸运抽奖的浪漫假象”。即使到最后，我只收到了这些大礼的20%，其他收入都进了平台和公会的口袋。

但这个爱情游戏残酷的地方在于，大哥们不会只喜欢一位主播，他们的新鲜感只能维系几个月，有些更快的，一两个月就没了。

刚开始，我以为女主播靠过硬才艺就能留住人。后来发现，只要胆子大，玩得开就能挣钱，但是直播越久，我越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控制得了的。

如果发现大哥热情减退，主播们常用的一招，就是用各种方式“卖惨”，包括上传自己生病的照片，在朋友圈写伤感小作文，输掉PK时做最狠的惩罚等等。我的一位大哥曾在采访中说，每次看到女主播哭，他都会感到尴尬、内疚。“我会给她送礼物，直播间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大哥，我不想在别人面前丢脸，也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没钱在平台上玩”。但他也讨厌主播的眼泪，“她们在逼我”。

如果发现大哥关注其他人，很多主播会注册匿名小号，跟踪她们的大哥。每天截屏保存大哥主页信息的财富值，如果数字有变动，就能推测大哥在“别的女人”那里花了多少钱。

就像妻子发现丈夫的外遇证据一样，她们会和大哥闹翻，或者要求大哥送更贵的礼物作为补偿。来自上海的25岁大主播佳佳，故意一周不直播，拉黑大哥的账号，让他知道自己吃醋、生气，回来哄她。更极端的时候，她连续三天不间断地直播，用这种挑战身体极限的方式，逼她的大哥回到直播间——刷够礼物，大哥就有权让女主播休息。有的女主播，经受不住连续直播，会在镜头前晕倒，给男性玩家最强烈的情绪刺激。

男粉丝给主播送花 ©视觉中国

很多主播会不知不觉陷入情感的纠葛中。瑶瑶是跟我同期入职的一位主播。她21岁，长得很可爱，以前是专门教小孩跳舞的舞蹈老师。瑶瑶开播没多久，认识不到一个月的大哥，就给她送了两万元的虚拟礼物。为了让瑶瑶登上平台的城市热搜小时榜，大哥还会设闹钟，在小时榜更新之前给她送礼物、做数据。

平时在直播间跳舞，有人会对瑶瑶说一些冒犯的话，大哥就申请成为管理员，把那些人都踢走，当瑶瑶的守护者。在大哥的支持下，瑶瑶月收入很快达到三万。

第三个月，这个没有过什么恋爱经历的女孩沦陷了。大哥到她的城市出差，两个人约在线下见了面。不知道大哥已经有家庭的瑶瑶，成了被动的第三者。

和大哥发展线下关系，大部分都不会长久。瑶瑶很快发现，失去了直播平台那些模仿贵族等级的身份再造，大哥只不过是个普通生意人。虽然有老婆孩子，但长期出差，让他非常孤独，在酒店、宾馆休息的时间，只能靠看直播来打发。

大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喜欢她。瑶瑶之所以能收到的那些大礼，是因为大哥沉溺于平台的抽盲盒、玩转盘活动。平台用游戏的形式，掩盖了它的赌博性质。抽中礼物是一重快感，送给喜欢的主播，换来她们的殷勤，这又是第二重快感。

另一方面，主播和大哥的感情是建立在直播间的环境中。大哥们都不喜欢私下转账，更愿意在直播间当众送礼，他们需要有其他男性玩家见证，被围观、被崇拜，树立一个成功男性形象。

直播间里，大哥送给瑶瑶一个200块钱的礼物。但她不会知道，大哥背后是不是花了2万才抽奖抽到的，这个礼物的价值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但在现实里，瑶瑶收到一根口红，这个礼物明摆着就是两三百块钱。没有观众，快感大打折扣，送礼的人觉得没劲儿，收礼的人也没劲儿。

最后，两个人分开的主要原因，是大哥不愿意放弃他的家庭。瑶瑶一直觉得自己的鼻子不好看，为了挽回大哥，她尝试过整容。还曾在大哥生意做得不顺利的时候借钱给他。有一次，瑶瑶问我，是不是怀了他的孩子，就能留下大哥。趁着大哥睡着，她用他的手机，给大哥的妻子发短信，宣告主权。但这除了惹怒大哥，没有其他作用。

你会发现，彼此仅存的那些温存、浪漫，都随着直播平台环境的消失而消失了。对于年轻女孩而言，什么是好的亲密关系，这些认知都会被改变。瑶瑶就曾告诉我，她可能没办法再喜欢上现实生活中的男孩了。

公会向来不支持主播和大哥私下见面。他们最清楚，秀场直播玩的就是人性游戏。有人贪婪、有人寂寞、有人好色、有人爱面子，主播其实就是利用这些人性的弱点去变现。公会的人常告诫主播，“一旦见了面，你们的关系就完了”。

大哥是谁？

在现实中见到大哥，我才发现他们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出于调研需要，我与十多位长期在平台进行直播打赏的大哥们线下见了面。有的是我直播间的粉丝，有的是直播姐妹介绍来的。当然，他们并不都是消费金额惊人的大哥，但都在直播平台上投入巨大，特别是时间和情感上的付出。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一个川渝地区小镇上与我见面的男性。眼前这个中年男人，正在市场流动摊位上吆喝卖橘子，卖一会儿，就要换一个地方。他身上的T恤洗得发白变薄，露出几个洞眼。

大哥结过婚，他的妻子以前因为打麻将欠钱，为了躲债，跟别人跑了。如今，他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快上中学的孩子。白天，从老家弄些货卖，有时是橘子，有时是核桃。晚上，就到当地一个厂里开车拉货。

我离开之前，大哥扯下几个袋子，一个个装满，让我拎回家吃：“你一定要拿着，我也没什么给你的”。

我总想起他给我装橘子时的样子，很难将他跟平台上那个讲粗话、刷礼物的大哥联系在一起。他有好几个号，在平台上消费过一两万。

在地铁上写田野笔记时，我非常难过，觉得生活这么困难的人，怎么还能诱导人家在直播间里消费？

后来，有很多主播都知道这位大哥不容易，也会劝他别花钱，在直播间里陪着就行了。但当厂里发工资的时候，大哥还是会在直播间里，一晚上花出去几百上千块钱，给几位喜欢的主播一人刷两辆跑车。他对此很骄傲：“你看我这个人就是‘雨露均沾’。”那个阔绰的瞬间，对他来说，就是很重要的。

对于这个生活在欠发达地区的单亲爸爸来说，每天面对的不是打工挣钱，就是两个孩子，生活得很孤独。在平台上，大哥才学会，原来喜欢别人不只是挣了钱拿回家，还可以送花、刷礼物。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浪漫关系。实在没钱时，他也会待在直播间里，陪她们聊天，维持秩序。

一位女主播房间里的毛绒玩偶 ©视觉中国

我接触的大部分大哥，都是从事建筑类行业。工程款一般是滞后的，突然拿到一笔钱时，钱的真实价值变得模糊，他们不会珍惜，而是立马花出去。还有人晚上在工厂里值夜班，或者跑长途，业务压力大，但也有一些空闲的时间。他们都是从周边的乡镇来到大城市，又没办法融入城市的生活。

有大哥跟我吐槽过他们的婚姻和家庭。养孩子压力大，老婆强势，丈母娘又嫌弃他挣不到什么钱。另一位大哥刚成立公司，为了拿下一个成都的项目，天天跟一位很难说话的中间人周旋，“我感觉我自己活得像狗”。

需要满足别人、讨好别人的大哥，在直播间里，从“乙方”变成了“甲方”，获得他们渴望的关注和尊重。平台会根据玩家的消费水平制定身份等级，只要花的钱多，就能脱离平民身份，进入贵族体系，成为骑士、伯爵、帝王。

接触久了就会发现，大哥们其实很脆弱，“玻璃心”，一不小心就会得罪他们。有的时候，在直播间里突然来了个高级别的玩家，主播开始转移注意力，跟新来的人寒暄，有的大哥就会吃醋，“你看，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

下播之后，我发现一个大哥把我拉黑了。他觉得自己没送礼物，受了冷落。主播得时时刻刻哄着他们，“哥哥明天再来”，“不要走，爱你哦”。

回想起在直播间疯狂刷礼物的日子，大哥们到头来都会后悔。我的一位大哥在平台上消费过几十万，因此欠下巨债。在与我最后一次见面时，他给我看了一篇控诉直播平台的小作文，将他所有的失败都归因于被诱导进行直播打赏，特别是直播抽奖。

他在作文中写，原本自己是个“阳光健康”的男性，开了两家公司。出差的时候，朋友跟他推荐了直播平台，说是可以看球赛，还有女主播唱歌。他觉得好奇，就下载了软件，点进去一看，别人都在刷礼物。主播教会他充值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没钱花的时候，为了维护在平台上的成功男士的形象，大哥还会借钱消费。软件里嵌入了微型贷款的业务，很容易就能借到钱。

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公司倒闭，他也欠了债，只能到处打工。每次见面，我都会请他吃饭。平时，他总舍不得在吃饭上花钱，有时候一天就只吃一碗重庆小面。冬天就两套衣服来回换，一凑近就能闻到羽绒服已经穿得带味儿了。

最开始，他还是戒不掉直播。于是跟妻子撒谎，让她给钱应酬，再拿这些钱刷礼物。直到最后跟他关系好的主播也相继停播，最后才把账号卖了。

大哥每天都在后悔，为什么不把心思放在公司运营上，如果几十万还在，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不一样？

绝望劳动

田野调查结束后，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时，老师问我，是不是把这一行写得太灰暗了？在我成为女主播前，我也对那位因抑郁、痛苦而离职的同行有过类似的疑问：至于吗？

王怡霖的博士论文 ©王怡霖

入职五个月，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起初，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以为只要多认识一些行业内的人，能不能留下大哥无所谓。哪怕一天收入就三毛钱，我也不会太过焦虑。但是，当支持者慢慢变多，我也开始收到“跑车”、“私奔到月球”的礼物，那一刻，自己就像是个明星，觉得飘飘然。这些东西都会放大人的欲望。

下播之后，我躺在床上，耳朵刚被那些低音炮网络神曲轰炸了几个小时，隐隐发痛，听力下降，大脑却变得更活跃。我也开始失眠，被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淹没：明天那些人还会不会来？还能不能收到礼物？无论获得了什么，有多么开心，一觉醒来，一切都可能随时失去。

和很多主播一样，我也开始自觉延长直播时间，从开始的五个小时，延长到七个小时，不间断地唱歌、聊天，从那时起，我患上了慢性咽炎，到现在都一直影响着我。

因为直播时间够长，我还拿到了公会的月度“直播之星”。奖品不是现金，而是直播间的一个虚拟“城堡”礼物。按照分成规则，我只能拿到20%。也就是说，我拼死拼活加班，公会还要从我的奖励里分走大部分钱。

下播不意味着工作结束，我从靠背椅挪到床上，继续打开软件，和玩家维系感情：“大哥起床了没？吃饭了吗？今天有什么安排？我下午三点开播，你要不要来？”

曾经无法接受PK羞辱游戏的我，也开始教刚入行的新人，怎么能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呢？你不去做怎么可能会有机会？在这个环境中，人会渐渐被异化。

那段时间，有朋友问我，做主播快半年的时间，怎么没见你搞学术，发论文？

做这行久了，人的注意力、精力，都会被平台吞噬，对真实的生活提不起兴趣。我每天都会感到巨大的空虚感，但还是不受控地打开直播平台，连看本书来充实自己也做不到。很多主播告诉我，以前还会刷剧、看综艺，做了主播后，再也没看过了。四五个月后，尽管我播得不错，但我还是意识到，这种生活不能再过下去了。

我和主播佳佳生活过一周，她是我们当中播得最好，最挣钱的明星主播。七天里，她从来没有跟我一起到房间睡觉，每天结束直播，就在地上坐着，要么呆呆看着窗外直到天亮，要么一直在刷同等级主播的直播间，学习别人是怎么做的。哪怕是休息日，脑子里也都在想这些。我参加女主播的聚会，发现大家都拿着手机和大哥聊天，或是看别的直播。

很多主播一天到晚待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在我跟踪她们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除了拿外卖，有人连小区也没出去过。我关注的一个主播，长期在社交软件上发到医院打点滴的照片。

大哥在主播身上花的钱多了，也会索求回报。有一位支持我的榜二大哥，一连好几天都不来我的直播间。他明明知道，那段时间我直播的数据多么惨淡。后来，我忍不住问他，到底要我做什么？他回复我：“你那么聪明，肯定知道的，哥哥就看你的表现。”他希望能来我的城市见面，或者让我飞到他的城市陪他。

前期，我在公会线下演播室直播时，有人送了我一个小礼物，发来私信：“等会儿接你下班。”平时，主播为了吸引来自附近的流量，会开启定位。玩家就能看见，双方的距离显示1000米、500米，还是100米。

公会的线下直播间 ©王怡霖

有的玩家能在直播间看到主播背后的窗口，根据广告牌或者街景推断主播的位置。在我直播时，看到过一条弹幕：“我知道你在XX写字楼的第几层，那里面全是主播。”那一刻，我很害怕，我根本看不见任何人，但他们却知道我的具体信息。

如果玩家痴迷于平台的抽奖游戏，欠了钱还不上，最后都会算到主播头上。一些人会找到主播讨债，他们会觉得，“我是为了给你抽盲盒，刷礼物，才在上面花了钱”。实际上，主播只能从这里礼物中得到20%～30%，最高也不超过50%。我认识的一位主播，为了躲避大哥上门讨债，注销了账号，搬了家，一连换了六个直播平台，最后只能躲到一个国外的非法平台。

在平台卧底五个月后，为了能和访谈对象见面，深入了解他们的真实线下生活，我辞职离开了这个行业。我可以自由选择，其他主播们却退无可退。在微信朋友圈，我常常看到那些主播朋友们不断地停播又复播。她们都跟我提到过，不想再当秀场主播，又找不到其他的路可走。

这些女孩们学历不高，只能找到前台这类工作，3000块钱工资，连负担自己的生活开销都成问题。

一位女主播转行到直播带货行业，加入选品团队。她很快发现，这份工作比秀场主播还累。每天要把直播过的几千个商品输入系统，写评价，想文案，记录每种商品的优惠机制。厂家寄来的样品，都要自己先尝试，各类防脱发的洗发水，一瓶瓶往头上抹。入职后，工资从原本许诺的一万变成了五千，比她当主播时还低。一切合作都是不规范的，连份合同也没有。

每次做直播行业调研的分享，总有人批评秀场直播，认为应该取缔这些平台。但我发现，这类直播平台至少是合法的，受到监管。如果她们没办法在绿色平台上生存，就会被挤压到非法空间。

我认识的一位主播，因为播得不好，被介绍到一个赌博的灰色平台。只有通过特定的链接，摁掉提示有病毒的弹窗，才能下载那个软件。她的工作是负责直播足球比赛，玩家买球、充值，都会专人对接。没过多久，她就接到了“警局”的电话，说她从事非法活动，必须配合清查资金。她一着急，到处借钱，给对方转去了十来万。等到发现是电信诈骗，也不敢报警，不敢求助，“人家会说你自己也不干净”。

所以，在论文里，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叫“绝望劳动”。主播们必须在各种嵌套的不确定中，不断地有策略地挑战平台规则，甚至采用自我伤害的手段来获得有限的生存空间。她们剥削自己，伤害自己，同时也获得一些受人关注和喜爱的“高光时刻”。当她们希望开始新的生活，却发现秀场直播已经是最好，收入最高的选择。我希望“绝望劳动”这个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们所处行业以及人性、欲望的复杂性。

做这个研究，我常常有种无力感。几年过去，很多女主播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个行业。对她们来说，直播行业还能提供一种妄想。就像一位在家带孩子的主播给我展示的那样，她的大哥一月内在直播间里花了9万。她能从其中获得30%，相当于一笔巨款。

在她小时候，因为家里困难，高中还没读完就辍学了。如今她年过三十，没有什么过硬的技能，为了照顾孩子不能离家太远，生活处处受限。

对这些主播而言，想打破这种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只能等待天降“神豪”，在这场赌局里开出一个大奖。

By 谷雨实验室